中医当代教育的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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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30日
匡 萃 璋
当代中医教育从上世纪50年代末算起，已有40多年的历史。中医界对其效果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肯定者可以列举若干数据：如培养本科生、硕士、博士各多少，成长为教授、主任医师、硕导、 博导、院士多少等等，成绩蔚为壮观。否定者则甚至悲观到哀叹：“辛辛苦苦四十年，培养中医掘墓人”!这样强烈的意见对立为什么会产生？它对当代中医教育的改革提出了什么问题？笔者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这一视角，来试作探讨。
一、“江山代有才人出”
上世纪50至70年代，中医队伍有自己的佼佼者，如蒲辅周、岳美中、秦伯未等。用今天的称谓，叫“学术带头人”。他们在中医临床与学术研究上成为中医界的楷模，在他们的培育下，数以千计的新一代中医成长起来。这其中的佼佼者，当以王永炎院士为代表。应该说是 “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是，比较师生两代的知识结构与学术取向，可以说是大相径庭的。就其对现代科学知识与方法的掌握运用而言，学生显然远胜于先生。但就中医临床与传统学术的造诣而言，学生是青出于蓝，还是略逊一筹，还是师生各行其道呢？如果更将目光延伸到王院士的学生辈，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学术轨迹与蒲、岳、秦等师祖辈已渐行渐远。设想他们中的佼佼者再成长为“学术带头人”时，其学术轨迹与蒲、岳、秦辈将相去几何呢？
由此可见，前述悲观者的哀叹，应非虚语!这种“繁荣”中的“衰败”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当代中医教育竟会孕含如此严重的矛盾，导致如此强烈的“异化”呢？笔者认为，答案应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中去寻找。
二、中医学的传统文化特性
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也就是说中医学是传统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科学，它带有传统文化的本质特性。这种特性在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逻辑推理、概念体系、技术手段等各个层次都一以贯之地体现了出来。就世界观而言，传统文化是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在中医学中，人即被视为世界的一部份，“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而同时人又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被中医学认识的，“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中医就是企图从整体上把握和调控这“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的人体生命。而要认识这世界和人体，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又不能置身于世界与生命之上来审视它们，而只能作为世界与生命中的一员来体察、揣测、领会它们。因此传统文化的认识论就不是“主客两分”地强调“客观”认识，而是“物我一体”、“体物会心”、“司内揣外”、“司外揣内”地“物我交融”的“内景”。于是在方法学上传统文化就必须使用整体关联、辩证互补、系统协和的“整体”方法(而不是用机械的、分割的、还原的方法)来建构它的体系。进而在推理方法上，传统文化只能运用“容中的”(不是“排中的”)、“互补的”(违反“矛盾律”的)辩证逻辑来完成其推理。结果就使传统文化中的概念与概念体系具有整体的、辩证的、互补的、模糊的种种特性。最终在技术手段上体现出整体调控的独特优势，从政治上宰相的“燮理阴阳”到中医的“察其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因此，传统文化的特异素质，是由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这些“基因”所决定的。同理，作为传统医学的中医学的特异素质，也是为上述“基因”所决定的。
传统文化与传统医学的这种特异素质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中医学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为坐标来分辨人的病证状态，这与现代医学的病因、病理、病灶分类方法就无法类比。又如，中医学总是企望从复方配伍中去发现系统(方剂)的最大值(疗效)，而现代药学却总是企望从单味药物的深入分析中去发现有效的“单体”，二者在方法上的取向是恰恰相反的。中医学的“八纲”、“四气”、“五味”与《易经》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一脉相承的；现代药学的分析方法与“原子论”、“分子论”、“门捷列夫周期律”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传统与现代的根本差异。
三、传统文化的兴衰历程
传统文化在古代中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悠悠五千年而不衰的中华文明，就是最为雄辩的事实。先秦祖先“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的绵绵情歌，依然能被今日的我们直接阅读；甲骨上的文学与今日的汉字依稀形似，这都令我们平添自豪。表现在医学上尤其如此，中医学是世界上体系最完整、功能最完备、社会覆盖面最广的传统医学。更不论儒学的“道统”支撑中国封建社会二千余年，创造出“万国衣冠朝冕琉”的汉唐盛世直到康熙、乾隆，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至到19世纪末还产生出一位“内圣外王”之典范的中兴名臣“曾文正公”来。
可是，正当儒家“道统”地位日隆，“为己之学”探求日深的时候，西方“蛮貊”却发展出一套以“原子论”、“实证论”、“还原论”为特征的“新文化”或“现代文化”。这种文化与传统文化在“基因”上有着根本的差别。它所化生出的强大“资本欲望”以“坚船利炮”为手段频频叩关，对传统文化发动挑战，使传统文化面临亘古未有的 “世变”。最初，“天朝”以为中西之差异仅在利器之末，只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后，又欲“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最终，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才不得不与传统作最后的决裂。于是，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时，新文化的精英们对中医学也一并口诛笔伐。在 “五四”前后像胡适、丁文江等名人都以骂中医、骂京戏为时髦。其最沉痛者莫过于鲁迅先生的名言：“我们自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发展，倘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它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统统踏倒它!”其后，至20年代有余云岫“废止中医案”的提出，亦可谓事出有因了。丁文江是地质学家，他以为中医不科学，骂骂也还罢了，而连带骂到京戏，就说明他的鞭挞是针对整个传统文化，连传统艺术也不能幸免。其时还有一位钱玄同先生，连汉字、汉语都欲一并废除之，可见在“救亡图存”的生死关头，时代氛围之焦虑与惶恐。中医与京戏一样“坠续微茫”，能薪传不绝只不过是因为其时还“有人看”而已。对于当时的执政者而言，姑且待“新医”日盛而“旧医”自然衰微，毋劳禁绝而任其自绝，岂非无为而治!可见“传统”之让位于“现代”，“新文化”之替代“旧文化”，应走进化之常，大势所趋，岂是守旧者之能守的!
四、“伟大的宝库”与文化自信
毛泽东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作为一位“革命导师”和政治领袖，而不是科学家更不是医学家毛泽东，他是根据什么做出这一论断的呢？在毛的论断发表后约半个世纪的今天来做历史的回顾，应该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救亡图存”历史任务的完成，使时代氛围已从20-30年代的焦虑、惶恐中解脱了出来，这就使毛泽东这样对传统文化有深刻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找回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据说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对毛泽东的举措唯一不反对的，就是这“保存中医”一项。可见这一举措的“非政治”的文化含义。但是，对这一宝库的整理提高以什么为工具、靠什么人？毛泽东又将目光转向了掌握现代科学工具的西医，号召西医学习中医，并企望从中培养出若干“理论家”。这又说明，文化的自信尚不能等同科学的自信，因为传统文化中毕竟太少科学。胡适说：西医知道病因，不能治好病，是科学；中医能治好病，不知道病因，所以不是科学(时至今日仍有人认为中医是“文化现象”不是科学。)在这种背景下，中医学院开始建立，当代中医教育从此发轫。
五、“路漫漫其修远”
1956年首批中医大学生入校，他们与其后入学的历届师弟一样，在小学、初中、高中接受的都是现代文化科学教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他们的信念，对中医学(科学地)整理提高是他们的使命，继承只不过是手段、是前期工作。于是在学习中对中医的理论、经典、概念、逻辑都抱一种怀疑的态度，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来看待，何况这些东西与从小学到高中建立起来的现代科学思维模式是如此地格格不入，如此地不兼容。与此同时，并行学习的现代医学课程则不断强化先入的现代思维模式。所以中医学能提供给学生的仅仅是“以方治病”的“技”，而对此“技”赖以产生的“道”则置之勿论，或一言以蔽之曰“经验”。所以从一开始传统文化与传统医学的弱势就已确立，其被审视、被研究、被整理、被提高的被动地位就已固定。
60年代笔者也是中医本科生之一员，当姜春华、沈自尹先生关于“肾阳虚”研究的论文在《中医杂志》发表时，笔者的兴奋与钦慕，至今尚能记忆。当时以为，姜、沈二先生的研究方向才是我们这些新一代中医的学术取向。由此可见，新一代中医的学术立场一开始就立定在“现代”这一边，并没有因为身在“中医学院”而向传统“归化”。也是60年代毕业的一位学长自我评价说，中医学院的毕业生，其实是“中西结合的”，经过十余年的成长后，他们已能替代最初由“西学中”专家开创的中医研究(应为“研究中医”)的工作。这些实事求是的言论，客观地反映了当代中医教育的实际轨迹。
当然，中医本科毕业生中的大多数走上了中医临床岗位，他们的学术历程也值得做一番跟踪。新一代中医思想深处一直背负两个“十字架”，即两个坐标。一个是现代医学的坐标，即疾病诊断标准和疗效判断标准；另一个是中医的坐标，即八纲、六经等辨证诊断标准。这两个坐标相比较，现代坐标总是更重、更实、更硬；而传统坐标无形中变轻、变虚、变软。
例如，住院部收治一个“咯血”病人，医师接诊时首先考虑的是“明确诊断”，即是什么病？是肺炎、肺结核、支气管扩张、血液病、肺癌……还是其它？由此而推出一系列的检查、分析和治疗。至于中医的诊断，是风热犯肺、秋燥伤肺、木火刑金、气不摄血……显然己退居次要、从属的地位，甚至被完全淡化。久而久之，传统坐标在新一代中医的学术理念中，不但未加强，反而被削弱、被遗忘、甚至被否定。就中医的临床水平而言，新一代中医要“青出于蓝”，实不免气怯。未必是他们比老师愚鲁，而是从学中医之初，即被“矮化”为“经验技术”的传统文化科学始终未能走出现代坐标的阴影。或者说传统文化并未在新一代传承者思想中扎根，更无论开花结果了。
70年代末，中医也有了研究生教育。其以肾的研究、脾的研究、瘀血与活血化瘀研究为样板，纷纷建指标、造模型、统计对比、深入微观、追逐分子水平、基因与后基因……一届又一届的硕士、博士们的确接下了由“西学中”专家们开创的“研究中医”的接力棒。在这些中医学博士与硕士的思想中，现代科学的思维模式无疑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传统的观念能不日渐式微么？据说这些年培养的中医博士们，绝大多数在研究机构“研究中医”(陆广莘先生认为，“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是两回事)。这些事实正说明，中医高层教育培养的人材，其“现代性”逐代增强，而传统性逐代减弱。这就无怪乎会出现“辛辛苦苦四十年，培养中医掘墓人”的哀叹!
六、重建传统科学的自信
毫无疑问，现代文化是当今的强势文化。在中华民族追求“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文化的普及与加强是绝对必要的。“芳林新叶摧陈叶”、“长江后浪推前浪”，正是辩证法的胜利，理应为之欢呼鼓舞。而令老一辈中医专家不能释怀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又把我们带回到19世纪末的“体用之争”。
当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时，严复驳斥道：“体用者，即以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则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某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为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我们今天看到了中医之“用”，但是我们不承认中医之“体”。所谓“中医现代化”、“研究中医”，实质上是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也就是想“以牛为体则以马为用”，这显然是南辕北辙、自相矛盾的。
多年来，研究中医之所以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此。近50年的当代中医教育之所以导致“异化”，原因也在于此。老一辈中医专家不能释怀的，也正在于此。“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其中的宝贝决不止藏于青蒿中的“青蒿素”，藏于玄胡索中的“玄胡索乙素”，藏于青黛中的“靛玉红”……而其实是藏于中医学的学术体系中，这体系才是中医学之“体”，才是“至宝”。
要承认中医学之有“体”，实质上就是要承认中医学术体系据以产生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科学性。这个问题在中国学术界还是一个疑团。《读书》杂志2001年第9期刊载田松先生《科学话…语权的争夺及策略》一文，文中介绍了2000年8月20日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座谈会”，并对“有”、“无”两派的意见作了介绍和评述。其中田松先生一段议论更值得中医同道深思：“比如中医，因为它高明有效，我们就说它是科学，但是一旦说它是科学，它就应该符合科学的基本原理，所以就要用科学的也就是西医的理论和方法去规范它。这种中西医结合的结果就是现在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都不会号脉，最后必然使中医消亡，只剩下中药在西医的体系中苟延残喘或发扬光大。所以，即使从热爱传统文化的角度讲，我也要坚决反对说中医是科学。”田先生指出中医被科学规范得行将消亡的现状，可谓一针见血，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科学只能有一“体”？科学为什么不能是“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呢？
导致中医行将消亡，不是科学的错，而是“科学一元论”的错，或者说是“科学霸权主义”的错。现代科学的伟大成功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使人们对科学产生一种近乎宗教的崇信。似乎舍科学而外无真理，舍现代科学而外无科学。于是就产生了田先生所说的“科学话语权的争夺”。
笔者认为站在中医的角度，其“策略”应该是：一，你有你的奶牛，我有我的黄牛。二，你的奶牛乳多，我的黄牛肉嫩。三，引进你的奶牛，我家就有两头牛。四，千万别“人工授精”、“奶牛化”，丧失了黄牛的“基因优势”。五，如果因为黄牛不属于奶牛的“谱系”，就“座谈”一番“我家祖上有无牛”，岂不见笑遐方!
要知道，除现代科学以外还有科学，这就是传统科学。传统科学是人类知识发展的早期从整体出发来认识世界而构建的“知识系统”。中医学就是其最典型的代表。从整体出发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最集中地体现在儒家的典藉《周易》之中。正如荣格所说：“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它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理来认识世界的其它古代科学，都已消亡了，唯独中医学孑留至今。这是因为：一，临床疗效的检验与反馈为中医学提供了发展和修正自己的实践基础；二，人具有其它认识对象所不具备的最大的整体性，使这一原理的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以“还原论”为方法的现代科学对整体性的认识还是“盲区”。
概而言之，中医学有自己的原理，即自己的“体”，这就是“整体论”；现代科学也有自己的“体”，即“还原论”。以还原论的方法规范整体论的中医，故中医必然消亡；而要保存和发扬中医，则必须强化中医对自身的原理和 “体”的认识和应用。
七、强传统之体，宏中医之用
蒲辅周、岳美中、秦伯未等老专家一生都在学习、应用和研究中医学术。他们不是仅把继承当“前期工作”，他们的学术轨迹就是“强传统之体，宏中医之用”，是“体用一致”的。60年代毕业的新一代中医已开始偏离这一轨迹，传统之体渐弱，中医之用难宏。其后的以“实验研究”为主的硕士、博士们则是“现代之体渐强，中医之用勿论”。“异化”的轨迹清晰可辨。
导致“异化”的原因，首先是在观念上隐含的“科学一元论”，否认传统科学之“体”，进而在教学与研究，甚至临床上用西医的理论和方法规范中医(试看中医学院历版教材，其修订轨迹就是越新越远离传统)。于是培养的学生就“不会号脉”(甚至根本就不信、不愿、不屑号脉)。或者学习日本“小柴胡冲剂治乙肝”的思路：以西医诊断用中医之药，“以牛之体，致马之用”。因此可以说，今天的中医队伍在学术上已发生“畸变”--非牛非马，何以致用？这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在当代中医教育中所表现出来的胜负强弱之势。
“势”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们挟强大的现代文化之力，欲将中华民族置于生死存亡之地；而国人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时，则欲将中医、京戏、汉字、汉语一并扫除。上世纪中期，保存中医成为民族文化自信得以恢复的象征；而以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对现代化的追求却造成了“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的潮流。现在进入21世纪了，随着国势日增、国运日昌，中国人应该更有信心地面对曾经无比辉煌的传统文化，也应该重新思考严复的话：“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中医工作者更应该率先醒悟、率先自立自强。有了观念上的觉悟，正确的道路就一定能找到。
愿21世纪的中医教育，能够办成“强传统之体，宏中医之用”的，体用一致的中医教育!
当代中医教育从上世纪50年代末算起，已有40多年的历史。中医界对其效果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肯定者可以列举若干数据：如培养本科生、硕士、博士各多少，成长为教授、主任医师、硕导、 博导、院士多少等等，成绩蔚为壮观。否定者则甚至悲观到哀叹：“辛辛苦苦四十年，培养中医掘墓人”!这样强烈的意见对立为什么会产生？它对当代中医教育的改革提出了什么问题？笔者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这一视角，来试作探讨。
一、“江山代有才人出”
上世纪50至70年代，中医队伍有自己的佼佼者，如蒲辅周、岳美中、秦伯未等。用今天的称谓，叫“学术带头人”。他们在中医临床与学术研究上成为中医界的楷模，在他们的培育下，数以千计的新一代中医成长起来。这其中的佼佼者，当以王永炎院士为代表。应该说是 “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是，比较师生两代的知识结构与学术取向，可以说是大相径庭的。就其对现代科学知识与方法的掌握运用而言，学生显然远胜于先生。但就中医临床与传统学术的造诣而言，学生是青出于蓝，还是略逊一筹，还是师生各行其道呢？如果更将目光延伸到王院士的学生辈，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学术轨迹与蒲、岳、秦等师祖辈已渐行渐远。设想他们中的佼佼者再成长为“学术带头人”时，其学术轨迹与蒲、岳、秦辈将相去几何呢？
由此可见，前述悲观者的哀叹，应非虚语!这种“繁荣”中的“衰败”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当代中医教育竟会孕含如此严重的矛盾，导致如此强烈的“异化”呢？笔者认为，答案应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中去寻找。
二、中医学的传统文化特性
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也就是说中医学是传统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科学，它带有传统文化的本质特性。这种特性在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逻辑推理、概念体系、技术手段等各个层次都一以贯之地体现了出来。就世界观而言，传统文化是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在中医学中，人即被视为世界的一部份，“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而同时人又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被中医学认识的，“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中医就是企图从整体上把握和调控这“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的人体生命。而要认识这世界和人体，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又不能置身于世界与生命之上来审视它们，而只能作为世界与生命中的一员来体察、揣测、领会它们。因此传统文化的认识论就不是“主客两分”地强调“客观”认识，而是“物我一体”、“体物会心”、“司内揣外”、“司外揣内”地“物我交融”的“内景”。于是在方法学上传统文化就必须使用整体关联、辩证互补、系统协和的“整体”方法(而不是用机械的、分割的、还原的方法)来建构它的体系。进而在推理方法上，传统文化只能运用“容中的”(不是“排中的”)、“互补的”(违反“矛盾律”的)辩证逻辑来完成其推理。结果就使传统文化中的概念与概念体系具有整体的、辩证的、互补的、模糊的种种特性。最终在技术手段上体现出整体调控的独特优势，从政治上宰相的“燮理阴阳”到中医的“察其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因此，传统文化的特异素质，是由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这些“基因”所决定的。同理，作为传统医学的中医学的特异素质，也是为上述“基因”所决定的。
传统文化与传统医学的这种特异素质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中医学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为坐标来分辨人的病证状态，这与现代医学的病因、病理、病灶分类方法就无法类比。又如，中医学总是企望从复方配伍中去发现系统(方剂)的最大值(疗效)，而现代药学却总是企望从单味药物的深入分析中去发现有效的“单体”，二者在方法上的取向是恰恰相反的。中医学的“八纲”、“四气”、“五味”与《易经》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一脉相承的；现代药学的分析方法与“原子论”、“分子论”、“门捷列夫周期律”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传统与现代的根本差异。
三、传统文化的兴衰历程
传统文化在古代中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悠悠五千年而不衰的中华文明，就是最为雄辩的事实。先秦祖先“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的绵绵情歌，依然能被今日的我们直接阅读；甲骨上的文学与今日的汉字依稀形似，这都令我们平添自豪。表现在医学上尤其如此，中医学是世界上体系最完整、功能最完备、社会覆盖面最广的传统医学。更不论儒学的“道统”支撑中国封建社会二千余年，创造出“万国衣冠朝冕琉”的汉唐盛世直到康熙、乾隆，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至到19世纪末还产生出一位“内圣外王”之典范的中兴名臣“曾文正公”来。
可是，正当儒家“道统”地位日隆，“为己之学”探求日深的时候，西方“蛮貊”却发展出一套以“原子论”、“实证论”、“还原论”为特征的“新文化”或“现代文化”。这种文化与传统文化在“基因”上有着根本的差别。它所化生出的强大“资本欲望”以“坚船利炮”为手段频频叩关，对传统文化发动挑战，使传统文化面临亘古未有的 “世变”。最初，“天朝”以为中西之差异仅在利器之末，只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后，又欲“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最终，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才不得不与传统作最后的决裂。于是，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时，新文化的精英们对中医学也一并口诛笔伐。在 “五四”前后像胡适、丁文江等名人都以骂中医、骂京戏为时髦。其最沉痛者莫过于鲁迅先生的名言：“我们自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发展，倘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它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统统踏倒它!”其后，至20年代有余云岫“废止中医案”的提出，亦可谓事出有因了。丁文江是地质学家，他以为中医不科学，骂骂也还罢了，而连带骂到京戏，就说明他的鞭挞是针对整个传统文化，连传统艺术也不能幸免。其时还有一位钱玄同先生，连汉字、汉语都欲一并废除之，可见在“救亡图存”的生死关头，时代氛围之焦虑与惶恐。中医与京戏一样“坠续微茫”，能薪传不绝只不过是因为其时还“有人看”而已。对于当时的执政者而言，姑且待“新医”日盛而“旧医”自然衰微，毋劳禁绝而任其自绝，岂非无为而治!可见“传统”之让位于“现代”，“新文化”之替代“旧文化”，应走进化之常，大势所趋，岂是守旧者之能守的!
四、“伟大的宝库”与文化自信
毛泽东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作为一位“革命导师”和政治领袖，而不是科学家更不是医学家毛泽东，他是根据什么做出这一论断的呢？在毛的论断发表后约半个世纪的今天来做历史的回顾，应该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救亡图存”历史任务的完成，使时代氛围已从20-30年代的焦虑、惶恐中解脱了出来，这就使毛泽东这样对传统文化有深刻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找回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据说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对毛泽东的举措唯一不反对的，就是这“保存中医”一项。可见这一举措的“非政治”的文化含义。但是，对这一宝库的整理提高以什么为工具、靠什么人？毛泽东又将目光转向了掌握现代科学工具的西医，号召西医学习中医，并企望从中培养出若干“理论家”。这又说明，文化的自信尚不能等同科学的自信，因为传统文化中毕竟太少科学。胡适说：西医知道病因，不能治好病，是科学；中医能治好病，不知道病因，所以不是科学(时至今日仍有人认为中医是“文化现象”不是科学。)在这种背景下，中医学院开始建立，当代中医教育从此发轫。
五、“路漫漫其修远”
1956年首批中医大学生入校，他们与其后入学的历届师弟一样，在小学、初中、高中接受的都是现代文化科学教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他们的信念，对中医学(科学地)整理提高是他们的使命，继承只不过是手段、是前期工作。于是在学习中对中医的理论、经典、概念、逻辑都抱一种怀疑的态度，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来看待，何况这些东西与从小学到高中建立起来的现代科学思维模式是如此地格格不入，如此地不兼容。与此同时，并行学习的现代医学课程则不断强化先入的现代思维模式。所以中医学能提供给学生的仅仅是“以方治病”的“技”，而对此“技”赖以产生的“道”则置之勿论，或一言以蔽之曰“经验”。所以从一开始传统文化与传统医学的弱势就已确立，其被审视、被研究、被整理、被提高的被动地位就已固定。
60年代笔者也是中医本科生之一员，当姜春华、沈自尹先生关于“肾阳虚”研究的论文在《中医杂志》发表时，笔者的兴奋与钦慕，至今尚能记忆。当时以为，姜、沈二先生的研究方向才是我们这些新一代中医的学术取向。由此可见，新一代中医的学术立场一开始就立定在“现代”这一边，并没有因为身在“中医学院”而向传统“归化”。也是60年代毕业的一位学长自我评价说，中医学院的毕业生，其实是“中西结合的”，经过十余年的成长后，他们已能替代最初由“西学中”专家开创的中医研究(应为“研究中医”)的工作。这些实事求是的言论，客观地反映了当代中医教育的实际轨迹。
当然，中医本科毕业生中的大多数走上了中医临床岗位，他们的学术历程也值得做一番跟踪。新一代中医思想深处一直背负两个“十字架”，即两个坐标。一个是现代医学的坐标，即疾病诊断标准和疗效判断标准；另一个是中医的坐标，即八纲、六经等辨证诊断标准。这两个坐标相比较，现代坐标总是更重、更实、更硬；而传统坐标无形中变轻、变虚、变软。
例如，住院部收治一个“咯血”病人，医师接诊时首先考虑的是“明确诊断”，即是什么病？是肺炎、肺结核、支气管扩张、血液病、肺癌……还是其它？由此而推出一系列的检查、分析和治疗。至于中医的诊断，是风热犯肺、秋燥伤肺、木火刑金、气不摄血……显然己退居次要、从属的地位，甚至被完全淡化。久而久之，传统坐标在新一代中医的学术理念中，不但未加强，反而被削弱、被遗忘、甚至被否定。就中医的临床水平而言，新一代中医要“青出于蓝”，实不免气怯。未必是他们比老师愚鲁，而是从学中医之初，即被“矮化”为“经验技术”的传统文化科学始终未能走出现代坐标的阴影。或者说传统文化并未在新一代传承者思想中扎根，更无论开花结果了。
70年代末，中医也有了研究生教育。其以肾的研究、脾的研究、瘀血与活血化瘀研究为样板，纷纷建指标、造模型、统计对比、深入微观、追逐分子水平、基因与后基因……一届又一届的硕士、博士们的确接下了由“西学中”专家们开创的“研究中医”的接力棒。在这些中医学博士与硕士的思想中，现代科学的思维模式无疑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传统的观念能不日渐式微么？据说这些年培养的中医博士们，绝大多数在研究机构“研究中医”(陆广莘先生认为，“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是两回事)。这些事实正说明，中医高层教育培养的人材，其“现代性”逐代增强，而传统性逐代减弱。这就无怪乎会出现“辛辛苦苦四十年，培养中医掘墓人”的哀叹!
六、重建传统科学的自信
毫无疑问，现代文化是当今的强势文化。在中华民族追求“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文化的普及与加强是绝对必要的。“芳林新叶摧陈叶”、“长江后浪推前浪”，正是辩证法的胜利，理应为之欢呼鼓舞。而令老一辈中医专家不能释怀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又把我们带回到19世纪末的“体用之争”。
当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时，严复驳斥道：“体用者，即以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则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某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为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我们今天看到了中医之“用”，但是我们不承认中医之“体”。所谓“中医现代化”、“研究中医”，实质上是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也就是想“以牛为体则以马为用”，这显然是南辕北辙、自相矛盾的。
多年来，研究中医之所以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此。近50年的当代中医教育之所以导致“异化”，原因也在于此。老一辈中医专家不能释怀的，也正在于此。“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其中的宝贝决不止藏于青蒿中的“青蒿素”，藏于玄胡索中的“玄胡索乙素”，藏于青黛中的“靛玉红”……而其实是藏于中医学的学术体系中，这体系才是中医学之“体”，才是“至宝”。
要承认中医学之有“体”，实质上就是要承认中医学术体系据以产生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科学性。这个问题在中国学术界还是一个疑团。《读书》杂志2001年第9期刊载田松先生《科学话…语权的争夺及策略》一文，文中介绍了2000年8月20日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座谈会”，并对“有”、“无”两派的意见作了介绍和评述。其中田松先生一段议论更值得中医同道深思：“比如中医，因为它高明有效，我们就说它是科学，但是一旦说它是科学，它就应该符合科学的基本原理，所以就要用科学的也就是西医的理论和方法去规范它。这种中西医结合的结果就是现在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都不会号脉，最后必然使中医消亡，只剩下中药在西医的体系中苟延残喘或发扬光大。所以，即使从热爱传统文化的角度讲，我也要坚决反对说中医是科学。”田先生指出中医被科学规范得行将消亡的现状，可谓一针见血，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科学只能有一“体”？科学为什么不能是“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呢？
导致中医行将消亡，不是科学的错，而是“科学一元论”的错，或者说是“科学霸权主义”的错。现代科学的伟大成功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使人们对科学产生一种近乎宗教的崇信。似乎舍科学而外无真理，舍现代科学而外无科学。于是就产生了田先生所说的“科学话语权的争夺”。
笔者认为站在中医的角度，其“策略”应该是：一，你有你的奶牛，我有我的黄牛。二，你的奶牛乳多，我的黄牛肉嫩。三，引进你的奶牛，我家就有两头牛。四，千万别“人工授精”、“奶牛化”，丧失了黄牛的“基因优势”。五，如果因为黄牛不属于奶牛的“谱系”，就“座谈”一番“我家祖上有无牛”，岂不见笑遐方!
要知道，除现代科学以外还有科学，这就是传统科学。传统科学是人类知识发展的早期从整体出发来认识世界而构建的“知识系统”。中医学就是其最典型的代表。从整体出发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最集中地体现在儒家的典藉《周易》之中。正如荣格所说：“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它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理来认识世界的其它古代科学，都已消亡了，唯独中医学孑留至今。这是因为：一，临床疗效的检验与反馈为中医学提供了发展和修正自己的实践基础；二，人具有其它认识对象所不具备的最大的整体性，使这一原理的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以“还原论”为方法的现代科学对整体性的认识还是“盲区”。
概而言之，中医学有自己的原理，即自己的“体”，这就是“整体论”；现代科学也有自己的“体”，即“还原论”。以还原论的方法规范整体论的中医，故中医必然消亡；而要保存和发扬中医，则必须强化中医对自身的原理和 “体”的认识和应用。
七、强传统之体，宏中医之用
蒲辅周、岳美中、秦伯未等老专家一生都在学习、应用和研究中医学术。他们不是仅把继承当“前期工作”，他们的学术轨迹就是“强传统之体，宏中医之用”，是“体用一致”的。60年代毕业的新一代中医已开始偏离这一轨迹，传统之体渐弱，中医之用难宏。其后的以“实验研究”为主的硕士、博士们则是“现代之体渐强，中医之用勿论”。“异化”的轨迹清晰可辨。
导致“异化”的原因，首先是在观念上隐含的“科学一元论”，否认传统科学之“体”，进而在教学与研究，甚至临床上用西医的理论和方法规范中医(试看中医学院历版教材，其修订轨迹就是越新越远离传统)。于是培养的学生就“不会号脉”(甚至根本就不信、不愿、不屑号脉)。或者学习日本“小柴胡冲剂治乙肝”的思路：以西医诊断用中医之药，“以牛之体，致马之用”。因此可以说，今天的中医队伍在学术上已发生“畸变”--非牛非马，何以致用？这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在当代中医教育中所表现出来的胜负强弱之势。
“势”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们挟强大的现代文化之力，欲将中华民族置于生死存亡之地；而国人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时，则欲将中医、京戏、汉字、汉语一并扫除。上世纪中期，保存中医成为民族文化自信得以恢复的象征；而以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对现代化的追求却造成了“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的潮流。现在进入21世纪了，随着国势日增、国运日昌，中国人应该更有信心地面对曾经无比辉煌的传统文化，也应该重新思考严复的话：“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中医工作者更应该率先醒悟、率先自立自强。有了观念上的觉悟，正确的道路就一定能找到。
愿21世纪的中医教育，能够办成“强传统之体，宏中医之用”的，体用一致的中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