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前言

    我写此书之初，心目中的读者主要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

    专家。其目的一则是想总结美国史家论述中国近几百年历史的主

    要发展阶段。再则也想对这一发展提出带有批判性与解释性的估

    量， 以便在同行中引起讨论， 藉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

    觉性的一般水平。从一开始我就假定并非所有美国的中国史专家

    都 此假定已为第一批书评所充分证实。 会同意我的所有观点

    同时我还假定我所作的估量其总体上将得到广泛支持 我高兴

    地发现此假定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年春向我提出翻译此书时 林同奇教授在 ， 我既感荣幸又

    颇担心。 感到荣幸的缘故， 自不待言。 感到担心的原因， 则应作些

    解释。 主要是当初我把原作看成旧友之间正在进行的 “谈话” 的一

    部分， 由于彼此交谈多年， 因此对表述讨论的语言已十分了解。 我

    不知邀请一位新知参加此番谈话结果将会如何。我知道我和中国

    史家对于历史是什么以及史家应如何研究历史，在某些基本假设

    上存在分歧。这一点我倒并不犯愁。我真正担心的是中国同行们

    由于对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多年以来努力探索的争论焦点不甚

    熟悉， 对于用来表述这些争论焦点的一套惯用术语感到陌生， 是否

    就能理解这本书的论证，从而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对美国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义。

    无需赘述， 经过长久的反复思考， 我终于打消疑虑。 首先， 我

    进一步体会到在过去十年内，中美两国的中国史研究者的关系已

    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当我于七十年代后期着手撰写此书时，两国史家还生活在彼此完全隔离的世界里。 年春我首次访

    问中国时， 还没有一位中国史家在美国从事研究， 也没有任何美国

    史家在中国进行研究。我们彼此不读对方的著作，甚至也互不了

    解姓名和工作机构。这种情况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变化，而且此后

    变 年春写此前言 化之快及其程度之深实足令人惊愕。在我

    时，已有成百的中美中国史专家在对方的国家里进行过或长或短

    的研究。 彼此交谈， 一起参加专业会议， 在同一学术刊物上发表文

    章。 甚至其中有些人， 尽管彼此观点分歧， 却就共同感兴趣的课题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总之，不知不觉我们之间相互隔离的两

    个世界已经变得不那么隔离了。

    打消我有关中文版疑虑的第二个原因是在翻译进展中，我越

    来越感到我遇到了一位理想的翻译者。林同奇教授不仅对英语异

    常熟谙， 而且酷爱历史， 尤其是史学理论与方法。 在整个翻译过程

    中他总是把优秀译作的两个标志， 即既要忠于原文， 又要使译文清

    晰流畅，铭记在心。本书的内容究竟有多少能使中国读者感到有

    用并引起他们的兴趣， 尚待事实证明。 但是， 幸有林教授的翻译功

    力，中国史家至少会懂得我所说的话了。

    如果让我今天重写此书，我得坦率地说，就原有的论证而言，我不会作很多变动。不过，在最后一章讨论近年美国历史研究之

    趋势时，我定会提到本书出版以来几部比较重要的专著。其中我

    尤其会想到下列四部： 马德林， 齐林 ( 的《县长的银两 世纪清朝中国的财政合理化改革》； 威廉 罗

    》 ) 的《汉口： 中国一城市的商业与社会，： ) ，； 本杰明 艾尔曼) 的《从哲学到训诂学： 帝制晚期之中国在思想与社

    会方面的变革》) (

    中译本) ；

    黄宗智 ) 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齐林的书探讨了 世纪中国国家本土固有

    的演变过程， 尤其侧重财政改革。 罗的著作探索了 世纪汉口商

    业的巨大发展。埃尔曼的著作讨论了 世纪长江下游中国思想

    领域某些重大变化。黄的书(其中文版已于 年由中华书局出

    版)描绘了帝制晚期与民国时期中国农业长期变化的模式。

    这些著作中有三部 (齐林的、 黄的和罗的) 是以在中国进行的

    档案研究为部分依据的，因此都直接证实了十年来中美交流的巨

    大 世纪 进 西方全 展。四本书都 面入侵 是 之前，或 探讨在 在此之

    外，中国所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因此这些书令我高兴地

    支持了我在自己著作中详细发挥的命题，即倘想正确理解

    世纪的中国历史， 必须不仅把此段历史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 而且

    也应视之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

    最后，我对中华书局 表示衷 编辑们赞同此书与中国读者见面，)心感谢。我期待听到中国同行们的反应，热切希望他们不吝赐教，以促进我们共同的事业，即增进对中国过去的了解。

    柯 文

    年 月写于波士顿“中国中心观” ： 特点、 思潮与内在张力

    (译者代序)

    林 同 奇

    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在七十年代前受费正清) 等人影 ) 与李文森 ( 响， 认为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循环往复， 缺乏内部动力

    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 突破传统框架， 只有经过 生剧变，向近代社 年越南战争至 会演变。但美国史学界经过

    水门事件风雷岁月之震动，部分学者对美国与西方文明的精神价

    值发生根本动摇， 对西方 “近代” 历史发展的整个道路与方向产生

    怀疑，从而对上述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中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

    提出挑战， 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 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

    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科性协作研究。这一史学界

    动向， 柯文称之为 “中国中心观” ， 或译为

    中国中心取向)。它实际上反映了美国七十年代以来研究亚、非、中近东及其他非西方社会的总趋势， 即力求摆脱 “殖民地史” 的框

    架， 从社会内部按照这些社会自身的观点探索其历史进展， 反对把

    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与此动向同时崛起的另

    一动向，是力图以帝国主义这一历史范畴作为探索 年前全部

    中国近代史的主线。这两种七十年代兴起的潮流同时对流行于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以费正清、李文森为代表的模式提出挑战，但彼

    此之间又相互批评，形成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纵横交错的局面。在

    目前美国史学界中前一种趋势有逐步扩展之势，而柯文此书则是

    美国史学界第一次对此趋势作出明确详细的描述，也是对卅五年

    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几种主要模式进行批判性总结的第一部著

    作。 ①

    对中国读者说来，这本书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是情报价

    值，它较全面地介绍了战后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成果与趋

    向。全书四章先后着重讨论了近代中国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

    等方面的发展，涉及的美国当代史家、学者一百二十余人，对其中

    的代表人物进行了详细评介。每章附有注解，提供了比较丰富的

    文献资料，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作者提出

    了 “中国中心观” ， 对各种有关论点进行分析批判， 使本书带有较浓

    厚的思辨色彩，给处于深刻反思中的我国史学界提供了一定思考

    素材，具有启发思路的价值。书中介绍了美国史家对我国近代史

    上某些重大事件的论点，其中不少与我国史家有明显分歧，例如：

    有的美国史家认为帝国主义对 世纪我国经济全局的作用不仅

    十分有限而且是良性的；有的把辛亥革命主要看成是一场比较保

    守的地方绅士阶层与试图加强中央集权、具有改革倾向的清政权

    之间的冲突；有的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上限不是鸦片战争而应推前

    到 世纪乃至更早时期； 有的则贬低太平天国、 反洋教斗争、 与义

    和团的进步作用。其中一个比较核心的分歧是如何恰当估量西方

    入侵对我国近代历史产生的一系列冲击作用。这些看法，以及另

    外一些难为我国史家接受的看法，即使有偏颇之弊，亦可触发思

    绪，促进探索，不为无助。对这些具体论点译者不拟也无力详加分析，只好留待我国专家作出回应。本文准备详细讨论的是书中提

    出的比较理论性的问题，即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在史学方法论与认

    识论上的涵义。

    柯文在第四章，即最后一章才正面阐述了中国中心观的具体

    涵义， 但这一取向却是贯穿全书的主轴， 并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和

    历史渊源。柯文在书中只集中描绘中国中心观与实际的史学研究

    工作直接有关的主要特点，对其中某些理论性的前提则多半未加

    阐发或根本隐含不言。本文拟集中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在简要介

    绍本书主要论点之后，本文将集中从方法论与认识论角度描述中

    国中心观的特色， 寻究它所反映的史学思潮， 分析其内在张力。 必

    须指出的是柯文曾明确提醒读者中国中心观本来就不是一套完整

    的理论， 它 “只是一组趋向， 而不是某种单一的， 界限分明的取向

    (尽管为了方便起见我仍称之为取向) ( ”参见 页 ) 。 因 本书第

    此本文对中国中心观内在矛盾的揭示不少地方与其说是批判，不

    如说是一种探索。译者希望通过这些探索，可以从比较广阔的视

    野对中国中心观的本质有较深入的理解，同时也可以从中窥视美

    国当前史学思潮的某些动向。

    三种西方中心模式与中国中心观

    柯文在序言中开宗明义点出全书主题， 他说 “ ：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

    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 ( ”序言第 页) 接着他以四章

    篇幅从正反两面阐述这一主题。

    前三章分别批判三种种族中心或西方中心的 “冲击 模式：： 此模 世纪中国 式认为在 一回应” 模式 (

    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人侵，解释这段

    历史可采用 “西方冲击 中国回应” 这一公式， 从而严重夸大了

    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 “传统一近代” 模式 (

    ：此模式的前提是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

    归宗的 “模 代史也将按此模式，从“传统” 楷” ， 因此中国近

    社会演变为西方的“近代”社会，认为中国历史在西方人侵前停滞

    不前， 只能在 “传统” 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微小的变化， 只有等

    待 掌， 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 “近 西方猛击

    代” 社 ) 帝国主义模式 ( ： 此模式认为 会前进；

    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

    崩解，民族灾难，无法发展前进的祸根。柯文认为这一模式和前面

    两种模式实质上同属“西方中心模式”，因为它们都认为西方近代

    的工业化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而中国社会的内部，始终无法产生这

    种工业化的前提条件，需要西方人侵提供这些条件，因此它们都认

    为 世纪中国所可能经历的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是西

    方式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这样就堵

    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把中国近

    代史研究引入狭窄的死胡同。

    针对这一弊端， 柯文在全书最后一章 (第四章) 正面提出 “中国

    中心观” ， 并把这一看法的特点归纳为四： 从中国而不是从西

    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

    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

    性； 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 省、 州、 县与城市， 以展开区域

    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 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

    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 (主要是社会学科， 但也不限于此) 中

    已形成的理论、 方法与技巧， 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 ”

    页) 柯文强调指出， 这 (第 一 “中国中心观” 并不是一个新出现

    的完整的严密的方法论体系，而是七十年代初以来逐渐发展起来

    的日益明显的趋势， 不过迄今为止， 还没有人对此趋势作出系统的

    明确的描述而已。

    批判的锋芒与对历史独特性的追求

    中国中心观第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的持续有力的批判锋

    芒。在批判冲击一回应模式时，柯文集中讨论了与西方冲击关联

    较大的历史事件，证明该模式即使在本应完全适应的范围内也是

    失灵的。在攻击传统一近代模式时，他改变策略，追溯思想渊源，上至 世纪，然后描述这一模式在战后的演变过程，最后指出该

    模式本身的致命弱点，批判的逻辑相当严谨。他对帝国主义模式

    的批判， 在理论上弱点较多， 但是援引了相当数量的文献， 批评了

    认为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看法，有些论

    点有待我国近代史研究者作出回答。

    但是，译者认为柯文展开这一系列批判的根本依据是他深信

    不同的社会发展的方向不同， 表现的形式也互异。 换言之， 他深信

    历史发展的歧向性，强调历史统相的独特性。这点可以从他批判

    狭隘主义 ( )与历史发展目的论 (

    中得到证明。如果说柯文对狭隘主义的批判是从共时性(或空间)

    上否定了历史现象重复出现的可能，对目的论的批判则从历时性(或时间)上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因此从表层上看柯文的批判锋芒

    是指向西方中心论，但是其实质是指向所有肯定历史现象具有重

    复性或共性的理论框架。实际上柯文认为研究历史的理论框架必

    需按照不同的社会与文化特性，单独设计。否则必将限制、遮蔽研

    在柯文看来，中国中心观批判的三种传统模 究者的历史视野。 式，正是由于采取了预先制订的框架，终于使史家的视野局限于一定

    的历史现实而忽略了另一部分历史现实。例如他认为冲击一回应

    模式由于集中探讨预先设定的问题，即“中国为何没有较早地更有

    力地对外国侵略作出回应？”从而就很容易地“忽视了某些重要事

    变，仅仅因为它们和西方入侵没有联系，或只有很少联系”。(第

    页)传统一近代模式由于采取了传统与近代的两分法，就“迫

    使我们对现实只能严格地按照两极来划分”，排除了人类经验中某

    些极为重要的领域，仅仅因为一时无法认定它们到底是属于“传统

    的” 还是属于 “近代的” ( 。第 页) 我在下文将讨论柯文对理论框

    架的看法的弱点。这里我想指出的则是中国中心观强调分析框架

    的独特性，这有助于清除遮蔽史家视野的条条框框，开辟研究中国

    近代史的新领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中心观对美国的中国史研

    究， 起了真正的解放作用， 其批判锋芒是相当尖锐的。

    但是， 正是柯文这种对历史独特性的追求， 同时又在一定程度

    上顿挫了他的批判锋芒。这是因为为了尽量适应历史现象的独特

    性，柯文感到不能把史家使用的理论框架的内容订得过多过死，它

    必须能容纳不同社会、文化可能具有的不同特点，必须兼收并蓄，并避免固定成形。罗伯特 马克思 ( ) 曾批评 “中国中

    心” 这一概念 “软绵绵地像海绵 ( ) 一般” ， 他说“ ：中国中心观

    可以意味着用儒家概念解释中国历史，也可意味着用中国农民的柯文可 价值观或任何其他理论框架来解释它。” 以申言这种批评

    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早就提醒读者中国中心观 “并不是某种单一的

    界限分明的取向” ， 而只是 “一组趋向” 。 但是从更深一层着眼， 由

    于这种 “软绵绵” 的状态无形之中来自他对历史特殊性的执着的追

    求， 这个弱点——它在柯文看来可能是一个优点 是不可避免

    的，它是柯文的整个历史思维逻辑的结果。

    动态观点

    中国中心观一个值得赞扬的特点，是它的动态观点。我指的

    是它强调历史发展中对立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现象。

    在这点上他的看法与我国史家所强调的“对立面统一”颇为相似。

    我想摘引书中一些章句说明此点。在总结他对冲击一回应模式的

    批评时， 柯文说 “ ： ‘西方冲击’的概念， 可以恰当地表达‘首次相撞’

    的含义，但它对于相撞所引起的一系列复杂效果却很少探究。反

    之亦然。 如果我们坚持把‘中国回应’这个概念和首次‘西方冲击’

    过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样也不会有太多帮助。如果一定要保

    留这些概念，则必须把注意力灌注于一种远为错综复杂的冲击一

    回应网络 在这网络中不论冲击或回应都应该既是中国的又是

    西方的。 ( ”第 页)在批驳传统一近代模式时他引用了美国史学

    家史华慈 ( ) 的话， 认为 “人类过去的各方面经

    验， 不论有益有害， 都可能继续存在于现在之中” ， 并认为 “中国之

    ‘过去’和‘近代’， 未必就作为互不渗透的整体彼此对抗” ( ， 第

    页) 它们是 “两种流动不居、 互相渗透的状态， 传统社会中

    包含近代的潜势， 近代社会中又体现了传统的特点” ( 。第 页)) 称之为 赫克斯特 ( 柯文批评了 “历史能量守恒的

    假设”。这种假设认为“社会能量向一级流动，就要求相应减少向

    页) 。 他同意美国史 他极流动之能量( ”第 弗里德曼 家爱德华) ) 的看法， 认为 “革 和墨子刻 (

    命变化的净增有可能和信奉旧价值观念的加强同时进行”(第

    页) 。 总之， 中国与西方， 冲击与回应， 过去与现在， 传统与近代， 尽

    管在理论上是对立的范畴，但在历史的现实中却是互相渗透互相

    转化的。通过这种动态的灵活的机制，史家就有可能对错综复杂、流动不居的过去的人类经验做出比较忠实的描述。

    历史描绘的精细化

    柯文列举的中国中心观的四个特征中有两个 即把中国按

    “纵向” 与 “横向” 加以分解的作法 一都是为了对中国近代史作出

    比较精细的描绘。 因此， 贯穿全书， 柯文特别强调 “区分”)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区分才能对中国历史现

    实取得一幅纹路细密、轮廓分明的画面。这种倾向本来是和七十

    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兴起的所谓“重新发现美国历史的复杂性”，“重新察觉历史动力的多样性”的思潮相一致的。 但是经过柯文

    反复强调， 极力倡导， 它成了中国中心观的一个突出特点。 柯文正

    确地指出 “把各种现象加起来， 再加以平均。 这种做法在最好的情

    况下， 只能使我们对历史现实有一个均匀、 单一的理解； 在最坏的

    情况下， 由于我们鲁莽草率地从特殊上升到一般， 就很可能把现实

    完全歪曲了” ( 。第 页)因此他十分赞赏谢尔曼 科克伦 (

    ，因为他在估量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的作用时，把“帝国主义剥削” 区分为五种不同 页) 描绘的精细 的类型( 。第

    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研究的学术水平。我国近代史研究多

    数仍集中在中央或高层人物的活动和全国性的单位。美国史学界

    这一趋势值得我们重视。

    但是， 译者认为， 柯文在强调 “区分” 的同时， 低估了 “综合”

    的重要性。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他低估了总框架，， 在人类认知 或者借用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名词， 即 “图式

    过程中的积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柯文似乎相信，在研究中国近

    代史时， 把中国不论从 “纵向” 或 “横向” 剖析， 都是分解得越细越

    好。“即使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底层也绝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大

    堆农民。 “ ”在等级结构的每一层次， 直到最低层……都有社会阶层

    的区分。 ( ”第 页) 他认为 贝蒂 ( 像希拉里

    一类的对县级地区的研究， 将 “指引我们如何最后就中国上层社会

    做出更加复杂的，更有区别的 ， 因此不是那末笼统的 陈

    述” ( 。第 页) 他似乎深信 “将人类历史的最细小的事实集合起

    来最 明问题” 。 后就 巴拉克劳( 会说 英国史家杰弗里

    在论及美国新经济史家与新人口史家写出的大量微

    观研究时， 曾警告大家 “ ：正如老的实证主义者认为‘历史的事实，一旦为史家收集，就会无形中嵌入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正确模式的

    看法， 最后证明是一种假象一样， 目前确实存在着一种危险， 即人

    口史家与‘历史计量学家’们 ( ) 的辛勤努力将在大量

    支离破碎的研究中白白浪费掉，无法取得任何概括性的或最终的

    成果。 ” 有些研究中国的美国史家如墨子刻和马若孟(

    已在抱怨目前“在训练美国史家时把历史领域分门别类，割裂起来， 导致许多错误理解” ， 抱怨美国社会科学家 “往往只研究中国社会中很有局限性的若干方面，集中研究地区、社团，而忽视

    了整个体制的演变”。他们严厉批评了柯文在书中热情赞扬的施) 的地区系统分析， 指出他 “忽 坚雅 ( 视了整个帝国范

    围内的官僚体制” ， 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即 “人类的活动固然受

    地方风貌和地区性特有形态的影响，但同样也受整个文化总体的

    影响”。他们认为“为了使广阔无边的历史领域显出一定意义，仍

    然需要总括的模式作为分析事物的框架，以标示各个研究课题之

    早在廿年以前 间的关系” 美国史家爱德华 萨维斯 就曾问道：“对微观单位的了解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对更广

    阔领域的研究的线索？”“目前盛行的对微观单位的强调是否就是

    通向知识的道路？ ” 且不管这些史家的总括模式是什么，他们指

    出美国史学界过分侧重精细化的偏向是有一定根据的。看来，美

    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只有在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同时并举的情

    况下，才能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

    “内部取向”

    在 “区分” 之外， 另有一词更能表达中国中心观的核心涵义， 即

    “内部取向”。 柯文实际上赋与 “内部取向” 以三种涵义。 第一种涵

    义主要是在第一章批判冲击一回应模式时使用的。在这里“内部”

    主要是用来说明历史研究的内容或课题，内部取向主要是指在研

    究中国近代史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

    外来因素上。 当费正清谈到 “美国史家研究 世纪中国有一种向

    ‘内、 外’两方面反复摆动的现象时” ( ， 第 页) 他指的是史家研究

    的课题有时侧重内部问题，有时侧重外部问题。柯文在第一章结尾时建议研究中国近代史应分最外层带、中间层带和最内层带时，用的也是此义。

    内部取向的第二种涵义是当柯文在第二章开始批判传统一近

    代模式时才逐渐突出的， 这时 “内部” 较多的是用来说明推动历史

    演变的动力来自何方。内部取向是指认为产生历史变化的根源来

    自内部因素的看法。按此看法“中国本土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

    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

    页) 体， 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 ( 。第

    内部取向的第三种涵义主要是柯文在第四章正面界说中国中

    心观时才着重使用的。 这时 “内部” 多用来说明史家探索历史现象

    时采取的角度。 内部取向是指从有别于 “局外人” 的 “局内人” 的角

    度来观察历史， 是指 “力图对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的历史， 从其

    自身的情况出发， 通过自身的观点， 加以认 页) 事 识” ( 。序言第

    实上， 它是指下文即将讨论的 移情方法”

    由于内部取向的这三种涵义是相互补充相互加强的，柯文并没有

    把它们明确地区别开来， 但是这种区别对分析、 理解中国中心观的

    本质是十分必要的。

    在说明什么是中国中心观时， 柯文强调 “鉴别这种新取向的主

    要特征，是从置于中国史境 ( 中的中国问题着手”。

    (第 页) 这一简要界说， 特别是 “中国史境” 和 “中国问题” 这两

    个关键性的概念， 触及中国中心观的核心， 值得仔细分析。

    “中国史境” 一词， 这里显然是作为 “西方冲击” 的对立面出现

    的， 它是指一种复杂的历史环境， 在这种环境里从中国社会内部结

    构产生的各种巨大的势力不断发生作用，不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

    道路， 尽管外来的影响在不断加强。 柯文强调说“ ：中国中心观取向想概 世纪和更 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 括的思想是，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

    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的增长与疆域的扩

    大， 农村经济的商业化， 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等……此时西方登场了，它制造了种种新问题……但它也制造了一…但是 个新的情境 ，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影

    响， 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 ( ”第

    页) 在另一处柯文说得更形象些 “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寻求中国

    ， 他们奇妙地发 史自身的‘剧情主线’ 现确实存在着这

    条主线， 而且在 或 年， 这条主线完全没有中断， 也没有

    被西方所抢占或代替，它仍然是贯穿 乃至 世纪的一条最重

    要的中心线索。 ( ”第 页)显然，这里中国中心观所意味的内部

    取向是上述的第二种涵义，它指的是中国社会演变的动力来自中

    国内部。

    我国近代史研究者对中国近代史中这条“剧情主线”的长短、内容，乃至是否存在都很可能和柯文有不同的理解。值得一提的

    是， 在近年关于我国近代史 “主要线索” 的争论中出现了一种强调

    内部因素的趋势。 例如， 李时岳同志在提出他的中国近代史的 “四

    个阶梯” 论时强调 “ ：叙述中国近代史， 不仅要说明外国帝国主义怎

    样侵略， 怎样扩张其势力， 更主要的是要说明中国社会内部， 在生

    产力方面、在生产关系方面、政治文化思想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

    化， 怎样向前发展， 从而最后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 由于

    把主要线索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转向中国封建社会

    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过程，内部因素的作用无形中得到重视。

    张耀美同志讲得更加明确， 他引用了苏联学者的话总结他的论证：“外力入侵倘若不导致未被征服民族为征服者所吞并， 则其内部发

    展的自然历程必不致中断， 其基本方向， 亦不致变更。 ” 他认为外国

    资本主义发动的历次侵华 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但 战争 “加

    没有 “中断 并认为 “这是符合 ” 中国社会‘内部发展的自然历

    马克思主 中国中 义关于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的观点的”。

    心观把史家的注意力引向中国历史内部因素并强调对整个中国史

    境的探索，这一看法可能有助于深入探讨我国近代史的极为复杂

    的情况。

    作为个人直接经验的历史

    如果柯文在阐明 “中国史境” 的概念时， 采用了 “内部取向” 的

    第二种涵义， 他在阐明 “中国问 ” 时， 采用的则是它的第三种涵 题

    义。 他说“ ，说它们是中国的问题有两重涵义： 第一， 这些问题是中

    国人在中国经历的； 第二， 衡量这些问题之历史重要性的准绳也是

    页)在紧接的一 中国的， 而不是西方的” ( 。第 个重要注解中，柯文说“ ：我想在此或无需说明： 力图设身处地 ( ) 按

    照中国人自己的体验去重建中国的过去，并不意味着史学家就得

    对中国人的行为与价值观念从道义上予以赞助。 ( ”第 页， 注解

    重点号为笔者所加) 这里的 “中国人” 显然不是泛指一般中国人，而是专指直接参加中国历史事变的中国人。因此，实际上中国中

    心观所要求的是史家应该从历史事件参预者心中关注的问题着

    手， 并按照参预者的立场观点去理解体会这些问题。 换句话说， 史

    家用以编写历史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最原始的材料是参预者与目

    睹者的直接经验。

    程’ ” 。我国读者很可能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柯文把史家的任务说

    成是“力图按照中国人自己的体验”，而不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

    况” 去 “重建中国的过去？ ” 我国史家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认为历史现实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

    的实质与规律可以通过人们的实践与理性分析得到正确认识，因

    此，理所当然，史家的任务是如实反映历史的现实。但是采取实用

    主义或现象学观点的史家，由于对人类认识能否如实反映客观存

    在，特别是反映人类历史的客观存在，抱存疑态度，往往把历史知

    识限制于人类经验体会这个范围。在他们看来历史即使作为客观

    存在， 已一去不复返， 史家所谓的“历史事实” 并不是外在的， 客观

    的，界限分明的存在，它首先是当事人纪录下来的自己心中的种种

    经验体会，然后又经过史家过滤成了史家心中的经验体会。柯文

    在赞扬美国史家欧大年( )与韩书瑞(

    的 “内部的看法” 时就再度强调， 这种看法是 “把当时的现

    实视为虔诚的当事人所实际体验的那样，而不是远在异方的局外

    人所勾画的那样” ( 。第 页；重点号为笔者所加)

    中国中 心观的实用主义倾向还表现在它把历史过程作为人类

    适应环境的过程。柯文在谈到中国中心观力图捕捉的一幅生动的

    历史情境时说 “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并不是一个踏步不前， ‘惰性十

    足’的‘传统’秩序……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情势， 一种充满问题

    与紧张状态的局面，对这种局面无数的中国人正力图通过无数方

    法加以解决。 ( ”第 页)他这里强调历史像生活一样是人

    与社会不断互相作用的过程，是人们采用种种行为模式不断解决

    问题，适应环境，改变环境的过程。这种带有浓厚人类学色彩的观

    点和实用主义的历史观互相呼应。在主客观世界的激荡交融中，客观的世界从根本上说是从行动 的内 即无数个人 的主体

    心体验而取得存在的。例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 格尔茨 福德) 就认为所谓人类学研究的最终对象是 “把物质环

    境这种非人类结构因素与生物的、 文化的、 社会的人类结构因素融

    如 成一体而形成的属于个人的独特的组合”。 果说历史是一幅织

    锦，个人的直接经验就是编织这幅织锦的材料。史家的任务就是

    “男人 回收、 再现特定的个人或群体 、 女人、 城市人、 乡下人， 穷

    人、 富人， 广东人、 湖南人 页) ， ( ”第 的特定的经验。我认为

    正是这种对个人经验的第一性的肯定构成了中国中心观的核心。

    维克托里诺 特杰拉 ( ) 曾指出美国哲理性史

    学的实用主义根源， 他说 “ ：在北美的哲理性史学是土生土长的， 因

    为它的崛起是由两个具有美国思想家特色的复杂思想促成的。一

    詹姆士 ( 个是‘经验” 这一概念， 它经过威廉 ) 的充实

    具有在行动中相互作用的含义， 而英国的经验主义则把‘经验’的

    内容弄得如此贫乏以致我们根本无法用它来进行系统的哲学思

    考， 即用它来正确地综合理解艺术、 科学、 历史或者人类发展过程。

    另一思想是皮尔斯( ) 的， 他认为真理是从一批具有批

    判精神的，进行试验的研究者组成的不断前进的群体中逐步产生

    的，它随时准备得到纠正或给予重新界说。 大家知道詹姆士和

    皮尔斯是美国实用主义的肇基人，如果说前者给史学的本体论定

    了基调， 后者则给它的认识论下了界说。 特别是 “经验” 一词经过

    詹姆士的发挥，超越了英国经验主义的贫乏的内容和欧洲大陆过

    分理性化的理解，对美国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史家詹

    姆士 亨伦特 ( )在阐述实用主义对美国史学思想的

    深远影响时说“ ：威廉 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体现了对人类知识的现象学的理论。这种认识论，经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

    的发挥， 把个人的‘感知、 判断、 经验和意愿’这类‘纯粹现

    象’作为出发点。对人类社会现实采取的这种认知观点(

    ，在当代则表现在许多美国人类学家的人种学研究方法

    现象学对 “存在” 或 与目的之中。 ” “现实” 这一根本问题采取了不

    可知或不必知的态度。所谓“认知取向”在这里是指美国认知人类

    学派认为人类学研究的主体是人类在适应环境改造环境中形成的

    一套内 )的认知规则。例如，一些研究美国学的 在化 (

    学者认为“开展美国研究的目的是揭示美国人赋予他们环境以某

    种意义的深层结构的规则，他们用这套规则生成在这种环境中适

    当的可被接受的行为”。 柯文曾 斯通 同意美国史学家劳伦斯

    世纪六十、 七十 ) 的看法， 认为 “在 年代， 整个史

    学界新思想的主要泉源一般说已从社会学转向人类学”，(第

    并曾热烈赞扬孔 页， 注 飞力 ( 成功地使用人类学的

    概念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柯文史学思想中的认

    识论前提实际上是直接或通过人类学来自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

    柯文这般强调个人的主观经验，他如何把这种观点和研究客

    观的社会、经济过程或结构结合起来呢？这是我国读者势必十分

    关注的问题。上述的认知人类学派就是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

    题的。他们绝不是摒弃客观行为过程不予研究，而是企图从人类

    的认知过程中探求支配这些行为的规则系统。这种做法和认知语

    言学 ( )探求认知过程中支配语言行为的内在化

    的语言规则颇为相似。探索的中心都是内心的认知过程，但需从

    外在行为着眼，并回到外在行为中求得证实。柯文不是史学理论

    家，对这类问题并无正面阐述。但是从实践上可以看出他也颇强调社会、 经济的过程、 制度与结构的研究。 他在书中用大量篇幅探

    讨这方面的问题， 他认为六十年代美国史家开始重视 “社会经济动

    因” 的研究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 ；前言第 页) 他批评有些史家 “把

    〔中西〕文化方面的差异与相互误解 (它们首先表现在对事物的态

    度与价值观念方面) 视为中西冲突的根源” ( 。第 页) 但是我们

    仍可察觉柯文在处理人类生活中的主观与客观两方面，流露了某

    、 楼兹 ( 种微妙的偏爱。例如柯文把周锡瑞(

    三人的著作和 、 琼 梅 ( 欧大年、 韩书瑞两人

    的著作都列为民间史的优秀专著加以评介， 并指出前三人 “更加专

    心致志探索群众行为的社会经济根源” ， 有时 “采用了马克思主义

    或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框架” ， 而后二人则更多地探索当事人的主

    观精神世界。但是，他用三页多的篇幅热情洋溢地详细介绍后两

    人的作品， 而只用半页多介绍前三人的作品， 这种现象很可能反映

    了柯文的史学思想，反映了他在内心深处作出的裁决。看来中国

    中心观不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未能根本解决如何对历史现实

    的主观与客观方面作出统一阐述的问题。

    移情 ( ) 方法的使用

    如果编织历史的材料是个人经验，则理解历史实质上就是如

    何进入到历史演员们丰富多彩的直接经验之中的问题。这就是所

    谓的移情 ( 。移情不同于同情。移情是为了理解对方，设

    身处地体会对方的思想、 感情和处境， 它并不意味着就赞同对方的

    思想感情。史家通过移情探知的经验，实际上是以史家自身的经

    验为基础的。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移情方法是深深地嵌在 “纯粹” 经验的主观世界之中的。

    柯文在书中只在两处使用了 “移情” 一词， 而且用的都是它的

    派生词形式。但是，移情却构成中国中心观最核心的几个概念之

    一。如上所述，移情在这里是指“力图对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的

    历史， 从自身的情况出发， 通过自身的观点加以认识” ( ，序言第

    页) 是指 “进入中国内部， 开始了解中国人自己是怎样理解、 感受他

    页) 移情实质上就是上述 “ 们最近的一段历史的” ( 。序言第 外部

    取向”的第三种涵义。

    柯文不仅用 “移情” 作为进入过去的工具， 而且用它作为与狭

    隘主义作斗争的武器。 用柯文的话 “移情” 就是 “卸下” 那张紧紧地

    裹着史家自身的文化的、 历史的乃至个人的 “皮” ， 然后钻进他所研

    究的对象 皮” 中去 页) 马克思 韦伯 ( ) 说得 ( 。第

    更加彻底 “ ：移情就是把‘自我’全部渗入移情的对象之中。 ” 柯文

    论及韩书瑞研究八卦教起义的《中国千禧年叛乱》一书时说 “ ： 这本

    书的巨大优点在于它把我们引进一个以前很少有机会接触的世

    界。作者叙事紧凑，不惜用大量笔墨描绘细节，引导我们经历这个

    世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个世界的人物栩栩如生。”(第

    页) 换句话说， 韩书瑞由于采用了移情的方法 “卸掉” 了他那张西方

    文化的皮，进入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世界，亲身体验到八卦教虔诚

    教徒的内心世界，并把读者带入这个世界。

    柯文倡导移情方法，反映了他继承人文主义史学思潮多于实

    证主义或科学史学思潮。这点和他追求历史事件的独特性，以及

    接受经过强化的“经验”概念有密切联系。倘若历史学研究的对象

    归根结底是过去某些独特人物或人群的直接经验，要想把这些充

    满各种不同的希望与恐惧、创造与奇想的经验用统一的毫无生气

    的 “的抽象科学范畴来摄取，自然是很困难的。

    诚然，柯文在书中曾极力主张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

    究历史， 并把这点视为中国中心观的四个特点之一， 但是， 他对将

    社会科学应用于史学却是有重大保留的。例如他强调史家采用的

    社会科学理论、 模式必须适用于中国的历史资料， 没有西方中心论

    的偏见。 换句话说， 这些理论、 模式只能启发思路， 并无规定性作

    用。 他还强调 “把社会科学的概念与历史叙述相结合” 势必带来的

    所谓 “文体上” 的困难， 警告史家不要像许多社会科学家那样 “几乎

    完全不顾写文章的艺术”。如果说柯文在他提出的中国中心观的

    第一个特征中强调的是人文主义的传统，在他提出的第四个特征

    中则强调了科学的传统。中国中心观始终未能消除两者之间的内

    在矛盾。但是由于柯文强调中国中心观第一个特征是“主要特

    征” ( ，第 页)我们可以认为他的历史思想是以人文主义为主

    流。柯文的观点也许可以用以捍卫移情方法著称的美国史家威

    廉 德雷 ( ) 的话来概括， 他说 “如果史家的兴趣在于发

    现或通过想象重建过去某时某地的人类生活”，我们就需要采取

    “从内部” “ ，从当事人的观点来观察它” “ ，就需要记住历史不仅 (有

    可能) 成为研究社会的科学的分支， 而且 (事实上) 已是人文学科的

    分 。 支”

    必须指出“ ，移情” 方法并非单凭想象灵感一蹴而就， 而是建立

    在对历史现实与当事人的周密调查基础之上的。德雷曾用对历史

    的 “理性的解释 )一词来阐述大体上相当于

    “移情” 的概念。 他说所谓对历史的 “理性的解释” ， 是指 “重建当事

    人为达到自己所选择的目的，根据自己所认识的处境决定采取某

    种手段时， 是如何衡量得失的” 。 德雷对 “移情” 的这一诠释， 突出了人们为解决现实生活的具体问题而采取某种手段，突出了当事

    人的主观感受，突出了史家必须从当事人的立场观点出发，这一切

    都带有比较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相当完整地体现了柯文对移情

    的理解。不难看出，移情方法对史家的这种要求将迫使史家尽量

    消除自己时代与阶级的偏见，从当时的史境出发，体察当事人的动

    机意向，从而有助于缩小史家与历史现实的距离。它和我国部分

    史家所倡导的历史主义有某些相同之处，可以借鉴。但是它同时

    也引起一系列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首先， 一旦史家进入 “局中人” 的世界， 他就失去了 “局外人” 的

    优势，失去了从历史全局上，从整体上把握这一事件的可能。柯文

    曾正确地支持石约翰 ( ) 的看法， 指出西方由于 “‘从

    来没有从外界来观察自己”而 “被囚禁在自己近代经验的狭隘牢

    笼中” ， 成了 “‘当代伟大文明中目光最为狭隘的文明’” 。 ( 第

    页) 这说明史家必须轮番采用 “局中人” 与 “局外人” 的观点， 比较史

    学方法的作用就在于此。柯文实际上对比较史学的方法也十分重

    视，他曾要求中国近代史家扩大比较史学的视野，不要把自己只局

    限在中日两国近代化过程的对比上。(第 页) 但是中国

    中心观的内在的趋向是鼓励研究者进入当事人的世界，容易导致

    忽略局外人观点的优势。

    移情方法引起的另一问题是移情过程中史家自身究竟采取何

    种立场的问题。柯文曾正确强调中国幅员广大，人种、语言、地区

    千差万别，他还提到“少数上层社会人物与广大群众之间在世界观

    和生活方式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别” ， 他甚至提到了 “气质、 性格、 年

    龄、性别以及由个人的社会、宗教、经济和政治关系所形成的特定

    页) 面对如此杂然并陈 的情况” ( 。第 ， 乃至针锋相对的人物与集团， 史家究应移情于哪个人物、 集团呢？ 如果他分别进入各个人物

    与集团，最后得出的一幅历史的画面有没有一个统摄全局的中心

    立场呢？如果没有，这幅画面能够成立吗？有些现代小说家曾企

    图通过意识流的手法捕捉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对此美国史家小罗) 曾追问道“ ：历史学家是否 伯特 伯克荷费 (

    世纪的小说家的手法放弃‘无所不知的观察者 应该仿效这些 的

    观点’， 代之以多元化的观点和支离破碎的注意中心？ ” 亨伦特曾

    乐观地提出 “历史事件的全局可以很容易地采用蒙太奇的手法， 由

    若干个人生活史组成” 但是他似乎忘记在一连串蒙太奇镜头的

    背后， 自始至终存在着一个统筹全局的编导。 没有这位编导的 “无

    所不知的观察者的观点” ， 根本不可能产生一部为观众所理解的影

    片。 史家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自己独有的立场， 但是， 移情方法的

    内在逻辑却企图使用并列杂陈的立场来取代这个中心出发点。这

    种做法不仅在理论上缺乏说服力，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如何

    把多元的分散的 “局中人” 观点和关照全局的史家个人的观点统一

    起来，是中国中心观面临的又一潜在矛盾。

    对理论框架的戒心

    带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史家往往对理论框架，特别是对有效半

    径较大的理论框架持怀疑态度。他们往往以具体问题为中心

    ， 避免作宏观议论。 所谓 “多谈问题” “ ，少谈主

    义” 。 贯穿此书的一个特色， 是柯文不断和种种带有囊括性的理论

    框架进行斗争，不论这种框架是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

    他说 “ ：本书真意并不反对把诸如‘帝国主义’， ‘冲击一回应’， 甚至‘近代的’这些词语严格而仔细地使用于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中出

    现的某些界限分明的具体过程或现象。它所反对的是把这些概念

    当做广泛的囊括一切的思想框架，企图据此告诉我们在整个历史

    时期中 同时也就意味着什么是不重要的。 ( ”序 什么是重要的

    页) 柯文对 “广泛的囊括性的思想框架 言第 ” 的敌视态度植根于

    他对理论框架本身的怀疑情绪。这种情绪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对

    历史变化模式所持的看法上。

    柯文的历史变化模式大体上相当于我们通称的“社会发展规

    律”，笼统地说是指史家认为历史究竟是如何发展的。用柯文的话

    说它是告诉史家在历史发展中哪些事变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

    的(只是“模式”一词有时含有学者为研究方便而设计出来的一种

    框架之意， 未必具有独立的客观性) 。

    柯文认为历史变化的模式有两种：封闭式的与开放式的。封

    闭式的变化模式往往迫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按照预先形成的框架来

    塑造史料。只有采取开放式的模式，辅以开放式的问题，史家才可

    能形成一幅对经验史实作出灵敏反应的中国近世史画面。(第

    页)

    首先应该指出，柯文是肯定理论框架在历史研究中的必要性

    的。 例如他强调 “历史的变化具有‘形状’” 页) 他 ( 。第 还提到

    所有史家 (包括前人和自己) 都有理论框架( 。前言第 页) 事实上

    他写这本书的主旨可以说就是用自己的框架去取代前人的框架。

    他似乎和马克斯 韦伯一样，认为没有前提假设的经验史实是不可

    能的。 但是柯文感到像所有理论框架一样，变化模式一旦形成，就势必使史家对历史事变的相对重要性产生固定的偏见，左右史

    家对史料的收集与分析。因此在界说变化模式的内容时，他尽量谨慎态度。事实上，他对人类历史 采取不肯定的 变化模式的内容

    只肯定两点： 一是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在发生变化， 二是这种模

    页 式势必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前言第 页， 第 ； 序言第

    页)这和我国史家所熟悉的历史唯物主义 页， 第 提供的内

    容充实、 比较具体的框架大不相同。 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 在柯文

    看来， 一样， 只是一种 “必须的坏事” 变化模式如同一切理论框架

    ， 无之固然不可， 有之势必遭殃。

    要摆脱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 有几个办法。 如前所述， 一种办

    法是根据具体情况， 量体裁衣， 设计特定的框架； 第二种办法是把

    框架变成 “开放式” 的， 即使框架内容单薄， 处于不固定状态， 以便

    根据不断发现的新史实随时充实修订。柯文的变化模式就是一

    例。第三种办法是缩小框架应用的范围。例如柯文建议把冲击一

    回应模式适用的范围减缩到他所谓的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最外层

    带” ， 即限于肯定是西方人侵所造成的历史侧面， 如海关、 总理衙

    门、 留学生、 近代兵工厂等( 。第 页)他认为帝国主义如果

    不是 “作为一把足以打开中国百年来全部历史的总钥匙” ， 而是 “把

    它看成是各种各样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发生作用的几种力量之一”，则 “具有非常重要的解释能力” ( 。第 页) 总之， 在柯文看来， 研

    究历史的理论框架 (或者毋宁说是一种假设) ， 应该是中距 (或短

    距) 的， 应该内容稀薄， 形式灵活， 从根本上说应该根据不同的研究

    对象的特殊性单独设计。

    对理论框架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是和不少美国史家相信直接

    经验的第一性， 相信感性认识、 或经验事实的第一性而对理性认识

    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存有戒心，有密切关系的。亨伦特颇有见地

    地指出，许多在美国成长的历史学家无形中吸收了一种推崇“事实” ， 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传统， 他说“ ：由于在美国成长的史学家

    把‘事实’崇为最后权威，他们在认识论上就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立

    场，即以下列三种相互关联的立论为基础的经验主义 人 立场；

    模式或框架只能解释 类理性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 用它来

    说明的那些直接 )人类生活并没有根本的模式或结 素材、 数据；

    构。这些前提直接导致一个结论，即每一历史现象作为各种具体

    条件与事件所形成的独特格局，都得根据各自的个别情况个别处

    理。史家所得出的最概括结论只是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必需根

    据每个新的现象加以测试。 ‘事实’ 对亨伦 始终是至高无上的。 ”

    特的结论我只想补充一点，即这里的“事实”在带有实用主义倾向

    的史家心中， 往往是指上文所说的 “局中人” 的直接经验。

    柯文对理论框架的看法尽管带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

    的倾向，在根本哲学观点上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矛盾的，但是他强调

    历史研究应从经验史实出发，警惕理论框架如使用不当可能带来

    有可取之处。近年来我国部分 某些问题， 则 史家已开始注意纠正

    在我国历史研究中某些对历史唯物主义作机械论的教条式理解的

    现象。有的同志指出，如果在过去一段革命时期把我国历史研究

    的重点放在我国历史与他国历史的共性方面是必要的话，目前则

    应加强特性的研究。不少史家提出，不仅应看到唯物史观对历史

    科学的指南作用，而且要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例如蒋大椿同志

    指出：“前者从抽象的角度研究社会各种因素相互关系及其最一般

    规律属于哲学的范围。而后者则从具体的角度，按时间顺序描述

    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属于实证科学范围……两者是不

    同范畴的知识形态。 ” 丁伟志同志提出 “ ：从多样性的历史上探讨

    其内在的统一性是历史学得以成为科学的前提，”而“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在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具体分析具体历史的特殊性。 ”

    他认为“把特殊这一范畴引入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因为 “它排除了‘一般’与‘个别’的绝对性、 终极性， 而以中介的地

    位表现出相对性、 居间性。 对于更具体的个性来说， 它是抽象的共

    性， 对于更抽象的共性来说， 它是具体的个性” “ 。在事物发展的普

    遍性与个别历史事实的个性之间，也无疑宝塔般地存在着一层层”

    看来 中间环节……” ，在纠正对唯物史观某些机械论的理解的同

    时， 探索一些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距的、 灵活的、 多层次的理论

    框，对深入开展我国史学研究是有好处的。

    历史真相终究无法探知

    中国中心观提出的移情方法， 要求史家摒除作为 “局外人” 的

    种种 “偏见” ， 以便进入 “局中人” 的世界。 但是史家的 “偏见” 从根

    本上说能否摒除，这是涉及历史哲学的另一个根本问题。对这个

    问题，柯文作出了实质上是否定的回答。

    尽管柯文认为，从根本上说不存在独立于当事人直接经验之

    外的历史， 但是作为实际写历史的史家， 他朴素地假定有一个独立

    于史家个人意识之外的过去，而且认为尽量寻回这个过去是史家

    义不容辞的责任( 。序言) 可是， 另一方面， 柯文又支持关于历史真

    理的相对主义观点，认为这个过去最终是无法探知的。他在卷首

    开宗明义地提出 “ ：不是历史学家的人有时以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

    实。可是历史学家应该知道并非如此。当然事实俱在。但它们数

    量无穷， 照例沉默不语， 即使一旦开口又往往互相矛盾， 甚至无法

    理解……选择什么事实， 赋予这些事实以什么含义，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和我们进行研究的前提假定是什

    么。而这些问题与假设则又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心中最关

    切的事物是什么。 随着时代的演变， 人们关切的事物不同， 反映这

    些关切的前提假设 页) 古今中外不少 也随之发生变化。 ( ”前言第

    史家都指出，不同时代将对历史作出不同的解释。但柯文把这一

    看法上升到哲学高度， 并在书中反复阐述， 使它成为该书中比中国

    中心观更加深刻的又一主旋律。和第一个主旋律一样，它也带有

    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

    诚然， 柯文承认 “事实俱在” ， 但是他认为对史家说来， 这些 “事

    实” 有如康德的 “物自体” ， 其真相人类无法探知， 因为在史家接近

    这些事实时无法摆脱自己心中已有的种种“范畴”。值得注意的

    是，柯文把自己的历史相对主义提高到哲学的高度。他赞成当代

    中 萨义德 ( 东学专家爱德华 的看法， 从 “认识论的高

    度” 指出“ ，在知识与真理、 现实与现实被表述成的模样之间不存在

    简单的吻合对等状态”。“凡是对现实的表述势必也是错误的表

    述， 是一种‘知者’对‘被知者’实行的思想支配” 。 他说： 一切思想

    探索， 一切认知过程“ ，都带有某种‘帝国主义’性质。 ( ”第

    页)这使人想起康德的看法。柯文和康德不同的是，如果康德

    的范畴是先验的、 具有普遍性的， 柯文的 “范畴” 则是后天的、 具有

    个别性的。正是这种不同使柯文更接近美国史家库欣 斯特劳特

    贝克 所说的，以美国史家卡尔 ( ) 和

    查理士 卑尔德 )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相对主义”

    ，而不那么接近新康德主义的相对主义。

    这种对历史真理的看法令笔者想起，美国学者汉斯 迈耶荷夫)针对历史相对主义重要人物威廉 迪尔塞 面临的困境指出： 一方面要求史学家 “说出真相” ， 提

    醒他 “偏见与成见是与史学家的高贵职务不相容的” ， 另一方面又

    告诫他 “这种理想是高 “历史给真理和客观性设置了界 不可攀的” ，柯文似 限” 。 乎意识到这个困境，想用折衷的办法缓解矛盾。他

    用乐观的口吻结束全书。在承认“我们寻回的历史真理不可避免

    地要受到限定” 之后， 他紧跟着强调“ ：但是， 限定真理并不等于取

    消真理……所有人， 只要意识到这个问题， 并认真对待它， 就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设法减弱其影响。 ( ”第 页) 但是柯文并没

    有向读者交待清楚， 只需 “意识到这个问题“ ”并认真对待它” ， 如何

    就能减弱深深植根于他反复阐明的相对主义带来的那些致命的

    “影响” 。 看来柯文这里提出的 “一定程度” ， 也只是一种无奈的自

    慰。人们不难察觉在史家的勉强的笑容背后，隐藏着哲学家的失

    望心情。

    历史相对主义是 世纪初兴起于欧洲的新历史主义对 世纪下半叶流行一时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的反动。

    它和美国实用主义思潮的真理相对论合流，对 世纪美国史学思

    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主义开始认为史学研究应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是收集 “史实” ， 这时可以采用类似自然科学的方法步骤， 鉴

    别真伪， 确立史实客观性。 第二步是诠释史实， 这时主要凭史家想

    象、 直觉， 难以维持历史的客观性。 但是 世纪以来它进而怀疑

    “史实” 的真理性， 认为所谓 “史实” 已是经过史家加工的过去的遗

    迹。这样就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完全对立起来，造成一股历史虚

    无主义， 触发了所谓 “史学危机” 。 历史真理的客观性 (包括所谓

    “历史重要性” 问题) 是美国、 西欧近二十年史学思想争论的焦点之

    一。克服历史相对主义必须既要把史学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又要看到两者之间具有共同的科学基础。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

    史唯物主义的功绩。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提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一整套理论，从历史本体论上确立了历史研究对象具有不以人

    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辩证唯物主义则从认识论上确立了历史

    真理的可知性， 特别是在确立实践与感性知识为第一性的同时， 充

    分肯定了理性认识的作用， 认为必须对感性知识进行加工， 去粗取

    精， 才能探知事物的真相、 本质与规律。 对自然科学是如此， 对历

    史学也是如此。相对主义者把对历史事实进行的任何加工、任何

    选择与安排都看成是有损于历史真相，是不符合人类认识的一般

    进程的。

    折衷主义的倾向

    根据以上分析，人们很容易把柯文视为实用主义史学思潮的

    继承人： 他把当事人的直接经验视为编织历史的最终素材； 他突出

    经验史实第一性， 贬低理性认识的积极作用； 他在历史研究中倾向

    于以问题为中心排斥概括性较大的理论框架；他鼓吹历史真理随

    时代需要而变化的历史相对主义；他倡导在历史研究中采用以经

    验为基础的多元的移情方法。这一切似乎都说明实用主义的深刻

    影响。但是把柯文的史学思想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史学思潮，是不

    全面的。起码另有一种传统对他发生了几乎同样巨大的影响，我

    指的是可以追溯到 世纪欧洲的历史主义思潮。

    世纪历史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兰克(

    ， 到 世纪上半叶产生了所谓新历史主义，其影响遍及西

    方各国，如意大利的克罗齐 ( 德国的迪尔塞、 韦伯、 英国的柯 、西班牙的奥提卡 林伍德 (。兰克的历史主义思潮传到美国后，在美国的土

    壤上， 逐渐失去它的浪漫主义与唯心主义色彩， 保留并发展了其中

    的实证主义成分，为美国史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世纪上半叶，贝克和卑尔德从实用主义观点出发对实证主义展开猛烈攻击，又

    形成一股强大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和欧洲的新历史主义相呼应。

    总之，可以说历史主义在美国有深远的基础与影响。美国史家里

    奥 格肖伊 ( ) 曾说“ ：美国当前史家的理论基础如果不

    是直接来自迪尔塞、 克罗齐或柯林伍德， 更大可能是来自这些人的

    相对主义在美国本土的翻版， 即贝克与卑尔德 斯通曾 。 ” 劳伦斯

    指出， 在五十、 六十年代， 美国大量翻译了韦伯的著作， 对美国历史

    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历史主义一词含义广泛、含糊，各流派各时期的理解差别甚

    大， 但是其中有一个根本信条为柯文所接受， 即本文已再次提到的

    对历史现象的个性与独特性的追求，认为史学的任务就是按照个

    别历史事件丰富多彩的特性重建过去，不是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

    与共性。柯文反复驳斥历史发展的单向集聚观点，要求根据不同

    的社会与文化设计不同的理论框架， 追求历史描绘的精细化， 倡导

    通过移情方法理解历史， 主张采用生动的叙事文体描述历史， 把历

    史视为人文科学， 乃至他的历史相对主义， 以及对描绘历史共性的

    理论框架存有戒心等等倾向都与历史主义思潮，特别是他对独特

    性的追求是一脉相通的。也许可以说中国中心观与柯文史学思想

    在方法论与认识论方面的前提假设，主要渊源于实用主义与历史

    主义这两股思潮。

    此外柯文还吸收了法国年鉴学派乃至结构学派的某些思想，例如他非常强调人类社会中长期性的绵延的变化，在历史分期上

    不重视突发的历史事件 (如战争) 的影响； 他热情赞扬了该学派创

    始人布洛赫 对历史进行多科性综合研究的倡议，并

    着重指出多科性的大协和是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他高度评价施

    系统取向研究中国城市化进 坚雅采用地区 程。虽然他对结构学派

    有所批评 ( ， 第 页， 注 但他强调这种方法在描绘 “某一系统

    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在功能上的相互作用” 时 “有独到之处” ( 。第

    页)年鉴学派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通过交换学者等方式大举

    渗透到美国各大学的历史系，对美国中、青年史家产生了深刻影

    响。 此外需着重指出的是， 柯文的史学思想大体形成于五十、 六十

    年代， 又经过七十年代的修订， 这三十年正是美国史学思想处于激

    烈动荡， 不断革新的时代。美国史学经过五十年代的调和学派

    ，到六十年代出现了新左派 ( ， 有人称

    之急进派或新进步派。这一派是在动乱的六十年代，在肯尼迪被

    刺、 黑人革命、 越南战争、 激进的学生运动、 妇女解放、 向环境生态

    保护的进军等一系列激烈斗争中产生的，它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史

    学的影响。进入七十年代后，美国史学思潮又出现了一种力求精

    密化，捕捉历史变化的复杂性的趋向。在研究方法上避免单一模

    式， 采取多元方法， 注意吸收社会科学 (主要是社会学、 人类学、 经

    济学、 心理学) 提出的概念、 理论， 并采用计量方法 (包括计算机的

    应用) 。 特别明显的是， 研究领域迅速扩大， 其中心问题是历史上

    人与社会的关系，首先涉及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的研究，如人口、地理、 生态、 科技水平、 生产与分配， 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其次是

    社会史的研究， 包括各类社会制度 (如家庭、 学校、 教会、 监狱、 公

    司、 城镇议会、 出版机构) ， 社会过程 (如社会流动现象， 权力、 财富、名誉的分配) ， 社会文化 (如通讯、 印刷、 出版、 识字率、 民间文化、 博

    物馆) 及社会群体 (如工人、 中产阶级、 上流社会、 妇女、 黑人、 种族、老人、 同性恋者) 的研究。 此外强调地方史与下层社会、 大众生活

    的研究。细心的读者可以察觉到这股潮流对柯文的史学思想及其

    中国中心观所产生的影响。

    斯通在谈到花样翻新的社会科学对史学的纷至沓来的冲击

    时， 劝告美国史家 “ ：史学家的最好办法是选择其中自己感到最直

    接有用， 最有启发性的成分； 要知道任何公式、 模式、 假设、 图式或

    方法都不是神丹妙药；要深信用以解释重大历史事件的任何单线

    式的因果学说都肯定是错误的； 不要被复杂精密的方法， 特别是量

    化方法吓倒：一句话，动用自己的全部常识来弥补技术上的无

    知。 ” 柯文在史学理论与方法上采取的正是这种和实用主义有密

    切联系的折衷主义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上

    文所分析的中国中心观与柯文史学思想中一系列紧张状态与矛

    盾： 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 经验史实与分析框架“ ；局中人” 的观点

    与 “局外人” 的观点； 分散多元的视线与统筹全局的观察者； 历史真

    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史学的任务是描绘独特的事件还是寻求规

    律；史学实质上是艺术还是科学。在上述每对矛盾中柯文思想都

    偏于前项， 但他力求不要过分偏袒一方， 而且始终没有全部否定后

    项的作用。

    柯文是经过美国史学正宗训练又多年从事历史写作的史家，经历了六十、 七十年代的史学革新， 但也保留不少 世纪上半叶

    的史学思潮。本书又是他针对数十本历史著作的评论，有实有虚

    涉及面较广，从中提取的史学思想是否就可以代表当前美国史家

    思想的主流， 难下断语， 但是如果说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部际上的史学 分美国史家实 思想， 当不为过。

    巴勒克拉夫在他的《史学主要思潮》一书中， 纵论当今世界的

    三大地区的史学思潮： 美国、 苏联、 西欧。 他指出， 尽管各思潮面临

    的历史背景不同， 各自的根本出发点也 世纪五十 不同， 但到了

    年代中期， 几乎不约而同地都对 “前一辈史家的一些基本假设展开

    批驳” ， 而且都出现了 “史家与社会科学联合起来” 的趋势。 他认为

    由于交通方便， 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国家壁垒渐开， 史学思潮特

    别是史学方法 “当前阶段最重要的特色是一种相互靠拢、 融合的过

    程”。例如他指出法国年鉴派一方面和美国史学一样强调在史学

    中应用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又和苏联史学一样把重点放在限制个

    人活动的物质、社会结构与过程上。三方面都有一种把历史学和

    其他科学 他介绍了苏联在苏共二十大后史学思潮 融合的趋势。

    的变化， 例如 强调史家的任务在于 反对 “教条主义” “ ，语录主义”；

    通过具体历史事件检验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 从而充实、 发展马克

    思主义的原理， 订正个别过时的提法； 提出要区别研究人类社会的

    哲学 (历史唯物主义) ， 研究人类社会的理论 (社会学) 与研究人类

    社会的历史 (历史科学) 三种相对独立的领域； 扩大史学研究的领

    域； 特别是主张采用西方史学的方法， 恢复社会学的名誉， 不断加

    强史学家的合作。从六十年代早期开始越来越注意控制论、计算

    机技术、统计学、结构分析与模式的应用。目前还很难预测巴勒

    克拉夫指出的这种 “融合” 的趋势能发展到什么地步， 因为各种思

    潮的基本出发点分歧甚大。但是随着社会科学与史学科学化水平

    的不断提高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扩大，可以断言各种思潮之间取长

    补短的可能会与日俱增。中国史学家将吸收世界各国史学思潮的

    精华，逐步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体系。本书的翻译曾得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与卫斯里学院 的支持。在翻译过程中得有机会与柯文教授切磋，译文经他

    本人仔细核校， 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得益匪浅。 此外还得广东社会

    科学院张磊同志指正与叶树兰同志热情支持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林同奇

    月写于波士 年 顿

    注

    一书，其性质与柯著有类似之处，但侧重当代中国的研

    究，其主旨是探讨多科性研究方法的应用。因系论文汇编，不论在内容的全

    面性与系统性上都远不及柯著。

    ②狭隘主义指历史视野狭隘，目光局限于自身文化、社会的倾向。历

    史发展目的论指认为人类历史是按照某种总目标或总设计方案向前发展的

    看法。

    ③ 见

    ，④ ，，(

    ，， (

    一词指认识主体为了更深刻理解对象，以自身的思想、感

    情、 经验为基础设身处地进入对方人格， 切身体验对方的思想与感情的做法。

    此处借用美学上的译法、暂译为移情。

    李时 《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 载《历史研究》，期 年第 页。 ， 第

    张耀美： 《也谈中国近代历史前进发展的线索》， 载《历史研究》

    年第 期， 第 页。

    见

    见 ：

    (

    见

    ：

    见

    见 ，见

    ( ，见

    见

    ( ： ，见

    蒋大椿： 《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 载《近代史研究》，页。

    丁伟志： 《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 载《历史研究》

    页 。

    见

    见 ，， ，年第 期，第

    年第 期， 第

    见 ， 载

    ，见

    笔者认为柯文的方法论颇受韦伯的影响。例如韦伯

    在上引 一书中就认为历史学就是研究

    “对我们具有意义的个别的总格局 ( ， 其目的是为了

    了解过去现实的 “独特性” ( ，见该书 ) 认为 “在研究这些‘历史个体’) 时， 是研究具体的因果联系， 而不是研究规律或法则” 。

    (见该书

    同上，见上引 一书

    同上不是历史学家的人有时以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实。可是历史

    学家应该知道并非如此。当然事实俱在，但它们数量无穷，照例沉

    默不语，即使一旦开口又往往相互矛盾，甚至无法理解。史学家的

    任务就在于追溯过去，倾听这些事实所发出的分歧杂乱、断断续续

    的声音， 从中选出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探索其真意。

    这件工作并非易举。虽然有一些通行的求证规则使我们忠于

    史实，但是在所有的历史研究中都不可避免地引进大量主观成分。

    么意 选择什么事实， 赋与这些事实以什 义，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

    们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和我们进行研究的前提假设是什么，而这些

    问题与假设则又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心中最关切的事物是

    什么。随着时代的演变人们关切的事物不同，反映这些关切的问

    题和前提假设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人们常说每一世代的史家

    都得把前一世代史家所写的历史重写一遍。

    其实， 对 “世代” 这个概念， 也可有不同的理解。 从群体上说，每个史家都属于某一特定的世代集团。在历史这一行业中往往把

    这种世代集团(例如五十年代在费正清， ， 指导

    下，由哈佛训练出来的一批学者)和学术领域演变的特定阶段或取

    前 言向 ( (例如研究中国历史的 “哈佛学派” ) 联系起来。 但

    是， 从个体上说， 每个史学家在他出成果的时期中无不经历世代更

    迭的演变。每个人所从属的世代集团都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对我

    们思想发展的潜力产生真正的限制作用。但是这种限制作用只是

    局部的，并不是绝对的。理由之一是每个人天生就不一样。同龄

    人在同一时期受教于同一导师， 尽管持有某些共同的前提假设， 但

    彼此绝不可能完全一样。实际上，只要仔细阅读本书就可充分证

    明他们在史学的取向上可能差别甚大。 其次，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产

    生了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加上周围世界又发生了有时是相当剧

    烈的变化，我们就不可避免受这些内在与外在变迁的影响。这种

    现象， 甚至某些固执保守， 其基本前提似乎原封不动的人， 也在所

    难免。

    对上述有关世代变迁看法的两个方面 即标志着某一学术

    领域发展的群体方面， 和史家对周围 (以及内心) 世界的不断变化

    做出反应， 从而亲身体验到的个体方面 在本书中都有所反应。

    本书的主旨是针对二次大战以来左右美国研究中国近世史的某些

    主要取向进行批判性的估量。我采用“近世” 一词是统指

    世纪 与 ， 即通称 “近代” 这段时期。 由于下文即将说明的理

    由， 我对研究中国史时采用 “近代” 一词深感不妥， 即使作为纯粹的

    用词， 也是如此。 因此， 在可能情况下我宁可使用诸如 “近世” 或者

    年后”这类词语。但我发现完全避免使用“近代”一词是不

    可能的，因为本书涉及的许多学者本身就把中国历史划分为近代

    一词意指 “着手探讨某一问题时采用的角度、 方式或看法” ， 译者在此

    借用了台湾一些学者的简练译法， 译为 “取向”。 译者注与传统 (或近代前的) 两个阶段。

    本书一方面探讨了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 从而直接 的情况

    涉及广泛的中美关系中的思想的一面 另一方面也标志了其中

    一位史学家内心演变过程中某一时刻的状态。我是在四十岁后不

    久决定撰写此书的。它是我力图解决自己的理论思想问题，并经

    过一段内心斗争后的直接产物。这些理论思想问题部分是出于个

    人的身世经历，部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我的第一部著作《中国

    与基督教》 )问世时，我刚刚开始教书生

    涯，盘旋脑际的主要问题，可以说更多的是个人与专业成就问题，而不是理论思想问题。这本书的萌芽是我进研究院第三年

    年该 ) 写的一篇讲习班报告。 从那时到 书出版，世界上没有发生什么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 最少没有任何事件

    曾经震撼了我生活的这块小天地。由于没有受到外界的挑战， 我

    开始写这本书时所采用的前提假设和我写完这本书时大体上是一

    样的。由于我不是出身于书香门第，认为写书的人大概都不是现

    实世界里的人，因此那时我最关心的问题，是向自己证明我可以成

    为一个历史学家，实质上，这就意味着我能写出一本学术专著，具

    有从事史学这一行业所必备的一切技巧。

    第二本书《介乎传统与近代之间》

    是在 年出版的。这时我对自己是个历史学家信

    心更足了， 同时认为这是一本好书 就是说从技巧上看， 它比第

    一部著作更好些。可是我却担心这本书是否写得“对”。这里所谓

    “对”是指这本书的理论框架是否具有内在的连贯性，以及指导它

    的前提假设是否站得住。我写这本书是从 到 年。在美

    国这段时期和 到 年不同， 是一段风雷激动， 人心困扰的岁月 和 。越南、柬埔寨、罗马俱乐部关于世界发展之极限的报告

    水门事件对我这一代所产生的作用，正如经济大萧条对前一代人

    所产生的影响一样。 不过， 有一点不同： 大萧条岁月使人们对美国

    的财富分配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刻忧虑。而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

    初期连续发生的危机，则突出了美国科学技术的破坏能力和最终

    控制这种能力的美国人在道德上麻木不仁所构成的矛盾，从而提

    出了一系列关于“近代”历史发展道路本身的问题。经过越南战

    争， 人们再也不能轻易假设美国的威力必然是一件好事， 再也不能

    轻易地认为凡是 “近代的” 就必然是 “文明的” 。

    《介乎传统与近代之间》是一本关于中国改革家王韬的书。 他

    生活在 世纪下半叶，处于中国和西方文化交错的边缘，对中西

    交触， 思路开阔， 论述广泛。 在力图理解王韬的过程中， 我遇到的

    问题是： 在我撰写此书的十年中， 开始写作时所持有的关于 “中国”

    与 “西方” “ 、近代” 与 “传统” 的假设受到了强烈冲击。 我曾经意识

    到其中的矛盾， 而且在书中许多地方都着重提到 “传统一近代” 这

    种两极分法本身有待商榷。有时我甚至想把这本书改名为《超乎

    传统与近代之上》 ) 而不是 “介乎

    两者之间 ( 。可是最后尽管王韬也许曾经“超乎两者之

    上” ， 而我却依然徘徊踌躇“ ，介乎两者之间” 。 那时我的思想已沿

    着新的方向突进， 但是束缚它的概念上的框架， 却把我拖向另一方

    罗马俱乐部 年成立， 是由科学、 教育、 文化、 经济等各

    方面专家组成之世界性民间组织，旨在探讨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困境，如贫富悬

    殊、 环境污染、 人口爆炸、 信仰危机、 通货膨胀及失业等问题。 年发表《发展之极

    限 》 ) 一书， 从人口、 资源、 工农业生产与污染等方面进行探讨， 认

    为人类如果按目前趋势继续发展，在百年左右将达到极限。 译者注向，结果使这本书的根本理论框架带有某种程度的紧张状态。

    在写完王韬这本书并得以比较超脱地评价此书时，我内心的

    矛盾与不安终于发展到尽头。我认识到唯一的办法就是面对看来

    是统 世纪中国历史论述的总思想框架或 治着美国战后有关

    ，采 模式 ( 取直接迎战的态度(下文即将谈到，在

    年我已经朝着这个方向杀出了第一枪)。虽然从动机上说产生这

    种对抗难免含有强烈的个人成分，不过我希望最终的成果会对同

    行和学生都有所裨益。直到六十年代后期，中国近世史这一领域

    相对地说一直没有多少自我批评的史学论述。约从此时开始，在

    《关心亚洲学者通讯》 (后来

    并在 年开始出版的《近代中 季刊)上逐 国》

    步发展出一种批判性较强的看法。我对这一看法感到高兴，而且

    认为它对于一个变得昏昏欲睡的学术领域，会产生良好作用。但

    是我对这批人提出的具体的批评意见并非全部赞同。而且即使我

    很想赞同，也往往发现支持这些意见所收集的史料不够充分，或者

    批评本身简单化、走极端或者太笼统从而缺乏说服力。因此我对

    一部分新的批判性看法感到不妥，但对批判者所针砭的许多看法

    却同样感到不安。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我企望能提出一种

    研究历史的概括的看法，这种看法如果说在破坏偶像的程度上不

    如当时已经提出的某些批判那么强烈，最少可以澄清争论的中心

    问题。

    虽然本书对许多朋友和同事的著作进行了考察，但每一位作

    者对我都有所教益。对其中的好几位我在思想理论上曾受益极

    大， 铭感在心。 特别是费正清和李文森 二位，对于前者我有幸当过他的学生，对于后者我虽然只有浅交之缘，但却高山仰止。不过史家之间相互受益却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我

    们之间不仅仅是机械地继承一堆知识，然后加上另外一些知识把

    它传给他人。我们同时还会提出问题，进行鉴定。并把支持前辈

    著作的理论框架东摇西晃一番，而且带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自己

    也完全知道有朝一日别人也会对我们著作的理论框架狠狠地摇晃

    一番。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允许任何史家做出最后的判断。

    可是批评是一回事，不公正却是另外一回事。对待不公正这

    一问题我是认真严肃的。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对此一直忧心忡

    忡。 因此在做出判断时， 我力求不偏不倚； 在指出某著作的缺陷或

    某一总取向的不足时，我尽量说清我的批评所根据的前提是什么。

    但是当我们想用别人的著作来印证自己的分析与看法时，某种程

    度的歪曲总是难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思想上所发生的起伏

    变化， 势必有所走失； 学者的著作总是思路纷繁， 交织成篇， 在主旋

    律之外有对位旋律， 有反复的修订补充， 甚至还有些不无好处的不

    连贯之处， 这一切都很容易受到忽视。 例如， 在我把费正清和李文

    森作为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美国史家主要取向的代表人物时，人

    们很容易忘记费正清在他长达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曾从许多

    不同角度研究过中国 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对与自己研究的前

    提不同的学术看法总是抱欢迎态度； 人们也容易忘记李文森， 尽管

    由于 年的伤逝，不能对刚刚涌现的解释历史的新潮流做出反

    应， 但是他目光敏锐， 思路精细， 从来没有把自己永远束缚于任何

    假设的框架之内。

    如果说在对待作者个人时不可能做到完全不偏不倚，在对待

    课题内容上我则无意做到不偏不倚。从这方面说本书的选择性是

    较强的 有人也许会说是很不像话的。本书比较侧重 世纪，因为这个时期对于书中要考察的两个理论模式一冲击一回应 模式 现代 ( ) 与传统 是极为

    关键的。本书在所涉及的学术著作与所讨论的题目或问题时，也

    是有选择性的，它们都只反映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所有历史学家

    萦回脑际的理论思想问题。我认为在我的一些同事心中，这类问

    题的排列顺序和我会很不相同，如果他们动笔写一本类似的书其

    结果定会迥然两异。我衷心希望他们做出这种努力。

    本书共分四章，虽然它们体现了共同的主题，形成连贯的整

    体，但是也可以作为独立充实的论文来阅读。第二到第四章是专

    为本书写作的。第一章讨论冲击一回应模式，曾在前几年发表过，但是内容已经过更新与大量改写 。第一章的写法和其他各章有

    所不同：第一章是把冲击一回应这一取向和具体的历史事件加以

    对比，而第二至第四章则更多集中于对美国史家的学术著作进行

    直接分析。虽然并非出于有意安排，第一章比较侧重政治史，第二

    章侧重思想史，第三章侧重经济史，第四章侧重社会史。不过这些

    只是侧重不同而已；例如，在不同程度上它们都涉及政治史。

    既然本书的主旨是对普遍影响美国史学的某些前提假设加以

    界说、 分析与批判， 因此有关 与 世纪中国的其他主要史学传

    统 中国的、 日本的、 欧洲的、 苏联的传统 几乎都未涉及。

    这样做绝不是贬低按照这些传统写作的史家们(特别是中国和日

    本的史家们)对美国史学的重大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由于美国

    当时发表的篇名是“清朝中国：与西方的对抗 见 ，编《近代东亚论文集》

    译者注史家所关心的和反复思考的问题不同，经过了美国史学的过滤与

    加工。我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这些问题如何诱发出具有美国特色

    的史学。

    有一个重要前提，需要在此说明。我认为在制约任何史学研

    究领域之演变的各种因素中，最根本的是史家生活于其中的政治、思想与文化的环境； 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当然， 随着新技术的发

    现， 语言培训的改进与语言能力的提高， 知识的积累， 或者由于史

    家取得了原来不知或无法取得的档案与其他史料，一切史学研究

    领域都会经历一个自身内部发展的过程。但是，尽管这种内部发

    展过程对某一研究领域的成长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它却不能决定

    成长的方向与格局 ( 。研究中所遵循的取向，所提出的基

    本问题主要仍然是由史家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的。同样，来自

    其他史学传统的各种影响中影响最强烈的往往是在史料、研究技

    巧、 以及考察某些界限分明的历史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等领域； 而

    影响最薄弱的则在于总体的理论取向领域。例如，日本和中国大

    陆的历史学家， 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 对于社会经济的动

    因十分重视，而美国史家则在多年之后才转而认真研究这方面的

    问题。可是当他们在六十年代末终于开始注意这些问题时，还是

    由于美国国内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化的结果，并不是由于中国或日

    本国内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化。

    基于以上总观点，本书考察的史家绝大部分都生长在美国。

    但也有少数例外， 因为有些学者虽然不是美国人， 可是受美国史学

    行业环境的熏陶很深：他们和美国史学家一样经常参加美国学术

    会议，在美国学刊上发表文章，并经常和美国史家合写学术论文。

    不管这些作家有多少个人创见，在我看来他们不足以构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史学传统。情况稍微不同的是中国出生的定居美国的史

    家， 说都是美国研究中国史领域的 这些史家不论就数量和影响上

    重要组成部分。 除 批人不仅在美国教书， 而且在美 了少数例外， 这

    国受到全部或部分教育，并用英文发表大部分学术论著。所以在

    谈到美国史学时把他们计算在内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十分必要

    的。

    最后就注释问题说一两句话。既然我认为本书并不是一部周

    全的“文献评介”著作，而是一部分析讨论左右美国研究中国近世

    史论述之主要取向的著作，我不得不删掉有关目录。但是，在每章

    的注释中我对该章中首次引文出处提供了出版详情。

    由于熟悉美国研究 世纪中国史的人为数甚多，而这些

    人又必然是本书研究课题的专家，因此我在撰写本书时随时随地

    都可以借助其他学者的建议与批评，其中尤其要感谢默尔 戈德曼

    、 、 孔飞力 ( 莉莲 李 ( 、 黎

    安友 ( 詹姆 波拉切克 ( 斯 、 玛丽

    兰钦 ( 、 亨利 罗斯蒙特 ) 和詹姆斯

    谢里登 ( ，他们都异常仔细地阅读了原稿并费神写

    出长篇意见供我采用。此外我得感谢保罗 埃文斯 (

    费正清、 薄池典子 ( 、 乔纳森 奥科 (

    、 石约翰 ) 和史华慈 ( ， 他们在

    许多问题上向我提出了建议和告诫。

    我在惠特曼学院 ( ) 和华盛顿大学 演讲时， 曾就第二章主题做过报告， 从听众的提问

    和评论中我也得到启发。卫斯理学院( ) 和哈佛

    大学的同事们及 年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的参加者，都对部分原稿提出很有帮助的讨论与批

    评。

    我得感谢全国人文科学基金会 和卫斯理学院， 因为它们在 学年中提供

    了资助。最后我很高兴在此有机会表达我对多萝西 博格)的深切谢意，因为她给我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

    极为难得的支持， 包括热情鼓励、 正确的建议以及极为可贵的实际

    的帮助。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孩子们， 我深情地将此书献给他们， 不是为

    了别的而是为了感谢他们若干年来使我的生活更加丰富充实所作

    出的一切贡献。的肩上、 面上， 人 除非站在前辈人 类

    又如何能向上发展呢？

    费正清

    无人能掌握众规范之规范

    李文森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

    者，最严重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产生这个问题的一个明显原因是由于西方 我们

    这个西方 对中国近世史发生了直接的，极为重要的作用。但

    是另一原因却不是那么明显，那就是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

    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

    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从而使西方史

    家无法在采用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观点之外，另有可能采用局中人

    创造的有力观点。这些局外人的观点，直到不久之前往往不是夸

    大西方的角色就是以更加微妙的方式错误地解释这个角色，从而

    歪曲了中国历史。西方史家面临的严重挑战，并不是要求他们彻

    底干净地消除种族中心的歪曲，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求他们

    把这种歪曲减到最低限度，把自己解脱出来，从一种西方中心色彩

    较少的新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因为要做到这点却是可能的。

    直到二次大战，美国的著作往往侧重探讨中国近世史中西方

    自身所最关切的问题： 鸦片战争、 太平军起义、 中外贸易、 通商港口

    的生活与制度、 义和团、 孙中山、 外交关系、 传教事业、 日本侵略等

    等。这种侧重中国历史与西方关系较密切的侧面，一部分固然是

    序 言因为大多数的美国学者都不会使用中文史料，而且也根本无法取

    得其中的重要资料。但是另一方面则由于思想上的偏见，这种偏

    见认为凡是近代的就是西方的而西方的就是重要的。在这段时期

    中，许多美国人，甚至于受过教育的美国人都认为西方化的中国就

    等于近代化的中国，两者无法区分。

    这一阶段属于美国论述中国的非职业史家阶段，大部分工作

    是由传教士、外交家、海关官员一类人物进行的。这些人很少受过

    学者的正式训练，没有一位是作为中国历史专家受过培训的。接

    着在二次大战后的二十年中，一代新的美国中国史专家出现了，他

    们是在三十年代到中国学习并经过专门训练的一小批历史家所莫

    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之，美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的精密化水

    平有了一个跃进。第一次一个真正的专业领域出现了。随着语言

    训练的改进(这部分是由于大战的推动)；随着研究工作越来越多

    地建立在中国文献的牢固基础上，美国学者可以逐渐进入一个崭

    新的世界。我们开始进入中国内部，开始了解中国人自己是怎样

    理解、感受他们最近的一段历史的。

    尽管如此，在研究中国近世史中探讨西方入侵如何左右中国

    历史，仍然占压倒优势。当然也有例外。例如，人们特别会想起何

    炳棣 ( )早年关于人口的著作 ( 以及关于社会流动

    性的著作 ；也会想起张仲礼( 萧公权

    、 梅谷 ( 以及其他参加五十年代

    和六十年代在华盛顿大学 ( ) 开展的中国

    近代史研究计划的学者，他们在开创中国社会、政治与军事历史的

    研究方面贡献卓著。 不过就整个学术领域说，这一阶段的绝大部

    分学术研究如果不是按照西方挑战与中国应战的思路加以处理，就是按照“近代化 由西方带入并由西方界说的 “近代化” ”

    如何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这一思路加以处理。

    这两种互相补充的取向在六十年代后期受到尖锐批评。但是

    点并不是认为西方的作用被夸大了，而是认为冲 这种批评的出发

    击一回应与近代化这两种取向似乎都以褒扬的口气描述西方扩

    张，而以贬谪的口气描述中国对西方的抵抗。这些批评者由于受

    到经典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强烈影响，同时也受到美国与中国作者

    在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把这种理论应用到中国的强烈影响，认为美

    国史家不应过分侧重中国内部发展的研究，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

    侧重似乎意味着把中国过去一个半世纪所经历的种种问题，主要

    都归咎于中国社会与文化自身的弱点与不足。反之，他们要求对

    西方帝国主义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其目的是为了说明帝国

    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阻滞作用，扼杀了这个社会的生机。

    按照这种说法， 我们就得重新回到鸦片战争、 不平等条约、 通商口

    岸及义和团。不过这次观察问题的角度和以前完全不同了，他们

    认为我们应该探讨西方介入中国社会之后如何抑制并扭曲了中国

    历史的自然进程。

    本书将对这三种思想框架—— 冲击一回应框架，近代化框架

    与帝国主义框架 逐一分析考察。在最概括的层次上，我的主

    要论点是， 这三种框架以不同的方式使我们对 世纪的中国

    产生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曲解。冲击一回应框架由于把注意力

    集中在中国对 “西方挑战” 之回应上， 就很容易鼓励人们把并不仅

    仅是，或主要并不是对西方做出回应的发展错误地解释为是对西

    方做出的反应。此外，它还促使史家认为凡是和西方入侵没有明

    显联系的中国近世史的各个方面都是不重要的 或者说只有当这些方面有助于说明中国对西方之回应时才是重要的。

    近代化或传统一近代取向则根深流远，它 世 的基础可上溯

    纪西方人对文化、变化、中国、与西方本身所持的看法。这一取向

    的错误在于把一种来自外界的—— 同时也 西方观 是狭隘的

    点，即关于什么是变化，哪种变化才是重要的界说，强加在中国历

    史上。这种取向如果不是明显地，也是隐含地侧重于从西方近代

    史角度就中国历史提出问题 例如，中国能否独立产生近代的

    科学传统和工业革命呢？如果不能，为什么？ 而较少探讨中

    国历史自身提出的问题。隐藏在这种作法背后的假设是，西方近

    代史是规范 ( ，从此又引出另一假设，即认为中国社会有些

    稀奇古怪，不太正常，必需加以特殊解释。

    至于帝国主义取向，至少就其中更加概括的提法而言，也有若

    干弱点，易遭攻击。有时它陷入了非历史的困境，假设中国历史本

    来有一种 “自然的” 或 “正常的” 发展道路， 可是这种道路受到西方

    (后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扰。但有时它又认为中国社会停滞不

    前，因此迫切需要来自外界的一次震击。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此一

    取向的人变得不知究竟应如何解释西方的作用。有些史家似乎认

    为需要西方来“发动” )一下中国的历史。但是所有这些

    人都一致认为西方起了有害的作用，认为它是(或几乎是)一百五

    十年来中国一切灾难的祸根。

    现在，让我先澄清可能已经使某些读者感到迷乱的若干问题。

    首先， 本书真意并不反对把诸如 “帝国主义” “ ，冲击一回应” ， 甚至

    “近代的”这些词语严格而仔细地使用于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中出

    现的某些界限分明的具体过程或现象。它所反对的是把这些概念

    当作广泛的囊括一切的思想框架，企图据此告诉我们在整个历史时期中什么是重要的 同时也就意味着什么是不重要的。

    说得更具体些，当我批评指导战后美 世纪 国有关中国

    历史著作的主要模式，指出其严重的西方中心本质时，我决非鲁莽

    地暗示西方对这段历史是无足轻重的。我的目的只是剖析某些探

    讨中国近世史的模式，这些模式事先肯定了西方的重要性，然后再

    回过来证明它确是如此。换句话说，这里涉及的是两件事：一是美

    国 世纪中国所产生的作用；二是西 史家头脑中关于西方对

    方实际上所产生的作用。我的主张并不是认为西方的实际历史作

    用不重要，而是认为和其他因素相比，这种作用被夸大了，而且往

    往被错误地加以陈述，我还认为不论是夸大的陈述或错误的陈述，主要都是美国人研究中国时所采用的思想模式造成的。

    夸大的陈述对 世纪说来特别严重，而错误的陈述我感到是

    自始至终贯穿整 个时期。按照冲击一回应与近代化模式的思路，史家势必主要只选择那些不是促进就是阻碍 “进步” “ 、发展” 与 “近

    代化” 的历史 侧面；按照帝国主义模式的思路，史家势必主要选择

    不是促进就是阻 碍 “革命” 的因素。 而 “革命” 则被认为是 “进步” 、“发展” 与 “近代化” 必不可少的前提。 因此三个模式都受同一弱点

    的制约：即受渊源于西方的关于历史理应如何发展之假设的制约，以及同样渊源于西方的历史为何按此发展或不按此发展的一些固

    有问题的制约。正如一切带有明显目的论倾向的取向那样，它们

    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循环推理，因为它们最后在庞大复杂的历史

    现实中所发现的现象恰恰就是它们一开始就要寻找的现象。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认为西方人把中国视为停滞不变

    反映了一种关于哪种变化才算重要的狭隘的( 假设， 但

    我却无意把另一套同样以西方为中心的，同样狭隘的，同样反历史的假设暗中引进中国的历史， 即认为变化本身就是件好事， 一个社

    会经历的变化 使中国和西方显 越多这个社会就 “越好” ， 因此为了

    得平起平坐必需认为中国是一个充满各种变化，精力充沛的动态

    社会。我特别强调我绝不相信变化本身就是件好事；我相信有些

    变化是好的，有些则是不好的。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我崇奉一个信

    条 (当然我认为这不只是一种信仰) ， 即认为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

    都经历着变化， 并认为这些变化到底有多少重要性， 在多大程度上

    被史家 “所注意到” ， 归根结底是相对的， 它取决于生活在某一特定

    社会的某一史家在某一特定时刻刚好认为哪些事物才是重要的。

    在我看来这一点正是问题的核心。在本书头三章所考察的每

    一分析框架都采用了某一特定的尺度来确定哪种变化才是重要

    的。 由于这种变化在西方入侵之前， 中国没有发生过， 或者 (请注

    意此点和上面一点大不相同) 由于设计这把尺度的西方人认为， 如

    果没有西方入侵中国根本无力产生这种变化，因此一旦用这只尺

    度来衡量中国时， 我们当然会发现这个社会是停滞不变或者最多

    只发生一些微不足道的变化。 这种看法有两个问题。首先，一般

    西方人， 特别是美国人， 恰好认为变化， 最少是某种形式的变化， 具

    有崇高的文化价值， 因此停滞不变或者变化甚微的中国就必然显

    得低人一等。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种看法可以说肯定是

    错误的。

    上述最后一点将在本书末章充分讨论；该章将描述在美国研

    究中国的史学中近来出现的某些趋势，特别是一种离开冲击一回

    应与传统一近代这两种模式，转向对中国历史采取一种更加以中

    国为中心的取向，该章同时还要总结这种新趋向带来的各种影响。

    其实，这一新趋向只是在美国史学研究领域中发生的更广泛的变化的一部分，这种变化不仅在研究中国的著作中可以发现而且在

    研究非洲、穆斯林近东及其他非西方地区的近著中也可以发现。

    这种变化出现的具体时间和情况各不相同，但是发展的总方向是

    一致 往往是“殖民地历史的” 看法， 而转向 的： 离开外在的

    更加内在的取向，其特点是力图对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的历史，从自身的情况出发， 通过自身的观点， 加以认识， 而不是把它看成

    西方历史之实际或理论上的延续 ③ 。

    在中国史研究方面 年左右或稍前。带 这种变化开始于

    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史学界的某些成员重新鼓吹过

    去的帝国主义模式以攻击近代化理论对美国史学的影响，尽管此

    模式自身也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偏见。这种奇怪的情况反映了一

    个基本矛盾，这种矛盾在越南战争中暴露出来并随后一再得到证

    实。越南事件从某一角度看来代表了美国帝国主义发展的顶峰，即把巨大破坏力量倾泻在一个比自己远为弱小贫穷的民族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史学家自然会为自己的国家在这场战争中的

    行为感到震惊、 羞愧， 从而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帝国主义， 认为

    它是解释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百年来所经历的各种问题的关键。

    但是，越南战争又使美国人超越了帝国主义。正如 年阿

    拉伯石油禁运和 年伊朗人质危机一样， 这次战争迫使

    我们正视自己力量的局限性， 看到美国要想随心所欲摆弄世界， 将

    受到真正的制约。在我看来越南战争的这种第二层含意，对美国

    研究中国的史家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揭露了美国在政

    治、 道德、 文化全面领先的神话， 越南解放了美国史家， 使他们也许

    是第一次， 放弃了西方的准绳与西方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尺， 转向

    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

    注：

    ，，：

    (；； ：

    (

    ( ，与 合著，，②有些读者可能会联想 关于 “模式” 到托马斯 库恩 在 “正规科学” 中所起的作用。 他指出 “模式” 提供一种 “事先形成

    的相对僵硬的框架” 。 在 “正规科学” 的活动中， 自然现象中 “凡不符合此框架

    者往往被置之不顾”。见

    ③ ， 在 见 ，： (

    ：

    ， 见同上 ， 尤可

    又见 参看

    ， ， 尤可参看 在同上 。第 1 页

    冲击” 与 “中国回应” 这两个概念。 这一理论框架所依据的前提假

    世纪的大部分 设是： 就 情况而言，左右中国历史的最重要影响

    是与西方的对抗。这种提法又意味着另一假设，即在这段中国历

    史中，西方扮演着主动的 ( ) 角色， 中国则扮演着远为消极的)角色。对西方冲击的这种极端重 或者说回应的 ( 要性主

    张最力的著作之一是邓嗣禹与费正清合写的《中国对西方之回应》

    年)。在此书序言中他们说：

    “既然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 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的

    历史， 她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 汹涌澎

    湃的思想革命， 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还看不到尽头……在充满‘不

    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世纪中， 中国这一古代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

    位的， 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社会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

    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深重的影响。在

    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 包括政治的、 经

    济的、 社会的、 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进程 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

    战， 展开进攻， 削弱它的基础， 乃至把它制服。 中国国内的这些进

    第一章 “中国对西方之回应”症结何在？

    五十年代 到 和六十年代美国史家解释鸦片战争(

    这 义和团起义 ( 段历史时， 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 “西方第 2 页

    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 大的 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她的庞

    传统结构被砸得粉碎……经过三代人的更替，旧秩序已经改变模

    样。 ” ①

    “西方冲击” 与 “东方回应” 也是另外一本发行最广的战后教科

    克莱 书的核心概念， 此书是保罗 德 ) 与伯顿

    比尔斯 ( ) 合著的《远东： 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之历

    史》 (。 作者在该 年版本中说“ ：过去一百五十年， 书

    东亚一直是一场革命的舞台，这场革命的广度与深度很可能是史

    无前例的。它包括两个伟大的运动。第一个运动是西方文化生气

    勃勃地向中亚与东亚的古老传统社会全面扩展，这个运动从 世

    纪初开始， 通称‘西方之冲击’。 到 世纪初， 就政治权力而言， 它

    几乎征服了整个亚洲。不过此时这场革命的第二部分已经相当深

    入地展开。亚洲对西方冲击的回应，开始是软弱无力，步调参差，方向不明的。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是汹涌澎湃，势不

    可挡。到 世纪中叶因此出现了一个个崭新的东亚。 ” ②

    尽管克莱德与比尔斯一书把冲击一回应模式应用于整个中国

    近世史，但其他著作大都把这一模式集中应用于 世纪。最典型

    的例子是由费正清， 埃德温 赖肖尔 ( ) 和艾

    伯特 克雷格 ( ) 合著的《东亚文明史》。此书第二卷中有关 世纪中国的论

    述主要出于费正清手笔，集中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

    对外国的入侵没有较早地作出更加有力的回应？”由于把这个问题

    作为中心问题，费正清的论述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偏向或歪曲。首

    先， 从数量上说， 他把过多的精力 (大约 的篇幅)用于这段历第 3 页

    史中与西方有关联的历史侧面。其次，由于主要是通过冲击一回

    应模式这个棱镜来观察这些侧面，致使对它们的复杂历史涵意未

    能作出充分阐述：有些事变本来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对内部因素作

    出的回应， 却被过多地说成是对外来冲击作出的回应。 第三， 费正

    清为了要说明中国 “对西方挑战回应不力” ， 不得不反复使用 “明显

    也可以说是来 世 的惰性” 这一说法来勾画 歪曲丑化

    纪中国与西方世界没有关联的侧面(诸如中国的政权结构、社会、经济与思想等方面) 。

    尽管作为严肃的学术分析框架，冲击一回应取向的鼎盛时期

    是在五十与六十年代，但是它对教科书和其它大学教学资料的影

    响则至今不衰。 在有些情况下， 例如《中国对西方之回应》一书， 是

    因为原书一直未经修订。 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尽管修订版不断

    出现，第一版的总思想框架却从来未作修改。例如克莱德与比尔

    斯的书， 费正清、 赖肖尔与克雷格的书， 以及另外一本流行甚广的

    教科书即梅谷 ( 与乔治 泰勒 ( ) 合著

    的《近代世界中的远东》 ) 都是

    如此。 总之， 我们面临一个问题， 即学术研究的最新趋势与初学

    者所得到的中国史画面之间存在着一个差距。

    其实， 这一画面的主要毛病， 并不在于它是 “错误的” ， 而在于

    它没有把其思想所能概括的范围交待清楚。就像在物理学领域，过去百年的发展尽管没有推翻牛顿定律，但却表明这些定律适用

    的范围是有限度的，冲击一回应取向对晚清历史虽然可以说明某

    些问题，但并不能像上述诸例设想的那样足以说明全部问题。第 4 页

    冲击—回应框架存在的问题

    除了适用范围这个总问题之外，冲击一回应取向还有一系列

    具体问题。问题之一是在谈到“西方冲击”时，人们往往忽视近代

    西方本身就带有扑朔离迷，自相矛盾的性质。我们中间不少人意

    识到自己对 “非西方社会” 的了解比较肤浅， 而自惭形秽， 这是应当

    的。不过另一方面却认为自己对西方这块故土已经了如指掌。其) 所说“ ：当我们回过头来观察近 实正如史华慈 (

    代西方本身时，这种虚假的一目了然的现象迅速消失。我们认识

    到 世纪的大师们殚精竭虑地探索近代西方事变的内在含义

    时， 往往众说纷纭， 相持不下……当然我们对西方所‘知道’的〔比

    对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所‘知道’的〕要多得多， 但是对于我们，西方和过去一样依然是迷惑难解的。”

    西方之所以如此迷惑难解，理由之一是近代西方随着时间推

    移不断发生巨大的变化。鸦片战争时中国所遇到的西方，和 世

    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时对中国思想、政治生活发生如此重大影响

    的西方， 同样都是 “近代西方” ， 但是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巨大差别。

    西方在近代阶段并不是停滞不前的，这个明显的真理却容易被人

    忘记。

    同样容易被人忘记的事实是 “西方” 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没

    有 “东方” 或 “非西方” 和它比较， 西方根本就不存在， 我们的词汇里

    也不会出现这个词来表达这个概念。倘若西方这一概念根本不存

    在，则“西方”所包括的地域中种种空间的划分就自然会在我们的

    脑中突出起来。这时，法国和美国的区别很可能就变得和如今中第 5 页

    国与西方的差别同样巨大。 如果按逻辑推论， 我们也可以设想， 倘

    若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人们就既不会认为它是美国也不会

    认为它是一个国家。 我们感受到的差别就会完全集中在 “美国” 文

    化内部的种种变异。

    按照这个思路， 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下列看法， 即 “作为整体

    的西方”从来没有对任何社会产生 世纪后期 过任何冲击。就以

    的上海为例，它和具有典型中国风貌的内地相比似乎是“西方化”

    了。但是它的行政制度受英帝国 的控制， 它的经济高度商业化， 它

    的人口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它并不能作为整个西方文化具体而微

    的代表，正如纽约城不能作为整个北美文化的具体而微的代表一

    样。 同样， 在看待 世纪前期这段历史时，如果通过整个西方文

    化对中国产生冲击的概念来分析问题， 也将是荒谬可笑的， 尽管在

    这段时期几乎每个西方思想流派都先后在中国的知识界找到鼓吹

    者。 甚至当中国人谈到 “全盘西化” 时， 在他们心目中实际上也并

    不是用西方的社会与文化来机械地代替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而是

    按照经过精选的、他们心目中的西方形象来改造中国。例如胡适)就只希望采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反对中国采纳西

    方的基督教； 而且， 他心目中的科学与民主都带有明显的杜威学派

    的烙印，不能一般地代表西方类型的科学与民主。

    因此像中国这类国家所接触到的 “西方” ， 只是整体中的一部

    分。而且即使这一部分在接触的过程中也逐步蜕变。例如， 世

    纪远离西方到中国的传教士，本来就很可能不是很典型的西方人，而且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后，肯定会变得更加不典型。他学习中

    文、 采纳某些中国的风俗习惯， 和新的环境接触交往， 开始经历一

    个 “杂交” 的过程。 他已经不是单一纯粹的西方人， 变成了 “在中国第 6 页。尽管和他接触的中国人仍然 的西方人 把

    但是由于 他看成洋人 当然他还应当算个洋人 他对中国这

    个异国环境产生了回应，就使中国人心目中的“洋”也带上了他所

    特有的色彩。因此单纯用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来解释所发生的现

    象是不够的，因为其中还含有一种西方对中国冲击所产生的回应。

    在思想概念领域也产生了类似的杂交现象。概念不像人，不

    能对环境做出积极回应，但是概念的含义起码部分是由环境决定

    的，因为概念只有在人的头脑中才产生意义，而某一概念对某一人

    的含意是受表达这一概念时各种环境条件所深刻制约的。所以，说什么对于诸如国家主权、基督教和进步等概念直接做出中国回

    应是没有多少意思的，因为在这些西方概念能够引起回应之前，首

    先得进行交流，而交流只有通过中国语言及其思想方式的过滤才

    可能实现(这里所谈的，当然不是直接通晓西方语言的少数的

    世纪的中国人 ) 。 这种过滤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原义的歪曲( 。例

    如 “ ” 或者 “ ” 被译成 “自由” ， 但 “自由” 就字面的含义

    而言是 “由自己” ， 难免带有放任或无视法律的色彩。 ) 其实， 使大多

    数中国人做出 回应的正是这种经过歪曲的本土的说法，而不是外

    国原有的说法。

    这种西方的首次冲击， 当它经由中国人传递时， 还会受到另一

    种歪曲。在有些情况下，例如外国商人与买办之间，或传教士与教

    徒之间，西方的冲击多少比较直接 。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则并非如

    此。当基督教是经由中国起义者加以传播，或者西方的制度是经

    由中国的改革家予以倡导时，西方冲击就和冲击的发源地又远隔

    了一步，或者不只一步。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西方冲击和中国的各

    种人物与政治斗争绞成一团，构成一个难解难分的网络。此后，冲第 7 页

    击一回应的传统分析框架是否还能起作用就大成问题了。清廷对

    太平军叛乱的回应，保守派和温和改革派对戊戌年间改革的回应，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人不熟知的西方挑战所引起，但同时也是

    由于中国人所熟知那一套叛乱与改革的挑战所引起。如果把这些

    回应简单地说成只是对西方的回应，那就会造成极大误解。

    另一个史家容易堕入的陷阱是在讨论 “中国回应” 时往往过分

    抽象化。 中国在地理上横跨整个大陆； 在种族、 语言和地区上， 变

    异甚多，极为复杂。在每个特定地区，少数上层社会人物(

    与广大群众之间在世界观和生活方式上都存在着巨大区

    别。即使在这两大社会阶层内部，正如在一切人类集团内部一样，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 包括气质、 性格、 年

    岁、 性别以及由个人的社会、 宗教、 经济和政治关系所形成的特定

    “中国回应” 的情况。所以 这个词最多只是一个代表错综复杂的历

    史情境的简化符号而已。 当然， 在某一层次上说， 所有中国本土人

    男人、 女人， 城里人、 乡下人， 穷人、 富人， 广东人、 湖南人

    都参予一个共同文化体系， 这个体系可以统称为中国文化体系； 但

    是在另一个层次上，这些人的经历却千差万别。每个从属的集团

    进入较大的中国文化时， 角度都不相同， 正是这种不同左右了他们

    如何对各种情况做出回应。所以当我们把这些回应统称为中国回

    应时， 我们实际上是把各种现象加起来， 再加以平均。 这种做法在

    最好的情况下，只能使我们对历史现实有一个均匀、单一的理解；

    意指在社会上处于比较优越地位的、 精选出来的、 有影响的少数人， 以别

    于一般群众， 它比 “士大夫” 所指范围较广， 有的译为 “社会精英”， 本书暂译为 “上层社

    会人物” ， 或 “上流社会人物” 。 译者注第 8 页

    在最坏的情况下， 由于我们鲁莽草率地从特殊上升到一般， 就很可

    能把现实完全歪曲了。

    简而言之， 中国在前一世纪对西方回应的这段经历， 必然是极

    为错综复杂的。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尽管具有历史的重

    要性， 但与西方冲击并无关联， 或者关联甚少。 另外一些事情则虽

    然直接或者间接受西方冲击的影响，但决不能把它们看成仅仅是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主要是) 对西方冲击的 “回应( ”如果我们把 “回

    应” 理解为有意识地去解决冲击所造成的新问题的话) 。 对上述第

    一类历史事变本书将在第四章加以讨论，本章将集中探讨第二类

    历史事变，其目的是说明冲击一回应取向，作为理解历史的指针，即使在理应最适用的情况下，也有许多局限性。

    晚清历史与西方有关联的方面

    叛逆运动

    就直接影响清廷地位及千百万老百姓的生活而言， 世纪中

    叶在中国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事变，并不是散居蜷缩在沿海小天

    地中某些西方人的恼人行为，而是内部的骚乱。除了许多地方性

    的暴乱外，有四次规模巨大的叛乱：云南的回族暴乱(

    ，西北的另一次回族暴乱( 捻军 (

    和太平天国运动 (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太平天国。它

    也是破坏性最大的叛乱， 曾使长江下游大部分地区一片苍凉， 丧生

    者估计达两千万到四千万之众。诚然，太平军是 世纪中叶受西

    方人侵影响较大的唯一叛乱运动，但是如果像许多教科书那样，采用“中国对西方之回应”这一比较笼统的框架来分析这个运动，第 9 页

    则其效果如何却是另一问题。现在让我们较仔细地回顾一下这个

    运动的历史及其性质。

    太平天国运动的发源地是华南，那里有利于叛乱的条件可能

    比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加成熟。南方是满清 世纪征服中国的最

    后的地区，一直是清廷政权结构中最薄 世纪末叶由 弱的环节。

    于人口过剩及租佃制度不合理给这地区增加了巨大压力。除此之

    外， 正是在华南， 中外贸易与鸦片战争对社会造成的破坏瓦解作用

    也特别明显。原来的贸易体系发生了变化(例如鸦片战争后对外

    贸易重心从广州转移到其他港口) ， 海盗横行， 走私货物侵入内地，这一切都打乱社会的正常秩序。与此同时英国人打败了满洲人引

    ， 并使这种心理带上 起广东人的仇外恐外心理( 浓厚

    的反满色彩。 年前西方冲击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影响 不管在

    如何肤浅表面，但是在华南一带这种影响却是真实而深刻的。

    太平天国的奠基人及其前期领袖洪秀全就在 年生于华

    南， 距广州约三十英里。 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是客家人， 而客家人

    虽然早在若干世纪前就移居华南，但由于具有独特的语言与风俗

    习惯，仍然和周围社会隔离开来。洪秀全由于是全家五个孩子中

    最聪明的一个， 得有机会读书， 并能多次在广州参加科举考试， 但

    是每次都名落孙山。在一次落选之后，他精神恍惚，一病四十天，后来自称就是在这段生病期间，眼前出现过异像。 年他再度

    落榜后， 读了一本前几年别人给他的基督教小册子， 并首次理解了

    这些异像的含意。他开始深信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受神

    的旨意， 来消灭世上的鬼怪与偶像， 在人间建立 “天国” 。

    洪秀全和他另一位科举落选的朋友开始深入两广宣传教义。

    他们的徒众主要是一些不满现状的农民及秘密会社的成员，这些第 10 页

    人组织了一个松散的团体叫做拜上帝会。四十年代后期该地区天

    灾人祸， 盗匪横行， 迫使这一会社采取武装自卫。 但是他们自己和

    盗匪的区别也一时难辨， 加上当时华南四处骚乱， 很快他们就卷入

    了一场和官兵相抗的斗争中去。事态不断发展，到 年正月他

    反抗朝廷的旗帜， 洪秀全号称天王 们终于举起了 ， 建号太平天国。

    太平军向北挺进， 在官兵节节失利下， 连战告捷， 直抵长江， 接

    年三月定都南京。这座城市直到太 着挥师东指， 于 平天国

    年覆亡一直是这一运动的政治中心。在五十年代初的北进

    过程中，太平军从一个很小的地区叛乱发展成一个人力物力都十

    分充足的规模巨大的运动。尽管叛军控制的中心战场一直是中国

    的东中部，但在十五年的战争中其影响却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

    五十年代中期， 一支北伐的远征军在被迫折回前， 曾直逼天津； 六

    十年代初期， 当叛军主力向沿海推进时， 上海曾几度遭受威胁。

    在许多美国学者看来，太平天国运动中最革命的方面是它的

    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 太平军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由福音的基督

    教 与儒教 乌托邦主义( ， 原始共产主义、 性的禁欲主义) 熔冶而成的奇特的混合物。 他们的先进的社会、 经济

    教义 (包括对鳏寡孤独的扶养保护) 是以四海之内皆兄弟、 人类平

    等相爱的思想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这种思想是由奉拜上帝为父这

    一信仰推演而来。 妇女与男人完全平等， 可以参军作战， 可以参加

    政府考试 (虽然此点证据尚嫌不足) ， 并担任官职。 这种女权主义” 一词本书暂译为 “儒教” 或 “儒教思想” 。 因按西方学者用法， 如译

    为 “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 均嫌含意稍狭。 但此处译为 “儒教” 未必都含有一般宗教

    之意， 故 ” 一词作为形容词时仍译为 “儒教的” ， 有时也译为 “儒家的”； 作为名

    词时则一律译为 “儒家” 。 ， 一词则一般译为 “理学” 。 译者注第 11 页

    还表现在禁止缠足、娼妓、多妻，并规定在土地分配上男女平等。

    此外， 太平军还废除一切私有财产， 动产也理应归公并按照需要重

    新分配。

    ， 建立新朝 这个朝代不 太平军的政治目标是推翻清朝 代

    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是新的。 他们的政治、 军事组织以《周

    礼》为蓝本， 《周礼》据传是记载周朝早期行政制度的一部中国经典

    平军政治组织顶峰的是天王洪秀全。最 著作。高踞太 少从理论上

    说，不论在精神或世俗领域他都是至高无上的。洪秀全的左右最

    初有五“王”。诸王在各自管辖的地区拥有充分的民事与军事权

    力。在这最高层领导下，有一个由次要军事指挥官所组成的多层

    次机构， 他们同时担任所属单位的军事、 民事与宗教的首领。 这套

    机构主要是洪秀全的第一副手杨秀清(死于 年) 设计的。 梅

    谷曾把这套机构称之为 “极权主义的” ， 认为它提供了 “中国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由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的体制”。

    上面这段概述足以清楚说明如果没有西方人侵，太平军起义

    势必大为改观。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加上华南地区对贸易的

    破坏作用都促使社会分崩离析，形成产生叛乱的背景。叛军在意

    识形态上向现存的社会与政治秩序提出的革命性挑战最少有一部

    分是来源于基督新教。起义的后期最高领导人之一洪仁玕)更是直接接触过西方文化。而且，在六十年代初镇

    压起义军的过程中 (尤其是在江苏省) ， 英、 法两国的军队， 由西方

    人率领的雇佣军 (特别是 “常胜军” ) ， 以及西方国家提供的现代武

    器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尽管如此， 太平天国运动在任何重要意义上， 我们仍然不能把

    它看成是针对西方作出的回应。这个运动的矛头不是针对西方第 12 页

    的，它不像有些通俗读物所宣称的那样，是一次想把中国弹射入

    “近代世界 也不能把它(除非在很次要的意义上)说成 ” 的尝试。

    西方或西方所造成的问题而 是为了对付 作出的努力。更确切地

    说， 它只是 一支主旋律演奏出来的带有西方情调的变曲，而这 按照

    到 年之间曾在中国许多 支主旋律大约从 地区广泛出现

    过，同时从总体上说是对西方冲击到来以前的情况所作出的回应。

    应该不断强调的是 所说： ，正如芮玛丽 ( 世纪中

    叶控制中国的斗争是一场内部的斗争。西方的冲击尽管从长远看

    十分重要，在当时则知之者甚少。外国人侵只是一种地区性的骚

    扰与刺激，它只限于整个帝国东南边缘的五个港口。

    其实， 从另一方面说， 太平天国运动本身倒是对中国对西方之

    回应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 由于叛军与基督教发生了联系， 加上

    传教运动又四分五裂无法证明自己与这场起义无关，因此玷污了

    西方宗教在中国的形象。其次，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

    地域性或地方性的权力源泉， 从而永远削弱了中央权力， 使清廷从

    此无力对西方入侵作出有力回应。最后，太平天国和 世纪中叶

    其他起义带来的问题堆积如山，而中国的领导人误以为对这些问

    题已通悉熟晓， 便把注意力转向内部； 恰在此时， 日本的领导人正

    在全力以赴地迎接西方的挑战。 换句话说， 中国反应 “迟缓” ， 并不

    仅仅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同时也是由于中国社会在 世纪中

    叶所面临的很不寻常的历史环境： 内部事务万分火急， 至于西方则

    可以暂缓一步。

    改革运动

    世纪中叶的几十年，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清朝第 13 页

    年这个问题就变 向何处去？ ” 到了 成了 “中国向何处去？ ” 在中

    间的这段时期出现了改革运动。这段运动的来龙去脉，可从第一

    个问题如何过渡到第二个问题这一角度予以描叙。

    但在描叙这段过程时， 我们必须力戒轻易地假定， 把这次改革

    看成只是中西关 认为它只是随 系这个总范畴中的一个次范畴

    着西方冲击才产生的现象，而且只有联系这种冲击加以了解才具

    有意义。晚清中国的改革思想与活动尽管越来越受西方的影响，但同时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改革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传统在其渊

    源、 风格、 甚至许多内容上很少， 乃至完全没有受到外国的启发。

    中国的改革志士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对西方做出反应，但是直到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西方问题才最后成为头等大事

    而且即使到这时，有此看法的也只是很少数的学者和官员。

    七十年代之前十年左右， 中国大部分改革家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国

    内叛乱问题。实际上在同治时期( ， 人们普遍认为只

    要消除导致叛乱的祸根， 西方的问题自会迎刃而解， 如果中国能把

    内务整顿得比较像样，西方根本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对满族人说， 年秋天真是满目苍凉，暗淡达到极点。英

    法联军趁 “第二次鸦片战争” 之势， 占领北京， 毁坏圆明园。 咸丰皇

    帝一行风尘仆仆，避难热河。太平天国运动在五十年代后期似乎

    即将消声匿迹， 可是随着李秀成 (死于 年) 和洪仁玕一类领导

    的得势， 又生气勃勃， 卷土重来。 统观全局， 清王朝大有分崩瓦解

    之势。

    但是， 清朝竟然奇迹般地起死回生。 年咸丰去世， 为清

    廷出现新纪元铺平了道路， 汉满两族协力支持朝廷。 此后十年

    据政府要职的都是难得的贤才。外军在迫使清廷签署一系列新条

    ， 占第 14 页

    约以后，撤离首都，返回南方，表示他们无意垂涎中国的领土。尤

    为重要的是， 部分由于 年 上述因素， 太平军终于形势逆转， 到

    败局已定。

    中国人曾把同治时期列为 “中兴” ， 意指朝廷在最后时刻决心

    对整个体制的摇摇欲坠的基础注入新的生命力，以重新获得民众

    与绅士阶层的支持。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中兴，但这次中兴却

    有个特点，即面临西方人侵。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个问题：

    同治中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对西方作出的回应？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就六十年代所倡导实行的种种改革稍

    加说明。从总体上说，这些改革的性质与其说是“革新”) 不如说是 “复旧” 例如在文官制度方面，固然大

    家都认识到选拔人才的重要性， 但是所谓 “才” 则仍然沿袭旧意， 指

    的是无所不能的通才而不是专业人才。而且大部分中国人仍然深

    信只要政府选贤与能，制度上的改变是不必要的。同样，当讨论到

    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科举制度时，议政者最多只能遵循旧法，建议

    考试应注重文章内容而不应注重形式和书法。没有人做出任何努

    力吸收西学各种科目，使考试内容赶上时代。

    在经济领 玛丽所有力证明的那样，在拟 域亦复如此。正如芮

    议的改革中压倒的重点是重新恢复内乱前的经济。 在农业方面

    不外削减皇室开支，增加耕地面积，兴修水利等等。对日趋严重的

    佃农问题， 特别是亟 再者 待解决的农村减租问题， 却无人过问。 ，大家仍然认为农业仍然理应是经济领域中唯一真正重要的部门。

    没有人对于像商业这类非农业活动课以重税，提出异议。另外对

    兴修铁路与建立电报系统阻力很大。这也可证明中兴的经济思想

    是向后看的， 复日的。有影响的中国人很少有人同意外国人的看第 15 页

    法，即认为扩大中西贸易将给中国提供繁荣发达的极好前景。中

    兴时期的领导人对经济增长这一概念始终无法理解。

    不过有两个重要部门，拥护中兴的朝臣们认为有必要按照西

    方路线进行改革。首先是对中国军队进行改组。太平天国的挑战

    暴露了朝廷正规军的腐败无能，另一方面英法军队的威力又戏剧

    性地显示了西方作战方法与军事技术的优越性。为了作出回应，中兴的领导人物在西方技术的援助下，建立了近代的兵工厂与船

    坞， 做出了相当巨大的努力提高中国军队的效率， 并引进更加有效

    的训练方法。这样就开始了所谓的 “自强运动” ， 其目的是使中国

    的国家安全能得到保障。

    中兴另一重要改革是在外交领域。对亚洲国家恢复了传统的

    以进贡为基础的制度， 但为了对付西方国家， 则成立了一个新的机

    构，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 年成立后， 总理衙门就得应付

    成堆的难题， 因为除了承担外交部门的通常工作外， 还需掌握一套

    完全陌生的复杂微妙的国际关系体制，并向有抵触的中国民众证

    明政府对这种制度让步妥协是多少有些道理的。和它所面临的大

    量问题相比，到六十年代结束，总理衙门的成就是相当可观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革新部门中都有一些情况冲淡了革

    新， 使它显得不是那末激进。 对中国来说， 在军事方面， 向西方学

    习，实际上是按照陈旧的古旋律奏出的一支变曲。在他们悠久的

    历史中， 中国人曾经多次向 “夷人 ” 屈尊就教， 学习他们的作战技

    术。至于为了对付西方国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部门，革新的色彩

    确实要更浓些。 但是， 即使在这一点上， 也埋下一支伏笔， 因为建

    立这个制度只是临时措施。恭亲王 ( ) 及其同僚在力主

    建立总理衙门的奏疏中曾明确指出 “ ：俟军务肃清， 外国事务较简第 16 页

    即行裁撤， 仍归军机处办理， 以符旧制。 ”

    所以即使在中兴领导人采取革新的部门中，当时普遍存在的

    保守倾向也是很突出的。中国的改革家，除少数例外，仍然远没有

    认识到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有什么真正的价值。

    芮玛丽对同治中兴曾作如下估计 “ ：在中国曾出现过一系列努

    力，旨在改造政权到某一程度，使之一方面得以顺利参加近代世界

    的种种活动，另一方面又无需彻底改变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以及体

    现这些观念的制度。同治中兴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伟大的中

    兴运动，就是这一系列努力中的第一次，同时也是最接近成功的一

    次。”芮氏主要论点之一是“同治中兴的失败是因为近代化要求和

    儒教稳定性的要求背道而驰。”

    对于这一论点可提出两点质疑。第一，同治中兴事实上是否

    失败了？ 第二， 假设中兴失败， 是否如芮氏所说， 是由于近代化与

    儒教的要求相互冲突所造成？这些问题与中兴的改革纲领到底在

    多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冲击的一种回应这一更加广泛的问题直接相

    关。因为，在中兴的改革中最明显的是由冲击造成的各部门，如外

    交、 军事、 与商业部门， 恰好是在芮氏看来中兴成绩 “最大” ， 而不是

    “最小” 的部门。 反之， 同治时期改革成绩最小的部门正是与西方

    挑战关联最少的部门，如恢复富有成效的文官制度，重建对地方的

    控制，以及复苏经济等。根据这种情况，可以认为中兴在国内斗争

    中终于受挫，与其说是由于近代化与建立稳定的儒教秩序根本上

    水火不相容，不如说是当时大部分中国改革者不愿意(或不可能)

    理解近代化对他们自认为基本上已经熟知的老问题有何关联，能

    起何作用。 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思想的重心依然落在中国的内

    部。第 17 页

    我们也许还可以就芮氏立论中所采用的概念本身是否正确提

    出疑问。 首先， 用 “儒教稳定性” 这一概念来表述这段时期中国上

    层社会孜孜以求的根本目标是否妥当，有待探讨。对这一阶层相

    当多的一部分 和 人物，显然可以这样说。但孔飞力 的著作提醒我们在太平天国运 詹姆 波拉切克 ( 斯

    动期间，地方一级绅士的权力得到相当程度的扩大。运动过后这

    批新的权力受益者仍然力图保持 (如果不是加强) 已得的权力， 即

    使这样做使他们和中兴的其他目标直接冲突，也在所不惜。 第

    二， 即便对有些上层人物 (或对所有上层社会的某些方面) “ ，稳定”

    是首要问题， 我们仍然可以对他们是否把 “近代化” 本身看成主要

    威胁提出疑问。(不要忘记同治中兴的中心主题之一正是通过选

    择某些近代措施来支撑旧秩序)我倒宁可认为他们心目中的主要

    威胁是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关于这一点同治年间的改革家冯桂芬的情况特别具有启发

    性。他在上海期间 曾撰写了四十篇 “经世” 文章， 题

    为《校邠庐抗议》。 这些文章猛烈抨击清政府的种种陋规弊政： 官

    薪过低， 行政机构臃肿， 办事手续繁杂， 卖官鬻爵， 课税不均， 有关

    回避 (即禁止回乡做官) 的规定以及为人所不齿的书吏、 衙役组成

    的下层官僚机构等等。 针对这些弊端， 他提出一系列对策： 以生员

    替换衙门书吏， 通过书面投票选举村长， 延长知县任期， 建立下级

    办事机构以减轻知县无法承担的繁重公务。这些对策多受其师尊

    顾炎武 ( ) 的启发； 同时正如波拉切克所强调， 也受他所

    代表的绅士阶层的社会、 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影响， 如果付诸实施势

    必使中国地方行政的性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冯桂芬的某些思想( ，特别是有关选举的规定) 虽然有可能受第 18 页

    西方影响，但两者之间的联系至今根据不足，无法确立。无论如

    何，冯氏本人却正如孔飞力指出的那样，一直宣称他的每个建议都

    多少可以从中国自己的变法传统中找到渊源。

    冯桂芬的例子从两个重要方面启发了我们。首先，它对五十

    与六十年代美国史家深信不移的一套假设直接提出挑战，这套假

    设认为中国体系制度的根本变化实质上就是“近代化”，而且这种

    变化既然必需吸收西方的思想与典章制度，就无法从儒家自己的

    思想天地内部演变产生(对这套假设本书将在第二章予以更加仔

    细的考察)。其次，冯桂芬对自己的主张采取了小心谨慎的态度，至于当时士大夫的反应则更加小心翼翼。这足以说明在当时和以

    后多年内巨大的阻力不在于惧怕近代化，而在于惧怕根本性的变

    化。冯桂芬自己从未将他的《校邠庐抗议》付印，他的几个儿子在

    他死后才将其中刺激性较小的一部分刊行。该书全文直到

    年才终于问世。 九十年代后期激进改革运动兴起后，经过光绪皇

    帝的亲谕， 《抗议》一书才得以在中国官员中广泛流传学习。

    人们有时认为太平军失败或者说清廷得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前者的意识形态中含有基督教成份。李文森曾写到：“从来没有一

    个反抗运动招致这么多的 持此论点者认为由于太平天国 反抗。

    运动的思想意识中含有反对儒家的成份，许多中国学者与官员本

    有可能支持这个反满起义的，如今却宁可和清廷同呼吸、共命运。

    儒教的命运，危在旦夕，而这个问题比汉满之间的斗争要重要得

    多。按照这种思路，其逻辑结论必然是一种和本书作者恰恰相反

    的看法，即：同治中兴重建儒教社会基础的全部努力(如果我们承

    认当时确曾有过这种努力)，是对西方冲击所作出的大规模的(尽

    管是否定的) 回应。第 19 页

    这种看法尽管娓娓动听， 但缺乏有力根据， 它的好几个前提假

    设都有待澄清。第一，它假设在满人建立清朝二百年之后，汉族上

    层社会中背离满族统治的势力仍然是一股可观的力量； 第二， 它

    假设如果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和儒家教义更接近一些(这里不妨

    顺便一提，即在太平天国最后几年，部分由于洪仁玕的努力，在其

    意识形态中曾出现一股不小的“重新儒家化”的潮流)，中国的文

    人、 绅士、 官员， 尽管他们的既得利益在于秩序与安全， 仍将群集在

    太平天国的旗帜之下；第三，它假设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在于这种意

    识形态来源于西方，而不在于这种意识形态的一般的非正统的(即

    非儒教的) 性质； 第四， 它假设在当时人的心目中， 太平天国的意识

    形态所造成的威胁，且不管其文化渊源如何，比这一运动所造成的

    物质上的破坏要更加令人关切。既然所有这些假设都没有得到证

    实(反倒有不少事实证明相反的假设是正确的)，看来把同治中兴

    过份地看成是基本上受西方挑战的制约，是不明智的。

    从理论上说， 同治中兴以 年同治去世告终。但是实际上

    究竟何时告终，应首先取决于如何理解这个运动。芮玛丽由于强

    调中兴是为了寻求某种可行的中西关系的格局，因此感到应该把

    天津教案和 年拒绝阿礼国协定 ( 作为中

    如果我们把重点略加移 兴结束的端倪。 动，认为应该首先着重这

    一时期改革思想的风格和性质 一即强调它的朝内看与朝后看的

    总倾向 则可以认为把 “复旧主义” ) 作为对中国

    面临的种种困难的回应，其信奉者到光绪 ( 继位后多

    指 年英国公使 与总理衙门修订中英北京条约一事，但英国政府未

    予批准，史称中英修约。 译者注第 20 页

    年仍然绵延未绝。直到九十年代，仍有一些中国人认为西方威胁

    无足轻重，并认为过去的古老办法依然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上策。

    但是， 如今这批人已被视为顽固派， 则足以证明时代已迅速前

    进。他们显然再也不是中国改革思潮的主流。从同治时期结束到

    甲午战争 ( 这二十年里，中国内部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

    可是，西方人和西方影响的入侵非但没有减退，反而愈加猛烈。作

    为回应，越来越多的倾向革新的人把注意力中心转向西方的挑战，有些人开始深切认为必须以西方为榜样进行改革。

    如果说中国曾有过对西方的真正回应的话，这次回应似乎应

    该算得上是一次证明了。果然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美国最有影响

    的学术论著就是这样描述 世纪后期的改革运动的。 在我看

    来，问题不在于这种描述是否正确，而在于其复杂程度是否足够。

    我将在本章后半部并在第四章再次讨论这一问题。这里且让我先

    把 世纪后期的改革思想与活动作为对西方冲击之回应加以简

    要界说。

    虽然 世纪最后数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有必要按

    照西方方式进行变革，但是由衷地承认这种变革确实是一件好事

    却姗姗来迟。因此，改革家们往往不得不用各种思想外衣给仿效

    西方的变法主张披上伪装，使变法不致显得有失体统、这种思想伪

    装在多大程度上出于改革家自身心理上的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出

    于应付对方批评的政治上的需要，依然是有待思想史家们解决的

    难题。

    为革新辩解的最常用的办法， 不少是根据中国所谓 “本末” 的

    思想“ 。本( ”原意是 “树根” ) ， 指开端， 根本， 实质“ ；末( ”原意是 “树

    ， 指尽端、 偶然、 非实质。 体现这种思想方法最著名的例子是 枝” )第 21 页

    “体用” 之说 ) 于 年提出 “中学为 ， 此说经张之洞 (

    体、 西学为用” 这个著名论断后， 终于流传后世“ 。体用” 之说于九

    证明 “西学” 由于实力显著， 应 十年代后期尤为盛行， 其目的在于 该

    再度肯定中国文化是至圣极德。 采纳， 但同时 有的中国人不用 “体

    用” 而用 “道( ”最终价值) “ ，器( ”技术手段) 二字， 但根本含意相同。

    根据李文森分析， 这类思想终必陷入一种智力游戏， 进退两难， 两

    相抵消。 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 “榜样” 为中国改革家所接受， 随着

    “用( ”或 “器” ) 的内容从坚船利炮扩大到科学、 数学到工业化， 最后

    或 “道” ) 的内容势必不断缩小。 中国人 到现代教育“ ， 终于发

    现自己从事一桩无法实现的工作，即试图通过根本改变一种文化

    的办法来保存这种文化。

    另外一种为改革辩解的办法是申言西学来自中国。这种说法

    盛行于戊戌变法 ( 年)前后。它是许多世纪前中国人为接受

    佛教而辩解时提出的所谓 “化胡” 理论的新版( 。这种理论认为佛

    教是中国道教印度化后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中国人可以冠冕堂

    皇地接受它) 。 例如， 许多人都宣称西方的军事技术、 科学、 数学和

    基督教，最初都来自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墨子。这种说法好处甚多：

    第一，它既认可了得自西方启发的变革又无损于中国人文化上的

    自豪感； 第二， 它肯定了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在智能上并不亚于西

    方人； 第三， 它投合一般中国人的崇古倾向。 另一方面， 对非正统

    的、 非儒家的墨子突然尊重起来， 则反映了 世纪最后几年中国

    发生的一场最重要的转变：民族主义正迅速成为中国改革思想背

    后的推动力。对墨子说来，关键的事实在于他是中国人。

    认可改革的另一个根据是为了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这一认

    可本身的形成也反映了上述那场最重要的转变。 对 “富强” 的追求

    体” (第 22 页

    集中表现在“富国强兵”这一口号上，它本是法家对中国政治思想

    作出的贡献，代表了与儒家(和同治中兴)强调简政济民显然不同

    的另一条路线。不过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还有一股不太正统的

    思潮，它认为富强这个目标和儒家的最终价值观念可以并行不悖。

    这股思潮在七十、八十年代逐渐抬头，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

    如果要拯救保存他们所珍视的儒教价值观念，中国必须要比当时

    强盛得多。这种想法的危险在于手段(即建立富强的中国)最后很

    可能会取代了目的(即保存儒教的文化)。当富强成了一切其他价

    值必需服从的目标时，就为彻底的民族主义打下了基础，而这一切

    正是著名的西方社会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翻译家严复(

    此后十年，成百的中 在九十年代中期所走过的道路。 国人纷纷加

    入严复的行列。

    上述为改革进行的种种辩解，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儒教秩序，使之完好无缺，其中没有任何一种辩解曾断言这种秩序可能发生

    根本变化 当然更没有赞成这种变化的。但是，当时确有一股

    改革思潮持此看法，它力图在儒教传统自身的内部寻找认可变革

    的根据。早在 年，中国报人的先驱王韬 就写

    道： 如果 世纪孔夫子在世，他会毫不犹豫地不仅赞成引进西方

    的技术与工业而且会支持整个改革事业。王韬把孔子看成潜在的

    改革家，从而给某些具体的改革提供了依据；同时也把一种对变化

    本身采取比较肯定的看法暗中引进了儒教思想。

    比王韬思想远为系统，影响也远为广泛的是戊戌变法领导人

    之一康有为( 的思想。康有为斥当时流行的对经书的

    诠释为伪说，坚持今文学派的诠释为唯一正宗。他宣称在今文学

    派的教义中发现了某些哲学根据，使人不仅视孔子为新制的创建第 23 页

    者(这看法本身就是一种革命的观点)，而且视历史为进化过程。

    由于受到西方近世思想的影响，康有为把今文学派的诠释向前推

    进，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儒家可接受的范围。他的学说终于不折

    不扣地变成了对近代西方进步概念的全面阐述。

    为了从正面认可革新而重新解释儒教，和采取诸如体用之说

    从反面认可革新相比， 确实代表一种意味深长的变化， 但是它仍然

    无法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即如何能使中国发生根本变化而仍然是

    个儒教国家。其他认可改革的理论一概认为儒教根本无需改变，而康有为提出的认可， 则建立在同样有问题的前提上， 即认为真正

    的儒教历来就允许变革 哪种情况，人们一向熟知的那种 。不管是

    年，历史已为规模空前的思想革 儒教已逐渐退出舞台， 到 命

    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说儒教已逐渐退出舞台，并不等于说它已经寿终正寝。也不

    是说就必得承认儒教事实上在各方面都不可能发生任何值得注意

    的变化。面对这个问题，人们容易陷入回顾往事时往往产生的一

    种决定论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从五四时期有意识地排斥儒教开始

    的，它认为五四以前几十年所有改造儒教的努力都无可抗拒地必

    然导致排斥儒教的结论。纠正这种推理的有效办法之一，是提醒

    我们自己，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教义曾发生多次大幅度的变化， 但都

    未使这个传统就此夭折。 非常可能， 在孔子本人看来， 不论是汉朝

    或宋朝的儒教都已面目全非， 无法辨识， 但这一点并不妨碍当时的

    儒教信徒认为自己是这位圣人的正宗门人。同样，在上述情况中，很可能也无法确知康有为大胆解释儒教，是否就在任何客观意义

    上构成对儒教的致命打击。不过我们大体可以肯定康有为继续认

    为自己是个儒家，而且随后若干年许多中国人虽然没有有意识地第 24 页

    认为自己是儒家，却无意识地继续受儒家价值观念和思想方式的

    影响。

    世纪后期这种与日俱增的接受西方式改革的思想究竟有

    产生了多少事实上的革新呢？早在同 多少化为行动？ 治年间中国

    已有少数改革志士认为 “近代化” 必需超过 “坚船利炮” 的水平。

    冯桂芬是属于第一批针对西方威胁使用 “自强” 这一经典词语的作

    者， 他认为外国军事优势的基础在于西方先进的数学， 因此力主中

    国人应该学习 “夷人” 的数学与自然科学。 由于他竭力呼吁翻译西

    方书籍，六十年代在上海才成立了翻译局与外语学校。

    五韬是另一位作家，在较早时期就看出新夷人与旧夷人的不

    同。 他对中国闭关自守， 对外界毫无所知， 感到震惊。 在六十年代

    年脱 后期他着手写一部法国史， 于 稿，两年以后又写一部关

    于普法战争的书。冯桂芬和王韬都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王韬还

    在欧洲、香港住过)。在这些地方接触了西方人和西方的风土人

    情，促使他们摆脱同时代人闭关自守的状态。

    在 世纪七十与八十年代，曾采取不少措施增进中国对西方

    的了解。 撰写与翻译的书籍增多了 (往往是传教士们干的) ； 在上

    海、 香港这些通商口岸出版了现代报纸， 及时报导世界大事； 派遣

    青年 年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主要国家的 到美国欧洲学习； 在

    首都派出外交使节。

    在经济与军事领域也进行了改革。同治年间开始的对中国海

    陆军的改造加速进行， 矿冶、 纺织与其他新企业陆续开办， 并得到

    西方技术援助； 年上海与天津之间首次办理电报业务，并在

    同年建成一条短距离铁路。

    中国人似乎正朝着“自强”的方向前进并做出显著成绩。但第 25 页

    是， 如果说这段历史使人有理由感到乐观的话， 由于甲午战争中国

    惨遭败北， 接着西方又加强了帝国主义活动， 这种乐观前景遭到令

    人痛心的打击，终归破灭。强烈的耻辱感第一次笼罩着相当数量

    的中国人，并激励他们考虑进行远为广泛的改革 到 。

    年， 宣传改革的报刊在许多地方纷纷出现， 讨论改革的学会相继成

    立。当光绪皇帝自己也开始同情并认为必须进行广泛深远的改革

    时，整个舞台已布置就绪， 年仲夏的一场热闹非凡的戏剧将

    拉幕上演。

    戊戌变法从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第一道改革谕旨开始，到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替侄儿光绪重新摄政告终， 在这段通

    称“百日维新”期间，皇帝曾就一系列问题广泛颁布了改革法令。

    在康有为的推动下，年青的皇帝不是把中国的古代圣王树为楷模，而是把明治天皇和俄国的彼得大帝这类力主改革的君主做为榜

    样。 诏书不断下达：改革考试制度，建立新式学堂；推进陆海军、警察和邮局制度的现代化； 修订法律； 精简官僚机构， 削减冗员； 发

    展商业、 农业、 冶矿和工业等等。

    虽然这些改革措施大部分 (如果说不是全部) 已由王韬、 郑观

    应(一 ) 等人陆续提出， 但是总合 位颇有思想的买办)

    起来， 则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改革， 是对中国陈旧过时的体制所发

    动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它也是第一次

    由最高层发动的进攻。

    但是很明显，一阵喧嚣过后，留下的后效甚微。只有几个省

    (特别是湖南， 这里的巡抚同情改革) 曾认真努力实现谕旨。 整个

    帝国其他部分的反应，则从茫然不知所措直到顽强抵抗。许多官

    员可能愿意实施改革， 但并不理解改革。 另外一些官员， 则由于摸第 26 页

    透了改革的意向，而竭力阻挠其实施。满人因皇帝信赖的改革者

    多为汉人而深感恼怒。保守派惧怕任何改革；温和派则深恐改革

    会加强他们所厌恶的康有为一派人物的政治影响。在整个官僚体

    制中，许多人虽然也许并不反对改革本身，但唯恐某项改革会危及

    他们个人的仕途。总而言之，戊戌维新的志士如果说善意有余，则

    实现这种善意所必备的实际政治头脑与经验却极端不足。光绪皇

    帝本人尤其如此。正如邝兆江 ( ) 令人信服地指出， 光

    绪没有自己的完整的变法纲领，是一个极端无能的政治领袖。

    世纪后期中国改 上面勾画出的一幅 革运动的轮廓，在很大

    程度上是把改革过程理解为中国对西方和日益西方化的日本所造

    成的种种新问题的回应。根据这种看法不仅把改革和西方挑战密

    切联系在一起，而且几乎把它完全看成是一种思想问题，这个问题

    的焦点是： 中国如何才能强盛？中国可以效法西方到什么程度，既

    可达到强盛的目的又可使自己独特的文化本色免遭威胁？

    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国的改革活动和西方冲击有关联，这是

    毫无问题的。问题在于到底应该把这些活动单纯看成是西方冲击

    的回应，还是应该把它们看成也是在不同程度上针对中国内部挑

    战而产生的一种受西方影响的回应？对于反对改革的活动也可以

    提出类似的问题：即这类活动是否完全由于对西方或(和)变革发

    生反感而引起？或者说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受中国政治环境

    的制约？

    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必须首先交代一下，即以上总结的各种改

    革活动大部分都是就全国性的活动而言。省一级特别是地方一级

    的改革活动情况则颇不相同。和中央或省一级不同，地方一级的

    改革活动是由非官方的上层社会操纵的。这种活动由于规模较小第 27 页

    另外 因此成效较快， 由于反映当地的利益与问题，这些活动不大

    可能是为了应付西方冲击引起的活动，尽管在沿海省份，如浙江

    到清末时甚至在内地某些省份 它们后来也受西方思想与

    手段方法的影响。

    在省和全国这一级，西方发生的作用比较明显。但是这种作

    用也很少是简单明了，直截了当的。研究 世纪日本历史的学者

    已经证明， 日本对 “西方的回应” 和日本对国内政治状况的回应， 两

    者息息相关不可分隔 ， 武士阶级 。例如在幕末时代 (

    曾利用 “攘夷” 这个口号当做 “打击幕府的一根棍棒” ， 可是武士阶

    级其实不仅无意驱逐夷人，实际上反而十分愿意接受某些西方的

    影响。 同样，在明治维新前夕，长州和萨摩的领导人把西方的科

    学与兵器引进各自的藩籍， 这固然是日本对西方的一种回应， 但也

    是藩籍对幕府与天皇迫在眉睫的斗争做出的回应。

    许多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现象，斯坦

    利 ) 把 斯佩克特 ( 曾国藩 ) 和李鸿章

    这两位实力雄厚的大区领导人加以比较后，提出下

    列看法 “ ：曾国藩极力宣称他忠于清廷和儒家文化， 这也许说明他

    加强自己的势力是为了更好地效忠皇帝。但是对于李鸿章则不

    然， 当李鸿章谈论‘自强’时， 他是在发表空论； 可当他真正致力于

    自强时，他是在加强他自己。 简而言之， 表面看来， 李鸿章只是

    对西方挑战做出回应， 可是至少， 他也是部分地对中国内部的政治

    角逐做出了回应。归根结底，在李鸿章的心目中他本人的问题和

    西方所造成的问题，可能占同等重要位置。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 中国人反对西方影响带来的革新， 并不是

    因为他们根本反对这些革新 (尽管许多人确实如此) ， 而是因为他第 28 页

    们感到革新引起的某些情况，由于种种原因在政治上是无法接受

    的。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上面提到的戊戌变法中反对改革的情

    绪， 不少是由于敌视康有为所引起的， 由于惧怕改革所引起的阻力

    反而少些。性质稍微不 在 同的另一个例子是沈葆桢

    年收购并拆除外国建造的吴淞铁路一事。这一行动

    表面看来似乎是由于反对西方技术的保守情绪所引起，但最近的

    研究则表明沈氏的真正动机带有更多的爱国色彩。沈在六十年代

    后期与七十年代初期督办福州船政局， 是支持自强的人物， 自不待

    言。对他说，吴淞铁路的问题在于这条铁路是由外国商人未经中

    国授权而建造的。

    在老百姓这一级，也有证据说明反对改革只有一部分是纯粹

    出于对革新本身的恐惧。周锡瑞认为， 世纪后期和 世纪初，推进改革带来的经济负担过多地压在农民和贫苦市民的身上，而

    “改革带来的收益， 只有直接参加新建立的改革机构的少数上层人

    士才能享受， 其他人一律无法染指” 。 因此， 产生了群众反改革的

    暴力行动。

    世纪后期中国的改革运动是否进展迟缓，成效甚微或以失

    败告终呢？显而易见的回答是肯定的。费正清和其他一些史家正

    是持此看法，而他们都是从中国对西方挑战缺乏有力回应这个角

    度来理解中国这段改革运动的。 但是另有一种回答却并非如此

    显而易见。历史学家往往猛烈攻击历史决定论，但在写历史时却

    又发现自己难免要向自己所攻击的这种理论妥协让步。例如，年中国败于日本， 年维新又败于 “反动” 。 由于史学家们

    通常总是不满足于找出直接的偶然的原因，对这两件事就力图从

    长期的观点寻求解释。这样，我们越寻求就越发现在中日战争前第 29 页

    中国的改 由 革运动缺点严重。这些缺点越占据我们的注意力

    于我们提出 九十年代的 了上述的问题，就势必产生此种现象

    这些事件就越加显得不可避免。要纠正这类对历史的歪曲，办法

    之一是把注意力较少地放在九十年代中国一次又一次单独的“失

    败” 上， 而较多集中在更加广泛长期的变化过程， 这些过程开始于

    世纪下叶一直延伸 世纪。 美 到 近年来中国不少史家

    国也有些史家 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向前探索，在探索过程中他

    们对 世纪后期的改革运动，已作出高得多的评价。

    还有一种与此类似的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