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与黑暗的故事(以)奥兹(Oz,A.)著；钟志清译.—南京：译林

    出版社，2007.8

    (21世纪外国文学大奖丛书)

    书名原文：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

    ISBN 978-7-5447-0295-9

    Ⅰ.爱… Ⅱ.①奥… ②钟… Ⅲ.①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Ⅳ.①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99471号

    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 by Amos Oz

    Copyright ? 2002 by Amos Oz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eborah Owen Lt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07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04—180号

    书 名 爱与黑暗的故事

    作 者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译 者 钟志清

    责任编辑 施梓云

    原文出版 Keter Publishing House Ltd.Jerusalem,2004(希伯来文版)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字 数 472千

    版 次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295-9目录

    中文版前言

    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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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后记中文版前言

    阿摩司·奥兹

    假如你一定要我用一个词形容我书中所有的故事，我会说：家庭。

    要是你允许我用两个词形容，我会说：不幸的家庭。要是你耐住性子听

    我用两个以上的词来形容，那就请你坐下来读我的书。

    在我看来，家庭是世界上最为奇怪的机构，在人类发明中最为神

    秘，最富喜剧色彩，最具悲剧成分，最为充满悖论，最为矛盾，最为引

    人入胜，最令人为之辛酸。因此，我主要描写单一的主题，不幸的家

    庭。

    我写《爱与黑暗的故事》以揭示一个谜：聪慧、慷慨、儒雅、相互

    体谅的两个好人——我父母——怎么一同酿造了一场悲剧？怎么竟是如

    此怪诞的方程式，也许好和好相加等于坏？

    我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没有找到谜底。《爱与黑暗的故事》的

    读者，若是你希望在读过五百多页之后发现究竟是谁犯下罪愆，那么最

    好去读别的书。

    有些人撰写回忆录或自传，开脱自己，证明自己的敌人有罪；或者

    证明作家本人一贯正确，其反对派永远错误；或证明作家是一个出色的

    人，倘若他并不出色，便会归咎于可怕的童年及其令人生厌的双亲，那

    么无人可以期待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

    这种痕迹，你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丝毫也找不到。我并非写书

    向我的父母清算，也不是驱除我家庭和童年时代的恶魔。我来告诉你某

    些充满悖论的东西：我的童年是悲剧性的——但一点也不悲惨；相反，我拥有一个丰富、迷人、令人满足而又完美的童年，尽管为此我付出了

    高昂代价。我并非写书向父母告别。相反，当我觉得看见父母仿佛看见子女，看见祖父母仿佛看见孙儿孙女时才开始写。确实，在家庭悲剧发生之

    际，我父母比我两个女儿现在的年龄还要年轻。因此我可以以父母之父

    母的身份写这部书，怀着怜悯、幽默、哀伤、讽刺，以及好奇、耐心和

    同情。

    我写此书把死人请到家中做客。此次，我是主人，而他们，死者，则是客人。请坐。请喝杯咖啡。吃蛋糕吗？也许吃片水果？我们必须交

    谈。我们有许多话要说。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你们。毕竟，在那些年，在

    我的童年时代，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一次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没

    有谈论过你们的过去，也没有谈论过你们单恋欧洲而永远得不到回报的

    屈辱，没有谈论过你们对新国家的幻灭之情，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梦想和

    梦想如何破灭，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感情和我的感情、我对世界的感情，没有谈论过性、记忆和痛苦。我们在家里只谈论怎样看待巴尔干战争，或当前耶路撒冷形势，或莎士比亚和荷马，或马克思和叔本华，或坏了

    的门把手、洗衣机和毛巾。

    那么请坐下，亲爱的死者，跟我说说以前你们从未向我说起的东

    西，我也会讲述以前不敢向你们讲述的东西。之后，我将把你们介绍给

    我的夫人和孩子，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你们。如果他们和你们相互

    之间了解一些或许是件好事。而后你们结束来访，将会离去。你们不会

    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只是要常来看看坐上一会儿，而后离去。

    不，《爱与黑暗的故事》既非回忆录，又非传记，它是一个故事。

    比如，当我写父母的卧室，写我父母的父母，甚至父母、祖父母的卧

    室，我当然不能以研究为依据进行写作。我只能问询我的基因和染色

    体：亲爱的基因，请把死者的秘密告诉我。基因向我讲述了一切，事无

    巨细——毕竟我的基因与他们的相同。

    我的家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来到以色列。《爱与黑暗的故事》反

    映了他们在新家园的生活情形，同当时统治那片土地的英国人、同后来试图毁灭以色列国的阿拉伯人抗争。它并非一部黑白分明的小说，而是

    将喜剧与悲剧、欢乐与渴望、爱与黑暗结合在了一起。

    他们对欧洲充满失望的爱。如果要我们评判希伯来文学，便可以得

    出这样一个结论：以色列全然充满了渴望、创伤、侮辱、梦魇、历史性

    的希望和单恋——单恋欧洲，或单恋东方，单恋圣经时代的乌托邦，或

    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或小资产阶级乌托邦。我父母和我全部家人都是

    欧洲人，他们是热诚的亲欧人士，可以使用多种语言，倡导欧洲文化和

    遗产，推崇欧洲风光、欧洲艺术、文学和音乐。

    我父亲总是苦涩地打趣：三种人住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种是捷克人

    和斯洛伐克人，一种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第三种就是我们，犹太人。在

    南斯拉夫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也有南斯拉夫人

    ——然后是我们，犹太人。

    许多年过去后，我才理解在这连珠妙语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悲哀、痛苦、伤心和单恋。

    我父亲可以读十六种语言，讲十一种语言，我母亲讲五到六种语

    言，但他们非常严格，只教我希伯来语。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们不

    想让我懂任何欧洲语言。也许他们害怕，即使我只懂一门欧洲语言，一

    旦长大成人，欧洲致命的吸引力就会诱惑我，使我如中花衣魔笛手的魔

    法而前往欧洲，在那里遭到欧洲人杀害。

    整个童年，父母都在告诉我，我们的耶路撒冷成为真正城市的那一

    天将会来临，不是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而是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不理

    解，也不能理解，他们所说的“真正城市”是什么意思。像我那样的小孩

    不知道其他城市，即便特拉维夫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而今，我理解了，家人所说的“真正城市”是指城中央有小河潺潺，各式小桥横跨其上：巴洛克式小桥，或哥特式小桥，或新古典式小桥，或诺曼式的小桥或斯拉夫式的小桥。我将告诉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犹太人和欧洲人的对话尚未结束，万万不能结束。我们有许多东西要探讨，我们确实有许多东西需要争

    论。我们有理由痛心，有理由愤怒，但是更新我们和欧洲谈话的那一刻

    已经来临——并非在政治层面。我们需要谈论现在与未来，也应该深入

    谈论过去，但有个严格条件：我们始终提醒自己我们不属于过去，而是

    属于未来。

    我非常高兴能把这部作品奉献给中国读者。中国和以色列位于亚洲

    大陆的两端，代表着两种古老而深邃的文明，拥有许多共同之处，相互

    之间应该进一步加强了解。希望此书能够对以色列人—中国人之间进行

    的一场深层次谈话而尽一点绵薄之力。

    2007年6月19日于阿拉德译序

    钟志清

    当今以色列最富影响力的作家阿摩司·奥兹发表于2002年的自传体

    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一向被学界视为奥兹最优秀的作品，短短

    五年就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的译本。尤其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尼古拉

    斯·德朗士的英文译本在2004年面世后，这部作品更广泛地引起了东西

    方读者的兴趣，不仅促使奥兹一举夺得2005年“歌德文化奖”，又于2007

    年入围“国际布克奖”，最近还荣获了“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

    这部近六百页的长篇小说把主要背景置于耶路撒冷，以娓娓动人的

    笔调向读者展示出百余年间一个犹太家族的历史与民族叙事，抑或说家

    族故事与民族历史：从主人公“我”的祖辈和父辈流亡欧洲的动荡人生、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后的艰辛生计，到英国托管时期耶路撒冷的生活习

    俗、以色列建国初期面临的各种挑战、形形色色犹太文化人的心态、学

    术界的勾心斗角、邻里阿拉伯人一落千丈的命运、大屠杀幸存者和移民

    的遭际、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和拓荒者的奋斗历程，等等。内容繁复，思想深邃，它蕴积着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对历史、家园、民族、家庭、受

    难者命运(包括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等诸多问题的沉重思考。家庭与民

    族两条线索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相互交织，既带你走进一个犹太家

    庭，了解其喜怒哀乐，又使你走近一个民族，窥见其得失荣辱。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墙壁涂满“犹太佬，滚回巴勒斯

    坦”时，作品中的小主人公“我”(以作家为原型)的祖父母、外公外

    婆、父亲母亲就分别从波兰的罗夫诺和乌克兰的敖德萨来到了贫瘠荒芜

    的巴勒斯坦。这种移居与迁徙，固然不能完全排除传统上认定的犹太复

    国主义思想影响的痕迹，但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心灵轨迹不难看出，流亡

    者回归故乡的旅程有时是迫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无奈。这些在大流散

    中成长起来的犹太人，受到过欧洲文明的洗礼，他们心中的“应许之地”也许不是《圣经》中所说的“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古称)，而是欧

    洲大陆。在奥兹父母的心目中，“越西方的东西越有文化”，德国人——

    尽管有了希特勒——在他们看来比俄国人和波兰人更文化；法国人比德

    国人文化，而英国人在他们眼中占据了比法国人更高的位置；至于美

    国，他们说不准······他们所敬仰的耶路撒冷，不是在古老民族文明的象

    征——哭墙赫然、大卫塔高耸的老城，更不是在自己所生活的贫寒阴郁

    的世界，而是在绿荫葱茏的热哈维亚。那里花团锦簇，琴声悠扬，灯红

    酒绿，歌舞升平，宽宏大度的英国人与阿拉伯、犹太文化人共进晚餐，文化生活丰富。他们可以大谈民族、历史、社会、哲学问题，但难以表

    达私人情感，而且面临着巨大的语词缺失，因为希伯来语不是他们的母

    语，难免在表述时似是而非，甚至造成滑稽可笑的错误。

    就是在这种充满悖论的两难境地中，老一代犹太人，或者说历经过

    大流散的旧式犹太人(Old Jew)在巴勒斯坦生存下来。迫于生计，他

    们不得不放弃旧日的人生理想，不再耽于做作家和学者的梦幻，去务实

    地从事图书管理员、银行出纳、店铺老板、邮局工作人员、家庭教师等

    职业，并把自己的人生希冀转移到儿辈的肩头。

    儿辈，即作品中的“我”及其同龄人，出生在巴勒斯坦，首先从父母

    ——旧式犹太人那里接受了欧洲文化传统的熏陶。布拉格大学文学系毕

    业的母亲经常给小主人公讲述充满神奇色彩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启迪了

    他丰富的文学想象；父亲不断地教导他要延续家庭传承的链条，将来做

    学者或作家，因为“我”的伯祖约瑟夫·克劳斯纳乃著名的犹太历史学

    家、文学批评家。父亲本人通晓十几种语言，一心要像伯父那样做大学

    教授，但小主人公本人在时代的感召下，向往的却是成为一名拓荒者，成为新型的犹太英雄——他们皮肤黝黑、坚忍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

    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无畏、粗犷强

    健。这类新型的犹太英雄，便是以色列建国前期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们

    所标榜的希伯来新人(New Hebrew)。根据近年来社会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的研究成果，犹太复国主义

    被认作是以色列的内部宗教(civil religion)。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不仅

    是要给犹太人建立一个家园和基地，还要建立一种从历史犹太教和现代

    西方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不仅要从隔都

    (ghetto)即隔离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要从“西方的没落”中解放

    出来。一些理想主义者断言，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应该适应在当地占

    统治地位的中东文化的需要。因此，一切舶来的外来文化均要适应新的

    环境，只有那些在与本土文化的相互作用中生存下来的因素才可以生存

    下来。为实现这种理想，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从以色列还没有正式建国

    之时起便对新犹太国的国民提出了较高要求，希望把自己的国民塑造成

    以色列土地上的新人，代表着国家的希望。以色列建国前，这种新型的

    犹太人被称为“希伯来人”(实乃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同义语)，以色列建

    国后，被称作“以色列人”。

    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大流散”不光指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这一文

    化、历史现象，而且标志着与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相背离的一种价值观

    念。否定大流散文化的目的在于张扬拓荒者——犹太复国主义者文化。

    在否定大流散的社会背景下，本土以色列人把自己当作第三圣殿——以

    色列国的王子，在外表上崇尚巴勒斯坦土著贝督因人、阿拉伯人和俄国

    农民的雄性特征：身材魁梧、强健、粗犷、自信、英俊犹如少年大卫，与大流散时期犹太人苍白、文弱、怯懦、谦卑、颇有些阴柔之气的样子

    形成强烈反差。并且，他们应具有顽强的意志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面

    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英勇无畏，有时甚至不失为粗鲁，在战场上则勇敢抗

    敌，不怕牺牲。相形之下，大流散时期的犹太人，尤其是大屠杀幸存者

    则被视作没有脊梁、没有骨气的“人类尘埃”。

    要塑造一代新人，就要把当代以色列社会当成出产新型的犹太人

    ——标准以色列人的一个大熔炉，对本土人的行为规范加以约束，尤其

    是要对刚刚从欧洲移居到以色列的新移民——多数是经历过大屠杀的难民进行重新塑造。熔炉理念不仅要求青年一代热爱自己的故乡，而且还

    要和土地建立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足踏在大地。他们即使讲授《圣

    经》，也不是传授信仰或者哲学，而是要大力渲染《圣经》中某些章节

    里的英雄主义思想，讴歌英雄人物，使学生熟悉以色列人祖先的辉煌和

    不畏强暴的品德。这样一来，犹太民族富有神奇色彩的过去与犹太复国

    主义先驱者推重的现在，便奇异般结合起来了。在当时的教育背景下，有的以色列年轻人甚至把整个人类历史理解成“令犹太人民感到骄傲的

    历史，犹太人民殉难的历史，以及以色列人民为争取生存永远斗争的历

    史”。

    《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就有这样一个红色教育之家，那里也讲授

    《圣经》，但把它当成关于时事活页文选集。先知们为争取进步、社会

    正义和穷人的利益而斗争，而列王和祭司则代表着现存社会秩序的所有

    不公正。年轻的牧羊人大卫在把以色列人从腓力士人枷锁下解救出来的

    一系列民族运动中，是个勇敢的游击队斗士，但是在晚年他变成了一个

    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国王，征服其他国家，压迫自己的百姓，偷窃

    穷苦人的幼牡羊，无情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但是，在许多经历流亡

    的旧式犹太人眼中，尤其是一心想让儿子成为一名举世闻名的学者、成

    为家族中第二个克劳斯纳教授的父亲，把红色教育视为一种无法摆脱的

    危险，他决定在两种灾难中取其轻，把儿子送到一所宗教学校。他相

    信，把儿子变成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孩子并不可怕，因为无论如何，宗

    教的末日指日可待，进步很快就可以将其驱除，即使孩子在那里被变成

    一个小神职人员，但很快就会投身于广阔的世界中，而如果接受了红色

    教育，则会一去不返，甚至被送到基布兹[1]。

    生长在旧式犹太人家庭、又蒙受犹太复国主义新人教育的小主人公

    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那个时代教育思想的烙印。即使在宗教学校，他们也

    开始学唱拓荒者们唱的歌，如同“西伯利亚出现了骆驼”。对待欧洲难

    民，尤其是大屠杀幸存者的态度也折射出以色列当时霸权话语的影响：我们对待他们既怜悯，又有某种反感，这些不幸的可怜人，他们选择坐

    以待毙等候希特勒而不愿在时间允许之际来到此地，这难道是我们的过

    错吗？他们为什么像羔羊被送去屠宰却不组织起来奋起反抗呢？要是他

    们不再用意第绪语大发牢骚就好了，不再向我们讲述那边发生在他们身

    上的一切就好了，因为那边所发生的一切对他们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什么

    荣耀之事。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要面对未来，而不是面对过去，倘若

    我们重提过去的话，那么从《圣经》和哈斯蒙尼时代，我们肯定有足够

    的鼓舞人心的希伯来历史，不需要用令人沮丧的犹太历史去玷污它，犹

    太历史不过是堆沉重的负担。

    否定流亡、否定历史的目的是为了重建现在。在祖辈的故乡建立家

    园，这便触及到以色列犹太人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伴随着旧式犹太

    人的定居与新希伯来人的崛起，尤其是伴随着以色列的建国，众多巴勒

    斯坦人流离失所、踏上流亡之路，阿以双方从此干戈不断。借用美国学

    者吉姆拉斯-劳赫的观点，以色列犹太人具有深深的负疚感：为在两千

    年流亡和大屠杀时期听任自己遭受苦难负疚；为即使失去了古代信仰仍

    旧回到先祖的土地上负疚；为将穆斯林村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负疚。

    作为一部史诗性的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演绎出以色列建国前

    后犹太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和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再现了犹

    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从相互尊崇、和平共处到相互仇视、敌对、兵刃相

    见、冤冤相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出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拉伯民族

    主义者、超级大国等在以色列建国、巴以关系上扮演的不同角色。文本

    中的许多描写，均发人深省。限于篇幅，笔者不可能在此将此问题逐层

    展开，只想举些形象的例子：小主人公在三岁多曾经在一家服装店走

    失，长时间困在一间黑漆漆的储藏室里，是一名阿拉伯工友救了他，工

    友的和蔼与气味令他感到亲切与依恋，视如父亲；另一次是主人公八岁

    时，到阿拉伯富商希尔瓦尼庄园做客，遇到一个阿拉伯小姑娘，他可笑

    地以民族代言人的身份自居，试图向小姑娘宣传两个民族睦邻友好的道理，并爬树抡锤展示所谓新希伯来人的风采，结果误伤小姑娘的弟弟，可能造成后者终身残废。数十年过去，作家仍旧牵挂着令他铭心刻骨的

    阿拉伯人的命运：不知他们是流亡异乡，还是身陷某个破败的难民营。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就这样在挑战着犹太复国主义话语与以色列人的良

    知。

    希伯来教育模式也在倡导培养新人和土地的联系，对通过在田野里

    劳作而取得的成就予以奖励与表彰，那么令中国读者熟知的基布兹则成

    为新人与土地之间的桥梁之一。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奥兹的

    基布兹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何去何从》、《沙海无澜》等)

    中的许多人物，尤其是老一代拓荒者就是坚定不移，往往把给大地带来

    生命当作信仰，甚至反对年轻人追求学术，不鼓励他们读大学。但是受

    教育程度较高的欧洲犹太人具有较高的精神追求，对以色列建国前后恶

    劣的生存环境和贫瘠的文化生活感到不适。奥兹的父亲虽然不反对基布

    兹理念，认为它在国家建设中很重要，然而，坚决反对儿子到那里生

    活：“基布兹是给那些头脑简单身强体壮的人建的，你既不简单，也不

    强壮，你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一个个人主义者。你当然最好长大后

    用你的才华来建设我们亲爱的国家，而不是用你的肌肉。”而父亲的一

    个朋友，虽然对基布兹及新型农场坚信不移，主张政府把新移民统统送

    到那里，彻底治愈大流散与受迫害情结，通过在田间劳作，铸造成新希

    伯来人，然而却因自己“对阳光过敏”、妻子“对野生植物过敏”，永远地

    离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仅困扰着旧式犹太人，也在考验着新希伯来

    人。

    作品中的小主人公后来违背父命，到基布兹生活，并把姓氏从克劳

    斯纳改为奥兹(希伯来语意为“力量”)，表明与旧式家庭、耶路撒冷及

    其所代表的旧式犹太文化割断联系的决心，但是却难以像基布兹出生的

    孩子那样成为真正的新希伯来人：“因为我知道，摆脱耶路撒冷，并痛

    苦地渴望再生，这一进程本身理应承担苦痛。我认为这些日常活动中的恶作剧和屈辱是正义的，这并非因为我受到自卑情结的困扰，而是因为

    我本来就低人一等。他们，这些经历尘土与烈日洗礼、身强体壮的男

    孩，还有那些昂首挺胸的女孩，是大地之盐，大地的主人。宛如半人半

    神一样美丽，宛如迦南之夜一样美丽。”而我，“即使我的皮肤最后晒成

    了深褐色，但内心依然苍白”。从这个意义上说，小主人公始终在旧式

    犹太人与新型希伯来人之间徘徊，也许正因为这种强烈的心灵冲突，令

    他柔肠百转，不断反省自身，如饥似渴地读书，进而促使他成为一个伟

    大的作家。

    【注释】

    [1] 基布兹(kibbutz)，其希伯来语词根有“聚集”、“团体”之意，指以色列所特有的一种

    集体合作社区，人们在那里一起劳动，财产共有。基布兹建立于二十世纪初期，在以色列国家

    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今逐渐衰微。1

    我在楼房最底层一套狭小低矮的居室里出生，长大。父母睡沙发

    床，晚上拉开的床从墙这头摊到墙那头，几乎占满了他们的整个房间。

    早上起来，他们总是把床上用品藏进下面床屉里，把床垫翻过来，折

    拢，用浅灰床罩罩得严严实实，上面放几个绣花靠垫，夜间睡觉的所有

    痕迹于是荡然无存。他们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房间用作卧室、书房、阅读

    间、餐厅和客厅。

    对面是我的小绿屋，一个大肚子的衣橱占去了房间的一半。过道昏

    暗，狭仄而低矮，有点弯曲，像监狱里的逃跑地道，将两个小房间之间

    的简易厨房和厕所连接起来。囚禁在铁笼里的一只光线暗淡的灯泡，即

    使白天也向走廊投射出阴郁的微光。两个房间的前部都只有一扇窗子，窗子由金属遮帘护卫着，眯起眼睛使劲要看看东边的风景，然而看到的

    只是一棵布满尘埃的柏树，还有粗石垒就的矮墙。透过厨房和厕所后墙

    上的小窗口，可窥见一所小型监狱的院落，院子为高墙环绕，铺着水泥

    地面，栽在锈迹斑斑橄榄罐中的一棵没有神采的天竺，见不到一线阳

    光，正渐渐死去。所有的小窗台上，长年累月放着密封的腌黄瓜罐，还

    有一个有裂缝的花盆被用作花瓶，里面是棵顽固不化的仙人掌。

    实际上，这是一套地下室住房，是从小石山坡上挖出来的，是楼房

    的第一层。小山是紧挨着我们的邻居，一座沉重、内向、安静的邻居，苍老、忧郁的小山，具有单身男子的习性，总是一言不发，昏昏欲睡、孤高冷漠的小山，从来不吱吱拖动家具，不招待客人，不发出响声，不

    打扰我们，但是总从它和我们的共用墙渗到我们这边来，就像我们这个

    可怜居住区那轻微而执拗的霉味、阴冷暗淡的沉寂和潮湿。

    这样一来，即使在盛夏，我们家也会领略到一丝冬意。

    客人们会说，在热浪中，你们这里向来蛮舒服的，这么凉爽，清新，真的凉飕飕的，但你们冬天怎么受得了呢？潮气不会从墙上渗进来

    吗？冬天在这里不觉得有点沮丧吗？

    家里到处是书。父亲能用十六七种语言阅读，能说十一种语言(都

    带有俄语口音)。母亲讲四五种语言，能看懂七八种。当他们不想让我

    听懂他们的谈话时，便用俄语或波兰语交谈。(多数情况下不想让我听

    懂。当母亲偶尔当着我的面用希伯来语提到大种马时，爸爸便会愤怒地

    用俄语冲她咆哮：你这是怎么啦？没看见孩子就在那里吗？)出于文化

    方面的考虑，他们基本上读德语和希伯来语书，大概用意第绪语做梦。

    但是他们只教我希伯来语。也许他们害怕懂多种语言会使我受到奇妙而

    富有杀伤力的欧洲大陆的诱惑。

    按照父母的价值标准，越西方的东西越被视为有文化。虽然托尔斯

    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贴近他们的俄国人心灵，但我认为，德国人

    ——尽管有了希特勒——在他们看来比俄国人和波兰人更文化；法国人

    ——比德国人文化。英国人在他们眼中占据了比法国人更高的位置。至

    于美国人——他们还拿不准，毕竟那里在屠杀印第安人、抢劫邮政列

    车、淘金、骚扰女孩。

    欧洲对他们来说是一片禁止入内的应许之地，是人们所向往的地

    方，有钟楼，有用古石板铺设的广场，有电车轨道，有桥梁、教堂尖

    顶、遥远的村庄、矿泉疗养地、一片片森林、皑皑白雪和牧场。

    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农舍”、“牧场”、“养鹅女”等词语一直对我有

    着诱惑力，让我兴奋不已。它们具有真正舒适世界里的感官韵味，远离

    布满灰尘的白铁皮屋顶，远离满是废铁、鳍蓟的城市荒地，远离承受炎

    炎夏日重压的耶路撒冷那焦渴的山坡。我无数次喃喃自语“牧场”——我

    就能听到脖子上挂着小铃铛的母牛们的哞哞叫声，听到小溪的汩汩流

    水；我闭上双眼，就能看到赤脚的牧鹅女，在我什么都还不懂时，她的性感就让我落泪。

    一年年过去，我逐渐意识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人统治下的

    耶路撒冷是一座迷人的文化城市，有着伟大的商人、音乐家、学者和作

    家，例如马丁·布伯[1]

    、格肖姆·肖勒姆[2]

    和阿格农[3]

    ，以及许许多多杰

    出的研究者和艺术家。有时，当我们经过本—耶胡达街或者本—梅蒙大

    道时，爸爸会悄声对我说：“瞧，那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我不知道他

    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国际知名与两条瘦腿有关，因为正在被谈论的人大

    多上了年纪，用拐杖探路，两只脚跌跌撞撞，就连在夏天也穿着厚毛衣

    毛裤。

    我父母所景仰的耶路撒冷离我们的居住区十分遥远，是在绿荫葱茏

    的热哈维亚，那里花团锦簇，琴声悠扬；是在雅法或者本—耶胡达街上

    的三四家咖啡馆，那里悬挂着镀金枝形吊灯；是在牙买加或大卫王酒店

    里的大厅。在那里，追求文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与富有教养的英国人

    举止得体；在那里，富有梦幻、脖颈颀长的女子身穿晚礼服，在藏青西

    装笔挺的绅士怀中翩翩起舞；在那里，宽宏大度的英国人和犹太文化人

    或受过教育的阿拉伯人共进晚餐；在那里，举行独奏会、舞会、文学晚

    会、茶话会，以及赏心悦目的艺术座谈会。也许这样的耶路撒冷，和枝

    形吊灯与茶话会一道，只能出现在那些住在凯里姆亚伯拉罕街上的人们

    ——那些图书管理员、教师、职员和装订工人们的梦中。无论如何，它

    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居住的凯里姆亚伯拉罕区，属于契诃夫。

    多年后，当我阅读契诃夫时，确信他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万尼亚

    舅舅就住在我们楼上，萨莫连科医生在我发烧或得白喉时弯下腰，用宽

    大有力的双手为我做检查，患有习惯性偏头疼的拉耶夫斯基是妈妈的二

    表哥，我们在星期六晚上一起到民族宫礼堂听特里格林。

    的确，我们周围有着各式各样的俄国人，有许多托尔斯泰似的人

    物。有些人甚至长得就和托尔斯泰一模一样。当我在某本书封底看到一

    幅棕色的托尔斯泰画像时，确信自己已经在我们当中看见他很多次了：他沿着马拉哈伊大街闲逛，要么就是顺着欧发迪亚大街走去，头上没戴

    帽子，微风吹乱了他银白的胡须，如同先祖亚伯拉罕那样令人敬畏，他

    目光炯炯，用手里的树枝作拐杖，一件俄式衬衫罩在灯笼裤外，用根长

    绳系住腰身。

    我们附近托尔斯泰似的人物(父母称之为“托尔斯泰式奇科姆”)无

    一例外，是虔诚的素食主义者，对自然怀有深厚情感的世界改革者，追

    求符合道德准则生活者，热爱人类者，热爱世上一切生灵者，长期向往

    乡村生活者，向往在田野和橘园从事简朴农耕者。然而，他们连自己的

    盆栽植物都种不好：也许会把植物浇死，也许会忘记浇水。要不就得归

    咎于可恶的英式管理，用氯气对我们的水消毒。

    他们中有一些是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托尔斯泰式人物：饱尝

    折磨，喋喋不休，欲望备受压抑，对理念着迷。但是所有的人，无论托

    尔斯泰式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所有的人都居住在凯里姆亚伯

    拉罕，为契诃夫工作。

    世界的其余部分都被笼统地看作一个“大世界”。不过这个大世界也

    另有别称：开明，外在，自由，虚伪。我几乎只能从集邮册上认识这个

    大世界：但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乌班吉

    —沙里河、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湖。那个

    大世界是如此遥远、醉人、美轮美奂，但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危险，充满

    了威胁。它不喜欢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虽然聪明、机智、成功，但喧

    闹、粗鲁。它也不喜欢我们在以色列土地上所做的一切，因为它就连给

    我们这样一个由沼泽、卵石和沙漠组成的狭长地带都很勉强。在那个大

    世界里，所有的墙壁爬满涂鸦：“犹太佬，滚回你的巴勒斯坦去!”于是

    我们回到了巴勒斯坦，而现在整个大世界又朝我们叫嚷：“犹太佬，滚

    出巴勒斯坦!”

    不光整个世界是那么的遥远，就连以色列土地也十分遥远。在那

    里，在山那边，一种新型的犹太英雄正在涌现。他们皮肤黝黑，坚韧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与凯里姆亚伯拉罕的犹

    太人也完全不一样。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无畏，粗犷强健，在

    漫漫黑夜中结交，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在青年男女关系上也没有任何界

    限。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亚历山大爷爷有一次说：“他们认为

    将来这样的事情会很简单，小伙子只是到一个姑娘那里提出要求就行

    了，或许姑娘甚至连等都不等小伙子提出要求，自己就会向小伙子提出

    要求，就像讨杯水。”缺乏想象力的贝茨阿勒尔伯伯则带着克制的愤怒

    说道：“这些十足的布尔什维主义就这样把所有的神秘感都毁了？就这

    样把所有的情感都抹煞了？就这样把我们的整个生活变成了温吞

    水？”尼海米亚大叔从角落里突然冒出两句歌词儿，听起来像走投无路

    的野兽在咆哮：“啊，道路是如此的漫长曲折，越过高山，越过平原，啊，妈妈，我在热浪中、在风雪中寻找你，我思念你，可你越来越遥

    远，嗨勒嗨……”接着琪波拉用俄语说：“行了，行了。你们发疯了吗？

    孩子会听见你们说话的!”就这样他们说起了俄语。

    拓荒者们生活在加利利、沙龙平原和山谷里，不在我们的视野中。

    那些小伙子们粗犷热心，少言多思，姑娘们高大强壮，坦率自律，他们

    看起来什么都懂，什么都理解。他们了解你，了解你为何羞怯不安，他

    们依然深情、严肃，满怀敬意地待你，不把你当孩子，而是把你当成

    人，尽管是小一号的成人。

    在我眼中，这些男男女女的拓荒者强悍，认真，老成持重，他们会

    围坐在一起唱令人心碎的渴望之歌，唱讥讽嘲弄的歌，唱肆无忌惮的贪

    欲之歌；要么就是疯狂地跳舞，仿佛超越了肉体。但是他们也能够享受

    孤独与内省，能够露宿户外，睡帐篷，从事艰苦的劳作，唱着“我们总

    是整装待命”、“你的小伙子曾用犁铧带给你和平，而今他们用枪杆子带

    来和平”、“把我们派往哪里，我们就走向哪里”。他们能骑烈马，要么

    就是开履带宽宽的拖拉机。他们讲阿拉伯语，知晓每个山洞和每条幽谷，会打枪，会投手雷，而且还阅读诗歌和哲学。他们勤学好问，含而

    不露，就连在夜晚躺在帐篷里那短短的时间，也借着烛光低声地谈论着

    生活，谈论着在爱情与责任、民族利益与普遍正义之间所作的严酷抉

    择。

    有时，朋友和我一起去塔努瓦发货场看他们乘坐着装满农产品的货

    车，远远地从山那边来到这里，“身着工作服，脚登笨重的胶鞋”，我通

    常走到他们的近旁，吮吸干草的气息和远方飘来的醉人芬芳——那里，的确发生着巨变。那里，土地正在开垦，世界正在改革，那里正在建造

    着一个新型的社会。那里他们正在自然景观和史册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他们正在耕耘田地，种植葡萄园，他们正在谱写新的诗篇，他们正拿起

    枪支，骑上马背，还击进犯者，是他们把我们这些悲惨的躯体铸成了战

    斗的国民。

    我悄悄地梦见，他们有朝一日会把我一起带走。把我也铸造成战斗

    的国民。我的人生也变成了一首新歌，那人生纯净直白又简单，就像热

    天里的一杯水。

    在群山后的远方，是激动人心的城市特拉维夫。从那个地方给我们

    送来了报纸和关于戏剧、歌剧、芭蕾、卡巴莱的种种传闻，还有现代艺

    术、党派政治、激烈争端的反响，以及含含糊糊的流言蜚语。在特拉维

    夫有了不起的运动健将。那里有大海，大海里满是会游泳的古铜色皮肤

    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谁又会游泳呢？谁听说过游泳的犹太人？这些都是

    完全不同的基因。是一种突变，“像蝴蝶从虫蛹中奇妙地再生”。

    特拉维夫这个名字有一种特殊的魔力。我一听到“特拉维夫”这个

    词，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身穿藏蓝色男式背心、强健

    鲁莽的小伙子，古铜色皮肤，肩膀宽阔，一个诗人—劳动者—革命家，一个无所畏惧的小伙子，那种他们称之为“哈维尔曼”(非常容易相处的人)的人，鬈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破帽子，样子随意但撩人，嘴上叼着

    烟，在世界上无拘无束；他终日在田野里从事艰苦的劳作，要么就是使

    用研钵，晚上，他拉小提琴，夜间，他和姑娘们跳舞，要么就给她们唱

    充满深情的歌，皎洁的月光映衬着沙丘，黎明时分，他带上手枪或者轻

    机枪从掩体走出，潜入夜色之中，守护着房屋和田野。

    特拉维夫是那么的遥远!在我整个童年时代，我至多到特拉维夫去

    过五六次，我们偶尔到那里和姨妈们一起过节。不光是那时特拉维夫的

    日光与耶路撒冷的日光同今天相比有许多不同，而且连万有引力定律也

    截然不同。在特拉维夫人们走路的方式都不一样，他们健步如飞，如尼

    尔·阿姆斯特朗[4]

    在月球上飘浮。

    在耶路撒冷，人们走路的方式倒像是参加葬礼，要么就是像听音乐

    会迟到的人，先踮起脚尖，测试着地面，然后，一旦他们放下脚，就不

    急着前行了。我们等了两千年才在耶路撒冷找到了立足之地，实在不愿

    立刻离开。要是我们一抬脚，别人就会立刻把我们那一小块地方拿走。

    另一方面，你一旦把脚抬起，就不要急急忙忙地落下——谁知道你是不

    是有踩到蛇窝的危险呢。几千年来，我们为自己的冲动鲁莽付出了血的

    代价，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入敌人的魔爪，因为我们没看地方就落了脚。

    这多少就是耶路撒冷人的脚步吧。但是在特拉维夫，嗬!整座城市就像

    个大蚱蜢。人在腾腾跳动，房屋、街道、广场、海风、黄沙、林阴大

    道，甚至连天上的云彩都在跳动。

    一次，我们到特拉维夫去庆祝逾越节[5]

    之夜，第二天早早起来，大

    家都在睡觉，我穿上衣服，走出家门，独自到一个小广场去玩。小广场

    上有一两条长椅，一个秋千，一个沙坑，三四棵小树，鸟儿已经在上面

    叽叽喳喳了。几个月后过新年，我们又到特拉维夫旅行，那个小广场已

    经挪地方了。它同小树、长凳、沙坑、飞鸟和秋千一起被搬到了街道的

    另一头。我大吃一惊，我搞不懂本—古里安[6]

    和适时组成的行政管理机

    构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怎么回事？谁一下子把整个广场给搬走了？明天是不是该搬橄榄山？搬大卫塔？会不会把哭墙搬走？

    耶路撒冷人带着嫉妒、骄傲、羡慕和稍许一点信心谈论特拉维夫，仿佛特拉维夫是犹太民族一个至关重要的秘密规划，一个最好不宜过多

    谈论的规划，似乎隔墙有耳，处处潜伏着敌方间谍和特工人员。

    特拉维夫，大海，日光，蓝天，沙地，脚手架，林阴大道两旁的电

    话亭，一座正在兴建的新城，线条简单，在柑橘园和沙丘间崛起。不只

    是你买票乘坐埃格德公司公共汽车去旅行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个不同的

    大陆。

    我们多年来和特拉维夫的家人通过电话进行固定的联系。我们每隔

    三四个月给他们打一次电话，尽管我们和他们都没有安装电话。首先我

    们给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写信，信中写道，本月十九日星期三(星期三

    那天茨维在三点钟从健康诊所下班)，五点钟我们会从我们这里的小药

    店往他们那里的小药店打电话。信提前许久就发出了，我们等待着回

    复。姨妈哈娅和姨父茨维让我们放心，本月十九日星期三那天对他们绝

    对合适，他们当然会在五点钟之前就等在小药店里，要是我们五点钟没

    打成电话也不要着急，他们不会走开。

    我不记得我们是不是穿上最好的衣服去小药店给特拉维夫打电话，但要是穿了也不足为奇。那是一项隆重的使命。早在星期天，爸爸就对

    妈妈说：范妮娅，你记得这星期要给特拉维夫打电话吗？星期一妈妈会

    说，阿里耶，后天可别回来晚了，别把事情搞砸了。星期二，他二人对

    我说，阿摩司，千万别给我们弄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你听见了，不要生病，你听见了，别冻着，明天下午之前别摔跟头。头天晚上他们

    会对我说：早点睡吧，这样明天打电话时才会有力气，我不想让你被那

    边听上去像没吃饱饭似的。感情就这样酝酿出了。我们住在阿摩司街，离泽弗奈亚街上的小药

    店有五分钟的路，但是三点钟时，爸爸对妈妈说：

    “现在你别开始做什么新活计了，这样就不会把时间搞得紧巴巴

    的。”

    “我一点事也没有，可你，在读书呢，你可别忘得一干二净。”

    “我？我会忘？我一会儿就看一下表。阿摩司会提醒我的。”

    你瞧，我只有五六岁，已经承担了历史责任。我没有手表，也不可

    能有，所以每隔一会儿我就奔向厨房看看挂钟，接着我就会宣布，就像

    发射宇宙飞船倒计时那样：还有二十五分钟，还有二十分钟，还有十五

    分钟，还有十分半钟——那时我们就会起身，仔细地把前门锁好，走出

    家门。我们三人一行左转走到奥斯特先生的杂货店，右转到泽卡赖亚

    街，左转到马拉哈伊街，右转到泽弗奈亚街，径直走进小药店说：

    “您好啊，海涅曼先生，您怎么样？我们是来打电话的。”

    他当然知道，星期三我们会打电话给远方的特拉维夫，他也知道茨

    维在健康诊所上班，哈娅在劳动妇女同盟担任要职，伊戈尔长大要当运

    动员，他们是果尔达·迈耶森(即后来的果尔达·梅厄[7])和米沙·阔罗德

    尼的挚友，后者在这里被称作摩西·库勒[8]

    ，但我们还是会提醒他：“我

    们来给特拉维夫的亲戚打电话。”海涅曼先生会说：“行，当然可以。请

    坐。”接下来，他会给我们讲经常讲的一个有关电话的笑话：“一次，在

    苏黎世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旁屋里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可怕响声。

    伯尔·洛克[9]

    问哈兹菲尔德[10]

    出什么事了，哈兹菲尔德解释说，是鲁巴

    晓夫[11]

    同志在向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讲话。‘向耶路撒冷讲话，’伯尔

    ·洛克说，‘他怎么不用电话呢？’”

    爸爸会说：“我现在拨号。”妈妈说：“还早呢，阿里耶。离约定的

    时间还有好几分钟呢。”他会说，“没错，可接通也需要时间。”(那时还没有直拨电话。)妈妈说：“是啊，可我们一下子就接通该怎么办，他们还没到呢？”爸爸回答说：“若是那样的话，我们过会儿再试一次不

    就得了。”妈妈说：“不行，他们会担心的，他们会认为没接到我的电

    话。”

    就在他们争论不休的当口，时间差不多就五点钟了。爸爸拿起电话

    听筒，站在那里，对接线生说：“下午好，女士。请接特拉维夫

    648。”(要么就是诸如此类的话，我们还是处在三位数字的世界。)有

    时接线生会说：“请等几分钟，先生，邮电局长正在打电话。”要么是西

    顿先生，要么则是纳沙什维先生。我们有些紧张，因为不知道会出什么

    事，他们在那边会怎么想呢？

    我能够想象，这样一条单线把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连接在了一起，又通过特拉维夫与世界相连。倘若这条单线占线，实际上它总在占线，我们同世界的联系则被切断。这条线蜿蜒而去，穿越荒野和岩石，穿越

    小山和峡谷，我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我颤抖起来——要是野兽夜里

    来咬线会怎么样呢？要是坏人把电话线切断会怎么样呢？要是雨水渗进

    去会怎么样呢？要是着火会怎么样呢？天晓得。这条线曲曲弯弯，那么

    脆弱，没有人把守，遭受日晒，天晓得。我对架设这条线的人充满了感

    激，那么勇敢无畏，动作那么灵巧，从耶路撒冷往特拉维夫架条线，可

    不是件容易事。我从自己的体会中得知这件事有多难：一次我们从我住

    的房间向爱里亚胡·弗里德曼家拉条线，中间只隔着两家住户和一个花

    园，那是怎样的一个工程，要经过树、邻居、棚屋、篱笆墙、台阶、灌

    木。

    等了一会儿之后，爸爸确信邮电局长要么就是纳沙什维先生一定说

    完话了，于是就再次拿起听筒对接线生说：“请原谅，女士，请再给我

    接特拉维夫648。”她会说：“我记下来了，先生。请等一等。”(要么就

    是：“请耐心一点。”)爸爸说：“我等了，女士，等很正常，可别人也

    在电话那头等着呢。”他这样来对她加以礼貌的暗示，尽管我们是真正的文化人，但我们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我们很有修养，但我们不是好

    欺负的。我们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那种谁都能对犹太人为所欲为的想

    法，已经彻底结束了。

    接着，药店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响声总是那么激动人心，那

    是个奇妙的瞬间，谈话基本是这样的：

    “嗨，茨维？”

    “讲话。”

    “这是阿里耶，耶路撒冷的。”

    “是的，阿里耶，我是茨维，你们好吗？”

    “我们一切都好。我们在药店里给你们打电话。”

    “我们也是。有什么新情况吗？”

    “没什么新鲜的。你们那边呢，茨维？有什么情况吗？”

    “一切都好。没什么特别的。就那样呗。”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们这里也没有新情况。我们都挺好。你

    们呢？”

    “也挺好的。”

    “太棒了。现在范妮娅要和你们说话了。”

    还是那套：你好吗？有什么新情况吗？接着：“现在阿摩司要说几

    句。”

    那就是整个谈话。你好吗？挺好!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再聊天。很

    高兴跟你们聊聊。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写信约定下次打电话的时间。我

    们再聊。好啊。肯定要聊的。再见。希望不久的将来。再见。好好照顾自己。一切顺利。你们也是。

    但这不是开玩笑：生活靠一根细线维系。我现在明白，他们一点也

    不知道能否真的可以再次交谈，或许这就是最后一次，因为天晓得将会

    出什么事，可能会发生骚乱，集体屠杀，血洗，阿拉伯人可能会揭竿而

    起把我们全部杀光，可能会发生战争，可能会出现大灾难，毕竟希特勒

    的坦克从北非和高加索两面夹击，几乎要抵达我们的门口了，谁知道等

    待我们的会是什么。空洞无物的谈话实则并不空洞，只是笨拙罢了。

    那些谈话现在显示给我的则是，当时对他们——对所有的人，不光

    是对我的父母来说，表达个人情感多么艰难。对他们来说表达公共情感

    没有丝毫困难——他们是有情人，他们知道如何说话。啊哈，他们多会

    说话啊!他们能够连续三四个小时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谈论尼采、斯大

    林、弗洛伊德、杰伯廷斯基[12]

    ，能将所知道的一切倾囊而出，掬同情

    之泪，声调平板地论证殖民主义、反犹主义、正义、“农业问题”、“妇

    女问题”、“艺术对生活问题”，但是一旦他们要表达私人情感时，总是

    把事情说得紧张兮兮，干巴巴，甚至诚惶诚恐，这是一代又一代遭受压

    抑与否定的结果。事实上是双重否定，双重约束，就像欧洲资产阶级行

    为方式加强限制宗教犹太社区。似乎一切均遭到“禁锢”，或“不得如

    此”，或“不雅”的否定。

    除此之外，还有语词的巨大缺失。希伯来语仍旧不算足够自然的语

    言，它当然不是一门亲密语言，当你讲希伯来语时，难以知道说出之后

    的真正含义。他们从来不能确保说出来的事情不滑稽可笑，滑稽可笑是

    他们日里夜里所惧怕的。怕滑稽可笑真是怕死了。即使像我父母那样希

    伯来语好的人，也不能说完全掌握了希伯来语。为追求准确，他们讲话

    时放不开。他们经常改变主意，再次系统阐述刚刚说过的话。大概近视

    眼的司机就是这种感觉，深夜开着生车在陌生城市里试图驶出弯弯曲曲

    的小路。

    一个星期六(安息日)，妈妈的一个朋友前来看望我们，她是老师，名叫莉莉亚·巴—萨姆哈。每当客人在谈话时说“我胆怯”或者说“他

    处在胆怯状态”时，我就放声大笑。在日常希伯来俚语里面，她所用“胆

    怯”一词意为“放屁”。他们不知道我干吗要笑，也许知道，却佯装不

    知。爸爸在说“军备竞赛”或者抗议北约国家决定重新武装德国以威慑斯

    大林时，也是一样。他不知道他所使用的书面语“军备”在时下希伯来俚

    语里是“性交”的意思。

    爸爸在我说“搞定”，一个绝对无辜的词汇时，总是把脸一沉，我总

    也不明白这个词干吗让他那么紧张。他当然从来没有解释过，我不可能

    问。多少年过去，我知道了在三十年代，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搞定”是

    指使一个女子怀孕又不跟她结婚的意思。有时习语“搞定她”似乎就是指

    睡了她。“深夜在货仓里，他把她搞定了，早晨某某人方知他与她素不

    相识。”于是，要是我说“乌里姐姐给搞定了”什么的，爸爸便会噘起嘴

    唇，耸耸鼻梁。他当然不会向我解释什么——怎么能解释呢？

    他们私下相处时，从来不讲希伯来语。大概在最私下的时刻，他们

    什么话也不说。一言不发，因为害怕看上去滑稽可笑或者听上去滑稽可

    笑，这给一切蒙上了阴影。

    【注释】

    [1] 马丁·布伯(1878—1965)，生于德国，1938年移居耶路撒冷，著名犹太神学家，哲学

    家。

    [2] 格肖姆·肖勒姆(1897—1982)，生于德国，1923年移居耶路撒冷，著名历史学家和犹

    太神秘主义学者。

    [3] 施穆埃尔·约瑟夫·阿格农(1888—1971)，生于波兰，从1913年到1924年居住在德

    国，后定居在耶路撒冷，著名希伯来语小说家，196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4] 美国宇航员，1969年7月乘宇宙飞船登上月球，成为人类登上月球的第一人。

    [5] 犹太人重要节日之一，纪念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6] 本-古里安(1886-1973)，以色列第一任总理。

    [7] 果尔达·梅厄(1898—1978)，以色列政府第一位女总理。以色列建国初期相继任劳工

    部长和外交部长。

    [8] 摩西·库勒(1911—1989)，以色列内阁部长，政界领袖。

    [9] 伯尔·洛克(1887—1972)，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之一。

    [10] 哈兹菲尔德，1888年生于俄国，1914年移居巴勒斯坦，热衷于购买土地与定居事业。

    [11] 鲁巴晓夫(1889—1974)，以色列第一任教育和文化部长，以色列第三任总统。

    [12] 杰伯廷斯基(1880—1940)，生于乌克兰敖德萨，早期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人物之一。2

    表面看来，在那些日子，拓荒者站在声望之梯的最高端，然而拓荒

    者住得离耶路撒冷非常遥远，住在山谷，加利利，以及死海岸边的荒野

    里。犹太民族基金会海报上展示了他们那吃苦耐劳、忧心忡忡的影像，镇定自若地站在拖拉机和犁过的土地间，令我们钦佩不已。

    站在拓荒者下面一级云梯上的是其“隶属成员”，他们穿着背心在夏

    日阳台上看社会主义者报纸《达瓦尔》，是劳动者同盟、先锋队和健康

    基金会成员，身穿卡其布服装，自愿为公共资金交款，吃色拉就炒鸡蛋

    和酸奶，严格约束自己，有责任感，生活方式扎扎实实，是土生土长的

    产品，工人阶级，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别具特色的一罐产品里，是温

    和的橄榄，“上蓝蓝，下蓝蓝，我们在这里建造港湾，建造港湾”。

    与这一既定团体相抗衡的是“不隶属者”，别称恐怖主义者，以及住

    在梅·沙里姆的虔诚的犹太人、仇视犹太复国的极端正统主义者；还有

    一群混杂的乌合之众，包括行为古怪的知识分子、野心家，以及以自我

    为中心见多识广的浪迹天涯之人；还有各种各样的弃儿、个人主义者和

    犹豫不决的虚无主义者、未曾设法恢复德国生活方式的德国犹太人、亲

    英的势利小人、富有的法国式黎凡特人，他们具备着我们视为骄横自大

    男总管的夸张方式。接着是也门人、格鲁吉亚人、北非人、库尔德人和

    萨洛尼卡人，他们绝对都是我们的兄弟，他们绝对都是大有可为的人类

    资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你需要在他们身上投入大量的耐心和努力。

    除去这些，还有难民，幸存者，我们对待他们既怜悯，又有某种反

    感。这些不幸的可怜人，他们选择坐以待毙等候希特勒而不愿在时间允

    许之际来到此地，这难道是我们的过错吗？他们为什么像羔羊被送去屠

    宰却不组织起来奋起反抗呢？要是他们不再用意第绪语大发牢骚就好

    了，不再向我们讲述那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就好了，因为那边所发生的一切对他们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什么荣耀之事。无论如何，我们在这

    里要面对未来，而不是面对过去，倘若我们重提过去的话，那么从《圣

    经》和哈斯蒙尼时代，我们肯定有足够的鼓舞人心的希伯来历史，不需

    要用令人沮丧的犹太历史去玷污它。犹太历史不过是堆负担。(他们总

    是用意第绪语词汇Tsores来形容，脸上流露出厌恶之情，于是孩子意识

    到这些Tsores是某种痼疾，属于他们，而不属于我们。)在幸存者中，有利赫特先生，周围的孩子们管他叫作“百万孩子”，他在马拉哈伊街上

    租了一间小房子，夜间睡在床垫上，白天卷起铺盖做“干洗和蒸汽熨烫

    生意”，总是耷拉着嘴角，露出轻蔑和厌恶神情。他习惯性地坐在小店

    门口等候顾客的来临，每当邻居家的孩子经过时，他总是朝一旁吐口唾

    沫，噘起的双唇间挤出几句话：“百万孩子被他们杀了!你们这样的小

    崽子!屠杀了他们!”他说此话时，并非含着悲伤，而是带着仇恨，憎

    恶，仿佛在诅咒我们。

    在拓荒者和不幸的小贩之间的天平上，我父母没有清晰界定的位

    置。他们一只脚踏在隶属团体里(他们是健康基金会成员，为社区基金

    捐款)，另一只脚则悬在空中。爸爸从心底里接近非隶属者的观念，从

    杰伯廷斯基分裂出来的新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尽管他离这些人的枪炮非

    常的遥远。顶多，他用他的英语知识为地下工作服务，为不定期出版的

    富有煽动性的非法小册子《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撰稿。热哈维亚区的

    知识分子对父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是马丁·布伯倡导的和平主义理

    想，即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建立一往情深的密切关系，完全摒弃建

    立希伯来国家的梦想，以便阿拉伯人能够怜恤我们，恩准我们在这里住

    在他们脚下，这样的观念在我父母看来是一种没有骨气的抚慰，一种怯

    懦的失败主义，表现出犹太人在漫长的大流散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性格

    特征。

    我妈妈原来在布拉格大学读书，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完成学业，给准备考试的学生教私人课，讲述历史和文学。我父亲在维尔纳

    (今天的维尔纽斯)大学得到了学位。又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斯克普

    斯山校园获得硕士学位，但他在希伯来大学没有机会获得教职。当时耶

    路撒冷有资格的文学专家的人数远远超过学生人数。更为糟糕的是，许

    多任课教师拥有真正的学位，即从著名的德国大学获得的光灿灿的文

    凭，而不是像父亲那样拿的是波兰人耶路撒冷人的蹩脚文凭。他于是

    在斯克普斯山的国家图书馆谋到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夜晚坐在那

    里撰写希伯来中篇小说论和简明世界文学史。我父亲是一位颇富教养、彬彬有礼的图书管理员，表情严肃而羞怯，他系着领带，戴着一副圆眼

    镜，身穿一件有些破旧的西服上衣。他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点头哈腰，跳上前去为女士开门，执着地行使着那么一点点权利，充满激情地用十

    种语言引用诗歌，总是做出友善并好玩的样子，不住地重复着一模一样

    的玩笑曲目(他称之为“趣闻轶事”或者是“插科打诨”)。然而他的这些

    玩笑一般说来讲得比较费劲，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幽默，而是就我们在艰

    难时世里有义务愉悦所做的积极意向声明。

    每当父亲面对身穿卡其布衣服的拓荒者、革命者、由知识分子变成

    的劳动者时，就有一些迷惘。在其他地方，在维尔纳或者华沙，怎样对

    无产者说话是非常清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他的确切位置，尽管如何向

    这个劳动者清清楚楚地证明你有多民主、多不俯就要看你自己，但是在

    这里，在耶路撒冷，一切都那么模糊不清。并非像共产主义俄国那样天

    地颠倒，只是模糊不清。一方面，父亲绝对属于中产阶级，只是有一点

    中产偏下，但他受过教育，撰写过文章和书籍，在国家图书馆有个不起

    眼的职位，而他的对话者是个汗流浃背的建筑工人，身穿工作服，脚踏

    笨重的胶鞋；另一方面，也是这同一个工人，据说有学化学的文凭，同

    时又是坚定的拓荒者，大地之盐，希伯来革命英雄，体力劳动者。相形

    之下，爸爸却感到自己是——至少在心灵深处——没有根基，是有两只

    左手的目光短浅的知识分子，有点像家园建设前线的弃儿。

    我们的多数邻居是小职员、小店零售商、银行出纳、电影院售票

    员、学校老师、家庭教师，还有牙医。他们不是笃信宗教的犹太人，只

    在赎罪日[1]

    那天才去犹太会堂，偶尔也会在举行希姆哈《托拉》[2]

    仪式

    时去，然而在安息日夜晚点燃蜡烛，保存一丝犹太人的痕迹，或许也是

    为了安全起见，以防万一。他们多多少少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在这方

    面又有点不舒服。对于英国托管，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未来，对于工人

    阶级，对于当地的文化生活，对于杜林对马克思的攻击，对于克努特·

    哈姆孙的长篇小说，他们都有明确的看法。那里有形形色色的思想家和

    布道者，比如说，号召正统派犹太教信徒解除对斯宾诺莎的禁令，或者

    是全力以赴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解释说，他们并非真正的阿拉伯人，而是古代希伯来人的后裔，或者是把康德和黑格尔的理念、托尔斯泰和

    犹太复国主义教义一股脑地综合起来，这种综合将会使一种纯粹而健康

    的绝妙生活方式在阿里茨以色列诞生，或者是提高羊奶产量，或者是同

    美国甚至同斯大林结盟，目的是要将英国人驱赶出去，或者是要大家每

    天早晨做简单的运动，那样才不会心情郁闷，还能净化灵魂。

    这些在星期六下午聚到我们小院里啜饮俄式茶的邻居，几乎都是错

    了位的人。每当有人需要修保险丝、换水龙头或是在墙上钻个小洞，大

    家都愿意找巴鲁赫，他是左邻右舍惟一能做这样奇事的人，所以人们都

    管他叫“巴鲁赫金手指”。其他的人则都是知道怎样用激烈言辞来分析犹

    太人民回归农业生活和体力劳动的重要性。他们声称，我们这里的知识

    分子已经过剩，但是我们缺乏普通劳动者。可是我们的左邻右舍，除“巴鲁赫金手指”之外，几乎看不到一个劳动者。我们也没有举足轻重

    的知识分子，大家都看许多报纸，大家都喜欢谈天说地。其中一些人可

    能什么都玩得转，另一些可能比较机智，但多数人只是在不同程度上慷

    慨激昂地朗诵他们从报纸上、各种小册子里和党派宣言中所看到的一

    切。作为孩子，我只能朦朦胧胧地猜测到，他们在接受上茶时摆弄帽

    檐，要么就是在母亲欠身(只是微微)给他们加糖时从她端庄得体的领

    口比平时多露出一点肌肤，他们就会羞红脸颊，非常局促不安，手指慌

    乱，试图缩回去不要了。这些举动与在他们改变世界的愿望之间存在着

    巨大鸿沟。

    所有这一切出自契诃夫——也让我感到有些乡野土气。在世上有些

    地方正在出现真正的生活，那地方离这里特别遥远，是在希特勒上台之

    前的欧洲。在那里每个夜晚都要点燃数百枝蜡烛，女士们和先生们在桉

    木隔板隔开的房间里喝漂一层奶油泡沫的咖啡，要么就是舒适地坐在悬

    有镀金枝形吊灯、富丽堂皇的咖啡屋，手挽手去听歌剧或者看芭蕾，从

    近旁观察伟大艺术家的生活、撼人心魄的风流韵事、破碎的心、画家的

    女朋友突然爱上了画家最好的朋友——作曲家，半夜三更走出家门，任

    雨水打着头顶，独自站在古桥上，桥影在水中颤抖。

    我们住的地方从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只能出现在

    山那边的远方，出现在人们生活随意的地方。比如在美国，那里的人们

    淘金，抢劫邮政火车，把一群群牲畜惊得四处逃窜穿过无边无垠的原

    野，谁在那里杀印第安人多最后就会赢得漂亮姑娘。这是我们在爱迪生

    影院所看到的美国：漂亮姑娘要奖给最优秀的射手。这样的奖品有什么

    用？我一点概念也没有。要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是一个相反的美国，谁射杀女孩子多，谁到最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英俊的印第安人做奖品，我

    也只得相信有这么回事。无论如何，这就是远方的世界。在美国，还有

    在我集邮册里出现的其他奇妙的地方，在巴黎，在亚历山大，在鹿特

    丹，在卢加诺，在比阿里茨，在圣莫里兹，神圣之人钟情那些地方，彬

    彬有礼地你争我夺，失败、放弃战争、漂泊，在大雨滂沱的城市，他独

    自坐在林阴大道旅馆那昏暗的酒吧里把酒，生活随意。就连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里，大家也总在探讨

    主人公生活随意，为爱而死，或者是为某种崇高的理想而死，或者是心

    力交瘁而死。这些皮肤晒得黝黑的拓荒者也是一样，在加利利的某座山

    岭，随意生活。我们这地方，无人为耗尽体能、单恋或理想主义而死，人们不是随意地生活——不光我的父母，所有的人。

    我们有一条铁打的规定，不买任何进口商品，要是能够买到相应的

    当地产品就不买外国货。但是，当我们来到坐落在欧发迪亚和阿摩司街

    交界处奥斯特先生家开的商店时，我们得选择是买犹太合作社塔努瓦做

    的基布兹奶酪，还是买阿拉伯奶酪。阿拉伯奶酪是附近小村庄利夫塔自

    制的还是进口货，可就难说了。的确，阿拉伯奶酪便宜一点。但是你要

    是买阿拉伯奶酪的话，是不是就有点背叛犹太复国主义了呢？有时，在

    某基布兹或者是莫沙夫，在耶兹里埃尔谷地或者是加利利山峦，一个超

    负荷劳作的拓荒者姑娘坐在那里，或许眼中含泪，给我们包着希伯来奶

    酪——我们背弃她去买异族人的奶酪？我们有心肝吗？另一方面，要是

    我们抵制阿拉伯邻居的产品，我们便会加深并将永远持续两个民族之间

    的仇很。我们将要为日后的流血冲突负有部分责任，天理不容。确实，谦卑的阿拉伯农民，质朴，诚实，在土地上耕作，其心灵尚未遭到城市

    生活不良习气的污染，堪称托尔斯泰笔下淳朴而心地高尚的农民们的黑

    兄弟!我们岂能没有心肝背弃他粗制的奶酪？我们岂能如此冷酷地去惩

    罚他？为了什么？因为不老实的英国人和邪恶的上流社会人士派些农民

    来反对我们吗？不是的。这次我们决定买阿拉伯村庄里产的奶酪，顺便

    提一句，其味道确实比我们合作社的奶酪味道好，价钱也便宜一点。但

    是，另一方面，谁知道阿拉伯奶酪会不会不够干净呢？谁知道他们那里

    的奶制品店是个什么样子？要是得知，太迟了，他们的奶酪有病菌怎么

    办？

    病菌是我们最可怕的梦魇之一。就像反犹主义，你从未真正把目光投放在反犹主义或者是病菌上，但是你非常清楚地知道它们在四面八方

    等待着你，看是看不到的。确实，我们谁都未曾看到病菌的说法不确

    切，我就看到过。我曾长时间地有意盯住一块旧奶酪，直至突然开始看

    见数以千计的小东西在上面蠕动。就像耶路撒冷的引力，那时的引力比

    现在大多了，病菌也又大又壮。我看到它们了。

    在奥斯特先生的杂货店里，顾客之间可能会爆发小小的争论：买还

    是不买阿拉伯农民的奶酪？一方面，“慈爱自家中始”，所以只买合作社

    的奶酪是我们的责任；另一方面，“这律法是为你们和你们当中的寄居

    者”，所以我们又购买阿拉伯邻居的奶酪，“因为你们在埃及做过寄居

    者”。[3]

    不管怎么说，想一想托尔斯泰怀着蔑视来看待这些人，他们买

    这种奶酪而不买那种奶酪只是因为宗教、民族或者是种族有别!那么普

    遍价值呢？人道主义呢？兄弟情意呢？但是，就为了少花两毛钱去买阿

    拉伯奶酪，而不去买为我们利益而奋斗的拓荒者们做的奶酪，何等的可

    悲，何等的软弱，何等的心胸狭隘!

    可耻!可耻而丢脸!不是可耻，就是丢脸!

    整个生活如此可耻，如此丢脸。

    还有另一个典型悖论：人们该不该送花庆祝生日？要是该送，送哪

    种花？唐菖蒲价格昂贵，但是有文化韵味，有贵族气派，能够传情达

    意，不是带有野生气的亚洲杂草。我们可以随意挑选许多银莲花和仙客

    来，可是过生日，或者庆祝图书出版送银莲花和仙客来不合适。唐菖蒲

    拥有独奏会、盛大宴会、话剧演出、芭蕾舞、文化活动那种韵味，表达

    出深沉、纤细的情感。

    于是，我们就送唐菖蒲。不问价钱。但问题是送七枝是不是有些

    过？五枝是不是有点少？或许送六枝？或许干脆就送七枝好了。不问价钱。我们可以在唐菖蒲周围放一圈石刁柏，送六枝。另一方面，这样做

    是不是有些过时了？唐菖蒲？而今哪儿还有送唐菖蒲的？在加利利，拓

    荒者相互送唐菖蒲吗？在特拉维夫，谁人操心唐菖蒲？这样做有什么好

    处？它们浪费钱财，四五天就枯萎了。那么我们该送什么呢？送盒巧克

    力怎么样？一盒巧克力？甚至比唐菖蒲更为滑稽可笑。或许最妙的主意

    是拿些纸巾，要么就是一套小杯托之类刻有花纹的银制品，把手挺可

    爱，上热茶时用，这倒不是虚饰的礼品，它们既美观又非常实用，不会

    把它们扔掉，而是会用上几十年，每当使用它们时，也许会在刹那间想

    到我们。

    【注释】

    [1] 赎罪日，犹太民族最为重要的节日之一，为每年提示利月第十日(公历约十月)。虔

    敬的犹太人这天严格“禁食”，停止一切工作，到犹太会堂祈祷。在以色列国内，只有赎罪日这

    天电台、电视台停止所有节目。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通常也会到犹太会堂祈祷。

    [2] 希姆哈《托拉》，又称“转经节”或“欢庆圣法节”，时间为住棚节最后一天，犹太人在

    这一天里结束为期一年的诵读《托拉》，又学习《托拉》的第一部分内容，开始新一年的诵

    读。

    [3] 《旧约·出埃及记》第23章第9节。3

    到处可见欧洲那个应许之地的各种使者。比如说小矮子，我指的是

    白天支撑百叶窗使之敞开的小个子男人，那些小小的金属造型。每当你

    想关上百叶窗，你将它们旋转，于是整个夜晚它们倒悬着头。墨索里尼

    和他的情妇克拉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是这样被倒挂在那里的。

    那是恐怖的一幕，可怕的一幕，恐怖和可怕的并非他们被绞死的事实，他们罪有应得，恐怖和可怕的是他们头朝下被绞死。我有点同情他们，尽管我不该如此。你发疯了吗？同情墨索里尼？与同情希特勒几乎一模

    一样!可是我试验过，我用双腿夹住墙上的一根管子，大头朝下，几分

    钟过后，血液全部涌向头部，我感到犯晕。墨索里尼及其情妇被那样倒

    挂在那里不仅仅是几分钟，而是三天三夜，是在他们被处决之后!我认

    为那是极其严酷的惩罚。即便是对刽子手。即便是对情妇。

    并非我对情妇这一概念一无所知。在那年月，整个耶路撒冷一个情

    妇也没有。有“女伴”，有“伴侣”，有“具备双重含义的女朋友”，甚至有

    各种各样的风流韵事。有这样小心的传说，比如说，车尔尼安斯基先生

    和鲁帕汀的女友之间有一腿，我的心怦怦直跳，意识到“有一腿”是个神

    秘致命的表达方式，将甜蜜、可怕、丢脸的东西隐藏起来。可情妇呢？

    全然是《圣经》上的东西，比生活伟大的东西。不可思议。也许在特拉

    维夫有这样的东西，我认为，他们总是拥有我们这里不存在或者被禁止

    的东西。

    我差不多是自己开始读书的，那时我还很小。我们还有什么可做的

    呢？那时的夜晚比现在的漫长，因为地球自转速度比较缓慢，银河系比

    现在自在。电灯光惨淡昏黄，经常因停电而中断。直至今日，冒烟的蜡

    烛或煤油灯的气味让我产生读书的愿望。由于英国人在耶路撒冷实行宵禁，晚上七点我们就被限制在家里。即使没有宵禁，在那时的耶路撒冷

    谁愿意摸黑出去？一切关闭得严严实实，石街分外空寂，每个经过那狭

    窄街道的路人都要拖上三四个影子。

    即便没有停电，我们也总是生活在黯淡的灯光下，因为节约至关重

    要。父母把四十瓦的灯泡全部换成了二十五瓦的，不光是为了节约，主

    要是因为灯光明亮造成一种浪费，浪费是不道德的。我们这套小房子总

    充斥着人权的痛苦：为了印度饥饿的孩童，我得把我盘子里的东西吃得

    一干二净；从希特勒地狱里活过来的幸存者，被英国人运送到了塞浦路

    斯的拘留营；衣衫褴褛的孤儿，仍旧在饱经蹂躏的欧洲大陆那白雪皑皑

    的森林里流浪。爸爸惯于就着二十五瓦电灯泡的惨淡灯光伏案工作到凌

    晨两点，损伤了眼睛，因为他认为使用光线强的灯泡不对。拓荒者在加

    利利的基布兹夜复一夜地坐在帐篷里，借着摇曳的烛光撰写诗集和哲学

    专著，你怎能将他们遗忘而像罗斯柴尔德[1]

    坐在明晃晃的四十瓦电灯

    下？要是邻居们看到我们家突然亮得像舞厅，会说些什么？他宁愿损伤

    自己的视力，也不愿意吸引旁人的注意力。

    我们还算不上最贫穷者。爸爸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拥有一份微薄但

    固定的收入。妈妈教些私人课。我每周五在泰勒阿扎给科恩先生浇花园

    挣一先令，周三我在奥斯特先生的杂货店后面，把空瓶子放进框子里，又挣四个皮阿斯特，我还教芬斯特太太的儿子看地图，每节课两个皮阿

    斯特(可这是赊账，直到今天芬斯特一家也没给我钱)。

    尽管有这些收入来源，我们还是每天省钱，省钱。小住房里的生活

    与我在爱迪生影院里曾经看到过的潜艇上的生活类似，每当海员们从一

    个水密仓到另一个水密仓去，就得把舱门关在身后。当我用一只手打开

    厕所的灯时，就用另一只手把走廊里的灯关掉，为的是不浪费电。我轻

    轻地拉动链子，因为光是小便就把储水器里尼亚加拉大瀑布似的流水倾

    泻而空是错误的。还有其他需要(从来没有命名)，时而要做全部冲

    洗，可小便要用整个尼亚加拉？此时内盖夫沙漠的拓荒者正把刷过牙的水节省下来浇灌植物吧？此时在塞浦路斯的拘留营，整个一家人要把一

    桶水用上三天吧？我离开厕所时，用左手把灯关掉，与此同时，右手打

    开走廊里的灯，因为大屠杀仿佛昨日，因为依旧有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在

    喀尔巴阡山脉和多洛米提斯山飘泊流浪，在临时难民营和禁不住风吹浪

    打的大船上经受苦难，像骷髅一样瘦骨嶙峋，衣衫褴褛，因为在世界上

    的其他地方，还有困苦与贫穷：中国苦力、密西西比拾棉人、非洲儿

    童、西西里渔夫。我们有责任不浪费。

    此外，谁知道每天会发生什么？我们的烦恼尚未结束，最好相信最

    坏的事情将要来临。纳粹或许已被消灭，但在波兰集体屠杀仍在继续，讲希伯来语的人在俄国正遭受迫害，这里的英国人尚未做出最后的决

    定，大穆夫提正在讨论屠宰犹太人问题，谁知道阿拉伯国家将要对我们

    做些什么，而玩世不恭的世界考虑到石油市场和其他利益，支持阿拉伯

    人。我们在这里的日子不会好过。

    我们只有大量的书。到处都是书，从这面墙到那面墙，排满了书。

    过道、厨房、门口和窗台，到处是书。几千本书，遍布整套住房的各个

    角落。人们来来往往，生生死死，但是书是不朽的，那是种怎样的感

    觉。我小时候希望自己长大后成为一本书，而不是成为作家。人可以像

    蚂蚁那样被杀死，作家也不难被杀死，但是书呢，不管你怎样试图要将

    其进行系统的灭绝，也会有一两本书伺机生存下来，继续在雷克雅内斯

    梅岭、巴利亚多利德或者温哥华等地，在某个鲜人问津的图书馆的某个

    角落里享受上架待遇。

    要是有那么一两次，买安息日食品的钱不够，妈妈会看看爸爸，爸

    爸就会知道该做出牺牲了，就会朝书架转过身去。他是一个有理智的

    人，知道面包比书重要，孩子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我记得他佝偻着后

    背，穿过走廊，胳膊底下夹着两三本珍爱的书，走向梅亚先生的旧书店，仿佛是驼着的后背让他走不快似的。我们的先辈亚伯拉罕一大早从

    帐篷里把以撒放在肩上走向摩利亚地时，就是这样躬着身子吗？[2]

    我可以想象到他的忧伤。爸爸和书具有一种感官上的联系。他喜欢

    感受、抚摸、闻嗅他的书。他对书动手动脚，以此为快：他控制不住自

    己，他得过去触摸书，连别人的书也是一样。那时的书确实比现在的书

    要性感：适于闻嗅、轻抚和抚弄。有些书是用有点粗糙的皮装订而成，上有烫金字体，散发着香气，触摸时让你起鸡皮疙瘩，好像你在触摸什

    么隐秘而不可接近的东西，某种在你的触摸下耸起并颤抖的东西。还有

    一些书用布面卡纸板装订而成，用散发着奇妙芳香的胶水粘住。每本书

    都有自己独特而富有挑逗性的气味。有时布面从卡纸板上脱落，像调皮

    的裙，令人难以抵挡诱惑去窥视肉体和衣装间的黑暗空间，闻嗅那些令

    人炫目的气味。

    一般情况下，爸爸会在一两个小时后回来，书没有了，满载装有面

    包、鸡蛋、奶酪的牛皮纸袋，有时甚至有腌牛肉罐头。但有时他献祭归

    来，笑逐颜开，没有了心爱的书，但也没有吃的：他确实把书给卖了，但立刻买了另外的书来取而代之，因为他在旧书店发现了这样的奇珍异

    宝，也许平生只有这样一次机会，故而无法控制自己。妈妈宽恕了他，我也宽恕了他，因为除了甜玉米和冰激凌，我几乎什么也不喜欢吃。我

    痛恨炒鸡蛋和腌牛肉。坦白地说，我有时甚至嫉妒印度饥饿的孩子，因

    为从没有人告诉他们要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光。

    快六岁时，我的人生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爸爸在他的书架上腾出一

    小块地方，让我把自己的书放在那里。确切地说，他给予我书架最后一

    格的四分之一。我怀抱着自己所有的书，这些书以前一直放在我床边的

    一条凳子上，把它们拿到爸爸的书架上，井井有条地放在那里，让它们

    背对世界，面朝墙壁。这是某种始发仪式，一个真正走向成长的仪式：一个人的书若是站

    立了起来，他就不是一个孩子，而已经是大人了。我已经和爸爸一样

    了。我的书已经站立在那里了。

    我犯了个严重错误。爸爸出去工作时，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整治我的

    图书角，但做这些事情时又非常孩子气。我按照高度来排列书。最高的

    书确实有损我的尊严，那是儿童文学作品，用韵文写成，附有图片，我

    蹒跚学步时他们就给我读这些书。我把它们放在那里，是因为我想把分

    配给我的书架全部填满。我想要我的领地满满当当，拥挤，溢出，像爸

    爸的书架那样。爸爸下班后，我尚处于亢奋状态，他吃惊地瞥了一眼我

    的书架，随即一言不发，死死盯住我，那目光让我终生难以忘怀：那是

    蔑视的目光，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失望的目光，近乎绝望的目光。最

    后，他噘起嘴唇朝我嘘了一声：“你发疯了吗？按照高度来排列？你错

    把书当成士兵了吗？你以为它们是某种荣誉卫士吗？是消防队接受检阅

    吗？”

    他不再说话。爸爸那边是漫长、可怕的沉默，某种格里高尔·萨姆

    沙[3]

    似的沉默，仿佛我在他面前变成了昆虫。我这边是负疚的沉默，仿

    佛我真的一直就是某种可怜昆虫，现在秘密揭穿了，从现在开始一切都

    失去了。

    爸爸打破沉寂，继续说话，在大约二十分钟的时间里，爸爸向我揭

    示出所有的人生真谛。他对任何事情都不加隐瞒。他开始引我探究图书

    馆迷宫的内在秘密：暴露出主要交通干线，也暴露出条条林中小道，令

    人头晕目眩的风光。它们千变万化，差别精微，想象奇特，像颇具异国

    情调的大街，有大胆的组合，甚至异常古怪之念。书籍可以按照主题分

    类，可以按照作家名字顺序排列，按照系列或者出版商排列，按照年代

    顺序、按照语言、按照题目、按照领域，甚至按照出版地点排列。不胜

    枚举。

    于是我学到了各种各样的秘密。生活中有各种不同的道路。任何事情均可根据不同的乐谱和逻辑，以其中某种形式发生。这些并行逻辑按

    照自己的途径保持和谐，自我臻美，与众不同。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连花费几个小时重新整理我的小图书馆，我把这二三十本书像一包卡片那样颠来倒去，按照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重

    新组合。

    我从书里学到了布局艺术，它并非出自书中所写内容，而是出自书

    本身，出自书的外表。我学到了在允许与禁止之间、在合乎常规与异乎

    寻常之间、在标准与古怪之间存在着令人困惑的无人烟地区和忽明忽暗

    的地带。这一课从此一直陪伴着我。当找到爱时，我已经不再是生手，我已经懂得有各式各样菜肴，有高速公路和风景线，还有人迹罕至的偏

    僻小路。有些允许做的事情几乎成为禁忌，有些禁忌又近乎允许。不胜

    枚举。

    偶尔，父母允许我把书从爸爸的书架上拿到院子里掸掉灰尘。每次

    不得超过三本，这样才不至于把位置搞乱，因此每本书会回到其合适的

    所在。这项任务艰巨而惬意，因为我发现书尘气息让人如此心醉神迷，令我有时忘却了自己的任务、职责和责任，在门外一直待到妈妈焦急起

    来，打发爸爸执行营救使命，查明我有没有中暑，有没有被狗咬伤。他

    总是会看到我蜷缩在院子里的一个角落，沉浸在书中，双腿蜷曲，头歪

    向一旁，嘴半张着。爸爸半生气半慈爱地问我怎么又这个样子，我过了

    会儿才缓过神来，像溺水者和眩晕者那样，缓慢而勉强，从无法想象的

    遥远所在，来到这满是日常杂务的尘世中来。

    整个童年，我都喜欢排列东西，把它们打乱，而后再重新排列，每

    次排列都有一点区别。三四个空蛋杯能够变成一座座堡垒，或者是一群

    潜水艇，或者是雅尔塔会议上超级大国的首脑集会。我有时会搞个迅雷

    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闯进没有秩序的混乱领地。这当中有某种无畏，令人振奋不已。我喜欢把一盒火柴倒在地板上，试图找到无限可能的一

    切组合。

    整个世界大战期间，走廊墙壁上挂着一幅大型欧洲战区示意图，上

    边别有别针，并插有五颜六色的小旗。每隔一两天，爸爸就会按照无线

    电新闻广播移动这些别针和小旗。我则建造着类似的私人现实世界：我

    在灯心草垫子上布下我自己的战区示意图，我虚拟的现实世界，我把军

    队分布在四周，施行夹击运动和声东击西的战略，攻克桥头堡，侧翼包

    抄敌军，签署战术撤退命令，而后举行战略突围。

    我是个对历史着迷的孩子。我尝试纠正将领们过去犯下的种种错

    误。我重新打起犹太人反抗罗马人的战役，从提图斯[4]

    军队的魔爪下解

    救耶路撒冷，把战役推向敌人的土地，把巴尔·科赫巴[5]

    的军队带到罗

    马城墙，迅猛拿下古罗马圆形剧场，把希伯来人的旗帜插向朱庇特神

    庙。这一切完成后，我把英国军队中的犹太特种部队搬到公元一世纪和

    第二圣殿时期，两挺机关枪竟然把哈德理安[6]

    和提图斯那可诅咒的精湛

    兵团打得落花流水，我陶醉其中。一架轻型飞机，一个管工(吹笛

    手)，就能使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屈服。我把马萨达[7]

    卫士注定失败的

    战斗，转变为犹太人借助一座迫击炮和几枚手雷而取得决定性胜利。

    实际上，我小时候具有一种奇怪的冲动——愿意赋予某件事情第二

    次机会，而它不可能拥有这次机会——至今，这一模一样的冲动仍驱动

    着我前行，不管我何时坐下来写小说。

    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许许多多。城市遭到毁灭，重建，再毁灭，再

    重建。

    征服者一个个接踵而至，统治一段时期，留下几座城墙和高塔，在石头

    上留下几道裂缝、些许陶器碎片和文献，而后不见了踪影，如同薄薄晨

    雾在山坡上消失。耶路撒冷是个上年纪的慕男狂，她把情人们一个接一个榨干至死，而后打着哈欠把他们从身上抖掉；是黑寡妇球腹蛛，当配

    偶还在和它交配时就将其吞噬。

    与此同时，在世界另一边发现了新大陆和岛屿。妈妈经常说，你生

    得太晚了，孩子，算了吧，麦哲伦和哥伦布已经发现了面积最大的岛

    屿。我和她争辩。我说：你怎么能够那么肯定？毕竟，早在哥伦布之

    前，人们就以为已经了解了整个世界，没有什么等待发现的了。

    我在灯芯草垫、桌子腿和床之间的空档，有时不只发现不知名岛

    屿，还会发现一颗颗新星、太阳系、整个银河系。要是我进了监狱，我

    将失去自由和一两样什么东西，但只要允许我拥有一盒多米诺骨牌、一

    包纸牌、一盒火柴或者是一把扣子，我就不会因无聊而受煎熬。我会终

    日排列、再排列，将其分开，再聚合到一起，组合成一件小作品。这一

    切或许是因为我是家中惟一的孩子。我没有兄弟姐妹，朋友寥寥无几，他们很快就会对我感到厌倦，因为他们要打斗，适应不了我游戏中的史

    诗般节奏。

    有时，我星期一开始做新游戏，星期二整个上午在学校想出下一次

    行动，哪天下午来那么一两次行动，其余的留给星期三或者星期四。我

    的朋友们对此颇为反感，出去到后院玩追人游戏，而我则日复一日地继

    续在地板上从事我的历史游戏，运送部队，包围城堡或城池，大破敌

    军，势如破竹，在山区展开抵抗运动，袭击堡垒和防御工事。解放，接

    着重新征服，用火柴棍儿延伸或者缩小边界。要是大人误闯了我的小领

    地，我就会宣布绝食或是停止刷牙。但是最终审判日将会来临，妈妈无

    法忍受越来越多的灰尘，会把一切统统清除，轮船、部队、都城、山峦

    和海岸线，整个大陆，如同原子核大屠杀。

    九岁那年，有一次，一个名叫尼海米亚的大叔教给我一句谚

    语，“恋爱如同打仗”。我那时一点也不懂得爱情，只是在爱迪生影院看

    到爱情与被杀害的印第安人之间有种模模糊糊的联系。但从尼海米亚大

    叔的话中，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欲速则不达。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意识到，我大错特错了，至少从交战角度着想：在战场上，速度据说绝

    对至关重要。我的错觉大概来自尼海米亚大叔本人行动迟缓、不好变化

    这一事实。他一站起身，就几乎不可能让他再次坐下，一旦就座，就不

    能让他站起身。他们会说，起来吧，尼海米亚，求你了，真的，你这是

    干什么呀，已经很晚了，起来吧，你还要在这里坐到多会儿呢？坐到明

    天早晨？坐到明年(下个赎罪日)？坐到弥赛亚来临吗？

    他会回答说：至少。

    接着他有所反省，挠挠自己，羞怯地暗自微笑，好像摸透了我们的

    把戏，加了一句：一切都逃不出我的眼睛。

    他的体态仿佛像尸体那样总保持着最后的自然状态。

    我和他不同。我绝对非常喜欢变化，喜欢不期而遇，喜欢旅游。但

    我也喜欢尼海米亚大叔。不久以前我找过他，但在吉瓦特肖尔墓地没有

    找到。墓地扩大了，渐渐远去，很快将会与贝特尼库法湖接壤，要么就

    与莫茨阿毗连。我在长凳上坐了大约有半个钟头，一只执拗的黄蜂在柏

    树枝桠间嘤嘤嗡嗡，小鸟把一个词重复了五六遍，我目光所及只有墓

    碑、树木、山丘和云朵。

    一个身材苗条的黑衣女子头戴黑色头巾从我面前走过，一个五六岁

    的小男孩偎依在她的身边。孩子的小手指紧紧抓住她的裙边，二人都在

    哭泣。

    【注释】

    [1] 犹太银行世家，在十九世纪欧洲，几乎成为金钱与财富的代名词。

    [2] 指上帝考验亚伯拉罕要他献以撒作为燔祭之事，见《旧约·创世记》第22章。

    [3] 格里高尔·萨姆沙，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中的主人公。

    [4] 提图斯，即公元70年率兵攻克耶路撒冷的罗马大将军提多。[5] 巴尔·科赫巴(65—135)，132年领导犹太人发动第二次反对罗马人统治的起义，后遭

    到镇压。

    [6] 哈德理安(76—138)，又作哈德良，罗马皇帝(117—138)。

    [7] 马萨达，濒临死海，原是古代希律王(或许更早)修筑的堡垒要塞，难以攻破。公元

    70年耶路撒冷沦陷后，近千名犹太人及其家眷退守马萨达，坚守两年多，遭到罗马兵团围困，寡不敌众，在要塞将被攻破之际，“宁死不愿沦为奴隶”，选择集体自杀，成为犹太文化史上一

    个永恒的悖论。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强调“马萨达精神”中的英雄主义因素，教育百姓。4

    一个冬天的傍晚，我独自一人待在家中。时间大概是晚上五点或者

    五点半，外面又冷又黑，狂风夹杂着雨水抽打着紧闭的百叶窗。爸爸妈

    妈去了钱塞勒大街和玛拉、斯塔施克·鲁德尼基一起喝茶，是在先知街

    的拐角。他们向我保证在八点钟之前，最晚不超过八点一刻或者八点二

    十回到家中。即使他们晚回来一会儿，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毕竟他们

    只是和鲁德尼基一家在一起，离家不过十五分钟路。

    玛拉和斯塔施克·鲁德尼基没养孩子，却养了两只波斯猫，名叫肖

    邦和叔本华。客厅一角还有个笼子，里面装着只老鸟儿，都快要瞎了。

    为防止鸟儿感到孤独，他们又往笼子里放了一只鸟，那只鸟是玛拉·鲁

    德尼基做的，在上了油彩的松果上插两根当作鸟腿的木棍，再加上彩纸

    翅膀，并点缀着真正的羽毛。妈妈说，孤独酷似沉重的铁锤，打碎着玻

    璃，锻造着钢铁。爸爸则循循善诱，给我们从词源学角度讲述“铁锤”一

    词，以及它在不同语言中的衍生结果。

    爸爸喜欢对我讲述语词之间的各种联系、出处、关联，仿佛语词来

    自东欧一个错综复杂的家庭，有许多二堂弟三表兄之类，婶子大娘姑姑

    姨妈们，姑表姐妹们，姻亲们，孙儿重孙儿们。就连姑姑、表兄弟也有

    自己的家史，自己的裙带关系网。比如说，“姑姑”指爸爸的姐妹，“舅

    舅”指妈妈的兄弟。希伯来语舅舅“多德”一词，也指情人，尽管我并不

    确定它们最初是同一个词。爸爸说，你必须提醒我查一下大词典，准确

    地查出这些词的出处，其用法怎样一代代发生着变化。要么就是，不要

    提醒，现在就去把词典拿来，我们一起学，顺便请把杯子拿到厨房。

    在院子里和大街上，黑沉沉一片岑寂，无边无垠，你可听得见流云

    在屋顶间低飞，轻抚着柏树梢头。可听得见浴室里水龙头的滴水声，沙沙声，要么就是抓挠声，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只能凭脖颈后的毛发稍

    感觉，那声音来自衣柜和墙壁之间。

    我打开父母房间里的灯，从爸爸的书桌上拿起八九枚环形针、一个

    铅笔刀、两本小笔记本、一个装满黑墨汁的长颈墨水瓶、一块橡皮、一

    包图钉，用这些建造一个位于边境上的基布兹。在小地毯上砌起沙漠深

    处的一堵墙和一座高塔，把环形针摆成半圆形，把铅笔刀和橡皮分立在

    高大墨水池的两侧，墨水池是我的水塔，在这些建筑周围是用铅笔、钢

    笔圈成的围墙，以及用图钉营造的堡垒。

    不久就会来一场突然袭击：一伙嗜血成性的强盗(两打扣子)将从

    东南方向袭击定居点，但是我们要略施小计。我们把大门敞开，让他们

    长驱直入农场大院，那里将要发生血洗，大门将会关闭，因此他们插翅

    难逃，接着我将命令开火，就在那一刻，从所有建筑物顶上，还有用作

    水塔的墨水瓶顶上，用我的白色象棋棋子代表的拓荒者将会开火，他们

    将用激烈的一阵炮火，消灭自投罗网的敌人兵力，唱起那荣誉的赞歌，高吟血腥惨烈的故事。而后，我会唱起赞美之歌，把灯芯草垫子提升为

    地中海，用书架代表欧洲海岸线，沙发代表非洲，直布罗陀海峡横穿椅

    子腿，散落的纸牌表示塞浦路斯、西西里和马耳他，笔记本可以是航空

    母舰，橡皮和铅笔刀是驱逐舰，图钉是水雷，环形针将是潜水艇。

    屋子里很冷。我没有像他们吩咐我的那样加一件毛衣，不浪费电，我会点十来分钟电炉。电炉有两组电阻丝，但是有个节电旋钮，总是使

    一组电阻丝，即电量低的那组电阻丝发光。我目不转睛，看线圈是怎样

    燃烧的。它逐渐发亮，开始你什么也看不到，只听见劈劈啪啪的声音，就像走在砂糖上，随后淡紫色的微光在电阻丝两端出现，随后淡红色的

    微光开始向中心散发，像羞答答面颊上的红晕，随后变成深红，随后迅

    速不顾任何体面地撒野，从赤裸裸的明黄到淫荡的酸橙绿，直至线圈中央发亮，不可阻挡地炽烈燃烧，通红滚烫的火光如同透过反光镜的亮晶

    晶金属盘看到的野蛮太阳，让你不得不觑起眼睛。现在电阻丝炽热，炫

    目，无法控制自身，任何时刻都会融化，朝我的地中海倾泻而来，像爆

    发了的火山喷涌出滔滔熔岩，把我的驱逐舰队和潜水舰队一并摧毁。

    此时，它的伙伴，上面的电阻丝，冷冰冰地静止不动，无动于衷。

    另一组电阻丝越亮，这组电阻丝越是无动于衷。它耸耸肩膀，坐在台边

    区将一切尽收眼底，但纹丝不动。我突然一震，仿佛自己的皮肤感受到

    线圈之间那被禁锢的张力，意识到我有个简单而迅速的办法来确保那组

    无动于衷的电阻丝别无选择，只能燃烧，于是它也颤抖着迸发出热情洋

    溢的红光——但那是绝对不允许的。绝对禁止点燃第二组电阻丝不单是

    因为那是可耻的浪费，还因为会造成电路超负荷的危险，烧断保险丝，使整座房子陷于一片黑暗，谁能在半夜把“巴鲁赫金手指”给我找来呢？

    第二组电阻丝只有当我丧失理智，完全丧失理智，完全不计后果的

    情况下，才可燃烧。但要是我还没把它关上父母就回来怎么办？或者我

    及时把它关掉，但线圈没有时间冷却下来，躺在那里装死，那么我怎么

    为自己辩护呢？所以我必须挡住诱惑，不把它点燃。我也得收拾一下，把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5

    事实往往对真相发生威胁。我曾写下奶奶的真正死因。施罗密特在

    1933年一个炎热的夏日从维尔纳直接来到耶路撒冷，吃惊地看了眼人们

    汗流浃背的市场，看了眼颜色各异的牲口棚，人来人往的人行道上到处

    传来小贩的叫卖声、驴鸣、山羊咩咩、被捆住双腿挂在那里的母鸡发出

    咯咯的叫声，屠宰后的鸡脖子上鲜血淋漓，她看见东方男人的肩膀和手

    臂，看见水果蔬菜的刺眼颜色，她看见周围的山峦和石坡，立刻发出了

    终极裁决：“黎凡特到处是细菌。”

    奶奶在耶路撒冷住了约莫有二十五年，她深谙岁月之艰辛，很少有

    快乐时光，但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也没有弱化或更改自己的裁决。

    据说，他们刚在耶路撒冷落脚，她就命令爷爷早晨六点或六点半起来，给家中各个角落喷洒福利特，清除细菌，朝床底下，朝衣柜后面、甚至

    向浴室储藏物品的地方、餐具柜腿中间喷洒，继之拍打所有的床垫，床

    罩和鸭绒被。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每一天她都这样做，无论冬夏。我从童

    年时代，便记得亚历山大爷爷一大早便站在阳台上，他身穿背心和睡

    鞋，像堂吉诃德猛击酒囊那样敲打枕头，拿地毯掸子，用尽可怜而绝望

    的气力，一遍遍地敲打。施罗密特奶奶会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比他

    还高，身穿一件花丝绸晨衣，扣子扣得严严实实，头发用绿色的蝴蝶结

    系住，宛如女子寄宿学校女校长那样硬邦邦直挺挺的，指挥战场，直至

    赢得每日一次的胜利。

    在不断进行的反细菌战大背景下，奶奶在煮水果和蔬菜时也绝不妥

    协。她把一块布浸泡在略呈粉红色名叫卡里的消毒液里，擦两遍面包。

    每次吃过饭，她不洗碗，而是让它们享有为过逾越节夜晚才可能有的待

    遇：被煮上好长时间。奶奶施罗密特也把自己一天“煮上”三次：无论冬

    夏，她每天几乎用开水洗三次澡，为的是清除细菌。她活到高龄，臭虫

    和病毒远远地看见她走来，就跑到大街的另一边。她八十多岁时犯过两次心脏病，科罗姆霍尔茨医生警告她说：亲爱的女士，要是你不停止这

    些热水澡，我无法为任何可能出现的不幸和令人遗憾的后果负责。

    但施罗密特奶奶不能放弃洗澡。她太惧怕细菌了。她在洗澡时死

    去。

    她患有心脏病这是事实。

    但真相则是我奶奶死于过于讲卫生，而不是心脏病。事实有模糊真

    相的倾向。洁癖害了她。尽管她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箴言是：“黎凡特到

    处是细菌”，或许可以证实早先的一个真相，一个比卫生魔鬼更为深入

    的真相，一个受到压抑的看不见的真相。毕竟，施罗密特奶奶来自东北

    欧，那里的细菌和耶路撒冷的一样多，更不用说其他的有害物质了。

    这里一个窥孔或许能让我们稍稍看到东方景象、颜色和气味对我奶

    奶或许对像她那样的其他难民和移民的心理影响。这些人来自东欧阴郁

    的犹太乡村，黎凡特人普遍追求感官享受令其感到困扰，乃至通过建立

    自己的隔离居住区抵御其威胁。

    威胁？也许真相是，并非黎凡特人的威胁使我奶奶住在耶路撒冷

    时，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用滚烫的热水浴来苦行净身，而是其富有诱惑

    性的感官魅力，以及她个人的身体，还有那人头攒动的一个个市场上的

    有力吸引，用丰富的陌生蔬菜、水果、加有香料的奶酪、刺鼻的气味和

    难以下咽的食品，折磨她，刺激她，令其呼吸急促，双腿发软，那些淫

    荡之手摸索并钻进蔬菜和水果的最隐秘所在，探进红辣椒、辣橄榄以及

    所有裸露着的食品，红肉鲜血淋漓，恬不知耻一丝不挂地吊在屠夫的挂

    钩上，调味品、芳草、粉末，令人目不暇接地排在一起，以及那个辛

    辣、佐料浓郁的世界所具备的一切色彩缤纷的猥亵诱惑，更别说新鲜烧

    烤、咖啡豆发出呛人的香味，玻璃容器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饮料，内放

    有冰块和柠檬片，市场上的搬运工身体强健有力，黝黑发亮，毛发众

    多，上身赤裸，后背上的肌肉在灼热的皮肤下有力地凸现出来，闪闪发光，一排排汗珠流淌下来在太阳底下黝黑发亮。或许奶奶所有的清洁膜

    拜仪式不过是一件密封的无菌航天服？一条消过毒的贞洁带子，从她第

    一天来到这里，就自愿把带子扣在身上，用七把锁锁住，并毁坏所有的

    钥匙？

    最后她死于心脏病，这是事实。但害她的不是心脏病，而是过于讲

    究卫生。也许害她的不是讲究卫生，也非欲望，也非对欲望的内在恐

    惧，而是对这种恐惧所持续的秘密愤怒，那是种压抑着的愤怒，非常有

    害的愤怒，像个没有切除的疖子，对她自己的身体愤怒，对她自己的渴

    望愤怒，而且也是深沉的愤怒，对这些渴望所引起的急剧反应愤怒，一

    种不可告人的恶毒愤怒，既冲着犯人又冲着看守，年复一年秘密悲悼流

    逝而去的荒废光阴，悲悼身体的萎缩和体内的欲望，那欲望经受了上千

    遍的洗涤、去污、刮落、消毒和烹煮，这种黎凡特人的欲望肮脏，汗涔

    涔，缺乏理性，在昏厥的那一刻达到亢奋状态，但满是细菌。6

    几乎过去了六十年，我还能记得他的气味。我召唤那气味，它就重

    新回我身边。那气味有些粗糙，土腥，但却强烈而惬意，令我回想起触

    摸粗麻袋布的感觉，近似于忆及触摸他的皮肤，松散的头发、浓密的胡

    须摩擦我的脸颊，让我感到惬意，就像冬日待在温暖、昏暗的旧厨房

    里。诗人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1]

    死于1943年秋天，那时我只有四岁

    多，于是乎这种感官记忆只能通过几个阶段的传播与扩大才能够存留下

    来。爸爸妈妈经常使我忆起那些瞬间，因为他们喜欢向熟人炫耀孩子曾

    经坐在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腿上，玩弄他的苍髯。他们总是朝我转过头来

    请我确认那段故事：“你还记得那个安息日下午沙乌尔伯伯把你放在他

    腿上，叫你小淘气包，对吧？”

    我的任务是给他们背上一再重复的话：“对。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我记起的那幅画面与他们的版本有些不

    同。

    我不想毁坏他们的画面。

    我父母有重复这个故事的习惯，并让我予以确认，确实为我强化并

    保留了对那些瞬间的记忆。倘若不是由于父母的虚荣，这记忆恐怕早已

    淡漠或已然消失。但是他们的故事与我记忆中的画面有别，我所保存的

    记忆并非只是父母故事的反映，而是直接的生活，父母搬演的伟大诗人

    与小孩子的形象与我脑海里的画面不同，证明我的故事并非一味从父母

    那里继承而来。按照父母的版本，帷幕拉开，一身短打的金发男孩坐在

    希伯来诗歌巨匠的膝头，抚弄并拉扯他的虬髯(胡子)，而诗人则给小

    家伙一个赏赐，叫他“小淘气包”，而孩子呢——哎呀，童言无忌!——

    则一报还一报，说：“你自己是淘气包!”对此，按照爸爸的版本，创作

    了《面对阿波罗神像》的人回答说，“也许我们二人说得都对”，甚至亲吻我的脑袋，爸爸将其解释为某种先兆，某种膏油仪式，仿佛可说是普

    希金弯腰亲吻托尔斯泰的脑袋。

    但在我的记忆中，父母那不断重现的探照灯光或许可以帮助我保存

    那幅画面，但绝不是镌刻下那幅画面。我脚本中的画面并非像他们的那

    样甜美，我没有坐过诗人的膝头，也没有揪过他那著名的虬髯，但我的

    确在约瑟夫伯伯[2]

    家里摔了一跤，摔倒时咬破了舌头，流了点血，我哭

    了起来，诗人也是个儿科医生，比我父母早一步来到我面前，用他那双

    巨大的手把我扶起来。我甚至现在还记得，他抱起我时，我背冲着他，哭号的脸冲着房间，他把我在怀中掉了个向，说了些什么，接着又说了

    些什么，当然不是把普希金的桂冠献给托尔斯泰。我在他怀里挣扎时，他强行掰开我的嘴，让人拿来些冰块，察看一下我的伤口说：

    “没关系，只是擦伤，我们现在哭鼻子，我们一会儿就开怀大笑。”

    大概是因为诗人说话时把我们二人都包括在内，要么就是因为他两

    颊蓬乱的胡须碰到我的脸，像条粗糙温暖的厚毛巾，要么就真的是因为

    他身上散发出强烈熟悉的气味，那气味我至今还能想象得到。(那不是

    剃须水或者肥皂的气味，也不是烟草味，而是绝对的体味，非常浓烈，像冬日鸡汤的气味。)我很快便平静下来，显然，我和平时一样，惊吓

    胜于疼痛。毛茸茸的尼采胡蹭在我脸上，有些发痒。接下来，我只记得

    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小心翼翼，把我放到约瑟夫伯伯(即约瑟夫·克

    劳斯纳教授)的沙发上，没有大惊小怪，诗人医生，要么就是妈妈把琪

    波拉伯母急急忙忙拿来的冰块塞进我的嘴里。

    我只记得这些，在那一瞬间，业已形成的“民族复兴一代”诗人巨

    匠，与正哭哭啼啼、日后所谓“以色列国家一代”作家的微不足道的代

    表，没有交流名垂千古的妙语。

    这件事过了三四年后，我会说车尔尼霍夫斯基的名字了。当听说他

    是个诗人时，我并不吃惊，那时候，耶路撒冷几乎人人都是诗人，要么就是作家，要么就是研究家，要么就是思想家，要么就是学者，要么就

    是改造世界的人。博士头衔也不会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在约瑟夫

    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家里，所有的男客要么是教授，要么就是博士。

    但是，他不只是一位老博士或教授。他是儿科医生，一个头发蓬乱

    的人，目光含笑，两只大手毛茸茸的，胡须浓密，脸颊粗糙，身上散发

    着独特的气味，强烈、柔和的气味。

    直到今日，每当看到诗人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的照片或者画

    像，或者是看到放在作家车尔尼霍夫斯基故居入口处的头部雕像，我立

    刻被他那令人舒适的气味裹挟，那气味像冬天的毛毯。

    与我们时代的许多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一样，爸爸有点秘密迦南人

    支持者的味道。东欧犹太村庄及其一切，现代文学创作中比阿里克[3]

    和

    阿格农等作家对它进行的表现，令他感到窘迫难堪。他想让我们脱胎换

    骨，像满头金发、有男子汉气、晒得黝黑的希伯来欧洲人，而不是犹太

    东欧人。他一向憎恨意第绪语，称之为“胡言乱语”。他把比阿里克视为

    受难者诗人，“永恒死亡者”诗人，而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则是冲破

    新黎明的先行官，标志着以“风暴之势征服迦南”的黎明。他能带着极大

    的热情，将《面对阿波罗神像》倒背如流，然而没有注意到诗人自己依

    旧向阿波罗膜拜，不愿意向狄俄尼索斯唱赞美诗。

    在我见过的人中，他比谁都能背诵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歌，也许比

    车尔尼霍夫斯基自己还能背。他在背诵时声情并茂，这样一位深受缪斯

    启迪的诗人，因此堪称音乐诗人，没有典型的犹太村庄情结，无所顾忌

    地描写爱情，甚至描写感官享乐。爸爸说，车尔尼霍夫斯基从未沉湎于

    各种各样的烦恼和痛苦。

    每逢这样的时刻，妈妈会略带疑惑地看着他，似乎从内心深处为他不加掩饰的快乐本性感到震惊，但克制住自己，没有说话。

    爸爸拥有显著的“立陶宛人”气质。他非常喜欢使用“显著”一词。

    (克劳斯纳一家来自敖德萨，但在这之前住在立陶宛，在立陶宛之前显

    然住在马特斯多夫，今日奥地利东部的马特斯堡，靠近匈牙利边境。)

    他是个多愁善感、满怀热情的人，然而大半辈子憎恨所有形式的神秘主

    义与幻术。他把超自然现象视为江湖骗子和魔术师营造的产物。他认

    为，哈西迪主义[4]

    故事只不过是民间传说，在说出这个词时，他总是做

    出愤怒的怪相，同使用“胡言乱语”、“陷入迷狂”、“麻醉剂”或“直觉”等

    词的表情一样。

    妈妈一贯倾听他讲话，她不接他的话茬，却向我们报以忧伤的微

    笑，有时对我说：“你爸爸是个聪明而有理性的人，甚至在睡觉时都具

    有理性。”

    妈妈过几年去世后，他的乐观明朗有些渐渐减退，他除了不再口若

    悬河之外，情趣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接近妈妈的志趣。他在国家图书馆

    的一间地下室发现了伊萨克·洛伊夫·佩雷茨[5]

    以前鲜为人知的一份书

    稿，是作家青年时代的一个练习本，里面包括了各种各样的速写、信手

    涂抹之作、诗歌习作，以及不为人知的短篇小说《报复》。爸爸到伦敦

    去了几年，在那里就这一发现写博士论文，通过与具有神秘色彩的佩雷

    茨的邂逅，他同早年车尔尼霍夫斯基的狂飙突进相去渐远。他开始学习

    远方民族的神话和民族传奇，浏览意第绪语文学，如同某人把拉住扶手

    的手松开，逐渐迷恋上小到佩雷茨短篇小说、大到哈西迪故事的神秘魅

    力。

    但是，在那些年，我们常常星期六下午步行去塔拉皮尤特大街的约

    瑟夫伯伯家，爸爸仍然试图教导我们像他那样开明。父母经常谈论文

    学。爸爸喜欢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易卜生和车尔尼霍夫斯基。妈妈则偏爱席勒、屠格涅夫和契诃夫、斯特林堡、格尼辛[6]

    、比阿

    里克，也谈论住在塔拉皮尤特大街约瑟夫伯伯家对面的阿格农先生。然

    而我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约瑟夫伯伯和阿格农先生之间并没有伟大的

    友谊。

    当约瑟夫·克劳斯纳教授和阿格农先生二人碰巧相遇时，那小路上

    刹那间感觉礼貌而冰冷。他们会把帽子举到一尺来高，微微欠身，大概

    谁都在从内心深处希望对方永远消失，湮没在深渊深处。

    约瑟夫伯伯不觉得阿格农多了不起，认为阿格农的创作长篇大论，有股乡村野气，用各种各样伶俐过头的领诵者的装饰音来进行点缀。至

    于阿格农先生，对此耿耿于怀，但最终报了一箭之仇，在塑造长篇小说

    《希拉》中那个荒唐可笑的巴赫拉姆教授这一形象时，把讽刺矛头直指

    约瑟夫伯伯。幸亏约瑟夫伯伯死在《希拉》出版之前，因而免除了巨大

    的精神痛苦。而阿格农先生多活了几年，一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拥有

    世界声誉，不过他也深受其苦，眼睁睁看着塔拉皮尤特两人一同住过的

    那条死胡同重新命名为克劳斯纳街。从那时到去世，他不得不忍受屈

    辱，做克劳斯纳街上著名的阿格农。

    于是乎直到今朝，命运故意作对，决意让阿格农之家伫立在克劳斯

    纳大街中央。

    而克劳斯纳之家则注定被拆毁，命运还是故意作对，在那里造了一

    幢普普通通的方形居住楼，俯瞰一群群游人经过阿格农之家。

    【注释】

    [1] 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1875—1943)，生于俄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移居旧巴勒斯

    坦，做过医生，三十年代定居耶路撒冷，是最重要的希伯来诗人之一。

    [2] 指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希伯来文学家约瑟夫·克劳斯纳(1874—1958)。他是作家家

    族链条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作家父亲的伯伯，但作家在叙述时，习惯将其称作“克劳斯纳伯伯”。

    [3] 比阿里克(1873—1934)，生于乌克兰，1921年定居特拉维夫，素有“以色列民族诗

    人”之称。

    [4] 哈西迪主义，又译“哈西德主义”，指十八世纪出现在东欧的犹太教虔修派运动。

    [5] 伊萨克·洛伊夫·佩雷茨(1852—1915)，生于波兰，著名现代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小

    说家。

    [6] 尤里·尼桑·格尼辛(1879—1913)，生于乌克兰，后辗转欧洲，希伯来语小说家。7

    每隔两三个星期，我们会朝觐塔拉皮尤特大街，朝觐约瑟夫伯伯和

    琪波拉伯母的小别墅。我们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的家离塔拉皮尤特有六七

    公里远，它位于遥远而有些危险的希伯来人郊区。热哈维亚和克里亚特

    ·施穆埃尔南部，蒙蒂菲奥里风车之南，延伸出一个陌生的耶路撒冷：

    塔里比耶、阿布托尔和卡特蒙、德国人居住区、希腊人居住区和巴卡

    阿。(我们老师阿韦沙厄曾解释说，阿布托尔以一名老武士的名字命

    名，意为“公牛之父”，塔里比耶曾经是叫塔里比的一个人的庄园，巴卡

    阿意思是平原或者山谷，圣经时期的巨人谷，而卡特蒙的名字是希腊

    文“卡塔蒙尼斯”的阿拉伯文讹误，意为“修道院旁”。)再往南，在所有

    这些异国世界之外，在黑黝黝群山的那边，在世界的尽头，孤寂的犹太

    居民区星星点点，若隐若现，梅库尔哈伊姆、塔拉皮尤特、阿诺纳，以

    及快要与伯利恒接壤的拉玛特拉海尔基布兹。从我们的耶路撒冷，塔拉

    皮尤特看上去只像挂在远方山巅布满尘埃树木上的一个灰团。有天夜

    里，邻居弗里德曼工程师从我们屋顶指着远方地平线，天地之间悬浮着

    一簇簇摇曳的微光，说那边是阿伦比兵营，再那边你们看到的可能是塔

    拉皮尤特或者是阿诺纳的灯光。要是再有暴力事件发生，他说，那里的

    日子会很不好过。更不用说爆发真正的战争了。

    我们午饭后出去漫步，那时城市把自己关在紧闭的百叶窗后，沉浸

    在安息日午后的小憩中。瓦楞铁单坡顶石屋间的街道和院落陷于一片沉

    寂，仿佛整个耶路撒冷笼罩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球里。

    我们穿过盖乌拉大街，走进阿哈瓦一条破败不堪的极端正统派犹太

    教徒居住区那拥挤的小巷，经过拴在年久失修阳台和外面楼梯护栏上挂

    满黑、黄、白色衣服的洗衣绳，沿兹克龙摩西街而上，那里总是散发着阿什肯纳茨穷犹太人[1]

    做饭时飘出的味道，像霍伦特安息日炖品、罗宋

    汤、大蒜、洋葱和泡菜，继续穿过先知街。安息日下午两点，在耶路撒

    冷大街上看不到一个活人。我们从先知街走向斯特劳斯街，这条街总是

    掩映在古松阴影里，两面高墙为古松遮荫护挡，一面是女执事开的新教

    徒医院那长满苔藓的灰墙，另一面则是犹太人医院比库尔霍里姆那阴森

    森的墙壁，庄严的铜门上雕饰着以色列十二部落的象征。两所医院里飘

    出药香，还有刺鼻的陈年来苏尔气味。接着，我们穿过名服装店玛阿延

    施图伯旁边的雅法街，在阿西亚萨夫兄弟开的书店前面逗留片刻，允许

    爸爸对橱窗里大量的希伯来文新书一饱眼福。从那里，我们走过整条乔

    治王第五大道，经过琳琅满目的店铺、高高悬挂着枝形吊灯的咖啡馆，以及价格昂贵的商店，这些都在安息日空空荡荡上了锁，但是通过橱窗

    上一道道铁护栏朝我们示意，用另一个世界富有诱惑的魅力朝我们眨

    眼，散发着遥远大陆的财富气，以及无忧无虑坐落在宽广河岸边的灯火

    通明的喧闹城市的芬芳。那里有仪态优雅的女士和前程远大的绅士，他

    们没有生活在一次次的袭击或政令中，不知何为艰辛，用不着去一个一

    个数硬币，用不着遭受拓荒者和自我牺牲条条框框的压制，用不着承担

    社区基金、医疗资金和配给券义务，悠然自得地在漂亮的住房房顶或具

    有现代色彩的宽敞单元楼安装上多烟道烟囱，地板上铺有地毯，身穿蓝

    色制服的门卫守护门口，身穿红制服的电梯仔开电梯，仆人、厨子、男

    管家、房屋代理唯命是从。女士们先生们享受着舒适的生活——不像我

    们。

    这里，乔治王街，还有在德国犹太人的热哈维亚，在希腊和阿拉伯

    富人的塔里比耶，现为另一种寂静所笼罩。它有别于贫穷而无人问津的

    东欧犹太人小巷在安息日里的虔诚寂静——迥然不同、激动人心的秘密

    寂静在乔治王大街上徘徊不去。眼下安息日下午两点半，大街上空空荡

    荡，那是一种带有异国风情、实际上尤为英国风情的寂静，因为乔治王

    街——不仅是因为名字——在我一个孩子的眼里，永远像电影中看到的

    奇妙伦敦城的延伸。乔治王街拥有一排排高大正规的建筑，以清一色的外观顺着道路两旁延伸开去，不像我们住区，住户和住户之间隔着可怜

    的无人照管的院落，垃圾和碎铁愈加损坏了其外观。在乔治王街这里没

    有破旧失修的阳台，不会看到窗户上有断裂的百叶窗像张着没牙的瘪

    嘴，不会看到把可怜家当暴露无遗的穷人窗口，不会看到补丁摞补丁的

    床垫、花里胡哨的地毯、挤在一起的一堆堆家具、黑糊糊的炒锅、发霉

    的水壶、奇形怪状的搪瓷炖锅以及一排五颜六色锈迹斑斑的罐头盒。这

    里，街道两旁是不间断的建筑物那自豪的外观，一扇扇屋门，一张张饰

    有窗纱的窗子，都谨慎地讲述着财富和尊贵，声音轻柔，织品考究，地

    毯柔软，玻璃雕花，举止优雅。

    这里，楼房门口饰有黑色玻璃盘板，写着律师、经纪人、医生、法

    律文书起草人以及被著名外国公司正式认可的代理人等字样。

    当我们途经塔里塔库米楼时，爸爸喜欢解释名字的来由，好像他在

    两星期前或是一个月前没这么做过似的。妈妈喜欢说，够了，阿里耶，我们听过了，你又来解释塔里塔库米了。我们经过施伊拜尔大坑，未曾

    建起的建筑物地基，经过后来成为议会临时栖居地的甫鲁民楼，经过哈

    马阿洛特大厦那半圆形的包豪斯派建筑，它保证所有进来者领略到迂腐

    的德国犹太人美学那苛刻的快感。我们停了一下，仔细看看老城城墙，与马米拉穆斯林墓地相交，互相催促快点赶路(已经两点四十五分了!

    还有很多路呢!)，继续走过耶舒龙犹太会堂，来到犹太代办处粗笨的

    圆弧形建筑前。(爸爸会压低声音，仿佛在向我透露国家机密：“那里

    是我们的政府所在地，魏茨曼博士、卡普兰、施尔托克，有时甚至是大

    卫·本—古里安本人。这里跳动着希伯来人政府的心。很遗憾这不是比

    较威严的民族内阁!”)接下来他会给我解释何为“影子内阁”，倘若英

    国人最终离开，我们这里会发生什么，他们离去究竟是好还是坏。

    我们从那里下行，向塔拉桑塔学院走去。(爸爸在那里工作有十年

    之久，独立战争后，或说耶路撒冷遭到围困后，通往守望山[2]

    教学楼的

    道路遭到封锁，国家图书馆期刊部在这里三楼的一个角落找到了临时避难所。)

    从塔拉桑塔走上十来分钟便是弧线形的大卫楼，城市在那里戛然而

    止，展现在面前的是空旷的田野，位于埃麦克来法伊姆的火车站就在近

    旁。左边可见耶民摩西的风车翼板，右上方斜坡上，是塔里比耶区的最

    后几座住宅。当我们走出希伯来城市的疆界时，感受到一种无言的紧

    张，仿佛我们正在跨越一条看不见的国境线，走进异国他乡。

    三点钟过一点，我们会沿着一条大路行走，这条路将古代奥特曼朝

    觐者客栈废墟(其上方是一座苏格兰教堂)与废弃了的火车站分隔开

    来。这里的风光大不一样，比较浑浊，古旧陈腐。这地方突然令我想起

    乌克兰西部小城边上一条穆斯林小街上的妈妈，小城是她的故乡。爸爸

    呢，则不可避免地开始谈论土耳其时期的耶路撒冷，谈论杰玛尔·帕

    夏[3]

    的政令，谈论刚好在火车站前铺就的广场上当着聚拢的人群发生的

    斩首与鞭刑。火车站，正如我们所知，是一个名叫约瑟夫·拜伊·纳翁的

    耶路撒冷犹太人从奥特曼帝国那里得到特许后，于十九世纪末期修建

    的。

    我们从火车站前面的广场沿希伯伦路而下，从英国军事防御设施前

    面经过，还经过圈起来的一串硕大的燃料容器，上面用三种语言显示

    出“真空油料”字样。希伯来文标记有些奇怪，滑稽，缺乏元音。爸爸哈

    哈大笑着说，这又一次证明，引进单独的元音字母，实现希伯来文书写

    现代化，势在必行。他说元音字母是阅读时的交通指挥。

    我们左侧，有几条岔路通往山下阿布托尔阿拉伯人居住区，而我们

    右侧则是德国人居住区一条条迷人的小巷，一个静谧祥和的巴伐利亚人

    村庄，处处鸟儿欢歌，鸡鸣犬吠，苍松翠柏之间时不时点缀着鸽房和红

    瓦屋顶，枝繁叶茂的树木遮蔽了小石墙内的一座座花园。这里的每一座

    房屋都建有地窖和顶楼，其特有含义让像我这样的孩子——生在脚下没有黑漆漆的地下室、头上没有幽冥的顶楼，没有衣柜，没有五斗橱，没

    有落地式大摆钟，院子里没有辘轳水井的地方——心生感伤的痛苦。

    我们继续沿着希伯伦路前行，经过粉红色的石砌官邸，那里住着富

    有的上流社会人士、笃信基督教的阿拉伯专业人士、政府管理部门的高

    级职员和阿拉伯高等委员会成员，马德姆·贝·阿里—马特纳维、哈吉·拉

    什迪·阿里—阿非非、埃米利·阿德万·阿里—布斯塔尼博士、亨利·塔维

    尔·图塔赫律师以及巴卡阿郊区的富有居民。这里所有的商店都是敞开

    的，咖啡馆里欢声笑语，音乐声声，仿佛我们把安息日抛到身后，使其

    在也门莫西和苏格兰救济院间一堵挡住去路的想象中的墙壁前止步。

    在宽大的人行道上，在咖啡屋前两棵古松的阴影下，三四个已不年

    轻的男子围坐在一张低矮木桌旁的几条柳条凳上，一律身着棕色制服，配有金链，金链从扣眼中露出，绕过腹部，消失在一个衣兜里。这些先

    生们喝着玻璃杯里的茶，要不就是啜饮小雕花茶杯里的咖啡，在十五子

    棋板上掷骰子。爸爸乐颠颠地用阿拉伯语和他们打着招呼，那语言从他

    嘴里说出像是俄语。先生们片刻间不再说话，略微吃惊地看着他，其中

    一人含混不清地咕哝着什么，或许只有一个字，或许真的在回应我们的

    问候。

    三点半，我们经过阿伦比军营的带电铁丝网，那是英国在南耶路撒

    冷的军事基地。我在地毯上做游戏时经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这座

    军营，攻克，慑服，清洗，让希伯来人的旗帜飘扬在它的上空。我从这

    里将直捣外国入侵者的心脏，派遣一队队突击队员冲到恶意山庄最高司

    令长官的围墙，我的希伯来人武装在壮观的钳形运动中一次次攻克恶意

    山庄，一支全副武装的纵队从西面，从军营里闯入住宅，而另一支部队

    从东部，从通往朱迪亚沙漠的东部斜坡出其不意地切断后路。

    我八岁多一点时，是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最后一年，两个同谋和我

    一道在屋后院子里造了一枚火箭。我们的目的是将其发射向白金汉宫

    (我在爸爸的地图集里，找到一张大幅的伦敦中心地图)。我用爸爸的打字机打了一封彬彬有礼的书信，向温莎宫里的英国国

    王乔治六世陛下发出最后通牒(我用希伯来语写作，那里一定会有人给

    他翻译的)：你要是不在六个月内离开我们的国家，那么我们的赎罪日

    就会成为大不列颠帝国的审判日。但是我们的工程从来没有结果，因为

    我们无法展开精密的导航设计(我们计划袭击白金汉宫，而不是无辜的

    英国路人)，因为我们难以设计出一种燃料，可以把我们的火箭从凯里

    姆亚伯拉罕区的阿摩司和奥法迪亚大街射向伦敦中心。正当我们投身于

    技术研究和发展之际，英国人改变了主意，匆匆忙忙离开了这里，伦敦

    就这样从我的民族热情和致命的火箭中幸存下来。火箭是用被人扔掉的

    一台冰箱和破自行车零件制作而成。

    快四点钟时，我们终于离开了希伯伦路，来到塔拉皮尤特外围。两

    边长满黑漆漆柏树的林阴道上，从西向东吹起一阵微风，飒飒作响，在

    我心中掀起了奇妙、屈辱和肃然起敬之感。那年月的塔拉皮尤特静谧安

    宁，花团锦簇，位于沙漠边缘，远离城市中心和商业喧扰。塔拉皮尤特

    计划以精心照管的中欧住房规划模式为榜样，为追求宁静的学者、医

    生、作家和思想家而建。道路两旁，令人惬意的单层小型住房坐落在美

    丽花丛之中，正如我们想到的那样，每座住房里，居住着杰出的学者，或者是像我们约瑟夫伯伯那样著名的教授，尽管他没有子嗣，但在整个

    国家闻名遐迩，甚至通过著作翻译将声名播向遥远的异国。

    我们向右拐进考拉哈多洛特大街，一直走到松林边，而后左拐，来

    到了伯伯家门外。妈妈会说，离四点还差十分呢，他们还在休息吧？我

    们干吗不安安静静地在花园长椅上坐等几分钟呢？要么就是，我们今天

    有点晚了，已经四点一刻了，俄式茶炊一定弄好了，琪波拉伯母一定摆

    上水果了。

    两棵华盛顿蒲葵如同哨兵立于大门两侧，再过去是一条墁过的小路，两侧的金钟柏树篱从大门通向宽阔的台阶，我们从台阶走向前面的

    门廊，门上方精美的铜盘上镌刻着约瑟夫伯伯的箴言：犹太教和人文主

    义。

    门上有个更小更亮的铜盘，上面用希伯来文和罗马字母写着：教授

    约瑟夫·克劳斯纳博士。

    再下面，是一张用图钉钉上去的小卡片，琪波拉伯母用浑圆的笔迹

    写着：两点至四点请勿打电话。谢谢。

    【注释】

    [1] 阿什肯纳茨犹太人，中世纪时期指法国北部、德国西部的犹太人，后来其中心向波

    兰、立陶宛等地蔓延，主要指欧洲犹太人。

    [2] 守望山，根据希伯来文意译，有时亦根据英文发音译作斯克普斯山。

    [3] 杰玛尔·帕夏(1872—1922)，曾任奥特曼土耳其帝国海军部长，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

    策划者之一。8

    已经到了前厅，我被一种敬畏之情攫住，仿佛心脏本身受命脱掉鞋

    子，穿袜子走路，踮起脚尖，礼貌地呼吸，紧闭双唇，适度得体。

    在前厅里，只有一个带弯曲把手的棕色衣帽架立在前门口，还有一

    面小墙镜，一块黑色编织地毯，其他空间都被一排排的书籍占满：从地

    面直通屋顶的一个个架子上放满了书。我从字母上认不出这些书是用哪

    种语言写成，书直立摆放，还有一些书躺在它们的头顶，丰满而灿烂夺

    目的外国图书自如地舒展着身子，而其他可怜巴巴的图书则局促地挤在

    一起窥视着你，躺在那里，像非法移民挤在外国轮船的上下铺里。厚重

    体面的书籍用烫金皮革封面装订，稍薄一点的书籍用薄纸，俨然光彩照

    人气度庄严的绅士和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乞丐。在它们周围、中间和身

    后乃为一本本汗流浃背的小册子、传单、活页印刷品、选印本、期刊、日报和杂志，犹如总是聚集在任何广场和市场的嘈杂人群。

    前厅里有扇窗子，透过令人想起隐居者小屋的铁把手，在观看着花

    园里的忧郁叶子。琪波拉伯母在厅里接待我们，也在这里接待所有的客

    人。她是位可人的老太太，脸上神采奕奕，笑容可掬，身穿一条银灰色

    长裙，肩披一条黑色披肩，非常俄国化，一头白发揽在脑后，梳成整整

    齐齐的小髻，迎上双颊依次接吻，和蔼的圆脸朝你露出欢迎的微笑，总

    是先向你问好，通常等不到你回答，就直接切入我们亲爱的约瑟夫的情

    况，说他又是彻夜未眠，要么就是旧病复发后胃又恢复了正常，要么就

    是刚从宾夕法尼亚一位赫赫有名的教授那里收到一封特别好的来信，要

    么就是明天以前得给拉维多维奇的杂志完成一篇重要的长文，要么就是

    决定对希伯来文学批评家艾西格·希尔伯施拉格的再次伤害不予理睬，要么就是终于决定给“和平契约”帮派[1]

    的那些领袖们的谩骂以毁灭性还

    击。消息公告发布后，琪波拉伯母甜美地一笑，带我们觐见伯伯本人。

    “约瑟夫正在客厅等着你们呢。”她向我们宣布时会发出一阵笑声；

    不然就是“约瑟夫已经和科鲁泊尼克、内塔尼亚胡夫妇、约尼特赫曼先

    生和肖赫特曼一家待在客厅里了，还有一些贵客正在赶来。”有时她

    说：“从早晨六点他就囚在书房里，我甚至得把饭给他送到那里，可没

    关系，没关系，你们现在尽管去，去找他，他肯定会高兴的。他看见你

    们总是那么高兴，我也高兴，让他稍微停一下工作，休息一会儿对他比

    较好，他在毁自己身体哩!他一点也不在意自己。”

    前厅开有两扇门。一扇直通向客厅兼饭厅，窗格玻璃上有花纹雕

    饰；另一扇，沉重而阴暗，把我们引向教授的书房，有时书房又被称作

    图书馆。

    约瑟夫伯伯的书房在我这个孩子的眼中，像通往某座智慧之宫的前

    厅。爸爸一次悄悄对我说，在伯伯的私人图书馆里，有两万五千多册藏

    书，其中包括无价的古代巨著，我们最伟大作家和诗人的手稿，为他个

    人签名的首版书，采用各种手段偷运出苏维埃敖德萨的经卷，价值连城

    的收藏品，宗教与世俗书籍，近乎所有的犹太文学作品和大量的世界文

    学作品，伯伯在敖德萨购买的图书，或者是在海德堡得到的图书，他在

    洛桑发现或在柏林和华沙所找寻到的图书，他从美国订购的图书，以及

    只在梵蒂冈图书馆才有的图书；其语言包括希伯来语、阿拉米语、叙利

    亚语、古希腊语、现代希腊语、梵语、拉丁语、中世纪阿拉伯语、俄

    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波兰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及甚至连我

    听都没有听说过的语言和方言，比如说乌加里特语、斯洛文尼亚语、马

    耳他语以及古斯拉夫教堂语言。

    图书室有某种严格肃穆之处，数十个书架那笔直的黑线条从地面伸

    向天花板，甚至伸向门道和窗户，某种沉静严厉的辉煌，不允许草率和轻浮，对我们大家都有一种压迫感，就连约瑟夫伯伯本人，在这里说话

    也总是轻声细语。

    伯伯那巨大图书室里的气味将会伴随我整个人生：七种隐藏智慧那

    散发泥土气的诱人气味，献身学术的恬静世俗生活气味，还有秘密隐士

    生活从最深的智慧井里滚滚涌出的幽灵般的沉寂，死去先贤们的窃窃私

    语，埋没已久的学者们的秘密思想迸发而出，对前代人欲望的冷峻抚慰

    等气味。

    也是从书房，透过三个高高的窄窗，可以看到长疯了的幽暗花园，花园墙外，便是满目荒凉的朱迪亚沙漠，嶙峋的石丘滚滚泻向死海。花

    园外围柏树参天，青松瑟瑟，苍松翠柏中不时长有欧洲夹竹桃、野草，未经修剪的玫瑰花丛，布满尘埃的金钟柏，昏暗的沙石小径，一张花园

    木桌历经多次冬雨后已经腐烂，一棵弯弯曲曲的老楝树已经半枯。即便

    是在夏季最炎热的日子里，在这座花园里也有几许俄罗斯式的冬意，令

    人沮丧。没有子嗣的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用厨房里的残羹剩饭喂养

    园中的猫，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出来到哪里漫步，也没看见他们谁

    会在徐徐晚风中坐在那两张褪色的长椅上。

    在那些安息日的午后，只有我在花园中漫步，总是孤身一人，躲避

    客厅里学者们那索然无味的谈话，在林下植物里猎豹，在石头下挖掘，寻找贮存的古老羊皮纸，梦想着用我部队的勇猛炮火征服墙外光秃秃的

    山丘。

    图书室四面高大宽阔的墙壁被拥挤然而错落有致的书占据，一排排

    蓝、绿、黑色珍贵的书籍饰有金银雕花。有些地方的书籍放得特别挤，两排书被迫一前一后站在承受重负的同一格书架上。有些部分带有华丽

    的哥特式字母，令我想起尖塔和移动塔车，有些部分是犹太圣书、塔木

    德著述、祈祷书、律法大纲和密德拉西汇编。一架是西班牙出的希伯来文图书，一架是意大利出的；还有一部分是柏林或什么地方的希伯来启

    蒙运动图书，还有望不到边际的犹太思想、犹太历史、早期近东历史、希腊罗马历史、古今教会历史，以及各式各样的异教徒文化；伊斯兰教

    思想、东方宗教、中世纪历史，还有令我感到神秘的大片斯拉夫区域、希腊区域，再有一片是灰棕相间的四眼活页夹、卡纸板文件夹，鼓鼓胀

    胀夹满选印本和手稿。就连地板上也让一堆堆的书籍覆盖了，有些书翻

    开来放在那里，有些书里夹满小书签，而另一些则像惊恐的绵羊在为客

    人准备的高背椅上甚至窗台上挤作一团。一架装着金属脚的小黑梯子可

    以在图书室里移来移去，可够到上面紧挨着高高屋顶的书架。偶尔，我

    被允许小心翼翼推着橡胶轱辘上面的它从一个书架到另一个书架，没有

    图片、植物或者装饰品，只有书，许许多多的书和沉寂盈满了房间，还

    有股奇妙的气味，那是皮革封面，发黄的纸张，霉菌散发出来的，有点

    怪异，像海草和旧胶水的气息，智慧、秘密和尘埃的气息。

    在图书室中央，伫立着克劳斯纳教授的书桌，仿佛一艘黑漆漆的大

    驱逐舰在高山环绕的崖湾内抛锚，整个书桌堆满了一堆堆的参考文献、笔记本、各种各样的钢笔，蓝的、黑的、绿的、红的，铅笔、橡皮、装

    满回形针的盒子，橡皮圈和钉书钉，暗黄色的信封、白色信封，以及上

    面贴有彩色好看邮票的信封，纸张、散页印刷品、笔记和索引卡片，打

    开的希伯来文书籍上堆放着外文书，时不时插入从螺旋形状的纸簿上撕

    下来的纸张，上面是我伯伯那密密麻麻的细长字迹，到处涂涂抹抹修修

    改改，像黑色的死苍蝇，到处是小纸片，约瑟夫伯伯的金边眼镜放在一

    堆东西上边，仿佛在天空中飞翔，而另一副眼镜则放在椅子旁边小推车

    上的另一堆书上，第三副眼镜则在黑沙发旁小箱子上，透过一本打开了

    的小册子的书页偷看你。

    约瑟夫伯伯本人就待在这张沙发上，以一种灾难性的姿势蜷缩在那

    里，肩上披一条像苏格兰士兵短裙的红绿格毯子，不戴眼镜，他的脸显

    得光秃秃的，充满了稚气。他身材瘦削，像孩子那样纤巧，那双细长的棕色眼睛看上去既喜悦，又有几分失落。他用那只几乎透明的白手和我

    们微微握手，咧开八字须和山羊胡子，露出淡粉色的微笑，说些诸如此

    类的话：“请进，亲爱的，进来，进来呀!”(即使我们已经走进房间，已经站在他面前，然而依旧靠近房门，爸爸妈妈和我挤作一团，像一小

    群迷失在陌生牧场里的牲畜。)“请原谅我没有站起来迎接你们，不要

    对我过于苛刻，因为我三天两夜都没有离开写字台，没有合眼，问问克

    劳斯纳夫人，她会为我作证，我没吃没睡，我甚至没有溜一眼报纸，只

    想把这篇文章写完，它的发表会在我们的国土上引起强烈反响，不光是

    在这里，整个文化世界将会屏息注视这场论争，这一次我相信我会让蒙

    昧主义者永远哑口无言!这一次迫使他们表示赞同说阿门，或者至少承

    认他们别无话说，他们大势已去，他们的游戏结束了。你们怎么样？我

    亲爱的范妮娅？我亲爱的罗尼亚？还有可爱的小阿摩司？你们好吗？你

    们有什么新情况？你们给亲爱的小阿摩司读几页我写的《当民族为自由

    而战》了吗？我亲爱的人，在我看来，在我写的所有东西中，《当民族

    为自由而战》最适合给亲爱的阿摩司自己和我们整个杰出的一代希伯来

    青年做精神食粮，或许还包括我的《第二圣殿史》中对英雄主义和反叛

    的描述。

    “亲爱的，你们呢？你们一定是走着来的。路是不是太远了？从你

    们凯里姆亚伯拉罕的家里？我现在想起来了，三十年前我们还年轻时，住在风景如画、真诚的布哈拉人居住区，我们经常在安息日从耶路撒冷

    走到贝特拉或是阿那托特，有时会走到先知撒木耳墓地。亲爱的克劳斯

    纳夫人现在要给你们拿些吃的喝的，要是你们善意地跟随她去的话，我

    把这段难写的话写完就过去。沃伊斯拉夫斯基家和诗人尤里·兹维，以

    及埃文—扎哈夫今天可能也来。亲爱的内塔尼亚胡和他迷人的妻子差不

    多每个安息日都来看我们。现在过来一下，我亲爱的人们，过来亲眼看

    看，我亲爱的小阿摩司你也过来，看看我写字台上的草稿——我死后，应该让一拨拨、一代代学生到这里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作家为艺术而

    奉献时所遭受的痛苦，我平生进行的奋斗，不遗余力追求简约、流畅和明晰的风格，看看我每行字中删去多少，我打了多少草稿，有时甚至有

    六遍以上的不同草稿，此后方觉自己的东西差强人意。成功来自汗水，灵感来自勤奋和努力。古语说得好，祝福既上自天堂，又下自万丈深

    渊。当然，我只是开个小玩笑，女士们，请原谅。现在，我的亲爱的，跟克劳斯纳太太去解解渴，我不耽误你们了。”

    从图书馆，你可以出去，走到又窄又长的走廊，那是住房的结肠地

    带。走廊右边是浴室和贮藏室，而照直走则是厨房、食品贮藏室和可说

    是厨房分支的用人住的房间(尽管从来就没有过用人)。你也可以立即

    左拐走进起居室，或者是照直走到走廊尽头，则是我伯伯伯母那装饰华

    丽的洁白卧室，里面有一面镶铜边的大梳妆镜，两边则放有装饰性的蜡

    烛架。

    因此你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到起居室：当你走进家门时从前厅左

    转，或者径直走进书房，出来后进走廊，立即左转，就像约瑟夫伯伯通

    常在安息日里所做的那样，或者直接走到几乎有整个起居室那么长的黑

    餐桌头上的贵宾位置。此外，在起居室一角有一低矮的拱形门道通向休

    息室，休息室的一面是圆形的，像座角楼，休息室的窗子俯瞰着前花

    园、华盛顿蒲葵和安静的小街。阿格农先生的住宅就耸立在街道对面。

    休息室也被称作吸烟室。(在安息日，克劳斯纳家里禁止吸烟，然

    而安息日并非能永远阻止约瑟夫伯伯写文章。)这里有几把沉重、柔软

    的扶手椅，有铺着绣有东方风格图案坐垫的沙发，一条宽大软绵绵的地

    毯，一大幅油画(波兰画家莫里西·格特里夫画的？)画的是一个上年

    纪的犹太人，佩戴经匣，肩上披着祈祷披肩，手上拿着本祈祷书，但这

    个犹太人并没有读祈祷书，因为他双眼紧闭，嘴张开，脸上流露出痛苦

    的虔诚和精神亢奋。我总是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位虔诚的犹太人了解我

    所有见不得人的秘密，非但没有指责我，反而默默地请求我修正我的道路。

    那时，整个耶路撒冷到处是一居室半的住房，或者是两居室的住房

    由两家相互争斗的家庭合住。克劳斯纳教授的宅邸在我看来成了苏丹或

    罗马皇帝王宫的样本，我经常在入睡之前，躺在床上幻想大卫王国复

    辟，希伯来部队为塔拉皮尤特的宫殿站岗放哨。在1949年，梅纳赫姆·

    贝京[2]

    内阁里反对派领袖，以自由运动的名义提名约瑟夫伯伯为候选

    人，和海姆·魏兹曼[3]

    竞争以色列总统，我罗织出这样的意象：伯伯在

    塔拉皮尤特的总统府四周是希伯来士兵，每一入口的黄铜牌下，两名浑

    身闪光的哨兵分立两侧，令所有的走近者确信，犹太人和人道主义价值

    将会永远联合在一起，相互之间不会发生冲突。

    “那个神经病孩子又在住宅里跑来跑去了。”他们说，“你们看看

    他，没完没了地跑，上气不接下气，脸涨得通红，浑身是汗，好像吞了

    水银。”他们责骂我：“你怎么回事？你吃红辣椒了吗？你在追赶自己的

    尾巴吗？你当自己是哈努卡节的陀螺吗[4]？是飞蛾吗？是螺旋桨吗？你

    把自己的漂亮新娘给丢了？你的轮船沉了？你让我们大家头疼。你净给

    琪波拉伯母捣乱。你干吗不坐下来安静一会儿？你干吗不找本好书看

    看？要不我们给你拿来纸笔，你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给我们画张好看的

    画？不干？”

    但我已然如此，从客厅疯跑到走廊，到用人房间，再到花园，再跑

    回来，充满了奇幻，摸摸墙壁，敲一敲，以找到隐匿的寝室、看不见的

    空间、秘密通道、地下走道、隧道、地道、秘密夹层，或者是伪装起来

    的门。直至今天我仍然没有放弃。

    【注释】

    [1] 和平契约，一个和平主义组织，成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希伯来大学教授们中间

    引起强烈争论。

    [2] 梅纳赫姆·贝京(1913—1992)，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以色列总理(1977—1983)。[3] 海姆·魏兹曼(1874—1952)，化学家，犹太复国主义先驱，以色列国家的奠基人之

    一，以色列第一任总统。

    [4] 哈努卡节，有光明节、净殿节等多种译法，为的是纪念公元前165年犹太民族在犹太·

    马加比领导下反抗异族统治、捍卫民族信仰的起义。陀螺是过此节时儿童玩的一种玩具。9

    在起居室装有黑玻璃面的餐具柜里，陈列着一套华丽的餐具，长颈

    玻璃壶、陶瓷和水晶杯子，一套古老的哈努卡灯具，以及专门用于逾越

    节的器皿。在陈列橱上面，放着两座青铜塑像：愠怒的贝多芬面对着双

    唇紧闭沉着镇定的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后者经小心翼翼的抛光，身穿华丽军装，戴一顶军官们戴的尖顶帽，一条官方皮带挎在胸膛。

    约瑟夫伯伯坐在桌子上手，说话声音尖利，女里女气，恳求，甜言

    蜜语，有时几近呜咽。他会讲述民族状况、作家和学者身份、文化人的

    责任，要么就是讲同事们不够尊重他的研究、他的研究发现、他的国际

    地位，而他本人对他们则不怎么在意，实际上鄙夷他们的狭隘心胸，鄙

    夷他们那乏味而自私的观念。

    有时他会把话题转向国际政治，对斯大林代理人四处发动的颠覆活

    动忧心忡忡，对道貌岸然的英国人的伪善鄙夷不屑，惧怕罗马教廷玩弄

    诡计，罗马教廷从来没有接受，从来不会接受犹太人小到掌管耶路撒冷

    大到掌管以色列土地，对开明民主国家的重重顾忌表现出审慎的乐观，对美国则深怀羡慕，但并非没有保留，在我们时代美国居于民主国家之

    首，然而受到庸俗行为和物质至上主义的浸染，缺乏文化与精神底蕴。

    总的来说，十九世纪的英雄人物，如加里波第、亚伯拉罕·林肯、格雷

    斯通等人，堪称伟大的民族解放者，文明与启蒙价值的杰出的阐释者，而新世纪(二十世纪)则处在那两个刽子手的铁蹄之下，一个是住在克

    里姆林宫的格鲁吉亚鞋匠之子，一个是那个控制了歌德、席勒和康德家

    园的叫花子的疯狂之子。

    客人们满怀尊敬静静地听，要么就是用几个安静的字眼表示赞同，以不打断他滔滔不绝的演说。约瑟夫伯伯的餐桌谈话不是聊天，而是感

    人至深的独白。克劳斯纳教授会从餐桌上座指责、痛斥、怀旧，要么就是对一系列事情发表见解、主张，做情感表白，如犹太代办处领导那平

    庸的不幸，总是讨好异教徒；希伯来语的地位，一方面受到意第绪语的

    不断威胁，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语言的不断威胁，腹背受敌；职场上一

    些同事的狭隘嫉妒，年轻作家和诗人们的浅薄，尤其是那些本土出生的

    人，既没有掌握一门欧洲文化语言，就连希伯来语也疲软了；要么就是

    欧洲犹太人理解不了杰伯廷斯基的预言性警告，美国犹太人即使现在已

    经出现了希特勒，依然沉迷物质享受，而不到故乡定居。

    偶尔有位男客提问或发表评论，犹如有人把青蛙扔到篝火上，他们

    鲜少有人敢展开某种次要的详细议题，或是介入主人的谈话，大多数时

    间，都满怀敬意地坐在那里，发出礼貌的赞同之声，或是当约瑟夫伯伯

    采用嘲讽或者幽默的口气时放声大笑，在这种情况下，约瑟夫伯伯不可

    避免地加以解释：刚才说的只不过是开开玩笑。

    至于女士们，她们不参与谈话，其角色仅限于充当点头听众。当约

    瑟夫伯伯慷慨地在她们面前散发智慧连珠时，期待她们适时报以微笑，通过面部表情露出喜色。我不记得琪波拉伯母在桌子旁边就座过。她总

    是在厨房、贮藏室和起居室之间来回奔忙，装满饼干碟和果盘，给大银

    盘里的俄式茶炊加上热水，总是急急忙忙，腰上系条小围裙。当她不需

    要倒茶，也用不着添加蛋糕、饼干、水果或者是一种叫作瓦伦液的甜味

    调制品时，就站在起居室和走廊之间的门口，站在约瑟夫伯伯的右手后

    边两步远的地方，双手放在肚子上，等着看是否需要什么，或者是哪位

    客人需要什么，从湿抹布到牙签，或者是约瑟夫伯伯礼貌地冲她指出她

    应该从他图书馆写字台右上角取来最新一期《来守乃奴》[1]

    或者是伊扎

    克·拉马丹[2]

    的新诗集，他想从中引用一些东西支持自己的论证。

    这是那年月一个不成文的规矩：约瑟夫伯伯坐在餐桌上座，滔滔不

    绝高谈阔论，而琪波拉伯母系着白围裙站在那里，服侍，或者是等待，召之即来。然而，伯伯、伯母绝对彼此忠贞不渝，彼此相亲相爱，一对

    身患慢性疾病没儿没女的年迈情侣，他待妻子如同对待婴孩，极尽甜美深情；她待丈夫如同对待娇惯的孩子，给他穿衣服，系围巾，万一他感

    冒，就打个鸡蛋，调上牛奶和蜂蜜，缓解他喉咙的疼痛。

    一次我碰巧看见他们并肩坐在床上，他一只半透明的手放进她的双

    手中，而她则小心翼翼地给他修剪指甲，用俄语悄声向他倾诉各种爱慕

    之情。

    约瑟夫伯伯酷爱在书上题上情意绵绵的字句。从我九岁或十岁起，他每年都要送我一卷《儿童百科全书》，在其中一卷中，他采用后缩式

    格式书写，有点像是在退缩：

    致我勤奋而聪颖的

    小阿摩司

    衷心祝愿

    他成长为民族栋梁

    约瑟夫伯伯

    谨上

    耶路撒冷—塔拉皮尤特，犹太历5710年8月

    现在，五十多年过去后，当我凝视这题字，我不知道他真正了解我

    什么。我的约瑟夫伯伯，通常把冰凉的一只小手放在我的脸颊上，银白

    色的须髯下露出温和的微笑，盘问我最近读了哪些书，读过他写的什么

    书，这些时犹太孩子在学校学些什么，比阿里克和车尔尼霍夫斯基的哪

    首诗我会背诵，谁是我所喜欢的《圣经》英雄。没顾上听我答话，他告

    诉我说，我应该通晓他在《第二圣殿史》里所写的马加比家族，有关国

    家前途，我应该读读他昨天在《观察者》上发表的一篇措辞激烈的文

    章，要么就读读他在本周《早晨》杂志上的访谈录。在题字中，他小心翼翼地在容易造成模棱两可的地方给元音加上音标，而他名字的最后一

    个字母则像风中之旗在飘动。

    在大卫·弗里希曼[3]

    译作的扉页上，他又一次题字，以第三人称的

    形式希望我：

    愿他在人生路上取得成功

    学本书翻译妙处之用词，人须遵循人己之所思

    而非人类大众——本时代芸芸众生之所想，爱他的

    约瑟夫伯伯

    耶路撒冷—塔拉皮尤特，犹太历5714年8月

    在这样的一次安息日聚会上，约瑟夫伯伯说过类似这样的话：

    “女士们，先生们，我毕竟没儿没女，我的书就是我的孩子，我在

    其中倾注了全部心血，我死后，它们，只有它们将会把我的精神，我的

    梦想传给未来的一代。”

    对此琪波拉伯母回应说：

    “嗨，欧西亚，打住。嘘，欧辛卡，打住，打住。你知道大夫告诉

    过你不要激动。现在你的茶凉了，冰凉冰凉的。别，别，我亲爱的，别

    喝了，我要去给你倒杯新的。”

    对手们的伪善和卑鄙令约瑟夫伯伯义愤填膺，有时会提高嗓门，但

    声音从来不是吼叫，而是高分贝的咩咩羊叫，与其说像嘲弄、痛斥的先

    知，不如说像抽泣的女人。有时，他用脆弱的手敲击着桌面，但那样子与其说是打击，不如说是抚摸。一次，在抨击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同盟

    会[4]

    或是那些建议讲犹太—德国人行话(他定义为意第绪语)的人的长

    篇激烈演说中，他打翻了一罐冰镇柠檬水，水流到他腿上，系着围裙站

    在门边的琪波拉伯母刚好站在他身后，她弯腰用围裙擦拭他的裤子，说

    对不起，扶他起来，带他去了卧室。十分钟后，她把衣着干爽光彩照人

    的他带回到朋友中间，大家围坐在桌前礼貌地等候他，低声谈论着男女

    主人，他们像一对信鸽：他待她如同一位上年纪的女儿，而在她看来，他就像可爱的孩子，视如眼珠。有时她会把胖胖的手指和他透明的手指

    交叉在一起，那一刻二人会交换眼神，接着垂下眼帘，腼腆地相视而

    笑。

    有时，她轻轻解下他的领带，帮助他脱鞋，让他躺下休息一会儿。

    他忧伤的头颅靠在她的前胸上，单薄的身体偎依着她丰满的身躯。要么

    就是她在厨房里洗刷，无声地流泪，他会来到她身后，把粉色双手放在

    她的双肩上，发出一连串的唧唧、咯咯、吱吱声，仿佛在哄婴儿，要么

    就是自愿做她的婴儿。

    【注释】

    [1] 希伯来语杂志。

    [2] 伊扎克·拉马丹(1899—1954)，出生于乌克兰，1920年移居巴勒斯坦，希伯来语诗

    人。

    [3] 大卫·弗里希曼(1859—1922)，生于波兰，曾经在德国、俄国等地辗转，著名希伯来

    语诗人。

    [4] 同盟会，立陶宛、波兰和俄国的犹太工人联盟，始创于1897年10月，主张接受社会主

    义理念。10

    作为孩子，我最钦佩约瑟夫教授的是，我听说他给我们创造了几个

    简单的希伯来日常词语，那些词语看来已经家喻户晓并得到永久性的使

    用，包括“铅笔”、“冰川”、“衬衫”、“绿屋”、“吐司”、“货物”、“单

    调”、“色彩缤纷”、“官能的”、“起重机”和“犀牛”。(试想，要是约瑟夫

    伯伯没给我们创造“衬衫”、“多彩外套”一词，我每天早晨穿什么？没有

    他的铅笔、铅制尖笔，我用什么写字？更不用说“官能的”了，那可是这

    个恪守道德规范的伯伯创造的一个特殊礼物了。)

    约瑟夫·克劳斯纳1874年出生于立陶宛的奥尔凯尼基，1958年逝世

    于耶路撒冷。十岁那年，克劳斯纳一家从立陶宛移居到敖德萨，在敖德

    萨，他从传统的犹太宗教小学到具有现代风格的经学院，行进摸索，之

    后投身“锡安之爱”[1]

    的运动，成为阿哈德·哈阿姆[2]

    圈子里的一员。十九

    岁那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文章，题为《新词和优秀创作》。他在这篇文章

    里论证道，希伯来语言范围有待扩展，甚至要引入外来语，这样才能使

    之成为一门鲜活的语言。1897年夏天，他到德国海德堡求学，因为在沙

    皇俄国禁止犹太人上大学。在海德堡的五年间，他跟随库诺·费舍尔[3]

    教授研习哲学，深为勒南[4]

    版本的东方历史所吸引，受卡莱尔[5]

    影响深

    远。他在海德堡五年间学习领域涉及哲学、历史到文学、闪语和东方学

    (他掌握了十几门语言，包括希腊语和拉丁语，梵语和阿拉伯语，阿拉

    米语、波斯语和阿姆哈拉语)。

    当时，他在敖德萨时期的友人车尔尼霍夫斯基也在海德堡攻读医

    学，二人的友谊进一步深化，变成一种诚挚而有益的亲和力。“一个激

    情澎湃的诗人!”约瑟夫伯伯会这样说他，“雄鹰般的希伯来语诗人，一

    只翅膀触及《圣经》和迦南风光，而另一只在整个现代欧洲展开!”有

    时他称车尔尼霍夫斯基拥有“孩子般简单纯净的灵魂，哥萨克强健结实

    的体魄!”约瑟夫伯伯当选为代表，代表犹太学生出席在巴塞尔召开的第一届

    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接下来的会议中，他有一次甚至和犹太复国主义

    之父西奥多·赫茨尔[6]

    做过简短交流。(“他人很英俊!像上帝的一个天

    使!他的脸焕发着内在的神采!在我们看来，他像亚述王，蓄黑胡子，流露出受到神灵启迪的梦幻神情!他的眼神，我将至死记得他的眼神，赫茨尔拥有年轻恋爱诗人的眼神，灼热，忧伤，令所有凝视它的人着

    迷。他高高的前额也赋予了他崇高的神采!”)

    回到敖德萨后，克劳斯纳写作，教书，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在二十九岁那年，他从阿哈德·哈阿姆那里继承了现代希伯来文化的核

    心月刊《哈施罗阿赫》的编辑工作。更为精确地说，约瑟夫伯伯从阿哈

    德·哈阿姆那里继承的是一份“期刊文学”，克劳斯纳立即通过发明希伯

    来词语“每月一次”，把它变成了月刊。

    一个人有能力创造新词并将其注入语言的血流中，这在我看来只是

    比创造光明与黑暗的人稍逊一筹。要是你写一本书，你可足以幸运地让

    人们读上一阵子，直到其他更好的书问世，并将其取代，但是创造一个

    新词，则几乎不朽。直至今天，我有时闭上眼睛，想象那位干枯孱弱的

    老人，白花花的山羊胡子很突出，须髯柔软，双手纤细，戴着俄式眼

    镜，心不在焉独自拖着细碎的脚步，像格列佛身处大人国，而大人国里

    那一群五光十色的冷漠的巨人、高大的鹳鸟、威猛的犀牛都满怀感激朝

    他彬彬有礼地鞠躬。

    他和妻子范妮·沃尼克(自结婚之日起，她就不可避免地以“我亲爱

    的琪波拉”著称，或者是在客人面前以“克劳斯纳夫人”著称)，把他们

    在敖德萨里米斯里纳亚的家变成某种社交俱乐部和聚会场所，招待犹太

    复国主义者和文人墨客。

    约瑟夫伯伯总是流露出酷似孩子般的喜悦。即便他谈及他的忧伤、他深深的孤独、他的敌人、他的痛楚和疾病、非墨守成规者们的悲剧命

    运、他整个人生中不得不遭受的不公和屈辱，也在两只圆眼镜片后潜藏

    着压抑的快乐。他的一举一动，他明亮的眼睛，他粉红色的婴儿面颊放

    射出兴高采烈、乐天达观的活力，那是一种对人生的肯定，近似于快乐

    论。“我又是一夜没有合眼，”他对每一位客人都这么说，“为我们民族

    忧心忡忡。为我们未来的恐惧，我们有些发育不全的领导人那狭隘的视

    角，在黑暗中压在我心头，比我本人的问题更要沉重，更别说我的痛

    苦，我气短，我患有可怕的偏头疼。”(要是你把他的话当真，那么他

    至少在二十世纪早期到1958年去世为止没有一刻会闭上眼睛。)

    1917年到1919年，克劳斯纳在敖德萨大学当讲师，后成为那里的教

    授。列宁的十月革命后，红白双方的血腥内战使得敖德萨已经易主。

    1919年，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加上伯伯年迈的母亲、我的曾祖母拉

    莎—凯拉·布拉兹从敖德萨启程到雅法，乘坐的是“鲁斯兰号”。那是战

    后第三代阿里亚移民高峰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五月花”。那年的哈努

    卡节，他们就住在耶路撒冷的布哈拉人居住区。

    然而，我祖父亚历山大和祖母施罗密特以及我爸爸和他的哥哥大卫

    却没有前往巴勒斯坦，尽管他们也是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

    土地上的生活条件在他们看来非常亚洲化，于是他们动身去了立陶宛的

    首都维尔纳。爸爸及其父母1933年抵达耶路撒冷，那时，维尔纳的排犹

    主义已经升至对犹太学生采取暴力活动。

    我的亲伯伯大卫是个执着的欧洲人，他迟迟没有行动，那时的欧洲

    似乎只剩下我的家人和他们那样的犹太人。其他的人都是泛斯拉夫人、泛日耳曼人，或者只是拉脱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爱尔兰人或者是斯洛

    伐克爱国主义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欧洲的惟一欧洲人就是犹太

    人。我爸爸经常说：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三个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

    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比如说，犹太人；在南斯拉夫，有塞尔维亚人、克

    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黑山人)，但即使在那里，也居住着一群明显的南斯拉夫人；即使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里，有俄

    国人，有乌克兰人，有乌兹别克人和楚克奇人和鞑靼人，在他们当中有

    我们的同胞，一个苏维埃民族里的真正成员。

    而今欧洲彻底改变了模样，而今的欧洲从这面墙到那面墙满是欧洲

    人。顺便提一句，在欧洲，墙壁上的涂鸦也发生了变化。爸爸年轻待在

    维尔纳时，欧洲的每面墙壁上写着“犹太人滚回巴勒斯坦去”，五十年后

    他到欧洲旅行，墙壁上都在呐喊：“犹太人滚出巴勒斯坦”。

    约瑟夫伯伯花费多年时间撰写论拿撒勒耶稣的巨著。令基督教徒和

    犹太人均为震惊的是，约瑟夫伯伯在这部巨著中，声称耶稣生为犹太

    人，死为犹太人，从未打算开创一种新教。而且，他把耶稣视为最出类

    拔萃的犹太道德主义者。阿哈德·哈阿姆恳请克劳斯纳把类似这样的句

    子删去，避免在犹太世界里酿成巨大丑闻。当此书1921年在耶路撒冷发

    表时在犹太人和基督徒当中委实引起轩然大波：极端主义者指控他“从

    传教士那里收取了贿赂，为彼人大唱赞歌”；而基督教圣公会在耶路撒

    冷的传教士却要求大主教将《拿撒勒的耶稣》一书的英文译者、丹比博

    士解职，因为该书“受到异端邪说污染，把我们的救世主描绘成某种改

    革拉比，描绘成凡人，描绘成与基督教一点没有关系的犹太人”。约瑟

    夫伯伯主要因这本书以及几年后与之相应的续篇《从耶稣到保罗》，赢

    得了国际声誉。

    一次，约瑟夫伯伯对我说：“宝贝儿，我想象得到，在学校他们教

    你们憎恨可悲又杰出的犹太人，我只希望，他们没教你们每次经过背负

    着十字架的他时都要吐唾沫。等你长大后，宝贝儿，读读《新约》，不

    管老师怎么说，你会发现此人乃我们肉中之肉，骨中之骨，他是某种行

    神迹奇事之人，是犹太人的虔诚派教徒，尽管他确实是个梦想家，缺乏

    任何政治领悟，然而，他在犹太名人圣殿中拥有一席之地，与同样被开除教籍的斯宾诺莎[7]

    不相上下。你知道吗，谴责我者乃昨日犹太人，目

    光狭隘，没用的可怜虫。可你呢，我的宝贝儿，万万不可像他们那样一

    事无成，一定得读好书，读书，读书，再读书!现在，请你去问问克劳

    斯纳夫人、亲爱的琪波拉伯母我的护肤霜、擦脸油在什么地方，请告诉

    她是旧擦脸油，因为新的连喂狗都不合适。你知道吗，我的宝贝儿，非

    犹太人语言中所说的‘救世主’和我们所说的弥撒亚之间的巨大区别是什

    么？弥撒亚只是受膏油者：《圣经》中的祭司和国王都是弥撒亚，希伯

    来语单词‘弥撒亚’完全是个平凡的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