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的勇气

    ——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

    [美] 本·伯南克 著

    蒋宗强 译

    中信出版社目录

    作者序

    前言 我还能阻止这一切

    第一部分 序曲

    第一章 主街

    第二章 学术界

    第三章 美联储主席

    第四章 身处“大师乐队”的岁月

    第五章 次贷危机的火花

    第六章 初出茅庐

    第二部分 危机

    第七章 初步的震荡与应对

    第八章 更上一层楼

    第九章 危机拉开帷幕

    第十章 贝尔斯登的悲剧

    第十一章 房利美与房地美：一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季

    第十二章 雷曼兄弟：大坝决堤

    第十三章 美国国际集团：“这让我很生气”

    第十四章 求助于国会

    第十五章 “50%的人说绝对不行”

    第十六章 一阵冷风第十七章 过渡时期

    第十八章 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

    第三部分 危机余波

    第十九章 量化宽松：正统理论的结束

    第二十章 建立新的金融体系

    第二十一章 第二轮量化宽松：虚幻的曙光

    第二十二章 逆风而行

    第二十三章 退出量化宽松

    结语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致谢

    参考资料2008年10月14日，在白宫罗斯福厅开会。椭圆形桌上方由左至右分别是：美国货币监理署署长

    约翰·杜根、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考克斯、财政部部长保尔森、我、联邦存款保险公

    司主席希拉·贝尔、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盖特纳。(图片来源：白宫，摄影：埃里克·德雷

    珀)位于华盛顿的埃克尔斯大楼是美联储理事会总部。该楼竣工于1937年。(图片来源：美联储，摄影：布里特·莱克曼)埃克尔斯大楼的中庭。马里纳·埃克尔斯从1934—1948年担任美联储主席。(图片来源：美联

    储，摄影：布里特·莱克曼)在埃克尔斯大楼的中庭，美联储副主席弗格森主持我的宣誓就职仪式。我接替格林斯潘出任美

    联储主席。小布什总统和安娜站在一旁监誓。(图片来源：白宫，摄影：肯伯里·休伊特)2005年10月31日，白宫提名我出任美联储主席一周后，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身高近两米)在

    美联储的一个餐厅拥抱我和时任主席格林斯潘。(图片来源：美联储，摄影：布里特·莱克

    曼)2009年3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开会。会议桌长27英尺，宽11英尺，由红木与黑色花岗石制

    成。椭圆形桌上方从左至右分别为比尔·达德利、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副秘书黛比·丹克、我、科恩、沃什、贝齐·杜克、塔鲁洛、理查德·费希尔、吉姆·布拉德。椭圆形桌下方是美

    联储经济学家，从左至右分别是布赖恩·马迪根、内森·希茨、迈克尔·莱希、戴夫·斯托克

    顿、戴夫·赖夫斯奈德、约瑟夫·加格农、比尔·尼尔森。(图片来源：美联储，摄影：布里

    特·莱克曼)2013年2月，我在办公桌前。(图片来源：美联储，摄影：布里特·莱克曼)2008年4月11日，在美国财政部外面的台阶上。前排左边是我，右边是意大利银行行长马里奥·

    德拉吉；后排从左至右分别是：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英国央行行长

    默文·金。(图片来源：Getty Images，摄影：布伦丹·希米亚沃夫斯基)2009年7月21日，我与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众议员、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交

    谈。(图片来源：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摄影：安德鲁·哈勒)2008年9月19日，前往玫瑰园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呼吁国会拨付纳税人的资金以对抗金融危

    机。从左至右分别是我、小布什总统、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和汉克·保尔森。(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摄影：温·麦克纳米)2008年8月，在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与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中)

    和董事会副主席科恩(右)站在阳台，俯瞰怀俄明州的杰克逊湖旅馆。(图片来源：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摄影：安德鲁·哈勒)2009年3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合影。后排站着的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从左至右分别

    为：比尔·达德利、埃里克·罗森格伦、吉姆·布拉德、查理·埃文斯、托马斯·洪尼格、理

    查德·费希尔、加里·斯特恩、桑德拉·皮亚纳尔托、吉姆·洛克哈特、查尔斯·普洛斯、杰

    夫·莱克尔和珍妮特·耶伦。前排坐着的是美联储理事，从左至右分别为：伊丽莎白·杜克、沃什、我、科恩、塔鲁洛。(图片来源：美联储，摄影：布里特·莱克曼)2009年8月25日，在马萨诸塞州马撒葡萄园岛奥克布拉夫斯小学，奥巴马总统宣布提名我连任美

    联储主席之前，我们在一起聊天。(图片来源：白宫，摄影：布里特·莱克曼)2011年4月27日，我在第一场定期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图片来源：美联储，摄影：

    布里特·莱克曼)2012年11月20日，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演讲后，我与CNBC商业新闻频道当红主持人玛丽亚·巴蒂

    罗姆(中)合影。罗杰·弗格森是该俱乐部主席。(图片来源：纽约经济俱乐部，摄影：布里

    特·莱克曼)2012年5月9日，我在美联储与得克萨斯州众议员罗恩·保罗共进早餐后合影。20世纪40年代初，南卡罗来纳州狄龙镇主街，我的祖父乔纳斯·伯南克(右)与一位邻居在乔

    伯药店的入口处合影。1916年，西伯利亚符拉迪沃斯托克市附近的拉斯多诺战俘营(Rasdolnoe)，乔纳斯·伯南克

    (前排右起第二个)与被俄国军队俘虏的奥匈帝国士兵合影。1918年，奥地利维也纳弗朗斯·约瑟夫医院，我的祖母莉娜在显微镜前。她当时是维也纳大学

    的学生。我外祖母玛西亚在立陶宛罗萨斯的家。我外祖父母赫舍尔及玛西亚的合影，时间可能是20世纪20年代。1952年6月15日，我父母菲利普和埃德娜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结婚。

    担任美联储主席后，出于安全考虑，我自己就不能开车了。怀念开车的时光。1978年5月29日，我和安娜在波士顿的以色列教堂结婚。图为我们婚后不久的合影。在南卡罗来纳州狄龙镇的父母家中。当时，我还是一位年轻的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前。1996—2002年，我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

    任。(图片来源：普林斯顿大学，摄影：丹尼斯·阿普尔怀特)2014年1月30日，美联储幕僚为我举办以棒球为主题的欢送晚宴，还为我制作了棒球卡。(图片

    来源：美联储，摄影：布里特·莱克曼)2013年1月17日，我在美联储理事会为财长盖特纳举行欢迎晚宴。晚宴开始前，与来宾合影。从

    左至右分别是：格林斯潘、鲁宾、盖特纳、沃尔克、我、保尔森、科恩和萨默斯。(图片来

    源：美联储，摄影：布里特·莱克曼)2013年2月5日，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对奥巴马总统讲，自己不希望获得第三次担任美联储主席的

    提名。(图片来源：白宫，摄影：皮特·索萨)2014年1月27日，我最后一次参加美联储理事会会议，旁边站着的人，从左至右分别是：美联储

    秘书长鲍勃·弗赖尔森、耶伦和塔鲁洛。(图片来源：美联储，摄影：布里特·莱克曼)2014年1月30日，我和安娜在埃克尔斯大楼中庭出席欢送仪式。(图片来源：美联储，摄影：布

    里特·莱克曼)我的欢送仪式结束后，美联储工作人员挤在中庭，准备参加随后举行的酒会。(图片来源：美

    联储，摄影：布里特·莱克曼)作者序

    在所有的危机当中，都会有两类人：敢于行动者和惧怕行动者。美

    联储诞生于人们不太熟悉的“1907年恐慌”之后，遭遇的第一个重大考验

    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危机。那时，美联储失败了，美联储和世界上

    其他央行在面对破坏性的通缩和金融崩溃时，一直处于消极被动的状

    态，结果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大萧条，失业者排队领取救济，美国失业

    率高达25%，其他国家法西斯独裁政权开始上台。75年后，美联储——

    我曾经拿出大好年华去服务的机构，也是令我受益匪浅的机构——又在

    2007—2009年的危机和余波中，遭遇了同样的问题。这一次，我们行动

    了。

    我之所以给这本书取名《行动的勇气》，是受到了美联储同事(包

    括决策者和普通职员)的鼓舞和启发。他们在国家的经济状况需要他们

    采取有力的、创新的行动时，他们顶着外界的严厉批评和非难，鼓起勇

    气，采取了必要的应对举措。其他部门与我们美联储并肩作战，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财政部。此外，世界上许多

    国家的央行和财政部的官员也与我们共同应对危机。我对他们都怀有感

    激之情，也为自己能够参与应对这个时代最危险的全球危机而自豪。

    我还非常感激我的妻子安娜，她是我生命的挚爱，她为我提出了这

    个书名，还提出了其他很多建议。前言

    我还能阻止这一切

    2008年9月16日，周二，晚上8点。我身心俱疲，却不得喘息。在美

    联储的埃克尔斯大楼内，我通过办公室的窗户向外望，能看到宪法大道

    上的红绿灯，还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国家广场上那些榆树的轮廓。数十名

    美联储雇员仍在加班，但我办公室门外的走廊却静悄悄、空荡荡的。

    美联储公共关系部门主管、办公室主任米歇尔·史密斯静静地坐

    着。办公室里除了我之外，只有她了。她在等我说点什么。

    就在4个小时之前，也就是当天下午4点，我正和财政部部长亨利·

    保尔森并排坐在白宫罗斯福厅的棕色皮沙发上，参加一场有总统在场的

    高级别会议。罗斯福厅没有窗户，距离椭圆形办公室只有几步之遥，壁

    炉上方悬挂着“狂野骑士”西奥多·罗斯福(昵称泰迪)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中的他正骑着一匹前蹄抬起的高头大马。我和保尔森的前面摆放着

    一张擦得光亮的实木桌子，桌子对面坐着白宫当时的主人——乔治·沃

    克·小布什总统。此时的他，脸上写满了忧郁。总统旁边坐着时任副总

    统迪克·切尼。总统的顾问们、保尔森的高级助手们以及其他金融监管

    机构的代表们围坐在桌子四周。

    通常来讲，总统喜欢保持一种轻松的会议氛围，在正式开会之前，他会先说几句俏皮话，或者跟一位关系密切的顾问开个善意的玩笑。但

    那天下午却没有出现这番情景，他直言不讳地问道：“我们怎么走到了

    今天这个地步？”

    这个问题振聋发聩。一年多来，我们一直在绞尽脑汁地应对一场失

    控的金融危机。2008年3月，美联储为摩根大通提供了30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帮助其救助华尔街投行贝尔斯登。2008年9月7日，小布什政府宣

    布接管了房利美和房地美，以避免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因为这两家公

    司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支柱，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两家机构承保或者购

    买的房地产贷款约占美国居民房地产市场的50%。2008年9月15日凌晨1

    点45分，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在此之前，保尔森和纽约

    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蒂莫西·盖特纳曾经竭尽全力地想为雷曼兄弟寻找一

    家并购伙伴，但最后还是无果而终。

    现在，我要向总统解释清楚为什么美联储打算向美国国际集团

    (AIG)提供8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美国国际集团一度是世界上市值

    最大的保险公司，但在运营过程中做出了一系列鲁莽的举动，运用了多

    项新奇的金融工具，为大量风险极高的金融产品提供保险，其中包括住

    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然而，随着抵押贷款违约现象的增速达到了空前

    之快的地步，那些曾经购买这类保险的金融公司以及美国国际集团的其

    他交易对手纷纷向美国国际集团索赔。在现金短缺的情况下，美国国际

    集团可能在几天之内就会破产，甚至有可能连几个小时都撑不了。我告

    诉总统，我们之所以打算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动机绝对不是希望帮助它

    的雇员或股东，而是因为我们认为美国的金融体系，甚至整个经济体系

    都无法承受它的破产。

    早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市场已经陷入了全面恐慌之中，其严重程

    度，大萧条以来从未见过。在周一的交易日当中，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

    指数重挫了504点，创下2001年9月17日(“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股市

    重开之日)以来最大的单日下跌点数。抛售浪潮扩散到了全球市场。随

    着市场失去了对金融机构的信心，银行间贷款利率一路飙升。不幸的

    是，我们收到的报告显示，雷曼兄弟崩溃后，很多基金蒙受损失，大大

    小小的投资者都在迅速撤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

    会议室里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深知，2008年是总统大选之年，从政治

    角度来看，此时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将是一个可怕的举措。要知道，就在两周之前，总统自己的政党在2008年竞选纲领中还明确地宣布：“我们

    不支持政府救助私营机构。”此外，美联储提出的干预措施违反了市场

    经济的一项基本原则，即企业应该接受市场的约束，政府应该远离企业

    的错误决策造成的后果。然而，我知道，现在的金融形势已经十分混乱

    了，一旦美国国际集团违约，形势就会恶化到无法想象的地步，对美国

    乃至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虽然暂不可知，但肯定是灾难性的。

    美国国际集团的资产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比雷曼兄弟多出50%以

    上，业务覆盖130多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拥有7 400多万个企业与个人

    客户。仅仅在美国，该集团就为18万家小公司和其他公司实体提供商业

    保险，这些公司的雇员总量多达1.06亿人，占据美国工作人口的三分之

    二。它的保险产品保护的对象包括市政当局、养老基金以及401(k)退

    休储蓄计划的参与者。由于国际业务关联程度非常深，一旦美国国际集

    团破产，很可能会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更多金融巨头的崩溃。

    总统一脸严肃，在认真地倾听着。当天早些时候，保尔森曾提醒他

    说对美国国际集团的救助行动可能是必要的，而且总统也知道我们的选

    择余地是极其有限的。在私营部门，没有任何投资者想收购它或为它提

    供贷款。政府没有钱，也没有权力去救助它。但如果它的众多分支机构

    的市值足以作为政府贷款的担保，那么美联储可以出手，为其提供贷

    款，使其免于倒闭。

    在是否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问题上，总统的反应与其在危机期间的

    惯常反应是一致的。他重申了对我和保尔森的信任，说我们应该做有必

    要的事情，他会尽己所能地为我们提供政治支持。他很信任我，而且只

    要一件事情是正确的，无论这可能给他本人以及他的政党造成什么样的

    后果，他都会支持我们放手去做。我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拥有总统的

    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总统还对我和保尔森讲，美国和全球经

    济的命运就掌握在我们手上了。

    白宫那场会议结束之后，我和保尔森又赶到了国会山，当天晚上6点半还有一场会议等着我们。那场会议进行得较为艰难。我、保尔森以

    及一些国会领导人聚集在一间小会议室里，房间太小，以至于缺少一张

    桌子，连椅子都没摆够。因为那场会议筹备得十分仓促，众议院议长南

    希·佩洛西都无暇到场，不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和众议院少数

    党领袖约翰·博纳在那里。此外，还有几位重要人物也到了，包括参议

    院银行业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德、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

    兰克等。

    我和保尔森再次解释了美国国际集团的状况以及我们提出的应对举

    措。各种各样的问题向我们袭来。有些议员问到美联储是否有权借钱给

    一家保险公司。正常情况下，美联储能够把钱借给银行和储蓄机构。我

    解释了《联邦储备法》在大萧条时期增加的一项条文，即第13条第3

    款。该条文规定，在“异常和紧急情况”下，如果有五个或以上的美联储

    理事会成员表决同意，美联储可向任何个人、合伙企业或机构发放贷

    款。有些议员想知道让美国国际集团倒闭的后果，以及美国国际集团如

    何偿还贷款。我们尽量逐一作答。是的，我们认为这一步是必要的，但

    我们不能给出任何担保。

    当问题开始减少的时候，我环顾了一下四周，看到参议员里德正在

    用双手抚面，疲态尽显。他最后说道：“主席先生，部长先生，我感谢

    你们今天晚上来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并回答我们的问题，这对我们

    很有帮助，你们也听到了一些评论和反映，但不要错误地把在座各位所

    说的话视为国会批准了你们的做法。我要把话说清楚，这是你们的决

    定，责任也由你们承担。”

    会议结束后，我回到了办公室。负责与美国国际集团谈判贷款协议

    的盖特纳打来电话说，美国国际集团的董事会已经同意了我们提出的条

    件。坦率地讲，我们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因为我们不想去奖励一个失

    败的公司，也不想鼓励其他公司效仿美国国际集团去承担可能引发破产

    的风险。我们给美国国际集团的贷款利息很高，并且注资后占股比例要接近80%，这样一来，如果救助方案奏效，纳税人就能从中受益。当

    时，美联储自己的理事会已经批准了救助方案。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

    将这个消息发布给媒体。

    但我仍然需要一些时间通盘考虑一下。我相信我们在做正确的事

    情，我相信我们没有其他合理的选择了，但我还知道决策过程有时候会

    遭到惯性力量的裹挟。在此过程中，把事情弄清楚是非常重要的。

    毫无疑问，我们将采取的措施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虽然850亿美元

    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但涉及的风险绝不仅仅是金钱方面的。如果美国国

    际集团拿到贷款后仍然失败了，那么金融市场上的恐慌情绪就会加剧，市场对于美联储危机管控能力的信心或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此外，美

    联储的前途也将岌岌可危。参议员里德已经明确表示国会不会承担任何

    责任。总统虽然会为我们辩护，但再过几个月，他就要卸任了。如果我

    们失败了，愤怒的国会可能会重创美联储。我不想让自己的决策导致美

    联储的毁灭，不想给世人留下这样的回忆。

    我看着窗外的宪法大道，暗自思忖道：“我还能阻止这一切。”要给

    美国国际集团提供贷款，需要美联储理事会的一致同意，因此，只要我

    此刻改弦更张，就能阻止这一切。我把这种想法讲给了米歇尔听，并且

    补充了一句：“我们还没有宣布任何事情呢。”

    如果我们采取了行动，没有谁会感谢我们，但如果我们没有采取行

    动，又有谁会感谢我们呢？美联储是一个具有政治独立性的中央银行，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而做出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决策，是它存在的一个理

    由。它成立的目标恰恰就是如此：做他人不能或不愿做，却又必须要做

    的事。

    米歇尔打断了我的思绪。她轻柔地说道：“我们得发布点什么。”

    “好吧，”我说，“这事必须做。我们再最后看一遍新闻稿。”新闻稿的开头是这样的：“美国东部时间2008年9月16日晚上9点

    整，周二，美联储理事会在美国财政部的全力支持下，授权纽约联邦储

    备银行为美国国际集团提供850亿美元的贷款……”第一部分 序曲第一章

    主街

    2006年9月1日，早上，南卡罗来纳州，拉塔镇。天上下着蒙蒙细

    雨，空气凉爽得有点不合时节。我们的车队共由三辆车组成，车队徐徐

    驶出了阿宾登庄园的马蹄形车道。这个庄园是一个只提供住宿和早餐的

    便捷旅馆，拥有104年的历史，是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距离

    我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的狄龙镇[1]

    只有10分钟的车程。在这个古老

    的旅馆内，你可以看到古色古香的家具、质地精良的亚麻织品以及用印

    花棉布制作的窗帘，这一切无不在彰显着前几代较为富裕的南卡罗来纳

    州居民拥有的雅致品位。我和家人及朋友在这里吃了顿晚饭，住了一

    晚。在此之前，我在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格林威尔县发表了一个演讲。

    在那里，一位牧师祈祷上帝帮助我制定国家的货币政策。

    我们驶入了301号公路，目的地是狄龙镇。最前面的是一辆当地的

    警车，为我们领路。如同往常一样，我坐在第二辆车后排座位的右侧。

    坐在我前方那个副驾驶位置上的是鲍勃·阿格纽。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

    特勤人员，负责我的安保事宜。坐在我左侧位置的是戴夫·斯基德莫

    尔，他是负责维护媒体关系的美联储官员。我后面那辆车还坐着两名安

    保人员。

    在安保团队礼貌却坚定的请求之下，我已经7个月没开过车了。鲍

    勃和安保团队的其他成员对我一直非常友好和礼貌，但在执行安全方案

    时，却是绝对不肯妥协半步的。自从我2006年2月1日就任美联储主席以

    来，他们一直陪伴在我左右。我的前任艾伦·格林斯潘曾经十分贴切地

    描述过身处这种安保状态下的感受。他告诉我，感觉就像被人软禁了一

    样，而软禁者却对你好得难以想象。这些安保人员以及摄制组人员，将伴随我此番狄龙镇之旅的始终。我小时候在镇子上四处漫步，没有人陪

    伴我，我还经常从家里骑自行车去图书馆，或者去我家在西主街200号

    开的药店。

    那天早上，我们的车队向西主街200号进发。现在，这个位置是琴

    泰餐厅(Kintyre House)。餐厅的外墙采用的是裸露的砖块，抛光的木

    地板十分洁净光亮，令人感觉轻松惬意。我此番前去不是像40年前那样

    把杂志摆到书架上，也不是引领顾客找到洗发水或其他商品，而是去和

    大约20位狄龙镇的知名人物一起吃早餐，这些人主要是民选官员和企业

    主。我们吃的是自助餐，有水果、粗燕麦粉、带有牛排的火腿蛋松饼，以及用犹太白面包做的法式吐司。我不确定他们是否考虑到了我的犹太

    背景而为我准备了白面包，但对我来说更让我高兴的是，我看到那场早

    餐会的参与者既有白人，又有非洲裔美国人。在我儿童时代的狄龙镇，种族隔离现象非常普遍，公共厕所及饮水机都要分开放置。如果时光倒

    流回那个年代，那么这个镇子上的黑人公民肯定不能在这样的酒店里就

    餐，更不可能跻身当地领导者群体。当时，参加那场早餐会的有狄龙县

    的县长托德·戴维斯以及狄龙镇议会的议员约翰尼·布拉迪。我在狄龙镇

    读高中时，加入了学校的乐队，吹萨克斯管，而约翰尼·布拉迪就在我

    对面吹小号。

    早餐会是“伯南克日”的第一个活动。那次狄龙之行的高潮是在狄龙

    县法院大楼前的草坪上举行的一个仪式。那座大楼是红砖建的，当时已

    经具有了95年的历史，与我们吃早餐的那个酒店隔着一个街区。我从狄

    龙县的县长托德·戴维斯手中接过了狄龙这座城市的钥匙，并从南卡罗

    来纳州州长马克·桑福德手中接过了“矮棕榈荣誉证书”[2]。这是南卡罗

    来纳州授予公民的最高荣誉。[3]

    我深知这份荣誉来得有点早，因为当时

    我刚担任美联储主席一职不久，还没有取得什么切切实实的成就。看到

    法院大楼前草坪的折叠椅上坐着那么多往日的同窗、邻居以及老师，我

    甚为动容。那时，我已经将近10年没有回过狄龙了。我的父亲菲利普和母亲埃

    德娜退休之后就搬到了北卡罗来纳的夏洛特市，自那之后，我便再也没

    有回过狄龙。我母亲是在夏洛特市长大的，我弟弟塞思一家现在也居住

    在夏洛特市。当我是一个十几岁的小青年时，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故

    乡，但随着年龄渐长，特别是在进入华盛顿决策圈之后，我的思绪却时

    常飞回故乡。我在那里学到了什么是努力工作，什么是责任，以及什么

    是尊重他人。当你在华丽的政府大楼全神贯注地思考冷冰冰的统计数据

    和宏大规划时，你很容易忘记自己来自哪里。因此，我这一天就给自己

    提了个醒。简短的仪式之后，我握了一个小时的手，绞尽脑汁地根据人

    脸回忆起他们的名字。

    狄龙镇大约有6 500人，坐落在小皮迪河西岸。小皮迪河蜿蜒地流

    淌在南卡罗来纳州东北部一片片农场、松林和沼泽地之间。狄龙镇建立

    于1888年，是狄龙县的县治所在地。距离狄龙最近的镇子是大约25英里

    外的佛罗伦萨镇。佛罗伦萨镇的人口不到4万人。在童年时代，大多数

    时候，我们不得不开车到佛罗伦萨镇看病，而不愿意在狄龙镇看全科医

    生，甚至连看个电影都得去佛罗伦萨镇。

    狄龙镇和狄龙县都是以詹姆斯·W·狄龙(James W. Dillon)的名字

    命名的。他是当地的一位商人、银行家和棉花收购商，正是他带领着当

    地居民积极呼吁把铁路线修到狄龙。狄龙镇建立的那年，铁路打开了这

    个地区封闭的大门，将其与更加广阔的外部世界联系到了一起。即便今

    天，美国铁路公司的矮棕榈号客运列车(运行区间为纽约市和佐治亚州

    的萨凡纳市)每天都会在狄龙镇停两次，只不过现在人们更有可能选择

    95号州际公路。现在，狄龙镇名气最大的当属“边境之南”。所谓“边境

    之南”，是南卡罗来纳州与北卡罗来纳州之间的一个具有墨西哥风情的

    景点，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商业服务区，但价格较高，对于游客而言或许

    并不划算。在公路两侧，可以看到很多婚礼教堂和烟花店，其中，烟花

    店表明，南卡罗来纳州的监管措施较为宽松。狄龙镇火车站为棉花、烟草以及后来的纺织品提供了良好的转运条

    件，因此，一度为这个镇子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到2006年我回去

    的时候，狄龙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烟草曾经是该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作

    物，但在国会取消联邦价格支持计划之后，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纺织

    业面临着进口纺织品带来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因此，也在逐渐衰落。公

    共服务反映出当地的计税基数不断缩小。我那趟狄龙之行的三年之后，也就是2009年，南卡罗来纳州狄龙镇一位名叫泰西奥马·贝西娅的八年

    级女学生将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吸引到了狄龙镇，因为她给国会写了一封

    信，请求国会协助修缮她那破旧不堪的学校，而这也是我在40年前就读

    的学校。[4]

    我的家族最初正是在困难时期才搬到了狄龙，而不是搬离了狄龙。

    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我的祖父乔纳斯·伯南克

    曾经在纽约经营多家药店，但不是很成功。1941年，已经年届50的他发

    现狄龙有一个药店正欲出售，便决定收购下来，重新开始。他带着妻子

    和三个儿子(包括我父亲在内)来到了南方的狄龙。

    乔纳斯的肩膀很宽，喜欢抽雪茄，脸上总是挂着一副严肃的表情，让人联想起海明威式的男子气概和自信。他为药店取名乔伯药店(Jay

    Bee Drug Co.)，将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嵌入其中。我的祖父母以及外祖

    父母都是移民，祖父出生于鲍里斯拉夫。这座城市现在属于乌克兰，位

    于乌克兰西部，地处与波兰交界的地带，但我祖父出生时，这个城市属

    于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祖父被征召入伍，加入奥匈帝

    国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军队。虽然他讲出来的故事让我们觉得他似乎

    是一名军官，但其实他只是一名下士。他被派往东线战场之后，被俄国

    人俘虏了，送到了西伯利亚，被关进了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战俘营。

    战争结束后，他想办法逃了出来，并去了上海，然后从上海搭乘一艘开

    往法国马赛的轮船回到了欧洲。1921年，他决定去美国碰碰运气。他带

    着我祖母莉娜，与另外957名乘客一道，乘坐“克林顿山峰”号轮船，从

    德国汉堡出发，于6月30日抵达埃利斯岛[5]。当时，乔纳斯30岁，莉娜25岁，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即我的伯父弗雷德。这艘轮船的旅客

    名单上载明我的祖父母当时乘坐的是普通舱，进入美国时，他们每人身

    上只带了25美元。

    祖母莉娜自身有着出色的能力。她出生在波兰的扎莫希奇，靠近波

    兰与乌克兰边境。1920年，她在著名的维也纳大学获得了医学学士学

    位。抵达纽约之后，她在犹太移民较为集中的纽约市曼哈顿区东部开了

    一个小诊所，同时，祖父乔纳斯在福特汉姆大学学习药理学。但乔纳斯

    做出举家南迁的决定后，莉娜的医学生涯也戛然而止了，因为南卡罗来

    纳州不承认她在欧洲取得的学位。我记得莉娜极其聪明，有着高雅的欧

    洲品位，她在狄龙过得并不开心，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在20世纪四五

    十年代，美国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以农业为主，而且狄龙又处在基督教

    文化十分强势的“圣经地带”，这种文化的冲突注定会导致她产生一定的

    不适感。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乔纳斯的性情变化无常，他们的婚姻生

    活充满暴风骤雨，孩子都是莉娜一个人带大的，在晚年生活中，尤其是

    在祖父1970年逝于心脏病之后，莉娜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了阅读和绘画

    上。如同许多被同化的欧洲犹太人一样，她和乔纳斯都不怎么参与犹太

    教的传统活动，只是偶尔到狄龙镇上那个小型的犹太教堂做做礼拜。

    我祖父母对宗教活动的不感兴趣，与我外祖父母赫舍尔及玛西亚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赫舍尔和玛西亚是正统的犹太人，家庭生活严格遵循

    犹太教教规，并严格遵循安息日制度。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

    从立陶宛移居美国。在搬到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之前，他们先后居住

    在缅因州波特兰市和康涅狄格州诺威奇市(1931年我母亲就是在这里出

    生的)。今天的夏洛特市是一个被富裕郊区环绕的银行业中心，但我外

    祖父母刚搬过去的时候，那里还一片沉寂，甚至有点破败。我第一次长

    时间探望他们是在3岁的时候。当时，我那尚在襁褓中的妹妹娜恩患有

    先天性心脏缺陷，我父母抱着她去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

    斯医院看病，治疗没有成功，娜恩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夭折了。我外祖母

    是在1967年去世的，那一年我13岁。在她去世之前，我每年夏季都会到她家住上一周。我外祖父在我外祖母去世后就搬到了狄龙镇，和我们住

    在一起。他去世的时候，是94或95岁，他自己都不确定自己的年龄，他

    的父母曾经改动过他的出生信息，以使他免服兵役。

    我外祖父曾经在立陶宛做过犹太教洁食屠夫，做过希伯来语教师，也曾经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以色列教堂”(Temple Israel)做过

    犹太律法的专业诵读者，可以说是犹太律法领域的一位学者。这个教堂

    兴建于保守主义运动时期，既体现出了对现代性的接纳，又不乏传统的

    宗教活动。我外祖父除了能讲英语(带着犹太口音)之外，还能讲好几

    门欧洲语言，尤以希伯来语、意第绪语和亚拉姆语最为流利。我夏季去

    他家做客的时候，他总是会教我下国际象棋，教我读书，教我翻译《圣

    经》希伯来语[6]。他还教我去阅读和理解《塔木德》[7]

    中的一些片

    段，但太复杂了，我没有耐心。为了巩固外祖父教给我的内容，外祖母

    总是会让我再把学到的希伯来语“教”她，其实，她本人是非常了解这些

    内容的。

    与我的祖母莉娜相比，外祖母玛西亚非常外向随和，给人一种暖暖

    的感觉，这样的外祖母对于一个小男孩而言是再好不过的了。在惬意的

    夏日傍晚，我会和她坐在房前的门廊上聊天，有时候会聊几个小时。我

    认为，我之所以对大萧条形成了毕生的兴趣，最初的根源就在于外祖母

    给我讲的他们一家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诺威奇市的生活经历。她和外

    祖父引以为豪的一个事实是，他们每年都能给孩子们买新鞋穿，这多亏

    了我外祖父在一个家具店拥有一份工作。我外祖母说，其他孩子不得不

    穿着破旧的鞋子去上学，甚至光着脚。于是，我问她为什么那些孩子的

    父母不给他们买新鞋，她说那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在鞋厂关闭后就失业

    了。“为什么工厂关闭呢？”我问道。她回答说：“因为大家都没钱买鞋

    了呀。”即便一个小孩子都能看出其中的问题，我在职业生涯中却花费

    了大部分时间去研究大萧条，以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

    经济萧条。外祖母会做具有东欧传统犹太风味的食品，比如犹太丸子汤、鸡胸

    肉和清蒸茨米斯(一道在红糖水中炖红薯和胡萝卜的小锅菜)。1958年

    5月23日的《夏洛特观察者报》(Charlotte Observer)还为她的犹太薄

    卷饼发了篇专题文章，介绍了具体的做法。那篇文章引用了我问外祖母

    的一句话：“外婆，为什么你不教我妈妈做薄卷饼呢？”当时，我只有4

    岁半。那是我被媒体记录下来的第一句话。自那之后，我又多次在毫无

    防备之心的情况下对记者发表评论，而后却又感到有点后悔。

    当祖父母一家从纽约迁到狄龙时，我父亲只有14岁。那次搬家肯定

    会令他感到迷茫，但他从没有跟我聊过。从很多方面来看，我父亲与我

    那专横暴躁、肩膀宽大的祖父恰恰相反，因为父亲体态较瘦(我怀疑他

    的体重是否曾经超过125磅过)，举止腼腆，性格温和。他在狄龙读完

    高中后，便加入了海军。他参军那年正值“二战”结束之前的最后一年。

    他在驱逐舰上待的时间很短，其他大部分时间都驻扎在内华达州的里诺

    市。他被派到那里管理一个为军人服务的物资供应点。我父亲大部分海

    军生涯居然是在内华达州的沙漠地带度过的，这虽然多少有点讽刺意

    味，不过他却津津乐道。

    “二战”结束后，我父亲菲利普去北卡罗来纳大学查珀尔希尔分校攻

    读戏剧学的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我的母亲埃德娜。当时，我

    母亲是北卡罗来纳大学女子学院的学生(这所学校即现在的北卡罗来纳

    大学格林斯博罗分校)。父亲爱上了母亲，但我想他也爱上了她那笃信

    宗教、待人热情的家人，因为他的家庭气氛往往比较严肃紧张，他渴望

    融入一个温暖的群体，渴望拥有归属感。1952年6月15日，他们在夏洛

    特结了婚。

    在狄龙的家庭里，我母亲沿袭了她父母的传统做法，要求我们过犹

    太教的节日，并且日常饮食也会遵循犹太教教规。我们吃的肉都是从夏

    洛特运过来的冷冻肉。我父亲在遵守犹太教教规方面不是很严格，比

    如，周六的时候，他可能会去药店工作，但他很乐意接受犹太文化。晚上，他会坐在他的椅子上，谢了顶的头上戴着圆顶小帽[8]

    ，阅读关于犹

    太哲学与历史的书籍。周六休息时，他喜欢在午饭后带着家人一起唱传

    统的福音歌。福音歌往往很长，我父亲沉浸其中，慢悠悠地唱着，享受

    着其中的乐趣，但我和弟弟、妹妹却唱得很快，就像在比赛一样，看谁

    能最先唱完一首福音歌。我们的语速之快，堪比药品广告结束之际的免

    责声明。

    虽然父亲像祖母一样热爱艺术和哲学，但母亲却不是如此。她虽然

    聪明，却不是特别知性。她冷静，务实，注重外在的东西，而且往往杞

    人忧天。我上幼儿园时，她就担心我在幼儿园的表现，还会派父亲过去

    查看一下。等到我要离开家，去哈佛大学念书时，她又担心我的衣服是

    否体面，担心我的社交能力是否能让我融入集体。她印象中的哈佛大学

    肯定是20世纪50年代的样子，而当时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了，年青

    一代喜欢的衣服是看似破旧的蓝色牛仔裤，校园中还时常举行抗议集

    会。这就是我在那个年代经历的事情。2014年，当我准备从美联储卸任

    时，她又担心60岁的我在8年没开车之后是否还能安全驾驶。

    父母结婚后搬到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北奥古斯塔市，父亲在那里的一

    家社区剧院担任经理和舞台演出的导演。1953年12月13日，我出生在萨

    凡纳河对岸的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市。他们给我取的名字是本·沙洛姆

    (Ben Shalom)，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和平之子”。由于要养家糊

    口，父亲意识到他需要挣更多的钱，便回到了狄龙，在他父亲的药店里

    工作。他的弟弟莫蒂默(比他小两岁)已经在那里工作了。

    父亲在工作中学习了药理学，后来通过了国家的认证考试。随着时

    间的推移，他开始怀念那段剧场时光，我们每次一起去看电影，他都会

    对电影的导演方式与演员的演技点评一番。虽然祖母觉得父亲的凌云壮

    志被磨灭了，但他却不这么认为。相反，他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很有必

    要，他也会努力工作，尽己所能地成为最好的药剂师，不断了解新的治

    疗方法、新的药物和新的维生素。在当时那个医生寥寥无几的小镇上，父亲被称为“菲尔医生”(Doctor Phil)，我叔叔被称为“莫特医

    生”(Doctor Mort)。父亲并不仅仅将自己视为一个药店店主，而是更

    多地将自己视为一位卫生保健服务的提供者，并且主动停止销售香烟，这比西维士连锁药店(CVS pharmacy)停止销售香烟早了半个世纪。他

    每周工作6天，如果周日有紧急处方，他就会工作7天，而这是常事。一

    般情况下，吃晚饭的时间，我是见不到他的。

    母亲曾经在狄龙镇的一所小学当老师，教四年级，但她不满意这种

    生活，只做了一年便回家做家庭主妇了，同时她也会到药店去帮个忙，记个账。我小时候，父母雇了一位黑人女性帮忙做清洁和做饭。她肯定

    是南卡罗来纳州为数不多的擅长做犹太饭菜的黑人女性之一。她叫伦尼

    ·梅·贝西娅，父母经常把我交给她照顾。虽然父母一直很尊敬伦尼，但

    我还是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存在差异，也许是因为伦尼自己太

    在意这些差异了。我小时候曾经无心地将她称为“女佣”，而她告诉我

    说：“我不是任何人的女佣。我是一名管家。”她在我家一直工作到我去

    上大学。后来由于她岁数太大无法工作，我父母就为她提供了一份养老

    金，直到她去世为止(这也是我后来了解到的)。

    我那尚在襁褓的妹妹夭折后，父母又生了两个孩子，分别是比我小

    5岁的塞思和比塞思小两岁的莎伦。由于年龄差异，我和他们两个相处

    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只是偶尔会代替父母照看他们。如今，塞思是一名

    律师，专注于工伤赔偿方面的业务；莎伦在波士顿一家音乐学校做行政

    管理工作。成年后，我们经常会带着家人相互拜访拜访，有时也会一起

    度个假。

    我们童年时代的狄龙镇看起来与美国南方的其他许多小镇很相似，现在仍然是这样。镇上有一个商业区，里面的砖面建筑只有一两层高，沿着主街绵延六个街区。在20世纪60年代，在轿车与卡车汇成的车流之

    中，偶尔也能看到骡子拉的车。往东走，主街逐渐变窄，两边开始绿树

    成荫，进入到住宅区，那里有一些漂亮的老房子。其中一栋两层小楼是邓巴图书馆(Dunbar Library)，那是我儿童时代最爱去的地方。那座

    小楼曾经是一户人家的住宅，变成图书馆后，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

    籍，甚至有些霉味。每逢周六，我都会骑车过去，回家时，车篮子里放

    着三四本书。

    我家的位置是东杰斐逊街703号，是一个三居室的平房，位于一个

    中产阶级社区内，在主街上那些大而漂亮的老房子北面，相距五个街区

    的距离。我们这栋房子是父亲在我上小学一年级前后从爷爷那里买过来

    的，之前，我们居住在半英里之外的一个小房子里。我们的邻居都是白

    人。狄龙镇大部分黑人都居住在郊区地带，分布在57号公路两侧。他们

    的房子看起来普普通通，有些甚至是可以移动的，街道也没有铺柏油。

    我好多年都没去过那片社区，后来，十多岁的时候，我骑车去伦尼·梅·

    贝西娅家里，才过去看了看。

    我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是在狄龙镇东区小学读的，离家很近，有

    时可以走着回家吃午饭。从七年级到十一年级，我是在狄龙中学读的，距离闹市区和我家的药店有几个街区远，我得坐公交车去。那些年里，放学后，我经常去药店帮忙。虽然我也做点事情，但大部分时间都是自

    由的，到处逛逛看看，吃点糖果，然后就坐摩西的自行车回家。摩西是

    一位黑人，只有一只胳膊，被我父亲雇来递送处方。暑假里，我每天在

    药店做半天兼职，作为报酬，父亲每小时给我25美分。我刚开始做的事

    情就是做清洁、摆货架以及整理药店的杂志架，到后来，父亲让我操作

    现金出纳机。

    我的学业从一年级一开始就呈现出好兆头，我只读了两周的时间，就具备了良好的阅读能力和做加减法的能力，之后老师就说我可以读二

    年级了。记得六岁的时候，我在父母的书架上看到过一本书，书名大概

    是《你的天才孩子》(Your Gifted Child)，我当时就能很好地理解那本

    书讲的是什么。

    11岁时，我在南卡罗来纳州拼字比赛中荣膺冠军，并获得了到华盛顿特区的五月花酒店参加全美拼字竞赛的机会。我很想赢那场比赛，因

    为胜出者将有机会参加《埃德·沙利文秀》节目，并得到主持人的特别

    介绍。最后的结果令人失望，我在“edelweiss”(雪绒花)这个单词中多

    加了一个字母“i”，在70名参赛者中，我只得了第26名。当时，我还没有

    看过那部名为《音乐之声》的电影，里面有一首与雪绒花有关的歌曲。

    我参赛的时候，狄龙镇上唯一的电影院已经关门大吉了。没关门的时

    候，作为一个小孩子，花上25美分就能观看两部连续播放的电影。

    我读四、五年级的时候，喜欢看青少年小说，通常是与体育有关的

    内容，后来，我又喜欢上了科幻小说。再长大一些，我的阅读面就拓宽

    了许多。老师们会给我找相关的书籍和文章，让我自己去研究。比如，我就读的狄龙高中没有开设微积分课程，而我想提前自学一下大学数学

    的内容，老师就为我找来了沙姆纲要系列[9]

    的微积分入门教程。我从来

    不读报纸上的商业版内容，因为理解不了里面的意思。

    我至今仍然记得很多老师，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在四年级

    时，我开始跟随一位名叫海伦·卡尔普的老师学习吹萨克斯。她兢兢业

    业，诲人不倦。她有时候会指挥行进乐队，有时候会指挥音乐会乐队，这取决于季节的不同。得益于这些乐队，我能够轻松融入学校的社团，而且上高中后，每周五晚上我都可以加入乐队，在足球比赛的中场休息

    时参加演出，而不用去犹太教堂里面做礼拜。

    比尔·埃利斯是一位物理教师，说起话来总是轻声细语的。正是他

    激起了我对科学的兴趣。十一年级时，我在南卡罗来纳州学习能力倾向

    测验中得了最高分，受到嘉奖，当被问及谁是我最喜爱的老师时，我提

    到了埃利斯先生。我的奖品是一次欧洲之旅。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出国，持续17天，乘坐巴士游历了11个欧洲国家。

    约翰·福勒是我高中时期的英语老师。他总是鼓励我多练习写作。

    十一年级时他把我写的7首诗提交给了南卡罗来纳大学举办的一次竞赛，最后，它们被收录在《漫笔》(The Roving Pen)这本诗集中，得

    到了公开发表。那时，我开始想象自己是一名作家。我父亲为了鼓励我

    写故事，每写一行就给我一便士。或许是因为明白了经济鼓励的原因，我每次都写得很长。后来，我写了一篇关于黑人和白人的孩子在高中篮

    球队建立友谊的故事，在完成三分之二的时候，我将其发给一家杂志，看看能不能发表，结果收到了一封充满善意和鼓励的退稿信。

    那篇没有完成的小说的主题后来变成了现实。在十一年级时，我那

    所学校只收白人孩子，只有极少数例外。但到1970年，狄龙镇新开了一

    家完全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学校，平等地面向白人和黑人的孩子，我十

    二年级那一学年就是在这所学校度过的。那一年，我平生第一次拥有了

    与我年龄相仿的黑人朋友。于是，我退出了卡尔普小姐的乐队，以便腾

    出时间编辑班级年鉴。1971年，我被评为当年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是

    那所新学校开放之后的第一个优秀毕业生，我还被评为成功概率最大的

    学生。那一年里，我觉得自己在学校发挥的作用更大了，比之前任何一

    年都大。新学校打破了种族隔离制度，为不同种族的学生建立社交关系

    创造了机会，也打破了以往那些小圈子。

    对于毕业班那年我在社交方面的成功，我自己都觉得很有新鲜感。

    在那之前，虽然我与同学相处得也不错，但我书生气太重，常常都是一

    个人独来独往。我十多岁的时候，最好的朋友是内森·戈德曼，他也是

    一个犹太人。我们都对棒球和数学感兴趣。在夏季傍晚，我们时常会一

    起玩一种叫作“桌面棒球”的桌面纸牌游戏，总是沉浸其中而难以自拔，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我还参加过一季的少年棒球联赛，但大部分情况

    下都是替补队员。我经常用父亲的短波收音机，熬夜收听洛杉矶道奇队

    的比赛信息。我之所以非常支持洛杉矶道奇队，是因为他们明星般的投

    手桑迪·柯法斯也是一个犹太人。我如饥似渴地了解每一位队员的数

    据，那支球队的命运也牵动着我的欢喜悲忧，尤其是他们与旧金山巨人

    队打比赛时，我会更加关注。有时候，比赛打得太晚，我等不及的时

    候，就会给一位在当地电台工作的朋友打电话，让他帮我关注道奇队的比赛情况。

    “桌面棒球”旨在模拟棒球比赛的真实场景，虽然运气因素对模拟比

    赛结果存在一定的影响，但如果玩得够久，比如，玩一季，最终的模拟

    比赛结果与真实的比赛数据不会存在很大出入。这种游戏经历是我第一

    次从概率和统计数据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最后，我和内森都不再满足于

    只玩这种商业色彩较重的桌面游戏，而是想玩复杂一点的游戏，于是我

    们就玩起了一本与棒球有关的小说描述的棒球游戏。那本小说是我在14

    岁左右读过的，名为《宇宙棒球协会台柱J·亨利·沃》，作者是罗伯特·

    库弗。这本书其实充满了哲理(它的主题是上帝和死亡之间的关系)，但当时这本书最吸引我的是它描述的那些棒球游戏。那个小说的主人

    公，也就是棒球游戏的发明者，因为太痴迷于这些游戏而陷入了疯疯癫

    癫的精神状态，对于这部小说的深刻思想，我却没有注意到。

    我的书生气和内向性格是从父母那里遗传下来的。我家族中性格外

    向的人是我叔叔莫蒂默和我弟弟塞思。我们一家人在夏季一起出去旅行

    的时候并不多，只一起去过南卡罗来纳州东部的旅游胜地——默特尔海

    滩，而且即便那个时候，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也是各看各的书，屋子里

    很安静。我父母的社交生活(姑且这么说吧)主要集中在小镇上一座小

    型的犹太教堂，这个教堂的名字叫奥哈弗·沙洛姆(Ohav Shalom)，意

    思是“热爱和平的人”。

    在一个南方小镇的中央地带矗立着一座犹太教堂，看起来虽然有点

    突兀，实则不然。早在独立战争之前，南方就有犹太人定居了，通常是

    以经商谋求生计。具体到南卡罗来纳州，18世纪伊始就有犹太人定居在

    查尔斯顿这座港口城市，19世纪伊始，随着铁路线的延长，他们又来到

    了南卡罗来纳州东北部的皮迪河流域，在狄龙以及附近的镇子开店谋

    生。

    奥哈弗·沙洛姆教堂始建于1942年，如同外祖母所在的夏洛特市的

    犹太教堂一样，也与保守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座教堂之所以能维持下去，得益于狄龙镇上几个犹太家庭的共同努力。我家和我叔

    叔家也会拿出一部分钱。[10]

    我们大部分时候都是自己做礼拜的，只是

    偶尔需要从附近的佛罗伦萨镇请一位拉比[11]

    过来。在每年秋季的赎罪

    日，我们还会从纽约市的犹太神学院(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邀

    请一位学生拉比。因为我母亲一直严格按照犹太教教规操持家务，所

    以，招待拉比的任务一般都是由我家承担(当时，拉比往往是男性)。

    幸亏外祖父之前曾经教过我希伯来语，因此，我11岁的时候就能够领着

    别人做礼拜了，同时也为13岁的“受戒礼”做好了准备。

    在“受戒礼”前后，我开始对宗教产生了质疑。比如，我会和父亲就

    宗教与科学的矛盾之处进行争论，有时候会把他惹急。此时，我也到了

    青少年反叛的年龄。但说实话，我当时的反叛意识并不强，只不过在十

    一年级和十二年级时留过长发而已。我父母总想着让我到狄龙镇以外的

    地方接触一下犹太文化，我虽然不太情愿，但也算配合。我参加过一段

    时间的犹太夏令营，但很不喜欢，并不是因为是犹太教的，而是因为我

    不喜欢受到“温和管制”的夏令营生活。在13岁时，我花了6周的时间去

    纽约参加犹太教的夏令营。在那里，按要求，露营者只讲希伯来语，但

    其实并非如此。在纽约时，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图书馆研究棒球比赛分

    数。接下来那一年参加“联合犹太教会青年夏令营”时，我感觉好多了，因为在那次夏令营期间，我们乘坐巴士在美国各处游历了6周之久，我

    不仅第一次有机会看看除了南方以外的美国，还在圣路易斯参加了美国

    职业棒球大联盟比赛。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类比赛。

    在狄龙，虽然犹太人属于少数民族，但不会经常受到歧视，因为白

    人把他们的歧视主要留给了黑人，但我还是知道自己与其他人的不同之

    处。上小学时，我被其他孩子问了好几次头上是不是长着犄角，我相信

    他们也是无心的。(人们之所以认为犹太人头上长着犄角，一方面是因

    为《出埃及记》中的一个希伯来语词遭到了误译，另一方面是因为米开

    朗琪罗雕刻的摩西像的头上有角。)年龄大一些之后，我意识到很多同

    龄人，主要是福音派基督徒，觉得我背负着永恒的诅咒。在狄龙镇，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夹杂在信奉基督教的白人与黑人之

    间，因此，我的家人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感觉并不是很轻松自在。在很小

    的时候，我没怎么想过种族隔离和歧视现象，因为这是我生活环境的一

    部分，似乎是正常的和想当然的。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日益意识到了

    不公平现象。我曾经去佛罗伦萨镇参加过一个犹太青年团体组织的集

    会，听了几次关于种族、歧视和反犹太主义的演讲，接触了一些所谓的

    进步思想。因此，我开始留心这类现象。我发现，当黑人青少年开车去

    我家附近的公园里打篮球时，镇子上就会有人过去拆掉球篮，最后导致

    谁也用不了球场。后来，1968年4月，我心目中的一个“好孩子”，也就

    是我高中的一位好朋友，竟然对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表示很高兴，这

    让我感到非常惊讶。

    我父母从来不会跟我详细讲种族主义的坏处，但我看得见他们在通

    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反对种族主义。我们家的药店欢迎每一个人的到来，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会一视同仁。(即便我那性情傲慢、似乎平

    等地蔑视所有人的祖父乔纳斯，也会同时服务白人和黑人，这在20世纪

    40—50年代是很不同寻常的。)我父亲和叔叔会向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提

    供咨询服务，并且任何人都可以赊账。他们在雇用和晋升员工的时候，也会采用同样的标准。他们相信，任何为了养活自己或家庭而努力工作

    的人，无论工作多么卑微，都是值得尊敬的。如果有顾客欠账较多，我

    父亲或叔叔可能会和他们私下聊一聊，但绝对不会给那些显然无力偿还

    的人施加压力。

    在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访问狄龙期间，我发现种族主义问题改善了

    很多。我见到的那些狄龙镇领导们既有白人，也有黑人。我感受到了一

    种相互信任与合作的精神。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个目标

    就是让狄龙成为一个更加适合生活的好地方。当然人们改变自我的速度

    是非常缓慢的，社会变革的速度也是缓慢的，虽然过去的那些歧视态度

    还没有完全被岁月涤荡干净，但我相信，未来这一切是会改变的。我父亲在狄龙镇上与黑人形成的良好关系为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益

    处。肯·曼宁是一位黑人的儿子，他非常优秀。他的家族在狄龙镇也很

    有威望，曾经出了一个检察官和当地的篮球明星。曼宁很关心我。他得

    益于一个特殊项目的资助，在康涅狄格州读完了高中，之后考上了哈佛

    大学，学习本科课程。当我快要高中毕业时，他已经是哈佛大学的研究

    生了。他在哈佛大学一直读了下去，最终拿到了博士学位，去麻省理工

    学院教授科学史。他意识到了教育为一个人提供的发展机遇，于是，他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说服我和我的父母，希望我也能离开狄龙镇，去哈

    佛大学读书。

    今天，人们可能会认为中产阶级的父母希望送孩子去就读精英式的

    学院，但就当时来讲，我父母虽然也算得上中产阶级，却压根儿没想过

    送我去哈佛大学，甚至都没想过让我离开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

    州。他们觉得我去哈佛读书是遥不可及的事，想让我在附近的地方找个

    大学读读就算了。但曼宁每次回到狄龙镇都会来我家拜访，与我和我父

    母进行真诚的交谈，希望我能充分发挥自己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去接触

    一下外面更加广阔的世界。最后，他那无穷无尽的自信和极富感染力的

    大笑实在令人难以拒绝。我申请了哈佛大学以及其他几所常春藤盟校，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而我父母则紧张地盘算着家里的储蓄，因为如果读

    哈佛大学，第一年就需要4 600美元。一天，我放学后，电话铃响了。

    对方说他是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的，我被录取了。我的一些同学知道我

    申请哈佛大学的事，因此，我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个恶作剧，便问对

    方究竟是谁。好一会儿，对方才说服我，我才相信这个录取信息是真

    的。

    我从狄龙高中毕业后，父母强烈建议我先找份工作干干，好挣些学

    费。于是，我从家里出发，走了6个街区，来到了圣尤金医院，即现在

    的麦克劳德医疗中心，当时那里正在建一座新楼。我在那里搞到一个活

    儿，是体力劳动。我身高5.8英尺，却只有140磅重，但他们仍然雇用了

    我，每个小时1.75美元。第一天，我干完一天的活儿，身上满是水泥灰，到家时累得都不想吃饭了，只想喝点水，结果我坐在椅子上就睡着

    了。我记得我起初的工作是运送水泥，有时候重得撑不住。有一次，我

    没有控制好小推车，把一车水泥倒错了地方。但经过一个夏天的劳动，我变得更加强壮了，工作也做得更好了。

    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儿那一年，我17岁。作为一个中产阶级药剂师的

    儿子和一个即将步入常春藤盟校的学生，我与其他工友没有多少共同

    点。他们大多数人年龄都比我大，要么是黑人，要么是乡村的白人。他

    们称我为“文化人”。虽然刚开始有点磕磕碰碰，但我与他们相处得很

    好。比如，有一次，我站在二楼楼顶靠近边缘的位置，一个冒失的工友

    想跟我开个玩笑，突然从后面推了我一下，然后又迅速抓住了我，我第

    一感觉是自己要摔下去了。干了一段时间，我被委以技术含量略高一些

    的活儿，包括给屋檐下的墙体砌一层水泥。当时，在那个工地上做这份

    工作的是两个非洲裔美国人，两人是亲兄弟，他们打算自己开一家建筑

    公司，想说服我以一名学徒的身份加入他们。他们说，做建筑工程很挣

    钱，过几年我就能自己开公司，并拥有自己的员工。

    那个夏季就这样过去了，父母开车把我送到佛罗伦萨镇，我在那里

    搭乘一架双螺旋桨的小飞机前往夏洛特市，然后在夏洛特转机去波士

    顿。几经辗转，我终于到达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哈佛园——哈佛园位于整

    个哈佛校园的中心地带。我到的时候已经接近午夜了，两只手各拎着一

    个行李箱。对我而言，一切都是新鲜的。哈佛园里有很多学生在散步和

    聊天，也有人在播放音乐。我把行李箱放下，环顾了一下四周，那些建

    筑给我一种压迫感，心里想我将要面对很多变化，而我还没有做好准

    备。我心想：“哦，上帝，我之前都做了什么啊？”

    过了一会儿，我来到了位于韦尔德宿舍楼5层的宿舍。约翰·肯尼迪

    曾经就住在这里。我把行李箱放到了双层床的下铺，然后重重地坐在了

    地板上，疲惫不堪，一动也不想动。一些我不认识的学生进进出出，呼

    朋唤友。窗户上有个喇叭，大声地播放着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歌曲。地板上放着几镍包[12]

    的大麻。我问新室友：“你们想不想把门锁上

    啊？”他们说：“别担心。”过了一会儿，一位穿制服的“警官”站在了敞

    开的大门外，俯视着我。我心想：“我才刚到哈佛20分钟，现在就要被

    驱逐了，可能还会被逮捕。”

    “那是你的音响吗？”那位“警官”问。我注意到他是哈佛大学的一位

    校警，而不是坎布里奇镇警察局的警察。“把声音调小点，而且不要把

    喇叭放到窗户上。”他说。我说“好的”，他就离开了。

    我这次可算是远离狄龙镇了。

    [1] 狄龙镇是狄龙县的县治所在地，该县另外两个建制镇分别是拉塔镇和湖景镇。——译者

    注

    [2] 南卡罗来纳州的别名是“矮棕榈之州”。——译者注

    [3] 在我之前接受过这一殊荣的人是达里奥斯·拉克，他是Hootie the Blowfish摇滚乐队的

    主唱和节奏吉他手。

    [4] 泰西奥马·贝西娅的请愿成功了。2009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讲，呼吁通过刺

    激经济的预算时，曾经邀请她与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坐在一起。联邦政府通过贷款修缮了她

    的学校，并在2012年9月启用。遗憾的是，几个月后，她因母亲失去在当地工厂的焊接工作，不

    得不暂时离开狄龙，搬迁到了亚特兰大郊区。

    [5] 从1882年至1954年，艾利斯岛是许多移民美国者的第一站，新移民在此登记和隔离检

    疫，等待入境许可，在获准入境之前，他们是完全没有身份的人。——译者注

    [6] 《圣经》希伯来语是《圣经·旧约》中所使用的语言。——译者注

    [7] 《塔木德》是注释、讲解犹太教律法的著作，为犹太教仅次于《圣经》的主要经典。

    ——译者注

    [8] 这里的圆顶小帽是指犹太男人、男孩在室内祷告、学习、就餐时戴的便帽，亦称“犹太

    帽”或“亚莫克便帽”。——译者注

    [9] 沙姆纲要系列，Schaum’s Outline Series，是美国经典学习指导系列丛书，帮助高中生预

    习大学课程，也被部分大学用作基础教材，最初由丹尼尔·沙姆(Daniel Schaum)于20世纪30年

    代编著，主要集中在数学和物理学这两个学科上，但后来学科逐渐得到拓展，囊括了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会计学、金融学、经济学、语法学等，至今依然畅销。——译者注

    [10] 然而，随着下一代人搬离了狄龙，出资的家庭只剩下了7个，包括我叔叔家在内。教堂

    因此就无法维系了。后来，到1993年，他们经过商议，决定关闭这座教堂，并将其卖掉，大多数收入都捐给了佛罗伦萨镇的贝斯以色列犹太教堂。

    [11] 拉比(Rabbi)，是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阶层，指接受过正规犹太教育，系统学习过

    《塔纳赫》、《塔木德》等犹太教经典，担任犹太人社团或犹太教教会精神领袖或在犹太经学

    院中传授犹太教教义者，是老师也是智者的象征。——译者注

    [12] 镍包(nickel bag)，系美国俚语，指五美元一包的毒品。——译者注第二章

    学术界

    与狄龙镇相比，哈佛大学让我感觉更自在。在哈佛，最重要的是创

    意。电话簿大小的课程指导手册上列出了多种多样的课程，从梵语到生

    物化学，再到中世纪艺术，无所不包，我觉得简直难以置信。在第一学

    期，我选择了数学、物理学、创意写作、日本历史与文化，以及一本关

    于犹太史的研究生课程。我之所以选择日本历史与文化，是因为我对亚

    洲充满了好奇心，但知之甚少。之所以选择犹太史课程，是希望它为我

    提供一个看待犹太民族遗产的视角。

    我在韦尔德宿舍楼的室友包括一位足球运动员、一位越战老兵和一

    位数学奇才。我们都有一点紧张，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学习成绩会怎么

    样，也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未来的生活。我和几位新朋友喜欢在校园里

    面逛逛，希望能在新生里面看到漂亮的女孩子。[1]

    我逐渐了解了坎布里

    奇这个地方。书店里面的书多得我无法想象，每次过去，都要在里面看

    上几个小时。我有时去咖啡馆，那里有一些民俗歌手的表演，有时去电

    影院看亨弗莱·鲍嘉和劳伦·白考尔主演的电影，有时也会打桥牌，一直

    打到很晚才作罢。

    课程刚开始时，我很兴奋，但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基础有多

    差，尤其是与那些毕业于精英式私立高中(比如菲利普斯安多佛中学或

    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学)或顶级公立学校(如布朗士科学高中)的学生

    相比，更是相形见绌。我的背景知识，尤其是数学与物理方面的背景知

    识，与同学们相去甚远，而且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学。我第一次物理期中

    考试的成绩出来时，无异于给我当头棒喝。我课堂上认真听讲，但下课

    后却没有下很大功夫。我心想，不会有问题的。考试上午9点钟开始，我早上起得早，大约7点半就起来了，这样在开始考试之前还能抱着书

    再突击式复习45分钟，这比我在高中时期的备考时间长多了。当然，我

    没及格。其他几门成绩好一些，但也算不上出类拔萃。

    哈佛大学的奇特校历救了我。秋季课程在圣诞节前结束，但是期末

    考试直到1月中旬才开始。假期和考试之间的几周，被称为“复习迎考

    期”。在此期间，学生将完成学期论文，并为期末考试做准备。当假期

    开始之际，我收拾好课本，坐上一辆公共汽车，准备回狄龙镇。我的心

    情可谓是既担心，又沮丧。回到家之后，睡觉、吃饭和复习就是我的全

    部生活，再回到哈佛，也继续努力复习备考。最后，我在物理期末考试

    中拿到了B，与之前期中考试的成绩相比，提高了很多，我深受鼓舞。

    日本历史与文化的期末考试成绩也是B，其他课程都是A。我下定决心

    再接再厉。

    当初竭力说服我上哈佛大学的肯·曼宁经常来看我，请我出去吃

    饭，询问我的近期状况。我读大一的时候，他已经拿到了学士和硕士学

    位，并开始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了。他跟位于郊区地带的布鲁克莱

    恩镇上一个犹太家庭关系很近，曾经邀请我过去参加救赎日的活动，但

    我对那些活动的兴趣没有他强烈。我的民族遗产是值得骄傲的，但我不

    想做一个传统的教徒。

    在我上大一那年，哈佛大学仍然是抗议越战的中心。1969年，也就

    是我到达哈佛的两年前，一个名为“民主社会学生会”的政治组织占领

    了“大学楼”(University Hall)。这是哈佛校园中历史最悠久的建筑之

    一。最后，拿着警棍和催泪瓦斯的警察结束了那次抗议。1971年，我到

    哈佛时，抗议还在继续。有一次，抗议者在哈佛园内连续数天24小时不

    间断地击鼓。当时，作为一个来自小镇的17岁青年，我的政治意识并不

    强烈，甚至有点幼稚。我用一种超脱的视角看待反战抗议，认为这是我

    的教育的一部分。然而，到1972年2月，也就是我大一那个学年将要结

    束之际，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我抽签的结果(第335号)表明我不大可能被征召入伍。事实上，抽签结果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1973年越

    南战争就结束了，抽签征兵模式也随之结束。

    大一结束后的那个暑假里，我回到了狄龙镇的家里，到“边境之

    南”找了份服务员的兼职。“边境之南”最初只是一个啤酒摊的名字，这

    个啤酒摊是狄龙县一个名叫艾伦·谢弗的犹太人于1949年创建的。当

    时，与狄龙县毗邻的北卡罗来纳州颁布了禁酒令。他就是利用了这个事

    实才萌生了卖酒的想法。在数十年间，“边境之南”逐渐发展成了一个综

    合性的商业服务区，面积达数平方英里，包括汽车旅馆、露营地、墨西

    哥阔边帽形状的饭店、游乐园、爬行动物室内展览区以及销售烟花、沙

    滩用品和纪念品的商店。它的广告牌，往北延伸到费城，往南延伸到佛

    罗里达州代托纳海滩，以吸引那些冬季迁徙到南方的候鸟族。

    虽然“边境之南”这个景点在以农业为主的南卡罗来纳州似乎与周围

    环境有些格格不入，但它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数以百计的工作机会。很少

    有当地人会在那里吃饭，因为价格太贵了。在那里做服务员虽然比在工

    地上干活儿轻松多了，但也是个苦差事。由于有小费，我比之前在工地

    上挣的多了许多。这份兼职有利于改变我的害羞性格，因为如果你想多

    得小费，就不得不与人们多聊上几句。我发现较之于北方人(我们称之

    为“扬基人”)，南方人显得更为友好，但北方人给小费比较多。我在那

    里总共工作了两个暑假，来回都是开我外祖父那辆1964款的“普利茅斯

    猛士”。工作时，我身上会披上一件具有墨西哥风情的披肩。我的同事

    们有学生，有利用暑假挣点外快的当地老师，也有一些“老兵”，这些人

    一般都是中年女性，成年累月地在那里做服务员。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狄龙镇的种族关系仍然处于紧张状态，但“边境之南”的餐馆一般不存在种族隔离现象，在很早之前，各个种族

    就能享受那里的服务。有一次，在将近10个小时的轮班快要结束时，在

    门外迎宾的女老板迎进了一对黑人夫妇，让他们坐在一个餐饮区里，但

    显然她没有意识到那个餐饮区的女服务员已经下班回家了。我本来应该为他们提供服务，但由于时间太晚了，我也想回家，便忽视了他们。他

    们在那里等了将近20分钟，最后那个黑人男性把菜单甩在了桌子上，他

    们便起身离去了。他们之前肯定也在其他地方受到过种族歧视，被拒绝

    提供服务，所以，他们那次肯定也会这么认为。其实，那一次没有得到

    服务与他们的种族并没有关系，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时至今日，我

    每次想起那件事就充满了很大的愧疚感，我希望能当面向他们道歉。

    暑假结束后，我回到了学校，开始读大二，并搬到温思罗普宿舍

    楼，一直住到了大四结束。虽然我暑假挣了点钱，但手头仍然紧张。我

    和一位室友为了多挣点钱，就在宿舍楼下的地下室开了个小店，做汉堡

    和奶昔。店里面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通常会播放棕熊队或凯尔特人队的

    比赛。当时的波士顿和现在一样，体育运动也很风靡。

    鲍比·奥尔效力于棕熊队，戴维·考恩斯和约翰·哈夫利切克效力于凯

    尔特人队，卡尔·雅泽姆斯基效力于红袜队。我们尽可能经常地去看比

    赛。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是红袜队的铁杆粉丝。

    我刚进入大学时，曾经想过主修数学，但很快便明白我既没有天

    赋，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很难与哈佛大学数学方面最优秀的学生相

    匹敌。事实上，我的问题是我对一切都感兴趣。我记得，我曾经先后考

    虑过把数学、物理学和历史学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而且我也很喜欢我

    在大一那年选择的创新写作课程以及大二那年选择的莎士比亚研究课

    程，所以，曾经考虑过做一名英语专业的学生，但这种想法持续时间很

    短。

    在大二那个学年的秋季，我最终决定主修经济学专业，选择了代码

    为“Ec 10”[2]

    的“经济学导论”课程。授课教授为著名的保守派经济学家

    马丁·费尔德斯坦。费尔德斯坦授课的地点往往都是能够容纳数百名学

    生的大礼堂。事实上，很多教学工作是“小组制”的，每个小班都是由高

    年级的本科生、研究生或青年教师担任“组长”。我的“组长”是李·琼斯。他现在是波士顿大学的教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很感兴趣。他帮助我

    认识到了经济学是一个很挑战智力的学科，可能改善数百万人的生活。

    我比较喜欢的一点是，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我可以同时追求对数学

    和历史的兴趣。在大二学年的春季，我最终将经济学申报为了主修专

    业。[3]

    在哈佛大学的前两年内，我只修了“经济学导论”这一门与经济学相

    关的课程。于是，我决定奋起直追。在大三那年的秋季，我注册了四门

    经济学类课程。其中一门是“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分析”，是由资深教授戴

    尔·乔根森执教的。他后来成为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他很有智慧，性情沉稳，讲话语速快，但很清楚。他对我很好，大三和大四那两个暑

    假里，他雇我做他的研究助理。他还慷慨地为我提供了职业发展建议。

    在他的指导下，我学会了如何用计算机程序与穿孔卡片建立经济数学模

    型。

    当时，乔根森的工作重点是研究能源经济学。这是20世纪70年代一

    个特别重要的课题，因为当时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造成了美国经济的通

    货膨胀与衰退。我在他指导下所做的研究工作，为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奠

    定了基础。我那份论文探索的内容是政府的能源政策对整体经济运行情

    况的影响。我以本科阶段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与乔根森合作完成了我平

    生第一份公开发表的文章。我们分析了实施天然气价格上限政策的影

    响，得出的结论认为，这些政策抑制了新的供应，阻碍了天然气开发，以至于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乔根森被邀请向国会做证，他带着我一起

    去。

    我的毕业论文被评为哈佛大学1975年最优秀的经济学学士论文。虽

    然我大一那年过得马马虎虎，但毕业之际，却取得了经济学专业最优等

    的成绩，成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的一员。我还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

    基金会奖学金，这意味着无论我去哪儿读研究生，国家科学基金会都将

    支付我研究生前三年的学费和费用。我的目光盯上了麻省理工学院，那里的经济学博士课程被普遍视为世界上最好的。但我担心如果我放弃哈

    佛大学，而选择麻省理工学院，乔根森可能会不高兴，但他说：“你需

    要去最好的地方。”

    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的距离虽然只有一英里左右，也就是一个

    地铁站的距离，但这两所学校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我认为，哈佛大学陶

    醉在其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之中，而麻省理工学院却没有这种情绪。那里

    的文化和课程以理科和工科为主，学生们几乎没有时间去修“软学

    科”[4]。(后来，我作为一个研究生助教，辅导麻省理工学院的几位本

    科生学习一门数学理论应用非常多的经济学课程。我问他们为什么选修

    这样一门课，他们告诉我说这门课符合麻省理工学院对于本科生人文素

    质的要求。)有一个笑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两所学校的差异：大概在这两

    所学校中间的位置有一个颇受欢迎的百货商店。店前的广告牌上写着“5

    罐汤1美元”。一个学生走了进来，问道：“10罐多少钱？”店员回

    答：“你是来自哈佛不会算账，还是来自麻省理工而读不懂？”

    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课程的授课地点在斯隆商学院，位于校园最

    东边，在肯德尔广场和查尔斯河之间。今天的肯德尔广场遍布科技公

    司、高档公寓和各种饭店，但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的时候，那里还是

    一片低矮的仓库和其他没有任何特色可言的建筑物，唯一能引起食欲的

    地方就是饭店，但那里的晚饭总是给人一种油腻感。即便如此，来自世

    界各地的学生仍然蜂拥而至，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经济学类研究生课

    程。

    在一个以工科为主的大学里面却存在一个顶尖的经济学科，的确有

    点令人意外。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类学科的发展史上，1940年是一个至

    关重要的年份。当时，年轻的保罗·萨缪尔森同意离开哈佛大学，来到

    了麻省理工学院。他后来荣膺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撰写了史上影响力最

    大的经济学教材。他在研究生阶段，为了将复杂高端的数学方法应用于

    经济学领域，做了大量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哈佛大学那些“保守派”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接受萨缪尔森的数学方法(反犹太主义思潮的残余也可能

    是其中一个原因)。在他之后，到了1949年，另外一位未来的诺贝尔奖

    得主也来到了麻省理工。他就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集大成者——罗伯特·

    索洛。那个时期，数学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的应

    用，麻省理工学院就为这种量化分析方法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一方完美的

    沃土。当我1975年到达那里的时候，数学分析法已经根深蒂固了，但在

    经济学领域却因凯恩斯学派与新古典学派之间的论战而陷入了新一轮动

    荡。

    萨缪尔森和索洛信奉凯恩斯学派。这一派的理论基础是英国著名经

    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凯恩斯在探索如何“治愈”大萧

    条的过程中，对经济繁荣和萧条提出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解释。他的作

    品在措辞上往往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以至于经济思想史学家们到今天仍

    然在辩论“凯恩斯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但是，至少根据那些最有影响力

    的追随者的解读，凯恩斯学派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工资和一些价格具

    有“黏性”，也就是说，它们不能足够迅速地调整，以确保充分就业和资

    本存量[5]

    (工厂与设备等)的充分利用。在凯恩斯主义理论中，需求如

    果发生出人意料的减少，比如企业对新设备的投资减少或者政府支出减

    少，都会导致失业加剧，因为随着销售额的减少，企业会缩小生产规

    模，并解雇工人。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就像大萧条时期那样，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如果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则能够改善这种局面。尤

    其值得指出的是，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刺激(减税或增加财政支

    出)和货币刺激(降低利率)有利于促进市场恢复对商品和服务的正常

    需求，因此，要确保劳动力充分就业和确保资本存量得到充分利用，就

    应该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积极应对经济衰退和失业。

    在萨缪尔森、索洛和其他著名经济学家的积极倡导下，凯恩斯学派

    在20世纪50—60年代赢得了众多追随者。肯尼迪总统在提出一项重大减税方案时，就是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后来，他提出的减税

    方案在林登·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1964年)通过。人们普遍认为，这

    项减税方案推动了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繁荣。1971年，尼克松总

    统公开表示：“我现在是一位凯恩斯经济学的支持者。”然而，当我开始

    读研究生的时候，凯恩斯主义的名声已经开始有些陨落了，至少在学术

    界一些人之间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凯恩斯主义在学术界的人气下降

    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表现不佳，尤其是通货膨胀率的急剧上升，这可以归咎于过多的美国政府支出(目的是为了打越南战争和落实约翰

    逊总统提出的“伟大社会”计划)以及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太低，且维持时间过长)。许多经济学家也质疑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比

    如，为什么凯恩斯模型认为工资和物价是黏性的，而不是根据供求压力

    自发调整的？当时的凯恩斯模型没有给出什么好的解释。

    为了应对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不满情绪，一群经济学家便开创了新

    古典宏观经济学。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明尼苏达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他们后来都获得

    了诺贝尔奖，促进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从本质上讲，卢卡斯和

    他的同事们以现代化的、数学的形式再现了亚当·斯密提出的“无形的

    手”的古典视角。斯密认为，市场具有自发调节性，虽然每一位买家和

    卖家的行为纯粹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但市场就像一只无形的手，调

    节着他们的行为，从而达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结果。他们摒弃了凯恩斯

    学派的黏性工资和黏性物价理论，而是假定市场总是自发地趋于供需均

    衡状态，只不过有可能在短期内偏离这种状态。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

    么经济衰退并不像凯恩斯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反映出资源的严重浪费，相反，经济衰退时期表明人们自愿减少工作时间，或者表明经济生产力

    降低。

    与凯恩斯主义相反，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政府没必要干预经济，而

    且对政府干预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如果工资和价格迅速调

    整，消除了市场失衡现象，那么货币政策最多只是对产出与就业产生短期影响。相应地，信奉新古典学派的人相信货币政策除了使通胀率降低

    并保持稳定之外，并不会系统性地改善经济运行状况。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具有重要影响，部分原因是它在研究方法上的

    诸多创新。我在研究生院期间，一些最有趣的研究就是以这些方法为基

    础的。然而，许多经济学家虽然认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存在一些缺陷，却不乐意接受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结论，尤其是不乐意接受“货币政策只

    能对就业或产出产生短暂的影响”的结论。这种结论在20世纪80年代似

    乎更不可信。当时，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把利率上调到了非常高的

    水平，以期给经济降温，从而降低通胀率。沃尔克的政策虽然征服了通

    货膨胀，却产生了深刻而持续的衰退，这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直接相

    悖，因为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说法，这种现象是不应该发生的。

    一些研究人员致力于结合新古典学派的见解以及较为先进的分析

    法，对古典的凯恩斯主义进行“现代化改造”。麻省理工学院就有这样一

    批人，其中包括一位名叫斯坦利·费希尔的年轻教授。他出生于北罗德

    西亚，也就是现在的赞比亚。费希尔等人融合了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

    义的思想之后，催生了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深刻地影响了今天大多

    数主流经济学家的思想。至关重要的是，新凯恩斯主义者使用新的模型

    和分析法，重新论证了工资和物价具有黏性，并且可能导致市场供求关

    系陷入长期的失衡状态，因此，他们又回到了凯恩斯主义学派原来提出

    的“经济衰退是一种浪费”的观点，并且认为财政与货币政策有助于保持

    经济接近于充分就业的状态。

    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一位研究生和初步了解这些论战的新人，我对凯

    恩斯主义的态度是既不热情地支持，也不坚决地反对。我想看看我自己

    的学术研究之路会把我带向哪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相信融合了

    新古典学派以及其他经济学派之思想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为现实决策提

    供了最好的框架。

    在麻省理工学院期间，第一学年快要结束之际，斯坦利·费希尔的建议对我未来的学习产生的影响最大。在第一年里，我跟着他学习宏观

    经济学和货币政策，课程结束后，我找到他，和他探讨一下集中研究这

    些领域的可能性。他为我提出一些建议，告诉我要读哪些书，其中包括

    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安娜·施瓦茨在1963年合著的《美国货币史(1867—

    1960)》。他告诉我，这本大部头的书要么让我激动不已，要么让我昏

    昏欲睡，根据自己读这本书的反应，就能准确地知道自己喜欢研究什

    么。

    我发现这本书引人入胜。我在研究生院的第一年主要学的是数学分

    析法，因此，弗里德曼和施瓦茨重点描述的历史分析法给我别开生面的

    感觉。他们回顾了美国近一个世纪的经济史，以便理解货币政策对经济

    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他们提供的历史记录，美联储在三个

    历史时期采取的紧缩型货币政策(一次在1929年股灾前，其他两次在大

    萧条早期)加剧了大萧条的严重性。

    然而，在研究生院期间，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的反复波动不断地

    激发着我的研究兴趣。我的博士论文重点研究的对象就是不确定性及其

    对投资和就业的影响。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是斯坦利·费希尔，论文

    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是罗伯特·索洛。我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了能

    源进口型经济体(类似于美国)在与能源卡特尔(类似于石油输出国家

    组织)打交道期间可能遭遇的问题。我的结论表明，非同寻常的不确定

    性(比如关于石油价格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或关于决策者如何应对这些

    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或将对石油公司产生强大的阻碍作用，阻碍它们

    进行新的投资或增加工人数量。

    那些年里，我的生活还发生了另外一个重大的改变。1977年10月，也就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三年刚刚开始之际，我遇到了安娜·弗里

    德曼。她当时是一个大四的学生，在韦尔斯利学院主修化学，辅修西班

    牙语。韦尔斯利学院在麻省理工学院西面，距离14英里。我在哈佛大学

    的一位室友迈克·史密斯为我和安娜安排了初次约会。后来，迈克成了我的伴郎。迈克当时正和安娜的一位朋友妮科尔·阿罗尼约会，妮科尔

    让他撮合我与安娜。约会那天，妮科尔与安娜在韦尔斯利学院为我和迈

    克煮了意大利面作为晚餐，然后我们一起打乒乓球。安娜后来回忆

    道：“妮科尔觉得我很书生气，本也很书生气，所以她就觉得我们应该

    见个面。”事实上，安娜具有热情、外向的性格，我则腼腆内向，这有

    助于我们相处。

    安娜和我拥有相似的家庭背景，都是东欧犹太人的后代，但成长环

    境差别非常大。她的父母奥托·弗里德曼和莲卡·弗里德曼是大屠杀的幸

    存者。1943年，结婚不久的他们生活在南斯拉夫一个名叫斯普利特的地

    方，即现在克罗地亚的亚得里亚海的海岸地带。德国占领南斯拉夫后，建立了一个亲纳粹的傀儡政权，奥托的父母、弟弟、莲卡以及莲卡的母

    亲便一直计划着逃离出去。一天半夜时分，有人撞他们家的前门。那是

    德国人和他们的克罗地亚同伙在围捕犹太人。他们便从后门仓皇逃走，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一无所有。在塞尔维亚游击队员的协助下，他们

    一路往北奔逃，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奥托的父母、弟弟和莲

    卡的母亲没有成功出逃，他们死于克罗地亚的法西斯政权设立的亚塞诺

    瓦茨集中营。

    奥托和莲卡首先定居在了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名叫巴里的海滨城市。

    1944年，安娜的哥哥维克多出生在那里。战争结束后，他们全家搬到了

    罗马郊外一个名叫格罗塔费拉塔的小镇。1956年，安娜出生在那里。后

    来意大利当局开始打击非法移民，他们便移民到了美国，当时，安娜还

    是个婴儿。他们一家在丹佛定居，因为他们有亲戚住在那里。

    安娜的父母都没有读完高中。尽管如此，他们却非常重视教育。后

    来，维克多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了硕士学位，成

    为一名石油工程师。安娜以全额奖学金被录取到了韦尔斯利学院。她的

    哥哥一再向她父母保证虽然这所学校只招收女生，但它是一所顶尖的学

    校，之后，她父母才同意她上这所学校。她遵循父母的建议，主修化学专业，但她真正喜欢的是拉美文学。她把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作品介绍给了我。

    和安娜约会两个月后，我向她求婚。1978年5月29日，也就是安娜

    毕业三天之后，我们在波士顿的一个犹太教堂结婚了。我们把度蜜月的

    地点选在了意大利。我们去了一趟她家当年住过的格罗塔费拉塔小镇，见了见她父母和哥哥在那里居住期间认识的一些人。

    我们两人的第一个家是一个小公寓，里面经常有蟑螂出没。公寓所

    在的大楼共有6层，外墙是棕褐色的砖墙，与哈佛广场有三个街区的距

    离。国家科学基金会给我的资助已经用完了，我们的收入只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我担任助教的津贴，另一部分是安娜在哈佛广场一位验光师的

    店里做接待员的收入。我们只能依靠这些微薄的收入艰难度日。我们每

    周只拿出5美元用于娱乐，就是到公寓附近的一个地方去玩弹球游

    戏[6]。

    我在撰写博士毕业论文期间，就四处申请教职，哈佛大学、斯坦福

    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几所学校向我发出了邀请，为我提供助理教授职

    位。与此同时，安娜也被几所学校的西班牙文学硕士项目录取。最后，经过商议，我们决定留在斯坦福大学。

    我的工作和安娜的硕士项目开始之前的那个夏天，我们在斯坦福大

    学的校园周围与别人合租了一套房子，合租者是我在研究生院的朋友，名叫杰里米·布洛。为了分担房租，我们后来又邀请了马克·格特勒与我

    们一起合租。当时，马克已经在一年之前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

    位，正计划利用那个夏天做研究。我和马克即将开始我们的新事业，都

    激动不已。我们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兴趣，每次聊天都会聊上几个

    小时。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建立了漫长而富有成果的合作与友谊。

    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个挑战是教学。我的教职是在商学院，而不

    是经济学系。我当时只有25岁，很多工作几年后重返校园的学生都比我年龄大。他们觉得我太年轻，觉得我缺乏经验。他们这样想也不无道

    理。通常来讲，他们的一切费用都是自己承担的，既然付出了学费，必

    然想获得良好的回报。我之前接受的教育主要在经济学理论方面，但我

    很快学会了如何让我的授课符合学生的需求，让学生从我的课程中获得

    他们想要的知识。比如，我让学生分析一下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政策，并思考一下这些政策对于创业或投资的影响。这个做法帮助我以一种更

    实用的方法去理解经济学，而且我发现我善于解释事情。

    与此同时，我还面临着“不出版，就出局”的问题。所有年轻的教师

    们都会面对这个压力。我之前之所以非常兴奋地加入斯坦福大学，部分

    原因是那里更适合我思考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对于市场结果的影响。

    信息不对称意味着交易中的一方比另一方掌握更多的信息。比如，二手车卖家比潜在买家更了解自己的车，就属于信息不对称的一种体

    现。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全的市场运作方式非常不同于买卖双方掌握类似

    信息的市场，比如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的标准化市场。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信息不对称对银行业和信贷市场运作过程的影

    响。银行有助于弥合储户(大部分银行信贷的来源)与潜在贷款者之间

    的信息差距，因为普通的储户不可能判断那些试图从银行贷款的人是否

    值得信赖，是否具备相应的资质，但银行的贷款专员如果多用点心，就

    能了解潜在贷款者的信息。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处处弥漫着信息不对称

    研究的气息，因为这个领域内一些起到先驱作用的学者都集中在这里，包括肯尼思·阿罗、戴维·克雷普斯和鲍勃·威尔逊。在他们的影响下，我

    对大萧条的兴趣越来越大。我和马克·格特勒多次料到银行和金融市场

    对经济扩张和收缩产生的影响。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深入阅读了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著作之后，就成

    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萧条迷”，就像其他人成为“美国内战迷”一样。我

    不仅阅读与大萧条时期经济状况有关的著作，还广泛涉猎与大萧条时期

    相关的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著作。但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我称之为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圣杯”)就是大萧条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那么持久和深刻。(这与儿童时期的我在夏洛特市对我祖母提出

    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

    在弗里德曼和施瓦茨之前，人们普遍受到了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

    思于1954年出版的《1929年大崩盘》一书的影响，以至于主流观点认为

    大萧条是由20世纪20年代的过度投机行为以及随后的股市崩盘引发的。

    然而，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却表明，在大萧条的形成过程中，一个比股市

    崩盘更为重要的因素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货币供应量的骤减。货币供应

    量的大幅下滑诱发了一场严重的通货紧缩(工资与物价下降)，从而损

    害了经济运行状况。1931年和1932年，美国的物价每年下降将近10%。

    这种剧烈的通货紧缩导致家庭和企业认为未来的物价肯定会更低，从而

    推迟了采购和资本投资计划，需求和产出便受到了抑制。此外，使得各

    国货币与黄金挂钩的国际金本位制导致美国的通缩与萧条蔓延到了其他

    国家。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视角令我大开眼界，但我想知道货币供应量的

    崩溃和随之而来的通货紧缩(虽然它们本身很严重)是否足以解释大萧

    条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1929年股市崩盘前，美国的失业率还不到

    5%，但到1933年就飙升到了25%。尽管通货紧缩主要发生在1933年之

    前，但美国的失业率直到美国宣布参加“二战”的前夕才降到10%以下。

    在我看来，银行系统的崩溃导致的信贷不足对经济衰退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毕竟，在1929—1933年，美国25 000家银行中有9 700多家倒闭

    了。

    在短短5年之内，美国竟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银行倒闭了，这肯定

    会严重降低信贷流量，并破坏经济。今天人们可能觉得这种观点是再平

    常不过的，但我刚刚在发表的论文中提出这种观点之际，却在各种会议

    和研讨会上引来了大量质疑。当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体系基本上

    是一个会计体系，只是记录着谁拥有什么，不会独立地对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当然，他们还认为，如果一家公司赖以获得贷款的银行倒闭

    了，那么这家公司将在其他地方找到融资。

    但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要想寻找一个替代性的融资渠道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实上，一家银行崩溃之后，它积累的经验、信

    息和关系网络就会趋于崩溃，这可能会导致它服务的社区和企业付出十

    分沉重的代价。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9 700多家银行纷纷倒闭，那将

    会产生多么大的破坏作用，你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信贷体系的崩溃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大萧条的严重性。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愿意发表

    我论文的期刊，最后，到1983年6月，终于在《美国经济评论》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出来，而且被该期刊作为那一

    期的主要文章加以推荐。这本期刊是经济学领域名气最大的一本。

    后来，我与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合作完成了一篇

    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我从国际视角对大萧条进行了解读。我们审视了

    22个国家在大萧条期间的经历，结果发现，有两个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

    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第一个因素是该国坚持实施金本位的时间长短。

    (那些较早放弃金本位的国家能够及时地增加货币供应量，因此得以及

    早摆脱通货紧缩。)这一发现与弗里德曼、施瓦茨二人对货币供应量的

    强调具有一致性。第二个因素是该国银行业危机的严重程度。这与我之

    前一贯坚持的“信贷与货币十分重要”的理论具有一致性。在20世纪80—

    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与格特勒为了分析金融体系的问题在加剧经

    济衰退(包括普通衰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后

    来，他的一个学生西蒙·吉尔克里斯特曾经加入我们，与我们一起做研

    究，现在，西蒙在波士顿大学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奇

    特的现象，我们将其称为“金融加速器”现象。金融加速器理论的基本观

    点是，经济衰退往往会吞噬信贷流量，反过来会导致经济衰退更加糟

    糕。

    金融加速器的传导机制同时作用于银行和借款者。从贷方角度来看，银行在经济衰退期间会遭受更大的贷款损失，这导致他们在做出放

    贷决策时更加谨慎。从借方的角度来看，当家庭与企业的收入、财富减

    少之际，它们的信誉度就可能会降低。更加谨慎的银行和信誉度降低的

    借方意味着信贷流量更少，从而阻碍家庭的采购计划和企业的投资计划

    实施。这些领域支出的减少加剧了经济衰退。

    在经济上行之际，金融加速器则以相反的方式发挥作用。随着经济

    形势的不断改进，银行利润会增加，面临的贷款损失则会减少，放贷意

    愿趋于增强。借方的财务状况得到改善，变得更有信誉。这两个因素结

    合在一起，就会推动信贷流量增加，为经济复苏增添动力。

    金融加速器表明，正是由于信贷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所

    以，经济衰退一旦发生，就会更严重，而经济扩张一旦发生，则表现得

    更强劲。

    我们的研究工作还凸显了一个更加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道理，即一个

    健康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如果家庭和企业的

    债务水平较高，那么经济衰退就会更严重，因为收入和盈利下降就会使

    得借方更加难以偿还现有债务或者更难获得更多信贷。同样，如果一个

    国家的银行体系在经济衰退刚刚开始之际就陷入了非常糟糕的状况，那

    么这个国家的经济衰退必然会因为信贷不足而严重加剧。在类似于大萧

    条的极端情况下，银行业的崩溃必然催生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

    金融加速器理论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通货紧缩除了导致家庭和公司

    倾向于推迟采购计划，还会产生如此有害的后果。如果工资和物价下

    降，或者不下降，而是增长速度出人意料地缓慢，那么借款者的收入增

    长速度可能不会快到足以让他们及时偿还贷款的地步。[7]

    借款者的还贷

    压力自然会降低其他类型的支出，他们较为薄弱的财务状况将使他们更

    难获得额外的信用。20世纪30年代的通货紧缩导致大范围的破产和违约

    现象，导致本已糟糕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化。通过广泛的阅读和深刻的研究，我逐渐总结出了一些具有永恒意义

    的教训，中央银行的银行家和其他决策者们应该牢牢记住这些教训。首

    先，在经济衰退时期、通货紧缩时期或者二者并存时期，应该采取强劲

    有力的货币政策，以期推动就业水平朝着充分就业的方向发展，并推动

    货币流通量恢复到正常水平。其次，政策制定者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保

    持金融稳定和正常的信贷流量。

    大萧条更一般的教训是，面对特殊情况，政策制定者必须准备跳出

    固有思维模式，如果必要，还应该大胆地挑战处于主导地位的传统经济

    思想。1933年就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面对明显的经济衰退，敢于实验，突破固有理论的桎梏，大刀阔斧地开展改革。虽然他的一些

    实验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比如1933年为了遏制物价下跌、削弱行业竞争

    而颁布的《全国产业复兴法案》就是如此)，但事实证明，其他一些实

    验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罗斯

    福大胆地挑战了当时的一些正统经济思想。比如，他在1933年采取的一

    系列举措摒弃了金本位制，货币供应量不再受制于政府持有的黄金数

    量。当时，罗斯福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之后，货币紧缩几乎立刻就停止

    了。罗斯福为了平息肆虐的金融危机，在就职后的第三天，即1933年3

    月6日，宣布全国银行“休假”，这是他所采取的重建银行和经济结构的

    第一步。之后，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令》，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

    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13日至15日，全

    国绝大多数银行经过财政部审核，在政府监督下，分批陆续恢复营业。

    6月16日，国会通过了《1933年银行法》，建立了由联邦承担责任的联

    邦储备体系，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机制。传统经济学家和保守的商业领

    袖对这些措施提出了猛烈抨击，但这些实验的确奏效了，银行信用很快

    得以恢复。

    当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第六个年头到来之际，我开始思考我的职业选

    择。青年教师在一所大学待到6年之后，要么被授予终身教职，要么就

    会选择离开。斯坦福大学的管理者之前已经向我透露过口风，说我的前途一片光明。后来，普林斯顿大学教务长、经济学家乌戈·索南夏因在

    访问斯坦福大学期间，敦促我考虑加入他们。普林斯顿大学知名度最高

    的经济学家艾伦·布林德也给我打来电话相邀。在斯坦福大学，我在

    1983年从助理教授晋升为副教授，当时还没有获得终身教职。而此刻，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都为31岁的我提供了正教授的教职。

    从专业角度来讲，这两个地方我都喜欢，但安娜更喜欢普林斯顿。

    6年前，我们都渴望改变，于是我们离开了坎布里奇镇和韦尔斯利学

    院，来到了加州生活。1982年12月，我们的儿子乔尔就出生在加州。安

    娜认为普林斯顿那种绿树成荫的环境更有利于家庭生活。我觉得这个选

    择也不错。

    因此，在1985年，我们横跨美国大陆，搬到了新泽西州的罗基希

    尔。那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子，人口约700人，与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

    相距4英里。我们买了一栋两层高的、具有殖民地风格的房子，而且有

    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栽着一棵苹果树和一棵无花果树，封闭式门廊外面

    还栽着一株大大的杜鹃花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感觉怡然自

    得。那个村子里的家庭似乎都有孩子。他们在一个个院子之间来回散

    步。1986年6月，我们的女儿阿莉莎出生在那里。戴维·罗默和他的妻子

    克里斯蒂娜刚刚加入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住的地方与我们有一个街

    区的距离，当时克里斯蒂娜正怀着宝宝。

    在洛基希尔居住了6年之后，我们搬到了蒙哥马利镇一栋更大的房

    子里面。那儿距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大约有8英里。我们并不孤单。

    很多有孩子的家庭都纷纷涌向那个镇子。那个镇子原本是一片农场，但

    变化非常迅速，很快成了纽约的远郊，聚集了很多富人家庭。随着报名

    入学的孩子越来越多，这个镇子的学校(也服务于洛基希尔的孩子们)

    很快就难以承受了。我和安娜都属于教育工作者(当时她在普林斯顿走

    读学校教西班牙语)，我们都坚定地认为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得到高质量

    的教育。我们自己的孩子上的是公立学校。安娜跟当地的家长们接触得比较多，她说服我竞选当地的教育委员会。她后来对别人说是她让我参

    选的。

    我当选了，而且当选了两次，连续服务了6年。在当地，像我们这

    样新搬来的居民总是想要更多更好的学校，而那些长期生活在当地

    的“土著”居民则不这么想，他们担心教育成本会上涨。这两类群体之间

    永远存在着矛盾。这也令我那6年备感煎熬。我不止一次地观察到，这

    两类人最关心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孩子的福利，一件是能否减少纳

    税。但这两种想法是冲突的。2000年，也就是我在当地教育委员会的最

    后一年，我投出了打破平局的一票，希望选民们批准学区发行债券，并

    增加不动产税，以便筹措兴建新学校所需的费用。5年后，一所新学校

    终于投入了运营，但那时，我和安娜已经搬到了华盛顿，乔尔和阿莉莎

    都已经在上大学了。

    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期间，在新同事和新经济思想的影响下，我的

    研究兴趣经历了持续不断的演变。我开始更多地关注货币政策，包括货

    币政策的运作机制、如何评估货币政策是紧缩还是宽松，以及如何评估

    货币政策变动对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得益于这些研究，我在波士顿、费城和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以及华盛顿的美联储理事会担任顾问和访问

    学者，先后多次拜访这些机构。我还利用休假时间在麻省理工学院访问

    了一年，在纽约大学访问了一个学期。时常与我合作写文章、写书的马

    克·格特勒现在就在纽约大学教学。

    我对世界各国央行采用的知识架构特别感兴趣。它们利用这些知识

    架构制定货币政策，并向市场和公众传达自己的决策与意图。1992年，我与弗雷德里克·米什金共同完成了针对六国央行政策框架的案例研

    究，为我研究央行的知识架构奠定了基础。我和米什金在麻省理工学院

    的研究生院读博士期间，曾经有过合作经历，发现我们拥有相似的兴

    趣，比如，我们都对研究金融危机和大萧条非常感兴趣。米什金性格有

    些傲慢，经常十分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有时离谱得可笑。相比之下，马克·格特勒则比较冷静和低调。

    1992年，我与米什金合写论文的时候，“通胀目标制”这个前景十分

    光明的货币政策架构还是一个新理念。简单地讲，“通胀目标制”是指中

    央银行直接对外宣布将在未来某个时间范围之内(比如一年或两年内)

    实现某个水平的通货膨胀(比如2%)，然后，在公众的监督下，运用

    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使通货膨胀的实际值和预测目标相吻合。

    当然，央行不可能仅仅通过“对外宣布”就能将通胀率维持在稳定的

    低位。它必须拿出切实行动，即在必要的情况下调整货币政策(通常是

    提升或降低基准利率)，以便在其宣称的时间范围内，实现对外宣称的

    通胀目标。如果央行做不到它对外宣称的事情，那么宣布一个官方目标

    也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然而，宣布一个通胀目标会给政策制定者

    们“灌输”纪律和责任，因为这会迫使他们实现预定目标，或者如果预定

    目标没有实现，也会迫使他们对公众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实现。对于大

    多数央行而言，通胀目标制的一个关键元素就是频繁地与公众沟通。这

    些沟通既可以是前瞻性的，告诉公众央行的目标是什么以及计划采取哪

    些措施来实现目标，同时也可以是回顾性的，告诉公众央行过去的表现

    如何。这样，通过与公众的沟通，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公众对货币政策的

    信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公众评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新西

    兰央行就是实施通胀目标制的先驱——早在1990年就开始实施了。加拿

    大央行在1991年开始实施。之后，英国、瑞典、澳大利亚、智利、以色

    列等国家的央行纷纷开始效仿。最终，几十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新

    兴市场经济体，都采用了这种方法。

    后来，在1997年完成的一篇论文中，我和米什金回顾了较早采取通

    胀目标制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否也能

    够通过这种方法受益呢？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因为美联储一直非常珍

    视其灵活应对经济发展问题的“自由裁量权”，不愿受制于一个事先宣布

    的目标。正如这种方法的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在艾伦·格林斯潘和保罗·沃尔克这两位主席的任期内，美联储充分发挥了自由裁量权，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将通胀率从1980年13.5%的峰值降低到了20世纪90年代晚期

    的2%。

    然而，我与米什金仍然认为通胀目标制将能够改善美国的货币政

    策。首先，设定一个永久的通胀目标有利于从制度上确保美联储继续沿

    用沃尔克和格林斯潘在20世纪80—90年代降低和稳定通胀率，并催生经

    济扩张的政策。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同样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伴随着通

    胀目标制，政策透明度将有所提高，塑造市场对于利率的预期，帮助美

    联储更好地实现既定目标。相比之下，不透明的政策将促使市场不停地

    做出不必要的猜测。

    在其他论文中，我指出，通胀目标制既可以帮助那些通胀率居高不

    下的国家，也可以帮助那些存在相反情形的国家，即那些存在通缩问题

    的国家，比如日本。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个“失去的10年”，最

    终，事实表明日本其实经历了两个“失去的10年”，经济增速长期低位徘

    徊，经济全面衰退。[8]

    这个国家面临着很多问题，包括劳动力老龄化、低生育率、限制移民、农业和服务业低效、银行深陷困境而难以自拔。

    日本曾经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现在却变成了世界上最低迷

    的发达经济体之一。在我看来，一个主要原因肯定是20世纪90年代初股

    市与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以及接踵而至的通缩。

    在1999年的一篇论文中，我就提出通胀目标制有助于促使日本银行

    (即日本的中央银行)更加迅速地对持续下降的通胀率做出反应，从而

    防止日本陷入通缩的泥潭，即便日本已经陷入了通缩的泥潭，通胀目标

    制也是它走出这个泥潭的一剂良方。当时，日本央行已经将短期利率降

    到了零，并承诺在“通货紧缩的忧虑消退”之前，将一直保持零利率的政

    策。

    然而，由于当时日本的物价水平在不停地下跌，日本迫切需要采取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其决策者却一再宣称，因为利率不能低于零，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我建议日本央行不要

    继续含糊不清地承诺消除人们对通缩的忧虑，而是应该设定明确的通胀

    目标，从而扭转公众的通胀预期。[9]

    其次，我注意到，即使在短期利率

    接近于零的情况下，日本也可以运用其他工具来刺激经济，比如购买大

    量的金融资产，这也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建议。

    我想我对日本经济形势的“诊断”是正确的。日本经济的发展态势果

    真与我之前设想的情形是一致的。事实上，大概14年后，日本银行采纳

    了我的建议。然而，我讲话的语气有时比较严厉。2000年1月，在波士

    顿的一次会议上，我质问日本官员们是否罹患了“自我瘫痪”，指责他们

    为了逃避采取行动而把微小的制度障碍和技术障碍作为自己的挡箭牌，批评他们以“困惑的或缺乏一致性的”态度对待像我这样的学者提出的有

    用建议，最后指责他们不愿意大胆尝试。我有些武断地高声说道：“或

    许日本是时候拿出一些罗斯福式的决心了。”之后几年里，我自己也经

    历了政客、社论，甚至经济学界同行提出的猛烈批评，之后我发现，如

    果时光能够倒流，我希望能够收回当时对日本官员发表的那些尖刻言

    论。2011年，在回答一家日本报纸的记者提出的问题时，我坦白地说

    道：“我现在比10年前更加同情日本央行官员。”

    1996年，我受邀出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当时，麻省理工学

    院和哈佛大学被普遍认为拥有全美最好的经济学系，芝加哥大学、斯坦

    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则紧随其后。我想让普林斯顿大学更上一层楼。雇用

    最优秀教员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但我们成功地从其他学校挖到了两个

    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一个是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保罗·克鲁格

    曼，另一个是当时在耶鲁大学工作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

    我担任经济系主任后不久负责的一个项目是为建设普林斯顿大学本

    德海姆金融研究中心(Bendheim Center for Finance)筹措资金。这是一

    个跨学科研究中心，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系与专注于统计数据和金融数学的工程学院联合举办的一个项目，以便用量化和数学方式开展金融

    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末，常春藤盟校的学生都渴望到华

    尔街工作。但是，与其他许多存在竞争关系的大学或科研机构不同的

    是，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自己的商学院。我们只是通过本德海姆金融研究

    中心提供金融方面的本科毕业证书，以及人数较少但技术含量较高的金

    融学硕士学位。事实证明，我们提供的证书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还逐

    步加强了金融相关领域内的教师实力。

    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系主任，虽然会带来一些名誉，也能主导本系

    工作日程的设置，但事实上并没有多少实权。重要的事情都是取决于全

    系教师的共识，学校领导也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我后来开玩笑说，我负责的重大抉择就是在咖啡时间提供甜甜圈还是百吉饼。教师招聘和

    任期是争议最激烈的领域。教授们总是倾向于推荐与自己具有类似观点

    的同事或者能够帮助自己加强学科建设的同事。我很快发现，对于一群

    主见非常强、自我意识非常高的大学教师而言，通过行政指令化解争端

    很难奏效。我不得不跟他们一遍遍地商量，一遍遍地倾听和再倾听，通

    常，如果人们有机会表达自己内心的忧虑，即便最终结果对他们不利，他们依然会产生满足感。

    当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的任期将要结束之际，我期待着摆脱纷

    繁复杂的行政事务，花更多的时间去追求自己的专业兴趣，并写点东

    西。当时，我刚刚获得了两个新的职位，这两个职位使我能够对货币经

    济学领域的研究方向施加更大的影响力。2000年，我被任命为国家经济

    研究局货币经济学项目主任(一个非营利组织，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坎

    布里奇镇)。一年后，我被《美国经济评论》聘为主编。我已经开始写

    一本关于大萧条的书，我希望它能吸引广大读者。我当时已经写了120

    页，暂定的标题是“时代的错觉：政客和中央银行家如何制造了大萧

    条”。

    2002年初的一天，我经济系办公室外面的电话响了起来。来电者是曾经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格伦·哈伯德，他当时正担任小布什总统

    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位行政助理问我：“您能接一下电话吗？”

    [1] 哈佛大学会为入学新生制作一本包含照片的“脸书”，正是这一传统的“脸书”，让30年后

    的哈佛大学学生马克·扎克伯格从中获得了灵感，创办了同名的社交网站。

    [2] 在哈佛大学，Ec 10是全校的公共基础课和经济类专业的必修课，每学期选修的人数往

    往超过500人，是最火爆的课程之一。为此，学生每十余人分为一个小组，由一名“组长”负责辅

    导和组织讨论。“组长”就是学校配备的大量助教，通常由修过此课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或

    青年教师担任。——译者注

    [3] 在哈佛大学，大部分学生在第一学年的春季学期选择主修，但也可以在第二学年结束前

    选定主修。——译者注

    [4] “软学科”(soft subject)是相对于“硬学科”(hard subject)而言的。所谓“软学科”属于兴

    趣及技能导向的学科，比如摄影类、媒体类、美术类、音乐类等学科，而所谓“硬学科”属于理

    论性较强、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的学科，比如化学类、经济类、工程类等学科。——译者注

    [5] 资本存量是指企业现存的全部资本资源，是已投入企业的各类资本的总和。——译者注

    [6] 弹球游戏是一种用弹锤把弹子沿槽击至斜板顶部然后任其下滚落入各种规定部分而得分

    的游戏。——译者注

    [7] 这是“债务–通货紧缩”理论的体现。1933年，欧文·费雪首次提出该理论，认为债务负担

    的加重会加剧经济衰退。

    [8] “失去的20年”的时间框架大致为房地产泡沫破灭的1990—2010年。在此期间，日本银行

    体系遭到打击，经济长期处于徘徊甚至衰退状态；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导致日本出口减少，而内需市场迟迟难以提升。——译者注

    [9] 在我的论文中，我建议日本暂时设定3%~4%的高通胀目标。我之所以建议日本制定这

    个相对较高的通胀率，是因为当时持续多年的通货紧缩已经导致物价水平远远低于较长期贷款

    者的预期，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债务负担将超出他们的预期。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就物价层面而

    言，高于正常水平的通胀率会抵消长期通货紧缩的影响。然而，在我的论点中，关键的元素不

    是具体地将通胀目标设定为哪个数值，而是公开对外宣布一个特定的目标。第三章

    美联储主席

    格伦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是否有兴趣到华盛顿与总统谈论一下

    为美联储服务的事情？

    这个问题完全超乎我的预料。在之前很多年间，我一直在研究货币

    政策和美联储，但主要是从外部开展研究。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过

    会加入这个机构，并为政策决定做出贡献。

    我认真考虑了格伦的邀请，并和安娜讨论了一番。对我们两人而

    言，这都是一个重大的抉择。对我而言，从专业角度来讲，如果去美联

    储，就意味着未来几年内我将远离研究和教学部门，而且可能意味着我

    要辞去一年前才开始担任的《美国经济评论》主编一职。去华盛顿也需

    要家庭做出牺牲。如果让安娜、阿莉莎和我一起搬到华盛顿，恐怕不太

    公平，阿莉莎当时还在读高中。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在华盛顿工作，周末再回新泽西了。乔尔当时19岁，正就读于马萨诸塞州的西蒙洛克学

    院。

    然而，美联储是美国最有权力的机构之一，在那里任职的话，我就

    能从内部去研究它的决策过程了。我对美联储理事会的所有工作都很感

    兴趣，包括对银行的监督和管理，不过，最有吸引力的一点就是有机会

    参与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研究货币经济学和货币史贯穿了我整个

    职业生涯。我问自己，如果经济学这一学科不被用于改善决策过程，不

    被用于改善人们的生活，那又有什么用呢？美国还在从“9·11”恐怖袭击

    事件中缓慢恢复，我们一位邻居，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就在世贸中心遇

    袭后失去了生命。我知道很多人会收到为国家服务的召唤。美联储系统

    提供的公共服务虽然无法与战士们和一线应急人员的公共服务相提并论，但我希望自己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经安娜同意后，我给格伦回了

    个电话，告诉他我会去华盛顿参加“面试”。

    我在研究过程中读过大量关于美联储历史与职能的资料。它代表着

    美国为了创建中央银行而采取的第四次努力(是不是“第四次”取决于你

    怎么看)。在《宪法》得到批准之前，1782年成立的北美银行就是美国

    最早的、事实上的中央银行。这家银行是国会特许经营的，但属于私营

    性质，营运到1791年。之后是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力排众议

    创立的“美国第一银行”(1791—1811)。当时，时任国务卿托马斯·杰

    斐逊和时任众议员詹姆斯·麦迪逊强烈反对建立这家银行。美国第一银

    行的经营期限为20年，到期后，由于民众普遍不信任金融家和大银行，便没有从国会获得延长经营期限的许可。之后是美国第二银行(1816—

    1836)。国会投票通过了延长美国第二银行营业期限的议案，但1832

    年，遭到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否决，因为他是反对银行的典型人

    物，之后，国会没有再次试图延长美国第二银行的经营期限，以至于美

    国在1836年开始陷入了没有中央银行的状态。

    虽然没有中央银行，美国政府却在1862年发行了一种全国性的货

    币，即“绿钞”，最终取代了由国家批准的私营银行发行货币的体系。

    1873年，美国又恢复了金本位，在之前的内战期间，金本位被暂停过一

    段时间。1836年之后缺乏一个央行的局面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其中

    最明显的一个就是，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公共机构去及时地应对反复出现

    的、对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的银行挤兑和金融恐慌，其中就包括1837年、1857年、1873年、1893年和1907年的大恐慌，此外，还有较小一些的恐

    慌。

    事实上，正是1907年的恐慌促使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1913年尝试

    着建立一个央行。这次努力是最后一次，也是成功的一次。1907年10

    月，纽约第三大信托投资公司可尼克波克信托公司(Knickerbocker

    Trust Company)被迫宣布破产，引发了一场席卷美国的金融海啸。存款者人人自危，纷纷从银行等金融机构提款以避免损失。由于金融恐

    慌，银行间也失去信任，相互间的借贷完全冻结，并发生挤兑。这种银

    行挤兑很快从纽约蔓延到全美各地，股市暴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当

    时，美国著名金融公司J·P·摩根的创始人、具有传奇色彩的金融家摩根

    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立刻召集最重要的几家金融公司的总裁开

    会，要求大家一起拿出资金帮助面临挤兑的银行，希望能终结这场恐

    慌。而摩根自己也身先士卒，拿出资金帮助金融市场度过危机。他们评

    估银行的账目情况，为银行提供贷款，安抚公众。从一定程度上讲，摩

    根当时在救助金融市场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正类似于央行的角色，这对政

    府而言的确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作为回应，国会于1908年组建

    了“国家货币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金融危机的成因以及教训，研究美

    国是否要建立一个央行以及如何建立。在威尔逊就职之前，该委员会就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当时的金融专家非常明白，中央银行可以为那些受到储户挤兑的银

    行提供现金，这有助于结束金融恐慌。1873年，英国记者、经济学家和

    《经济学人》总编白芝浩在名著《伦巴第街》(Lombard Street)中提

    出了一个经典处方，即在金融危机时，银行应当慷慨放贷，但只放给经

    营稳健、拥有优质抵押品的公司，而且要以足够高的、能吓走非急用钱

    者的利率来放贷。这就是所谓的白芝浩原则(Bagehot’s Dictum)。

    在恐慌中，储户和其他短期融资的提供者们就担心金融机构会倒

    闭，自己的钱拿不回来，从而引起挤兑风潮。即便在正常情况下具有偿

    付能力的银行也很少能够在持续不断的挤兑中幸存下来。它的现金储备

    很快就会耗尽，其余资产，包括其贷款，只有以非常低的价格才有可能

    迅速出售。因此，之所以会爆发挤兑风潮，是因为储户和其他资金提供

    者们担心银行会倒闭。挤兑就像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样，真有可能

    把一个偿付能力良好的银行拖垮。因此，此时此刻，央行就有必要扮

    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只要一家银行拥有优质的抵押品，央行就可以

    慷慨地为它提供贷款，及时补充客户提取的资金，避免银行被迫以跳楼价出售资产的情况，避免具有偿付能力的银行走向崩溃。一旦储户和其

    他短期债权人相信他们的钱是安全的，恐慌就结束了，从央行借款的银

    行之后连本带息地把贷款偿还给中央银行。白芝浩撰写《伦巴第街》这

    本书的时候，英国央行是世界最杰出的央行。它曾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

    间里多次成功地充当最后贷款人，避免了经常困扰美国的金融恐慌。

    美国需要有一个中央银行来帮助它发挥全部潜力，成为一个全球性

    的经济和金融强国，但寻求政治支持仍然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在

    美国中西部的农业州，从事传统农业的人一方面担心银行业过于强大后

    会绑架整个经济，另一方面这些州的低收入者认为该法案主要服务于东

    部商业发达地区的富人，而不是美国大众。因此，他们强烈反对建立央

    行。威尔逊总统和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卡特·格拉斯等人一起提议建立一

    个真正全国性的中央银行，能够及时地维护整个国家的利益，而不仅仅

    维护金融家们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威尔逊和格拉斯支持建立一

    个不同寻常的央行，而不是一个单独设在华盛顿或纽约的央行。新的央

    行将会是一个联邦系统，因此，他们提议的名字是“美国联邦储备理事

    会”。他们提议美联储系统下面设置8到12个半自治性质的地区储备银

    行，分布在全国不同的城市，每个储备银行都负责一个区。最终，国会

    批准设立了12个地区储备银行。[1]

    虽然位于华盛顿的美联储理事会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部分，但12家

    联邦储备银行不属于联邦政府机构，而是非营利性私营组织。但需要强

    调，联邦储备银行不同于一般的私营组织，并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与美

    联储理事会一起承担美国中央银行的公共职能。这种私营组织的性质与

    美国早期的央行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央行是一样的。每一家联邦储备银

    行都有自己的行长和董事会，董事会成员既包括职业银行家，也包括来

    自工业、劳工界、农业或消费部门的知名人士。每个联邦储备银行都享

    有一定的独立性，可以根据本地区的情况自主设定本地区的利率以及再

    贴现利率[2]

    等。威尔逊总统曾经谈到为什么给予每个联邦储备银行这么

    大的自由空间，他说：“我们故意将地区储备银行分散开来，如果它们不享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性，那么我们应该会非常失望。”美联储理事会

    负责监管联邦储备银行以及整个美联储系统。从职权来看，最初的理事

    会还包含两个经政治任命产生的政府官员，一个是财政部部长，另一个

    是货币监理署署长。他们由总统提名，并经国会同意方可上任。国会接

    受了建立央行的计划，并于1913年批准通过了《联邦储备法》，美国联

    邦储备系统次年开始运行，但没有及时地预防1914年的那场大恐慌。

    美联储在组织架构上的创新设计确保了它能够真正代表全体美国人

    的利益，在政治上也更加具有可持续性，但美联储系统十分庞大和复

    杂，联邦政府无法将自己的权威施加给它，无法对其实行有效的监督，最终造成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后果。美联储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纽

    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本杰明·斯特朗成为整个美联储系统的实际领导

    人。(作为一颗在金融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本杰明·斯特朗是摩根的得

    意门生，他曾经协助摩根结束了1907年的金融恐慌。)但1928年斯特朗

    去世后，没有一个能够与其相匹敌的人出面承担他的角色，以至于到了

    大萧条爆发之际，美联储的表现一直很被动，没有有效地扮演“最后贷

    款人”的角色，未能及时制止金融恐慌和挤兑风潮，导致成千上万的小

    银行倒闭，而且它对货币供应崩溃的局面视而不见，弗里德曼和施瓦茨

    也着重强调过美联储的这个错误。后来，罗斯福总统进行了改革，相对

    加强了美联储理事会的权力，削弱了联邦储备银行的权力。罗斯福总统

    的改革还将财政部部长和货币监理署署长移出了美联储理事会，从而削

    弱了行政部门对美联储的干预，强化了美联储的独立性。

    今天，美联储理事会由7名执行理事组成，其中包括一名主席、一

    名副主席和其他五名执行理事，他们必须全部由总统提名，经过国会确

    认后才能上任，每个执行理事的任期长达14年。[3]

    这7名执行理事的任

    期需要间隔两年，如果有理事辞职，那么总统就可以及时地任命一名新

    理事，因此，在美国总统4年的任期内最多只有两个执行理事的任期结

    束，需要由总统决定新人选是谁。我进入美联储之前，就有一位理事在

    任期还有两年的时候辞职了，总统考虑任命我为新理事。美联储这种任期安排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总统对理事会的控制能力，但事实上，很多理

    事任期未满就辞职了，因此，限制总统干预美联储的初衷大打折扣。我

    接到格伦电话的时候，美联储主席是格林斯潘，他从1987年就开始担任

    这一职务了。

    为了改善货币政策的效果，罗斯福总统在改革过程中还设立了一个

    新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监

    督美联储买入和卖出政府债券。这是美联储确定短期利率和货币供应量

    的主要工具。自那时以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的参与者就达到了

    19个人，其中包括美联储理事会的7名成员和12个联邦储备银行的行

    长。美联储理事会的主席，按照传统来看，同时也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

    会的主席。尽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有19名决策者参与，但只有

    12人有投票权，这12个人包括美联储理事会的7个执行理事和纽约联邦

    储备银行行长，其他4个有投票权的名额每年在另外11个联邦储备银行

    行长中轮换。这种错综复杂的安排一方面是为了确保政府任命的美联储

    理事会成员们拥有较大的决定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确保各储备区任命

    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们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享有一定的发言权。

    1977年，《联邦储备系统改革法》为美联储货币政策设定了明确的

    目标。它指示美联储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这两个目标构

    成了美联储的“双重使命”。[4]

    这两大目标的实现情况是衡量美联储政策

    是否得当的标准。将未经选举的美联储技术官员置于“民主问责制”的框

    架之下，同时也构成了美联储享有独立性的底线，它必须遵循法律设定

    的货币政策目标，而不能自主决定货币政策目标。但是，联邦公开市场

    委员会可以在国会监督的框架之内决定采用哪些具体举措以最好地实现

    货币政策目标。1977年那部法律为国会提供的一个监督工具，就是要求

    美联储理事会主席必须每半年到国会做证一次，阐述其过去落实货币政

    策目标的情况以及对未来经济发展规划的设想。1978年的《汉弗莱–霍

    金斯法案》(Humphrey-Hawkins Act)进一步扩大了这种监督权，要求

    美联储主席每年都必须分别到参议院和众议院做证两次(通常是2月和7月)，汇报一下经济状况以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为了实现双重使命而

    做出的努力。《汉弗莱–霍金斯法案》是以两位主要推动者的名字命名

    的，他们分别是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和加州众议员奥古斯

    塔斯·霍金斯。自那之后，这些听证会就被称作“汉弗莱–霍金斯听证

    会”。

    除了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之外，美联储还负责监管部分金融系统，包括监管银行。它这一职能与其他几个联邦政府机构存在重叠，这些机

    构包括货币监理署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各州也有一些

    类似的监管机构，但掌握美联储监管大权的是位于华盛顿的美联储理事

    会，而不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和12个联邦储备银行。美联储理事会有

    权制定一些具体的执行举措，落实国会通过的法律。联邦储备银行将负

    责落实华盛顿制定的政策，监督各自储备区内的银行。

    虽然负责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部门都是明确的，但整个美联储的

    治理体系仍然非常复杂。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会中仍然有私营部门的成

    员，他们可以就银行运营问题为行长提供咨询意见，并告诉总统他们对

    经济形势的看法，但他们在银行业监管方面起不到什么重要作用。这些

    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会成员有助于遴选一个合格的行长，像这种从私营

    部门中遴选履行政府职责的官员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虽然华盛顿的美

    联储理事会对美联储系统具有监管权，但它一般都会批准各地区储备银

    行董事会报上来的行长人选，并且批准各储备银行的预算方案。

    我与小布什总统见面的时间定在了午餐后。我不想冒迟到的风险，因此，前一天晚上就坐上了火车。根据白宫方面的指示，我比约定的时

    间提前30分钟来到白宫的一个侧门。显然，政府并不希望记者发现我。

    在约定的时间，我来到了椭圆形办公室，感觉有点不知所措。我从未在

    白宫和总统见过面。

    总统诚恳地欢迎我的到来，他跟我说他听到了我的一些好消息。他

    认真地问了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显然是由他的经济顾问准备的。我记得他问我如果通胀率升高，我将如何应对，我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学术上

    的事情聊完之后，总统自己放松了下来，问了问我自己的情况，包括我

    的背景和家人。最后，他问我是否有从政的经验。

    我说：“噢，总统先生，我只是在新泽西州蒙哥马利镇教育委员会

    服务过两个任期，那些经历在这个办公室里就不值一提了。”

    他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说道：“就算在这间办公室里，也值得

    好好提提啊。服务于教育委员会往往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但你的服务非

    常重要。”跟总统的交流结束后，我又见了见其他人，包括总统的朋

    友、顾问克莱·约翰逊以及白宫办公室副主任乔希·博尔滕。几天后，我

    从格伦那里听说总统对我的表现感到满意，并打算等必要的初步程序走

    完之后就提名我。如果得到提名，我就同意接受。

    事实证明，初步程序并不简单。背景调查持续了几个月，似乎有无

    穷无尽的文书工作，记录了我住过哪里、和谁交往过、在哪里工作过、到哪里旅行过以及大学毕业后的个人财务管理情况。白宫人事部门的工

    作人员面试过我一次，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面试过我两次。联邦调查

    局的人想知道我是否曾经阴谋颠覆美国政府。难道有人回答过“是”吗？

    初步审查完成之后，白宫方面于2002年5月8日公开宣布了小布什总

    统将提名我，之后，程序就转到了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

    会。该委员会有权审查美联储理事的提名人选。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

    会”还没有确定下来具体日期时，美联储的工作人员为了让我做好充分

    准备，给我送来了厚厚的一摞资料。这些资料详细记录了美联储的职责

    和在各种问题上的立场，我花了好几个小时认真研读它们。美联储的工

    作人员告诉我，不要在公开场合就政策问题发表评论，也不要对媒体讲

    话。我的提名是没有异议的，美联储的人帮我做这些准备工作，也是为

    了让我顺利获得参议院的批准。最后，在2002年7月30日，我来到了参

    议院出席听证会。那次听证会的持续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就获得了

    那个委员会的批准。第二天，也就是7月31日，我又获得了整个参议院的批准，而且是全票通过，没有异议。一切结束后，一个致力于倡导参

    议院加快确认过程的团体给我送来了一件T恤衫，上面印着一行字：“我

    从总统提名人选确认过程中幸存了下来。”(I survive the presidential

    appointee confirmation process.)事实上，我的确认过程一直是相当顺利

    的。

    当时和我一起获得参议院确认的还有唐纳德·科恩，也获得了美联

    储理事会的理事职位。他是美联储系统的一位“老兵”，为人随和，考虑

    问题非常周全，从不自高自大。他在密歇根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1970

    年，他加入了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开始了他在美联储系统的职业生

    涯。5年后，他来到了华盛顿，加入了美联储理事会。多年来，科恩凭

    借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往上升，逐渐成为美联储理事会货币事务部门的

    主管(这个职位就是为他而设的)和格林斯潘最重要的战略顾问。科恩

    和他的妻子吉尔都爱好健身运动。吉尔非常热衷于划船，科恩喜欢徒步

    旅行和骑自行车旅行。一些记者揣测说科恩将会充当格林斯潘的代理

    人，会在通胀目标制等问题上与我发生冲突(因为格林斯潘对通胀目标

    制持怀疑态度)，但事实上，我和科恩在工作中密切配合，我非常相信

    他的判断力。[5]

    2002年8月5日，我和科恩宣誓就职，仪式的主持人是格林斯潘主

    席。格林斯潘用抛硬币的方式决定我和科恩的宣誓顺序，结果我赢了，就先宣誓。虽然科恩已经在美联储系统工作了30多年，而我之前并没有

    在这个系统工作过，但在之后的官方场合，我的排名总是在他前面。随

    着我和科恩的到来，美联储理事会的7个席位终于凑齐了人数。

    我的任命得到参议院确认之后，开始逐渐认识了理事会其他几位成

    员。当时的美联储副主席是罗杰·弗格森，是比尔·克林顿总统提名的，是第三位效力于美联储理事会的非洲裔美国人。他成长于华盛顿一个工

    人阶层社区。他安静沉稳，虚怀若谷，没有架子，爱搞怪，有幽默感。

    他在哈佛大学拿到了经济学本科和博士学位以及法律博士学位。他在纽约一家名为戴维斯·波尔克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遇到了他的妻子安妮

    特·纳萨雷特。他的妻子后来成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名委员。

    美联储副主席的工作职责包括很大一部分行政事务，比如协助主席

    监督各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弗格森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还是一个慈

    祥的前辈，定期问问我是否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以确保我能够很好地适

    应新生活。弗格森的职业生涯中，一个关键的时刻就是2011年9月11

    日。当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时，他是唯一一位身在华盛顿的美

    联储理事会理事。在他的指示下，美联储发表一份声明，确认美联储正

    在“正常运转”，如果有需要，随时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他和一组员

    工在美联储理事会会议室附近的一个房间里设立了电话银行，不知疲倦

    地维持金融系统中关键环节的运转。弗格森通过他办公室的窗户就能看

    到冒烟的五角大楼。理事会的快速反应，保障了资金支付与证券转让的

    顺利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美国经济体受到的冲击。这个故事可

    能很少有人知道，但它在金融体系的运作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另外两位理事——苏珊·比斯和马克·奥尔森——在加入美联储之前

    都是银行家。他们二人与我一样，都是小布什总统任命的。1972年，苏

    珊从美国西北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加入美联储之前，她曾经

    在第一田纳西银行担任负责风险管理事务的执行副总裁。除了供职于这

    家区域性的银行之外，她的职业履历非常丰富，包括曾经在明尼苏达州

    的一家小银行担任首席执行官，曾经在国会服务过一段时间，还曾经做

    过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1986年，43岁的她当选了美国银行家协

    会主席。苏珊以她那热情、外向的方式欢迎我的到来，而马克则表现出

    了他那具有明尼苏达州特色的低调风格。

    理事会成员爱德华·格拉姆利克身形瘦削，白发苍苍，曾经是密歇

    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担任过该校杰拉德·福特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

    他让我产生了一种轻松自在的感觉。1965年到1970年，他曾经以经济研究师的身份加入美联储，成为美联储的一员，后来1986年到1987年，他

    曾经担任过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代理主任。1997年，克林顿总统任命他为

    美联储理事会的理事。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他的学术研究内容主要集中

    在宏观经济问题上。在美联储期间，他处理的任务有很多种，包括兼任

    美国航空运输稳定委员会的主席。美国国会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成

    立了这个贷款担保委员会，以帮助国内航空公司免遭破产厄运。他还带

    领美联储从事社区发展和消费者保护事业。

    我和科恩接受过众人的欢迎之后，在美联储理事会总部的埃克尔斯

    大楼中庭内又宣誓了一次。这座大楼的命名是为了纪念1934—1948年担

    任美联储主席的马里纳·埃克尔斯。从法律上来讲，这第二次宣誓是多

    余的，但对于我们的亲人和美联储工作人员而言，却是一个非常好的活

    动。安娜、乔尔、阿莉莎以及我的父母都参加了。看到我那在小镇当药

    剂师的父亲紧蹙眉头地同大名鼎鼎的格林斯潘认真交谈，我觉得很有

    趣。

    在大多数国家，中央银行的领导者都被称作“央行行长”，但在承担

    中央银行职能的美联储，领导者却被称为“主席”，美联储理事会的成员

    被称为“理事”。(在罗斯福时代的改革之后，美联储的正式名称是“联

    邦储备系统理事会”。)所以，我现在可以自称为“伯南克理事”。曾经

    有一次，一家航空公司售票柜台的职员问我是哪个州的州长。[6]

    一切仪式和手续完成之后，我很快习惯了一个长途通勤者的工作和

    生活。我在华盛顿乔治敦附近租了一个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大部分周

    末，我都会开着我那辆1998款的金属蓝的克莱斯勒铂锐敞篷车返回普林

    斯顿附近的家，单程就有186英里。经过与格林斯潘主席和美联储理事

    会伦理道德督察员卡里·威廉斯进行了简短的讨论之后，至少暂时还保

    留着《美国经济评论》编委会成员的名号(无报酬)。

    在工作日，我参加美联储理事会的内部会议和信息发布会，会见来访者，并且去各地出差，包括拜访各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我第一次出

    差是和苏珊·比斯一起去布朗斯维尔、得克萨斯以及达拉斯的联邦储备

    银行检查那里的社区发展情况。然而，我却远远没有那种非常劳累的感

    觉。我和罗杰·弗格森聊天时，他曾经为我解释道，新任的理事们在经

    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才能找到工作的切入点，确定哪些问题对自己最

    重要，从而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为了找到工作的切入点，我不得不面对理事会的委员会体系。理事

    会除了货币政策以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专门委员会负责的，这些专门

    委员会往往都是由两三个理事组成，他们调查之后，向理事会提出建

    议。在任务分配方面，资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一般是由美联

    储副主席与主席协商决定。我对从事银行监督工作越来越感兴趣，但负

    责这一事务的委员会的领导者是弗格森，苏珊和马克这两个银行家是其

    中的两名成员，已经无法再增加人数了。我本来也可以主动申请从事更

    多的行政工作，但我之前已经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的岗位上做过

    类似的工作了，我想更多地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最后，我加入的委员

    会是支付、清算与结算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工作有利于保障金融体系的

    正常运转)以及消费者与社区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工作有利于保护

    消费者权益和促进社区发展)。第二个委员会的领导者是爱德华·格拉

    姆利克，一个成员是苏珊。我还承担了一些行政事务，比如负责经济研

    究事务的监督。这对我来说自然是非常合适的。在这个岗位上，我推动

    美联储创办了一本新期刊——《国际中央银行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Banking)。这本期刊致力于发表世界各地与政策相关

    的研究成果。

    但我来到华盛顿的目的是参与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事实上，我知道

    格林斯潘主席对于利率政策的方向具有主导性的影响力。弗格森曾经称

    他为美联储中“800磅的大猩猩”[7]。在我看来，格林斯潘发挥这么大影

    响力也不是不合理，毕竟，我加入美联储的时候，他已经在美联储主席

    的位子上坐了15年之久，他做出的决策已经为他赢得了“大师”[8]

    的称号。我想，我最多只是在开会期间对汇率产生微弱的影响。其实，我对

    单个的决定并不是很感兴趣，相反，我更加感兴趣的是美联储赖以做出

    决策的整体理论框架。在我看来，这个大框架似乎落后于时代了。

    传统上，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过程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

    纱。一位名叫威廉·格雷德的记者在1989年写的一本书的书名就反映了

    这一点。那本书名为《殿堂藏秘：美联储如何经营美国》(Secrets of

    the Temple: How the Federal Reserve Runs the Country)。相似地，在20

    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初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蒙塔古·诺曼曾

    将“绝不解释、绝不辩护”作为中央银行的行事法则。很多人都提出了各

    种各样的说法，赞成央行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保持神秘感，但我认为

    央行之所以这样做，与热狗厂家拒不让人参观工厂的原因是如出一辙

    的，因为一旦没有了神秘感，公众就知道了“产品”的生产过程，这个产

    品的吸引力就会受到削弱。

    保持决策过程的神秘感是一件利弊兼有的事情。一方面，它有利于

    让中央银行家们显得无所不知，有利于提高短期政策的灵活性；另一方

    面，它会让公众感到困惑，让市场手忙脚乱，为阴谋论铺就了温床。在

    当今这个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日益注重透明度和问责制的世界上，我觉

    得美联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神秘色彩已经过时了。我还相信，神秘色彩

    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我和米什金曾经在关于通胀目标制的论文中

    指出，如果央行能够同公众和市场进行清楚的沟通，那么货币政策就能

    够产生更好的效果。

    2002年8月13日，也就是宣誓就职一周多之后，我第一次参加了联

    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都要在华盛顿特

    区召开至少8次例行会议。)在那次会议召开之前的那个周末，我仔细

    研读了美联储的同事们为我准备的大量背景材料。其中有一个材料

    是“绿皮书”。之所以被称为绿皮书，是因为它的封面用的是绿色的硬

    纸。绿皮书里面包含了与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相关的数据和分析，还有美联储的经济预测。绿皮书回顾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比较了替代性

    货币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那些材料中还有员工备忘录和其他文件。美

    联储做出的预测与私营部门的预测一样，既是科学，也堪称艺术。他们

    利用了在过去多年来建立的一系列预测模型。但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在

    预测中增加了大量的专业判断，这些专业判断在标准的预测数据中是很

    难捕捉到的，比如，他们考虑的因素包括恶劣天气、政府税收和支出政

    策的潜在变化以及地缘政治的发展。中央银行和私营部门预测的准确性

    一直得到广泛的研究，结果并不怎么理想。不幸的是，一两个季度之后

    的经济运行轨迹非常难以预测。也就是说，谨慎的预测对于连贯的货币

    决策至关重要，就像商业规划和战争策略在各自的领域内的重要性一

    样。

    格林斯潘的经济预测能力是非常著名的。他在加入政府部门之前，曾经创办和经营过一家公司，即“陶森–格林斯潘经济顾问公

    司”(Townsend-Greenspan Co., Inc.)。他不太注重在计算机模拟的基

    础上进行预测，而是采取一种非常有特色的、自下而上的预测方式。他

    会定期思考数以百计的“小”信息，然后再总结出“大”趋势，换句话讲，他注重先看树木，而非森林。在我的思维中，我倾向于首先着眼于经济

    发展指标的整体状况，也就是先看森林，而非树木。但我知道格林斯潘

    的预测方法有时候的确会产生一些有趣的见解，而标准的预测可能无法

    取得这些见解。

    那次会议召开的当天早上，与会者在马丁大楼的顶层一起吃了早

    餐。这座大楼建于20世纪70年代，其名字是为了纪念从1951年到1970年

    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坐落在建于大萧条时期的埃

    克尔斯大楼后面。我在早餐时间见到了各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并与他们进行了简短交谈。我在还是一名学者时就知道他们中间的一些

    人的情况。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都显得十分和蔼可亲，几乎没有

    根据政策主张形成小团体的倾向。因此，整个餐厅看起来完全不像高中

    校园里那些自助餐厅。[9]

    同一个桌子上吃饭的，既有更加担心通胀的鹰派，也有更加担心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鸽派。[10]

    在会议开始前的10或15分钟左右，与会者开始慢慢地走向埃克尔斯

    大楼的会议室，在会议桌周围找到自己预先分配的座位坐下。会议桌是

    用红木和黑色花岗石做成的。会议室长56英尺，天花板很高，看起来很

    优雅，窗户十分敞亮，面朝宪法大道。一个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美

    国地图，上面显示着12个联邦储备银行各自负责的储备区。

    除了政策制定者之外，与会者还包括美联储几个下属部门的负责人

    以及一些职员。部门负责人也有发言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公开市场

    交易部门的领导者负责管理美联储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和销售证券的事

    务，并与市场参与者保持频繁的联系。在会议伊始，他一般会先总结一

    下关键的金融事态。当我加入美联储的时候，“公开市场交易部门”的领

    导者是迪诺·科斯。美联储理事会的“研究和统计数据部门”的负责人戴

    夫·斯托克顿及“国际金融部门”的负责人卡伦·约翰逊会阐述蓝皮书里面

    提到的政策选项。[11]

    有时候，他们的副职会代他们参会，做这项工

    作。这三个部门的领导者会发挥很大的影响力。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

    事、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担任过美联储副主席的艾伦·布林德把这

    三个部门的负责人称为“三巨头”。

    格林斯潘的椅子在会议开始前几分钟还空着。他的椅子位于椭圆形

    会议桌一端的中间位置，正对着会议室大门。会议桌长27英尺，宽11英

    尺，重达两吨。格林斯潘的右边坐着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比尔·麦

    克多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传统上也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副主

    席。比尔·麦克多诺之前是一位来自芝加哥的银行家，自1993年以来一

    直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格林斯潘的左边坐着美联储副主席罗

    杰·弗格森。两个资历最浅的成员——我和科恩——被挤到了会议桌的

    角落里，位于格林斯潘主席的视线范围之外。会议室里还坐着大约35位

    来自美联储和联邦储备银行的职员。9点整的时候，壁炉旁边的一扇门打开了，格林斯潘主席走出了他

    的办公室，大步走到他的座位上。房间里安静下来。格林斯潘坐了下

    来，整理了一下文件。他欢迎我和科恩，然后请下属开始阐述政策问

    题。

    格林斯潘在会前的早餐期间就和我见了面，以确保我明白联邦公开

    市场委员会是如何组织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下属简要介绍一下对金融

    市场和经济前景的分析，接着由7位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和12位联邦储备

    银行行长提出问题，之后就到了“经济论战”的时间。每个与会者用四五

    分钟的时间阐述一下自己对经济前景的看法。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们通常

    首先汇报各自区域的发展情况，然后介绍一下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看法。

    行长们讲完之后，就轮到了美联储的理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副主席

    (比尔·麦克多诺)和主席(格林斯潘)。

    曾经，7位美联储理事和12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中，至少有一部分

    人是即兴发表看法的。但1994年，为了回应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

    亨利·冈萨雷斯的要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对外发布完整的会议

    记录。自那之后，大部分与会者都开始读预先准备好的讲话稿了。这虽

    然有利于提升会议的透明度，但不利于改善讨论的质量和自发性。[12]

    我加入美联储时，美国经济正经历着复杂的变化。这个国家的经济

    刚刚摆脱一场衰退(即刚刚摆脱经济收缩时期)，走上复苏轨道，复苏

    期只持续了8个月，也就是从2001年3月到11月。(一旦产量开始增加，即使损失的就业和产出尚未完全恢复，也可以说经济在复苏，经济衰退

    结束。)经济衰退可以由许多因素单独引起，也可以由多重因素共同引

    起。始于2001年的那场经济衰退是由网络泡沫的崩溃以及美国股市整体

    大幅下滑引发的，其间又进一步遭受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打击。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应对经济衰退过程中的反应可谓是非常快

    的。2001年，它将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联邦基金利率从2000年的6.5%削减到了1.75%，与历史标准相比，这个反应是非常迅速的。美国

    联邦基金利率是指美国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是最主要的隔夜拆借利

    率。尽管联邦基金利率是私营部门之间的利率，但美联储能够通过控制

    银行可以获取的资金规模对它施加间接影响。更准确地说，美联储通过

    影响银行准备金的规模来管理联邦基金利率。

    商业银行需要从库存的现金中拿出一定的比例存放在中央银行，这

    部分存入中央银行的现金就是这家银行的准备金。实行准备金的目的是

    为了确保商业银行在遇到突然大量提取银行存款时具备相当充足的清偿

    能力。银行准备金账户非常类似于个人在银行开立的活期储蓄账户。商

    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账户除了用来储蓄多余资金之外，还可以用

    来为其他银行付款或从其他银行收款。中央银行要求的存款准备金占其

    存款总额的最低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

    美联储能够通过证券的买进或卖出影响商业银行准备金的数量，因

    此，也能影响联邦基金利率。当美联储卖出证券，而某些银行买入这些

    证券时，美联储就会从那些商业银行的准备金账户中扣掉相应数量的资

    金，从而减少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美联储卖出债券的结果就是消耗掉银

    行体系内的现金储备。如果可用的现金储备变少，那么银行就更加愿意

    从其他银行借款，从而有助于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也就是提高银行为其

    借款支付的利率。相似地，为了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美联储就会买入证

    券，因此会增加银行体系的现金储备，降低银行之间的借款利率。

    当时，提高或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影响经济的

    主要手段，联邦基金利率的水平是主要的政策风向标。如果联邦公开市

    场委员会认定需要刺激经济活动，就会削减联邦基金利率，这样有助于

    压低其他利率，包括汽车贷款利率、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和企业债券利

    率，从而促进借贷和支出。正如凯恩斯主义的理论预测的那样，只要经

    济体内存在闲置产能，增加开支就会促使公司增加生产规模，并雇用更

    多工人。然而，如果经济没有闲置产能，需求增加可能推动物价和工资攀升，并加剧通货膨胀。如果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认为经济运行过程中

    存在过热的现象，即产出高出了可持续的水平，它就会提高联邦基金利

    率，导致其他各种利率全面攀升，从而达到降低经济增速和降低通胀率

    的目标。

    2002年8月，提高利率算不上一个认真的选择。毫无疑问，2001年

    迅速削减利率缩短了经济衰退的时间。然而，接踵而至的经济复苏却较

    为温和，经济增速只能说是不温不火，美联储内部的一些悲观主义者甚

    至开始担忧美国经济会摇摇欲坠地走向崩溃。此外，尽管生产规模增加

    了，但美国经济却陷入了一种所谓的“失业型复苏”的状态。经济衰退之

    后，失业率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升高，而通胀率一直保持在特别低

    的位置，这是经济疲软的症状，因为公司不愿意在需求疲软之际提高物

    价。股市依然低迷。在世界通信公司、安然公司和安达信会计事务所爆

    出公司治理丑闻之后，股市长期保持低迷。然而，乐观主义者认为，如

    果据此就预测经济会陷入新的衰退，即陷入所谓的“二次衰退”，则为时

    尚早。在低利率的推动下，汽车与房地产销售领域出现了异常火爆的现

    象，以至于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凯茜·迈尼汉甚至表示她认识的一

    些人担心会出现房地产泡沫。

    如同往常一样，在第一轮讨论中，拥有最终发言权的仍然是格林斯

    潘。为了兼顾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观点，他提出暂时不要降低联

    邦基金利率，但要在受到密切关注的会议声明中明确提出“风险主要偏

    向疲软”这句话。在央行的话语体系内，这就相当于给金融市场发出了

    一个信号，即接下来的利率变动更有可能是降低，而不是提高。格林斯

    潘讲完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的辩论，即“政策辩论”。在格

    林斯潘的带领下，这一轮辩论的时间通常很短，与会者所做的只是就是

    否赞成格林斯潘提出的政策建议发表看法。大部分情况下，大家都是表

    示赞同，有时候也会提出反对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