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长期价值

    作者:[英]内维尔·艾斯戴尔 [美]戴维·比斯利

    译者:高洁

    ISBN:9787521708851谨以此书献给：

    造就了我的父母，支持我的

    妻子帕梅拉、女儿卡拉、女婿扎克·李和外孙罗里。

    当然，还有可口可乐公司的全体同人。

    正是因为伟大的你们，才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序

    成长的见证

    这本书是由我丈夫执笔完成的回忆录，其中所记录的点点滴滴也

    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记忆。读到这里，你们可能会觉得意外，内维尔居

    然会让自己的妻子作序。当他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也有些意外。

    在过去数月的创作期间，他让我帮他挑选一个最合适的人为他作

    序。要担此重任，这个人要非常了解他，我绞尽脑汁思来想去，最

    终，这份荣耀落在了我自己的头上。

    究其原因，我想，从某些方面来看我应该是最了解他的人。我们

    已经结婚41年了，我们相识于赞比亚，在婚前，还在这个最初相识的

    地方一起生活了两年。在那时的赞比亚人看来，婚前同居可是“作

    孽”，所以我们当时的叛逆行为在很多人看来绝对是不合礼数的。然

    而在那个“动荡的60年代”里，如果放眼全世界来看这件事情，我们

    只不过是略显前卫而已。而事实上，我们长达43年的婚恋关系也让那

    些等着看笑话的人无言以对。

    第一次见到内维尔的时候，我就认定了他。在几周、数月的相处

    后，我们对彼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欣赏他工作时的全神贯注与热

    情饱满，而更让我尊敬的是，他对工作的热情不会因为时间而淡去。

    当然了，慢慢地，我也发现了他的雄心壮志。

    多年以来，作为他成长的见证人，我也从他身上获得了成长的空

    间和帮助。我相信，我们是彼此温暖的港湾，在他觉得累的时候，就

    会回到我的身边。

    我们在相识之初就发现彼此性格互补。内维尔是典型的双子座，他爱交际、爱玩、爱冒险，但同时，他也有严肃、移情和倔强的一面。在我们两人的相处中，我认为，我就像是安静而沉稳的锚，而他

    则是动力饱满与方向明确的船。

    参与到这本书的创作之中，我也收获了很多乐趣。在此期间，我

    重温了这些年我们之间相处的点滴。穿过记忆的雾霭，重拾那些记忆

    的感觉非常美妙。不得不承认，在读到那些低谷时期的故事时，我还

    是忍不住落泪了。虽然这样的时期并不多，也过去很久了，但它依然

    唤起了那段记忆，让我回想起那段我们两人相濡以沫的日子。

    让公司利益最大化

    那些所谓的低谷时期，其实正是内维尔频繁出差，全身心投入工

    作的时光。有时候我觉得我只能在家里当他的副手，但也正因为如

    此，我跟女儿卡拉的关系非常亲密，在内维尔不在家的日子里，是卡

    拉一直陪伴在我身边。低谷之外，我们也有很多幸福的时刻：跟他一

    起，我去了很多国家和地方。后来内维尔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我生活

    在他的光环之中，他让我衣食无忧，生活得自在充实，纵然有些许的

    低谷，但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人生的黄金岁月。

    通读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丈夫的另外一面：年轻的时候，他从底层

    做起，慢慢成长。内维尔是一个十分专注的人，即使不再担任可口可

    乐首席执行官一职，他依然保持今日事今日毕的处事方式。

    他对于经手的每一项工作都充满激情，他的座右铭就是在尽力把

    工作做好的同时，寻找让公司利益最大化的方法，这也是他成功的原

    因之一。他常用这样一句话来自勉和鼓励员工：只要你尽全力完成任

    务，成功就会来敲门。

    内维尔在可口可乐的工作，让我们全家进行了一场环球之旅。每

    当内维尔调换一次职位，我们都要认真讨论。如果决定去另一个国

    家，那么我们就会拿出地图仔细研究，尤其是去菲律宾之前，我们都

    不知道这个国家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每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因为语

    言不通、文化差异大，我们都面临着全新的挑战，所幸可口可乐给予

    了外派员工很大的关怀，为我们适应新环境提供了巨大帮助。但这样的生活让我们的女儿卡拉备受煎熬。内维尔和我从小就离

    开了故乡，从英国移居到赞比亚，所以我们对于这种不知道明天会在

    哪个国家的生活充满了期待，也享受其中。但可怜的卡拉不一样，她

    从小就跟着我们不停地东奔西走，从一个国家换到另一个国家(她在5

    个国家居住过，换过6所学校)，朋友圈刚刚建立起来，就要离开。好

    在她现在已经结婚了，日子过得很幸福。她和丈夫还有我们老两口一

    起照看他们的儿子罗里。

    如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很多家庭都面临这样的挑

    战。我们和内维尔都希望这段亲身经历可以为面临类似情况的家庭提

    供借鉴，虽然这样的经历总有大大小小的困难，但是总体来说依然令

    人向往。

    迎接新挑战

    读完了内维尔的回忆录，我对他充满了敬意。此前，我一直不知

    道他独自一人面对了那么多的危机和磨难，而时至今日，他仍旧可以

    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待人接物。

    内维尔有一点让我一直非常欣赏，那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

    况，他每年一定要有自己的假期。这对他和我们的家庭来说非常重

    要，因为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我们才可以一起外出旅行，让全家人其

    乐融融地在一起，拉近彼此的距离。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能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董事

    长，我们一直期待他退休之后，可以凭借退休金安度晚年。可他突然

    又被公司返聘，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改变了我们原本的生活计划，也改

    变了我们两个人。我当时最大的担心是内维尔的身体状况以及我们之

    间的关系。这次新的挑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变化？他有没有掌管这样

    一家大公司的能力？我在心里无数次产生疑问，因为在当时这份工作

    并非什么好差事。他要是垮了怎么办？是不是还得让我来收拾残局？

    相比我的疑惑和担忧，内维尔显得非常理智，而正是他的选择让我们

    有了今天。每当我想起当时曾一度试图要阻止他走向事业的巅峰时，我就为自己的狭隘格局深感愧疚。5年过去了，这是辉煌的5年，我看到他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在

    不断成长，变得更加自信。他几乎每天都要应对接踵而至的各种问

    题，他的地缘政治知识也因此得到了增长。

    我也学会了从不同的层面理解他。他很多次外出都会带上我，我

    知道他的内心是希望我陪在他身边的，因为他觉得我们是一个团队，这一点让我很高兴。

    2009年，他从董事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当时，我很担心他习惯

    身居高职而不愿意脱下这身“官服”，可他却表现得很轻松，愉快地

    将权力交接给了我们的挚友穆泰康，然后彬彬有礼地离开了舞台，在

    聚光下谢幕。

    内维尔对退休后的生活早有安排：他要不断地用知识充实自己，激励自己前行，还要让我陪着他活到至少80岁。现在，我的愿望就是

    他可以实现自己的这些承诺。

    希望每一个读到这本书的人都能从这些回忆和故事里找到共鸣。

    帕梅拉·艾斯戴尔引言

    可口可乐的危机

    我时常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在成为可口可乐的高管之后顺利

    退休，闲居于巴巴多斯岛，在加勒比海岸的明媚阳光下打高尔夫球。

    然而就在2004年2月，董事会成员兼公司前任总裁唐纳德·基奥忽然来

    电，他告诉我时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道格拉斯·达夫特计划辞去在

    可口可乐的职位。

    唐纳德本人被提名主持遴选委员会的工作，寻找合适的人选接替

    达夫特，所以他将橄榄枝抛向了我，希望我参与竞选。虽然他对此事

    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承诺会力荐。

    那段时间对于可口可乐公司来说可谓阴霾密布。达夫特担任可口

    可乐首席执行官的时间只有4年，而他的前任道格拉斯·艾夫斯特只待

    了两年就被董事会免了职。那天道格拉斯正在芝加哥机场，突然收到

    了这样的罢免决议，罢免他的董事会成员里包括了大名鼎鼎的沃伦·

    巴菲特。

    自1997年10月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伯托·戈伊苏埃塔病逝之

    后，可口可乐公司就开始走下坡路。在任的16年间，罗伯托将可口可

    乐从一个营业额40亿美元的公司变成了营收近1500亿美元的行业巨

    头。然而到了罗伯托执掌可口可乐帝国的后期，市场份额开始萎缩。

    尽管公司进行了大规模裁员并采取了一系列整治措施，但似乎所有的

    努力都无法把公司重新拉回到健康的发展轨道。

    可口可乐公司在营销上的形象一直都是提供快乐。在可口可乐的

    众多广告中也都能看到这样的字眼。但到了2004年，位于亚特兰大北

    林荫道的公司总部却无法快乐起来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日本就可口可乐公司的“渠道充塞”问

    题进行调查，他们认为可口可乐故意提高销售额以抬高股价。此外，可口可乐还受到了另外一项指控，称其在哥伦比亚雇佣右翼敢死队对

    当地工会领导人实施恐怖活动。当时可口可乐的首席法律顾问，也就

    是后来的马萨诸塞州州长德瓦尔·帕特里克向达夫特递交了辞呈，导

    致帕特里克离职的原因之一便是哥伦比亚问题上的争议。帕特里克还

    在其他问题上与另一名高管发生了分歧，双方都坚持要让对方离开。

    可口可乐公司的用人政策被指责带有歧视，从而招惹了一桩诉讼大

    案，也在同一时期被法院调查。祸不单行，欧盟也开始对可口可乐违

    犯反垄断法进行调查。总之，那个时候，可口可乐面临着有史以来最

    大的危机。

    董事会只能开始物色一名新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从公司内部

    来看，似乎只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即公司总裁史蒂文·海尔。因为可

    口可乐很少从外部招聘这一职务，所以史蒂文·海尔看起来志在必

    得。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告诉唐纳德，我要先跟妻子帕梅拉商量一

    下，10天之内给他答复。

    拒绝当杰克·韦尔奇的炮灰

    我在可口可乐工作了30多年，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要成为董事

    长、首席执行官。我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奢望，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

    的事情，尽管从2003年的夏天开始，就有很多人开始猜测达夫特可能

    会被罢免。还有人提出要推荐我接替他的职务，被我断然拒绝了。我

    没有虚伪地推脱，拒绝是我最真实的想法，而帕梅拉也完全支持我的

    立场。我已年逾花甲，经济上也能有所保障，在退休之后，我减掉了

    10磅 体重，过得更加健康。况且，忙碌了一辈子，奔走于世界各

    国，熬过了无数个单日工作时长超过15个小时的日子，现在的我只想

    与家人共享天伦。因此在我接到唐纳德的电话之后，帕梅拉多次强调

    她的观点，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以及当下的安逸生活，她不希望我

    重返职场。“如果你做不好，你知道会怎么样吗？”帕梅拉也这样反

    问过我。在罗伯托之后，可口可乐公司就没有出现过一任成功的董事长。

    帕梅拉担心我会成为第三个费心劳力却惨遭失败而退场的人。但不管

    如何，她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并尊重我的决定。

    “如果我在其位，一定不会失败”，我很坚定地告诉帕梅拉，但

    在内心深处，我也有一丝犹豫。我觉得她的担心不无道理，这件事情

    非比寻常，意义重大。我的职业生涯经历过无数风风雨雨，离开之后

    的生活惬意非常，何必再去自寻烦恼呢？可问题是，“如果放弃生活

    中的最后一次挑战，我能否甘心呢？”

    对我这个从前做过橄榄球运动员的人来说，答案很明确：决不甘

    心。

    唐纳德那通电话之后的一周左右，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妻子，我决定接受这次挑战，同时也给了自己一个期限——5年时间，无论成

    败。帕梅拉对我的决定很意外，也有些失望，而我心意已决。就这

    样，游戏又开始了。

    我这一生的时间都在为可口可乐公司打拼，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征

    战，尤其是那些公司迷失方向、渐渐丢掉市场的地方。这次机会又来

    了，我要来个大逆转，重振整个可口可乐公司。我跟公司董事会的每

    一个成员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几乎所有媒体都认为海尔会是这次竞

    选的赢家，据称他还聘请了一家公关公司为他做个人形象的包装。虽

    然我的名字在媒体报道中很少出现，但是我很清楚，我才是领先的那

    一个。

    就在竞争渐渐明朗的时候，杰克·韦尔奇出场了。

    韦尔奇是商界的代表人物，曾导演了通用电气的大翻盘。1981年

    韦尔奇出任通用电气的总裁，到2001年离开的时候，他把公司的市值

    从140亿美元提高到了4100亿美元。1995年，《财富》杂志曾把他与罗

    伯托·戈伊苏埃塔并称为“财富创造者”。

    2004年4月，韦尔奇娶妻成家。他举办婚礼之时，正是他距离可口

    可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这个职位最近的时候。韦尔奇表示他会考虑这个机会，并且把他的蜜月之旅安排在了巴

    巴多斯。在这个加勒比海的小岛上，他住的地方跟我只有几英里

    远。董事会成员与他频繁接洽，他们都觉得雇用韦尔奇会给公司带来

    新的活力，并且能拉动股票上涨。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4月28日，我因公事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其间接到了可口可乐公

    司董事会成员赫伯特·艾伦打来的电话。赫伯特询问我是否愿意在韦

    尔奇手下工作一两年，之后继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一职。

    我非常坚定地拒绝了。可口可乐公司内部有太多的问题，想要扭

    转局面将面临很大的风险。如果由我来主导这次变革，我非常愿意赌

    一把，但是如果给别人做替罪羊，我觉得不值得。韦尔奇虽然在通用

    电气大显神通，但毕竟对软饮行业知之甚少。我在可口可乐公司摸爬

    滚打了一辈子，从最早在赞比亚的一家装瓶厂，到最后一路高歌猛进

    几乎做到了公司的最高层。那时我就意识到，我们的管理人员由于工

    作风格的差异，一定会出现分歧，尽管在董事会看来这支团队非常优

    秀。韦尔奇作为大公司的领导者有着辉煌的战绩，而我只是在欧洲的

    装瓶厂当过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而已。

    我一向对赫伯特·艾伦十分信任且充满敬意。在同他通过电话之

    后，我放下听筒，告诉帕梅拉一切都结束了。

    正式上任

    可是万万没想到，在度蜜月的韦尔奇却忽然打了退堂鼓。

    时隔多年，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韦尔奇回忆起当年的情况时

    说：“一想到要在全世界飞来飞去，我就觉得心里打怵，毕竟这种事

    情我已经领教过了。于是我思来想去考虑了整整48个小时，也可能是

    72小时，无论究竟多长时间吧，最后我还是从可口可乐的梦里醒了过

    来。”

    从苏格兰回到巴巴多斯后不久，我就接到了唐纳德的电话，可口

    可乐公司向我下了聘书。就这样，我成了可口可乐公司历史上第12任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很快，5月4日，可口可乐公司就对外公布了我的任命通知，并定

    于次日安排我与总部的员工见面。

    罗伯托·戈伊苏埃塔昔日的司机乔尔·鲁修在亚特兰大机场接到

    了我、帕梅拉和卡拉。我突然觉得应该问问乔尔是否知道罗伯托遗孀

    奥尔吉塔的电话。恰好他还真的记得，于是我立刻与奥尔吉塔通了电

    话，告诉她我已经下飞机到了亚特兰大。

    “我会尽全力重振可口可乐公司，让它重回罗伯托时代的辉

    煌。”我告诉她。

    到了总部，员工们聚集在园区里向达夫特、海尔和我表示欢迎，还在院子里准备了一个讲台。达夫特坚持在当日不会做演讲。我觉得

    还是应该即兴讲几句为佳，海尔也表示同意，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在下

    属面前亮相。我简单讲了几句，重点强调了我对可口可乐品牌的信任

    与信心。在演讲结尾处，我说：“可口可乐这个品牌就靠大家了!品

    牌是要靠人来创造的!”

    我想，这才是员工们最希望听到的。

    按照原定计划，我应该在6月1日到岗就任，但此前必须要到美国

    驻巴巴多斯使馆办理好工作许可证。我排着长长的队，一点一点往前

    挪动，终于到了办理证件的小窗口。使馆的工作人员态度生硬，他隔

    着防弹玻璃向我发问。我的身高有6英尺5英寸(约1.96米)，话筒的

    位置只到我的胸部，我弯下腰弓着身子与他对话。

    “这个职位为什么要聘用一个外国人呢？美国人为什么就做不

    了？”签证官问道。

    这话问得着实在理，我竟然无言以对。“这是可口可乐公司董事

    会的决定，”我说，“他们都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

    么。”

    工作许可证审批下来大概需要数周，可口可乐公司只好先派了一

    个管理团队到巴巴多斯向我介绍公司情况。我们坐在阳台上翻阅着资

    料，阳台之外就是加勒比海。我建议大家一边看资料一边喝咖啡。首

    席财务官加里·法亚德望着蔚蓝的加勒比海上的落日余晖，这美景令他深深陶醉。他实在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离开这么美丽静谧的地方再次

    投身商战之中。

    “你是疯了吧？”加里这样问我。

    当然，这也是一个在理的问题。但木已成舟，悔之晚矣。

    在美国的工作许可证比预想中下来得要早，所以我在5月底就到了

    亚特兰大。那时道格拉斯·达夫特已经离开公司，我只好提前入职。

    我给沃伦·巴菲特打了一个电话。

    “现在我可是无偿为可口可乐工作。”我开玩笑说道，提醒他我

    还没拿到薪水就已经开始工作了。

    “我觉得这安排不错，”他跟我开玩笑说，“要不然就永远无偿

    工作下去吧。”

    经营上的教训

    我之所以决定出版这本书，主要是因为很多朋友都敦促我把这段

    经历记录下来，其中既包括可口可乐在经营上的经验教训，也包括我

    重整这一品牌的经历，毕竟可口可乐一直都是最受欢迎的饮料品牌之

    一。所以，我认为这本书的内容绝对不能空洞无物，让人读起来味同

    嚼蜡。为了让读者能从中真正地了解我，了解可口可乐公司，这个故

    事将从很久以前讲起，从我的早年经历谈起，包括从赞比亚到南非，从澳大利亚到菲律宾再到德国，甚至还有柏林墙拆除之后的那段非常

    时期，再到苏联市场的开放，可口可乐重新进入印度和中东市场，一

    直到我担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这5年间的风风雨雨。

    其实，可口可乐产品的最初形态是一种治疗宿醉和头痛的药剂，这种产品诞生于1886年，由亚特兰大的药剂师约翰·彭伯顿首创。今

    天，可口可乐产品已销往全球，遍及世界各地(当然还有三个国家除

    外——朝鲜、古巴和缅甸)。作为一种质高价廉的饮品，艺术家安迪

    ·沃霍尔曾这样形容可口可乐：无论是国王还是流浪汉，都能享受到

    的美味。可口可乐无处不在，其广告效应甚至影响了现代版的圣诞老人形

    象。据统计，“可口可乐”这个词在全世界的认可度排名第二，使用

    频率仅次于“OK”。同时，可口可乐还具有一种神秘的魅力——在这

    个世界上仅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它的配方，就连我都不知道。

    可口可乐饮料的合成一直是一个秘密，它由几种植物作为原料，加以其他配料混合后制成原浆，然后进一步加工制成饮料，发往世界

    各地的餐厅和装瓶厂。在过去，可口可乐公司的大部分利润来自向各

    地独立装瓶厂销售的原浆。随着时间的推移，可口可乐母公司已收购

    大量的独立装瓶厂。到2010年，可口可乐公司又收购了北美地区最大

    的可口可乐装瓶厂商。迄今为止，美国和加拿大境内90%的装瓶企业都

    归可口可乐公司所有。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可口可乐似乎都是一家近乎完美的公司：

    有着丰厚的利润和无处不在的产品，低廉的价格为消费者带来一场唇

    齿间的享受。

    然而，到了今天，这种经营方式已被时代抛弃。在本书中，我提

    到了很多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和事件，能够充分证明这一点。可口可乐

    并没有受到普遍尊重，尤其是在某些精英阶层。人们指责它是肥胖的

    罪魁祸首，还会导致糖尿病；在印度，人们说它会破坏水资源等。

    “我们赚的钱越多，就越不招人喜欢。”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保

    罗·奥斯汀在1970年3月写给罗伯特·W. 伍德拉夫的一封信里如是

    说。伍德拉夫从1923年到1954年一直是可口可乐公司的灵魂人物。

    奥斯汀在当时就发现，可口可乐只靠出售软饮是远远不够的。跨

    国公司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世界上出现的很多问题如今都被归咎到这

    些公司身上。

    现在，很多文章、书籍都在探讨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但我

    要强调的是，就跨国企业所面临的挑战来说，人们对社会责任的界定

    范围还是太过狭隘。我在南非读大学，如果按照大学所学的专业来

    讲，我应该从事社会福利工作，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商业。我认为，时至今日，企业应该与政府、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和慈善组织共同努

    力，三者形成牢固的合作关系，把社会公益事业和商业两个领域相结

    合，携手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创造更洁净的环境，消除贫困和疾

    病。我将其称为联动式资本主义。在就任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期间，我极力推动公司朝着这个方向

    发展。这项工作目前不仅在可口可乐公司内部，甚至在诸多跨国企业

    中都在不断推进。这是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我的继任者穆泰康也是

    这项改革的绝对支持者。我相信这项改革最终会重新定义我们社会制

    度的内涵。

    本书既不是一本纯粹的商业性质读物，也不是一本典型的自传，我认为它更像是一本自述。所以在此，我邀请诸位跟我一起走进可口

    可乐，走进我的故事，走进希望与挑战并存的全球商业未来。

    1. 1磅≈0.45千克。——编者注

    2. 1英里≈1.6千米。——编者注第一章 认知并理解环境可口可乐疲软的年代

    1943年6月8日，我出生在北爱尔兰的唐帕特里克镇，是家里的独

    生子。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母亲祖籍苏格兰，父亲则是地道的爱尔

    兰人。

    我的父亲爱德华·内维尔·艾斯戴尔是阿尔斯特皇家警署的指纹

    和弹道专家。从前，贝尔法斯特是船舶制造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常常会遭轰炸，因此警署被迫搬到了20英里外的唐帕特里克镇，直到战争结束才得以迁回。我就是在战乱期间出生于这个小镇。

    出生后，我在唐帕特里克一座石头建成的小教堂受洗。这座教堂

    是在爱尔兰圣帕特里克第一座教堂的旧址上建造的。我的女儿和外孙

    后来也在这里受洗。

    北爱尔兰在彼时已经是英国的领土，但在那里忠于爱尔兰的天主

    教徒依然很多。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冲突

    不断，所以在唐帕特里克会有新教徒社区和天主教徒社区，连学校也

    会有这样的划分。

    我的祖父是奥兰治教团成员，这是一个信奉新教至上的组织，每

    年都要庆祝博因河战役胜利纪念日，在这场战役中，奥兰治的威廉

    (新教)率兵击败了国王詹姆士二世(天主教)。而我的父亲则一直

    跟爱尔兰有很密切的联系，所以他拒绝加入奥兰治教团。不仅如此，父亲的想法也很偏执，他一直觉得爱尔兰和北爱尔兰应该是一个国

    家，但国家的统一必须要采取和平民主的方式。或许是受到父亲的影

    响，我也这么认为。在那时，爱尔兰因闹独立和英国军队发生的冲突

    问题已经得到了缓和，20年之后这个冲突才再次出现。而我则在这些

    年的生活中，经历了很多次人世间类似的冲突。所以，理解他们、不

    卷入他们的纷争，成为我日后在商海畅行的重要技能，也正是这一技

    能成就了我在可口可乐公司的事业。

    我的童年是在北爱尔兰度过的，跟那些典型、稳定的中产阶级一

    样，我有一个很大的家族，彼此关系融洽，而且住得很近。祖父从事邮差工作，外祖父则是船舶工程师，因为对英国的造船业做出了巨大

    贡献，还受到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嘉奖。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有个尼日利亚警察在当地接受10天的培训并

    住在我们家。当时，在北爱尔兰有个黑人警察不是件小事儿。那位警

    官送了我一个毛茸茸的小玩具，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卡拉巴尔，取自

    这位警官的故乡之名。我特别喜欢这个礼物，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跟非

    洲发生关联。我还记得自己在北爱尔兰喝到第一口可口可乐的情景，那是在一家卖饮料的老店，窗子上都镶着漂亮的金银花纹。那时在我

    看来，这才是外国饮料!

    在战后的日子里，难民营里依然住着从纳粹大屠杀中逃出来的

    人。我把自己的一些玩具捐给了那里的孩子。当时汽油和一些日用品

    都实行配给制，而“二战”期间爱尔兰是中立国，所以有时周末我们

    会开车去爱尔兰买一些紧俏用品。

    我父亲身材高大而魁梧，他曾经三度想要离开北爱尔兰，但是都

    未能如愿，因为警署不愿意放他这样的骨干走。所以，他只好与希

    腊、英属圭亚那、塞拉利昂这些地方的工作机会擦肩而过。

    没有办法离开北爱尔兰，父亲就把他多余的精力放在了打橄榄球

    上。橄榄球是一项硬汉运动，还有点儿粗暴，连踢带打、过人、抱

    摔，还不戴头盔和护具。很多人说足球是流氓的绅士运动，那么橄榄

    球就是绅士的流氓运动。父亲后来还当上了一家橄榄球俱乐部的主

    席，我叔叔也在其中。一到周末，我就跟堂兄弟们去橄榄球场，如果

    场内有比赛，我们就在场外打着玩儿。

    在警署工作25年后，父亲终于退休了，却只拿到一半的退休金，因此他又在现在的赞比亚(当时的英国殖民地北罗得西亚)谋了一份

    差使，在当地的警察局做指纹处处长。这是1954年的事情，那一年我

    才10岁。

    父亲终于如愿以偿有了移居国外的机会，但贝尔法斯特的亲戚和

    邻居们却再三阻挠我们搬家。我一直记得10岁的我坐在角落里看着大

    人们无休止地争吵，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一位亲戚说：

    “你们这是何必呢？内维尔怎么办呢？”父亲说：“我认为我这么做

    就是为了给他提供更好的升学机会。我做的决定都是为了他好，我希

    望他比我有更多的机会和空间。”父亲这一番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父母的辛劳和奔波全是为了我，为了给我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教

    育，更好的未来，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他们是不

    幸的一代，遭遇了战事，失去了很多的机会，对于他们来说，才华已

    经无法施展，梦想早已化为泡影。

    我对这次搬家激动不已，自小时候起我就对地理和自然有着浓厚

    的兴趣，常常采集树叶夹在书里做标本，也喜欢看地图，还喜欢背诵

    其他国家的国名。父亲一直想要离开北爱尔兰，而母亲却对此毫不热

    衷。她是一个特别称职的母亲，对我疼爱有加，我印象中她的身体一

    直不好，备受哮喘病困扰。

    在去往非洲的路上，我第一次来到了伦敦。我们乘坐的船沿途也

    在西班牙沿海的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停靠。西班牙的弗拉门戈舞

    者走上船来表演，再加上明媚的阳光和迷人的海滩，第一次见识到这

    种异域风情的我被震撼了。我们还没有到非洲，就已经进入了一个完

    全不同的世界。

    我们在非洲的第一站是葡属西非(也就是现在的安哥拉)的洛比

    托湾。在那里，我目睹了殖民统治的残暴，白人监工用皮鞭不停地抽

    打着黑皮肤的码头工人。父亲唤醒惊呆的我，并对我说：“很抱歉孩

    子，你必须要面对这一切，这就是世界的本来面貌，但你要相信总有

    一天这个世界会变得美好，这些邪恶的东西将不复存在。”然而，直

    至今日，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依然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第二站是南非的开普敦。当时是1月份，正值南非的夏季。当地人

    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早上5点起床，就会看到最壮观的景象。于是

    我跟父亲起了大早来到甲板上，透过晨雾，我看到平静的海面上浮现

    出一片神奇的景象。那便是闻名遐迩的桌山，规模之宏大让人震惊不

    已。爱尔兰也有很多美丽的绿色山峦，但眼前这座海拔近4000英尺

    的奇山，实在是让人惊艳。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

    美的景色，我一下子爱上了开普敦。它是我认为的世界上最有魅力的

    三大城市之一，另外两座城市是悉尼和里约热内卢。

    我们在开普敦停留了4天，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吃着从咖啡厅买

    来的汁水丰富的葡萄、柑橘，还有加了冰激凌的西瓜。在这里，我也

    第一次见识了什么是种族歧视：公园的长椅上写着“仅供白人使用”

    的字样。在感到震惊的同时，我又觉得这仿佛是当地一种很自然的社会秩序，而这种秩序又不那么让人舒服。那时的我只有10岁，不可能

    一下子变成一个社会活动家。事实上，我当时已经接受了那种现实，虽然这让我一直觉得很不舒服。我只是很不解，两年前我们家里就有

    一位尼日利亚的黑人警官留宿，在北爱尔兰，他怎么就可以住在白人

    家里，但是在南非的公园里，黑人却连白人的椅子都不能坐呢？

    离开开普敦之后，我们乘坐火车又走了三天半，继续向北罗得西

    亚进发。我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站了好几个小时，扶着铁栏杆看着沿

    途不断变化的地貌。我们经过了博茨瓦纳灰暗的半沙漠地带，看到途

    中商贩们卖着各种各样的器皿，还有妇女们抱着孩子喂奶。沿途穿过

    了世界七大自然奇观之一的维多利亚瀑布，这是区分南罗得西亚(今

    津巴布韦)和北罗得西亚的地标。维多利亚瀑布是赞比西河的一部

    分，宽1.25英里，从365英尺高的地方倾泻而下，磅礴浩然，落在下面

    的峡谷间。数英尺之外都可以看到飞溅的水珠，这就是当地人称其为

    “莫西欧吞亚”(打着雷的烟雾)的原因。我被眼前的景象完全吸引

    了，非洲的一切都是如此的宏伟，如此的不同凡响。

    到赞比亚的首都卢萨卡之后，父亲在英国从事指纹鉴定的前同事

    帕迪·格林和他的新婚妻子前来车站接我们。父亲将接替格林担任北

    罗得西亚警察局指纹处负责人。虽然卢萨卡是赞比亚的首都，可火车

    站连站台都没有，下了火车就是红土地。

    我们一家住进了政府提供的一幢全新三居室住房，房间地面是混

    凝土的，亮亮的，很漂亮。这幢房子坐落在一片半英亩 大小的空地

    上，房子后面便是灌木丛，整体环境很不错。而且，我们家第一次有

    了用人，他们会在脚上套上刷子给地板打蜡。我从小生性好动，这光

    滑的地板让我很欢喜，每天在上面像滑冰一样溜来溜去。

    搬进来的前9个月里，家里没有电，只能靠点蜡烛、油灯和烧木头

    的炉子来照明。然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非洲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向

    我展示了前所未见的景象和新鲜的声音：青蛙、蟋蟀、蜘蛛，还有咆

    哮的狂风等等。我在非洲迎来了快速成长的阶段，每天都要骑着自行

    车到5英里外的公立学校上课，学校的课程设置完全参照英国的模式，还有各种体育运动，睡觉的时候要用蚊帐。

    学校施行种族隔离制度，并且男女分开。北罗得西亚的种族隔离

    制度并不像南非那样严苛，但咖啡厅、餐厅和酒吧是只允许白人入内的。白人和黑人都可以在大部分商店购物，而黑人有自己偏爱的购物

    场所，因为他们的居住区域跟白人是分开的。黑人区的很多商店是印

    度移民开的。

    卢萨卡当地仅有一家报纸，也只有一家电影院，到了周末我们会

    去那儿看电影。没有电视，晚上我们就听收音机，通过英国广播公司

    (BBC)了解新闻。周日晚上，葡属东非(今莫桑比克)有一家电台会

    播放排名前20的流行歌曲，而收听体育新闻则需用短波。如果想听最

    新的流行曲目，可以花一点儿钱买每分钟78转的唱盘。在卢萨卡城外

    几英里的地方，偶尔还能看到野生的狮子。

    这里的居民一贫如洗。大部分北罗得西亚的非洲人都衣衫褴褛，赤脚走路。不过综合来看，当时那里的贫困现象并不像现在非洲的某

    些地方那般严重。如今，很多人从贫瘠的乡下迁移到城市，在摇摇欲

    坠的贫民窟勉强度日。

    虽然这里的人穷困潦倒，但他们非常友善，也很快乐，这让我着

    实惊讶。似乎他们对生活并没有觉得不满。不知是不是因为社会结构

    相对合理，这里的人们都过着安宁平和的日子。然而，那些受过教育

    的赞比亚人开始不满于现状，要求独立的政治呼声不绝于耳。赞比亚

    最终于1964年独立，同非洲的其他国家相比，北罗得西亚的自由抗争

    并没有破坏性，也并不激进，因此很多欧洲的移民也开始支持这一运

    动，其中就包括我们。

    北罗得西亚有很多部落语言，学校里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所以在

    校的非洲孩子也都讲英语。因为当地部落之间的语言差异很大，因此

    无论是在彼时还是此刻，政府的官方语言一直是英语。我的父母和我

    都学了一点儿当地的切瓦语(Chinyanja)，也叫尼昂加语

    (Nyanja)。虽然不够精通，但是遇到不会讲英语的原住民，我们也

    能进行简单的交流，但这仅限于讲尼昂加语的区域。

    在学校里，我第一次遇到了南非的白种人，他们是荷兰人的后

    裔，随着岁月的推移，他们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叫作南非荷兰语。每

    当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玩一种叫“博克—博克”的游戏，这

    个游戏有点儿野蛮，几个男孩子搭起一个人体隧道，其他人就用力往

    他们身上跳，压倒了就算赢。当然，生活在非洲，吃苦是在所难免的。我经历过中暑、痢疾，后来还患上了疟疾，因为天气炎热却没有空调。不过，总体来说我在

    这个新环境的成长还是健康的。父亲也一样，他非常喜欢自己的新工

    作，而且很快融入当地的群体中，活跃在橄榄球场上。他十分热衷于

    培训非洲人，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指纹专家，这在他的白人同事看来根

    本不可能。直到1967年，父亲从赞比亚警署正式退休时，他交出了一

    份让人惊讶的答卷——他成功地培养了20名训练有素的当地人，在指

    纹处任职。同时，他的继任者也是他培训出来的学员，后来还当上了

    警署的副署长。当时，父亲所在的部门是警署里唯一一个由清一色的

    赞比亚人组成的部门。

    相比我们，母亲却开始感觉到生活乏味无趣。她只能待在家里跟

    用人一起料理家务。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学校，父亲在上班，母亲很

    快就开始思念家乡。最后，苦于无所事事，母亲去了一家公办的药房

    做文职。但她依然觉得度日如年，每天掰着手指数日子，等三年的合

    同到期，我们就可以有6个月的法定假期，回到贝尔法斯特度假。

    在非洲，我第一次萌生了做一名企业家的想法。我在院子里种起

    了玉米，烤熟之后，让家里的园丁在午餐时间拿去卖给工人们。我还

    给这个园丁发工资，可以说这个园丁是我的第一名雇员，在卖玉米的

    事情上他一直对我言听计从，因为我觉得让他做了分外的事情，是应

    该多给他报酬的。

    1957年夏，让母亲望眼欲穿的假期终于到了。我们举家重返贝尔

    法斯特，那年我13岁。贝尔法斯特那边的朋友们见到我都觉得很失

    望，因为他们觉得我在非洲生活了三年应该晒得很黑，而我却跟当年

    离开时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先探望了亲戚朋友，然后回到家中。我依然记得晚饭时父母

    的对话。母亲说亲戚朋友们都变了很多。父亲的回答让我记忆犹新，他说：“不，亲爱的，不是他们变了，而是我们变了，我们再也不是

    从前的模样了。”父亲的这句话说得实在在理。

    我对非洲的感情开始变得越来越深。在贝尔法斯特度假期间，我

    看到了一则关于卢萨卡的报道，于是我给英国广播公司写了一封信表

    示不满。在那个节目中展现的都是卢萨卡的旧城区，这片面的取景将

    这座城市描绘成了一片黄沙漫天、尘土飞扬的不毛之地。“卢萨卡要比你们镜头下的漂亮得多，”我在信里写道，“我父亲拍了很多关于

    卢萨卡的漂亮影像，如果你们需要，我相信他一定会借给你们的。”

    我的父母对此事毫不知情，直到英国广播公司邀请我去他们的制

    作中心录制节目，并承担我到伦敦的往返机票费用时，父母都惊呆

    了。1957年6月30日，电视台播出了一档名为《从卢萨卡来的男孩》的

    节目，我作为嘉宾参与了全程录制。在节目中，我为自己的新家乡正

    名，还为父亲在卢萨卡拍的片子做了解说。能够上英国广播公司的电

    视节目，我觉得非常荣幸。紧随其后出场的是伊丽莎白女王的丈夫，也就是爱丁堡的公爵菲利普亲王，他介绍了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相关情

    况，在那一年共有67个国家联合进行大规模的科研活动。正是因为菲

    利普亲王的出席，让这档节目的收视率获得了新高，我也算是沾了

    光。

    回到卢萨卡我才知道，我参加电视节目的事竟然上了当地报纸的

    头条新闻。我还得到了市政府的嘉奖，市长为我颁发了奖章，那是一

    个盾形的城市纹章复制品。同时，全市议员都悉数签名了一封表彰

    信，也由市长亲手递交给了我。这封信里写道：“我们会铭记你对卢

    萨卡的自豪感以及你表现出的公民意识。”

    渐渐地，我爱上了非洲。三年之后当我的父母再次回到贝尔法斯

    特休长假时，我并没有跟他们回去，而是选择寄宿学校留在了卢萨

    卡。

    当时我选择的学校名为吉伯特兰尼学校，这所学校采用的是英国

    教育体系，我成了那里的一年级学生。他们习惯性地将新生称为“差

    役”，从字面意思就不难看出，在入学的一段适应期中，新生必须自

    己学着叠衣服、收拾床铺，还要替别人做一些杂事。在校期间我也参

    与了很多体育活动，比如橄榄球、板球、网球还有足球。那时，我希

    望毕业之后可以当一名地理老师或者历史老师，放假时我也会去杂货

    店打零工。此外，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开了一家服装店，这也让我很

    感兴趣。在校期间，我还第一次担任了职务——学生宿舍管理员。这

    样的职位在全校只有4个，这是学校的惯例，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竞争意

    识。

    中学毕业后，我被开普敦大学录取，卢萨卡市政府奖励了我一笔

    奖学金，我想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我曾在英国广播公司捍卫过这座城市的声誉。此后，我差点儿走上了一条偏离正轨的道路，如果没有及

    时扭转，我就不可能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了。

    在开普敦大学，学生入住公寓之初有一种仪式，要求每一个男性

    新生每天清晨必须穿着内衣走出公寓，还要带一只活的动物。这种过

    分的表演完全暴露在同样住宿的女生面前，每天这个时候，女生公寓

    的窗前就站满了挤眉弄眼的姑娘们。男孩子们手里牵着各式各样的动

    物，有狗、牛、马，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见不到的。虽然这种仪式

    愚蠢至极，但由来已久。我跟几个同学发现学校附近的牧场里养了几

    只羊，所以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就开了一辆破旧的庞蒂克汽车，准备用它抓羊，以供第二天的表演之用。牧场主每到晚上的时候就将

    这几只羊锁在一间仓库里，于是我们便砸开了锁，抓了4只羊塞进了那

    辆破车。为了能把羊装进去，我们事先已经将车的后座拆了。回来的

    路上遇到了红灯，当时恰好有一名妇女在过马路，无意间往车里看了

    一眼，刚好看到我们4个人和4只羊。看到我们跟羊挤在一起的狼狈

    样，可能出于安全考虑，她呵斥了我们几句，她沉着脸，耷拉着下

    巴，看着我们的蠢样，绿灯一亮，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我们就踩了一

    脚油门飞奔而去。

    第二天仪式结束之后，我们赶紧把羊“完璧归赵”。后来也有别

    的学生去牧场偷羊，但没有得手，反而被抓住了。警察把他们带走

    了，告诉他们只要说出还有谁到牧场偷过羊，就不起诉他们。我们很

    主动地承认了错误，偷羊那会儿压根儿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

    可是盗窃罪，会被起诉的。再到后来，问题果真严重起来，最后由一

    名法官出面撤销了这起案件。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帮我们出头的法

    官是我们的学长，当他作为一名新生入校之时也被迫参加过同样的仪

    式，所以他十分理解我们的处境。因为事情比较恶劣，作为对我们的

    处罚，大法官的副手给我们的家长分别写了一封信。我的父亲是一名

    职业警官，对此他特别生气，好在我最终躲过了一劫。那位帮我们撤

    诉的法官后来成为南非司法界的资深专家，最近在一次晚宴上我碰巧

    与他坐在一起，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他也已是白发苍苍的耄耋

    老人，可他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件事情，并坦承当年为了平息这起诉讼

    案费了不少力气。

    我在开普敦大学公寓住了三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喝着百事

    可乐。在当时的南非，开普敦是百事可乐的大本营之一。在校园里，百事可乐绝对是软饮市场的主宰者。在卢萨卡的时候，我只喝可口可乐，但上了大学，就只能随大溜开始逼着自己喝百事可乐。一旦出了

    校园，我还是会选择可口可乐，对我而言，可口可乐的影响力确实根

    深蒂固。时隔多年，如今，可口可乐在开普敦的销售异常火爆，这要

    感谢福布斯家族，他们把南非这个原本已经疲软的市场变成了如今可

    口可乐的超级市场，销售的火爆场景已是百事可乐所不能及的。

    在学校里，我是橄榄球队的成员，那时我的身高已经达到1.96

    米。在体育运动中，受父亲的影响，我最喜欢橄榄球，这项运动对我

    培养团队精神和勇气大有裨益。每年冬天，我们就在整个南非打巡回

    赛，球员们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今天，只要到了南非，我依然

    会尽可能安排时间去见一见当初的队友们。

    也是在南非这个地方，我开始对社会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希望将

    来可以成为一名社会福利工作者。要实现这个理想，必须具备丰富的

    实践经验。为了积累经验，我开始到开普敦的贫民区，去寻找那些在

    红十字会儿童医院接受过烧伤治疗的病人，进行后续的回访工作。贫

    民区的人习惯在周五晚上喝酒，有些已经做了父亲的男人喝多了回到

    家里会跟家人打架，很容易把炉子或者油灯打翻，一不小心就把孩子

    弄伤了。因此，我到贫民区做个案研究，确定这些为人父者是不是真

    的有家庭暴力倾向，并判断这些家庭能否继续维系下去。这种深入探

    索的工作持续了6个月之久，很多时候，这份工作让我觉得压抑又痛

    心。

    读书期间，我入选了学生会。1964年我成为校刊编辑，开始撰写

    评论文章抨击政府的种族歧视行为，例如他们试图将开普敦大学变成

    纯白人学校，开除在校为数不多的非白人学生。尽管彼时在校生中白

    人学生的比例已经占到95%以上，但当地政府依然不满足，他们希望把

    开普敦大学变成100%的白人聚集地。所幸，他们的这种想法从来没有

    实现过，如今的开普敦大学已经发展成一所典型的多种族高校，世界

    排名跃居第105位，是非洲排名第一的高等院校。

    “开普敦大学是白人反对种族隔离的温床。”休·科本如是说。

    他是我的同学，也是橄榄球队的队友。他说：“那时候，正是在南非

    得到最自由的思想教育和熏陶的时间。”

    科本还能清晰地记得南非的保安警察坐在杰克·西蒙斯教授的课

    堂上，期待着他讲出具有煽动性的话，因为这位教授经常会讲一些类

    似的东西，曾经还为此坐过牢。他一坐牢，学生们就会把监狱团团围住，要求释放教授。其中有一个学生是南罗得西亚白人农场主的儿

    子，现居住在美国旧金山。

    我反对种族隔离的观点其实会跟橄榄球运动员的身份相冲突。橄

    榄球是南非白人的民族体育运动。我记得一次比赛结束之后，场地隔

    离栏外面的一名警察走过来问我：“你的脑袋没有坏掉把？我还以为

    你是我们的战友。”他简直无法理解身为俱乐部正式成员的橄榄球运

    动员怎么会反对种族隔离。“当心点儿，我们会盯着你的。”临走

    前，他还警告了我几句。同年年底，我的住所遭到了保安警察的突袭

    检查，他们本想在我家里找到一些煽动性的资料，结果却一无所获。

    一个跟种族隔离相关的问题让我陷入了两难。南非政府颁布了一

    条种族隔离相关的法令，校园里举行的所有舞会活动都必须严格遵守

    该法令。于是学生会也通过了一项决议，在政府同意舞会面向所有学

    生开放之前，绝不举办任何形式的舞会。但问题在于，有些舞会活动

    是学生健康和福利中心的学生为组织募捐而举办的，这个中心的宗旨

    是为开普敦温德麦尔区域的穷人提供卫生服务、廉价食品以及其他帮

    助。我做过社工，这样的援助对穷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虽然我们过

    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学生会与政府的这种抗衡势必会波及那些需要

    我们帮助的人。我认为抗议政府的法令应该寻求一种更为合适的方

    式，于是就与学生会里反对禁止所有舞会活动决议的少数人站在了一

    起。我是校园反对种族隔离组织成员中唯一持有这种立场的人。我顶

    着来自同龄人的趋同心理压力逆流而上，反对给需要帮助的人增设难

    题。即便到了今天，我依然不知道当时自己的观点是对还是错。

    在我上大学期间，赞比亚正式脱离英国实现了独立。我为开普敦

    大学的赞比亚籍学生举办了庆祝会，那一天是1964年10月24日。在一

    家酒店大厅举行的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午夜，当时的英国大使也在现

    场，我们降下了英国国旗，然后第一次升起了赞比亚国旗，在场的人

    一起唱起了赞比亚的国歌。“独立高歌赞比亚，自豪又自由。”我相

    信这次款待贫困学生的免费啤酒会，会让大家铭记历史。

    1. 1英尺≈0.3048米。——编者注

    2. 1英亩≈4050平方米。——编者注永远做最强的

    虽然我学的是社会福利专业，但依然感受到了商海的诱惑。我的

    很多大学同学都来自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的富裕家庭，他们的父辈拥

    有自己的产业，他们住着豪宅，开着崭新的汽车来上课。反观自己，我连一辆车都没有，只能跟不同肤色的同学一起住在学校的公寓里。

    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甚至会对这种经济上的差距感到愤愤

    不平，可是更多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自己内心深处渴望出人头地的

    强烈愿望。我是一名警察的儿子，可我一直坚信，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也会像那些同学一样，拥有同等的经济地位，有像他们一样的富裕

    家庭。

    为了能赚一些生活费，让我的大学生活过得更好些，每逢周六我

    就会去一家服装店打工。店主雇用我并不是因为我对服装行业有多么

    了解，或者在销售方面有多么优秀，而是因为我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橄

    榄球明星。开普敦大学有很多支橄榄球队，但水平参差不齐。1964年

    我已经进入乙级联赛的校队，只是那年想要进入甲级球队似乎希望渺

    茫，因为我在球场上司职前锋，甲级球队中有两名球员稳稳占住了这

    个位置。在大学三年级时，有一家甲级俱乐部邀请我加入，前提是我

    离开开普敦大学校队。虽然那支球队不算很强，但毕竟跻身甲级。父

    亲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建议说：“我觉得没有必要非要为了进入甲级球

    队而选择一支不够强大的队伍，你要记得我说过的那句老话，‘永远

    要做最强的’。”他的这番话对我日后的决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

    响。当后来很多公司对我发出职位邀请的时候，我都做了认真的考

    虑，他们都没有可口可乐公司这样大牌，所以我都一一拒绝了。不得

    不承认，父亲是我这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我接受了父亲的建议，留在了开普敦大学校队，幸运的是，我所

    在的这支队伍在几周之后就进入了甲级行列。1965年，南非开始从大

    学里选拔运动员，组队与阿根廷进行对抗赛，我被选入其中，这是我

    第一次见识到真正的一流比赛。

    同年，我大学毕业，先在约翰内斯堡埃德加连锁店的一家分店做

    实习经理。6个月之后，赞比亚的一家可口可乐装瓶公司向我伸出了橄榄枝。老板叫莫里斯·格什，是个犹太血统的立陶宛人，在“二战”

    期间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时逃到非洲。那时他非常不幸，逃亡过

    程中甚至有一段路途是赤脚步行的。他一路跑到了赞比亚的第二大城

    市基特韦，在那里白手起家，并收获了自己在商场上的第一桶金。他

    还曾经当选过基特韦市市长，这件事情总是时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中，就连我跟他探讨公司是否应该与周边社区保持联系这类商业问题

    时也不能例外。我跟格什的女儿蕾娜在大学时期是恋人，那是年少时

    一段最纯洁的爱情，可惜后来我们还是分手了，因为她的哥哥伯纳德

    娶了一个基督徒，家里为此闹得不可开交。后来，蕾娜嫁给了一位犹

    太医生。蕾娜的哥哥在梅奥诊所工作，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心血管医生

    之一，我们的私交一直很好。事实上，最早要雇用我的人就是格什先

    生，考虑到我和蕾娜的关系有所不便，我拒绝了他的邀请。后来没有

    了这一层关系，没有了什么障碍，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冲突，我便来到

    了他的公司就职。

    赞比亚独立两年之后，我回到了故乡。赞比亚的第一任总统是肯

    尼斯·卡翁达，他既是一名社会活动家，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领

    导了非暴力的独立运动，从不仇视白人个体。不过他也炸过铁路和电

    厂，也造成过破坏。

    卡翁达为了避免在种族问题上搞极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他看

    来，人永远是最重要的。1959年，我16岁，地理老师邀请他到我们学

    校，那时他刚刚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我们一起吃了午餐。我一直以

    为他是一个脾气火暴、到处惹是生非之人，但实际上这个人看上去温

    文尔雅。我记得我还问他：“你为什么不对我们发火？明明是我们白

    人把你关起来的。”我已记不清他的原话了，大概的意思是说我们白

    人犯了错误，可正义站在他那一方，所以他大可不必为此恼火。他说

    如果他在意关押他的白人对他实施的虐待，那么他早就会放弃他的原

    则，然而以恶制恶永远不会成为他奉行的准则。

    我的父亲也认识卡翁达，他除了是赞比亚的第一任总统，同时也

    是爱尔兰学会的名誉主席。每年他都会出席圣帕特里克节的舞会，这

    个舞会就是我父亲组织的，我的父亲是这个学会真正的主席。

    我向来对卡翁达领导的独立运动持同情态度，但在这个国家独立

    之前，我也曾经很迷茫。那时白人居住区都组织了安保巡逻队，连父

    亲晚上也要出去站岗，还要巡视社区的安全情况。1964年，赞比亚终于获得了独立。卡翁达把赞比亚的许多工业都

    进行了国有化改制，包括有着巨大利益空间的铜矿业。我很幸运，软

    饮行业不在其中。那时，很多出于善意的领导人开始发起社会主义运

    动，但都没有成功，反而给社会造成了破坏，后来这场运动被一些非

    理想主义者利用，以服务于他们的个人利益。

    卡翁达政府规定零售业只能由赞比亚公民经营，没入赞比亚国籍

    的长期居民只能做批发，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赞比亚居住了10年甚至

    更久的白种人。如今，赞比亚依然延续着这项政策。坚持做对的事情

    我在穆富利拉小镇上做实习经理的时候，管理着一个由两辆卡车

    组成的可口可乐供应站，给超市、酒吧和餐馆供货，年薪1100美元。

    虽说有两辆车，但其中一辆总是闲着，因为我的手下只有一名推

    销员。我请求上司再雇一个人，他们却不答应。于是我便申请了商业

    驾驶执照，开着载重10吨的卡车到各个站点送货。这样一来，客户数

    量得到了明显增加，一年之内，销售额迅速增长了一倍。体力活带来

    的好处就是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对打橄榄球也有好处。不久，我就入

    选了赞比亚国家队。

    当时，英国对罗得西亚进行了经济封锁，所以赞比亚的燃油只能

    采用配给制。1965年英国颁布了《通用独立宣言》，旨在保证白人在

    这些国家的统治地位。为了报复英国的禁运政策，罗得西亚中断了从

    莫桑比克港口向赞比亚输出石油及其他消费品的铁路运输，因为罗得

    西亚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是反对在南非实行种

    族隔离的组织)的基地，而赞比亚是英国的同盟国。 [书籍分 享V 信

    zmxsh998]

    为了给这两辆卡车足够的燃油，我要在漆黑的深夜，带着现金走

    土路前往刚果边境，买回24加仑一桶的柴油，这种危险的事情我每周

    都要经历两次。严格来说，这是非法的，但这种冒险却保证了可口可

    乐供应站的正常运营。

    辛勤的汗水得到了回报，不久，我就被任命负责基特韦一处更大

    的配送站，这个配送站有8辆卡车。此外，我还获得了100美元的奖

    金，在当时，这可是我一个月的薪水。

    在赞比亚拓展可口可乐市场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还会面临很多

    危险，因为需要在一条被称为“死亡之路”的道路上往返奔走。这条

    路贯穿赞比亚、坦桑尼亚和达累斯萨拉姆港口。由于《通用独立宣

    言》的颁布，罗得西亚的边境已被关闭，这条“死亡之路”就成了车

    辆通行的主干道，沿途也出现了很多为卡车司机服务的小杂货店和餐馆。可口可乐主要靠一些零散的小商贩供货，因此，公司就派我和赞

    比亚籍的同事萨迪·姆维拉一起去探索这条路上的商业前景，看看是

    否适合将可口可乐的销售网扩大到这条路上。于是，我们两人就在一

    天上午开着一辆达特桑牌小货车前往这条“死亡之路”。因为路途遥

    远，到坦桑尼亚的边境要走大约300英里，我们在车尾放了两只装满沙

    子的糖果袋以保持车身平衡。

    1966年，《时代》杂志将这条“死亡之路”描述为“世界上最可

    怕的公路”，这里有让人头晕目眩、胆战心惊的急转弯，还有令人毛

    骨悚然的沙漠、沼泽。我的妻子总是埋怨我在土路上开车比在柏油马

    路上还要快，她说得对，我的这个习惯就是在这期间养成的。在这样

    布满了车辙和小沟小坎的土路上，车速一旦快了，就仿佛脱离地面飞

    起来一般。

    这条“死亡之路”路况极差，开快车要远比在一般土路上危险得

    多。在罗得西亚的铁路关闭之前，几乎没有人走这条路，可一夜之间

    这里就挤满大大小小的卡车。车一辆接着一辆，如果赶上旱季，路上

    尘土飞扬，司机就像盲人一样什么都看不到，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开。

    好在路面并不泥泞。

    一路上，大部分时间萨迪都让我来驾驶。我承认，如果我是乘

    客，我会被自己开车的速度吓个半死。当时我还年轻，有股天不怕地

    不怕的劲儿，那时候我一定经历了数不清的危险，好在运气不错，从

    来没有发生过事故。

    在距坦桑尼亚125英里处，我们停在一个叫姆皮卡的小镇过夜。那

    时天气特别热，我们大汗淋漓，疲惫不堪，走进旅馆的时候，发现虽

    然我们预订了两个房间，但是架不住这条路火爆，整个旅馆只剩下一

    个房间。更可怕的是房间里只有一张床，虽然是张双人床，但是年久

    失修，床面明显变形，中间凹陷了下去，就像一只碗一样。这就意味

    着，如果我们一起睡在这张床上，我们俩就会一下子滚到中间，挤在

    一起，况且萨迪跟我一样都是大个子。我们问旅馆有没有垫子之类的

    东西可以放在脏兮兮的水泥地板上当床用，答案是连这样的垫子都没

    有。最终我们只好“亲密”地挤在一张床上。疲劳是最好的安眠药，我们俩一沾床就呼呼大睡，一动不动地一觉到天亮。

    吃的跟睡的比起来半斤八两。睡觉之前我们去了旅馆的餐厅，想

    喝一杯赞比亚啤酒，再美美地吃上一顿。可是看到菜单的那一刻，我们的希望就破灭了，可以选的食物很有限，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所以

    我们只好点了普通的牛排和薯条。牛排端上来的时候颜色发暗，灰灰

    的像铅一样，餐刀怎么切都切不动。不是刀子不够快，而是肉质实在

    太硬。我们俩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从肉的边角上切下来一小块，可是

    放到嘴里却怎么也嚼不烂，最后我们只能悻悻地把牛排放到一边，喝

    啤酒配面包勉强果腹。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冒着风险点了牛肉、鸡蛋和薯条。薯条受潮

    了没有什么口感，我们只好祈祷早餐的牛肉不要像前一晚那么糟糕，可牛肉一端上来我们就觉得这个场景似曾相识，边上还被切掉了一

    块，这不就是昨天被我们放弃的那一块吗？我们只好吃了些鸡蛋和薯

    条，不管怎样，这两样东西还是有些营养的。

    早餐之后，我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行程。这次我们离开了“死亡之

    路”，绕了30英里去参观卡桑卡附近的一座纪念碑。英国探险家戴维

    ·利文斯通的心脏就埋葬于此，他身体的其他部分被运送回了英国，埋葬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我们还参观了位于鳄鱼湖畔的那座巨

    大的希瓦恩甘杜庄园，这处房产是英国贵族斯图尔特·戈尔–布朗于

    1914年建造的。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想象，我们在非洲灌木丛中看到这

    处雄伟壮观的英式建筑群时有多么震撼。里面有修建整齐的花园和教

    堂、阔气的房屋，餐厅里摆放着漂亮的柚木餐桌和银质烛台，图书馆

    里收藏着皮革封面的文学经典。戈尔–布朗原本是北罗得西亚的议

    员，20世纪60年代早期倡导北罗得西亚独立，让英国外交界一片哗

    然。到了晚年，他促使英国政府就独立问题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

    则。与合作伙伴的矛盾

    在赞比亚，我亲身体会到了人们口中可口可乐装瓶公司与可口可

    乐公司之间的对抗关系。

    基特韦装瓶公司的经理名叫查尔斯·哈钦斯，我们都叫他哈钦。

    他给员工训话的时候，总是让大家站到椅子上。真是难以想象，我这

    身高站在椅子上会是什么样子。可他就是这种风格，简直就是一个暴

    君、恶魔。这一套在短时间内我还能忍，时间久了我自然受不了。

    哈钦对可口可乐公司没有丝毫好感。有一次，可口可乐公司派了

    一名新的代表过来，名叫莱昂内尔·科克。科克首次与哈钦会面之

    前，哈钦对我说：“我要让你见识一下。”科克到了之后，哈钦坐在

    办公室的桌子前，我就站在他身边。房间里没有第二把椅子，科克只

    能同我一样站着。哈钦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你要知道在这里谁才是老

    大。

    科克作为可口可乐公司的代表，主要工作就是要让装瓶公司扩大

    销售量，可惜“上”行“下”却未必会效。哈钦没有陪科克到基特韦

    市场销售部去视察情况，反而对科克说：“外面有辆卡车，你想怎么

    用就怎么用吧，你想去哪里就自己去吧。”科克没有办法，只好自己

    开着卡车四处跑，到下面的售货点查看了三天。这两个人还玩起了游

    戏，客户把科克的一举一动如实反馈给哈钦，而科克也想尽办法从客

    户的表现和市场销售情况收集信息。最后，科克做完调研来向哈钦辞

    行，这次哈钦为他准备了一把椅子。按照哈钦的说法，他们之间的关

    系其实是注定了的。但是反过来看，在这场较量中，科克才是赢家。

    后来，科克在我手下做事，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想剥一只猫的

    皮，办法有的是。”

    当莫里斯·格什雇用我的时候，就希望过几年由我来管理他的产

    业。刚刚入职的时候，我的直接上司是销售经理，这个人行事粗鲁，难以相处。从我在这里上班的第一天起，他便开始嫉恨我，一心认为

    我这个新来的是个有后台的后起之秀。所以，他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

    个刁难我的机会。其实他自己也很清楚，他在职场上已经走到头了，不会再有什么晋升的机会。尽管当时的形势对我百般不利，然而是金

    子总会发光，有能力便能克服一切困难。

    1968年春的一天，格什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内维

    尔，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有些不公平。”我以为他要解雇我了。他接着

    说：“我觉得你的能力远不止于此，我相信你的能力足以管理一家大

    型跨国企业。”听到这样的评价，我非常惊讶，那时我才24岁，除了

    管理基特韦的装瓶公司，还不敢有大的奢望，我觉得能管理好一家装

    瓶公司就很不错了。在我的经历中，别人很多次在我身上看到了我自

    己看不到的东西，他们对我的评价要远高于我的自我认知。所以，这

    不是我最后一次听到这样的称赞。

    可口可乐在非洲的领导叫阿尔·基里恩，是一名美国人。他极力

    主张管理人员的年轻化。他要来我们这里的前一天，格什安排我和他

    见面。基里恩给了我新的使命，管理赞比亚另外一家大装瓶公司，这

    座工厂直接归可口可乐公司所有，负责卢萨卡以外所有的批发站，管

    辖范围一直延伸到维多利亚瀑布，东到300英里之外的马拉维共和国边

    境，西到200英里外如今的安哥拉边境。

    没过多久，我就被调任到卢萨卡，职位有了很大的提升，公司还

    给我配了车，有住房补贴。从此，我便开始真正为可口可乐公司工

    作。我的父母还在卢萨卡，那时我的母亲得了重病。我得到了公司的

    嘉奖，第一次拿到了公司的股票期权，很可惜并没有赚到钱，因为20

    世纪7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价格处于长期低迷的状态，我的这点

    儿红利也就成为泡沫。不过，这样的股票期权是公司对我工作的认

    可，我依然为此感到荣耀。到了我的事业后期，这份股票期权获利颇

    丰。

    在回到卢萨卡数周之后，我经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会面。彼

    时，我作为赞比亚国家橄榄球队成员出赛，对抗一支名叫企鹅的球

    队。这在卢萨卡是件大事儿，到场的观众有数千人。可惜，我们最终

    以微弱的分差输掉了比赛。赛后，我们在球队俱乐部的酒吧里喝酒，朋友和球迷们都认为我在球场上的表现非常出色。其中有个人叫科林

    ·吉尔，事实上，我们早在中学时代就认识(我依稀记得，他还因为

    在学校里偷偷吸烟挨过打)。科林问我，有没有见过他的妹妹帕梅

    拉，我说还没有。帕梅拉在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从苏格兰移居到赞比

    亚，父亲是政府部门的工程师，家住在大约10英里之外的地方。于是

    科林就拉着我挤过人群去见帕梅拉。第一眼见到她，我便被她的美貌深深吸引，金发碧眼，肤如凝脂，修长的双腿藏在短裙之下，脸上挂

    着甜美的微笑。我们聊了一小会儿，我就陷入对她的迷恋之中不能自

    拔，只是我很清楚几分钟之后我要回到球队去聚餐，可同时又觉得机

    会难得，于是我试着约她在5天之后看电影，之后便心不在焉地与球队

    的朋友共进晚餐。大概两个小时之后，我又折回来继续参加庆典和舞

    会。我发现帕梅拉还在那里，自己一个人站着。接下来的事情可以说

    能载入我的人生史册!我找到了终生的伴侣和挚爱，她不仅美丽大

    方，而且是最支持我、最理解我的人。没有她、没有她的支持，我可

    能无法取得如今事业上的成就。

    但当时的事情有些复杂，她那时已经结婚了，跟身在罗得西亚的

    丈夫分居，现在回到卢萨卡和父母住在一起。

    在20世纪60年代的非洲，尽管英国卡尔纳比街的时尚产品和流行

    音乐已经传了进来，但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相当保守。我们相处不久之

    后便开始了同居生活，这在当时可算是犯了大忌。此外，我还在可口

    可乐装瓶公司给她安排了一个职位，让她给我的上司当秘书。出于礼

    节，在公司她叫我艾斯戴尔先生，上下班也是各自行动。其实大家早

    就知道了我们的关系，直到后来我晋升为经理，她开始为我工作。

    当时主管非洲西部、东部和中部业务的负责人是托尼·扬，他对

    我的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私下曾经劝诫我说公司的人

    都很保守，“这会影响你的前程”，他苦口婆心，我很清楚他指的是

    我和帕梅拉的关系。

    那会儿我年轻气盛，听不得别人批评，对此我回应道，没关系，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辞职。托尼很冷静，说我这样就有些小题大做

    了，但是也要求我务必注意这件事情的影响。

    在卢萨卡可口可乐装瓶公司工作的日子里，我一直四处奔走，很

    多时候都是驱车奔波在状况很差的公路上。有一次，公司让我开车到

    卢萨卡北部的卡布韦机场接基里恩，一起调查当地的市场情况，他乘

    公司的飞机过去。很不巧的是我的车还在维修，于是我便开了同事的

    车前往。罗得西亚的边境依旧关闭，所以汽油只能用油罐车从陆路运

    送过来，运油车常会出现漏油的情况，经过的路面就会变得异常滑。

    我一时间没有控制好车身，车子突然打滑翻进了沟里，然后又撞到了

    一棵树。我被甩到后排座上，最后不得已踢碎了玻璃才从车里爬出

    来。基里恩在机场转来转去，过了很久依然不见我的人影，他感到很

    纳闷，最后不得已又飞回了卢萨卡。他既气恼又奇怪，不明白为什么

    这个年轻的下属这么不靠谱，竟然放他的鸽子。

    我站在路边伸手截车，说来也巧，第一辆过来的车上就坐着一个

    熟人。他开车把我送回了卢萨卡。我当时浑身是血，还摔成了脑震

    荡，一到卢萨卡便被送进了医院。基里恩听说我受了伤，立刻不再生

    我的气，反而对我充满了同情，我总算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丢了工作。

    可是，同事的车却报废了。

    我巡查了管辖的所有供货站，寻找扩大销售业绩的机会。在这期

    间，我发现东线市场的供货严重不足。这片市场绵延300英里，可是只

    有30英里是柏油路，其余路段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还要穿过一片灌

    木丛。商店的老板们只能开着小货车到离他们最近的批发商那里取

    货，一路非常辛苦，成本又很高，所以市场上的可口可乐产品非常紧

    俏。于是我计划建一个新的供货站，这样就可以绕过批发商，把货品

    直接送到中心城市奇帕塔的商店去。但公司并没有通过我的提议，因

    为在预算中没有这一笔开支，让我另想他法。

    于是，我建议让我的父亲出面，在奇帕塔开一家供货站，由他做

    批发商。公司同意了这个方式，而且出人意料地答应给我该批发站50%

    的股份。我们从银行贷了款，父亲也出了一部分钱，在奇帕塔租下了

    一个仓库，买了两辆卡车。我每个月抽出一个周末从卢萨卡驱车300英

    里到奇帕塔盘货，给员工发工资。这个地区可口可乐产品的销量很快

    就提升了150%。公司当然非常满意，同时我也从这个副业中赚到了

    钱。

    与此同时，我和帕梅拉还开了一家化妆品商店，从英国进口芮谜

    (Rimmel)品牌系列产品，空运到卢萨卡，这样就可以避开罗得西亚

    禁运造成的麻烦。这个想法源自可口可乐公司的营销策略——务必确

    保货源畅通。结果芮谜在赞比亚的化妆品市场逐渐成为第二大畅销品

    牌，仅次于露华浓。除此之外，我还买下了一家小型粉刷公司，专门

    为外国使馆服务。这家公司的业务非常稳定，没有任何风险，因为使

    馆的工作人员三年一轮换，每个新来的外交官都喜欢把自己的办公室

    和居所粉刷一新。基于这些营生，我的副业收入比我在可口可乐公司

    的薪水高出了一倍。1969年，帕梅拉离了婚，我们俩告诉母亲帕梅拉已经答应嫁给我

    了。母亲对此很高兴，她也觉得是时候该结婚了，因为母亲也比较保

    守，不认可我们同居的相处模式。

    1970年1月10日，我们在赞比亚举办婚礼，然后到马拉维湖度蜜

    月，路上经过的第一站就是我在奇帕塔的可口可乐批发站。我给工人

    们发了薪水，之后盘货、计算收入，这让我的新婚妻子在车上足足等

    了我两个小时。从一开始我的婚姻就是这样的状态，这种情况一直延

    续了几十年，我们夫妻二人的生活中掺杂着种种辛勤的劳动和冒险。

    在马拉维边境，哨兵扣留了我们两个小时，想让我们给些贿赂。我只

    好编了个谎话说第二天要跟马维拉的总统海斯廷斯·卡穆祖·班达会

    面，这样才得以放行入境。放弃舒适区

    1972年，我被阿尔·基里恩调到约翰内斯堡。显而易见，这意味

    着我以后会在全球各地流动作业。当然这件事情需要得到我的同意。

    我该做决定了，是留在赞比亚做小河里的大鱼，还是去世界各地发

    展？我选择了后者，我卖掉了公司以外我所经营的产业，放弃了安稳

    的生活，选择了继续冒险。

    临行之前，恰逢巴西的狂欢节，我和帕梅拉决定先去那里度个短

    假。在巴西，我接到了一个电报，通知我不需要到约翰内斯堡报到

    了，而是返回卢萨卡。我觉得这是个坏消息，猜测自己可能被解雇

    了。在假期的最后两天里，我和帕梅拉坐在沙滩上反思自己究竟犯了

    什么错。直到回到卢萨卡我才知道，其实只是工作安排上发生了一点

    儿变化，到岗时间被推迟了而已。

    当时从赞比亚出境，每个人可以带的钱数量有限。我发现这条法

    律规定其实有漏洞可钻。那时我刚好安排了一支阿根廷橄榄球队来卢

    萨卡与赞比亚国家队打友谊赛。尽管事情是我组织的，但赞比亚球队

    却不允许我上场参赛，因为我不久之后就要离开球队去南非了，以后

    也不会跟他们一起战斗了。说来也巧，阿根廷队里有一位队员出车祸

    受了伤，而他们又没有替补队员，于是就让我作为阿根廷球员上场。

    这可惹恼了赞比亚人，尤其是阿根廷队获得了最终胜利。不过，我的

    脑子里闪过了一个与比赛无关的念头。阿根廷队带来的全是旅行支

    票，我可以用赞比亚货币把这些支票全部换过来，然后把支票藏在相

    机套的夹层里带到南非。还有一点，赞比亚允许公民开私家车出境，于是我就花了两万美元买了一辆双排座的梅赛德斯奔驰轿车。车是从

    德国进口的，我可以合法地将车带到南非去，但可惜这样一来我就没

    有钱买保险了。到任新的工作一定会非常繁忙，所以我们决定由帕梅

    拉和她的父亲开车送我过去。到了罗得西亚的边境，海关发现车里有

    一本禁书，就威胁要没收我的车。这可是我当下所有的家当，好说歹

    说最终他们只没收了那本书。后来帕梅拉在途中开车穿过一片树林

    时，被一群大象团团围住，一度没有办法离开。终于到了南非边境，我们遭遇了更多麻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车安全地开到了约翰

    内斯堡的车库。那里的法律规定，我们在6个月内不得出售这辆奔驰车，而且在这段时间内也不能驾驶这辆车，只能偶尔发动一下给电池

    充电。最终，我给这辆车找到了买家，就是我在可口可乐公司的新老

    板，也是我当初没有在卢萨卡机场接到的人，阿尔·基里恩。用这笔

    钱，我们在约翰内斯堡安置了第一个位于海外的家。从此，我就再也

    没有回到赞比亚生活。

    不得不承认，从阿尔斯特搬到非洲成就了我，让我有了探索整个

    世界的欲望。第二章 坚守企业文化深挖问题根源

    这一次调任让我彻底离开了赞比亚，那是一个小国家，人也懒洋

    洋的，脱离白人统治的方式也不激进。而当我来到非洲的经济中心

    时，就卷入了当时种族冲突的剧烈旋涡之中。

    南非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最大、最富有生机的经济强国，约翰

    内斯堡至今依然是非洲的金融中心。南非也是非洲大陆上为数不多的

    几个顽固反对黑人执政的国家之一，虽然黑人占据其人口的大多数。

    这里的政治气氛非常恶劣，对此我事先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让公司

    确保我在南非居住和工作的权利，因为我担心此前在开普敦大学参与

    过的政治活动会对我产生负面影响。

    我到任之时，正值全世界反对种族隔离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之

    际。更有甚者，1976年的夏天还爆发了索韦托骚乱，伤亡达到数百

    人。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年轻的商人，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发展是我面临

    的最大挑战。

    不得不承认，那是一段非常艰苦的岁月。回首往事，我发现虽然

    日子过得艰苦，但那9年却是我家庭生活最幸福的时刻，因为在1978

    年，我亲爱的女儿卡拉出生了。

    我先是在约翰内斯堡可口可乐装瓶公司的总经理手下做助理。这

    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口可乐公司直属的装瓶公司。我的职责范围界定得

    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个职位是阿尔·基里恩指定的，实际上他是想要

    做培训工作，这是可口可乐首次在南非设置这样的岗位。

    初期，南非的白人对公司管理人员态度非常冷淡，他们大多是在

    非洲的荷兰人后裔。在他们眼中，我是个英国人，不是爱尔兰人。他

    们的先辈曾经跟英国人对战了两年之久，虽然这场战争已经过去了几

    十年，但战争造成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他们，挥之不去。

    我到任三个月之后，公司配备的车还没有到位，我只好开着一辆

    破旧的二手车跑来跑去。不管我下达什么指令，那些荷兰血统的白人一定会跟我对着干，以此来显示他们的力量。

    直到后来，破冰的是一场橄榄球赛。当时我在一家讲英语的橄榄

    球俱乐部打球，公司里的两名南非白人(都是高管)看到我在伊利斯

    帕克体育场和他们喜爱的一支球队对阵。次日，我们之间的氛围完全

    不同了，南非白人开始赞扬我在球场上的表现，很长一段时间，公司

    里的同事都在讨论那场球。很快，我的新车就到位了。橄榄球在南非

    白人心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南非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深谙其

    道。当选不久，他就向南非的白人橄榄球队抛出了橄榄枝，因为这绝

    对有助于国民的团结。这件事情在电影《成事在人》中得到了淋漓尽

    致的诠释。在这部影片中，曼德拉和球队队长建立起友谊，成为体现

    人类领导艺术和民族团结的里程碑事件。

    我到装瓶公司上任的第一项工作是检查库存管理情况，这是件很

    棘手的事情，因为公司里的很多部门为了保持账目的收支平衡会造假

    账，而库存管理就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当时，可口可乐产品的

    包装基本都是玻璃瓶，造价很高，所以很多零售商都要收押金。顾客

    每买一瓶可乐，支付的费用里就包含了瓶子的押金，喝完之后要把空

    瓶子送回来，然后店主退还押金，所以厂里总有一定数量的玻璃瓶消

    失不见。有些雇员会把空瓶子偷走，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在外面换押金

    赚钱。此外，在生产过程中，装车的时候，瓶子也会有破损的情况。

    我的任务就是查清楚瓶子出现破损和丢失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开始

    深挖问题的根源，制定了严格的检查程序，比如每天对破损的瓶子进

    行称重检查，计算破损的瓶子数量。三个月之后，我揪出了一个造假

    团伙。很多人因此被解雇，不过公司的损失也下降了六成。公司每天

    要使用近百万只瓶子，所以这绝对是件不小的功绩。后来，我说成功

    的装瓶公司不应该浪费一分钱，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出色完成第一项工作后，总经理弗雷德·迈耶，一个有着德国血

    统的南非人，对我放下了防备之心，开始产生信任。接下来，我又接

    手了一系列类似的棘手工作。9个月之后，公司高层进行了一次重大改

    组，负责南非全国可口可乐业务的伊恩·威尔逊被调到了加拿大，他

    也是个南非人，接替他的人便是迈耶。坚持立场

    装瓶公司的新任总经理是内维尔·柯奇曼，而我则成了公司的市

    场经理。这个职位责任重大，很容易招致非议，以往都是来自德班或

    比勒陀利亚的市场经理才有资格当选，我晋升之后，德班那边的市场

    经理便辞职了(虽然我们是好朋友)。这就少了一些麻烦，因为约翰

    内斯堡这边的销售总经理归我管，他向我表示他希望可以取代德班的

    市场经理。于是，我派他去了德班。就这样，“内维尔一世”(这是

    后来大家给柯奇曼的称呼)和“内维尔二世”(就是我)在工作上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从此，我又多了一位良师益友。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在约翰内斯堡，在公司所有负责市场营

    销的人员面前讲话时的情景。偌大的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市场团队共

    有300人，到会的是其中较为资深的60余人。当时我只有31岁，是会议

    室里最年轻的。谢天谢地，我站在一个讲台后面。我记得自己紧紧地

    抓着讲台，两腿发软，先是右腿打战，接着是左腿发抖，两条腿交替

    着抖个不停，我知道这就是怯场。我这一生都是如此，随着岁月的推

    移和时间的磨砺，怯场这个毛病变得好了一些，但始终没有改掉。助

    理也看出了我的紧张，因为讲话之前我不停地去卫生间。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这是一段坎坷却令人愉悦的经历。回首过

    往，这段岁月非常重要，是它造就了我。有一次，可口可乐公司的总

    裁卢克·史密斯来约翰内斯堡视察。我自豪地让他看了一段全新录制

    的泰波饮料的电视广告，这是可口可乐全新推出的一款低卡路里饮

    品。画面上有两个漂亮的姑娘在打球。

    “这个广告不能用。”史密斯对我说。我问为什么，他说那两个

    打球的姑娘中有一个用的是威尔逊牌球拍，威尔逊在当时是百事可乐

    旗下的一家公司。可是我还是不能理解。他告诉我可口可乐和百事可

    乐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可口可乐的高管们甚至在正式的会议纪要里

    称百事可乐是“冒牌货”。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说明公司在海外

    的基地是多么孤陋寡闻，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多么不了解。在我的从业经历中，我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人，能与他们共事是

    我的荣幸。鲍勃·杜普莱西斯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位南非白人，我到

    约翰内斯堡的最初几周里，他一直对我很冷漠。我在约翰内斯堡就是

    接替他的职位做了市场经理。他在这里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从普通的推销员一路晋升为公司的高管，任何假账都瞒不过他的眼

    睛。那时，连锁经营的大型超市才刚刚出现，还不是我们的主要客户

    群。我们的主要供货对象还是那些在大街拐角处的便利店，这些便利

    店每周营业7天，基本上都是希腊人或者葡萄牙人以家庭为单位开设

    的。杜普莱西斯很讲信誉，在交接工作的时候，他带着我转了前100家

    销售业绩比较不错的店铺，对我的工作也相当支持，还指点我该如何

    跟这些人打交道。他当时对我的教诲我一直都记得很清楚，他说，最

    基本的做法就是要和蔼客气，但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每隔一段时

    间可以给他们打打折。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参加杜普莱西斯每周四

    晚上召集的网球比赛，比赛在他家灯火通明的球场上进行。体育运动

    最能展示一个人的品质。一次，沃伦·巴菲特提议“只要球压在线

    上，就算出界”。可杜普莱西斯却说：“那得是对手压线才行。”杜

    普莱西斯或许是我打球这么多年遇到的唯一一个双发失误后还要再发

    一次球的人，因为他发球时总是准备不足。

    杜普莱西斯后来晋升为整个南非市场营销的管理人员。要说在广

    告宣传方面他也算不上有什么特长，但他为人机敏，还有点儿顽皮。

    当时，我们刚刚推出一款可回收的500毫升饮料瓶，外带一个可以重复

    封口的杯子。这是一个很棒的发明，市场反应非常好。我常常跟杜普

    莱西斯一起用午餐，一次，他约我早几分钟出来，说要审查一段宣传

    这种新型瓶装产品优点的广告词。广告公司事先给了他一份设计方

    案，他觉得这个方案并没有突出重复封口这个卖点，创意上也显得很

    平庸。我同意他的观点，认为这条广告需要好好斟酌一番。结果，面

    对广告公司的巧舌如簧，杜普莱西斯根本不屑一顾，他听了一会儿那

    些套话之后，说了一句：“这条广告就是垃圾，你觉得呢，内维

    尔？”我小声表示同意，因为我从来不会讲脏话。广告公司对接客户

    的项目主管之后又犯了一个错误，他辩解道，按照可口可乐公司的需

    求做出来的创意理应如此。“那就让我再给你一个需求吧，”杜普莱

    西斯急了，“看见那个盖子了吗？需求在这里。我给你24小时，把广

    告创意改好提交给我。到时候你要突出这个瓶盖，吹成是狗的睾丸，你听懂了吗？把它吹成是狗的睾丸!”广告公司的人吓得手足无措。

    杜普莱西斯又吼了一句：“只有24小时，过时不候!”广告公司的人

    离开之后，他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虽然这并不是我的风格，但人都应该学会面对困难并克服它。第二天，广告如期而至，修改过的

    版本非常出色，从中能看到创意人员的用心。经营的政治风险

    作为一名市场经理，我常常要到约翰内斯堡的所有店铺视察，也

    包括像索韦托这种黑人聚集的城郊小镇。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年

    代，南非的黑人和混血总会想方设法离开他们居住的区域，到约翰内

    斯堡的其他地方去打工。可是在晚上宵禁开始之前，他们必须回到自

    己的住处，前提是他们得有通行证。

    法律规定，黑人只能喝一种带酒精的饮料，是一种用玉米酿成的

    叫“优木葵木波西”(Umqombothi)的特色啤酒。不过警方对这项规

    定的执行力度并不大。黑人区到处是无证经营的名为“水滨”的小酒

    馆，都是普通家庭开的。这些酒馆出售常规饮料，一般只有10~12个座

    位，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便是威士忌配可口可乐。所以，我们就安排

    了销售代理专门为这些水滨供货，这就像酒贩子一样，雇人通过非法

    渠道推销我们的产品。在种族隔离的国度里，这是商业运营很典型的

    做法。

    我想感受一下这种市场的氛围，但这些卖私酒的水滨只有到了晚

    上六七点钟，也就是上班族下班之后才开门。然而按照法律规定，我

    所持有的进入黑人居住区的许可证只能让我待到下午5点，所以，我只

    能偶尔超时在黑人区里光顾一下水滨，跟店主和顾客们聊聊天。问题

    是，我是个白人，宵禁之后还在水滨里溜达属于违法行为。但那里的

    人都很欢迎我，会跟我毫无顾忌地谈论政治以及根除种族隔离制度的

    想法等。我百感交集，我到这里本想做生意，却上了堂宝贵的政治

    课。

    1975年平安夜，我和公司的一群人到阳光公园酒店放松了一番。

    圣诞节期间让人忙得透不过气来，一年虽然有12个月，但这一个月的

    销量就能占到公司全年销量的17%，是夏季和圣诞两大销售热点的黄金

    时期。繁忙的商业活动大部分集中在圣诞节前。那一晚也算是庆贺新

    年，我们的销量创了新纪录，大家开开心心地庆祝了一番。一会儿，又来了一些朋友，我们聚集了一大帮人，站在草坪上遥望约翰内斯堡

    美丽而富饶的郊区。不一会儿，大家的话题就转到了政治上。有些人认为眼下的政治

    气氛很紧张，但多数人不这么认为。我自己在索韦托的经历告诉我，也许我们即将面对又一场沙佩维尔事件。那次事件发生在1960年3月，当时南非的警察向和平示威的黑人开枪，有60多个平民因此丧生。当

    我把这个观点讲出来的时候，有人当场质疑我：“你什么意思？”

    我看着郁郁葱葱的北部郊区和一片片修剪整齐的花园、泳池，说

    我们眼下看到的这一片别墅很快就会大幅贬值，所以我要卖掉自己的

    房子，以后租房子住，趁着眼下的房地产市场还不错，我要保住自己

    的收入。

    尽管我对帕梅拉说自己只是初步有这么一个想法，但在圣诞节前

    夜说出这样的话可真不算什么好的圣诞礼物。1月31日，我真的把房子

    推到了市场上，1976年6月2日，我的房子被卖掉了。

    4天之后，索韦托爆发了骚乱。事情的起因是南非颁布了一条法

    令，强行规定在种族隔离的黑人学校里，一半的课程要用南非荷兰语

    授课，以前的规定是所有课程都要用英语授课。这引起了黑人的愤

    怒，因为南非荷兰语被普遍认为是白人统治者的语言。

    6月6日，我和一位销售人员来到了索韦托。此行被我们称为“查

    线”，也就是查看市场的动态，那位销售人员只要进行正常的工作即

    可。当时，示威活动正在升级，学校的联合抵制运动也愈演愈烈，他

    们的口号是“无自由，不开课”。我先看到远处出现了几组示威的人

    群，然后又看到1英里外的山上有更多的人在抗议。一位好心的店主催

    促我们快点儿离开，因为发生了暴乱，人们在焚烧汽车。但我们还是

    坚持又去了其他几个地方，一路上还好，没有遇到问题。我们正常的

    路线需要经过有骚乱的地方，为了避免麻烦，我们绕道从别处出了

    城。在距离城门不远的地方，我们遇到了一群开着防暴车的警察，他

    们草草地看了一眼我们的通行证，对我说这是一个“不吉利的日

    子”，这个时候来索韦托简直就是疯了，出门也不挑挑日子。那天，直到看了晚上7点的新闻之后，我才知道城内发生了大事。南非的局势

    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那一次种族冲突双方都有很多人丧生，南非因此

    在国际上被孤立，种族隔离制度岌岌可危。

    每隔一两个月我就要去水滨看一下。这次暴乱之后再去那边，我

    发现气氛已经完全变了样。“你来这里做什么？”酒馆的老板问道。

    我察觉到在我们之间充斥着一种紧张感，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晚餐聚会的时候，我跟同事们为此事抱怨了几句，他们说我不是真正

    的南非人，所以不了解他们的国情。这些同事对黑人的信仰和索韦托

    冲突持有强烈的不满。我问他们过去有没有去过索韦托，他们说没

    有。我觉得这样的回答很符合逻辑，因为法律禁止白人去索韦托，但

    这样的现象同样也反映了一个问题，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沟通就仿佛两

    个失聪者之间的对话，白人根本听不进黑人的想法，他们极力回避现

    实，一味重复他们的陈词滥调——也就是支持种族隔离，而现实根本

    不是他们脑海中想象的样子。

    对种族隔离制度愈发强烈的反抗情绪也让可口可乐公司付出了沉

    重的代价。我们的卡车司机成了暴力行为的受害者，有一位司机在索

    韦托遭到抢劫之后被枪击身亡。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到场的只有我一

    个白人，我明显感觉到周围的人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他们恨我，但

    同时又对我不顾危险前往葬礼现场表示钦佩。最后，可口可乐公司只

    好雇用承包商，用没有公司标志的车辆前往黑人居住区送货。

    南非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巨大市场，所以公司在这里投入巨大。

    1974年，里维兰德·莱昂·沙利文发起了一场劳工运动，以期在南非

    的劳务市场推行种族平等。沙利文是通用汽车董事会的董事，也是一

    位美国黑人。可口可乐公司则在1976年下半年追随沙利文的脚步采取

    了同样的措施。然而最终的结果表明，公司的这一做法力度依然不

    够，且行动太晚，直到1986年我离开公司之后，可口可乐公司为了抗

    议南非政府在种族隔离政策上的顽固，不惜承受人力和经济上的巨大

    损失，撤出了南非市场。并购后的融合与挑战

    在约翰内斯堡的装瓶公司负责了两年市场营销业务之后，我被提

    名成为南非境内三家可口可乐直属装瓶公司的营销总监。这三家公司

    分别位于约翰内斯堡、德班和比勒陀利亚。这次晋升让我经历了更大

    的挑战。

    事实上，在这个新的职位上，我要做的事情并不多，因为三家公

    司分别有各自的市场经理。所以我一直觉得没有设置这样一个职位的

    必要，但亚历克斯·里德说服我接受了这项任命。亚历克斯原来是约

    翰内斯堡装瓶公司的技术部经理，现在得到新的任命，统筹管理全南

    非的装瓶业务。可他对营销一窍不通，而我在这方面确实驾轻就熟，所以我的任务便是帮他熟悉这方面的业务。在共事8个月之后，我觉得

    自己简直成了公司业务的一种负担。只要是涉及市场营销的业务，在

    上报可口可乐公司总部之前必须要在我这里事无巨细地过一遍。这种

    工作没有什么成效，我非常不满意。于是，我写了一封短信请求亚历

    克斯撤销我的职位。可能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做一些“包装汇报”却没

    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工作，但我是实干型的人，我喜欢能干出业绩的工

    作。亚历克斯批准了我的请求。于是我被调派去做了南非的营销副总

    经理，总部在约翰内斯堡，这是我平生首次为可口可乐做特许经营的

    工作。

    可实际情况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这个职位还是让我觉得很别扭。

    我是营销总经理唯一的直属下级，公司里其他部门的领导，比如广告

    部、营销部、市场调研部的领导都是我的下属。好在这只是一个过渡

    性的职位，因为公司已经决定派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一个为期15周的管

    理培训班。回来之后，我就会得到晋升，主管整个南非的营销业务。

    这对我来说又是一次巨大的人事变动。

    那时，我遇到了一次变故，在我动身去哈佛大学之前，我最尊敬

    的父亲在北爱尔兰去世了。父亲从赞比亚回国之后，在母亲去世后娶

    了帕迪·格林的遗孀。帕迪是父亲的同事，1954年在我们刚到赞比亚

    的时候对我们照顾有加，可惜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因心脏病离世

    了，之后是父亲帮忙养大了他的两个儿子。这两个男孩就像我的亲弟弟一样，根本没有“收养”的感觉，我们的关系到现在也依然非常亲

    密。我还把侄女玛丽过继了过来，在她的眼中，我就是她挚爱的父

    亲。

    1976年秋，我来到哈佛大学商学院，这是我第二次到美国。第一

    次是同年的早些时候乘火车前往亚特兰大，当时我觉得美国幅员辽

    阔、地貌多样，而这一次当我走进哈佛大学的时候，才真正感受到这

    个世界的陌生。我选择了金融财会速成班，因为我此前没有接触过这

    方面的训练和实践。虽然我在赞比亚的时候也读过这方面的书，但毕

    竟是自学，不成体系。

    在哈佛大学，我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同学们的资历和阅历让

    我自叹不如。他们大多是已经进入最高管理层的专家级人物，有着类

    似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首席工程师这样的级别。

    于我而言，参加这个管理培训班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我确信

    那时没有人能想到将来的某一天，我能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在这个知识渊博的群体里，我从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

    等，反而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相信，在这里收获最大的人一定是

    我。

    我非常清楚，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我会面临更多的挑战，晋升

    为营销总监就是这些挑战中最直接可以预见的。所以，当时任可口可

    乐公司南非地区总经理的弗雷德·迈耶后来给我打电话，要我出任约

    翰内斯堡可口可乐装瓶公司的总经理时，我非常惊讶。但我立刻就接

    受了这一任命，这才是我梦寐以求的职位，尤其是在当时。可口可乐

    从南非啤酒公司买下了史威士公司的产业，包括南非啤酒公司的一些

    品牌冠名权，我来哈佛大学之前还参与了这件事情的部分决策。所

    以，将这些新产业融入可口可乐公司的运营之中，就是我工作的一部

    分。这个挑战意味着公司要变革，因为上一年可口可乐公司在约翰内

    斯堡的市场份额有所缩水。我第一时间电话告知了帕梅拉，她正准备

    来波士顿和我一起过感恩节。得知这个好消息后我们决定好好庆祝一

    番。我又要以装瓶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回到特许经营圈，这样的工作让

    我非常兴奋。

    我把办公室安排在了约翰内斯堡市中心附近的一片工业区里，那

    里也是我们的一处工厂所在地，我办公的时候就能听到装瓶生产线运

    转的声音。当时的我33岁，主管着两家公司和1700多名员工。公司总部距离我只有几英里远，可我却像经营“自己”的独立产业一样，非

    常自由。只有当我关上办公室的门，独自一人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

    是这里的负责人，以前的很多同事现在都要向我汇报工作，而且他们

    的年龄都要比我大，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便会油然而生。

    可口可乐公司把罐装的原浆运过来，我们配上苏打水勾兑成饮

    料，然后进行装瓶。原浆的配方属于绝密，在世界各地分成不同的几

    个点分别制成。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还为百事可乐装瓶，原因是

    我们收购的南非啤酒公司终止了与百事可乐联营的经销权。百事可乐

    为此以违犯反垄断法为由在美国将可口可乐公司告上了法庭。为了能

    让自己的产品继续进军约翰内斯堡，百事可乐不得已和我们做了这笔

    交易，就这样，我们接下了为百事可乐装瓶的工作。

    作为企业的经营者，我曾经面临很多挑战，其中有两件事情尤为

    棘手。第一件便是与史威士公司的磨合。尽管从技术角度来看，这算

    是两家公司的合并，但可口可乐在合并后的公司中占股82%。为了避免

    职务重叠，公司对机构进行了精简。第一轮调整过后，原可口可乐公

    司的经理几乎占据了所有的核心部门。在第二轮调整中，尽管在很多

    职位上，我特意挑选了一些级别稍低的史威士公司经理出任主管，以

    期能纠正我认为存在的偏袒情况，可是，我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忽略了员工的稳定性原则。最终，这些人中只有一个人的任职期超

    过了一年。究其原因，史威士公司的文化氛围与我们大相径庭，可惜

    我却忽略了这一点，依然按照可口可乐公司的模式进行管理，没有考

    虑建立起一种让双方都能适应的企业文化(这一点是我后来才慢慢了

    解到的)。

    第二件让我头疼的事情就是对《沙利文规章》的执行。《沙利文

    规章》是可口可乐公司的高管层在美国的亚特兰大一致通过的，但这

    个规章却违反了大多数南非籍管理人员的意愿，有些条款甚至超出了

    南非的法律许可范围。当然，这大概正是维兰德·沙利文所期望的。

    举例来说，《沙利文规章》中规定员工的公用卫生间和餐厅设施必须

    一体化，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则要求不同肤色的人不得使用共同的

    卫生间和餐厅。事实上，分开是分开了，但是有色人种使用的设施质

    量却很差。客观来看，执行《沙利文规章》其实没有什么困难，只要

    把原来的卫生间和餐厅改建一下即可，然而在落地执行的时候却遇到

    了诸多挑战。比如，南非的种族分类方式极其混乱，有时候同一个家

    庭的孩子会因为肤色的深浅程度，或者头发的卷曲程度不同而被划分成不同的种族。再回到我们公司，雇员分成两种：一种是部门经理，按月取酬；另外一种是普通工人，每周领取一次工资。普通工人都是

    白人，而经理却一半是白种人，另外一半是有色人种，其中还有一部

    分是亚洲人。所以关于种族隔离的规定在我们公司内部难以顺利实

    施。

    我必须要严格而严谨地维护《沙利文规章》的宗旨和字面含义。

    起初，我发现有些白人女工悄悄跑到街对面一家公司的隔离卫生间上

    厕所。我就试着让管理人员在餐厅先做表率，让不同肤色的人有意坐

    在同一张桌子上用餐。有一天，人力资源部的经理告诉我，有人贿赂

    餐厅的黑人服务员，让他们藏好一些餐具供一部分人专用(而且清洗

    餐具的时候也要分开)。我以为这些盘子是专门给白人留的，但是查

    了一下才发现这些盘子的底部都涂了指甲油作为标记，是专门给亚洲

    人留的。

    很快，政府的检察官就找上门了。他们找到我，一条条地列举我

    们违犯了种族隔离的哪些法律条款，不仅要罚款，我本人还得坐牢。

    我只能承认违犯了这些法律条令，拉着他们的手求情，表示下不为

    例。事实上，那个时候种族隔离制度正在土崩瓦解，当时要逮捕或囚

    禁一位可口可乐公司的高层是会引发国际事件的。此外，虽然南非政

    府的法律对各行各业的工作都分了类，列出了哪些工作只允许白种人

    参与，但这些规定有很多漏洞。因此，不但外国公司，就连南非本土

    的公司也会常常违犯这些法律条令。所以，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政府

    不得不通过新的立法来强化这些规定。

    我想尽量改变员工的种族比例，于是破天荒地在南非招聘了首位

    黑人营销经理，他叫欧内斯特·麦楚努。虽然可口可乐公司早就开始

    雇用黑人销售人员，但市场营销经理却是清一色的白人，就连管辖黑

    人社区的经理也不例外。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曾经与欧内斯特在约

    翰内斯堡的服装连锁店一起工作过，非常了解他在管理方面的潜质。

    从可口可乐公司通过并开始施行《沙利文规章》时起，我就聘请欧内

    斯特作为公关主管，在这个岗位的雇员中，只有他一个黑人。公司常

    常会把他推出去面对公众，这是一种炫耀方式，以便让人们看到可口

    可乐公司里有黑人员工担任要职。虽然他的头衔很响亮，但是并没有

    什么实际权力，也没有下属。我觉得根据他的能力应该可以从事更重

    要的工作，于是就把他调来做经理，负责索韦托的销售工作。对于欧内斯特来说，这是个苦差事。做公关工作可以在约翰内斯

    堡最好的饭店里用餐，到亚特兰大还可以见到可口可乐公司最上层的

    高管和贵宾，可是做销售却得动真格的。最初他拒绝了我的邀请，我

    对他说：“你被利用了，欧内斯特，你是甘心做白人的驯服工具呢，还是想做出一番事业呢？如果你现在不积累一些经验，那你永远没有

    进入管理层的可能。”后来我又找他的妻子游说，深谈之后，他终于

    答应了我的请求。遗憾的是，我离开南非之后，接替我工作的人思想

    守旧，没有办法跟欧内斯特共事，于是欧内斯特便转投百事可乐公司

    到乌干达发展去了。但他在可口可乐公司工作期间积累了大量的管理

    经验，所以在快消行业尤其是软饮行业的身价大增。

    在南非，我第一次见识到了政府施行的物价控制策略，看到了政

    府对自由市场经济进行干预而带来的畸形后果。

    那时候，南非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强行干预物价。事实上，要

    想有效地稳定物价，最关键的是要让市场保持健康的竞争秩序。而南

    非不是这样的。在南非，某一家公司如果想要提价，首先要向政府部

    门提交一份详细的盈亏说明，但可口可乐公司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

    说来也很奇怪，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竟然还能在市场上赚一大笔。

    有几家小型软饮公司在市场上的份额极为有限，其中有一家叫戈

    德伯格泽弗特(Goldberg Zeffert)，它在南非拥有七喜品牌的经

    销权。它的销售策略是保持饮料的价位比可口可乐低15%左右，所以利

    润非常低。因此，它总是第一个到政府部门寻求提价。然而，可口可

    乐的利润率相当健康，每次政府批准提价，其实都是进一步提高了我

    们的底线。如果政府不允许提价，那么像戈德伯格泽弗特这样的小型

    公司就会倒闭。

    摆在政府官僚面前的选择很简单：是看着那些小商家出局，还是

    允许提价看着大公司继续谋取高额利润？这个选择题很有意思，充分

    体现了政府干预市场的自然秩序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最后的结果是

    南非的消费者需要支出的费用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就是政府

    干预物价的措施很少能奏效的原因所在。走向更大的舞台

    从我第一天到约翰内斯堡开始，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里的

    工作对我来说可能只是一个过渡，从这里开始，我将从非洲走向世

    界。在装瓶公司担任总经理一年之后，我的这一预感变成了现实。一

    天，我接到了伊恩·威尔逊的电话，彼时，他正在亚特兰大负责可口

    可乐公司的亚洲区工作。威尔逊在可口可乐公司算得上一位功成名就

    的大明星，经常陪着可口可乐公司德高望重的元老罗伯特·W.伍德拉

    夫在南乔治亚岛的种植园捕鸟。每逢威尔逊生日，伍德拉夫还会给他

    送上玫瑰花。关于送花这件事，伍德拉夫对可口可乐公司的高层人士

    都是如此，威尔逊也不算特例。[书籍分 享V 信zmxsh998]

    “内维尔，你有没有想过去非洲之外的地方工作呢？”威尔逊问

    我。我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最好先在装瓶公司历练一段时间再说，等

    经验丰富了再离开。“好，那就等你准备好，准备好了随时告诉

    我。”威尔逊这样对我说。

    1979年下半年，公司高层对我这一年的业绩进行评估之后，决定

    让我掌管整个非洲南部的装瓶公司。我拒绝了，因为我已经做好了离

    开非洲的准备，想到世界大舞台上一展身手。我致电威尔逊，他随后

    跟北林荫道的总部做了请示，1980年春，我被召到亚特兰大，威尔逊

    任命我为可口可乐澳大利亚公司总经理。

    悉尼只有一家直属的装瓶公司在我管辖范围内，其他的装瓶公司

    都属于私人特许经营。因此，我的管辖范围很有限，但上面承诺一年

    之内让我晋升为整个大区的总裁，管辖范围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

    及周边的岛屿。这是可口可乐公司全球18个大区之一。我先从亚特兰

    大飞到纽约拿到了签证，然后奔赴澳大利亚做就职演讲。在那一周

    里，我几乎围着地球飞了一圈，从约翰内斯堡到亚特兰大，从亚特兰

    大到纽约，从纽约再到悉尼，从悉尼又飞回了约翰内斯堡。

    离开南非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难过，我一直深爱着这个国家，从小

    在这里扎根成长。帕梅拉同样也恋恋不舍，不愿意离开这片“我们的”大陆，毕竟她也在非洲生活了26年。现在我们每年都要回非洲一

    次，还在那里资助了很多非政府组织。

    1980年年初，我们搬到了悉尼，当时卡拉只有两岁。悉尼的市貌

    让我想起了南非。在我看来，世界上有5个最美丽的城市，悉尼和开普

    敦都在其中。我们找房子的时候，希望可以靠着大海，这样每天下午

    都可以到海滩去散步、游泳或者休息。但后来我发现，要买这样的房

    子，我们还差近50万美元。最后，只好花了20万美元在悉尼以北10英

    里处的科德角买了一所房子，带阳台和游泳池，坐落在一片美丽的树

    林中。

    其实那里离海滩也不算远，只有20分钟的路程。我们经常带着装

    满了对虾、牡蛎和葡萄酒的小冰箱，到海滩上看日落，天黑之后在海

    里游泳。我们也会去看歌剧、芭蕾和赛马。有时还会去看棒球比赛，这种比赛通常是为保护鸭嘴兽募捐而组织的。我们还交了一些朋友，关系最好的就是林恩和迈克·霍尔。后来我们才发现，我们还有一些

    远房表兄妹生活在澳大利亚。

    虽然悉尼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是不够时尚，我们在那里的生活

    也不算愉快。现在的悉尼已然是一座国际大都市，但当时还不行，我

    在公司之外很难交到朋友。人们常常罢工，这就影响了我们的生意，也给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在悉尼的生活消费比南非要高出10%，如果涉及人工，费用就会更高，比如支付给园丁、保姆和清洁工的费

    用就非常高。

    我的新工作刚开始也不算顺利，因为可口可乐公司和当地装瓶公

    司的关系颇为紧张。在布里斯班开装瓶公司的阿奇·鲍尔，为人粗

    鲁，又奸又滑，既没有文化也没有教养，特别难缠。

    早在我到澳大利亚之前，包括阿奇·鲍尔在内的一队澳大利亚装

    瓶商到约翰内斯堡来过。我在家里请他们吃晚餐，当时我的房子正在

    出售，因为我们正在办理澳大利亚的签证。阿奇把我和帕梅拉都弄得

    很难堪，他说：“你们卖房子可真是太傻了。不出半年，内维尔就会

    跟澳大利亚的装瓶商闹掰，到时候你们还得回到这里。”他并没有开

    玩笑，而是以一种非常严肃的态度讲这番话。

    到了一个新的国度，我首先会四下转转，看看瓶装公司和客户。

    这样的旅程饶有趣味，沿途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风土人情，每个地方、每座城市因为历史、地域和气候不同，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昆

    士兰州的首府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亚大城市中最粗犷的一个，这里历史

    上是种甘蔗的地方，所以地面凹凸不平，后来发展旅游业才被踩踏得

    平整了一些。布里斯班装瓶公司总经理阿奇以前就是个收割甘蔗的，他对此非常自豪。这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政治上却糊涂得不行。我

    第一次到布里斯班的时候，他在希尔顿酒店顶层的包间里为我举办了

    一个欢迎晚会，窗外的景色十分迷人。他的主要客户和批发商、一家

    大型旅游公司的老板和一家赛狗公司的经理都到场了，据说那个赛狗

    公司的人是他最好的“小伙伴”。他们一边大口喝酒、大嚼海鲜，一

    边对我讲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如何讨厌那些矫揉造作的事情

    和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他们讨厌那些娘娘腔的男人，这种人根本

    毫无风度可言。文化的鸿沟

    当晚，我绝对是在奄奄一息之中挣扎着度过的。为了填补我们之

    间的文化鸿沟，我尽量将话题往体育上引导。在澳大利亚，这一招像

    符咒一样灵验，因为这是一个过去和现在都对体育非常着迷的国家。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澳大利亚人绝对不缺乏对生活的热爱，只是我在体

    育方面不太精通。

    这场宴会一直持续到午夜才结束，我总算是解脱了。我摇摇晃晃

    地拿着房间钥匙开了半天门才进到房间。我知道自己喝多了。大约过

    了5分钟，有人敲门。我让对方等一会儿，然后找了一条浴巾裹住身体

    (我是个大个子，因为身材特殊，酒店的睡衣穿不下)。打开房门，门口站着一位漂亮的小姐，黑头发，穿短裙。她称我为内维尔，我礼

    貌地问她是谁，她反问能不能进房间再说。我迷迷糊糊地分析这一

    切，她见状说：“是阿奇让我来的，他付过钱了。”人们都知道，酒

    精能削弱人的意志力。我并不是标榜自己有多么贞洁，但我确实是非

    常礼貌地拒绝了她，然后把门关上了。我算过了一关，同时也对阿奇

    这个人有了了解。没过一个月，迈克·霍尔就解雇了两名违纪的员

    工。迈克是我在可口可乐公司事业和生活中的挚友，后来做了澳大利

    亚分公司的市场部经理，一直是我的下属。被解雇的两人跟阿奇配合

    默契，我们一直想抓住他们俩接受“女色贿赂”的把柄，却没有得

    手，可是他们变本加厉又以别的方式违反公司的规定为他们的装瓶公

    司牟利。

    1980年夏，我乘飞机到东京，第一次向伊恩·威尔逊汇报澳大利

    亚的工作情况。伊恩这时已经是副董事长了，而且刚刚得到好消息，他会接替即将退休的保罗·奥斯汀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当晚，伊恩把我约到他的酒店房间喝酒以示庆祝。他的助理

    彼得·乔治到门口接我，看得出他跟伊恩从上午就开始喝酒了。见到

    伊恩我才知道，他刚刚接到一个电话说事情有变，罗伯托·戈伊苏埃

    塔将取代伊恩成为可口可乐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伯托也是个传

    奇人物，1961年趁着去迈阿密度假的机会从古巴逃到美国。我在伊恩

    的酒店房间里陪他坐着，他认为他的职业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他怒

    不可遏，一直在向我倒苦水。奥斯汀推荐的人选是伊恩，甚至还为他专门举办了庆祝晚宴，把家属都邀请了过来。可罗伯特·W.伍德拉夫

    却否决了奥斯汀的提议，推选了罗伯托。伊恩对我说，1980年国际上

    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伍德拉夫这样做是因为他不

    想让一个南非人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的领导者。

    伊恩觉得既委屈又生气，1994年他在南非开办了百事可乐经销公

    司，那时种族隔离制度已经被推翻，可惜他的公司也遭惨败。2001

    年，伊恩在美国因虚报奥罗拉食品公司的财务状况而被指控涉嫌证券

    诈骗罪，出庭辩护后被判处了监禁。

    在东京的那个夜晚让人非常不舒服，回到悉尼之后，我感觉自己

    也有些前途未卜。是伊恩把我调到澳大利亚的，他还承诺让我做澳大

    利亚分公司的总裁，可是现在他却要离开了。

    1981年年初，埃及人萨姆·阿尤布到访悉尼，我们请他在美洲俱

    乐部共进晚餐。阿尤布接替了伊恩的职位，担任亚洲区的总裁。我在

    澳大利亚的直属上级是罗伯特·帕特森，是澳大利亚分公司的总裁，当时伊恩就是承诺我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接替帕特森的工作。帕特森

    有一个习惯，要求下属晚上要早回家。他规定公司的人如果参加晚

    宴，也要在9点钟之前结束。可阿尤布那天提出晚餐之后去玩老虎机，这让帕特森非常厌烦。帕特森不去，所以我就陪阿尤布去老虎机上碰

    运气。我们玩的时候，阿尤布告诉我：“你此前也知道，应该由你接

    替罗伯特的，这个计划并没有改变。这次我要带他回亚特兰大了，这

    个区的总裁由你担任。”原来，上面换人之后仔细检查了澳大利亚地

    区的工作情况，认为伊恩的安排是正确的，这下我才终于放心了。

    数周之后，我跟罗伯特·帕特森视察纽卡斯尔的装瓶公司，这时

    阿尤布来了电话。那天是星期二，他让我星期四赶到马尼拉，和菲律

    宾那边的管理人员约翰·亨特一起待一周。亨特后来成为可口可乐公

    司的两名首席运营官之一，显然总裁唐纳德·基奥看好他，希望发展

    他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的下一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于是我跟罗伯特

    说阿尤布让我周四去马尼拉。

    “什么事？”罗伯特问我。

    “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关于一家合资企业的事情。”我回答

    道。“不要去了”，罗伯特不同意，但是他也清楚我不可能不去。

    “他们正在那边收拾烂摊子呢。”

    我即刻返回了悉尼，很快就登上了前往马尼拉的航班。飞机降落

    在一个破旧的机场，我看到约翰·亨特正在舷梯下面等我。

    原来，可口可乐公司对我的人事安排又有了新的变化。亨特和我

    的事业发展从此紧密而愉快地结合在了一起。第三章 与竞争对手抢份额平衡各方利益

    当时可口可乐公司正在失去菲律宾市场，而这场失败可能是公司

    业务在全球崩塌的开始。

    1981年，在全球软饮市场中，菲律宾排名第十位，而百事可乐公

    司在这里的市场份额以2∶1的明显优势领先可口可乐公司，在首都马

    尼拉的优势还要大。这里的可口可乐装瓶公司归属于著名的生力啤酒

    公司，每年的亏损额高达500万美元。生力公司已经发出警告，公司无

    法支撑如此巨大的亏损，如果可口可乐公司不与他们分担损失，就会

    停止可口可乐公司的装瓶业务。

    亚特兰大总部发现，随着美元汇率的不断飙升，国际市场的形势

    对公司越发不利，海外市场的利润已经大打折扣。新上任的首席财务

    官约翰·柯林斯态度强硬，坚持认为可口可乐公司不应过度依赖海外

    市场，呼吁公司通过兼并的方式将美国境内的利润提升50%以上。可口

    可乐公司遵循这样的原则，收购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继而开始投资

    酒业。

    约翰·亨特无论在任职可口可乐公司驻菲律宾总经理期间，还是

    晋升为可口可乐公司国际部经理之后，都一直坚持不懈地游说公司高

    管层。他认为一旦可口可乐公司在国际市场上退出前十名，对公司的

    发展来说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他的观点得到了公司新任总裁唐纳德

    ·基奥以及包括萨姆·阿尤布在内的部分高管的支持。萨姆·阿尤布

    在那时已经接替伊恩·威尔逊出任亚洲区总裁。

    亨特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他与公司在菲律宾的大股东索里

    亚诺思家族达成了一致，这个家族在可口可乐装瓶业占股30%，价值高

    达3000万美元。这个数字放在今天可能算不上什么，仅2010年可口可

    乐公司计划未来5年内在菲律宾的投入就达10亿美元，可是在当时，这

    可是可口可乐公司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外部资金。

    罗伯托·戈伊苏埃塔向董事会提交了发展海外业务的决议，这也

    是他升任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首个决议。那时候的董事会成员大部分是风度翩翩的南方人，也颇有些年纪了。接下来的18个月，我

    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每逢董事会开会的时候，董事们就开始打瞌睡。

    罗伯托不知道费了多少口舌和力气才说服这些老家伙，让他们答应在

    费迪南德·马科斯统治下的小国家投资。马科斯是个独裁者，已到垂

    暮之年，国家未来的稳定和发展也难以预估。罗伯托后来找到我交了

    底，说有些董事是因为不想伤害他才决定投资。

    然后，亨特又找到索里亚诺思家族，表示这个新企业需要一个管

    理装瓶公司经验丰富的人担任总裁，只有这样才能稳定住局面。于

    是，我就被任命为这家合资企业的第一任总裁，部分原因是我曾经在

    非洲管理过两家装瓶公司。

    公司为我安排的助理罗米·达兰丹来自生力啤酒公司，他是我的

    好帮手，帮我出了很多好点子。但是能看得出来他同时也在暗中监视

    我，把我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给持股70%的股东们。所以，我最大的挑

    战之一就是要证明我既独立于可口可乐公司，又不受索里亚诺思家族

    的控制，我必须证明自己是为双方的利益来经营这家公司的，不会偏

    袒任何一方。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件事情很混乱，因为我们的运营跟

    生力公司已经脱节，而且脱节的方面有很多，比如采购等敏感问题。对阵百事可乐

    从上任第一天开始，我就预感到菲律宾市场将是一块难啃的硬骨

    头。可口可乐公司很早就想改变这里的状况，可惜所有的尝试都失败

    了。百事可乐公司在这里的优势太明显，因为这里的装瓶公司完全归

    它所有。装瓶公司的利润很高，它们所有的投资收益都归公司所有。

    可口可乐公司就不一样了，有很多利润被索里亚诺思家族瓜分了。

    亨特认为菲律宾的情况一定会好转。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可口

    可乐原浆销售利润要高于装瓶公司的运营利润，其实这就是品牌带来

    的溢价。但装瓶公司如果经营得好也会有很大的利润空间。这些厂家

    虽然利润低，但这反过来也会督促他们高效工作。此外，可口可乐公

    司必须通过打造品牌来达成自己的商业目标。

    反观百事可乐公司在菲律宾的组织结构，也没有形成保证装瓶公

    司长远成功运营的关键支撑，这一点它们很快就认识到了。

    然而彼时，包括马尼拉在内的一些地区，销售额却是我们的4倍。

    它们不只卖百事可乐，还在卖激浪、美年达和七喜。菲律宾是百事可

    乐公司在世界上的第二大市场，在1981年的年度报告中，百事可乐将

    菲律宾列为击败可口可乐的最佳案例。

    综上所述，在菲律宾经营公司存在非常高的风险，有些人可能要

    承受巨大的损失，比如我。公司很多人都不看好这里的业务，认为我

    们输定了。

    伊恩·威尔逊距离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宝座只差

    一步，是他把我调任到澳大利亚的，我曾经是他的得力干将，所以他

    认为公司这样做是为了将我扫地出门。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我知道

    罗伯托、唐纳德还有阿尤布都非常坚定地站在我的身后。我接受任命

    之后，罗伯托第一次见到我就明确表示，他和亨特的一世英名都押在

    了这个合资企业上。俗话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我知道自己肩上承

    担的风险，但可能是我的天性使然，挑战越大，动力就越大。我那时

    年轻气盛，非常乐意冒险，并且非常渴望证明在复杂的环境下，我依然能够管理好一家大公司。如果不幸失败了，我还可以离开，也可以

    重来。此外，我还有一个动力，就是签完为期5年的合同后，我能获得

    20万美元的免税奖金作为安家费。在当时，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公司下血本也说明这个职位除了我没有人愿意接任。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种信念，那就是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

    候，就把可口可乐放在了第一位，百事可乐只能苦于“既生瑜何生

    亮”而屈居第二。所以，菲律宾这里只是出了一点儿小问题，世界上

    还没有几个市场能让百事可乐甩掉可口可乐，目前的局面一定可以扭

    转过来，而且这种认识绝对不是盲目自大。可口可乐在菲律宾有18家

    装瓶公司倒闭了，其中有一些本来就该关门大吉。如果按百分制给这

    个国家的装瓶质量打分，我只能打29分。所以和百事可乐相比，可口

    可乐所占的市场份额是目前这个情况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还考察了百事可乐的情况，它的产品质量和运营情况也没有大

    家想象中的那么好，只不过是在销售策略上有些咄咄逼人，但这种策

    略也显得毫无章法可言。

    跟帕梅拉在马尼拉转了三天之后，我差点儿就要放弃自己的改革

    计划了。我们从机场乘车进入市区，路旁是脏兮兮的贫民区。帕梅拉

    对菲律宾的赤贫状况感到震惊，要知道我们俩是从非洲来的，同为经

    济情况不景气的地区，但是这里的情况可比非洲糟糕多了。在热带高

    温中，垃圾和污水散发着一阵阵的臭气。

    “亲爱的，我可真受不了这里。”还没到酒店，帕梅拉就打了退

    堂鼓。我意识到问题可能有点儿严重了，但是我也理解她的心情。我

    告诉她先在这里待上三天，三天之后再做决定。到了马尼拉的商业区

    之后，她的情绪明显有所好转。我们住进了半岛酒店(1941年日本人

    打过来的时候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就住在这里)，晚些时候在这

    家酒店的酒吧里简单用餐。帕梅拉最终还是同意留在菲律宾试着生活

    看看。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在菲律宾的征程。

    公司为我们提供的房子是一流的，带游泳池，配备了三名女佣、一个园丁和两名保安，还为我配了司机。和在非洲的时候比，照顾我

    们生活的人真是多了不少。女儿卡拉有专门的保姆照料，当地人管保

    姆叫丫丫。后来家里又多了一个新成员，是一条叫塞巴斯蒂安的矮腿

    猎犬。菲律宾人都很友好，和他们交朋友很容易，所以我们一家人很快就融入了这个社会。安全方面也只出过一次事：家里的保安玩枪不

    小心走火，打伤了自己的脚。做好本地化工作

    菲律宾由大大小小的7100多个岛屿组成，有很多是无人居住的荒

    岛。很多地方的年降雨量在2540毫米左右。马尼拉处于台风多发地

    带，一下雨就是瓢泼大雨。

    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很有趣，融合了很多以前马来人的部落结构，这些部落经历了西班牙200余年的统治，之后又被美国控制了近40年。

    人们普遍讲英语，多数人都识字断文。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人预

    测拥有500万人口的菲律宾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日本，能够发展成为经济

    巨人。不过出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受政治进程影响，菲律宾虽然潜力

    巨大，但还未能发展成为日本第二。这个国家明显的特点之一是其建

    筑风格和墨西哥非常相似。西班牙是参考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控制和

    管理这片群岛的，阿卡普尔科那边的鱼类和蔬菜集市看上去就像标准

    的马尼拉集市。

    虽然这里跟西班牙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是美国文化对菲律宾的

    影响也不容忽视。有几套电视节目是英语的，很多报纸是英文的，而

    且很多菲律宾人都有亲戚朋友在美国定居。美国文化的深度渗透，加

    上政府对工商业自由发展的不干预政策，以及西班牙人和马来人的生

    活方式，促成了今天菲律宾这种有条不紊的混合文化。这是个令人舒

    服的地方，这里的居民普遍都是乐天派，就连穷人也不例外。很显

    然，贫穷在很多方面都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但是这里的人依然活得很

    快乐。在这里，加餐是件大事，上午和下午都要抽出时间来休息、吃

    茶点。上班时间也可以停下来休息，这是菲律宾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任何人不得干涉。

    天主教在菲律宾的影响极大，无论是宗教集会还是政治辩论，都

    能听到天主教的声音。做礼拜和宗教节日更是重中之重。每到复活

    节，男人会把自己绑到十字架上，走到街上接受鞭打。和其他很多国

    家一样，菲律宾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

    每个城镇里都有供临时休息的小旅馆，在马尼拉尤为常见。这种

    买卖其实非常赚钱，通常是三个小时结算。这种小憩型的旅馆的广告随处可见，尤其是情人节前后。走进旅馆之后，会有服务人员把你带

    到一间空车库，之后帮你关上门，房间就在车库上面，里面装了很多

    面镜子，显得很花哨，而且吃喝用品一应俱全。你们一定很想知道我

    是怎么知道这些的，那是因为有一次我跟帕梅拉对这些小旅馆感到好

    奇，就走进了一家体验了一番。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我给大家讲了这

    段经历，大家都颇感兴趣，但是也有几个人露出了诧异的表情。

    外国人相对比较容易适应在菲律宾的生活。在日本你可以参加商

    业活动，但很少会有人邀请你到他家里做客。而在菲律宾，外国人和

    当地人的相处相当融洽，这种情况在亚洲的其他地方其实很少见。

    我们刚到菲律宾的时候，马科斯总统刚刚通过连任选举，任期6

    年。当时的政治形势看起来还算稳定，不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开始逐

    渐恶化。里根政府的副总统乔治·布什邀请马科斯做了一次国事访

    问，招致了反对派的抗议。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管理大公司业务，况且还是在陌生的异国他

    乡。对任何一家跨国公司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充分了解你驻扎之地

    的文化，做好本地化工作。在菲律宾，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来到菲律宾之前，我查阅了当地文化方面的很多资料。我去澳大

    利亚之前没有这么做，我以为澳大利亚的情况应该跟南非差不多，结

    果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在菲律宾，人们的家庭观念很重，家人之间的

    亲情深厚，对同学和朋友也十分忠诚，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学校，同

    僚之间的感情忠诚度要比对上司高。

    菲律宾的文化还包括Utang na loob，意思类似人情上的礼尚往

    来，如果我帮过你的忙，那将来有机会你得还我人情。还有

    Pakikisama，意思是友好相处，尤其是第一次与人见面的时候，不能

    发生冲突。菲律宾人还喜欢和别人一起追根溯源，探讨宗族之间的关

    系，他们知道远房亲戚的各种近况，对自己的家族历史也了如指掌。

    在菲律宾文化中，“是的”通常意味着“我在听你说呢”，而不

    是“我同意你的观点”，所以想要确认对方到底同意不同意你的观点

    是件很麻烦的事情。这时候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你有些恼了，反问对

    方：“你明明都同意了啊。”你觉得他们点头同意了，可他们不这么

    认为。角度换了，处在他们的文化之中，就理应按照他们的文化理解

    问题，不能把自己的文化强加到别人身上。当然，做事情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的标准和价值观。同时，如果你想在另外一个国家行之有效地

    工作，就必须适应那里的文化，在这个文化框架里寻找合适的途径达

    成自己的目标。激活个人和组织

    一到菲律宾我就意识到我需要招聘一个当地人任经理，当然得是

    一个懂业务的，此外这个人还得是个“文化翻译者”，能够帮助我迅

    速融入当地的文化。我们的5年计划是约翰·亨特制订的，他和我有同

    样的想法，于是他给我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吉泽斯·塞尔朱

    安，别人叫他金·金，或者金。

    我在马尼拉的马球俱乐部请他吃午餐，从身材上看我们俩很不般

    配。金身高5英尺6英寸(约1.67米)，我比他高了近1英尺。后来我们

    俩都有了江湖绰号，我叫马特，他叫杰弗。从此我们两人就变得影形

    不离，仿佛屁股都黏在了一起。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我们身高差

    了那么多。

    金到岗之后，我们团队的骨干班底算是凑齐了。除了我跟他，还

    有托尼·埃姆斯，他是个从亚特兰大调来的澳大利亚人，接替了约翰

    ·亨特的职位，任可口可乐菲律宾公司总经理，亨特被调去了香港。

    托尼和我都是30多岁的人，而金只有20多岁，我们几个人一起跑遍了

    整个菲律宾。金对我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能清楚而透彻

    地了解我到底想要做什么以及要用什么样的策略。他会对我说：

    “嗯，你的想法很好，但是在这里可行不通。”更重要的是，他能提

    出一些可行的方案达成我的目的。

    举个例子，有一次，我们讨论员工销售积极性问题。公司共有

    10500名员工，为了刺激大家的积极性，我计划以后不再发200美元的

    奖金，改成价值400美元的冰箱，因为我们可以从生产厂家那里直接进

    货，用200美元的价格买到市值400美元的冰箱，这样一来可以用同样

    的钱发给员工双倍的奖励，而且这样或许还能调动员工家属的积极性

    帮我们销售产品。

    “不行，老大，这样可不行。”金对我说。他告诉我，员工拿到

    奖金之后会直接收起来当私房钱，这是他用来玩乐的钱，跟工资的性

    质不一样，因为在菲律宾，女人负责操持家务，男人要把工资交给女

    人管理，当家的女人平时只给丈夫一些零花钱。我的计划在这样的文化之下是行不通的。所以，只靠理论和逻辑来办事并不一定永远是对

    的。

    有一次我召集管理层开会，讲了另外一个文化上的敏感问题，即

    外国来的管理人员拿的薪水比当地同级别的员工要高很多。我对手下

    的菲律宾人直言相告，说这样做对吸引国外的人才入驻是非常必要

    的。我在南非的薪资就比一个美国人少很多，那个美国人只在德班管

    理一个比我的公司小得多的装瓶厂。虽然我很不服气，但我能理解，他在美国也拿不到这么高的薪资。

    “这些外国人是我引进来的，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我对菲律

    宾的部门经理说，“月底的时候你们会想，他们拿了那么多钱，而你

    们付出了同样的努力却拿了这么少。如果你们接受不了，就不要留在

    这个团队里了。我不想看到因为外国人拿高薪和福利而有人憋着火。

    我不能接受一个墙角里站着一群外国经理，而另一个墙角里站着一群

    菲律宾经理的情况出现。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团队。”我讲这番话的时

    候非常严肃，而且绝对贯彻到底。我引进的三个外籍员工也是这样做

    的。

    随着可口可乐在菲律宾东山再起，百事可乐也随即做出了应对。

    他们组建了一个新的管理团队，可是他们犯了一个我一直在尽力避免

    的错误。他们的管理人员围坐在马尼拉马球俱乐部里，边喝啤酒边抱

    怨菲律宾人懒惰。行政管理层一旦脱离社会就很容易发生这样的问

    题，这样一来周围的人就会疏远他们，导致他们失去了对市场和客户

    的了解。

    初到菲律宾的第一天，我就开始推动装瓶公司的现代化升级进

    程，同时也给市场营销团队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个过程中，托尼·

    埃姆斯功不可没。他是公司在这个领域最权威的管理者，但是在对广

    告宣传进行决策的时候，他会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从不独断专行。

    当时，公司总部给广告传播定的宣传语是“一杯可乐，一个微笑”。

    而百事可乐在马尼拉的销售额正在以4∶1的优势领先于我们，所以我

    觉得我们的口号应该更响亮一些。还有，百事可乐的广告里有大歌星

    迈克尔·杰克逊助阵，他可是当时菲律宾最具人气的明星。处在这样

    的环境下，我们开始设计自己的广告。我们请来了菲律宾本土的明星

    大咖，广告画面里既有可口可乐的商标，也有我们刚推出的全新包

    装。可是，这却违反了总部的规定，因为出现可口可乐标志的广告必

    须要由亚特兰大统一推出。但是托尼很认可我们的做法，他觉得这是为产品的包装做广告而不是为产品本身，所以不应该受到公司的限

    制。再说，公司此刻在菲律宾只有我们一家直属的装瓶公司，现在又

    处于起步阶段，总部理应理解和配合才对。他说得很对，作为回报，我也礼尚往来，允许他在生产制造方面投资，这种待遇通常是归装瓶

    商独有的。这是一次很好的配合经历，让我懂得了特许经销产业应该

    如何有效运作。

    为了确保装瓶公司的生产质量能达到国际标准，可口可乐公司安

    排乔·布兰德来负责质量控制业务。在工作上，可口可乐公司坚持让

    乔向我汇报，这样就可以绕开技术部门的经理——菲律宾人拉蒙·阿

    博拉。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失误，这会损害阿博拉在公司的

    威信，也向全公司释放了一个信号，让大家觉得外国派来的人有特

    权。乔是个识大体的人，他也想到了这一点，于是表示同意找阿博拉

    谈一下工作上的安排。这件事情强化了管理人员的整体团队意识，尽

    管乔的薪资要比他的上司高得多。就这样，乔中规中矩地工作着，没

    有一句怨言。不到三年，菲律宾可口可乐装瓶公司的质量指数就超过

    了世界饮料行业装瓶业的平均值。

    乔的工作非常出色，我还特意与他见了面。当时我正躺在马卡迪

    市的治疗中心，胳膊上输着液，全身无力，憔悴不堪。我得了严重的

    伤寒，还赶上疟疾发作，这病是我小时候在非洲感染上的。我的体重

    轻了10磅，瘦得皮包骨头，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具骷髅。生活往往就

    是如此，起起伏伏，不会总遂人愿。文化营销激发共鸣

    在我痊愈之前，当然还有痊愈之后，我跟金还有托尼几乎每个周

    末都要一起去菲律宾各个岛上巡视。

    “二战”的时候，金在日军占领区的游击队里做过情报员，听从

    美国人温德尔·费提格中校的指挥。当时麦克阿瑟将军已经被迫撤离

    到了澳大利亚，把温德尔留在菲律宾同日本人周旋。

    “我们当时只能不断地改变营地，为了保全自己，必须在日本人

    到来之前抢先一步撤离。”金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作为“二战”时

    的英雄，金在棉兰老岛的公信度很高，并且在菲律宾这个具有多元文

    化特征的国度里熟练地使用各种语言进行沟通。我在此要插一句，可

    口可乐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保罗·奥斯汀“二战”期间也在敌后的菲

    律宾游击队里，他的任务是为美国海军的鱼雷艇搜集情报。

    我刚到菲律宾的时候，棉兰老岛正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当时发

    生了两场暴动，第一场由共产主义武装组织新人民军发动，第二场的

    组织者则是摩洛解放阵线。这两个组织控制了岛上大片的农村地区。

    虽然政治环境不尽如人意，但棉兰老岛依然是可口可乐公司坚挺的市

    场。

    菲律宾政府与摩洛解放阵线的冲突至今还在继续，这个组织的目

    的是让穆斯林的居住区独立，美国为此向菲律宾派驻了强大的军事顾

    问团。

    我和金每进入一个穆斯林活动频繁的区域，都会有荷枪实弹的卫

    兵陪同。他们就守在我们的卧室门口，就连上厕所也要跟着。

    我们乘坐直升机来到了一座孤岛，恰好有一对夫妇划着独木舟也

    到了此处，这可把他们吓坏了。我们觉得时间仿佛倒退了1000年。他

    们是从一个偏远的原住民部落而来，不懂得什么叫作日期，不懂得什

    么是时间，也不懂得他们捕的鱼到底值多少钱。我们给他们拿出了可

    口可乐和生力啤酒，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喝过。他们讨厌啤酒的味道，一口吐在了地上，但他们却很喜欢可口可乐。这一天，我们又多了两

    个对可口可乐满意的客户。

    为了迎合这个国家的尚武精神，金、托尼和我干脆组建了一支营

    销团队，取名为“老虎军”，还有军歌，就是影片《洛奇》的主题曲

    《老虎的眼睛》。直到今天，我一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精神抖擞，仿

    佛又回到了那个摸爬滚打的年代。

    周末，我们还会组织促销大会，有音乐、生力啤酒和舞台表演。

    有一次，金、托尼和我扮演菲律宾将军。我时不时地把百事可乐的瓶

    子摔在装瓶公司的墙上，命令部队大举进攻。还有一次，我们到了一

    座城市，当地的装瓶厂经理认识部队上的一些官员，居然借来了一辆

    坦克，让我们坐着坦克去大会现场。这就是商战，只是我们的敌人身

    穿蓝色的衣服。

    全国各地有成百上千的流动商店司机兼销售员参加我们的促销大

    会。这些人忍受着高温每周工作6天，开着车一个小店一个小店地跑，把一箱箱重重的可口可乐从车上卸下，还要把包装盒合理摆放，以确

    保公司的标识醒目，这也是为了让我们的产品比百事可乐的更显眼。

    我们的冷藏箱效果也很好，这些销售人员还大力向店主推荐我们推出

    的新品牌，比如美乐耶乐(Mello Yello)。

    我们发动美乐耶乐的宣传攻势时，将其定义为“世界上最值得信

    赖的饮料”。我带着身着运动装的销售人员在场地上做俯卧撑，然后

    围着装瓶公司跑圈，为了工作积蓄能量和动力。这是在哈佛商学院学

    不来的。品牌是由一线销售员创造的

    很多人认为可口可乐公司的能量来自品牌本身，然而，渠道销售

    人员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才是真正承担

    重任的人，是我们必须要调动的力量。市场很快就有了反应，我们定

    期到当地人称为“萨利—萨利”的小店铺去视察。我的信条是“没有

    什么地方是不能去的”。有的店铺只是钉着铁皮顶的小屋，我这个大

    个子得弯着腰才能进门，有时候弯着腰都进不去。我们发现可口可乐

    开始更加引人注目了，因为有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们的产品和品牌。我

    巡视全国各地的装瓶公司时，每到一处都有丰盛的午餐，我还要拿着

    稿子演讲一番。公司为了欢迎我的到来，会把环境收拾一新，打扫得

    干干净净。同时，我会刻意摆脱这种官方视察的气氛，特意去员工的

    卫生间和休息室看看，如果里面不卫生，就说明公司并没有真正把员

    工的利益放在心上。有时候里面有人，他们见到我都觉得很震惊，公

    司的领导居然来检查他们的卫生间，这可是脏地方。我这样做是要以

    顶头上司的身份传递一个信息：员工很重要，追求质量意味着每件事

    情都要做好，每件事情都有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如果只是一个破

    旧而褪色的招牌，还不如没有。

    有时，我会以对手的眼光来观察自己的企业的发展策略。在马尼

    拉，我带着管理层去国际大酒店开过一次战略发展会议。走进房间，墙上挂着百事可乐的宣传海报，喝的是冰镇百事可乐，我还给每个人

    发了一件印有百事可乐字样的T恤让大家穿上。会议由我主持，开了整

    整一天，目的就是找出我们运营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开发出一种长期

    领先百事可乐的战略。会议开始后，足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都只顾

    沾沾自喜，之后才反应过来。他们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进行了透彻

    的、实事求是的评估。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又认真分析了很多资

    料。这种做法对我们制定出更好的运营策略大有裨益。令人赞叹的

    是，那次会议气氛很开放，大家把自己一直希望隐藏的缺点都摆在了

    桌面上。这时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罗伯托·戈伊苏埃塔还向我们伸出

    了援助之手，亲自飞到马尼拉来看望我们。罗伯托是古巴人，但看上

    去却有一副西班牙人的派头，这很有意思。索里亚诺思家族就是西班牙裔菲律宾人，他们的根在西班牙，所以他们才会与罗伯托如此“惺

    惺相惜”。

    我们共进了午餐，聊了很久。后来，因为晚上还要参加聚会，索

    里亚诺思家族来的人和罗伯托就离开了。晚会非常气派，罗伯托、索

    里亚诺思家族的人，以及他们最亲密的朋友都到场了，他们跳起了提

    尼克林舞。这是一种菲律宾当地的舞蹈，两位妇女拿着两根竹竿随着

    音乐的节拍在地上滑动碰击，跳舞的人要“腿”疾眼快才不会被竹竿

    夹住。我以前没有见过罗伯托如此洒脱，他平素是一个非常严肃的

    人，但是此刻的他深深地沉浸在这种娱乐文化之中。

    可口可乐公司总裁唐纳德·基奥后来跟国际经销部的总经理约翰

    ·乔尔戈斯也前来拜访。他们想要体验一下促销大会的氛围，我就让

    他们穿上“老虎军”T恤，然后我指挥着大家唱起了具有鼓动性的歌

    曲。唐纳德后来说：“那天，那种气势，感觉我们都可以领导一场革

    命了。”

    在菲律宾的日子里，我面对公众演讲的本事也开始渐渐显露出

    来。我讲话很有鼓动性，知道如何控制听众的情绪，这对我来说也是

    一个巨大的变化。罗伯托和唐纳德到菲律宾视察之后对我也有了新的

    认识。我感觉得到，随着可口可乐市场形势的好转，我已经成功走进

    了他们的世界。后来，我应邀去亚特兰大，在一次国际大会上讲话，还向公司董事会做了演讲。

    同一时期，我首次会见了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我发现他的健康状

    况并不好。他面部浮肿，后来被确诊为红斑狼疮。他的健康状况和帝

    国政治都在迅速地走下坡路。从长远着眼，我们无所适从，但就当下

    来看，我们不能让这件事情影响到可口可乐打败百事可乐的大计划。瓶子里的博弈

    我在菲律宾待满12个月的时候，可口可乐基本上已经夺回了市场

    份额的头把交椅。这要归功于整个市场团队的努力，也要归功于我们

    的新产品美乐耶乐。可口可乐还从生力啤酒公司买下了皇家橙汁的品

    牌饮料销售权，这个品牌要比百事可乐的美年达更加抢手。另外，新

    颖的包装也是推动此次发展的重要因素。

    百事可乐的包装瓶一直是12盎司(约340毫升)和8盎司(约220毫

    升)两种规格，而价格却是一样的，通过原浆销售的利润进行交叉补

    贴，但我心里有底，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生力啤酒当时处于亏损状

    态，没有足够的资金配置12盎司包装瓶的设备，但可口可乐的投资完

    全可以支撑。还有，生力啤酒的玻璃生产能力有限，而进口玻璃的成

    本又太高。

    我们最初的计划是淘汰8盎司的包装，一律使用12盎司瓶。百事可

    乐已经这么做了。可后来，我决定保留8盎司装，我分析了一下市场情

    况，认为市场需要一些价格更低的产品，而百事可乐的12盎司系列不

    可能继续以当时的价格销售下去，必然要涨价，通货膨胀已经大大影

    响了百事可乐的利润空间。此外，我认为保留8盎司包装也能让我们节

    省一部分资金，因为这会减少新推出的12盎司装产品的数量，以及与

    其配套的包装箱数量。当时，我们正在逐渐以塑料箱取代木箱，原因

    是木箱在热带地区很容易腐坏。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新推出的12盎

    司瓶生产能力有限，保留原包装至少可以让我们有一年的缓冲期，这

    段时间刚好可以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消费者教育，保证他们的认可度，避免一刀切的做法。

    现在的软饮包装都是使用铝制的易拉罐或塑料瓶，所以人们很难

    体会当时回收玻璃瓶的重要性。一瓶饮料的价值有很大一部分源自那

    个玻璃瓶。我们收瓶子的押金，就是为了确保消费者能把瓶子送还而

    不是丢掉，收回来的瓶子是要重复利用的。

    我到菲律宾之后，首先注意到的事情之一就是百事可乐和可口可

    乐之间在互相玩一种把戏，那就是双方都在“偷”对方的瓶子，这样一来对手就不得不付出更高的成本来购置玻璃。双方用大片的场地来

    存放对方的包装瓶，每块场地上的瓶子都堆积成山。热带地区潮湿温

    热，存放瓶子的场地上杂草丛生，还有雨后的积水，积水里长满了水

    藻，瓶子里灌满了雨水。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竞争对手之间互相偷瓶

    子的事情发生，但菲律宾的严重程度让人难以置信。我立刻给可口可

    乐这边的人员下令严禁这种行为的发生。结果百事可乐的人给我、金

    和托尼取了一个外号叫“童子军”，渐渐地，百事可乐偷我们瓶子的

    事情也开始减少了。

    百事可乐以低价出售大容量饮料居然还能赢利，这让我们大为不

    解。于是我们开始怀疑这可能与包装瓶押金的结算方式有关。

    押金的多少通常是由我们两家共同协商制定的。这个协议不是规

    定押金的具体金额，而是就瓶子的成本达成一致。可口可乐和百事可

    口都在提高瓶子的押金额度，让价格尽量接近瓶子的实际成本。但通

    常押金的金额远远低于成本价，两者之间的差额作为成本和利润的借

    方项目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这笔成本按瓶子的使用寿命均摊。

    举个例子，如果瓶子的造价是50美分，零售商付了10美分的押金，那

    么公司就损失了40美分，这40美分就会作为借方项目记录在资产负债

    表上，按照瓶子预估的使用寿命均摊。

    我到菲律宾后和百事可乐达成过一次押金涨价协议，因为当时恰

    逢通货膨胀，押金如果太低的话消费者就不愿意还瓶子了。百事可乐

    后来又来找我们，提议把押金价格提高到瓶子的实际成本以上。我这

    下全明白了，百事可乐是用押金在支撑利润，然后再用这笔多出来的

    钱和可口可乐打商战。后来百事可乐又提议押金涨价，我没有同意。

    这下游戏就可以结束了，他们那笔假利润一下子就蒸发了。有件事情

    我事先没有意识到，那就是押金价格每涨一次，百事可乐的地方管理

    人员就抬高一次瓶子的账面价格，这也包括原来被偷走的、废弃在野

    地里的那些瓶子。百事可乐炫耀自己经营有方，获得了很高的利润。

    百事可乐这样做其实已经从自己的利润中抽掉了8500万美元，这笔钱

    一部分和墨西哥的市场也有关系，他们在那边也在搞同样的把戏。最

    终，百事可乐的这一拨管理团队被集体换掉，然后百事可乐决定把押

    金的价格再次降下来。这就等于从持有他们包装瓶的经销商兜里掏

    钱。比如一个商人为每只瓶子支付了50美分押金，现在只能拿回25美

    分。这一下就惹恼了一大批零售商。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我们不得已采取措施应对百事可乐的

    这次押金降价，否则零售商进货的时候百事可乐会有成本优势，因为

    押金降低了，零售商支付的现款就相应较少。为了让这些商人高兴，我们决定对他们此前的库存瓶子按照原价进行回收。他们原来支付了

    50美分，还瓶子的时候我们就退给他们50美分，这些旧瓶子不按最新

    的低价回收。仅此一项，我们公司就赔了100万美元。这可不是个小数

    目，当时我们一年的利润才200万美元。但这个决策增加了市场上对百

    事可乐的敌视心理，百事可乐从此在经销商那里失去了诚信。我们的

    销售额得到了提升，一年之内就将损失的100万美元赚了回来。这件事

    情还要归功于我的菲律宾籍财务主管奇托·孔萨尔维斯，是他根据我

    们所占的市场份额给了我合理的建议。最终，我们赢在了信誉上。

    百事可乐的另外一大失误是没有与可口可乐争夺棉兰老岛的市

    场。由于可口可乐独霸棉兰老岛市场，就可以卖高价，把赢得的利润

    转而用来对付马尼拉市场的百事可乐。在马尼拉市场，当时可口可乐

    以1∶4落后于百事可乐，这意味着他们在用4美元应对我们投入的1美

    元。如果他们在棉兰老岛也采用同样的策略，那么就卡死了我们利润

    最高的市场。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百事可乐从来没有真正对棉兰

    老岛的市场发起过挑战。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

    到了1983年，可口可乐开始在整个菲律宾市场领先了。这是可口

    可乐有史以来在主要战场上打得最快的逆转战役。与此同时，马科斯

    政权日趋衰落，国内抗议之声一浪高过一浪，政治动荡加剧。有一

    次，我在马卡迪的金融区从抗议人群中穿过，亲眼看到一台打字机险

    些砸在马尼拉市市长的头上。当时那位市长正站在讲台上演讲，打字

    机从17层的窗户里被扔了出来。

    局势的动荡对菲律宾的外资企业产生了不良影响，但可口可乐却

    继续压制着百事可乐，利润还在稳步上升。我们在马尼拉又新建了一

    处装瓶厂，同时还对另外4处工厂进行了大幅度的技术提升。我们装瓶

    公司的质量等级从原来的29分一下子跃升到90分。到了1985年，我们

    的质量指数追平了世界的平均值。

    在这段时间，我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卡拉从蒙台梭利学校

    转到了马尼拉的英国学校就读，目的是把她的菲律宾腔英语改成英国

    口音。每逢周末，我们就会去美丽的海滩度假村，尤其喜欢去玛雅玛

    雅，那里有聂帕榈小屋，地板是竹子的，还可以领略浩瀚中国南海的

    壮丽景观。趁着日元兑美元升值的机会，我们买了一艘快艇，有了它

    我们就可以沿着海岸游玩，用它学划水，日子过得开心极了。

    我来菲律宾工作得到过20万美元的奖金，我们用这笔钱在法国买

    下了我们的第一幢房子。这算占了个便宜，当时恰逢法国经济低迷，法郎疲软，于是我们就在乡下买了一座建于18世纪的住宅，墙是石头

    砌成的，有1英尺厚。房子后面是一大片森林。我们非常喜欢菲律宾，但是觉得应该在西方文化中有一处安居之所，到了暑假可以去那里度

    假，放松一下。我在马尼拉数不清有多少个连续工作超过15个小时的

    日子，让我觉得非常疲惫。

    在菲律宾工作期间，还有一件颇为劳神费力的事情，就是给菲律

    宾选美比赛做评委。评委会里有美国驻菲律宾的总领事和一些据说对

    女人身材颇有眼光的人。总领事和我还被邀请参加一档名为《两人一

    条路》(Two for the Road)的电视直播访谈节目，主持人是一位叫

    埃尔薇拉·马纳汉的记者。访谈的话题就是菲律宾的选美比赛以及我

    们对菲律宾女人的看法。没想到这个节目很火爆，第二年我们两人又

    接到了邀请。我答应到场，但坚持要坐在观众席中，不再以嘉宾的身

    份出现。但意外还是发生了，直播节目进行过程中，埃尔薇拉突然朝

    我们俩走来，在向观众介绍我们两人之后对我发问：“你个子这么

    高，怎么跟女人相处呀？”这是直播，我必须得说话。于是，我只好

    闪烁其词，说道：“我的妻子有5英尺11英寸高，所以我们在身高上非

    常般配。”但她并不满意，又问我：“不，我问的是你如何跟菲律宾

    女人相处。”

    我这个人有时候脑子反应太快，而且口无遮拦说话太直率，为此

    可没少惹上麻烦，这次就是一个大麻烦。“这不过是个看问题的角度

    而已，”我傻呵呵地笑着回道，“你说的是站立状态，如果躺下就不

    会有问题了。”

    第二天，我的电话就一直响个不停。有的人表示看到这个插曲觉

    得非常幽默，但也有些人对我大加指责，认为我作为可口可乐菲律宾

    装瓶厂的领军人物说话太不检点。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个大教训，从

    此以后我在公众场合讲话就注意多了。我们在菲律宾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之一就是观看了一次“精神治

    疗手术”。这种东西在菲律宾和巴西很常见。

    帕梅拉和我当时正在马尼拉酒店参加青年领袖俱乐部的会议，这

    是一个面向40岁以下企业总裁的会议。“精神治疗手术”则是整个会

    议的一个娱乐节目。

    我们聚集在一个灯光昏暗的房间里，与“外科医生”保持着安全

    的距离。我们之中有一个女性成员患了癌症，她躺在医生面前的一张

    床上，在这位“外科医生”的整个手术过程中没有手术刀和其他工

    具，只用双手完成，他开始用双手在患者的胃部摩擦。整个过程中患

    者都有意识，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痛感。几分钟之后，这位医生把一

    部分血液和组织从患者体内取出，倒在一个桶中，然后他告诉患者她

    的癌变部位已被取出，没有疤痕，只有被医生揉红的胃部。这是典型

    的魔术，虽然我听到很多人说这种治疗方式是靠谱的，甚至有人讲了

    自己经过治疗之后病症缓解的遭遇，但是我依然认为这种治疗方式其

    实就是精神力量战胜病魔的典型体现。

    跟我们一起观看这个手术的一个人，偷偷带走了一条沾染了血迹

    的毛巾，这个人便是那位患者的丈夫。他把这条毛巾带回美国经过测

    试，染色体被识别为人类血液，但因为时间太久无法辨别是否与他的

    妻子相匹配。但悲剧的是，这位患者的癌症并没有被治愈。

    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在马尼拉酒店遇到了菲律宾第一

    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她应邀参加了我们花花公子俱乐部的演出。

    (这个花花公子跟花花公子牌的鞋子毫无关系。)这是1985年唐纳德

    ·基奥和约翰·乔尔戈斯来访时发生的事情。

    那时，马科斯的一位助手但丁·科胡昂科买下了生力啤酒的控股

    权，挤走了索里亚诺思家族。在生力啤酒的第一次董事会上，科胡昂

    科表示要参加当晚举行的颁奖仪式和晚宴。

    结果，科胡昂科迟到了一个小时，还带着一群保镖。菲律宾人总

    是这样，可口可乐公司在总裁唐纳德的身边也安排了保镖。双方的保

    镖都警惕地盯着对方，因为他们手中都有枪。我们惴惴不安地在晚会

    上坐着。忽然，科胡昂科起身去接了一个电话，是伊梅尔达打来的，他邀请我们到总统府去。我们拒绝了，说正在参加一个颁奖晚会，脱

    不了身。于是，伊梅尔达表示她可以到我们的晚会上来。不一会儿，她就出现了，身后也跟着一群保镖。就这样，在场的有三队各为其主

    的安保人员。

    为了会见第一夫人，我们专门准备了一个单独的房间。伊梅尔达

    魅力四射，吸引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包括我的夫人帕梅拉以及唐纳德

    和乔尔戈斯的夫人。这个房间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化会议室，缺乏温馨

    的气氛。但因为伊梅尔达的出现，大家都变得兴奋起来。

    她先做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内容涉及菲律宾的局势和她丈夫

    的未来，尽管当时她丈夫病得很重，一年之后就被赶下了台。之后，伊梅尔达倒了半杯可口可乐、半杯生力啤酒，掺在一起并举杯，提议

    大家共祝两个企业合作愉快。虽然我并不情愿效仿她的样子，把两样

    美味的东西掺和在一起，味道都被毁掉了，但这确实展示了第一夫人

    的政治头脑。

    晚宴之后，我们说要到楼上的花花公子俱乐部里露个面。“我也

    去。”伊梅尔达情绪很高，因为她听说上面有场演出，主角是菲律宾

    的两位流行歌手费尔南德兹和马丁·尼埃维拉。这两位歌手都曾经出

    现在可口可乐的广告中。可问题是这两位主角已经表演完离开了，我

    只安排了他们的伴舞为销售经理们继续表演。由于担心那些女孩儿在

    场会引发第一夫人的误会，我只好千方百计地想办法，不让这些伴舞

    在俱乐部里与第一夫人碰面，之后我们才一起上了楼。我现在还保留

    着一张唐纳德和伊梅尔达上楼时的照片，他们俩身后站着花花公子俱

    乐部的巴尼。

    几分钟的工夫，有人往舞厅前排的地上扔了一把铁制的椅子。可

    口可乐、生力啤酒和伊梅尔达的三支护卫队同时举起了枪。想象一

    下，可口可乐的总裁、生力啤酒的大股东，还有菲律宾的第一夫人都

    在场，这要是发生一场枪战还了得。我一下子蒙了，觉得这回我的职

    业生涯真的要毁于一旦了。过了几秒钟，那些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