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是独具魅力的“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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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30日
黎 鸣
黎鸣 哲学家。1944年出生，江西省南昌人，现居北京。1981年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一直从事社会控制论、信息哲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迄今已出版译著8部，专著有《信息哲学论》、《中国的危机》、《问人性》、《人生的求索》、《人类的新生》、《人性的外衣》、《千年的三个天才--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评传》、《中国人性分析报告》等。
长期以来，西方人实际上是把诸如针灸等东方医术视为非科学的落后的巫术之类的。事实上，何止是西方人，即使近代中国相当一部分倾心于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每每自卑于本国中医中药的“落后”和不“科学”呢？如果要认真分析起来，说中医中药不“科学”，却未必不是事实。
在中国近代，提倡中西医结合的口号恐怕喊了至少半个世纪以上了，但中国人是怎么去结合的呢？恕我直言，所谓“结合”，在理论上不过是把“不科学”的中医中药尽量“科学”化，而在实践上则是把“落后”的中医中药尽量往不“落后”的方面高抬，以此为西医西药作出力所能及的辅助性的医疗补充。但事实上却是几乎完全否定中医中药的传统理论，而力图用“科学”的西医西药理论去重新解释中医中药治疗中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难道只有科学才是“正确的”么？是否一切有效的技术都应该归结于西方人的思维方法的“科学”中去才是正当的呢？如果真是如此，中西医“结合”岂不是空谈？索性只说把中医中药完全“西方化”和“科学化”不就得了!这样一来，我们对中医中药只承认它的临床疗效，却完全否定中医中药在几千年历史中所产生的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法，这与其说是在结合西医西药和中医中药，不如说是在用西医西药及其理论彻底埋葬中医中药。现在的人们只想摘取中医中药的果实(处方、疗效等等)，却又要毫不留情地狂妄地砍掉中医中药这棵数千年大树的树干和树根。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科学”一词久已被人们错误地偷换成了“完全正确”的代名词。其实，“科学”的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更不要说是“完全正确”的，尤其当科学涉及到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特别包括人体和人的精神自身的问题时，它的正确性便显然要打上许多折扣。当人们把“西方的”又偷换成“科学的”概念时，“西方的”-“科学的”-“完全正确的”这种一连串的概念转换就已经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的状态。
在不把“科学的”即理解成为“完全正确的”，尤其是不把西方“科学的”即理解为“完全正确的”前提下，我要指出，中医中药的确不属于西方意义下的那种“科学”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不妨就承认中医中药不“科学”，但不“科学”不一定就是不正确，因为正确与否是要以中医中药对人类疾病的疗效来判断的。
如果说西医西药是西方人长期以来的哲学--科学的逻辑分析思维和实践的技术产物的话，那么我要说，中医中药则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传统人学的对位仿生思维和实践的技术产物。事实上，中国人利用中医中药给人类治病已经历了数千年，中国人直至19世纪之前，他们在历史中的人均寿命也并不比西方人低。
长期以来，由于国情事事不如人，中国的思想界深深陷入了自卑自贱的消极状态。这种状态既妨碍了中国人正确地认识西方人和西方文化，也同样深深地蒙住了中国人正确认识自己和本国文化的视野。
人们莫名其妙地给孔子、老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分别安上了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客观主义者、主观主义者、朴素的辩证法家等等名号之后，究竟会给后来的人们在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方面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中国传统思想的有生命力的特质反而愈来愈完蛋了，反而愈来愈被种种引进的西方哲学中的新“八股”范畴淹没了。后学们会问，在学习了西方哲学之后再学中国的这些古董不是完全多余了么？既然老子的道德经不过是朴素的辩证法，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五行观、经络论不过是朴素的系统论，那么在我们今天有了黑格尔高级的辩证法甚至更高级的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今天西方更完善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等之后，它们今天对于我们还会有什么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呢？
中国当代哲学思想理论界的苍白、浅薄、无聊，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对自己独特的思维传统的继承，他们既不能正确看到本国文化的严重缺陷，更不能真正看到它独具的伟大的生命力。
当学者们一味利用西方哲学的范畴和框架去削足适履地硬框硬套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思想之时，一些医学工作者也同样在运用西方医学的科学方法削足适履地硬框硬套中医中药。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西方意义之下的哲学，但这并不说明中华民族缺乏人类的智慧。中国人的智慧完全表现在与西方人的哲学大相径庭的人学。仔细研究西方人和中国人的思维发展史，很容易得出如下的判断：西方人的思维对象的总的历程是从自然到社会，最后走向人自身；中国人的思维对象的总的历程却全然相反，是从人到社会，最后走向自然。西方人的思维是从绝对性出发而逐渐走向相对性的，中国人的思维则从相对性出发但却始终未能最后走向真正的绝对性。
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即是从对自然的起源、成因的探索开始的。最初提出的问题大都是涉及自然实体、本体方面的问题，因此最早的古希腊哲学家几乎都是“物理学家”或自然哲学家。而中国古代最早的思想家们的思维是直接从对人的观察开始的，中国人的思维从一开始即以天地人为一体，也即大宇宙，而其中的核心即为小宇宙的人。
西方人的思维是从零起步的，中国古人的思维以人为核心对象。“人”在内涵上几乎等于无穷大，而在外延上则为“一”。内涵趋于无穷大即相当于不可能定义。中国古人的思维是从概念的内涵无穷大的地方出发的，因此中国人从一开始就索性丧失了产生概念的逻辑基础，所以便不再有任何产生“定义”的可能，而只能凭借特别的智慧去捉摸变易不定的命运。这使得中国古人的思维不可能从精确的定义和不证自明的具有明确内涵的“公理”出发，也即没有准确的概念、范畴。没有准确的概念就不可能具有准确的判断和推理，没有对不证自明的公理的确认，也就不可能产生类似欧几里德几何学那样具有明确的逻辑意义的数学，中国古代从来就不曾有过类似西方近现代意义下的那种科学技术。那么中国人曾经有过的技术是什么技术呢？我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即拥有自己的人学技术，其中特别是保持至今的中医中药技术。说得极端一点，中医中药技术恐怕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保留到今天的惟一的一种具有自己理论思维意义的人学技术。中国人如果对这一点技术尚不知珍惜，认真从理论思维的角度去加以有效的总结，而一味地只知搬用西方人的逻辑分析工具去歧视它、否定它、摧毁它，中国人恐怕就只能在人类文化的殿堂中彻底亮出自己的舌苔而永远两袖空空荡荡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呢？!
黎鸣 哲学家。1944年出生，江西省南昌人，现居北京。1981年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一直从事社会控制论、信息哲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迄今已出版译著8部，专著有《信息哲学论》、《中国的危机》、《问人性》、《人生的求索》、《人类的新生》、《人性的外衣》、《千年的三个天才--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评传》、《中国人性分析报告》等。
长期以来，西方人实际上是把诸如针灸等东方医术视为非科学的落后的巫术之类的。事实上，何止是西方人，即使近代中国相当一部分倾心于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每每自卑于本国中医中药的“落后”和不“科学”呢？如果要认真分析起来，说中医中药不“科学”，却未必不是事实。
在中国近代，提倡中西医结合的口号恐怕喊了至少半个世纪以上了，但中国人是怎么去结合的呢？恕我直言，所谓“结合”，在理论上不过是把“不科学”的中医中药尽量“科学”化，而在实践上则是把“落后”的中医中药尽量往不“落后”的方面高抬，以此为西医西药作出力所能及的辅助性的医疗补充。但事实上却是几乎完全否定中医中药的传统理论，而力图用“科学”的西医西药理论去重新解释中医中药治疗中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难道只有科学才是“正确的”么？是否一切有效的技术都应该归结于西方人的思维方法的“科学”中去才是正当的呢？如果真是如此，中西医“结合”岂不是空谈？索性只说把中医中药完全“西方化”和“科学化”不就得了!这样一来，我们对中医中药只承认它的临床疗效，却完全否定中医中药在几千年历史中所产生的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法，这与其说是在结合西医西药和中医中药，不如说是在用西医西药及其理论彻底埋葬中医中药。现在的人们只想摘取中医中药的果实(处方、疗效等等)，却又要毫不留情地狂妄地砍掉中医中药这棵数千年大树的树干和树根。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科学”一词久已被人们错误地偷换成了“完全正确”的代名词。其实，“科学”的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更不要说是“完全正确”的，尤其当科学涉及到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特别包括人体和人的精神自身的问题时，它的正确性便显然要打上许多折扣。当人们把“西方的”又偷换成“科学的”概念时，“西方的”-“科学的”-“完全正确的”这种一连串的概念转换就已经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的状态。
在不把“科学的”即理解成为“完全正确的”，尤其是不把西方“科学的”即理解为“完全正确的”前提下，我要指出，中医中药的确不属于西方意义下的那种“科学”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不妨就承认中医中药不“科学”，但不“科学”不一定就是不正确，因为正确与否是要以中医中药对人类疾病的疗效来判断的。
如果说西医西药是西方人长期以来的哲学--科学的逻辑分析思维和实践的技术产物的话，那么我要说，中医中药则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传统人学的对位仿生思维和实践的技术产物。事实上，中国人利用中医中药给人类治病已经历了数千年，中国人直至19世纪之前，他们在历史中的人均寿命也并不比西方人低。
长期以来，由于国情事事不如人，中国的思想界深深陷入了自卑自贱的消极状态。这种状态既妨碍了中国人正确地认识西方人和西方文化，也同样深深地蒙住了中国人正确认识自己和本国文化的视野。
人们莫名其妙地给孔子、老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分别安上了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客观主义者、主观主义者、朴素的辩证法家等等名号之后，究竟会给后来的人们在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方面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中国传统思想的有生命力的特质反而愈来愈完蛋了，反而愈来愈被种种引进的西方哲学中的新“八股”范畴淹没了。后学们会问，在学习了西方哲学之后再学中国的这些古董不是完全多余了么？既然老子的道德经不过是朴素的辩证法，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五行观、经络论不过是朴素的系统论，那么在我们今天有了黑格尔高级的辩证法甚至更高级的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今天西方更完善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等之后，它们今天对于我们还会有什么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呢？
中国当代哲学思想理论界的苍白、浅薄、无聊，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对自己独特的思维传统的继承，他们既不能正确看到本国文化的严重缺陷，更不能真正看到它独具的伟大的生命力。
当学者们一味利用西方哲学的范畴和框架去削足适履地硬框硬套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思想之时，一些医学工作者也同样在运用西方医学的科学方法削足适履地硬框硬套中医中药。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西方意义之下的哲学，但这并不说明中华民族缺乏人类的智慧。中国人的智慧完全表现在与西方人的哲学大相径庭的人学。仔细研究西方人和中国人的思维发展史，很容易得出如下的判断：西方人的思维对象的总的历程是从自然到社会，最后走向人自身；中国人的思维对象的总的历程却全然相反，是从人到社会，最后走向自然。西方人的思维是从绝对性出发而逐渐走向相对性的，中国人的思维则从相对性出发但却始终未能最后走向真正的绝对性。
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即是从对自然的起源、成因的探索开始的。最初提出的问题大都是涉及自然实体、本体方面的问题，因此最早的古希腊哲学家几乎都是“物理学家”或自然哲学家。而中国古代最早的思想家们的思维是直接从对人的观察开始的，中国人的思维从一开始即以天地人为一体，也即大宇宙，而其中的核心即为小宇宙的人。
西方人的思维是从零起步的，中国古人的思维以人为核心对象。“人”在内涵上几乎等于无穷大，而在外延上则为“一”。内涵趋于无穷大即相当于不可能定义。中国古人的思维是从概念的内涵无穷大的地方出发的，因此中国人从一开始就索性丧失了产生概念的逻辑基础，所以便不再有任何产生“定义”的可能，而只能凭借特别的智慧去捉摸变易不定的命运。这使得中国古人的思维不可能从精确的定义和不证自明的具有明确内涵的“公理”出发，也即没有准确的概念、范畴。没有准确的概念就不可能具有准确的判断和推理，没有对不证自明的公理的确认，也就不可能产生类似欧几里德几何学那样具有明确的逻辑意义的数学，中国古代从来就不曾有过类似西方近现代意义下的那种科学技术。那么中国人曾经有过的技术是什么技术呢？我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即拥有自己的人学技术，其中特别是保持至今的中医中药技术。说得极端一点，中医中药技术恐怕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保留到今天的惟一的一种具有自己理论思维意义的人学技术。中国人如果对这一点技术尚不知珍惜，认真从理论思维的角度去加以有效的总结，而一味地只知搬用西方人的逻辑分析工具去歧视它、否定它、摧毁它，中国人恐怕就只能在人类文化的殿堂中彻底亮出自己的舌苔而永远两袖空空荡荡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