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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书籍.pdf
http://www.100md.com 2021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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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附件(23866KB，522页)。

    高华先生算是为数不多的有胆有识有风骨的史学家

    革命年代一书是由高华先生著作，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

    革命年代图片预览

    内容简介

    南京大学已故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国内第一部著作。

    在革命的背景下，在革命的名义下，历史风雷激荡、扑朔迷离。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历史大家的独特视角和通俗流畅的语言将我们带进辛亥革命、国民革命、解放后的继续革命洪流中被遗忘或者被拒绝记忆的角落。

    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理论功底以及历史学家的人文关怀，高华教授的《革命年代》最重要的启示实际上是告诉读者用怎样的姿态去面对我们和其他人的过去和未来。

    作者介绍

    高华，1954年生于南京，“文革”期间曾做过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

    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在南京病逝，年仅57岁。

    目录大全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

    南京十年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再思考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

    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

    “太子”孙科

    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

    从拥蒋到反蒋：1928-1931年的孙科

    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

    --兼论孙科的“多变”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

    孙科的晚年岁月

    革命词语

    重新认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

    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一场争论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抗战

    时期根据地的教育

    “新人”的诞生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

    历史漩涡中的朱瑞

    沙飞：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一颗沙粒革命女性陈琮英

    时代遄流

    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

    为例

    能不说丁玲

    初读《杨尚昆日记》

    读《七律·有所思》

    观察与史料

    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

    历史研究为例

    小人物，大历史

    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

    台北所藏大陆20世纪50-60年代资料过眼录海峡两岸孙中山研究的趋同

    反思中的开拓

    --茅家琦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见解

    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难忘吐露港畔的“学术家园”

    后记

    精彩

    20世纪90年代后，海内外某些学人似乎有一种新的研究趋向，这就是主张重新发掘过去时代的某些“积极价值”，再配之以其他新的思想资源，用于指导当今的中国改革。崔之元认为，“鞍钢宪法”即是体现了“以广大劳动人民取代少数经济政治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的“经济民主”的重要范例。在读到这些论述时，我是颇为惊讶的。我对这些学人提出上述判断的事实基础是否确切有不小的疑问，我认为彼等将某些概念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剥离开来，再赋予这些概念以“政治正确性”的判断，已和当年的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对“鞍钢宪法”的新诠释就是一个突出事例。

    一

    谈起“鞍钢宪法”，人们自然就联想到那个“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从60年代初开始，“鞍钢宪法”已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紧紧联系在一起，然而“两参一改三结合”并非由鞍钢首创，早在1958年“大跃进”初起阶段，鞍钢以外的其他城市的若干企业就已经初步“创造”出这个经验，并于1958年12月形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正式表述。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把鞍钢在“大跃进”期间实行的以政治挂帅为核心内容的一套做法誉为“鞍钢宪法”，这才使得鞍钢获得“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发明权，从而被认为是毛泽东找到了一条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的批示使“鞍钢宪法”声名远扬，但那几个最先发明“两参一改”的企业则早已被人们遗忘。今天研究“鞍钢宪法”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海内外学者又何尝知道，在他们的书斋，生命力持久的“两参一改”，当年却是由一个百余人的公私合营的济南小厂——成记面粉厂最先创造出来的。当时该厂还有另外一项创造——由老工人王学锐制成的小麦脱皮机的经验，与“两参一改”合称为“两项经验”。

    由济南成记面粉厂最先产生的“两参一改”，原先主要是一个精简干部、提高生产效率的措施。成记面粉厂原有干部、职工共138人，开展“两参一改”后，取消了所有脱产干部，全厂干部职工人数也被精简为119人。该厂的“两参一改”具有十分质朴的特色，干部参加生产仅是做生产辅助性劳动，干部下车间劳动主要是顶替那些请病事假的工人。此举仅是着眼于提高生产效率，并没有被上升到“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高层次，更没有人意识到这个由他们创造的新经验不久将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模式。

    成记面粉厂的“两参一改”被推出后，很快，陕西庆华工具厂的“两参一改”经验也问世了。与只有百余人的济南成记面粉厂不同，庆华工具厂是一个大型国营企业，该厂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至1958年，仍有苏联专家在该厂工作。庆华工具厂推出的“两参一改”不再是成记面粉厂的干部顶班劳动一类低层次的“生产中心主义”，而是破除了在产品质量上的“右倾”观点，大胆地向苏联专家确立的工艺流程开刀，从而焕发出“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时代精神，与“大跃进”的主旋律完全结合了起来。

    陕西庆华工具厂对“两参一改”的充实和发展，使得这个先进经验日趋成熟。到了1958年12月，“两参一改”已正式上升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更高层次，首先贯彻这项经验的是重庆长江电工厂。从1958年上半年开始，重庆长江电工厂就开始推行“两参一改”，至11月，厂党委根据鸣放出的30700多条建议和意见，制订了“彻底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案”。其主旨是全面落实干部参加生产的措施，将原先占全厂职工总数8%的干部下降到3%。

    从济南一个百余人的公私合营小厂孕育出的“两参一改”，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展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事实证明，它是时代理念强力引导和催生的产物。1958年，毛泽东号召政治挂帅、破除迷信，两条腿走路。同年，在他的推动下，全国各大中企业全部废弃一长制，改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工厂管理方面，则是大破苏联专家确定的生产工艺流程，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组织生产。一个“两参一改三结合”，一个“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就成了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正因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具有如此鲜明的毛泽东的个性色彩，苏联方面立即表现出不快和排斥。

    苏联专家对“大跃进”期间工人技术革新的价值极表怀疑，陕西某厂工人在短期间提出几十万条合理化建议，苏联专家无动于衷，甚至“捂起耳朵直摇头”，他们认为中国工人的合理化建议大多是为提而提，流于形式。苏联专家根本不相信，中国工人自行检验产品可以保证产品质量，他们对中国报纸上宣传的“提高工效几万倍”更是嗤之以鼻。

    苏联专家和在华的苏联人对中国方面赋予“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巨大意义也很不相信，他们根本不认为此举有助于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针对苏联专家的怀疑与指责，有关部门进行了检讨，得出的结论是：专家的思想偏差和中国同志“对专家的政治工作没有政治挂帅有关系”。饶有意味的是，“大跃进”时期，在鞍钢的苏联专家的意见却不多，难道鞍钢在“大跃进”的高潮中置身于外？

    在50—60年代初的中国大型企业中，鞍钢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大庆油田以后取代了鞍钢的地位)，堪称是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龙头老大。1949年8月，应中共中央的请求，斯大林派出数百名苏联专家随秘密访苏的刘少奇抵达东北，其中大部分的苏联专家被安排在鞍钢。

    “一五”期间，是鞍钢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共中央出于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安排，把钢铁等重工业列入国家经济建设的头等重要位置。在苏联专家的全面指导下，鞍钢系统地引进了苏式工业管理模式，成为新中国的钢铁生产基地。

    苏式工业管理模式的核心就是实行一长制，鞍钢所属各个厂矿全面落实了一长制的经验，并相应建立起总工程师、总工艺师、总化验师、总检验师、总会计师的制度。由于鞍山市的主体部分就是鞍钢，因此，中共鞍山市委书记同时兼鞍钢党委书记和经理，在党的关系上，鞍山市委和鞍钢党委直属中共辽宁省委领导，但北京的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和国务院的冶金部都对鞍钢有十分具体的业务指导关系。

    在整个50年代，鞍钢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种象征，甚至吸引了一些文艺家选择鞍钢作为他们的生活基地。著名女作家草明在鞍钢落户十年，挂职于某钢铁厂任党委副书记，于1959年写出配合政治斗争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四川作家艾芜也长期在鞍钢体验生活，并写出长篇小说《百炼成钢》。今天的人们也许早已遗忘了这些作品，但它们却是那个时代鞍钢生活的某种写照。

    1958年，北京号召“以钢为纲”，“为实现1070万吨钢而奋斗”，冶金部部长王鹤寿雄心勃勃，向毛主席立下军令状，鞍钢工人也全力以赴，要为钢铁元帅升帐作大贡献。但是大炼钢铁的基调是土法上马，搞全面开花的小土群，而鞍钢是特大型现代化企业，只能把工作重点放在增产、增效、厉行节约、降低消耗上面，这样，在“大跃进”第一阶段的1958年，鞍钢没有产生什么轰动全国的“先进经验”。

    在你追我赶、每天都有先进经验爆出的“大跃进”年代，产生不出先进经验就是保守、落后、右倾。鞍钢虽然不能搞小土群，但还是有其他潜力可挖。1958年，鞍钢在工人中普遍开展了“献工”、“献点”活动——就是动员工人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改变工时制度和休息制度，主动延长工作时间。但这也谈不上是什么“创造”，因为“大跃进”期间，全国各厂矿的工人都普遍加班加点。于是鞍钢党委只能另辟蹊径，创造出一套具有鞍钢特色，既能与“大跃进”精神相适应，又能体现出产业工人政治觉悟的新经验。就在这时，传出上海求新船厂等企业“工人自动要求取消计件工资”的消息。受到这些消息的启发，鞍钢党委迅速在各厂矿发起是否取消津贴的“大辩论”，不言而喻，这类大辩论是不存在对立的两方真正争辩的，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这种大辩论的含意。在一边倒的形势下，任何人都不会逆潮流，提出“应保留津贴，不应取消津贴”等一类意见。

    取消津贴、取消计件工资称得上是体现共产主义思想的新创举，问题是，鞍钢采取的这项改革，究竟是出自工人自发自愿，还是领导强力引导的结果？

    至1958年11月底，占鞍钢公司生产工人总数的65%，原先实行计件工资的27个厂矿，已有24个取消或准备取消计件工资。在这之前，计件工资占鞍钢工人工资总收入的18 . 83%，加上各类津贴，一共占工资总收入的27%，最高者能占到40%左右。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后，相当数量的工人收入马上减少。

    当年的一项调查资料显示：(1)“同意取消”者占工人总数的20%；(2)“大势所趋随大流”者达50%；(3)“反对取消或有抵触情绪的”占20%。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后，损失最大的是技术熟练工人。统计数字显示，占工人总数40%的五级工以上的工人收人都不同程度地削减了收入；八级工每月减少工资21 . 50元；七级工每月减少工资15 . 50元；六级工每月减少工资12 . 50元；五级工每月减少工资6 . 50元。由于五级工以上工人收人被减少，相应的占全公司工人总数60%的四级工以下的工人收人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改革的结果是收入相对高的熟练工人的工资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的差距缩小。问题是，那些减少了收人、家庭人口众多的熟练工人的困难谁来解决？鞍钢的领导者想出了一个方法：作为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的一种补偿形式，每天“向所有工人提供一顿大锅饭”。

    “大跃进”的主旋律就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鞍钢工人在这期间提出了几十万条有关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合理化建议”，但是进入1959年以后，鞍钢的生产情况开始显现危机，由于原材料、电力严重紧张，致使鞍钢的生产时断时续。1959年2月，鞍钢三个轧钢厂被迫停工，其余几个主要轧钢厂也只能开两班。更为严重的是，由于1958年一年高度紧张，许多工人吃住在车间，大量的献工、献点，使生产第一线的工人疲惫不堪，再继续坚持下来，有难以为继之虞。

    最大的困难是当时已显露迹象的粮食与主副食品的供应困难。计件工资和津贴取消后，已使许多工人收入减少，加之粮食和食品困难，工人体力急剧下降，造成生产事故不断。为了减缓生产第一线工人的特殊困难，1959年5月鞍钢为炼钢工人调整了粮食供应的比例：每人每月供应大米10斤，高粱米10斤，白面2斤，小米2斤，其余为粗粮，但是肉类仍无法解决。

    长期奋战，供应减少，体力下降，引来了工人们的“牢骚怪话”。许多工人留恋“八小时工作制”，甚至羡慕苏联工人的生活，说什么“如再苦战，就把老人战死了，青年人战倒了”。更多的工人对吃粗粮有意见，认为“粮食丰收了，粗粮反而多了，真不像话”。还有工人埋怨说“小麦产量压倒了美国，就是吃不上”,“费了好大劲，弄了一堆废品”。

    革命年代书籍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