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革命年代

    高华 高华总 序

    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

    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

    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

    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

    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载”，所以

    他主张要写“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

    将相有关了吧？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我觉得有这

    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

    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

    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1949年以来，连篇累牍讨论的关于奴隶

    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等等问

    题，几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

    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

    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

    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

    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

    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

    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

    之的通病了。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

    阅读的兴味；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都同意你的看法和说法，但至少要引发他们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些，我得承认，自己的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虔

    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趣，我更喜欢

    那些以史料说话的书，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都可能过时，而以

    扎实史料说话的书，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料也许还会活着——

    尽管它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录人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丛书的策划人，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

    我个人喜好的影响，这些都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钱潮汹涌，书斋寂寞。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

    现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

    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

    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恰好手头另有一套文史丛书，和这个选

    题互有交叉，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

    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

    体裁，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鲁滨孙说：

    “就广义说起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绩同痕

    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大则可以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小则可以描

    写个人的性情同动作。”据此，说这套“新史学文丛”所反映的是广

    义的历史，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几年前编“文史年选”，我在那篇短序里说过：“绝对真实的历

    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

    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道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

    的谎言’，这话确否暂且不论，但它确实只能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

    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全是颠倒黑白

    的。” 也许可以这样说，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

    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个基本的

    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

    向继东

    2008年10月于长沙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

    如果说从进入大学的历史系就算正式学习或研究历史，我在史学

    领域已呆了20多年，也在南京大学度过了自己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岁

    月。我和南京大学最初的渊源，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结下

    的，却是和大学原来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我虽然从小就对大学充满

    向往，很早就读过苏联作家特里方诺夫的《一年级大学生》，但很清

    楚读大学那是遥不可及的梦，“文革”前我就知道家庭成分不好，成

    绩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从1965年开始，我

    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就被取消，我也越来越感受到“阶级路线”

    的压力。在“文革”的最初几年，一些著名大学都成了所在地区政治

    运动的“风暴眼”，它的大门向一切人敞开，“文革”爆发时，我是

    六年级的小学生，我所在的小学的正常教学已难以为继，我就经常一

    人去离家不远的南京大学看大字报。1966年10月，我在南大北园第一

    次看到来宁“串联”的“首都三司”红卫兵张贴的批评刘少奇的大字

    报。那时“文革”已进入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校园里

    大字报铺天盖地，其中有一张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勒令狗

    崽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自那以后，南大陪伴我

    从少年走到青年，又走到中年。

    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父亲因家贫，12岁就在电镀厂做童

    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着做伙伕的舅舅的抚养，才读了小学和陆续

    读完初中。但是父亲爱看书，最爱读的就是历史书籍，诸如蔡东藩多

    卷本的《中国历朝演义》。可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加上那时小学生

    的家庭作业很少，我在“文革”前的小学阶段就看了《红旗飘飘》、《星火燎原》、《革命烈士诗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

    氓》、《青春之歌》等一大批那个年代的革命书籍，也喜欢读《红楼

    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五四以来老作家的作品。我的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是中学历史老师，看到他家的书橱里有一本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令我羡慕不已。

    喜欢读书，加上自己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很自然地就

    对学者受难有一份很深的同情，在南京大学北园“文革楼”(“文

    革”结束后恢复原名“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我亲眼看到南大地

    理系主任任美锷教授被批斗，也看到“文革楼”底层橱窗里张贴的匡

    亚明校长手写的“认罪书”和挂着牌子在校园低头扫地的“反动学术

    权威”。

    我是小学生，但因为父亲是“右派”而被禁止参加庆祝国庆17周

    年的全市小学生游行队伍，我也没能参加1966年的“大串联”，但是

    心里总有不甘，也想“经风雨，见世面”。1967年4月底的一个夜晚，我和两个同学跑到南京的下关火车站的车场，爬上一辆敞篷货车去上

    海，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上海。我们担心到了上海后出不了车站，第

    二天上午就从南翔站下了货车。在那儿我和两个小伙伴分手，他们在

    上海都有亲戚，我一人直奔南京路，要去亲眼看看在书本上早就熟悉

    的这条有名的街道和大名鼎鼎的、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二十四层

    楼高的“国际饭店”。那一天，我一直在南京路和外滩游荡，在外滩

    大楼的墙壁上，我看到了“炮轰韩先楚”的大标语，晚上我花了几角

    钱找一家浴室住下。两天后，我又一个人回到南翔，天空下着雨，沿

    着铁轨走了很远，在一个青年铁路工人的指引下，爬上一辆将要开往

    南京的货车，躲在篷布里，到了苏州，在车站的小广场转了一圈，再

    爬上同一辆货车回到了南京。这一次短短几天的“经风雨，见世

    面”，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就是锻炼了我的毅力和勇气。

    成长在“文革”动荡的岁月，作为“黑五类”子弟，生活在社会

    的最底层，饱受白眼和歧视，高尔基的《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成

    了我精神上的向导，南京大学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大学”，我在那儿

    不仅看了无数的大字报，还见识了许多“新事物”。有一次我游逛到

    北园的一排简易平房，发现里面住着一群来自安徽凤阳的农民，男女

    老少都有，他们都持有所在公社大队为他们提供的证明，上面写着毛

    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然后是几句话：某某某是贫下中农，因遭自然灾害，外出要饭，请予帮助!

    在那个年代，我生活在一个由旧书本构成的虚幻的世界中，虽然

    都是杂乱无章地读书，却渴望灵魂的自由。1966年深秋，我读了一本

    鲁迅的集子，里面收有《无声的中国》，惊奇鲁迅几十年前的话还是

    那么有现实性。一本《中国分省地图集》和一本《读报手册》几乎被

    我翻烂了。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挑高箩”的(南京话，即“收废

    品”的)，我经常去他家翻看他父亲收购来的《参考消息》和《旅行

    家》等旧书刊。

    在我青少年时代的精神世界里，虽然在内心一点也不认同眼前四

    处弥漫的暴力和狂热的个人崇拜，但是共产理想主义仍然焕发着强烈

    的思想魅力，1967年秋的一天，在我家隔壁的南京市某汽车配件公司

    营业部，我很偶然地看到一份《参考消息》，知道了格瓦拉在遥远的

    玻利维亚被捕遇害的消息，也知道了中国不喜欢他的“游击中心主

    义”，但心中仍充满对格瓦拉的崇敬。就在我读《讨瞿战报》上刊载

    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的同时，《瞿秋白文集》中的那首《赤潮

    曲》我已能一字不落地全部背下，至今仍未忘记。

    70年代初，我家搬到更差的房子，但是对于我而言，这间阴冷潮

    湿的住房却透着光亮，因为南京市某重点中学被封存图书的留守处就

    离我的家不到10米，我的身边竟有这样的宝库，让我兴奋不已!我通

    过看管图书的姜老先生，读了大量的中外著作，特别是俄苏文学的作

    品。那些理想主义的英雄和共产革命的先驱：拉赫美托夫(车尔尼雪

    夫斯基小说《怎么办》中的主人公)、约翰·克里斯多夫(罗曼·罗

    兰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李大钊、恽代英、刘

    伯坚、季米特洛夫、台尔曼、伊巴露丽，好像是一座座灯塔，在我心

    头闪烁。说来非常矛盾，那时的我一方面愤怒于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

    占和斯大林对中国的霸权行径，另一方面，又把“真正的社会主义”

    和已逝去的“中苏友好”的岁月联系在一起。1969年9月越南胡志明逝

    世的时候，我正在读瞿秋白的《饿乡记程》和《赤都心史》，看到胡志明主席遗嘱中针对中苏分裂所写的那些沉痛的话，非常感动，甚至

    内心里渴望重新回到“中苏友好”的年代。

    那时，有关苏联的消息，内容极为单一。1969年底，中国半公开

    大量发行了一本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书籍，这就是几个日本留苏学

    生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作者站在同情、拥护中国“文

    革”的角度，披露了一些苏联的现状，我就是从这本书知道了在莫斯

    科还有一所专门吸收亚、非、拉国家学生的“卢蒙巴各族人民友好大

    学”。(2008年1月，我认识了该校东方学系前主任马斯洛夫，他操一

    口流利的中文，那天我们交谈很久；作者注。)在“文革”初、中

    期，只能从蛛丝马迹中捕获更多一点苏联的信息，当时从正面的角度

    少量披露苏联和东欧情况的只有一个报刊，这就是由越南华侨协会主

    办的中文周报《新越华报》，上面会刊载一些有关苏、越关系，越南

    和东欧、古巴关系的报道，我每周都会去市外文书店买一份《新越华

    报》，有时也会买一份《朝鲜》画报。只是因为那时的《朝鲜》画报

    偶然也会有一些有关苏朝关系的内容。

    然而书本终究不能代替现实，我活在当下，这是一个坚硬无比的

    现实世界，随处都见到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1966年9月，我曾亲眼目

    睹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红卫兵，押解着南京市近千名被泼了满脸墨

    水、赤着脚的“牛鬼蛇神”在全市进行大游街。在我家附近的街角

    口，有一对山东老夫妇每天早晨出摊卖煎饼裹油条，有一天我发现，正在摊面做煎饼的老汉的衣服的前襟上被缝上一块白长条，上面写着

    “国民党兵痞”。

    我从小就生活在南京，这儿的一砖一石，山山水水，都渗透着浓

    郁的历史沧桑感。我的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是20年代的共产党员，我

    和他家也是邻居，老人的经历非常丰富，也喜欢看书，他曾参加北

    伐，大革命失败后做过中共苏南某县的县委书记，曾和恽代英同在中

    共上海法南区委从事地下工作。老人认识许多著名的中共领袖人物，被国民党逮捕后进过苏州反省院，出来后脱党，40年代后期又回到革

    命队伍，50年代因“潘杨事件”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林

    彪事件”发生后，老人被几个军人带去北京审查一年多，要他交待和一些重要人物的关系。老人从北京回来后，我去看望他，老人说，有

    关人员一再要他谈康生的历史和对康生的看法，他因知道康生的厉

    害，始终都没吐一字，所以才能平安回来。在那些年，我每隔几天都

    会去和老人聊天，山南海北听他聊中共早期的历史，“顾顺章事件”

    和“海棠村事件”就是他最先告诉我的。

    当然我的生活和“历史研究”无关，和任何“学术”无关，从16

    岁起，我就成了一个工人，1971年后，大学重新恢复招生，在南京的

    街头上经常可以看到戴着校徽的“工农兵学员”，可我知道，自己和

    他们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我虽然已工作，但读书却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可以说这是

    我几十年中读书最认真、最勤勉、最有心得的阶段。1971年“林彪事

    件”客观上大大推动了国人思想的“脱魅”，此前，我就已对社会的

    主流意识多有怀疑，特别是在中共九大上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

    章，林彪的部下大量进入政治局，军队影响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父亲

    说了一句话：“物极必反”，就隐约觉得林彪迟早也要出事。在我的

    单位传达批判《571工程纪要》时，有一位同事，他是1963年的高中毕

    业生，因家庭问题而未被大学录取，他就以半调侃的态度说：林秃子

    恶毒啊，竟然污蔑伟大领袖是B—52轰炸机，还攻击我们是“封建社会

    主义”，真是死有余辜啊!当他说完这番话后，不少同事相视一笑，没有任何愤怒情绪，而是皮里阳秋地说：林秃子没有良心啊!是白脸

    奸臣啊!反革命啊!大坏蛋啊!这一幕给我留下的印象终身难忘。以

    现在的眼光看，当年向全民公开《571工程纪要》是失算了，作出这个

    决策，显然太过于自信，也太看低了国人的智力。1973年后为“评法

    批儒”，居然毫无掩饰地鼓吹法家学说，在我细读孟德斯鸠的《论法

    的精神》和《商君书》、《韩非子》等一批法家著作后，我已清楚认

    识到被包裹在革命词藻下的那个年代主流意识的新专制主义的本质。

    在70年代初中期，上海出版的几份重要刊物，从《摘译》，到

    《学习与批判》、《朝霞》，我基本每期都看，在这几份刊物中，内

    部发行的《摘译》最具信息量，成为我了解外邦思潮的重要窗口。我

    对内部出版的有关苏联东欧国家的出版物特别有兴趣，总是觉得中苏两国有许多相似性。我不仅读过苏联官方理论家阐释“发达社会主

    义”的论著，还认真读了重点叙述斯大林死后苏共领导层的内部斗

    争，由北京三联书店编辑的《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记事(1953—

    1973)》，甚至还读过枯燥乏味的《苏斯洛夫言论选》和金日成著作

    集。我非常怀念原江苏省歌舞团资料室可敬的凌老师，我读过的许多

    “灰皮书”都是她借给我的。在那些年读过的书籍中，给我留下最深

    印象的是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和《赫鲁晓夫回忆录》。

    我甚至读过克拉夫钦科的《我选择了自由》，这是一本40年代后期上

    海翻译的老书，作者是叛逃到美国的苏联赴美外贸采购团成员，书中

    披露了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当时震动了西方世界。我因为早读过安

    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一位锡兰共产党人写的《赫鲁晓

    夫主义》和《赫鲁晓夫回忆录》等书籍，也读过50年代曾到过中国访

    问、受到刘少奇接见的苏联女作家凯特林斯卡娅那本描写共青团员们

    如何战胜“托匪暗害分子”的破坏活动，在远东的大森林中建设共青

    城的著名小说《勇敢》，已有了不少苏联历史的“底子”，读这本书

    时反而没有太多的震动。

    追求自由的灵魂，但生活在“阶级斗争”的声浪不断升腾喧嚣的

    严峻的世界里，思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交融在一起，生命反而彰显出张

    力，1971年以后，国内形势有所变化，一些在“文革”初期关闭的图

    书馆又局部开放了，我在单位开了一份介绍信，在南京图书馆办了一

    个集体借书证。当年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阶级斗争的警惕性非常高，我借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一类书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

    们觉得一个工人，就应该联系本职工作而读书，所以他们不久就打电

    话给我的单位，说这个人好像有点什么问题。我单位的老书记为此还

    专门找我谈话，她说你应该多读《毛泽东选集》，多读马列著作等

    等，其实《毛泽东选集》我早就读过许多遍，《共产党宣言》、《哥

    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等我也都读过。我看书从来也没有

    影响到工作。领导虽然没有多批评我，但还是有一些让我感到很不舒

    服的地方。1971年“林彪事件”之前，周恩来总理陪同罗马尼亚的齐

    奥塞斯库夫妇到南京访问，我工作的那个单位在市中心临着大街，因

    为我的父亲是“右派”，虽然我当时只有17岁，我就不能参加革命群

    众在马路上的欢迎行列，而是把我和资本家、小业主、“国民党反动军官”一齐集中在小房间里，让我读报纸给他们听。柬埔寨的西哈努

    克到南京来访问，我也不能作为“革命青年”去参加欢迎，可每一次

    “公审反革命”的大会都要我去参加，我觉得不公平，以后就请病

    假。

    在那个时代，政治和日常生活是交融在一起的，可是即便在那

    时，也无法完全实现政治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彻底的占领(所以才有张

    春桥那篇“宏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革”后期，我认识一位非常善良的南大外文系的俄籍教授刘妮娜和她的原先在新

    疆盛世才空军里做机械师的先生，在60年代初苏侨纷纷回国之际，刘

    妮娜选择和丈夫、孩子留在中国。我去看望她的时候，她都会拿出漂

    亮的俄罗斯茶具，请我喝茶。我们从不谈政治，俄苏文学是我们的话

    题，从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父、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

    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欢乐而自由》；从高尔基、爱伦堡、法

    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到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我到今

    天还保留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小开本的小说)，在她

    温暖的家里，我忘记了现实世界，沉浸在俄罗斯文学的河流里，那种

    温馨友善的气氛至今还留存在我的脑海里。

    受到时代氛围的深刻的影响，一个出身不好的普通工人，关心的

    都是自己不应去关心的事情。在我的头脑中，共产革命的理想主义、俄苏文学的人道主义、“灰皮书”的批判主义、孟德斯鸠的自由共和

    思想和当下正肆虐横行的“四人帮”的“左”的专制主义，彼此交错

    冲突，而它的交汇点就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1976年1月8日，周

    恩来总理去世，我难过得流下眼泪，一个人几次去梅园新村周恩来办

    公处旧址去感受南京百姓对周总理的哀悼。1976年9月9日下午，我和

    同事们去区里开大会，到了后又通知我们回去听重要广播，大家纷纷

    议论，多说是中苏大战打起来了，下午四点，收音机和新街口的大喇

    叭广播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新闻，行人神情平静，驻足聆听，却没有天

    崩地裂的感觉，我知道，中国的一页已翻了过去。

    就这样走进我的1978年，走入我的大学年代，苏联诗人叶夫图申

    科说他和他的朋友是“二十大的产儿”，那么，1977，1978，1979，这三届大学生也可以称为“三中全会的产儿”，这一代人和祖国的改

    革开放一起成长，也见证了这三十年的风风雨雨。

    我的研究兴趣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这条路是颇为艰辛的，在大学的这20多年，我对现今大学在三中全会后取得的“进步”和所

    存在的“弊端”，都有深切的感受。我先是参加做集体研究项目，以

    后决定走自己的路。这条路是颇为艰辛的，但是生逢历史的转折年

    代，还是顺着自己的性情，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从民国史，共产革命

    史，再延伸到当代史，这都是距今不远的历史。

    20世纪的前半期，中国的史学家多研究古代史，许多历史学研究

    者不认为近现代史是“历史学”。60余年前，法国遭德国法西斯入

    侵，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满怀忧伤，开始着手写他的那本杰出

    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他说，在他年轻时，他的高中老师曾对学生

    说过这样一番话：“183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

    学。”布洛赫说，又过去许多年，人们还是说：“自1904年或1940年

    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马克·布洛赫所说的上述看法，中外皆

    然，曹聚仁也有言，“二十年内无历史”。如果站在一个长时段的角

    度来审视，这些话都不无道理，距今较近，治史者受到各种主客观条

    件的限制，写出“信史”的难度确实很大，况且对距当下不甚远的过

    去，史家也需要一个沉淀思考的过程，所以我一般把自己研究的时限

    放在四五十年前或更久远的过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文章

    合为时而著”，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又都是相对的时间的概

    念，它们构成了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历史之流，治史者感时阅世，青灯黄卷，上下探究，所得所获，用一定的规范和格式表达出来，即

    所谓“历史学”或“历史编纂学”。归根到底，历史学终究去不了叙

    述者的主观性，所以历史学乃人文学，非“社会科学”也。从这个意

    义上说，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本史书，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完全真实的

    历史可能永远无法还原。

    米歇尔·福柯说过，“大写的历史的确是我们记忆之最博学、最

    警醒、最活跃，并且无疑是最拥挤的区域；大写的历史同样是一个深

    底：所有存在物都是从这个深底开始存在，并且不确定地闪烁。”检看自己所写的一些文章，可能也多少留有“闪烁记忆”的印记，我希

    望自己能够尽量约束主观性，力求做到客观，尽最大的努力去追寻那

    段真实的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所能做的其实十分有限，也就

    是把过往的历史现象当成研究的对象，去叙述、分析它的生成和演化

    的过程，并提供一些个人的见解。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属于

    过渡年代里过渡性的那类人，在我们的前面，有群星闪烁的先哲前

    辈，在我们的后面将会有更多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才

    俊，也许未来张力一旦消失，我的这些文章就可归类于“历史考古

    学”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我会继续走下

    去。

    1. 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19世纪中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面临

    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古老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与传统的农

    业社会迥异的、现代性逐渐增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条道路在中国充

    满了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既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也一次次丧失了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长期在通往现代的旅途中蹒跚

    而行。中国变革的艰难无疑与前现代社会的历史遗产有关，也与中国

    政治中枢的政策选择密切相连，同时它还受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

    巨大影响。中国以迥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有方式实行社会转型，无论它

    的成功还是挫折都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宝库，为众多的后发展国家提供

    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

    数十年来，一个长期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如果没有1840

    年开始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能否主动开始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

    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而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

    程。在这里，我们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所承袭的巨大的遗

    产中，包孕着可诱发现代社会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的作

    用下可刺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但是，作为总体特征的中国

    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

    严重阻滞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即使中

    国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

    处于前现代状态。

    作为1840年在亚洲东南沿海与西方列强相通的东方大国的中国是

    长期被西方思想家所钦羡的对象:一个以皇权为核心、职能分明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统治着4.5亿人口,在1000多万平

    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上有效地行使着治权;儒家学说中的道德主义和礼仪

    规范起着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特殊功能;美轮美奂的巍峨宫殿和精美绝

    伦的工艺珍品体现着中国人的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虽然自然灾害

    不时减少中国人口,但精耕细作的农业还是大体上维持了中国人的温

    饱。总之,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尽管不时发生社会动荡和灾荒,但它

    总是能自我调适,在经历周期性的社会震荡后,重新恢复社会的稳定与

    繁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西方长期钦羡、长期保持强大和繁荣、充

    满自豪与自尊的东方大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侵略和随之而来的价值观

    念的冲击下,却不能再保持昔日的光荣并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重新汇集新的社会力量和自然资源,从而有效地融汇传统与

    现代因素,以富有活力的转换方式,在西方和近邻日本的成功示范效应

    的影响下,迈人富强之途。其原因何在？

    政治是传统社会的决定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前现代社

    会制度构成中最有现代因素的部分就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

    中央集权官僚制，然而也就是它本身的结构性的重大缺陷阻碍了中央

    集权官僚制向现代政府制度的转换。

    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在皇帝之下，内

    阁、省、县的垂直的行政系统有专门化和职能划分的特点，按照法律

    和惯例有效地掌管国家行政事务，垂直的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负责监督各级官吏，以保证政令的执行。不受阶级和财产限制，在科

    举制基础上建立的官员升迁系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

    性，对维系中国官僚制度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操作层面上，这

    样的官僚制度，与依职能分层、各司其责的现代政府制度并不构成严

    重冲突。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两点：第一，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对基

    层的统治力量较弱，朝廷在县以下的支柱是享有功名的乡绅，中央权

    力并不能完全达到基层，征税及征集劳役实际上依赖于乡绅。处于家

    族、宗族网核心的乡绅的行为往往严重破坏了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合理

    化因素。所以严格地说，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只存在于县以上

    的政府机构，县以下的乡村则处于高度分散的无组织状态。显然，这

    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能够全面协调社会力量处理公共事务的、完善的社会组织结构是相冲突的。第二，中国官僚集权是以儒家意识形态

    为基础的，它以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在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没有明

    确的界定。儒家规范虽不排斥个人的成就取向，但人情取向更占主要

    地位。中央官僚集权制的垂直系统固然保证了政令的通行，然而也带

    来各级官吏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严重惰性。加之宗族、家族的因素

    与政治结构互为一体，为派系斗争提供了永恒的竞技场。更为重要的

    是，儒家意识形态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它提供了对世界的全部

    解释，成为不可逾越的治国安邦的基本原则。它是建立在传统的“中

    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之上的，它的丰富性与普遍性，使中国统治

    者与士大夫相信儒家学说已穷尽世界一切真理。中国既是天下中心，并有着辉煌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么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

    在中国人关心的范围之内， 顺理成章，也就对竞争不感兴趣，没有

    了变革的紧迫感。至于解决中国国内周期性的政治衰败和政治动荡的

    良方更无需从“异域”寻觅，在包孕万家的儒家学说的众多派别中自

    有疗救的方案。经过千余年的儒化，这套由科举制为外在体现的儒家

    意识形态已完全内化于中国人的心理深层，从而成为回应外部世界挑

    战的巨大的心理障碍。这样，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中国就很难随形

    势而改变政策，从而处处显得迟钝与僵硬。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一样，同样存在一定程度

    的可现代化因素，但是，这些积极因素同样因经济结构的制度性缺陷

    而被吞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经济生活

    中，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一直十分活跃。

    一般而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严重，官营工商业在国家经济生活

    中也不占主要地位，而个人则享有流动性的选择职业的自由。然而，与这些可现代化因素相比，中国前现代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障碍性因素

    则更为强大。首先，19世纪中叶之际，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与微弱的商品关系相比，自然经济占决定性优势。其次，中国人的商

    品经济活动只限于一般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简单交换，几乎不存

    在以大机械为动力的制造业与加工业。再次，可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

    起调节作用的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行为，也缺乏外贸观念，无法承

    担起经济起步所必需的资源征集和建立经济组织以及建立与外部世界

    经济联系的责任，使得分散的商业力量无从集中。因此经济结构中若干积极因素不能拓展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扩大在新质的基础上的生

    产规模；如果说在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尚存在若干合

    理的成分，那么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结构则基本发挥着阻滞向现代社

    会转变的作用。中国的儒家学说是一套极其复杂的，探究有关人与宇

    宙、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庞大的思想体系。根据近30年中国现代新儒家

    及西方中国学学者对儒家典籍的选择，儒家学说中蕴含着某些与现代

    社会毫不冲突的可现代化因素。 例如：对人之终极理想的追求，对

    违反人之终极追求的现存社会现象的反抗等等；更重要的是在孔孟、朱熹的思想中还有着对人之主体生命的高度敬意和对人之自由意志的

    肯定，这与西方近世推动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精神有某种程度的相

    似。 然而事实上，作为长期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的儒家学说在

    近代与西方文明相遇时，却节节败退，逐渐丧失了统合社会的功用。

    尤其发人深省的是，乍看起来似乎与现代民主政治并不矛盾的儒家民

    本思想始终未能促成向尊重公民自由的现代民主制度的转换。中国传

    统的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相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基本上是发挥着维

    系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制度作用，其现实导向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色

    彩，直接排斥与现代契约关系相连的个人主动精神与公民意识的培育

    和成长。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基本适应了当时

    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构成了中国前现代社会的基础。当1840年中国

    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西方侵略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时，中国面临着艰难的

    抉择，这就是如何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适时改革中国现存的社会结

    构，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和观念变革，重新汇集政治、经济、思想

    文化的资源，使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在冲突中走向新的融合，从而推

    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然而当时的中国统治者与绝大

    部分士大夫却被动地、消极地试图以微小的、局部的政策调整来摆脱

    中国的危机，选择的是尽量缩小变革规模的道路，结果使中国的转变

    更充满曲折和动荡，造成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跌宕起伏。

    二、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困厄根据衡量一个社会现代性的强弱的具体指标，即工业化、都市

    化、识字率、现代契约关系、社会流动性和政治制度化来分析1840年

    后的中国社会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

    识形态结构在大约100年的时间内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840—1911年，历经72年的变迁，中国已从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

    向具有现代色彩的新式民族国家过渡。自1912年中华民国创立至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的急剧变动甚至更大。因社会转型所

    引发的国内与国际矛盾的激烈冲突，演化为各种政治力量的新的组合

    和分裂。与现代观念散播的同时，新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力量也急剧增

    长，而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与观念文化绝不妥协地对新生事物的激

    烈反抗，使得中国的变革波谲云诡，一波三折。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

    代社会转变的第一阶段大约历经72年，中间经过几个重要的历史时

    期，其特征是消极、被动地被纳入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之中。

    第一时期：1840—1860年，面临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中国试图

    在不变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运用传统政治、军事、经济资源进行全面

    抵抗，但反而遭受到更大的耻辱与失败。在大约20年的时间内，中国

    历经西方列强强加的两次鸦片战争，丧失了大片国土，被迫开放通商

    口岸，向列强提供片面最惠国待遇，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险恶形势

    下，清廷统治者不思变革，终于爆发了长达14年的声势浩大的太平天

    国农民起义，彻底暴露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弊端及清

    廷统治者的麻木与愚昧。

    第二时期：1860年左右至19世纪末，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文化

    和政治力量在中国的急剧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裂变，出现了试

    图在保存中国传统内核前提下的变革运动。这个时期的变革主体是受

    西方侵略刺激而图谋改弦更张的清廷开明人士和与西方有联系的部分

    士大夫与新兴商人。但由于清廷最高统治者抗拒进行制度性的重大创

    新，严重影响了中国转变的规模和速度，在强大的西方压力下，不仅

    未能恢复中国昔日的国威，走上富强之道，反而进一步走向衰落。

    严格地说，中国的变革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西方的刺激和压力

    下，清廷开始寻求变革，首先是在1860年创立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继之，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崛起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旨在寻求富强

    的洋务运动，开办了一批现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这是中国工业化

    的最早基地。稍后，一批与官府有密切联系的士绅转而兴办有官府背

    景的民用企业，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早期民族资本家和从农民

    转化而来的近代工人。这样，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具有重

    大意义的变化。饶有趣味的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崛起的

    湘、淮军势力是最早与西方接触并表示愿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的社

    会力量，而中央政权则受到观念、利益等的限制，对变革表现出很大

    的消极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逐渐丧失对国内的控制能力，导致地方

    势力的急剧膨胀，这些地方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又的确是湘、淮军势

    力的延续。这个时期的变革的中心内容是引进西方的军、民用工业技

    术，即所谓“器物层次”上的变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体现

    着调整但不动摇传统这种指导性的变革思想，即被迫承认中国传统不

    能解决器物层次的进步，尽管它仍是“中国中心论”的一种变种。由

    于中国传统势力的极其强大，企图变革的、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士大

    夫阶层试图在“托古改制”的旗号下，悄悄进行一场融汇中国传统与

    近代西方思想的制度变革，企图从器物层次的变革向制度层次的变革

    迈出一步。然而这一步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有可能彻底动摇中国社

    会的旧有结构。中国守旧的统治者对此进行全面反抗，扼杀了这次变

    革。百日维新失败的深远意义，也许是变革推动者与扼杀者都未能充

    分预见的——中国试图走日本道路的希望与机会就此彻底丧失了。

    第三时期：从20世纪初到1911年清王朝崩溃、1912年中华民国创

    立。戊戌变法在血泊中被扼杀并没有使清王朝走向中兴，相反中国向

    恶性方向急剧发展。义和团运动的彻底失败使清廷的最后一点自尊和

    傲慢完全被卑怯、投降所替代，庚子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

    经济，从此中国真正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时，清廷开始较有系

    统地革新制度，包括制定具有现代色彩的法律、奖励工商、创建政府

    职能机构、鼓励留学、制定宪政时间表、设立省级宪政咨议机构等。

    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转向追求实用科

    技的现代教育制度，此举彻底动摇了中国前现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基

    础。这些变革措施显示，在经过近60年西方的严重冲击后，中国统治者终于明白，即使为保持统治阶级自身的既得利益，也必须进行政治

    改革。但是这些大规模的变革是在清廷统治已严重削弱的形势下进行

    的，加之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的动荡，因此清王朝的政治结构几

    乎濒于全面瘫痪。旧结构的衰微和大规模变革刺激了中国现代民族主

    义的勃兴，接受了西方思想和日本经验的海外中国留学生，以孙中山

    为核心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意义的现代政党——同盟会，成了

    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主体。代表了新经济关系及思想价值的社会组织

    ——商会、科学社、各种学会、演讲会等成了刚刚萌发的市民社会的

    中坚力量。新式学校、报馆、译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近代国家

    观念和以英、法经验为依归的民主主义思想以通商口岸为中心，把推

    动变革的意识逐渐散播于社会，形成一股要求彻底变革社会的强大思

    潮。作为这种思潮与新社会力量互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中国的变革

    终于走向制度的层次，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

    命，创立了亚洲第一个以美国制度为样板的共和国，即中华民国。

    数千年帝制的崩溃和共和政体的建立，是中国进入了向现代转变

    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又可分为北洋政府统治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

    期。两个时期的任务是相同的，这就是建立新型民族国家，以保护经

    济起飞，实现社会的全面变革，加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中华民国的创立为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中国

    的社会转型开辟了新的前景。辛亥革命的巨大创新精神体现在政治、经济、思想观念各个领域。帝制的瓦解和皇权的崩溃，极大地动摇了

    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国初年国会的建立，现代政党政治的初

    步展开，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化的起步。新式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

    迅速发展，为中国人提供了激励变革的新的世界观。民国初年大批报

    刊创办，一时全国报纸达500种，北京一地就有大小50多种报纸，就连

    地处偏僻的四川也有23种报纸。在20世纪初发展工业的基础上，新式

    工业(以纺织、食品加工为主)有了迅速发展。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对

    发展工商业也表现出一定的兴趣，颁布了若干鼓励实业的法规和条

    令， 一时使企业界“耳目一新”。城市商业活动日趋活跃，并逐渐

    由沿海、沿江向内地渗透，一个新的全国市场开始形成。辛亥革命和

    中华民国的创立，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一步。然而，中华民国的创立，只是为中国的最终现代化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中国现代化

    的展开有赖于国际和国内诸多条件的配合和对旧有结构的彻底更新。

    问题的关键是，在旧结构的基础上，能否建立起新结构作为后发展国

    家，中国能否完成民族独立和改造的双重任务？正是在这些关键问题

    上中国遇到了新的挑战。这包括中国所面临的不利的国际秩序与在国

    内新形势下改头换面的传统主义的全面反扑。

    第一，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减轻中国所承受的西方的巨大压

    力，也没有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增强中国的主权独立。毋庸置疑，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处于以欧美为核心的世界经济圈的边缘，已

    发展的西方列强与东方的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固然刺激了中国现代因素

    的增长，但同时对中国的转变也构成了巨大的障碍。西方列强在中国

    攫取的一系列特权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所必须的积累：协定关税、租界内的治外法权、片面最惠国待遇、海关和邮政权利的控制、外国

    在华的驻军和势力范围的存在等等，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

    完整，破坏了推动现代化中枢的中国政府的权威。

    第二，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被动的。中国的悠久历史和辉煌

    文化在中国人的心理上造成一种对西方文明既欣赏又排拒的矛盾心

    态。民族主义的振兴要求发掘中国传统中的爱国主义资源，激励国人

    的爱国热忱，保障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完整，而彻底进行社会改造又要

    求重新评判中国传统，向西方可取之处学习。1840年以来中国先进分

    子长期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一直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调适点，但屡屡失败，无从解决这个尖锐的时代矛盾。民国肇始，并不能改变

    这种困境。

    第三，清王朝崩溃和继之结束的袁世凯统治使中国大一统的中央

    集权制急速衰微，地方军阀乘机崛起，国内政治出现了长期动荡，严

    重地阻碍了现代发展所要求的集中与分权相调适的机制形成。这使国

    家的政治、经济资源无法汇集。

    第四，中华民国创立后，新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纷纷建立，一

    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多元发展的需要。然而现代化的外装并不能掩盖

    沉重的传统的全面影响，政府制度化程度低下，缺乏现代政治人物，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市场经济受到传统方式的严重束缚，都预示

    着中国社会转型将面临艰难曲折的道路。

    这种进步与保守的冲突，又和中国与西方列强、日本帝国主义的

    民族矛盾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仅贯穿于北洋政府的整个统治时期，而且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以更尖锐、更激

    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带来严重影响。

    20年代以后，随着外国经济势力对中国的进一步渗透和中国民族

    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体系加速了分化的

    过程，社会各阶层的分裂和对抗也日趋激烈。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东南沿海沿江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逐渐衰微，众多农民由于受“外力

    压迫”，兼之“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土豪劣绅

    的剥夺”以及“水旱灾荒的损失”，“已陷于破产之境”， 纷纷涌

    入中心城市，破产农民加入了雇佣劳动队伍，使得工农之间的联系逐

    渐扩大，相互影响加深，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的人口压力，造成大量失

    业和无业游民的激增。同一时期，西方国家为转嫁震撼整个资本主义

    世界的经济危机，加紧了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对中国民族资

    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外货倾销的打击下，中国的民族

    工商业陷入困境， 引发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造成社会关系的

    长期紧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也表现得十分

    激烈。西方思想的冲击和帝制的崩溃，打破了传统社会原先在政治体

    制、经济生活和精神价值领域及伦理规范之间的高度整合。“五四”

    以后，社会变迁逐渐在改变着人口结构，愈来愈多的人口向沿海都市

    和其他中心城市集中，社会分工加速，社会成员因所处生活环境的不

    同，文化趣味也开始产生分化，致使社会的文化价值日益趋于分殊和

    多元化。伴随着现代教育机构的普遍设立，学生人数和自由职业者的

    急速增长，西方新思潮的竞相引入，报刊的日益普及，一种有别于传

    统价值观的新型文化观在都市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

    文化上的新价值，由知识界、教育界通过言论、著述的渠道在社会扩

    散，并被众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新价值的竞相产生，降低了知识分

    子和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对中国传统价值的尊崇，同时也激化了新价

    值与固有价值及传统结构的紧张冲突。 国内政局的长期混乱，一方面为知识界创造新价值及新价值的传播提供了适当的环境；另一方

    面，价值的分殊和多元发展又刺激了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新的

    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

    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集中反映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从大

    革命时期广泛的政治动员中壮大起来的社会运动和继承“五四”时期

    自由主义资源，从学术专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自由知识分子以及民

    族资产阶级，把愈来愈多的工农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带到了社会的政

    治中心，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实现社会公正，呼唤建立新的文化价值

    体系，重构政治共同体，以回应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趋势。

    传统社会结构的持续分化和日益广泛的社会群体跃入社会的政治

    中心对中国政治体系构成了强大的压力，客观上要求创立一种容纳现

    代性与民族性，能够处理不断变化的社会问题，容纳社会变迁过程中

    产生的新兴力量的新的制度机制，用以协调、整合社会冲突。这种新

    制度结构和新价值信仰系统的创立，一方面有赖于有机地融汇现代性

    和民族性，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创造具体制度和新的价值信仰系统，才能具体落实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把现代性的一般取向和民族性

    的特殊取向结合起来。

    在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如何调适民族性与现代性是

    一个既牵涉到民族感情，又涉及社会利益的再分配的复杂问题，处理

    方法上的得失往往决定了社会变革的规模、范围和整个国家的面貌。

    毋庸置疑，虽然最早从欧美国家展开的现代化已提供了实行现代化的

    某种示范，然而非西方国家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发展具

    有自己特征的现代化的形式。民族主义和民族传统是所有后发展国家

    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础，离开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征，照搬西方

    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并不能真正使本民族复兴。但是，任何民族特征

    的社会发展模式又必须具有可与现代文明相通的现代化因素，只有把

    现代性因素融入本民族文化传统，对传统进行革命性的转换，刺激传

    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增长，才可能为社会变革提供联系历史与现实以

    及未来的源头活水。然而如何在操作层面具体调适现代性与民族性的

    关系并不单纯是一个学理问题，它固然与统治阶级是否具有推动社会变迁的明确的意识有关，而且变迁本质上是社会的解构与重构的过

    程，直接牵涉到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占据政治体系中心的统治阶

    级与传统社会势力的关系及其政策取向，对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性与民

    族性的结合，必然产生决定性影响。

    中国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所遭遇的严重挫折正是统治阶级顽固

    维护统治集团利益，拒绝以现代眼光看待变化着的事物所必然导致的

    结果。统治阶级的传统取向使其无法有机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故而

    不能为中国提供重建政治共同体所必需的新的制度结构和能被社会各

    阶层人民共同接受的新的价值信仰系统。

    20世纪20年代以后，指导国民党政治行为的基本思路是蒋介石的

    新权威主义的统治策略。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的基本特征

    是：强调以蒋介石为核心，在中国建立具有中国传统政治色彩，高度

    集权的新军事强人的统治，以推行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社会发

    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

    家，促进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国家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进

    行快速积聚，因此，确立权力中枢的权威，由国家对社会实行某种程

    度的控制性指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利用传统建立权威以积累

    人力与物力资源，并不能真正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权力中枢的权威必

    须建立在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只有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经济结构才

    能真正促进权威的确立，并有效积累社会资源。反之，为了维护统治

    集团的私利，利用传统抗拒变革，拒绝容纳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的社

    会力量，忽视社会变革的全面、协调的推进，就很难获得社会成员对

    现有秩序的支持，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既不能真正建立，社会的人力

    与物力资源也难以集中。

    在蒋介石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指导下建立的国民党的制度结构，保留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大量痕迹。首先，国民党的政治制度功能分化

    缓慢，权力高度集中，一切权力最后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国民党的政

    治体系完全排斥权力制衡关系，既不存在党内制约，也不存在社会制

    约。其次，一党专政的巨大封闭性排斥了带有根本意义的社会变革，蒋氏集团以“中国国情”为由，拒绝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拒绝为中产阶级提供可以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参政渠道。为了维持既存的社会

    结构的稳定，蒋介石把一切要求改革的社会力量均视为是对自己权力

    的威胁，以“保卫民族传统”为旗号，不惜诉诸武力，一一消灭，选

    择的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统治方法，基本放弃了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

    冲突进行调节的和缓方式。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

    被统治者有效地组织起来，因此，它的统治一直缺乏稳定的先决条

    件，其制度运转的动力并非来自社会各阶层对它的支持，而是完全依

    赖于军事强权统治。事实证明，国民党对于社会转型的适应是失败

    的，由于国民党不能把社会变迁的新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度的框

    架，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因此国民党不能提供政治制度化的过程，各种群体的要求必然超出这个过程而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逐步形成

    新的社会和政治中心，最终取代国民党的统治。

    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关系紧密。与国民党不能

    创立新组织架构相适应，国民党也不能为社会提供融合现代性与民族

    性的新的价值信仰系统。作为国民党的新权威主义思想背景的新传统

    主义，是一种由蒋介石所倡导，力图在保守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若

    干西方文化因素，以支持国民党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新传统主义实

    质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翻版，国民党的既定文化方针

    是，把肯定儒家思想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竭力以儒家文化

    作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对西方文化则排斥其思想和政治上的多元主义

    的内容，吸取科技、军事、管理知识。一贯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

    资源的蒋介石，在三四十年代利用政权力量发动了新生活运动和新道

    统运动，试图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将社会上各种正在滋长的分散的价

    值纳入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重建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最终要求

    社会成员认同国民党的政治象征，服从或效忠国民党政权。但是这种

    文化上的努力并不能使民族性与现代性真正得以融汇。作为后发展国

    家，把若干传统的因素纳入制度框架之中，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经过

    选择和转换的传统因素，可为现代性因素提供赖以发育、成长的土

    壤；同时，体现了历史继承性的社会变革又可减轻社会转型必然带来

    的文化脱序和社会震荡。但对传统的借助必须有一个质的规定的限

    度，一旦越过某种界限，大量传统中的消极因素就可能对现代性因素

    构成阻滞，最终吞噬现代性因素。蒋介石的新传统主义作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危机和国内政局长期动荡在文化上的反映，它表达了统治

    阶级和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要求维护固有价值的那些社会力量在文

    化上的意愿，具有强烈的排斥现代性的取向。被国民党称为民族传

    统、民族精神集中体现的“礼义廉耻”、“四维八德”之类，完全排

    斥了现代文明的概念，不仅无法构成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反而成

    了国民党抵御文化自主性发展的政治符号。当蒋介石用传统眼光看待

    社会变迁时，也只能得出“今不如昔”、“道德沦丧”、“立国精神

    丧失”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新传统主义对吸取现代文明所抱持的

    态度是极端保守的，国民党不是把社会变迁看成是自觉的目标，积极

    予以促成，而是出于维持现状的需要，欢迎接受现代文明中的物质部

    分，其着眼点完全基于强化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由于固守传统，拒绝了全面的社会改革，新传统主义融合民族性

    与现代性的努力必然遭到失败，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就只能成为口

    号和说教，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国民党集权政治结构

    的僵硬、保守，决定了它难以整合社会转型中产生的各种新兴的社会

    力量；官方的意识形态也不能把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价值纳入其主要

    象征，并植入制度框架；这样，1928年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无法获得

    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最终使国民党不能完成重建政治共同体的任

    务。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

    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标志着中国现代

    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成。

    三、中国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

    在前现代社会的基础上，中国在与国际社会日益密切的联系中，逐渐从农业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现代社会过渡，这种过渡既有着与一

    般后发展国家相似的经历，也有中国所独有的特殊性。

    中国转变的特殊性受制于过渡过程中的转换机制和转换方式，它

    充分展现了中国迈向现代社会时所经历的深刻的内在矛盾。中国转变

    的复杂性集中表现在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最初阶段的动力并非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正是在外部压力的刺激下产

    生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前所述，中国在前现代社会中并无任何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一种与忠君思想联系

    在一起，维系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意识形态，它在历史上虽然发挥过

    抵御外族入侵的作用，但是在本质上，它与近代国家自主公民所孕育

    出的现代民族主义有着巨大差别。从传统爱国主义向现代民族主义转

    变的中介因素是社会变革，只有社会变革的新因素注入到传统爱国主

    义中后，爱国主义的内涵才能由忠君、维系帝国统治转移到捍卫自主

    公民的主权国家的新角度，从而发挥出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一百多

    年来，追求统一、富强、民主的国家始终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它与变革、改造传统密切相连，从而产生出一种与传统爱国主义迥然

    有别的新内容。这个过程始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早期维新派，历经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了孙中山才渐渐成熟。以“民

    有、民治、民享”为价值目标的孙中山三民主义克服了狭隘的种族

    论，标志着现代民族主义最终形成。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走向

    全面变革的里程碑，从此掀起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巨澜。1938年由

    毛泽东揭示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价值追求的革命民族主义更

    成了未来新中国的基本原则，对动员广大农民和各阶层人民投身反帝

    反封建斗争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的外部

    侵略和压力，中国人被迫在追求民族解决与社会进步的变革中把国家

    统一置于首要地位，迫切要求建立能够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的强有力的

    政府，以此作为推动社会转变的中枢。然而，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紧

    迫问题，中国人只能有选择地吸取外来观念，形格势禁，引入的外来

    观念在与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许多始料不及的变

    形现象。这以早期共产无政府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引入中所产生的变

    形最为严重。1908年，刘师培最早向国人引入了共产无政府主义思

    想，刘氏介绍的最大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来附会外来学说，结果是中

    国传统文化虽然与外来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学说融汇了，但共产无政府

    主义学说的原意也就面目全非了。“五四”时期在中国大兴的自由主

    义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严重的畸变。强调尊重、保护个人基

    本权利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被解释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有效工具，于是以

    个人为最后依归的西方自由主义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成为一种失去价

    值内涵的、属于器物层次的操作工具，导致“民主工具说”、“自由工具说”长期盛行不衰。引致外来观念变形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知识分

    子深知中国变革的艰难，为了追求富国强兵，使外来观念易于在中国

    生根，被迫修改原义。这种修正，使社会变革的速度与范围受到严重

    限制，削弱了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冲击，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核

    受到的震动大为减弱。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统治阶级出于维护既得利

    益而作的强制性政策规定，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更大的消极影

    响。国族危亡的形势，虽然会对现代化在各个领域展开的时序产生重

    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又不是绝对的，因为统治者可以用不同方式

    对现代化进程加以引导和塑造，而这种引导和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统治集团的政策取向。例如，1932—1937年，国民党为了巩固一党

    统治，有意将抗日救亡与社会变革、个人解放完全对立起来，以“集

    中国力，抵御外侮”为由发起的“民族复兴运动”，就包含有贬低个

    人、蔑视个人的强烈的法西斯主义的倾向。 抗战期间，国民党在

    “抗日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下，公然宣传反民主的“一个

    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集权主义的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优越

    论”。其实，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后依归应为国家统一与人民自由幸福

    的有机统一，两者互为依赖，缺一不可。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主

    义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如果人民基本权利受到轻视，则极易演变为

    独裁专制国家，而这种独裁国家并不能走向现代化。同样，现代民族

    主义不仅包括对国土、主权的维护，而且它也包含对已革新的民族文

    化的认同，在民族危机的形势下，民族文化尤其能发挥凝聚人民的作

    用。但是抗拒或限制变革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一个惯用方法，就是以

    保卫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为号召，刺激、煽动狭隘、保守的民族主义

    情绪，以维持传统的政治秩序和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这就使得中国

    的变革往往夹缠许多无谓的纠葛，反复循环，不断重演，极大地妨碍

    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结果，在统治集团的有意识的误导下，尽管新

    思潮竞相引入，但除知识阶层外，大众心理的变化并不显著，中国人

    传统的强调差序格局的依赖型的权威人格并未改变。在政治、社会生

    活领域，人情关系、地域、派系、权谋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因素，构成了政治行为与社会人际交往的普遍范式。作为推行现代化的主体

    的以强调人的自主性为特征的人的观念与行为的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很

    低，严重阻滞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这样，如何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与

    社会民主之间建立互动的协调关系，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难题。造成中国变革曲折、艰难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百年来的改革仅集中

    于上层结构，很少波及下层社会，而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根深蒂固，没有受到重大冲击。自19世纪中后叶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历次改革，由于仅注重上层政治结构的制度创新，屡屡遭到失败。这说明中国的

    社会转型必须经过农村底层的彻底变革。然而即使1911年的辛亥革命

    也没有对农村产生强烈影响，农村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以及广大

    农业人口的生活方式没有得到任何根本性的改变。追求中国现代化的

    无数志士仁人先是把变革的目标集中于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后又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但很少涉及如何改造以农业为

    本位的广大的中国农村社会。他们不明白中国所需改革的不仅是上层

    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结构，更重要的是改革下层社会结构。占据

    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数亿农民仍然生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少数中

    心城市的逐步工商化，就构成了社会转型的二重分裂局面。而对于中

    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少数沿海沿江城市的繁

    荣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只有在中国广阔的农村

    进行长期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式的大变动，以商品经济打破

    传统的小农经济，才能真正建立起从农村到城市，和从城市到农村的

    双向变革渠道，从而推动社会真正走向现代化，因此农村底层的重

    整，就成了决定中国变革最为艰巨而又重要的关键。

    总结中国变革的经验，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的变革与外部世界的挑战密切相连，中国以外的现代化

    模式对中国变革起着巨大的示范影响。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的世界

    化进程加强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中国日益卷入与外部世界的广

    泛联系中。伴随侵略和压力而来的外来观念冲击着中国社会，改变着

    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刺激了中国人的强烈的变革图存意识和变革活

    动。外部世界的冲击具有明显的二元性质，一方面它严重地破坏了中

    国现代化的展开(以日本侵华破坏最剧)，另一方面新型的外部现代

    化成功模式又刺激了中国现代化因素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外部世

    界的侵略、干预和影响，决定了中国变革的反应模式和中国现代化的

    规模与速度。(2)合理地利用注入了变革因素的民族主义，为中国现代化提供

    了强大动力，为中国变革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

    现代化要求相背离，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制造了无穷的困

    难。执政者对外部世界的挑战作出反应时，世界观只是一个方面的因

    素，它固然严重影响了执政者对外部知识的鉴别能力，但维护既得利

    益则是最重要的因素，统治者只有在变革无碍其统治的前提下才能对

    变革作出有限的反应，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保存既得利

    益，惯于利用民族主义抗拒变革。

    (3)近代以来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上所形成的占压倒优势

    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严重阻碍了中国变革

    的全面展开，使得中国文化的重建难以实现，不能构成现代化的支持

    条件。虽然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在19世纪末已

    不可避免走向崩溃，然而在引入西方制度、观念的过程中，由于“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的广泛影响，儒家社会的基本

    内核仍保存了下来。致使产生了新形势下儒家传统社会的变形形式：

    儒家内核加现代化外装。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结

    构仍然十分顽固。政治上的分权制衡与制度建设无从实现，市民社会

    和全面的市场经济难以健康成长，排斥意见多元和思想自由的独断性

    的意识形态仍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作为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传统中

    国人的国民性无法得到根本改造。

    中国从19世纪中叶走上变革之途，至20世纪上半叶，有几次现代

    化的良好机遇。统一的中央权力机构为自下而上的变革提供了保障基

    础，适时把握住这样的机遇，把传统的连续性和变革的突进性有机结

    合，进行结构性改革，社会变迁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将相对减小，社会

    也将在稳定与变革的互动状态下，迅速发展。但是外部条件的险恶与

    内部条件的限制，破坏了这种和平改良的可能性，逼使中国的变革走

    出另一条途径。然而中国现代化是一历史趋势，客观要求中国人在不

    断交化的形势下为此目标作出新的选择和探索。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

    崩溃结束了两大统一政权之间动荡的过渡期，新中国的成立又一次为

    中国现代化的展开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思想与精神，重新聚集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展开

    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全面的社会变革。

    1. 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

    2. 参见《东华续录》卷四十七，第15—17页；另见《同治朝筹办夷

    务始末》卷四十九，第16页；苏舆辑：《翼教丛编》卷六，第20

    —21页。

    3. 参见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社会

    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4.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正中书局1984年版，第553—557、第494—495页。

    5. [美]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

    6. 《政府公报》1914年1月14日，第606号；另见沈家五：《张謇

    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

    140页。

    7. 参见孙科：《筹划救济农村的方法》，载《孙科文集》，台湾商

    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140页。

    8. 汪敬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新建

    设》1953年第12期。

    9. 参见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第

    4卷第83期，1926年7月10日。

    10. 参见刘炳藜：《民族抗日战》，载《前途》第1卷第4号，1933年

    4月，第4—5页。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再思考

    前几年，我应邀在台北的一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待了一个学

    期，还去了台湾的中部、东部、南部的七所大学交流、讲课。我看到

    一个现象，这就是在台湾的社会，虽然“台独”思潮严重泛滥，还有

    其他的社会问题，但给我的感受是，那儿保存着较为浓厚的中国传统

    文化的氛围，特别是台湾的普通民众，有很多传统的美德：纯朴，善

    良，厚道，礼貌，不以恶意看人，乐于助人，而且尊重传统，尊重祖

    先，那种奸诈、刁滑、坑蒙拐骗的人，很少看到。有位台湾的教授对

    我说，你要知道什么是明清时代的农民，就看一看台湾南部的农民，那儿还保存着“古中国”的氛围。这位教授的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从

    我的接触看，情况也差不多。我看到的是，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消费

    社会里，“传统”和“现代”有机交融，这里说的“传统”，不仅指

    习俗，也是指人的一种态度和精神状态。比如台湾教授家里和台湾乡

    下农家里，电视机、冷气机和祖宗牌位，并行不悖，十分协调地相处

    在一起。再比如，城乡很多人隔三差五就去庙里上香拜菩萨，老人

    去，中青年也去，不能说他们都愚昧迷信，因为台湾的教育普及率非

    常高，老百姓都认识字，大学毕业生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东亚地区据

    说是最高或次高的。

    在与研究五四思想的名家林毓生先生的交谈中，我谈到上面那些

    观察。林先生说，这与台湾没有受到五四文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五四在台湾的影响确实是很有限的，只是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对一般社

    会层面，尤其对社会的基层，基本没产生影响。在日据时代，台湾没

    有发生从五四思想中而来的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国民党或共产

    党类型的社会改造的实践，在台湾都不存在。台湾在20—40年代的都

    市里出现的所谓“社交自由”的“新文明”，是从日本而来的“文明

    开化”的产物，和五四没有关系。现在就回到一个这些年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反思的问题。我的看法是：

    (1)从历史的脉络看，确实存在五四激进思潮这个重大现象的。

    (2)这种思潮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背景，不是几个人凭

    一时冲动就可以形成风潮的。(3)这股思潮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多重

    性的，既有其正面价值，也有很多教训。(4)阻碍中国发展的是几千

    年的专制主义，它是一个体系，包括制度层面、心理层面和思想价值

    观的层面，将其笼统归之于传统文化，是很表面化的。

    简言之，五四激进思潮的产生是中国近代全面危机的反映，迫使

    中国走上全面变革的道路，有其正当性，这就是从思想革命到政治革

    命，再到社会革命，以求建立一个能自立于世界的现代民族国家。问

    题是，在达成这个目标后，这几种革命渐次向更高阶段递进，进入到

    不断纯化思想的精神价值领域的革命，由此再带动政治革命、社会革

    命和思想革命。从此生生不息，不断革命。这必然带来另一个问题：

    在激进和更激进的上升中，激进主义的革命政治可以进入一切领域，从而阻滞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从激进主义思潮，很

    容易滑入一种叫做“无限革命”的轨道，而另一种革命的模式是所谓

    “有限革命”，它以政治革命的完成为目标，尤其不触及精神价值领

    域，因为精神价值领域是一个很特别的领域，它有其坚固性，它的变

    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社会变革而来的，是一种渐进的、自发生产的过

    程。人为地使用政治的手段去推动这个领域的“革命”，其效果可能

    相反，这已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

    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我不是在苛求我们的五四前贤，对于陈独秀

    先生那一辈人，我们永怀敬意。那些激进主义的负面性的问题，有的

    和他们那一辈人有关，也有一些是后来者的认识误区，如斯大林模式

    的影响。陈独秀先生的思想遗产有许多在现在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在

    21世纪的今天，我们纪念陈独秀先生，在肯定他的巨大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他的时代局限，方为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批判的继承。

    1. 本文为作者在江苏省陈独秀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上

    的发言摘要。刊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5期。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

    “以党治国”的党治国家模式

    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共政变，结束

    了国共合作局面，开始了统治中国22年的历史时期。国民党声称它的

    政治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三民主义，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即

    是孙中山制定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三步骤。1928年6月随着

    第二次北伐完成，新疆通电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和东三省即将“改旗易

    帜”，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全国。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通过《训政纲领》，宣布进入了“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在训

    政时期，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掌有指导、监督国民

    政府的最高权力。

    “以党治国”是1928年后国民党领导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的战略性

    指导思想。国民党为解决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采用苏联以党

    治国经验并融入中国民族主义资源，创设政治制度，实现对国家政治

    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统治，是20世纪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运用苏联模式

    的开端，它是孙中山鉴于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党政治实践的失败而转向

    学习苏俄一党制经验的产物。

    孙中山在从事长期反清斗争时，是把在中国实现英、美政党政治

    制度作为主要奋斗目标的。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希望以议会政党

    竞争的形式，组织政党内阁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但是在袁世凯暗杀

    了主张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的宋教仁后，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他强调必须严密党的组织，党员尤其要绝对服从党的领袖的指挥。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提出，革命程序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军政和训政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 。这样，孙中山的政党政治思想就由主张多党制转

    变成了“先一党制后多党制”的政党政治两阶段论。

    孙中山虽然在思想上已对中国实现直接多党政治表示了严重的保

    留态度，但是由于当时世界先进国家并无实践一党制的具体经验，无

    从加以仿效，因此，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孙中山实际上已搁置了

    “以党治国”的设想，而在实际政治活动中尽力争取西方国家，尤其

    是他所称之为“民主之母”的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作为对美国支

    持中国革命的一个回报，孙中山多次表示，中国将实行美国式的民主

    制度，“民主在中国的成败，几乎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重新燃起本来就持有“在革命期内

    需要一党专政”看法的孙中山对一党制的强烈兴趣， 然而俄国一党

    制却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尽管从1918年开始，孙中

    山就与苏俄政府及其代表进行了多方面的接触，但双方关系并无实质

    性的进展。一方面，孙中山还未最后下决心放弃在中国实践英、美民

    主制度的意图；另一方面，他还需要时间以密切观察苏俄政权的稳定

    程度，思考苏俄革命经验于中国的具体途径。

    20年代，孙中山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这就是如何调适在学习苏俄

    一党制经验和排拒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两者关系之间的矛盾。孙中山仅

    把十月革命视作革命成功的榜样，而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充满疑虑。

    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进行了长时间的交

    谈，重申了他对中国正统思想——“道统”的信念以及对马克思主义

    的批评。1922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会见苏联代表达林，对在中国实行

    共产主义的前景表示怀疑。但是就在这时，苏联实施重大策略转变

    ——“新经济政策”的消息传到中国，使孙中山大为振奋。孙中山反

    复向其追随者宣传，由于已经允许私有制存在，苏联已放弃共产主

    义，而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若相契合。孙中山认为，“新经济政策”

    的实行实际上表明苏联已采用了三民主义。尽管孙中山减轻了对苏联

    的疑虑，但最后仍以《孙文越飞宣言》表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拒

    绝。在拒绝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后，孙中山表示要“以俄为师”。至

    于向苏联学习什么，孙中山则有明确的限定：学习苏联的“办党经

    验”和建军经验。学习苏联“以党治国”的经验，以党领政，以党训

    民。在《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中，孙中山认为，俄国革命之

    所以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我们模范”。孙中山希望运用苏

    联建党、建军经验和其他政工经验，把国民党改造成类似于苏联共产

    党那样具有铁的纪律和绝对服从领袖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党。孙中山

    对苏共与工农群众的密切联系也深感兴趣，希望国民党也能像苏共那

    样，发挥现代政党的政治动员功能，从社会基层寻求新的力量。孙中

    山对中国百姓的政治和文化素质持悲观态度。他认为中国人民由于长

    期生活在专制之下，未能接受现代教育，与现代国民的水平相距遥

    远，以这样的国民素质不能迅速适应并享受现代民主政治。“夫以中

    国数千年专制退化而被征服亡国之民族，一旦革命光复，而欲成立一

    共和宪治之国家，舍训政一道，断无由速达也”。 因此，国民党有

    责任以“保姆”身份“训导”、开化民众，才能为国家进入未来的民

    主宪政阶段培植基础。“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

    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

    命之责”。 1924年1月，在苏联与中共的帮助下，孙中山按照苏共的

    模式正式改组了国民党，以“民主集权制”的形式建立了从中央到基

    层的组织。但是孙中山的最终目标仍是要在中国实行类似于美国的政

    治制度，吸取苏共的经验只是为达到目标所施行的重要策略手段。因

    此，孙中山虽明确规定，一俟北伐结束，国家即进入国民党统领一切

    的训政阶段，但他同时又指出，“以党治国”的训政阶段只维持六

    年，“保养”、“教育”民众的目的是“要待主人成年之后还之政

    也”。一经地方自治完成，执政党将还政于民，举行国民大会，进行

    自由选举，国家最后进入民主宪政的阶段。

    1924年后，国民党正式确立了党治形式，国民党不仅通过全国党

    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是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

    府，而且还通过党的领导人兼任政府要职控制国民政府。为保证党对

    军队的领导，国民党在军队中也建立了党代表制度。1928年后，国民党保留了广州武汉时期的大部分党治形式，但又对其作了重大修正，逐渐形成国民党党治国家的基本特征：

    1、党军统帅同时又是党的领袖，党的领袖通过统帅党军，实际支

    配全党直接听命于领袖的党军，则是维系党和政权存在的最重要柱

    石。

    在1924—1927年的广州、武汉时期，党军只是服从党的武装力

    量，在理论上党军统帅并不是党的最高领袖。但是由于军事活动在中

    国的极端重要，党军统帅的地位也随之迅速上升，实际上成了支配党

    的最有力人物。1928年后，蒋介石取消了军队中党代表制度，军队成

    为他巩固权力的最有力的工具，蒋介石也随之成为国民党与国民党政

    权的权力核心。

    国民党拥有直接掌握的军队始于1924年5月在广州黄埔创办的中国

    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1924年1月，“为把革命的事业重

    新创造”，以“奠定民定民国的基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

    建立一个由国民党直接领导的军事学校，为革命培养军事骨干力量。

    1924年5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同年10月，由黄

    埔学生组成的教导团成立，随后扩充为两个教导团，完全按照苏联红

    军政治和军事经验进行训练，并在连以上设立党代表作为党领导、监

    督军队的保障。次年4月，教导团正式易名为党军，由蒋介石担任党军

    司令。蒋介石把党军看成自己的权力基础，影响迅速扩大。1925年8

    月，党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兼任军长，逐渐掌握了广

    东国民政府；1926年5月，又以国民党军内实力派身份担任国民党中央

    委员会主席，大大加强了再党内的支配性地位。北伐期间，蒋介石担

    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党政机构内的阵地。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凭借军事实力，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仍任国

    民革命军总司令，实际上独揽了党政军大权。至1928年2月，国民党二

    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

    席；1928年10月训政开始，又在党内任中常会委员、中政会主席，集

    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总司令于一身，成为控制国民党党政军的最高

    领袖。“法无定规，全从人转”，蒋介石以党军作凭借，逐步控制国民党，进而一身兼任党的领袖和党军领袖，从而完全支配了国民党，是国民政府政治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1928年后，蒋介石不管担任什

    么党政职务，始终不肯放弃对国民党军队的控制，国民党军队成为维

    系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存在的最重要的柱石。

    2、国民党通过掌握的政权把它的组织和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以强化国民党的统治。

    国民党自认为在政治上大大高于北洋军阀的地方即在于它有一套

    移植于苏共的现代政党的组织形式。《训政纲领》规定，训政期间

    “厉行党治”，国民党“代表人民负建国大任”，“以党来管理一

    切”，“一切要由党来负责”。 国民政府各级组织均受党指导，国

    民党不仅在中央建立了以党统政的党政互动体制，还建立了从中央执

    行委员会到省、市、县党部的垂直领导机构，并在各类产业、社会、文化、教育机构以及海外华侨集中地相应地建立了党组织。为了全面

    控制社会生活，国民党从中央到省、市都设有组织、宣传、民众运

    动、社会、海外工作等各个部门，竭力把国民党的影响扩大到民众生

    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以党专政来支配国家，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

    政下讨生活”的局面。

    3、作为体现党理念的党化意识形态，负责解释历史与现实的一切

    现象，并通过行政权力使其社会化，以抵御其他意识形态对权力中心

    的威胁。

    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十分重视建立并完善党化意识

    形态。国民党自认为高于北洋军阀的另一方面即在于它有其理论系

    统。国民党统治中国理论上的“合法性”即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

    了维护其现实统治的“合法性”，国民党垄断了三民主义的解释权。

    在戴季陶、蒋介石和陈立夫、陶希圣的解释下，三民主义成为可以给

    现实生活中国民党各项政策提供全部合理性依据的高度灵活的意识形

    态。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极其宽泛性，有关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今天与未来，所有人类社会的问题均可以从中找到答案；对三民主义

    的解释又有极其严格的规定性，举凡一切不利于国民党现实统治的思

    想和行为，均在排斥之列。在国民党的精心设计下，三民主义成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的中国“道统”的

    集大成者，体现了中国民族与文化传统的特殊性。1928年后，就以三

    民主义为理论武器，向共产主义与自由自由发起全面进攻。国民党充

    分利用其掌握的政权使其意识形态社会化。1929年后规定全国大、中、小学实行“党化教育”，强制灌输三民主义。1929年、1930年复

    又制定《出版条例》和《出版法》，成立图书电影审查机构，严禁违

    背“党义”的出版物和电影的出版和发行。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众多

    的由国民党控制的出版机构，大量印行党义出版物和攻击共产主义和

    自由主义的宣传品，以抗御其他意识形态对国民党权力中心的威胁。

    国民党党治国家的模式是苏联革命专政在中国的歪曲反映。1928

    年的国民党虽然在结构上承接的仍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的形式，但

    其内容已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已经变质，“革命”

    成了国民党“党专政”的代名词。已经控制了国民党的蒋介石以“党

    制”为工具，竭力突出自己的地位，掌握了不受任何力量制衡的绝对

    权力；蒋介石还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具有排斥其他政治力量、独

    掌中国命运的强烈的“革命使命感”；配之以系统化的意识形态的宣

    传鼓动，使国民党组织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动员的效能。在特定的历史

    条件下，苏俄革命专政经验在中国成了国民党强化其一党统治的工

    具。

    国民党政权面临的三重挑战

    走党治国家的道路，这是国民党上层集团在1928年对于国家政治

    体制的一致选择。这不仅是因为孙中山已为国家在进入宪政之前预先

    安排了一个由国民党以集权的党治形式管理国家的政治阶段；更重要

    的是，国民党上层集团认为，只有通过党治，才能有效应付国民党政

    权所面临的内外挑战，并为确立国民党政治权威提供最重要的保障。

    北伐结束，国民政府的权力实际上只限于沿海沿江的江苏、安

    徽、浙江等数省，国民党的权威遭到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地方军事实

    力派和日本这三个方面的严重挑战。面对这三方面的严重挑战，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核心的统治集团

    企图运用党治国家的全部资源，对内实行武力统一，“消灭反侧”；

    对外“寻求与日本较长时间的妥协”。 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

    广告，声言：“外患日急，国势阽危”，正式提出“安内攘外”的口

    号，鼓吹“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

    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宣称，准备“以有组织之努力”，“必期

    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 至

    此，明确把“安内攘外”作为国民党政权的基本国策，试图以此来确

    立并巩固国民党的权威，造成一个所谓建成三民主义新中国的环境。

    30年代初、中期，在“以党治国”总方针指导下的国民党的“安

    内攘外”政策虽在局部领域获得进展，但在总体上却陷入严重困境。

    1927年后，国民党把中共视为威胁其统治的“心腹之患”，必以

    武力消灭之。 从1930—1934年发动了对江西苏维埃区域的五次军事

    “围剿”，和对鄂、豫、皖、湘鄂西等中共区域的武装进攻，使中共

    的武装力量受到严重损失。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共机

    关和红军被迫撤离江西，向西南、西北地区长征。中共在中心城市的

    组织遭到更为沉重的打击。1927—1932年，中共高级干部18人，中级

    干部80人，低层干部和党员1.5万人被捕。1933年7月至1934年7月间，在国民党区域的中共党员被捕者达4505人。1934年，中共在中国最大

    工业城市上海的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中共除了再河北地区保存个别

    秘密组织，上海还有极少数中共党员继续活动外，其他地区的组织和

    党员已基本停止活动。

    国民政府对地方军事实力派的分化和打击有了新进展。1931年

    后，地方军事实力派的大规模的反蒋军事活动大体停止，1933—1934

    年，用武力来“安内”的对象只剩下中共。南京政府利用“追缴”红

    军，把势力深入西南、西北地区。1935年1月蒋介石派遣贺国光率中央

    军参谋团入川，自3月至10月，蒋本人坐镇四川，设行营于重庆，负责

    督导西南军政事务，推行“统一化”的督察专员等行政财政改革，增

    强了西南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中央行政军事力量进入西南三省，为袁世凯之后的首次。此举加强了南京政府对西南的控制，使西南各省

    “加深地卷入到全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去”。

    在民族危亡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国民党剿共和镇抚地方军事实力

    派，一再对日作“最大的忍让”，“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致使日本势力迅速向关内蚕食。尽管在民众压力下，1932年2月国民党

    即曾拟定全面对日防卫计划，1933年后加紧修建国防工事，建立军事

    工厂。筹建海、空军，但对日本的扩张、侵略，事实上没有采取任何

    具体行动予以阻遏，反而颁布“敦睦邦交令”，严厉镇压民众抗日行

    动。1933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对日本侵略东北予以事

    实上的承认，并不惜使日本势力侵入华北。1935年6月，中央军退出河

    北，导致华北危急空前加剧。

    1934年底，国民党军队占领江西中央苏区，但其“安内”政策已

    走到尽头，前景黯淡。最大的矛盾在于“安内”政策和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团结御侮的强烈要求存在尖锐的冲突，迫使国民党统治集

    团不得不调整政策。

    国民政府对待日本进逼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损坏了它作

    为一个中央政权的政治权威，造成大部分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严重疏

    离，导致产生了对国民政府的严重的信心危机。获得各阶层人民广泛

    拥护的“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口号给国民党的剿共政策造成巨大

    压力。面对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蒋介石虽执意以武力消灭中共，但行动受到严重的掣肘，“剿共”的目标难以实现。一则对共产党单

    纯依靠武力，并不能彻底“肃清”。中共武装虽被削弱，但因号召抗

    日，获得全国其他党派和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1935年后，中共力

    量逐渐复苏。二则1933年国民政府为牵制日本而与苏联恢复邦交，既

    已联苏，继续反共就不能使中苏关系获得改善，也达不到以苏联抗衡

    日本的目标。再则，仍然控制广大地区的地方军事实力派，高举“抗

    日”旗帜，发动针对南京的武装事变(1933年11月爆发福建事变，1936年6月爆发两广事变，1936年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南京若再

    继续对日妥协，其“合法性”资源将损失殆尽。即便暂时镇压了中共，地方实力派也将以“抗日”而兴起，进而取代南京国民政府的统

    治。

    “安内攘外”政策的困境证明，“以党治国”并不能最终实现国

    民党领导中国现代化的目标。

    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党治国家模式本是一种较为可行

    的选择。落后国家实现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条件即是必须具有一个现

    代化导向的动员型政党，及由该政党控制的国家权力中枢对各种社会

    力量和社会关系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调节。同样，现代化不能在战乱

    和动荡中成长。从这个角度看，“以党治国”不失为一种确立社会秩

    序，强化中央权力的有效方法。

    实现“以党治国”的首要条件是国内政治环境的安定和有一个有

    利于国家建设的和平的外部环境。1928年后国内政局的长期的动荡和

    国民党各军事派系之间的武装对抗使国民党政府缺乏实行党治的内部

    环境，日帝对华的侵略不但加剧了中国国内政局的动荡，更直接威胁

    到国民政府的生存。在这种形势下，国家政治中枢机构长期处于虚弱

    的地位，缺乏调节国内社会关系的基本效能。

    实现“以党治国”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执政党必须具有严密的纪

    律，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高度统一。虽然1927年后蒋介石有意吸取

    苏共经验，声称国民党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力”，“党员工作比

    非党员更要艰苦，更要奋斗”， 但是国民党无法真正成为列宁主义

    的政党。1928年后，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党纪松懈。比较大的派系就

    有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

    派，以胡汉民、古应芬、邓泽如为首的胡派和以孙科为首的再造派

    (太子派)。在蒋介石集团内，又有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与CC系的

    长期争斗。1930—1931年，国民党几度分裂，先有1930年8月北平反蒋

    的国民党扩大会议与国民政府、南京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对抗，继有

    1931年5月广州的国民党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南京国民党与国民政府

    的对峙，后有1932—1936年南京与以胡汉民为精神领袖的半独立的西

    南粤、桂等省的对立。党内派系不断冲突，使国民党政治上的统一始

    终难以真正实现。在党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上，国民党也缺乏苏共所具有的基本影响

    力。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完

    全分开。国民党的组织实际上只存在于中央，在省以下的基层，国民

    党的组织形同虚设。1945年前，国民党党员不需缴纳党费，这就使得

    国民党中央几乎不了解其基层组织的一般状况。由于国民党组织的

    “中央化”，它的影响力很难依靠其组织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更难以顺利渗入社会基层以影响民众。由于这个特点，国民党不

    能实现类似苏共那样的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实现“以党治国”，必须正确处理执政党、政府权威和社会变革

    的关系问题。权威的确立必须辅之以社会变革的各种措施，只有建立

    富有活力的政治、经济结构才能促成权威的真正建立。反之，一味追

    求扩大政府权威，忽视社会变革的全面的协调的推进，就很难获得社

    会成员对现有秩序的认同，执政党和政府权威也就不能真正建立。

    1928年后，面临不利的国际环境和日帝侵略的巨大压力，国民党尤其

    需要采取积极的改革措施，一方面用变革促成权威的形成，另一方面

    用权威促进变革，使两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以缓和国内的尖

    锐矛盾，进而积极调节国内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促进经济的增长，从而推动国家迈入现代化的进程。然而20—30年代的国民党未能通过

    有效调适确立权威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来舒缓国民政府所面临的严重

    危机，这就造成了国内政治关系的长期紧张。

    脆弱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是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理论来源有三：英美民主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苏联革命专

    政思想。孙中山自称，他的三民主义理论“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

    者，有归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 对于苏联

    革命专政思想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孙中山虽未专门论及，但联系到20

    年代初、中期，他对苏联革命专政理论的大量论述以及对中国革命与

    苏联革命所作的比较，尤其是吸取苏共经验，改组国民党的重大政治

    实践，可以认为苏俄革命专政思想已融入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三民主义的三种思想背景对孙中山政治活动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

    阶段有显著的区别。20年代之前，在孙中山的政治实践中，英、美民

    主主义占较大比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相对比较微弱。但随着1917

    年后孙中山政治上的不断遭受挫折，他对英、美民主主义虽继续抱有

    强烈希望，但同时开始重视中国文化传统，1921年后，孙中山回归中

    国传统的痕迹越益明显。孙氏深感单纯追求英、美政治模式，忽略中

    国传统是其革命不断遭挫的重要原因。孙氏开始相信，只有以中国传

    统文化为根柢，从而“规抚”外来思想才能为其政治活动奠定坚实的

    思想基础。在孙中山向中国文化倾斜的同时，孙中山把目光又转向新

    生的苏俄，经过审慎的研究和思考，对苏俄革命经验作出了选择。

    在政治哲学领域，孙中山把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加以融合，声称

    “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在政治制度领域，孙中山把苏共治国的

    模式移入中国，完善“以党治国”的思想。在政党建设领域，孙中山

    吸取苏共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经验，使国民党有了新的现代政党的组织

    形式。尽管孙中山在20年代明显向中国传统文化和苏联模式倾斜，但

    并未完全抛弃长期影响他的英、美民主主义。

    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三个思想背景，在政治实践中加以有机融

    合，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加以具体体现，这就使

    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民主主义、苏联革命专政思想得以融会贯通，最

    后服从于国民革命的需要，形成了三民主义结构的完整性。

    1927年后，蒋介石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大幅度的修正，完全抛

    弃了使三民主义得以恢复活力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

    策，彻底破坏了三民主义作为一种动员型意识形态的结构完整性。

    首先，蒋介石歪曲性地突出孙中山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倾斜，执意凸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特征。用“三民主义渊源于中国文

    化”、“国民革命是中国文化的体现者、保卫者”一类的宣传，强调

    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通过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案》(以下简称《守则》)凡十二条：

    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

    本，和平为处世之本，礼节为治事之本，服从为负责之本，勤俭为服务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学问为济世之本，有恒

    为成功之本。 《守则》对党员要求包罗万象，但远离时代精神，只

    能被视为一个中国传统道德修养团体的要目。此《守则》似可证明在

    30年代中期，国民党与时代要求的严重脱节。

    第二，蒋介石又以反对不平等条约、收回权利为由，利用民众反

    对西方列强的情绪攻击英、美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其违反人权、厉行独裁作掩护。

    第三，国民党以反共作为向西方列强献媚的礼物，一方面以此弥

    补西方对其反对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不满，从而争取西方的谅解；另

    一方面，在公开反共的幕后，又歪曲性地吸取苏联革命专政思想。

    经过对中国传统文化、英美民主主义和苏俄革命专政经验的这番

    调整，三民主义就成了一个缺乏基本内涵，在政策上显现上有较大随

    意性的一些口号的堆积。

    1928年后，国民党虽对利用三民主义进行思想控制一度表现出重

    视，也曾通过创办中央政治学校，庐山、峨眉山军官训练团等，对国

    民党中高级干部进行培训，但是国民党在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建

    构方面，基本上毫无建树。国民党没有专门的三民主义理论研究部

    门，除了个别之外，没有高级专家对三民主义作学理性或政策性的深

    入研究，这样就必然使本已脆弱的官方理论更显粗糙。更有甚者，国

    民党利用政治手段强制灌输三民主义，造成了严重的形式化的弊端，直接破坏了三民主义政治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军、公、教公立机关

    每周一的“总理纪念周”，除了恭读“总理”遗嘱、敬礼仪式外，毫

    无实质内容。

    更大的弊端在于三民主义口号与现实的严重脱节。

    民族主义：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以中国“正

    统”文化为本位，以拒俄拒日为中心，力图保存中国民族独立与文化

    传统。蒋介石思想的这些特点早在1912年亡命日本创办《军声》杂志

    时就已萌发。蒋介石认为，对中国主权独立的最大威胁来自日、俄，中国必须加紧本部与满蒙、新疆、西藏的联系，但中日、中俄最终将

    在数十年内爆发战争。 1923年8—11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

    团”访问苏联，对苏联的对华外交政策充满疑虑，认为俄人对满蒙怀

    有特殊兴趣，实属“凯撒大帝式的帝国主义”。 1927年后国民政府

    标榜反共，1929年中断与苏联外交关系，同时尽力争取日本的支持，但屡屡受挫。对于日本的侵略行径，蒋介石固然内心极为愤怒， 但

    为其“安内”目的，却以百般妥协隐忍、委曲求全的态度对待之。

    1928年后，国民政府除了收回权利、关税自主、邮政国有取得若干成

    就外，其他表现尚不足道，对日本扩张、侵略步步退让，使得蒋介石

    “复兴中国民族”的口号与现实很不相称。

    民权主义：蒋介石对在中国实行英、美式民主主义政治长期持怀

    疑和反对的态度。1912年，蒋介石在《军声》杂志上撰文称，中国人

    民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独立，应该牺牲个人自由和权利，把自己命

    运托付给军事强人，由其完成集权统一。 1923年蒋访问苏联，虽对

    苏联的对华政策多有不满，但高度评价苏联建党建军的成就，并将其

    理解为“个人无自由，党要有自由”，认为此经验完全适合于中国，1928年后一再鼓吹“中国必须统一思想，决不允许第二思想扰乱中

    国、毒害中国”，并谓，如果在中国实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中国

    将天下大乱。1931年5月5日，在国民会议开幕式上，蒋介石发表一篇

    迄今唯一可查考的称颂法西斯主义的讲话。蒋介石称赞“法西斯蒂之

    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工团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至高无上

    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值牺牲，为民族生命值绵延，非但以目

    前福利为准则”， 鼓吹中国应加以仿效。对于孙中山关于训政6年的

    遗训，蒋介石内心并不想遵守，他曾对其亲信表示“希望他与国民党

    有较长时间来领导国家”。 30年代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由国民党复

    兴社分子、CC分子主办的《前途》等刊物大量刊登称颂德、意法西斯

    理论的文章，并对斯大林在国内实行严格的政治控制表示赞赏。与此

    同时，《前途》、《社会新闻》、《复兴月刊》、《青年与战争》等

    刊物猛烈抨击、指责英美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毒害了中国青年，造成

    中国人意志涣散和国力衰弱。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前途》、《中国

    文化建设》、《人民周刊》、《社会主义月刊》、《中国革命》、《新社会》等数十种鼓吹模仿德、意法西斯，“复兴中国民族”的大小刊物，形成了一种极权主义的社会气氛。蒋介石的这种政治倾向受

    到意大利法西斯的注意，墨索里尼宣称中国实行的政策与意大利法西

    斯主义“不同的只是形式和细节，但基础是相同的”。

    民生主义：1928年后，国民党在民生主义建设方面也是成就阙

    如。在内外压力下，民族工商业发展艰难，国民党虽在一个短时期内

    曾通过立法，包括建立统税、裁撤厘金、鼓励国货等政策，鼓励扶持

    民族工商业，但很快又不断以购买公债的方式向江浙资本家强行征

    款，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障碍，“节制资本”成了悬在工商业

    界头上的索命牌。在土地问题上，蒋介石更是毫无建树，农村土地的

    严重危机长期悬而未决，且越演越烈。虽然30年代中期国民党也曾通

    过“积极推行本党土地政策案”，在不触动农村地主所有制id前提

    下，也作过一些改良性的工作，例如在南京创办了培养土地方面干部

    的“南京地政学院”，30年掉初期后，开始进行水稻、小麦的科学研

    究，在少数局部地区创办了农村合作社，但却坚决拒绝在农村开展变

    革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国民党党内一部分士，为了巩固国民党统

    治基础，长期呼吁进行土改，但是这些建议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重视。

    蒋介石始终认为“剿共”是本，土地问题是“标”。1935年坚持吧美

    国援华“棉麦贷款”用于“剿匪”，而不肯拨款用于农村。蒋介石拒

    绝土改的原因有三：第一，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地主阶级关系密切。第

    二，反共意识形态的障碍，使其不能像共产党那样，用剥夺地主土地

    的方法来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第三，中国经济落后，财政困难，国民党无力通过赎买地主土地来和平转移土地所有权。土地问题长期

    得不得解决，成为威胁国民党统治的最大隐患。

    由于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脆弱性和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与现实需要

    的严重脱节，使得三民主义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虚幻的大厦。1928年

    后，国民党无法使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有机融合，浑然一体，只是为了眼前需要，或是有意凸现某些内容，或刻意淡化、回避另一

    部分内容。固然，经过这番调整，三民主义可以为当下的政治目标服

    务，然而正因此，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就丧失了一个理论所必须具备的

    严肃性和内涵的规定性，终难成为严密的意识形态。正因为国民党在对待孙中山遗教上表现出的严重随意性，在理论

    层面，国民党无法绕开孙中山，解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三民主义

    与自由主义、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关系问题。在现实政策层面，它

    也不能解释为何要反共，为何要在国难日亟的关头，继续内战，“自

    己人打自己人”。蒋介石只能故意不顾共产党、红军是有主义、有思

    想的政治和武装力量的根本事实，而把共产党与红军称之为“土

    匪”，只能用“服从命令”的训斥，回答蔡廷锴、张学良等的疑问，以摆脱在解释问题上无法回避的窘境。

    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另一个致命的缺陷是，它无法在操作层面上，创造出既可以直接为执政党政治服务，又有深厚的理论背景作为支持

    条件的鼓动性的政治口号。国民党虽然也提出过一系列旨在贯彻其政

    治主张的政治口号，例如，“崇道德以振人心”，“礼义廉耻，国之

    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建设新生活”，“反共剿匪”等，尽管这类口号尚称简洁，但是，口号的背后却缺乏缜密的义理系统，因此，并不具备震慑人心、凝聚人心的功效。

    检视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可以说基本

    上是失败的。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丧失政治理想、没有精神凝

    聚力的松散的“政治”集合。促使国民党集合的动力只是利益，而非

    意识形态。1928年后长期主持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曾联系国民党的实

    际，总结了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三种关系：政治关系、经济

    关系、同乡同学关系。他认为，在国民党内发生作用的只是经济关系

    和传统的乡谊关系。 此番言论，乃是长期身处国民党上层统治集

    团，深知国民党性格的陈立夫，对国民党所作的坦率解剖，非外人所

    能体察。

    这样，尽管国民党在1928年统治中国后，竭力以三民主义为价值

    符号构筑党化意识形态，但因其理论的内在矛盾和与现实的严重脱

    节，使得三民主义最终无法发挥整合社会的作用。三民主义就成了国

    民党维护“一党专政”，镇压异己的一根大棒。由于取得政权后，国

    民党在民族、民权、民生三方面都未有实质性的进展，其标榜的“建

    设三民主义新中国”就成了一句空话。行政机构的建立与社会控制的强化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反映在政府行政机构方面，就是职责

    分明、分工精细的官僚组织在承担组织社会生活方面发挥越来越重大

    的作用。由官僚(科层化)组织征集、配置社会的政治、经济资源，逐渐代替皇帝、家族依据个人兴趣、爱好对社会生活所进行的干预，是促成后发展国家的现代过渡的重要条件。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政府行政机构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国民

    党的党治模式对行政组织的构成和功能具有广泛的影响。

    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政治

    问题案》，决定依据国民政府的建国大纲“设立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 行政院下辖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农矿、工商、教育、交通八部，并设立参谋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会和

    建设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侨务委员会、蒙藏委员会及其他特种委员

    会，为国民政府直属机构。10月8日，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第三次修正

    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以行政院、立法

    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组织之”。五院制是基于孙中山有

    关权力制衡的思想而设立的。在理论上，五院只是分工负责的范围各

    异，其权力则是平行的。但在实际运作上，行政院的职能最为广泛。

    国民政府的五院制在形式上体现了权力互相制衡的原则，但在实

    际运作中，权力仍高度集中于个人。国民政府主席虽是国家最高元

    首，但国民政府主席一职的权限却因人而异，其权限可随一人之进退

    而增减。1928年2月至10月，谭延闿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主席一职形同

    虚设。但1928年10月由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后，其实际职权

    “较总统制国家之元首有过之而无不及”。 1931年12月至1940年，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只是礼仪性的荣誉职务。

    然而蒋介石接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后，权力则集中于国民政府主席一

    身。国民政府行政机构受到党治模式的严重影响。作为一个社会动员

    型的政党，国民党在1928年后试图振作其“动员”特质，但是又力不

    从心，这就使党的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关系经常处于矛盾状态，影响了

    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行。

    建立政府行政机构是组织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客观需要，通过

    政府行政机构的运作，国民党向公众公开显示出自己的权威，但在社

    会生活的潜层，还有一种以确立、巩固国民党权威为目标的秘密政治

    组织的广泛的特殊活动。1928年后，蒋介石为了应付南京国民党政权

    所面临的三重挑战，建立并逐渐扩大了直接从属于其个人的秘密政治

    组织，通过打击反对力量，强化个人权威，实现国民党对社会的全面

    控制。

    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标志国民党秘密政治组织

    大规模活动的开端。1932年在调查科基础上，成立了“特工总部”。

    同年国民党开始推行保甲制。1932年3月1日，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三民主义力行社”在南京秘密成立。不久，一个以“三民主义力行

    社”为核心，以“复兴社”为中层，以“中国文化协会”等组织为外

    层的秘密政治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迅

    速扩大活动。国民党秘密政治组织重视运用公开的意识形态宣传手段

    和秘密的恐怖活动来扩大蒋介石的个人权威，一方面，大量创办刊

    物；另一方面，施用赤裸裸的暗杀、绑架等暴力手段打击中共和民主

    派人士。同时还监视国民党内的反蒋力量，并对华北的日帝活动进行

    调查。

    国民党秘密政治组织的崛起与30年代初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环

    境以及国内矛盾有密切关系，它是蒋介石民族主义畸形发展的产物。

    30年代初，随着民族矛盾日益加剧，蒋介石在继续强调中国传统

    的同时表现出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趣。在蒋介石的鼓励下，国民党内兴

    起一股模仿德、意法西斯的广泛政治活动。一批蒋介石的学生、亲信

    攻击由非蒋分子控制的部分国民党组织和行政机构“腐败、争权夺

    利、效率低下”，散布“在中国实行民主还不成熟”的论调，鼓吹以

    暴力、恐怖活动和中国传统文化振作国民党、“复兴民族和民族文化”。与此同时，部分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一度赞同国民党

    为加强权威而采取的措施，认为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强权政治或许

    是抵御外来侵略的有效途径。国民党秘密政治组织就是这样借助于民

    族主义旗帜发起了以暴力教化为中心内容，旨在巩固国民党统治的

    “民族复兴运动”。

    蒋介石企图以秘密政治组织的活动强化社会对国民党权威的认

    知，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其成果是有限的。

    首先，蒋介石缺乏可以广泛动员的政治资源。国民党的秘密政治

    组织的核心是仅听命于蒋介石的一个排他性的小集团。国民党内的其

    他派系和国民党军队的非蒋军事实力派基本被排斥在外。在知识分子

    中，除了部分参加秘密政治组织的人之外，涉入期间的许多人只是基

    于民族主义而寄予同情，而非真正赞同秘密政治组织的所有活动。至

    于自由派知识分子则根本反对极权主义的舆论宣传和活动。广大的工

    人和农民阶层，对蒋介石及其小集团的秘密活动基本处于隔离状态。

    其次，国民党秘密政治组织从事社会控制的技巧十分粗糙。

    再次，国民党无法解释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问题，因而

    对国民党政权的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构成了很大冲击。

    又次，秘密组织的活动处于隐蔽的地下状态，与政府行政机构的

    活动无法有机结合，难以依靠政治机构的配合。

    最后，30年代中国中心城市的社会自治程度逐渐提高，人数众多

    的自由职业者的多元价值取向与“领袖至上”的一元价值取向存在严

    重冲突，秘密政治组织所普遍施用的赤裸裸的暴力、恐怖手段，难以

    得到中产阶级的认同。尽管经由蒋介石及其秘密政治组织的积极策

    划，30年代中国社会一度出现极权主义的社会氛围，公众在社会生活

    中确实加强了对国民党的认知，然而这种认知的效果是负面的，国民

    党并未真正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专家参政：政治参与的有限度开放1928年至1937年，是国民党厉行党治统治的时期，然而就在这10

    年，国民党也并非完全拒绝进行任何政治变革，只是较大地限制了变

    革的范围、规模与速度。蒋介石在不涉及基本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变

    通地、有限度地对政治参与做了局部开放。

    在对待政治参与的问题上，蒋介石基本上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除了对西方民主政治缺乏全面认识的因素外，更重要的在于他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国情，如果“简单照搬”，中国必然

    “天下大乱”，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自1928年蒋

    介石实际控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后，在他的指使下，黄埔系少壮派军

    官和陈立夫控制的部分文化界人士长期散布“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国

    情”的论调，甚至引述德、意法西斯主义攻击英、美民主的言论作为

    反对在中国开放政治的依据。尤其日本侵华步伐加快的30年代初、中

    期，部分自由派人士也对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前景表示忧虑，更成

    为蒋介石排斥民主政治的重要借口。

    但是“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化，并非是缺乏

    基础的少数人的局部活动，除了英、美派知识分子基于理念长期不懈

    努力之外，30年代初，随着党治弊端日益暴露和日帝侵华，全国各阶

    层、各政党强烈要求扩大民主、开放政治。国民党内也出现了要求结

    束党治、尽速实现宪政的广泛的政治活动， 在这两股压力下，国民

    党四届三中全会于1932年12月20日通过决议，开始宪政筹备事宜，蒋

    介石被迫在开放政治方面作出稍许让步，以纾缓国民党及其政权所面

    临的内外困境。

    国民党政治开放的程度和范围是极其有限的，蒋介石严格地把政

    治开放集中在技术性的外交、经济和教育等领域，其基本特点是，在

    不触动国民党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引入部分非国民党籍的技术专家型

    知识分子进入国民政府的政治过程。

    外交方面。1928年后，留用一些长期服务于北洋政府的著名外交

    家如顾维钧、施肇基等继续担任中国政府驻国联和驻美使节。1934年

    征用清华大学历史教授、主张集权改革的蒋廷黻担任赴苏考察代表，负责改善对苏联关系的特殊使命，继而担任外交部次长。政治与经济方面。1932年11月，旨在改善国民党与知识分子关系

    的，由钱昌照、翁文灏等主持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成

    立，汇集了一批国际关系、经济、工商、教育、科技领域的著名学

    者、专家参与改革政治社会、经济的调查、设计工作。参加国防设计

    委员会的名流学者计有胡适、丁文江、杨振声、张其旳、吴鼎昌、张

    嘉 、陶孟和、范锐、吴蕴初、刘鸿生、万国鼎、沈宗瀚、王世杰、周览、徐淑希等。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易名为“资源委员

    会”，停止了军事、国际关系的研究而转入工业建设领域，具体从事

    经济资源的调查、开发，积极筹划中国的重工业建设。

    1935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蒋介石担任院长，下属的9个

    部长中有3个由专家主持，他们分别是王世杰、张嘉璈和吴鼎昌。

    30年代，蒋介石还派任了一批社会贤达、专家、教授担任立法委

    员。

    教育方面。任命、聘请了一批著名学者担任教育部高级官员和国

    立大学校长、研究院下属各研究所所长。

    立法方面。1933年1月后，征用一批著名的法学家如吴经熊、马寅

    初、陈茹玄等参与《五五宪草》和其他法规、条例的制订工作。

    严格地说，征用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型专家参与组织经济、外交的工作，这能否称得上是开放政治是大可质疑的。30年代在国民

    政府中央五院一级担任主要负责人，在地方省一级行政机构担任省长

    的专家付之阙如。蒋介石引入部分专家进入国民党政治和经济领域，只是对党治国家的粗糙的外部形式所做的若干修饰，对国民党及其政

    府的决策并不能起重大的支配性影响。但是在另一方面，征用技术专

    家，毕竟表明国民党的封闭体制已开始有所松动，受过良好教育的专

    家参与组织社会经济生活，使得经济生活中技术理性有可能得以发挥

    出推动社会经济、教育发展的积极作用。

    1928年后，蒋介石试图以党治国家的形式，在内外环境压力下，建立新的秩序，把确立、巩固国民党政治权威视为首要任务，在政策制定和政治实践中表现出一种保留大量传统痕迹又吸取部分西方文明

    因素的新权威主义与新传统主义的趋向。

    新权威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建立并巩固以蒋介石为核心的新强人

    统治，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外在形式作若干移植，但在核心层面仍大量

    保留集权的传统政治行为，由蒋介石以集权形式推行兼具历史延续性

    和变革性的社会变革。

    国民党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反映在价值和意识形态领域，就是以三

    民主义为价值符号，由蒋介石所领导的新传统主义。国民党重视用民

    族主义资源输入党治国家结构，蒋介石并不主张盲目复古，他也提倡

    学习吸取西方科学和技术管理知识与经验，但强烈地认同中国的传统

    文化，习惯以传统的方式建立政治和社会秩序。其全部功能是配合国

    民党的现实政治需要。

    1928年至1937年，蒋介石竭力以新权威主义与新传统主义，处理

    纷繁复杂的内外矛盾，推行国民党领导下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国民

    党的社会动员功能因反共意识形态的障碍和日本不断扩大对华侵略而

    急剧衰落，国民党党政分开的政治结构无法有效控制社会，党的意识

    形态也无法有效社会化，从而获得群众的普遍认同，加上党内派别斗

    争持续不绝，纪律荡然无存，而实际控制国民党的蒋介石又不愿主动

    进行任何可能导致削弱其权力的党内和社会变革，使得国民党及其政

    府长期处于危机之中。1928—1937年国民党的政治实践表明，国民党

    的统治一直缺乏得以稳定的先决条件，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被统治者

    有效组织起来，其制度运转的动力并非来自社会各阶层对它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统治。1928年后，国民党对社会转型的适应

    是失败的。由于国民党不能把社会变迁的新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

    度的框架，缺乏政治创新能力，因此国民党不能提供政治制度化的过

    程，1928—1937年，中国现代化虽然在若干领域取得成就，但最终摧

    毁国民党政权的破坏性因素也急剧增长，最终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

    史过程。

    1. 原名《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及其困境》，收入许纪霖、陈达凯主

    编的《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2007年再版。

    2. 参见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

    年版，第544页。

    3. 《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7页。

    4. 参见[美]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

    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5. 参见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

    年版，第544页。

    6. 《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3页。

    7. 《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56页。

    8. 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载《蒋总统集》第

    1册。台湾“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委会1968年版，第1142

    页。

    9. 孙科：《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的闭幕词》。《中国国民党第

    四届中执委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藏。

    10. 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北：财团法人中日关系研究会，1980年版，第45页。

    11. 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载《蒋总统言论汇编》

    第21卷，台北：正中书局1956年版，第14页。

    12. 参见蒋介石：《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攘外》，载《蒋总统言论汇

    编》第10卷，第174页。13. 石岛纪之：《国民政府的“统一化”政策和抗日战争》(1986年

    南京“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国际研讨会”论文)。

    14. 蒋介石：《告抗战全体将士书》，载《蒋总统集》第1册，第969

    页。

    15. 参见《革命文献》第22辑，第288页。

    16. 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4集，第1页。

    17. 《革命文献》第76辑，第210—214页。

    18. Pichon P.Y.Loh: The Early Chiang Ksi—shek—A Study of His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1887—1942 。 P54 、 55,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

    19. 蒋介石：《复廖仲恺书》，载《蒋总统集》第2册，第2579页。

    20. 参见古屋奎二：《蒋总统密录》第7册，台湾中央日报社1976年

    版，第51页。

    21. Pichon P.Y.Loh: The Early Chiang Ksi—shek—A Study of His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1887—1942。P53、54

    22. 蒋介石：《国民会议开幕词》(1931年5月5日)。

    23. 参见邓元忠：《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述》。载《抗战前十年

    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4，第31页；另见刘建

    群：《银河忆往》，第233—234页。

    24. 转引自Maria Hsia Chang: The Chinese Blue Shity. P.27

    25. 参见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

    选辑》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68—69页。26. 参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决议资料》(上)，第

    535—536页。

    27. 董森：《战前之中国宪政制度》，台北：世界书局1968年版，第

    98—99页。

    28. 参见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孙科文集》，台北

    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433、434页；另参阅《黄膺白先生年

    谱长编》上册，第458—460页。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

    力行社全称为“三民主义力行社”，它是30年代长期存在于国民

    党党内的一个秘密政治组织。几十年来，国民党对力行社的组织及活

    动内容讳莫如深，甚至故意迷惑视听，“有意混淆外界的认识”；

    加之力行社组织系统复杂，机构层叠重匝，多以其基层组织复兴社的

    面目出现，有时则若隐若现，使得外界很难窥其真貌。尤其国民党在

    败逃台湾前夕，已尽行销毁所有力行社原始档案，因此力行社的一些

    基本史实，至今仍晦暗不明，只能把某些回忆录作为主要资料来使

    用，造成了若干史实谬误。笔者认为，在对力行社的研究缺乏原始档

    案资料印证的条件下，应参照、比较多种回忆资料，进行细致的鉴别

    和辨析，这是正确陈述史实的基础。本文则根据近年台湾披露的当年

    力行社核心人物干国勋等的有关回忆，参照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邓元忠

    研究力行社活动的论文，就国内民国史和现代史学界长期沿用的康泽

    的关于力行社回忆中的失实之处——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问

    题进行考释，以澄清这两个至今仍混淆不清的基本史实。

    一、“复兴社成立在先，力行社成立在后”，与事实不符

    目前，被研究者普遍采用的力行社、复兴社的成立日期，主要来

    源于当年参加过该组织人士的有关回忆。康泽在《复兴社的缘起》一

    文提到：“力行社的成立，是在复兴社之后”，具体时间则是复兴社

    成立月余以后的1932年4月间。 与康泽的回忆相矛盾，黄雍回忆力行

    社成立复兴社之前， 但是，黄雍未提及力行社成立的准确日期。由

    于康泽系当年力行社的骨干人物，长期位居国民党要职，因此康泽的

    回忆就被视为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他的关于“力行社成立，是在复兴

    社之后”的说法，一直被某些论著辗转引用。1984年11月，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干国勋等撰写的回忆录

    ——《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这是国民党人士在事隔力行社成

    立50多年后，第一次公开谈论这个神秘组织。干国勋在回忆中透露了

    许多鲜为人知的有关力行社成立前后的重要背景情况，提供了力行社

    从酝酿到成立的大量具体情节，纠正了康泽回忆中的若干失实之处。

    干国勋回忆中有价值的部分主要有两点：第一，他明确了最初酝

    酿成立力行社的时间、地点和倡导人物。第二，他具体回忆了力行社

    的成立日期和成立的详细经过。

    根据干国勋的回忆，我们始知道，力行社的最初酝酿是在1931年7

    —8月的日本东京，而非康泽所忆，是1931年11月的南京；力行社组织

    的原始发起人也并不是康泽所说的蒋介石(尽管不久以后蒋介石即成

    了该组织的事实上的发起者)，而是当时在东京留学的原黄埔毕业生

    滕杰，力行社的最初组织雏形是由原黄埔学生组成的“护党救国筹备

    处”(康泽回忆中对此未有涉及)。

    1931年7—8月，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和陆军大学学习的一批原黄

    埔军校的孙文主义学会的中坚分子：滕杰、贺衷寒、葛武棨、周复、潘佑强、肖赞育等，有感于日帝加快侵华步伐，同时又对中共领导的

    工农红军的壮大深怀恐惧，从而萌发“安内攘外”思想。在经过两次

    聚会后，这批国民党留日学生决定推滕杰等迅速回国，向南京中枢陈

    述他们的看法。

    滕杰返国，正值国民党中枢分裂、宁粤激烈对抗之际，国民党党

    政要人根本无暇听取滕杰等的意见，滕杰受到冷遇，“觉得前途悲

    观”，于是决定先草拟一书面计划，以此计划与在南京的原黄埔学生

    先行联络，约在1931年8月间，滕杰即拟出一意见书，略云：“在极端

    秘密原则下，以黄埔为骨干”，推蒋介石为“领袖”，为“内平祸

    乱，外抗侵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深严、责任分明和行动

    敏捷的坚强组织”。 意见书拟定后，滕杰立即找到任中央党部秘书

    的曾扩情，曾对滕杰的意见书一拍即合，两人随即决定以滕杰的意见

    书为号召，集合同道，至1931年9—10月，在南京举行过两次聚餐会，参加者达20余人，滕杰等迅速派人前往上海、杭州、安庆、济南、开封、北平、南昌、武汉等地，进行秘密联络黄埔毕业生和建立核心组

    织的活动。此时力行社之名还未问世，这个由黄埔毕业生组成的秘密

    政治组合当时即被称为“护国救党筹备处”，办公地点即设在南京二

    郎庙街康泽的掩护住所——“康泽医院”内 (康泽的回忆对此段史

    实及“康泽医院”皆未涉及)，由滕杰担任筹备处的书记，负责与各

    地核心组织联络。

    这段时间约在1931年10—12月，蒋介石此时对筹备处活动还未闻

    其事。滕杰等以为蒋介石正处于各方“责难”环境中，“恐不会同

    意”彼等做法，因此未报告蒋。然而事实证明，滕杰等的担心完全多

    余。当蒋介石下野返回奉化故里后，约在1932年1月中旬，从他的侍从

    秘书邓文仪(力行社发起人之一)处，获知了黄埔学生的活动，蒋介

    石对此表示十分赞赏 。邓文仪立即给在南京的滕杰一封密函，通报

    了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的赞许使南京黄埔毕业生的活动“更积极进

    行”。滕杰、贺衷寒、酆悌、康泽等加快了秘密组织的筹组活动，并

    迅即组成了三个秘密行动小组，以南京为中心，兼及上海、杭州，调

    动他们所控制的军、警、宪力量，展开了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搜捕和

    镇压，使“九一八”后高涨的抗日民主活动一度转入低沉。

    干国勋详细回忆了力行社成立时的具体细节，他在回忆录中明确

    提出：1932年3月8日是力行社组织的正式成立日。

    根据干国勋的回忆，1932年1月下旬，蒋介石在挤垮孙科内阁，重

    返南京中枢后，立即召见滕杰、贺衷寒、康泽，听取有关黄埔毕业生

    秘密联络活动的报告，蒋介石对他们在1931年12月至1932年1月所发挥

    的“治乱扶危”的“作用”，表示“极为欣慰”。 在这次召见时，滕、贺、康开始面称蒋介石为“领袖” (对于蒋介石的这次召见，康泽的回忆十分模糊，无参加召见的人员、日期和谈话内容等具体细

    节)。在这次召见后约月余，蒋介石命邓文仪通知滕杰，从3月4日晚7

    时起，召集在南京的筹备处全体人员到他陵园官邸举行谈话会。自3月

    4—6日，由蒋介石亲自主持，谈话会连续开了三晚，参加谈话会的筹

    备处人员都作了发言，最后一晚，蒋介石发表了竭力鼓吹“安内攘

    外”的长篇总结。3月7日上午，蒋介石又在励志社召集筹备处全体人员，讲“知难行易与致知力行”，随后，出两道题，命与会者选其一

    作国文一篇，次日再到励志社交卷。3月8日，蒋介石在励志社批阅每

    篇作文后，主持了秘密组织的宣誓和选举，蒋介石亲自把此组织定名

    为“三民主义力行社”。

    干国勋关于力行社成立于3月8日的回忆得到邓文仪的印证。邓文

    仪在《民族复兴记》一文中，回忆力行社的成立日期也是1932年3月8

    日。 干国勋、邓文仪均系当年发起成立力行社的关键人物，干国勋

    在力行社成立时，即担任了力行社中央候补干事，在撰写有关力行社

    回忆录前，曾与在台湾的一些昔日力行社骨干分子经常交谈；邓文仪

    在30年代初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并在蒋介石与力行社发起者举行谈

    话时充任记录，了解大量内幕。干、邓有关力行社成立前后活动的回

    忆自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干国勋、邓文仪的回忆也有很大的缺

    陷，第一，拿不出确切的佐证资料，证明3月8日确是力行社的成立时

    间。第二，干国勋、邓文仪在70年代末回忆力行社早期活动时，都届

    古稀之年，有些具体史实，因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模糊。如干、邓均

    回忆康泽参加了力行社成立大会，但事实上康泽当时因率记者团赴

    沪，没有参加成立大会。 除康泽外，邓文仪还误把肖作霖列名在成

    立大会与会者之列，其时，肖作霖还未参加力行社，肖作霖1933年方

    加入力行社外围组织复兴社。 所以，尽管干国勋等的回忆提供了不

    少鲜为人知的细节，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力行社成立前后的复杂情

    况，但3月8日成立之说证据尚不足。

    美国纽约马利斯特学院邓元忠教授(邓文仪之子)对力行社成立

    于1932年3月8日的说法持有异议。1981年，邓元忠撰写的《三民主义

    力行社初稿》，确定2月29日是力行社成立的准确时间，其依据是蒋介

    石当天的日记记有和力行社成员谈“力行哲学”的记载， 1984年，邓元忠正式出版了《三民主义力行社史》，修正了原来的提法，改而

    确定力行社成立于3月1日。同年，邓元忠还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政

    治意义阐释》一文，在谈到力行社活动时，也持3月1日成立之说。

    从邓元忠研究力行社的有关论述所引用的若干资料看，3月1日成立之

    说，有相当的可靠性，其理由有二：(1)邓元忠因是邓文仪之子的关

    系，熟识许多国民党大陆时代的党政要人，他在研究力行社历史时，曾多次与其父长谈，并走访了滕杰等原力行社中坚分子，征得了许多

    重要的口述史料。邓文仪可以在这些口述史的比较、鉴别的基础上，寻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2)邓元忠因其家世身份的缘故，接触了

    若干台湾迄今尚未开放的档案资料，尤其台湾方面允许邓元忠利用蒋

    介石未公开的日记等重要资料，邓元忠利用这些便利条件，参考口述

    史料，兼之受过正规的史学考证方法的训练，较之仅依靠回忆资料得

    出结论更为可靠。

    笔者同意3月1日成立的说法，主要的依据是冷欣的有关回忆能从

    侧面对3月1日成立之说提供补证。冷欣是黄埔一期毕业生，1932年初

    正在南京陆军大学读书，但滕杰等在筹组力行社时却把他排除在外，力行社召开成立大会时，冷欣没被通知出席，但他却听到风声赶到会

    场，然而却被主持会议的蒋介石赶出了会场。 事隔几十年后，冷欣

    坚持力行社3月1日成立的说法。冷欣声称，力行社3月1日成立，不致

    有误，因他个人“当日因事，有笔记为证” 。冷欣被撵的插曲反映

    了当年成立力行社的极端秘密性质，此事不仅给冷欣，而且给当时的

    与会者均留下深刻印象。干国勋、邓文仪在回忆列举参加力行社成立

    大会名单时，曾误把不少未参加者列入，唯独没有列入冷欣的名字，而冷欣把这件事记住，也完全在情理之中。所以迄今为止，冷欣提供

    的这个回忆资料，就成了佐证邓元忠有关力行社成立于3月1日的有说

    服力的证据。

    尽管干国勋、邓文仪和邓元忠在力行社成立日期上看法有异，但

    综合他们的看法再和黄雍、冷欣的回忆相对照，我们可以确认，至

    1932年3月初力行社成立时，尚无复兴社组织。由此可以断定，康泽关

    于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4月的回忆有误，“复兴社成立，是在力行社之

    前”的说法，不能成立。

    二、力行社的组织层构

    由于力行社采用秘密组织的方式活动，外界难以了解其组织状

    况，当年涉及其间的重要人物在回忆有关情况时，有的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例如康泽回忆认为，“力行社只有其名，并无组织活

    动”，“复兴社自始至终就是复兴社”； 还有人当年仅在力行社某

    一层组织活动，而不清楚力行社全貌，回忆当年活动时，往往以偏概

    全。因此，数十年来，关于力行社的组织层构，一直众说纷纭。

    根据近年台湾陆续披露的新的资料，现在我们可看清力行社各级

    组织层构的基本面貌。

    力行社从组织功能看，有三个层次，依地域、职业分布则有四

    级，从其组织形态看，还有核心与外围团体之别。

    1、“三民主义力行社”为核心层组织，由蒋介石任社长，是决策

    机构。内设干事会，分设书记、组织、宣传(有时称“训练”)、特

    务等处，1937年底又加设经济处。力行社内与干事会平行的，还有检

    查会(亦称“监察会”)。干事会、检查会及各处处长人选，皆由蒋

    介石亲定。此组织对外严格保密，吸收成员极为严格，须经蒋介石亲

    自批准。

    2、中层组织有二：“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两组织兼决策和执行功能，和力行社同时成立。1932年3月至1933年3

    月初，两会与力行社干事会合并办公，人员多由力行社干事兼任。

    “革命军人同志会”自1932年4月起，首先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内，开始吸收会员，因在国民党军队发展组织，引起军队内部矛盾加

    剧，1933年春，“革命军人同志会”被蒋介石下令撤销，原班人马全

    部并入力行社内新设的军事处。“革命青年同志会”成立后，最先在

    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内发展组织，1933年后，力行社多以此组织名义吸

    收骨干分子。该会设有办事机构并有经费供应，此组织一直延续到

    1938年并入三青团。

    3、基层组织即为复兴社，此系力行社第三层组织，担负执行功

    能。1933年7月，康泽等提议，为扩大力行社效能，应放宽吸收尺度，成立复兴社为第三级组织(康泽回忆中对此未提及)。康泽等的这一

    提议，经力行社讨论，报蒋介石批准后，复兴社始成立， 1933年8月

    27日，蒋介石亲自拟定复兴社宗旨， 复兴社成立后，主要在各界中、下层知识分子中吸收成员，复兴社的具体事务则一律由“革命青

    年同志会”骨干分子在幕后操纵。

    从力行社——革命青年同志会——复兴社，层层密匝，构成了力

    行社的三个层次。凡力行社成员，即自然为“革命青年同志会”和复

    兴社成员，而这两个次级组织的负责人皆由力行社骨干担任，但是革

    命青年同志会成员要加入力行社，则必须经力行社干事会讨论，再报

    蒋介石核准，经宣誓方能升为力行社成员。复兴社成员要转为革命青

    年同志会会员，亦需经后者领导会议通过，再分批报蒋介石批准宣誓

    后，才能升格为革命青年同志会成员。但是，大多数复兴社成员对其

    上两层组织却绝少知道。

    力行社还根据地域和职业的分布情况，密布其基层组织。这主要

    反映在复兴社的组织系统。在1933年后，为严格保密力行社组织，力

    行社和革命青年同志会已隐身于复兴社之中，它们的活动也基本由复

    兴社出面承担。复兴社上承革命青年同志会与力行社，在南京设支社

    (会)，支社(会)下设小组，形成了四级组织。复兴社还在各职业

    部门也建立了组织，计有军队分会，交通分会(对外以“交通学会”

    为名活动)、体育小组、新闻小组等，除此以外，复兴社在海外也设

    立了组织，力行社还根据当时社会的特殊情况，在核心组织之外，分

    设了一系列的外围组织，作为配合。如忠义救国会、中国文化学会、民族运动委员会、中国童子军励进社、西南青年社等等。

    力行社上述外围组织的有关章程均由力行社干事会讨论通过，其

    成立都经蒋介石亲自批准。这些组织都有日常办事机构和经费供应，从力行社——革命青年同志会——复兴社到各种外围组织，至1938年

    计有成员约10万人。

    以上是力行社组织层构的基本面貌，至于康泽所说(只有复兴

    社，力行社无活动)，可能一是年代久远，撰写回忆录时手边无参考

    资料；二来在于力行社1933年后的大量活动，皆以复兴社面目出现，易产生混淆；三是康泽本人是当年力行社核心人物，在撰写回忆时对

    自己活动稍有讳隐，其实，正如干国勋等一再强调的，自始至终，力行社是最高核心决策机构，革命青年同志会是执行推动机构，复兴社

    “只是点线的奉命行事”。

    长期以来，史学工作者在研究30年代力行社活动时，都深感缺乏

    档案资料的难度，于是康泽的有关回忆就成了考察力行社活动的最重

    要的依据，大家一直未对康泽回忆的准确性发生怀疑。现在随着干国

    勋等回忆的出现，我们始有可能对康泽的回忆进行辨析，并把康、干

    等回忆互相校订，不仅康泽、干国勋等回忆中的史料价值可以真正呈

    现，力行社的面目也有可能逐步明晰。

    1. 载《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

    2. 邓元忠：《民族复兴运动在民国史中的意义》，载《中华民国建

    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第235页。

    3. 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37

    辑，第148页。

    4. 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载《文史资料选辑》

    (全国)第11辑，第13页。

    5. 《中国现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

    页。

    6. 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载干国勋等著：《蓝衣社·复兴社·

    力行社》，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70页。

    7. 邓元忠：《民族复兴运动在民国史中的意义》，载《中华民国建

    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第235页。

    8. 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陈敦正：《复兴社、青白社、蓝

    衣社》，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73、71页。

    9. 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载干国勋等著《蓝衣社·复兴社·力

    行社》，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74页。10. 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载干国勋等著《蓝衣社·复兴社·力

    行社》，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78页。

    11. 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

    177页；邓元忠：《民主复兴运动在民国史中的意义》，见《中

    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第232页。

    12. 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

    况》，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87、116—117页。

    13. 邓文仪：《民族复兴记》，转引自陈敦正《复兴社、青白社、蓝

    衣社》，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65页。

    14. 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37

    辑，第136、138页。

    15. 肖作霖：《复兴社述略》，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11

    辑，第71页。

    16. 邓元忠：《民族复兴运动在民国史中的意义》，载《中华民国建

    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第232页。

    17. 见邓元忠：《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释》，载《抗战前十年国

    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84年，第31页。

    18. 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37

    辑，第141页。

    19. 冷欣曾向陈敦正提供了这个情况的资料，见陈敦正文，载《蓝衣

    社复兴社力行社》，第72页。

    20. 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37

    辑，第149页。21. 见于国勋：《驳斥“中国国民党复兴社组织蓝衣社”一书》，载

    《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91页。

    22. 见邓元忠：《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述》，载《抗战前十年国

    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4年，第32页。

    23. 见干国勋：《驳斥“中国国民党法西斯组织蓝衣社”一书》，载

    《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91页。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

    孙科是中华民国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以政治态度善变而

    著称。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唯一儿子，青年时代即在美国加入了同盟

    会。1922年底，孙科被孙中山指定参加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从此正

    式进入国民党中枢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科历任国民党中央

    和国民政府要职，曾两度担任行政院院长。自1933—1948年底，出任

    立法院长一职，前后长达16年，是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成员之一。然

    而，国内史学界对这个民国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至今尚未充分展

    开研究。本文欲截取孙科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段，探讨1924—

    1927年孙科政治态度的复杂变化，就大革命时期孙科的政治活动及思

    想几经转变的过程进行考察，以求揭示孙科的政治态度变化的背景、特征和内在矛盾性，以及这变化与时代潮流的关系。

    一、从反对联共到支持“西山会议派”

    1917年夏孙科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后回国，担任非常国

    会及外交部秘书，主要从事为革命政府筹款的工作，从而正式开始了

    他的政治生涯。从1917年起，孙科由廖仲恺推荐，连任三届广州市市

    长，对推动广州市政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22年下半年起，孙

    科开始担任负责职务。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主持召开改组国

    民党会议，指定孙科等9人组成国民党改组案起草委员会。次年10月，孙科被其父派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参加筹备国民党改组工

    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孙中山在

    大会上宣布改组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

    策，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国共合作的局面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同时，它也成为对原先追随孙中山

    先生的一批国民党人士的严峻考验。作为孙中山的儿子孙科，自然也

    莫能例外。孙科虽然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并代表临时中央执委会作了

    关于党的章程草案的报告，但却竭力反对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

    针。在孙科看来，容纳共产党后，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将受到

    威胁；而排拒共产党将不影响国民党实行联俄和扶助农工政策，孙科

    对联共政策的反对态度受到了孙中山的严厉批评，孙中山划掉了原先

    拟定的中执委名单中的孙科名字，使他在国民党一大未能当选为中央

    执委会委员。 孙科尽管受到其父的批评，但是他并未改变自己的观

    点，从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至北伐前夕，孙科反对联共政策的活动主

    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以孙科为中心，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为据点，形成了一个

    反对国共合作的“太子派”右派集团。孙科在国民党内资历、声望皆

    不能与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相比，孙中山在世时，孙科并未能

    担任军政要职。孙科在国民党内之地位，基本上乃是由于孙之特殊身

    份而造成。孙中山作为国民党最高领袖，他的唯一儿子孙科，也无形

    中受到各方的另眼看待。孙科在国民党一大后，主持广州市党部的工

    作，由于国民党当时之势力，仅及广州一隅，因此市党部地位虽低，但在整个党内却有着特殊地位。孙科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自国共合

    作建立之日起，就公开表示怀疑。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孙科

    发言反对国共合作，遭到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驳斥。1924年6月1

    日，孙科和黄季陆联名，攻击共产党员违背国民党党纪，向国民党中

    央党部提出要求“制裁”共产党的提案。他还劝告廖仲恺，不要轻信

    共产党人。 由于孙科的特殊身份和他的露骨反共态度，一个以孙科

    为中心，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为据点的反对国共合作，名叫“南堤俱

    乐部”的“太子派”在1924年开始形成。属于这个派别，在当时和孙

    科交往较多的国民党员有吴铁城、傅秉常、马超俊、梁寒操、李文范

    等，邹鲁、伍朝枢等国民党元老和孙科的关系也比较密切。

    第二，孙科积极支持“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孙中山逝世

    后，国民党右派势力开始抬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西山会议派”。

    孙中山之死，一方面对依赖其父声望扩展自己势力的孙科无疑是一沉重打击；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又使孙科少了一重大限制。孙中山在

    世，孙科毕竟不能大张旗鼓和其父主张对着干；孙中山病逝，孙科遂

    可正式实施其反共主张。因此，在一致主张反共的前提下，孙科和

    “西山会议派”一拍即合。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孙科虽

    被选为政府委员，同时担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组织部长、广东省政府

    建设厅长等职，但在充满国共合作气氛的广州，孙科显然不受欢迎。

    因此，孙科极谋对外发展。1925年11月23日，当国民党右派在北京举

    行西山会议时，孙科适在沪，为和“西山会议派”遥相呼应，孙科邀

    请部分国民党右派开会商讨反共对策，决定联络北大“民治主义同志

    会”等右派组织，以及黄埔军校及南北各大学右派学生组织“孙文主

    义学会”。11月25日，“孙文主义学会”上海分会在沪成立。孙科的

    积极反共态度，使他获得“反共大将”的称号。 “西山会议派”对

    他抱“极大的希望”，不仅在于“西山会议派”看重他是孙中山的

    “哲嗣”，更因为孙科长期从事为孙中山先生筹款的工作，手上掌握

    可观的财源，可向“西山会议派”直接提供经费支持。事实上，西山

    会议及“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的总部，经费皆由孙科支出。因此，虽

    然孙科未出席西山会议，但他“实际上是西山会议派中心”。 孙科

    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儿子，直接卷入“西山会议派”反共活动，无疑给

    新成立的广东革命政府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竭力

    争取孙科。1925年12月，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在

    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协助下，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和孙科、戴季

    陶、邵元冲会谈，陈独秀向孙等表示中共无意“包办”国民党事物，希望他们为了国民革命前途和中共合作。 在陈独秀的劝说下，孙科

    表示可考虑回广州。在此同时，国民党右派、广东国民政府代表吴铁

    城也专程赴沪，“苦劝”孙科和“西山会议派”脱离关系，立即返

    穗，吴铁城向孙科进言：“党内不可分裂，免为共产党所乘。对付共

    产党乃整个问题，应从长计议。” 在这样的背景下，孙科与吴铁城

    一道返回广州。尽管孙科返穗在客观上是对“西山会议派”一个打

    击，但是孙科在思想上和“西山会议派”仍保持联系。1926年1月11日

    下午孙科自沪返粤，即到黄埔军校探访蒋介石，商量在国民党二大庇

    护“西山会议派”的对策。 “三二〇”事件前夕，孙科和吴铁城、伍朝枢秘密向蒋介石提议，“将首要共产党员十数人，送到中山县附

    近一个小岛或送到海上去”， 对于孙科的反共活动，当时中央部分领导人就主张予以反击，1926年初，在筹备国民党二大时，周恩来、陈延年和鲍罗廷就曾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孙科的党籍 ，但碍于孙

    中山的情面，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孙科不仅未被开除党籍，反而

    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委。因此，在1924—1926年国民政府

    时期，孙科在政治上一直被认为是“反动的右派”。

    二、武汉政府时期的“左派”激进色彩

    孙科的政治态度在1926年底广东政府迁移武汉之后发生重大变

    化。在这个阶段，孙科从国共合作的反对派，一跃转变为三大政策的

    拥护者，成为武汉国民政府内一个引人注目的国民党左派重要领导人

    物。

    1927年初大革命的政治形势是：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

    军，革命运动中心从华南移向长江流域，两湖地区的工农革命运动空

    前高涨，反帝斗争蓬勃展开，反帝反封建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与此同时统一战线内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进一步尖锐化，以蒋介石

    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加紧投靠帝国主义，开始从革命阵营分化出

    来，统一战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如何对待三大政策的问题上，共

    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分歧公开化。

    然而就在统一战线已处于严重危机，国民党左右分化进一步加快

    的1927年初，孙科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向左转的急剧转变。对于孙科的

    转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孙科在思想上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这种

    思想倾向对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具有重大作用。孙科作为孙中山之

    子，在其父的影响下，较早参加了民主革命活动。1924年国民党改组

    后，孙科虽然反对联共，但并不反对联俄和扶助农工，也未脱离革命

    阵营，而是继续从事他所负责的工作。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孙科对工

    人阶级反帝运动表示了积极支持。他在作为广东政府代表团团长，前

    往北京与北洋政府进行商讨对英政策的谈判时，曾发表过措辞强硬的反帝声明。 这些活动表明，孙科是具有一定的反帝革命思想。另

    外，大革命的具体政治目标是打倒北洋军阀，这和孙科的政治思想并

    无任何冲突，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巨大作用，是必须

    正视的事实。所以从反帝和推翻北洋军阀的政治需要出发，孙科也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