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些比拼命努力更重要的事(美)乔治·维兰特(George

    E.Vaillant)著；刘晓同，牛津，李囡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

    社，2018.1

    书名原文：Triumphs of Experience

    ISBN 978-7-5594-1496-0

    Ⅰ.①那… Ⅱ.①乔…②刘…③牛…④李… Ⅲ.①男性-心理健康-

    研究 Ⅳ.①B84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1897号

    TRIUMPHS OF EXPERIENCE：THE MEN OF THE HARVARD GRANT STUDY By

    GEORGE E.VAILLANT

    Copyright：2012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ROL MANN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BEIJING MEDIATIME BOOKS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那些比拼命努力更重要的事

    作 者 乔治·维兰特(George E.Vaillant)

    译 者 刘晓同 牛津 李囡

    责 任编 辑 邹晓燕 黄孝阳

    出 版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80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书 号 ISBN 978-7-5594-1496-0

    定 价 48.00元献给罗宾·韦斯顿(Robin Western)，20年间他一直是这项研究的核心人物01 时过境迁，记忆改变

    经过时间修正的结论

    成年人的成长

    关于人生可能性的艺术

    瞬间不能捕捉历史全貌，所以我们需要长期研究

    每个故事都是真实的人生

    亚当·纽曼：时间、身份、记忆和变化

    对人生我们永远充满好奇

    02 实践揭示真理——用什么来衡量人生

    人生赢家的“十项指标”

    判断人生不是一件小事

    成功的先天条件

    哪些变量最能决定人生

    戈弗雷·卡米尔：爱的表现形式

    人生的变化从未间断

    03 哈佛大学格兰特研究那些事儿

    一项哈佛研究的启动

    从生物学到心理学

    受研究对象

    怎样对受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一开始我们这么做数据分析

    结论总是需要不断更正的

    “天堂里的烦恼”

    “二战”的影响

    西方社会的变化对研究的影响

    关系驱动发展模式

    进一步数据分析

    我的研究方式

    研究是一件很花钱的事情

    他们的视角和我们的视角

    阿特·米勒：创伤后的成长

    永恒的快乐

    亲密关系对人生的绝对影响

    04 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对人生的影响

    重新评估童年环境奥利弗·福尔摩斯：童年舒适对老年的影响

    萨姆·拉弗雷斯：童年悲惨的持久诅咒

    无论好坏，童年影响一生

    遗传与环境对人的影响

    父子和母子关系对人生的影响还是有区别的

    恢复失去的爱

    童年并不总会影响整个人生

    整体童年而非单一方面与未来的关系

    05 人生的成熟

    埃里克森的模式：主题与变奏

    埃里克森式的生活

    查尔斯·博特赖特：同理心的典范

    彼得·佩恩：当人们不成长

    比尔·迪马吉奥：不需要多高的智商也能成为受尊敬的人

    毛毛虫和蝴蝶

    阿尔杰农·扬：成长的挫败

    最后的岁月

    人生的完整

    06 如果你有一个爱你的人

    婚姻里如何衡量幸福？

    用足够长的时间去理解婚姻

    三个关于婚姻的故事

    婚姻的好坏：统计上的差异

    婚姻与性

    对离婚的再度评价

    能长久地爱一个人是有益的

    07 活到90岁

    两种生活

    通往健康衰老的道路

    四个有关衰老的研究

    怎样避免早亡

    我们无法控制？

    年龄和认知

    有关衰老什么不重要

    如何活到90岁

    08 应该如何应对这个世界什么是防御机制

    防御等级

    识别防御性风格

    防御风格仍然重要吗？

    狄伦·布莱特：用竞争精神应对世界

    弗兰西斯·德米尔：压抑的防御

    等级的前瞻性证实

    防御机制的种类，性别、教育和权利

    关于防御机制的结论

    09 酗酒要比你知道的还严重

    七个问题

    詹姆斯·奥尼尔：酗酒是一种疾病？

    弗朗西斯·洛维尔：可以被控制的酒精

    比尔·罗曼：酗酒者的不稳定

    酗酒是原因而不是结果

    10 人生的意外发现

    为什么富人比穷人活得久？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经历造成还是人格障碍？

    政治、精神健康与性

    宗教对人生的影响不只是信仰本身

    外祖父的重要性

    11 持续的总结总能带来惊喜

    关于人生的研究必然要贯穿一生

    持续的预测研究是一份礼物

    无意识适应

    欧内斯特·克洛维斯：真正的艺术家

    如果愿望成真……

    结语：简单看完人的一生

    附 录

    附录一：采访安排

    附录二：波士顿贫民区男性研究对象与特曼女性研究对象

    附录三：童年评估量表

    附录四：成人发展量表

    附录五：显性大学人格特征

    附录六：事例人物介绍01 时过境迁，记忆改变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无论是这条河还是这个人都已经不同了。

    ——赫拉克利特

    这本书主要讲一群人与他们各自的生活之间互相磨合的故事。具体

    来说，本书围绕着现已持续75年之久的格兰特研究写成。正是因为格兰

    特研究，才有了书里的故事。

    在这本书中，我会谈一些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的问题：我会讲一讲

    成人发展，谈一谈参与到这项研究中的人以及研究本身，还有重要的一

    点是要与大家分享一下长期科研项目中的酸甜苦辣。

    格兰特研究最初叫作哈佛纵向研究，一年后更名为哈佛格兰特社会

    适应研究。1947年，它有了现在的官方名称——哈佛成人发展研究。但

    项目成员一直都把它叫作格兰特研究，早些时候的书里面也都用这个名

    字。

    格兰特研究开始于1938年。当时医学研究主要关注于病理，而格兰

    特研究则尝试着反其道而行之，了解人的最佳健康状态和最佳潜能以及

    增长这种状态和潜能的条件。第一批受研究对象是从哈佛大学1939、1940和1941届本科生(当时三届学生全是男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64名

    大二学生，他们接受了密集的测试和访问。之后，我们又挑选了后面三

    届的一些大二学生，最终形成了一个268人的实验组。

    起初，我们是想对这些身体健康、条件优越的男性进行15～20年的

    跟踪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收集新信息。这样一来，就可以掌握大量

    关于这些人以及他们生命历程的信息，可供我们在进行任何角度的分析

    时能随时利用。

    这项计划实现了，而且我们的收获超出了预期。经过了大约75年

    后，格兰特研究仍在持续，这非常难能可贵。与第一批研究者相比，现

    在我们提出的问题有所不同，而且调查方式也变了。参与实验者已经不

    再是大二学生了，他们已经垂垂老矣。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的许多观

    点，甚至是之后的一些观点都受到了质疑。我们也不知道现在的结论是

    否就是盖棺定论。

    但不管怎样，提出问题并努力去回答这些问题总归是一个收获良多的过程。实际上，前辈们在1938年的时候想要知道的某些问题现在已经

    有了答案：哪些人能活到90岁并且还依然身体健康、思维活跃？哪些人

    能拥有幸福长久的婚姻？哪些人能够取得传统意义上的(或非传统意义

    上的)事业成功？最重要的是，在研究这些结果产生的原因时，我们有

    75年的数据供我们随时参考。

    我们还可以用这些数据来研究其他的问题。一方面，格兰特研究初

    期提出的某些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回答，比如先天条件和后天培养哪个

    更重要、怎样预测心理疾病及生理疾病、性格和健康状况有什么关系

    等。另一方面，现在我们还提出了一些研究初期绝对不会想到的新问

    题，比如亲密的情感在大脑中的反映是什么样的。另外，在提出问题的

    过程中，我们的研究意图也越来越具体明晰，在这个过程中，过去的许

    多问题演化成了新问题。最后这一点对于一项出色的科研项目来说尤为

    关键。

    所以这本书讲述了格兰特研究是如何形成、如何发展的，以及参与

    到研究当中的我们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和成长。我不仅会介绍我们已有

    的发现，也会反思我们目前尚未完成的目标并谈谈对未来的期待。这是

    一个关于时间的故事——我们不仅将时间的流逝作为研究对象，也在时

    间的流逝中渐渐成长。经过时间修正的结论

    格兰特研究是一项前瞻性纵向研究。首先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在纵

    向研究中，我们对一批受研究对象(一批同时代的同龄人)进行长期观

    察，每隔一个固定的时间段从受研究对象身上收集某些相关信息(实验

    中的变量)的数据。与纵向研究相对的是横向研究，横向研究只会进行

    一次性观察。

    纵向研究又可以分为前瞻性研究和回顾性研究。回顾性研究追溯过

    去，是要确定过去的哪些变量促成了现在已知的结果。前瞻性研究是对

    一批受研究对象进行实时追踪，在受研究对象的生命进程中不断监测每

    个人身上的目标变量，并如实记录变化的结果。格兰特研究就属于前瞻

    性研究这一类。

    我们连续多年收集了检测对象的各类相关信息(有可能相关但也不

    一定相关)，想要弄清楚这些信息会对受研究对象的身体状况和人生成

    就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还定期将这些信息与受研究对象的身体状况及

    其取得的成就关联起来进行分析。在后面的内容中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

    例子。

    说得直观一点，纵向研究可以让我们将受研究对象80岁时候的状态

    与他们25岁或者60岁时候的状态进行比较。通过长者的传记、自传或者

    他们给后辈讲的故事，我们也可以做这种比较。但那些都是回顾性叙

    述，难免会有遗漏、修饰或者偏见的成分——时间可是会骗人的。

    前瞻性研究就像是宠爱宝宝的父母给宝宝制作的成长记录册，也像

    是延时摄影。前瞻性研究在改变发生之时进行记录，让我们可以将时间

    流逝带来的改变呈现出来，但又避免了记忆的失真。蝴蝶在回顾年轻时

    代的时候往往会记得自己曾经是一只年轻的蝴蝶，但前瞻性研究会发现

    这样一个事实(难以置信且常被忽略)：蝴蝶其实曾经是毛毛虫!

    宝宝的成长记录册并不新鲜，时间跨度长达数年的延时摄影也比比

    皆是，但贯穿整个生命进程的前瞻性研究却寥寥无几。在1995年之前，这类研究几乎不存在。之后我会细说这一点。事实上，成人发展方面的

    观察数据也一直都很少。盖尔·希伊和丹尼尔·莱文森在20世纪70年代

    最早发表了关于成人发展的著作，但当时他们主要采用横向研究方法，并没有掌握丰富的观察数据，因此得出了荒谬的结论(比如他们得出的一项结论是中年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进行前瞻性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了解既有的事实。世界上最有经验的相马师也不能确定每年五月丘吉尔

    园马场上那些品种优良的骏马中哪一匹会在比赛中一举夺胜。只有比赛

    结束之后，才会有确定的结果。即使比赛结束后，我们也只知道哪匹马

    夺冠了，但它如何夺冠、为何能夺冠，我们仍然不得而知。

    要评价一个女人的相貌，我们可以简单地根据有多少人认为她漂

    亮、她是否符合既有的审美标准以及她保养得如何来判定。但那样的评

    价并没有考虑到，一个女人在高中毕业舞会上的美和在她在曾孙女婚礼

    上的美是不一样的，也没有考虑女人18岁时上天赋予的美以及80岁时候

    经历过优雅一生才能沉淀下来的美是不一样的。而格兰特研究恰恰就是

    想通过探索成功和“最佳”健康状态，了解那些微妙的东西。

    我写这本书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要解释为什么这些细节很重要，以及

    为什么我们需要纵向研究来更好地了解人的生命历程。我会把重点放在

    格兰特研究及其受研究对象，我把这批受研究对象叫作大学生实验组。

    但我偶尔也会提到其他两个著名的实验组。其中一个是格鲁克青少年犯

    罪研究中的贫民区(inner city，译注：内城区、贫民区，多为穷人居

    住，相对于中产阶级居住区与郊区而言)实验组。

    格鲁克研究是第二项由哈佛大学发起的以人的生命周期为研究对象

    的前瞻性纵向研究，它独立于格兰特研究，于1940年开始。格鲁克研究

    的受研究对象是来自波士顿贫民区的一群青少年。从1970年开始，我们

    将格鲁克研究中的一个实验组和最初的格兰特研究一起统一管理，将该

    实验组也作为哈佛成人发展研究的一部分。(我会用哈佛成人发展研究

    来指代这两项研究，但单指格兰特研究的时候我还是会用它本来的名

    字。)

    我还会提到特曼女性实验组，这是斯坦福大学特曼研究(1920-

    2011)中挑选的一批天资聪颖的小孩，但对于这个实验组我只能获得部

    分数据。直到1995年特曼研究中的所有受研究对象(包括男性和女性)

    成年时，关于他们的研究数据才首次公开。

    有了贫民区实验组和特曼女性实验组的数据，我们就可以把格兰特

    研究中出身优越、智力过人的男性大学生实验组与社会经济背景和聪慧

    程度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男性实验组，以及更加聪慧但出身未必优越的女

    性实验组进行对比。如果通过对比我们能获得一些发现，我也会在本书中指出。我在附录二中分别介绍了格鲁克研究和特曼研究以及他们之间

    的关联，我之前的书《老而弥坚》(Aging Well)以及《再探酒精中毒

    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Alcoholism Revisited)也包

    括了对这两项研究的探讨。

    当然我也承认，格兰特研究并不是唯一一项出色的前瞻性纵向生命

    历程研究。这类研究还有一些，其中有比较有名的还有三项，每项研究

    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展的伯克利和奥克兰成长研究(Berkeley

    and Oakland Growth Studies，1930-2009)中，受研究对象不仅有男

    性也有女性，而且与格兰特研究相比，受研究对象加入实验时的年纪也

    要更小。这项研究在儿童心理方面获得的信息更加翔实，但却缺乏医学

    方面的数据。该研究对受研究对象进行了非常详尽的研究，但与格兰特

    研究相比，该研究的对象少，且退出研究的比例要高。弗雷明汉研究

    (Framingham Study，1946年至今)以及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护士研究

    (Nurses Study，1976年至今)掌握了更加全面的生理健康数据，但缺

    乏受研究对象心理方面的数据。

    这三项都是世界级的研究，都有各自的优势，而且各类文献中对这

    三项研究的引用也更加频繁。但格兰特研究也毫不逊色，也有自己的独

    特之处。格兰特研究持续了70多年；格兰特研究与受研究对象的接触最

    频繁，受研究对象的流失率最低；研究者采访了受研究对象的三代亲

    属；对研究成人发展来说最关键的一点是，格兰特研究掌握了受研究对

    象在几十年间心理、生理两方面的客观信息。最后一点，格兰特研究已

    经在受研究对象许可的条件下将他们的人生经历以及各种统计数据公开

    出版了，这是世界上其他知名的生命历程研究都没有做到的。

    现在，英国、德国、美国有一些类似的研究比上文提到的研究规模

    更大、更具有代表性，且跟踪调查的时间长度在一二十年后也能与它们

    相提并论。未来的一二十年里，这些新兴研究会作为这些早期研究的补

    充和延续。比如，威斯康星生命历程研究(Wisconsin Longitudinal

    Study)开始于1957年，受研究对象由威斯康星州那一年大约三分之一

    的高中毕业生构成，现在已经持续50多年了。如今还健在的受研究对象

    当中，88%仍然积极参与研究，他们现在已经65岁高龄了。(在格兰特

    研究中，受研究对象达到90岁高龄时仍有96%的人积极参与研究!)

    与其他研究相比，威斯康星研究选取的受研究对象更具有代表性，掌握的经济、社会数据更丰富，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也做得更好。但这个

    研究也有不足之处。该研究并没有对受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的医疗检查

    和访谈。随着这些晚一点的研究渐渐成熟，可以预计未来我们会得到大

    量关于人生历程的信息。这些新的研究会使得生命历程研究这一领域更

    加丰富多彩，但却不能取代格兰特研究及同时代的其他研究所取得的成

    绩。

    当我1966年加入格兰特研究时，还是一个32岁的年轻人，还尚未理

    解赫拉克利特的实用相对主义。我一直在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海洛因

    成瘾患者的康复状况——我的认知是康复还是没有康复，非此即彼。加

    入格兰特研究的前10年，我做的工作主要是从1942-1944届学生里随机

    挑选出来的100个中年男性中找出30个成功的例子和30个失败的例子。

    1977年我将这项工作的研究成果以一本书的形式出版了，这本书叫作

    《适应生活》(Adaptations to Life)。这本书出版后反响巨大。但

    其实那时候我很年轻，我能知道多少？

    现在我78岁了，格兰特研究的受研究对象们已经90多岁了。与当初

    加入实验时相比，他们改变了很多，我也改变了很多。我现在明白，生

    命中没有多少非黑即白的事，我们生命的河流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

    我们生活的世界变了，科学也有了新的变化，甚至是记录变化的技术现

    在也不一样了。如今格兰特研究已经成为世界上历时最长的成人发展研

    究之一，但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哈佛6个班级的学生受到了审视。

    所有的工作人员甚至是研究本身，都不仅仅在观察别人，也同样在接受

    着时间的审视。成年人的成长

    成人发展规律远不如太阳系的运行规律或者儿童成长规律那么知

    名，成人发展规律直到上世纪才被研究者发现。过去，在让·皮亚杰

    (Jean Piaget，1896-1980，近代最有名的儿童心理学家)和本杰明·

    斯伯克(Benjamin Spock，1903-1998，美国著名儿科医生)尚未发现

    儿童发展的阶段性规律之前，人们还不相信儿童成长是具有规律性的、可以预测的，人们的这种看法发生改变其实也还没有多久。然而现在我

    们看着孩子慢慢成长，就像我们的祖先看待月亮的阴晴圆缺一样——看

    着孩子的点滴变化，我们会时而欢喜、时而担忧，但是我们不会再感到

    特别意外，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关于人类在21岁之前成

    长规律的研究，图书馆里有很多相关的著作。

    但21岁之后人类会经历怎样的发展变化，现在还不得而知。甚至很

    多人都不太相信成年人还会继续成长，而不是在18岁时就达到某种稳定

    状态。有些显而易见的原因造成了成人发展研究的缺失，比如，对人的

    整个一生进行跟踪研究比对儿童时期进行研究要难得多。在物理学中，一旦加入时间维度，传统的牛顿理论就讲不通了。成人发展过程中一定

    存在着很多模型和规律，如果我们能避开时间对于我们认知的干扰，就

    可以辨别这些模型和规律。

    但即使是最精心设计的纵向研究也不能完全摆脱时间带来的干扰因

    素。生命历程研究需要持续很多很多年，在这个过程中，一切都会发生

    变化，包括我们提出的问题、使用的技术、受研究对象甚至是我们研究

    者自己。

    从30岁起我就一直在研究成人发展，而我现在才明白，我以前的某

    些猜想在当时看来是准确无误的，而现在看来却具有偶然性，或者说是

    完全错误的。但无论如何，格兰特研究让我们可以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待

    人从18岁到90岁的发展变化，世界上很少有研究具备这样的价值。但并

    不是说格兰特研究会让我们完全了解成人发展的规律，现在对很多问题

    我们依然会感到意外、沮丧或者困惑。然而，格兰特研究至少向我们证

    明，对人的生命历程做持续观察是有可能的。就像是20世纪60年代迪士

    尼推出的花开延时摄影一样，这可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1938年研究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于人类一生发展过程的认识主要是基于直觉思维而非理性研究。1599年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中将人的一生划分为七个阶段，350年后埃里克·埃里克森

    (Erik Erikson)在《儿童和社会》(Childhood and Socity)中划分

    为八个阶段。但莎士比亚和埃里克森都没有具体的数据可以对此做进一

    步分析，希伊(Sheehy)和列文森(Levinson)也没有。在写《适应生

    活》这本书时，我也没有数据。所有人都没有关于人的整个一生的研究

    数据。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弥补这一空白。关于人生可能性的艺术

    大家都知道，格兰特研究的受研究对象只包括在哈佛读书的白人男

    性。为此，常有人批判我们的研究创始人阿伦.V.博克(Arlen

    V.Bock)态度倨傲并且有严重的男权主义倾向。但很少有人意识到，格

    兰特研究并不像弗雷明汉研究一样关注于健康状况的平均水平，而是探

    索人类可以达到的最佳健康状况。

    因此，我们必须记住两件事实。第一，生命历程研究就像政治一

    样，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对于小

    狗用后腿走路这一现象有一句著名的评价：“并不是说它们用后腿走路

    走得很好，真正让人惊讶的是它们竟然也可以这样走。”第二，在开展

    这种大型研究时，我们必须尽可能提高实验成功的概率。哥伦比亚大学

    神经系统科学家埃里克·坎德尔(Erik Kandel)曾因为他的记忆生物

    学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在这项研究中，他并没有从人类中随机选择受

    研究对象，他选择的是一种不太常见的螺类动物，叫海兔。这是为什么

    呢？因为海兔的神经元格外大。同样地，正是因为格兰特研究中受研究

    对象全是男性而且先天条件优越，所以他们才适合作为人类适应和发展

    研究的研究对象。

    男性不会像女性一样在婚后随夫姓、之后就很难取得联系；生活富

    裕的人不太容易像穷人那样，因为营养不良、传染病、意外事故、医疗

    条件差而早早死去。这些人长寿的可能性很大，而长寿对于生命历程研

    究来说是必要的。(格兰特研究的受研究对象中，高达30%的人活到了

    90岁，而1920年出生的美国全体白人男性中，这个比率大约只有3%～

    5%。)

    这些人不会受到玻璃天花板或者种族偏见的限制，所以可以充分发

    挥潜能，追求他们想要的事业或者生活。哈佛文凭当然也是一项优势。

    即使这些人遇到挫折，他们也能更容易地克服挫折。最重要的一点，他

    们都具有极强的表达能力，也能很清楚地回忆起自己过往的经历。这些

    优势都是格兰特研究所需要的。总不可能去拉布拉多或者撒哈拉研究飞

    燕草(译者注：适宜生长在温带湿润凉爽的气候环境中)。格兰特研究

    的受研究对象和海兔一样可能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但却让我们站得更

    高、看得更远。另外，为什么要选择一群同质性很高的受研究对象呢？如果想了解

    人类以什么为食，就必须对各种不同的人群进行调查。但如果要研究胃

    肠生理学，就必须使文化习惯和偏好等变量保持一致，因为社会环境各

    不相同，但人的生理机能基本上是保持不变的。我们选择同质性受研究

    对象，是因为格兰特研究不是要了解人们吃什么，而是研究肠胃的消化

    吸收。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也把格兰特研究得出的一些发现与针

    对其他人群的同质性研究进行过比较，尤其是与贫民区实验组中条件较

    差的男性以及特曼研究组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相比较。瞬间不能捕捉历史全貌，所以我们需要长期研究

    肯定有人会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70年来，哈佛成人发展研究已

    经出版了9本书、150篇文章，其中很多都是我的作品。为什么还要再写

    一本呢？因为想要把某个时间点的结论与未来或者过去联系起来并不是

    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怎样看待一篇发表在75年前某份日报上的文章呢？

    简单一点的回答是，这取决于75年来发生了什么。不管1940年夏天全世

    界的战事评论怎么写，最后的事实是英格兰并没有败给纳粹德国空军。

    当时的人们只能根据他们所了解的有限的信息来发表观点，但瞬时性观

    察永远不能捕捉历史的全貌，很多事情在之后看会完全不同。这也是纵

    向研究的价值所在。

    而且，为了充分实现纵向研究的价值，我们必须对纵向研究本身进

    行纵向研究。当我回顾自己在格兰特研究中45年的经历时，我发现过去

    我写过的很多作品现在看来就像1948年鼓吹杜威战胜杜鲁门的新闻标题

    一样没有意义，因为现在我知道这件事后来的结果是怎样的。人类的哲

    学家尤吉·贝拉(Yogi Berra)很早之前就说过“事情在真正结束以

    前，都不算结束”。

    所以在我看来，写这本书有五个原因。

    第一，哈佛成人发展研究是一项具有独特价值、前所未有的、极其

    重要的成人发展研究。仅仅从这一点考虑，这项研究的经过也应该被记

    录下来。

    第二，至今已经有四代科学家先后主管格兰特研究，这些科学家们

    各自的方法不同，需要整合一下。第一任研究带头人主要关注生理学，第二任关注社会心理学，第三任(也就是我)关注流行病学和适应性，现任带头人研究的重点是感情关系和脑影像学。许多方法学家都看出

    来，格兰特研究没有总体规划。1938年时，在成人发展学方面还没有足

    够的历时性研究数据，因此我们甚至都提不出一些比较合理的假设。就

    像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以及达尔文的小猎犬号航行一样，格兰特研究事

    先并没有清晰的规划，而是一段发现之旅、探索之旅(也有些人说得不

    太客气，说我们只是在碰运气)。这本书中写到的很多格兰特研究的研

    究成果都是我们偶然发现的。

    这是45年来，我第一次从心理上承认这一点，更不用说白纸黑字地把它写在书里面了。我每次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申请经费时，总是强

    调这项研究的前景——时间跨度大、受研究对象流失率低，因此一定会

    有出色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强调我打算验证的任何具体假设。

    每当我有一个不错的想法时，总会先分析数据；就像一个收藏癖一

    样，我会搜索大量的已有数据，看看能否有所发现。我常常在想，格兰

    特研究四位带头人中任何一位的研究计划应该都达不到博士研究开题报

    告的要求。但是，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才取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

    收获。

    越往后读你会发现，不可预测性是大型前瞻性研究的必然特点，而

    且有时候很让人气恼，但是这却让我们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肯定

    比那些提前就做好了清晰规划的研究要丰富得多。所以事先没有规划也

    并不能算是格兰特研究的一项缺陷。或许我从没上过心理学或社会学的

    课程也是一件好事，至少我没有被一些先入为主的观点蒙蔽。

    第三，这本书收集了70多年来各种专业杂志上的材料，在这些材料

    中，每过10年新的出版物会对之前的研究发现做出修正。当某些数据在

    之后的年代里被挖掘出新的意义时，我们也会对相关的研究成果做出修

    正。比如，截至目前，还没有哪个关于人的发展的研究曾明确指出酗酒

    的重要影响。但现在，哈佛成人发展研究积累的大量证据表明，酗酒的

    确对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如此一来，早先某些研究领域所得到的结果

    就不得不让步于哈佛成人研究中不断累积的证据所得到的结论，如酗酒

    对人的发展造成的影响。经证明，一方面，酗酒是导致短寿的最重要的

    原因；另一方面，在格兰特研究中，酗酒也是导致离婚的一个重要因

    素。科学也是一条不断变化的河流。

    第四，格兰特研究的过程中，科学理论和技术在不断进步，我们也

    不断将新的理论和技术运用到研究当中，尤其是在不断进步的精神生物

    学领域。格兰特研究开始的时候，血型还是按照I、Ⅱ、Ⅲ和IV这四种

    类型来划分；那时候研究人员的猜想是，一个人的长期发展状况可以根

    据种族、身材以及更具有猜测性的罗夏墨迹测验来预测；那时候研究人

    员还需要手动将数据记录在大表格里，就连用碎冰锥来打孔的穿孔卡片

    在当时也是很先进的技术；那时候计算时常用的工具还是计算尺。然而

    现在，我们有了DNA分析技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依恋理论等先

    进的理论和技术，我的手提电脑里可以存储2000组可变因数，我在从剑

    桥到洛杉矶的航班上就可以用电脑进行数据处理，而且数据处理可以在

    瞬间完成。当然数据记录和集成也是需要的。最后一个原因其实说起来算是一个悖论。虽然我写这本书是想将研

    究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改变记录下来，但不管是70多年前加入研究的参与

    者还是在1966年开始主管格兰特研究的我，我们都还是同一批人。在过

    去30年的成人发展研究中，我深刻体会到“时光飞逝，岁月改变，有些

    事物依旧如初”这句法国谚语很有道理。人会改变，但终究还是不变

    的。反过来说也是对的。每个故事都是真实的人生

    这本书中，在论证我的观点时，我不仅会引用数据，而且也会讲一

    些受研究对象的人生故事。如果故事的主人公还健在，那么这些故事都

    已经由他们本人阅读过并准许出版了。所有的人物姓名都是假名，但故

    事都不是捏造的。

    这些故事如实记叙了受研究对象的人生经历，但对于那些可能会暴

    露他们真实身份的细节，我做了精心的修改。举个例子，我可能会把一

    所大学的名字换成另一所大学，但我不会把一所一流大学改为一个小学

    院，或者把一个小学院改换成一所一流大学。比如，我会用威廉姆斯学

    院来替换斯沃斯莫尔，但不会用它来替换耶鲁；我会用波士顿来替换三

    藩市，用弗林特来替换水牛城，但是不会用弗林特来替换迪比克或斯卡

    斯代尔。

    我也对主人公所患疾病的名称以及他们的事业成就进行了对等替

    换。通过这种方式，我努力忠实于他们的人生轨迹并保留他们各自的独

    特之处，但是把各种具体名称换掉了，从而保护他们的隐私。有时候，受研究对象中的某位知名人士会公开谈论他在格兰特研究中的经历，我

    引用他们的话时，会说明出处。亚当·纽曼：时间、身份、记忆和变化

    在讲述格兰特研究的历史时，我想以一个故事开始。这个故事揭示

    了很多主题，很多在这些年间让我苦苦思索、时而得到启迪、时而困惑

    不解的主题。故事主人公是亚当·纽曼(化名)，他的人生一直在让我

    们思考时间、身份、记忆、变化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本书的核

    心。

    纽曼在一个中低阶层家庭长大。父亲是一名连高中都没读完的普通

    的银行职工。祖父和外祖父有一个是外科医生，另一个是酒吧老板。纽

    曼的家族中几乎没有精神病史。但是，他的童年是相当灰暗的。他的母

    亲在接受我们研究人员的采访时说，每当亚当胡闹不听话的时候，她就

    用他父亲的吊裤带把亚当绑在床上。如果还不管用，她就把一桶冷水泼

    在亚当脸上。她还会打亚当的屁股，有时候还用鞭子打，所以亚当的行

    为逐渐变得极其克制。他信仰天主教的教义，也严格遵守教规，并且很

    重视学习成绩。

    他的父亲要更加宽厚一点，但与亚当的关系却十分疏远。“他大概

    每月会有一次能想起来我是他的孩子。”亚当说道。整个家庭中几乎没

    有温情，我们对亚当的记录有大约600页，但亚当连一段快乐的童年记

    忆都没有向我们提到过。写这本书时，我又把他的记录读了一遍，我发

    现他几乎没有提及他17岁时父亲逝世的事。

    高中阶段，亚当成为一名领导者。高中四年里他一直担任班干部，还是一名鹰童军(美国童子军的最高级别)。他认识很多人，但没有亲

    近的朋友。他在哈佛读大二时，一些采访过他的研究人员对他的评价

    是“挺迷人的”“很有幽默感”，但其他人对他的评价是冷漠、死板、不招人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压抑、自私——这是他人生中矛盾人格的

    首次显现。

    纽曼加入研究之后，研究人员立即对他进行了身体状况检查，因为

    那时候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体格和种族基本上可以决定人生的方方面面。

    当时对他体格的检测结果是“北欧种族、体育型体质、男性体征明

    显”(拥有这些特征的人未来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健康状况不

    佳。

    在全体受研究对象中，他的综合智力排在前10%，学习成绩非常好。跟在高中一样，他认识的人很多但朋友很少；他只参加了一个俱乐

    部——鸟类爱好者俱乐部，后来还加入了一个最不活跃的大学生联谊会

    ——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

    一个心理学家对亚当的评价是“对法西斯主义保持中立”，格兰特

    研究中的内科医生以及曾经的研究带头人克拉克·希斯(Clark

    Heath)，说亚当“不喜欢与人亲近”。

    总之，亚当基本上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性格测试结果是“人

    格健全”，但很多人又觉得他是一个敏感、心思细腻、内向的人。在后

    面的内容中我会具体谈谈他的这些特点。心理测试中，他在两个方面特

    别突出：智力超群和“所有受研究对象中最不配合的一个”。他的心

    理“健全”等级的最终评测结果是C，也就是最差的一个级别。(第3章

    中有关于评估过程的详细内容)

    受到当时另一个理论流派的影响，格兰特研究中的精神病学家们更

    关注纽曼的自慰史，而不是他在大学里的社交。他们对纽曼的评价是性

    格孤僻型(cerebrotonic)，而不是内脏强健型(viscerotonic)或者

    体力旺盛型(somatotonic)。(这三个术语分别表示依靠逻辑思维、自我感官和体能来活的三类人，但其实这三个词条的定义都还不完全明

    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早期的研究人员对“体格决定命运”这一观点

    深信不疑，也从来没有去验证。之后我还会提到这一点。对这种观点的

    验证要等到多年之后，虽然研究开始后不久研究人员就已经可以通过实

    证研究进行验证。

    作为一名19岁的大二学生，纽曼在性的问题上态度极其保守。他很

    反对自慰行为，并且很自豪地向我们的精神病学家表示，如果他有朋友

    发生了婚前性行为，他会马上与那个朋友断交。然而，那位精神病学家

    认为，尽管亚当不太认同性行为，他头脑中却经常想到这件事。纽曼还

    告诉精神病学家他做过的一个梦：两棵树的枝干在顶部交汇，像是有两

    个并排抽屉的衣柜。这暗示着女性胸部，他经常做这个梦，每次梦到他

    都会很焦虑地醒过来。

    据我所知，受研究对象中没有人比纽曼更能反映心理分析学中的性

    压抑现象了。另外，尽管研究人员仔细地向纽曼解释过了弗洛伊德的理

    论(纽曼很不认同这些理论)，但却没有人就爱情或友情问题向纽曼发

    问。这也是当时格兰特研究存在的普遍问题吧。他对政治的态度和对待性问题同样刻板。学校里自由联盟“偷偷摸

    摸”发给他的那些“煽动性宣传材料”，他都会撕碎。他坚持经验科学

    的理念，也热衷于经验科学这项事业，但同时他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周会参加四次弥撒。曾有一个研究人员在采访时问他，他的宗教信仰

    和科学理念是否会相互冲突，他回答“宗教是我精神世界里的避难所，如果让任何理性知识闯入这个地方，就会玷污了它”。这就更矛盾了。

    10年后，社会心理学代替人类体格学成为最热门的科研领域，社会

    关系成为一个研究点，这时候格兰特研究的记录才显示纽曼在大学时除

    了室友之外几乎没有比较亲近的朋友，他也很少跟女孩子出去约会。这

    可能是因为亚当不仅要自己打工赚学费，还得给家里寄钱，毕竟家里父

    亲已经不在了。但他也算是比较早地遇到了真爱，那是韦尔斯利学院数

    学专业的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之后成了他的妻子以及“永远最好的朋

    友”。

    纽曼后来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他其实并不想照顾病患，他

    只是想学习生物统计学并逃掉兵役。在宾大第二年他结婚了，但除了夫

    妻关系外他仍然很孤立。他对“二战”和对照顾病人都不感兴趣。毕业

    时，他完成了在埃奇伍德兵工厂的秘密研究，也就此结束了服兵役的义

    务。埃奇伍德兵工厂是服务于美国生物战事的研究所，“二战”结束之

    后纽曼还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

    1950年，当时格兰特研究的带头人希斯博士记录说，纽曼上尉没有

    为任何一位病人看过病，而是直接参与冷战时期美国的核武器探究，格

    兰特研究中其他45位外科医生赚的都没有纽曼多。纽曼发表的非机密论

    文中其中一篇是“原子弹的爆炸高度和爆炸威力”。

    尽管纽曼身上存在这么多怪异之处，研究记录显示1952年当他32岁

    时，纽曼还是逐渐成熟了。他凭借自身的领导力才能在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组建了一个50人的部门并在他的管理下良好运转，也算是在他

    所钟爱的生物统计学领域建立了自己的人生事业。他也将自己的道德追

    求融入工作中。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下令运用军事产业复合体来

    解决第三世界的经济问题，纽曼的团队就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

    纽曼与他的妻子在受访时都表示，他们对婚姻的忠诚至少能保持50

    年。他们的婚姻关系很奇怪——两人都承认他们相互之间是最好的朋

    友，而两人除了对方之外其实根本就没有其他的好朋友。然而，许多有

    着阴暗童年的受研究对象所向往的都是那种可以让他们在年老孤独时得以慰藉但又不会给彼此造成太多负担的婚姻，那么亚当·纽曼的婚姻就

    属于这种理想婚姻了。也许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他能这么早、这么容易地

    就实现了亲密(Intimacy)、事业巩固(Career consolidation)、传

    承(Generativity)(见第5章)等这些人生中的发展任务(adult

    tasks)，这种情况在有着灰暗童年的受研究对象当中可是很少见的。

    另外，尽管他之前并不承认自己有过什么过激的情绪，但可能是怕

    自己被这些负面情绪打垮，所以他渐渐学会了控制这些情绪。在研究的

    信息采集阶段，当时19岁的他对家庭氛围的描述是“和谐美满，爸爸妈

    妈都很爱我”。在荣格单词联想测试(尽管当时的研究主要针对受研究

    对象的生理状况，但研究人员还是努力通过一种折中的方式对受研究对

    象进行完整的评估)中，他对“母亲”这个词的联想是“温柔”“善

    良”“整洁”“亲近”“教导有方”等。

    然而，采访他母亲的那位经验丰富、性格宽厚的社会调查员对他母

    亲的评价是“容易紧张、缺乏教养、满腹牢骚”。纽曼姐姐的评价

    是“我们的母亲会让任何人感到难堪”。

    直到1945年，在纽曼离家6年、加入研究5年之后，他才坦诚地向我

    们回忆他的童年经历，“我和我母亲的关系很糟糕。”“我没有任何快

    乐的回忆。”他接着说。他还记得母亲曾经告诉他，她很抱歉把他带到

    了这个世界上。

    60岁时，他接受了华盛顿大学简·洛文杰(Jane Loevinger)发明

    的用来评估自我成熟程度的语句补充测试。题干是：“当他想到母亲的

    时候……”纽曼填的是“……他感到恶心”。但也不能说随着年龄的增

    长他更能直面自己的负面情感，尤其是他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因为72岁

    时，他根本不相信自己曾经写过那样的答案。人是很复杂的，记忆、情

    感、事实都是会变的，而且三者之间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相互作

    用、相互联系。正因为如此，历时性研究数据才如此重要。

    年轻时候的纽曼非常有事业心。“我有一股冲劲儿——很强烈的冲

    劲儿，”他谈到大学时候的自己，“我总是有非常实际的目标。”但38

    岁时他对自己大学时期近乎疯狂的进取心有了新的认识：“在过去的人

    生中，我一直在反抗妈妈对我的控制。”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的人生

    观念开始发生改变。现在，他说他的目标：“不再是在科学方面有所建

    树，而是享受与别人一起工作的过程，并且当每天问自己‘今天开心

    吗’的时候，能够回答‘是的，很开心’。事实上，现在我更爱自己，也更爱其他人了。”但他也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当时是1958年，纽曼也是在多年之后才会每天问自己是否快乐，1958年的时候纽曼内心

    其实仍有雄心壮志。这只是他的复杂性的又一次显现罢了。

    45岁的时候，他又无法保持30多岁时那种自由平和的心态了，因为

    他要想着怎样教育那几个性格叛逆而且性开放的女儿。他这个时候和他

    母亲当初的想法一样，认为那么聪明的孩子将来一定要很有出息才行。

    这并不是一个很明智的想法。直到20年后，有一个女儿还没有摆脱父亲

    施加的压力。这个女儿对父亲的评价是“极端的成就至上完美主义

    者”，她在我们发的问卷中写道，她与父亲的关系很糟糕，糟到她都不

    愿回忆。她感觉她父亲“毁掉”了她的自尊，并希望我们不要再向她发

    问卷了。

    我想知道当纽曼晚年性情逐渐柔和时他和女儿的关系如何，但我并

    不知道。我知道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改变会一直发生。后来的日子

    里，尽管纽曼偶尔还是很顽固，但总体来说还是比之前要灵活很多。20

    世纪60年代的大变革以及这几个叛逆的孩子使他在性的问题上比以前开

    放了很多。他不再排斥弗洛伊德的理论。他女儿成年的时候，他(很不

    情愿地)收回了之前规定的禁止婚前性行为的禁令。

    他现在不再害怕那些“鬼鬼祟祟的自由主义者”，并开始认同法律

    和秩序是“约束性概念”。他现在认为“世界上的穷人都是富人的责

    任”，并辞掉了在军工复合体的工作，他的科研资料都被他扔在房间

    里“发霉”了。

    60岁时，他运用自己在研究报复性核武器攻击的时候掌握的统计学

    知识来研究解决苏丹的农业问题。这个在大学时一个礼拜参加四次弥撒

    的人如今的观点是：“上帝已死，而人还是活着的，还拥有美好的未

    来。”事实上，当他的幸福婚姻开始帮他摆脱童年的痛苦回忆时，他对

    宗教就不再那么依赖了。最终他变成了一名无神论者。年过半百的时

    候，他只有在冥想时才能显现出一点神学倾向，这时候他开始在大学教

    授心理学和社会学课程。

    这并不是本性的改变。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总是会保持自己原来的

    样子。一方面，纽曼写道，从女儿身上他明白了，“生命中不仅仅只有

    数字、思想和逻辑”。但另一方面，他依然只与一人保持亲密关系——

    他的妻子。尽管在学术工作方面，他成为一名越来越能干的领导者，悉

    心指导他的组员，但他仍然是一名技工。即使在教学中，他也并不是通过研究人的感受来教授心理学和社会学，而是从语言学角度探究“‘关

    系’和‘爱’等词的词源”。

    那么纽曼的一生经历了什么呢？很显然他的性格并没有发生彻底的

    转变，当然这也不是思维逻辑的转变。纽曼并没有上过什么精彩的心理

    学课程，或者碰到什么出色的心理医生，一切只是他性格的好转。他越

    来越能觉察到自己的负面情绪却并不试图控制或者否认这些情绪——

    人在变老的过程中要做到这一点可并不容易(参见第5章)。

    慢慢地纽曼不再为自己的性欲而感到焦虑不安，他也不会那么想要

    去谴责或者干涉他人的性行为。他所经历的变化过程在更年轻一点的人

    群当中比较常见，类似于小学生向青少年的转变。纽曼渐渐摆脱了父母

    的影响，这个过程中他的道德观念不再那么保守，他越来越能接受自

    己。同时，他也越来越能接受别人，也越来越愿意为别人负责。19世纪

    以及20世纪初期那些伟大的心理学家，包括弗洛伊德和威廉·詹姆士，都没有研究过人成年后经历的这种渐渐成熟的过程。但是在这几十年的

    研究中，我们惊喜地看到亚当·纽曼和其他受研究对象都在不断变化成

    长。

    确实，格兰特研究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对纽曼经历的这种变化进

    行记录，这样一来，当埃里克·埃里克森这样的心理学家注意到成人的

    变化成熟过程并想要对这个过程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研究时，就有大量

    的临床资料可供他们参考。

    20世纪60年代开放的社会风气促进了纽曼的转变，但也只是多种因

    素之一。并不是所有的受研究对象在20世纪60年代都经历了像纽曼一样

    的变化，有的甚至越来越顽固。关于成人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每个

    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成长方式，但是都必须经历挣扎。显然，格兰特研

    究中其他受研究对象并没有经历像纽曼一样的在性问题上的态度转变，就像儿童向青少年的转变过程也是因人而异的。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

    要正视自身的性欲，我们对待性的态度会深刻影响我们的一生。

    纽曼的故事也说明了长期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受研究对象

    的记忆会反复更改。(其实也暴露了研究人员的记忆会反复变化，一会

    儿我会说到这一点。)我在他50岁那年采访他的时候，他能记起来的唯

    一一个反复做到的梦是在车库后面偷偷撒尿，他还说他一进入哈佛就不

    再信教了，并开始怀疑宗教信仰是否真的有用。50岁时，他记不起自己

    大学时曾一周参加四次弥撒并反复梦到形似女性胸部的两棵树，就像他在19岁时记不起关于母亲的痛苦回忆。

    随着时间的推移，纽曼对过往的回忆不断被更改，而记忆的更改其

    实总是服务于他的心理转变。他逐渐承认并接纳自己的情感，这个过

    程中他其实是在不断调整内在的自我来适应这个世界。比如，在他55

    岁时，我写信问他能不能将他记忆发生变化的例子写进公开出版的文章

    中。他又采取了压抑(译者注：把令人烦恼、痛苦的想法、冲动等压到

    潜意识，不让其达到意识层面)的心理策略——他从来都不因为自己的

    想法出错而紧张焦虑，他的回信十分简短：“乔治，你肯定是寄错人

    了。”

    67岁时纽曼告诉我，对于那些让人不快的记忆，他的态度就是“忘

    掉吧，让它过去吧”。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这并不代表他从控制狂

    的心理彻底转向了禅一般的超脱。相反，在很多方面他更像是回到了之

    前的状态。即使他不再像母亲要求的那样逆来顺受，但是他更不像他女

    儿那样完全不受约束。

    事实上，他现在又有点自我约束了。他不再继续教学，中断了这项

    社交性较强的事业，回到了数字的世界。从55岁到68岁退休，他一直从

    事城市规划工作，管理着德州那些新兴特大城市中的综合区。尽管表面

    看来他好像经历了三项完全不相干的事业——弹道导弹工程研究、社会

    学教学以及最后的城市规划，但他做这三份工作都是以多变量统计学方

    面的专业知识为基础。尽管说他已经紧跟时代的步伐成为电脑技术人才

    (他那个部门的技术大牛们大多数都比他年轻二三十岁)，但他依然还

    是不善社交。

    “我不知道‘朋友’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他70岁的时候说道。

    他这时候已经不再冥想。72岁时，当他回忆自己之前担心理性思考会影

    响他的天主教信仰时，他还说：“我读了太多神经心理学的书籍，所以

    失去了冥想的乐趣。”然而，72岁时他最关心的还是核裁军——他年轻

    时做了很多具有侵略性的军事工作，现在想减轻自己的负罪感。这也显

    示了监护者的发展阶段(developmental stage of Guardianship)，在第5章我们会讨论这一点。

    纽曼一直都具备的一项特长就是幽默感，这在学统计的人当中可不

    常见。甚至在年轻的时候，他都不会抱怨自己的性冲动比他老婆的要强

    烈的多，他有一种比较委婉且诙谐的表达方式：我觉得做爱是一项需要

    不断实践的艺术。在最后一次采访时，纽曼仍认为他对友情一无所知，但是他对妻子

    的爱从少年时期一直持续到他生命最后的日子。他已经计划好了，如果

    妻子在他之前离世，他就加入塞拉俱乐部，与那些环保主义者一起度过

    余生；但他还是在从事与数字有关的工作时最快乐。他不会过多地与人

    接触，但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会抓一把种子然后把手伸出去等着鸟儿

    来吃他手里的种子。

    纽曼在很多年前就放弃了宗教信仰，去教堂则是更加久远的回忆

    了，但是他会骄傲地向我展示他在电脑上制作的那些看起来很玄乎的不

    规则图形。他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矛盾体，但很多人都是这样。每个

    人都会在某些方面保持一致，也会在其他方面呈现出矛盾之处，但其实

    方方面面都是他们本质的体现。改变越多，他们的本质会越来越趋于稳

    定。纽曼既相信神学，又是一名工程师，从始至终他都保持着这样的双

    重特点。

    纽曼也一直都把压抑当作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他72岁时我第三次问

    他，他还能不能记起年轻时有什么反复出现的梦境。他不假思索地回

    答：“你是说我穿着溜冰鞋然后摔进后门口的那个梦吗？”30年间，我

    曾三次问他青少年时期经常梦到什么，每次他的回答都与之前的完全不

    同。19岁时他惯常采用压抑的心理策略，72岁时依然是这样。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丝毫没有变。他不再单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年

    轻时期他只关注自我，这些年来他对其他人和事也培养起了兴趣，而且

    更能体会别人的感受。他的情绪更加平和。一名郁郁寡欢的大学生变成

    了一个很知足的老人。结束采访时，我问他，对于这项参与了50多年的

    研究他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他问的是：“做这项研究你感到快乐吗？”

    当我准备离开时，我礼貌地跟他握手，他——这个大学时既不配合

    又很以自我为中心，两小时的采访过程中既害羞又理性的人——大声说

    道：“让我给你一个德州式的告别吧!”然后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大大

    的拥抱。

    18年后再看我那次采访后写的总结，我发现我写得很简单，“他的

    故事简直让我着迷”。我也有点懊恼地发现，我和他一样会出现记忆偏

    差，而且也有防御倾向。之前我对他的印象一直是他55岁的样子，在我

    记忆中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态逐渐轻松平和。我完全不记得他后来改做

    城市规划(也算是工程类，与炸弹设计相比形式更温和一些)。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得出一条教训：研究人员的记忆与受研究对象的一样不可靠。如果没有长期的书面记录，我们很容易就会遗忘一些

    令人不快的记忆，我跟纽曼都是这样。甚至是重读自己之前写的记录也

    不能完全避免记忆的偏差，因为我看到了纽曼的死亡证明。20年来，我

    早都忘了，在72岁接受采访时，他说他马上就会死于癌症，而且会死的

    很痛苦、很难看。因为我自己很畏惧死亡，所以我总是选择忽略他即将

    不久于人世这个事实。可是，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考虑的话，我又怎么

    敢说自己了解纽曼晚年的经历呢？

    尽管如此，在他逝世不到一年之前，亚当·纽曼为格兰特研究写下

    了他最后一句话：“我很快乐。”他完成了埃里克森所定义的生命的最

    终阶段——整合(Integrity)(第5章)。这一点我至今还无法做到。

    我比纽曼本人还要害怕他的离世，可能正因为如此我才选择忘掉他患上

    癌症这件事。我父亲还没来得及教会我人生的道理就离开人世了，但我

    与纽曼的这段经历提醒着我，我从格兰特研究以及所有实验参与者身上

    学到的很多很多。死亡也可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对人生我们永远充满好奇

    小时候我对显微镜并不感兴趣，但却向往帕罗马山上的望远镜——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望远镜。我想将整片森林尽收眼底，而不仅仅是孤

    零零的一棵棵树。成为精神病学家之后，我想观察生命的整个历程，而

    不仅仅局限于某个人生阶段。

    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明白，从宏观上对整个生命历程

    开展的观察和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得出很多惊

    人的发现，因为如果研究的时间足够长，那么我们的研究发现会推翻甚

    至颠覆一些传统观点。比如，传统观点认为足够的社会支持和充分的体

    育锻炼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但经过长期研究，我们发现健康的

    身体也是获得社会支持和保持充分锻炼的重要原因。

    有的读者可能会反对我们的观点甚至感到愤怒，但伽利略很早就发

    现，望远镜也会给人们带来更多问题。换句话说，长期研究虽然能给人

    启发，但有时也会引发新的困惑。

    更让人烦恼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研究结果是否就是最终结论，即使是最新的发现也值得推敲。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会变化，纵向

    研究本身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时间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而这些改变就发生在我们存在于这个

    世界上的每时每刻；时间推动着科学思想不断进步，同时也在不断淘汰

    老旧的科学。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也是长期研究无法避免的问题。

    如果望远镜放大倍数足够高，那么很可能我们观察事物时透过的光

    线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格兰特研究只有75年的历史，但是75年已经

    不短，在人的一生中已经算很长一段时间了。许多早期的研究后来被发

    现都是错误的、过时的或者狭隘的，我们现在的新发现将来也很有可能

    被挑出毛病。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的某些研究发现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

    验。同时，对于那些对自己的人生充满好奇，或者对自己所爱的人的人

    生充满好奇的人们来说，所有的研究发现都给了他们思考的空间。

    我不禁想起了我进入医学院的第一天。“孩子，”院长告诉我(当

    时是1955年)，“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我们教给你的那些知识有

    一半在将来都会被推翻；更糟糕的是，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是哪些知识以后会被挑出错来。”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一届的医生都受到

    患者的肯定。所以我相信，格兰特研究虽然历时已久，虽然是20世纪的

    研究，但却可以给21世纪的读者们提供很多新鲜的思路、带来很多启

    发。02 实践揭示真理——用什么来衡量人生

    事实验证才能揭示真理，事实验证才是理论的基石。

    ——P.D.斯科特

    这一章我会细致地讲一讲我们如何开展、如何利用纵向研究，以及

    纵向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我会用实例证明前瞻性纵向研究获取的

    信息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惯用方法获取的那些信息有什么不同。我会通

    过数据和故事来解释我们的研究成果，整本书我都会将数据和故事结合

    起来。

    2009年，《大西洋》月刊的编辑问我格兰特研究迄今为止最重要的

    一项发现是什么。当时我不假思索就立刻答道：“生命中最重要的是我

    们与他人之间的情感。”我的这个回答并没有任何官方证据的支持。

    这个回答马上遭到了一家主流商业周刊的质疑，他们尖锐地指出：像关

    系、情感这类不切实际的概念在人吃人的现实世界有什么价值？

    显然，我卷入了人类发展研究中历时已久、引起广泛讨论的一个争

    论：先天条件和后天培养哪个更重要？换句话说，身体条件和成长环境

    哪个更重要？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在发表各自的主观看法，但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通过客观证据来回答这个问题。如今我加入格兰

    特研究已经40年了，我是否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数据来回答这个意义重大

    的问题呢？

    首先我想通过对比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从实验对象中选取

    两个对照组，一组人拥有优越的身体条件，另一组人成长环境良好、拥

    有幸福的童年。我可以比较50年后这两组人的状态。之前从未有人做过

    这样的对比，事实证明2009年的时候我也无法完成这项实验，至少不能

    严格按照我设想的规则来做。在格兰特研究中，身体条件的资料汗牛充

    栋，可后天培养方面的资料却寥寥无几。

    要知道，我掌握的所有信息都来自于格兰特研究。“先天条件”这

    方面的信息很容易得到。在20世纪40年代，格兰特研究的研究人员都坚

    信，具有典型雄性体格的男性更容易获得成功，而且研究人员收集了大

    量关于受研究对象身体条件的信息。所以，很容易判断哪些人的先天条

    件优越，至少身体条件是很好判断的。但是“后天培养”却情况不同。在下一章我会细讲，最早一批研究人员并没有考虑到他人的关爱会

    是影响成功的因素。现在的人格研究者往往不考虑人的面相，而20世纪

    40年代时被研究人员忽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环境因素几乎不

    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更不用说家庭氛围这些更加细微的因素。由于

    这方面的信息有限，所以我很难判断哪些受研究对象的成长环境比较温

    馨。

    这是其中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曾经被《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指

    出过。对于我当时受访时的回答，这家报纸的评价是：关于人生中“最

    重要”的因素，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要让21世纪的华尔街精英相

    信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爱，那可不太可能。

    但我的兴趣由此被激发了。我现在是真的想看看格兰特研究的数据

    对关于先天条件和后天培养的辩论能带来多少启发，这就意味着我们要

    根据现有数据所能说明的情况来重新界定这个问题，要明确“成

    功”和“爱”这两个概念的意义。

    所以我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哪个因素最能促成人在晚年的成功，是

    出色的身体条件、优越的社会背景还是儿时受到的关爱？为了回答这个

    问题，我得先解决一些其他问题。首先是《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提出

    的问题：什么才算成功？高中学校里的足球明星通常被看作是青少年当

    中的成功榜样，但是一名优秀的四分卫一定能在晚年时成为人生赢家

    吗？

    后来我想到，尽管人们可能会争论400米赛跑和跳高相比哪个更难

    一点，但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能在“十项全能”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的一

    定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类似地，用单一指标来定义成功肯定又会遭到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质疑，也会引发争议，所以我就设计了一

    套“人生赢家十项指标”——涵盖了各个方面的人生晚年十项成就。我

    还想看看这“十项指标”与先天条件和后天培养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具体来说是与出色的身体条件、优越的社会背景和幸福的童年之间有无

    关系。

    我的这种设计充分地反映了前瞻性纵向研究，尤其是长远研究视角

    的优越性。我也将格兰特研究一直在探索的许多具体的、孤立的问题放

    在了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观察，在接下来的几章我会细讲。我就像是用一

    架望远镜快速地把一副巨大的画面尽收眼底，将几十年间的理论观点和

    分歧梳理清楚。这也算以一种理想的方式将大家带入格兰特研究。人生赢家的“十项指标”

    每个人对“人生赢家”都有不同的定义，关于什么才算是一段幸福

    的、有价值的人生，大家也有各自的看法。我尽量将各类评判指标都包

    含在了我的“十项指标”当中，这“十项指标”都可以用相对客观的手

    段来衡量。我没有把美德、快乐、自我实现这些抽象的概念作为指标，我列出的都是具体的行为和成就。

    我相信，很多读者肯定会对我选取的某些指标持反对意见。但我选

    择这些指标都是出于实际的考虑，并不受个人偏好、政治立场甚至是任

    何原则的影响。我必须要能借助现有的数据对受研究对象的生存能力、工作能力、爱的能力甚至在业余爱好方面的能力打分，这样才能确保我

    本人并没有偏向这三项预测变量(出色的身体条件、优越的社会背景和

    幸福的童年)当中的任何一个。

    我选取了十项成就作为结果变量，因为这些成就是我们利用现有数

    据可以判断、衡量的。我事先并不知道这些成就和预测变量之间有什么

    联系。十项成就有的会相互交集，有些成就的年龄限制也并没有足够充

    分的理由，但是，考虑到我们在数据收集和评估方面的限制，我们也没

    有更好的办法。继续往后阅读的话，你会慢慢熟悉我们研究的问题以及

    我们探索问题的方式。另外，附录一是我们的访谈提问模板，附录四是

    受研究对象成年后的顺应度评估表。评定童年时期性格和成长环境的指

    标在附录三。第3章介绍了格兰特研究的历史，包括研究开始时的背景

    情况。

    表2.1列出了“十项指标”的具体内容，也就是我用来定义“人生

    赢家”的十项成就。前两条指标代表事业成功：60岁之前入选《美国名

    人录》(Who’s Who in America，美国刊物)、个人收入在所有格兰

    特研究受研究对象中排名前20%。

    我选择《美国名人录》这个公认的精英判定标准是因为基本上每位

    受研究对象都在各自的领域享有崇高的声望，而我需要用一种有证可查

    的方式来区分他们的成功程度。经过计算，只有21%的受研究对象被收

    录进《美国名人录》。很快我发现，《美国名人录》更倾向于收录作

    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商人，但医生和律师入选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之

    后我还意识到，我设计的“十项指标”并没有充分考虑那些创作型艺术家的成就，不管多成功的艺术家在我的“十项指标”中可能都不会拿到

    很高的分数。

    表2.1 人生赢家的“十项指标”(60到80岁)

    第3～6条代表身心健康。如果受研究对象不需要心理治疗来解决他

    们遇到的各种问题，也不需要精神类药物来缓解痛苦，那么就可以认定

    他的心理压力较小。第4条衡量受研究对象在65岁到80岁之间在工作、情感和业余爱好各方面的状态(具体的衡量方式可参考附录四)。

    第5条和第6条反映了不同年龄阶段各方面的健康状况：在75岁时保

    持身体的活跃状态(主观上)、在80岁时保持身体、精神健康(包括主

    观、客观两方面)。要达到第6条的标准，受研究对象必须在81岁生日

    时仍保持主观和客观上的生理健康，在80岁时没有酗酒、抑郁、长期焦

    虑、社交孤立等症状，并且能主观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快乐。

    有些读者认为生理健康不应作为“十项指标”之一。的确，长寿本

    身并不代表人生的成功。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快乐、充实、长寿的人生

    是成功的，但痛苦却长寿的人生是否好过一段快乐、充实却短暂的生

    命，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承认，一些性格很好的受研究对象因

    为先天性疾病或者偶然事件英年早逝，最终他们的“十项指标”总分很

    低；而一些性格孤僻的受研究对象得分很高，因为他们运气较好，很长

    寿。但是，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是紧密联系的，而且我的目标是要找出哪些因素可以促成人在晚年时期的成功。

    第7到10条代表亲密关系。第7条是埃里克森理论中的传承阶段

    (Generativity)(能够关爱并帮助除了自己孩子之外的青少年和成年

    人，更多内容参见本书第5章)。剩下3条是关于晚年时期幸福的婚姻、晚年时期亲密的父子关系以及60岁到75岁之间良好的社会关系(朋友、知己、球友、牌友等)。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如果受研究对象从60岁到85岁之间大部分时间

    都能保持幸福的婚姻关系，那么，即使中间有5年的时间婚姻关系不和

    谐甚至中间发生过离婚，他也算满足了第9条。相反，如果一段婚姻维

    持了35年的时间，但大部分时间关系都不和谐，那么也算是失败的婚

    姻。(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会对受研究对象的妻子进行单独访谈。)

    把“幸福的婚姻”这种复杂的变量用“是”或者“否”来评定可能

    太过简单，但这的确是一种务实有效的方法。对于别人的婚姻，比如说

    兄弟姐妹或者最好的朋友的婚姻，我们很难对他们婚姻关系的幸福程度

    进行评级。于是我们想出了评价婚姻关系的三个梯度：如果夫妻双方二

    十多年来一直感到他们的婚姻很幸福，则评为一级；或者双方也说不上

    来是不是幸福，评为二级；如果婚姻关系磕磕绊绊甚至还离过婚并且之

    后也没有再婚，评为三级。这样一来，评定标准就还算是合乎情理。

    在这本书中，你会看到我们总是这样用相对客观、科学的方法进行

    价值判断。之所以可以实现客观性、科学性，是因为我们可以一遍又一

    遍地运用已有的资料进行客观评价，这也是纵向研究最大的优势之一。

    如果我们做出这些评价时能保证评分者的信度，换句话说，如果彼此之

    间相互独立的一些评分者打出几乎相同的分数，那么我们做出的价值判

    断即使在几年、几十年后也能经得起数据检验，绝对不会是调查员的主

    观臆断。

    所以，尽管我的“十项指标”法可能存在疏漏和谬误之处，但我希

    望读者也能意识到，整体来说在“十项指标”法中得分较高确实可以作

    为人生赢家的判断依据。

    尽管我选用的十个变量看似毫不相关，但事实证明这些变量之间确

    实是相互联系的。比如说，具有其中某一项成就的人往往同时具备另一

    项成就，这让我们从直观上感受到它们之间的联系。高收入和良好的社

    会支持要求一定程度的同理心和情商，维持亲密的家庭关系也离不开同

    理心和情商。表2.1中的10个变量可以结成45对关联关系(10个变量的结对方式有45种)，其中24对的联系非常显著，12对的联系显著，只有

    9对变量的联系不显著。

    在这里说明一下，这本书中，联系“显著”只表示统计学意义。非

    常显著(VS)指的是这种联系偶然发生的概率小于千分之一，显著

    (S)指的是这种联系偶然发生的概率小于1%，不显著(NS)指的是这

    种联系偶然发生的概率小于5%。判断人生不是一件小事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十项指标”是2009年才设计出来的，关于

    这“十项指标”的数据却是很早之前就收集起来的，而且通常是在事件

    发生之时就被记录下来。毕竟这是一项前瞻性研究。

    用于“十项指标”评估的数据有些是在1938-1942年数据初步收集

    阶段得到的，有些是在1942年一直到2009年间的跟踪调查中得到

    的。“十项指标”的评分过程参考了这70多年间的所有记录，所以我们

    对于受研究对象的判断并不是基于他在某个时间点的表现，而是基于几

    十年间的收集起来的大量信息。

    在每项指标中，如果某位受研究对象排在了全体受研究对象的前

    25%则记1分，如果他在某项指标评定之前就去世了，则该项指标记0

    分。所有人的总分都在0到10分之间。评分的结果是，三分之一的人总

    分是2分或3分，算是平均水平。

    如果大家也认为我们的“十项指标”法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评判

    一个人在晚年时期的基本状态，那么，相比2分以下的那三分之一受研

    究对象，4分以上的那三分之一受研究对象的人生就更加成功。本书前

    几页有受研究对象各自的分数。亚当·纽曼2分，处于中等水平，我随

    后要讲到的戈弗雷·卡米尔总分5分。

    当然，要判定人生成功与否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我曾表示约翰·肯

    尼迪的心理健康状况比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译者注：刺杀肯尼迪的

    凶手)要好，但我一位学术界的朋友就曾经质疑过我这个观点。只能说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成功的先天条件

    确定了评判成功的标准并对受研究对象的各方面表现进行评分之

    后，我们就可以用统计学的方法来检验格兰特研究记录下来的各种变量

    以及受研究对象的各种品性之中(关于先天条件和后天培养的变量)哪

    些最能促成人在晚年的成功。

    事实上，从一开始格兰特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成功的前提条

    件。另外，刚开始收集数据的那几年刚好是“二战”初期，当时研究者

    们最关心的是怎样的人适合当军官。最早那批研究者认为，身体素质好

    才是领导力的前提，而优越的身体条件是指体育型体质并且男性体征明

    显(臀窄肩宽)。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观点。

    为了证实这个观点，研究者在1945年对后备军官训练营中的新兵做

    了一次研究。在该项研究中，男性体征明显的受研究对象中41%的人被

    认定为“当军官的好苗子”，但是男性体征不明显的受研究对象中没有

    一个得到这样的评价。然而，并没有后续的记录表明这些“好苗子”确

    实成了出色的军官。

    按照本章开头P.D.斯科特的那句话来讲，因为缺乏事实证据的支

    持，那些研究者的理论还有待证实。而我想做的就是对三种观点进行验

    证：第一，我个人比较感性的观点——相信爱的力量；第二，早期格兰

    特研究者笃信的身体素质论、先天条件论；第三，现代商业社会的金钱

    决定论。身体条件、金钱以及关爱，哪一个最能促成“十项指标”所定

    义的成功呢？事实胜于雄辩，在科研领域尤其如此。现在是时候用事实

    来解决理论的分歧了。

    表2.2中，A部分包括10条先天条件方面的因素，用来验证先天条件

    是否是晚年成功的前提，包括生理因素和非生理因素。前6条是第一批

    格兰特研究者提出的，他们认为这6条是取得成功的前提，尤其是成为

    军官或者商店经理的前提条件。(格兰特研究的资助者威廉·格兰特很

    关心这一点，他本人是一位连锁商店经理人，格兰特研究的名字就来自

    于他；更多关于威廉·格兰特以及前4条因素的内容请参见本书第3

    章。)

    前6条是：出身(家庭富裕、家世显赫)、善于社交、男性体征

    (窄臀宽肩)、体育型体质、耐力和运动技能。我自己又添加了另外4条先天因素：童年时期的好性格(参见第4章)、家族中有酗酒史、家

    族中有抑郁症史、父辈和祖辈的寿命长。

    我还选取了3个变量来验证社会经济背景对受研究对象的成功有多

    大影响。为了确定受研究对象父母亲的社会阶层，研究者进行了家访，并综合考虑了父母亲的收入、职业地位以及街坊邻里的阶层。父母亲的

    受教育程度也要经过评定。

    先天条件、社会经济背景这两方面的因素都确定了之后，接下来就

    必须直面《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提出的质疑、证明“爱的力量”了。

    我也不得不再次面对最初那个让我被迫放弃分组对照实验、转向“十项

    指标”法的难题——缺乏数据。研究已掌握的信息中，并没有数据能直

    接表明受研究对象在童年时受到多少关爱。

    我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确切地验证我的观点：与他人之间的爱和情

    感是实现幸福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与他人关

    系的融洽程度也很难衡量，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在1940年，还没有人提出亲密关系这个概念，格兰特研究最早的那批专家顾问——

    那些生物计量心理学家以及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学家——当然也没有

    提出。关于这一点后面再细讲。这里我想说的是，在对受研究对象进

    行“十项指标”评估之前，我只收集到了关于受研究对象人际关系的4

    个角度的客观评价结果，所以我只能根据这4条来评判人际关系与成功

    人生之间的关系。这4条就构成表2.2中的第三类变量。

    表2.2 要在60岁到80岁时在“十项指标”中取得高分，有哪些前提条件？受研究对象和他们的父母都是在受研究对象大学时期才开始参与格

    兰特研究，那时受研究对象和他们的父母都接受了我们研究人员的深度

    访问。这些采访就是格兰特研究现有的关于受研究对象早期家庭生活状

    况以及他们与父母、兄弟姐妹关系的最早的资料。

    显然早期家庭的生活状况和受研究对象与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是

    亲密关系这方面最重要的因素。然而，那时研究人员还没有对受研究对

    象的童年成长环境打出确切的分数，打分是我加入格兰特研究以后的事

    了。(我会在第4章里介绍我们如何以之前掌握的事实为基础对受研究

    对象的童年成长环境进行打分。)第2个亲密关系方面的预测变量是全体研究人员对每个受研究对象

    的“整体状态”集体评定出来的级别(在受研究对象本科毕业时，大概

    是他们21岁的时候)。评级的标准如下：

    一级：受研究对象“在应对问题时没有严重的问题”；

    二级：受研究对象“在与人交往时表现冷淡”或者太“敏感”；

    三级：受研究对象“非常不合群”，或者表现出“明显的情绪波

    动”。

    第3个预测变量是受研究对象在20～35岁之间无意识应对方式(更

    常见的说法可能是心理防御机制)的成熟程度。这一条由我在受研究对

    象47岁时根据研究以前掌握的信息进行评定(在前瞻性研究中回顾性地

    分析以往的数据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对于当时没有收集到的数据，现在

    无法弥补)。关于这一点后面也会细讲(参见第8章)。

    要记住这一章只是一副草图，具体的细节会在后面的内容展开。这

    里我想说的是，我们采取的防御机制影响着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像

    幽默应对或者耐心应对这类成熟的应对(有时候叫作防御)方式往往能

    拉近我们与别人之间的关系；至于无意识动作和臆想症这类不成熟的应

    对方式，尽管采取这类应对方式的人暂时会感觉良好，但却会给人留下

    太以自我为中心的印象，会使得人们渐渐疏远这些人。

    最后一个预测变量是30～47岁之间和谐的人际关系。尽管这个变量

    是在1975年、受研究对象中年时才被评定的，我们还是把它算作人际关

    系方面的4个预测变量之一，因为我们找不出比这更早的能反映受研究

    对象亲密关系能力的客观变量了。评判这个变量的标准是下面6个简单

    直接但十分客观的问题：

    受研究对象是否已经保持了超过10年的婚姻关系？

    受研究对象跟子女关系亲密吗？

    受研究对象有好朋友吗？

    受研究对象与自己的原生家庭之间保持着愉快的联系吗？

    受研究对象是否加入了某个社会组织？

    受研究对象和别人一起玩游戏吗？哪些变量最能决定人生

    我们验证了表2.2中列出的17个预测变量与成功之间的关系。10个

    先天条件方面的变量代表了早期研究人员的观点，3个社会经济方面的

    变量代表现代社会心理学家的观点(可能也是《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

    的观点)，最后4个人际关系方面的变量代表关系理论家和动物行为学

    家的观点。

    我承认最后这4条人际关系方面的变量选择得不太精细，但是我们

    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在“十项指标”法之后得到的人际关系方面的变量

    当然不能作为预测变量。另外，表2.2也体现了每个变量和“十项指

    标”总分之间的联系。

    从表2.2可以看出，10个先天条件变量和3个社会经济变量与成功关

    系不大。与早期研究者信奉的“体格决定论”相关的两个变量(体育型

    体质和男性体征)与成功之间的联系根本一点都不显著，3个社会经济

    变量也是一样。家族酗酒史、抑郁病史以及家族平均寿命与80岁时

    的“十项指标”总分不相关。

    格兰特研究在挑选受研究对象时非常看重善于社交、外向的性格

    (参见第3章)，但结果证明这种性格与成功也没有联系。(然而最后

    一章会讲到，用复杂的心理学方法评定出来的“外向型”性格的确非常

    重要。)事实上，13个先天条件和社会经济变量中，只有4个与“十项

    指标”总分联系显著，而且仅仅与“十项指标”中零散的一两项联系显

    著。所以说，先天条件和社会经济变量与成功之间的关联比较弱，而且

    不成体系。

    然而，人际关系方面的4个变量对成功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每个变量都至少可以预测“十项指标”当中的6项，4个变量合起来对整

    个“十项指标”都有重要意义。另外，4个人际关系方面的变量中，每

    一个都与其他3个联系相当显著，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共性。总之，形成

    亲密关系的能力决定着受研究对象各个方面的成功，正如表2.3所示。

    表2.3 能够决定晚年成功的人生早期因素有具体的例子可以让这些抽象的结论更加易于理解。比如，我们发

    现，就所得最高收入来说，智商110～115的受研究对象与智商150以上

    的受研究对象没有显著差别，体育型(肌肉型)体质的受研究对象与

    瘦型体质和胖型体质受研究对象没有显著差别，来自蓝领阶层家庭的受

    研究对象与来自上层阶级的受研究对象也没有显著差别(参见表

    2.2)。

    另一方面，年少时与兄弟姐妹关系良好(幸福童年的其中一个因

    素，参见表2.2和附录三)的受研究对象年均工资比那些与兄弟姐妹关

    系不好或者根本就没有兄弟姐妹的受研究对象高出51000美元(按2009

    年美元价值来算)。来自温馨家庭的受研究对象年均工资比来自不和睦家庭的受研究对象高出66000美元。受到母亲关爱的受研究对象年均工

    资比没有受到母亲关爱的受研究对象高出87000美元。

    在亲密关系方面得分最高的58名受研究对象入选《美国名人录》的

    可能性比一般受研究对象要高3倍，这些受研究对象在55岁到60岁之间

    最高收入的平均值是243000美元年(按照2009年美元价值计算)。

    相比之下，在亲密关系方面得分最低的31名受研究对象最高工资的

    平均值只有102000美元年。应对方式最成熟的12名受研究对象的平均

    最高工资达到惊人的369000美元年，应对方式最不成熟的16名受研究

    对象只有159000美元年。这些变量与受研究对象晚年时期的幸福有着

    同等显著的联系。

    所以我当年在受访时不假思索提出的观点是成立的。后天培养比先

    天因素更重要——至少更能促进“十项指标”所代表的晚年时期的成

    功。而后天培养方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充满关爱的环境(温馨的童

    年成长环境，参见附录三)。这也是值得探讨的一点，待会儿我会用一

    个受研究对象的人生故事来解释这一点，并解释前面提到的这些结论在

    现实中是如何体现的。但首先我想做一点说明并在讲故事之前说一点题

    外话。

    说明：在整本书中，我似乎一直在说精神健康的人比精神不健康的

    人性格更好。这似乎有一点责备受害者的嫌疑，但其实这个观点并不涉

    及道德评判。这个观点只是反映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吃饱肚子(包括字

    面意义和比喻意义)的人更能为别人着想，遭受饥饿(包括字面意义和

    比喻意义)之苦的人更容易采取自我保护的策略，更容易在受到伤害时

    发动攻击。

    题外话：对于体格决定论以及早期研究者的其他观点，我一直都没

    有盲从。还记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体质医学和人类体格学主

    导着理论界，持种族优越论的可不只是德国人。然而，我在探索“十项

    指标”法的时候其实还是属于整个格兰特研究的一分子，也受到其他研

    究人员的影响，再加上手头就有大量的相关资料供我使用，因此我还是

    决定验证一下体格和军官潜质之间的关系，验证一下这个在当时被奉为

    圭臬的观点。

    “二战”结束时，有的格兰特研究对象被提拔为少校，而有的却还

    是二等兵。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别？研究结果显示，受研究对象退伍时

    的军衔与他们的体格、父母的阶层、自身的耐力甚至智力都没有多大关系。真正与军衔有关系的是童年时温馨的家庭环境以及他们与母亲、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在27名童年最温馨的受研究对象当中，有24名都至少当上了中尉，有4名当上少校。相比之下，在30名童年最凄惨的受研究对象当中，有

    13个人连中尉都没有当上，而且没有一个当上少校。优秀的军官并不是

    一生下来就是军官的好苗子，也不是因为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苦练身体

    素质所以才成为军官，优秀的军官是从温馨的家庭中培养起来的。这个

    研究结果肯定会让人体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胡顿(Earnest Hooton)

    (参见第3章)大吃一惊，他是受格兰特研究邀请为我们的研究写下第

    一本书的人。

    我讲下面这个故事是因为它能给我们很多启示。第一，光有观点是

    不够的——无论我们多么坚持自己的观点，也需要去验证它。

    第二，如果我们不利用信息的话，信息也就不能发挥价值。我通过

    实验，解决了格兰特研究从一开始就面临的一个问题，然而我所用到的

    数据已经存在了大约70年了。

    第三，纵向研究可以让我们避开很多陷阱并摆脱研究方法和视角方

    面的难题。纵向研究让我们更加灵活，我们可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一

    些旧问题重新发问，也可以针对过去的数据提出一些新问题。这是这本

    书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会反复强调。戈弗雷·卡米尔：爱的表现形式

    现在我不谈统计数据了，我想用一个真实的例子来向大家证明爱的

    力量。一个人一生的故事肯定比1000个数字都更有说服力。

    1938年，戈弗雷·迈诺特·卡米尔刚刚加入格兰特研究时，大家对

    他的印象只是一个高个子、红头发、举止得体、立志于学医或者从政的

    男孩。但研究人员逐渐发现，看似“正常”的戈弗雷其实是一个深度抑

    郁症患者。在他加入格兰特研究的第10年，研究人员对每位受研究对象

    未来性格的稳定性进行了预估，预估结果分为A到E五级。戈弗雷的评定

    结果是E，最差的一级。

    然而，虽然在那时戈弗雷的人生看起来一片灰暗，在晚年时他却书

    写了人生的灿烂篇章。他在“十项指标”中的总分是5，排在了所有受

    研究对象的前25%。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呢？这个可怜的孩子是

    怎样走向成功的呢？原因很简单——终其一生他都在不停地寻求爱的力

    量。

    卡米尔的父母属于上层阶级，但是两人在社交方面都相当孤立，并

    且性格多疑、几近病态。阶层的优越性并不能决定孩子的童年幸福与

    否。“爸爸的缺点妈妈同样也有。”19岁的卡米尔曾说道。

    46岁时，他很难过地重复了一遍自己之前说过的话：“我既不喜欢

    也不敬重我的父母。”露易丝·格雷戈里在格兰特研究中负责访问受研

    究对象的家人，他说卡米尔夫人是“我见过的最容易紧张的人……很善

    于自我欺骗”。

    一位儿童精神病医生30年后看到卡米尔当时的记录时说，卡米尔是

    格兰特研究中童年最灰暗的受研究对象之一。(在这类评估中我们一般

    都会采用不同来源的证据。)

    卡米尔既得不到关爱又尚未培养起独立感，还是学生的他采取了一

    种下意识的生存策略——频繁地去学校医务室看医生。然而大多数情况

    下卡米尔并没有任何病症，以至于在他大三时，一个一贯很温和的医务

    室医生都不耐烦地对他恶语相向：“这孩子快成一个神经病了。”

    卡米尔一味地诉苦是一种不成熟的做法，这并没有拉近他和别人的

    关系，反而让别人越来越疏远他。别人感受不到他的痛苦，反而很反感他强迫别人听他诉苦。

    在“二战”开始那个年代，所有人都觉得卡米尔将来肯定不会有什

    么出息，至少按照当时格兰特研究者的标准来看是这样。他很瘦，但不

    符合肩宽臀窄的体征，所以只能说是瘦弱，算不上阳刚健美。他不擅长

    运动，大学时候的学业表现也并不十分突出。

    即使按照我的标准，他也不属于能成为人生赢家的那种类型。他的

    童年很不快乐，寻求他人帮助时也并没有考虑到他人的感受，而且不善

    于人际交往。“二战”期间他只是二等兵，这完全在大家意料之中，因

    为所有人都不看好他。等后来我进入格兰特研究时，我也没看好他。

    从医学院毕业之后，刚刚成为医师的卡米尔还试图自杀过。在加入

    格兰特研究第10年时他又接受了一次性格评定，那时研究人员得出的一

    致结论是：卡米尔“不适合从事医疗工作”；尽管他得不到关爱，但他

    非常愿意照顾他人、关爱他人。但是在与一位精神病医师谈了几次之

    后，卡米尔对自己有了全新的看法。他对我们说：“我现在已经不受疑

    病症的困扰了。以前总是怀疑自己患病，应该算是一种自我惩罚，因为

    情绪太激动而应受的惩罚。”

    意识到自己因为情绪冲动而陷入抑郁后，卡米尔不再将频繁就医作

    为一种心理防御手段，也不再下意识地通过这种方式惩罚自己，而是转

    向一种更加成熟的情绪处理方式——转移注意力。他努力将注意力从那

    些让他情绪极度波动的问题转到不带感情色彩的事情上来。

    他姐姐去世时，他向我们研究所寄来一份验尸报告，简单地附了一

    句：“这是一份验尸报告复印件，我想这应该算是需要向你们报告一下

    的事情吧。”他并没有提及自己的感受，甚至没有提到姐姐去世这件事

    情本身。

    他也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他母亲去世的消息，而是试图淡化情感、冷

    静陈述一项客观事实。他轻描淡写地写信告诉我们：“母亲留给我一份

    遗产。”不论这种方式有什么缺陷，总归比之前的一味诉苦要更容易让

    人接受。很多人以前对他一味求医诉苦感到厌恶，但现在觉得他更好相

    处了。

    尽管青少年时期总是怀疑自己患病，但卡米尔实际上对自己的身体

    和感受都不甚了解。他确实有一些感受，但这种感受到底是什么呢——

    一种疾病的症状，焦虑，还是臆想？他无法区分。压力大时他会产生生理反应，并且他觉得对于这些生理反应不能不

    管不顾。然而，在32岁自杀未遂后进行反思时，他才开始区分生理反应

    和情感反应并关注这些反应产生的原因。自那时开始，心理压力还是会

    使他产生消化不良、腹部疼痛、手凉、胃疼等症状，但卡米尔不会再去

    跟医生说自己得了什么病，或者通过抱怨自己身体的不适来表达需求、寻求关怀。相反，经过心理治疗后他意识到，这些生理症状只是心理压

    力的外在体现。

    接着，35岁时的一次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因为肺结核，他在一所

    退伍军人医院度过了14个月。10年后他是这样回忆当时刚刚入院的心

    情：“医院很整洁；我可以在病床上躺一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然

    后就能出院了。”“我很庆幸自己得了这场病。”他说道。

    事实上，在这次真正生病住院的经历中，他感受到了安全感，这是

    他在童年、在频繁就医以及之后刻意淡化痛苦的阶段都没有感受到的。

    卡米尔觉得这段住院的经历就像是一次宗教意义上的重生。“有个名字

    以S开头的护士一直在照顾我，”他写道，“这一年之后，再也没有什

    么困难能够难倒我了。”

    出院后，卡米尔成为一名独立医师，还结了婚。他成为一位负责任

    的父亲，同时还担任诊所负责人。在出院后的5年里，他很快就接连完

    成了亲密(intimacy)、事业巩固(carrer consolidation)和传承

    (generativity)(参见本书第5章)这几项成人发展任务。他的婚姻

    持续了10多年但并不十分幸福，所以最终他还是和妻子离婚了。但他的

    一个女儿在她50岁的时候，曾在受访时告诉我，她和她的兄弟姐妹都认

    为他们的爸爸是一位模范父亲。

    在后来的这几十年间，卡米尔的应对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之前他选

    择转移注意力(下意识地避免情感波动)，现在他倾向于一种无意识

    的、更加为他人着想的方式——帮助他人，其中就包括一种提携他人成

    长的传承性心愿。他现在成为一名乐于付出的成年人。

    虽然30岁时，他不喜欢那些特别麻烦的病人，但40岁时，他却习惯

    了照顾别人，实现了自己在青少年时期的梦想。他在波士顿开办了一家

    专治过敏性失调的大型诊所，这是他第一次负责一个机构。他还发表论

    文，他的论文让其他医生能更加理解那些童年不幸的哮喘病患者有什么

    特殊的情感需求，并更好地解决这些病人的需求。

    现在他说医生这个职业最让他喜欢的就是“过去我一有问题就去寻求他人的帮助，但成为医生之后我更愿意让别人到我这里来寻求帮

    助”。这与他刚毕业时的焦虑心情形成鲜明对比。他的女儿曾跟我说

    道：“父亲天生就有付出的能力。在帮助他人时，他像5岁小孩玩游戏

    一样开心。”

    在我55岁、卡米尔接近70岁的时候，我问他从自己孩子身上学到了

    什么。“我现在依然还在向孩子学习啊，还没学完呢。”他好像觉得自

    己的回答很巧妙，还意味深长了地补充了一句，“你这个问题很难回

    答……你不觉得这个问题太宽泛了吗？”

    我有点失望，我原本以为像他这样情感细腻的人会给出一个更加言

    之有物的回答。但两天后，我正准备去卡米尔的同学聚会跟他的同学们

    谈谈时，我在哈佛广场遇到了他。他眼里含着泪，激动地说：“你知道

    我从我的孩子们身上学到了什么吗？我学到了爱!”许多年后，因为一

    次偶然的机会我跟他女儿谈了一会儿，之后我就彻底相信了卡米尔说的

    这句话。我跟很多受研究对象的子女都交谈过，但这位女儿对父亲的爱

    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我开始写戈弗雷·卡米尔的故事时，我其实还不知道是什么使他的

    人生出现转机。显然生病住院的那一年改变了他，但具体是怎么回事

    呢？他55岁时说，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在他生病住院时曾看望过他；我

    在40岁认为是他在那14个月里受到的无微不至的照顾改变了他。但我们

    俩的看法其实都不算是合理的解释。

    现在我知道，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我做了很多年跟踪研究，经

    历了很多年的成长才明白，我们应该重视爱的力量。爱的表现形式——

    上帝、护士、子女、善意的旁人等等——对每个人来说是不同的，但

    任何形式的爱都充满力量。

    卡米尔75岁时，他具体讲述了爱如何改变了他。这次他并没有提到

    弗洛伊德和耶稣。

    过去很多家庭不太和谐，我小时候的家就是这样。长大后我的工作倒也非常顺

    利，但真正让我庆幸的是我逐渐变成了一个平和、快乐、愿意与人交往、对他人有所

    贡献的人。在我小的时候《绒布小兔子》(The Velveteen Rabbit，译者注：西方家

    喻户晓的童话故事)这本书还没有普及，所以当时我没看这本儿童经典读物。这个故

    事讲的就是，每个人都需要与他人之间建立起相互关爱的情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

    为完整、健全的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爱才能让我们成为真实的存在。我童年时没有获得关

    爱，现在我也明白原因是什么。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在其他地方找到了爱的力量。

    这个过程中我最深刻的感受是爱无处不在，爱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伟大力量。人是很柔软的动物，我们的周围充满着爱和善意……年轻时我从未想过我的晚年可以如此充

    实如此充满活力。

    生病住院的这一年改变了卡米尔的一生，但卡米尔的故事并没有到

    此结束。他获得新生后抓住机会顺势而行，进入了持续30年的快速上升

    期。意识到爱的力量后，他不仅获得了职业上的启发，而且灵魂得到了

    重生；他结了婚还有了两个孩子；他接受了两次精神分析；他还重返教

    堂，重拾年轻时期的习惯——这样一来他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充满爱的环

    境，弥补了童年以来的缺憾，并且将关爱播撒给他人。

    又过了几年，卡米尔77岁了。77岁时卡米尔认为过去的那五年是他

    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再婚了，在工作上那些比他年轻30岁的人都甘

    拜下风。他把花园打理得整洁漂亮，他还很热衷于参加社区里三一教堂

    的活动。他坚信耶稣去医院看望过他，我一直以来都对他的这种想法不

    屑一顾，现在看来也许我不该这样。

    80岁时，卡米尔为自己办了一场便餐生日聚会(译者注：便餐聚会

    指参加聚会的人每人自带一份菜)，300个教堂里的朋友都前来为他庆

    贺。卡米尔请来爵士乐队为大家表演。

    82岁时，在攀登他钟爱的阿尔卑斯山时卡米尔心脏病突发，与世长

    辞。追悼会在他所在的教堂举行，教堂里挤满了前来悼念他的人。“他

    是一个真诚的人。”主教在悼词里说道。他的儿子说：“父亲的一生很

    简单，但充满了爱。”要知道，卡米尔在30岁之前几乎没有与任何人建

    立起相互关爱的关系。所以人是会变的。但同时每个人的内心总有些东

    西是不变的。卡米尔在住院那年之前就从未停止过对爱的追寻，之后很

    快发现了爱，只不过是因为他给了自己一个机会，成全了自己罢了。

    在戈弗雷·迈诺特·卡米尔80岁时，他的生活就连亚里士多德都得

    承认是幸福的。但在他29岁时，当研究人员在性格稳定性评价中把他排

    在全体受研究对象中最差的3%时，谁会想到他最终会成为这样一个幸福

    安详、乐于奉献、倍受关爱的人？

    可是，如果我们明白幸福只是马车、爱才是拉动马车的那匹马，如

    果我们意识到所谓的防御机制、非自愿的应对方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常常被人们忽略)，那么卡米尔的转变就不难理解了。

    30岁前，他的处事方式以自我为中心，处理情绪的方式是频繁就

    医、寻求帮助；50岁时，他更为别人考虑，培养起一种务实、宠辱不惊

    的处事方式。历时75年的格兰特研究表明，幸福有两个要件。一个是爱，另一个是找到一种不排斥爱的处事方式。戈弗雷的故事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证。正因为如此，我才把这个故事作为引子，希望读者通过这个

    故事对本书的观点有大致的了解。人生的变化从未间断

    画面比文字更有说服力，但画面更多的是触动人心而不是以理服

    人；数据不会说谎，但难免有时会造成假象。因此，画面和数据的结合

    就可以尽可能保证真实性。正因为如此，我才用数据和故事一起来向大

    家介绍目前为止在我看来格兰特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第一条是，积极的精神状态是一种客观存在，从某种程度上对积

    极精神状态的判定可以独立于道德、文化因素的影响。但为了实现客

    观的判定，我们必须通过真实记录而不是空洞的理论来证明“积极精神

    状态”这一定义的有效性。这一点非常重要。80多年前，很多人都把希

    特勒追捧为伟大领袖，却认为丘吉尔不过是一个失败的政客。同样地，可能只有在80年后，我们才能对尼克松、里根、克林顿、大布什、小布

    什以及奥巴马等历任总统的领导才能做出客观评价。不管是评价领导

    人、做学术研究还是在生活中，只有通过长期观察——不只是几年，而

    是几十年——得出的结论才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本书所有内容都印证

    了这一点，尤其是第7章对这一点有更加详细的说明。

    第二条是，如果我们抛开精神病理学去研究积极的精神状态，就

    需要理解适应性应对(adaptive coping)这个概念(参见本书第8

    章)。就像有些疾病中的发炎和发热症状一样，很多看似艰难的人生阶

    段恰恰是情况好转的时候。当我们对挫折越来越应付自如时，我们的应

    对机制也更加成熟。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第三条，幸福的人生中最关键的因素是爱。这里的“爱”并不一

    定要是年幼或年轻时候受到的关爱或者是男女之间的爱。但一个人如果

    年幼或年轻时受到关爱，那么他以后的人生也更容易充满爱，也更容易

    在其他方面获得成功，比如收获名望、高薪等。同时，这个人的处事方

    式也更容易让别人靠近他而不是疏远他。大多数人生赢家在30岁之前都

    发现了爱，这也是他们成为人生赢家的原因。我将在第6章中讨论亲密

    关系的变迁。

    然而，第四条发现是，人的确是不断变化、不断成长的。童年并

    不能决定人的一生，第5章会把这一点解释清楚。卡米尔的故事也是一

    个例证，一个在伤痛中成长起来的典型例证。

    第二、三、四条之间有着显著的联系。生命中我们总是被周围的关爱所影响、所鼓舞。历史75年、耗资两千万美元的格兰特研究得出了一

    个简单直接、只有五个字的结论——幸福就是爱。维吉尔(Virgil，古

    罗马诗人)在多年之前用三个词就表达了同样的观点——Omnia vincit

    amor，爱能战胜一切。但可惜那时候他没有数据来支持这一观点。

    第五条是，积极的影响远比消极的影响更重要，而且，对成年后

    的心理状况影响最大的是童年经历的总体状况而不是单独的某次伤害

    或者某个亲密的人。关于这一点第4章有更详细的内容。想一想卡米尔

    生病住院的那一年你就能明白我刚刚所说的“积极的影响远比消极的影

    响更重要”。

    第六条是，如果对受研究对象进行长期观察，你会发现他们会变

    的，而影响健康状况的因素也会变化。生命中充满了变数。在我们的

    研究中，没有人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也没有人生下来就注定成功。一个

    在其他方面都条件优越的男孩因为遗传了酗酒的基因而慢慢走向颓废

    (参见本书第九章)。相反，一场重病反而使不幸的卡米尔摆脱了孤独

    和严重的依赖心理。

    最后一条是，前瞻性研究的确能破解关于人生的谜题。在第十章我

    会对这一条做简单的讲解，只希望能激发读者的兴趣。因为第十章的确

    是关于人生的谜题，但我们目前还没有完全弄明白。然而，如果将来这

    些谜题被解开，那也很可能是得益于格兰特研究这种跟踪整个生命周期

    的科研项目。格兰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长达75年的行为记录而不是类似

    于判断或者选择这种主观看法，这些记录可以让我们反复验证并不断改

    进关于幸福人生的一些新旧观点。

    在项目初期，格兰特研究的开创者们就开始收集那些像我这样有异

    议的人可能会用来反对他们观点的证据。我从一群认真负责的园丁那里

    继承了一片被他们精心呵护的果园。40年来我收获了果实也将结出的果

    子推向市场。

    为了检验我们现在的结论是否成立，这项研究还在不断进行中，所

    以如果有天我不干了，也会有人来接替我。但目前取得的成果还是应该

    归功于阿伦·博克、克拉克·希斯和露易丝·格雷戈里·戴维斯

    (Lewise Gregory Davies)，是他们开创了这片果园；也应归功于查

    尔斯·麦克阿瑟(Charles McArthur)，是他们一直以来为果园施肥、修枝剪叶。格兰特研究的发展过程本身就像是一个人的人生故事，在下

    一章我会为大家讲述。03 哈佛大学格兰特研究那些事儿

    门上写着“格兰特成人发展研究”。该研究由百货商店巨头W.T.格兰特赞助，由

    哈佛大学卫生服务部负责实施，目的是对各方面“正常”的年轻男性开展研究。

    在那个有着特别意义的下午，我还是一名刚满19岁的大二学生。在此之前，除了

    经济大萧条和被小儿麻痹症折磨的六个月，我的生活虽然没什么激情，倒也令人满

    足。

    ——本杰明·布雷德利，《美好生活》，1995

    在这一章里，我记录了格兰特研究75年的历程，读者可以细细品读

    或是走马观花似的浏览一遍，总之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决定。这一段历史

    不仅与格兰特研究有关，也与75年间美国的社会科学发展以及不断变换

    的主流世界观有关。格兰特研究的历任带头人分别是：1938-1954克拉

    克·希斯，医学博士；1954-1972，查尔斯·麦克阿瑟，哲学博士；

    1972-2004，我本人；2005年至今，罗伯特·瓦尔丁格(Robert

    Waldinger)，医学博士。

    从1936到1937学年，阿伦V.博克是哈佛大学奥利弗卫生学教授以及

    学生卫生服务部的主任。在递交给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的一份报告中，他提议要扩大校卫生部以及校医生的职能范

    围。根据他的建议，第一步是要对健康的年轻男性展开一项科学研究。

    博克认为，医学研究中，对健康的研究和对疾病的研究应该受到同

    等的重视。他的提议得到了支持，他想要研究的问题也更加明晰：先天

    条件与后天培养哪个更重要；性格和健康有着怎样的联系；精神疾病与

    生理疾病是否可以预测；身体因素是否会影响职业选择。但他最想了解

    的还是：健康是什么？75年间格兰特研究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以及衍

    生出来的其他问题)，这本书中我会尝试着去解答。

    在递交给科南特的报告中，博克引用了“现代社会的压力”，他觉

    得 “现在的学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要面对”这种压力。他认为哈

    佛应该帮助学生们应对这些压力。

    时代在发展，卫生部的工作重点也应该转变，因为人际关系愈加复杂，我们要让

    大学生们在走出校园时为社会生活做好充分准备。

    为了推进这项工作，博克向他的朋友威廉T.格兰特寻求赞助。格兰

    特拥有一家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连锁商店公司，博克是他的心理医生。1937年11月，博克得到了第一笔赞助，金额为6万美元(以2009年美元

    价值计算是90万美元)，提供这第一张支票的机构就是后来的格兰特基

    金会。随后科南特以及哈佛其他教职工就批准了博克的项目。

    一开始这个项目叫作哈佛生命历程研究，不久后改为哈佛社会适应

    格兰特研究。(这个名字反映了格兰特对商业的关注——怎样成为优秀

    的百货公司经理。)1947年格兰特撤资后，项目名称又改为哈佛成人发

    展研究。但是大家在口头上一直都把它称为格兰特研究，我也会遵循这

    个传统。1967年我刚刚加入研究时，还曾天真地问道为什么叫格兰特研

    究。一位比我资深一点的调查员面无表情地答道：“因为项目运行需要

    大量拨款(译者注：格兰特‘grant’在英文里有拨款的意思)。”

    格兰特研究于1938年秋天启动，研究所位于坎布里奇市霍利约克街

    一座又矮又宽的红砖建筑中，紧挨着卫生部。格兰特研究的跨学科性研

    究目标从最初的人员构成上就能体现出来：一位内科医生、一位心理学

    家、一位体质人类学家、一位精神病学家、一位生理学家、一位社会工

    作者以及两位助理。当时《哈佛深红报》的编辑小丹·费恩(Dan

    Fenn)在提到这八位创始成员时说，他们“正在从事的研究将来可能会

    成为哈佛对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对‘正常’人的研究……他们可

    能会研发出一套法则，指导人们在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1939年，哈佛举办了一次会议来庆贺格兰特研究的成功启动。遗憾

    的是，我找不到关于这次会议内容的记录。但会议召集了一批具有国际

    声望的科学家，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格兰特研究。其中一位

    是阿道夫·梅耶(Adolf Meye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精神医学部的创

    始主席，也是当时格兰特研究的主心骨。

    梅耶也许是美国最伟大的社会活动家，在精神病学领域有着非凡的

    远见卓识。他1892年来到美国，想研究大脑在人死后的变化。10年后他

    的兴趣从针对死者的神经病理学转向针对生者的适应性神经生理学。梅

    耶认为，精神病学研究是对生命的研究，他出版过一篇论文来论述“生

    命图表”的重要价值，这篇论文很有名但可能很少有人读过。

    在论文中，他呼吁他的精神病学同行们“谨慎细致地对病人的精神

    生活进行研究”，他认为“我们应该少讨论共性，多探讨那些有着翔实

    记录的案例——尤其是对整个生命周期的记录——不仅仅是片段性的表

    面化症状描述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转录”。亚当·纽曼和戈弗雷·卡米尔

    的故事都清楚表明，格兰特研究让梅耶的梦想成为现实。刚开始的规划是要做15～20年的观察记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一个很高的目

    标——而现在已经在进行长达75年的生命记录。

    美国最伟大的生理学家沃尔特·坎农(Walton Cannon)也出席了

    那次会议。与梅耶一样，坎农自格兰特研究启动以来一直都是整个项目

    的灵魂人物。他提出了战斗或逃跑反应的概念，作为哈佛教授他写了一

    本关于生理体内平衡的经典专著《身体的智慧》。生理体内平衡长期以

    来一直是格兰特研究的研究重点之一，所以我把我的一本书命名为《自

    我的智慧》，以此向坎农致敬。

    詹姆斯·科南特校长也出席了会议，他带领哈佛走过了“二战”时

    期。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但不那么为公众所知的职位——曼哈顿计划的

    民间行政官，在这个项目中他反对氢弹的研发。阿伦·博克也参加了曼

    哈顿计划。

    阿伦·弗农·博克曾被《哈佛公报》描述为“金发碧眼、皮肤白

    皙、活泼敏锐、性格直率、和蔼亲切、乐于思辨、总是很忙”，但认真

    地说，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内科医师。他有10个兄弟姐妹，在爱荷华州

    的一座农场长大；他后来被哈佛医学院录取，尽管招生委员会没有一个

    人听说过他之前读的那所大学的名字。20世纪20年代他拿着莫斯莱出国

    奖学金去欧洲研究医学，从此开始了他的事业。接着他又对安第斯山脉

    当地人的生理适应开展研究。这段经历让他对生理健康状态和积极健康

    产生了兴趣。

    博克和他的同事约翰·W.汤普森(John W.Thompson)(也出席了

    会议)都是正常人类生理学这一研究领域的先锋人物，1926年哈佛大学

    疲劳研究实验室的成立离不开这两人的努力。在该实验室中，生理学

    家、生物学家、化学家一起研究人类对身体压力的适应能力。他们研发

    出了一项锻炼受研究对象的方法，即让他们踩上衣帽间里的那种凳子然

    后再下来，这个方法至今仍是心脏功能测试的一部分。

    实验室的正式地址在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校园里，但派出的研究小

    组遍布世界各地，从热带运河区到安第斯山脉的高峰都能找到他们的足

    迹。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最终使得美国空军决定为新的高海拔轰炸机配备

    备用氧气。

    博克视野开阔，他一直都在批评医学研究越来越狭隘的趋势。在接

    受哈佛卫生部主任这一职位时，他指出医学研究对患病人群的关注过

    多，他认为根据症状和疾病来区分身体并不能解决“怎样健康生活”这一紧迫的问题。博克是第一个将积极健康作为一种概念提出来的人；60

    年后，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

    把博克的观点引入了积极心理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即使格兰特研究开始实施后，博克依然与疲劳研究实验室保持着紧

    密联系。值得一提的是，直到96岁逝世前，他一直坚持每天步行两英

    里。他也一直都明白，“正常”和“平均水平”不是一回事。正常的视

    力是5.0，但不幸的是，这并不是人们的平均视力。他的兴趣并不是研

    究平均水平的健康状态，而是探索人们可能达到的最佳健康状态。正因

    为如此，当时才挑选一批精英作为受研究对象。这才符合格兰特研究的

    意图。

    在开始的17年(从1937-1938年的开始阶段直到1955年查尔斯·麦

    克阿瑟担任研究所主任)，格兰特研究由创始人阿伦·博克、第一任主

    任克拉克·希斯以及社会调查员露易丝·格雷戈里主管。这三位的善意

    和付出才使得受研究对象心怀感激并一直忠诚于格兰特研究，才使得他

    们一直积极配合，直至离开人世。一项哈佛研究的启动

    克拉克·希斯，医学博士，从1938年到1954年担任研究所主任，是

    一位极富潜力的调查科学家。他曾经和维生素B12的发现者之一威廉·

    卡斯尔(William Castle)教授一起共事。他也是格兰特研究中的内科

    医生，但他的工作范围远远不止这些，并且这么多年来还在不断扩大。

    他负责预算、报告、未来规划并整理受研究对象的案例总结。但是，他

    对于当时的格兰特研究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并非他的行政能力，而是诊疗

    能力。

    格兰特研究的早期档案表明，希斯医生对病人关怀备至。每位受研

    究对象加入研究时，希斯都会为他做一次非常完整的长达两小时的身体

    检查。这是格兰特研究的例行事项之一。但一直到他离开哈佛时，返校

    的格兰特受研究对象还会自愿找到希斯，向他咨询个人及家庭问题。如

    果医学方面的咨询还不够的话，希斯也会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心理问题。

    露易丝·格雷戈里(之后冠夫姓戴维斯)，一个悟性很好的弗吉尼

    亚人，是“铁三角”的第三位成员。博克当时需要社会调查员来采访所

    有的受研究对象及其家人。专业教育方面格雷戈里只读过秘书专科学

    校，但因为她出众的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天生的采访才能，博克还是选她

    作为调查员。

    她去世后，第二任主任查尔斯·麦克阿瑟向一名正在编写格兰特研

    究简史(未出版)的研究人员描述她的才干。“她到受研究对象家里进

    行走访时，会优雅地坐下，双腿交叠在一起，一双大大的蓝色眸子注视

    着受访者。通常受研究对象的父母都会被她的气质所吸引，所以什么都

    愿意告诉她。”她是一名专注的、善于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的听众，她使得受研究对象及其家人整个一生都积极配合格兰特研究。他与受研

    究对象关系亲近，就像一位大姐姐。(一个很漂亮的大姐姐，她的妹妹

    是电影明星玛格丽特·沙利文。)

    格雷戈里女士能够将已经失去联系的受研究对象重新找回，格兰特

    研究中受研究对象的流失率很低——同类研究中最低——得益于她的辛

    勤付出和人际交往才能。

    一开始，格雷戈里的工作是在每个受研究对象加入研究时对其社会

    经历进行详细问询，然后采访其父母。那些年里，她走遍了全国各地，到受研究对象的家里去采访他们的家人。她从每一位母亲那里了解到受

    研究对象详细的成长经历，她还了解了受研究对象的家族史，包括有关

    其祖父母、外祖父母、叔叔、阿姨、叔叔阿姨的子女以及整个大家庭精

    神病史的信息。多年后我遇到了某些受研究对象的家人，他们回忆起格

    雷戈里的家访都非常开心。

    在家访时，格雷戈里很看重那些积极正面的信息。通常情况下精神

    方面的经历调查总是很重视病症，好像我们都是从田纳西·威廉斯的戏

    剧中逃出来的一样。格雷戈里会问受研究对象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但也想了解一些积极正面的信息。这不仅巩固了格兰特研究和受研究对

    象的关系，也意味着当受研究对象的成长经历中确实出现病症时，问题

    往往比较严重。

    完成268次家访之后，格雷戈里也会兼职参与研究。在20世纪80年

    代她任期将满时，她仍然可以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让那些没有回应的受

    研究对象重新参与到研究当中。在这一点上她做得非常成功。

    威廉·T.格兰特在格兰特研究的创立过程中当然是个非常重要的人

    物。朋友们都叫他比利·格兰特。比利在十年级时辍学，1906年开办了

    一家平价家居物品商店。他的第一家商店里，没有一件东西超过25美分

    ——他对此很自豪，他的商店后来发展成为20世纪30年代的沃尔玛。

    格兰特基金后来也闻名世界，但格兰特基金对外第一笔赞助是1937

    年提供给博克的资金，格兰特和博克意见相左。博克想研究最佳健康人

    群，从而帮助美国军队挑选出更优秀的军官；格兰特希望他资助的这第

    一个项目能帮他从众多连锁商店里挑选出最能干的经理人。他们都想发

    掘能力超群的潜力股，但格兰特更看重社会智商和情商，而研究人员的

    想法和当时主流观点一样，都重视体质医学。1945年之前，他们两人之

    间的分歧很有可能会引发矛盾。但直到“二战”结束时，博克仍与格兰

    特保持密切联系，他经常到佛罗里达州和康涅狄格州拜访格兰特的家。

    弗雷德里克·莱曼·威尔斯博士(Frederic Lyman Wells)是格兰

    特研究的首席心理学家。具体来说他是一位心理计量学家，也是一战时

    主要的智力测试——陆军甲种测验的发明者之一。威尔斯来自于新英格

    兰地区一个学术背景显赫的家庭。他15岁就进入大学，20岁就拿到硕士

    学位。

    从1925年到1928年，他是一些政府咨询机构的成员，比如美国国家

    研究委员会和全国精神卫生协会等。他在格兰特研究的工作主要是确定受研究对象的人格组织、兴趣才能和智力水平。威尔斯大概是格兰特研

    究所有人员中最著名的科学家，在1941到1946年他担任战争部顾问，协

    助研发了陆军普通分类测验(一种智力及职业能力测验)，这更让他名

    声大振。他工作认真，是一个有方法、有系统的分析人员，可惜这些才

    能都贡献给了枯燥冗长的统计说明。他的报告很少涉及受研究对象的性

    格。

    卡尔·塞尔策(Karl Seltzer)，哲学博士。他是一位年轻的人体

    人类学家，与欧内斯特·胡顿和威廉·谢尔顿(William Sheldon)

    (后面会有关于他的更多内容)一起共事，是体质医学的又一位拥护

    者，确切地讲他十分认同体型和性格的关系。约翰·W.汤普森，哲学博

    士，苏格兰人，和博克共同创立了疲劳研究实验室；卢西恩·布鲁阿

    (Lucien Brouha)，哲学博士，从欧洲战场逃过来的比利时难民——

    这两位是研究所早期的生理学家。但两人都在1943年去世，而且疲劳研

    究实验室在1944年失去了资金来源。资金变化是预示科研方向转变的标

    志之一。体质医学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研究所里的精神病学家负责对受研究对象进行细致的访谈，每位受

    研究对象大约10小时。研究初期担任精神病学家这一职位的先后共有5

    人，但没有一个任职超过三年。其中两位后来在学术事业上卓有成就：

    唐纳德·黑斯廷斯(Donald Hastings)(1938年担任研究所精神病学

    家，以下四个括号中的年份均表示任职时间)后来成为明尼苏达大学医

    学院精神病学部的主席，道格拉斯·邦德(Douglas Bond)(1942)后

    来成为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威廉·伍兹(William Woods)

    (1942-1945)、约翰·费马菲特(John Flumerfelt)(1940-1941)

    和托马斯·莱特(Thomas Wright)(1939-1940)也曾作为研究所精神

    病学家对受研究对象进行访谈。伍兹还负责26种人格特质的评估系统，这个评估系统对早期格兰特研究影响很大。

    然而，不幸的是，早期的人员组成以及研究实施情况并没有反映出

    四个人格调查员的早期工作。他们的工作深刻影响了我后来对研究数据

    的解读，但在1937-1942年这些数据还很新，以至于研究人员并没能从

    这些数据中得出什么发现。海因茨·哈特曼(Heinz Hartmann)，安娜

    ·弗洛伊德(Anna Freud)，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和哈

    利·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都深刻影响了现代学术

    界对健康人格的理解。

    前三位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人格学说，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是认知道德(超我)和非理性激情(本我)之间的病态妥

    协，而哈特曼、安娜·弗洛伊德和她的学生埃里克森认为人格形成于一

    种非自愿、但通常情况下健康的、有创造力的适应，是这种适应的产

    物。安娜·弗洛伊德的《自我和防御机制》在1937年首次出版；两年

    后，哈特曼出版了一本关于自我心理学的经典个人著作，英文版书名是

    《自我心理学和适应问题》。然而，直到1967年，格兰特研究才开始关

    注受研究对象心理应对方式(参见第8章)。

    哈利·斯塔克·沙利文是另一位先锋，将精神病学延伸至一种“关

    系”科学，20世纪中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和他的学生玛

    丽·安斯沃思(Mary Ainsworth)才将关系科学发扬光大。从生物学到心理学

    对于研究初期的疏漏之处我想再讲一点，来说明时间如何改变了科

    学和科学家们。我们很容易忘记的一个事实是，我们对亲密关系产生研

    究兴趣其实也并没有多久。在格兰特研究的前10年，生物学理论毫无争

    议地占据主导地位。

    1938年，大家公认体质和人种比环境更能决定人的发展。研究人员

    对生理数据做了极为详细的记录，但只有少数的社会科学家关注我们现

    在所说的“情商”，尤其是爱的能力和维持友情的能力。哈利·哈洛

    (Harry Harlow)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心理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因

    为在猴子关系剥夺研究中取得的突破而声名鹊起。1958年他在向美国心

    理学协会发表的会长致辞中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心理学家不仅对爱的

    起源和发展不感兴趣，而且似乎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爱的存在!”

    在哈洛发表演讲的那个年代，像B.F.斯金纳(B.F.Skinner)和约

    翰·沃森(John Waston)这样的行为学家认为婴儿对母亲产生依赖是

    因为母亲喂养了他们。心理分析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安娜·弗洛伊

    德也持类似观点。行为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心理学尽管是两个不同的领

    域，但都十分认同生理和情感之间的互动。性欲、食欲和权力的变化主

    导着心理宇宙。爱被概念化为厄洛斯——一种个人的享乐本能，而不是

    互惠的结对过程。

    直到1950年，心理分析师、动物行为学家约翰·鲍尔比才开始意识

    到——情感经历是塑造人格的根本因素，婴儿依赖妈妈不是因为妈妈喂

    饱了他们，而是因为妈妈抱了他们，给他们唱歌，凝视它们的眼睛。很

    快便出现了相关的实验证据。但我可以作证，在格兰特研究开始数年之

    后，英语老师还在向20世纪40年代的学生们灌输拉迪亚德·吉卜林

    (Rudyard Kipling)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名言“独行者走得最快”。在

    格兰特研究最初十年的心理学研究中，由荷尔蒙、镜像神经元、边缘母

    性依附掌控的情感世界是不可想象的。

    讲到这里就自然地想到自闭症。这种由先天同理心缺失导致的常见

    病症直到1943年才被发现，由一位儿童精神病学家最终在自己儿子身上

    发现的。与自闭症很接近的阿斯伯格综合征于1944年被首次诊断出来。

    但经过50多年后这些先天性疾病才进入精神病学的诊断范围内。换句话说，在20世纪30年代，阿斯伯格综合征还很难被科学家们所理解，甚至

    比量子力学还要难。社会科学还没有意识到联系和情感的作用。

    以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为先导的文化人类学在20世纪60

    年代吸引了很多大学生的兴趣，但在20世纪40年代它还是一个很小众的

    学科，那时候生理人类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1929年，德国精神病学家恩斯特·克雷奇默(Ernst Krestchmer)

    因为在体型与性格方面的研究成果被提名诺贝尔医学奖。受他启发的研

    究人员都认为性格由体型决定——具体包括瘦型体质(瘦弱)、体育型

    体质(健壮、肌肉发达)、胖型体质(松软丰腴)这三种。

    社会科学家仍然认为，大英帝国是因为先天种族优越性而称霸，而

    不是因为“枪炮、病菌和钢铁”这些环境因素。“枪炮、病菌和钢

    铁”这个说法是因为杰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同名书籍而

    出名，在这本书中，他彻底证明了种族优势是文化和地理因素的产物，而不是生物遗传的结果。

    所以尽管早期研究人员主张的生理决定论在21世纪的今天听起来像

    是种族主义，但这并不是法西斯式的思想专制的结果，而是因为当时实

    在没有其他的理论。那时候研究人员花了很多时间来评估受研究对象的

    生理状况、体质和种族结构。在关于精神健康的10小时访谈中，研究人

    员会问到关于自慰的问题以及受研究对象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但没有

    人问到他们的朋友或者女朋友。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情感依附和

    同理心还只是情感小说的话题，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实在是遗憾。受研究对象

    在我写这本书时，健在的受研究对象中除了7人之外都已经满90周

    岁。然而，研究开始时，他们都还是大二学生，大多数人才19岁。最初

    那批喜欢以“小白鼠”自称的受研究对象有268人。64个人是从哈佛

    1939、1940、1941届的学生中选出来的，204个人是从1942-1944届的大

    二学生中以大约7%～8%的比例按照更系统的方法抽取出来的。

    大约10%的受研究对象是因为偶然因素加入研究：有些是自愿主动

    加入的，有些是已经加入研究的受研究对象的弟弟，有些是被人推荐进

    来的。其他90%都是通过下面的程序挑选出来，但每年的挑选程序在细

    节上可能有细微差别。

    首先，调查员们对新一届全体学生进行筛选，筛掉那些可能无法毕

    业的学生。在教导主任的建议下，研究人员用学生的SAT成绩、绩点以

    及对他们先天能力的观察结果作为筛选标准。如果有名学生曾在高中毕

    业典礼上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但SAT成绩不高，而另一名学生SAT成绩很

    好但在高中的排名很靠后，那么前者会优先考虑。这些标准会从每届学

    生中筛掉40%的人。

    已知的生理以及心理障碍又排除了30%的学生。剩下的大约300名学

    生的名单会被递交给各学院院长，院长们每年从中选取大约100名他们

    觉得“不错”的学生。选出来的这些人往往是院长很高兴能够录取到的

    学生，尤其是那些课外活动丰富的学生以及有运动天赋的学生。

    格兰特研究会从每届学生中挑选出未来的《深红报》主编、《崇

    尚》(大学文学杂志)主编，以及《哈佛妙文》主编。受研究对象中在

    大学时期以及之后半个世纪的大学聚会中担任组织者、领导者的人的比

    率比全体学生中的比率要高出3倍。然而，院长们也选出了一些“国家

    学者”，他们天资过人但家境贫寒，他们的一切开支、包括交通费，都

    由学校提供。这些人通常不善社交，他们完全是因为突出的学习能力被

    选中。

    从新生体检结果可以看出，受研究对象中运动型体质(区别于瘦型

    体质和胖型体质)的比率是其他同学中运动型体质比率的二倍。这也并

    不意外。在选出的90名大二学生中(每届学生的10%)，大约五分之一的人

    因为个人原因最终没有加入(时间安排冲突、不愿意、在信息采集环节

    缺席等原因)。所以1942-1944这三届学生每年大约有70名受研究对象

    新加入格兰特研究，最终使总人数达到268名。

    格兰特研究专门寻找有“成功”潜力的人。所有人都经过精挑细

    选，进入了一所竞争激烈、要求严格的大学，然后根据他们在大学的表

    现以及阿伦·博克所说的“独立自主能力”被再次筛选。受研究对象中

    许多人都是家中长子，格兰特研究更倾向于挑选独立自主的人。挑选受

    研究对象的研究人员想要寻找出能够达到甚至超过高水平自然能力的

    人。

    格兰特研究的受研究对象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同质性。他们在生理健

    康、精神健康、肤色、教育背景、智力水平、学术成就、经历的文化及

    历史事件等方面都很接近(参见表3.1)。他们都经历了大萧条时代，而且都很有可能积极参与到即将来临的二战中。

    受研究对象都接受了陆军甲种智力测试，结果显示大多数受研究对

    象的智商都排在美国人口的前3%。他们的SAT成绩(平均584)排在所有

    高中毕业生的前5%～10%，但其他很多大学生的成绩也能达到甚至超过

    这个水平。当然，1940年参加SAT考试的学生要比今天更加精英化，然

    而读者们也完全可以骄傲地说：“我的成绩比他们高得多。”

    平均算来受研究对象都是家族里第5代美国人。有些是来美国不久

    的移民，但很多人家里10代之前就已经在美国了。受研究对象中没有非

    洲裔美国人。10%的受研究对象是天主教徒，10%是犹太人。剩下的80%

    是清教徒，这个比例比其他哈佛学生当中的清教徒比例要高。89%的受

    研究对象来自梅森-迪克森线以北、密苏里以东。25年后，75%的受研究

    对象仍居住在这片地区，60%的受研究对象移居到旧金山、纽约、华盛

    顿、波士顿和芝加哥这5个大城市。

    受研究对象大多出身优越，但相较于其他方面的差异，他们在出身

    方面的差异还算比较明显。一半人接受过私人教育，但通常是有奖学金

    资助的。在哈佛读书时，40%的受研究对象享有助学金(那时每年在哈

    佛读书的花费按照2009年的美元价值计算大概是22500美元)，一半受

    研究对象通过半工半读来支付超出奖学金金额的学费。

    研究人员还根据受研究对象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是否入选

    《美国名人录》对他们的家庭背景进行分类。三分之一的人父亲接受过职业培训，但是一半人的父母没有大学学历。所有受研究对象的母亲当

    中，只有11%有过工作经历；在那些有工作经历的母亲当中，大多数都

    是单身母亲。在32位有工作经历的母亲当中，2位是作家，5位是学校老

    师，1位是艺术家，1位是律师，其他的都是秘书或者服务员。

    3.1 格兰特研究受研究对象经历的历史事件露易丝·格雷戈里开始家访后，又根据一些与阶级、地位相关的要

    素，比如房屋面积、装修、家具、藏书、艺术收藏等，对受研究对象的

    家庭背景进行分类。这其中的差异还是很大的。16%的家庭被归为上层

    阶级，即使在大萧条时期，这些人家里都有好几套房子，有汽车还有佣

    人。这些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以2009年的美元价值计算是人均225000美元

    ——没错，我说的是每个家庭成员。4%的家庭被归为下层阶级，这些家

    庭的平均年收入以2009年美元价值计算是人均5200美元。

    所以，并不是所有受研究对象都含着金汤匙长大，即使是那些含着

    金汤匙长大的人，他们的父辈或者祖辈很多也出身寒微，比如在第7章

    会详细介绍的阿尔弗雷德·潘恩(Alfred Paine)。他出生时就有一支

    属于自己的信托基金，他的父亲曾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高层，祖父是一

    位成功的商业银行家。但祖父第一次赚到千元以上的收入还是在做小商

    贩的时候，那时候他晚上去大平原捡水牛角，然后运回到新英格兰地区

    去卖。

    另一位受研究对象布莱恩·法默(Brian Farmer)的父亲是一名油漆工、裱糊工。布莱恩出生后没多久，就业情况就变得特别糟。于是父

    亲带领全家搬到南达科他州，在那里他和妻子以及几个大孩子在甜菜地

    里当劳力，一家人每清一英亩地可以拿到11美元。他们食不果腹，直到

    有天一个好心的邻居告诉他们，他地里的大豆和土豆可以全部让这家人

    拿走。他们捡来的大豆和土豆不仅让他们在整个冬天都能填饱肚子，而

    且吃不完的还可以拿去换糖、盐以及其他的杂货。那些年里，法默一家

    人没有尝过新鲜蔬菜和水果的滋味。法默先生还四处打零工，但他的邻

    居都太穷，不能付给他现钱。布莱恩在哈佛入学时，他父亲每天的收入

    只有5美元。

    有些受研究对象存在其他方面的困难。有一名受研究对象，他成年

    之后的朋友都说他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家伙”，但他却告诉我们，他小

    时候妈妈经常醉酒，“二年级、四年级、六年级对我来说是非常糟糕的

    三年，我没有被留级大概是因为老师想摆脱我。在我整个童年时期，家

    里几乎没有收入。我们家的杂货店和加油站都开不下去了，冬天晚上只

    能靠几层毛毯取暖。小时候我经常在杂货店里暖炉后面的凳子上蜷缩着

    身子听外面的人说话，整个童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因为家里太冷了”。

    但不管出身如何，受研究对象的哈佛文凭都是他们进入中上层阶级

    的门票。受研究对象在“二战”中服完兵役后，也赶上了高就业率、强

    劲美元以及《退伍军人法》颁布的好时期，有了《退伍军人法》他们如

    果读硕士也不用花很多钱。他们还很年轻，加入到了20世纪60年代到80

    年代强身健体、抵制吸烟的大潮中。大多数受研究对象之后的发展都很

    好，都比自己的父辈要更有成就。(也有例外，比如某位受研究对象的

    父亲在华尔街工作，大萧条时期每年也能挣200万美元，而且是按1935

    年的美元价值计算。别乱猜，他的父亲并不是约瑟夫·P.肯尼迪。)怎样对受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三位调查员会与每位加入研究的大二学生进行访谈，他们是克拉克

    ·希斯、研究所里的精神病学家以及露易丝·格雷戈里。

    希斯会对受研究对象进行全方位的两小时身体检查，并询问受研究

    对象的饮食习惯、病史以及压力之下的身体反应。受研究对象还要接受

    体质人类学家卡尔·塞尔策的检查。卡尔会记录每位受研究对象的种族

    (北欧、地中海等等)和体质类型(运动型、瘦型、胖型)，判断他的

    身体是偏阳刚还是偏阴柔，并进行详尽的人体测量。

    调查员还会记录受研究对象的每一处身体细节，包括关键器官、眉

    骨、痣以及阴囊在悬垂状态下的长度。他们还会详细记录受研究对象的

    饮食习惯，具体到一杯咖啡或者茶里面放多少勺糖(从0勺到7勺不

    等!)。

    我说过，对体型进行分类、从而发展当时风靡一时的体质人类学注

    定是一项无用功。卡尔·塞尔策的导师是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威廉H.谢尔

    顿，他一直受克雷奇默的影响，认为人类的性格和体型是紧密相关的。

    很多人认为瘦型体质和分裂性人格相关，运动型体质与积极乐观的性格

    相关，胖型体质与狂躁、抑郁的人格相关。关于这一点在最后一章我会

    细讲。30多年后，格兰特研究的追踪研究发现，人生赢家“十项指

    标”(或者受研究对象的军事能力表现)中没有一项与体型有密切联

    系。

    受研究对象会接受8～10次每次一小时的精神医学访谈，访谈的重

    点是受研究对象的家庭、价值观、宗教信仰以及事业规划。访谈时精神

    病学家把他们当作普通人而不是病人来看待。精神病学家并不是想找出

    什么病症或者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来理解受研究对象的经历。访谈内容

    包括早期性发展史，但不幸的是精神病学家并没有询问受研究对象的亲

    密关系。

    露易丝·格雷戈里不仅与受研究对象进行单独访谈，还通过家访从

    受研究对象父母那里了解他们详细的成长经历。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

    沿袭了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方法，格雷戈里了解到的这些信息往往都是

    故事，并不系统。尽管受研究对象的父亲和兄弟姐妹有时候也会提供很

    多信息，但格雷戈里主要的信息来源通常是受研究对象的母亲。弗雷德里克·威尔斯，研究所的心理学家，对每名受研究对象进行

    智力测试(陆军甲种语言测试和数学测试)。很多情况下他还负责两项

    心理投射测试：单词联想测试和简化版罗夏墨迹测试。但这里的目的是

    测试想象力而不是潜意识(通常罗夏测试都是测试潜意识)。还有一项

    哈佛分段装配测试，用来评估操作灵活性以及空间理解能力。

    生理学家卢西恩·布鲁阿在疲劳研究实验室对每位受研究对象进行

    研究。布鲁阿会检测每位受研究对象的呼吸功能以及在8.6%斜度的跑步

    机上以7英里每小时的速度跑5分钟时的生理反应。如果跑不到5分钟，就在撑不住的时候停下，测量那时的生理反应。体检医生会测量他们的

    脉搏率、血乳酸水平及运动耐量等指标，并根据测量结果对他们的身体

    素质进行分类。令人惊讶的是，在2000年——也就是50多年后，我发

    现，相较于身体健康状况，人际关系与耐力的联系更加显著。(事实

    证明这条结论在其他领域也同样成立，耐受力、克制力强的人爱的能力

    也更强，但身体健康状况不一定更好。)

    在1940年，一家关注身心医学的慈善组织——梅西基金会向格兰特

    研究一次性捐助2400美元(按2009年美元价值计算是35000美元)。这

    笔意外之财使得格兰特研究可以用原始的单导程脑电图仪来记录数据，这种仪器在当时才刚刚投入使用。使用脑电图仪的人是新手，它们对脑

    电图的解释有时候更像是解读塔罗牌，而不是生理学分析；有几次，那

    些脑电图被解读为显示出“潜在的同性恋倾向”。

    研究所还聘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庭笔迹学家来分析受研究对象的

    笔迹。但没过多久人们就发现，通过笔迹或心电图都不能准确地判断性

    格。然而，不管当时做的某些工作现在听起来多么幼稚甚至可笑，但却

    凸显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格兰特研究的信息收集工作先于科学的发

    展，很多收集到的信息在当时的科研水平下还无法利用，研究人员希望

    将来这些信息可以发挥作用。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信息确实在之后发挥了

    作用。

    “二战”之前的心理学和医学与今天的心理学、医学不可同日而

    语。依附理论、双盲安慰剂对照药物实验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

    的。所以，优秀的科研项目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前性。

    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风水轮流转，在21世纪初期遗传

    研究取代了关于成长环境的研究，再一次成为主流。但现在我们不去收

    集受研究对象的笔迹样本，而是收集DNA。目前还不知道怎样利用这些DNA信息，不知道75年后会怎样呢？一开始我们这么做数据分析

    截至1941年，格兰特研究共招募了211名大二学生作为受研究对

    象。这个数字到底够不够呢？大家意见不统一。研究所里最著名的研究

    人员弗雷德雷克·威尔斯曾寄给克拉克·希斯一封信，恳求他不要再继

    续招募学生了，这样研究人员就可以开始对已掌握的大量数据进行分

    析。

    但是也有人担心211个案例还是太少，毕竟研究目标是确定心理学

    和人类学方面的联系。最终两种意见之间达成妥协，研究人员都同意从

    1944届学生中选取最后一批受研究对象。他们在1942年作为大二学生开

    始参与研究，从而形成了最终由268人组成的实验组。从1938年到1943

    年之间，格兰特基金总共为研究所捐助了45万美元(按2009年美元价值

    计算是700万)。

    3.2 对受研究对象的研究过程但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对收集来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事实证

    明这并不容易。我刚刚说过，不管在数据收集还是理论猜测方面，纵向

    研究都必须有一定程度的超前性。毕竟，我们事先并不知道哪些数据有

    用(如果能提前知道的话，也就没有必要进行研究了)，所以只能凭借

    准确的预测。这一点有利有弊。但格兰特研究开始很早，所以并没有前

    人的经验可以借鉴。

    格兰特研究开始时，人们对于成人成长和发展还知之甚少，这一领

    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在收集数据时，研究人员希望数据越多

    越好，但有时候并没有仔细考虑过数据有什么用。许多调查员在分析数

    据时都不知道从何下手。1944年，威廉·格兰特开始表露出对这项研究

    的怀疑，并犹豫要不要撤资。格兰特基金的受托人不断向研究人员施

    压，要求他们拿出一份初期研究成果。因此在接下来的两年，所有研究

    人员都在拼命寻找可以出版的材料。

    在1945年之前只有三篇论文出版；1945年，为了迎合格兰特的要

    求，两本专著匆忙出版，研究所还出版了一本通俗读物，将格兰特研究

    的发现以一种可读性较强的形式呈现出来。

    欧内斯特·胡顿是一位哈佛教授、一位杰出的体质人类学家，也很

    擅长写作。研究所的人类学家卡尔·塞尔策一直师从于他(我父亲是考

    古学家，同师从于他)。他坚定地投入到体质医学研究中。他认

    为：“如果我们想对受研究对象进行全方位研究，就必须从体格开

    始。”他还预测格兰特研究引发的一系列相关研究将来会使人类可

    以“通过干预遗传和生育来决定一个人的品性”。

    胡顿引导早期研究人员形成这样的想法：“整体上，品性‘正

    常’和‘强壮的体格’之间是紧密相关的。”胡顿对格兰特研究的总结

    于1945年出版，书名是《年轻人，你们很正常》(Young Man，You Are

    Normal)。这与格兰特提议的标题“格兰特社会适应研究”相去甚远，因此研究人员与赞助人之间的分歧仍然不断扩大。然而，在之后的30年

    里，胡顿的著作仍然是格兰特研究最重要的出版物。

    在书中他写道：“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体格，会发现体格与各种人格

    品质紧密相关。显然，体格一定能够反映个人的社会能力。”然而，他

    并没有通过实验证据来支持他的观点，只是单纯地将反对者贬低为“愚

    钝的环保人士”。这一点。这不仅表现出他对环保观念一无所知——如

    今环保可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话题，而且是对一整套思维方式的对抗。然而，7年前，阿伦·博克开始为研究做规划时，就已经考虑到先天条件

    与后天培养的关系问题；从博克与胡顿的态度差异我们就可以看出，早

    期的研究理念已经难以为继、不得不转型了。

    格兰特研究的第二本专著是《人是什么》(What People Are)，作者是研究所主任克拉克·希斯。希斯的研究成果也主要依赖于人类测

    量学数据，但也借助了由威廉·伍兹设计的一种未经测试的人格剖析

    法。威廉·伍兹是研究所里的精神病学家，没有接受过研究训练。

    伍兹的人格剖析法(见附录五)从性格的26个方面对受研究对象进

    行打分，许多都是二分法，比如外向型(热情、善于表达)内向型

    (性格恬淡)、合群不合群、话多话少、善于社交不善社交等。研

    究人员努力把性格剖析结果与体格关联在一起，但得出的结论并不具有

    说服力。

    这两本匆匆出版的著作都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当然也无法阻止环境

    主义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思想。在之后几年的研究中，把体型分类

    结果与其他方面的独立评估结果放在一起比对可以发现，体型分类结果

    并没有体现出很强的相关性。伍兹的性格剖析结果(大部分评估结果)

    也没有体现出很强的相关性。

    那时，研究人员获得的证据都不太具有说服力；更糟的是，早期的

    调查员们相互之间可以看见对方的评分，所以我们不知道研究早期发现

    的性格和体格之间的联系是否受到成见效应或者偏见的影响。1970年，我试着去重新搭建早期论文中总结出来的一些联系，但没能成功。

    但我们也不能对早期调查人员所做的工作嗤之以鼻，我们必须考虑

    当时统计方法的落后性。那时没有电脑来收录那么多信息，不能像今天

    一样敲一下键盘就可以在一瞬间把数据沿着好几个轴排列整齐。受研究

    对象的名字排在记账簿左侧，分数、各项指标排在顶端，各项数据都要

    通过人工手写输入。这还只是第一步。

    数据分析时，研究人员还要手动从记账簿中摘出数据，人工进行计

    算，有些计算还非常复杂。早期调查员们使用的测试方法现在已经过

    时，但我们无法想象分析测试结果是多么耗费心血的一项工作。

    20世纪40年代，研究所连门罗计算器(早期的电子计算器都是这么

    叫的)都没有。令人讽刺的是，1944年，世界上最早的计算机之一“马

    克一号”就陈列在距离我们研究所不到300米远的地方。那时候，研究

    人员还没有掌握复杂的数据分析技术和方法，所以才没能发现早期数据中存在的关联关系。直到20世纪末期信息技术爆炸之后，早期研究人员

    播下的种子才结出果实。但在整个过程中，最困难的一部分工作其实是

    早期研究人员完成的。结论总是需要不断更正的

    因为“二战”的缘故，格兰特研究早期关注于研究成果在军事领域

    的应用，尤其是发掘未来的军事人才并实现合理的人员配置。约翰·蒙

    克斯(John Monks)是一位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内科医生，他在1946年加

    入研究所，主要研究受研究对象对战争的反应。他出版了一本被多次研

    究但少有人赏识的专著《战争时期的大学生实验者们》(College Men

    and War)。

    蒙克斯对伍兹的性格评价方法深信不疑，就好像这种方法的科学效

    用已经得到了证实一样。蒙克斯还建议用这个方法找出军官候选人身上

    哪些性格品质是符合要求的。他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在于受研究对象的故

    事以及为受研究对象们设定的背景。然而归根到底这本书还是不那么令

    人满意，因为蒙克斯跟早期调查人员一样还没有抓住纵向研究的精髓，并没有对假设进行验证。

    2010年最新的实证性追踪研究(当时的研究意图一方面是想解答我

    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想形成我的“十项指标”法)发现，不管是阳刚型体格、合群、性格外向等这些预示成功的因素还是缺乏目

    标、缺乏价值观、害羞等预示失败的因素，都与受研究对象最后取得的

    军衔没有相关性。受研究对象大学时期的各方面品质特点当中，唯一与

    高级军衔相挂钩的是政治性，而与低级军衔相挂钩的品质特点包括人

    文素养高、富有创造力、直觉灵敏。电影《陆军野战医院》

    (MASH)的编剧可能预料到了这一研究结果，但格兰特的早期调查

    人员并没有预料到。

    伍兹的预测方法没能发掘出当军官的好苗子，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方

    法本身就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伍兹列出的性格品质中，大多数和2010

    年“十项指标”中的成就并没有十分显著的联系，只有一个和“十项指

    标”中三项以上的成就联系显著。但那一个是例外。合群(被定义为稳

    定、可靠、开朗、真诚、可信)，与八项指标联系显著，在过去的25

    年里一直是数据分析中的一个主要变量。

    合群其实包含了一系列让年轻人能够“处理职业选择、竞争环境、道德宗教态度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的品质。60%的受研究对象被鉴定

    为“合群”，15%“不合群”。这15%的人普遍缺乏毅力，给人的印象是“性格古怪、让人捉摸不透、不可靠、状态不稳定、很迷茫、非常散

    漫”。(还有25%的受研究对象无法被归为“合群”或者“不合

    群”)。半个世纪后，合群的人当中婚姻幸福的比例是不合群的人当中

    比例的四倍。另一项有趣的发现是，截止到2012年，合群的人平均寿命

    比不合群的人要长7年。相比之下，早期研究者认为最能预示成功的两

    个变量——性格外向、善于社交，在10年后看来却不是那么重要。“天堂里的烦恼”

    1944年，格兰特在写给博克的信中责怪博克管理的合作研究团

    队“受到了太多局外人的不信任、轻蔑和冷漠，这样的团队是不可能达

    到令人满意的效果的”。

    格兰特说，如果博克不能从哈佛卫生部获得额外的资金支持，他就

    不愿继续支持格兰特研究了。他表示，只有当他和基金会的受托人感觉

    到格兰特研究组织有效时，他才会再出资3万美元(相当于2009年的30

    万美元)。现在看来，当时格兰特研究中没有人真正明白纵向研究的约

    束性，或者说没有人意识到他们这些研究者应该具备的耐心。

    尽管克拉克·希斯临床水平过硬，为人和蔼热情，但组织管理却不

    是他的强项。令人讽刺的是，研究所中确实有擅长组织管理的人，而且

    至少有一个这样的人由直觉意识到纵向研究的伟大之处以及需要付出的

    巨大努力。

    唐纳德·黑斯廷斯曾经是格兰特研究中的精神采访医师，1958年当

    他任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主席时，曾组织了一项长期的神经病

    门诊患者研究，这项研究是同类研究中较早的一项，不仅设计精巧而且

    成果丰硕。黑斯廷斯的研究是最早出版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ry)上的前瞻性纵向研究之一，也是

    我在医学院读书时从杂志上特地剪下来保存的第一项研究。黑斯廷斯让

    我明白，前瞻性纵向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杂乱无章的精神病学观点。

    在我还没听说过格兰特研究的那些年里，我一直都很欣赏他的研究。

    厄尔·邦德(Earl Bond)是格兰特最信赖的科学顾问，之后也成

    为格兰特基金会的受托人。博克向邦德抱怨道：“我必须告诉格兰特，基金会的受托人是无法管理格兰特研究的。”在这之后的近20年里，格

    兰特基金都没有向研究所提供资金支持。当时的格兰特基金会还处于萌

    芽期，受托人中并没有医学研究人员或者医生，他们既不懂格兰特研究

    这种纵向设计的局限性，也不明白其潜力。像格兰特研究这样的果园可

    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收获果实。

    即使后来研究所出版研究成果更加稳定，那些作者们还是坚持将作

    品局限在各自的领域，他们往往选择一些范围较小的话题来撰写学术作

    品。他们还没有对格兰特研究的前瞻性和历时性优势加以利用。比如，他们本可以更加批判性地检验体型数据；在1946年，他们完全有资源来

    检验体型数据是否可以预测研究对象最终能获得何种军衔，但是他们没

    有这样做。

    到了1970年，在出版了50份研究成果之后，格兰特研究还是不为人

    所知，而且很少被其他学者引用。而在这之前的15年里研究所一直面临

    资金短缺问题，我一会儿会讲这一点。

    另一方面，格兰特、博克和希斯播下的种子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的确

    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比如，我们在第10章会看到，伍兹直观得出的性格

    品质分类，让我们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受研究对

    象的政治投票倾向。蒙克斯在战后获取的关于受研究对象战时经历的信

    息，促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创伤后应激反应的前提的前瞻性研究之

    一。“二战”的影响

    珍珠港事件后，大多数受研究对象直接由哈佛大学进入军队，而且

    大多数人都表现出色。但是，他们步入成人阶段之初时，整个世界因为

    战争带来的经济社会损失而满目疮痍，这就对他们的适应能力提出了极

    高的要求。西方社会的变化对研究的影响

    战争结束后，西方社会科学以及整个西方社会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尽管胡顿坚定地主张体质医学，但遗传学和生物决定论还是退出了

    历史舞台，或许是因为之前纳粹利用优生学来宣扬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而战后人们对这种做法产生了情绪上的抵触。相对论、斯金纳(新行为

    主义心理学创始人之一)和文化人类学开始盛行，科学家们在寻找除了

    体质之外可能影响个人成功的因素。在美国，心理分析师开始成一些主

    要的精神病学系的主席。

    “二战”时期的审查制度使得研究人员与受研究对象之间只能通过

    语音邮件保持联系。但是战争结束后，研究人员就又开始向受研究对象

    每年发放问卷。(1955年之前是每年发放问卷，之后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两年一次)。问卷很长，而且在设计时也考虑到要利用受研究对象出色

    的语言能力。问题包括以下方面：工作、健康、习惯(度假、运动、酗

    酒、吸烟等)、政治观点以及家庭，尤其是婚姻生活的质量。每隔十年

    或者每换一个研究所主任，问卷的问题会有些许变化，同时也必然反映

    学术氛围的变化。比如，直到1955年，问卷才第一次问及受研究对象的

    大学室友和女朋友。当然，一个完美的前瞻性研究不会这样回顾性地采

    集数据。

    1948年，格兰特基金会果真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