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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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30日
傅景华 中国中医研究院
什么是传统？传就是传承性，即道德的传承性，文化的传承性，思想的传承性；统就是大一统，通天彻地的大一统，古往今来的大一统，生命与自然社会的大一统。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律。孔安国序《尚书》以“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大道就是自然之道与生命之道。《黄帝内经》与《老子》、《周易》则是现存的三坟雄文，其论述的都是大道。大道是至高无上之道。
《黄帝内经》的宏篇巨制诞生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大智慧创造的蓝图。《黄帝内经》不是中国古代早期的医学文献，而是全面揭示生命大道的经典巨著。中华医道不是认识的原始或初级形态，也不是朴素或自发阶段，而是代表东方文化的人类认识的高峰。是中华医道开辟了道法自然的天地，展示了生命之神的辉光，实现了认识史上的奇迹。
中医之神与老子的心是相通的。中医之道与老子的道是相承的。老子论道，曰大，曰逝，曰远，曰反。大可包罗万象，无边无际；逝如流光飞过，无始无终；远则囊括时空，反则与物相反。无限过去，无限的有；无限未来，无限的无。无限的有无，是一个无限的时空，是一个无限的过程。道是对这个过程的描述，是对其中各种运动方式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描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德相成，有无相生，其中有精，其中有信，震撼古今，石破天惊。
“反者，道之动”。历来多以道反为对立范畴，于是至今仍有以朴素矛盾论解者。道与反不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而是如《通评虚实论》之“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一样，反是针对物而言。故其下文则谓“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物之反即是道之动。在物质领域内，物之反是反物质。而整个物质结构领域之反则是过程领域，其中间是枢机领域。“素问”就是生命过程的问对，“灵枢”就是生命之神的枢机。道之动是指过程所属的运动变化。中华医道所描述的即是自然过程与生命过程。其所属无限的自然与生命运动方式则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气。
“弱者，道之用”的“弱”也是针对物而言。物之弱即是道之用。道之用为德。《四气调神大论》载：“天气清净光明者也，藏德不止。”物弱则进，物强则退。物性愈弱，德性愈强。弱可胜强，柔可胜刚。物性的不断减弱，也就是物的不断否定。物的每一次否定，都是道之用的体现。弱是两个勿字。物在否定之否定中生而又生，在渐变至突变中化而又化。《天元纪大论》载：“曰阴曰阳，曰柔曰刚……生生化化，品物咸章。”就结构领域的认识而言，器官论否定整体论，细胞论否定机械论，原子论否定分子论，……虚子论否定粒子论，随着物的弱化，德的层次飞跃，正否定就是超越，道之用于是显彰。当至其物极必反之时，则进入道之动的自然过程领域。
“自然”不是现代所称的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无限自在。自为始，然为终；自为因，然为果。从过去之始到过去之终，从未来之始到未来之终。从过去之因到过去之果，从未来之因到未来之果。有生于无，无生于有，自始自终，无始无终。自然喻含着相互关系，喻含着相互作用，喻含着有无，喻含着无限，喻含着过程。在物质范畴，粒子为有，场为无；物质为有，反物质为无。在空间范畴，实体为有，空间为无；空间为有，虚空间为无。在时间范畴，过去为有，未来为无；时间为有，虚时间为无。一切都在相互作用之中，一切都在无限运动之中，一切都在有无之中，一切都是过程。
中华医道囊括过程、枢机、结构领域，但以过程的描述、枢机的描述为主。景愈显而境界愈小，景愈藏而境界愈大。玄之又玄于天地之间，游行出入于万物之初。神气形相合实现生命的大一统，天地人相合实现自然的大一统。道、气、数、序、类描述自然过程、运动方式、作用方式、作用序列与类别同异，机、化、态、势、象描述变化枢机、变化发生、变化方式、变化属性与表征显现。自然及生命过程中存在美与和谐，中和通标识相互关系的最佳态势。道在惚兮恍兮的微妙之中，气在无形无限的动静之间，数是宇宙演化的韵律，象是时空运变的光华，……
道、气、数、序、类、机、化、态、势、象等是《黄帝内经》的基本概念范畴，也是中华医道的基本概念范畴。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等则属于二级概念范畴；摄生、诊道、治道、本草、方剂、针灸等，则属于三级概念范畴。于是，抛弃其基本概念范畴，曲解其二级概念范畴，替换其三级概念范畴，则成为使医道改弦易辙的先决条件。因此，首先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登堂入室、直通医道的唯一门径；重新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弃旧图新、感悟医道的反归捷径；共同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正本清源、复兴医道的根本途径。
重新认识《黄帝内经》，重新认识中华医道，必如《移精变气论》所言：“去故就新，乃得真人。”不断抛弃已有的旧学，才能获得全新的医道。老子说：“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不解决关于自然、生命本原及其时空层次的认识，不解决医道的认识领域、思维方式、研究方法、概念范畴、理论纲纪、实践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沿用近年来形成的现代“中医学”思路、观念、成见、方法和价值标准，必将误人子弟而使其误入歧途。所以，探索医道的原理及其运用，重新阐发上述诸多基本理论问题，乃是关系中医生死存亡的所在。
医道的认识领域主要在生命过程，而非人体结构。生命过程的主导在神气，而形器只是神气的载体。如《周易》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阴阳应象大论》中的“治病必求于本”。《生气通天论》中的“生之本，本于阴阳”，就是指人的生命过程这个根本，而不是指疾病本身，或作为其载体的人体结构。《移精变气论》之“标本已得，邪气乃服”，“标本不得，亡神失国”，强调了标本相得的重要性。《汤液醪醴论》则谓：“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病人与医生之间，病人为本，医生为标；病人与疾病之间，病人为本，疾病为标。人和则无病，人失和则病。中医调于人而病自和。
医道的实践目标在于生命的全面自主实现、全面自由发展与全面自我和谐。中医不是治病的医学，而是调人的医道。中华医道在于摄生的自稳、自调、自控、自生、自化与自和，而治道亦在于促进其自稳、自调、自控、自生、自化与自和。每一个人都有调理失和与转化疾病的本能。医生的作用只是帮助与促进这本能的实现。所以，《黄帝内经》称摄生者为人，并将其分为与道同生的真人、通达于道的至人、顺从于道的圣人、符合于道的贤人。而称医治者为工，并将其分为“上守神”的上工、“守门户”的中工、“粗守形”的下工。
阴阳五行、三元六气不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而是自然过程中最基本的数序。各类数序不是指具体的“物质”、“结构”、“功能”、“形态”，而是对相互作用方式的归类，也可作为我们认识自然和生命过程的至简至易。至简才能通用。从而可用以标识标定多维时空方式、多维时空态势、多维时空效应，于是可包括现代理论物理关于闭合空间、绝对空间、动态量子化弯曲空间运变的全过程，亦可完成对现代生命科学关于物质、能量、信息开放系统的统一描述。
五运六气不是“封建迷信”，或“有一定合理成分”，或“古代朴素气象学”，而是人类关于时空运变节律性周期的认识，是中华民族的大贡献，是中华医道的大经纬。地球自转出现日节律昼夜阴阳之象，地球公转形成年节律五运六气之序。星拱天心，神旋魁柄，十二月指遍四方二十八宿，历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乃合周天公度之数。五星会聚，日心自旋，沿周天三百六十公度而有六十年周期、三百六十年周期等。太阳系自旋、公转，银河系自旋、公转，乃有更大的节律性时空运变周期。天道轮回、地质演变、生命进化尽在其中，时空方式、时空态势、时空效应无所不包，岂止气候之应、形器之感、疾病之生区区微域。
五藏六腑不是组织器官，而是关于最基本的生命运动方式的分类。所属经脉网络，则展示了过程及枢机领域中神气游行出入与转输交会的壮丽图景(当然也包括了能量、信息的传递、反馈、协调、演化、控发等生命活动)，而不是今人在实验室里千辛万苦地寻找的结构性“气血运行的通道”。《灵兰秘典论》、《六节藏象论》、《宣明五气篇》等揭示了生命三元神、气、形的藏腑归类。《三部九候论》中指出神藏、形藏之别，是作者已知千载之后废道异学的症结所在。因此在《素问》与《灵枢》中均反复强调神、气、形的区别。并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
“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自然与生命过程合一，自然与生命时空相通。中华医道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以及人的生命过程的统一与和谐。中华医道营造的这一人与自然相应的诗情画意般的氛围，为实现形气的生化、神明的通达、摄生的途径、疾病的预防、治疗的思路、药物的应用、针刺的发机、导引的运窍等，提供了无限延伸的广阔世界。这是一个开放、协同、混沌、有序、多维、多元、非线性、非平衡、自组织、自和谐的大千世界。
中医病机不是定位、定性、定量，而是求因、求属、求势。中医病机不是关于人体结构、功能、形态异常的认识，而是关于生命过程、方式、神机失和的认识，其中自然包括微观物质的演变、能量的转化、信息的控发。求因属于相互关系的范畴，包括失中、失和、失通等(而不是拘于物质性致病因素)。求属属于运动方式的范畴，包括藏府、经络、气血津液等(而不是拘于人体结构及其功能)。《至真要大论》引《大要》谓“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者，无者求之”，即指求其所因，求其所属。“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则是指求其势。
求势属于变化属性的范畴，主要是指神气的变化，包括局势、趋势与时势。局势是关于关系变化属性的描述，如虚实、寒热、燥湿等。趋势是关于空间变化属性的描述，如表里出入、上下升降、开合聚散等。时势是关于时间变化属性的描述，如伤寒六病、温病三焦、卫气营血等。治局势宜反而调之，治趋势宜引而导之，治时势宜随而和之。平其所因，安其所属，导其势以使其和，则是促治的根本大法。如《至真要大论》所言：“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
《黄帝内经》所揭示的自然原理和生命原理，也就是中华医道的原理。因此，中医不仅是与西医不同的科学，而且是与西医科学相反的道德文化。“道德”不是现代理解的道德观念，而是对自然与生命本原的认识。道为本，德为用。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德。东西方对本原认识的不同，导致了中西医的根本分歧。和能生物，同则不济。相反和谐才能生化，相同是没有意义的。中华医道对人体结构研究科学之超越，不仅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且是未来文明追求的长远目标。
量子论引发的“二十世纪风暴”席卷了物质结构性研究的岛屿，现代自然科学的“第三次革命”冲决了分析还原性科学的堤坝。一大批远见卓识的西方科学家惊呼，这一骤然兴起的伟大变革是向中国古代道的归复，是向中医理论的归复!时至今日，甚至还有人问：什么是中医？中医是不是科学?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中医是人类文明的大精髓。中医是人与自然、社会大一统思想的展现，中医是描述自然和生命过程合一的大道。中医是医道而超越世俗意义的医学。
两条腿走路的人类，以两种思维方式认识世界。古代的东方迈出了第一条腿，近代的西方迈出了第二条腿。当其潜力穷尽的时候，科学的革命性变革就会到来。系统论对机械论的超越，信息论对结构论的超越，量子论对相对论的超越，突变论对进化论的超越，……复杂性对局限性的超越，不确定性对确定性的超越，非平衡态理论对平衡态理论的超越，非线性理论对线性理论的超越，……最终将是过程论对实体论的超越，中华民族文化对现代科学观念的超越。现代科学革命的每一次反之动，都是向东方之道的回归，都是向中医理论的回归。
千秋道统，天下谁御？中华医道由宏及微，由隐至显，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从金元争鸣到温病诸家，创造了肯定之肯定的辉煌历史；西方医学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从细胞说到分子论，走过了否定之否定的艰难旅程。二十一世纪是东西文化交会和共震的时代，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智慧超越和包容的时代。完成文化的复兴与崛起，实现民族的光荣与理想!历史赋予了我们神圣的责任，未来呼唤着我们认识的觉醒!
什么是传统？传就是传承性，即道德的传承性，文化的传承性，思想的传承性；统就是大一统，通天彻地的大一统，古往今来的大一统，生命与自然社会的大一统。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律。孔安国序《尚书》以“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大道就是自然之道与生命之道。《黄帝内经》与《老子》、《周易》则是现存的三坟雄文，其论述的都是大道。大道是至高无上之道。
《黄帝内经》的宏篇巨制诞生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大智慧创造的蓝图。《黄帝内经》不是中国古代早期的医学文献，而是全面揭示生命大道的经典巨著。中华医道不是认识的原始或初级形态，也不是朴素或自发阶段，而是代表东方文化的人类认识的高峰。是中华医道开辟了道法自然的天地，展示了生命之神的辉光，实现了认识史上的奇迹。
中医之神与老子的心是相通的。中医之道与老子的道是相承的。老子论道，曰大，曰逝，曰远，曰反。大可包罗万象，无边无际；逝如流光飞过，无始无终；远则囊括时空，反则与物相反。无限过去，无限的有；无限未来，无限的无。无限的有无，是一个无限的时空，是一个无限的过程。道是对这个过程的描述，是对其中各种运动方式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描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德相成，有无相生，其中有精，其中有信，震撼古今，石破天惊。
“反者，道之动”。历来多以道反为对立范畴，于是至今仍有以朴素矛盾论解者。道与反不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而是如《通评虚实论》之“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一样，反是针对物而言。故其下文则谓“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物之反即是道之动。在物质领域内，物之反是反物质。而整个物质结构领域之反则是过程领域，其中间是枢机领域。“素问”就是生命过程的问对，“灵枢”就是生命之神的枢机。道之动是指过程所属的运动变化。中华医道所描述的即是自然过程与生命过程。其所属无限的自然与生命运动方式则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气。
“弱者，道之用”的“弱”也是针对物而言。物之弱即是道之用。道之用为德。《四气调神大论》载：“天气清净光明者也，藏德不止。”物弱则进，物强则退。物性愈弱，德性愈强。弱可胜强，柔可胜刚。物性的不断减弱，也就是物的不断否定。物的每一次否定，都是道之用的体现。弱是两个勿字。物在否定之否定中生而又生，在渐变至突变中化而又化。《天元纪大论》载：“曰阴曰阳，曰柔曰刚……生生化化，品物咸章。”就结构领域的认识而言，器官论否定整体论，细胞论否定机械论，原子论否定分子论，……虚子论否定粒子论，随着物的弱化，德的层次飞跃，正否定就是超越，道之用于是显彰。当至其物极必反之时，则进入道之动的自然过程领域。
“自然”不是现代所称的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无限自在。自为始，然为终；自为因，然为果。从过去之始到过去之终，从未来之始到未来之终。从过去之因到过去之果，从未来之因到未来之果。有生于无，无生于有，自始自终，无始无终。自然喻含着相互关系，喻含着相互作用，喻含着有无，喻含着无限，喻含着过程。在物质范畴，粒子为有，场为无；物质为有，反物质为无。在空间范畴，实体为有，空间为无；空间为有，虚空间为无。在时间范畴，过去为有，未来为无；时间为有，虚时间为无。一切都在相互作用之中，一切都在无限运动之中，一切都在有无之中，一切都是过程。
中华医道囊括过程、枢机、结构领域，但以过程的描述、枢机的描述为主。景愈显而境界愈小，景愈藏而境界愈大。玄之又玄于天地之间，游行出入于万物之初。神气形相合实现生命的大一统，天地人相合实现自然的大一统。道、气、数、序、类描述自然过程、运动方式、作用方式、作用序列与类别同异，机、化、态、势、象描述变化枢机、变化发生、变化方式、变化属性与表征显现。自然及生命过程中存在美与和谐，中和通标识相互关系的最佳态势。道在惚兮恍兮的微妙之中，气在无形无限的动静之间，数是宇宙演化的韵律，象是时空运变的光华，……
道、气、数、序、类、机、化、态、势、象等是《黄帝内经》的基本概念范畴，也是中华医道的基本概念范畴。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等则属于二级概念范畴；摄生、诊道、治道、本草、方剂、针灸等，则属于三级概念范畴。于是，抛弃其基本概念范畴，曲解其二级概念范畴，替换其三级概念范畴，则成为使医道改弦易辙的先决条件。因此，首先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登堂入室、直通医道的唯一门径；重新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弃旧图新、感悟医道的反归捷径；共同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正本清源、复兴医道的根本途径。
重新认识《黄帝内经》，重新认识中华医道，必如《移精变气论》所言：“去故就新，乃得真人。”不断抛弃已有的旧学，才能获得全新的医道。老子说：“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不解决关于自然、生命本原及其时空层次的认识，不解决医道的认识领域、思维方式、研究方法、概念范畴、理论纲纪、实践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沿用近年来形成的现代“中医学”思路、观念、成见、方法和价值标准，必将误人子弟而使其误入歧途。所以，探索医道的原理及其运用，重新阐发上述诸多基本理论问题，乃是关系中医生死存亡的所在。
医道的认识领域主要在生命过程，而非人体结构。生命过程的主导在神气，而形器只是神气的载体。如《周易》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阴阳应象大论》中的“治病必求于本”。《生气通天论》中的“生之本，本于阴阳”，就是指人的生命过程这个根本，而不是指疾病本身，或作为其载体的人体结构。《移精变气论》之“标本已得，邪气乃服”，“标本不得，亡神失国”，强调了标本相得的重要性。《汤液醪醴论》则谓：“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病人与医生之间，病人为本，医生为标；病人与疾病之间，病人为本，疾病为标。人和则无病，人失和则病。中医调于人而病自和。
医道的实践目标在于生命的全面自主实现、全面自由发展与全面自我和谐。中医不是治病的医学，而是调人的医道。中华医道在于摄生的自稳、自调、自控、自生、自化与自和，而治道亦在于促进其自稳、自调、自控、自生、自化与自和。每一个人都有调理失和与转化疾病的本能。医生的作用只是帮助与促进这本能的实现。所以，《黄帝内经》称摄生者为人，并将其分为与道同生的真人、通达于道的至人、顺从于道的圣人、符合于道的贤人。而称医治者为工，并将其分为“上守神”的上工、“守门户”的中工、“粗守形”的下工。
阴阳五行、三元六气不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而是自然过程中最基本的数序。各类数序不是指具体的“物质”、“结构”、“功能”、“形态”，而是对相互作用方式的归类，也可作为我们认识自然和生命过程的至简至易。至简才能通用。从而可用以标识标定多维时空方式、多维时空态势、多维时空效应，于是可包括现代理论物理关于闭合空间、绝对空间、动态量子化弯曲空间运变的全过程，亦可完成对现代生命科学关于物质、能量、信息开放系统的统一描述。
五运六气不是“封建迷信”，或“有一定合理成分”，或“古代朴素气象学”，而是人类关于时空运变节律性周期的认识，是中华民族的大贡献，是中华医道的大经纬。地球自转出现日节律昼夜阴阳之象，地球公转形成年节律五运六气之序。星拱天心，神旋魁柄，十二月指遍四方二十八宿，历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乃合周天公度之数。五星会聚，日心自旋，沿周天三百六十公度而有六十年周期、三百六十年周期等。太阳系自旋、公转，银河系自旋、公转，乃有更大的节律性时空运变周期。天道轮回、地质演变、生命进化尽在其中，时空方式、时空态势、时空效应无所不包，岂止气候之应、形器之感、疾病之生区区微域。
五藏六腑不是组织器官，而是关于最基本的生命运动方式的分类。所属经脉网络，则展示了过程及枢机领域中神气游行出入与转输交会的壮丽图景(当然也包括了能量、信息的传递、反馈、协调、演化、控发等生命活动)，而不是今人在实验室里千辛万苦地寻找的结构性“气血运行的通道”。《灵兰秘典论》、《六节藏象论》、《宣明五气篇》等揭示了生命三元神、气、形的藏腑归类。《三部九候论》中指出神藏、形藏之别，是作者已知千载之后废道异学的症结所在。因此在《素问》与《灵枢》中均反复强调神、气、形的区别。并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
“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自然与生命过程合一，自然与生命时空相通。中华医道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以及人的生命过程的统一与和谐。中华医道营造的这一人与自然相应的诗情画意般的氛围，为实现形气的生化、神明的通达、摄生的途径、疾病的预防、治疗的思路、药物的应用、针刺的发机、导引的运窍等，提供了无限延伸的广阔世界。这是一个开放、协同、混沌、有序、多维、多元、非线性、非平衡、自组织、自和谐的大千世界。
中医病机不是定位、定性、定量，而是求因、求属、求势。中医病机不是关于人体结构、功能、形态异常的认识，而是关于生命过程、方式、神机失和的认识，其中自然包括微观物质的演变、能量的转化、信息的控发。求因属于相互关系的范畴，包括失中、失和、失通等(而不是拘于物质性致病因素)。求属属于运动方式的范畴，包括藏府、经络、气血津液等(而不是拘于人体结构及其功能)。《至真要大论》引《大要》谓“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者，无者求之”，即指求其所因，求其所属。“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则是指求其势。
求势属于变化属性的范畴，主要是指神气的变化，包括局势、趋势与时势。局势是关于关系变化属性的描述，如虚实、寒热、燥湿等。趋势是关于空间变化属性的描述，如表里出入、上下升降、开合聚散等。时势是关于时间变化属性的描述，如伤寒六病、温病三焦、卫气营血等。治局势宜反而调之，治趋势宜引而导之，治时势宜随而和之。平其所因，安其所属，导其势以使其和，则是促治的根本大法。如《至真要大论》所言：“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
《黄帝内经》所揭示的自然原理和生命原理，也就是中华医道的原理。因此，中医不仅是与西医不同的科学，而且是与西医科学相反的道德文化。“道德”不是现代理解的道德观念，而是对自然与生命本原的认识。道为本，德为用。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德。东西方对本原认识的不同，导致了中西医的根本分歧。和能生物，同则不济。相反和谐才能生化，相同是没有意义的。中华医道对人体结构研究科学之超越，不仅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且是未来文明追求的长远目标。
量子论引发的“二十世纪风暴”席卷了物质结构性研究的岛屿，现代自然科学的“第三次革命”冲决了分析还原性科学的堤坝。一大批远见卓识的西方科学家惊呼，这一骤然兴起的伟大变革是向中国古代道的归复，是向中医理论的归复!时至今日，甚至还有人问：什么是中医？中医是不是科学?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中医是人类文明的大精髓。中医是人与自然、社会大一统思想的展现，中医是描述自然和生命过程合一的大道。中医是医道而超越世俗意义的医学。
两条腿走路的人类，以两种思维方式认识世界。古代的东方迈出了第一条腿，近代的西方迈出了第二条腿。当其潜力穷尽的时候，科学的革命性变革就会到来。系统论对机械论的超越，信息论对结构论的超越，量子论对相对论的超越，突变论对进化论的超越，……复杂性对局限性的超越，不确定性对确定性的超越，非平衡态理论对平衡态理论的超越，非线性理论对线性理论的超越，……最终将是过程论对实体论的超越，中华民族文化对现代科学观念的超越。现代科学革命的每一次反之动，都是向东方之道的回归，都是向中医理论的回归。
千秋道统，天下谁御？中华医道由宏及微，由隐至显，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从金元争鸣到温病诸家，创造了肯定之肯定的辉煌历史；西方医学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从细胞说到分子论，走过了否定之否定的艰难旅程。二十一世纪是东西文化交会和共震的时代，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智慧超越和包容的时代。完成文化的复兴与崛起，实现民族的光荣与理想!历史赋予了我们神圣的责任，未来呼唤着我们认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