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利用 用药安全 疑难病防治——中医药博士论坛聚焦三大议题
日前，100多名中医药博士齐聚天津天士力交流展示中心，参加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博士学术研究分会主办的“第三届全国中医药博士论坛”。中华中医药学会博士学术研究分会自1997年成立以来，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千余名会员的中医药高层次学术团体，会员中的部分成员已经走上中国中医科学院及其他中医药研究机构、各中医药大学及医院的主要领导岗位，大部分成员已经成为所在单位和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此次新老博士济济一堂，共同就中医药界的热点问题，如珍稀濒危中药的可持续利用、中医药防治疑难疾病、构建中药用药安全体系等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1.珍稀濒危中药的利用与保护之惑
——博士观点：在保护中开发 在开发中保护“我国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生物多样性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北京师范大学中药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张文生博士的话引起了全体代表的思考。当前，甘草、冬虫夏草、红景天已经濒危，人参、霍山石斛的野生个体很难找到。
张文生分析导致部分中药资源珍稀濒危的主要原因时认为，对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认识不足，特别是无序、过度地开发及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了中药资源再生能力弱化。对中药资源的利用大于中药资源的产出，使许多种类趋于衰退或濒危灭绝。另外，物种本身脆弱的生物学特性，使一些中药材较易受内外因素的影响，从而限制了它们的生存和繁衍，导致物种自我更新困难，如狭窄的自然分布、生长缓慢、结实困难、种子休眠等。因此，就出现了“开发一种中药，濒危一个物种”的现象。
■单一保护难以为继多年来，生物资源的多样性和生态环境问题已是全球关注的热点，特别是个体数量少、生存受到威胁并濒临灭绝的中药的资源问题更是备受关注。目前，我国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国家贸易公约”，颁布了珍稀濒危动植物目录，禁止和限制了相关资源的药用和流通，如对虎骨、豹骨、犀角等已禁止药用和流通，对发菜、甘草等濒危中药资源已限制采挖等；我国还建立了大量的国家级保护区，使一大批生态系统和药用野生动植物得到了就地保护；野生人参、熊等引种栽培或驯养成功，证实了迁地保护也是降低中药资源濒危程度的有效手段；同时，缘于生物技术的发展，基因库、种质库、细胞库等的建立也为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保护提供了新的形式。但张文生指出，单靠政府或公益性组织的有限支持，单一保护而全面禁止开发利用珍稀濒危中药资源，这种为保护而保护的做法依然使这些珍稀濒危中药资源难以为继。事实上，禁止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相当于狭窄了我国传统中医药的文化意义和内涵，同时也剥夺了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作为资源的权利。无休止的抚育和禁猎模糊了药用动植物的自然死亡与非自然死亡，无形中造成了中药资源的浪费。
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中药名家金世元教授点评指出，那些治疗某些急性病、危重病疗效显著，又不可或缺，并且药源稀有难觅，价格较为昂贵的品种，称为名贵药材。名贵中药用之得当可效如桴鼓，拯救病人于垂危。因此，对名贵药材不能随便禁用或代用，否则将会使中医千百年来的临床用药精华减弱或消失，也就谈不上什么中医特色。如果临床再有此类危重病人，中医也就束手无策了。
张文生认为，以开发促扩繁，以扩繁促保护，合理利用是保护珍稀濒危物种的最好对策之一。只有持续合理利用和开发才能把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保护工作做大、做强、做久。
■利用与保护应相辅相承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植物研究所所长陈士林博士强调，“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就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引下，从实际出发，依靠富有远见的宏观调控政策、先进的经营管理机制，因地制宜确立中药资源发展战略与选择发展模式，合理利用中药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增强发展后劲，确保当代人及其后代人对中药资源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的发展。即当代人对中药资源的利用，不应使后代人正常利用中药资源的权利受到影响和破坏。只要当代人的社会经济活动不超过中药资源的承载能力，便可达到中药资源的永续利用。
通过对我国中药资源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陈士林指出，我国中药资源的利用和保护还处在比较原始、粗放的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应结合我国实际制定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体系，包括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体系、保护与监控体系、合理开发利用体系及评价指标体系等。
张文生则认为，应确立自然资源“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总原则。
只有有利用的保护才是积极主动的保护，也才是真正的保护；只有保护，没有利用，是不可能保护好野生中药资源的。他指出，对不同濒危等级的中药资源，应实行不同的“准入制度”和“数量制度”，即可以避免滥采滥杀、破坏资源，同时也能很好地实现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人类健康事业服务，也为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寻找新的跳跃平台。
2.中药安全使用面临挑战
——博士观点：加强宣传 加大投入 加深研究近年来，中药不良反应病例报告数量和涉及药品品种数量均明显增多。今年年初鱼腥草注射液不良反应事件的发生，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中药用药安全问题。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张力博士指出，我国中药不良反应监测工作起步较晚，与化学药相比面临更多的问题和困难：目前对于中药不良反应的认识存在片面性；
与化学药相比，中药本身和使用也存在其特殊性，因此中药不良反应的鉴别和监测也更加困难；与此同时，现在的监测体系不完全符合中药不良反应特点。
■利用新技术控制质量解放军302医院全军中药研究所所长肖小河博士认为，中药不良反应不断增多既是中药本身的原因，更是对中药认识的偏颇和中药制用过程不当的必然后果。
因此，应建立和健全中药不良反应监测机制和不良反应研究方法体系与技术平台。
通过比较分析中药、化学合成药与生物制剂质量管理模式异同点，结合近年来开展的中医药生物热力学研究进展，肖小河提出了中药质量管理新模式的构想，引起了代表们的关注。他指出相对于化学合成药来说，中药与生物制剂在物质组成形式、质量控制模式等方面具有更大相似性，中药质量管理模式应“接轨”生物制剂而不是“迎合”化学合成药，融汇生物热力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构建主要基于生物热活性检测的仿生物制剂的中药质量控制与评价模式，将为建立更加行之有效的中药质量管理模式提供可能，也将为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提供新的技术平台。
■增加投入 强强合作张力认为，现阶段中药不良反应监测的范围和工作重点为中药注射剂、有毒中药材、已上市的新药和中西复方制剂。应建立健全中药不良反应监测体系，加强基础建设，完善自发报告系统，规范中药不良反应病例报告的评价方法，建立健全中药严重不良事件跟踪调查制度。
针对目前人们对中药不良反应的片面认识，张力认为应进一步加强宣传，使广大公众全面客观地看待中药不良反应，加强与中药不良反应相关的基础研究，积极与国外进行草药安全性有关信息的交流与合作，以增进理解和沟通。为继续深入地开展中药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应建立健全符合中药特点的监测方法和监测价格政策体系，不能照搬化学药的不良反应监测方法，并积极推进上市后再评价制度，利用符合中药不良反应特点的其他监测方法(如集中监测，处方事件监测等)弥补目前自发报告系统的不足。为从根本上解决中药不良反应问题，张力主张国家应加大投入，多部门合作，组织专项科研课题积极开展相关基础研究。
3.疑难疾病防治走向何方
——博士观点：加强基础研究 建立评价标准尽管中医药在治疗某些疑难疾病方面收到了较为理想的临床疗效，但是，由于这类疾病发病原因和病变环节复杂，中药又是由多种药物、多种有效成分构成的复方，每种中药或中药有效成分作用于疾病的哪些环节，复合中药或中药的复合成分对疾病是否有综合的改善作用等尚未搞清，因而影响了国际主流医学对中医药有效性的认同，限制了中医药的普及和发展。参加此次论坛的博士们，报告了利用各种先进技术和方法，进行中医药对疑难病作用基础研究的新思路。
■基础研究做深做透北京大学医学部天士力微循环研究中心主任韩晶岩博士报告了他们应用可视化、连续性、动态的微循环研究方法结合组织学、组织化学、电镜、扫描电镜、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原因引起的微循环障碍的发生过程，以及中药成分、单味中药、中药有效成分对微循环障碍的作用靶点进行了系统研究。该项研究证实了复方丹参滴丸通过抑制血管壁的过氧化物和白细胞与血管壁的黏附、白蛋白漏出、肥大细胞脱颗粒等环节，改善了再灌注后的微循环障碍，并证实了丹参、三七及丹参、三七各主要成分的作用机制。由于研究系统、深入，相关研究论文均被SCI收录。
此外，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的李健博士利用形态学研究方法，观察了复方鳖甲软肝片对酒精性肝病大鼠肝脏微循环的影响；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程伟博士从细胞周期调控角度探讨了益气活血方防治球囊损伤血管狭窄的机理；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解剖学系的胡琴博士进行了养血清脑颗粒对沙鼠慢性缺血再灌注后脑神经保护作用的研究等。这些都展现了从事中医药研究的博士们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深入程度。
■评价标准做详做实如何科学地总结群体经验，开展多中心协作，继承和发展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和实践，提出比较客观的、可计量的、重复性好的中医诊疗标准，是近年来研究的重点。
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李平博士认为，以数据为导向的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个体诊疗临床研究模式，是在充分比较中医与西医两种体系不同特色，分析总结中医学形成、发展历史和方法的基础上，提出的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型研究模式，是实现中医现代化和利用现代高新技术手段开展临床研究的有效途径。在实际研究中，他们利用电子健康记录中国际前沿的结构化技术，开发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临床信息采集系统，以临床科研一体化为原则，保障该系统将真实信息转储为结构化数据供科学研究分析，同时生成文档用于临床医疗记录；并在形成临床研究数据库基础上，经临床与计算机专家讨论建立包括病、症、证、法、方、药、量、效等多主题的数据仓库，实现联机在线研究结果展示；同时，合理选用数据挖掘诸如聚类分析、关联规则、决策树分析等方法多途径地开展以数据为导向、人机结合的中医辨证论治规律等临床研究，将数据的潜规则与中医学原理及临床经验相结合，即干性研究与湿性研究相交替的复杂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他们对中风病的研究显示，中风病证候在不同时段的组合规律随时间推移动态演变，随病程、证候种类、权重发生变化。综合分析显示，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在不同时点与多个证候要素呈正相关。
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中医大内科主任高颖博士介绍了她们研究的中风病临床信息采集系统。该系统对发病14天四诊信息进行动态观察，通过分析发病不同时点四诊信息疗效评价指标、发病不同时点证候要素及发病不同时点西医疗效评价指标等，从而规范中医四诊信息的名词术语，并筛选脑病相关的中医四诊信息，从而制定了中医四诊信息采集的标准规范，并建立了中医药临床诊疗术语等标准规范。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院长王阶博士运用信息熵的相关度对血瘀证临床诊断数据进行了分析，从数据中发现各症状间的相关性，在诊断血瘀证时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研究发现，与文献检索相比较，所得结果基本一致，成功地将古代文献用于现代临床验证，完善了临床血瘀证的诊断标准。王阶博士指出，应用信息熵等数据挖掘技术，摸索出中医定量诊断的新方法将有可能带来中医定量诊断研究的突破。
文/本报记者 崔昕(崔昕)
1.珍稀濒危中药的利用与保护之惑
——博士观点：在保护中开发 在开发中保护“我国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生物多样性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北京师范大学中药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张文生博士的话引起了全体代表的思考。当前，甘草、冬虫夏草、红景天已经濒危，人参、霍山石斛的野生个体很难找到。
张文生分析导致部分中药资源珍稀濒危的主要原因时认为，对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认识不足，特别是无序、过度地开发及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了中药资源再生能力弱化。对中药资源的利用大于中药资源的产出，使许多种类趋于衰退或濒危灭绝。另外，物种本身脆弱的生物学特性，使一些中药材较易受内外因素的影响，从而限制了它们的生存和繁衍，导致物种自我更新困难，如狭窄的自然分布、生长缓慢、结实困难、种子休眠等。因此，就出现了“开发一种中药，濒危一个物种”的现象。
■单一保护难以为继多年来，生物资源的多样性和生态环境问题已是全球关注的热点，特别是个体数量少、生存受到威胁并濒临灭绝的中药的资源问题更是备受关注。目前，我国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国家贸易公约”，颁布了珍稀濒危动植物目录，禁止和限制了相关资源的药用和流通，如对虎骨、豹骨、犀角等已禁止药用和流通，对发菜、甘草等濒危中药资源已限制采挖等；我国还建立了大量的国家级保护区，使一大批生态系统和药用野生动植物得到了就地保护；野生人参、熊等引种栽培或驯养成功，证实了迁地保护也是降低中药资源濒危程度的有效手段；同时，缘于生物技术的发展，基因库、种质库、细胞库等的建立也为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保护提供了新的形式。但张文生指出，单靠政府或公益性组织的有限支持，单一保护而全面禁止开发利用珍稀濒危中药资源，这种为保护而保护的做法依然使这些珍稀濒危中药资源难以为继。事实上，禁止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相当于狭窄了我国传统中医药的文化意义和内涵，同时也剥夺了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作为资源的权利。无休止的抚育和禁猎模糊了药用动植物的自然死亡与非自然死亡，无形中造成了中药资源的浪费。
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中药名家金世元教授点评指出，那些治疗某些急性病、危重病疗效显著，又不可或缺，并且药源稀有难觅，价格较为昂贵的品种，称为名贵药材。名贵中药用之得当可效如桴鼓，拯救病人于垂危。因此，对名贵药材不能随便禁用或代用，否则将会使中医千百年来的临床用药精华减弱或消失，也就谈不上什么中医特色。如果临床再有此类危重病人，中医也就束手无策了。
张文生认为，以开发促扩繁，以扩繁促保护，合理利用是保护珍稀濒危物种的最好对策之一。只有持续合理利用和开发才能把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保护工作做大、做强、做久。
■利用与保护应相辅相承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植物研究所所长陈士林博士强调，“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就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引下，从实际出发，依靠富有远见的宏观调控政策、先进的经营管理机制，因地制宜确立中药资源发展战略与选择发展模式，合理利用中药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增强发展后劲，确保当代人及其后代人对中药资源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的发展。即当代人对中药资源的利用，不应使后代人正常利用中药资源的权利受到影响和破坏。只要当代人的社会经济活动不超过中药资源的承载能力，便可达到中药资源的永续利用。
通过对我国中药资源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陈士林指出，我国中药资源的利用和保护还处在比较原始、粗放的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应结合我国实际制定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体系，包括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体系、保护与监控体系、合理开发利用体系及评价指标体系等。
张文生则认为，应确立自然资源“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总原则。
只有有利用的保护才是积极主动的保护，也才是真正的保护；只有保护，没有利用，是不可能保护好野生中药资源的。他指出，对不同濒危等级的中药资源，应实行不同的“准入制度”和“数量制度”，即可以避免滥采滥杀、破坏资源，同时也能很好地实现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人类健康事业服务，也为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寻找新的跳跃平台。
2.中药安全使用面临挑战
——博士观点：加强宣传 加大投入 加深研究近年来，中药不良反应病例报告数量和涉及药品品种数量均明显增多。今年年初鱼腥草注射液不良反应事件的发生，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中药用药安全问题。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张力博士指出，我国中药不良反应监测工作起步较晚，与化学药相比面临更多的问题和困难：目前对于中药不良反应的认识存在片面性；
与化学药相比，中药本身和使用也存在其特殊性，因此中药不良反应的鉴别和监测也更加困难；与此同时，现在的监测体系不完全符合中药不良反应特点。
■利用新技术控制质量解放军302医院全军中药研究所所长肖小河博士认为，中药不良反应不断增多既是中药本身的原因，更是对中药认识的偏颇和中药制用过程不当的必然后果。
因此，应建立和健全中药不良反应监测机制和不良反应研究方法体系与技术平台。
通过比较分析中药、化学合成药与生物制剂质量管理模式异同点，结合近年来开展的中医药生物热力学研究进展，肖小河提出了中药质量管理新模式的构想，引起了代表们的关注。他指出相对于化学合成药来说，中药与生物制剂在物质组成形式、质量控制模式等方面具有更大相似性，中药质量管理模式应“接轨”生物制剂而不是“迎合”化学合成药，融汇生物热力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构建主要基于生物热活性检测的仿生物制剂的中药质量控制与评价模式，将为建立更加行之有效的中药质量管理模式提供可能，也将为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提供新的技术平台。
■增加投入 强强合作张力认为，现阶段中药不良反应监测的范围和工作重点为中药注射剂、有毒中药材、已上市的新药和中西复方制剂。应建立健全中药不良反应监测体系，加强基础建设，完善自发报告系统，规范中药不良反应病例报告的评价方法，建立健全中药严重不良事件跟踪调查制度。
针对目前人们对中药不良反应的片面认识，张力认为应进一步加强宣传，使广大公众全面客观地看待中药不良反应，加强与中药不良反应相关的基础研究，积极与国外进行草药安全性有关信息的交流与合作，以增进理解和沟通。为继续深入地开展中药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应建立健全符合中药特点的监测方法和监测价格政策体系，不能照搬化学药的不良反应监测方法，并积极推进上市后再评价制度，利用符合中药不良反应特点的其他监测方法(如集中监测，处方事件监测等)弥补目前自发报告系统的不足。为从根本上解决中药不良反应问题，张力主张国家应加大投入，多部门合作，组织专项科研课题积极开展相关基础研究。
3.疑难疾病防治走向何方
——博士观点：加强基础研究 建立评价标准尽管中医药在治疗某些疑难疾病方面收到了较为理想的临床疗效，但是，由于这类疾病发病原因和病变环节复杂，中药又是由多种药物、多种有效成分构成的复方，每种中药或中药有效成分作用于疾病的哪些环节，复合中药或中药的复合成分对疾病是否有综合的改善作用等尚未搞清，因而影响了国际主流医学对中医药有效性的认同，限制了中医药的普及和发展。参加此次论坛的博士们，报告了利用各种先进技术和方法，进行中医药对疑难病作用基础研究的新思路。
■基础研究做深做透北京大学医学部天士力微循环研究中心主任韩晶岩博士报告了他们应用可视化、连续性、动态的微循环研究方法结合组织学、组织化学、电镜、扫描电镜、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原因引起的微循环障碍的发生过程，以及中药成分、单味中药、中药有效成分对微循环障碍的作用靶点进行了系统研究。该项研究证实了复方丹参滴丸通过抑制血管壁的过氧化物和白细胞与血管壁的黏附、白蛋白漏出、肥大细胞脱颗粒等环节，改善了再灌注后的微循环障碍，并证实了丹参、三七及丹参、三七各主要成分的作用机制。由于研究系统、深入，相关研究论文均被SCI收录。
此外，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的李健博士利用形态学研究方法，观察了复方鳖甲软肝片对酒精性肝病大鼠肝脏微循环的影响；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程伟博士从细胞周期调控角度探讨了益气活血方防治球囊损伤血管狭窄的机理；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解剖学系的胡琴博士进行了养血清脑颗粒对沙鼠慢性缺血再灌注后脑神经保护作用的研究等。这些都展现了从事中医药研究的博士们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深入程度。
■评价标准做详做实如何科学地总结群体经验，开展多中心协作，继承和发展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和实践，提出比较客观的、可计量的、重复性好的中医诊疗标准，是近年来研究的重点。
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李平博士认为，以数据为导向的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个体诊疗临床研究模式，是在充分比较中医与西医两种体系不同特色，分析总结中医学形成、发展历史和方法的基础上，提出的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型研究模式，是实现中医现代化和利用现代高新技术手段开展临床研究的有效途径。在实际研究中，他们利用电子健康记录中国际前沿的结构化技术，开发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临床信息采集系统，以临床科研一体化为原则，保障该系统将真实信息转储为结构化数据供科学研究分析，同时生成文档用于临床医疗记录；并在形成临床研究数据库基础上，经临床与计算机专家讨论建立包括病、症、证、法、方、药、量、效等多主题的数据仓库，实现联机在线研究结果展示；同时，合理选用数据挖掘诸如聚类分析、关联规则、决策树分析等方法多途径地开展以数据为导向、人机结合的中医辨证论治规律等临床研究，将数据的潜规则与中医学原理及临床经验相结合，即干性研究与湿性研究相交替的复杂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他们对中风病的研究显示，中风病证候在不同时段的组合规律随时间推移动态演变，随病程、证候种类、权重发生变化。综合分析显示，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在不同时点与多个证候要素呈正相关。
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中医大内科主任高颖博士介绍了她们研究的中风病临床信息采集系统。该系统对发病14天四诊信息进行动态观察，通过分析发病不同时点四诊信息疗效评价指标、发病不同时点证候要素及发病不同时点西医疗效评价指标等，从而规范中医四诊信息的名词术语，并筛选脑病相关的中医四诊信息，从而制定了中医四诊信息采集的标准规范，并建立了中医药临床诊疗术语等标准规范。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院长王阶博士运用信息熵的相关度对血瘀证临床诊断数据进行了分析，从数据中发现各症状间的相关性，在诊断血瘀证时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研究发现，与文献检索相比较，所得结果基本一致，成功地将古代文献用于现代临床验证，完善了临床血瘀证的诊断标准。王阶博士指出，应用信息熵等数据挖掘技术，摸索出中医定量诊断的新方法将有可能带来中医定量诊断研究的突破。
文/本报记者 崔昕(崔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