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纸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于2019年11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

    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你的幸福曲线

    著者：乔纳森·劳赫

    电子书定价：62.99元

    THE HAPPINESS CURVE

    Copyright ? 2018 by Jonathan Rauch

    All rights reserved推荐序

    精准规划幸福人生

    我们很多人都自认为知道“幸福”是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曾有过真

    实的“幸福”的体验；但大多数人却不知道如何获取“幸福”、追

    求“幸福”，如何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幸福”、持续“幸福”。其

    实，“幸福”虽然是一种非理性的人类情感，却可以用理性的方式去分

    析、思考、追求甚至规划。

    人类关于“幸福”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 000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时

    代，但直到近代，随着现代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建立，人们才逐渐掌

    握系统化的“幸福”逻辑。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被誉为英

    国“首席幸福经济学家”，他在书(1)

    中列出了决定“幸福”的7大因

    素：家庭关系、财务状况、工作、社区和朋友、健康、个人自由、个人

    价值观。而幸福经济学领域的另一位卓越人物约翰·海利威尔(John

    F. Helliwell)也在研究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海利威尔和同事们分析

    了庞大的调查数据后发现，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幸福”可以用6大因素

    来解释，即社会支持——在遇到困难时有人可依靠；慷慨——为人慷慨

    且周围人也慷慨大度时，人们会更幸福；信任——腐败和不信任对生活

    满意度有害；自由——有充分的自由来做重要的人生决定；良好的人均

    收入；健康的平均寿命。

    从这些研究中不难看出，社会性的支持、人际间的交往，是对个人

    的幸福感有着近乎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之一。在这样的研究理论支撑下，追求幸福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变成了一个社会化的命题。

    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使得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0多年，未来还会延长更多。本书的作者，全球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乔纳

    森·劳赫，通过前瞻性的研究和敏锐的洞察，运用丰富的数据分析和实

    际案例支撑，解答了有关“中年危机”的诸多困惑，并结合自身的经

    历，向读者展示了如何利用中年困境引导自身建立新的价值观、思维方

    式，继而找到重生之路，重拾幸福。他认为，随着年龄增长，人们年轻

    时的乐观心态会逐渐衰减，45岁左右慢慢进入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低谷

    状态；50岁开始，人们的精神状态逐渐再次回归到幸福的状态。

    人们可以通过精准的规划，提高在“衰老”之路上的生活满意度和

    幸福感。

    2008年初，泰康集团管理层一起到美国参观了很多养老社区。参观

    期间，埃里克斯(Erics)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埃里克斯是华盛顿郊区一个大型养老社区的创始人。他和他的儿子

    带领我们参观时，很多老人跟他打招呼：“埃里克斯，你好，感谢你给

    我们带来了美好的生活!”当时，他的脸上洋溢的幸福和满足深深地打

    动了我。

    我当时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一定要让中国的老年人过上这

    样的生活。后来，我们又从美国西部到东部，参观了很多医院、养老社

    区。

    有一个场景尤其让我印象深刻——一位老先生在跑步机上跑步。他

    已经满头白发了居然还在跑步，这让我感到很诧异。我问老先生多大

    了，他说95岁。还有一群老奶奶在跳芭蕾，我问了其中一位老太太有多

    大，她说87岁。当时，我们所有人既羡慕，又觉得这种生活距离自己有

    些遥远。

    后来，我们开始进军养老领域，开创了“幸福有约”，把保险和医

    养服务结合起来，希望帮助更多老人体验到全新的养老生活，从幸福曲

    线的低点回归。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身体机能逐渐退化，骨子里会更害怕被抛弃、被边缘化。因此，养老最核心的目标应是排解孤独，让长

    辈们有社会价值感。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的养老社区建立了大量自发

    成立的涵盖艺术、学术、音乐等不同领域的俱乐部。长辈们积极、认真

    地筹建并运营这些组织，不仅仅是为了消遣，这也是他们的社交方式。

    正如本书作者所写的那样，长辈们对社会互动会更小心，更珍视，以确

    保高质量的情感交互。

    我们的社区还有以老年医学为中枢，整合健康管理、急症转诊、长

    期护理、预防保健及康复治疗的医养康护体系，为老人筑起“急救—慢

    病管理—康复”的三重防线。

    我们的社区不仅为长辈们提供一个“活力养老”“文化养老”“科

    技养老”的支撑环境，让他们从烦琐的家务中解脱，尽情与同龄人往

    来，发挥爱好与所长，重新追求自己的精神生活，更围绕人的生命周

    期、终极需求来提供服务，以满足不同年龄层的人们对社会支持、信

    任、自由的需求，让每个人都没有后顾之忧。长辈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论证了幸福曲线最有违直觉的可能答案：退休后也同样能获得幸福感，甚至可能比45岁中年时更快乐。

    人们创造财富为的是什么？是健康、幸福、和谐，这也是人类追求

    的终极目标。我们认为人生有4个阶段：童年的纯真，少年的狂野，青

    年的潇洒，老年的神闲。这跟《你的幸福曲线》这本书中提到的托马斯

    ·科尔(Thomas Cole)《人生旅程》(The Voyage of Life)系列的

    四幅画的主旨十分契合。

    中国现在有两亿多的老年人口，其中65岁以上的约有1.3亿，如何

    帮助中老年人缓解对未来的焦虑，改变旧的生活方式，重拾潇洒和神

    闲，帮助他们精准规划幸福生活？不仅本书作者在寻找答案，我们也在

    寻找答案。

    希望所有人在人生的赛道上都能规划好未来，让晚年更幸福。陈东升

    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目录

    引 言 追求幸福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技能

    上篇 幸福曲线的真相

    CHAPTER 1 满足障碍：我们为什么不幸福

    经济状况与幸福感

    伊斯特林悖论

    如何评估幸福

    影响幸福的6大因素

    CHAPTER 2 中场焦虑：中年危机是一种谎言

    毫无证据的“发现”

    幸福曲线的发现

    “幸福曲线”学说面临的挑战

    来自黑猩猩的启示

    CHAPTER 3 时间效应：年龄增长如何影响幸福感

    不同的生活满意度模式

    年龄与幸福曲线

    成年早期经历对幸福感的影响

    “真实的幸福”公式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曲线

    CHAPTER 4 期望陷阱：乐观缺失如何导致中年困境

    对幸福的预期是否理性

    反馈效应

    缩小期望差距让你更幸福“象”与“骑象人”

    别把中年看作人生的危机

    CHAPTER 5 衰老悖论：为什么中年后我们更幸福

    对衰老的错误认知

    老年人的优势

    积极效应的影响

    “成功的衰老”

    衰老有助于提高社交质量

    衰老可改善人生价值观

    衰老促使我们调整优先级

    下篇 顺利度过幸福曲线谷底的3大策略

    CHAPTER 6 智取：幸福青睐善于用脑的人

    重新定位自己的幸福观

    智慧的6种特征

    智慧的7种性质

    衰老让我们更容易变得智慧

    CHAPTER 7 自助：6项修炼带你走出中年困境

    第1项修炼：正常化

    第2项修炼：打断内心的批评

    第3项修炼：活在当下

    第4项修炼：合理展示自我困境

    第5项修炼：“走，不要跳”

    第6项修炼：等待

    CHAPTER 8 互助：借他人之力化解中年烦恼

    来自“岸上”的帮助

    “重新启动”为中年返场做好规划

    加入同类人的圈子

    寻找合适的辅导教练

    社会支持很重要

    后 记 感恩帮你重建幸福驱动力

    致 谢

    译者后记测一测

    关于人生的幸福曲线，你了解多少？

    1. 以下说法哪一项是错误的？

    A. 人的基础幸福感水平由环境等因素决定，不受遗传影响

    B. 人在很大程度上遗传了父母的人格结构

    C. 人的基础幸福感水平是可以遗传的

    D. 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人格结构密切相关

    2. 已知幸福公式H=S+C+V+T，其中H代表长期的幸福水平，S代表幸福

    设定点，C代表生活环境，V代表可控因素，T代表时间。那么，随

    着进入中年，哪一项对人的影响最可能减弱？

    A. 幸福设定点

    B. 生活环境

    C. 可控因素

    D. 时间

    3. 很多人会放弃通过向上交易来改善命运的机会，这往往是以下哪种

    原因导致的？

    A. 反馈效应

    B. 同辈效应

    C. 禀赋偏差

    D. 坏消息效应

    4. 以下哪一项不属于衰老带给人的优势？

    A. 让人感到的压力减小

    B. 让人更多地感到满足，较少感到悔恨C. 让人较少抑郁

    D. 让人不再拘泥于各种社会关系

    扫码下载“湛庐阅读”APP，搜索“你的幸福曲线”，获取答案。引 言

    追求幸福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技能

    卡尔(Karl)，45岁，有博士文凭，事业成功，在美国某大城市的

    一家非营利机构工作。总体来说，他对生活感到满意。他有两个孩子，婚姻虽不完美，但还不错。他为人亲切友善，优雅，有风度。他中等身

    材，一头棕发，属于走在大街上没人会注意的类型。唯一特别的可能就

    是他喜欢戴帽檐非常小的软呢帽。总的来说，卡尔是个好人。

    像很多人一样，卡尔20多岁时的生活充满了刺激。研究生毕业后，他去了纽约。对在美国中西部长大的男孩来说，他在那段时期像遭遇了

    旋风。回忆起那段时光，卡尔用的形容是“放任”“自由”“充满活

    力”“整晚在外面混，四处留情”。

    30多岁时，卡尔变得有责任感了，不再飘忽不定。博士毕业后，他

    开始找工作，也和他那迷人善变的女朋友分手了。分手很痛苦，他

    说“那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下一任女友则踏实、庄重。33岁时，卡尔

    在政府机关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他34岁结了婚，36岁有了第一个孩子，39岁有了第二个孩子。在感到身负责任之后，卡尔适应得很好：“我在

    很长时间里并不排斥责任感。那种感觉很有趣，就像一个成熟的人做自

    己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后来，卡尔的生活又开始出现了改变。倒不是外部环境发生了

    改变，一切都还好，是其他方面似乎出了问题。他已经实现了成年人的

    所有目标，但“一段时间之后，我感到生活不再有说服力，于是开始

    想‘哦，生活，不过如此，这简直就是劳役’”。

    卡尔没时间陷入中年危机。40岁的时候，他已经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和一个刚出生的宝宝了。“实际情况不允许我想东想西。不过，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大部分生活就是工作或回家换尿片，然后再去工作。工作

    越来越令我感到不满意。”之后，他申请了职位更高的管理工作。一段

    时间后，他彻底换了工作，开始在一家非营利机构任职。放弃世界上最

    稳定的铁饭碗之一确实比较冒险，但卡尔觉得自己需要改变一下。

    “这有些帮助，但老实说，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是自己去欧洲住一段

    时间。”卡尔当然不是在逃避，他不是那种人。“这更像是偷得半日

    闲。”

    卡尔并不感到抑郁，至少没有临床或医学意义上的抑郁。他充满生

    气，从很多方面看都很不错，他在为自己的梦想而生活。可虽然不抑

    郁，他却感到不满意，而且对自己的不满意感到不满。他说自己感到害

    怕。

    为了写这本书，我给几十个人发了问卷，以便了解他们对生活的满

    意度，包括目前的生活和早期的生活。我让他们对自己每10年的生活从

    0～10进行评分，并用几个词或短语来形容每个10年。卡尔描述自己40

    岁的词是“困惑”“寻找”“恐惧”。

    我问卡尔：“你为什么恐惧？”

    卡尔停顿了一下，吸了口气。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

    受。如果他的人生糟透了，那么还可以理解，但是他得到了他想要的，甚至得到的比想要的更多，或者比他认为自己想要的更多。

    “我疯了吗？我怎样才能摆脱这些想法？我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

    成功的A型人格者(2)

    ，但我感到很迷茫，觉得自己好像漂在海里，不知

    道码头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是否能到岸边……”卡尔的声音越来越低。

    我问卡尔是否考虑过医学方式，如药物等，他答道，医学方式在某

    些时候有必要或有效果，但现在不合适，尤其是他并不需要服用药物。

    他说的很对，因为在和我交谈时，他完全没有心理疾病或心理障碍的迹

    象。“你和谁谈过这些？”

    卡尔停顿了片刻说：“我和一个好朋友谈起过，其他就没有别人

    了。当然，还有你。”

    “没和你妻子说吗？”

    “我不知道她能理解多少，”卡尔说他不想引起紧张和慌乱，“那

    样，事情就会变得很糟。”

    “其他朋友呢？”

    “他们会觉得我太自以为是。我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平民家

    庭。如果听我说这些，他们会对我说：‘天啊，你已经得到了一切，还

    有什么不满的？’我知道，他们中有些人的家人得了癌症。中年危机几

    乎就是个笑料，谁想提起它，让别人笑话？而且，从根本上来说，这也

    不合理。我在挨饿吗？没有。我穿着高档衣服，坐在漂亮的办公室里工

    作。跟几乎所有在职的人相比，我的工作更自由。我有漂亮的房子，身

    体很健康。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我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是因

    为……”但“因为”之后就没下文了。

    再来认识另外一个人：多米尼克(Dominic)。

    多米尼克比卡尔稍微年长一点，今年50岁。除此之外，两人有很多

    共同点。他们的工作领域相关，社交圈有重叠，在工作中结识，都出身

    平民。他们20多岁时都过得很精彩、刺激，不过，多米尼克不如卡尔那

    么放任自我。他年纪轻轻就结了婚，取得了两所在世界上最具盛名的学

    校的学位，之后就职于美国国会。

    像卡尔一样，多米尼克30多岁时也变得有责任感、稳定可靠了。他

    说那段时期是以目标为导向的时期，和卡尔不同，他换了职业，“着

    陆”在自己不喜欢的职业领域。他从事的是压力巨大的商业工作，虽然

    薪水高，但每周要工作70个小时。“我越来越觉得眼前的目标同令我振奋或让我觉得有价值的事情没

    有关系。我工作非常努力，得心应手，但感觉不好。”

    过了40岁没多久，多米尼克的状况就糟糕到了极点。他发现，如果

    不接受让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任务，他就找不到客户。所以，跟40岁出头

    的卡尔一样，他跳槽去了非营利机构。

    “我很喜欢这些新客户，也很喜欢我的同事。我的玩世不恭彻底消

    散了。”多米尼克在事业上的状态很好。

    但是，他依然感到不满。

    “40多岁时，我和妻子发现，事情并没有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发展。

    我实现了自己的职业理想，我的身份很大程度依托于工作，这可能不会

    改变了。无论以哪种标准来看，我都很成功。我实现了所有的抱负。但

    当注意到我的一个朋友获得了麦克阿瑟奖(美国文化界的最高奖)，另

    一个朋友当上了美国联邦法官，我开始感到不满。我看到同龄人身居高

    位，而我的职业道路永远不会带给我这样的结果。在40岁出头的年纪

    上，我气得咬牙切齿。”

    我让多米尼克总结他的40多岁，他用的形容词是“压力重重”，对

    生活满意度的打分很低。当我让他评价他50岁的生活时，他用的词

    是“感恩”，生活满意度评分为9分。

    “为什么？”我问。

    “在快50岁的时候，我对做过的事情和所拥有的一切产生了感恩之

    心。”他发现自己开始珍视在农场度过的童年、稳定的人际关系和有价

    值的工作。“我认识到生命、婚姻和工作都是极其珍贵的资产，我充满

    了感恩。尽管我尝试过，但幸好我没有完全把它们毁掉。”

    “是啊，”我说，“但是为什么？又是什么让你重生感恩之心

    的？”“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精神层面的改变，我在

    精神上成熟了。对生活的看法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再那么自私。我开

    始明白‘最好’是‘好’的敌人。虽然生活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但依然

    很好。我认为这就是对当下的感恩。当然，无论以什么客观标准来看，事情都没有任何改变，比如我依然要处理一大堆问题，孩子也依然面临

    着巨大的挑战。我依然喜欢自己的工作，但从很多方面来说，工作不像

    以前那么吸引我了。外界环境并没有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减少期望或

    增加感恩之心的结果。”

    他想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我想，自己既减少了期望，又增加了

    感恩之心。”

    多米尼克说不清哪里发生了改变，使他变得更懂得感恩。他只知道

    让他不得安宁的失望感消失了。他想到的最接近的解释是，在多年用竞

    争、成就和分数来定义成功之后，他找到了让自己感到满意的新方向。

    “比如什么？”我问。

    多米尼克说，有一天，他正在家中工作，11岁的女儿突然说要帮他

    染脚指甲。“我说，不行，我不想染脚指甲。”过了一会儿，多少有些

    让他自己吃惊的是，他改变了主意。“所以现在我正顶着大脚趾上

    的‘笑脸’到处走。”

    诸如此类。

    “人生旅程”的真相

    在我和卡尔、多米尼克进行交谈的近两个世纪前，也就是1828年11

    月，一位处于事业巅峰的27岁的年轻人，即“美国风景画之父”托马斯

    ·科尔，写信给朋友诉说他的不满。科尔出身于普通工人阶级家庭，当

    时正享受着人生的第一次成功——他被选为美国国家设计学院的创始成员。但是，他在信中写道，他不想只画树叶和美丽的风景，他希望画有

    教育意义的东西。

    “我希望自己可以创作出能影响观看者心灵的画，就像伟大的诗歌

    一样，希望我的画能启发人们的想象力，产生令人愉快的道德影响。”

    1839年，将近40岁的科尔接受了一项任务，创作《人生旅程》系列

    作品，这个系列包括四幅画。

    “我满怀热情地创作，”科尔写道，“希望这是我最好的作

    品。”他的希望没有落空。

    《人生旅程》最早于1840年展出，得到了评论家和公众的盛赞。事

    实证明，这是科尔最受欢迎、影响最持久的作品，他实现了自己的抱

    负，即用艺术讲述令人鼓舞的故事。

    这些画作非常大，加上画框，有2米多长，1.5米宽。单是尺寸就足

    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它们非常精细。贴近观看，画中的树好像长

    着真的树叶，岩石好像有真的裂缝；画作色彩丰富，并采用了大胆的对

    比色，简直可以说是变幻无穷。在电脑生成图片和电子游戏出现之前，科尔创造了一个拟真的秘境——他在这个世界里讲述故事。

    “航行”开始于第一幅画《童年》(Childhood)。画中的景色充

    满了希望和欢乐。画面左侧峻峭的山洞里流淌出一条河。河面上一条镀

    金的船在慢慢行驶着，乘客是一名快乐的婴儿，从黑暗的世界来到黎明

    般的伊甸园让他感觉很欣喜。孩童后面的人握着舵柄，守候在近旁，好

    像关切的父母——那是守护天使。在科尔看来，婴儿期是无忧无虑、天

    真美好的时期。船头装饰着金色的天使人像，手里举着沙漏。正如我们

    所知，这是时间的航行。

    第二幅画《青年》(Youth)是四幅画中最明亮、最快活、最漂亮

    的，画中的景色如梦幻般美好：河水平静，河岸上树木葱郁、青草茂

    盛，天空蔚蓝，万里无云。婴儿已经长成了青年，有了成年人的模样，面颊依然光滑。现在，青年自己掌舵，但守护天使依然站在他身后不远

    处的河岸上，虽然青年看不到天使，但招呼一声就很容易被天使听到。

    天使向前伸着手，做出鼓励的姿势。

    前方召唤远航者的是空中城堡。“云堆积成的建筑，”正如科尔在

    对这些画的评注中所描述的那样，“云的城堡悬在遥远的蓝天里，高耸

    的穹顶之上还有穹顶”。空中的泰姬陵像积云，远航者渴望抵达那里。

    但是我们从高于地平线的视角可以看出，远航者到不了那里。河水转向

    远离城堡的方向，载着小船驶向渐渐消失在远处树林中的水域和岩石。

    通向城堡的根本不是河流，而是一条蜿蜒的土路，土路消失在地平线上

    朦胧的群山里：这是一条没人走的路。或许远航者没有注意到这条路，或许他曾停下来疑惑这条路会通向哪里，但他的命运注定逃脱不了这条

    河和沙漏。

    科尔对这幅画有这样一段评注：“辉煌如云宫般的穹顶似有似无，你越盯着它看，就会发现它越发高远。它象征着青年的白日梦——对荣

    誉和名望的渴求。晦暗不明的道路暗示心浮气躁的年轻人忘记了自己已

    开始在生命之河上航行，会被河水无法抗拒的力量裹挟……”

    无论从技法还是故事性的角度来看，《青年》都是一幅杰作，在描

    绘青年时期无尽的期望方面，这或许是西方最伟大的视觉艺术作品了。

    画中“震荡”着希望和渴望的气氛。

    在第三幅《中年》(Manhood)中，景色和故事变得很不一样。如

    科尔所说，远航者现在成了“中年人”。在现代人看来，他可能40岁出

    头，长着络腮胡，身体健壮，但像祈祷一样双手紧握。画中云和地平线

    的色彩都是暗沉的。风暴和云笼罩着嶙峋、阴沉的大地。在苍白的光线

    中，光秃秃的悬崖“吊”在头顶。河水涨高了，汹涌地冲进暗黑的山

    涧，打着转，泛着泡沫，湍急地流向大海。我们透过迷雾和雨水，可以

    依稀看到大海。船在湍流中颠簸。船舵已经折断，远航者没法控制方

    向，只能把命运交付给守护天使。天使虽然依然对他很关切，但他现在处于远航者身后很远的地方，在透过云层向下注视。远航者已经看不见

    天使的身影，无论他怎么呼喊，天使都听不见了。远航者只能靠自己。

    他双手手指紧扣，祈祷救助，眼睛里透露出恐惧。

    “烦恼是中年期的特点，”科尔告诉我们，“童年时，我们没有忧

    虑。正值青年时，我们不会感到绝望。只有当生活经历让我们认识了世

    界的现实时，我们才会把之前戴着的金色面纱揭掉，感到深切而持久的

    悲哀。画面中阴郁、暗淡的调子，相互冲突的元素，被暴风雨撕扯的

    树，都具有比喻意义……”从较高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画中远处

    平静的大海，但远航者只能隐约瞥见，河水没有把他带向那里，而是带

    向了无法平息的湍流，那似乎是一条大瀑布形成的一团水雾。

    第四幅画，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幅：《老年》(Old Age)。同样

    是灰暗的色彩，但色调又一次改变了。天空依然阴沉，但风暴即将过

    去，光线穿过层层云雾。破旧不堪的船没有了装饰船头的雕像，也没有

    了舵柄，船舵和沙漏似乎也不见了。现在记录时间和设定航线都失去了

    必要性，因为船已经驶出河口处险峻的悬崖，进入了平静无垠的大海。

    远航者谢顶了，胡子变花白了。他像婴儿一样坐在船里，而不像青年和

    中年时那样站立着。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左脸，面容平静，既不欢快，也

    不惊奇，更没有恐惧。他的手举起，做出打招呼的姿势——因为在他旁

    边，守护天使在召唤他。“守护天使一直在无形中陪伴着远航者，现在

    远航者已是一位老者。在天使的指引下，他向上望着云层中的一处开

    口，那里洒下一片明亮温暖的光……生命之河流入大海，这是所有生命

    的归宿。”

    这就是人的生命阶段。生命始于幸福，终于幸福，但这是两种非常

    不同的幸福。前一种幸福是快乐的、兴奋的，后一种幸福是平静的、顺

    其自然的。人在青年时和老年时都看到了令人充满希望的幻影，但青年

    时看到的是空中城堡，老年时看到的是守护天使。相比起来，人在中年

    时只看到了荒凉的岩石和湍急的河水。科尔完成这四幅杰作后不久，它们就被私人购买并收藏了起来，这

    让雄心勃勃的科尔很失望。由于迫切地想展示这些作品，他在1842年又

    画了一个系列，几乎和第一次的一模一样。这四幅画被反复展出，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他的风景画和画中的象征意义也令他声名显赫。

    不幸的是，科尔的生命很短暂，1848年，他死于胸膜炎，去世时只

    有47岁。同年，纽约市举办了他的身后回顾展，吸引了近50万参观者，这相当于当时纽约市一半的人口。之后，第二个系列的《人生旅程》也

    被私人收藏，后来又重新出现，在一家医院里被展示。但在那里，这些

    画作没有得到呵护。1916年，一位不具名的杰出艺术家号召收购这四幅

    画，为它更换衬里，进行清洁，重新装框，并“收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或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博物馆，妥善保存”。

    1971年，美国国家美术馆收购了1842年那个系列的《人生旅程》，让其能够接受无数人的欣赏，而参观者中就有我本人。

    为什么没有成就感

    1980年冬，我上大二，放假的时候我和朋友在华盛顿观光。那时，我第一次参观了美国国家美术馆。过道里临时挂着托马斯·科尔的正在

    进行修复的作品，他那四幅描绘人生旅程的巨作映入我们的眼帘。像很

    多人一样，最先吸引我驻足的是画的尺寸，接下来是它们直观的故事

    性。除此之外，那天我唯一记住的另一件作品是一幅伦勃朗的风景画。

    我在科尔的画前停留了很长时间，当时就想：他画中的故事将会是我的

    故事吗？

    就像科尔描述的一样，我的童年天真烂漫，青年时期也确实豪情万

    丈。在快20岁的时候，我的思想已经基本成熟，想扬名立万，不过，那

    时我还没有明确的志向。我因为缺乏天赋而放弃了成为音乐家的想法，在参观展览不久前加入了大学校报社。我喜欢阅读和写作，觉得也许这就是我未来的方向，但当作家很难，我猜想我更有可能成为一名律师，就像我父亲那样。我觉得自己正在向上争取一些东西，当然，我还不知

    道那是什么。年轻人总是充满了雄心壮志，我也一样。至于老年时的平

    和，似乎很有道理，但离我太远，还无法引起我的兴趣。

    中年看起来也很远，但从某些方面看，又显得非常近。即使还不到

    20岁，我也已经能意识到了中年会比较艰难。我父亲经常加班加点，承

    受着巨大的压力；我母亲患有抑郁症。在我12岁时，他们的婚姻破裂

    了，父亲独自抚养3个孩子。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某一天听说父亲失去

    了他最重要的客户，结果失去了一半的法律业务——当时，他四十四五

    岁。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走出了科尔所描绘的备受呵护的童年。几年后，当我看到《中年》那幅画时，我想象父亲乘着那艘小船，被困在激流和

    礁石中。他要努力守护破碎的家庭，重建失败的业务，一切只能靠他自

    己，没有舵柄，也没有守护天使。

    我认为《中年》所表现的并不是我将会走的道路。我的人生中当然

    会有危机和困难，会遭遇失望和失败，或许还会有令人望而却步的挑

    战，就像我父亲遇到的那样，但是，20岁的我认为当时的情况已经是最

    糟糕的了。那时，我没有目标，没有钱，没有爱情(或者说没有合适的

    对象)，没有显而易见的天赋，只有学习和暑期工作。差不多就是在参

    观美国国家美术馆那天，我发誓要记住自己一开始的惨样，感恩未来获

    得的任何福气。我确定自己到中年时一定会有所成就，我将会心怀感

    恩。

    快要40岁时，我取得的成就超出了我的期望。我做了17年记者，很

    成功；我和爱人相处3年了，很幸福。然而，在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我

    在华盛顿写了一篇充满困惑的日记：

    今天早上我在计算自己遇到了多少幸运的事。近来一直缠

    着我的不安感令我很困惑。我对自己的生活很失望，对自己也很失望。我生活得太安逸了，我不是莫扎特，没有听众。我整

    天忙着为《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等刊物写文章，根据心情的不同，我有时在文章中大声疾呼，有时娓娓道来。

    今天早上，我躺在床上，做了一些梳理。

    20岁时，我梦想成为一名作家或学者，但认为自己最终会

    成为一名律师。我想，如果能在重要杂志上发表一篇作品就已

    经很幸运了。如今，我在很多重要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也经常

    给它们写文章，还上过一些杂志的封面。很多跟我同时代的最

    好的非虚构类作家都是我的朋友和熟人。我的作品甚至被收入

    了著名的《诺顿读本》(The Norton Reader)。

    20岁时，我痛恨自己的身体，有个姑娘曾说我看起来像是

    刚从奥斯威辛集中营逃出来的。当时，我的体重大约50千克。

    如今，我的体重是62千克左右，增加的都是肌肉。

    20岁时，我没有太多钱。如今，我有60万美元，包括一套

    公寓。几年后我很可能身家百万。

    20岁时，我认为自己不可能谈恋爱，不可能有亲密关系，没有人愿意和我接吻。如今，我和我的爱人已经在一起3年多

    了，我们生活很幸福。

    我会严厉批评自己工作不够努力，没有取得本应该取得的

    地位。不过，我对自己为什么没有在情感上承认显而易见的事

    情而感到奇怪：20年里取得的成就，任何一件都不同寻常，都

    值得骄傲，而且我依然年轻。我居然厌倦了这些积极的变化，这简直不可理喻。我为什么没有成就感？

    我感到困惑不解。就在前一个月，我作为演讲嘉宾回到我的母校，实现了20岁时的另一个抱负。“此行非常棒，”我在日记中写道，“我受到了VIP般的接待，他

    们甚至带着一些敬畏。人们想知道我是如何取得今天的成就的。我觉得

    自己依然是那个满怀雄心壮志的年轻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越过了高

    山，来到了山的另一边。在母校的日子还历历在目，我记得自己曾梦想

    在重要出版物上发表一篇文章。事实上，我一直渴望实现的就是当下的

    成就。”

    我为什么没有成就感？因为我正进入人生幸福曲线的低谷。

    重新认识“人生中场”

    当时，我并不知道人到中年感到不满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哪怕没什

    么可不满的。我不知道自己进入了调整时期，不仅人类有这个时期，黑

    猩猩和猩猩也有。2000年，我刚步入40岁时，学者们所说的生活满意度

    U型曲线的证据才开始浮现。4年后，第一项记录这种现象的重要研究发

    表了。

    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中年往往是最令人不

    安、压力最大、最不快乐的时期。当然，中年人的压力可能来自高强度

    的工作、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不过，与我们的常识不一致

    的地方是：当我们把压力、过度劳累和生活中的变故剔除之后，中年人

    的幸福感其实是在上升的。时间的流逝影响了我们对满意度和感恩的感

    受，更准确地说，时间的流逝影响了我们感到满足和感恩的“容易

    度”。

    青年是兴奋、有刺激感的时期，但巨大的期望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不

    确定。这些情感使年轻人的生活满意度很高，但非常不稳定。接下来是

    巩固和实现的阶段，同时失望情绪会增加，乐观情绪会减少。这种下降

    是渐进的、缓慢的，不断累积，最后会跌入低谷。这种下降常常会持续

    很多年，导致人们不能尽情享受自己的成就，而是质疑和否认它们，在最应该感到满足的时期，我们却体会不到成就感。

    低谷其实是一个转折，情感的方向由此开始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在不知不觉中改变

    了，我们重新校准了自己的期望，大脑的结构也改变了，所有这些都导致中年后期幸

    福感上升，到晚年时我们会感到无比幸福。

    我说的是平均现象，并非每个人都如此。就像我在本书中经常会提

    到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我的情况符合这种模式，而且

    是报复性地反弹。

    到45岁时，我有几本书得以出版，获得过新闻奖，作品被收录到著

    名的选集中，做过数不清的演讲，上过很多媒体——所有这些都证明我

    在自己的行业里很成功。我身体健康，财力殷实，和爱人的关系越来越

    密切。从客观上看，我没什么可抱怨的。然而，我完全不理会这些成

    就，一心惦记着我没有得到的。

    早晨的状况更糟糕，因为这时还没有日常事务来分散我的注意力。

    一睁开眼睛，我的脑袋里就会出现挑剔的声音：我在浪费生命……这些

    年我没有做任何有价值的事情……我应该搬到别处去，做别的事情……

    为什么我没有上星期日的访谈节目？为什么我没有主管一家企业或其他

    公司？

    特别令我困惑的是，很多烦人的自我谴责十分荒谬，例如，上星期

    日的访谈节目和运营一家企业从来都不是我渴望的事情。就好像我实现

    了自己的很多目标，于是大脑某些乖张的部分就赶紧“伪造”出一些新

    目标。同样，尽管努力压制，但我就是不由自主地拿自己和别人进行比

    较：为什么我没有做到别人做到的事情？看看人家，再看看我自己，真

    可悲啊!

    任何理由都能引发不满，无论是真实的理由还是编造的理由。我开

    始觉得它就像寄生在我大脑里的寄生蜂，以它制造的不满为食。

    我非常清楚，如果20岁的我知道自己45岁时所获得的成就，哪怕只是其中部分成就，我都会欣喜若狂，满怀感恩。所以不知感恩令我感到

    羞愧，不满令我感到难为情。我没有和爱人说起这些，对此尽量闭口不

    谈。我曾和一个朋友说过，他的建议是吃百忧解(3)。但我感到的是不

    满，而不是抑郁。起床，享受喜欢做的事情，努力工作，欣赏音乐、享

    受爱情或者招待朋友——这些事情依然能带给我快乐。

    我当然听说过中年危机，但我的情况似乎不太符合它所指的概念。

    从定义上看，危机应该是剧烈的。它会迅速达到最高点，把其他问题推

    到一边，需要人们立即回应它。根据我们的刻板印象，中年危机会导致

    行为混乱或自我放纵。但这些都不符合我的情况。我幻想过在没有其他

    计划，甚至没有其他想法的情况下，立即辞去杂志社的工作，但我从来

    没有鲁莽行事。相反，我厌恶风险，保持低调。光阴荏苒，40岁变成了

    45岁，接下来是46岁、47岁。我逐渐意识到，我的不满和危机正相反。

    它是持久的，伴随着我的生活，成了我的新常态。

    我相信自己会坚持工作，不会发生任何戏剧性的事情。这在某些方

    面令我安心，但也会引起躁动不安的期望。如果我变成了一个长期不满

    的人怎么办？渐渐地，我的意志开始消沉。我发现自己正在成为自己不

    喜欢的人。我觉得自己被不知感恩的状况限制住了。

    后来，这层迷雾莫名其妙地消散了，就像它莫名其妙地降临一样。

    含蓄地说，它发生的时机很奇怪。

    在我快50岁时，母亲去世了。之后，和我关系亲密的父亲得了一种

    恶性的神经系统综合征，也去世了。50岁时，我失去了杂志社的工作，成为美国报刊行业大劫难的一名受害者。我创办了一家公司，为作家提

    供创意，但失败了。我陷入了生活的“湍流”之中，又被抛向了中年

    的“峭壁”。但我脑袋里的声音却变得不那么吵闹、不那么持续了。和

    别人进行比较，总想到自己的不足，这样的强迫性习惯也消失了。这种

    改变很微妙，是渐进式的，我起初不太敢承认它，担心这只是幻觉，或

    者会稍纵即逝。编造各种理由让自己感到不满足的那部分“我”似乎安静下来了。

    当时，我不可能知道现在我所认识到的事情。就像科尔的中年远航

    者一样，我任凭时间摆布。

    中年是令人煎熬的时期，这众所周知。托马斯·科尔显然知道这一

    点。而但丁在14世纪早期就认识到了，他的“地狱之行”始于中年，这

    绝不是巧合：

    在人生的中途

    我发现自己已迷失了正路，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啊!

    要说明这座森林多么荒寂、艰险、难行

    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啊!

    只要一想起它，我就觉得害怕。

    但丁用幽暗的森林来比喻中年，这和科尔说的激流没有太大的差

    别，都是“荒寂、艰险、难行”的。然而，像科尔和但丁这样有才华的

    人，对年龄和幸福却也知之不多。在本书中，我会重走托马斯·科尔的

    远航者的路线，但我可以借助一张地图，上面有经济学、心理学和神经

    科学的最新发现。

    这本书涉及经济学对幸福的新观点，还涉及生活满意度。事实上，生活满意度与我们的物质条件和成就的联系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密切。

    本书还描述了缓慢的情绪重启，它使中年以后的日子变得非常令人满

    意。本书解释了为什么进化使人们具有这种重启功能，还探讨了成年人

    发展的全新阶段——这已经开始影响人们对退休、教育和人类潜能的思

    考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将介绍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他发现了一种负反

    馈循环。这种负反馈循环造成了中年时毫无理由的不幸福感。我还会介

    绍一些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他们发现，在人生下坡路的不远处有令

    人惊喜的回报在等着人们，其中既有个人的回报，也有社会的回报。我

    还会提到一些精神病学家、社会学家等，他们建立了新学科，证明年老

    虽然使身体变得虚弱，但会使人们更快乐、更善良。另外，书中还提到

    了几位社会思想家和改革家，他们探索和描绘了成年发展的全新阶段。

    如果这些以及其他研究者的发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做出一

    些调整。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我们对衰老和幸福的很多认识都是错误

    的，为什么中年时感到不满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危机”，而是健康

    且自然的过渡。了解了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更明智地对待人生幸福曲

    线了。尽管我们没有办法绕过曲线低谷，但可以想办法顺利通过。

    我们还可以帮助他人顺利通过人生低谷。我花了数年时间探究人生

    幸福曲线的科学，以及有关衰老与幸福的证据，但我一直并不理解，直

    到我意识到它们不是关于我一个人的，而是关于所有人的。人生幸福曲

    线似乎是我们的烙印，它改变了我们年老时的社会责任，让我们不再野

    心勃勃、争强好胜，而是变得更有同情心，更注重情感。

    如何应对人生幸福曲线也是一个社会课题，因为我们无法凭一己之

    力做出良好的应对，我们需要社会的帮助。社会需要重新认识中年和老

    年，并抛弃一些关于中老年人的陈腐观念，如认为他们脾气古怪，经常

    愁眉苦脸等。社会应该支持和接纳那些进入中年低谷的人，而不是孤

    立、羞辱他们。

    如果你或你认识的某个人处在这样的低谷里，我没有魔法让你们立

    即解脱，世上也并不存在这样的魔法，但我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提供了

    一些实用的建议，也要告诉你一些振奋人心的消息：

    首先，中年消沉(不是“危机”)完全是正常的、自然的，就像换牙或青春期。它是健康的、有时是令人痛苦的过

    渡，它的作用是开启新的人生阶段。你会感到不满足，但你不

    必为此过于担忧。

    其次，中年后的振作不是心情的短暂改变，我们的价值

    观、满足感的来源、对自我的认识都会发生改变。这通常会给

    老年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满足感，哪怕我们身体虚弱，疾病缠

    身也一样。

    再次，通过延长预期寿命，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使我们的

    人生上升期延长了10多年，未来还会延长更多。因此，最令人

    满意、最亲社会的人生阶段有望增加20年。有些社会学家把这

    个新的人生阶段称为“成年期加演”。无论被称作什么，它都

    是一种幸运，而人类以前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了解和利用这种幸运，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先辈们所认为的理所当然

    的生活方式。幸运的是，我们所需的知识更新很迅速，通常它始于违反

    常情，或者说不合逻辑的幸福视角。经济状况与幸福感

    卡萝尔·格雷厄姆(Carol Graham)有一头光滑顺直的棕色头发，身材苗条，看起来不像50多岁的人。她经常跑步，一跑就是10多千米。

    她讲话的风格直接坦率，生活态度积极进取。即使是第一次见面，听说

    她是经济学家也不会让你感到吃惊，不过，你可能会对她是哪种经济学

    家感到吃惊。

    格雷厄姆和我年龄相仿，我们是在40岁出头时认识的。我们就职于

    同一个智库，后来开始一起出去消遣。我当时正处在中年期的不满情绪

    中，但不愿在同事面前暴露自己的脆弱。一起吃了一段时间的午餐后，我们的交谈开始变得比较私密了。我这才得知她在40岁时过得并不顺

    利。她有3个孩子，丈夫刚接受委派负责两个地区的管理工作，大部分

    时间都在出差。这对两个人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后来，她的母亲得了

    阿尔茨海默病，她的父亲患上了肺气肿。她同丈夫的婚姻变得岌岌可

    危。后来，他们离婚了。

    “我很受伤。”格雷厄姆说。她和前夫争争吵吵，7年后才相安无

    事。我记得在那段日子里她很沮丧和失落，她说创伤后应激障碍依然对

    她有些影响。“我总是半夜醒来，以为随时可能会发生可怕的事

    情。”然而她挺过来了，努力在工作中做出最好的成绩，包括出版了一

    部优秀的作品《这个世界幸福吗》(Happiness Around the World)。

    在认识格雷厄姆时，我认为人类的幸福，包括我自己的幸福，反映

    了我们过得怎么样，或者至少应该反映我们过得怎么样。主观幸福和客

    观幸福，知觉和现实，应该齐头并进。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没资格

    不满，为什么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格雷厄姆或其他人。然而，当她开始向

    我讲解她的研究内容后，我逐渐认识到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就像托马斯

    ·科尔笔下的远航者受制于反复无常的河水，河流蜿蜒曲折，而远航者会无缘无故地折返回来一样。

    为了理解幸福曲线，我们应该认识到幸福是不理性的、不可预测

    的，也并不完全取决于人们的客观情况。这是多年来经济学界竭尽所能

    想要忽视的发现，最近一些“新潮”经济学家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其中就包括格雷厄姆。

    1962年，格雷厄姆出生于秘鲁利马，那是个两极分化较为严重的地

    方。她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美国医生，母亲则是个不折不扣的秘鲁人。

    她的父母共生育了6个孩子，格雷厄姆是最小的。在举家搬到美国之

    前，她不会说英语，而那时，她已经4岁了。某一天，她在华盛顿的办

    公室里对我说：“从很多方面看，我既是秘鲁人，也是美国人。”小时

    候，她看到了极端的贫穷和极端的富有：“这种对比无比鲜明。”她对

    社会不平等和经济发展课题的兴趣从未消退。

    格雷厄姆的20多岁充满了冒险和发现，就像很多人在20多岁时一

    样。大学毕业后，她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做研

    究助理，她喜欢这份工作，之后还取得了发展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博

    士学位。格雷厄姆的毕业论文写的是秘鲁的穷人如何应对恶性通货膨

    胀。她不走寻常路，没有追求终身制的学术职位，而是担任各种研究

    员，与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合作，到越南、蒙古等地游历，了解如何帮

    助经济与社会发生迅猛变化的国家的穷人。她走访贫民窟，试图解决婴

    儿营养不良的问题。

    “我做的正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当然，我有时也会害怕。我记得在

    登上前往非洲的飞机时，我心里想：‘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对非洲几乎

    一无所知。’”

    30岁出头时，格雷厄姆结婚了，不久后有了第一个孩子，又出版了

    一本书，即《安全网、政治与穷人：市场经济的过渡期》(Safety

    Nets, Politics, and the Poor: Transitions to Market

    Economies)。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北美贸易协定的形成和其他国际贸易谈判的

    进行，对全球化的强烈抵制思潮出现了。激进主义分子要求经济学家把

    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人类不平等的问题上，因为经济发展似乎往往会加剧

    人与人的不平等。此时，格雷厄姆已经收集了大量关于秘鲁穷人的社会

    与经济流动性的数据。她发现，贫困地区的经济流动性大得惊人，秘鲁

    的比美国的大。这一发现引发她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经

    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我想知道这些人怎么看待他们做的事情。每个人

    都说全球化对穷人有害，为什么我们不去问问穷人呢？”

    格雷厄姆提出了如下的问题：“和10年前相比，你目前的经济状况

    怎么样？”由于掌握了人们实际经济状况的数据，因此她可以对客观结

    果和主观满意度进行比较。结果可以说是出人意料的。“事实证明，经

    济状况改善最多，也就是在收入阶梯上前进最多的人，其中大约一半

    说，他们的经济状况比以前更糟了。”同样奇怪的是反向的发现，当

    然，结果非常不一致：“经济状况根本没有改善的人——主要是农村的

    穷人，他们的收入没有改变，但他们认为自己的状况变好了或者没有变

    化。”

    格雷厄姆的第一反应是怀疑这些发现：也许秘鲁人比较怪异，或者

    秘鲁的情况比较不一样。后来，她又获取了俄罗斯的数据，发现在20世

    纪90年代，70%向上流动最多的人说他们的状况比以前差。更多的数

    据、更多的国家表现出了相同的模式。例如，格雷厄姆研究了1990—

    2005年的中国，这是中国经济爆炸性增长的时期。人均寿命超过了75

    岁，比1980年的67岁有了明显的增长。2015年，她和周绍杰(音译)、张君义(音译)两位同事在《中国人的幸福与健康》(Happiness and

    Health in China)一文中写道：“……在同一时期，中国人的生活满

    意度表现出非常不同的趋势——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初期，他们的生活满

    意度陡然下降，后来又恢复了一些。生活满意度的降低伴随着自杀率和

    心理疾病发病率的上升。”其他一些国家也存在同样令人奇怪的现象。英国杰出的“幸福经济

    学家”理查德·莱亚德在2005年出版的《幸福的社会》(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一书中说：“所有证据都显示，如今的

    人们普遍没有50年前幸福，然而同一时期的平均收入增长了一倍多。这

    个悖论也适用于美国、英国和日本。”他还写到，在美国，物质财富的

    大量增加既没有使自认为“非常幸福”的人变多，也没有显著减少“不

    太幸福”的人的数量。

    在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上，你对生活的感受不一定反映别人认为你应有的感受，至少

    从经济学的物质标准来看是这样。而且，这种关系经常是逆向的，即使在调整了如人

    口统计和健康等非经济变量的影响之后也是一样。

    格雷厄姆告诉我：“发展快速的经济体中的民众没有发展较慢的经

    济体中的民众幸福。快速的变化会让人觉得非常不快乐。”其结果就是

    她所说的“幸福的农民与悲惨的富翁之悖论”。

    20世纪90年代，格雷厄姆发现了这个悖论，她的发现似乎很离奇。

    传统经济学认为，收入增加当然会使人更幸福、更满足，使社会更稳

    定。“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格雷厄姆说，“但是我开始到处探寻，发

    现了当时非常非常少见的幸福经济学文献。”她因此找到了南加利福尼

    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

    伊斯特林悖论

    某年暮春的一天，我给身在加州的伊斯特林打了电话。就像我遇到

    的几位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一样，他谦逊而亲切。不过，与他们不同的是，他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似乎有些不公平，因

    为他发现了新的经济学分支。

    多年来，如果我们要总结出现代经济学的一条座右铭，那就是：看

    人们做什么，不看他们说什么；看他们如何行动，不看他们感受如何。经济学一直被认为是严谨的科学，这意味着它会用现实世界无可动摇的

    事实“说话”。在任何指定的月份里，你会知道人们买了多少辆汽车，有多少新工作被创造出来。对受过传统教育的经济学家来说，了解消费

    者的感受似乎不重要，除非消费者的情绪引起了需求的变化。你怎么能

    确切地知道人们的感受？你可以问他们，但把问题的措辞变一变，你就

    会得到不同的回答。此外，人们并不总是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和感

    受，即使知道，他们可能也不会实话实说。想要了解人们的偏好和需

    求，哪怕是推断主观心理状态，一种较好的方法就是观察人们显露出来

    的偏好。

    美国人会告诉你，相比汉堡，他们更喜欢热狗，但销售统计数据不

    会说谎，数据显示美国人更喜欢汉堡。每一天人们都在交易商品和服

    务，获得更多他们自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这会揭示出他们的优先级选

    项。在运转良好的市场中，根据定义，满意度应该上升。

    四十五六岁时，理查德·伊斯特林正在研究人口统计学数据。他发

    现人口统计学家非常重视主观证言，心理学家也是。在伊斯特林看来，主流经济学排斥人们对自己心理状态和幸福感的描述显得“相当荒

    谬”。1970年的某一天，在斯坦福大学的高等研究中心吃午餐时，一位

    社会学家提到了幸福调查。伊斯特林觉得这个调查会很有趣。

    后来，伊斯特林在1974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即《经济增长会改善人

    类命运吗？一些实验证据》(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他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

    题，如“富人一般比穷人更幸福吗？”“富国和穷国相比而言如何，如

    发达国家是否更幸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国家收入增长时，人

    民是否会更幸福，即经济增长能改善人类的命运吗？”你可能会想，经

    济学早应该认真对待过这些基础问题了，但事实是并没有。

    “‘幸福’这个词间或被用在经济学文献中，但用得很不严

    谨，”伊斯特林写道，“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次尝试研究实际的证据。”

    伊斯特林收集了19个国家的调查数据，这些国家的人们被问了几个

    有关幸福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如何描述自己日常的幸福程

    度：非常幸福、比较幸福，还是不太幸福？”其他问题被称为“坎特里

    尔阶梯测试”——它是以20世纪中期美国杰出的民意研究者阿尔伯特·

    哈德利·坎特里尔(Albert Hadley Cantril)的名字命名的。坎特里

    尔设计了一个11级的梯子，人们可以用适当的梯级来代表自己的生活现

    状。民意测验这样写道：“梯子顶端代表你有可能过上的最好的生活，底端代表最糟糕的生活。”尽管直接询问人们的幸福感很简单，但“这

    种方法有一定的吸引力，”伊斯特林写道，“如果对人们的幸福程度感

    兴趣，即他们的主观满意度，那为什么不让每个人设定自己的标准，来

    判定自己所处的位置？”

    查看这些结果之后，伊斯特林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有些国

    家，“收入与幸福是正相关的”。如在美国，收入最高的人群比收入最

    低的人群感到非常幸福的可能性高近一倍。经济状况与幸福的相关性似

    乎并不令人吃惊，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在伊斯特林查看的每一份调查

    中。

    如果富有的人比贫穷的人更幸福，那么富有的国家也应该比贫穷的

    国家更幸福，但事实并非如此。伊斯特林写道：“根据国家内部经济状

    况与幸福的关系，人们会认为富国和穷国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幸福差异，但国际数据并没有证实这一点。”知道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富裕

    程度，并不能由此判断这个国家中人民的相对满意度。

    其他一些情况同样令人困惑。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

    发展迅速，人们的收入显著增长。直至今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

    也被经济学家认为是共同富裕的黄金时期。但是，“高收入并没有系统

    性地带来幸福感的提升”。

    如何解释这种看似不一致的结果？或许它们只是看起来不一致。伊斯特林提出的假设是：人们会依据自己在周围人中的相对位置来决定自

    己的幸福程度。于是伊斯特林写道：“个体收入的增加会提升他的幸福

    感，但如果每个人的收入都增加了，那他的幸福感就不会改变。”毕

    竟，在多数情况下，人们不会花很多精力拿自己和遥远地区的人进行比

    较，他们只会和自己的朋友、同事、同胞进行比较。

    伊斯特林用身高进行类比：你是否觉得自己个子高，取决于周围的

    人有多高。如果你长高了，但你周围的所有人也都长了相同的高度，那

    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变高了；如果其他人长高了，你没长，你就会觉得自

    己变矮了，当然，你的身高并没有缩减。如果每个人都忙着致富，结果

    就可能导致人人都互相攀比，使社会陷入幸福经济学家所说的“享乐跑

    步机”(4)。

    这种现象即伊斯特林悖论，它有可能带来经济学的革命。它挑战了

    显示出来的偏好与实质性标准研究的霸主地位。如果经济学家对改善人

    们的生活很关心，不只是物质，也包括更深层的、品位方面的生活，那

    么显示出来的偏好所描绘的就是不全面的，甚至具有误导性。为了填补

    这个缺口，经济学家需要采纳主观的标准。他们需要了解人们的感受和

    背后的原因，甚至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是经济学。

    然而回到现实世界，伊斯特林的革命性论文没有带来任何改变。经

    济学家依然怀疑调查数据。“幸福”到底是什么？让人们自己去界定

    它，就像坎特里尔阶梯测试，让不同的人对问题做出不同的解释。无论

    如何，经济学界还没有准备好接纳如此具有挑战性的观点。伊斯特林的

    发现暗示物质财富并不能反映幸福程度，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是非

    线性的。但如果这是真的，人们应该如何应对这条信息？人们好像不应

    该停止赚钱，公司也不应该放弃创造利润。如果人们变得不理性或神经

    质，出手应对的应该是心理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

    或许，我们对伊斯特林1974年发表的论文在当时没有引起重视不会

    感到奇怪，最多只是把它当成有趣的谈资。以如今的视角来看，后来的经济学家延续了伊斯特林值得敬佩的研究工作。但是在那个时候，有太

    多的问题他无法做出回答。伊斯特林悖论几十年来始终是个奇闻，直到

    后继的经济学家开始重视它。

    如何评估幸福

    伊斯特林提出的最根本性的问题被证明是最不棘手的。人们对幸福

    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如何知道不同的人是否有相同的定义？从理论上

    说，这对哲学家提出了挑战，而且在继续引发热议。20世纪八九十年

    代，世界各地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数量比伊斯特林能够读到的多得多。

    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对幸福的表述惊人的一致。数据显示，与哲学家不

    同，普通人在谈论幸福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研究者已经发现，人们对

    主观幸福感的评估很接近他们的朋友和独立观察者做出的评估，甚至与

    大脑中的电活动也是一致的。卡萝尔·格雷厄姆曾告诉我：“从幸福的

    基本决定因素来看，标准模式太一致了。我们所知的所有因素都始终很

    稳定。”

    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也反复出现，比如某种差异，很多事情都取决于

    它。幸福有几种含义。其中一种含义可以指一个人当下的心情：觉得自

    己有多快乐。这很可能取决于一个人星期五下班后是和朋友们喝酒，还

    是堵在路上吸汽车尾气。这种短期的心理状态被称为情感幸福

    (affective happiness)，它与情感有关，也就是我们短暂的情绪。

    研究者通过提出如下的问题来测量情感幸福：“你昨天是否多次微

    笑？”“现在你觉得压力有多大？”

    评估幸福的第二个含义的问题非常与众不同：“你对生活有多满

    意？”“跟你想象自己有可能过的最好的生活相比，现在的生活如

    何？”尽管有很多变化，但核心的问题是：“从整体上看，你认为自己

    生活得有多幸福或多不幸福？”这类问题问的不是个人的心情，而是让个人把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评价。这些问题涉及评价幸福

    (evaluative happiness，这个名称很恰当)，等同于主观幸福感。

    情感幸福和评价幸福彼此有一些关联(持续的抑郁情绪对生活满意

    度无益)，但关联性不像大家认为的那么大。正如数据显示，人们可以

    本能地理解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并毫无困难地区分它们。询问人们前

    一天的幸福情况，也就是他们的心情如何，他们会说周末时更快乐；问

    他们生活是否幸福，这类“周末效应”则会消失。我在40多岁的时候，生活满意度很低，比我认为应有的水平低得多，但我的心情通常没有问

    题。这也是我认为自己不需要治疗的部分原因。我没有情绪障碍，有的

    是满足障碍。

    我在和伊斯特林交谈时，他特地强调情感幸福和评价幸福的区别最

    早出现在他于1974年发表的文章中，而格雷厄姆等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的

    是后者。他们想知道：如果金钱不一定能提高生活满意度，那什么能？

    结果同样非常一致，以至于如今很多研究者认为这些基本原则可以

    被认定为事实。通过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查看世界各国的数据，格雷厄姆

    在2011年出版的书《追求幸福》(The Pursuit of Happiness)中写

    道：“无论研究哪个地区的人们的幸福，我都会发现非常简单的模式：

    稳定的婚姻、良好的健康状况和足够的收入(不是太多)有利于幸福。

    失业、离婚和经济不稳定对幸福非常有害。”

    我来解释一下：从金钱开始；金钱很重要。我父母过去常说：“我

    富过，也穷过，还是富比较好。”吃了上顿没下顿、无家可归一定很悲

    惨。然而金钱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不是线性的。

    “收入对个体的幸福很重要，但过了某个点之后，其他事情，比如

    他人的收入也会开始变得重要。”格雷厄姆在2015年与周绍杰、张君义

    合写的文章中这样说。

    “他人的收入”为什么重要？答案并不是在吹捧人类的慷慨。一旦收入达到让人非常舒服的水平，人们会开始和邻居、朋友进行比较，设

    定相应的期望。这样不好。莱亚德在评估文献时写道：“这些研究证据

    显示，他人收入的增加会损害你的幸福感。”

    在肯尼亚做的一项实验就是很好的例证，实验结果令人吃惊，也有

    点令人沮丧。201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探讨了这项实验，题目是《你的收

    益是我的痛》(Your Gain Is My Pain)。一个名叫“直接给予”的非

    营利组织在60个穷苦的肯尼亚村庄里随机挑选了一些家庭，无条件给予

    他们一次性拨款，金额为400美元或1 500美元。无论哪种金额，对村民

    来说都是一大笔横财，因为这些地区普通家庭的总财产都不超过400美

    元。

    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内斯·豪斯霍费尔(Johannes Haushofer)、詹姆斯·赖辛格(James Reisinger)和内罗毕行为经济学卜萨拉中心

    (Busara Center for Behavioral Economics)的杰里米·夏皮罗

    (Jeremy Shapiro)通过分析结果发现，获得拨款的家庭生活满意度提

    高了。然而，从整体来看，获得拨款的家庭生活满意度的提高被没有获

    得拨款的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大幅下降所抵消了。学者们写道：“消极效

    应的强度不容忽视，因为它是同样数量的财富变化所带来的积极效应的

    4倍多。”换句话说，一个人金钱增加带给另一个人的不满是带给这个

    人满足的4倍，至少对贫穷的肯尼亚村民来说是这样(但意外之财带来

    的大多数的积极效应和所有的消极效应在大约一年后都逐渐消失了，因

    为村民适应了新现状)。

    另外，由于幸福是主观的，因此感知和现实一样重要。设想在经济

    发达地区，而不是在贫穷的村庄里，有个“调皮鬼”想加剧穷人和富人

    的幸福差距，于是它决定把每个人的纳税申报表公布在网上，使人们可

    以很方便地搜索到。事实上，2001年，挪威就做了这样的事情。2016

    年，微软公司一位名叫里卡多·佩雷斯-特鲁利亚(Ricardo Perez-

    Truglia)的研究者查看了2001年前后的幸福情况，他用非常巧妙的统计控制，隔离了有可能的透明效应。结果同样不容乐观。首先，他发

    现，很多人上网查朋友和熟人的收入情况。人们窥探的热情非常高，对

    收入的搜索量达到YouTube搜索量的五分之一。其次，一旦人们知道自

    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多年来形成的稳定的幸福差异就被打破了，幸福不

    平等感猛然加剧。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幸福差距增加了29%，生活满意度

    差距增加了21%。

    “这些发现说明，披露程度的改变对挪威人的幸福感影响巨

    大。”佩雷斯-特鲁利亚直截了当地写道。

    需要注意的是，挪威发生的改变并不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真的改变

    了，改变的只是人们对不平等的了解程度。主观幸福感不取决于绝对

    的物质财富，甚至也不取决于我们相对于他人的位置，而取决于我们

    认为自己处于什么位置，当然，其他人怎么看我们同样很重要。2014

    年挪威官方不再允许个人匿名搜索纳税记录。当人们意识到朋友和邻居

    会知道他们在窥探时，有关收入的搜索量锐减了近90%，人们把精力转

    而用在查看谁在窥探自己上。

    因此，伊斯特林最初的猜想似乎得到了证实：超过某个点之后，国

    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不一定会增加国民幸福总值，尤其是如果不平等也加

    剧了——无论是真实的不平等还是感知到的不平等。也就是说，光有社

    会总体财富的增加是不够的。如果社会总体财富的增加没有得到平等分

    配，经济增长其实会增加人们的沮丧和愤怒——即使从绝对数值来看，中产阶级增加了也一样。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梯级之间的距离会

    变得更大，上面一级的人离自己更远了，这让人心生怨恨。同样，上面

    的人会看向他的上一级，也看到自己被拉得更远。正如挪威人所发现

    的，增加不平等的可见性会使效应加剧。

    这两种现象在美国都存在。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在加剧，不平等的可

    见性也在增加，正如社会学家指出的，经济精英越发脱离大众，进入自

    己的世界，他们有独立的学校、社区，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品位。假设你是旧金山的一名老师(在当地属于中等收入群体)或一位出租车司机

    (在当地属于普通收入群体)，如果每天早上你看到看起来像青少年一

    样的年轻百万富翁们在范尼斯大街(Van Ness Avenue)排队等谷歌公

    司通勤巴士，你所感受到的生活状态的差距会比收入差距更大。不平等

    的加剧，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感知到的，都会毒害经济发展，甚至对很多

    生活得还不错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他们看到其他人生活得更好。这

    似乎就是美国目前的情况。

    影响幸福的6大因素

    以下是幸福经济学最基本的发现：决定幸福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

    因素，而不是物质因素。人类是超级社会化的生物。超过某个点之

    后，我们更关心金钱对自己在同辈中排名的影响作用，而不是金钱能够

    买到什么。

    那么其他因素是什么？大多数如你所料。莱亚德在他的书中列出了

    7大因素：家庭关系、财务状况、工作、社区和朋友、健康、个人自

    由、个人价值观。除了健康和收入，其他因素都与人际关系的品质有

    关。

    幸福经济学领域的另一位卓越人物约翰·海利威尔得出了类似的结

    论。亚里士多德强调即时的快乐或痛苦与深层的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区别

    ——生活满意度对幸福感来说更重要。他认为，深层的满意度并非来自

    感觉良好，而来自做好事：培养和保持品德高尚的习惯，平衡自己的生

    活，建立、加深同他人的联系。

    亚里士多德的见解得到了证实。海利威尔和他的同事经常挖掘被称

    为“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庞大数据库。世界价值观调查涉及全世界150

    多个国家的成千上万人，研究者了解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个人信息以及

    社会与经济环境。当海利威尔和其他研究者分析这些数据时，他们发现，四分之三的幸福可以用以下6大因素来解释：

    ◎社会支持，在遇到困难时有人可依靠；

    ◎慷慨，为人慷慨且周围人也慷慨大度时，人们会更幸福；

    ◎信任，腐败和不信任对生活满意度有害；

    ◎自由，有充分的自由来做重要的人生决定；

    ◎良好的人均收入；

    ◎健康的平均寿命。

    看着这个清单，你会注意到，6项因素中有4项与社会互动有关。其

    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支持，它与“关系商品”(relational goods)一起

    构成了幸福的主要部分。就像2015年《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所阐明的，生活满意度和人际关系的密切联系出现

    在几乎所有对生活满意度数据的实证分析中，而与空间和时间差异无

    关。心理学实验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研究显示，如果必须做出选择，你应该选更多的社会联系，而不是更健康。因为健康差一些但社会联系

    较多会让你更幸福。收入也很重要，但正如我们看到的，收入高并不一

    定幸福，尤其是当别人像你一样富有或比你更富有时。

    意大利两位经济学家斯特芬诺·巴托里尼(Stefano Bartolini)

    和弗朗西斯科·萨拉齐诺(Francesco Sarracino)查看了27个国家

    (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数据后发现，国民收入增长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

    关系只维持了短短几年，之后人们会适应他们的收入增长。从长远来

    看，经济增长对幸福的影响最终会彻底消失。相比起来，群体成员关系

    变得更密切，以及社会联系其他方面的改善，虽然短时间内仅使满意度

    稍有提高，但从长远来看，生活满意度因此提高了很多。社会联系效应

    是逐渐累积的、持久的。

    不要努力挣更多的钱，因为这样做只能让你保持原来的满意度，应该培养信任、感情

    和其他形式的社会支持，因为它们会使你的幸福越攒越多。反过来，社会联系对减轻财务危机造成的痛苦会有很大帮助。信任

    和相互支持程度高的国家比社会关系薄弱的国家能更好地度过经济大萧

    条。困难中相互团结能减轻严重的社会或经济衰退造成的影响，很多经

    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此记忆犹新。真正的财富是社

    会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

    对很多人来说，最亲密、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婚姻。伴侣是你最先

    求助的人，他们可以成为你的医生、护士、咨询师和治疗师。伴侣是你

    的伙伴，你们一起养育孩子，迎接生活挑战。婚姻会使你的亲戚和熟人

    网络扩大一倍，并使你建立起最重要的联系形式——家庭。难怪一般来

    说，婚姻非常有利于幸福，尤其是婚姻之初，而离婚则糟糕透顶。根据

    一项估计，从统计学上讲，补偿失去的婚姻所需的金钱大约每年额外增

    加10万美元。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还亲身体会到社会资本与生活满意度确实如数

    据所反映出来的情况。我生活在弗吉尼亚州北部郊区的一个联排别墅社

    区，附近住着中等收入群体、普通收入群体，有当地人，也有移民。那

    里的街道毫无特色可言，毗邻带状发展区，当地的房价不算高。我曾住

    过的最富有的地方是阿德利宫。夏天的傍晚，你会看到老老少少即兴在

    草坪和露天平台上聚会，分享饮料和食物，大人们在聊天，孩子们在周

    围自由玩耍。人们会互相照看孩子和房子，因此这里几乎没有犯罪行

    为。星期五回到家，邻居的孩子会拥抱你，邻居家的狗会舔你，你会了

    解到每个人的近况，房价远远不能反映这一切价值。

    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失业会造成财务上的问题，因此它被算作

    影响幸福的经济因素。但是更重要的因素依然是社会联系和社会地位。

    确实，有工作就可以支付各种账单，工作也会丰富我们的社交网络，使

    我们具有使命感，提升我们作为负担家计者和社区成员的地位。难怪统

    计显示，失业的成本大约为每年6万美元，比美国工资中位数还高——

    虽然不像婚姻破裂的成本那么高，但依然很高。那么，为人父母与幸福的关系如何？这比较复杂。为人父母是人类

    的核心任务。我依然记得多年前，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孩子时，他

    说：“因为这是镇子里‘唯一的游戏’。”好吧，在我看来，它不

    是“唯一的游戏”，却也是非常重要的游戏。有了孩子你才知道自己爱

    的极限和愤怒的极限，这是现代学者证实的一条古老的常识。

    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和心理学家阿瑟·斯通

    (Arthur Stone)查看了170万美国人的数据后发现，父母们更强烈的

    情绪波动“并没有贯穿到他们对生活的评价中，他们的生活满意度通常

    比没有孩子的人低”。养育孩子的成功经历回想起来会被看成是令人满

    足的成就，但大量研究发现，为人父母初始阶段的生活满意度并不会增

    加，反而会降低。新手父母尤其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德国的一项研究发

    现，超过三分之二的父母称孩子出生后的头两年，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下

    降了，且常常是急剧下降。

    “人们没有谈到的黑暗面是养育幼儿带给婚姻的艰巨挑战。”一位

    朋友对我说，在生了两个孩子后，她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不过

    她的婚姻保住了，现在她的两个孩子已经长大，她说：“我有两个非常

    棒的孩子，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很快乐。我觉得自己在养育孩子方面赢

    了。”那些指望用为人父母来解决不满足感的人常常会发现，虽然确实

    有回报，但获得它要到若干年之后。

    另外一个因素是性别，它的重要性可能不像你认为的那么大。2015

    年的《世界幸福报告》显示，女性的生活满意度略高于男性，但两者之

    间的差异非常小。我为本书进行的访谈和调查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如果我在40岁时知道了幸福的悖论，就不会为自己的不知感恩而困

    惑不已。20岁时，我以为40岁的自己会和20岁的自己进行比较，但其实

    没有。我拿自己和其他40多岁、状况差不多的人进行比较，其中很多人

    有稳定而持久的婚姻(通常结婚时间更长)，积累了财富(通常更

    多)，获得了专业地位(通常地位更高)。我确实比大多数人过得好，但他们不是我的比较对象。我一直在向上进行比较，这是我做过的最糟

    糕的事情。正如莱亚德所写的：“幸福的一个秘密是不要和比你成功的

    人比较——要向下比，而不要向上比。”

    不幸的是，这条建议虽然很合理，但难以遵从。其难度不仅取决于

    我们的态度，还取决于我们的年龄。

    40多岁对卡萝尔·格雷厄姆来说很艰难，有时是创伤性的，但也富

    有成果。后来，峰回路转了。幸福经济学的“荒年”结束了，她的学科

    研究开始在主流学术中流行起来，新闻媒体也喜欢这个话题。

    “50岁时，我的研究突然广受关注，”格雷厄姆对我说，“一想到

    这种方法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我就感到无比满足。它在改变人们的思维

    方式。年轻学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他们的做法比我能想到的还要

    酷得多。”和青春期的孩子相处也给她带了很多乐趣，他们一起弹吉

    他，一起跑步。

    我问：“你变了吗？”

    格雷厄姆想了一会儿。她的儿子在青春期恋爱时爱得神魂颠倒，分

    手时彻底垮掉了。她说：“当你长大了，你会把一件糟糕的事情和你经

    历的其他事情进行比较，这会带给你非常不同的视角。你会变得更明

    智。以前困扰你的事情现在不会再困扰你了。”比如如何看待对她的研

    究工作的负面评价：“如果这发生在我40多岁时，我会想，‘哦，太糟

    糕了。’现在我不会那么在意了。能够写我想写的东西已经让我很满

    足，我觉得不需要再证明什么。我认为这更多是内在的，所以不再在乎

    其他人如何评判我。”

    格雷厄姆已经走过了幸福曲线的转弯处，她也为幸福曲线的发现做

    出了贡献。2001年，她和另一位发展经济学家斯特凡诺·佩蒂纳托

    (Stefano Pettinato)共同出版了《福与难：新市场经济的机会与不

    安》(Happiness and Hardship: Opportunity and Insecurity inNew Market Economies)。书中的一张图表显示，在拉丁美洲，人们的

    生活满意度从20岁开始下降，大约48岁时开始上升。

    “在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体中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格雷

    厄姆和佩蒂纳托写道，“尽管幸福曲线底部的来临时间在不同国家会或

    早或晚一些。”后来他们转向了下一个观点。这看起来有些令人奇怪，因为他们偏离了比较重要的主题。注意到这一点的人也会感到奇怪，但

    不是每个人都如此。毫无证据的“发现”

    没有人去寻找幸福曲线，因为没有人期望自己能找到它。

    中年时会经历艰难的情感历程，年老时会变得平静，这并不是什么

    新鲜的观点，但“中年危机”这个观点相对而言却很新。这个词最早出

    现在1965年，当时出生于加拿大的精神分析师埃里奥特·杰奎斯

    (Elliott Jaques)在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的文章的标题中杜撰了这个词。文章的

    标题为《死亡与中年危机》(Death and the Middle Crisis)。可能

    并不那么令人吃惊的是，杰奎斯当时快50岁了。

    “我注意到在40岁至45岁间，杰出人物的创造性工作会出现明显的

    危机，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人生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阶段。”杰奎斯在文章

    中写道。他将敏锐的洞察力与精神分析师特有的大胆猜想结合起来，并

    将观察结果扩展为一般性理论。他写道：“中年危机不只是发生在创意

    天才身上的一种反应，每个人都会表现出某种形式的中年危机。”

    杰奎斯假设，中年危机开始于三十四五岁，原本抽象且遥远的死亡

    此时变得具体而个人化。“个人停止成长，开始衰老。”个人需要面对

    新的外部环境。成年期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个人已经成家立业(严重

    不适应社会的人除外)。父母老了，孩子即将成年。死亡渐渐临近的想

    法再也无法被压制，人们无法逃避。“这是中年阶段的重要特点。”

    接下来是弗洛伊德式术语的狂轰滥炸，杰奎斯的观点归结起来就

    是，中年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做什么或成为什么样的

    人。“个人想实现的愿望实现不了，渴望成为某种人成不了，想要拥有

    的东西无法拥有。迫近的挫败感特别强烈。”

    50多年之后，相关的科学研究越来越多，关于杰奎斯的观点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可探讨的内容也很多。我在后面的章节中会探讨这

    个主题。可以说，流行文化利用了杰奎斯的基本理念，至少是他精辟的

    措辞，且很快把它变成了陈词滥调。

    但是，心理学家找不到证明杰奎斯的观点的证据。有些人在中年时

    确实过得很难，但这不是一个多么特别、多么有趣的发现。当心理学家

    寻找人们在中年时期有什么特殊的事情时，他们什么都没发现。

    “客观地说，学者们没有发现很不一样的方面。”康奈尔大学社会

    学家兼人力发展学教授伊莱恩·韦辛顿(Elaine Wethington)这样告

    诉我。2000年，她在《压力在即：美国人与“中年危机”》

    (Expecting Stress: Americans and the“Midlife Crisis”)一文

    中写道，她发现在自己随机调查的人中，大约四分之一的人表示“在意

    识到衰老、体力下降，或被困在不受欢迎的岗位上时，他们的个人目标

    和生活方式会突然改变”。男性和女性出现中年危机的可能性差不多。

    韦辛顿还写道：“然而，对成年期心理痛苦的流行病学研究并没有

    发现中年是特别痛苦的时期，对男性和女性来说都是如此。”人们常说

    他们陷入了中年危机，但韦辛顿猜测，这是因为他们常常在40岁左右遇

    到困难。“有人相信存在中年危机，从他们的个人经历来看，这个词很

    有道理。他们感到自己在漫长的中年期的某个阶段，确实遇到了危

    机。”不管中年危机这个词在科学上是否正确，作为一种思考生活的方

    法，它对人们还是有用的。“如果我们相信中年危机真的存在，它就真

    的存在，并且会产生影响。”韦辛顿对我说。但它更像是一种民间智慧

    或社会传统看法，而不是严谨的科学。

    心理学领域的其他人对中年危机这个话题没什么兴趣。威斯康星大

    学老年研究所主任卡萝尔·里夫(Carol Ryff)告诉我：“我们在数据

    中基本上没有发现相关的证据。”像很多心理学家一样，她认为将中年

    危机推广到整个生命过程或全人类没有意义，因为特定的人的人生历程

    和轨迹更有趣、更重要。“在最终的分析中，当谈论这些宏观的、通用的理论时，你讨论的不是真实的人。”她说，“不要认为某件事会发生

    在每个人身上，或者都不会发生，这样对每个人才会很有帮助。最好以

    特征显著的方式来思考，比如某种理论是针对谁的，在什么情况下成

    立。”

    这很符合心理学家的工作描述，心理学家研究的是个体的情绪和发

    展，是小群体中的个体，通常在实验室条件下或受控制的环境中进行。

    在小群体和特定的情况下，个体所处的环境和人格决定了他会怎么做。

    对幸福或不幸，隔离出一种统计原因的影响，似乎无关紧要，因为人类

    不是统计数字，并不能通过概括性的风险因素来认识我们的生活。当

    然，中年时的压力源是真实的，任何同时照顾父母和孩子的人都可以作

    证。但是它并非可预测的、可定义的“中年综合征”。因此到21世纪头

    十年，主流心理学认定，中年危机的概念既没有依据，也没有意义。

    时至今日，很多人认为中年危机的话题已经结束了。2011年，罗宾

    ·尼克松(Robin Nixon)在美国生活科学网上发表了《中年危机是彻

    底的谎言》(The Midlife Crisis Is a Total Myth)一文。2015年，著名的心理学家苏珊·克劳斯·惠特伯恩(Susan Krauss

    Whitbourne)，在美国今日心理学网上发表了《担心中年危机吗？不用

    担心。没有这回事》(Worried About a Midlife Crisis? Don't.

    There's No Such Thing)一文。惠特伯恩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断言：

    没有证据证明中年危机是一种普遍的经历(这是真的)，它通常根本不

    是危机(这也是真的)。她对年龄段包含30多岁、40多岁、50多岁和60

    多岁的近500人进行了研究(按心理学标准来看，样本相当大了)，没

    有发现中年危机存在的证据。

    不过，对中年和幸福的不同的思考方式，则需要其他思想者去发

    现。

    2015年，我第一次见到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

    时，他61岁，身材略高，头发灰白，秃顶。奥斯瓦尔德有运动员般的修长体型，这得益于他每天步行两个小时的习惯。他身姿笔直，举止含

    蓄，声音柔和，谈话中充满敏锐的分析。他就职于英国华威大学，这是

    一所不在意礼节的学校。他穿着一套深蓝色带紫色和橙色条纹的西装，搭配一条米色领带，穿着一双棕色的鞋子，戴着一顶帽檐很小的软呢

    帽。奥斯瓦尔德告诉我说他喜欢衣着盛装。他的办公室里有几把椅子，有很多书，还有一块白板，上面潦草地写着一些等式——显然是作秀，因为奥斯瓦尔德告诉我，他的研究工作都是在家里进行的。交谈过程

    中，他时不时爆发出笑声。

    1953年，奥斯瓦尔德出生于英国的布里斯托尔。他的父亲是一位令

    人敬佩的精神病学家，他们举家搬到爱丁堡，后来又搬到澳大利亚，对

    奥斯瓦尔德寄予厚望。奥斯瓦尔德超越了父亲的期望。他和初恋女友结

    了婚，获得了牛津大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使他小有名气。他有两个孩

    子，现在都20多岁了。“往轻了说，我是被迫学经济学的。”奥斯瓦尔

    德说道。

    20世纪70年代，奥斯瓦尔德看到英国经济状况惨淡，对普通人很不

    利。“我之所以学经济学，是因为当时英国的失业、通货膨胀严重，局

    势动荡，”他说，接着笑着补充道，“我决心解决这些问题。”

    当时的英国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是，对失业者来说，失业是否真是

    一个严重的问题，虽然现在看来这种争论很奇怪。也许失业是人们自愿

    的，因为他们更喜欢休闲，而不是工作；或者失业也许没那么糟

    糕。“英国右翼人士认为，人民或多或少地选择了失业，因为他们没什

    么技能，政府为他们提供救济金，选择失业对他们来说是合理的做

    法。”奥斯瓦尔德说，“在100多年里，这个问题曾经是经济学的核心

    问题：应该把失业视作一种平衡，还是绝对的人类灾难？”

    奥斯瓦尔德认为它可能是绝对的人类灾难，这个怀疑引导他进入了

    劳动经济学领域，也就是研究工作和工资的经济学。不过，奥斯瓦尔德

    的研究注重的是工作和工资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1979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关于基于他人收入来评价自己收入的“相对关系”，当时这

    一现象不如今天这么广为人知。他注意到，工会执着于相对收入：使工

    会成员的收入等于或高于其他人的收入。

    “我凭直觉认为这是驱使人类进步的动力。”在那时，奥斯瓦尔德

    对主观因素的兴趣使他和他的研究显得很反常。但他不在乎。他曾经对

    自己说，现在依然对年轻的学者这样说：“如果每个人都喜欢你的研

    究，那你就可以确定它不重要了。我有一个很顽固的特点，即我确信自

    己知道什么重要。”

    同样不同寻常的是，奥斯瓦尔德认为数据胜过理论，尽管这在今天

    已经不稀奇了。“我们在牛津大学的传统中成长，潜移默化地认为数据

    不重要。”他接受的教育使他认为有才智的经济学家从事的是数学研

    究，而不是卑贱的实证工作。现在他把那种观点称为“危险且糟糕的东

    西”。后来，奥斯瓦尔德申请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员，展示了他的数

    学模型，但对方的回应很冷漠。

    “他们说：‘不错，安德鲁，但证据在哪儿？’这太有教育意义

    了，也非常令人痛苦。‘证据在哪儿’是什么意思？”奥斯瓦尔德困惑

    不已，他重塑了自己的思维。“我意识到真正有才智的人会运用证

    据。”他成了一个“大数据”分析者，若干年后这个术语才出现。

    也许对大数据、逆向思维和主观幸福感感兴趣的学者，会不可避免

    地认为幸福经济学非常有吸引力。“我关心失业对人有什么影响。我发

    现了巨大的数据集——关于人们对幸福的看法的数据。找出其中的模式

    似乎理所当然。”而此时，伊斯特林开创性的研究依然没有引起学界的

    重视，但这个行业对主观幸福感完全缺乏兴趣反倒让这个主题更加吸引

    人。“我知道没人喜欢这个主题，可能永远都没有发表的机会。但是它

    对我太有吸引力了。这个问题显然是最重要的。我们试图理解人类的幸

    福。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可能是所有社会科学中

    最重要的问题。”正如乔舒亚·沃尔夫·申克(Joshua Wolf Shenk)在《二元的力

    量：关系如何驱动创造力》(Powers of Two: How Relationships

    Drive Creativity)中所写，很多伟大的创意都来自二人组合，差异很

    大的两个人互相补充，成了一种超级思想者或超级创造者。比如披头士

    乐队的约翰·列侬和保罗·麦卡特尼，再比如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和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以及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他们

    是政治上的伙伴，融合了个人自由和宪法秩序。尽管二人组中每个成员

    都很有才华，但他们的组合引发了巨大的化学反应，因此取得了更加非

    凡的成就。

    大约就在发现关于幸福的大数据集时，奥斯瓦尔德遇到了他自己的

    创意“反应物”——戴维·布兰奇弗劳尔(David Blanch flower)。

    “他是个天才，”奥斯瓦尔德说，“一个数据天才。”

    幸福曲线的发现

    在我见过安德鲁·奥斯瓦尔德后不久，同年6月的一天上午，我来

    到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系，经过老旧的走廊，遇到了布兰奇弗劳尔。布

    兰奇弗劳尔招呼我进入他的办公室，他63岁，体格魁伟，一头蓬乱的棕

    色头发，已有些灰白。他双手厚实，握手时他的手能把我的手整个“吞

    掉”。他性格开朗，充满活力。那天他穿着印花衬衫、卡其色短裤和凉

    鞋，看起来像那种无论什么季节都穿着夏装的人。在他杂乱的办公室

    里，沙发很显眼，他斜靠在沙发里完成了大部分交谈，更显眼的是办公

    桌上并排摆放的3台电脑显示屏。

    我还没来得及提问题，布兰奇弗劳尔就说到，在我到来的半小时

    前，他打开了一个自己之前从未查看过的数据集。他迅速进行了分析，发现了生活满意度与年龄之间典型的“U型”关系。我瞟了眼电脑显示

    器上的一行行数字，他又说：“是不是相当酷？我从来没有查看过它，但它就在那儿!”

    这个数据集涉及全球37个国家及地区，大多数是像美国和丹麦这样

    的发达国家，但也有少量的其他国家与地区，如拉脱维亚和土耳其。在

    调查中，人们被问及：“如果从整体上来评价你的生活，你觉得自己有

    多幸福或多不幸福？”

    我让布兰奇弗劳尔演示如何处理这些数字。“美国的数据只有1

    200条。”他瞥了一眼数据后说。因为不足以得出有意义的结果，所以

    他选择了西欧一些国家的数据。他的手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光标在屏

    幕间跳动，他拉动数据页面，指定等式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每到一

    处，布兰奇弗劳尔都显得不耐烦：“东西在哪儿？”“哦，快

    点!”“我在自言自语，这是最好的方法!”

    在我看来，布兰奇弗劳尔可能用几分钟时间做了其他分析师几个小

    时做的事情。最后，电脑屏幕上果然出现了一条U形的曲线，曲线底部

    在五十三四岁。然后我们查看了东欧国家的数据分析结果，也出现了U

    形的曲线，底部在中年后期，之后上升得没有像西欧国家那么多。发展

    中国家也出现了U形的曲线，底部在50岁初。他又调整了各种统计控制

    参数，但结果很少发生改变。

    接下来布兰奇弗劳尔开始分析压力和焦虑因子，拽上来一组涉及英

    国305 000人的数据集。数据显示英国人的生活满意度轨迹也呈U形，底

    部在49岁，大约在相同的年龄，焦虑和压力也达到顶峰。

    我们抬起头透口气时，布兰奇弗劳尔说：“我分析过成百上千的数

    据文件。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你刚才看到的。你会得出这类图形。我知

    道一些人不承认，但它们就摆在眼前。”

    布兰奇弗劳尔并非一开始就是数据天才。他小时候生活在英国南部

    海岸的布莱顿市。家里没人上过大学，年幼时，他看起来也不像是家族

    中第一个能读大学的人。13岁时，老师把他的父母叫到学校，因为他在最差的班里垫底。高中时，他对学习开始感兴趣，学得还不错，甚至参

    加了牛津大学的考试，但他去了莱斯特大学——英国一所中等水平的大

    学。他在那里主修经济学，学习不刻苦，但不费什么劲就能取得相当好

    的成绩。接下来是“嬉皮”的时期，布兰奇弗劳尔从事过各种奇怪的工

    作，如保镖、摇滚乐队的主唱等。后来他挣了点儿钱，辞去工作，开始

    旅游，曾经徒步走到阿富汗。“我有一段时间不务正业。”他说。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布兰奇弗劳尔发现经济学很吸引他，尤其是统

    计学。后来，他在一所类似于社区大学的英国学校教基础经济学，但他

    发现这份工作毫无前途，于是“灵光一闪”，在28岁时开始攻读经济学

    硕士学位。这回他弥补了之前损失的时间，读完硕士后，在不到两年的

    时间里又取得了博士学位。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失业和罢工使很多

    年轻人怀才不遇。他的毕业论文就像安德鲁·奥斯瓦尔德的论文一样，是关于工会和工资的，他也倾向于以数据说话，关注日常世界。“我称

    之为‘游走四方的经济学’。”他对我说，“我喜欢经济学，但我很想

    搞懂年轻人失业的问题。”

    后来，布兰奇弗劳尔遇见了奥斯瓦尔德，这可能是注定的。20世纪

    80年代，他们在伦敦见面了。很快两人就决定合作，没想到两人合作写

    的论文多得数不过来。“他和我一起写的论文可能有几百篇，”布兰奇

    弗劳尔说，“我们完全互补。我分析数据，他完成初稿。”他们的很多

    论文是有关工资和劳动力市场的，包括1988年的一篇重要的论文。这篇

    论文使他们在“逆潮流”方面达到了新高度，这相当于对传统经济学表

    示不屑。他们写道：“这篇论文中没有数学模型……也没有任何经济计

    量分析。”这种咄咄逼人的否认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反感，布兰奇弗劳尔

    和奥斯瓦尔德饶有兴味地说：“在他们看来，我们很自以为是。”

    到20世纪80年代末，他俩和另一位志同道合的经济学家安德鲁·克

    拉克(Andrew Clark)在达特茅斯学院开始了一些活动，主要聚焦于理

    查德·伊斯特林的几乎被遗忘的幸福主题。最先对幸福感兴趣的是奥斯瓦尔德，而当时布兰奇弗劳尔对幸福这

    一主题却漠不关心。“他试图让我相信我们会在幸福的数据中有所发

    现。我说，‘是的，是的。’当查看这些数据时，你会发现像工资数据

    中一样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稳定性。”对玩大数据的人来说，稳定的、反

    复出现的模式意味着新发现。于是在1993年，奥斯瓦尔德、克拉克和其

    他几个人组织了一个有关幸福经济学的会议。“我们在学校大力宣传这

    个会议，”奥斯瓦尔德回忆道，“我们摆了100把椅子，结果没人

    来。”寥寥几位出席的演讲人递交的论文如果说和幸福有关系的话，关

    系也非常含糊。

    业界的冷漠当然只会让“逆向思维二人组”对这个主题更加感兴

    趣，他们痴迷地钻研数据集，寻找模式。他们测试的因素之一是年龄。

    之所以查看这个因素，不是因为他们期望从中发现些什么，而是因为通

    过数据能明显发现相同的模式不断出现。在奥斯瓦尔德和克拉克1994年

    发表的一篇关于失业是否会造成不幸福的论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存

    在与年龄相关的U型幸福曲线”。在1996年的论文中，奥斯瓦尔德、克

    拉克和一位名叫彼得·沃尔(Peter Warr)的心理学家发现工作满意度

    也呈“与年龄相关的U型曲线”。

    在当时，这个结果看起来很奇怪。没有很好的理论来解释它，也没

    有可证实的方法，因此研究者们对这些结果没有给予特别关注。奥斯瓦

    尔德告诉我：“我们继续做了下去。我们只是陷入了研究的迷雾中，那

    就是我当时的想法。”但是年龄与幸福的关系依旧，不只是在他们的研

    究中。格雷厄姆分析不同的国家和数据集，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

    2004年，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有了充足的数据和信心，他们

    断言，年龄本身就是幸福的一个决定因素。在《英国与美国随时间而改

    变的幸福感》(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一

    文中，他们提出婚姻对幸福非常有利，失业则非常有害，英国人的生活

    满意度处于停滞状态，美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下降了(但美国黑人的幸福感提升了)，而且相对收入很重要。他们还提出年龄本身对生活满意度

    具有独立的影响：“年龄与幸福的关系很有趣，呈U型曲线。”他们

    说，调整了一些关键变量，如婚姻状态、教育情况和就业情况后，英国

    和美国的数据都显示出了年龄效应，而且对男性和女性都适用。它似乎

    不是随着时间推移、社会或经济情况发生改变的结果，因为跨代间出现

    了相同的模式。“系统性因素似乎在发挥作用，”他们写道，“我们在

    心理学文献中找不到解释。”

    2004年的这篇论文公开宣称，有些事情会随着年龄而发生，这引起

    了人们的重视。4年后，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在《社会科学与医

    学》杂志(Social Science Medicine)上发表了有关年龄与幸福的

    代表作——《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幸福感呈U型吗？》(Is Wellbeing

    U-Shaped over The Life Cycle?)。它基于几十个国家，包含数十万

    人的巨大数据集，其中仅欧洲和美国就超过50万人，两位作者得出了肯

    定的回答。

    “我们发现幸福感大约在中年时最低，”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瓦尔

    德写道，“这种规律性很有趣。男性和女性的U型曲线类似，大西洋两

    岸的情况也类似(不过，欧洲男性相比美国男性幸福感最低点到来的时

    间稍晚)。”十几个国家没有表现出U型模式，但它们多数是样本很小

    的发展中国家。个体各种各样的情况会形成统计学上的“噪声”，如果

    样本太小，很难从这些“噪声”中发现模式。例如，一个只有3个人的

    小样本，其中1个人恰好在25岁失业，另一个人在45岁时再婚，婚姻幸

    福，而第三个人也许在65岁时被诊断出癌症。那么，在这个极小的样本

    中，年龄本身的任何效应都会被抹杀。

    到2008年，有20多篇发现U型曲线的论文可供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

    瓦尔德引用。为了获得更多的证据，他们决定查看心理健康因素。如果

    中年时生活满意度低，那么这就暗示着此时抑郁水平会比较高。他们选

    取了大约100万份16～70岁英国人的数据，也确实发现了“倒U型”——40岁中期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最大。2012年，他们深化研究，查看了27个

    欧洲国家抗抑郁药的处方数据。结果显示，40岁中期人们服用抗抑郁药

    的可能性达到峰值。在接下来一年里，他们分析了美国两个州(新罕布

    什尔州和新墨西哥州)心理健康药物的使用数据，结果显示，“45～49

    岁时使用药物的可能性最大，数据中再次显现出‘中年峰值’”。

    2010年，英国新闻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发表了

    《人生的U型转弯》(The U-Bend of Life)一文，使这一现象被更多

    人所知。除了引用了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的研究成果之外，文章

    还展示了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阿瑟·斯通(Arthur

    Stone)和约瑟夫·施瓦茨(Joseph E. Schwartz)、琼·布罗德里克

    (Joan E. Broderick)、安格斯·迪顿所写的论文中的一张图。这篇

    论文是《美国人心理健康的年龄分布概览》(A Snapshot of the Age

    Distribution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the United

    States)。论文利用了对30多万美国人进行的盖洛普调查，发现U型曲

    线的底部位于40岁晚期和50岁早期。即使没有对结果进行统计调整，肉

    眼也能看出其中的规律。

    我们稍后会探讨这个发现。现在，我们可以说研究者发现了被之前

    的研究遗漏的问题。成年早期过后，生活满意度会逐渐降低，中年时降

    到谷底，然后逐渐反弹。奥斯瓦尔德对这些数据的潜在重要性并不讳

    言。在我们第一次交谈中，他最先告诉我的事情是：“我认为这是人类

    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在我们死后还会再流传几百年。”

    “幸福曲线”学说面临的挑战

    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些发现。U型曲线存在一个值得详细探讨的

    潜在问题，因为它将研究推向了意想不到的方向。U型曲线是一种大数

    据现象，布兰奇弗劳尔、格雷厄姆、奥斯瓦尔德和其他研究者通过分析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的数据集获得了这样的发现。人口数量巨

    大，因此研究者可以用强大的统计学技术发现其中的规律。20世纪60年

    代还没有这类大型国际性幸福调查的数据，当时埃里奥特·杰奎斯提出

    了他的中年危机假设。数据不是人，因此心理学家不信服。他们认为，如果你想了解人们过得怎么样，他们的满意度如何波动，你需要采用小

    得多的样本，区分不同的个体，通常需要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你不应

    该或者看似不应该对人类体验进行大数据分析。

    U型曲线学说还面临着一个挑战。如果你在1975年问100万不同年龄

    的美国人的生活满意度如何，你会得到一个巨大的数据集——但它只是

    1975年美国人生活满意度的一张统计学快照。假设1975年30多岁的人和

    60多岁的人比45岁的人觉得更幸福，那只能说明这三代人在生活中有不

    同的境遇。或许45岁的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经济大萧条，艰难的经济

    局势给他们留下了心理伤疤，使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普遍不太积极。这不

    是假设的情况，当初经济大萧条让我父亲变得悲观，在金钱方面缺乏安

    全感，喜欢囤积东西。

    为了证明U型曲线是真实存在的，不是统计学家所说的“同辈效

    应”，你需要比较不同年份出生的人，但他们要具有相同的代际经历。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或者你需要追踪个体的整个人生过程——这需要花

    费一生的时间，而且很多人会退出或消失，追踪剩下的人会耗费巨大的

    财力。即使追踪研究一年也相当困难。因为少数研究者找到并分析了终

    身数据，但U型曲线并不是始终如一的结果。

    2002年，华威大学一位年轻的研究生尼克·鲍德他威(Nick

    Powdthavee)想申请读奥斯瓦尔德的博士生。鲍德他威是泰国移民，他

    想研究“佛教经济学”。而奥斯瓦尔德引导他研究有关南非幸福的数据

    集。他当然也发现了U型曲线。在我见到鲍德他威时，他快40岁了，已

    经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还出版了一本有关幸福经济学的书。我和他约在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地下咖啡馆见面，他告诉我：“我总能看到它。几乎在我分析的每个数据集中都存在U型曲线。”当时他是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的一位教授，后来回到了华威大学。

    但是，南非的数据依然只是快照。鲍德他威想得到动态的图像。于

    是他、奥斯瓦尔德和另一位学者特伦斯·程(Terence Cheng)设法找

    到了对人们进行追踪研究的3个国家(澳大利亚、英国和德国)的4个数

    据集，他们采用统计技术对每个数据集进行了分析，这样就能查看他们

    所说的生活满意度“个体内的改变”。他们在4个数据集中都发现了U型

    曲线模式，底部出现在40岁的不同时期。这证明了随着个体衰老，人们

    确实会经历U型曲线模式。虽然不是所有个体，但这足以证明随着年

    老，U型曲线模式是个体真实的经历。鲍德他威补充道：“它的确存

    在，从根本上说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它有多重要呢？是生物性的，还是文化的影响？是外部压力的

    结果，还是先天设定好的？带着这些问题，奥斯瓦尔德出于直觉给美国

    比较心理学家亚历山大·韦斯(Alexander Weiss)发了一封电子邮

    件。

    来自黑猩猩的启示

    有时候，职业生涯和重要发现只是命运的“捉弄”。亚历山大·韦

    斯在夜晚的视力很差。他就职于爱丁堡大学。说得更明白一点，他通过

    研究动物心理来更好地了解人类心理。他在攻读硕士学位时研究的是海

    葵和猫鲨，攻读博士学位时想研究蛾子的心理，但夜盲症使他打消了这

    个念头。在他寻找替代的研究课题时，一位导师邀请他加入某项对黑猩

    猩的研究。

    如果你是人，那么5项基本的人格特质对你的人格和幸福水平会有很大影响，而这5项

    人格特质又受基因的影响。这种理论通常被称为“大五人格”，通过神经质、外倾

    性、开放性、宜人性和尽责性这5种特质来描述人格。积极乐观的特质往往聚集在一

    起，互相加强，形成积极乐观的人格。韦斯和他的同侪称之为“共活力”(covitality)。我们在很大程

    度上遗传了父母的人格结构和基础的幸福感水平：人类的主观幸福感

    (广义的幸福)不仅和人格结构密切相关，而且两者都是可遗传的

    (约50%)。但是生物学成分到底有多重要？人类的近亲有助于帮我们

    寻找答案。

    韦斯和两位合作者决定研究动物园里的黑猩猩。韦斯研究发现，黑

    猩猩的“人格”与幸福感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也可以很好地映射人类外

    倾性和低神经质的特质，而且这个因素具有很强的遗传性，与幸福感密

    切相关。这个结果以及其他类似的结果反映了人类的模式，说明生物因

    素在幸福感和有助于提升幸福感的人格特质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我们

    谈论对灵长类的研究时，韦斯说：“那启发了我，我们可以通过研究黑

    猩猩和其他猿类来更多地了解人类的人格与幸福感。”

    在研究灵长类心理和“人格”的过程中，韦斯完成了两件有益的

    事。

    第一，他和合作者设计出评估黑猩猩和猩猩的幸福感的方法。猿类

    当然不会说它们感到的幸福程度，但它们能表达很多情绪，了解它们情

    绪的饲养员可以担任可靠的报告者。例如，评估猿类的积极情绪或消极

    情绪、它们从社交互动中获得了多少快乐、它们是否成功地实现了目

    标，多位评估者会给出一致的回答，而且他们的回答符合衡量特质的客

    观指标，如身体健康状况。因此韦斯发现自己掌握了很多有关猿类的感

    受的信息。

    第二，韦斯发现年龄对黑猩猩的“人格”有重要影响，就像对人类

    的影响一样。他写道：“人类人格发展的特点是变得更内向，好胜心减

    弱，情绪不容易激动，行为控制力会变得更好。黑猩猩基本上也会发生

    这种变化。”发现年龄对黑猩猩“人格”的影响很有启发性，因为这说

    明一些人格发展以及人格结构是高等灵长类动物先天的生物特点。韦斯

    对我说：“黑猩猩不需要出去找工作。我们的情况非常不一样，但基本轨迹是相同的。如果根据黑猩猩和猩猩50～65岁的寿命进行调整，你会

    发现年龄引起的差异很大，与人类的情况非常像。”而且，我们还会发

    现人类和猿类情绪发展的其他相似点。

    一天，韦斯突然收到了奥斯瓦尔德的电子邮件，之前他从未听说过

    这位经济学家。“电子邮件的大意是，‘我看到你对黑猩猩和猩猩进行

    的幸福研究。我的研究发现年龄与幸福存在U型关系，我想了解你在对

    猿类的研究中是否查看过这种模式’。”他没有查看过，后来两人决定

    见面详谈。不久之后，韦斯开始分析336只黑猩猩和172只猩猩的数据，它们大多数来自美国和日本，也有一些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加坡

    (这些猿类生活在动物园、研究中心或庇护所里)。结果显而易见。韦

    斯说：“在对猿类的研究中，我们找到了证明U型曲线的有力证

    据。”猿类的幸福感在相当于人类45～50岁时降到最低。

    相应的论文发表于2012年的《美国科学院学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奥斯瓦尔德、韦斯和其他几位

    合作者(包括一些灵长类动物学家)写道：“我们的研究结果说明人类

    幸福感的曲线并不是人类独有的，尽管它的部分原因在于人类生活和社

    会，但根源在于我们和类人猿共有的生物机制。”

    这篇论文引起了轰动。黑猩猩竟然也有中年危机!韦斯对我

    说：“当时这有些令人无法接受。”没有人比奥斯瓦尔德更吃惊，他没

    想到自己不着边际的直觉竟然应验了。直到第三个数据集的结果出来，他才敢相信。若干年后，当我们见面时，那段记忆他依然历历在

    目。“我记得有三四次我坐在办公桌旁，心想即使我死后，它依然会流

    传。它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人类根本性的特点。”

    奥斯瓦尔德是一位优秀的经验主义者，他说有人复制了猿类的结

    果，这让他松了一口气。我问他认为这有多普遍，他回答：“我打赌这

    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人类现象。”至于“普遍”，他指的是这种倾向具有

    普遍性，但不是每个人都必定会有痛苦的中年。“我认为所有人的基本过程都是一样的。我可能错了，我一直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但证据显示

    如此。”

    正是猿类的研究使我注意到幸福曲线。一切都说明我40岁的不满和

    环境无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和“我”，和有意识、有理性的自我

    无关。猿类似乎能搞定这些。作为人类，我没有做出糟糕的决定，或者

    让自己消沉或沉沦。我甚至不需要搞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

    如果进化出于某种原因让我们在中年时感受到不满，那我们也许不会知

    道为什么。大自然为我们设定了固有的生理和心理过程，很少让我们洞

    察这些过程的原理。

    所有这些有助于解释我为什么总想辞去好端端的工作，这种白日梦

    很荒谬，但就是控制不住。

    “随便说一下，我肯定经历过U型曲线。”奥斯瓦尔德对我说，好

    像是事后的领悟。在40多岁时，他的婚姻破裂了。在那时，对幸福的研

    究似乎没有那么重要。“我意识到后半生会过得不怎么样。我认为方方

    面面都变糟了。”

    布兰奇弗劳尔也经历了自己的中年困境。“我的人生愿望是什么？

    我想出名。我成了常春藤联盟学校的教授，我们写了《工资曲线》

    (The Wage Curve，他和奥斯瓦尔德有关劳动力市场最有影响力的作

    品)。当时我只有40岁。我们都觉得：哦!比我预想的来得早!我以为

    那是中年危机。我想要做点别的事情。”我问他那时候有没有觉得被困

    住了。布兰奇弗劳尔“咯咯”地笑着说没有，但他的妻子觉得被他困住

    了。他应对压力的方法是买雪上摩托车和船，加倍努力工作。

    “很多人的应对方法是一直工作。我会把时间用在工作和陪孩子

    上，没给婚姻更多时间。”像奥斯瓦尔德一样，他的婚姻破裂了，还被

    诊断出患有癌症。他说那个时期可以用“痛苦”来总结。

    大约在奥斯瓦尔德刚刚50岁的时候，他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事实证明她特别适合他。奥斯瓦尔德对人生的看法改变了，对未来变得乐观起

    来。他告诉我：“你会对自己更宽容，开始注意自己做得很好的方面。

    你没必要执着于所有糟糕的事情。”

    布兰奇弗劳尔也经历了类似的转折。他告诉我，在50岁初期“生活

    变好了”。经过折磨人的7年，他从离婚中走了出来。他的癌症缓解

    了。他再婚了，生活幸福，重获健康，成为著名报纸的专栏作家和英格

    兰银行董事会的成员。他变得更放松。“我越来越不愿意成为一个乏味

    的学者，我没有什么要证明的。”他的爱好是钓鱼，他以经济学家的严

    谨谈论这个爱好。“大约傍晚太阳下山时我去钓鱼。风和日丽的天气更

    适合钓鱼，但这种天气里会有虫子，所以你要进行权衡。”

    是不是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两人各自的再婚改善了他们的心

    态？或者他们的心态改善了第二次婚姻？反思与他们的交谈，我发现，我和他们都不明白幸福曲线的斜率是如何改变的，以及生活与选择的改

    变如何相互作用。没有数据能解开这些谜题。不过我知道自己遇到了两

    个幸福的人，他们的生活都已经转过了那个弯。

    在第一次和奥斯瓦尔德交谈时，我提到自己40岁出头，我的满足感

    似乎在上升。他感叹道：“等着看你60岁的时候吧!”不同的生活满意度模式

    不是每个人在45岁时都会感到不幸福，或者在之后感到幸福。我将

    在本章探讨幸福曲线的意义和变化幅度。幸福曲线不是不可避免的，而

    是一种趋势。

    两者存在天壤之别，这种差异解释了为什么幸福曲线在现实中的影

    响是微妙的、不可预测的、奇怪的。就像《人生旅程》中的河流是规律

    的，转弯处被标明，但是，没有哪两位远航者会经历相同的旅程。

    心理学家认为中年危机这个概念只是谎言。苏珊·克劳斯·惠特伯

    恩在《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中写道：“中年时人们会感

    到不快乐，他们当然可以去买辆跑车(或者幻想买辆跑车)。但是，他

    们是否因为年龄而这样做或是否与年龄直接相关，这值得怀疑。无论是

    否以危机的形式出现，任何年龄都有可能发生改变，就像我们都会努力

    取得成就一样。”她的话很对。我遇到过很多经历U型幸福曲线的人，也同样遇到过很多生活满意度的变化呈现其他形状的人。

    上升线

    我曾给近300位中年人发放了问卷，让他们给自己每十年的生活满

    意度打分并进行描述(5)。除了U型曲线，我遇到的最常见的生活满意度

    轨迹是上升线。有这种曲线模式的人通常成年早期不幸福或生活很动

    荡，他们乐得把那段日子抛在身后。

    以乔(Joe)为例。我们交谈时，他57岁，他给自己的生活满意度

    打的分每十年都提高一些：20岁时4分，30岁时5分，40岁时6分，50岁

    时7分。他出生在美国南部，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里。他高中毕业后就工

    作了，没有上过大学，一开始当卡车司机，后来当焊接工。他犯过一些错误，曾有过一段糟糕的婚姻。他23岁结婚，不到30岁离了婚。他酗

    酒，还吸毒。离婚迫使他重新开始。面对一大堆未支付的账单，他不得

    不搬去和父母同住，这让他觉得很丢人。30岁时他遇到了与他合得来的

    一位女士，他们结婚了，有了一个儿子。与此同时，他在一家钢铁厂找

    了一份开起重机的工作，现在依然在那里工作，一干就是20多年。他喜

    欢这份工作，他知道收入不错且稳定的蓝领工作越来越少了。然而他真

    正的价值感支柱是他的家庭：“我们那时候的很多小孩长大后想成为消

    防员、警察或宇航员，我只想成为父亲。”

    中年时，乔说：“我没有过自己应该过的生活，没有成为我应该成

    为的榜样。”为人父让他觉得自己应该做得更好。我问他对未来怎么

    看，他说他预计自己60岁时满意度分数能达到8分，“到那时我可能还

    会有一些孙辈。我希望住在海边或湖边。越老生活似乎变得越好。我每

    天都有收获，它们在不断累积。”

    V型曲线

    V型曲线比U型曲线和上升线少见，幸亏如此，因为它标志着破坏性

    的失败或严重的危机，而不是长期的情绪低迷。我很熟悉的托尼

    (Tony)就属于这种情况。

    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相识，托尼当时22岁，长着一张娃娃脸，脾气

    很好。他刚从美国南部的一座城市搬到华盛顿特区。他为人随和，积极

    乐观，很有才华，是那种我从来不会为之担心的人。但他在46岁时消失

    了。我到处打听，但听到的传言是他辞去了工作，搬去佛罗里达州了。

    我曾疑惑是否还能收到他的消息。后来，当他再次出现时我才了解到，他的中年一败涂地。

    当初托尼晋升得很快。他当过服务员，曾与他人合租一间公寓。20

    多岁时，他成了一档艺术栏目的记者。30岁时，他当上了一家著名媒体

    的视频编辑，管理着比他富有经验的作者。后来，他跟着爱人去了亚洲，成了自由撰稿人，博客写得很成功，还获过奖。当我再次和他取得

    联系时，他告诉我：“我的30多岁棒极了，非常成功。我大踏步地前

    进。”但是他总觉得自己是个冒牌货，内心有个声音在不断批评他，说

    他在不劳而获，说他的成功不会长久。搬到郊区让他感到很无聊，没有

    热情，生活变得平淡乏味。后来他出轨了，随后爱人和他分手了。与此

    同时，他觉得工作没有了意义。“我遇到了‘存在主义危机’，我问自

    己，尽管我的工作在别人看来很好，但它是否有价值。我用颓废来逃避

    这一切。”

    事实证明，托尼犯了严重的错误。他酗酒越来越严重，影响了工

    作。他得到了一笔不菲的解雇补偿金，但这却让情况变得更糟糕。“我

    用这笔钱静静地坐在家里喝酒。我这样喝了差不多6个月，终于把自己

    弄病了。我已经到了不得不离开的地步。尽管酒精让我头昏脑涨，但很

    显然，如果什么都不做，我很可能挺不过那年冬天。”幸运的是，他振

    作了起来，他给佛罗里达州的一个亲戚打了电话，登上飞机，去医院进

    行了治疗。之后，他又进行了数周的强化康复治疗。

    在同他失联一年后，我听了他的经历，让我震惊不已。我急切地问

    他是否已经脱离困境。他回答说自己目前的财务状况不稳定，但他不酗

    酒了。他不确定未来会怎样，但愿意试着乐观一些：“我觉得自己能保

    持不再犯错。”

    当托尼的生活开始下滑时，看起来很像是典型的中年萎靡，就是引

    起长期不满的那种状况，而不是严重的危机。事实上，如果托尼当初妥

    善处理他的不安和不满，他会像大多数人一样，比较平稳地走过来。当

    U型曲线恶化，就会变成V型曲线，给自己和周围人带来痛苦，有时会导

    致错误，使生活满意度永远无法彻底恢复。

    艾伦(Alan)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和托尼不同，他对我来说完全

    是个陌生人。他65岁，身材瘦高，举止庄重，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是

    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他在大学取得了会计学位。在越南服役后，他从事过政府部门的一些白领工作，不断为职业发展积累能量，一直持续

    到30多岁。艾伦喜欢忙忙碌碌，喜欢承担责任，他升到了管理岗位。然

    而刚到40岁时，他认识了一些品行不端的人。后来，他因犯严重的错误

    而受到法律的惩罚，入狱一年。

    他充分利用了坐牢这段时间，在监狱的法律图书馆里学习，还担任

    过办事员。从监狱里出来，他设法找到了一份数据录入的工作，工作了

    几年后被解雇了。“我又失业了，”他回忆道，“现在我有案底，很难

    达到之前的水平了，因为在某些时候，你不得不提起这件事。”

    在那之后，艾伦找到了一份邮件收发员的工作，虽然与管理职位相

    去甚远，但起码稳定。虽然65岁了，但他依然不能退休。他说自己

    和“千禧一代”(1982—2000年出生的人)一起工作，而他们根本不在

    乎能不能把工作做好。他生自己的气，因为40多岁时他犯了人生大错。

    他觉得特别懊悔，再也没能重新加入白领的行列，向上进入他年轻时的

    社会阶层，且永远不可能了。“总有事情会提醒你，你爬得好高，然

    后‘呯’的一声坠落下来!过后，你觉得很难再和自己以前了解的那些

    人混在一起，很难回去了。”

    为了写这本书，我采访了几十个人，试图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们的生

    活满意度如何随时间改变。我认识到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幸福没有

    单一、标准的轨迹，而是形形色色的。到目前为止，我自己的道路遵循

    着U型曲线，也许正符合卡萝尔·格雷厄姆的一个图形。但托尼的轨

    迹、艾伦的V型曲线以及乔的上升线同样很常见。

    尽管U型幸福曲线对我们不一定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它会影响所有

    人，即使我们的人生经历更接近上升线或V型。怎么会这样？要想回答

    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细致地审视人生河流的形状。

    年龄与幸福曲线在我写这章时，布兰奇弗劳尔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里写

    着“这是英国最新的资料”。在衡量主观幸福感方面，英国做得最彻

    底，英国国家统计局每年都会进行调查。邮件中有2014—2015年的统计

    结果。超过30万不同年龄的人接受了调查：“总的说来，你对现在的生

    活有多满意？”将生活满意度高或非常高的人占相应年龄段人数的百分

    比绘制成图，结果如图3-1。

    图3-1 生活满意度评价为“高”和“非常高”的百分比(英国，2014年)

    来源：英国国家统计局。

    显而易见，生活满意度从年轻到中年是下降的，在50岁出头时达到

    谷底，之后上升，70岁时达到顶峰，之后基本持平(稍有下降)，直到

    高龄(80岁及以上)。调查还询问了人们前一天的快乐和焦虑程度，测

    量了对生活的情感，而不是满意度。这些指标也表现出相同的模式，焦

    虑和不快乐在50岁出头时达到顶峰，在60多岁时回落。即便没有博士学

    位，你也能看懂这张图。事实上，当心理学家说他们看不出U型曲线

    时，布兰奇弗劳尔不耐烦地说：“看懂很难吗？”

    这种模式让我们看到不同年龄的人幸福感的有趣之处。2014年，平

    均来说，英国中年人的幸福感比不上年轻人或老年人。但是关于年龄本身，它能告诉我们什么？这是另一个问题。

    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安德鲁·奥斯瓦尔德用水果和蔬菜解释了这种

    差别(碰巧，当时我们在分享一盘蔬菜)。几年前，他在翻查一个大型

    数据集时，发现吃蔬菜和水果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引人注目的关

    系”。这成了他与布兰奇弗劳尔、萨拉·斯图尔特-布朗(Sarah

    Stewart-Brown)合著的论文的素材。你也许认为，有关饮食与幸福的

    关系的研究很多，因为每个人对这两个主题都很关心，但奥斯瓦尔德

    说，其实他们只能从很少的研究中寻找两者的关系。他们发现，“随着

    每天水果和蔬菜摄入量的增加，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会以近似‘剂量-反

    应’的方式上升”，直到达到每天7份水果、蔬菜的摄入量，这大约是

    每个人能够摄取水果和蔬菜的最大量了。

    但是，需要注意，吃大量蔬菜的人可能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不吃蔬菜

    的人。他们收入更高，生活方式更健康(抽烟少，锻炼多)，看起来可

    能更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一开始就比较幸福。我们有各种理由认

    为，饮食与幸福之间的联系来自对两者都有影响的其他某种因素。我们

    真正想要知道的，不是吃大量蔬菜的人是否更幸福，而是吃蔬菜本身是

    否与幸福、心理健康有关。对蔬菜、水果进行的研究所获得的有趣发现

    提供了肯定的回答。

    奥斯瓦尔德和他的合作者在分析中调整了各种各样会影响幸福的因

    素，例如年龄、收入、婚姻、工作、种族、锻炼、吸烟、宗教、体重，甚至其他食物的摄取，比如鱼、肉，还有酒精。事实上，他们运用统计

    技术对相似事物进行了跨维度的比较，大型数据集为他们提供了便利。

    如果对收入、教育或吃鱼数量进行调整，吃水果和蔬菜的影响消失了，那说明收入、教育或吃鱼数量是真正重要的因素。然而，“即使调整了

    诸如人口、社会和经济变量，模式依然很稳定”。他们发现了所谓

    的“水果-蔬菜梯度”，它对幸福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很显著。

    他们的结果并不能证明吃更多的蔬菜和水果会让你更幸福。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吃惊，但在社会科学中确立因果关系是很困难

    的。“水果-蔬菜梯度”没有揭示出真正的联系——两个变量之间某种

    独立的关系，这是需要解释的地方。

    年龄当然不同于饮食，因为我们无法控制它。如果某人发明了一种

    方法，能够让人变年轻，因此逃避中年的无聊，无疑很多人会想得到

    它，但这似乎很遥远。最让奥斯瓦尔德、布兰奇弗劳尔和我感兴趣的，也是我曾经苦苦思索的问题是，年龄本身是否对幸福感有明显的影响。

    答案同样是肯定的。过滤掉人们的生活环境后，幸福曲线的上升趋

    势比之前更明显、更一致。以下的例子来自卡萝尔·格雷厄姆和她的同

    事米连娜·尼科洛娃(Milena Nikolova)的分析，她们分析了盖洛普

    世界民意调查(Gallup World Poll)，这项调查涵盖全球160多个国

    家，覆盖了世界99%的人口。图3-2显示了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评价与他们

    所能想象的最好生活之间的比较(使用最广泛的生活满意度衡量标准之

    一)。

    图3-2 不同年龄的平均生活满意度(未经调整的世界样本，2010—2012年)

    来源：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布鲁金斯学会。

    如果说存在某种明显的趋势的话，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变

    得更幸福，大约在退休年龄时幸福感达到顶峰。但是当格雷厄姆和尼科

    洛娃对收入、性别、教育、工作、婚姻、健康等进行调整后，也就是过滤掉其他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年龄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看起来如

    图3-3。

    图3-3 不同年龄的平均生活满意度(调整后的世界样本，2010—2012年)

    来源：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布鲁金斯学会。

    U型曲线出现了——当格雷厄姆和尼科洛娃过滤掉其他因素，年龄

    本身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

    曲线如此平滑，令人警惕。人的真实反应是不稳定的。相比起来，U型曲线是一种统计投射或预测：如果除了年龄，其他可测量的方面都

    一样(现实世界中显然不可能)，人们的幸福感如何？在第一次意识到

    这种情况时，我的反应是：那又怎样？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大堆变量的集

    合，我们关心的是它们汇总起来的结果——我们真实的幸福感，而不

    是“如果生活中只有一件事情重要，我们的幸福感会如何”。如果20岁

    时我想知道自己40岁时会有多幸福或不幸福，我需要知道自己是否婚姻

    幸福，是否有足够的食物以及自己的健康状况，等等。了解年龄对幸福

    的独立影响并不能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真实生活，就像了解投球对棒球的

    影响并不能让我们知道谁会取胜一样。

    其实关键在于理解幸福曲线的真正含义，那就是：中年时你很可能

    对生活很满意，但实际上更难。

    借用托马斯·科尔关于人生河流的比喻，我会说：中年时的幸福曲线就像是对自己不利的深层逆流。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划过去，或

    许我们的负载减轻了，划船技术改善了，或者肌肉更强壮了，把船改造

    得更好了，又或者像乔一样，在比较年轻的时候，遭遇了更糟糕的逆

    流，而中年时的河流似乎变得比较驯服。如果有一件或更多这类的事情

    发生，我们甚至不会注意到中年时充满挑战的河水，而是会想：为什么

    每个人在这段河水中前行都觉得很难？

    或许也有人不这么想。

    成年早期经历对幸福感的影响

    十几岁和二十几岁时，我很挣扎，后来拥有了幸福的生活。我很健

    康，事业有成，有很多朋友。当我成为一名记者时，我感到放松和兴

    奋，充满活力。我鞭策自己，也冒了一些险，比如辞去了好工作，雄心

    勃勃地计划写书。在书最终出版之前，我失败了两次。我的生活一直比

    较顺遂。因此，30多岁当幸福曲线开始下降，水流发生改变时，我敏锐

    地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对抗潜流对我来说显得更加困难，前方的河流似

    乎更长，而目的地很远很远。我的生活环境使我对不利的改变特别敏

    感。

    我认为，成年早期没有经历过重大困境的人，到中年时常常会表现

    出这种敏感。乔给自己40岁的幸福感打6分，比较低。但是考虑到经历

    了动荡、不幸福的20多岁，好一些但仍然困难的30多岁和40多岁对他来

    说是一种解脱。而托尼的生活轨迹跟我的比较像。年轻时他发展得很

    快，不断取得成功，但他对将近40岁时袭来的倦怠感很敏感。我猜测不

    是幸福曲线本身造成了他40岁中期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他做了一些糟

    糕的决定，酗酒、自怨自艾，且在失控前没有寻求帮助。但我认为幸福

    曲线的下降确实造成了他的萎靡，使他陷入了麻烦。

    当然，如果底层逆流比较微弱，影响则不大。这是统计学上一个有趣的问题。生活中一切进展顺利，没有意外的动荡，这在现实生活中真

    实存在，但通常不明显。在全世界幸福曲线的图表中，你也许注意到

    了，最幸福的部分和最不幸福的部分在评分系统中相差不到1分。

    但是这1分其实差得相当多了。大多数人的幸福水平只限于评分系

    统中上部很窄的波动幅度。80%的人评分在7～9分，低于6分很少见，低

    于6分足以暗示强烈的痛苦(几乎没有出现过10分，人们喜欢留出改进

    的空间)。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幸福感一般比美国低，因此世界的平均评

    分为5～6分，比美国低两三分。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地区，1分甚至0.5

    分的下降都很显著。

    有多显著？使经济学家得以提取出特定变量对幸福的影响的统计操

    作，同样可以帮助他们估计这些影响的程度。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瓦尔

    德在2008年发表的里程碑式的论文中，他们发现20～45岁，生活满意度

    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和失业的数据相当——失业是最糟糕的事件之

    一。他们写道：“这暗示了对幸福的巨大影响。”在另一篇论文中，他

    们在分析了20多个欧洲国家的数据后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中年

    时服用抗抑郁药的可能性几乎会翻一番。最近，奥斯瓦尔德、尼克·鲍

    德他威和特伦斯·程做了一项纵向研究——关于年龄对幸福的影响，个

    体有怎样的体验。他们发现，从20岁到大约45岁，对幸福的影响大部分

    来自重大事件，比如离婚和失业。我们不一定能感受到这种影响，或者

    即使感觉到了，也不一定会陷入困扰。但是它解释了为什么人生的底层

    逆流虽然微弱，不足以使我患上抑郁症，但足以天天烦扰我，且持续了

    十多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应对得很轻松。我的成年早期令人嫉妒，没有

    经历过重大的失败或创伤，我的低谷更像是毫无根据的酸楚。但是如果

    你已经抑郁了，情绪不满，或者正在困境中挣扎，那么消极的底层逆流

    会放大其他问题。“真实的幸福”公式

    为了写这本书，我采访过经历更悲惨的人。其中一个是南希

    (Nancy)。以前我不认识她，她通过邮件感谢我写了有关幸福曲线的

    文章。她写道：“42岁时我陷入了无法解释但很严重的恐惧之中，读了

    你的文章后我感觉好多了。”在后来的采访中，她告诉我，她一直患有

    抑郁症，这是她家的遗传病。她的曾祖母曾经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她的

    外祖母也住过院，她的母亲是个“怪人”。像很多人一样，她的20多岁

    充满乐趣和刺激。在一个令人向往的城市里，她得到了一份“办公室工

    作”，后来重返校园，无忧无虑地进行探索和发现。

    “但是抑郁症一直存在。”她说，将近30岁时她开始服用抗抑郁

    药，这改变了她的生活，但抑郁症依然没有被消灭，只是减轻了。30岁

    出头时，她当了母亲，但这给她带来了压力和焦虑。到40岁时，慢性抑

    郁症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

    “到40岁时，情况变得更糟了。”她告诉我，“大概几年前，早晨

    醒来时我要么悲伤，要么愤怒。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糟，让我感到不解

    的是这与我的生活没关系。”我问她是否能找到消沉的原因，她回答说

    不能。她的生活中什么都没发生，没出现任何问题。“还是原来的那些

    问题。我的工作非常适合我，就是收入低一些。”后来她的孩子长大

    了，到了比较容易照管的年龄，她的婚姻尚可。这本应该减轻她的情绪

    压力，但她说：“我觉得自己变得更难过了。”

    和我一样，她不仅感觉糟糕，而且这种感觉也让她感觉很不好，但

    与我不同的是，她一开始就有抑郁症。如果其他方面大致相同，进入幸

    福曲线的低谷会让原本糟糕的情况恶化。

    那么，就幸福与年龄而言，这些研究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美国最杰

    出的心理学家之一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6)

    在

    《真实的幸福》(Authentic Happiness)一书中提出了幸福公式：H=S+C+V

    H(Happiness)代表长期的幸福水平，S(Set range)代表幸福设

    定点，C(Circumstances)代表生活环境，V(Voluntary control)代

    表可控因素。

    他的公式很简洁，凭直觉看很正确，指引我们思考如何能变得更幸

    福。幸福设定点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它基本上是由基因和人格决定的。

    我们可以改变生活环境和自己的行为、情绪模式，使自己过得更幸福。

    那当然好，但幸福曲线暗示这个公式遗漏了一个条件，公式应该是这样

    的：

    H=S+C+V+T

    其中T(Time)代表时间，说得更具体些就是衰老进程。你是25

    岁、45岁，还是65岁，这虽然很重要，但它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

    你从中能很容易地看出幸福(H)变得很复杂。如果随着你进入中

    年，生活环境(C)和可控因素(V)向着有助于你更幸福的方向变化，那么时间(T)可能对你没有影响。

    72岁、处于半退休状态的佩里(Perry)感受到了令人烦扰的中年

    不满，但环境的改善淹没了这种不满。年轻时，他在越南两次负伤，婚

    姻以离婚收场，后来还丢掉了警察工作。20多岁和30岁出头时，他的境

    况急转直下。35岁左右他遇到了一个“好女人”，并在一家船舶公司当

    上了安全员，境况开始转好。他的生活满意度评分从30岁出头的3分上

    升到40岁时的7分，随着时来运转，他给自己60岁的评分是8分，70岁是

    9分。

    相比起来，南希的生活环境和可控因素基本保持稳定，但在她40多

    岁时，时间的消极作用导致幸福设定点的抑郁效应恶化，结果她感到很

    痛苦。如果不同的因素向不同方向发展会怎样？要视情况而定。这就是

    为什么个体差异非常大，尽管幸福曲线的“底层逆流”很强劲。在我修改后的等式中，4个条件中有2个(S和T)是不受个人控制

    的。一个条件(V)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中，另一个条件(C)一部分在

    我们的控制中，一部分不受我们的控制。我们的人生挑战之一就是控制

    和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因此我要强调的是，这不是简单的宿命论

    (“你对幸福无能为力，它根植于你的人格中”)或斯多葛哲学(“控

    制你的情绪和态度，因为剩下的不取决于你”)，当然也不是说只要有

    积极的思维，我们想多幸福就能多幸福。它显然不支持“中年情绪危

    机”或“崩溃不可避免”这种初级论调。

    我认为它揭示的情况很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但没有得到科学和

    社会足够的或适当的重视，本书后面的内容会逐步解释这个观点。时间

    很重要。我们无法使它倒流，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年龄，但我们可以认识

    到时间效应，从个体和社会两方面来适应，让自己更幸福。我们可以更

    明智地对待《人生旅程》中的核心——沙漏。在前三幅画中，沙漏就在

    远航者的视野中，但他没有注意到它。婴儿太小，不会注意到时间；年

    轻人盯着空中的城堡；中年人望着天空。在第四幅画中，沙漏不见了，被奋力的划船动作打翻了，远航者已经抵达终点。一路上，远航者忽视

    了眼前的东西，或许他应该更多地关注时间。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曲线

    时间在无情地流逝，不可阻挡，时钟敲击的节奏对每个人来说都一

    样。然而，为了理解幸福曲线，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下区分。衰老是一个

    比较微妙的相对现象。

    首先，人们的衰老速度看起来不同。参加高中或大学同学聚会时，人们会在心里和别人比一比谁老得更快。有些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10

    岁或年轻10岁。有些50岁的人比他们年轻时更有活力，更健康；有些人

    受背痛和膝盖痛的折磨，失去了往昔的活力。其次，我们认为自己有多老的想法不只取决于我们的身体，也取决

    于我们的预期寿命，以及周围人的寿命和活力。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医疗水平不高，营养状况较差，人们活得很辛苦，平均预期寿命比

    较低。在这样的国家里，50岁的人显然比美国同样50岁的人看起来老很

    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在美国，50岁是“新的40岁”。在中国，平

    均寿命从1960年的40多岁增长到如今的70多岁，仅仅两代人就增长了30

    多岁——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惊人的成就之一。当然，这很大一部分要归

    功于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降低。然而，在中国，如今的43岁和1960年时

    的43岁不可同日而语。与时间不同，衰老是一个社会概念。

    当我说“时间很重要”或使用幸福公式中的字母T时，我其实混淆

    了两个不同的事物。哪一个“时间”影响了幸福曲线？是随时代和文化

    而改变的相对概念“衰老”，还是绝对概念“时间”？答案是两者都

    是。

    在人类的灵长类近亲中发现，幸福与年龄的关系说明时间本身(按

    时间计算的年龄，而非社会年龄)很重要。毕竟黑猩猩会自然地衰老，但它们不知道自己多少岁，不会庆祝生日，没有退休这回事。在所有物

    种中，只有人类从出生开始数年份，并用不同的方式标定年龄的增长；

    只有人类在头脑中装着预期寿命的统计数据，用它来计算自己还能活多

    少年；只有人类痴迷于和别人比较老得快还是慢。这就是为什么和平均

    寿命80岁的社会相比，在平均寿命60岁的社会里，50岁显得老得多。

    由此，我们认为一个人所生活的地方会改变年龄和幸福的相互作

    用。我们提到的黑猩猩和猩猩生活在两个半球，三个不同的国家，有些

    生活在动物园里，有些生活在庇护所里，但它们的幸福曲线看起来几乎

    完全一样。这合乎情理：假定它们被关着，受到不错的对待，那么它们

    没有理由关心自己在哪个国家。如果日本的猿类出现中年问题，而澳大

    利亚的猿类没有，这会令人吃惊。人类的情况则不同。图3-4是根据卡

    萝尔·格雷厄姆和米连娜·尼科洛娃对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进行分析得出的。

    图3-4 不同年龄的生活满意度(调整后的世界样本，2010—2012年)

    来源：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布鲁金斯学会

    图中最低那条曲线是世界平均的幸福曲线，这里将它同美国、丹麦

    的幸福曲线进行了对比。整体模式相同，但在曲线的每个阶段，美国人

    的幸福满意度比世界整体水平更高。这并不令人吃惊：美国社会相对稳

    定、人民富裕，是理想的居住地。图中最上面那条曲线代表的丹麦，该

    国的居民幸福满意度更高。总体来说，斯堪的纳维亚是全世界非常幸福

    的地区。根据2016年的《世界幸福报告》，世界上最幸福的8个国家，有6个位于该地区(分别是丹麦、芬兰、冰岛、荷兰、挪威和瑞典)。

    事实证明，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年龄-幸福”曲线模式。

    不同国家幸福曲线的底部位于不同的年龄，它们可以显示出生命较早与

    较晚阶段之间非常不同的关系。图3-5是4个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曲线，同

    样来自格雷厄姆和尼科洛娃对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的分析。图3-5 生活满意度与年龄的关系(调整后，2010—2012年)

    来源：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布鲁金斯学会

    在每条曲线上，星星代表曲线的底部，也是转折点，生活满意度在

    此触底反弹；圆点代表该国家或地区的平均寿命。在这个数据集中，美

    国和英国看起来相似，鉴于它们有相似的文化和经济，这并不令人吃

    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模式也相似，但整体的生活满意度比较

    低，可能是因为该区域的人们的生活不易。这三个国家的幸福曲线中，转折点都开始于40多岁。

    德国是相当幸福的国家，根据2016年的《世界幸福报告》，德国排

    名第16，但德国的幸福设定点似乎有些不同，因为其幸福曲线直到50岁

    中期才触底。平均来说，德国人幸福感下降的年数比上升的年数多。我

    们不需要万分同情他们，因为他们较高的幸福感抵消了比较不利的幸福曲线。

    你更愿意生活在整体幸福水平比较高的地方，还是上升的年数比较

    多的地方？

    事实证明，幸福感和幸福曲线是有联系的。不久前，卡萝尔·格雷

    厄姆和胡利娅·鲁伊斯·波苏埃洛(Julia Ruiz Pozuelo)查看了46个

    国家的数据，2005—2014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对大量人口进行了调

    查(额外的数据密度有助于产生统计学上更可靠的结果)，除了两个国

    家，她们在其他所有国家中都发现了U型曲线。她们进一步把这些国家

    分为三类：最幸福组、中间组和最不幸福组。最后，她们查看了每一组

    国家的转折点，也就是人们开始感觉变好的年龄——在此之后，人生之

    河的潜流开始推进他们的生活，而不是和他们对着干。她们发现在最幸

    福组的国家，转折点出现得最早(47岁)；在最不幸福组的国家，转折

    点出现得最晚(62岁)。换句话说，她们发现一种“富者更富”的现

    象：幸福国家里的人们不仅生活满意度较高，而且满意度上升的年数更

    多，因为他们较早度过了中年的最低点。图3-6显示了这种关系的原

    理。图3-6 生活满意度与年龄(调整后，2005—2012年)

    来源：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布鲁金斯学会

    这种模式既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国家。当格雷厄姆和鲁伊斯·波

    苏埃洛查看世界样本时，她们发现越幸福的人，幸福曲线会越早开始上

    升，因此其享受较高的生活满意度的年数会比较多(如果其他方面差不

    多的话)。原因尚不清楚，但是结果似乎既不符合逻辑，又不公平，就

    像很多有关幸福的事情一样：对最不需要帮助的人和国家，“逆流”最

    早给予了帮助。

    在不同地区，幸福与年龄有着不同的关系，此外，调查结果还告诉

    我们一些重要的事情。无论发生什么，一部分原因在于生物机制和遗

    传。如果幸福曲线某种程度上不是先天注定的，则不会出现在那么多数

    据集和地区中，包括猿类。但是它又不完全是生物学或遗传的结果，因

    为基因不会因国家不同而不同，但模式在不同国家发生了改变。幸福曲

    线一定既和时间有关，也和衰老有关。那么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难题：这

    其中存在的某种复杂的东西是什么？对幸福的预期是否理性

    安东尼(Anthony)46岁了，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已经到顶了。他最

    重要的个人成长和最令人激动的日子已经过去，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他很可能错了。我打赌他最好的岁月还没到来。但是他没意识到这

    一点。幸福曲线造成的不满似乎毫无来由，这样诱使我们放弃向更好的

    方向前进，就好像情况要转向了。这是一条阴险的诡计，安东尼中计

    了。

    他是一位专业人士，我在一些社交场合见过他。他填写了生活满意

    度问卷，我注意到一条从20多岁开始向下的曲线。这没什么特别的，但

    是当看到他用“顶峰”来形容他的40多岁时，我决定问一问他。

    他告诉我，他在20多岁时独立了，学到的知识飞速增加。他的学业

    非常顺利，有杰出的导师，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并订了婚。30多岁时，他

    开始面临一些典型的现实状况。他所在领域的工作不好找，他和妻子搬

    了两次家，这对他们的生活质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其中一次搬家过

    程中，他的父亲和他妻子的父亲相继都去世了。他们的生活变得困难重

    重。安东尼说：“在那之后的一年里，我活得像个机器人。”悲痛了一

    年后，安东尼恢复了正常状态，但这种“正常状态”与之前的大不一

    样。“父亲的去世对我有长久的影响。我把它形容为‘童年的死

    亡’。”

    他和妻子的事业都改善了。在35岁左右，安东尼和妻子又都找到了

    理想的工作。但是在40岁出头时，他开始产生了停滞感。“现实令我感

    到痛苦，显然我的人生已经到顶了。考虑到我的智商和创造力，我已经

    达到了极限，很难再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了。这么说吧：很明显我已经做

    得尽可能好了。所以我有一段时期感到沮丧，大概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时

    间。”在我采访安东尼时，他的沮丧期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他给自己当下

    的生活满意度打8分，和30多岁时的分数相同。他说他觉得自己很幸

    运。但在我听来，他只是适应了“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这个想法。他

    已经认命了，认为自己不可能成为工作领域内最杰出的人之一，他还忍

    受着身体机能的衰退。他在服用降胆固醇的药物，但身体没有很快康

    复。一天，他看到一篇文章，里面写到他这个年龄的某个人因倒在健身

    器材上身故了。他想：这样的事情也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因此他觉得自己已经到顶了。“我肯定已经过了年龄的中间点，身

    体上也是，脑力衰退已经明显开始了。”

    我问他能否想象重新获得20多岁时的满足感和精神状态。他肯定地

    答道：“不能。那是成长非常快的时期。我认为昨日不会重现，我没有

    足够的时间了。”

    安东尼并非不幸福，但他要努力适应自认为会越来越无望的前途。

    他觉得自己获得外在成就和内在满足感的能力在减退。这并不是说情况

    很糟糕，而是情况不可能好转了。他的言谈中透露出来的不是幸福的缺

    失，而是乐观的缺失。

    如果我能在采访完年轻的德国经济学家汉内斯·施万特(Hannes

    Schwandt)后再和安东尼交谈，我就可以把以下的话说给他听了。“正

    是因为安东尼变得越来越不乐观，觉得自己已经到顶了，所以他的悲观

    很可能是错位的，他的情绪顶点还没有到来。”如果施万特是对的，安

    东尼应该属于最有可能获得惊喜的人。

    按照新闻界的礼仪，汉内斯·施万特可能是我采访过的最不讲究形

    式的人之一。某年春天的一天，我去普林斯顿大学见他。我和爱人在社

    会科学楼的大堂里等他，他蹦跳着下楼，活力四射地欢迎我们，然后不

    由分说地带我们参观校园。他带我们参观实验室，时不时查看自己的手

    机。他的语速快到几乎让人跟不上(他说的是英语，不是他的母语)。

    我们最后来到他小小的办公室，他和另一位研究者共用这间办公室。其间，不断有学生进来寻问。施万特身高1.8米左右，秃顶，体形修长，容貌出众，双手强劲有力。他30岁出头，还没有被任命为教授，但已经

    取得了大多数博士后梦寐以求的成功。

    施万特出生于德国汉堡，在慕尼黑求学，一开始从事企业经济学的

    研究生项目，但很快厌倦了。他喜欢数学，但他更感兴趣的是改善社

    会，而不是获得更多利润。数学模型的专横令他沮丧。“我在花哨的模

    型上投入大量时间，但对现实生活知之甚少。我们有宏观经济学和有关

    失业的课程，但我完全不了解失业。我跟教授说，也许我们应该研究一

    下失业的历史，他说没有模型就无法思考。”

    施万特考虑彻底放弃经济学，当读到理查德·莱亚德的一篇文章

    时，他的命运改变了。理查德·莱亚德是幸福经济学的先驱，施万特认

    为他的方法很有道理。读了理查德的文章后，施万特认为经济学把幸福

    留给其他学科研究简直太奇怪了。毕竟人们很少做出理性的选择，更不

    用说能提升他们幸福感的选择了。“我们很可能在做不利于自己的选

    择，”施万特说，“显露出来的偏好永远不会告诉你这一点。”

    如果人们的选择错误只是随机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事实显然

    不是这样。实验显示，人们的不理性不是随机的，而是存在系统性偏差

    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兼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及其同事杰克·尼奇(Jack Knetsch)、理查德·泰勒

    (Richard Thaler)在1990年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人们愿意出3美元

    买一个杯子，如果把杯子送给他们，几分钟后别人要出7美元才能从他

    们手里买到这个杯子，就好像他们占有这个杯子并增加了杯子的价值。

    人们厌恶失去自己拥有的东西，即使能得到新的更好的选择也一样。既

    然人们总是表现出“禀赋偏差”(endowment bias)，那么他们也会放

    弃通过向上交易来改善命运的机会，至少根据传统经济学家的定义是向

    上的。事实证明，人类被这种偏差困住了。

    2007年，施万特刚读博，他当时就开始疑惑：人们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期是否理性，而生活满意度是幸福感的核心。“对于人们的预期可能

    并不理性，我持开放的态度，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主题。”

    根据导师的建议，施万特开始钻研一项德国研究的数据，1991—

    2004年，这项研究追踪了同一组人近15年。除了追踪研究被试，还涉及

    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这样就可以进行跨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比较。

    最不寻常的是，这项研究不仅询问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而且让他们预

    期自己5年后的生活满意度。通过比较预期和后来的现实，施万特可以

    得知人们对未来满意度的预测是否准确。

    结果令他震惊，不只因为其中存在模式，而且因为它不仅同时适用

    于男性和女性，也同时适用于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在冷战期间，他们

    的人生经历非常不同)，还同时适用于个体和群体。即使在查看重要事

    件的数据时(比如对人们生活具有破坏性的经济衰退)，模式依然存

    在。正如他后来所写：“这种模式具有不受时间影响的稳定性，在群体

    内、个体内，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之间都能观察到。”这个模式非

    常显著(事实上，不用统计操纵，肉眼就能看出来)，以至于一开始施

    万特以为自己的编码有误，其实他没错。“我想，这一定很重要。”

    一开始，他知道这很重要，但并不确定，尽管他有大体的想法。他

    注意到了幸福曲线，因为无法解释，所以他特别感兴趣。但是有一段时

    间，他回归到比较主流的有关健康与幸福的经济学研究上。毕竟当时他

    没有得到足够多的鼓励。“这是我读博士期间的第一个项目。我记得自

    己把这项研究结果展示给一群宏观经济学家后，他们都嘲笑我。他们觉

    得我做这项研究很荒谬。他们问我，为什么会有人关心预期的生活满意

    度。”

    但有一位经济学家认为他的研究并不荒谬，他就是安德鲁·奥斯瓦

    尔德。他们在一次会议上结识，原本简短的早餐变成了两个小时的交

    谈。施万特回忆道：“他说：‘哇，这非常重要。’”于是施万特继续

    对期望和现实进行比较，并于2016年在《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Organization)上发表了《未实

    现的抱负可以解释幸福的U型曲线》(Unmet Aspirations as an

    Explanation for the Age V-Snape in Wellbeing)一文。

    下图4-1就是奥斯瓦尔德在施万特的论文中发现的，令他很兴奋。

    图4-1 不同年龄目前的生活满意度与预期的生活满意度

    来源：汉内斯·施万特

    这张图表明了什么？调查者让17～90岁的德国人给自己目前和未来

    的生活满意度打分，0分代表彻底不满，10分代表完全满意。三角形表

    示不同年龄的真实满意度。正方形表示他们5年后预期的生活满意度。

    三角形和正方形连成了两条曲线，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预期与现实了。

    例如，25岁的人预测他们30岁时的生活满意度大约为7.5分，但当他们

    真的到30岁时，他们的满意度只有7分。换句话说，他们的生活没有预

    期的那么幸福，也就是说，他们感到失望。当三角形组成的线比正方形

    组成的线低时，人们对自己的满意状态感到失望。当三角形组成的线比

    正方形组成的线高时，人们会感到惊喜。

    我们可以从图中可以发现，三角形组成的线(目前的生活满意度)

    呈U形(一直到老年，当被试生病和去世时，数据会变得稀疏、凌乱)。正如预期，曲线底部出现在50岁左右。这并不令人吃惊。

    我们还可以看出，年轻人普遍高估未来的生活满意度。他们犯了一

    个巨大的预测错误，这绝不是随机的。“这是很明显的错误。”施万特

    在文章中评论道。年轻人在20多岁时对未来的生活满意度平均会高估大

    约10%。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过度乐观会消失。或许因为他们过去经

    常感到失望，或许因为他们感到人生中大多数爱冒险、身体健康的岁月

    已经过去了，所以他们的期望降低了。期望没有降到0分，而是从7.5分

    降到了6.5分，尽管下降得很明显，但不是灾难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