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序 访问权力的“三岔口”

    前言 寻找政治英雄

    “抛开所有陈见”

    96小时

    ——对话松花江水危机中的哈尔滨市委书记杜

    宇新

    汶川的领导者

    ——对话汶川大地震中的汶川指挥张通荣

    一个明星城市的手术

    ——对话蓝藻危机中的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

    “足球扫黑”启示录

    ——对话原中国足协副主席、国家体委国际司

    司长魏纪中

    “有些人坏得很”

    分配权力的智慧

    ——原南方航空党组书记刘名启谈南航重组的

    3年

    “腐败是市场自找的平衡”

    ——对话证监会信任危机中的原证监会副主席

    高西庆

    米价的分寸

    ——对话粮价危机中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

    总经理包克辛“别把反水电当成时尚”

    ——原水电部副部长、三峡工程总指挥陆佑楣

    谈水电信任危机

    “有些人坏得很”

    ——原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谈亲历中国体育的

    数次危机

    “我还需要给谁作秀？”

    “我还需要给谁作秀？”

    ——对话陕西神木免费医疗风波中的神木县县

    委书记郭宝成

    地价和房价的秘密

    ——对话西安开发争议中的西安市副市长段先

    念

    解困金融危机

    ——对话金融危机中的杭州市市长蔡奇

    销售三亚

    ——三亚市副市长李柏青谈“国际旅游岛”升

    级和热钱危机

    后记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做官：13位中国官员应对危机之道朱文轶 著.—桂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633-9819-5

    Ⅰ.①做… Ⅱ.①朱… Ⅲ.①国家行政机关-公共关系学-研

    究-中国 Ⅳ.①D63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5349号

    总监制： 郑纳新

    组 稿：杨志友

    责任编辑：傅 捷

    装帧设计：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50mm×960mm 116

    印张：16.5 字数：150千字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序 访问权力的“三岔口”

    《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李鸿谷

    重读朱文轶的作品，是一个奇妙的体验。拉开时间之后，稿件里

    所呈现的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的关系——疑问、切入、提问、追

    问、纠缠、转折、递进……两个人面对面的智力追逐赛，精彩有趣。

    这些稿件在发表当际，我也看过，现在再看，有这种体验，不免

    意外。

    微观来看，新闻是个竞技场，它的功利性在于：横向会与其他媒

    体竞争，而纵向则与记者自己较劲。每个真正从事这份职业的当事

    人，这种压力自是无时不在。有趣的是，这份真实的压力及其担当，往往被内化，无可为外人所道。具体到《三联生活周刊》，所有的焦

    虑最终简化成两个方向的测量：其一，发稿量；其二，能否成为封面

    故事写作团队的“先发阵容”——依此标准，朱文轶的领先，自不待

    言。一年一年，他是否会让出采写稿件发稿量的“状元榜”，才是他

    的压力与大家的看点所在。

    领先者的苦恼在于，他会在更功利的结构里被评判：稿件有多大

    程度的拓展？有什么认知边界被重新确认？如此，苛刻才是日常。

    拉开距离，不再在竞技现场里重读这些稿件，意外之感，自会生

    发。去掉了“现场”的嘈杂，那些“拓展”与“边界”种种，反而能

    够相对公允地判断。意外缘此。

    你能不能敲开别人的门，这是判断记者好不好的标准。

    问题或者说挑战是：敲开门后，你能收获什么样的内容。新闻若

    有所谓方法论，所有需要面对与解决的问题，仅此而已。彼此坐下

    来，面对面地聊一聊，然后把所聊内容以“专访”的方式写成报道，其实是最具戏剧性的“敲开门”后的故事。如果我们以相对职业的方

    式来看这个最能表明记者收获什么的新闻体例，曾经甚为流行的那种

    咄咄逼人的套路越来越退潮——对这种提问策略，我个人一直认为是

    知识与能力匮乏下的知情权滥用；退潮之后，新鲜潮流则是商业企图

    下的另一极端：谄媚型。官员、商人、艺人的长篇专访，这种仰望的

    姿态，成形颇久。当然这同样也是一种知识与能力匮乏，只不过是权

    力滥用转换成权力变现。在这两套进攻策略之下，“敲开门”本身甚

    至就可疑，所谓的“真实”，当然不复存焉。

    我们有无可能在种种陷阱之下，另开新面。这本书所收集的作

    品，是朱文轶的答案——我们当然有可能另创格局。一座省会城市，因饮用水污染要全城停水4天，这个时候记者与城

    市最高官员坐下来聊一聊，能收获什么样的内容？一座县城，竟然可

    以为全县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记者与县城最高官员面对面，真正

    的好奇心又是什么？……这些事件的戏剧性，相信未来至少会成为那

    些城市地方志所不可或缺的材料。那么，处于当下时刻的记者，方法

    论与价值感何在？

    回到现场，是朱文轶所有访问的起点。

    现场并不天然存在。拥有最大量信息的当事人，他其实并不知道

    哪些信息是媒体与公众需要的。否则，新闻这一职业的合理性将被颠

    覆。而同时，作为旁观者的记者去到现场，他拥有的信息只是点点片

    断，从何种方向开始提问甚至都是难事。

    采访与被采访者，绝对的意义上看，有点类似《三岔口》——彼

    此虽然面对面，却是茫然。好，这个时刻记者提出了他的第一个问

    题，双方进入赛道……追逐赛开始了。最终我们会得到什么，其实由

    记者的第一个问题——由此所建立的沟通界面以及逻辑递进所决定。

    那么，像记者这样的旁观者——信息的开掘者而非信息的拥有人，真

    正诚实的态度是什么？一年一年地积累这份职业的经验，最终你会发

    现，那一段长长的对话，其实就是你与当事人共同地再次经历他所经

    历的一切。记者要做的甚至只是谦卑地进入对方的物理性与心理性事

    实。非此，所有的一切皆无出处。基本的“物理性”事实我们尚未充

    分获取，记者以及评论家的判断又从何而来呢？

    回到现场，是一种端正的新闻方法论。但仅凭此来概括朱文轶的

    努力，又将是轻看。

    最终被再现的那个现场，一定是记者趣味偏好的结果。如果说，在提问与追问过程中与当事人共同经历曾经是一场智力角逐，那么，再现现场则是记者逻辑性的重新构造——没有价值依托，所谓现场仍

    将支离破碎。朱文轶的偏好何在？那些对话所追索的现场，在再现过

    程中，他其实一直在寻找秩序与规则。这是朱文轶的特异所在。

    在中国这样一个时间压缩的现代化过程中，咄咄逼人冲突型的对

    话，是以采访者强烈的个人偏见为前提的。问题是：中国变化如此巨

    大，共识尚在形成之中，这个时候，记者本身所持有的那些标准，其

    实可疑。更常见的是，这种貌似强大的新闻采访，往往一步走偏，脚

    脚踏空。而谄媚型，在似乎尊重当事人话语权的幌子下，最终让渡的

    是这一行业最基本的客观性要求的责任担当，最终沦为机构的公共关

    系报道，在新闻市场上制造噪音。

    如此种种，我们当然需要足够的智慧寻找这一时代的报道策略。

    这个时代变动着的、正在形成的秩序与规则究竟是什么，或许正是一代记者正当的好奇所在，将它理解为使命也无不妥。朱文轶这些访谈

    作品所隐含的这一旨趣，虽未成熟，也实在应当被彰显。

    回到现场并在再现过程中寻找秩序与规则，其实是在中国这一特

    殊的时刻对共识与共同经验的寻找。对离奇事件高度感兴趣的新闻职

    业，平心而论，只不过是将个别人个别群体独特的经历，变成公众共

    同经验的过程。我们的思维再稍加扩大，知识不正是这样产生!从微

    观的新闻竞技场出发，我们能够抵达的目标之一，当在此。

    传奇故事是新闻产品争取被关注的基本手段。但不是偶然而是经

    常，讲故事的那个记者以及那份媒体，抑制不住的冲动使他更希望成

    为主角。这种越位，自然也是这个时代权利意识初萌的必然过程，只

    不过泡沫终将破灭。破灭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这份职业的光荣

    所凭借的利器是智力与智慧，而非争取主角的表演。

    那么，这个时候，这些包含智力因素与探索路向的文章汇集成

    书，我的理解，它是一个标杆，既记录了朱文轶职业的努力，也为这

    一行业提供了一个进展的刻度与未来方向的可能性。当然，对于读

    者，这是认识这个时代的材料来源；但对于同行，标杆是用来超越的

    啊!前言 寻找政治英雄

    一

    官员，一直处于被多重误读之中。这种误读来自于几个方面。一

    是我们的政治传统没有留给官员足够的表达空间，在这样的传统里，官员的自我是依附和藏匿于体制之下的。

    当人们对具体的执行者不满时，体制成了一个笼统而抽象的指责

    对象；而当人们对某项制度有所微辞时，却又找不到为其负责的

    人。“问责制”下的官员奖惩只是权力序列中的规则和秩序的体现，公共层面的评价对其影响甚微。某种意义上，公众对于官员的评价被

    体制包揽了。这样一来，政治失去了该有的个人色彩，执行者和制度

    往往被混为一谈了。

    二是过去多年来政治的隐秘和官员的低调，在两者和公众间制造

    了隔膜。媒体业的兴起和发达，增加了天平上信息获取方的力量，却

    并没有改变信息不对称的现实。相反，当媒体无法接触到核心信息源

    时，阴谋论成为弥补信息空隙的最好产品，它给信息的失真混乱添油

    加醋。此时，官员多半成为躲在舆论之后那个阴谋和想象的混合体。

    在近年的舆论事件里，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无论官员在事件中

    是作为还是不作为，也不管政府多么有力地表明立场，谣言在公共事

    件中仍层出不穷。

    这不仅是因为通讯手段的发达、信息扩散的便捷，更是因为社会

    心理的失衡、公共信用系统的崩溃，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对官僚

    系统的陌生感很轻易地唤起了人们对它的不信任，继而它又与人们对

    医疗系统、教育系统、司法系统的不信任奇妙地揉和在一起——公共

    机构在过去的形象里往往是互相推诿的，这成为人们巨大不安全感的

    来源。

    如何重建信任？我想这是制度建设的大课题，是公共社会再造的

    大课题，也是一个传播领域的大课题。

    二

    “你了解政府和官员吗？”公共治理权威戴维·奥斯本与彼德·

    普拉斯特里克在《摒弃官僚主义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中写

    道，“行政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管理问题。”经济和政治改革本身也造成官员角色的模糊。从上世纪80年代邓

    小平在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上说“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起，政府一直

    在努力根除冗员和效率低下的官僚主义旧疾。尽管许多职能部门至今

    多少还保留着王蒙1950年代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所描述的

    政府机关的官僚主义气息，但臃肿和低效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

    公众对于权力的新的警惕针对它的过度使用。在一个不完全“有

    限而有效的”政府中，政府承担了方向把握和领导作用发挥的大部分

    职能：它要确保经济增长，它要更有效地分配资源，它更要在一片荒

    原之上建立起提供充分自由的市场竞争规范。政府的确在学习变成一

    个服务性机构，而在过去的一系列改革中，它的宏观调控角色越是被

    强调和突出，它就越要依赖众多的微观手段来实现这些宏观目的。而

    这些微观手段的工具，往往是借助最传统的“权力”。

    政府瘦身和公共权力膨胀的结果，是官员个体权力的放大和权力

    边界的模糊。它在某些地方演变为一种“新官僚主义”。

    那么，官员作为和不作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一个出色官员的标

    准是什么？官员如何面对公众并表达自我？现有的新闻发布制度如何

    更好地完成信息的表达和沟通？这可能是政府机构改革需要更深入去

    触及的问题。更为透明化地公开官员的行为和决策思路，也许是通过

    公众力量去约束权力边界的渠道。

    官员是制度在执行层面的延伸。他们的行为可能是误解的制造

    者，也可能是误解和人们不安全感的消除者。

    三

    多年来，我的采访需要我经常和各个层级的官员打交道。在突发

    事件和城市报道里，我希望去寻找英雄，寻找每个城市的“朱利安尼

    市长”。通过他们，将体制运转、政策产生的机制分享于众。但这极

    为不易。

    2005年松花江水体因上游化工厂爆炸污染，造成400万人口的大城

    市哈尔滨面临全城停水危机。“停水公告”的发布过程和公众质疑哈

    尔滨政府隐瞒信息的真相是我要去寻找并揭开的。

    但在哈尔滨的采访中，官员们几乎从不谈论自己，他们很少向外

    界传递自己的个人化情绪。即使他们在彼时拥有常人难以想象的焦虑

    和紧张，他们也不愿意透露。一方面，他们需要通过无数的会议，来

    完成上情下达的政情发布，一方面，他们需要通过不断地表达来向市

    民们解释政府如何在做以及为何这样做的原因——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政府最大的公关员；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极力隐藏在组织程序的背

    后。

    有一本访谈录上说：“把世界扔进一个巨大的分液漏斗，静止时

    大致会分为三层，包括记者在内的大多数人身处体积最庞大的中层，大家一刻不停地做着布朗运动，构成火热的生活。记者是其中有可能

    突破上下界面而提供另两层图景的人，他们的突破能力，决定了受众

    可能获知的世界的丰富和复杂。”

    我希望去突破这层坚核。我希望去寻找政治英雄。既是为了直达

    事件内核，也是为了揭示事情全貌。由他们去讲述政治规则；由他们

    去刻画自己的对手，讲述权力中的阴暗面。这比任何外部的揣测和妄

    论要更有力量。

    只要是从业者都知道，官员采访是一切采访中最难突破的，而在

    官员采访中，要突破那些处于新闻事件之中的官员又是难上加难。他

    们要应对事件本身，还要应对媒体包围。我们的政治环境更讲究低头

    做事而不是抬头说话。那么如何建立起好的沟通界面呢？

    访谈是一个控制与反控制的游戏。而我想强调的是，这是智力上

    而非表面的冲突和针锋相对。在我看来，提问并非一种权力。当你把

    它看做一种权力时，你和你的被采访者就都成了主角，那种以刺激、挑衅为目的的提问，是有功利性的，它试图把观众的注意力从被采访

    者身上转向自己。提问是引诱，是倾听，是打听，却并非对抗。也许

    电视传播造就了这样的采访，但我想告诉受众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提问

    者，它首先是一个倾听者。

    愿读者能耐下心来读一读这本访谈录，它有助于清除疑惑，寻找

    答案。它们可能不像明星、导演访谈录那么轻松。请相信，它们中的

    大部分绝不轻松。

    朱文轶

    2010年2月26日于北京静安中心“抛开所有陈见”

    汤因比写的《历史研究》写来写去讲的也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历史上那么多民族，为什么硕果仅存的就那么一些呢？特别像我们民族，经实践检验，我们对困难矛盾的应对方式

    多数是行之有效的，这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城市的创造力所在，所以我们能延续下来，能发展下

    去。这也是这次危机给我们的启发。你要处理不好啊，人心惶惶，乱七八糟。处理得好呢，能

    把“危”变成“机”。96小时

    ——对话松花江水危机中的哈尔滨市委书记杜宇新

    ·导言·

    这是杜宇新和哈尔滨官员们的一个关键时刻。2005年11月26日，这个城市恢复供水的承诺已经进入最后计时。吉林石化工厂爆炸导致

    的松花江水体污染带给哈尔滨一场难以想象的大灾难。在经历96小

    时、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全城停水后，这座城市能回归常态，并澄

    清那些舆论的猜疑吗？

    这天晚上，哈尔滨市委书记杜宇新把在市委办公室召开的原定在

    晚上8点半结束的常委会议往后延迟了半个多小时。他说，危机还没有

    过去，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反思。

    这位50出头、从基层一步一步上来的官员倒更像一个学者。他说

    这座城市的每个官员都从这场危机里学到了东西。这个时候他更愿意

    跟你谈阿诺德·约瑟·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他说，一个城市和一

    个人一样，总是在不断地和困难作斗争中，变得聪明起来，变得成熟

    起来。

    杜宇新屡次提起中央“科学发展观”下的“企业责任”问题，他

    试图提醒我这样大的污染事故要反思的绝不只是一个城市。他对4天前

    在外人看来更惊心动魄、做出“全城停水决定”的时刻看起来倒有点

    轻描淡写了。他承认决策的压力非同小可，但和人民生命安全相比

    较，这些都是可以一笔带过的。

    几天前，杜宇新的很多心思还放在他所领导的这个地方的农村问

    题上，但几天后，他发现农村和城市的差异性在一场危机中显得那么

    微弱。

    “我来这个城市工作快两年了。”他说，“我长期做农村工作，对农村的事情也想得很多。我们总是强调最大限度消除对农民工的歧

    视，但只是一般的宣传，这次发现危机是个机会。哈尔滨这么多小锅

    炉房，靠谁去解决？相当一部分是靠农民的水车。我们南岗区的供热

    锅炉是458个，只有6个有自备水源，452个是依赖自来水，停水之后，南岗区组织了400辆农民的水车来回倒水补水……这个危机，融洽了各

    个群体之间的感情。”更多电子书访问www.j9p.om

    远没有完。”

    杜宇新连连说：“这个好，这个好。”接着又说，“但是故事还

    了。

    面 硝 基 苯 浓 度 仍 然 超 过 国 家 标 准 0.99 倍 。 这 比 预 计 的 时 间 点 还 提 前

    哈尔滨停水4天以来，水质第一次达标的报告。8个小时前，苏家屯断

    0.0005(毫克升)，硝基苯的含量<0.0144(毫克升)。”这是

    水 质 报 告 ： “11 月 26 日 ， 20:00 ， 松 花 江 哈 尔 滨 段 水 体 苯 的 含 量 < 天来又让他松了口气的消息。他的秘书给他送来了水质检查站最新的

    22:50，我们的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杜宇新显然得到了一个这些

    突如其来的灾难转“危”为“机”。

    的城市的机会。他坚信一个成熟而有力量的城市管理者完全有可能将

    工业项目。对他而言，这同样是一次重新认识这座自己已经主政两年

    去看看，这种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地产车是他主抓的一个

    这些天杜宇新会随时坐上他的“哈飞赛豹”到哈尔滨的各个地方·人物·

    杜宇新，现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时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2005年成功

    处理一起因松花江水污染导致的重大城市公共危机，拥有400万人口的大城市哈尔滨平稳度过

    全城停水的96小时。

    男，1953年12月生，黑龙江林口人，1969年9月参加工作，197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培训部研究生毕业。

    1971年8月至1973年9月，任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公安局刑警队刑警；

    1984年2月至1986年2月，任黑龙江省委农工部办公室副主任；

    1986年2月至1987年12月，任黑龙江省尚志县委副书记；

    1987年12月至1989年3月，任黑龙江省委农工部国企处、产业开发处处长；

    1989年3月至1991年3月，任黑龙江省农委综合处处长；

    1991年3月至1995年7月，任黑龙江省农委副主任；

    1995年7月至1999年11月，任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委书记(1994年9月至1997年1月在中央

    党校培训部研究生班学习)；

    1999年11月至2002年4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企业工委书记；

    2002年4月至2003年12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2003年12月至2005年1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

    2005年1月起，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2008年，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 ·对话·

    一场心理战

    朱文轶：我想对决策者来说，一场危机，开头和结尾是最艰难的

    时刻。开头，是关于全城停水4天决定的作出；结尾，是现在，你们要

    兑现给市民4天供水的承诺。

    杜宇新：今天晚上的常委会我们就是在商量这个问题。恢复供水

    比停止供水还难。恢复供水涉及怎么指导去做，防止出现问题。

    专家最近不断在给我们上课，我也长了知识：水源和水质是两个

    概念，严格来说，水源可以是不洁的，但饮用水的水质可以是完全清

    洁的，因为有一个加工处理净化的过程。但我们心理上不会这么认

    为，这种心理反应是正常的，所以第一个要消除群众的疑虑。我们组

    织了专家对群众进行讲解。我们制定了一个预案，建设部召集国内知

    名专家对预案进行了补充完善，这是代表了中国最高水平的水处理预

    案。实际上，我们哈尔滨用水的安全系数比原来还提高了。

    另一方面，一个庞大城市的供水管网当它停水4天之后，会产生锈

    蚀，滋生细菌。有可能从水厂出来的水很干净，但到老百姓家里，被

    二次污染。我们今天开会就商量这个，先建议大家，头一两天，先做

    生活用水，然后卫生部门检测，在哪个终端合格了，就在这个区域打

    出绿的信号。这也是挺复杂的事。

    朱文轶：这和开头恐怕是一样的，是场心理战。

    杜宇新：所以我深感我们缺少能够把握群众心理的专家。从心理

    学上说，在一个危急的时刻，各种各样的传言非常多。恢复供水这件

    事，怎么把握群众心理？你要过多地说刚供上水怕二次污染，建议大

    家不要直接饮用先做生活用水，大家肯定就想这水还没处理干净，不

    光今天不喝明天不喝后天他也不敢喝。你要不负责地说，喝吧，放

    心，这也是问题。

    现在遇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难题。我们省长承诺了他要喝第一口

    水，省长代表了政府，是给老百姓作出一种承诺。

    我们这难题就来了，第一口水省长要喝，但我们是要建议老百姓

    先缓一缓做生活用水，这还误导了？所以我们就商量，建议省长在自

    来水水厂出口处喝，因为经过水厂加工水是安全的，但从水厂要走五六个小时才能到终端，走各种管网，上到水箱，这个过程就形成二次

    污染了。怎么揣摩群众心理，这是非常关键的。

    朱文轶：我来哈尔滨之前，和这边一个官员聊过。他说这场危机

    一开始最头疼的就是几个东西夹杂在一起。地震的传言和停水的消息

    像风和火的关系。对决策者来说，这真不好处理。

    杜宇新：今年7月25日，大庆市发生了一起5.1级地震。一般地震

    发生后，会不论大小连着发生。这个地震出现以后省市都加强了对地

    震的宣传和普及。

    有这么个背景在这里垫着呢，你政府又无端地宣布了一个管网停

    水检修。一些市民想到了污染，另一些人就说地震真要来了，水都停

    了。很多人往外跑，躲出去了，都是以为地震要来了。

    怎么消除这个信息？怎么把握这个心理？两次新闻发言人出来讲

    话，市地震局长出来讲话，发现都不行，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因

    为这种专业性的语言堵不死流言和恐慌。说什么直下型地震，可感地

    震，5级左右的，哈尔滨不会发生，周边发生的可能性很小，或者说破

    坏性地震的可能性很小。这么一说，老百姓当然要想，可能性小但还

    是有啊。它堵不死。从地震学上讲，5级上下有个区别，就是可感和无

    感，实际上我们黑龙江省每年有500次左右地震，都是无感地震。后来

    我们就商量，省里面也发函，转换成了老百姓易懂的语言，就是

    说“不会有地震，没有地震”。地震局长又在网上做了一次网上访

    谈，这才消除了。在面对公共危机时对这些心理的把握咱们特别欠

    缺。

    朱文轶：为什么一开始公布的停水原因要说成是“管网检

    修”呢？为什么不说实情？这不是会加重政府正面临的危机本身吗？

    这样一来，不只是水危机了，还有信任危机。

    杜宇新：我们面对一个棘手的现实：一是哈尔滨这么大一个城市

    停水，非同小可，这不是一件小事，一定要有周密的方案、严谨的措

    施，既要有时间准备，又要迅速告知公众，这本身就是个矛盾。更重

    要的是，“松花江污染”是一起跨省跨流域的事故，它的信息发布权

    并不在哈尔滨市手中，我们必须请示国务院。

    那在得到国务院正式批务前，我们怎么办？说还是不说？当然要

    说。那么，怎么说？这才有了先发布预警公告。这是以管网检修为由

    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我们也在通过另一渠道告知市民，水源有可能

    被污染，动员他们尽可能地准备储水。“一个老实厚道人遇到绑匪，你让他

    面不改色心不跳，这合乎常理吗？”

    朱文轶：在这样的信息发布背景下，恐慌似乎不可避免。作为一

    把手，你怎么看群众的这种恐慌？

    杜宇新：几百万人面对这样突发性的公共危机，一部分人心理恐

    慌，一时波动，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就像一个老实厚道人遇到

    绑匪，你让他面不改色心不跳，这合乎常理吗？这不正常啊。

    关于抢购、物价上涨的问题，就是21日。22日早晨各地支援的水

    已经进来了。政府调的水也源源不断地进来了。事情很快就平息了。政府启动封闭水源，广泛建立水点，组织容器，一天左右就把居民生活用水问题解决

    了。

    朱文轶：你的体会是什么？

    杜宇新：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信息必须真实及时地发布。这

    个是瞒不住的，跑出一丝风声，别人就会追着问。这300多万人，水要

    流进来那不就坏了吗？老百姓喝进去了，就算是没危险，你都说不清

    楚了。我们要赢得时间，争取主动。

    朱文轶：老百姓需要政府引导。理性恐慌和非理性恐慌又是两码

    事。

    杜宇新：公共危机通常分为三个比较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预警

    阶段，这一段的问题显然是恐慌波动传言。我是21日下午下的飞机，到省委跟书记谈个工作，回到我自己的办公室已经下午5点多钟了。

    晚上我们开常委会，我就草拟了一个通知，强调得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尽快把群众的情绪稳定下来，大家冷静地对待这件事。同时开始

    组织调水，启动封闭水源，广泛建立供水点，组织容器，一天左右把

    这解决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

    第二阶段我们主要是在强调人畜不接触污染水源，城市里的关

    了，还有一些捕鱼的、沿江放牲口的，都要考虑到。另外就是基本生

    活用水的保证，城市正常生活生产秩序的维持。这里面我们突出强调

    关注两个重点：重点人群和重点部门，人群就是鳏寡孤独弱势群体，部门就是被供热单位、供热企业、学校、医院、幼儿园。

    第三阶段就是危机过后的善后处理。灾害的评估相当复杂，主污

    染源流经我们城市要40个小时，方方面面的影响会怎么样是还要研究

    的事情。

    另外对老百姓的恐慌不应该过多指责。政府已经告之停水了，其

    中的应有之义就是大家抓紧储备。

    “要抛开所有陈见。”

    朱文轶：停水4天，对一个大城市来说压力太大了。决策的时候有

    没有过困惑和犹豫？当时怎么权衡一个城市能够承受的成本？

    杜宇新(想了很久)：我当时在广州出差，接着这个电话，我的

    第一个反应是一定要确保人民健康，坚决防止污染水源流入城市供水

    管网。要把真实的情况披露出来。政府系统的公信力在当时的确受到

    了很大压力。但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困惑。决策并没有计算太多，有些想到

    了，有些没有想得那么充分。损失当然很大。现在停产的企业一直在

    增多，好在停水快结束了。当然所有和生命线相关的重点企业，比如

    供暖，没有任何中断。

    我的切身感受是面对这种重大的污染事故，应该及时充分地去发

    布信息。你要抛开所有陈见。这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些最根本

    的东西，我们一直讲执政为民，讲以人为本，就是要落到这上面嘛。

    我们做得还不够，总是怕被老百姓知道了，制造负面影响，或者说自

    己处理了，就过去了。

    朱文轶：关于什么时候切断进水口，好像当时还有两个选择，是

    在污染团到达哈尔滨之前4小时，还是提前8小时。最后怎么选择的？

    这个决策的依据是什么？

    杜宇新：我们一直在不断调整。事后证明5个小时的提前量是比较

    合适的，4个小时的风险设立是趋于冒险的。那两天我们在不断地要求

    上游加大放流量，事实上，前面加大过，后期又减下来一些，这个流

    量来自松花江两个主上游的水，这个水流速多大不好推测，污染带到

    底多长也不好推测。我们最后决策是4个小时，还是考虑让它稳妥一

    些。

    既要让群众多哪怕一个小时的时间储水，又要充分保证安全。当

    时也有人提出是一两个小时，再多留点时间让大家多储一点水。最后

    临时调整为11月23日23点。第一次检出硝基苯超标是24日凌晨3点。这

    就万无一失了。就怕出现问题。

    朱文轶：看起来决策是依据科学监测在随时调整的，充分做到决

    策效益的最大化，这应该也是危机的经验之一。我在哈尔滨采访，很

    受感动的是，我在这座危机中的城市里感受到的集体主义精神。这在

    塑造着这个城市的性格。

    杜宇新：我们好多同志，像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史文清同

    志，真是三天三夜没睡觉啊，一直在指挥部负责整体工作。

    我们国家这种政治资源优势，党的系统，党组织的作用，确实非

    常重要。头一天饮用水断档，第二天，牡丹江市长晚上接到通知，把

    牡丹江市好多商店的水从柜台上撤下来，副市长押着车一夜没睡觉送

    到了我这儿。绥化是我们省唯一一个大农区，比较困难，省里面安排

    他们6个贫困县和我们6个城区挂钩，这回出了事以后，绥化市的市长

    带着下面10个县的县长过来给我们送水。这都是互相的，不是单向

    的。我在香坊看到这样一个送水点。哈啤是取地下水生产啤酒的，他

    们主动地拉出一根管子，接上自来水龙头，老百姓在那里免费地接

    水。我在现场看到一个美联社记者，跟他唠了几句，走的时候我和他

    说，这个企业是你们美国的独资企业，这个时候证明了你们是个负责

    任的企业。今天我们喝你们的水，明天更多地喝你们的啤酒。

    “打击到什么力度，什么火候，这里面大有学问。”

    朱文轶：我们可能也是在SARS公共危机之中充分认识和领略到了

    这个国家的动员能力。事实证明，一个高速发展的城市越来越容易被

    各种不可预期的危机打断发展进程。

    杜宇新：一个城市和一个人一样，他总是在不断地和困难作斗争

    中，聪明起来，成熟起来。作为一个人也好，一个地方也好，一个国

    家也好，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危机。

    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差别在于应对方式的不同。有的就不断地走

    向衰败，一蹶不振，有的就变得成熟起来，变得更有韧性。汤因比写

    的《历史研究》写来写去讲的也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历史上那么

    多民族，为什么硕果仅存的就那么一些呢？特别像我们民族，经实践

    检验，我们对困难矛盾的应对方式多数是行之有效的，这也是一个民

    族一个城市的创造力所在，所以我们能延续下来，能发展下去。这也

    是这次危机给我们的启发。你要处理不好啊，人心惶惶，乱七八糟。

    处理得好呢，能把“危”变成“机”。

    朱文轶：你认为，哈尔滨在历次危机处理中已经承袭下来的经验

    有哪些？

    杜宇新：的确，历次危机证明了我们好多东西是行之有效的，是

    管用的。这次哈尔滨政府的危机应对，总体上我自认为至少是在及格

    以上。比如我们这个组织系统、指挥系统。特别是社区。SARS的时候

    其实已经感觉到了，这次更加明显。社区在这样的公共危机期间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从广州回来之后，去一个社区，老百姓说，一

    直到后半夜都有社区干部来告诉我们要停水要节水，都是一户一户地

    宣传。你大门贴告示，还有不认字的呢？还有活性炭的储备，原来从

    来没用过也没有储备，是临时现调的。

    刚才晚上开常委会，我也提到这个事。我说从现在开始，各个方

    面对这场公共危机要进行反思。这是一个坏事引出的一个积极结果。

    这场危机对我们全市来说是真刀真枪的应急实战演练，在这个演练过程中，对我们的队伍、干部的素质、指挥系统，对我们的所有应急方

    案，都是一次实战演练。你平时怎么能组织这样的演练啊？

    我们有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或者至少说在这样的特定时期是有价

    值的。

    朱文轶：这一次水危机，你们创造性的地方，或者说，新的经验

    有哪些？

    杜宇新：我们也强调打击哄抬物价。这是一般的说法。但打击到

    什么力度，什么火候，这里面大有学问。

    我这次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市场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们现

    在是搞市场经济。前4天整个城市组织进来12000吨饮用水，这里面政

    府组织的只有2000吨，10000吨都是民间的。我到市场上看，头一天，水一涨价，商贩们就告诉他们的供货商朋友，所有水都往这儿汇，第

    二天早晨街上就摆满了饮用水。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看得见的

    民间的力量来自何方呢？主要是来自利益驱动。当然有危机时候的道

    德因素，但主要是利益。

    哈尔滨市停止工业和民用水供应后，某超市内，市民抢购饮用水。再假设一下，我们要是把物价砍得死死的，这水原来1块钱，到很

    稀缺的程度时，你还让他1块钱，这个时候风险要大得多，那谁还往里

    进水？不会进了。那这10000吨水你上哪里去找？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涨

    价，水组织进来了。所以说，危机之后，这些一定要研究，要研究控

    制在什么样的度上。比方说，特殊时期，涨10%、20%、30%行不

    行，如何让老百姓接受得了，又符合市场的供需规律？这就等于让市

    场这只手的力量帮着政府去解决困难。

    这个时候真正应该打击的是制假、造假、坑蒙拐骗，是这些。

    还有就是，信息怎么快速地传到老百姓那里？因为科学监测的变

    化，我们两次放闸。第一次说停水停到零点，第二天说又启动了。你

    怎么让老百姓快速知道？那天我正陪着我们省委书记在哈药一厂检查

    工作，预测说是最早今天晚上到，书记同意赶快恢复一下，恢复到12

    点。这个时候你怎么告诉大家，报纸也没印出来，大家也不是随时在

    看电视。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一个办法，提前把这个启动了：短信

    群发。这可管用了。后来每个小时水质的检测数据，我们也通过这种

    方式，随时发送到群众手里。这都是这次积累的经验。

    朱文轶：你好像在停水的当天还碰上一个紧急的事情，是禽流感

    疫苗的生产问题吧？

    杜宇新：对。哈尔滨一个哈药生物一厂、一个“哈兽研”，占到

    全国禽流感疫苗市场的60%。他们的科研和疫苗实验按分钟排。

    22日早晨，农业部主管禽流感防治的常务副部长从家里给我打电

    话，说疫苗的事情，我说：“咱俩想一块去了，正好今天下午，我就

    想上那去。”疫苗是生物制品，要用自来水生产，要培植基，水要一

    断，疫苗一停，那就是十几天二十几天的中断，得重新开始啊。我们

    临时决策，第一眼井就是给禽流感疫苗研制打的，按国家有关法规自

    来水区域是不准打井的。这完全是破例，紧急特批的打井，头一天下

    午4点钟开钻，第二天早上5点钟出水，13个小时，一小时出水50吨，一天用水400吨。这里为我们国家禽流感防治提供科技支撑，疫苗供

    应、最终的检测都在这里。这个地方水断了对全局都有影响。再有困

    难这个不能出问题。

    “有些事，关上门各过各的日子，这需要有人协调啊。”

    朱文轶：对一个市来说，行政管辖上，上面有省，从流域来看，还有上下游邻近城市。这也许是这场危机更复杂的一面。你们怎么把处理危机的经验告诉你的下游，让他们尽量减少损失？

    杜宇新：在我们省基本上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下面一个城市佳

    木斯，它用地下水，不用松花江水，沿江用松花江水的，只有一个依

    兰县的达连和镇，6000人，我们一直有人在那里，今天晚上有个市委

    副书记副市长又去了那里。现在我们全市回过头要全力支援这个地

    方，把他们保障好。

    和俄罗斯的关系，我们按照中央要求在积极地处理。我昨天就告

    诉我们的外办，只要是我们公开发表的信息，马上在第一时间传到俄

    罗斯去。

    朱文轶：那和上游的关系呢？怎么处理？

    杜宇新：这种跨流域的江河治理，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指挥

    系统。你看我们和上游吉林两个省，是好兄弟，东北一家人。但是有

    些事，关上门各过各的日子，这需要有人协调啊。你注意到，网上23

    日发表22日的消息说，吉林省发现事故以后，怎么堵住污染，怎么教

    育群众不饮用水，怎么加大小丰满水库的放流，到22日为止，整个吉

    林境内检测，全部低于国家标准。但是问题就送到我们下游的城市

    了。

    而上游是怎么防患的，他们有什么样的经验，遇到了什么问题，应该提早传递给我们，但是因为行政区划的阻隔，没有及时做到这一

    点。这是很遗憾的。这中间，我是通过我的秘书，让他找他松源的一

    个同学，打电话问了问那边是什么情况，但那都是支离破碎的，能说

    到哪儿呢？要是完整的信息完全公开化了，就好多了。这是很值得我

    们思考的。在一个大的流域里面，这种经验怎么在上下游之间快速地

    传递，怎么共享，也包括教训怎么共享，你得了教训，我就要避免，这应该有个系统来协调。

    朱文轶：这样跨流域的危机，需要有一个更大的机制来协调种种

    关系。这不是哈尔滨一个城市的问题了。

    杜宇新：出了这样的污染事故，信息在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种走

    向，这是值得总结的，它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另外，这里面牵涉到

    利益主体。你看，中石油是个中央企业，它在地方，它出了事怎么

    办？地方应该怎么办？地方又有地方的考虑。上面加不加大放水量，整个流域又有一个“松辽委”。丰满电站是国家一个电力公司控制

    的。到我这儿，又是一个行政主体。这种跨流域的大范围内发生影响

    的公共危机出现时，什么样的机制最有效率，最能把大家整合起来，这也是我们要反思的。

    朱文轶：在这次危机的后期，这些东西慢慢撸顺了。

    杜宇新：是。但是也不能保证，以后遇到类似事情就一通百通

    了。要不断反思，然后调整完善。

    朱文轶：危机的另一面看来是，我们国家越来越大的企业应该开

    始更多地思考它和地方、和生活在它周边的老百姓的关系了。

    杜宇新：国内外的经验也是这样，一些特定的行业，事故所造成

    的污染，比事故本身所造成的直接损失要大得多。中石油是国家大企

    业，去年赢利1500多亿的一个纳税大户，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

    要求，这么大的赢利，应该把安全生产做得更好。怎么强调企业的社

    会责任？

    你要是按照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去研究这个问题，我实际上是中

    石油的利益相关者啊。现在的企业理论已经不是“人”的概念，而

    是“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我和你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你治理不好

    排污，不做好安全生产造成了污染，我要给你分担成本。企业一定要

    负起社会责任。企业在任何一个社区都要做一个好成员。负责任的企

    业也是聪明的企业。

    朱文轶：过分信任松花江，水源单一，是不是哈尔滨这回的一个

    大教训？

    杜宇新：是啊。一个这么大的城市，主体是一个水源一套系统，风险太大呀。我们国家以我们的国力，一个城市搞两套系统，一套备

    用系统，也是不现实的。这提示我们怎么样去合理分配水源，化解风

    险。比方说，一个城市有两三个水源支撑，风险就小多了。这次我们

    之所以没有造成大的惊慌，是因为有地下水32万吨。整个是918眼地下

    水井，有些封了有些还在用，这一应急把它们都用上了。现在又打出

    了154眼井。

    我们正在建一个磨盘山水库，明年就可以使用了，又安全水质又

    好。一期就可以上到45万吨。整个城市用水100万吨。有了这个备用水

    源就安全多了。·新闻背景·

    让人民知情

    ——松花江水危机的政治传播管道

    从11月13日吉林石化爆炸，到哈尔滨这个大城市陷入全城停水危

    机，到11月22日停水危机原因被政府公开，这9天时间里，到底发生了

    什么？哈尔滨政府对公众涉嫌瞒报了吗？

    对哈尔滨的所有官员来说，2005年11月21日，远远不是那么简

    单。

    这一天，哈尔滨市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史文清开了大大小小

    10次会议。他说：“所有决策都是21日这一个白天、一个晚上做出来

    的。”21日史文清和“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像

    一个大型机器的轴承，将这些方案，传送到哈尔滨这台“庞大机

    器”的每一个环节——它们将在未来96个小时里最大限度地发挥作

    用。

    “我是21号早上接到副市长、分管环保方面工作的王世华电话，他说有个情况汇报，8点钟在2402房间交流一下。我听了几句，觉得情

    况很严峻，当时让工作处通知政府各部门负责人8点半召开紧急会议，先是小范围会议，后来扩大到各区区长。科技局有关负责人和专家也

    来了。我让他们描述一下苯和硝基苯对人体的危害，另外，技术上面

    能不能解决。他们说，根据国内目前专家的研究，活性炭可以对苯和

    硝基苯对水体的污染进行清除，除此之外好像没有其他更好的办

    法。”史文清说。

    11月13日吉林石化爆炸后，吉林石化有关人士称，爆炸后有害物

    质变成水和空气释放了。14日，吉林市一名副市长表示爆炸对水体无

    污染。没有人过多地强调水，也没有人把注意力放到这条占全国流域

    总面积二十分之一、东北地区最大的河流上来。松花江是黑龙江在中国境内的最大支流，由大小数十条河流汇合而成。

    直到11月21日，史文清得到“松花江水被污染”的消息时，哈尔

    滨市市委书记杜宇新还在广州出差，哈尔滨市市长石忠信还在呼兰县

    陪同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己考察那里的禽流感问题。对于这条消息，他

    们仍然一无所知。史文清很清楚问题的严重性。不管那个污染团是什

    么样的东西，它已经随着江水往下游整整流了一个星期。

    金融学博士出身的史文清问了一下在场专家当时松花江水的流

    速。他说，他1998年5月到哈尔滨，没多久就碰上了那年的大洪水，当

    时负责道里区这一块。如果完全依据当年洪水流动的经验，水在这个

    流域的运行时间是8天。算上冬季枯水期流速稍慢的因素，有可能往后

    推迟一些。科技局有关专家的意见是12天。但史文清宁愿更保

    守。“如果不及时关闭市供水管网的进水口，整个市政供水管网被污

    染之后就后患无穷了。”无论如何，他知道，这个城市并没有太多可

    支配的等待时间。“非常紧迫了。”史文清说。

    史文清说，我让王世华把情况汇报给石忠信市长，再由石市长汇

    报给张左己省长。省长回答得非常坚决：市民有知情权，我们要对人

    民负责，对他们说实话。同时史文清给在广州出差的市委书记杜宇新打电话，把省环保局

    关于污染的初步调查情况向他做了汇报。杜宇新在电话里给了最直接

    的指示：“要把真实情况告诉群众，要沉着、科学、有序地依靠群众

    来战胜危机。”

    张左己和杜宇新在第一时间返回哈尔滨，进入应对危机的领导工

    作。

    污水团从吉林市出发，途经吉林松源市、黑龙江肇源市，到哈尔

    滨的整个流程是700多公里。中间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意外。一名地震

    局官员告诉记者，11月22日，有人向他报告说肇源市发生地震了，他

    调查后发现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上游的污水团在这一天流经了肇

    源。“两种传言交织在了一起。”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城市偏偏还

    碰上了地震的传言。

    如果时间允许，专家们有更精确的方法测算出污染团到达哈尔滨

    市的时间。但在这之前，黑龙江省的官员和哈尔滨市委市政府的官员

    必须先做出决策。况且，哈尔滨市委官员王幼平说，专家们这个时候

    也要面对这个季节的种种不确定性。比如，松花江面会不会结冰？结

    冰之后对流速的影响有多大？上游的小丰满水库一会儿加大放水量一

    会儿减少放水量的影响有多大？这些都可能造成科学人员检测的不准

    确。

    决策者们对此极为谨慎。污染团可能到达哈尔滨境内的时间最终

    被相对保守地确定在11月22日晚上。史文清同样根据他当年判断洪水

    前峰流过时间的经验判断出污水团前峰流出哈尔滨市大概需要4天。这

    意味着，在这个时间之前，这座城市赖以维持生活和生产的水源即将

    被中断，并要持续至少4天时间；这还意味着，21日到22日，这一天的

    时间，哈尔滨要应付平常几天甚至几十天的事情：要尽可能地储备水

    源应付危机；要充分地调配饮用水和各种物资；要保障重点人群、城

    市弱势群体的生活；要准备用接下来的4天展开科研解决污染恢复供

    水；更重要的是要让城市和人民克服恐慌，稳定社会秩序。

    而所有这些之前，哈尔滨市官员们要先解决的是：如何让市民知

    道污染情况并提醒他们抓紧时间储备水源？

    这显然是一个具体而复杂的“技术问题”：“松花江污染”是一

    件跨省跨流域的事故，它的信息发布权并不在哈尔滨市手中。他们必

    须请示国务院。但这又需要时间。

    “21日上午，我们还请示了副省长栗战书，他说，这么大一个城

    市停水，非同小可，这不是一件小事，一定要有周密的方案严谨的措

    施，确保饮用水安全，确保市场供应。我马上把指示报告给省长张左

    己同志，他说，我倾向于还是把实情告诉市民，这样政府更主动。”在得到国务院正式批示前，史文清说，21日上午，我们做出决

    定，向市民发出预警公告。第一份停水公告由电视台向市民发

    布：“为保证市区单位和居民生产、生活用水安全，市人民政府决定

    对市区市政供水管网设施进行全面检修并临时停止供水。停水时间自

    22日中午12时起，时间为4天(恢复供水时间另行公告)。”另外，对

    下则层层发布公告，告知市民，水源有可能被污染，动员他们尽可能

    准备储水。

    事实上，关于这场危机启动的消息通过公开的和内部的两个渠道

    发布给哈尔滨近400万市民了。

    21日晚上，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己向国务院写了紧急请示。那天哈

    尔滨日报和省报都是半夜两三点还压着，不发当地报纸。所有人，宣

    传部门负责人和电视台报纸的负责人，都在哈尔滨市政府12楼会议室

    等着这个指示。

    22日凌晨1点20分，史文清接到省长秘书的电话，被告之，国务院

    已经指示，让去取文。张左己嘱咐按国务院口径向外发布公告。“国

    务院批示说同时要做好市民工作，一定要把实情告诉老百姓，特别要

    做好弱势群体的工作，要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

    史文清说，“22日凌晨2点37分，从我手里签出了第二份公告”，口径确定为“可能对松花江水体造成污染”。第二个公告在第一时间

    发出去了。汶川的领导者

    ——对话汶川大地震中的汶川指挥张通荣

    ·导言·

    “好。”

    张通荣坐在灯光微暗的帐篷里，被晃动的身影笼罩。周围挤满了

    人。传真机反复作响的声音是这里最单调的背景，却隐含着最复杂的

    信息。灾难死亡人数的统计和更新报告，每天由基层乡镇传至这里，再逐级上报——这里是传播通道上的第一个信息基站。

    这是张通荣听到我的采访要求后给出的答案，他没有本能地推

    辞。他有很多理由拒绝在这个时候向别人解释他的工作。他第二天一

    早要去查看县城所有物资的调入和调出，县城的进出通道尚未完全打

    开，物资分配仍处于战时状态，权力需要集中于一个人的手中。连续

    工作120小时后，汇报工作和请求援助的下级干部仍然络绎不绝。

    事实上，这中间很多是老百姓。政治层级体系的日常程序已经不

    复存在，那些从灾难里幸存的乡民，有的徒步走了几十公里，他们想

    打听亲人音讯，指挥部是能想到的最直接的询问点。他们不会遇到任

    何阻拦。这里没有卫兵，没有前台，这个不足30平方米的地方本身就

    是抗震指挥的“值班室”。

    汶川大地震后第五天，5月17日，晚上9点半，汶川县城，汶川抗

    震总指挥部。

    他37岁，看上去比这个年龄要更老些，面容消瘦。他衣着有些零

    乱，脚下是一双深蓝的老式帆布鞋，上面沾满泥土，像一个刚从地里

    收工的老农。大概从那一天起，他和他的同僚们都没有时间去好好收

    拾下自己了。5月12日14时28分，作为汶川全县群众的一员从摇摇欲坠

    的大楼里跑到大街上，他的第一反应和所有人一样惊慌失措。不同的

    是，他要迅速从恐慌里走出来，他要克服本能，他必须把自己从“大

    多数”里摘出来。大地震发生时汶川县县长廖敏在卧龙县出差，在通

    讯全无、与世隔绝的两天中，张通荣临危受命，担任汶川县抗震指挥

    部总指挥。

    和这个10万人口县城的所有人一样，5月12日以前，这名藏族干部

    在一条体制预设的轨道上。他是一个分管农业和人事口的副县长，汶

    川县是阿坝州的工业重镇，他年轻时候在农校学习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派不上太大用场。因为交通便捷，汶川是“成德绵经济区”快速发

    展的受益者，张通荣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汶川的招商引资上。他努力、务实，是一些兢兢业业的基层干部的代表，不过，他们的注意力这些

    年里越来越被经济数据牵引，他们在向商人社会学习，如何用资金撬

    动资金，为“政府公司”创造更大收益。

    现在，张通荣要从这些熟悉的日常思路中走出来，甚至要彻底忘

    掉它们。他要更全面地行使职权，首先他要更深入地理解它——在一

    场巨大危机中，“权力”别有深意：他要直接面对的不再是上下级官

    员，投资商，而是他的群众。5月12日，在失去外部所有声音的时候，10万在巨大灾难中迷失的人期望听到领导者的声音。他要成为更坚硬

    的领导者。在最短的时间内，他要与外界建立联系，他要把断裂的修

    复，把摧毁的重建，把一切拉回到原有的秩序上来。这是张通荣个人

    的一次重塑，也是这个小县城领导力的一次重塑。·人物·

    张通荣，“5·12”地震时任汶川县常务副县长、抗震指挥部总指挥，因为以极少伤亡率

    带领汶川成功度过震灾，并领导灾后重建，被誉为“汶川的‘朱利安尼’”。

    男，藏族，四川金川人，生于1970年12月，1991年7月参加工作，1991年6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在职大学学历，现任汶川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

    1987年9月至1991年7月，在州农校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1991年7月至1994年5月，任马尔康县委政研室办事员；

    1994年5月至1995年5月，任马尔康县沙尔宗乡政府乡长助理；

    1995年5月至1997年10月，任马尔康县委政研室副主任兼体改办副主任；

    1997年10月至1998年10月，任马尔康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1998年10月至2001年6月，任马尔康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2001年6月至2002年11月，任马尔康县委办公室主任；

    2002年11月至2006年10月，任汶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2006年10月至2008年12月，任汶川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2008年12月至2009年6月，任汶川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

    2009年6月至2010年1月，任汶川县委副书记；

    2010年1月至今，任汶川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对话：地震·

    自建“决策系统”

    朱文轶：5月12日下午2点28分，你当时在哪？

    张通荣：我正在政府大楼里办公，感觉到整个房子的摆动相当

    大，知道地震不小，不过这里本身就是在地震带上，我没想到灾情会

    有这么严重。县委书记王斌在财政局，我们同时跑到了外面的十字路

    口。当时，看到县城里几乎所有人都从屋子里往外跑，全部涌到街上

    来了。

    朱文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张通荣：情况很乱。我们的第一反应是紧急调动部队，避免这种

    混乱制造更大的灾难。县里能支配的部队有三股，消防大队、森林警

    察、汶川武警县中队，但人手很少，总共也就50多人。想打电话通

    知，一试，通讯已经联系不上了。当时也没法跟上级汇报这些情况，我让我的驾驶员跑到汶川县城北面的燕门，去通知三队人马，让部队

    迅速集结。

    朱文轶：那些蜂拥上街的群众呢？怎么疏散？

    张通荣：我心里也一直在盘算，就是如何疏散群众，什么地方最

    安全。汶川是个狭长的山谷地形，建筑物的密度大，空旷区域有限，我跟王斌商量，地点选在汶川县城的东边，离城里大概一两公里，一

    个叫姜维城的地方，那里地势高，更重要的是后山坡上有一个很大的

    平台。集结完的部队在半小时内帮助将近20000多名群众大规模疏散到

    了山上，因为混乱和人手问题，可能当时在县城还滞留了10000人左

    右。另外，汶川有13个乡镇，我们想在最快时间内知道那些地方的震

    情，就派了13个工作组小队，分别步行去这些地方了解情况，但所有

    人只走到棉篪镇就都严重受阻，又返回了。

    我当时最想了解的是，到底情况有多严重？我希望得到一个根据

    外部形势做出的清楚指示：接下来，怎么办？

    朱文轶：但没人能告诉你。

    张通荣：我们试过跟外面联系，整个汶川有两台卫星电话，林业

    局有一台、森林警察局有一台，两台都试了，不知道是地震原因，还是山区阻隔，一天内，我们不停打，都没打通。我们意识到，汶川跟

    外界完全中断联系了。

    朱文轶：这时候就要自建“决策系统”。

    张通荣：对。我们要自寻出路啊。当时汶川县县长廖敏在卧龙出

    差，我们跟上级领导又一直无法沟通。我和王斌决定由县政府四套班

    子组成临时指挥中心，我任指挥。指挥部选在县城中心唯一一个有空

    旷土地的“迎宾馆”，整个指挥部在5月12日这天只有20多人。

    后来这个临时指挥部逐渐形成了包括学校抢险救援、医疗救护防

    疫、道路抢险、通讯水电抢险、赴乡镇抢险救援、后勤保障、维护稳

    定、宣传信息在内的8个工作组的结构。

    “我们当时是打算苦撑20天的”

    朱文轶：你第一时间做出了哪些决策？

    张通荣：这一个小时里的所有工作几乎是在地震中进行的，大的

    余震经常时隔不到一分钟就来一次，最短的，我感觉也就几秒时间。

    大部分汶川人都在山上了，城里的房子空了，我和王斌很着急，一想

    不对啊，要是再这样震下去，这些房屋全部倒塌了，我们县城就什么

    后备物资都没有了。另外，余震平息，如果群众反应过来，滞留县城

    的人和山上的人很可能会去抢囤食品、水源，在这样的危急关头，我

    们政府就一点调控能力都没有了。

    这样，我做出了最重要的一个应急命令，在下午3点10分，下令对

    县城里所有物资全部进行管制，由政府调用，大的超市、油库以及液

    化气站，全部由部队实行军管。

    朱文轶：当时汶川县的物资储备异常紧张吗？

    张通荣：汶川是山区，情况比较特殊，本身受空间限制，仓储能

    力就很有限。另外，我们离都江堰很近，交通也便利，物资的调用就

    比较方便，这也让我们没有过多的物资存量。

    朱文轶：水、粮有多少存量？够用几天？你心里有数吗？

    张通荣：我当时计算了一下，整个汶川原粮储备这一块比较多，有两三百万斤，不过原粮是不能吃的，这一大块在这个时候没有用；

    老百姓手里储存着大约10万斤粮食，政府粮站可以支配的大米也在10

    万斤左右，这加起来20万斤也就够整个汶川吃两到三天的。要尽可能不浪费一点民间库存，我们必须跟死亡抢时间，到废墟

    里把能找到的有用的东西都给抢出来。余震随时在发生，这样做是很

    有风险的，抢物资的士兵随时面临着房屋坍塌。但这没办法，这是死

    命令。我当时想，我们那么多人，跑命跑出来了，疏散到安全地方

    了，结果吃的喝的没了，还是保不住命，所以必须要尽最大力量死保

    物资。

    水和燃料是更要命的问题。真是叫“抢水”。很多存储水的仓库

    都倒得很厉害，因为废墟里的水如果时间长了会被污染，军队在半天

    时间里总共抢出了650件水。另外，超市和油库都空着，根本找不到老

    板，我们就派部队把门撬开，再贴上公告：“超市已经被政府接管，震后再由政府支付老板费用。”油库也是一样，管的人都不在，水电

    又断了，没法加油，军队先进入，汶川电厂的工作人员用自备发电机

    把油机开通。然后，部队再把物资由这些地方部分集中调运到一起。

    现在看，幸亏这么做了，不然后面问题就更大了。

    每件水24瓶，650件，加上原有的1200件水，加起来大约是5万

    瓶，这些水算起来可以保证一两天的。也就是说，无论食物还是水，汶川县城的支撑极限也就是3天左右。但是我们预测了一下，从马尔康

    到我们这儿可能十天半个月也不能通，几个领导在一起乐观地估计，救援会在20天左右赶到。我们真没想到，中央政府的反应能这么快。

    我们当时是打算苦撑20天的。不过说实话，能维持多久，因为对周围

    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们一点底也没有。

    朱文轶：这些由政府“战时管控”的资源，如何分配？

    张通荣：这的确涉及有限的资源如何分配的问题。物资军管之

    后，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按照战时调配的办法，保证人平均

    基本消费量，每人每天领到一斤米。相比之下，水就太紧缺了，要保

    证每人一瓶是绝对做不到的，只能优先保障老人、伤病员还有一些小

    孩。我们明确规定，只要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机关干部全都不让喝，年轻人不能喝，很多年轻人当时骂我们：“政府门口摆了那么多箱

    水，为什么不让我们喝？”

    朱文轶：我很想知道，5天前的那个晚上，就是5月12日震后的第

    一夜，汶川县是如何度过的？

    张通荣：12日那天的第一个夜晚是最让人恐惧的。我们对外面一

    无所知，里面困难重重，大家都很紧张。这么大的地震对人的心理伤

    害是很大的，老百姓很恐惧。我们临时起草了一个《告全县人民书》，从下午4点钟开始，用警

    车沿着汶川县城的主要街道拿着扩音器对老百姓宣传。5点钟左右，我

    们就有一个担心了，天看着快暗下来了，晚上的话，汶川会是一片漆

    黑，黑暗对这个时候汶川的3万人来说，是心理上的巨大考验。但是汶

    川有限的发电机都被少数的个体经营户锁在屋子里，人去屋空，我们

    也无法得知这些发电机的具体分布。最后指挥部想的应急办法就是让

    军队从超市搜集所有手电筒、蜡烛发到老百姓手里，老百姓收到的时

    候都鼓掌，说：“有亮就好了，有亮就好了。”第一个夜晚过了，第

    二个夜晚相对要好一点。

    朱文轶：什么时候得到外面信息的？

    张通荣：直到有人进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两天，所有人都想

    知道汶川县城发生了什么？军队多次努力打开进入汶川的通道。

    到5月14日，第一支部队来了，我们终于暂时松了口气，知道汶川

    有救了，部队应急通讯开通后，我们第一次跟外界有了双向的联系，老百姓说：“我们现在是从‘天聋地哑’变得‘耳聪目明’了。”接

    着，救援的先遣部队陆续徒步进入汶川。汶川人觉得越来越安全

    了。“迎宾馆”的指挥部人也越来越多，由一个县政府临时指挥中

    心，成为这次汶川抗震救灾的总指挥部所在地。

    有一个不幸中的万幸。这么大的地震，汶川县房屋虽然90%以上

    都受损，当然也有地形原因，山半腰的房子损失严重，山谷的房子次

    之，但总的来说，房屋倒塌并不是很严重，比起其他乡镇要好得多。

    这是因为我们在最近三年刚刚按照中央要求陆续进行县城的房屋改

    造，全县在地震发生前很多地方都是全新的房屋，但因为财力问题，我们只完成了县城的，周边乡镇的还没来得及做，后来我们才痛心地

    知道周围几乎毁于一旦了。并且这次大改造，我们是严格按国家对于

    地震带房屋建造要求，以7级以上设防标准建的，这真是救了汶川的

    命。·对话：重建·

    2009年，大地震一年后，我在汶川县城第二次采访了这名领导

    者。汶川已经进入了重建的关键时刻。

    再造汶川

    朱文轶：关于汶川县城是要“异地重建”还是“原址重建”，是

    前段时间媒体争论的焦点。

    官员领导力本身也是震后在废墟上重建城市的关键。

    张通荣：谁不想换个又开阔又大又更接近大城市的地方重建？问

    题是有没有这条件。争论没有任何意义，要拿出解决办法。汶川就那

    么点地，就算国家能拿出一部分增量资源给我们，我们也要有一个妥

    善的方案。现在不比地震刚结束那阵子更从容，要做的事情一件一件地排

    着。首先是加快恢复我们公共设施的建设：医院、学校、水厂；还有

    基础设施建设，从映秀到汶川的公路，县城到各乡镇的道路；我们现

    在还抓得非常紧的是城乡居民的住房建设和维修。

    汶川的农房重建开工率达到80%至90%，砖头建材一度很紧张。

    我们现在就是对本地企业生产的建材搞特供制，同时向全国所有的市

    场放开。因为外地来的建材运费更贵，政府对外地进入汶川的建材，在市场价位以外进行政府补贴，每块砖补贴1毛钱。对于水泥、钢材这

    些大宗建材，就给经销商和农民补贴一些运费和仓储费用。市场的手

    和政府的手，两只手都来拉，来缓解建材的短缺。

    朱文轶：困难在哪里？

    张通荣：你来过我们这儿，知道这里的环境。我看过你去年的报

    道，里面也强调了，地震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麻烦是交通上的。现在

    重建，又面临一个交通的压力，从都江堰进入汶川那条路还是很脆

    弱，因为整个山体一直在塌方。

    今年5月12日以前要恢复双向通行的能力，现在一边对山体进行清

    理，对道路进行改造，一边重建，需要的车流量很大。我跟你说一个

    数据，这条路每天的承载能力实实在在就是4000辆到5000辆，道路上

    每天实际车流量达到了1万辆到1.2万辆。从都江堰进入汶川，塞车非

    常严重，每趟必堵3个小时，堵六七个小时也是很正常的事，堵一天甚

    至一天半也不少见。5月12日以后，这个道路堵塞会得到一定缓解，但

    不会从根本上缓解，直到都汶高速公路通车后，才能从根本缓解交通

    压力。

    再有就是因为几头并进，资金很紧张。国家审定汶川灾后重建需

    要360多亿元，其中道路跟交通需要100多亿元，公共服务设施、居民

    房、农房的建设100多亿元，产业的重建也是100多亿元。汶川目前最

    多可获得的重建资金是150亿元，现在的缺口是200多亿元。

    为筹资我们也动了很多脑筋，基本就三条：通过社会力量再次发

    动；通过市场机制；通过金融机构贷款。目前我们和农业银行基本达

    成协议，贷款50亿元。

    朱文轶：新的汶川在规划上会吸取哪些灾难的教训？

    张通荣：在汶川重建规划中，避险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为汶川

    地处龙门山地震断裂带，基本是30多年就要发生一次地震，下一步再

    不把这个东西建好，我们就太不珍爱生命了。“5·12”地震的时候，就没地方去避难，一开始全县人民撤到了半山腰的姜维城，后来发现

    山体不稳定，不得不转移。

    地震后，为躲避次生灾害，汶川人只好到城外几公里处，沿雁门

    镇到绵镇的20公里狭长河沟地带紧急避险。这是当时汶川县唯一相对

    安全的地方。重建时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

    新的汶川县城开辟出了三块避难场所。三大避难场所的分布，以

    前“迎宾馆”那个地方作为一块。这里是县城内最大的一片开阔地，约有25亩，地震的时候，我们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这里。第二个避难

    场所在原阿坝师专那个地方，约有10亩地。第三个避难场所设在县城

    的中轴线——校场街，也有约10亩地。以前没有明确提出过避难场所

    的概念，给出这么大面积也是绝无仅有的。

    除了三大避险场所，学校在整个规划中的面积是最大的，医院的

    规模也比震前更大。因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各乡镇的老百姓

    更喜欢来县城医院看病。另一个考虑是，如果再次发生大地震，医院

    本身也是一个避难场所。我们医院设计的抗震烈度是9度。

    朱文轶：这么大的三块地方是不是要对原有的城市空间进行一次

    再造和重构？

    张通荣：是的。现在我们整个县城重建的格局就是以三个避难场

    所为中心。下一步，我们的居民安置区，在原阿坝师专的避险地有接

    近2000户至3000户，中轴线这一块安排了4000户至5000户，“迎宾

    馆”那个地方，又有几千户。加起来10000多户，差不多是整个县城的

    居民量。“迎宾馆”避难场所那边，我们考虑建一个体育馆。体育馆

    的运动场开阔，也可用于避难。中轴线避难场周围则是我们的教育文

    化区和商业区，影剧院、汶川一小都在附近。

    一旦再出现大地震，第一，我们提高了房屋的设防等级；第二，即使出现了毁灭性的地震，我们也有一个开阔的地方去避难，可以保

    证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县居民紧急疏散到避难场所。

    另外，恢复重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恢复功能。汶川的交通、通讯能力，农村和城市的供水供电保障，震前在全州都是最好的。在

    没有发生大地震以前，我们是阿坝州的教育卫生中心。既然要恢复功

    能，就是让老百姓在灾后可以重新享有这些服务。人人享有公共服

    务，这是我们灾后重建的基本目标，因此要优先保证的是公共服务设

    施的建设。

    “我们现在不是左右逢源，而是左右逢难。”朱文轶：尽管你一开始说关于异地还是原址的争论没有意义，但

    争论的确反映了一个地震灾区重建的普遍性问题：大量居住土地被毁

    了，现有土地如何实现原先的城市功能，甚至是更多的功能？具体到

    汶川，原来你们就是一个狭长地貌，土地紧张，现在要腾出这三大块

    避险地，那到哪去寻找新的土地增量？

    张通荣：这是个好问题。按我们现在这个规划建设，主要面临的

    就是这几方面压力，第一是人口压力，第二是地质灾害避让的压力。

    土地那么有限，还要先保证三大避险地和公共设施，所以我们现在不

    是左右逢源，而是左右逢难。

    汶川县人口聚集，常住人口有3万人。它是阿坝州对成都的一个接

    口，距离成都最近的一个县城，很多办事机构都放在这儿。同时它又

    是整个阿坝州的交通枢纽，进入阿坝州13个县和进入九寨黄龙国际旅

    游精品线的交通主干道在这个地方，流动人口也很多。汶川还是阿坝

    州的教育文化中心，阿坝师专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也放在这里。这些

    长期暂住人口加起来有1万多人。整个汶川县需要安置的人口总数是4

    万多人。

    按照重建规划，整个县城又必须缩小规模。汶川大地震重建条例

    针对地震断裂带提出的技术规范要求，对危险山体的避让距离达到了

    100米到200米。但汶川县城狭长，从河边到山体，很多地方横跨还不

    到100米。所以要按这个规定来操作，就没法搞重建。

    我们就提出了这个概念：第一，对山体构成地质威胁比较大的，就主动避让。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是通过工程治理，加固山体，使

    之达到规避地质灾害发生这个技术层面。另外一个，就是不建房。断

    裂带范围内20米以内是不能建的，退出20米以外的话，建筑设防等级

    再增高。因为20米比较近的这个区域，你再不允许搞建设的话，我们

    就没地方建了。

    朱文轶：现在有多少土地可以用？

    张通荣：震前汶川县城有约4平方公里，原有地质灾害点160处，震后新增3590处。按照避险的重建原则，有0.8—1平方公里土地是在

    山体周边的危险地带，我们不能再用。但专家测算，即使按最紧凑的

    安居标准，平均安置一户人家也要50平方米土地，要恢复到汶川原有

    人口规模，这一块就至少占用了2.25平方公里的土地。我们曾经设想

    全县整体搬迁到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去，但是后来考察整个汶川行政

    区划内的情况，就放弃了这个想法。经过专家组的计算，目前汶川各

    镇各居住地区分别为：威州镇40.3公顷、雁门镇19.6公顷、映秀镇32.2公顷、漩口镇16公顷。我们县境内就没有一个大的区域可以满足

    整体搬迁的要求。

    朱文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张通荣：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规划专家们称叫“大尺度的空间转

    移”。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到其他跨区域的地方去找一些能为我们

    所用的土地增量。要从大汶川的空间去着眼。

    震前，汶川下辖的卧龙镇是著名的大熊猫栖息地，以生态旅游经

    济为主。映秀因为离都江堰最近，是汶川的门户，在震前是个全面发

    展区域，旅游、工业、教育、商贸都有发展。水磨原来是个工业重

    镇，但发展的都是一些高耗能产业，后来结构调整，这个地方已经比

    较萧条。

    大地震对这几个区的毁坏比较大，由于人地矛盾紧张，重建后功

    能都有所调整。具体来说，汶川县城的功能设置简化为行政中心，阿

    坝师专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都要迁移。映秀地处震中，毁坏严重，恢

    复成此前的全面发展区域已不可能，就改为抗震救灾示范区，现代抗

    震的博物馆。水磨镇的生态比较好，决定将工业全部迁出，成为新的

    教育、文化、卫生和安居区。但工业迁移汶川县自身无地解决，四川

    省通过跨区域协调，在邻近的金堂县划出一块飞地，作为汶川新的工

    业区。

    汶川县城迁移出的学校都搬到了水磨镇，其中阿坝师专6831人，威中3194人，威师校2600余人，这几所学校都迁到了水磨，给汶川县

    城分流了1万多人，县城还剩3万人。

    但因为公共服务设施和避险地占地太多，县城容纳3万人还是有些

    压力。从河边到山体的距离是固定的，县城只能往上下发展。地震

    后，地调队专家来做山体调查，选取可以重建的点，一开始选了5个，然后随着余震的不断产生，次生地质灾害不断发生，我们已经丢了几

    个点。最后就只剩下两个有限可以利用的点，一个是在雁门，县城上

    面3公里处；还有一个是七盘沟，县城下去4.5公里。

    朱文轶：听起来，这也像是一场战役。真是捉襟见肘啊。

    张通荣：没办法，空间增量一定是有限的，只有精打细算。以前

    主城区的功能都分布在威州镇，现在县城规划用串珠式的结构方式，把七盘沟、雁门和整个县城串成3个重要的发展区：七盘沟新区、威州

    老城区、雁门新区，中间通过快速道路、架桥连接，拓展有限的城

    区。七盘沟有100多亩接近200亩地，原来的威州中学和县里面一些单

    位迁到了雁门，那边总的贡献就约360亩地。

    朱文轶：我这几天在这里看了一下，我注意到，你们政府机关的

    办公空间也在压缩，让地给公共服务设施。

    张通荣：“政府机关要让地给公共服务设施”，这是很重要的一

    条。以前一个单位一个办公区域，现在兴建综合办公楼，减少每个单

    位对土地的占用，缩减党政机关的办公用地。

    原来威州中学有一个六七层的科研楼，占地2万多平方米。现在威

    州中学迁到了雁门，这个楼就作为政府机关的综合办公楼了，水利

    局、农业局、畜牧局、扶贫开发办、科技局、教育局、两项资金开发

    办、以工代建办，全部整合在综合办公楼上班，把节约下来的土地作

    为公共设施用地，给老百姓建房。

    现在已经让出来了100多亩地。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里寸土寸金

    啊。

    “要分清汶川的轻重缓急”

    朱文轶：那些失地农民如何安置？

    张通荣：失地农民，这也是震后重建的一个大问题。

    地震造成我们耕地锐减，还有很多高山和半高山居民，居住在特

    别危险的地质地段，我们要把他们转移到水磨安居。这种转移有跨县

    的、跨乡镇的，也有跨村的。这些高山和半高山的老百姓下来后，靠

    什么生活？

    现在为了县城的建设，又征用了城郊老百姓的土地。

    我这里有个数据，汶川全县耕地10.68万亩，受灾9万亩，其中灭

    失(滑坡后不存在了)4万亩，严重受损(滑坡导致无法安全耕种)

    4.8万亩。以当地农业生产能力(大约每亩土地需要三分之一个劳动

    力)计算，光汶川，就有1万多人成为失地农民。

    这些人，目前的解决办法是给他们提供公益性岗位，在交通主干

    道、村子、社区维持卫生、治安，或者去为孤寡老人做一些义工，一

    个月550块钱。但不是每一个失地家庭都有，主要针对土地没有了又没

    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困难家庭。甄选工作由社区跟村委会来进行，我们

    把名额分配下去，他们就层层推选，进行公示，公示完后无异议才能

    上岗。用这种方法，去年全县解决了8000多人，今年由于国家给的资

    金比较少，只解决了5000多人。

    朱文轶：有一个制度化安排的规范吗？张通荣：在将来，我们考虑产业发展起来后可以消化一部分失地

    农民。在水磨，学校建起来后，有一些就业岗位，失地农民可以直接

    进入服务业，开理发店、小卖店等，另外学校需要勤杂工，要优先考

    虑被搬迁的农民。此外，三江、水磨属于生态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发

    展旅游，夏季休闲避暑，老百姓也可以发展旅游经济。

    另一步就是把失地农民纳入到大社保的范畴。大社保的财政支出

    是个大项，我们动了很多脑筋啊，想到的方式是：老百姓承担一部

    分，财政支出一部分，另外一部分通过金融信贷。这是什么概念呢？

    老百姓社保本来应该交1万块或者2万块，但灾后重建已经没有钱了，修房子又举了债，我们就先把他的社保证给办下来，再以社保证为担

    保去贷款，按规定55岁以后就可以领取社保金。领取社保金后先还贷

    款，一两年内就把贷款还完了，之后一直到老，可能10年20年他都可

    以享受社保，要远远超过他交纳的一两万块钱。

    失地农民纳入大社保的方案，县里已经研究成熟，报到州里了。

    因为社保是州里统筹的，如果不纳入州的统筹，我们县财政没有这个

    底啊。现在州里也已经研究成熟，报到省里了。

    朱文轶：你一开始提到重建资金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资金的缺

    口有多大？

    张通荣：也不能这么看，资金是多少都不嫌多的。和土地的瓶颈

    一样，关键是，现在到位的这么多资金怎么用？怎么用在刀刃上？

    目前，汶川重建的资金，国家实实在在给了46亿多元，用于2008

    年至2010年3年重建。对口援建方广东正在做方案，75亿元、88亿元还

    是100亿元，现在还没有敲定。要是能给100亿元，汶川就有了146亿

    元。另外还有社会捐赠，但这一块资金都是国家统筹的，现在到我们

    账上的是2亿多元。预计可用资金最多是150亿元。

    这些钱要想所有建设同时推进是不可能的，这里面的轻重缓急，先安排谁后安排谁，要分清。

    朱文轶：大家意见一致吗？能达成共识吗？

    张通荣：不一样。比如，政府的预期和老百姓的预期有些不一致

    的地方。

    作为老百姓来说，他们觉得自己的农房建设应该在最先。而作为

    我们政府考虑，人人享有公共服务是重建的一个基本要求，学校和医

    院这些公共服务设施必须先建起来。

    地震本来就造成了很多残疾人，还有灾后心理创伤，加上次生地

    质灾害造成的扬尘，很多群众都处于亚健康状态。所以要保证大家随时能就医，而且要有个良好的医疗环境，这方面我们在重建时要优

    先。

    另外说学校。现在汶川有1.2万儿童还在异地过渡。这些孩子远离

    父母、远离家乡以后，本来从地震的阴影里就还没有走出来，这又会

    出现新的问题。想起来这是个非常残忍的事。真的，这些孩子非常可

    怜啊，特别是那些小学生，长时间跟父母在一块，到了异地以后，生

    活习惯发生很大转变。以前在家里面都是父母照顾他们，但现在离开

    父母，让一个老师照顾六七十个小孩，也不现实。孩子们都盼望着早

    点回家，孩子们都盼望着早点有自己的学校，这已经成为学生们一个

    主流的声音，我们在重建的时候就要考虑，是先听孩子们的声音呢，还是先听别的？肯定要先听孩子们的。

    朱文轶：这是理念上的冲突。我想，在很多现实的直接利益上也

    会有冲突。

    张通荣：是这样的，因为不同的立场在利益调整方面的预期是不

    一样的。地震救援、生死攸关的时候，上下齐心，这个没什么可说

    的；重建时期，在对一个问题的认知和评价上，立场和角度就决定了

    不同的利益诉求。这是正常的。政府要意识到这点，并且要能够平衡

    它。

    比如，有些老百姓觉得，在黄金口岸，交通最便利的地方，应该

    建他们自己的房屋，不应该建公共设施。但是政府考虑应该把最繁华

    便捷的地方，用做产业的恢复，用于公共服务设施。比如说，现在中

    医院那个地方，原来紧邻建行和一栋居民楼。地震后，挨着后山那一

    块也塌方了。下一步中医院要保留，但挨着山的地方不能建了，要重

    新开辟土地，只有向两边发展，建行和居民楼都得拆掉。但建行觉得

    自己重要，居民楼也觉得自己重要，这就相当复杂了。最终，建行对

    我们也有意见，居民楼对我们也有意见，但他们再有意见，我们还得

    保全公共服务设施，还得把它们拆掉。

    在汶川县城的一个黄金口岸，很多居民都提出应该在那里建安置

    区。但我们觉得应该作为一个商贸区。一个城市不是把居民房都建完

    了就算重建成功了，别的商贸、产业都没有是不行的。汶川的重建还

    需要产业的重建。商贸的重建我们就计划在黄金口岸那个地方。

    朱文轶：如你所说，怎么去平衡呢？在成都天府广场进行的5·12地震纪念

    张通荣：就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如何破灭百姓的错误预

    期，这是政府首先应该考虑的。比如他的预期是在黄金口岸，在最关

    键的成长地带建自己的住房，政府首先要颠覆他的错误思想。

    颠覆的概念就是通过规划。规划形成以后，在县城内进行公示，公示后大家投票，大家都认可这个规划以后，那这几户就没意见了。

    我们以前做什么事情，老百姓都不知道，信息不对称。现在必须让老

    百姓了解政府在做什么，然后凝聚大众的取向，让更多的老百姓来颠

    覆这些少部分人的预期。

    第二，就是用利益跟功能的等价置换，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

    复。规划前置一定是以政府的宏观利益为主导的，但那不能以损害老

    百姓的微观利益为代价，要找到置换办法，不能硬来。以前在黄金口

    岸的房屋，被拆掉了，而下一步的安置区，可能比现在的口岸稍微差

    一点。首先，房屋的安置面积应与此前相当；其二，下一步住的环境

    要建设好一点；其三，从经济上相应补偿区位优势的差异。

    经历过“5·12”这样的大灾难，我的感觉是，人和人之间在沟通

    上变得更容易了，人和人的距离变得更近了。·新闻背景·

    通往汶川之路

    2008年5月12日，甚至在整个汶川大地震救援初期，有一个多数人

    忽视了的地理概念。

    茂县、汶川、映秀、都江堰、成都、德阳、绵阳、平武，这些重

    灾城市，无一不被安排在一条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道路上。当年松潘镇

    是这条线的中心城市，围绕这个商品集散地的马帮生意踩出了这条古

    道。成都理工大学地理学院教授朱介寿是研究这条道路最深入的地质

    学家之一。“它们恰好形成了一条封闭的环路。”他说。随着九寨沟

    的旅游地位取代了松潘的贸易地位，这条道路成为以九寨沟旅游为中

    心的“九寨沟旅游环线”。

    朱介寿说，龙门山著名的三个断层中的一条，危险地穿越了这条

    生机勃勃的“九环线”。直到5月12日大地震发生，很少有人知道这条

    危险断层的存在，而即使是知道它的地质学家，也无法提出更好的建

    议，或者有充足的理由，让“九环线”改道而行。旅游支配着四川经

    济的很大一部分命脉。

    这条路平常就让交警和交通部门头疼。旺盛的旅游人流和问题不

    断的道路状况让交警部门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精力解决“九环线”的

    麻烦。“九环线”的修建标准为三级公路，后局部加宽至二级公路，但因为盘山而建，有的地方路面宽度只有8.5米。四川省交警总队高级

    官员称，一次山体滑坡，或者一起不起眼的小事故，都可能让这条路

    的单向交通中断，因此“九环线”在冬季、旅游旺季，经常处于单向

    交通的管制状态。

    龙门山断层穿越“九环线”的接口，正好就是映秀镇和平武镇。

    两者因为处在地震断裂带上，成为汶川地震中受损最惨烈的地方。另

    一个灾难性的后果，是它们彻底中断了原本就脆弱无比的“九环

    线”，也中断了救援力量最可能依赖的一条交通动脉。四川省交通厅

    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调研员徐德玺说：“当都江堰到汶川的路被

    确认中断后，我们厅派人迅速勘查从绵阳到九寨沟的路。”不幸的

    是，平武的道路状况让人们绝望。地震的巨大力量使得两座山将道路

    挤压得彻底变了形。

    1000公里的“九环线”被地震肢解了。汶川、茂县这些地震的核

    心灾区，被困在中间，通往汶川的道路看起来阻力重重。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救援，被无奈地分割成了四个战场：南线“都江堰—映秀镇—

    汶川”，北线“松潘—茂县—汶川”，东线“北川—茂县—汶川”，西线“成都—理县—汶川”。

    传统的战斗经验受到了考验。“通常的战术都会集中兵力攻破一

    点。”徐德玺说，但是在进入汶川的这四条道路上，每个点都存在可

    能性，又都充满未知，“四个战场四条战线，都有各自的优势，但缺

    陷也明显”。比如，南线线路最短，但施工难度可能最大；西线线路

    最长，但只要理县到汶川打通了就是一条现成可以通行大型车辆的道

    路；东线和北线因为没有到达汶川的道路，适合往外输出灾民，却缺

    少向汶川大规模运送物资的条件。

    人们的本能就不会“舍近求远”，多数人一开始把希望全部寄放

    在南线这条最近也最有效率的道路的抢通上。他们都坚信这里将是全

    盘战局的突破点。主力的救援力量在第一时间往都江堰集结，大家都

    在这里等待，做好冲锋准备——都江堰通往映秀的路口一打通，救援

    就能进入汶川。救援主力太想尽早进入汶川了。5月13日一早，等在都

    江堰的大批部队就开到了第一个堵点位置。沮丧的交通施工队告诉他

    们，道路抢通并不是那么顺利，车辆很难通过。

    没人想到10年前就开始施工、去年刚刚落成验收的“紫金坪水

    库”会成为南线上的拦路虎。“这个水库的规划是由来已久了，60年

    代，一些有远见的成都水利专家就警告这个城市在未来有可能面对缺

    水的状况。因为都江堰只有水利功能，成都缺少一个有蓄水功能的大

    水库。”朱介寿是这个重大水利工程的规划者和参与者，他说，这么

    大的水库需要找一个开阔的地带，这样，沿河谷走向的老“九环

    线”需要改道，新址选在了山腰，结果山腰在地震中的受损程度要大

    得多。

    新的绕坝公路还增加了道路里的隧道，也增加了“九环线”的变

    数。“不管桥梁，还是隧道，建设者通常不可能是全线考察，而是选

    择在设计布点处加以考察，比如50米设一个布点，但是对于点和点之

    间的情况，施工方也是不清楚的。”蒋开春是中铁二局抗震救灾队的

    队长，这家公司也是这条线路的施工方之一。“中铁二局参与修建

    的‘成昆铁路’，被称为‘地质博物馆’，就跟汶川这一带的地质条

    件极为相似。”他说，地质结构越复杂，工程“点”“面”之间的风

    险和不确定性就越大，也就意味着隧道和桥梁往往越脆弱。汶川大地震中，解放军战士们再现了他们的优良传统，背着白发苍苍的老人爬上泥泞的

    山坡。

    挡在都江堰和映秀镇之间的第一道堵点显然迷惑了多数人的视

    线，它让人忽视了这个堵点后面的重重困难。南线映秀镇虽然是救援

    先遣部队率先进入的汶川乡镇，但它更多是战略性的，它让人们知道

    了第一批汶川灾民得以救助，让人们看到了解救汶川的希望。大量的

    技术问题还没有解决。“大型救助设备和物资如何进入？我们从飞机

    上看到，映秀镇和汶川之间的路几乎也是全面坍塌，汶川的灾民要从

    这里疏散有没有可能？”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乐宏成说，“这段路由

    于地质条件差，土质松软，公路地基全毁了，因为紧靠悬崖峭壁，抢

    通工作进展艰难。经过5月14日多次的余震，刚刚打通的公路段重新出

    现塌方，山石堆起来高达10米。”南线疏通的困难比想象的大得多。一直把南线作为主战场的救援

    方向从5月13日起事实上已经开始调整。徐德玺带领的踏勘小分队两天

    后从前线带回的情况证明了决策转变的正确。徐德玺说：“我们一行7

    人13日清晨从都江堰出发，沿213国道徒步前行，直到此次灾害核心区

    域汶川映秀镇。我们估计了一下，抢通213国道都江堰至映秀段共需清

    理较大塌方13处、抢险加固桥梁1处、填筑桥台1处，清理土方量超过

    10000立方米，填方量约3000立方米。”

    对于围绕汶川的救援来说，黄金72小时固然重要，同样重要的

    是，在72小时之后，如何将物资和重建大型机械运入被围困的汶川核

    心区域。这个意义上，打通道路并不是目的，如果仅仅是打通，它很

    可能成为一个救援的孤岛而陷入困境。

    “空投物资只能作为辅助手段。”5月12日带领200人突击队率先

    从理县进入汶川的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李亚洲说。物资空投是迫不得已

    之举，汶川的地形决定了这种办法的效率并不理想，物资包散落在山

    区的角角落落，收集和寻找它们并不容易。伞降救援人力也是如此，一支小分队的集合都需要一定时间，更不用说，是一支成建制的大部

    队了。汶川天然的地理特点是造成救援困难和张通荣猜测汶川人可能

    要在无外援情况下“苦撑20天”的原因，也是重建时汶川面对的最大

    挑战。一个明星城市的手术

    ——对话蓝藻危机中的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

    ·导言·

    “这里的机会越来越多。”40出头的魏华从德国回国后一直在寻

    找将他的“免疫荧光微球快速检测”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办法，而寻

    找一个具有前景的产业基地，他用了整整5年时间。他的第一个选择是

    江西南昌，他很快发现，内陆城市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对于一个中等规

    模的研发型企业来说，并不是主导性的；他的第二个选择是北京海淀

    高科技园区，但资金巨大的生物技术设备，成为量化生产的又一个新

    难题。“很多设备只能到军事科学院和中科院借。”魏华说。

    2007年，杨卫泽和无锡向魏华提供了创业需要的一切：厂房、公

    共仪器设备平台以及技术入股的条件。

    毫无疑问，身为这座“明星城市”一把手的杨卫泽正在全力招徕

    魏华这样的技术型创业人才。他希望在魏华和后继者的身上，继续诞

    生像施正荣一样的奇迹。这也是大张旗鼓的无锡“5·30”计划的初

    衷：如果在5年时间里，无锡新型产业能繁衍出30个“无锡尚德”般的

    明星企业，不仅将给这座城市带来超过千亿的新兴资本，这个建立在

    传统制造业基础上的城市也将得到彻底转型的机会。

    2004年从苏州市市长位置与原无锡市委书记王荣的“对调”是杨

    卫泽仕途上令人注目的一次移动，这名当时42岁的官员成为江苏省辖

    市中最年轻，也是第一位经过省委全委会票决产生的市委书记。

    从梅梁湖悄悄开始的“蓝藻”是这座城市给这名年轻执政者的考

    卷之一。它不光影响了城市的脸面，在那年的夏天还引起了真实的危

    机——全城的自来水一夜间散发出了严重的异味。“太湖蓝藻，表现

    在水里，根子在岸上。”杨卫泽在一次常委会上对这里的官员们一针

    见血地说，“它不只是环境问题而是城市结构问题。”这些漂浮在太

    湖上的“幽灵”，经络联通着这个城市根深蒂固的产业结构。

    在他看来，从乡镇企业到中小企业的高度活跃，资源依赖型的传

    统制造业路径给“长三角”和“珠三角”带来过成就，也带来了深刻

    的困境：不时打扰城市的蓝藻危机；源源不断涌入的流动人口，在过

    去曾是无锡制造业的劳动力来源，现在正成为这座城市升级面临的难题。无锡几乎就是一个“世界工厂”的中国样本。蓝藻则是重重矛盾

    的一个出口。

    “5·30”计划和“环境治理”方案是从不同角度的“双管齐

    下”，杨卫泽打算给这座城市动一场手术。如果病灶切入准确，或许

    这是一次把它连根拔掉的机会。·人物·

    杨卫泽，现任江苏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2004年杨卫泽入主无锡时，这座明星城市

    正站在一个新的发展平台上，生产总值达到235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6380美元，地方财政

    一般预算收入达到135.3亿元。一年后，一场突如其来的蓝藻危机打断了它的“快乐增长”。

    1962年9月生，江苏武进人。

    1978年，入南京航务工程专科学校(现东南大学交通学院)港口水工建筑专业学习；

    1981年，毕业后任江苏省交通厅规划计划处办事员、科员、副科长、科长(其间，1986

    年5月至1988年5月，下派挂职邳州市加口乡任乡长助理)；

    1990年，任江苏省交通厅规划计划处副处长；

    1993年，任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

    1994年，任江苏省交通厅规划计划处处长；

    1996年，任江苏省交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兼长江口航道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998年，任江苏省交通厅厅长、党组副书记兼省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省长江

    公路大桥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江苏高速公路集团公司董事长、江苏润扬大桥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江苏淮江、沂淮、连徐、汾灌、宁宿徐、宁靖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2000年1月，任江苏省交通厅厅长、党组书记；，2000年12月，任苏州市委副书记；2001年1月，任苏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01年2月，任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其间，2002年9月起，兼任中新工业园区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苏州工业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副主席)；

    2004年11月，任中共无锡市委书记；

    2006年11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对话·

    “太湖已重病缠身，我们必须实施刮骨疗法。”

    朱文轶：无锡过去一直是一个风景城市，这些年来处于高速增长

    的轨道上。大面积蓝藻和太湖用水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似乎对名声在

    外的城市很不利。

    杨卫泽：我们处在一个环境敏感的地区，在太湖边。太湖是一个

    静止的湖泊，它的自净能力很差，事实上，整个太湖流域都是一个土

    地资源、环境容量相对贫乏的地区。可另一方面，它又以这不足全国

    0.3%的土地资源，创造了占全国10%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和20%以上

    的财政收入。

    一个环境承载力很差的地区和一个高度发展中的城市，这是个巨

    大的反差。自然环境很优美，但环境很脆弱。蓝藻总有一天会暴发，它是个必然，另一方面，继续按老路走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朱文轶：蓝藻是一个历史累积因素的暴发，但对一个已经在发展

    惯性中的城市，突然掉头，似乎不是件容易的事？

    杨卫泽：其实我们起手做得很早。2005年国家和省里都还没提出

    明确的节能减排目标的时候，我们研究“十一五”规划，分析无锡的

    现状，市委就提出了更高的目标：5年之内，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

    20%。为什么要这样考虑？一个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我们的水环境容

    量。无锡当时的水环境已经超过环境容量的50%以上，水的容量是1，负荷却是1.5。也就是说，我们要消除50%以上的水污染，才可能恢复

    到原来的水生态平衡。用两个五年计划，全面恢复无锡水生态，能不

    能实现，这在当年是有很大争论的。

    朱文轶：可这中间，蓝藻却一年比一年重了，直到2007年这次最

    全面的暴发。

    杨卫泽：过去，我们对过重的产业结构，就是下不了决心大动手

    术。水危机之后，给我们下大决心调整产业结构带来了契机。比如，江苏省政府下达给无锡市的目标是到2009年底关闭650家。2007年和

    2008年，我们一举关闭化工生产企业达1183家，3年任务在两年内完

    成。按照“科学治太、铁腕治污”的要求，全面实施了蠡湖水环境综

    合整治工程。全面实施生态清淤、污水截流、退渔还湖、生态修复、湖岸整治和环湖林带建设等五大工程。

    太湖已重病缠身，我们必须实施刮骨疗法。从2007年8月起，无锡

    市就全面启动了关闭“五小”和“三高两低”企业的专项行动。不到

    两年，全市已关闭“五小”、“三高两低”企业1412家。其中，化工

    生产企业1183家。整改达标371家，关停并转迁沿湖企业53家。

    朱文轶：为什么把蠡湖治理作为一个个案和突破口？

    杨卫泽：蠡湖是太湖伸进无锡市的一个内湖，自古就是调节无锡

    市地面水的天然枢纽。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大规模围湖造田、筑塘养鱼、兴办工业等，蠡湖已成为太湖水污染的重灾区，水质常年

    处于劣V类。

    我过去曾经说过：“太湖蓝藻暴发，表现在水里，根子在岸

    上。”因此，我们就把强力封堵沿湖排污口作为一个硬性任务，确

    保“一个不漏”。在2007年、2008年两年中，已强制封堵了沿湖和主

    要入湖河道沿岸的207个排污口。接下来又再封堵了227家企业的169个

    排污口，目前已基本完成封堵。同时，加快推进城区河道企业截污工

    作，共对533家企业下达限期治理通知，其中419家完成了截污接管任

    务，其余114家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

    朱文轶：环境污染的外在动因很多，有来自企业的利益诉求，有

    政府本身的GDP动力，现在去进行纠错，怎么从制度上进行设计？

    杨卫泽：我想还是要权责明确，要有问责制。在无锡，我把保护

    环境和治理污染的责任落实到各部门和市、区，落实到镇、村，建立

    了一整套铁腕治污的责任机制，做到责任到边、责任到底。

    比如，我们就弄了一个“河长”负责制：“河长”制断面水质控

    制目标及考核办法。全市815条河道由市领导和各市、区主要领导担

    任“河长”，实行属地负责，实施综合整治方案。

    “一河一策，一湖一策”，以入湖河道断面、国家和省考核断面

    水质达标为主要目标，对全市所有水功能区、河道交接断面和湖泊逐

    个排查污染原因，科学、有针对性地制定落实方案，综合采取截污控

    源、企业关停并转迁、河岸整治、清淤、绿化、生态修复、调水引流

    等治理对策，全面系统强化河道综合治理。

    “创新苏南的发展模式”朱文轶：无锡应该是长三角制造业城市的代表，现有的产业结构

    是怎么形成的？你能梳理一下这个过程吗？

    杨卫泽：无锡是我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乡镇企业曾为无锡市发

    展做出重要贡献。总的来讲，这是一个产业结构偏重、产业层次偏低

    的城市。机建、冶金、纺织占整个工业60%。光冶金这一块就要超过

    20%。2004年的时候，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只占36%左右。这样造成

    这里经济总量很大、制造能力很强，但产业的竞争力不强。大部分处

    于产业链低端，受制于其他人，我们只是给别人打工，品牌是别人

    的。

    2005年的时候，无锡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按照世界城市经济的

    发展规律，我们基本上进入了工业化的后期。我们就在思考，下一

    步，从中期到后期，我们应该怎么走？从目标来讲，我们就是要建设

    一个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从国际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这时候正是

    一个城市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过程。世界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拉美

    陷阱——有增长无发展，一种是以亚洲市场为代表。无锡该怎么走？

    我们当时就提出来要创新苏南的发展模式。

    在2005年初，市委作出的第一个项目决定，就是关于实施创新工

    程、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决定。

    朱文轶：我想知道，具体对于无锡来说，在蓝藻全面暴发前，投

    资驱动的增长方式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依赖乡村两级工业体系

    的“苏南模式”毕竟给无锡带来过GDP总量全国前十的成就。

    杨卫泽：土地和环境压力是最直接也最紧迫的。无锡的土地资源

    本身就很紧张，人均土地，按常住人口，不到0.4，不具备持续资源型

    增长的条件。中央明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这几年对传统增长方式的压力更是显而易见：控制土地、银根这两个

    闸门。我们无锡原来每年平均耗用土地4万亩左右，提出宏观调控政策

    后，给我们分配的指标不到1万亩，在这种条件下要保持原来的发展速

    度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蓝藻就是这层压力的一个外化表现。

    “我用一个大学生换30个初中生，这是为什么？”

    朱文轶：其实无论“珠三角”还是“长三角”都已经处于产业升

    级的关口，很多制造业城市都意识到了，“两头在外”的低端制造业

    必须走中间(制造环节)剥离、两头(研发、销售)延伸的路子。我想知道，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样本，无锡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遇

    到了什么真实的困境？

    杨卫泽：环境问题是很严重，但最严重的，还是它背后一连串的

    问题。比如，传统制造业是在吃人口红利，但实际上，也在为此背负

    担。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无锡在高速发展的这些年里，流动人口的大

    幅增加。人口的问题不是过去户籍人口的问题，我们的户籍人口自然

    增长率已经为零，甚至是负，但是无锡市的人口事实上是在增长，增

    长的人口是流动人口，机械性的迁入人口。

    投资驱动型增长带来流动人口的增加，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

    户籍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是12年，完全普及高中。户籍人口的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已经超过55%，按照国际惯例，已经是普及大学了。但迁入

    人口，包括本科生、研究生统算在一起，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9年，义

    务教育都达不到。

    一个地区的进步，按国际惯例，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平均受教

    育年限。这样一来，无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就是9年左右。如果长此

    以往这样下去，多少年以后，我们的人口平均素质还会下降。

    我们一边在谈转型，一边旧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你的人力资源结

    构。我们的产业，大量吸引了低端制造业工人，而我们培养的人就出

    去了。我算了一下，过去10年，无锡输出了17万大学生，回无锡的有5

    万，从外地引进5万，也就是净输出7万，但是同时进来210万初中生，也就是说，我用一个大学生换30个初中生。这是为什么？我们这边需

    要这些人，没有这些人，这个城市没有这样的经济发展。但你想要转

    型的时候，你要搞新型产业的时候，你发现问题来了，相匹配的人才

    不够了。人口问题，是城市转型的大问题，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

    像“珠三角”那么严重，但是如果现在不抓，情况会恶化，转型会更

    艰难。

    朱文轶：这里有个矛盾和悖论，要给人才换血，就要让产业换

    血，现在焦点不正是产业转型的困难吗？

    杨卫泽：最终的方向当然是产业结构。我们调整结构通过用两种

    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一是存量，现有产业要淘汰一批，关掉或者转

    移一批，去年无锡关闭了800多家低端制造企业，今年还在继续关闭，这800多家企业总共不到两亿元税收，却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增加了大

    量的排放；另外，提升一批，原来做没有品牌的，现在要做有品牌

    的。

    人才换血是跟培育新兴产业联系在一块的，这是增量的部分。引

    进科技人才、科技成果，引进的不是一个人，是一批团队，让引进团队变成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又需要新的产业人才。由产业的增量带动

    人才的增量，由人才的增量完成城市的升级。

    朱文轶：引进人才应该是市场经济主体的事，是企业的事，政府

    在这里面要做什么？

    杨卫泽：引进人才的主体是企业，政府主要引进高层次的创新、创业人才。这些人来这里创业，我们把他们作为战略性企业来扶持，使得他们的科技成果得以转换，形成产业，带动整个无锡经济转型。

    政府要做的是战略性的事情。政府就是搭一个平台。无

    锡“5·30”计划包括了“3个100”和“2个300”：提供100万元创业

    启动资金、100平方米工作场所、100平方米住房公寓；提供不低于300

    万元的风险投资和不低于300万元的商业担保；并规定以技术成果入股

    投资的，技术成果可按不少于30%注册资本作价入股。对引进的国内

    三类高层次人才分别给予100万元、70万元、50万元的安家费补助；对

    引进的海外博士、硕士则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的安家费补助。

    我把原来的无锡科技领导小组和人才领导小组合二为一。城市要

    在新型产业上投资，很大一部分是要有人。比如新加坡。新加坡现在

    主攻生物产业，它的科技局主席现在抓些什么呢？我跟他聊天的时

    候，他告诉我，他就做两件事：一是养老鼠，二是招人。“养老

    鼠”就是搭建科技公共平台，建实验室。他说，新加坡每年花5000万

    美元从全世界招收最优秀的生物科学家和最有潜力的大学生。

    这点我们要学习。我们一方面大量靠企业自身完成创新转型，一

    方面靠引进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战略性产业，像无锡尚德。它们是一

    个城市的未来。

    朱文轶：那对于无锡来说，资金怎么办？这部分投入都来源于财

    政吗？

    杨卫泽：钱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作为地方政府，尊重人才，真正做到还不容易。比如说，你把人才问题是不是看成一个公共投

    资。我们说基础设施，会不假思索认为是公共投资，但是对人才投资

    或者科技创新，未必有这样的共识。

    地方政府有没有钱用在这上面？我想，其实不是没钱。你引进一

    个错误的项目浪费的钱，足够我引进上百个上千个一流的创业者。再

    比如说，我们搞个公共基础投资，几十个亿，这里面节约个百分之一

    就是几千万。

    无锡引进了200个人，这两年我们才花了不到一个亿。这并不多，而且我们还要进一步增加人才财政预算。我已经看到了让人欣喜的变化，今年我们市少了5万流动人口，但是增加了1万大学生、1万高中

    生。这说明我们这几年调整产业结构的一系列办法取得了明显效果。

    朱文轶：据我了解，施正荣从2000年4月份起，就先后走访了国内

    的一些城市，希望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成立一家上规模的太阳能电

    池生产企业。是在无锡市的大力协助下，才有了尚德。当然，尚德最

    后也给了无锡奇迹般的投入回报。去年尚德的销售超过了100亿元，成

    为世界光伏产业三强。我想知道，“5·30”计划和尚德模式的成功有

    什么前因后果？施正荣到底给了无锡什么样的启示？

    杨卫泽：施正荣的确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长期以来投资驱动的

    思维方式是引进项目，然后在这边投资，然后在这边生产，然后产生

    经济收益创造GDP，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一直是这样的，以前就老

    说“招商”，项目变投资，投资变经济。

    施正荣刚来的时候，是没人能看到现在的无锡尚德的。尚德的成

    功让我们意识到，引进一个人，这个人带来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不只

    是一个项目的概念，它是一个科技成果，它能转化，甚至能成为一个

    新兴产业，它带动一系列的东西。所以要改变我们传统的“就项目而

    项目，就投资而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要通过提供公共平台吸

    引人才、吸引科技来培育具有竞争力、具有暴发力的企业和产业。你

    引进一个现有的投资和项目，它们往往绝大部分是没有竞争力和暴发

    力的，因为它们已经很成熟了，为什么现在世界上新兴的城市、发展

    速度很快的城市，都是科技型城市，原因就在这里。

    对地方政府来说，很多观念应该变，确实要解放思想，抓人就不

    是抓经济吗？不是抓产业吗？抓产业不就是抓环境了吗？问责是解决

    环境问题的办法，但不是根本办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究竟应

    该怎么抓经济，是直接抓经济，还是通过提供好的公共服务来进入经

    济领域？我们说产业的转型、城市的转型，归根到底是思想的转型。·新闻背景·

    蓝藻围困无锡

    “蓝藻是场灾害。”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孔繁翔

    很肯定地说。没有多少人跟科学家一样意识到了蓝藻的威胁。人们充

    满信任地把自己托付给输水管道、自来水厂，他们认为这些层层设卡

    的工业防线完全值得信赖，可以将污染置之门外。直到5月29日，蓝藻

    轻易地越过了它们，以最直观的方式侵入了无锡人的生活，整个城市

    陷入水质型缺水的困境。人们发现再想赶走它并不容易。

    “太湖美呀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太湖蓝藻集中暴发而导致无锡部分地区自来水

    发臭，甚至无法饮用。

    4月初，孔繁翔就注意到太湖上开始蠢蠢欲动的蓝藻了。他所在的

    太湖湖泊生态系统研究站从2000年初开始观察梅梁湖蓝藻水华形成的全过程，这个观测机构在太湖上拥有32个监测点，每个月都要逐一采

    样。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接近这种蓝绿色的“怪物”。

    孔繁翔这样称呼它们。这种个头很小的水生生物，像一串游荡在

    太湖上的漫不经心的幽灵。它们很容易“长大”，风向湖岸吹的地

    方，死去的蓝藻就一层一层叠起来，形成一条10多公里长、5厘米厚的

    水华，最厚的地方甚至达10厘米到20厘米。“用手摸上去感觉就跟糨

    糊一样，鱼钩都放不下去。”蓝藻繁殖的过程大量消耗水中的溶解

    氧，造成湖内其他生物的死亡，它们则成为这个系统内的领主。

    一些研究者刚开始也把它看做是蓝藻“例行公事的造访”。疯狂

    扩散的蓝藻并没有使人们感到焦虑。往年的正常情况下，它顶多影响

    一下太湖的景观，不会带来什么骚乱。雨季一来，这些小生物会被大

    量的雨水冲刷稀释，人们渐渐会淡忘它，直到第二年的来临。还有一

    些农民把它们捞起来，当做肥料，亲切地称之为“海油”。

    很快，孔繁翔们就不这么想了。“受到全球变暖影响，今年太湖

    周围气温一直不低，加上4月份太湖流域降水量明显偏低，导致太湖水

    位比往年低，水温比往年高，4月平均水温是19.56℃，是25年来最高

    的，这就给藻类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太湖湖泊生态系统研究站站长

    胡维平说。

    今年蓝藻暴发比以往提前了。这意味着，等不到雨季，零散的蓝

    藻就将变得强大而随意。通常在人们看来，太湖像一只“螃

    蟹”，“螃蟹肚”的广阔水域风大浪急，自净能力强，“螃蟹

    爪”——那些凹槽水湾地带，流动性差，处于死角，是蓝藻的繁殖

    地，但现在“连太湖中心的水质也已经坏到足够提供蓝藻生长的养分

    了”。孔繁翔说。不到5月，浓度惊人的“蓝色怪物”就可能遍布太

    湖。这无疑是场灾难。

    科学家们不得不承认，一旦已经形成灾害，人类的干预看起来会

    无济于事。“你根本阻挡不了它的势头。”孔繁翔说。他看见一些部

    门组织人力，一人拿一粪勺坐着船在湖中间捞蓝藻，完全捞不过

    来。“整个太湖2000多平方公里，任何一个地方和角落都可能生长，你捞光了一处，会有其他地方的漂过来。”几年前，也是在人们毫无

    办法的时候，台风“麦莎”带来的雨水，让太湖摆脱了困境。

    太湖湖泊生态系统研究站的专家曾试图找到蓝藻暴发的规律，但

    最终发现，所谓“暴发”并非生物量的巨变，而只是蓝藻在一定时间

    内漂浮积聚、位置改变的现象。这就是说，蓝藻在什么时间、哪一块

    水域暴发充满着偶然性。

    蓝藻的聚积地选在了梅梁湖。胡维平说，上半年的偏南风较多，太湖内其他湖区的藻类易于向梅梁湖集中。太湖流域地形呈周边高、中间低的碟状，梅梁湖100多平方公里的水域像一个水体相对静止

    的“口袋”，偏南风一吹，便成了整个太湖蓝藻的聚集处。

    孔繁翔观察到，“它们最开始出现在梅梁湖的最北面，鼋头渚那

    里，越来越大，并缓慢向南移动”。今年的蓝藻危机的确让他们忧心

    忡忡。沿着梅梁湖的东侧湖滨从北向南，分布着从太湖取水的12家自

    来水厂的4家：青龙口、小湾里……这些取水口对四处游荡的蓝藻毫无

    设防。

    他们在5月初把事情可能的严重性向无锡市高层反映了。

    蓝藻不像洪水、地震这些显著的灾害，人们无法确定它的量，没

    有一种测量单位，因此没人知道它的严重性。它像一个随时招募散兵

    游勇的游击队伍，在广阔的太湖上随意漂浮。它让人防不胜防。只是

    一些随机的因素，比如风向、流速，或者一个偶然的波浪，它就钻进

    了分散于湖边的自来水厂取水口里，并在那淤积起来。这种古老的藻

    类原核生物开始攻击生活在这个水域周边的人们。

    “曾经太湖边的芦苇荡帮助人们对付过蓝藻的麻烦。”无锡市滨

    湖区水利农机局工程师李筱群说。以前太湖平原地带沿岸滩涂，是芦

    苇林带形成的湿地。“芦苇林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直接接触湖

    水，约有200米纵深，全是喜水的棉芦；第二层，为中间层，为棉芦、杂芦混合层，约有150米；第三层为杂芦，约有150米；最后是一条横

    河，将芦苇荡与农田隔开。”“被风吹到岸边的蓝藻，被带进了芦苇

    丛中，湖水退去，污物和蓝藻被盘根错节的芦根草丛留住，成为肥

    料，芦苇等植物长势更好、密度更大。”这个湿地生态现在被防洪堤

    防和自来水厂的取水设施取代了。

    5月初，无锡的主要官员组织相关专家开了一个紧急碰头会。太湖

    是饮水源，最有效的化学方法硫酸铜无法被采用。人们希望在蓝藻可

    能进入取水口之前，把它拦住。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专家建议，在鼋头渚至大箕山一

    线，采用固体浮子式橡胶围油栏，将梅梁湖主要景观湖区与外太湖隔

    离，减少外来的湖面蓝藻漂进该湖区，并根据风向开启和关闭围栏。

    对于一个巨大的水体，防护栏的作用微乎其微，孔繁翔说，一个

    浪就能把蓝藻打过去，它在围栏里继续繁殖，因为围栏的阻挡，反而

    没法再漂出来。

    治理玄武湖蓝藻曾使用过的生物办法——引入鲢鱼也未奏效。该

    方法只对蓝藻发生面积不是很大而且便于控制的情况有用，5月初的太

    湖蓝藻已经足够庞大了。“当藻已经占据生态系统的上峰时，生态就

    已经不复存在了，其他生物连生存的机会都没有。”上海水产大学专

    家何培民说。一些鱼投进去，很快被蓝藻分泌的大量毒素毒死了。一些鲢鱼能够存活一段时间，但它们不愿意吃藻壁比较厚的蓝藻，根本

    无法清除。用鱼治理，还有更严重的后遗症，鱼排泄的粪便中很可能

    会残留蓝藻，即使它们能把所有藻类消灭，同时也成为蓝藻的传播工

    具，它们四处游动，给蓝藻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5月中旬，蓝藻几乎完全占据了梅梁湖的水面。它们看起来一根一

    根排列，这在水体富营养化的术语里面叫做“风纹状”，是蓝藻严重

    暴发的形状。

    孔繁翔说，这个时候连专家也只能心存侥幸，希望流动的蓝藻绕

    过取水口，“危机就能最小化”，但这并没有发生。

    蓝藻轻易地突破了人们的防线。5月20日，它堵塞了第一个水厂的

    取水口，无锡方面决定暂时关闭这个水厂。但接着第二个水厂被污

    染，连处于湖东原本并不在蓝藻流向上、相对安全的南泉水厂和溪东

    水厂也无法幸免。人们几乎束手无策了。

    5月29日，全城的人都开始议论严重发出异味的自来水。江南大学

    的蔡玲傍晚去学校商业街的超市买水果，看见学校的男生手里提着大

    桶大桶的水出来。她打开宿舍水龙头，便闻到刺鼻的腥味。“洗过的

    手，那臭味完全覆盖了洗手液的香味。”她说。

    第二天，情况看上去更严重。食堂的饭菜里充彻着自来水的臭

    味，超市里大桶的纯净水脱销，她们打车去无锡市中心的家乐福超

    市，发现所有的矿泉水货架上都空了。“货架上还挂着‘每人限购2

    瓶’的黄色标牌。”蔡玲说。

    没人想到无锡有一天会出现如此大面积的缺水。这个地方得天独

    厚。不到全国国土面积0.4%的太湖流域创造着大约占全国七分之一的

    国民生产总值，人们热火朝天的生活，永远像流传的古老歌谣里咏唱

    的那样令人向往。

    蓝藻并不是第一次给太湖带来麻烦。“1990年死亡的蓝藻堵住自

    来水厂进水口的事发生过一次。”上海交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

    授、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孔海南回忆说。那是蓝藻首次严

    重暴发，当时太湖完全没有水的形象了，全是白色的泡沫以及黑色、灰色的堆积物，太湖周围包括苏州、无锡有3个星期左右自来水厂是停

    工的，3周没有生产自来水，老百姓没有水喝，需要以自来水为生产原

    料或者使用自来水的工厂都停产了。“5年后，太湖又出现一次同样规

    模的藻类暴发，那年饮用水源躲过了，没有被污染到，但太湖通长江

    妄语河的闸门，被一米多厚的水体沉着物堵住了，闸门不能正常起

    吊。”

    孔繁翔从1978年开始研究太湖的富营养化问题，他说：“1990年

    太湖水质的营养过剩还只是局部水域，那一次危机更有偶然性，而到前年，太湖的富营养化基本上已经全湖分布了，像今年这样规模的蓝

    藻袭击以后会变得更频繁。”

    孔繁翔说，1990年，人们还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当时整个江南

    地区到处都是深水井，尽管工厂停厂，但居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

    响。两年前，因为苏州等地出现的严重地面下沉，江南地区所有的深

    水井都被勒令封闭了。人们失去了备用水源。“针对一个环境问题的

    解决之道，给另一个环境问题设了绊脚石。”孔繁翔认为，一旦生态

    系统紊乱，许多问题就相互牵制，矛盾重重。“太湖的问题显然不

    是‘就湖治湖’了。”

    自来水厂陷入了被动。“行之有效的工业生产线，有一系列对付

    不洁水源的办法，消毒，去除污染，而蓝藻从来就不属于现成工序针

    对的污染源之列。”孔繁翔说。自来水厂拿它完全没办法。他们慌乱

    中加入了除臭剂和除藻剂一类净化和吸附物质，试图抹去蓝藻的痕

    迹，这给自来水厂极大地增加了成本，却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死

    亡蓝藻浓厚的腐败气味完全无法消除，反而倒在供应到用户那里的自

    来水里增加了两种化学药剂的味道，这让水闻起来气味更重。

    专家们估计，此次水污染持续的时间将可能超过5个月，尽管“引

    长济太”会使局面有所改观，但整个用水高峰季节的夏季仍可能受到

    水污染的影响。“足球扫黑”启示录

    ——对话原中国足协副主席、国家体委国际司司长魏纪中

    ·导言·

    2009年，不仅一直没有起色、反而在另一面越滑越远的中国足球

    终于彻底激怒了所有不满者。席卷足球领域的“扫黑风暴”甚至还牵

    连到了整个中国体育。

    作为对于僵化体制的救赎，市场化是当初改革派给体育开出的一

    剂药方，而足球成了这场改革的“阴暗面”。它是一方面高度市场化

    一方面又依然生存于传统体制之中的体育产业的缩影，还是旧体制惯

    性的缩影。市场不仅没有改造体制缺陷，为其注入活力，反而被体制

    催化了它的负面。

    “足球扫黑”是对一场巨大错误的修正。但即便南勇、杨一民这

    两位中国足协“最高领导”被刑拘，谁都知道问题并没有得以根本解

    决。人们被提醒，在中国体育这个巨大的范围里，还有着和足球相类

    似的错误，它们往往被“金牌”和“好的成绩”所掩盖了。比如那些

    屡屡被人公开指责的个别奥运优势项目的负责人，比如那些靠体育彩

    票发行从中牟利的人。他们同样是“双轨制”下的漏网之鱼。

    魏纪中2009年年底再一次发表了他对于“足球扫黑”的公开评

    论，尽管他早已不在其位，但身为原足协副主席、“中体产业”前任

    董事长，他对体育产业化和市场化深有洞见。72岁的魏纪中一年前从

    执掌国际排联24年的鲁本·阿科斯塔手中正式接掌国际排联。

    他知道自己早已过了要为言论责任缩首畏尾的年龄。从上世纪50

    年代就进入体委、1984年以中国奥委会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带队洛杉矶

    奥运会、1993年作为中国奥申委秘书长参与第一次奥运申办，魏纪中

    几乎经历了中国体育进程中每一个重要时刻。他说，人们应该听听老

    人之言。

    他对困扰足协的“派系问题”和“腐败问题”一针见血，他以自

    己在国际排联的管理举例说：“在国际排联的位置上也遇到过这个问

    题”，“不能只靠上边或只靠下边，应该是一种上下结合的管理模

    式。我觉得解决内部不正之风的关键应该是上梁要正，君子正人先正

    己”。·人物·

    魏纪中，1958年至1986年，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现国家体育总局)国际司副处长、处长、司长；

    1994年，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专职委员、主任助理；

    1986年至1997年，任中国足协副主席、中国奥申委秘书长；

    1997年至2004年，任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2年至今，任北京2008奥组委高级顾问、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名誉委员；

    同时现任国际排球联合会主席、亚奥理事会执委兼体育运动会主席、世界跆拳道联合会

    执委。·对话·

    朱文轶：足球出了这么大问题，要去反思些什么？

    魏纪中：我觉得作为足协新掌门，他需要去了解的不是浮在中国

    足球表面的问题，而是一些具有历史根源的问题。

    我认为他最需要去了解的是中国足球骨子里的阴暗面，这个问题

    盘根错节，包括很多所谓的行规、潜规则，以及一些更加深刻的问题

    所在。比如为什么好的市场经济形式在中国足球上得不到体现，但坏

    的却全占齐了？只有深刻认识到如今中国足球的不正常，才可能有一

    个向正常发展的出发点。

    球迷在看台上喝倒彩抗议“假赌黑”。

    朱文轶：足球联赛现在暴露出的假赌黑，与16年前联赛创办之初

    的不合理有关吗？

    魏纪中：中超联赛走到现在，主要是历史原因，归根到底就是先

    天不足，后天失调。1992年我们召开了红山口会议，当时确定了足球要转型，搞联赛体制。都知道，联赛的基础是市场经济，但那个时候

    什么叫市场经济还没有彻底搞清楚。

    比如说，为了搞联赛，“万宝路”冠名足球联赛，这是典型的市

    场操作，但却得不到上面的批准，最后还是我出面，因为当时我是中

    国足协的副主席，想办法出面搞定了这件事。由此可见，当时在市场

    经济还没成熟的情况下，联赛就搞起来了，先天不足是肯定的。

    至于后天失调主要是管理足球的人决心不够。足球联赛开展以

    后，足协缺乏坚强的领导，纠错决心不足，造成了足球久病不治、久

    病不死的局面。领导不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出了问题就制定一条法

    规，罚。这样只会把问题压下去，激化矛盾，治标不治本。

    试想一下，作为一项广大群众热爱的体育项目先天后天都有问

    题，肯定难以健康地发展下去。

    朱文轶：在公开接受媒体采访时，足协新掌门韦迪明确提出了自

    己上任的三大主线任务(联赛、青少年、国字号)和一大辅线任务

    (足协内部管理)。你认为，这奏效吗？

    魏纪中：足球先天后天问题带来的混乱，为什么得不到根治？就

    在于足协内部的管理作风和腐败问题。解决矛盾要抓主要矛盾，只有

    先把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解决了，才有完成其他三大任务的基础和条

    件。

    在5年前谢亚龙上任时，他曾向我求教，我当时送了他一句

    话：“要办好一件事，一个人肯定不行，需要一个好的团队；但要办

    坏一件事情，一个人就足够了。”在这里，我也把这句话送给韦迪，同时还要送他另一句话：“君子正人，先要正己。”我想引用邓小平

    同志的一句话：“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体制，这个体制不能因为领导人

    的变化而变化，更不能因为领导人注意力的变化而变化。”

    朱文轶：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好的市场经济形式在中国足球上得

    不到体现，但坏的却全占齐了？“政企分开”在国企改革中的艰难似

    乎在足球领域变得更为尖锐。它能实现吗？

    魏纪中：“政企分开”是体制问题，是牵扯到总局这个层面的。

    足协领导没有改变体制的权力，但是可以通过管理来实现。

    首先是“要权”，他可以向总局提出体制改良的建议，当然决定

    权在上边；其次就是民主管理，要做到民主决策，不能搞独裁，必须

    公开透明地把管理放在监督之下；最重要的就是解决足协内部的权力

    与商业利益相结合的问题，将可能产生权钱交易的结合部分剥开来，这就能从实际上实现“政企分开”。

    朱文轶：我想离开一下足球的话题，回到已经过去的一件好

    事“奥运会”上。你是首次申奥的亲历者之一，奥运会一直被看做是

    中国和国际规则接轨的重要途径。可从一些积弊成习的体育领域看，这场接轨对一些旧习气的改造真的成功了吗？

    魏纪中：一个预防腐败的体系是奥运会跟国际运行规则接轨的重

    要内容，也是奥运会留下的最好的遗产。

    现在，足球又出问题了。赌球了，腐败了。这背后当然有制度因

    素的影响，但这不是根本问题。奥运8年下来，审计署最后的报告说明

    我们防腐是可行的。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政府，这说明了什么？说明

    了执行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才会有腐败。

    当时奥组委采用的所有办法都不是什么新招术，而是来自于纪

    检、监察部门的有关规定。我们只是把过去的东西拿来认真地执行。

    我想无论足协还是地方政府的项目，应当也能做到这些，所谓事在人

    为。干净是一个政府公务员最基本的条件，我觉得表扬公务员廉洁就

    很奇怪，廉洁就是他的义务。而防腐反腐只要真的认真去做了，一定

    能做好。

    朱文轶：我记得，当时你在谈论2008奥运会对于国家制度、体育

    制度进步的影响时，曾说过“奥运会举办一届，发展提前十年”，怎

    么理解你说的“制度上”的发展？

    魏纪中：我说的制度是广义的制度。比方说，经济方面，我们采

    用的招投标制度，充分利用了国际的力量，在奥组委拿工资的外国人

    至少100人以上，过去我们也聘请过外国专家，但现在他们是以外国雇

    员的身份和我们一块平等地工作。

    另外，我们采取了国际奥委会推荐的场馆化管理制度。比方说鸟

    巢，所有的功能都集中在它的场馆里，场馆的主任把一切统管起来，这是中国第一次采用场馆化管理制度。我们对国内外的新闻媒介采取

    了更加开放的政策，我们强调在法律框架下的“管理”，注意，它不

    是“管制”，这些都是对我们制度的推动。

    朱文轶：奥运那么多项目，那么多大项目，就没人钻空子？

    魏纪中：我们秉承一个原则：作决策的人绝不参与谈判。要知

    道，决策者参与谈判很容易滋生腐败。当然，根据具体情况，有些项

    目的后期需要决策人参与一部分谈判，但是在起始阶段一定不会参

    加。我当时作为评选小组的常委，也是招合作伙伴小组的组员，有时还管这方面市场开发工作。期间，我不会参加任何项目的初级谈判，更不会跟可能参与的赞助商见面或者吃饭。

    当时的确有很多人找我，每个有投票资格的评委都会遇到这个问

    题。所以奥组委一致决定评选过程不在市里进行，因为在市里进行各

    方面都有可能找到你。所以我们都跑去郊区、山里，找一些隐蔽的地

    方进行封闭式讨论，根本不让投标的人“有机可乘”。

    具体从我参与的招标项目来看，普遍的情况是先进行筛选，最后

    从2至3个项目中进行比较。比较过程中，奥组委会邀请各行各业的能

    人里手来参与抉择。比如评选有关汽车的项目，我们邀请的专家来自

    发改委、交管局、汽车协会等相关方面。每个项目一般讨论3天，最后

    无记名投票。投票也不是单纯的“是”和“否”，而是将每个项目下

    面评测栏的分数相加，最后选择排名第一的。

    朱文轶：能不能说，不同是因为奥运是向外的，足球是向内的。

    它们面对的监督当然是不一样的。

    魏纪中：用别人的规则、国际的规则来约束自己，本来就是奥运

    的题内之义。当然，尽管现在体育领域还有种种问题，但我相信，中

    国更多地参与、融入这些世界事务后，改变是必然的。

    我们当年在莫斯科和国际奥委会签订的举办城市合同，这是一个

    契约，这个契约里面对于我们怎么搭建一个组织系统，也就是怎么组

    建奥组委，都有明确的规定。中央领导反复强调，说我们要严格遵守

    我们的国际承诺，这个合同就是我们的承诺。这个合同有80多页，牵

    涉到方方面面，所有的细节都有了。我们奥组委现在做的事情从来没

    有脱离过这个合同。

    对我们来说，这的确有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合同是一个国际性

    合同，而我们开始的观念是国内组织比赛的观念，我们就想按我们的

    要求来办，但是实际上，国际上不会这样。我们过去主办任何比赛，又是主办者，又是承办者。现在你只是个承办者，国际奥委会是个主

    办者，你必须听他的。这个思想转变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过去老说的

    跟国际接轨的过程。

    为什么现在经济的转轨会带来我们很大的心理不适应？这个不适

    应，就是我们习惯按照自己的想法办事，我们对国际的规则不熟悉。

    我们也没有按照别人的规则办事的习惯。奥运会其实是一个契机，国

    际奥委会以主办者的角色，强行将我们过去的思维习惯扭过来了。

    朱文轶：我们再把问题往前推一步。奥运战略下至少体育项目都

    取得了好的成绩，而在职业体育道路上走得最远的“足球”却学了最多坏的东西，是哪个战略出了问题吗？

    魏纪中：职业体育和奥运争光不是一道“二选一”的习题，它们

    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职业体育发展好了，可以吸引更多人来关注体

    育，从而推动奥运争光战略。

    奥运争光战略不但要坚持下去，而且还应该在职业体育的推动

    下，让能在奥运会上争光的项目越来越多。奥运争光战略进行得怎么

    样，主要是看体育人的态度，不能遇到挫折就把“罪过”推到职业体

    育的身上。体育朝职业化发展，也是必然的趋势。

    朱文轶：那具体来说，你是怎么看现在这两套体制的呢？2008年

    奥运会的成功以及51枚金牌的好成绩是对“举国体制”的肯定吗？

    魏纪中：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从纯粹高水平运动员训练成本的

    角度看，我们现在的投入，与其他发达体育国家差不多，我们绝对没

    有在“乱花钱”。

    一说到中国的体育体制，人们就容易联想到所谓的举国体制和金

    字塔结构，其实举国体制只是中国体育制度的一部分。中国的体制最

    重要的部分是中国把体育事业看成是一个公益事业，所以政府能在体

    育上投入那么多钱。很多发展中国家非常赞赏和羡慕我们的体制，感

    叹他们的政府没有这么大的支持力度。

    再说金字塔模式，世界上选拔运动员，哪一个国家不是金字塔模

    式？世界上的体育赛事都是金字塔模式，因为冠军只有一个。办到奥

    运会这个层次的赛事，哪个国家都是投资，只是投资的方法不

    同。“公共事业”是这个制度的一个逻辑前提。运动员的训练和竞技

    体育有没有公益性？如果有，那么竞技体育有公共财政的投入无疑就

    是应该的，剩下的是多大比例才适当的问题了。

    韩国今年的奥运成绩进步很大，这也有赖于他们的体育制度，我

    们叫“举国体制”，他们叫“训练营”，说白了就是常年集训，特别

    是各自的优势项目。区别在于我国的常年训练项目面广，项目多；韩

    国则根据自己的优势选择性更强一点而已。再比如美国，他们有奥林

    匹克训练中心，美国奥委会的费用是政府根据税法给的，美国的税法

    规定，美国的一些企业如果要赞助奥林匹克运动，必须把10%到15%

    的收入给美国奥委会，这实际上是政府的变相投入。所以不要认为美

    国政府对美国的体育事业没有投入，它是另一种体制。

    我们金字塔模式存在的问题是在下半段。西方发达国家体育金字

    塔的下半段投入是靠社会投入，社会投入是有条件的，这取决于国家

    经济发展的程度。我们的人均GDP和西方的人均GDP不能比，这是一个

    发展中的问题，将来我们发展了我们也会像那样的。不过至少现在看，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身为东道主拿下的那么多奖牌，充分表明我

    们的体育体制仍是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

    朱文轶：“金牌第一”和扶不上墙的“足球”为何呈现出如此截

    然相反的结果？

    魏纪中：我们在体育运动上所以能做强是制度设计和公共投入的

    结果。如果这个制度设计能够按其初始的目标和预期的社会效果那

    样，我们则可以说，这种制度设计是好的。但并非就没有问题。我们

    往往认为自己是一个体育大国，因此，世界上有什么项目，我们都得

    有，没有群众基础，国家政府养，讲运动项目全国布局，给全国各地

    的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分配培养运动员的任务，这样一来基层的培养成

    本过高，公共财政投入的比例又比社会投入的比例高。如何调动体育

    运动的社会投入，如何真正打好它的群众基础，如何把增强全国国民

    的身体素质的意识由上至下地推广开去，这可能是未来我们要更多思

    考的地方。这个上去了，可能“足球”这个项目的群众基础才会

    有，“足球”才会有生机。

    当然，国家体育总局也没谁说这个体育体制不需要改革，只是我

    们的改革和“休克疗法”不同，我们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

    革虽然缓慢，但这种改革方式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奇迹。我们要有信

    心，是需要改革，但不是激进地否定整个体制。体制的改革要看内部

    动力和外部动力，相当于我们政府职能的改变。

    朱文轶：奥运也好，大力度和强度的足球反腐也好，是不是意味

    着我们国家的体育正逐渐从一个政治社会向公民社会过渡？

    魏纪中：体育一定将逐渐从一个政治社会向一个公民社会过渡。

    所谓社会化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公民社会的问题，完全依靠政府投入

    的问题就是一个政治社会的问题。将来的体育应该逐步从政治化向公

    民化过渡，政府其实早就在研究这个问题了，只不过碰到奥运会没有

    说得过多。

    事实上，我们不是不注重体育的社会化。只是我们做得还不够

    好，不够广。体育彩票就是一种社会化的活动，只不过是政府在管

    理。我不喜欢说奥运会是个分水岭。分水岭这个词太绝对。奥运会只

    是一个节点，节点前后工作重心不一样，只能说，奥运会过后我们体

    坛能有更多时间去研究改革这方面的问题。

    此外，体育从政治社会向公民社会转移，主要靠政府机关的职能

    转变和职能改革。因为现在管体育的都是一些事业单位，如果把事业

    单位转入社会了，某些可以在市场立足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化了，那么自然就会跟着政府改革的大的方针朝着公民社会去转移。所以体育

    体制的问题脱离整个国家的改革是不行的。

    还有一个要强调的是：公民社会跟政治社会，不是对立的。我们

    现在总有人把两者对立起来。这是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思想。“执政

    党”说什么，“反对党”都说不对，等后者执政了，两者的位置又掉

    过来了。这实际上不是公民社会的实质，公民社会的实质，是在政府

    管理下的公民自治。公民社会并没有要求完全独立，它是一种自治。

    它脱离不了政府的管理。我相信，奥运会之后，组织者、政府，所有

    参与这次奥运的人，都会更好地思考这些问题，群众、社会和政府的

    关系应该怎么来划分，怎么和谐共处。

    朱文轶：1993年申奥失败后，你开始着手去做一些跟体育产业有

    关的工作，4年后，有了中体产业股份公司，以您多年商业运营的经验

    观察，体育产业化在中国未来的前景如何？

    魏纪中：中国政府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要通过奥运会推动中国经济

    发展。奥运会对于那些经济总量比较大的国家，对于举办城市的GDP占

    整个国家经济总量比较小的国家，没有太大的推动作用。

    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对日韩两国的经济发展有

    很大推动作用，日本当时甚至把奥运会写进了他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

    划之中，因为当时的日韩两国经济总量都比较小。但现在，2007年我

    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7年来北京为奥运会投下了3000

    多亿人民币，这笔钱能对3万亿美元起到什么作用呢？雅典一个市就占

    了希腊经济的40%，而北京占中国经济的比重连4%都达不到。既然奥

    运会不会很明显地推动我们的经济，那么奥运之后我们的经济也不会

    受很大影响。

    我还是更愿意从制度建设和观念进步上来理解奥运会对于未来的

    意义。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最大最直接的推动还是加强了中国人民的体

    育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很多竞争，竞争的关键用一句大白话来讲

    就是人气，体育有了人气就有发展，体育体制才有了透明的可能。只

    有人们的体育观念加强了，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多了，喜欢看体育比赛

    的人也多了，体育管理更公开了，体育的商业和产业就有了发展的基

    础。

    奥运会也好，足球反腐也罢。我们要把好的东西留存下来，我们

    需要把精神的东西制度化，变成社会的一种规范，让大家都记在心

    中，不要时过境迁。·新闻背景·

    足球扫黑进入深水区

    由新加坡警方一纸通缉令引发的中国足坛打假反赌风暴，从广东

    雄鹰俱乐部前总经理钟国健，蔓延到了足球管理的核心地带。2010年1

    月15日，原定于当天召开的全国足球代表大会临时取消，中国足协原

    副主席南勇、杨一民自国家体育总局被辽宁警方带走，随后押至沈

    阳“825”专案组驻地。已经历时3个月的足球扫黑开始进入深水区。

    1月15日当天被带走的还有中国足协女子部主任(曾任足协裁判委

    员会主任)张健强。公安部公布此事时称，“为查清利用商业贿赂非

    法操纵国内足球联赛和赌球的几起重点案件事实”。10天后，公安部

    称足球打假反赌行动再次获得重大突破，南勇等3人转为刑事拘留。

    此轮打假反赌风暴，源于新加坡警方对涉嫌组织球队在新加坡联

    赛打假球的王鑫的调查。根据新加坡法院的司法材料，辽宁广原队领

    队王鑫涉嫌在2007年3月到11月间，收买赵志鹏、李雪柏等多名中国籍

    球员，要他们在和5支球队进行的6场比赛中，故意输给对方2个或3个

    球。

    王鑫弃保逃回国内后，新加坡即要求中国警方协助破案。2009年4

    月，王鑫在沈阳落网，审理过程中发现他同时牵涉到国内联赛假球

    案。

    1998年前后，随着职业联赛的空前火爆带来的巨大品牌效应和经

    济效应，冠军和升降级带来的利益开始显现，甲A跟甲B球队差距达

    2000万元以上的市值，以及升级给投资方带来的各方面社会效应，使

    得缺乏有效制度管理的中国足球金钱交易普遍。2001年，中国足球发

    行足彩以后，赌球甚至半公开地产生了。在中国的广州、成都、沈

    阳、大连、上海，几乎凡是足球氛围较浓的城市，也都是赌球氛围较

    浓的地方。它在一年后的世界杯时达到顶峰。而在足球一次次破灭人

    们的期望后，行业荣誉感和社会效应一泻千里，挣钱成了足球从业者

    和官员们更实在的目标。而澳彩、东南亚博彩公司的入侵，加速了完

    全以利益为目的的操纵比赛出现。

    2009年8月25日，王鑫案成了突破口，公安部治安局就此牵头成立

    专案组，“825”专案组即由此得名。专案组攻破了一个隐秘而巨大的

    阵营：其中包括国内联赛数支球队的投资人、经理、球员、掮客等，风暴最后波及中国足协现役官员，并渐现出一个“足协官员—俱乐部

    投资人和经理—裁判—教练—球员”官商和运动员的联盟。

    对于打假反赌，中国足协的内部纪律与公安部门的行政权力存在

    交叉，多年来造成事实上谁也未曾插手的监管真空。公安部门的强势

    介入，也表明了更高层清除足球腐败的决心。“有些人坏得很”

    现在有些人他不是送钱，送钱太低级了。他也不需要找到本人，只要找到对方的一个儿

    子或者亲戚，把这条航线送给你。比如一公斤货从上海发到北京，说8毛钱也可以，3块2也可

    以，这中间的空间和浮度是很难说的。一个老总在台上的时候，他可以拿到8毛的价，他退下

    来后，还是给他，就要2块了。你想，一个机场一天有多少吨啊？这个机位给你了，以低于市

    场行情几倍的价格，也签订合同，公证生效，查出来一点问题没有。腐败在有些地方是无孔不

    入的，这些人经手的都是合同，是看不见现钱的。分配权力的智慧

    ——原南方航空党组书记刘名启谈南航重组的3年

    ·导言·

    2002年9月雨季开始的时候，刘名启从澳门调任到了广州。这位过

    完58岁生日的部级高官开始进入一个全然陌生的领域，他要和另一位

    60岁的民航业官员、老南航人颜志卿共同执掌一个全新的航空帝国。

    他之前的身份是港澳办副主任。

    回溯起来，刘名启此前的确毫无企业经验，政治生活构成了他人

    生的主体。年轻时，刘名启以一个内陆干部的身份从广州来到海南，在这里度过了个人最主要的仕途生涯，从一名工会干事一直做到副省

    长。他经历过两次较为剧烈的政治震荡，但都有惊无险。作为内陆干

    部，刘名启曾深受海南“地方主义”排挤，直到邓小平以“年轻

    化”“知识化”为方向的干部政策调整，他才得以复出。回忆这段往

    事时，他对那些“合纵连横”的权谋之计仍不屑一顾。

    另一件，是他亲历了上世纪80年代席卷海南的汽车倒卖事件，他

    不仅“趟了‘这趟浑水’”，还身先士卒。“走私汽车”在一年内为

    他当时主政的海南临高县带来了超过7000万的资金，这些钱甚至数十

    倍于临高县既有的可支配财力，它们全部被用于改善教舍、医院和这

    个县城技术人员的待遇。在那一年里，汽车几乎成了临高县的“一般

    等价物”。

    “体委搞篮球赛，翻修体育馆的木地板，问财政要钱，我说财政

    没钱，给你两部车，卖了以后，你把这搞起来。当时改革开放，有很

    多好的医生和教师都要走，要去大城市，我得留住人才，就要让医院

    的主治医生、好的老师们住上小楼，卫生局和教委问我要30万，我就

    给他们5部车。”刘名启回忆说，“你卖完以后，必须专项专用，最

    后，我来监督，你把这钱是不是花在这上面。”

    这些钱的流向被毫厘不差地登记造册。尽管“海南汽车案”最后

    被中央点名制止，专案组赴琼查办，和绝大多数卷入此案的海南官员

    一样，刘名启进了在海口开办的“政治学习班”，但一清二楚的账目

    让他免于牢狱之灾。刘名启的性格，跟他所推崇的“老领导”、因为

    汽车倒卖事件被罢黜的雷宇，有不少相似之处：为人低调、作风耿

    直、不拘小节。在别人看来，他们还都处事强硬，说一不二。这名近花甲之年的政治家回到广州，他的政治智慧能让一个刚刚

    完成重组、庞大却仍略显臃肿的企业恢复活力吗？他自己还能保持那

    种快速融入并改变环境的力量吗？

    人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刘名启在南方航空做出的成就足以和他过

    去的政治声誉相匹配。同时他也对航空大市场里触目惊心的腐败有所

    体察洞悉。他对此深恶痛绝。

    他把政治上的强硬作风带入了经营之中，在一段时间内，南航内

    部的业绩审核处于严厉的高压环境之下，他不光对那些亏损航线的负

    责人毫不留情，还对亏损原因一追到底。在入主南航的第三年，他由

    主管航空辅业领域进入主业后，南航在前10个月实现了10亿的纯利

    润。

    2009年在海南省三亚市的一家宾馆接受我采访的刘名启，对历时3

    年之久的第一轮航空重组和南航并不太乐于深入触及，尽管他毫不否

    认这在他人生中称得上是“惊心动魄”的3年。他倒更愿意聊聊三亚。

    作为这座如今最炙手可热的滨海旅游城市的首任市长兼市委书记，刘

    名启在这里开启了这个城市的未来格局，也奠定了自己的仕途基础。

    在刘名启看来，无论将来如何变化，三亚从一个渔村成长为一个国际

    化都市的故事无疑已经有了一个好结果，而中国航空业的方向还被未

    知笼罩，也被千丝万缕的利益笼罩，关于航空业的重组仍是充满悬念

    的进行时，“它还没有结果”。

    即便到现在他仍然把自己视为航空业的“外人”，他说自己“不

    太方便对‘它’指手画脚”。·人物·

    刘名启，2005年10月从南方航空公司集团党组书记、副董事长、副总经理一职上退休。

    2002年中国民航业首轮大重组的国务院方案确定下来，新南方航空挂牌，刘名启从澳门调任广

    州，参与并主导了南航重组最为关键的3年。

    男，1944年生。

    1968年，任海南省安定县工会干部；

    1983年至1984年，任海南省临高县长；

    1985年到1987年，任海南省城迈县县委书记；

    1988年至1993年，任海南省三亚市委书记、市长；

    1993年至1996年，任海南省副省长；

    1996年至2001年，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2001年至2002年10月，任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副主任；

    2002年10月至2005年10月，任南航集团党组书记及副总经理。·对话·

    部长的新使命

    朱文轶：你接到调令的时候，航空重组的全盘方案已经确定下来

    了，你怎么看这个方案？

    刘名启：三大航空各有各的优势。国航得益于地利，地处北京，搞国际航线。东航得益于上海这个地域优势，占领了日本这个市场。

    客观上说，南航在市场上不占先机，南航原来占领的是东南亚市场，菲律宾、越南、印尼、柬埔寨，这些国家比我们还穷，能赚的钱有

    限。所以南航经营压力很大，南航得益于联合，在市场形成了“金三

    角”：北方航空、南方航空和新疆航空。

    新疆是高利润的黄金航线，国内屈指可数的几条长距离航线之

    一，2009年的“七五事件”让南航损失了4个亿，没有这个意外，我们

    光这条航线就能多赚4个亿。北方航空对南航开拓市场同样意义深远，东北市场是一块，另外，把东北到东亚、日本的市场也拿住了。

    朱文轶：可这“三角”之间相距如此之远。

    刘名启：远距离有一个好处，就是市场互补。我们三个航空公司

    相距这么远，就有三个基地公司。基地公司的优势是什么？地方财政

    都要给基地公司补贴的。在广州，非典时期，别的飞机就不来了，我

    们的飞机亏本也得飞，基地公司有责任，当然更重要的是，所有最好

    的时间也是我们的。

    比如我们南方航空在北京，最好的时间不是我的，早上的飞机，基地公司国航先飞，赚钱时段，基地公司先赚了，其他公司只能赚一

    些冷门。但在广州，就是南航为主了，沈阳、新疆，也是我们占主导

    权，一天内时间如此，一年内也如此，旺季来了，我们占先。这一来

    市场份额就大了。

    朱文轶：在我印象中，重组之后，赢利对所有航空公司来说仍是

    个老大难，你刚接手这个企业时，对它的直接印象是什么？

    刘名启：我感到民航改革确实是到时候了，不改不行。大锅饭，老体制，效益很差，资产空有外壳。你看，跟我们重组的北航，资产

    负债率是147%，那完全就成了替别人干活啊。北方航空的问题很典型，吃大锅饭，成本高居不下，另外一方面

    是它使用的飞机本身，这又是行政因素导致的。因为某些特殊的人事

    原因，北方航空很主动地要求进我们国家自己组装的麦道90，进了56

    架。

    本来麦道是军事工厂制造出来的，技术是由美国军机、战斗机转

    化的，噪音很小，安全性各方面都很好。但是我们是在上海组装的，原件经过我们自己一组，耗油量惊人。

    重组前的南航一直拒绝接收这种机型，而是以进波音为主，所以

    它的负债率才63%，这说明它至少有37%是自己的，企业起码要有

    30%以上是自己的才称得上是个企业嘛，才谈得上优质嘛。你看新疆

    航空，虽然飞机不多，才10多架，加上4架图104，那是苏联飞机，大

    部分都是757，所以它负债才34%。所以南航重组时，我们三家企业合

    并，北航的负债率最高。

    朱文轶：你一直是个官员，你没有企业经验，你以一个外来者的

    身份进入南航这个大企业，我想，好处也很明显。你有一个旁观者的

    优势，你更清醒，更能推动陷在重重利益关系里的改革。你刚开始负

    责新南航的哪一块业务？

    刘名启：国务院重组和改革的方案下来，南航挂牌，我从澳门调

    过来，这3年是我人生当中，最具创新的阶段。的确，原来我都是在政

    府工作，只是坐过飞机，对民航一点都不了解。

    民航改革从“主辅分离”入手。我没有航空专业背景，因此一开

    始当的是辅业领导小组组长，主抓辅业。航空系统的辅业包罗万象，有八大版块，包括媒体、酒店、房地产、工程，但这些都跟主业绞在

    一起。航空业主要搞主业，把那些原来不生钱、原来是主业包袱的辅

    业怎么样分出来，重组以后生钱。我就管这八大版块，这是巨大而烦

    琐的一块事情。

    朱文轶：从哪里入手？

    刘名启：干部问题。重组不仅是资产重组，还有市场重组，有的

    公司有这个资产，但是没有这个市场，互补以后是可以做强的，关键

    是管理问题。下一步是如何改造、管理、深化，不是一个方案就完

    了，还有后面的企业文化的统一、融合。几个航空公司把标志换成南

    航的重新粉刷一下，这是容易的，关键是整个运行规范的统一，北方

    公司的运行很粗放，南方公司的管理很精细，要统一起来。而人员是

    四面八方的。这里面要靠人事，怎么让人和。南航为什么在这上面比东航要好一点，这得益于南航人事的稳定

    和融和。为什么东航前段时间问题这么多？就是干部问题，你不服

    我，我不服你。

    朱文轶：具体来说，你怎么安排干部问题？

    刘名启：平衡安排，把干部融合，我的做法是在北航、南航、新

    疆航这三家企业中间进行干部的大调动，把北航的派到新疆去，新疆

    的派到南航来，南航的又派到北方去，全部跨区域融合，这样的人事

    安排很重要，能加快干部融合。对我来说，要一碗水端平。

    海南的旧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