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帝国.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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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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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帝国,这是一本关于社会影响的书籍,适合于每个企业家来阅读,让你能完全颠覆对硅谷的印象,感兴趣的可以阅读下学习到新知识。

硅谷帝国介绍
著名的未来学家、国际智库领导人露西·格林以无与伦比的视角审视了大技术的参与者的影响力和潜在问题。格林通过采访企业领袖、有影响力的风险投资家、学者、记者、活动家等,探索了硅谷全球影响力中固有的紧张关系。如果这些公司主导了社交媒体,他们将如何改变美国的政治和医疗体系?如果它们能彻底改变手机,它们会为太空旅行、教育或住房市场做些什么?但大型科技公司不向民众负责,它们没有被选举上台,也不限于一个国家的边界之内。
因为技术发展的前景很诱人,10年或者20年前,我们将创业公司视作未来的奇迹,但现在,势头几乎完全转向了那些巨头,它们对全球的影响趋势将会加速。所以了解这些企业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很重要的。格林强调,在把民众的未来交给少数公司之前,应该审视它们可能构建的世界,了解它们的真正利益所在,直面它的好处、偏见和固有缺陷。
硅谷帝国作者信息
作者:
露西·格林(Lucie Greene)
是J. Walter Thompson(智威汤逊)公司内部的未来和创新智库创新集团(Innovation Group)的全球总监。她是Campaign杂志的思想领域专栏作家,也曾为《纽约时报》《商业周刊》《卫报》《女装日报》《今日美国》《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等出版物撰写专栏文章,讨论不同生活方式领域的未来趋势。
译者:
李瑞芳,曾就读于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资深翻译。长期从事外经贸教学,并为多家跨国公司提供咨询。
硅谷帝国目录预览
01 新的权力版图
02 硅谷与政府
03 第五等级
04 连接世界
05 登月计划
06 医疗保健的未来
07 “扭转”教育
08 爱彼迎之城
09 女性与硅谷
10 黑客慈善
硅谷高科技产业区介绍
硅谷(Silicon Valley),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大都会区旧金山湾区南面,是高科技事业云集的圣塔克拉拉谷(Santa Clara Valley)的别称。 硅谷最早是研究和生产以硅为基础的半导体芯片的地方,因此得名。
硅谷是当今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业的王国,尽管美国和世界其它高新技术区都在不断发展壮大,但硅谷仍然是世界高新技术创新和发展的开创者和中心,该地区的风险投资占全美风险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硅谷的计算机公司已经发展到大约1500家。一个世纪前这里还是一片果园,但自从英特尔 、苹果公司、谷歌、脸书、雅虎等高科技公司的总部在此落户之后,出现了众多繁华的市镇。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硅谷走出了大批科技富翁。
硅谷的主要部分位于旧金山半岛南端的圣塔克拉拉县,主要包括该县下属的从帕罗奥多市到县府圣何塞市一段长约25英里的谷地。而硅谷的总范围一般还包含旧金山湾区西南部圣马特奥县的部分城市(比如门洛帕克),以及旧金山湾区东部阿拉米达县的部分城市(比如费利蒙)。
硅谷的主要区位特点是拥有附近一些具有雄厚科研力量的美国顶尖大学作为依托,主要包括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还包括加州大学系统的其它几所大学和圣塔克拉拉大学。结构上,硅谷以高新技术中小公司群为基础,同时拥有谷歌、Facebook、惠普、英特尔、苹果公司、思科、英伟达、甲骨文、特斯拉、雅虎等大公司,融科学、技术、生产为一体。
硅谷帝国截图


书名:硅谷帝国
作者:[美]露西·格林
ISBN:9787521703634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硅谷帝国》广受赞誉
《时尚先生》评选的2018年度最佳书籍之一;
《福布斯》评选的首席营销官必读的12本关于社会影响的书籍之
一;
书籍评论博客Book Riot认为该书是科技和创业文化方面的必读书
目。评论
露西·格林坦诚地对一些企业领导人、有影响力的风险投资家、学
者、记者和活动家进行了访谈。她精准地指出,若我们继续任由缺乏监
管的巨型科技公司决定我们的未来,未来将会变得岌岌可危。
——《时尚先生》
在这本饶有趣味、经过行业内部调查研究的书籍中,著名的未来主
义者,同时也是享有盛名的国际智囊团领袖露西·格林……抽丝剥茧,向我们展示了光鲜的科技乌托邦背后的东西。
——《福布斯》
此刻,有一件事情已经不言自明,那便是诸如脸书、优步和谷歌等
主要的科技公司在不断壮大,对公众生活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而普通
消费者甚至政府与之抗衡的能力却在减弱。在《硅谷帝国》这本书中,露西·格林把这种急速变化产生的影响以及未来会招致的后果都做了阐
述……读之令人兴奋。这本书告诉我们:若把庞大的权力集中在极少数
人手中,势则危矣。
——Longreads
如果你对那些重大的科技问题在未来五年如何发展稍微有一丁点儿
兴趣的话,那么这本书绝对值得一读。作者露西·格林是一位未来主义
者,她熟练巧妙地探讨了一些科技行业(过去及未来)施加于我们的大
难题。
——《爱尔兰独立报》在《硅谷帝国》这本书中,未来主义者露西·格林对于硅谷那些大
型科技公司的触角和权力不断延伸和增长的现象进行了睿智灵活的分
析,读到最后令人毛骨悚然。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等诸公司向前
跳跃得太快,监管者已望尘莫及。若任其自由发展,这些科技巨头将要
颠覆每个行业并重塑未来。而这会对我们其他人意味着什么?强烈推荐
此书。
——丹·里昂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
硅谷能否搞定整个世界?它能否搞定自身?带着勃勃的野心和无边
的傲慢,美国的那些科技巨头正在重新思考并彻底改造眼前的一切,但
是他们并不见得总是深思熟虑,因此,露西·格林挑起了这一重任,而
且她看到的未来并不全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硅谷帝国》一书的出现再
及时不过了。
——弗兰克·罗斯,《浸泡的艺术》作者前言 未来的一切都应该重新定义
那是2014年。大批人赶到都柏林参加一年一度的科技盛典——全球
网络峰会(Web Summit),会议议程进入了最后一轮讲话。自2009年
以来,即便是赶上都柏林最潮湿、暴雨频发的季节,欧洲的大小新兴企
业、市场营销人员以及社交媒体经理人和一些跟风者仍然会蜂拥而至,来到这座城市参加盛典。会场上,与会者一边穿梭于各个展台收集传
单,一边定神仰望那些来自硅谷的顶尖企业代表,听他们滔滔不绝地讲
自己的创业智慧。到了晚上,每个人都会去喝上几杯吉尼斯黑啤。(后
来峰会会址迁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但形式没变。)
每年我都会参加20场左右这样的会议:那些技术高管交替出现,清
一色的翻领传声器,背诵着那些经过精心设计的话语,还会长篇累牍地
讲述科技、零售以及营销等领域未来将要发生的变化。例如,“数据就
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型石油!”“内容为王!”“自我革命,以求生
存!”我和一群记者以及那些技术高管会奔赴全球各地的热点地区参加
会议,以便接触到这些自称远见者的大咖,并代表各自公司发表关于未
来会如何发展的看法。过去几年里,会议日程表安排得越来越紧凑,每
次开会大家都争抢一份公司差旅预算,并试图在BuzzFeed(美国的一家
新闻网站,中文名是“嗡嗡喂”)上争得一块版面。这种会议已经演变成
一种运行有序的营销活动,尽管呼声很高,却有点纸上谈兵的意思。我
已经去过了太多这样的会议,它们俨然开始有了一种TED(泰德)大会
的态势,内容冗长且毫无特色。
不过,这一次却令我耳目一新。
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周末版编辑卡罗琳·丹尼尔
(Caroline Daniel)嘲笑亿万富翁彼得·蒂尔(Peter Thiel)关于硅谷王国那傲慢的“改变世界”的口号(还有他最近发出的声明:欧洲人没有职业
道德)。对蒂尔的下一个宏伟蓝图,丹尼尔也是嗤之以鼻,这里暗指他
对长寿研究的痴迷。蒂尔因致力于研究如何长生不老而闻名,他希望通
过输入年轻人的血液来保持青春。如此异乎寻常的举措是一个典型的硅
谷行为,还被美国HBO电视台的一个同名讽刺剧模仿。丹尼尔眉毛高
挑,带着一丝微笑问道:“那么,你真的认为你可以永远活下去吗?”
我停止了记笔记,抬起头来。之前确有传言说蒂尔和一些硅谷大咖
对长生不老感兴趣,但直到此刻这一做法似乎都太疯狂,像是极有钱的
花花公子无聊的追求,而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商业活动,也不太可能变
成现实。但是蒂尔表现出来的笃定逐渐打消了人们的这些疑惑。他是认
真的,而且很快我发现还有一些别的人也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所有这
些远不像餐馆推荐或者网络市场那般简单了。看来硅谷的雄心壮志已经
攀升至一个新高度,令人瞠目结舌。
蒂尔说,现在的人已经学会了不再对未来或者科技的前景充满激
情,而且开始用反乌托邦的眼光来看待太空探索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他
问道:“看过了像《地心引力》(Gravity)这样的电影,太空探索以这
样的方式呈现出来,谁还想离开地球?”(这成了蒂尔经常挂在口头的
话。)他继续说道:“在解决世界性的问题时,我们应该更加踌躇满
志。我们的远大抱负都上哪里去了?”
蒂尔认为,在当代社会,那些技术专家为了拥抱未来,反而成了一
种“反文化”。他坐在约22000名科技精英面前,我呆呆地望着他,内心
充满了仰慕之情,但他的话让我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不过蒂尔却对硅
谷的科技精英格外看重,把他们视作21世纪的朋克摇滚。他说政府不仅
不重视他们,而且还试图通过对那些他们一窍不通的技术设置条条框
框,以此来减缓科技发展的进程。政治和政客们的无知阻碍了我们前进
的步伐。
丹尼尔随后问道:“作为技术专家,你真的有权决定改变整个世界吗?”
蒂尔斜着脑袋思考着,回答道:“是否有权这个问题很难说,你可
以反过来提问华盛顿特区的政客们,他们阻止医疗发明去救死扶伤,是
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又是谁赋予那些人权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阻
碍科技发展?”
我感到震惊,丹尼尔似乎也有点局促不安。蒂尔继续说道:“现实
是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完美无瑕的世界,这个世界问题丛生,有很多
极其糟糕的事情。因此,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尽快解决这些问题。而这就
意味着有时候我们无法去征求许可,而是随后求得谅解。”
我脑子里浮现出技术狂热发展的那几年蒂尔说过的话,他的话概括
了硅谷对自己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的认识,以及社会上正在形成的一种
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反映出人们对于那些会影响全世界的、不可
逆转的变化报以冷漠的反社会式家长主义作风,被技术进步无情地抛在
后边的人更是如此。
当城市里那些雄心勃勃的千禧年客户 用上按需定制的、可以飞起
来的自动驾驶汽车时,无数的工人会因自动化而失业。快餐店工人会被
机器人取代,各大航空公司也已经开始用机器人来代替人工检票和行李
箱贴签。从逻辑上讲,这些不同的个体都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放
到一块儿来看的话,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痛苦的变
化,而这种变化在硅谷那些百万富翁眼里被不假思索地合理化为“进
步”。
不过,这是我们想要的那种进步吗?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变化的发
生有多快?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逆的?对于硅谷所定义的未来,我们
是否应该欣然接受?
有一点我需要讲清楚,当我提到“硅谷”一词时,我特指的是那些已经可以代表数字技术行业和文化的公司群体,即脸书(Facebook)、亚
马逊(Amazon)、优步(Uber)、谷歌(Google)、苹果(Apple)、色拉布(Snapchat) 和特斯拉(Tesla) ,都是世上最有野心、最
强大的科技公司,而它们正试图塑造我们的未来。这些公司中有些都有
了属于自己的缩写词,比如GAFA(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自
从苹果公司重新崛起以来,科技公司不仅成了大众市场,而且成为不朽
的、跨区域的世界品牌。它们与强大的千禧年客户保持着同一个步调,对他们来讲,数字社交、移动应用和互联网已经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20多年来,这些硅谷巨头的实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取代了许多传
统行业,例如汽车制造和能源行业,而像零售业、娱乐、通信和旅游业
就更不在话下了。沃尔玛(Walmart)创建于1962年,联合利华
(Unilever)成立于1929年,雀巢公司始于更早的1905年。我所在的公
司——智威汤逊(J. Walter Thompson)创建于1864年,是一家跨国广告
公司,历经数十年的奋斗才走向全球。上述这些传统的公司现在正和亚
马逊展开激烈的角逐,而亚马逊在1994年才起步。还有一些别的科技公
司起步更晚,但是它们现在已经十分强大,夺走了不少市场份额。
同样,在极短的时间内,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中产阶
级转移到了一些超级富豪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不再对宇航英雄和好莱坞明星顶礼膜拜,转而将科技巨头奉若神
明。这些变化正好和经济上的重大转变同时发生。在经济上,制造业和
传统商业已不再独占鳌头,算法和数据成为中坚力量。而所有这些结构
性的变化都源于科技精英的想法和实践。
随着这些科技公司的日渐成熟,它们开始认真审视自己,公司和领
导人开始涉足一些重要民生领域,并选出了新的权力中心。在文化影响
力方面,它们已经远远超过了政府和学术机构,甚至超过了好莱坞。现
在,不仅我们的生活方式由它们主宰,就连我们的医疗保健、教育、基
础建设、能源、太空旅行和邮政系统,它们也在全力争夺。人工智能、平台、大数据以及那些按需定制的以客户为中心的操作模式曾经让它们
大获全胜,而现在它们又在利用这些工具颠覆各个领域。当需要进军那
些更棘手、更复杂的领域时,这些手段将如何继续披荆斩棘就更有看头
了。但这些都在表明,除了企业自身的发展,硅谷领袖们开始思考更广
泛的领域,比如新的社会模式、系统、城市规划和未来世界的愿景。带
着特有的狂妄自大,他们正在关注周围的世界——他们已经改变了我们
的社会生活和商业生活,那么为什么不把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生物生活也
改变一下呢?
他们已经在各大城市建立了恢宏且豪华的总部来显示自己,这些总
部大到可以当作一个个硅谷社区了。如果有一天我们都成了硅谷社区里
的居民,会发生些什么?
有些人可能会说,现实已然如此。
种种迹象表明,它们已经遇到了文化层面的阻力,至少在2018年是
这样的情形。2018年年初,在涉及数字广告营销时,快销品巨头联合利
华及其首席营销官基斯·韦德(Keith Weed)针对脸书和谷歌缺乏透明度
一事都用了“数字沼泽”一词。许多品牌公开撤销了投放在优兔
(YouTube)及其他类似网站上的广告,因为它们的网站上之前出现了
一些包含极端内容的假新闻。相关报道纷纷质疑脸书对其在英国和澳大
利亚用户规模的估算。
然后就是3月曝出的脸书8700万账户数据外泄这一爆炸性丑闻(英
国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把此数据用于商业用途,以试图操纵美国、英
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大选)。英国的《卫报》(Guardian)、《观察家
报》(Observer)和电视第四频道以及美国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都对这件丑闻进行了曝光,致使其股票价格下跌了13%;随后
一周内,这一社交媒体巨头的市值减少了750亿美元。英国和美国当局
均展开了调查,明确要求扎克伯格(Zuckerberg)和脸书出面。[同
时,英国方面也要求剑桥分析的相关告密者克里斯托夫·威利(Christopher Wylie)出席。]紧接着出现的后果是丑闻引发的公众愤
怒以及媒体的激烈争论,还有大范围传播的话题标签“卸载脸
书”(DeleteFacebook)。权威人士批判脸书反应迟钝,谢丽尔·桑德伯
格(Sheryl Sandberg)和扎克伯格等高管领导不力、对外界置之不理。
众所周知,作为脸书的竞争对手,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删除了其
公司的脸书页面(喔,烧伤!)。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Tim
Cook)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宣传苹果公司严格的隐私政策,他还认为对
社交网络巨头来说一切为时已晚,因为他们没有主动地进行自我监管
(双重烧伤)。数据泄露丑闻还引发了双边的一系列其他调查和指控,尤其是扎克伯格出现在国会听证会上回答了议员有关脸书的质询,这件
事轰动一时。这样一来,传言中剑桥分析与其他一些科技公司和人物也
有关联一事浮出了水面,其中包括彼得·蒂尔支持的帕兰提尔科技公司
(Palantir)。这家数据分析公司和美国国防部及警方签订了服务合同,以协助后者进行监视等工作。据称这也用到了脸书的数据。因为蒂尓也
是脸书董事会成员,这使得整个情况看起来很不乐观。
总的来看,于公众而言,脸书或者剑桥分析丑闻事件标志着科技在
人们生活方式中扮演的角色集体丧失了清白。而且,我们很难知道它产
生了什么样的实际影响。脸书的用户及其旗下的网络信使
(WhatsApp)和照片墙(Instagram)似乎并未受影响。扎克伯格摆出
科技大佬的自信、虚张声势(或者还有更唬人的,扎克伯格本人好似遥
不可及)那一套,拒绝亲自出席英国当局的调查。尽管硅谷遭受了欧盟
罚款以及英国政府开出的一系列制裁——从在伦敦禁止优步(只是暂时
的),到给予零工经济工人更多的权利——但是诸科技公司在这些地区
依然风生水起。在美国,亚马逊逐渐担当了人们的食品商、服装零售
商、航运公司等各种角色,并继续逃避反托拉斯调查。
对这个群体最强劲的制衡要数硅谷品牌的股票价格了。继脸书大跌
之后,色拉布也因为对蕾哈娜(Rihanna)遭受歌手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的家暴不以为然而股价大跌。由于美国网红凯莉·詹娜(KylieJenner)说它不入流,也给它造成了10亿美元的损失。扎克伯格出席国
会质询后,脸书的股价有所反弹。这是硅谷的大公司股价大幅波动的一
个例子,不过通常似乎都很短暂。不管怎样,对于隐私的担忧、大众话
语权以及这些公司对于消费者行为和习惯的渗入程度三者之间存在着相
互矛盾的关系。实际上,消费者还是会经常(每天每时每刻)买入它们
的股票,推动这些科技公司不断取得成功。也许全体股民以前所未有的
规模退出才是唯一可以阻止它们的办法。但是,这种情况会很快发生
吗?答案是不太可能。我们也就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做不到。
1. 千禧年客户,即数字化的一代。美国的千禧世代是出生于1980—2000年的年轻人,是各个世代中人数最多,也是最倾向于体验而不是购买商品的一代。——译者注
2. 色拉布是由斯坦福大学的两位学生开发的一款“阅后即焚”照片分享应用。利用该
App(移动应用),用户可以拍照、录制视频,并可在上面添加文字和照片,然后将它们
发送给该应用上的好友。——译者注
3. 特斯拉是一家美国电动车及能源公司,产销电动车、太阳能板及储能设备。创始人
将公司命名为“特斯拉”(Tesla),是为了纪念物理学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
——译者注硅谷神殿
如果天气不错的话,你很有可能从乘坐的出租车后视窗看到业已破
败的纽约馆塔,作为1964年纽约世界博览会的中心,它也曾闪闪发光。
看着那些按照想象建造起来的纪念碑式的建筑物几十年来逐渐衰落,不
禁会感觉很奇怪。当你从肯尼迪机场去往曼哈顿的路上要慢悠悠地爬行
在那些坑坑洼洼且拥堵不堪的路段时,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
1964年的世界博览会是庆祝科学、文化、国家成就和未来的一系列
展览之一,俨然成了一个世纪中期消费主义在有着宏伟圆顶亭子奢华建
筑中的节日狂欢。福特、百事、IBM(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通用
汽车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伦敦泰晤士南岸也有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博
览会遗留的建筑物,当时这些建筑物可是为展现“英国天才的科学家和
技术专家”而设计的,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有“云霄塔”之称的圆顶浮
塔。经过长年污染,建筑物的有些墙面已经变得乌黑,看上去不那么亲
切了。1851年的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世博会,是为庆祝
英国工业革命的累累硕果而举办的。作为博览会的中心建筑,曾经闪耀
夺目的水晶宫 如今已光华不再,只能从一些刻蚀图画中依稀看到当年
的身姿。这些时代对未来怀有无限激情,对私有企业为集体谋福利的力
量有无限憧憬。
判断过去哪些行业比较强大,从它们的总部旧址就能看出来,尤其
是那些在公司全盛时期建立起来的总部。它们通常不仅是该公司处于巅
峰状态的最终体现,也是该行业处于巅峰状态的最终体现,如今它们已
经成了一种文化地标。1932年建于伦敦弗利特街的《每日快报》大厦就
是那个时代一座耀眼的纪念碑,那时每天全英国有23的人会阅读该报
纸。这座大厦采用了时尚的艺术装饰——Art Deco 风格的线条和圆角设计,并镀了金,时髦的黑色外表下的所有细节都在传递着权力、富裕
和未来主义的信息。20世纪50年代位于明尼苏达州的IBM总部甚至在自
己的宣传小册子上印有这样的标语:“今天和明天相会于此。”它的建筑
则是一派乡村风格,简朴中透着庄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家们甚
至在其工厂周围建造了村庄模型,以不拘一格的组合方式将世界各地的
美学风格融入了建筑物,比如高耸的天花板和精致的石柱。他们希望这
样的乡村背景可以给员工以灵感,做出更精致的设计。不过,和乡村不
同的是,他们会通过现代科技提供通风和供暖来提高员工福利(老板们
通常禁止员工去泡吧,但是去教堂做礼拜却被这些家长式的田园派大力
推崇)。时至今日,所有的这些都还在,只不过已经时过境迁,全部变
了模样。弗利特街的各个酒馆曾是各路记者云集的地方,他们边喝酒边
交换着新闻。如今这里大部分已是空空荡荡。
几乎每一家重要的硅谷公司都已经建成或者正在建设它们的初始总
部,这点很具有时代标记性。这些总部无一例外都是由国际顶级建筑师
设计,同时,超人的效率、全新的特色和功能都是为这些建筑打出的名
号,而那些趋炎附势的建筑类杂志则负责吹捧。
在建设过程中,这些标志性的“神殿”都是不惜重金,以此来彰显其
主人的成熟和实力。他们认为,这些建筑不仅可以优雅地表达企业形
象,而且还是未来的象征——这一点在它们的建设过程中就有所显露,而且这些建筑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它们象征着这些科技公司庞
大的雄心。
每一栋大楼都采用了最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代表了一种全新
的工作和创新理念。从这些建筑的规模和范围来看,许多都可以作为一
个小型的城镇了——亚马逊新建的圆顶式建筑甚至可以和西雅图的太空
针塔 相媲美,成了一个潜在的旅游景点。其他公司的总部在大众眼里
也成为一种新模式社区的象征。NBBJ 曾经为三星和亚马逊集团设计了新的总部大楼,其西雅图
办公室的合伙人瑞安·马来尼克斯(Ryan Mullenix)说道:“人们越来越
认识到公司的建筑环境就像电脑的硬件。这股建筑潮流由苹果公司引
领,硅谷的其他公司也纷纷加入其中,开始打造自己的硬件。建筑设计
日益成为一种大规模的产品设计,而建筑的空间和经历与公司身份产生
了一种内在的联系。”
而所有这些项目都背离了硅谷的理念。按照其理念,公司应该一以
贯之地选择低调的办公园区,这样可以随着公司财富的增减灵活伸缩其
规模。而这些项目显然都违背了硅谷公司所标榜的一切。迄今为止,适
应性、收缩性和增长性一直是硅谷生态系统成功的关键。不过,就像蒂
尔追求长生不老那样,硅谷的野心如今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们当初不起眼
的办公大楼。
伯克利大学建筑、环境规划与城市设计系教授路易丝·莫辛戈
(Louise A. Mozingo)说:“有了灵活自由的空间,硅谷公司得以蓬勃
发展,这就是办公园区在这里占据统治地位的原因。公司的成长和缩小
或者撤退、收缩并重新组合,或者撤退并消失,这些都极其契合硅谷的
经济周期。而现在斥巨资建造那些难以改作他用的大型定制建筑的盛况
确实前所未有。”
路易丝教授的办公室位于伯克利校园野兽派建筑沃斯特大楼,该楼
建于20世纪60年代。她身材娇小,短发,戴眼镜,观察硅谷发展多年,是个硅谷的反对派。她的话虽然温和却非常尖锐,她说道:“这些大规
模投资会产生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没有人会搬进去,到时候
这些建筑该如何改造?与硅谷那些没什么名气的大楼相反,脸书的总部
大楼要的就是和公司的名气以及马克·扎克伯格本人相匹配。这些新设
计的维护成本很高,需要大批人员进行日常维护和管理,还需要源源不
断地投资。而当你把这一现象和东海岸的公司,比如老的工业和保险公
司联系起来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建成的康涅狄格通用保险公司、贝尔实验室大楼、美国罐头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
等庞大的建筑,现在已没什么用途,却没人知道该如何处理。我感觉硅
谷有点凡尔赛宫的意思。”
与这一趋势并驾齐驱的还有硅谷各公司声势浩大的设计思路提升行
动,它们用更加复杂和成熟的设计美学代替了公司早期的标志,用更加
圆润的人物形象来塑造企业长期的品牌形象。
很明显,他们现在正试图留下自己的印记。
1. 水晶宫与世博会于1851年同时诞生,是英国伦敦一个以钢铁为骨架、以玻璃为主要
建材的建筑,是19世纪的英国建筑奇观之一。它最初位于伦敦市中心的海德公园内,是
万国工业博览会的中心建筑,1854年被迁到伦敦南部,在1936年的一场大火中被付之一
炬。——译者注
2. Art Deco演变自19世纪末的Art Nouveau(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是当时的欧美
(主要是欧洲)中产阶级追求的一种艺术风格,它的主要特点是崇尚感性的自然界的优
美线条,被称为有机线条,比如花草动物的形体。同时,Art Deco不排斥机器时代的技术
美感,机械式的、几何的、纯粹装饰的线条也被用来表现时代美感。——译者注
3. 太空针塔是位于西雅图的一个观景塔,建于1961年,是为了1962年举行的世博会而
建设,高184米,曾是美国西部最高的建筑之一。——译者注
4. NBBJ是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公司,其代表作品有世界电信总部、星巴克集团总部、苏
宁易购总部大楼等。——译者注硅谷凡尔赛
一路开车到山景城的谷歌总部园区,你会看到很多人在对着石灰绿
色的安卓雕像拍照。这里有大片的草坪,有闪闪发光的企业大厦,以
红、黄、蓝色调为主。园区内有一个雕塑公园,到处是巨型玩具,这些
塑料雕像分别代表了谷歌的安卓移动操作系统版本代号,所有的版本都
是以甜点或糖果命名,这些卡通化的雕塑体型巨大,而且不好区分。那
里还有一家礼品店,出售包括T恤和钢笔在内的各种商品,每天游客众
多,人满为患。
此外,谷歌即将推出的另一个重大工程是位于查尔斯顿东部的总部
大楼,由来自哥本哈根比贾克·英格尔斯集团(BIG)的设计师比贾克·
英格尔斯(Bjarke Ingels)和伦敦赫斯维克工作室的设计师托马斯·赫斯
维克(Thomas Heatherwick)设计。这个建筑就像是度假胜地,里面有
亭台楼阁,屋顶由弯曲的金属方块制成,嵌有光伏太阳能电池板和“微
笑的天窗”,这样各个空间都能接收到直接、间接或散射的自然光。
这些设计可以看作谷歌对理想世界构想的情绪板 。在高耸、透明
的棚顶之下,园内阳光普照,随处可见自行车道、郁郁葱葱的花园、横
跨溪流的木绳索桥、猫头鹰栖息地以及员工享受瑜伽课程的场地,这一
切模糊了自然和建筑之间的界限。
脸书最近在门洛帕克市扩建的总部仿佛使人置身于迪士尼乐园,它
和迪士尼一样幅员辽阔,也是游客经常光顾的地方。这座占地43万平方
英尺的办公场所由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他说自己这次的
设计意在促进合作,而不是“将建筑强加于公司开放和透明的文化之
上”。这座由金属、混凝土和玻璃组合而成的建筑从设计到建成仅用时
三年,可容纳约2800名员工,这就是人们熟知的MPK20,而本质上它就是一个超大的房间。大楼顶部有个面积3.5公顷的屋顶花园,其特色是
在里面种植了400多棵树,还铺设了步道,设有咖啡厅。扎克伯格有意
打造一种平等的风格,所以把自己的玻璃办公室设在了大楼中间。
扎克伯格说:“这座建筑本身很简单,并不是很花哨。我们是有意
而为之,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空间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项正在进行还未
完成的工作。当你走进大楼时,我们希望你能感觉到还有很多工作等我
们去做,促使我们完成连接世界的使命。”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亚马逊总部知名度稍逊一些,但它完全融入了
城市景观。公司的总部横跨南湖联合区的几个街区,街区内部照常规划
了道路、零售店、咖啡店和农贸市场,并将其租赁给大楼地下室的策展
租户,但是从一楼开始所有的房间都是办公空间,所以整个区域实际上
就是一个亚马逊街区。你可以来逛逛农贸市场、本地的商店或酒吧,也
可以在这里停放自行车,所有这些都像是一个城镇的样子,但其实并不
是,这里是亚马逊总部。
亚马逊最近委托最令其中意的建筑设计公司NBBJ来扩大其在西雅
图的总部。这项工程包括几个巨大的种满植物的玻璃生物圆顶、一座新
的面积达330万平方英尺的建筑综合体,由三个围绕500英尺高的办公大
厦的生物圈组成。那些生物圆顶将展示来自30个国家的近4万株植物,有300多个品种,其中包括食肉猪笼草、富有异国情调的毛蕊花和来自
厄瓜多尔的兰花。圆顶内的吊桥可以使员工欣赏这些绿色植物。据报
道,他们甚至会在大树间搭设像鸟窝一样的会议空间。亚马逊还聘请了
一位全职园艺师来打理。他们相信,与大自然的亲密联系将提高公司的
生产力和创新能力。此外,由于一些植物属于珍稀物种,所以该项目还
涉及了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
亚马逊还邀请诸多城市参与竞标,争夺成为其第二个美国总部的所
在地。这个耗资50亿美元的项目将会为该城市增加5万个就业机会。那
些竞争激烈的投标书中都列出了大量税收减免政策。确切地说,芝加哥提出将亚马逊员工50%~100%的个人所得税重新分配给亚马逊,而纽瓦
克市则向亚马逊提供高达7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许多权威人士质疑亚马
逊提供的这个机会能带来真正的好处,认为它夺走了更需要税收减免领
域的配额,比如当地的基础设施、教育和住房。随着工人和备受青睐的
人才涌入这些新的就业中心,这些领域的服务需求也会相应增加。
在硅谷所有宏伟的建筑中,最野心勃勃的也许就是苹果公司新的环
形总部。它的外形酷似一个巨大的圆形飞船,该环形建筑由连续弯曲的
玻璃制成,总耗资50亿美元,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总部。该建筑由诺曼
·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占地176英亩,其中融入了草地和森
林。其特色是拥有一个10万平方英尺的健身中心和一个巨大的地下礼
堂,可以通过一个玻璃亭进入,玻璃亭的顶部装有一个未来主义风格的
飞碟。这项工程被许多人看作已故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最后的杰作,他的最终计划经由库比蒂诺市议会批准通过。
硅谷公司同时也通过涉足更为宏观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等领域来
重塑地貌景观。要知道,如果它们能够设计出一个智能园区,为什么不
能设计出一座智能城市呢?
2016年,硅谷著名的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以下简称YC)启动
了一项“新城市”计划,它从中国的深圳和其他新兴超大城市吸取灵感,要从零开始建设城市。该孵化公司曾成功推出了爱彼迎(Airbnb)和多
宝箱(Dropbox,美国一家云存储服务公司)。
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司城镇风格,脸书正在其门洛帕克总部附近
建造杨柳村(Willow Village),占地59英亩。该区有员工住宅、低收入
保障性住房、药店、杂货店和一个文化中心。人们称赞它是脸书迈向城
市规划的第一步。脸书也会建立自行车道,并且雄心满怀地要改变该区
域旁的铁路状况。
谷歌的智能城市项目拆分出的公司人行道实验室(SidewalkLabs),旨在重新思考如何利用技术来把城市设计得更完善,以更好地
运行。2016年10月,人行道实验室宣布与美国运输公司(Transportation
for America)合作,帮助16个城市更好地为自动驾驶汽车和共享汽车等
发明做好准备。人行道实验室还宣布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项目,即按
照未来主义视野打造加拿大多伦多一块占地12英亩的湖滨开发区。该项
目是为城市东端的码头区设计的一个以数据为导向的高科技社区,它将
会收集有关空气质量和用水量方面的数据。
不过,人们也会从中感到一丝恐惧。人行道实验室在伦敦和纽约的
电话亭安装的连接集线器已经引起了大众的关注,这些设备虽然提供了
充电设施和无线网络,但它们携带的相机和传感器引发了个人隐私方面
的讨论。
所有这些举措都表明了硅谷作为一个公民角色在如何不断取得进
步。那些折射出它们的特性、主张和成败的园区则反映了硅谷诸公司对
未来产品和服务的愿景和抱负。若仔细查看,你会发现这些建筑和它们
所代表的愿景既有辉煌壮丽的一面,又有不完美之处:优雅之中暗藏着
重大的漏洞和恶魔;华丽的宣言和口号背后也有虚假和谎言;田园诗般
的风景背后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一面。诚然,遍布城市的传感器可能在
记录实时天气和提高效率方面效果非常好,但是它们也会成为另一种形
式的监控设备。一栋大楼本来还可以继续使用,却被推倒重来。一个工
业园区的技术辐射能力可能很强,并且对社区开放,但是如果建在城市
外围,没有明显的街道布局和公共空间,它就不是真实的城市生活。就
像那些设在郊区总部的时髦咖啡店一样,虽然人们想营造一种城市生活
的感觉,但多数时候仅仅是一种表象而已。
1. 情绪板(mood board)是指通过对色彩、影像、数字资产或其他材料的收集,可以引
起某些情绪反应,作为设计方向与形式的参考。设计师运用它来检视色彩、样式,并据
以说服其他人接受其设计理念。——译者注上升,上升,再上升
我对硅谷的不断扩张有最直观的感受。起初我的职业是一名记者,后来在总部位于伦敦的咨询公司未来实验室(the Future Laboratory)担
任未来学家一职,最近我加入了智威汤逊广告公司。过去的10年,我的
任务就是提供关于未来的愿景。未来主义一部分属于社会科学,一部分
属于新闻学,还有一部分属于情景规划,它通过交叉参考各种类型的研
究来完成,如同把一块黑板上的许多点连接起来,在变化出现时发现其
模式。
我的团队的工作离不开数据;我们会外出采访(询问青少年对苏打
水、歌星以及整个世界的看法);我们会进行调研,并分析趋势;我们
关注亚文化群、设计和包装;我们会监测社交媒体,也会不时咨询业界
和学术界的领头人。
我的工作就是预测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愿望。我的重心是去了解消费
者,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是如何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会如何影响他们的生
活方式、采购以及愿望。随着硅谷公司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一直
在研究作为其消费者的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些公司,如何看待它们正在启
动并以指数式增长的速度去实施的那些规化。(之前的10年规划放到现
在5年内就完成了,而5年规划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世界正在发生
变化,而且速度极快。)
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所做的预测很大一部分就是关于
这些公司。10年前,我在一些《财富》500强企业的董事会上向高管们
解释为什么要担心像亚马逊、脸书和谷歌这样的公司——这些新模式下
的公司就像巨型猛兽,它们不需要传统行业的大批员工或基础设施,似
乎立刻就会从以太形态发展成巨大的规模,并且它们会在盈利之前采用一些违反直觉的模式,比如低于成本甚至免费提供服务。2012年,当我
向那些奢侈品牌的高管表示,即使是高净值消费者,尤其是新兴市场中
那些年龄小于30岁且精通技术的消费者,不仅会在线购买奢侈品,而且
会通过苹果手机或社交网络购买商品。我向他们解释为什么千禧一代,而不仅仅是背包客,都开始偏爱爱彼迎而不是传统酒店,为什么亚马逊
不仅仅是一个零售商,而且是一个购物搜索引擎。但这些看法在当时不
是被嘲笑就是被忽略。现在,我看到这些高管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公
司甚至是整个行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跌落。
硅谷带来的变化迅速而广泛,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哪些已经处在危
机之中。
蒂尔关于用技术解决“老龄化”问题以及科技发展不应受政府限制的
评论无疑引起了网络峰会上许多观众的共鸣,因为他们在伦敦、纽约或
者更远的地方正被破旧不堪的基础设施、低效率的官僚作风以及办事人
员处理问题时缓慢拖沓的态度所困扰,与人们想什么就要快速得到的文
化格格不入。他们从那些白发苍苍的政客身上和过时的政府网站中看不
到自己的未来。而那些品牌呢,它们为了赢得消费者的信任而不断颠覆
自己,以便看起来“公开透明”,并且有“使命”在身。而政客们却并不急
于这样做,因为他们不需要。消费者可以随时抛弃一个品牌,而选举隔
几年才会发生一次,而且前提是你会去投票。
所以,硅谷关于解决所有问题的承诺无疑会特别引人注目。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硅谷就是政府的正确替代品,政府固然存在缺陷,但至少它
的成员是被选举出来的,他们各司其职,知道他们要服务于整个社会而
不是仅有的几个股东。
如果硅谷承担起了一个更广泛的公民角色,那么我们就必须检查下
它们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道德框架。直到最近,优步秉承的理念依然是
只要公司能够成功,性别歧视和不友好的工作环境就不是问题。再比如
说亚马逊,虽然它的总部非常迷人,并且在里面工作的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但是其生产车间的工作却让人叫苦连天,而且他们对待
供应商也是肆无忌惮,这一点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硅谷的议程基本上是由一群富裕的、受过高筹教育的男性制定的;
提供咨询的都是富裕的婴儿潮一代的白人男性教授和白人男性未来主义
者(并且负责在媒体上对他们进行报道的基本上也都是受过教育的白人
男性科技记者)。硅谷的人都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新居民。他们正在塑
造文化,但他们不会与圈子以外的人经常互动——在科技园区和旧金山
之间接送员工的豪华大巴就是最典型和最广为人知的例子之一。这些公
司受控于常春藤名校教育出来的男性职员,他们每天都能获得丰富的食
物、饮料和服务。这些人并不是走在我们中间的普通人,所以目前还不
清楚他们是否能够代表广大的人民群体。
在展现自己友好、平等和民主方面硅谷已经做得很好了,它们投射
出来的价值体系也基本上是积极向上的。它们对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
人群体持支持态度,同时也支持社会公益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但这
些都是它们自己的说辞,而且还会根据自身需要不断调整(这一点从它
们不友好的工作环境、性别不平等以及对所在城市旧金山市真正需要解
决的穷人无家可归的问题视若无睹就可以看出来)。
当它们的触角伸到更远处时,情况就非同小可了。如果一家公司垄
断一项服务或者某个产品,这是一码事,人们大可不去订阅或者购买
它。但是当所有的东西都由一家公司提供时,会发生什么呢?此时所有
的事物都彼此关联,而且还控制着你的生活方式,比如你的贷款、购买
的保险以及你的花费等。当你的健康指数决定你是否可以获得贷款,当
你的劳动力水平下降并且直接和薪水挂钩时,那层粉饰其控制力量的外
衣会迅速消失,留给你的只有垄断。它们不光垄断你的购买行为,还控
制你的生活方式,让你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消费警察”的国度。
在受到公众的批评和被媒体披露后,硅谷那些最令人愤慨的行为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作为一个需要保持良好声誉的消费品牌,如果公众抗议的呼声达到一定程度,它会不得不停止某些行为。但是随着硅谷
吞噬掉了所有的消费主义,并干掉那些报道它们丑闻的媒体,这种约束
力马上就会消失。
硅谷的社会角色在稳步扩张,而权力的真空状态也正在助长着这种
扩张。根据智威汤逊的一项消费者调查,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政府和民主
已经破碎,人民的信任已不复存在。令人吃惊的是,千禧一代对硅谷有
着一边倒式的狂热,他们希望硅谷来承担更多的政府职责。
无论是对还是错,对于建设我们的未来,政府也失去了信心。就如
同传统的旅行社被可以提供点对点评估和更低价格的互联网服务超越一
样,政府也面临着被那些更酷、更高效的技术精英企业超越的风险。
巴拉克·奥巴马和美国政府前首席技术官梅甘·史密斯(Megan
Smith)都承认政府形象出了问题,所以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内就着手
开展了一项运动,联手科技世界的魔力来改善政府服务能力,但是总统
本人也看到了硅谷在实现其大胆的承诺方面的局限性。2016年,在匹兹
堡举行的白宫边境会议上,奥巴马就嘲笑了硅谷扬言要毁掉所有现存的
过时系统的狂妄举动:“政府永远不会按照硅谷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因
为按照民主的定义,它本身就是混乱的。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多元化的大
国,国内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和迥然不同的观点。顺便提一下,其实政
府的部分工作就是去处理那些没人愿意去处理的问题。”
提出这些问题,奥巴马意在提醒民众,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内
心世界发生了巨大转变——过度地关注自我,集体精神正在逐渐消亡。
毕竟,硅谷尤其擅长满足个人需求,而且还可以游刃有余地做到让服务
和产品价格实惠、易用,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方便。比如,酒店住
宿和搭乘出租车都变得更便宜了,甚至有些服务已经做到了免费。如果
考虑到谷歌地图不收费,而且你没有被那些通过从谷歌购买你的个人数
据和线上行为而做的针对性很强的广告所吸引而消费的话,那你可以认
为它是免费的。而它们提供的那些应用程序都是由规模、利润和市场力量来驱动的,通常没有问责制,或者是以评论形式出现的自我调停式的
问责制。尽管对许多人来讲它们的价格已经很实惠了,但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负担得起。
那么,如果硅谷替代了国家,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的医院靠硅谷
提供动力运行,教育靠硅谷提供,城市由硅谷建立,又会发生什么?
这些问题促使我踏上了探索的征程,我开始探索硅谷的野心和有限
的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硅谷大佬们想象中的硅谷世界(没有政府
限制的烦恼)是什么样子。我想在还有挽回余地的时候了解现在正在发
生的变化并搞清楚它们可能意味着些什么。01 新的权力版图
在旧金山,维多利亚时代建起来的板房零星地坐落在斜斜的、两旁
栽满绿树的街道上。码头边的游客们在吃着冰激凌,人们乘坐有轨电车
出行,吃着超贵的杂烩,穿着连帽卫衣。一位海军上将打扮的男子在阿
尔戈酒店俯瞰恶魔岛和金门大桥,并与旁边的人摆姿势拍照。除了少量
陈旧的高楼大厦如鹤立鸡群,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一个低层住宅小镇,而不是一座城市。天气最好的时候,这里连绵起伏的丘陵会沐浴在太平
洋明亮的阳光下;天气最糟糕的时候,它们会被笼罩在潮湿的薄雾之
中。
沿着蜿蜒的高速公路向南驶入硅谷,你将会到达气候温暖的帕洛阿
尔托。这里极具郊区特色,四四方方的低层办公楼区周围是大片的草
场,分散在各处的零售商店都是清一色的赤土陶器色调的西班牙复古
风,比如星巴克、美甲店和干洗店等,像是被复制的。这座海湾城市的
一切,或者硅谷周围的那些城镇,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里和财富沾边,或者能看出你经常出入的这个地方如今可能是全球最大的权力中心之
一。
从历史上看,当提到财力雄厚的城市时,权力大小总是和城市外貌
有关。这一点从城市极度繁华的景观中就可窥见,比如巴黎繁华的大
道,或者纽约、芝加哥等,它们有着高耸入云的建筑群以及闪亮而强大
的外表。这些高楼大厦都是随着历史变迁建起来的,它们在向外界传达
着奇迹和力量。这些纪念碑式的大楼又和城市中心的结构和建筑交织在
一起。而硅谷却不尽然,至少湾区并不是这样。它像一座一直在水面下
的巨大冰山,或者远远地将自己隐藏起来,四周遍布草场,心怀校园式
的乐观主义。就像苹果公司新的环形总部,它远离市中心,那些草场就
像堡垒一样,你只能从高处才能看到它。这里是一个不断扩张的权力中心(直到最近还是),虽然它没有高楼大厦。
硅谷是如何从一个微芯片中心发展成一个全球性大集团的?一开始
硅谷是悄无声息地前进,但是现在却变得有些肆无忌惮。它掌握了软实
力,且其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大批行业精英蜂拥
而至。像华盛顿、华尔街、好莱坞、底特律,甚至是达拉斯这些曾在政
治、金融、电影、汽车和能源方面独领风骚的城市,早已被硅谷抢去了
风头,而且其态势越来越明显。
“硅谷已经从一块不起眼的穷乡僻壤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权力中心,现在已经超过几乎所有权力中心了。”这话出自玛吉特·温曼琪(Margit
Wennmachers),她正坐在Battery的一把椅子上。Battery是一家时尚的
苏荷馆风格的私人社交俱乐部——旧金山的一种新潮流,硅谷的高新技
术公司员工经常出入这里。德国出生的温曼琪,讲话时仍然带有一点欧
洲腔调,她说:“如果你要看美国,之前都是先看华盛顿特区,然后是
纽约,再就是洛杉矶(它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占有主导地位)。现在,硅
谷猛地一下成了一个重要的权力中心,拥有众多快速发展的公司,它们
新颖有趣,而且很有可能会取代现有的行业。”
温曼琪是安德森–霍洛维茨投资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的风险
投资家和合伙人,她身材苗条,头发乌黑,皮肤白皙,眼睛明亮。她还
是OutCast Communications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该公司是技术领域顶尖
的公关公司之一,因其在硅谷最具标志性的几家公司的快速增长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她曾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授予“真正的硅谷女
王”称号。
温曼琪以鉴定和评估初创公司投资潜力而闻名。迄今为止,他们投
资的公司有推特(Twitter)、卓棒(Jawbone)、四方网
(Foursquare)、脸书、酷朋(Groupon)和Zynga(社交游戏公司)。
作为企业之间的协调者和连接者,温曼琪在硅谷大名鼎鼎,经常在家中
举办晚餐沙龙。除了提供战略投资建议,她还曾担任首席架构师并广获赞誉。她总是拥有神奇的魔力和超凡的叙述方式,正是这些使得那些公
司发展得如此成功(在安德森–霍洛维茨,她利用公关来提高本公司及
其投资的初创企业的知名度,这一点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也因此备受
称赞)。
当我向温曼琪询问硅谷带来的所有这些变化有多大,以及它的权力
看起来有多集中时,她做出的反应就好像连提这样的问题都是一个阴谋
一样。她说:“硅谷并没有什么权力中心,也没有这样一个计划去接管
所有现有的行业。”
然而,大规模的权力集中正在发生。
“现在教育和医疗保健行业非常热门,金融科技发展迅速。”她这样
轻描淡写地说道。金融科技指的是近些年来出现的一个板块,包括网上
银行、货币转账、支付和互联网金融初创企业等,它们的出现打乱了传
统的金融行业。她还说道:“这些创新靠的并不是锁在银行内部的数据
库,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开拓,是关于消费者和商业客户与金融服务互
动方式的创新。”
事实上,像其他所有部门一样,整个金融行业正在被这些新兴的企
业打乱,而这要归功于宽松的市场管制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千禧一代正
在纷纷逃离大银行,部分原因是全球经济危机后他们对银行不再信任。
根据维亚康姆传媒集团(Viacom Media)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显示,2015年,美国排名前四位的银行都在千禧一代最不喜欢的十大品牌名单
中。他们对银行的期待正在改变。他们希望能够免费进行国际转账,并
且仅靠手机就能愉快地办理银行业务。此项调查中有13的受访者表
示,他们相信在全数字化的未来将根本不需要银行。
随着非接触式移动支付和应用程序的出现,付款方式也在转变,这
样一来,硅谷手里便掌握了大量新的行为数据。Apple Pay(苹果支付)
的支付系统允许消费者在苹果手机或苹果智能手表上保存一定数量的信用卡,2017年该系统的支付额同比增加了450%。人脸和指纹识别正日
益成为一种金融身份认证形式[阿里巴巴最新公布了一项名为“呵呵
付”(Smile to Pay)的支付系统,就是使用人脸识别来处理付款]。在
亚马逊和阿里巴巴大肆吹嘘的“无收银员”超市里和一些时尚推荐弹窗
中,消费者为完成支付必须在浏览商品之前下载各个品牌的App。
硅谷正在扩展到几乎每一个行业。那些曾经在某一地区举足轻重并
遍布全国或全世界的强大行业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硅谷逐渐蚕食。
好莱坞已经被蓬勃发展的娱乐和流媒体风投企业收购,接下来将是医
学、医疗保健和制药业。底特律的汽车行业也岌岌可危。特斯拉正在生
产非常成功的汽车——售价比福特汽车贵得多。如今社会上又出现了新
的焦点,人们开始关注重塑“食物”本身,于是出现了Soylent和
Impossible Foods这样的公司,它们利用蔬菜重造牛肉的分子结构,从而
创造出一种环保汉堡,减少了传统牛肉的碳足迹。
温曼琪说:“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运动,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特
斯拉联手谷歌在做项目,苹果在搞研发,优步也不甘示弱。底特律以及
沃尔沃和丰田等汽车制造商也许会进军自动驾驶汽车领域,它们都在和
硅谷默默较劲儿。”
事实上,随着技术、数据和科学成为人们生活的核心,硅谷(以及
旧金山)正在变成一个可以左右开弓的影响力中心。那些品牌,从食
品、化妆品到奢侈品纷纷涌入这里,创建实验性的“实验室”,举办研讨
会,并约见这里的高管,仿佛靠近技术王国就能潜移默化地培育出一个
未来。
硅谷已经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象征意义。之前这里代表创新的是创
造力、概念和文化,而现在,不知不觉地,技术和数据成为与未来相关
联的最主要的东西。在这些领域硅谷有大量的专家,从而给美国西海岸
的这片土地带来了巨大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力。“硅谷”之崛起——品牌
微软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兼社交媒体学者丹娜·博伊德(Danah
Boyd)建议:“把硅谷看作一个部落或社区而不是一个单一实体会更有
帮助。”她的办公室就在纽约市的熨斗区 。
这是一个夏日的清晨,空调吹来阵阵凉爽,正适合曼哈顿这个让人
汗流浃背的季节。办公大楼那些沾满尘土的灰色玻璃为这里的员工遮住
了猛烈的阳光和热气。
博伊德说:“考察硅谷发展历程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我们往往从同质
化的基础设施来断定它就是块科技巨石,而且是突然就有了。事实上,硅谷具有很大的部落特征,它也是经历了多层次的演变才有了今天的形
态。有些阶段确实很独特,也非常有趣。”
作为一个概念,仔细考察硅谷很重要,因为它不仅仅代表了一个部
门或行业,而且代表了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状态、一种风气、一种语言
和审美。硅谷有一种共有的表达方式和价值观,这就意味着虽然亚马逊
位于西雅图,但它依然感觉自己是个“硅谷品牌”。色拉布也是如此,虽
然它的总部在洛杉矶。还有一大批相似的模仿者,比如“硅谷环
岛”(Silicon Roundabout)、“硅滩”(Silicon Beach)等,无奇不有。所
有人都在试着将自己和硅谷这一神话联系起来。
“硅谷”一词最开始出现于1971年,指的是位于旧金山湾区南部圣克
拉拉谷的一批硅片生产商。从地理上讲,原始的硅谷已经扩展到了旧金
山和奥克兰(2015年,优步宣布移址这里)等地区。
《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前1000名企业中有53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加州经济位居世界第六,GDP(国内生产总值)达2.46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法国。而GDP高于加州的国家仅有美国(整体)、中国、日
本、德国和英国。
硅谷崛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2000年之后,那时苹果公
司重新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品牌。观察硅谷崛起的过程对于理解它的文化
影响力和我们当前所处的状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还能解释为什
么我们对它的监管程度远不及其他行业。
在此期间,这些公司已经发展到可以代表一些集体性和象征性的东
西。它们不仅发展成了强大的经济集团,而且还确立了技术和平台不仅
仅是一个产品这一理念——它们是世界的缔造者,代表了各种生活方
式,是一种怀有理想和抱负的工具,而且它们的展望就代表了“未来”。
鉴于此,这些公司还专门制定了传播策略。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它们
的观点、传递的信息以及它们的口号已经无处不在。
创新已经成为硅谷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过直到最近它才融入
了公众意识,部分原因是它的目标客户是企业和政府,其产品并没有占
领消费市场、销售给大众。
早期的硅谷基本上就是一个以STEM 为基础的研究中心,以军
事,尤其是海军为研究重点。自1939年以来一直由斯坦福大学(建于
1885年)及其附属机构来推动其发展。在此期间,创新被用来服务于战
争,一切由联邦政府推动和资助。随着硅谷逐渐发生转变,或者更确切
地说是扩张,它不再是政府的供应商,而是逐渐扩展成了一个行业,致
力于为每一个人提供口袋购物和音乐设备,由此它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
力也在增长,而同样增长的还有它做出的承诺。就像可口可乐或耐克等
大品牌一样,销售过程中,它们必然会更加重视其产品和权力。设想一
下,如果可口可乐可以联合几个不同的国家,耐克可以授权给运动员,那么硅谷呢,它的公司拥有的途径可不仅仅是手机、通信平台和计算机。
随着硅谷的崛起,“创业”文化也表现出很大的影响力。每个传统行
业都重新设计了自己的空间,使之看起来或感觉起来更像是一个初创企
业,连谈话和运营模式也变得像一个初创企业。我们要做的不是改变,而是“打破”(hack)。像这样的词语已经成为硅谷本地语言的一部
分。“颠覆”(disrupt)、“创新”(innovate)和“独角兽”(unicorn)这些
词都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硅谷。
斯坦福大学在创建硅谷创业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50年
代,该校工程学院院长弗里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因经常鼓
励毕业生创业而被人所熟知。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和瓦里安联
合公司(Varian Associates)就是其中的两个例子。瓦里安在斯坦福大
学校园的一个角落建立了研发实验室,后来成了斯坦福研究园区。
20世纪70年代,硅谷发生了一些转变,其中最主要的转变是从提供
业务系统和改进服务转到提供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产品和创意,不过还不
像当今的那些大品牌一样涉及面那么广泛,所以即便是面向消费者,也
只是面向商业和工作。这是一个属于微芯片和蓝筹科技业务的时代,例
如英特尔(它在1971年推出了第一款微处理器)和“蓝色巨人”(IBM的
绰号)。紧跟着硅谷的兴起,这两家公司都试图通过更加新潮的模仿来
重塑自己。(请参阅IBM的沃森研究中心,以及英特尔与互联网媒体公
司Vice Media合作的意在将英特尔科技和酷酷的数码儿童连接起来的创
客项目。)
那时把技术和自由联系起来的想法已经初见端倪,不过发源地是在
另一个地方。不光科技巨头外,旧金山的技术狂热分子也将技术视为一
种反主流文化的工具,并将其作为回避政府制度实现自由的武器。就在
这个时候,一些技术爱好者和电脑爱好者聚集起来,在硅谷的一间车库
里开始了他们的尝试和努力,他们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家酿计算机俱乐
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Wozniak)在这里受到启发,设想出了苹果电脑第一代,他给周围人看
他的原理图,甚至还帮助别人打造他们自己的产品。史蒂夫·乔布斯和
沃兹尼亚克合作,出售他们在车库里日夜奋战打造出来的计算机。
与那些做微芯片业务的企业性质不同,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PC
机(个人电脑)的定位是为了民主和自由。这些人是受了杂志《全球概
览》(Whole Earth Catalog)的影响。这是一本反文化的杂志,由斯图
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于1968年创办发行,其特点是提供详细的
产品评论文章。它的反主流文化精神对乔布斯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甚至
在斯坦福大学一次著名的毕业演讲中引用了杂志最后一期的结语:“保
持饥饿,保持愚蠢(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连线》
(Wired)的执行主编凯文·凯利(Kevin Kelly)说布兰德早在互联网到
来之前就“发明了博客圈”,因为它是“用户生成内容的一个典范”。
这种思维模式的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就是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发表距今已有20年。这篇文章是为了回应世界经济论坛
首次决定关注技术而写的。
鉴于美国的网络中立性出现了反转迹象,互联网应用有可能转变为
一系列庞大却又相互限制的互联网帝国,且信息和网站将受到商业利益
的严格限制。如今再看巴洛的作品,真的有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当时巴洛写这篇文章时,互联网代表的是如今由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或硅谷巨头主导的商业互联网的对立面。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工业
国家的政府,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我来自网络世界——一个
崭新的心灵家园。我代表未来请代表过去的你们走人,你们在我们这里
不受欢迎。我们聚集的地方没有主权……网络空间不在你们的管辖范围
内……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世界,在这里人人都可以进入,没有种族、经
济实力、军事力量或出生地带来的特权或偏见……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世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表达他她的信仰,无论多么怪异,都不
用害怕被强迫至沉默或趋同……你们日渐过时的信息产业只能通过在美
国或其他地方立法以自保,并宣称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它拥有话语
权……在我们的世界里,无论人类的大脑创造出任何东西,都可以不花
一分钱进行无限复制和分配。”
当然,言论自由部分现在仍然存在。但是,在诸多情形中我们使用
互联网的行为已成为一些广告客户的产品。一些小公司或平台要想在搜
索中被看到就必须付费。我们的数据变成了产品,产品的概念不再局限
于卖给我们的某个硬件。互联网变成了一个商业引擎。在那段纯真的年
代,互联网还是一个任人出入的门户,人们还不知道商业引擎。不过,互联网早期那些特别的、自由的、去中心化以及解放的特性还在——在
另一些情形中,这些特性也被那些技术品牌和互联网提供商当作回避批
判的工具,特别是当涉及隐私或反竞争行为的批判时更是如此。我们可
以去监控用水、用电、道路建设或电视,但是互联网就不同了,它一直
以“特殊”自卫,所以相对于其他服务和商品,我们会对它另眼相看。
科技领袖们历来表示支持网络中立性,但是,在近期的几次辩论
中,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保持了沉默。部分是因为现在许多硅谷巨头规模
太庞大,已经不再需要网络中立了——毕竟,网络中立只是一个原则,用来保证无论有什么样的商业偏见,人人都能平等地访问资源、网页和
网站。它事关言论自由,让那些小公司和网站可以像大公司一样容易使
用和搜索。脸书、谷歌、亚马逊和网飞就是其中最大的个体,它们正在
用塑造我们使用互联网方式的相似途径来塑造互联网提供商。
最初关于互联网“免费”的构想和现在的“资本主义机器”之间的斗争
还在继续。欧盟对谷歌实施24亿欧元罚款,因其在购物和上市服务方面
存在反竞争行为。欧盟的这一举动旨在维护公平交易,同样重要的是它
表明了欧盟对于互联网的立场,它想要的互联网是自由的、解放的(也
包括小企业)、公平的,就像最初的互联网拥护者所构想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初期,PC机的出现对于技术变成一种大众消费品起
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软件开发得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军方的资助,且随后在商业方面也得到了应用和推广。施乐公司(Xerox)的帕洛阿
尔托研究中心成立于1970年,它的贡献在于研发了激光打印机、图形用
户界面、屏幕、PC机和以太网等,此外,它还间接地推动了苹果、思
科及微软的产品研发。1981年,IBM接替苹果,推出了自己的PC机(操
作系统由微软提供),为PC机市场的大爆发铺平了道路。1985年,微
软推出了Windows操作系统,并且在1992年推出了Windows 3.1,成了
PC机的主流操作系统。
莱斯利·柏林(Leslie Berlin)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学者,也是一名
硅谷历史学家。在帕洛阿尔托吃早餐时,他向我提及风险投资的兴起激
发了一股潮流,从此计算不再只是一种专业追求,而是走进了千家万
户。闲聊时,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适宜。酒店餐厅稍显岁月痕迹,但
颇受欢迎。几位出生于婴儿潮时期的商人身着休闲服和高尔夫毛衣,正
在举办早餐会。外面则是一群梳洗整洁的千禧一代,他们一身T恤、牛
仔和马甲,带着各自公司的产品,或是大步走在街上,或是正在停自行
车,抑或在悠闲地喝着拿铁。总的来看,这一切简直和迈克·乔吉
(Mike Judge)的热门电视剧《硅谷》中描绘的典型印象惊人地相似。
随着科技消费品的兴起,硅谷影响力上升的第二个阶段便是互联网
的引入。互联网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资助的一项
研究发展而来,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催生了一些流行的
线上零售商,如亚马逊、易贝和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
正如我们今天所知,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刚刚开始接触互联网,随
即硅谷便掌握了话语权,丹娜·博伊德将其描述为一个二分体系:其一
是有着经典商业思维模式的硅谷,即硅谷创始之初的模样,包括芯片制
造商生态系统和硬件创新实验室;其二是以生活方式、零售和文化为中
心的商业模式的硅谷,它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以文化为纽带,面向消费者。
博伊德说道:“那些技术新贵或者‘麻烦制造者’引领了这股新潮流,已经成为我们所说的硅谷传说的一部分,它就这样诞生了。”“这个群体
已开始形成一整套的东西,并且在不断向前推进。”
自网景(Netscape)推出全球第一个广泛使用的网络浏览器
Mosaic,身为风险投资公司联合创始人的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便出现在了公众视野。而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司也因投资过
脸书、四方网、品趣志和推特而成为一个传奇。博伊德说:“到目前为
止,他都在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成立
于2009年,自此风险投资人也成了大众名人。(过去风险投资并不是很
有吸引力,如今做一个风险投资人和做一名初创企业的创始人一样变得
富有魅力,这要归功于安德森,作为未来思想领导者的他已成为技术领
域的灵魂人物。)
大众互联网的引入在硅谷创造了一个大熔炉,孕育着无穷的创造
力、商机和创新。同时它还吸引了一批新的人才、金钱和利益。
这段时间里,在大量的投机资金和不断增长的互联网访问量的双重
推动下,像亚马逊、纳普斯特(Napster)、谷歌和易贝这样的网站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1990—1997年,可以访问互联网的美国家庭数量
从15%增加到了35%。1995年之后,随着一系列新公司的不断涌现,这
一增长速度不断加快。
博伊德说:“截至1999年,硅谷涌来一大批MBA(工商管理硕士)
毕业生,以期能够一夕致富。”当时,无论公司的内在价值和盈利情况
如何,无论有没有尽职调查,无论采用哪种成熟的商业模式,公司的估
值都在呈指数级增长。即便在没有盈利或收入的情况下,那些网络公司
都能够让股市出现波动。到2001年,这种现象达到了一种狂热的地步。
不过,如此繁华盛景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人们把美国在线(AOL)和时代华纳之间命途多舛的合并看作一个临界点,从此打开了通向网络泡
沫破裂的大门,公众信心也一落千丈。戴尔和思科也对自己的股票发出
了大量卖出指令,加剧了恐慌。投资资本开始快速撤离,促使初创企业
迅速跌落。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公司在短短几个月内变得一文不值,市场
价值损失多达1.755万亿美元,许多繁荣时期建立的初创企业纷纷倒
闭。
虽然互联网泡沫破灭在经济层面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但整个90年
代的发展和网络公司的繁荣使得消费者行为产生了重大转变,而这只会
推动硅谷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在此期间,人们使用互联网来完成大量的
工作成为一种自然现象;使用网络购物、寻找信息以及为内容和媒体付
费变得司空见惯。而所有这些后来又催生出更多的内容和商业模式。同
时它还建立了一种信任,人们会使用在线工具进行存款和纳税,并分享
个人信息。
我们也看到了“贝宝黑帮”(PayPal mafia)的崛起,这个词是对前贝
宝员工和高管的一种戏称。他们在2002年卖掉贝宝之后,又相继在硅谷
创办了数家势头强劲的公司,并投资了众多初创公司,从许多方面定义
了今日的硅谷文化。这些人包括贝宝创始人彼得·蒂尔,电子支付网站
X.com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贝宝首席技术官马克斯·列夫琴(Max
Levchin),戴夫·麦克卢尔(Dave McClure)和查德·赫利(Chad
Hurley),领英(LinkedIn)的联合创始人、贝宝前执行副总裁雷德·霍
夫曼(Reid Hoffman)等(名单很长,不一而足)。帕兰提尔科技公
司、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特斯拉、领英、Yelp(美国最
大的点评网站)和优兔都出现在贝宝之后,它们的崛起都与这个著名的
关系网有关。此外,这些公司使得一些创始人(其中许多人现在已是亿
万富翁)变成了名人。2007年,《财富》杂志在一篇文章里就对他们日
益增长的重要性进行了评述。
文章称“这群连环企业家和投资者代表着新一代的财富和权力”,“在某些方面,他们是硅谷的经典人物,可以轻易地获取资金,然
后取得成功,从而激发更远大的抱负,取得进一步的成功。这就是人们
从全世界各地纷纷赶来这里的原因。照此标准,我们可以把贝宝看作培
养企业家的摇篮。”
在这个群体中,我们看见了彼得·蒂尔,一个顽固的自由主义者,他拥护这样一个理念,即政府总是干涉过多且效率低下。我们也能看到
一股日益增强的旋律与主流相背而行,他们依靠反直觉的方式去创新。
(这一点可以延伸到蒂尔的一个著名的主张,他支持不读大学而去创办
一些能够改变社会的公司,或者践行一些更有意义的追求。)
博伊德评论道:“‘贝宝黑帮’是一帮真正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引入
了第一波金融思维的浪潮。”“他们没有携带任何文化背景,而且他们从
事的是技术方面的工作,他们热衷毁掉旧事物,因此把技术看作一个改
变现有系统的工具。”
这是硅谷崛起的一个关键点:先有“毁坏”,然后改变,不是变成一
种可怕或者邪恶的东西,而是变成一种先进的、令人愉悦和向往的东西
——且由此产生的术语能够被广泛采用。可以说他们是通过毁掉其他生
意或者模式来赚钱。此时产生的技术决定论延续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主
旨,也是硅谷领军人物一以贯之倡导的东西:创新就是我们要正当地进
步,发展和塑造这个世界,使之不再被条条框框所束缚,不被政府或其
他任何东西所羁绊。所以就像优步那样,即使它正在破坏一个利润丰厚
的行业,即使它以那些廉价、非协会组织的劳动力为基础,而且实际上
还在亏损,但只要信心足够高,它就可以继续吸引资金。
此时此刻,寻找机会瓦解现有的过时产业变成了一种人们狂热追求
的行为,而且各个公司都以此为自身使命。这股潮流还持续受到了哈佛
大学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1997年的经典之
作《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的影响,书中提出
了“颠覆式创新”的理念(这个理念诠释了颠覆性或者破坏式创新如何利用更廉价的方式去创造新的市场和价值网络,从而取代旧的市场主导
者)。颠覆式创新现在已成为硅谷一个人人都在讲的口头禅。
自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硅谷开始反弹。这种情形在21世纪
初的头几年尤为明显,人们常常将之归功于前面提及的“贝宝黑帮”。随
着他们创造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给风雨飘摇的国民经济带来了一种
安全感,在这些公司的驱动下,全民开始信奉技术至上的信条。
在此期间的重要技术事件有:1998年,谷歌成立;2000年,史蒂夫
·乔布斯重新执掌苹果;2002年,Spacex和领英成立;2004年,脸书和
帕兰提尔科技公司成立;2005年,优兔成立。紧接着又有了第二波浪
潮:2008年,爱彼迎成立;2009年,优步成立;2009年,网络信使成
立;2010年,照片墙成立;2011年,色拉布成立。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
机对这一复苏虽有所影响,但并未阻碍硅谷前进的步伐。另一个重要的
日期是2007年第一代苹果手机问世。
这里提到的第二波浪潮是受另一种新的说法驱动,且一定程度上受
了玛吉特·温曼琪等通信领域大咖的大力追捧。这是一种新的表述,把
硅谷公司描述为比技术更加特别的东西。他们认为互联网不再仅仅是一
种连接彼此和搜索信息的方式;他们的理念更加理想主义,超越了蒂尔
所钟爱的颠覆论;他们认为技术可以塑造世界,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
好。随着这些公司开始大步赶超可口可乐、耐克、阿迪达斯和麦当劳
等,他们成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消费品牌,并且开始对自己所宣扬的东
西深信不疑。
博伊德说:“所有的一切在2000—2001年都崩塌了(与互联网泡沫
破裂一起),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那些MBA的毕业生纷纷离开了硅
谷,但是那些仍然坚信技术能产生变革的人留了下来。”
2000年,比尔·盖茨和妻子共同创立了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Bill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从2006年起,盖茨全职投入慈善事业,致力于解决全球的极端贫困和疾病问题,而他常常采用的手段就
是利用最新的技术。马斯克于2002年创立了SpaceX,这是一家以太空旅
游为目标的商业企业。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成立于2005年,投
资对象是那些能够创造“革命性技术”的公司。2008年,彼得·戴曼迪斯
(Peter Diamandis)和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创立了奇点大学孵
化器(Singularity University incubator),位于加州的美国宇航局研究
园。奇点宣称:“我们相信我们的世界拥有人才、技术和资源,能够去
解决任何问题,甚至去应对人类最紧迫、最持久的挑战。”谷歌于2009
年推出了谷歌风险投资公司,其主要领域包括生命科学、医疗保健、人
工智能、机器人、运输、网络安全和农业,旨在“不断开拓可能性”。这
些公司的宗旨是:改善生活,改变行业。
“改变世界”成了一种营销口号,同时也成了一种经营理念,它使得
硅谷又发生了一次历史性重大转变。在解决重大的世界问题时,他们宣
扬的是彻底的利他主义言论,因此他们开始一点点接手国家成为一个世
界建设者、道德指引者和思想领袖的角色。
盖茨并不是把科技带入慈善事业的第一人,但他也许开启了一个新
趋势,由此慈善事业变得高度可见,且非常高调。硅谷的那些杰出人士
赚了大把的钱,他们希望利用自己的力量和影响来解决世界上的难题,所以这项事业只会向前推进。此外,盖茨也开启了硅谷的另一股潮流,那就是将慈善和商业结合起来。
博伊德认为硅谷“从这里开始发生了有趣的转变”,那些资本家开始
认识到应该把调整市场结构作为解决世界挑战的途径,而不再是慈善事
业。“自此,新自由主义的意志自由论者和资本主义紧密结合,从而像
硅谷一样成了一种模板。”社交网络和博客网站也在此时开始增长。博
伊德说:“那些文化极客又强势回归,开始重新构想一些东西。他们对
许多早期的社交网站、博客和社交媒体进行了重新构思,这些和赚钱一
点都不沾边。”她说那些人常常一开始都满怀理想主义使命,但是当他们做的事情规模不断扩大并获得资金时,当然就与金钱扯上关系了。
温曼琪认为硅谷之所以能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最大的因素就是它
从军事领域转向了日常消费领域。她说:“最初,核技术是为发展其他
技术而产生,先是军事,然后是金融服务,但它始终是为那些专业人士
和专业部门服务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面向外部。那时候许多重要的
技术被开发出来,为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奠定了基础。那时候开发的软件
解决方案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非传统领域。”
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硅谷的公司不再限于服务商的角色,而是
变成了大明星。它们开始制造属于自己的品牌,而不再是某种渠道或机
制。
“曾经有那么一个阶段,软件公司都试图把创造的软件卖给传统行
业。例如,那时候出现了大量用来优化出租车行业后台配送的应用程
序。”温曼琪说,“事实证明,出租车行业并非成熟的软件买家,结果它
们颗粒无收。于是硅谷公司继续往前迈进。‘我’要提供整套解决方案,而不再指望传统行业采用那些‘我’认为代表未来的东西。于是有了优步
和来福车(Lyft)。这样一来,加利福尼亚就有了许多标志性的新品
牌。”
她说,这些新的消费品牌的名气迅速传遍了世界。美国因加州而闻
名,因为它有能够直接吸引顾客的技术。从这一点来看,硅谷总体上和
美国这个国家的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
硅谷的第一个成果就是苹果手机,鉴于其软件的核心价值,它将软
件研发的核心从亚洲的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转移到了美国。温曼琪
说:“人们花大量的时间去谈论硬件的外观,但重要的是如何使硬件与
完美的软件融为一体。事实证明,这就是硅谷的实力,而日本没
有。”突然间,许多标志性的公司在加州蓬勃发展起来。由此,硅谷提
升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地位,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也提升了国家的文化地位。
与此同时,技术已不再局限于日常互动,它变得更加深入,逐渐成
为一种习惯和生活方式,甚至成了一种强迫症。突然间,消费者和他们
所使用的科技品牌之间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关系。
莱斯利·柏林说:“我想我会用‘亲密’这个词来形容这种关系。”她已
经对硅谷进行了近20年的研究。“我们和这些技术有着亲密的关系,它
会影响到我们的自我感知,这是前所未有的。硅谷就是这样渗透进了每
个人的骨髓。”
硅谷有些著名的、利他主义的愿景是真实的,但其中也有一些已经
陷入了疯狂追求新闻头条的泥淖,还有一些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变质
了,这些公司已经不再是技术天才的发明,而是变成了一部部赚钱机
器。
温曼琪说:“现在我手机上装了谷歌的应用,可以查看国会图书馆
和维基百科中的任何东西,这真的改变了生活。”她认为一些硅谷公司
的伟大抱负应该得到鼓励。“我们希望这些抱负能实现,因为一旦实
现,将会带来许多积极的变化。”
这种真正的创新思维大概是硅谷最大的优势了。“硅谷就像一个巨
大的实验室。”温曼琪说,“硅谷的企业家如同那些拍电影或制定法律的
人一样,他们许下崇高的誓言,说要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只不过有
时他们真的做到了,有时却做不到。”
硅谷的公司继续仰仗豪言壮语,但是近些年来,媒体对技术领袖和
科技公司的行为越来越挑剔。在一些吹毛求疵的报道中,硅谷的领导者
经常被定位成猖獗的帝国主义者或人类自动化厄运的缔造者。还有一些
恶毒的专栏嘲讽他们傲慢、野心太大而且对其他的声音置若罔闻。但是
普内特·卡库尔·阿希拉(Puneet Kaur Ahira)却认为情况更加微妙,她是奥巴马政府首席技术官梅甘·史密斯的特别顾问(阿希拉和史密斯都是
前谷歌员工)。坐在曼哈顿一家热闹的Le Pain Quotidien餐厅里,她谈
论着在两边工作的经历。此时是12月底,会时不时有假日购物者或者工
人来买咖啡,因此会对她的谈话有所干扰。她指出,许多公司开始的时
候都是抱着真诚、大胆和乐观的理想主义。
阿希拉说:“如果可以的话,请你看看逻辑流程的源头。当拉里·佩
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创立谷歌时,他们的目
标是用一种简单易行的方式来搜索世界上的信息。这并非易事。他们的
解决方案优雅且直观,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所开发的东西确实非常杰
出。我觉得一定有一些强大的东西,促使他们去设定一个这么宏大的目
标并去实现它。他们实现了公司最初的愿景,这意味着他们会把标准提
得更高。在整个科技界,有一套很流行的说辞,你会经常听到人们互相
询问,‘我们如何利用自己的才能、知识和资源去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什么样的追求真正值得我们付出时间、精力和努力?’这种情感绝对是
真实的。人们有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如果你去追求解决最大的问题,那么金钱就会随之而来。但也有危险与这些宏伟的目标并存,那就是傲
慢和狂妄自大。”
随着硅谷公共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其公司内部的文化也
随之发生了变化。如果你和其中任何一家公司的员工聊天,他们无一例
外地会对公司的创始人及其高尚的目标表现出一种真诚的、有时近乎迷
信的信念,即便当公司上市后,公司的初衷已有所改变,他们还是如
此。
博伊德对这个问题也进行过思考,她曾在硅谷多家领先的公司工作
过,对于硅谷不断演变的角色有切身体会。她说:“我在所有这些大楼
待过,它们一开始都异乎寻常地开放,后来却变了,所有的公司都是如
此。”她补充说,IPO(首次公开募股)往往是一个转折点。“2004年IPO
之前,谷歌实际上还是一个非常透明的公司,而IPO就是它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我还在谷歌工作。拉里和谢尔盖每周会组织一次TGIF 全员
庆祝会,在那儿他们会站出来和大家分享本周发生的大事,并回答大家
提出的问题。我到现在还记得IPO前的那个周五他们登台讲话的情形。”
据博伊德回忆,那是谷歌发生转变的关键时刻,它从一个“不作恶”
的理想主义公司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以利润为导向的公司。“他们走
上台,样子就像是说,‘你们需要知道,我们不能再提前告诉你们任何
关于股东的事情了,这样是不允许的,因此我们将无法回答你们提出的
大部分问题’。这的确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因为之前的文化氛围是员
工一直都知晓发生的一切。但是由于证券结构的运作方式,一个上市公
司已不允许再那么做了。这一下子改变了公司的生态环境,而他们对此
也非常坦诚。我之所以还记得那次庆祝会是因为他们清楚地向大家表示
他们也是身不由己。这是一种挑战,从那时起他们开始在午餐室就餐时
锁门,因为害怕泄密。”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会继续主持实验室,支持创新,支持那些雄心
勃勃、影响深远的壮举——他们称作“登月计划”(Moonshots)——范
围从太空旅行到解决世界性的难题。博伊德说,公司能够继续发展是因
为对那些满腹才华、心怀理想主义的工程师来说,此类壮举是一个关键
的吸引力。“他们的任务就是去猎取人才。他们会说,‘嘿,你是一个年
轻的计算机专家,你正在构建神经网络是因为你喜欢它。如果你梦想拥
有自动驾驶汽车,就到我们公司来吧’。登月计划根本与盈利与否无
关。”
她说,两位创始人还是会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对于登月计划,拉
里总是寸步不离,他只关心这个,对公司运营毫不在意,说那些都是
CEO(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的活儿。拉里关注
的是那些最有趣、最难的技术问题。他一直在尝试引入一些有趣的人
才。为了得到那些优秀的人才,你需要给他们梦想,让他们去为之努
力。”取得技术成果是一个方面,不过硅谷当然不会止步于此。它的野心
越来越大,除了那些未知的领域,连我们生活中那些传统世俗的领域它
也有涉足,从人行道到学校的教室,它许诺都要进行彻底改造。在对电
缆网络或郊区购物中心进行改造时,基于它已有的公民软影响力,硅谷
的领导人已将目光放在管理和政治层面,这样一来,他们就直接超越了
边界规定,跨过了选举和国家控制。当硅谷把目光投向政府时,又会发
生些什么呢?
1. 熨斗区(Flatiron District)是纽约市曼哈顿的一个街区,得名于熨斗大厦,23街、百
老汇和第五大道在此交会。——译者注
2. STEM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
(mathematics)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译者注
3. 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求知若渴,谦卑若愚。——编者注
4. IGIF(Thank God It’s Friday)的意思是:感谢上帝,今天已是星期五。
5. 这是它的公司口号。——译者注02 硅谷与政府
撇开政治不谈,这简直就是一本儿童画册:扎克伯格与居民肩并肩
地在达拉斯社区纪念马丁·路德·金的花园种树;和达卡 逐梦者
(DACA Dreamers)或者退伍军人坐下来闲聊;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
特赛道与小戴尔·恩哈特(Dale Earnhardt Jr.)有力地握手;与一群年轻
的非裔美国学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谈论多元化的重要性。如果把以
上这些事和一个方下巴、身穿休闲裤和纽扣领衬衫(袖子卷起)的人联
系起来,你看到的将是一个千篇一律的公职人员候选人形象。但这次除
外,他脸色苍白,头发卷曲,略显书呆子气,身着深蓝色牛仔裤和深灰
色T恤。
虽然爆炸性的新闻让公众怀疑俄罗斯影响了美国总统选举,而脸书
和来自俄罗斯的投资人有一定关联,但关于扎克伯格有可能竞选总统的
猜测仍在不断发酵。
扎克伯格那个著名的2017年目标——“走遍美国每个州”,去了解真
实的美国人——宣布之后,外界对他政治意图的猜测达到了顶峰。继备
受争议的总统选举之后,他在“动荡的一年”公开表明姿态,立志“和各
地的人们谈话,了解他们如何生活”,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并研究
一下如何利用技术“改变游戏规则,使其适用于每个人”。各大新闻媒体
都热议扎克伯格可能正计划(或者说至少最终会)竞选公职。脸书董事
会也证实已经批准给这位CEO两年的公共服务假期,同时保留对公司的
控制权(如果他愿意的话)。
扎克伯格的公开声明在修辞上更加庄重。2017年他在哈佛大学毕业
典礼上做演讲,字里行间都是一种公民姿态。他呼吁千禧一代去认识这
个世界正在面临的挑战,心怀一种集体目标和社区意识,并通过创新、企业家精神和勇气来解决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他呼吁建立一个“新的
社会契约”,通过向成年人普及类似“普遍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和持续教育等概念,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机会,以便适应不间
断的技术变革。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的挑战就是去创造一个人人都有使命
感的世界。”在这所常春藤联盟高校,面对一群被雨水浸湿的毕业生、家长和学者,他说,我们应该回到太空竞赛。他援引肯尼迪和埃德加·
胡佛(J. Edgar Hoover)作为时代的例证,证明美国人可以走到一起,大步向前并建立伟大的事业。
提到那些确切的挑战时,他说:
“我们的父母当年毕业时,使命感确实来自工作岗位、教会和社
区。但时至今日,技术和自动化正在淘汰很多工作,各个社区的成员数
量正在下降,许多人因感到与社会脱节而沮丧,并试图去消解这种沮
丧。当我四处旅行时,曾和青少年拘留所的孩子及那些阿片类物质成瘾
者一起坐下来聊过,他们跟我说,但凡他们有事情可做,生活可能就会
有所不同……
“每一代人都有其决定性的作品……有数以百万计的志愿者为世界
各地的儿童接种了脊髓灰质炎疫苗,也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建造了胡佛水
坝和其他一些伟大的工程。
“这些项目不仅使那些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产生了使命感,而且还让
我们整个国家感到自豪,那就是我们国家可以做一些伟大的事情。那么
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也要去做一些伟大的事情……”
从许多方面讲,扎克伯格的政治觉醒与整个千禧一代在政治参与态
度上的大幅度转变是同步的,这是因为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达到了候选
年龄。很有可能他的追随者会越来越多。36岁的斯库特·布劳恩已然走上了多元化的道路。他是一名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最近他就从打理贾
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的经纪事务转向了政治,据报道,他正在考
虑竞选加州州长。他的公司SB Projects对外宣称自己是一家“多元化的娱
乐和媒体公司,从事的业务包括音乐、电影、电视、技术和慈善”。
一直以来,人们对千禧一代的定义就是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
也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通过点赞来表示支持婚姻平等和冰桶挑战赛,他们
也会购买良知产品(ethical goods),不过直到最近,他们去投票站投
票的人数仍少得可怜。学生债务、生活成本上升以及气候变化给他们带
来了巨大的经济挑战。鉴于此,这种情况就有点讽刺意味了。如今,经
过了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两个国家都出现了巨大的代际分裂(年轻人
处于劣势),这时他们才开始主动参与政治。此种情形可能会在未来十
年发生巨大改变。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结
果,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千禧一代和X世代 的选民首次超过了婴
儿潮一代。在英国,工党在2017年的大选中获得惊人的多数席位多半要
归功于年轻选民。据《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的一项民意调查
显示,35~54岁年龄段的公民有相当多数量转向了左倾的工党。总的来
说,千禧一代在态度和价值观方面表现得更加自由。
扎克伯格会成为下一个总统候选人吗?2017年他的政治姿态大幅升
级,但随后展开的却是一场独特的长期运动,意在将他自己重新定位成
一个可爱的、全面的公众人物。
当回溯马克·扎克伯格(或者叫他“扎克”,他喜欢数字社交圈这样
称呼他)在照片墙上的帖子,你会注意到自2014年以来发生了微妙的变
化。从那时起,他就在战略性地打基础,要把“马克”这一品牌塑造成一
个平易近人、聪明的居家男人。他经常晒一些家里的狗或女儿马克斯的
照片。尽管许多硅谷人士尝试与文化接轨,但通常表现出来时都有点缺
乏自我意识或者两耳不闻窗外事。扎克伯格试图将他的公众形象塑造成
一个“有趣的家伙”。他采取的举措包括与比尔·盖茨一起拍摄了拙劣的滑稽喜剧小品,并邀请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为自己的智能
助手配音。在飓风玛利亚过后,他还通过VR(虚拟现实)技术报道波
多黎各受灾现场,他的目的是通过脸书募捐150万美元用于救援。借助
VR技术,他以卡通化的形象出现在非常真实的受灾现场,然后快速访
问月球,之后又回到客厅看望他的狗。这是一次著名的判断失误,完全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他的许多“坦率的”社交快照也能明显看出来是设计过的——扎克伯
格参加新奥尔良狂欢节或者约会之夜,拍的都是温馨的家庭镜头;(不
过,相机是如何知道要巧妙地从背后映衬着灯光去拍摄他和他的妻
子?)或者当他宣布即将迎来第二个女儿时,镜头又正好拍到了他和三
个姐姐满脸真诚的照片。
在某些方面,扎克伯格是下一代政治家的模范样板。如果说之前的
政治家不是律师就是银行家,他们清一色的西装、佩戴红色或蓝色领
带,那么扎克伯格则全面代表了千禧一代的价值观。他年仅32岁,总是
穿着运动鞋,会讲汉语,同时也是一个科技巨头、慈善家、全球主义者
和社交媒体的偶像。
然而,把扎克伯格看作政治家的想法也招致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
题。如果把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事件看作社交媒体的原始力量塑造政治
话语(并左右选举结果)的一次教训的话,那么如果脸书把它收集到的
海量数据用于战略意图会怎么样呢?在英国的剑桥分析公司违规窃取数
据的丑闻曝光后,一个最令人震惊的例子也揭露出来——脸书内容可以
以多种方式进行调整,以推动高度个性化的热点话题,并可能影响人们
对选举的看法和情绪。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支持的脸书页面和帖子在多
大程度上对美国大选造成了影响,但是假新闻、社交媒体头像和机器人
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它们塑造和扭曲数字世界的能力却日益明显。尤其
是刚刚发生了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对13名俄罗斯公民和三家
组织提起公诉,指控他们欺诈并密谋对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施加影响。脸书、推特、照片墙和优兔等社交媒体上的头像、帖子和被盗用的身份
被认为加剧了美国人之间的分歧。脸书尤其引人瞩目,在长达37页的起
诉书中,脸书被提到了35次。脸书一直对这一指控持积极态度,并欢迎
这一调查结果,但负责脸书公关业务的副总裁罗布·戈德曼(Rob
Goldman)在推特上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长文,否认罗伯特·穆勒的指
控。但这一立场很快遭到了公司的斥责。不过,从起诉书中我们可以清
楚地看出,俄罗斯支持的广告只是脸书内部用于影响变革和进行扭曲所
使用工具的一小部分。根据美国《连线》杂志的一篇报道,粗略计算大
概有1100万人看到了俄罗斯广告,而相比之下,有1.5亿人看了俄罗斯
操控的帖子。这是一个利用多渠道、有针对性和浸入式的社交媒体体验
来影响变革的例子。当然,这一点脸书当时也没有意识到,不过我们可
以想象一下假如当时这些被一些愤世嫉俗的人利用,后果会怎样。
根据剧情发展,马克·扎克伯格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名政治要人。他
能当选总统吗?
如今,他在脸书之外的形象越来越难以控制了。在剑桥分析数据泄
露丑闻后,扎克伯格的领导力被人们广泛诟病。他在电视采访中表情呆
板僵硬,可笑的是,他还不断地说脸书就是一个“社区”,就好像社交网
络是某种形式的教堂大厅,这一切都显示出他极度缺乏自我意识。同一
周内,脸书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也戏剧化地用了一些诚恳的言
辞来表达对“信任”的重视。但很显然,这没什么用。两项活动都是在精
心安排下进行的,几乎没有受到采访者的挑战[除了科技媒体Recode的
卡拉·斯威舍(Kara Swisher)和科特·瓦格纳(kurt Wagner)进行的采
访]。这些采访都没有提供给英国的新闻媒体第四频道、《卫报》或者
《观察家报》,正是这些媒体曝光了剑桥分析数据泄露事件,而它们一
定不会让扎克伯克风平浪静。第四频道的新闻主播琼·斯诺(Jon
Snow)甚至还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脸书做出回应。但是一旦脸书
成为一家媒体会怎么样呢?游戏规则会彻底改变。上述这种微妙的操控不仅仅能在脸书网站上进行。随着面部识别、语音激活和交互式家庭集线器等新的消费技术成为常态,操控可能会变
得更加普遍。视觉与听觉技术是智威汤逊预估的2018年最大的消费技术
趋势之一,这一趋势主要是探索新的消费技术如何越来越好地倾听我
们、观察我们,然后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做出回应。我们的日用品正在被
装上智能相机和最新的视觉识别技术,然后再结合机器学习来分析图
像、情感和面部表情——同时也能识别人(甚至是他们的宠物)。与此
同时,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和机
器交谈,可能这都是之前在科幻电影里才有的场景。该技术可帮助人们
使用语音激活产品、与虚拟管家交谈或者查询信息,而在这之前,人们
必须在谷歌搜索栏输入要搜索的内容才能查询信息。根据高德纳公司
(Gartner)的说法,现有50%的手机互联网搜索是通过语音完成的。
2017年Amazon Echo(亚马逊智能音箱)的销量达到了2200万台。这些
新技术的结合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新的、深层次的洞察,但这些却很容
易被用于政治用途。
除了自助通关系统外,面部识别技术已变成一种金融身份认证方
式。在中国,如果使用了阿里巴巴的呵呵付App,在肯德基的任何一家
分店,用户只需要微笑一下就能付款。iPhone X首次推出了用于手机解
锁的面部识别系统。谷歌旗下的Nest推出了售价299美元的Nest Cam
IQ,内置面部识别技术,可以区分家庭成员和陌生人。
视觉技术风险投资基金LDV Capital的普通合伙人埃文·尼尔森
(Evan Nisselson)最近在公司告诉我们:“通过计算机视觉分析,视觉
互联网使所有无生命的物体都有了眼睛,这些带有摄像头的物体使那些
公司可以初步收集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算法数据,并进行分析。其分
析可能包括对象识别、情绪分析、手势识别及更多的人类行为,这些将
影响到所有的业务部门和人类。”据LDV Capital预测,嵌入式摄像机在
未来5年内将至少增长220%。如果Amazon Echo(还有其同类产品,比如谷歌的Assistant和苹果
的智能语音助手Siri)成了我们家家户户的耳朵,那些大的科技公司很
快就能够分析我们的阅读习惯、对话和政治话语,相对之前以屏幕为主
导的互动,这是一个全新的层面。智威汤逊收集的数据显示,89%的千
禧一代在网上购物时都会使用亚马逊购物搜索引擎。亚马逊新推出的人
工智能照片识别购物助手Amazon Echo Look就是一个超强的、具有认知
功能的消费者调查工具,它会拍摄客户试穿衣服的照片,收集大众对他
们着装的评论,存储和分析视觉内容并提供量身定制的推荐。这些App
收集的信息是否会超越消费主义,并侵犯我们的公民参与,从而最终左
右到选举活动的走向?感恩节餐桌上的政治谈话是否会用来制作更加适
合、更有针对性的广告和消息?互联电视上的照片识别技术是否会用于
解读人们在看政治广告时的情感和情绪?尽管这些还没有发生,但已经
为期不远了。
消费者,尤其是那些年轻人,似乎对硅谷作为政治领导者这一构想
非常看好。2017年,智威汤逊为本书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4%的
美国消费者表示会将选票投给硅谷领导者去担任从市长到总统各级政府
职位。91%的民主党人、89%的城市居民,以及少数族裔(89%的黑人
或非洲裔美国人、89%的西班牙裔美国人)更有可能把票投给科技人员
来担任政府职位。不出所料,年轻的受访者也更有可能在政府职位上投
票给科技人员:15~20岁的人中有90%,21~34岁的人中有88%,35~54
岁的人中有85%,55岁以上的人中有79%。这就意味着88%的千禧一代
会投票给硅谷精英去担任公职。
即使扎克伯格没有想当总统,脸书也可能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大
到能够确定一位成功的候选人并影响选举结果。考虑到这些硅谷公司在
学习和预先控制人们的情绪方面对大量个人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融合能
力,甚至在创建数百万个性化、有针对性的体验时所涉及的范围(如谷
歌、推特和脸书所做的),那么在他们营造的数字化背景下设计出一个
独特的、适合每个人的候选人就不遥远了。网飞(Netflix)的主页就已经做得非常个性化了。当脸书开发的未来技术发展到3D、AR(增强现
实)、VR等阶段时,看着书上的字逐渐飞出页面,想想也很有趣。如
果当时希拉里·克林顿因为没有出现在关键的州而受到批评,那么现在
扎克伯格很快就可以以虚拟形式出现在任何地方。所有这一切都与数字
平台、社交媒体和技术在政治和选举中发挥的更大作用密切相关。
如果扎克伯格或者他的某个同行参选并当选的话,那么未来可能会
发生重大变化。有人会说脸书和亚马逊已经接近一个民族国家(毕竟世
界上近13的人口都在用脸书),但它们的平台和服务仍然是参与性
的,仅限于某些行为,如社交和购物,只有在它们各自的领域内才具有
可操作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们至少也受到消费者力量的监督。与
此同时,它们的创始人的偏见和扭曲的信念也只是在他们慈善捐助和投
资的企业内起作用。埃隆·马斯克认为普遍基本收入可以解决迫在眉睫
的由自动化导致的失业危机,但这只是一个演说的话题,而非政策。一
种新的技术驱动的、超个性化的教育方法被看作解决破碎的教育体系的
途径,它为低收入公民创造了平等的机会,同时还创造了一个永不过时
的社会。这种教育方法忽略了由社会经济结构、系统性多代失业和文化
权利剥夺造成的无形的教育差异,但目前它仅限于一些由技术大亨支持
的采用新考试方法的私立学校。硅谷支持的科学奖励基金奇怪地、不成
比例地支持白人男性,但这并不会使女科学家止步,目前来看这并不是
她们唯一的资金来源。
当它们在社会上会占领更大的范围,并开始取代国家,其操控的力
量将变得更大。那时候它们将不再仅仅是一个个社交网络或者互联网超
市,我们将不得不生活在它们创建的这些结构中。
所有的事情开始的时候都是积极的、清白的。那么你为什么不希望
数据被免费共享?为什么不想要无缝服务?在硅谷政治体制中,政府系
统将更加数字化和自动化,办公效率会更高。不过,那样的话就很容易
发展到用跑腿兔一类的平台取代紧急服务,由承包商提供按需消防服务,或是由社交媒体来调控如供水和城市道路一类的服务。(当出现了
动态定价,或者没有足够的优步消防员,或者没有背景调查时会发生些
什么?)当你在脸书上班时,工作、生活和社交就已经模糊为一体了。
在这样一个不太遥远的世界中,公民身份、就业和消费主义之间的界限
连同消费者投票、所有存储在脸书上的个人政府文件以及用于公众监督
的个人履历可能同样会在一个连续的生态系统中变模糊。随着像亚马逊
这样的公司转向金融服务和身份验证,高收入消费者可能会得到更好的
待遇。Echo Look等设备使亚马逊变成了一个社交网络,它可以将用户
的金融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结合起来并进行评估,以便为竞选活动或制
定政策提供信息。在脸书的公共议程中,他们似乎特别关注可持续发展
和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权利;同样受关注的还有广泛的新自由主义
信仰体系——它们又一次融为脸书这个主要消费品牌的一部分,但这也
会在其内部产生一些具有离间作用的言论。千禧一代新自由主义能否取
代现在美国国内的极右翼领导?会一样引起分裂吗?特朗普可能疏远了
这些沿海的自由主义者,但是对于那些工作并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小
范围的特权人士和常春藤联盟的毕业生来讲,他们的信仰体系并不能代
表每一个人,毕竟进步主义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精英意识。也许政府最后
会成为一个由算法驱动的政府,它会不断地更新消费者品牌,在不断解
读消费者情绪时也会受其影响。区块链是一种分散的、即时更新的数据
库技术,可以立刻对任何问题进行投票。或者我们也可以像进行
BuzzFeed调查一样,简单地进行投票。
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是20世纪中叶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城
市开发商,他在很多方面的做法都可以作为一个提醒,警示我们硅谷借
助公民影响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并引以为戒。摩西将自己的城市愿景强
加于战后的美国,他将城市中那些破败的街区连根铲除,建造了新的现
代化的开发项目、公园和游泳池,并修建了可以跑汽车的宽阔道路,因
为他把汽车看作美国经济未来的核心。他还在现存的历史名城之间架起
超级高速公路。他还在“城市更新”的旗帜下建造了新的住房项目和社会
实验项目,为贫困人口提供住宿,而这些高度同质化的街区之间是彼此隔绝孤立的。对于城市内现存的那些相当成熟的复杂的生态系统他都视
而不见。1961年,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
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Cities)一书中对此进行了细致的
观察,她支持并强调要保留城市中自然而然形成的这些街区。硅谷正在
向我们推销的是一种现代化的、以数据为驱动、醉心于技术的未来愿
景,它和摩西的愿景类似,也含有偏见和盲点。而现在他们离实现类似
的抱负越来越近了。扪心自问,我们真的想要那些茫茫一片的无人机为
我们提供一切吗?公共交通应该变成按需提供吗?无人驾驶汽车真的是
我们的未来吗?高效率、不断提高的可持续性和技术进步都很好,但随
着城市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东西被连接到互联网,我们彼此之间的互动也
变得越来越商业化了。
亚马逊的Echo和Google Home(谷歌家庭)的集线器现在都降到了
30美元的低价位,这是因为硬件并不是产品,我们才是。我们彼此之间
的互动、我们的一举一动以及我们的购买行为才能够产生对销售和广告
有价值的数据。当整个城市都被连接起来,所有的城市生活就都变成了
另一种产品。
硅谷现在比大多数行业更有能力发挥政治影响力,并且是以我们闻
所未闻的方式来进行。每一天它都同时充当了政府的供应商、合作者、赞助商、顾问、沟通者、竞争对手以及敌人。它的那些平台已经成为民
主、选举和政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获得了比
以往更多的资金。2017年,苹果公司的现金储备超过了2500亿美元,而
2016年11月美联储的账面资金也不过1180亿美元。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
集团,苹果在消费者技术方面的巨大繁荣更加增强了其实力,从而使得
所有的创新重点都转向了商业产品。政府也不再像20世纪30年代到80年
代那样去激励创新了。据市场研究公司未来市场洞察称,到2020年,全
球消费者技术市场的估值将达3万亿美元,高于2015年的1.45万亿美
元。印度和中国正在推动新的需求,预计美国将继续投资升级既有技
术。硅谷公司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消费者,了解每一个公民。总体上
讲,它们在某些方面比朋友或家人还要更了解你,因此其他行业当然更
无法与之相比。比如,制药公司不知道你多久查一次自己的星座,埃克
森美孚不知道你何时采用了B计划,也不会知道上周你是否在墨西哥
城、斋浦尔或上海旅行,以及你在那些地方都搜索了哪些信息。而硅谷
拥有大量丰富的消费者数据,不受地理边界和治理范围的限制。它们存
取的数据正变得越来越私密和全面。电子记录可以获取我们的健康和生
物数据、我们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从语音识别命令中获取的数据。这种
技术可以通过读取面部表情来实时分析人的情绪。
硅谷也会在传统的势力范围内运作。如许多石油和制药公司那样,它也是跨国性质的。同样地,它也会随着自身的迅速增长而扩大对华盛
顿特区的投资。它也会去游说政府,也有自己的政策首脑,并且也有了
自己的一席之地。不过,硅谷可以开发的还有其拥有的巨大的文化影响
力以及与消费者的亲密关系,这又会导致一些有趣的新矛盾。它会像其
他大型石油和制药公司一样去游说政府,同时也会利用其员工和消费者
(通常都是一回事)的公民基础去影响变革,即使这意味着会对抗传统
政府。
硅谷公司,尤其是大公司和政府之间的权力格局正在持续改变。相
比其他公司而言,那些大的科技公司对发表政治言论表现出更大的兴
趣,这是它们品牌塑造、自我意识不断提升的必然产物,旨在标榜自己
是积极的力量(而不仅仅为了获利)。苹果和谷歌同迪士尼和可口可乐
一样都属于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品牌。与以往的工业浪潮不同,它们所做
的事情不仅仅是为了争夺权力,还为了创造奇迹,现在它们正在将政治
作为一种营销策略。全球最强大的十大品牌中就有几家公司在诸如英国
脱欧、保护个人隐私和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等问题上表明了政治立场,这标志着历史上多年来通常保持中立的企业公开向政府发起了挑战。如
果一个商业品牌有足够的信心在一个反对政府的政治问题上公开发表言
论,这标志着一种范式的转变。比如苹果、脸书、谷歌和微软的领导人主动出来批评特朗普总统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户外服装品牌巴塔哥尼亚
(Patagonia)正在起诉美国政府不断缩减对国家公园的保护措施,扎克
伯格(而非美国总统)正在与达卡逐梦者会面。不过这种激进主义也与
它们作为消费者品牌的角色有关——它们需要表现出与时代和舆论的联
系,即便总统不这样做。许多品牌公开在2017年美国超级碗比赛当天同
步举行政治宣传。爱彼迎投放的“WeAccept”宣传广告就是一个例子,它
是针对特朗普总统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实施移民禁令发起的,意在强
调自己的包容性政策。(不过,广告中却没有一个人佩戴希贾布 ,这
表明他们还是有其局限性。目前尚不清楚这是一个战略疏忽还是仅仅因
为他们太蠢。)
如果政府的政策与硅谷的利益相悖或者妨碍了它们赚钱,它们就会
试图通过用充满号召力的口号把自己的用户动员起来进行抗争,这让硅
谷与政府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在一次优步的经营活动遭受政府的限令
后,它就向用户喊出了“你们不想要这个!写信给你们的州长!”鼓动用
户帮助它推翻政府的限制和禁令。爱彼迎在动员其用户方面形成了一整
套策略,如在内部建立了爱彼迎语言社区,提高用户维权意识,建议他
们给谁写信,让他们去游说政府,允许他们继续出租公寓和房屋。我们
可以把爱彼迎描述为一个新型的共享经济“行会”,它在召集会员去推动
房产共享方面已经制定了一个全面的战略。也许它有自己的政策首脑,它也会去游说,但是通过上述方法它不仅获得了商业利益,还巧妙地占
据了“革命的激励者”这一立场。象征手法很重要。爱彼迎这家公司已经
变成了人民而非国家的捍卫者。
和硅谷相比,联邦和地方政府却没有那么大的金融影响力,由此便
产生了这种重大的变化。过去关键领域的创新都由政府引领,而现在变
成了硅谷;它还越来越多地承担了一些核心治理工作。这不仅仅体现在
马斯克打造的太空飞船,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航空航天局和政府合同
都在进入硅谷,这是因为硅谷的商业公司拥有更多的资金和更多的创
新。这就促使联邦项目去主动尝试向硅谷机器人初创企业示好,并获得一些可能与军事和政府用途相关的技术产品的股份。现在驱使人们去解
决问题和创新的力量已经发生了360度转变。英国政府正在借助谷歌名
为“深度思维”(Deep Mind)的机器学习来帮助其健康服务领域,并借
助帕兰提尔进行数据分析。(据报道,新奥尔良已经在试验帕兰提尔的
警务预测技术。)硅谷逐渐变成了一位“专家”朋友——而作为普通民众
的我们对这一变化也感受深刻。曾经,是政府把我们带到太空,是我们
政府的科学家建立了互联网,是我们的国务卿去制定战争策略,而现在
我们一心指望这些科技公司引领我们走向未来。
现在,这个群体不仅主导了政治话语权,而且还在不断扩大这一话
语权,成了政府和政治渠道进行社交媒体营销的引擎。竞选活动通过社
交媒体去运营,然后大获全胜。政治新闻在社交媒体平台被传阅,然后
被扭曲。脸书、推特、优兔和照片墙等现在都被用来进行政治竞选,而
且上面还有政府的官方网页。还有一个例子,作为数据分析师和流动人
员,硅谷人才已经成了政府的核心顾问。
社会以及政府的许多方面正变得越来越数字化,这往往需要私营企
业参与其中。而且随着这些领域的公司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许多
政府欲将硅谷培育为其商业伙伴。奥巴马就曾在SXSW 大会上开玩笑
说,他想聘请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显然政府正在向技术靠拢,这是因为
技术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成了未来的代名词。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更宏观的一面。硅谷技术最终会加剧政府来自方
方面面的压力,且缩减了政府收入,从而削弱了它的实力。自动化、机
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都在不断地加剧失业。自动驾驶汽车、传感器和自
动化将会大大减少停车罚单、超速罚款等这些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渠道。
爱彼迎等平台操纵、扭曲了房屋和租赁价格,迫使低收入消费者退出了
市场。新技术制造了大量的道德困境,这不仅需要政府去研究、理解和
预测,还需要它去规范,而这进一步给政府资源施加了不小的压力。出
于保护隐私的需要,广泛使用无人机的行为必须得到监控。总而言之,这就像是一种千刀万剐般的死法,一种缓慢(或者不那么缓慢)的消耗
战。硅谷以“效率”来对抗政府的缓慢和官僚主义。政府的缓慢即使是一
种深思熟虑的表现,也会被科技公司公开定位成对进步的阻碍。那么,谁会笑到最后?
1. 达卡项目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推动的一个旨在帮助那些16岁前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
在美国获得合法身份的项目。——编者注
2. X世代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初出生的美国人,这批人身上有着不同程度的不负责任、冷漠和物质主义等特点。——译者注
3. 希贾布是穆斯林妇女戴的面纱或头巾。——译者注
4. SXSW即西南偏南大会(South by Southwest),是每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
的一系列电影、音乐和多媒体交互的艺术节。——译者注控制感:华盛顿发生的变化
2016年12月下旬一个寒冷的早晨,许多人已经开启了度假模式:购
物、返程回家或者旷工去聚会。不过,希拉·克鲁姆霍尔茨(Sheila
Krumholz)并没有这样做。她是响应政治中心(CRP)的执行主任。这
是一个非营利性、非党派性质的研究小组,总部位于华盛顿。他们的任
务是追踪金钱和游说对选举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并寻找利益冲突点。克
鲁姆霍尔茨现在很疲惫。总统大选期间她马不停蹄地忙了几个月,而现
在另一个大旋涡——特朗普总统选举的余波又接踵而至,这样一来她的
公司就又有大量事情需要追踪。
提到特朗普政府,克鲁姆霍尔茨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去促进这样
一个理念,即无论你的职位如何,你都需要获取信息才能进行基本的尽
职调查,进而对政府进行问责。我们要确保政府制定的政策是基于它的
优点,而不是为了钱。现在金钱正在源源不断地流入政府系统。我可能
得补充一下,有些亿万富翁或者非常有钱的商人,他们在政治方面缺乏
经验却被政府委以重任,担任政府最有权力的职位,而这种情况是前所
未有的。”
在2016年总统选举之前,她的许多关注点都与硅谷在华盛顿特区日
益增长的影响力有关。关于这方面,有很多新闻头条。比如硅谷日益猖
獗的游说现象,奥巴马政府和科技巨头之间的“旋转门”现象,以及硅谷
在华盛顿的普遍存在。硅谷在华盛顿活动的力度和特朗普旗鼓相当,也
许是为了避开其商业利益和特朗普可能会形成的大量冲突。
她说:“和其他兴趣爱好不同,技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此普
遍,以至于我们每天都被技术包围着。围绕我们的不是保险,甚至时尚
和好莱坞与我们的紧密程度也不及它,几乎离开它5分钟都不行。因此,很难将它与其他任何东西进行比较,华盛顿政府尤为如此。”
即使在大选后的几个月,硅谷领导人依旧是新任总统的一个关键部
分——要么批判特朗普,要么被批判与特朗普为伍。事实上,相对其他
任何一个领域的领导者而言,如汽车、能源和金融等领域,硅谷对政治
事件的态度和立场都会占据更大的头条,这说明了硅谷的文化影响力之
大。
政治领域一直就存在私人利益和行业游说——2016年投钱最多的要
数美国商会、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制药和医疗组织、波音公司和美
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但现在这种现象发生了转变,现在又有了
一位参与者: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硅谷就贡献了和那些成熟行业数量相
当的资金。
克鲁姆霍尔茨说:“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硅谷的身影,而且我们也
看到了闪亮的科技大楼拔地而起,那里入驻了谷歌等硅谷公司。”在这
里,她指的是硅谷在首都设立的新的办事处,也就是他们进行游说的基
地。
Alphabet(字母表)——谷歌结构重组后的母公司——是一个控股
公司,其子公司包括了优兔、谷歌以及谷歌的其他控股子公司。据响应
政治中心称,2017年它花了超过1800万美元进行游说。亚马逊在2017年
花了1280万美元,脸书花了1150万美元,再加上苹果公司,游说花销总
额高达约5000万美元。
它们在资金上的投入已经急剧增加。根据彭博社(Bloomberg)的
数据,2015年,谷歌、苹果、脸书、微软和亚马逊在华盛顿的游说支出
为4900万美元,而五大银行才花了1970万美元。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
中,它们在希拉里·克林顿身上投的钱最多,高达400万美元。
即便特朗普当选之后,硅谷的影响力也保持了增长。彼得·蒂尔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作为特朗普团队的代表和竞选捐助人,他又成了
特朗普总统过渡团队的早期成员,这些都说明了他们之间的联系还在继
续。
那么硅谷在华盛顿的影响力有什么特殊之处?
克鲁姆霍尔茨说:“这个很复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们只是另
一种行业,代表的是就业岗位,而正因为它们代表了就业,选民们就会
关注它们。当然,选民关注的是它们制造的那些惊人的产品。不过它们
对民众也有吸引力,它们拥有财富,还拥有政府需要的专业知识。它们
是通信企业,不同于农业或者国防。”硅谷玩家将软硬实力巧妙结合,并把一切都融入其间。
她接着说:“这对于华盛顿意味着什么,人们还不太了解,有些国
会议员会对硅谷充满敌意,或许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硅谷,或许是因为他
们认为硅谷和民主党结盟,而共和党(截至2017年)在国会中占了多
数。当然,也有一些硅谷人士仍然觉得自己要胜过华盛顿,他们并不想
真的去玩这个游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并且可以将整个
华盛顿自动化——而不是将它抛给那个在此处诞生的旧系统。”
她说:“不过也有人谈论要彻底改革政治,我认为我们中的许多人
仍然在期待科技去完成这些,就算不彻底改革华盛顿,也会彻底变革美
国人参与政治的方式。”
诚然,“政府”和“政治”对不同的人来说含义也不同,且因国而异。
在美国,“政府”部分是民事,部分是军事,部分是联邦,部分是各州,部分是地方,还有部分是执法。它还是美国航空航天局,是医疗保健和
保险,还是国家公园。它存在于一切,从你的驾驶证到税收,还有你的
船在海上沉没时得到的救援。我们和政府之间有很多不同的互动方式,人们对每一种方式的看法都不同。不过,人们对政府的总体概念就是它
为监管而生。政治方面的问题千姿百态,不过它也会产生令人沮丧的感觉。如果
说英国脱欧和美国2016大选是一次反对国家统治的投票,那么那些投票
留在欧盟和支持希拉里的年轻人就都是“亲”国家的。然而,同样是这群
人,他们脱离政治,脱离投票系统,对政客持怀疑态度。也许他们只是
懒得投票。
2016年美国选民投票率降至近20年来的最低点,只有约55%,是
1996年以来历次总统大选投票率最低的一次(1996年,有53.5%的合格
选民进行了投票)。
克鲁姆霍尔茨说:“多数美国人出了局。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在忍
耐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上的苦难,更重要的是40多年来工资一直停滞不
涨。只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在任何层面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她评论道:“你一定会认为如果最后只是一个僵局而一无所获的
话,必定要付出代价。但是有些人想要的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国会和权
力被削弱的政府。到目前为止,也并没有什么代价要付出。也许这就是
我们未来的方向:民主进程逐渐萎缩,而不是通过某种技术解决方案来
扩大政治参与和民主。这些我都无从知晓。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不再是
一个民主国家,而是开始成为一个不同形式的政府。”
曾任美国国际信息计划局协调员和白宫数字战略办公室主任的梅肯
·菲利普斯(Macon Philips)对此表示认同,他说:“人们愤世嫉俗,他
们不相信从当权者那里会得到他们的最大利益。”菲利普斯身材高大,一身学院风,他正在杜邦环岛的一家咖啡馆里思考这个话题。菲利普斯
还是奥巴马竞选活动时的数字战略家,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试图在这个
数字时代转变那些传统的组织机构,但他还有良知。他说:“人们普遍
认为政府效率低下且已经过时……一代人已经长大,他们眼睁睁看着唱
片业和报业崩溃和瓦解。我认为,由于我们还关心制度,我们必须努力
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政府的哪一部分需要打破,哪一部分需要拯
救。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挑战。”作为消费品牌,这种情形对硅谷公司来说十分有利。对大众来讲,它们比政客显得更加有责任心,所以现在竞选变成了每天而不是四年一
次。与这种变化同时产生的还有公民消费主义意识的增强,即消费者更
加政治化了,而且会利用购买力来影响变革——当他们不喜欢某个品牌
的行为时,他们可以退出服务或者在社交媒体掀起民众愤怒情绪,促使
这些品牌做出回应,这便创造了一种控制感。
即使在动荡的政治事件之后,千禧一代不是去投票站,而是转向推
特、照片墙和脸书等新媒体平台来表达他们新的政治观点。不过,截至
目前,其关注度和效果都很有限。脸书上直播视频在不断分享,模因
被不断上传到网络平台。网络上在举行罕见的大规模抗议。在2017年3
月的洛杉矶市长选举中,只有12%的选民投了票;而不到两个月前,由
社交媒体组织的女权大游行参加者达到了50万~75万人。
但是,这些问题并非美国独有。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信任崩塌正在全
球范围内上演。一些人指责社交媒体经常发表引起分裂的政治话语,而
且政府没有足够快速地做出回应,从而使自己变得可有可无。在其他方
面,有人认为全球化本身使得区域政府无法守住原有的权力,因为在面
对一股如此强大、无所不在的力量时,它们无法保证安全和就业。也有
一些政府不断强化民族主义并采取紧缩政策,但这些是最终答案吗?作
为跨境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实体,硅谷公司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可以
比地区治理机构做得更好,并且它们已经在动员自己的会员和用户来推
动它们的议程。
在美国,硅谷与特朗普总统的关注点存在一定分歧。硅谷赞成科学
研究,相信可再生能源是未来,并希望实现自动化。而特朗普在2016年
的竞选活动中承诺将工作还给美国人,并且认为人们对全球变暖的担忧
有些夸大。前白宫办公厅主任赖因斯·普利伯斯(Reince Priebus)在
2016年底向福克斯新闻频道透露,特朗普认为气候变化言论是“一堆废
话”,不过他将“开放心态,倾听人们的意见”。硅谷把世界视为无国界的、全球化的,而特朗普想要加强边界。不过在某些方面他们的任务又
是一致的。毕竟,如果政府在更多方面变得私有化,没有哪些行业会比
硅谷受益更多。
1. 模因(meme)是指在同一个文化氛围中,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思想、行为或者风格。
作为一种流行的、以衍生方式复制传播的互联网文化基因,模因最初诞生时具有作者匿
名、娱乐性较低的特征,曾经风靡网络的绿豆蛙和兔斯基等卡通形象及其衍生作品,都
可视作国内互联网模因现象的萌芽。——译者注从平台到政治
说句公道话,硅谷历来就带着势利眼来看待政府和政府治理,认为
它对社会是一种干扰,是一个动作缓慢的怪兽。但随着科技公司的不断
成熟和发展,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当它们面临许多不同领域的监
管时,就需要聘请政策负责人来应对各种政治体系。企业家们已经认识
到政府合同和其影响力中蕴含的机会。当这些公司不断取得成功,它们
在重新思考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系统时,其自我信念和使命也随之膨胀
起来。
正如超级高铁一号公司(Hyperloop One)前执行主席、夏尔巴资本
(Sherpa Capital)总经理谢尔文·皮谢瓦(Shervin Pishevar)所说:“当
我第一次来到硅谷时,硅谷人没有任何政治企图。他们看不上洛杉矶、媒体和好莱坞。而所有这些形式的狂妄自大显然都是错误的。这三者之
间存在相互依赖和共生关系。”
硅谷和政府间最近的一次重要互动可以追溯到2011年,当时风险投
资家约翰·杜尔(John Doerr)在家中举办了一场晚宴,奥巴马、乔布斯
和扎克伯格都出席了。根据乔布斯的传记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的说法,乔布斯被说服前去参加,但回来时一脸沮丧,他抱
怨说:“总统非常聪明,但他却一直不停地向我们解释为什么事情无法
完成。这点惹恼了我。”这是否是奥巴马在他的匹兹堡演讲中提到的和
傲慢的CEO的谈话之一?这些硅谷高管认为他们可以管理政府。
从那时起,随着每家公司的范围和复杂性不断增长,硅谷与政府之
间的关系也随之不断变化。硅谷有一个官方机构FWD.us,是一个游说
团体,旨在推进那些能够服务于其利益的核心政策。这个组织于2013年
由扎克伯格等人牵头成立,成了硅谷的一个倡导性的组织,并专注于移民改革。该组织得到了比尔·盖茨的支持,共筹集资金5000万美元。
硅谷在游说方面的第一次高峰与一些重大的政策辩论有关,如奥巴
马医改和2008年金融危机,也包括一些重要的技术之争。这些大部分都
在意料之中。任何一家公司,当它达到一定的规模,都需要契合当前的
政策并了解立法。
然而,科技的注入导致华盛顿特区发生了些许文化上的变革。爱德
华·奥尔登(Edward Alden)在2016年说他“过去这五六年对此感受尤为
强烈”。奥尔登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专门研究美国的经
济竞争力。“你会看到这些公司的代表参与更多的活动,你真的会看到
他们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去努力实现移民改革。作为科技公司,它
们参与的程度之深远超我之前所见。”
不过,硅谷是在成功地对抗两项立法活动之后才开始改变策略的。
由此,硅谷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开始从曲意逢迎转变为反抗,动员广
大消费者去打破某项新立法将会对其产生的控制。
2012年的《停止在线盗版法案》(Stop Online Piracy Act)和2011
年的《保护知识产权法案》(Preventing Real Online Threats to Economic
Creativity and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ct)都是把重点放在对侵犯
版权和盗版行为实施制裁,保证网络安全。
为了回应政府的控制意图,谷歌和英文版维基百科以及几千个较小
的网站组织了一次全面的关闭行动,同时在其他地方鼓励人们去请愿抗
议这些法案。这两项法案被它们定位为一项反言论自由和网络自由的审
查制度。这是硅谷第一次全体配合反对政府行为。美国唱片业协会
(RIAA)对此做出的回应是:“当一个作为信息门户的平台故意歪曲事
实借以煽动其用户并使他们被错误的信息武装时,事态就很危险了,也
很令人不安。而且当信息散播者也拥有了平台时,想要对抗错误信息就
更难了。”这两项法案随后就被废弃了。硅谷开创了一个利用互联网消费者对抗立法的先例,因为互联网的
使用已经如此广泛和普遍(它还开创了利用其霸权去影响变革,使其符
合自己的利益这一先例)。自此之后,这种情况多次出现,现在几乎已
成为事实上的政策(没什么挑战,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当优步向各个
城市进军时,它就有一套精心设计的可以用来发起政治斗争的系统,它
会使用游说、草根运动、向其会员发送电子邮件、通过优惠活动削弱传
统出租车等方法(规模经济和多轮融资意味着现在即使不盈利它也能够
承受得起,这使出租车行业处于不利地位)。它现在还会熟练利用其成
员形成一个群众压力集团来按照它的运作方式对抗管制,它可以向司
机、新平台和微型网站发起直接的消息传递活动,让他们全力支持优步
的事业、吸引会员并恐吓政府官员。
奥尔登说:“它们真的在试图改变叙述方式。一边是僵化的政府监
管,另一边是解放、自由和消费者选择。它们在对两边进行构架时真的
做得很好。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政府去约束其种种活动的意愿
和能力。”
硅谷在营销和信息传递方面一直在积极塑造一个与“政府大坏蛋”对
抗的“英雄”角色。2015年12月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发生了恐怖袭击
之后,苹果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较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起事件
中,苹果公司公然反抗政府,成为隐私权的仲裁者,而政府变成了不被
信任、窥探隐私的探子。这个大规模枪击事件导致14人死亡、22人重
伤。通过调查,联邦调查局在其中一名射手家中发现了一部苹果手机,他们找到苹果公司来解锁这部手机以提取据称很重要的信息。而苹果公
司拒绝开发一个新软件去解锁射击者的个人密码,理由是这样会为滥用
所有公民隐私打开一扇后门。
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在一封写给苹果用户的信中说:“政府这些
要求带来的影响令人不寒而栗。如果政府可以使用《全令法案》(All
Writs Act)而使你的苹果手机可以轻易被解锁,那么它将有能力进入任何人的设备来获取他们想要的数据。政府可能会扩大这种隐私侵犯行
为,要求苹果建立监控软件来拦截用户的信息,访问用户的健康记录或
财务数据,追踪用户的位置,甚至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访问用户手机
的麦克风或摄像头。”库克表示该公司没有轻率地反对这个命令,但“面
对美国政府过头的行为,我们必须大声说出来”。
网络信使在英国为保护其加密数据时也用了这套说辞。2018年4
月,当发现一名恐怖分子在2017年袭击议会之前曾使用过该消息平台
后,英国内政大臣安伯·拉德(Amber Rudd)呼吁该公司允许拦截信
息。
拉德在BBC(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中评论道:“我们需要确保
像网络信使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组织不要成为恐怖分子互相沟通信息的
地方。”
非暴力技术反抗正在崛起,“政府不懂创新,所以不应该阻止创
新”这一理念也给它添了一把助力。
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斯中心的技术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亚当·西艾
奥(Adam Thierer)说:“创新者和创新组织基本上结束了传统的监管程
序,甚至也结束了民主监管的传统方式。”西艾奥说,他们不过是在做
自己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高度分散的世界,不受民主化创
新的控制。“它让我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即谁来为我们生活的这
个新世界制定法律?法律是什么?治理是什么?”社交政治
从许多方面来讲,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脸书总统,他利用这
个流行的平台和观众建立联系。他得到了脸书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
(Chris Hughes)的帮助,休斯利用脸书作为一个动员平台,在奥巴马
的选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16年,脸书甚至推出了奥巴马聊天机器
人,帮助用户通过桌面窗口聊天客户端Messenger联系到总统。希拉里
的竞选活动也采用了此方法。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政治和政府沟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得国家越
发依赖硅谷,把它当成了一个供应商。它还分化了传统的、业已验证的
传播手段(看看特朗普对推特的使用就知道了)。从本质上讲,硅谷平
台已经成了政府面向受众的最大媒介,也是总统候选人最大的营销工
具。
随着我们的媒体消费逐渐数字化和移动化,政府广告也转向这些平
台。通过承接军事、健康和其他各种服务领域的活动,脸书和谷歌成了
政府广告支出的主要受益者。根据美国政府责任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GAO)2016年的一项研究,联邦政府每年的广告
支出总额为9.96亿美元。可口可乐同一年的广告花销近乎它的4倍。尽
管很难衡量,但其花费的大部分都被硅谷赚去了。正如政府责任署的评
论:“联邦公共关系活动的总范围基本上无人知晓,有许多因素使得难
以量化联邦政府在公共关系方面所使用的资源。这些因素包括对一些基
于网络平台的扩展使用,例如脸书和推特。”根据《卫报》报道,英国
政府2014、2015年在所有营销活动上花费了2.89亿英镑;在这笔花销
中,在数字和社交媒体上的预算显著增长,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流向了
脸书和谷歌(不过,在优兔播放类似极端内容的广告后,英国政府已成
为少数几家从Alphabet撤出广告的组织之一)。但是,这些资金中有多少用在脸书、推特和谷歌等平台并不是公开
透明的。
社交媒体使政治在某些方面发生了改变。随着我们所有的媒体消费
越来越数字化,它现在变成了政府的主要推广渠道。此外,通过算法,政府可以不断接收新的见解,对媒体收到的信息和消费者情绪做出非常
细致的解读,从而使社交媒体变得越来越可测量、可预测。数据分析团
队和程序化的广告现在已经成为选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此一来,硅
谷便再次成了运筹帷幄的专家。此外,它还让政府对选民有了一种独到
的理解。曾经那些正式的沟通渠道和流程被逐渐分散,对人们与政客和
政府的互动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它显得更加现代化和人性化,也更
容易接近,不过这同时也使得它的威信有所降低。
梅肯·菲利普斯追踪美国政府对脸书的使用情况一直回溯到了2008
年。他说:“脸书是2008年竞选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专注于组
织大学校园里的学生……早些年,人们虽然认为社交媒体影响了政治和
竞选活动,但其作用远不及政府管理。随后奥巴马和其他领导人改变了
这一现状,真正带来变化的是奥巴马。”
如今,这种变化更加普遍:“你已经看到所有的社交媒体公司都在
华盛顿设立办事处,试图与政府人员合作研究如何使用它们的平台以及
如何在它们的平台上做广告。”奥巴马总统、国务卿希拉里和特朗普总
统在社交媒体都很活跃,各自拥有数百万粉丝。经公关大师策划,希拉
里·克林顿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在推特上组织了一场活动,在特朗普
的自留地为竞选募捐。社交媒体成为现代候选人吸引千禧一代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
这些平台和搜索引擎不仅完全融入了政治,而且被视为媒体,有了
另一种身份。菲利普斯讲述道:“在一场辩论中,希拉里说,‘唐纳德·特
朗普说过这些话,只需谷歌一下就知道了’。我认为这是件很有趣的事
情……这就像是说如果你不相信我,也该相信第三方。”换句话来说,谷歌已经成为最终的事实检验者。
视频直播是另一个强大的新工具,它有改变政治对话的潜能,且在
警察和政府活动中正被用来作为一个虚拟的公民监管工具。民权活动家
德雷·麦克森(DeRay McKesson)在2016年7月的一次“黑人的命也是
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中对他被逮捕一事进行了现场直播,该视频在短时间内的点击量超过了65万次。2016年10月,女演员谢琳·
伍德蕾(Shailene Woodley)现场直播了她因抗议达科他输油管道项目
而被捕的事件,有4万多人次观看。伍德蕾的脸书页面被浏览了470万
次,视频在发布后的10天内被分享了88000次。
2016年,智威汤逊广告公司在一项名为“政治消费者”的研究中对此
进行了描述。我们研究了名人文化、千禧一代和科技巨头在社交媒体的
推动下如何变得越来越政治化。这项针对1000名美国消费者的全国性调
查显示了很有趣的结果。年轻人认为在脸书等平台上看到的直播视频比
其他媒体更真实。51%的Z世代 和56%的千禧一代受访者表示社交媒
体上的直播视频在政治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种变化再次为推特、脸书和优兔等硅谷平台在政治领域提供了独
特的优势。菲利普斯说:“我认为,我们正在一个由这些公司组成的真
正的动态权力层着陆。它们控制着算法,所有决定由它们来做。”因
此,它们控制着对话。
1. Z世代是由营销人员定义的青少年世代群体,他们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
初之间。跨境体系
从许多方面来讲,硅谷的生意已经跨越了地域立法和界限,因此,专注于区位治理就不再那么重要。虽然总部设在美国,但这些企业都超
越了国界并成了一个个跨国社区。
亚马逊已经有了它自己的全球治理体系。它制定了自己的法律、定
价和条款——消费者永远第一位。它从头开始建学校,建立快递网络和
娱乐设施。随着业务扩展到日本和印度等地,它也正在变成一家真正的
全球性商业公司。同时,随着它开始吸收借鉴消费者与互联网互动的每
一个方面,它逐渐变成了一个高度智能、高度个性化的购物机器。它
的“穿衣小助手”Echo Look可以让我们拍摄穿上新衣服和旧衣服的照
片,在记录我们每天所穿衣服的同时还搜集大众对服装的评论(亚马逊
还通过使用照片敏感技术来记录我们是否胖了)。Amazon Echo还被用
来查询哪天是总统的生日(从谷歌慢慢地夺取版图),也能帮助消费者
买东西。亚马逊 Dash按钮 已经连接了一定数量的家用品牌,可以告
知亚马逊消费者使用苏打水或洗涤剂的频率和用量。(难怪它没有将这
项业务交给汰渍、可口可乐或高露洁,因为它自己也在生产这类带有自
己商标的产品。它已经变得无所不能。此外,相比政府,它还得到了越
来越多的信任。)
简·考夫蔓·温(Jane Kaufman Winn)是华盛顿大学的一名法学教
授,是网络、数字、隐私和电子商务法方面的专家,为人直言不讳。
2016年,她发表了一篇题为《成功者的脱离:亚马逊作为私人全球消费
者保护监管机构的崛起》的论文。这一角色定位使其庞大的规模和以消
费者为中心的原则之间实现了有机结合。她认为,作为一个全球性以消
费者为中心的终极公司,亚马逊基本上已经自成一国,能够满足它的“人民”的任何需求。但是,最终这会伤害所有供应商和各大品牌,也
会对政府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
按照温的描述,亚马逊在这方面表现得就像一个“私人监管机构”。
她说:“诸如亚马逊、谷歌、苹果、脸书和微软等全球性平台,它们在
拥有全球在线市场的同时还充当了这些市场的主要监管机构,使我不禁
想起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在1991年所描述的‘成功者的脱离’这
一说法——从富裕、强大的公民社会退到私人的封闭社区。”
目前,像这种市场和监管的融合在很多方面对消费者是有利的,但
对供应商来说却不是个好消息,因为亚马逊的规模之大使得它们越来越
无法控制价格和条款。温在她的论文中这样解释道:“亚马逊作为其市
场的实际监管者这一地位,再加上它一心追求客户满意度,导致它和自
己的员工及供应商之间的关系问题重重。当平台运营商同时也是它所创
造的市场的主要监管者时,可能就会出现负溢出效应:压榨员工和供应
商,以确保消费者以廉价的方式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这样只不过
是将冲突从平台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推到了另一部分。”
她在论文中总结说,这最终并不能使整个在线商业更公平。这一说
法可能带有一定的预言性。因为亚马逊仍然在试图征服我们,所以它现
在还是消费者第一。但当它成为垄断者时,消费者的下场就会和它的供
应商一样——被迫遵守它制定的规则、体系和做法,这像极了那些邪恶
的接管香蕉共和国 的主宰公司,或者说像极了独裁统治者。
同时,虽然消费者可能在短期内处于亚马逊的主导地位,但也许有
一天,该公司会垄断所有消费者购买。当它拥有消费者的每一类支出项
目,而其他所有销路都被销毁时,它就会设定自己的条款。届时消费者
可能将被迫去遵守这些条款,别无选择。
温认为,硅谷公司的数字化特性使得它们能够成为比政府更具响应
性的公民系统。相比有着繁复的书面工作和繁冗的人事结构,且在许多情况下还执意照搬旧例的政府而言,数字化的公司,尤其是那些我们与
之不停互动的公司大为不同,它们是活生生的会呼吸的生物,是一种即
时可读、可测量的有机体,且非常敏捷。它们可以将这种能力应用于政
府治理或者许多政府体系。
一天下午,温从华盛顿打来电话说:“亚马逊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
先进和最有效的消费者保护监管机构,其原因是: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
毫无隐私的状态下。它们拥有所有的行为数据……就像古老的罗马天主
教教规或伦敦《商事法》(Lex Mercatoria)所拥有的权力一样,谷歌就
是谷歌平台的监管者,苹果就是苹果平台的监管者,亚马逊则是亚马逊
平台的监管者。而且,由于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云中,完全透明,因此
它们有着令人惊叹的执行能力,且成本几乎为零。这就是为什么它们
(在统治方面)比政府更有效。”
要知道,优步能够根据用户的规模、司机的身份、天气、需求或任
何别的因素快速调整佣金,即便有时候它的运行机制对司机不利。人们
熟知的是优步绕开雇主身份,以避免对员工的福利承担责任,因为他们
是“合作伙伴”!反过来优步却对他们的收入和权利施加了相当程度的控
制。仗着自身规模和消费者的支持与认可,它已屡屡蔑视法律。
算法的使用,再加上我们实际生活在这些平台之上的事实,使得这
些公司不仅可以实时响应,而且还可以在预测的基础上提前做出响应。
它们可以了解我们的行为方式、愿望、错误、积极的行动,以新的方式
和我们互动,而这些政府都做不到。在它们的管理体制下,我们都变成
了不断被测量和监督的生物。抛开隐私不谈,现在所有这一切对消费者
是大有裨益的。它会创建一些高度个性化的推荐列表,会预期我们什么
时候可能需要买洗发水以及我们可能喜欢的品牌。不过,当它们的力量
变得无所不在时,我们将无力抗拒它们的影响。
美国政府已经尝试通过与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全球贸易协定来整合这
一群体的无国界问题,但这些协议基本上都没有成功。例如,曾经按区域进行代理和销售的区域性图书和娱乐权(这就是你无法在某个国家观
看某部电影的原因),如今变得越来越难以执行了。
四大科技巨头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正在以各种方式侵蚀传统
的权力。温说:“我们称之为法令过时或者管制过松。我们有硬性法规
和软性法规,有那些老式的指挥——控制型的强制性法规,如限速就属
于硬性法规。在过去30年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形式、激励机
制和合作框架,这些都是软性法规。政府利用这种法规邀请人们以某种
方式行事,但并没有强制执行,也不会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惩罚他
们。”所以,他们就不做。
瑞士日内瓦的希尔联合公司(Hill&Associates)的负责人理查德·希
尔(Richard Hill)也是一位技术政策顾问,他认为硅谷在国际舞台上的
权力如此失控是有原因的,从历史上看,它与美国力求占据世界主导地
位的政治战略有关。它们的力量对公司业务和美国的利益都有好处,所
以去限制它们是没有意义的——到现在也是。
他说:“你不能怪罪于谷歌,你得怪政府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它
们的任务就是统治这些家伙,政府才是真正的过错方。从某种程度上来
讲,你甚至不能责怪美国政府,因为这些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战略紧
密相关。”换句话说,这些公司已经成了美国未来、进步和资金的代名
词。谁愿意去打击它们呢?谁有这个权力?
1. 亚马逊Dash按钮(Amazon Dash button)是一款类似手电筒的硬件产品,内置激光扫
描器和麦克风,通过扫描商品就可以把该商品自动加入亚马逊的购物车。——编者注
2. 香蕉共和国是一个经济体系,属于单一经济(通常是经济作物,如香蕉、可可、咖
啡等),是对那些不民主或不稳定的政府,特别是对那些拥有广泛贪污和强大外国势力
介入的国家的贬称。——译者注效率侵蚀政府
随着硅谷力量的不断增长,政府一直在不断变弱。
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公共
政策组织,其使命是“进行深度研究,为解决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的
社会问题带来新思路”。它进行了一项题为“地方政府2035:新技术的战
略趋势和启示”的研究,令人深思。研究显示硅谷创造的许多技术要么
会对政府资源施加更大的压力,要么会从根本上减少财政收入。这种变
化把硅谷推到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推动它去接管政府服务并提供民
营版本的政府服务。
布鲁金斯的研究指出了地方政府的立法在哪些方面已经落后于这个
时代。随着我们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地被技术、传感器和其他更多的新鲜
事物所驱动而变得更有能量、可读性更强,我们需要保护新的隐私权。
直升机和飞机都要受到严格控制。当我们在街上购买由无人机或自主机
器人送来的达美乐比萨时意味着什么?你应该在它周围安装什么护栏?
据报道,亚马逊和谷歌已经开始创建自己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国家在
哪里?这些都是全新的媒介和行为,会对公民产生真正的影响,政府需
要找到有效的监控方法。
在其他方面,新技术也可能会减少政府迫切需要的财政收入。例
如,无人驾驶汽车(理论上)将会根除停车罚单、超速罚单和其他罚
款。报告称:“在加利福尼亚州,城市平均每年收取4000万美元的拖车
费,然后与拖车公司分摊收入。简而言之,由不良驾驶相关行为产生的
数亿美元财政收入为交通基础建设和维护、公立学校、司法系统工资发
放、反家庭暴力倡导、环保以及其他许多公共服务提供了大量资
金。”移动电话帮助迟到的消费者通过远程支付停车费来避免罚款,从而进一步减少了财政收入。如果无人驾驶汽车意味着不再发生交通事
故,它也会影响到保险机构的财政收入。硅谷的技术通过自动化或创造
新事物将会进一步整体削弱政府。
然后是自动化导致的大量失业:2013年,牛津大学的马丁学院做了
一项研究,名为“就业的未来:自动化对工作的影响有多大?”,结论是
美国有47%的工作岗位在20年内有被自动化取代的危险,机器人将越来
越多地取代工人,其结果将是预算赤字和失业。报告称:“聪明的领导
者已经意识到在未来社会中政府角色转变要面对的‘难以忽视的真相’,因此,他们正在寻找解决方案。而寻找解决方案并非易事,但地方政府
已开始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任由技术、公民或私有实体来篡夺其
地位,这总算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它迫切需要去理解现实发生的一切并做到高瞻
远瞩,由此也许会对这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别
忘了,从历史上看,新技术之后总会出现新税收和新的收入来源。随着
汽车行业的蓬勃发展,停车和驾驶方面的法规成了一项收入来源。而政
府可以为所有这些平台和服务引入新的税收结构。虽然政府还没有充分
挖掘创新带来的长期影响,但消费者也在推着它向前走。毕竟,这些新
产品和服务的大部分对人们有益,而且可以使他们节约成本。但是如果
他们知道了后果的话还会这么喜欢这些新东西吗?是不是当天空被成群
的携带盒装达美乐比萨的无人机笼罩成灰蒙蒙一片时,人们才会重新思
考?通常情况下,这些事情需要一个不和谐的事件或者转折点才会变得
一目了然。2017年,英国的格兰菲尔大楼发生了灾难性的火灾悲剧,造
成近100名低收入居民死亡,这才让私有化及私有组织欲取代国家的圈
套显露了出来。这件事情引发了人们对英国民族价值观的集体辩论,重
新唤起了人们的社会良知。也许我们还需要一些类似的事情去打破这一
私有化的趋势,而不是一味屈从。这样才能让技术导致的权力转移显露
出来。攻击政府
面对科技巨头对主权实施的实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不断侵蚀,美国
政府会奋起反击吗?科技会胜出的部分原因不仅仅与金钱和创新有关,还有它的文化影响力。那么,政府和国家甚至是民主,都需要进行重塑
吗?
带着创新和发明,硅谷已经成为美国叙事的一部分。此外,那些亲
技术型媒体整日向我们宣扬一个理念,即硅谷的标志性品牌和领导者一
直都是创新的先锋,而政府却不是。然而,事实上,硅谷最初是由政府
和斯坦福大学合作开办和资助的。但是这个事实无法与自力更生的硅谷
神灵骑着独角兽去拯救世界这个神话故事相抗衡。
史蒂夫·布兰克(Steve Blank)在他的《硅谷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Silicon Valley)一书中解释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
军方对我们这些研究型大学的所有技术研究的资助占了约13,这是一
个很大的数字。举例来说,1996年,在斯坦福大学,电子学所有资金的
35%来自军方的机密项目。斯坦福并不是唯一一个,麻省理工学院、密
歇根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等凡是能想出名字来的学校
都是由美国联邦政府的冷战军事计划资助的。”
对此我们不会给政府任何赞誉,因为政府这样做并非为了推销它自
己。我们也不会传颂它的丰功伟绩,除非要进行选举。也许政府应该开
始重塑自身品牌了,不仅是为了它所做的一切,更是为了它所取得的所
有创新成果。
无党派选民 ......
作者:[美]露西·格林
ISBN:9787521703634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硅谷帝国》广受赞誉
《时尚先生》评选的2018年度最佳书籍之一;
《福布斯》评选的首席营销官必读的12本关于社会影响的书籍之
一;
书籍评论博客Book Riot认为该书是科技和创业文化方面的必读书
目。评论
露西·格林坦诚地对一些企业领导人、有影响力的风险投资家、学
者、记者和活动家进行了访谈。她精准地指出,若我们继续任由缺乏监
管的巨型科技公司决定我们的未来,未来将会变得岌岌可危。
——《时尚先生》
在这本饶有趣味、经过行业内部调查研究的书籍中,著名的未来主
义者,同时也是享有盛名的国际智囊团领袖露西·格林……抽丝剥茧,向我们展示了光鲜的科技乌托邦背后的东西。
——《福布斯》
此刻,有一件事情已经不言自明,那便是诸如脸书、优步和谷歌等
主要的科技公司在不断壮大,对公众生活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而普通
消费者甚至政府与之抗衡的能力却在减弱。在《硅谷帝国》这本书中,露西·格林把这种急速变化产生的影响以及未来会招致的后果都做了阐
述……读之令人兴奋。这本书告诉我们:若把庞大的权力集中在极少数
人手中,势则危矣。
——Longreads
如果你对那些重大的科技问题在未来五年如何发展稍微有一丁点儿
兴趣的话,那么这本书绝对值得一读。作者露西·格林是一位未来主义
者,她熟练巧妙地探讨了一些科技行业(过去及未来)施加于我们的大
难题。
——《爱尔兰独立报》在《硅谷帝国》这本书中,未来主义者露西·格林对于硅谷那些大
型科技公司的触角和权力不断延伸和增长的现象进行了睿智灵活的分
析,读到最后令人毛骨悚然。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等诸公司向前
跳跃得太快,监管者已望尘莫及。若任其自由发展,这些科技巨头将要
颠覆每个行业并重塑未来。而这会对我们其他人意味着什么?强烈推荐
此书。
——丹·里昂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
硅谷能否搞定整个世界?它能否搞定自身?带着勃勃的野心和无边
的傲慢,美国的那些科技巨头正在重新思考并彻底改造眼前的一切,但
是他们并不见得总是深思熟虑,因此,露西·格林挑起了这一重任,而
且她看到的未来并不全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硅谷帝国》一书的出现再
及时不过了。
——弗兰克·罗斯,《浸泡的艺术》作者前言 未来的一切都应该重新定义
那是2014年。大批人赶到都柏林参加一年一度的科技盛典——全球
网络峰会(Web Summit),会议议程进入了最后一轮讲话。自2009年
以来,即便是赶上都柏林最潮湿、暴雨频发的季节,欧洲的大小新兴企
业、市场营销人员以及社交媒体经理人和一些跟风者仍然会蜂拥而至,来到这座城市参加盛典。会场上,与会者一边穿梭于各个展台收集传
单,一边定神仰望那些来自硅谷的顶尖企业代表,听他们滔滔不绝地讲
自己的创业智慧。到了晚上,每个人都会去喝上几杯吉尼斯黑啤。(后
来峰会会址迁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但形式没变。)
每年我都会参加20场左右这样的会议:那些技术高管交替出现,清
一色的翻领传声器,背诵着那些经过精心设计的话语,还会长篇累牍地
讲述科技、零售以及营销等领域未来将要发生的变化。例如,“数据就
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型石油!”“内容为王!”“自我革命,以求生
存!”我和一群记者以及那些技术高管会奔赴全球各地的热点地区参加
会议,以便接触到这些自称远见者的大咖,并代表各自公司发表关于未
来会如何发展的看法。过去几年里,会议日程表安排得越来越紧凑,每
次开会大家都争抢一份公司差旅预算,并试图在BuzzFeed(美国的一家
新闻网站,中文名是“嗡嗡喂”)上争得一块版面。这种会议已经演变成
一种运行有序的营销活动,尽管呼声很高,却有点纸上谈兵的意思。我
已经去过了太多这样的会议,它们俨然开始有了一种TED(泰德)大会
的态势,内容冗长且毫无特色。
不过,这一次却令我耳目一新。
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周末版编辑卡罗琳·丹尼尔
(Caroline Daniel)嘲笑亿万富翁彼得·蒂尔(Peter Thiel)关于硅谷王国那傲慢的“改变世界”的口号(还有他最近发出的声明:欧洲人没有职业
道德)。对蒂尔的下一个宏伟蓝图,丹尼尔也是嗤之以鼻,这里暗指他
对长寿研究的痴迷。蒂尔因致力于研究如何长生不老而闻名,他希望通
过输入年轻人的血液来保持青春。如此异乎寻常的举措是一个典型的硅
谷行为,还被美国HBO电视台的一个同名讽刺剧模仿。丹尼尔眉毛高
挑,带着一丝微笑问道:“那么,你真的认为你可以永远活下去吗?”
我停止了记笔记,抬起头来。之前确有传言说蒂尔和一些硅谷大咖
对长生不老感兴趣,但直到此刻这一做法似乎都太疯狂,像是极有钱的
花花公子无聊的追求,而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商业活动,也不太可能变
成现实。但是蒂尔表现出来的笃定逐渐打消了人们的这些疑惑。他是认
真的,而且很快我发现还有一些别的人也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所有这
些远不像餐馆推荐或者网络市场那般简单了。看来硅谷的雄心壮志已经
攀升至一个新高度,令人瞠目结舌。
蒂尔说,现在的人已经学会了不再对未来或者科技的前景充满激
情,而且开始用反乌托邦的眼光来看待太空探索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他
问道:“看过了像《地心引力》(Gravity)这样的电影,太空探索以这
样的方式呈现出来,谁还想离开地球?”(这成了蒂尔经常挂在口头的
话。)他继续说道:“在解决世界性的问题时,我们应该更加踌躇满
志。我们的远大抱负都上哪里去了?”
蒂尔认为,在当代社会,那些技术专家为了拥抱未来,反而成了一
种“反文化”。他坐在约22000名科技精英面前,我呆呆地望着他,内心
充满了仰慕之情,但他的话让我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不过蒂尔却对硅
谷的科技精英格外看重,把他们视作21世纪的朋克摇滚。他说政府不仅
不重视他们,而且还试图通过对那些他们一窍不通的技术设置条条框
框,以此来减缓科技发展的进程。政治和政客们的无知阻碍了我们前进
的步伐。
丹尼尔随后问道:“作为技术专家,你真的有权决定改变整个世界吗?”
蒂尔斜着脑袋思考着,回答道:“是否有权这个问题很难说,你可
以反过来提问华盛顿特区的政客们,他们阻止医疗发明去救死扶伤,是
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又是谁赋予那些人权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阻
碍科技发展?”
我感到震惊,丹尼尔似乎也有点局促不安。蒂尔继续说道:“现实
是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完美无瑕的世界,这个世界问题丛生,有很多
极其糟糕的事情。因此,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尽快解决这些问题。而这就
意味着有时候我们无法去征求许可,而是随后求得谅解。”
我脑子里浮现出技术狂热发展的那几年蒂尔说过的话,他的话概括
了硅谷对自己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的认识,以及社会上正在形成的一种
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反映出人们对于那些会影响全世界的、不可
逆转的变化报以冷漠的反社会式家长主义作风,被技术进步无情地抛在
后边的人更是如此。
当城市里那些雄心勃勃的千禧年客户 用上按需定制的、可以飞起
来的自动驾驶汽车时,无数的工人会因自动化而失业。快餐店工人会被
机器人取代,各大航空公司也已经开始用机器人来代替人工检票和行李
箱贴签。从逻辑上讲,这些不同的个体都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放
到一块儿来看的话,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痛苦的变
化,而这种变化在硅谷那些百万富翁眼里被不假思索地合理化为“进
步”。
不过,这是我们想要的那种进步吗?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变化的发
生有多快?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逆的?对于硅谷所定义的未来,我们
是否应该欣然接受?
有一点我需要讲清楚,当我提到“硅谷”一词时,我特指的是那些已经可以代表数字技术行业和文化的公司群体,即脸书(Facebook)、亚
马逊(Amazon)、优步(Uber)、谷歌(Google)、苹果(Apple)、色拉布(Snapchat) 和特斯拉(Tesla) ,都是世上最有野心、最
强大的科技公司,而它们正试图塑造我们的未来。这些公司中有些都有
了属于自己的缩写词,比如GAFA(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自
从苹果公司重新崛起以来,科技公司不仅成了大众市场,而且成为不朽
的、跨区域的世界品牌。它们与强大的千禧年客户保持着同一个步调,对他们来讲,数字社交、移动应用和互联网已经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20多年来,这些硅谷巨头的实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取代了许多传
统行业,例如汽车制造和能源行业,而像零售业、娱乐、通信和旅游业
就更不在话下了。沃尔玛(Walmart)创建于1962年,联合利华
(Unilever)成立于1929年,雀巢公司始于更早的1905年。我所在的公
司——智威汤逊(J. Walter Thompson)创建于1864年,是一家跨国广告
公司,历经数十年的奋斗才走向全球。上述这些传统的公司现在正和亚
马逊展开激烈的角逐,而亚马逊在1994年才起步。还有一些别的科技公
司起步更晚,但是它们现在已经十分强大,夺走了不少市场份额。
同样,在极短的时间内,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中产阶
级转移到了一些超级富豪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不再对宇航英雄和好莱坞明星顶礼膜拜,转而将科技巨头奉若神
明。这些变化正好和经济上的重大转变同时发生。在经济上,制造业和
传统商业已不再独占鳌头,算法和数据成为中坚力量。而所有这些结构
性的变化都源于科技精英的想法和实践。
随着这些科技公司的日渐成熟,它们开始认真审视自己,公司和领
导人开始涉足一些重要民生领域,并选出了新的权力中心。在文化影响
力方面,它们已经远远超过了政府和学术机构,甚至超过了好莱坞。现
在,不仅我们的生活方式由它们主宰,就连我们的医疗保健、教育、基
础建设、能源、太空旅行和邮政系统,它们也在全力争夺。人工智能、平台、大数据以及那些按需定制的以客户为中心的操作模式曾经让它们
大获全胜,而现在它们又在利用这些工具颠覆各个领域。当需要进军那
些更棘手、更复杂的领域时,这些手段将如何继续披荆斩棘就更有看头
了。但这些都在表明,除了企业自身的发展,硅谷领袖们开始思考更广
泛的领域,比如新的社会模式、系统、城市规划和未来世界的愿景。带
着特有的狂妄自大,他们正在关注周围的世界——他们已经改变了我们
的社会生活和商业生活,那么为什么不把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生物生活也
改变一下呢?
他们已经在各大城市建立了恢宏且豪华的总部来显示自己,这些总
部大到可以当作一个个硅谷社区了。如果有一天我们都成了硅谷社区里
的居民,会发生些什么?
有些人可能会说,现实已然如此。
种种迹象表明,它们已经遇到了文化层面的阻力,至少在2018年是
这样的情形。2018年年初,在涉及数字广告营销时,快销品巨头联合利
华及其首席营销官基斯·韦德(Keith Weed)针对脸书和谷歌缺乏透明度
一事都用了“数字沼泽”一词。许多品牌公开撤销了投放在优兔
(YouTube)及其他类似网站上的广告,因为它们的网站上之前出现了
一些包含极端内容的假新闻。相关报道纷纷质疑脸书对其在英国和澳大
利亚用户规模的估算。
然后就是3月曝出的脸书8700万账户数据外泄这一爆炸性丑闻(英
国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把此数据用于商业用途,以试图操纵美国、英
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大选)。英国的《卫报》(Guardian)、《观察家
报》(Observer)和电视第四频道以及美国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都对这件丑闻进行了曝光,致使其股票价格下跌了13%;随后
一周内,这一社交媒体巨头的市值减少了750亿美元。英国和美国当局
均展开了调查,明确要求扎克伯格(Zuckerberg)和脸书出面。[同
时,英国方面也要求剑桥分析的相关告密者克里斯托夫·威利(Christopher Wylie)出席。]紧接着出现的后果是丑闻引发的公众愤
怒以及媒体的激烈争论,还有大范围传播的话题标签“卸载脸
书”(DeleteFacebook)。权威人士批判脸书反应迟钝,谢丽尔·桑德伯
格(Sheryl Sandberg)和扎克伯格等高管领导不力、对外界置之不理。
众所周知,作为脸书的竞争对手,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删除了其
公司的脸书页面(喔,烧伤!)。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Tim
Cook)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宣传苹果公司严格的隐私政策,他还认为对
社交网络巨头来说一切为时已晚,因为他们没有主动地进行自我监管
(双重烧伤)。数据泄露丑闻还引发了双边的一系列其他调查和指控,尤其是扎克伯格出现在国会听证会上回答了议员有关脸书的质询,这件
事轰动一时。这样一来,传言中剑桥分析与其他一些科技公司和人物也
有关联一事浮出了水面,其中包括彼得·蒂尔支持的帕兰提尔科技公司
(Palantir)。这家数据分析公司和美国国防部及警方签订了服务合同,以协助后者进行监视等工作。据称这也用到了脸书的数据。因为蒂尓也
是脸书董事会成员,这使得整个情况看起来很不乐观。
总的来看,于公众而言,脸书或者剑桥分析丑闻事件标志着科技在
人们生活方式中扮演的角色集体丧失了清白。而且,我们很难知道它产
生了什么样的实际影响。脸书的用户及其旗下的网络信使
(WhatsApp)和照片墙(Instagram)似乎并未受影响。扎克伯格摆出
科技大佬的自信、虚张声势(或者还有更唬人的,扎克伯格本人好似遥
不可及)那一套,拒绝亲自出席英国当局的调查。尽管硅谷遭受了欧盟
罚款以及英国政府开出的一系列制裁——从在伦敦禁止优步(只是暂时
的),到给予零工经济工人更多的权利——但是诸科技公司在这些地区
依然风生水起。在美国,亚马逊逐渐担当了人们的食品商、服装零售
商、航运公司等各种角色,并继续逃避反托拉斯调查。
对这个群体最强劲的制衡要数硅谷品牌的股票价格了。继脸书大跌
之后,色拉布也因为对蕾哈娜(Rihanna)遭受歌手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的家暴不以为然而股价大跌。由于美国网红凯莉·詹娜(KylieJenner)说它不入流,也给它造成了10亿美元的损失。扎克伯格出席国
会质询后,脸书的股价有所反弹。这是硅谷的大公司股价大幅波动的一
个例子,不过通常似乎都很短暂。不管怎样,对于隐私的担忧、大众话
语权以及这些公司对于消费者行为和习惯的渗入程度三者之间存在着相
互矛盾的关系。实际上,消费者还是会经常(每天每时每刻)买入它们
的股票,推动这些科技公司不断取得成功。也许全体股民以前所未有的
规模退出才是唯一可以阻止它们的办法。但是,这种情况会很快发生
吗?答案是不太可能。我们也就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做不到。
1. 千禧年客户,即数字化的一代。美国的千禧世代是出生于1980—2000年的年轻人,是各个世代中人数最多,也是最倾向于体验而不是购买商品的一代。——译者注
2. 色拉布是由斯坦福大学的两位学生开发的一款“阅后即焚”照片分享应用。利用该
App(移动应用),用户可以拍照、录制视频,并可在上面添加文字和照片,然后将它们
发送给该应用上的好友。——译者注
3. 特斯拉是一家美国电动车及能源公司,产销电动车、太阳能板及储能设备。创始人
将公司命名为“特斯拉”(Tesla),是为了纪念物理学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
——译者注硅谷神殿
如果天气不错的话,你很有可能从乘坐的出租车后视窗看到业已破
败的纽约馆塔,作为1964年纽约世界博览会的中心,它也曾闪闪发光。
看着那些按照想象建造起来的纪念碑式的建筑物几十年来逐渐衰落,不
禁会感觉很奇怪。当你从肯尼迪机场去往曼哈顿的路上要慢悠悠地爬行
在那些坑坑洼洼且拥堵不堪的路段时,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
1964年的世界博览会是庆祝科学、文化、国家成就和未来的一系列
展览之一,俨然成了一个世纪中期消费主义在有着宏伟圆顶亭子奢华建
筑中的节日狂欢。福特、百事、IBM(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通用
汽车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伦敦泰晤士南岸也有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博
览会遗留的建筑物,当时这些建筑物可是为展现“英国天才的科学家和
技术专家”而设计的,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有“云霄塔”之称的圆顶浮
塔。经过长年污染,建筑物的有些墙面已经变得乌黑,看上去不那么亲
切了。1851年的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世博会,是为庆祝
英国工业革命的累累硕果而举办的。作为博览会的中心建筑,曾经闪耀
夺目的水晶宫 如今已光华不再,只能从一些刻蚀图画中依稀看到当年
的身姿。这些时代对未来怀有无限激情,对私有企业为集体谋福利的力
量有无限憧憬。
判断过去哪些行业比较强大,从它们的总部旧址就能看出来,尤其
是那些在公司全盛时期建立起来的总部。它们通常不仅是该公司处于巅
峰状态的最终体现,也是该行业处于巅峰状态的最终体现,如今它们已
经成了一种文化地标。1932年建于伦敦弗利特街的《每日快报》大厦就
是那个时代一座耀眼的纪念碑,那时每天全英国有23的人会阅读该报
纸。这座大厦采用了时尚的艺术装饰——Art Deco 风格的线条和圆角设计,并镀了金,时髦的黑色外表下的所有细节都在传递着权力、富裕
和未来主义的信息。20世纪50年代位于明尼苏达州的IBM总部甚至在自
己的宣传小册子上印有这样的标语:“今天和明天相会于此。”它的建筑
则是一派乡村风格,简朴中透着庄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家们甚
至在其工厂周围建造了村庄模型,以不拘一格的组合方式将世界各地的
美学风格融入了建筑物,比如高耸的天花板和精致的石柱。他们希望这
样的乡村背景可以给员工以灵感,做出更精致的设计。不过,和乡村不
同的是,他们会通过现代科技提供通风和供暖来提高员工福利(老板们
通常禁止员工去泡吧,但是去教堂做礼拜却被这些家长式的田园派大力
推崇)。时至今日,所有的这些都还在,只不过已经时过境迁,全部变
了模样。弗利特街的各个酒馆曾是各路记者云集的地方,他们边喝酒边
交换着新闻。如今这里大部分已是空空荡荡。
几乎每一家重要的硅谷公司都已经建成或者正在建设它们的初始总
部,这点很具有时代标记性。这些总部无一例外都是由国际顶级建筑师
设计,同时,超人的效率、全新的特色和功能都是为这些建筑打出的名
号,而那些趋炎附势的建筑类杂志则负责吹捧。
在建设过程中,这些标志性的“神殿”都是不惜重金,以此来彰显其
主人的成熟和实力。他们认为,这些建筑不仅可以优雅地表达企业形
象,而且还是未来的象征——这一点在它们的建设过程中就有所显露,而且这些建筑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它们象征着这些科技公司庞
大的雄心。
每一栋大楼都采用了最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代表了一种全新
的工作和创新理念。从这些建筑的规模和范围来看,许多都可以作为一
个小型的城镇了——亚马逊新建的圆顶式建筑甚至可以和西雅图的太空
针塔 相媲美,成了一个潜在的旅游景点。其他公司的总部在大众眼里
也成为一种新模式社区的象征。NBBJ 曾经为三星和亚马逊集团设计了新的总部大楼,其西雅图
办公室的合伙人瑞安·马来尼克斯(Ryan Mullenix)说道:“人们越来越
认识到公司的建筑环境就像电脑的硬件。这股建筑潮流由苹果公司引
领,硅谷的其他公司也纷纷加入其中,开始打造自己的硬件。建筑设计
日益成为一种大规模的产品设计,而建筑的空间和经历与公司身份产生
了一种内在的联系。”
而所有这些项目都背离了硅谷的理念。按照其理念,公司应该一以
贯之地选择低调的办公园区,这样可以随着公司财富的增减灵活伸缩其
规模。而这些项目显然都违背了硅谷公司所标榜的一切。迄今为止,适
应性、收缩性和增长性一直是硅谷生态系统成功的关键。不过,就像蒂
尔追求长生不老那样,硅谷的野心如今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们当初不起眼
的办公大楼。
伯克利大学建筑、环境规划与城市设计系教授路易丝·莫辛戈
(Louise A. Mozingo)说:“有了灵活自由的空间,硅谷公司得以蓬勃
发展,这就是办公园区在这里占据统治地位的原因。公司的成长和缩小
或者撤退、收缩并重新组合,或者撤退并消失,这些都极其契合硅谷的
经济周期。而现在斥巨资建造那些难以改作他用的大型定制建筑的盛况
确实前所未有。”
路易丝教授的办公室位于伯克利校园野兽派建筑沃斯特大楼,该楼
建于20世纪60年代。她身材娇小,短发,戴眼镜,观察硅谷发展多年,是个硅谷的反对派。她的话虽然温和却非常尖锐,她说道:“这些大规
模投资会产生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没有人会搬进去,到时候
这些建筑该如何改造?与硅谷那些没什么名气的大楼相反,脸书的总部
大楼要的就是和公司的名气以及马克·扎克伯格本人相匹配。这些新设
计的维护成本很高,需要大批人员进行日常维护和管理,还需要源源不
断地投资。而当你把这一现象和东海岸的公司,比如老的工业和保险公
司联系起来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建成的康涅狄格通用保险公司、贝尔实验室大楼、美国罐头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
等庞大的建筑,现在已没什么用途,却没人知道该如何处理。我感觉硅
谷有点凡尔赛宫的意思。”
与这一趋势并驾齐驱的还有硅谷各公司声势浩大的设计思路提升行
动,它们用更加复杂和成熟的设计美学代替了公司早期的标志,用更加
圆润的人物形象来塑造企业长期的品牌形象。
很明显,他们现在正试图留下自己的印记。
1. 水晶宫与世博会于1851年同时诞生,是英国伦敦一个以钢铁为骨架、以玻璃为主要
建材的建筑,是19世纪的英国建筑奇观之一。它最初位于伦敦市中心的海德公园内,是
万国工业博览会的中心建筑,1854年被迁到伦敦南部,在1936年的一场大火中被付之一
炬。——译者注
2. Art Deco演变自19世纪末的Art Nouveau(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是当时的欧美
(主要是欧洲)中产阶级追求的一种艺术风格,它的主要特点是崇尚感性的自然界的优
美线条,被称为有机线条,比如花草动物的形体。同时,Art Deco不排斥机器时代的技术
美感,机械式的、几何的、纯粹装饰的线条也被用来表现时代美感。——译者注
3. 太空针塔是位于西雅图的一个观景塔,建于1961年,是为了1962年举行的世博会而
建设,高184米,曾是美国西部最高的建筑之一。——译者注
4. NBBJ是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公司,其代表作品有世界电信总部、星巴克集团总部、苏
宁易购总部大楼等。——译者注硅谷凡尔赛
一路开车到山景城的谷歌总部园区,你会看到很多人在对着石灰绿
色的安卓雕像拍照。这里有大片的草坪,有闪闪发光的企业大厦,以
红、黄、蓝色调为主。园区内有一个雕塑公园,到处是巨型玩具,这些
塑料雕像分别代表了谷歌的安卓移动操作系统版本代号,所有的版本都
是以甜点或糖果命名,这些卡通化的雕塑体型巨大,而且不好区分。那
里还有一家礼品店,出售包括T恤和钢笔在内的各种商品,每天游客众
多,人满为患。
此外,谷歌即将推出的另一个重大工程是位于查尔斯顿东部的总部
大楼,由来自哥本哈根比贾克·英格尔斯集团(BIG)的设计师比贾克·
英格尔斯(Bjarke Ingels)和伦敦赫斯维克工作室的设计师托马斯·赫斯
维克(Thomas Heatherwick)设计。这个建筑就像是度假胜地,里面有
亭台楼阁,屋顶由弯曲的金属方块制成,嵌有光伏太阳能电池板和“微
笑的天窗”,这样各个空间都能接收到直接、间接或散射的自然光。
这些设计可以看作谷歌对理想世界构想的情绪板 。在高耸、透明
的棚顶之下,园内阳光普照,随处可见自行车道、郁郁葱葱的花园、横
跨溪流的木绳索桥、猫头鹰栖息地以及员工享受瑜伽课程的场地,这一
切模糊了自然和建筑之间的界限。
脸书最近在门洛帕克市扩建的总部仿佛使人置身于迪士尼乐园,它
和迪士尼一样幅员辽阔,也是游客经常光顾的地方。这座占地43万平方
英尺的办公场所由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他说自己这次的
设计意在促进合作,而不是“将建筑强加于公司开放和透明的文化之
上”。这座由金属、混凝土和玻璃组合而成的建筑从设计到建成仅用时
三年,可容纳约2800名员工,这就是人们熟知的MPK20,而本质上它就是一个超大的房间。大楼顶部有个面积3.5公顷的屋顶花园,其特色是
在里面种植了400多棵树,还铺设了步道,设有咖啡厅。扎克伯格有意
打造一种平等的风格,所以把自己的玻璃办公室设在了大楼中间。
扎克伯格说:“这座建筑本身很简单,并不是很花哨。我们是有意
而为之,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空间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项正在进行还未
完成的工作。当你走进大楼时,我们希望你能感觉到还有很多工作等我
们去做,促使我们完成连接世界的使命。”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亚马逊总部知名度稍逊一些,但它完全融入了
城市景观。公司的总部横跨南湖联合区的几个街区,街区内部照常规划
了道路、零售店、咖啡店和农贸市场,并将其租赁给大楼地下室的策展
租户,但是从一楼开始所有的房间都是办公空间,所以整个区域实际上
就是一个亚马逊街区。你可以来逛逛农贸市场、本地的商店或酒吧,也
可以在这里停放自行车,所有这些都像是一个城镇的样子,但其实并不
是,这里是亚马逊总部。
亚马逊最近委托最令其中意的建筑设计公司NBBJ来扩大其在西雅
图的总部。这项工程包括几个巨大的种满植物的玻璃生物圆顶、一座新
的面积达330万平方英尺的建筑综合体,由三个围绕500英尺高的办公大
厦的生物圈组成。那些生物圆顶将展示来自30个国家的近4万株植物,有300多个品种,其中包括食肉猪笼草、富有异国情调的毛蕊花和来自
厄瓜多尔的兰花。圆顶内的吊桥可以使员工欣赏这些绿色植物。据报
道,他们甚至会在大树间搭设像鸟窝一样的会议空间。亚马逊还聘请了
一位全职园艺师来打理。他们相信,与大自然的亲密联系将提高公司的
生产力和创新能力。此外,由于一些植物属于珍稀物种,所以该项目还
涉及了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
亚马逊还邀请诸多城市参与竞标,争夺成为其第二个美国总部的所
在地。这个耗资50亿美元的项目将会为该城市增加5万个就业机会。那
些竞争激烈的投标书中都列出了大量税收减免政策。确切地说,芝加哥提出将亚马逊员工50%~100%的个人所得税重新分配给亚马逊,而纽瓦
克市则向亚马逊提供高达7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许多权威人士质疑亚马
逊提供的这个机会能带来真正的好处,认为它夺走了更需要税收减免领
域的配额,比如当地的基础设施、教育和住房。随着工人和备受青睐的
人才涌入这些新的就业中心,这些领域的服务需求也会相应增加。
在硅谷所有宏伟的建筑中,最野心勃勃的也许就是苹果公司新的环
形总部。它的外形酷似一个巨大的圆形飞船,该环形建筑由连续弯曲的
玻璃制成,总耗资50亿美元,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总部。该建筑由诺曼
·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占地176英亩,其中融入了草地和森
林。其特色是拥有一个10万平方英尺的健身中心和一个巨大的地下礼
堂,可以通过一个玻璃亭进入,玻璃亭的顶部装有一个未来主义风格的
飞碟。这项工程被许多人看作已故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最后的杰作,他的最终计划经由库比蒂诺市议会批准通过。
硅谷公司同时也通过涉足更为宏观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等领域来
重塑地貌景观。要知道,如果它们能够设计出一个智能园区,为什么不
能设计出一座智能城市呢?
2016年,硅谷著名的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以下简称YC)启动
了一项“新城市”计划,它从中国的深圳和其他新兴超大城市吸取灵感,要从零开始建设城市。该孵化公司曾成功推出了爱彼迎(Airbnb)和多
宝箱(Dropbox,美国一家云存储服务公司)。
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司城镇风格,脸书正在其门洛帕克总部附近
建造杨柳村(Willow Village),占地59英亩。该区有员工住宅、低收入
保障性住房、药店、杂货店和一个文化中心。人们称赞它是脸书迈向城
市规划的第一步。脸书也会建立自行车道,并且雄心满怀地要改变该区
域旁的铁路状况。
谷歌的智能城市项目拆分出的公司人行道实验室(SidewalkLabs),旨在重新思考如何利用技术来把城市设计得更完善,以更好地
运行。2016年10月,人行道实验室宣布与美国运输公司(Transportation
for America)合作,帮助16个城市更好地为自动驾驶汽车和共享汽车等
发明做好准备。人行道实验室还宣布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项目,即按
照未来主义视野打造加拿大多伦多一块占地12英亩的湖滨开发区。该项
目是为城市东端的码头区设计的一个以数据为导向的高科技社区,它将
会收集有关空气质量和用水量方面的数据。
不过,人们也会从中感到一丝恐惧。人行道实验室在伦敦和纽约的
电话亭安装的连接集线器已经引起了大众的关注,这些设备虽然提供了
充电设施和无线网络,但它们携带的相机和传感器引发了个人隐私方面
的讨论。
所有这些举措都表明了硅谷作为一个公民角色在如何不断取得进
步。那些折射出它们的特性、主张和成败的园区则反映了硅谷诸公司对
未来产品和服务的愿景和抱负。若仔细查看,你会发现这些建筑和它们
所代表的愿景既有辉煌壮丽的一面,又有不完美之处:优雅之中暗藏着
重大的漏洞和恶魔;华丽的宣言和口号背后也有虚假和谎言;田园诗般
的风景背后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一面。诚然,遍布城市的传感器可能在
记录实时天气和提高效率方面效果非常好,但是它们也会成为另一种形
式的监控设备。一栋大楼本来还可以继续使用,却被推倒重来。一个工
业园区的技术辐射能力可能很强,并且对社区开放,但是如果建在城市
外围,没有明显的街道布局和公共空间,它就不是真实的城市生活。就
像那些设在郊区总部的时髦咖啡店一样,虽然人们想营造一种城市生活
的感觉,但多数时候仅仅是一种表象而已。
1. 情绪板(mood board)是指通过对色彩、影像、数字资产或其他材料的收集,可以引
起某些情绪反应,作为设计方向与形式的参考。设计师运用它来检视色彩、样式,并据
以说服其他人接受其设计理念。——译者注上升,上升,再上升
我对硅谷的不断扩张有最直观的感受。起初我的职业是一名记者,后来在总部位于伦敦的咨询公司未来实验室(the Future Laboratory)担
任未来学家一职,最近我加入了智威汤逊广告公司。过去的10年,我的
任务就是提供关于未来的愿景。未来主义一部分属于社会科学,一部分
属于新闻学,还有一部分属于情景规划,它通过交叉参考各种类型的研
究来完成,如同把一块黑板上的许多点连接起来,在变化出现时发现其
模式。
我的团队的工作离不开数据;我们会外出采访(询问青少年对苏打
水、歌星以及整个世界的看法);我们会进行调研,并分析趋势;我们
关注亚文化群、设计和包装;我们会监测社交媒体,也会不时咨询业界
和学术界的领头人。
我的工作就是预测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愿望。我的重心是去了解消费
者,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是如何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会如何影响他们的生
活方式、采购以及愿望。随着硅谷公司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一直
在研究作为其消费者的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些公司,如何看待它们正在启
动并以指数式增长的速度去实施的那些规化。(之前的10年规划放到现
在5年内就完成了,而5年规划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世界正在发生
变化,而且速度极快。)
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所做的预测很大一部分就是关于
这些公司。10年前,我在一些《财富》500强企业的董事会上向高管们
解释为什么要担心像亚马逊、脸书和谷歌这样的公司——这些新模式下
的公司就像巨型猛兽,它们不需要传统行业的大批员工或基础设施,似
乎立刻就会从以太形态发展成巨大的规模,并且它们会在盈利之前采用一些违反直觉的模式,比如低于成本甚至免费提供服务。2012年,当我
向那些奢侈品牌的高管表示,即使是高净值消费者,尤其是新兴市场中
那些年龄小于30岁且精通技术的消费者,不仅会在线购买奢侈品,而且
会通过苹果手机或社交网络购买商品。我向他们解释为什么千禧一代,而不仅仅是背包客,都开始偏爱爱彼迎而不是传统酒店,为什么亚马逊
不仅仅是一个零售商,而且是一个购物搜索引擎。但这些看法在当时不
是被嘲笑就是被忽略。现在,我看到这些高管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公
司甚至是整个行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跌落。
硅谷带来的变化迅速而广泛,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哪些已经处在危
机之中。
蒂尔关于用技术解决“老龄化”问题以及科技发展不应受政府限制的
评论无疑引起了网络峰会上许多观众的共鸣,因为他们在伦敦、纽约或
者更远的地方正被破旧不堪的基础设施、低效率的官僚作风以及办事人
员处理问题时缓慢拖沓的态度所困扰,与人们想什么就要快速得到的文
化格格不入。他们从那些白发苍苍的政客身上和过时的政府网站中看不
到自己的未来。而那些品牌呢,它们为了赢得消费者的信任而不断颠覆
自己,以便看起来“公开透明”,并且有“使命”在身。而政客们却并不急
于这样做,因为他们不需要。消费者可以随时抛弃一个品牌,而选举隔
几年才会发生一次,而且前提是你会去投票。
所以,硅谷关于解决所有问题的承诺无疑会特别引人注目。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硅谷就是政府的正确替代品,政府固然存在缺陷,但至少它
的成员是被选举出来的,他们各司其职,知道他们要服务于整个社会而
不是仅有的几个股东。
如果硅谷承担起了一个更广泛的公民角色,那么我们就必须检查下
它们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道德框架。直到最近,优步秉承的理念依然是
只要公司能够成功,性别歧视和不友好的工作环境就不是问题。再比如
说亚马逊,虽然它的总部非常迷人,并且在里面工作的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但是其生产车间的工作却让人叫苦连天,而且他们对待
供应商也是肆无忌惮,这一点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硅谷的议程基本上是由一群富裕的、受过高筹教育的男性制定的;
提供咨询的都是富裕的婴儿潮一代的白人男性教授和白人男性未来主义
者(并且负责在媒体上对他们进行报道的基本上也都是受过教育的白人
男性科技记者)。硅谷的人都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新居民。他们正在塑
造文化,但他们不会与圈子以外的人经常互动——在科技园区和旧金山
之间接送员工的豪华大巴就是最典型和最广为人知的例子之一。这些公
司受控于常春藤名校教育出来的男性职员,他们每天都能获得丰富的食
物、饮料和服务。这些人并不是走在我们中间的普通人,所以目前还不
清楚他们是否能够代表广大的人民群体。
在展现自己友好、平等和民主方面硅谷已经做得很好了,它们投射
出来的价值体系也基本上是积极向上的。它们对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
人群体持支持态度,同时也支持社会公益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但这
些都是它们自己的说辞,而且还会根据自身需要不断调整(这一点从它
们不友好的工作环境、性别不平等以及对所在城市旧金山市真正需要解
决的穷人无家可归的问题视若无睹就可以看出来)。
当它们的触角伸到更远处时,情况就非同小可了。如果一家公司垄
断一项服务或者某个产品,这是一码事,人们大可不去订阅或者购买
它。但是当所有的东西都由一家公司提供时,会发生什么呢?此时所有
的事物都彼此关联,而且还控制着你的生活方式,比如你的贷款、购买
的保险以及你的花费等。当你的健康指数决定你是否可以获得贷款,当
你的劳动力水平下降并且直接和薪水挂钩时,那层粉饰其控制力量的外
衣会迅速消失,留给你的只有垄断。它们不光垄断你的购买行为,还控
制你的生活方式,让你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消费警察”的国度。
在受到公众的批评和被媒体披露后,硅谷那些最令人愤慨的行为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作为一个需要保持良好声誉的消费品牌,如果公众抗议的呼声达到一定程度,它会不得不停止某些行为。但是随着硅谷
吞噬掉了所有的消费主义,并干掉那些报道它们丑闻的媒体,这种约束
力马上就会消失。
硅谷的社会角色在稳步扩张,而权力的真空状态也正在助长着这种
扩张。根据智威汤逊的一项消费者调查,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政府和民主
已经破碎,人民的信任已不复存在。令人吃惊的是,千禧一代对硅谷有
着一边倒式的狂热,他们希望硅谷来承担更多的政府职责。
无论是对还是错,对于建设我们的未来,政府也失去了信心。就如
同传统的旅行社被可以提供点对点评估和更低价格的互联网服务超越一
样,政府也面临着被那些更酷、更高效的技术精英企业超越的风险。
巴拉克·奥巴马和美国政府前首席技术官梅甘·史密斯(Megan
Smith)都承认政府形象出了问题,所以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内就着手
开展了一项运动,联手科技世界的魔力来改善政府服务能力,但是总统
本人也看到了硅谷在实现其大胆的承诺方面的局限性。2016年,在匹兹
堡举行的白宫边境会议上,奥巴马就嘲笑了硅谷扬言要毁掉所有现存的
过时系统的狂妄举动:“政府永远不会按照硅谷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因
为按照民主的定义,它本身就是混乱的。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多元化的大
国,国内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和迥然不同的观点。顺便提一下,其实政
府的部分工作就是去处理那些没人愿意去处理的问题。”
提出这些问题,奥巴马意在提醒民众,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内
心世界发生了巨大转变——过度地关注自我,集体精神正在逐渐消亡。
毕竟,硅谷尤其擅长满足个人需求,而且还可以游刃有余地做到让服务
和产品价格实惠、易用,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方便。比如,酒店住
宿和搭乘出租车都变得更便宜了,甚至有些服务已经做到了免费。如果
考虑到谷歌地图不收费,而且你没有被那些通过从谷歌购买你的个人数
据和线上行为而做的针对性很强的广告所吸引而消费的话,那你可以认
为它是免费的。而它们提供的那些应用程序都是由规模、利润和市场力量来驱动的,通常没有问责制,或者是以评论形式出现的自我调停式的
问责制。尽管对许多人来讲它们的价格已经很实惠了,但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负担得起。
那么,如果硅谷替代了国家,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的医院靠硅谷
提供动力运行,教育靠硅谷提供,城市由硅谷建立,又会发生什么?
这些问题促使我踏上了探索的征程,我开始探索硅谷的野心和有限
的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硅谷大佬们想象中的硅谷世界(没有政府
限制的烦恼)是什么样子。我想在还有挽回余地的时候了解现在正在发
生的变化并搞清楚它们可能意味着些什么。01 新的权力版图
在旧金山,维多利亚时代建起来的板房零星地坐落在斜斜的、两旁
栽满绿树的街道上。码头边的游客们在吃着冰激凌,人们乘坐有轨电车
出行,吃着超贵的杂烩,穿着连帽卫衣。一位海军上将打扮的男子在阿
尔戈酒店俯瞰恶魔岛和金门大桥,并与旁边的人摆姿势拍照。除了少量
陈旧的高楼大厦如鹤立鸡群,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一个低层住宅小镇,而不是一座城市。天气最好的时候,这里连绵起伏的丘陵会沐浴在太平
洋明亮的阳光下;天气最糟糕的时候,它们会被笼罩在潮湿的薄雾之
中。
沿着蜿蜒的高速公路向南驶入硅谷,你将会到达气候温暖的帕洛阿
尔托。这里极具郊区特色,四四方方的低层办公楼区周围是大片的草
场,分散在各处的零售商店都是清一色的赤土陶器色调的西班牙复古
风,比如星巴克、美甲店和干洗店等,像是被复制的。这座海湾城市的
一切,或者硅谷周围的那些城镇,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里和财富沾边,或者能看出你经常出入的这个地方如今可能是全球最大的权力中心之
一。
从历史上看,当提到财力雄厚的城市时,权力大小总是和城市外貌
有关。这一点从城市极度繁华的景观中就可窥见,比如巴黎繁华的大
道,或者纽约、芝加哥等,它们有着高耸入云的建筑群以及闪亮而强大
的外表。这些高楼大厦都是随着历史变迁建起来的,它们在向外界传达
着奇迹和力量。这些纪念碑式的大楼又和城市中心的结构和建筑交织在
一起。而硅谷却不尽然,至少湾区并不是这样。它像一座一直在水面下
的巨大冰山,或者远远地将自己隐藏起来,四周遍布草场,心怀校园式
的乐观主义。就像苹果公司新的环形总部,它远离市中心,那些草场就
像堡垒一样,你只能从高处才能看到它。这里是一个不断扩张的权力中心(直到最近还是),虽然它没有高楼大厦。
硅谷是如何从一个微芯片中心发展成一个全球性大集团的?一开始
硅谷是悄无声息地前进,但是现在却变得有些肆无忌惮。它掌握了软实
力,且其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大批行业精英蜂拥
而至。像华盛顿、华尔街、好莱坞、底特律,甚至是达拉斯这些曾在政
治、金融、电影、汽车和能源方面独领风骚的城市,早已被硅谷抢去了
风头,而且其态势越来越明显。
“硅谷已经从一块不起眼的穷乡僻壤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权力中心,现在已经超过几乎所有权力中心了。”这话出自玛吉特·温曼琪(Margit
Wennmachers),她正坐在Battery的一把椅子上。Battery是一家时尚的
苏荷馆风格的私人社交俱乐部——旧金山的一种新潮流,硅谷的高新技
术公司员工经常出入这里。德国出生的温曼琪,讲话时仍然带有一点欧
洲腔调,她说:“如果你要看美国,之前都是先看华盛顿特区,然后是
纽约,再就是洛杉矶(它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占有主导地位)。现在,硅
谷猛地一下成了一个重要的权力中心,拥有众多快速发展的公司,它们
新颖有趣,而且很有可能会取代现有的行业。”
温曼琪是安德森–霍洛维茨投资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的风险
投资家和合伙人,她身材苗条,头发乌黑,皮肤白皙,眼睛明亮。她还
是OutCast Communications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该公司是技术领域顶尖
的公关公司之一,因其在硅谷最具标志性的几家公司的快速增长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她曾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授予“真正的硅谷女
王”称号。
温曼琪以鉴定和评估初创公司投资潜力而闻名。迄今为止,他们投
资的公司有推特(Twitter)、卓棒(Jawbone)、四方网
(Foursquare)、脸书、酷朋(Groupon)和Zynga(社交游戏公司)。
作为企业之间的协调者和连接者,温曼琪在硅谷大名鼎鼎,经常在家中
举办晚餐沙龙。除了提供战略投资建议,她还曾担任首席架构师并广获赞誉。她总是拥有神奇的魔力和超凡的叙述方式,正是这些使得那些公
司发展得如此成功(在安德森–霍洛维茨,她利用公关来提高本公司及
其投资的初创企业的知名度,这一点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也因此备受
称赞)。
当我向温曼琪询问硅谷带来的所有这些变化有多大,以及它的权力
看起来有多集中时,她做出的反应就好像连提这样的问题都是一个阴谋
一样。她说:“硅谷并没有什么权力中心,也没有这样一个计划去接管
所有现有的行业。”
然而,大规模的权力集中正在发生。
“现在教育和医疗保健行业非常热门,金融科技发展迅速。”她这样
轻描淡写地说道。金融科技指的是近些年来出现的一个板块,包括网上
银行、货币转账、支付和互联网金融初创企业等,它们的出现打乱了传
统的金融行业。她还说道:“这些创新靠的并不是锁在银行内部的数据
库,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开拓,是关于消费者和商业客户与金融服务互
动方式的创新。”
事实上,像其他所有部门一样,整个金融行业正在被这些新兴的企
业打乱,而这要归功于宽松的市场管制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千禧一代正
在纷纷逃离大银行,部分原因是全球经济危机后他们对银行不再信任。
根据维亚康姆传媒集团(Viacom Media)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显示,2015年,美国排名前四位的银行都在千禧一代最不喜欢的十大品牌名单
中。他们对银行的期待正在改变。他们希望能够免费进行国际转账,并
且仅靠手机就能愉快地办理银行业务。此项调查中有13的受访者表
示,他们相信在全数字化的未来将根本不需要银行。
随着非接触式移动支付和应用程序的出现,付款方式也在转变,这
样一来,硅谷手里便掌握了大量新的行为数据。Apple Pay(苹果支付)
的支付系统允许消费者在苹果手机或苹果智能手表上保存一定数量的信用卡,2017年该系统的支付额同比增加了450%。人脸和指纹识别正日
益成为一种金融身份认证形式[阿里巴巴最新公布了一项名为“呵呵
付”(Smile to Pay)的支付系统,就是使用人脸识别来处理付款]。在
亚马逊和阿里巴巴大肆吹嘘的“无收银员”超市里和一些时尚推荐弹窗
中,消费者为完成支付必须在浏览商品之前下载各个品牌的App。
硅谷正在扩展到几乎每一个行业。那些曾经在某一地区举足轻重并
遍布全国或全世界的强大行业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硅谷逐渐蚕食。
好莱坞已经被蓬勃发展的娱乐和流媒体风投企业收购,接下来将是医
学、医疗保健和制药业。底特律的汽车行业也岌岌可危。特斯拉正在生
产非常成功的汽车——售价比福特汽车贵得多。如今社会上又出现了新
的焦点,人们开始关注重塑“食物”本身,于是出现了Soylent和
Impossible Foods这样的公司,它们利用蔬菜重造牛肉的分子结构,从而
创造出一种环保汉堡,减少了传统牛肉的碳足迹。
温曼琪说:“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运动,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特
斯拉联手谷歌在做项目,苹果在搞研发,优步也不甘示弱。底特律以及
沃尔沃和丰田等汽车制造商也许会进军自动驾驶汽车领域,它们都在和
硅谷默默较劲儿。”
事实上,随着技术、数据和科学成为人们生活的核心,硅谷(以及
旧金山)正在变成一个可以左右开弓的影响力中心。那些品牌,从食
品、化妆品到奢侈品纷纷涌入这里,创建实验性的“实验室”,举办研讨
会,并约见这里的高管,仿佛靠近技术王国就能潜移默化地培育出一个
未来。
硅谷已经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象征意义。之前这里代表创新的是创
造力、概念和文化,而现在,不知不觉地,技术和数据成为与未来相关
联的最主要的东西。在这些领域硅谷有大量的专家,从而给美国西海岸
的这片土地带来了巨大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力。“硅谷”之崛起——品牌
微软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兼社交媒体学者丹娜·博伊德(Danah
Boyd)建议:“把硅谷看作一个部落或社区而不是一个单一实体会更有
帮助。”她的办公室就在纽约市的熨斗区 。
这是一个夏日的清晨,空调吹来阵阵凉爽,正适合曼哈顿这个让人
汗流浃背的季节。办公大楼那些沾满尘土的灰色玻璃为这里的员工遮住
了猛烈的阳光和热气。
博伊德说:“考察硅谷发展历程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我们往往从同质
化的基础设施来断定它就是块科技巨石,而且是突然就有了。事实上,硅谷具有很大的部落特征,它也是经历了多层次的演变才有了今天的形
态。有些阶段确实很独特,也非常有趣。”
作为一个概念,仔细考察硅谷很重要,因为它不仅仅代表了一个部
门或行业,而且代表了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状态、一种风气、一种语言
和审美。硅谷有一种共有的表达方式和价值观,这就意味着虽然亚马逊
位于西雅图,但它依然感觉自己是个“硅谷品牌”。色拉布也是如此,虽
然它的总部在洛杉矶。还有一大批相似的模仿者,比如“硅谷环
岛”(Silicon Roundabout)、“硅滩”(Silicon Beach)等,无奇不有。所
有人都在试着将自己和硅谷这一神话联系起来。
“硅谷”一词最开始出现于1971年,指的是位于旧金山湾区南部圣克
拉拉谷的一批硅片生产商。从地理上讲,原始的硅谷已经扩展到了旧金
山和奥克兰(2015年,优步宣布移址这里)等地区。
《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前1000名企业中有53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加州经济位居世界第六,GDP(国内生产总值)达2.46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法国。而GDP高于加州的国家仅有美国(整体)、中国、日
本、德国和英国。
硅谷崛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2000年之后,那时苹果公
司重新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品牌。观察硅谷崛起的过程对于理解它的文化
影响力和我们当前所处的状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还能解释为什
么我们对它的监管程度远不及其他行业。
在此期间,这些公司已经发展到可以代表一些集体性和象征性的东
西。它们不仅发展成了强大的经济集团,而且还确立了技术和平台不仅
仅是一个产品这一理念——它们是世界的缔造者,代表了各种生活方
式,是一种怀有理想和抱负的工具,而且它们的展望就代表了“未来”。
鉴于此,这些公司还专门制定了传播策略。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它们
的观点、传递的信息以及它们的口号已经无处不在。
创新已经成为硅谷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过直到最近它才融入
了公众意识,部分原因是它的目标客户是企业和政府,其产品并没有占
领消费市场、销售给大众。
早期的硅谷基本上就是一个以STEM 为基础的研究中心,以军
事,尤其是海军为研究重点。自1939年以来一直由斯坦福大学(建于
1885年)及其附属机构来推动其发展。在此期间,创新被用来服务于战
争,一切由联邦政府推动和资助。随着硅谷逐渐发生转变,或者更确切
地说是扩张,它不再是政府的供应商,而是逐渐扩展成了一个行业,致
力于为每一个人提供口袋购物和音乐设备,由此它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
力也在增长,而同样增长的还有它做出的承诺。就像可口可乐或耐克等
大品牌一样,销售过程中,它们必然会更加重视其产品和权力。设想一
下,如果可口可乐可以联合几个不同的国家,耐克可以授权给运动员,那么硅谷呢,它的公司拥有的途径可不仅仅是手机、通信平台和计算机。
随着硅谷的崛起,“创业”文化也表现出很大的影响力。每个传统行
业都重新设计了自己的空间,使之看起来或感觉起来更像是一个初创企
业,连谈话和运营模式也变得像一个初创企业。我们要做的不是改变,而是“打破”(hack)。像这样的词语已经成为硅谷本地语言的一部
分。“颠覆”(disrupt)、“创新”(innovate)和“独角兽”(unicorn)这些
词都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硅谷。
斯坦福大学在创建硅谷创业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50年
代,该校工程学院院长弗里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因经常鼓
励毕业生创业而被人所熟知。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和瓦里安联
合公司(Varian Associates)就是其中的两个例子。瓦里安在斯坦福大
学校园的一个角落建立了研发实验室,后来成了斯坦福研究园区。
20世纪70年代,硅谷发生了一些转变,其中最主要的转变是从提供
业务系统和改进服务转到提供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产品和创意,不过还不
像当今的那些大品牌一样涉及面那么广泛,所以即便是面向消费者,也
只是面向商业和工作。这是一个属于微芯片和蓝筹科技业务的时代,例
如英特尔(它在1971年推出了第一款微处理器)和“蓝色巨人”(IBM的
绰号)。紧跟着硅谷的兴起,这两家公司都试图通过更加新潮的模仿来
重塑自己。(请参阅IBM的沃森研究中心,以及英特尔与互联网媒体公
司Vice Media合作的意在将英特尔科技和酷酷的数码儿童连接起来的创
客项目。)
那时把技术和自由联系起来的想法已经初见端倪,不过发源地是在
另一个地方。不光科技巨头外,旧金山的技术狂热分子也将技术视为一
种反主流文化的工具,并将其作为回避政府制度实现自由的武器。就在
这个时候,一些技术爱好者和电脑爱好者聚集起来,在硅谷的一间车库
里开始了他们的尝试和努力,他们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家酿计算机俱乐
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Wozniak)在这里受到启发,设想出了苹果电脑第一代,他给周围人看
他的原理图,甚至还帮助别人打造他们自己的产品。史蒂夫·乔布斯和
沃兹尼亚克合作,出售他们在车库里日夜奋战打造出来的计算机。
与那些做微芯片业务的企业性质不同,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PC
机(个人电脑)的定位是为了民主和自由。这些人是受了杂志《全球概
览》(Whole Earth Catalog)的影响。这是一本反文化的杂志,由斯图
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于1968年创办发行,其特点是提供详细的
产品评论文章。它的反主流文化精神对乔布斯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甚至
在斯坦福大学一次著名的毕业演讲中引用了杂志最后一期的结语:“保
持饥饿,保持愚蠢(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连线》
(Wired)的执行主编凯文·凯利(Kevin Kelly)说布兰德早在互联网到
来之前就“发明了博客圈”,因为它是“用户生成内容的一个典范”。
这种思维模式的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就是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发表距今已有20年。这篇文章是为了回应世界经济论坛
首次决定关注技术而写的。
鉴于美国的网络中立性出现了反转迹象,互联网应用有可能转变为
一系列庞大却又相互限制的互联网帝国,且信息和网站将受到商业利益
的严格限制。如今再看巴洛的作品,真的有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当时巴洛写这篇文章时,互联网代表的是如今由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或硅谷巨头主导的商业互联网的对立面。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工业
国家的政府,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我来自网络世界——一个
崭新的心灵家园。我代表未来请代表过去的你们走人,你们在我们这里
不受欢迎。我们聚集的地方没有主权……网络空间不在你们的管辖范围
内……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世界,在这里人人都可以进入,没有种族、经
济实力、军事力量或出生地带来的特权或偏见……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世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表达他她的信仰,无论多么怪异,都不
用害怕被强迫至沉默或趋同……你们日渐过时的信息产业只能通过在美
国或其他地方立法以自保,并宣称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它拥有话语
权……在我们的世界里,无论人类的大脑创造出任何东西,都可以不花
一分钱进行无限复制和分配。”
当然,言论自由部分现在仍然存在。但是,在诸多情形中我们使用
互联网的行为已成为一些广告客户的产品。一些小公司或平台要想在搜
索中被看到就必须付费。我们的数据变成了产品,产品的概念不再局限
于卖给我们的某个硬件。互联网变成了一个商业引擎。在那段纯真的年
代,互联网还是一个任人出入的门户,人们还不知道商业引擎。不过,互联网早期那些特别的、自由的、去中心化以及解放的特性还在——在
另一些情形中,这些特性也被那些技术品牌和互联网提供商当作回避批
判的工具,特别是当涉及隐私或反竞争行为的批判时更是如此。我们可
以去监控用水、用电、道路建设或电视,但是互联网就不同了,它一直
以“特殊”自卫,所以相对于其他服务和商品,我们会对它另眼相看。
科技领袖们历来表示支持网络中立性,但是,在近期的几次辩论
中,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保持了沉默。部分是因为现在许多硅谷巨头规模
太庞大,已经不再需要网络中立了——毕竟,网络中立只是一个原则,用来保证无论有什么样的商业偏见,人人都能平等地访问资源、网页和
网站。它事关言论自由,让那些小公司和网站可以像大公司一样容易使
用和搜索。脸书、谷歌、亚马逊和网飞就是其中最大的个体,它们正在
用塑造我们使用互联网方式的相似途径来塑造互联网提供商。
最初关于互联网“免费”的构想和现在的“资本主义机器”之间的斗争
还在继续。欧盟对谷歌实施24亿欧元罚款,因其在购物和上市服务方面
存在反竞争行为。欧盟的这一举动旨在维护公平交易,同样重要的是它
表明了欧盟对于互联网的立场,它想要的互联网是自由的、解放的(也
包括小企业)、公平的,就像最初的互联网拥护者所构想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初期,PC机的出现对于技术变成一种大众消费品起
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软件开发得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军方的资助,且随后在商业方面也得到了应用和推广。施乐公司(Xerox)的帕洛阿
尔托研究中心成立于1970年,它的贡献在于研发了激光打印机、图形用
户界面、屏幕、PC机和以太网等,此外,它还间接地推动了苹果、思
科及微软的产品研发。1981年,IBM接替苹果,推出了自己的PC机(操
作系统由微软提供),为PC机市场的大爆发铺平了道路。1985年,微
软推出了Windows操作系统,并且在1992年推出了Windows 3.1,成了
PC机的主流操作系统。
莱斯利·柏林(Leslie Berlin)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学者,也是一名
硅谷历史学家。在帕洛阿尔托吃早餐时,他向我提及风险投资的兴起激
发了一股潮流,从此计算不再只是一种专业追求,而是走进了千家万
户。闲聊时,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适宜。酒店餐厅稍显岁月痕迹,但
颇受欢迎。几位出生于婴儿潮时期的商人身着休闲服和高尔夫毛衣,正
在举办早餐会。外面则是一群梳洗整洁的千禧一代,他们一身T恤、牛
仔和马甲,带着各自公司的产品,或是大步走在街上,或是正在停自行
车,抑或在悠闲地喝着拿铁。总的来看,这一切简直和迈克·乔吉
(Mike Judge)的热门电视剧《硅谷》中描绘的典型印象惊人地相似。
随着科技消费品的兴起,硅谷影响力上升的第二个阶段便是互联网
的引入。互联网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资助的一项
研究发展而来,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催生了一些流行的
线上零售商,如亚马逊、易贝和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
正如我们今天所知,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刚刚开始接触互联网,随
即硅谷便掌握了话语权,丹娜·博伊德将其描述为一个二分体系:其一
是有着经典商业思维模式的硅谷,即硅谷创始之初的模样,包括芯片制
造商生态系统和硬件创新实验室;其二是以生活方式、零售和文化为中
心的商业模式的硅谷,它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以文化为纽带,面向消费者。
博伊德说道:“那些技术新贵或者‘麻烦制造者’引领了这股新潮流,已经成为我们所说的硅谷传说的一部分,它就这样诞生了。”“这个群体
已开始形成一整套的东西,并且在不断向前推进。”
自网景(Netscape)推出全球第一个广泛使用的网络浏览器
Mosaic,身为风险投资公司联合创始人的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便出现在了公众视野。而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司也因投资过
脸书、四方网、品趣志和推特而成为一个传奇。博伊德说:“到目前为
止,他都在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成立
于2009年,自此风险投资人也成了大众名人。(过去风险投资并不是很
有吸引力,如今做一个风险投资人和做一名初创企业的创始人一样变得
富有魅力,这要归功于安德森,作为未来思想领导者的他已成为技术领
域的灵魂人物。)
大众互联网的引入在硅谷创造了一个大熔炉,孕育着无穷的创造
力、商机和创新。同时它还吸引了一批新的人才、金钱和利益。
这段时间里,在大量的投机资金和不断增长的互联网访问量的双重
推动下,像亚马逊、纳普斯特(Napster)、谷歌和易贝这样的网站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1990—1997年,可以访问互联网的美国家庭数量
从15%增加到了35%。1995年之后,随着一系列新公司的不断涌现,这
一增长速度不断加快。
博伊德说:“截至1999年,硅谷涌来一大批MBA(工商管理硕士)
毕业生,以期能够一夕致富。”当时,无论公司的内在价值和盈利情况
如何,无论有没有尽职调查,无论采用哪种成熟的商业模式,公司的估
值都在呈指数级增长。即便在没有盈利或收入的情况下,那些网络公司
都能够让股市出现波动。到2001年,这种现象达到了一种狂热的地步。
不过,如此繁华盛景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人们把美国在线(AOL)和时代华纳之间命途多舛的合并看作一个临界点,从此打开了通向网络泡
沫破裂的大门,公众信心也一落千丈。戴尔和思科也对自己的股票发出
了大量卖出指令,加剧了恐慌。投资资本开始快速撤离,促使初创企业
迅速跌落。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公司在短短几个月内变得一文不值,市场
价值损失多达1.755万亿美元,许多繁荣时期建立的初创企业纷纷倒
闭。
虽然互联网泡沫破灭在经济层面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但整个90年
代的发展和网络公司的繁荣使得消费者行为产生了重大转变,而这只会
推动硅谷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在此期间,人们使用互联网来完成大量的
工作成为一种自然现象;使用网络购物、寻找信息以及为内容和媒体付
费变得司空见惯。而所有这些后来又催生出更多的内容和商业模式。同
时它还建立了一种信任,人们会使用在线工具进行存款和纳税,并分享
个人信息。
我们也看到了“贝宝黑帮”(PayPal mafia)的崛起,这个词是对前贝
宝员工和高管的一种戏称。他们在2002年卖掉贝宝之后,又相继在硅谷
创办了数家势头强劲的公司,并投资了众多初创公司,从许多方面定义
了今日的硅谷文化。这些人包括贝宝创始人彼得·蒂尔,电子支付网站
X.com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贝宝首席技术官马克斯·列夫琴(Max
Levchin),戴夫·麦克卢尔(Dave McClure)和查德·赫利(Chad
Hurley),领英(LinkedIn)的联合创始人、贝宝前执行副总裁雷德·霍
夫曼(Reid Hoffman)等(名单很长,不一而足)。帕兰提尔科技公
司、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特斯拉、领英、Yelp(美国最
大的点评网站)和优兔都出现在贝宝之后,它们的崛起都与这个著名的
关系网有关。此外,这些公司使得一些创始人(其中许多人现在已是亿
万富翁)变成了名人。2007年,《财富》杂志在一篇文章里就对他们日
益增长的重要性进行了评述。
文章称“这群连环企业家和投资者代表着新一代的财富和权力”,“在某些方面,他们是硅谷的经典人物,可以轻易地获取资金,然
后取得成功,从而激发更远大的抱负,取得进一步的成功。这就是人们
从全世界各地纷纷赶来这里的原因。照此标准,我们可以把贝宝看作培
养企业家的摇篮。”
在这个群体中,我们看见了彼得·蒂尔,一个顽固的自由主义者,他拥护这样一个理念,即政府总是干涉过多且效率低下。我们也能看到
一股日益增强的旋律与主流相背而行,他们依靠反直觉的方式去创新。
(这一点可以延伸到蒂尔的一个著名的主张,他支持不读大学而去创办
一些能够改变社会的公司,或者践行一些更有意义的追求。)
博伊德评论道:“‘贝宝黑帮’是一帮真正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引入
了第一波金融思维的浪潮。”“他们没有携带任何文化背景,而且他们从
事的是技术方面的工作,他们热衷毁掉旧事物,因此把技术看作一个改
变现有系统的工具。”
这是硅谷崛起的一个关键点:先有“毁坏”,然后改变,不是变成一
种可怕或者邪恶的东西,而是变成一种先进的、令人愉悦和向往的东西
——且由此产生的术语能够被广泛采用。可以说他们是通过毁掉其他生
意或者模式来赚钱。此时产生的技术决定论延续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主
旨,也是硅谷领军人物一以贯之倡导的东西:创新就是我们要正当地进
步,发展和塑造这个世界,使之不再被条条框框所束缚,不被政府或其
他任何东西所羁绊。所以就像优步那样,即使它正在破坏一个利润丰厚
的行业,即使它以那些廉价、非协会组织的劳动力为基础,而且实际上
还在亏损,但只要信心足够高,它就可以继续吸引资金。
此时此刻,寻找机会瓦解现有的过时产业变成了一种人们狂热追求
的行为,而且各个公司都以此为自身使命。这股潮流还持续受到了哈佛
大学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1997年的经典之
作《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的影响,书中提出
了“颠覆式创新”的理念(这个理念诠释了颠覆性或者破坏式创新如何利用更廉价的方式去创造新的市场和价值网络,从而取代旧的市场主导
者)。颠覆式创新现在已成为硅谷一个人人都在讲的口头禅。
自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硅谷开始反弹。这种情形在21世纪
初的头几年尤为明显,人们常常将之归功于前面提及的“贝宝黑帮”。随
着他们创造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给风雨飘摇的国民经济带来了一种
安全感,在这些公司的驱动下,全民开始信奉技术至上的信条。
在此期间的重要技术事件有:1998年,谷歌成立;2000年,史蒂夫
·乔布斯重新执掌苹果;2002年,Spacex和领英成立;2004年,脸书和
帕兰提尔科技公司成立;2005年,优兔成立。紧接着又有了第二波浪
潮:2008年,爱彼迎成立;2009年,优步成立;2009年,网络信使成
立;2010年,照片墙成立;2011年,色拉布成立。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
机对这一复苏虽有所影响,但并未阻碍硅谷前进的步伐。另一个重要的
日期是2007年第一代苹果手机问世。
这里提到的第二波浪潮是受另一种新的说法驱动,且一定程度上受
了玛吉特·温曼琪等通信领域大咖的大力追捧。这是一种新的表述,把
硅谷公司描述为比技术更加特别的东西。他们认为互联网不再仅仅是一
种连接彼此和搜索信息的方式;他们的理念更加理想主义,超越了蒂尔
所钟爱的颠覆论;他们认为技术可以塑造世界,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
好。随着这些公司开始大步赶超可口可乐、耐克、阿迪达斯和麦当劳
等,他们成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消费品牌,并且开始对自己所宣扬的东
西深信不疑。
博伊德说:“所有的一切在2000—2001年都崩塌了(与互联网泡沫
破裂一起),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那些MBA的毕业生纷纷离开了硅
谷,但是那些仍然坚信技术能产生变革的人留了下来。”
2000年,比尔·盖茨和妻子共同创立了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Bill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从2006年起,盖茨全职投入慈善事业,致力于解决全球的极端贫困和疾病问题,而他常常采用的手段就
是利用最新的技术。马斯克于2002年创立了SpaceX,这是一家以太空旅
游为目标的商业企业。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成立于2005年,投
资对象是那些能够创造“革命性技术”的公司。2008年,彼得·戴曼迪斯
(Peter Diamandis)和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创立了奇点大学孵
化器(Singularity University incubator),位于加州的美国宇航局研究
园。奇点宣称:“我们相信我们的世界拥有人才、技术和资源,能够去
解决任何问题,甚至去应对人类最紧迫、最持久的挑战。”谷歌于2009
年推出了谷歌风险投资公司,其主要领域包括生命科学、医疗保健、人
工智能、机器人、运输、网络安全和农业,旨在“不断开拓可能性”。这
些公司的宗旨是:改善生活,改变行业。
“改变世界”成了一种营销口号,同时也成了一种经营理念,它使得
硅谷又发生了一次历史性重大转变。在解决重大的世界问题时,他们宣
扬的是彻底的利他主义言论,因此他们开始一点点接手国家成为一个世
界建设者、道德指引者和思想领袖的角色。
盖茨并不是把科技带入慈善事业的第一人,但他也许开启了一个新
趋势,由此慈善事业变得高度可见,且非常高调。硅谷的那些杰出人士
赚了大把的钱,他们希望利用自己的力量和影响来解决世界上的难题,所以这项事业只会向前推进。此外,盖茨也开启了硅谷的另一股潮流,那就是将慈善和商业结合起来。
博伊德认为硅谷“从这里开始发生了有趣的转变”,那些资本家开始
认识到应该把调整市场结构作为解决世界挑战的途径,而不再是慈善事
业。“自此,新自由主义的意志自由论者和资本主义紧密结合,从而像
硅谷一样成了一种模板。”社交网络和博客网站也在此时开始增长。博
伊德说:“那些文化极客又强势回归,开始重新构想一些东西。他们对
许多早期的社交网站、博客和社交媒体进行了重新构思,这些和赚钱一
点都不沾边。”她说那些人常常一开始都满怀理想主义使命,但是当他们做的事情规模不断扩大并获得资金时,当然就与金钱扯上关系了。
温曼琪认为硅谷之所以能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最大的因素就是它
从军事领域转向了日常消费领域。她说:“最初,核技术是为发展其他
技术而产生,先是军事,然后是金融服务,但它始终是为那些专业人士
和专业部门服务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面向外部。那时候许多重要的
技术被开发出来,为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奠定了基础。那时候开发的软件
解决方案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非传统领域。”
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硅谷的公司不再限于服务商的角色,而是
变成了大明星。它们开始制造属于自己的品牌,而不再是某种渠道或机
制。
“曾经有那么一个阶段,软件公司都试图把创造的软件卖给传统行
业。例如,那时候出现了大量用来优化出租车行业后台配送的应用程
序。”温曼琪说,“事实证明,出租车行业并非成熟的软件买家,结果它
们颗粒无收。于是硅谷公司继续往前迈进。‘我’要提供整套解决方案,而不再指望传统行业采用那些‘我’认为代表未来的东西。于是有了优步
和来福车(Lyft)。这样一来,加利福尼亚就有了许多标志性的新品
牌。”
她说,这些新的消费品牌的名气迅速传遍了世界。美国因加州而闻
名,因为它有能够直接吸引顾客的技术。从这一点来看,硅谷总体上和
美国这个国家的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
硅谷的第一个成果就是苹果手机,鉴于其软件的核心价值,它将软
件研发的核心从亚洲的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转移到了美国。温曼琪
说:“人们花大量的时间去谈论硬件的外观,但重要的是如何使硬件与
完美的软件融为一体。事实证明,这就是硅谷的实力,而日本没
有。”突然间,许多标志性的公司在加州蓬勃发展起来。由此,硅谷提
升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地位,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也提升了国家的文化地位。
与此同时,技术已不再局限于日常互动,它变得更加深入,逐渐成
为一种习惯和生活方式,甚至成了一种强迫症。突然间,消费者和他们
所使用的科技品牌之间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关系。
莱斯利·柏林说:“我想我会用‘亲密’这个词来形容这种关系。”她已
经对硅谷进行了近20年的研究。“我们和这些技术有着亲密的关系,它
会影响到我们的自我感知,这是前所未有的。硅谷就是这样渗透进了每
个人的骨髓。”
硅谷有些著名的、利他主义的愿景是真实的,但其中也有一些已经
陷入了疯狂追求新闻头条的泥淖,还有一些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变质
了,这些公司已经不再是技术天才的发明,而是变成了一部部赚钱机
器。
温曼琪说:“现在我手机上装了谷歌的应用,可以查看国会图书馆
和维基百科中的任何东西,这真的改变了生活。”她认为一些硅谷公司
的伟大抱负应该得到鼓励。“我们希望这些抱负能实现,因为一旦实
现,将会带来许多积极的变化。”
这种真正的创新思维大概是硅谷最大的优势了。“硅谷就像一个巨
大的实验室。”温曼琪说,“硅谷的企业家如同那些拍电影或制定法律的
人一样,他们许下崇高的誓言,说要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只不过有
时他们真的做到了,有时却做不到。”
硅谷的公司继续仰仗豪言壮语,但是近些年来,媒体对技术领袖和
科技公司的行为越来越挑剔。在一些吹毛求疵的报道中,硅谷的领导者
经常被定位成猖獗的帝国主义者或人类自动化厄运的缔造者。还有一些
恶毒的专栏嘲讽他们傲慢、野心太大而且对其他的声音置若罔闻。但是
普内特·卡库尔·阿希拉(Puneet Kaur Ahira)却认为情况更加微妙,她是奥巴马政府首席技术官梅甘·史密斯的特别顾问(阿希拉和史密斯都是
前谷歌员工)。坐在曼哈顿一家热闹的Le Pain Quotidien餐厅里,她谈
论着在两边工作的经历。此时是12月底,会时不时有假日购物者或者工
人来买咖啡,因此会对她的谈话有所干扰。她指出,许多公司开始的时
候都是抱着真诚、大胆和乐观的理想主义。
阿希拉说:“如果可以的话,请你看看逻辑流程的源头。当拉里·佩
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创立谷歌时,他们的目
标是用一种简单易行的方式来搜索世界上的信息。这并非易事。他们的
解决方案优雅且直观,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所开发的东西确实非常杰
出。我觉得一定有一些强大的东西,促使他们去设定一个这么宏大的目
标并去实现它。他们实现了公司最初的愿景,这意味着他们会把标准提
得更高。在整个科技界,有一套很流行的说辞,你会经常听到人们互相
询问,‘我们如何利用自己的才能、知识和资源去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什么样的追求真正值得我们付出时间、精力和努力?’这种情感绝对是
真实的。人们有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如果你去追求解决最大的问题,那么金钱就会随之而来。但也有危险与这些宏伟的目标并存,那就是傲
慢和狂妄自大。”
随着硅谷公共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其公司内部的文化也
随之发生了变化。如果你和其中任何一家公司的员工聊天,他们无一例
外地会对公司的创始人及其高尚的目标表现出一种真诚的、有时近乎迷
信的信念,即便当公司上市后,公司的初衷已有所改变,他们还是如
此。
博伊德对这个问题也进行过思考,她曾在硅谷多家领先的公司工作
过,对于硅谷不断演变的角色有切身体会。她说:“我在所有这些大楼
待过,它们一开始都异乎寻常地开放,后来却变了,所有的公司都是如
此。”她补充说,IPO(首次公开募股)往往是一个转折点。“2004年IPO
之前,谷歌实际上还是一个非常透明的公司,而IPO就是它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我还在谷歌工作。拉里和谢尔盖每周会组织一次TGIF 全员
庆祝会,在那儿他们会站出来和大家分享本周发生的大事,并回答大家
提出的问题。我到现在还记得IPO前的那个周五他们登台讲话的情形。”
据博伊德回忆,那是谷歌发生转变的关键时刻,它从一个“不作恶”
的理想主义公司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以利润为导向的公司。“他们走
上台,样子就像是说,‘你们需要知道,我们不能再提前告诉你们任何
关于股东的事情了,这样是不允许的,因此我们将无法回答你们提出的
大部分问题’。这的确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因为之前的文化氛围是员
工一直都知晓发生的一切。但是由于证券结构的运作方式,一个上市公
司已不允许再那么做了。这一下子改变了公司的生态环境,而他们对此
也非常坦诚。我之所以还记得那次庆祝会是因为他们清楚地向大家表示
他们也是身不由己。这是一种挑战,从那时起他们开始在午餐室就餐时
锁门,因为害怕泄密。”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会继续主持实验室,支持创新,支持那些雄心
勃勃、影响深远的壮举——他们称作“登月计划”(Moonshots)——范
围从太空旅行到解决世界性的难题。博伊德说,公司能够继续发展是因
为对那些满腹才华、心怀理想主义的工程师来说,此类壮举是一个关键
的吸引力。“他们的任务就是去猎取人才。他们会说,‘嘿,你是一个年
轻的计算机专家,你正在构建神经网络是因为你喜欢它。如果你梦想拥
有自动驾驶汽车,就到我们公司来吧’。登月计划根本与盈利与否无
关。”
她说,两位创始人还是会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对于登月计划,拉
里总是寸步不离,他只关心这个,对公司运营毫不在意,说那些都是
CEO(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的活儿。拉里关注
的是那些最有趣、最难的技术问题。他一直在尝试引入一些有趣的人
才。为了得到那些优秀的人才,你需要给他们梦想,让他们去为之努
力。”取得技术成果是一个方面,不过硅谷当然不会止步于此。它的野心
越来越大,除了那些未知的领域,连我们生活中那些传统世俗的领域它
也有涉足,从人行道到学校的教室,它许诺都要进行彻底改造。在对电
缆网络或郊区购物中心进行改造时,基于它已有的公民软影响力,硅谷
的领导人已将目光放在管理和政治层面,这样一来,他们就直接超越了
边界规定,跨过了选举和国家控制。当硅谷把目光投向政府时,又会发
生些什么呢?
1. 熨斗区(Flatiron District)是纽约市曼哈顿的一个街区,得名于熨斗大厦,23街、百
老汇和第五大道在此交会。——译者注
2. STEM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
(mathematics)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译者注
3. 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求知若渴,谦卑若愚。——编者注
4. IGIF(Thank God It’s Friday)的意思是:感谢上帝,今天已是星期五。
5. 这是它的公司口号。——译者注02 硅谷与政府
撇开政治不谈,这简直就是一本儿童画册:扎克伯格与居民肩并肩
地在达拉斯社区纪念马丁·路德·金的花园种树;和达卡 逐梦者
(DACA Dreamers)或者退伍军人坐下来闲聊;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
特赛道与小戴尔·恩哈特(Dale Earnhardt Jr.)有力地握手;与一群年轻
的非裔美国学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谈论多元化的重要性。如果把以
上这些事和一个方下巴、身穿休闲裤和纽扣领衬衫(袖子卷起)的人联
系起来,你看到的将是一个千篇一律的公职人员候选人形象。但这次除
外,他脸色苍白,头发卷曲,略显书呆子气,身着深蓝色牛仔裤和深灰
色T恤。
虽然爆炸性的新闻让公众怀疑俄罗斯影响了美国总统选举,而脸书
和来自俄罗斯的投资人有一定关联,但关于扎克伯格有可能竞选总统的
猜测仍在不断发酵。
扎克伯格那个著名的2017年目标——“走遍美国每个州”,去了解真
实的美国人——宣布之后,外界对他政治意图的猜测达到了顶峰。继备
受争议的总统选举之后,他在“动荡的一年”公开表明姿态,立志“和各
地的人们谈话,了解他们如何生活”,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并研究
一下如何利用技术“改变游戏规则,使其适用于每个人”。各大新闻媒体
都热议扎克伯格可能正计划(或者说至少最终会)竞选公职。脸书董事
会也证实已经批准给这位CEO两年的公共服务假期,同时保留对公司的
控制权(如果他愿意的话)。
扎克伯格的公开声明在修辞上更加庄重。2017年他在哈佛大学毕业
典礼上做演讲,字里行间都是一种公民姿态。他呼吁千禧一代去认识这
个世界正在面临的挑战,心怀一种集体目标和社区意识,并通过创新、企业家精神和勇气来解决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他呼吁建立一个“新的
社会契约”,通过向成年人普及类似“普遍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和持续教育等概念,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机会,以便适应不间
断的技术变革。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的挑战就是去创造一个人人都有使命
感的世界。”在这所常春藤联盟高校,面对一群被雨水浸湿的毕业生、家长和学者,他说,我们应该回到太空竞赛。他援引肯尼迪和埃德加·
胡佛(J. Edgar Hoover)作为时代的例证,证明美国人可以走到一起,大步向前并建立伟大的事业。
提到那些确切的挑战时,他说:
“我们的父母当年毕业时,使命感确实来自工作岗位、教会和社
区。但时至今日,技术和自动化正在淘汰很多工作,各个社区的成员数
量正在下降,许多人因感到与社会脱节而沮丧,并试图去消解这种沮
丧。当我四处旅行时,曾和青少年拘留所的孩子及那些阿片类物质成瘾
者一起坐下来聊过,他们跟我说,但凡他们有事情可做,生活可能就会
有所不同……
“每一代人都有其决定性的作品……有数以百万计的志愿者为世界
各地的儿童接种了脊髓灰质炎疫苗,也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建造了胡佛水
坝和其他一些伟大的工程。
“这些项目不仅使那些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产生了使命感,而且还让
我们整个国家感到自豪,那就是我们国家可以做一些伟大的事情。那么
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也要去做一些伟大的事情……”
从许多方面讲,扎克伯格的政治觉醒与整个千禧一代在政治参与态
度上的大幅度转变是同步的,这是因为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达到了候选
年龄。很有可能他的追随者会越来越多。36岁的斯库特·布劳恩已然走上了多元化的道路。他是一名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最近他就从打理贾
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的经纪事务转向了政治,据报道,他正在考
虑竞选加州州长。他的公司SB Projects对外宣称自己是一家“多元化的娱
乐和媒体公司,从事的业务包括音乐、电影、电视、技术和慈善”。
一直以来,人们对千禧一代的定义就是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
也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通过点赞来表示支持婚姻平等和冰桶挑战赛,他们
也会购买良知产品(ethical goods),不过直到最近,他们去投票站投
票的人数仍少得可怜。学生债务、生活成本上升以及气候变化给他们带
来了巨大的经济挑战。鉴于此,这种情况就有点讽刺意味了。如今,经
过了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两个国家都出现了巨大的代际分裂(年轻人
处于劣势),这时他们才开始主动参与政治。此种情形可能会在未来十
年发生巨大改变。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结
果,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千禧一代和X世代 的选民首次超过了婴
儿潮一代。在英国,工党在2017年的大选中获得惊人的多数席位多半要
归功于年轻选民。据《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的一项民意调查
显示,35~54岁年龄段的公民有相当多数量转向了左倾的工党。总的来
说,千禧一代在态度和价值观方面表现得更加自由。
扎克伯格会成为下一个总统候选人吗?2017年他的政治姿态大幅升
级,但随后展开的却是一场独特的长期运动,意在将他自己重新定位成
一个可爱的、全面的公众人物。
当回溯马克·扎克伯格(或者叫他“扎克”,他喜欢数字社交圈这样
称呼他)在照片墙上的帖子,你会注意到自2014年以来发生了微妙的变
化。从那时起,他就在战略性地打基础,要把“马克”这一品牌塑造成一
个平易近人、聪明的居家男人。他经常晒一些家里的狗或女儿马克斯的
照片。尽管许多硅谷人士尝试与文化接轨,但通常表现出来时都有点缺
乏自我意识或者两耳不闻窗外事。扎克伯格试图将他的公众形象塑造成
一个“有趣的家伙”。他采取的举措包括与比尔·盖茨一起拍摄了拙劣的滑稽喜剧小品,并邀请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为自己的智能
助手配音。在飓风玛利亚过后,他还通过VR(虚拟现实)技术报道波
多黎各受灾现场,他的目的是通过脸书募捐150万美元用于救援。借助
VR技术,他以卡通化的形象出现在非常真实的受灾现场,然后快速访
问月球,之后又回到客厅看望他的狗。这是一次著名的判断失误,完全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他的许多“坦率的”社交快照也能明显看出来是设计过的——扎克伯
格参加新奥尔良狂欢节或者约会之夜,拍的都是温馨的家庭镜头;(不
过,相机是如何知道要巧妙地从背后映衬着灯光去拍摄他和他的妻
子?)或者当他宣布即将迎来第二个女儿时,镜头又正好拍到了他和三
个姐姐满脸真诚的照片。
在某些方面,扎克伯格是下一代政治家的模范样板。如果说之前的
政治家不是律师就是银行家,他们清一色的西装、佩戴红色或蓝色领
带,那么扎克伯格则全面代表了千禧一代的价值观。他年仅32岁,总是
穿着运动鞋,会讲汉语,同时也是一个科技巨头、慈善家、全球主义者
和社交媒体的偶像。
然而,把扎克伯格看作政治家的想法也招致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
题。如果把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事件看作社交媒体的原始力量塑造政治
话语(并左右选举结果)的一次教训的话,那么如果脸书把它收集到的
海量数据用于战略意图会怎么样呢?在英国的剑桥分析公司违规窃取数
据的丑闻曝光后,一个最令人震惊的例子也揭露出来——脸书内容可以
以多种方式进行调整,以推动高度个性化的热点话题,并可能影响人们
对选举的看法和情绪。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支持的脸书页面和帖子在多
大程度上对美国大选造成了影响,但是假新闻、社交媒体头像和机器人
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它们塑造和扭曲数字世界的能力却日益明显。尤其
是刚刚发生了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对13名俄罗斯公民和三家
组织提起公诉,指控他们欺诈并密谋对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施加影响。脸书、推特、照片墙和优兔等社交媒体上的头像、帖子和被盗用的身份
被认为加剧了美国人之间的分歧。脸书尤其引人瞩目,在长达37页的起
诉书中,脸书被提到了35次。脸书一直对这一指控持积极态度,并欢迎
这一调查结果,但负责脸书公关业务的副总裁罗布·戈德曼(Rob
Goldman)在推特上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长文,否认罗伯特·穆勒的指
控。但这一立场很快遭到了公司的斥责。不过,从起诉书中我们可以清
楚地看出,俄罗斯支持的广告只是脸书内部用于影响变革和进行扭曲所
使用工具的一小部分。根据美国《连线》杂志的一篇报道,粗略计算大
概有1100万人看到了俄罗斯广告,而相比之下,有1.5亿人看了俄罗斯
操控的帖子。这是一个利用多渠道、有针对性和浸入式的社交媒体体验
来影响变革的例子。当然,这一点脸书当时也没有意识到,不过我们可
以想象一下假如当时这些被一些愤世嫉俗的人利用,后果会怎样。
根据剧情发展,马克·扎克伯格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名政治要人。他
能当选总统吗?
如今,他在脸书之外的形象越来越难以控制了。在剑桥分析数据泄
露丑闻后,扎克伯格的领导力被人们广泛诟病。他在电视采访中表情呆
板僵硬,可笑的是,他还不断地说脸书就是一个“社区”,就好像社交网
络是某种形式的教堂大厅,这一切都显示出他极度缺乏自我意识。同一
周内,脸书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也戏剧化地用了一些诚恳的言
辞来表达对“信任”的重视。但很显然,这没什么用。两项活动都是在精
心安排下进行的,几乎没有受到采访者的挑战[除了科技媒体Recode的
卡拉·斯威舍(Kara Swisher)和科特·瓦格纳(kurt Wagner)进行的采
访]。这些采访都没有提供给英国的新闻媒体第四频道、《卫报》或者
《观察家报》,正是这些媒体曝光了剑桥分析数据泄露事件,而它们一
定不会让扎克伯克风平浪静。第四频道的新闻主播琼·斯诺(Jon
Snow)甚至还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脸书做出回应。但是一旦脸书
成为一家媒体会怎么样呢?游戏规则会彻底改变。上述这种微妙的操控不仅仅能在脸书网站上进行。随着面部识别、语音激活和交互式家庭集线器等新的消费技术成为常态,操控可能会变
得更加普遍。视觉与听觉技术是智威汤逊预估的2018年最大的消费技术
趋势之一,这一趋势主要是探索新的消费技术如何越来越好地倾听我
们、观察我们,然后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做出回应。我们的日用品正在被
装上智能相机和最新的视觉识别技术,然后再结合机器学习来分析图
像、情感和面部表情——同时也能识别人(甚至是他们的宠物)。与此
同时,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和机
器交谈,可能这都是之前在科幻电影里才有的场景。该技术可帮助人们
使用语音激活产品、与虚拟管家交谈或者查询信息,而在这之前,人们
必须在谷歌搜索栏输入要搜索的内容才能查询信息。根据高德纳公司
(Gartner)的说法,现有50%的手机互联网搜索是通过语音完成的。
2017年Amazon Echo(亚马逊智能音箱)的销量达到了2200万台。这些
新技术的结合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新的、深层次的洞察,但这些却很容
易被用于政治用途。
除了自助通关系统外,面部识别技术已变成一种金融身份认证方
式。在中国,如果使用了阿里巴巴的呵呵付App,在肯德基的任何一家
分店,用户只需要微笑一下就能付款。iPhone X首次推出了用于手机解
锁的面部识别系统。谷歌旗下的Nest推出了售价299美元的Nest Cam
IQ,内置面部识别技术,可以区分家庭成员和陌生人。
视觉技术风险投资基金LDV Capital的普通合伙人埃文·尼尔森
(Evan Nisselson)最近在公司告诉我们:“通过计算机视觉分析,视觉
互联网使所有无生命的物体都有了眼睛,这些带有摄像头的物体使那些
公司可以初步收集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算法数据,并进行分析。其分
析可能包括对象识别、情绪分析、手势识别及更多的人类行为,这些将
影响到所有的业务部门和人类。”据LDV Capital预测,嵌入式摄像机在
未来5年内将至少增长220%。如果Amazon Echo(还有其同类产品,比如谷歌的Assistant和苹果
的智能语音助手Siri)成了我们家家户户的耳朵,那些大的科技公司很
快就能够分析我们的阅读习惯、对话和政治话语,相对之前以屏幕为主
导的互动,这是一个全新的层面。智威汤逊收集的数据显示,89%的千
禧一代在网上购物时都会使用亚马逊购物搜索引擎。亚马逊新推出的人
工智能照片识别购物助手Amazon Echo Look就是一个超强的、具有认知
功能的消费者调查工具,它会拍摄客户试穿衣服的照片,收集大众对他
们着装的评论,存储和分析视觉内容并提供量身定制的推荐。这些App
收集的信息是否会超越消费主义,并侵犯我们的公民参与,从而最终左
右到选举活动的走向?感恩节餐桌上的政治谈话是否会用来制作更加适
合、更有针对性的广告和消息?互联电视上的照片识别技术是否会用于
解读人们在看政治广告时的情感和情绪?尽管这些还没有发生,但已经
为期不远了。
消费者,尤其是那些年轻人,似乎对硅谷作为政治领导者这一构想
非常看好。2017年,智威汤逊为本书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4%的
美国消费者表示会将选票投给硅谷领导者去担任从市长到总统各级政府
职位。91%的民主党人、89%的城市居民,以及少数族裔(89%的黑人
或非洲裔美国人、89%的西班牙裔美国人)更有可能把票投给科技人员
来担任政府职位。不出所料,年轻的受访者也更有可能在政府职位上投
票给科技人员:15~20岁的人中有90%,21~34岁的人中有88%,35~54
岁的人中有85%,55岁以上的人中有79%。这就意味着88%的千禧一代
会投票给硅谷精英去担任公职。
即使扎克伯格没有想当总统,脸书也可能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大
到能够确定一位成功的候选人并影响选举结果。考虑到这些硅谷公司在
学习和预先控制人们的情绪方面对大量个人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融合能
力,甚至在创建数百万个性化、有针对性的体验时所涉及的范围(如谷
歌、推特和脸书所做的),那么在他们营造的数字化背景下设计出一个
独特的、适合每个人的候选人就不遥远了。网飞(Netflix)的主页就已经做得非常个性化了。当脸书开发的未来技术发展到3D、AR(增强现
实)、VR等阶段时,看着书上的字逐渐飞出页面,想想也很有趣。如
果当时希拉里·克林顿因为没有出现在关键的州而受到批评,那么现在
扎克伯格很快就可以以虚拟形式出现在任何地方。所有这一切都与数字
平台、社交媒体和技术在政治和选举中发挥的更大作用密切相关。
如果扎克伯格或者他的某个同行参选并当选的话,那么未来可能会
发生重大变化。有人会说脸书和亚马逊已经接近一个民族国家(毕竟世
界上近13的人口都在用脸书),但它们的平台和服务仍然是参与性
的,仅限于某些行为,如社交和购物,只有在它们各自的领域内才具有
可操作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们至少也受到消费者力量的监督。与
此同时,它们的创始人的偏见和扭曲的信念也只是在他们慈善捐助和投
资的企业内起作用。埃隆·马斯克认为普遍基本收入可以解决迫在眉睫
的由自动化导致的失业危机,但这只是一个演说的话题,而非政策。一
种新的技术驱动的、超个性化的教育方法被看作解决破碎的教育体系的
途径,它为低收入公民创造了平等的机会,同时还创造了一个永不过时
的社会。这种教育方法忽略了由社会经济结构、系统性多代失业和文化
权利剥夺造成的无形的教育差异,但目前它仅限于一些由技术大亨支持
的采用新考试方法的私立学校。硅谷支持的科学奖励基金奇怪地、不成
比例地支持白人男性,但这并不会使女科学家止步,目前来看这并不是
她们唯一的资金来源。
当它们在社会上会占领更大的范围,并开始取代国家,其操控的力
量将变得更大。那时候它们将不再仅仅是一个个社交网络或者互联网超
市,我们将不得不生活在它们创建的这些结构中。
所有的事情开始的时候都是积极的、清白的。那么你为什么不希望
数据被免费共享?为什么不想要无缝服务?在硅谷政治体制中,政府系
统将更加数字化和自动化,办公效率会更高。不过,那样的话就很容易
发展到用跑腿兔一类的平台取代紧急服务,由承包商提供按需消防服务,或是由社交媒体来调控如供水和城市道路一类的服务。(当出现了
动态定价,或者没有足够的优步消防员,或者没有背景调查时会发生些
什么?)当你在脸书上班时,工作、生活和社交就已经模糊为一体了。
在这样一个不太遥远的世界中,公民身份、就业和消费主义之间的界限
连同消费者投票、所有存储在脸书上的个人政府文件以及用于公众监督
的个人履历可能同样会在一个连续的生态系统中变模糊。随着像亚马逊
这样的公司转向金融服务和身份验证,高收入消费者可能会得到更好的
待遇。Echo Look等设备使亚马逊变成了一个社交网络,它可以将用户
的金融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结合起来并进行评估,以便为竞选活动或制
定政策提供信息。在脸书的公共议程中,他们似乎特别关注可持续发展
和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权利;同样受关注的还有广泛的新自由主义
信仰体系——它们又一次融为脸书这个主要消费品牌的一部分,但这也
会在其内部产生一些具有离间作用的言论。千禧一代新自由主义能否取
代现在美国国内的极右翼领导?会一样引起分裂吗?特朗普可能疏远了
这些沿海的自由主义者,但是对于那些工作并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小
范围的特权人士和常春藤联盟的毕业生来讲,他们的信仰体系并不能代
表每一个人,毕竟进步主义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精英意识。也许政府最后
会成为一个由算法驱动的政府,它会不断地更新消费者品牌,在不断解
读消费者情绪时也会受其影响。区块链是一种分散的、即时更新的数据
库技术,可以立刻对任何问题进行投票。或者我们也可以像进行
BuzzFeed调查一样,简单地进行投票。
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是20世纪中叶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城
市开发商,他在很多方面的做法都可以作为一个提醒,警示我们硅谷借
助公民影响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并引以为戒。摩西将自己的城市愿景强
加于战后的美国,他将城市中那些破败的街区连根铲除,建造了新的现
代化的开发项目、公园和游泳池,并修建了可以跑汽车的宽阔道路,因
为他把汽车看作美国经济未来的核心。他还在现存的历史名城之间架起
超级高速公路。他还在“城市更新”的旗帜下建造了新的住房项目和社会
实验项目,为贫困人口提供住宿,而这些高度同质化的街区之间是彼此隔绝孤立的。对于城市内现存的那些相当成熟的复杂的生态系统他都视
而不见。1961年,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
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Cities)一书中对此进行了细致的
观察,她支持并强调要保留城市中自然而然形成的这些街区。硅谷正在
向我们推销的是一种现代化的、以数据为驱动、醉心于技术的未来愿
景,它和摩西的愿景类似,也含有偏见和盲点。而现在他们离实现类似
的抱负越来越近了。扪心自问,我们真的想要那些茫茫一片的无人机为
我们提供一切吗?公共交通应该变成按需提供吗?无人驾驶汽车真的是
我们的未来吗?高效率、不断提高的可持续性和技术进步都很好,但随
着城市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东西被连接到互联网,我们彼此之间的互动也
变得越来越商业化了。
亚马逊的Echo和Google Home(谷歌家庭)的集线器现在都降到了
30美元的低价位,这是因为硬件并不是产品,我们才是。我们彼此之间
的互动、我们的一举一动以及我们的购买行为才能够产生对销售和广告
有价值的数据。当整个城市都被连接起来,所有的城市生活就都变成了
另一种产品。
硅谷现在比大多数行业更有能力发挥政治影响力,并且是以我们闻
所未闻的方式来进行。每一天它都同时充当了政府的供应商、合作者、赞助商、顾问、沟通者、竞争对手以及敌人。它的那些平台已经成为民
主、选举和政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获得了比
以往更多的资金。2017年,苹果公司的现金储备超过了2500亿美元,而
2016年11月美联储的账面资金也不过1180亿美元。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
集团,苹果在消费者技术方面的巨大繁荣更加增强了其实力,从而使得
所有的创新重点都转向了商业产品。政府也不再像20世纪30年代到80年
代那样去激励创新了。据市场研究公司未来市场洞察称,到2020年,全
球消费者技术市场的估值将达3万亿美元,高于2015年的1.45万亿美
元。印度和中国正在推动新的需求,预计美国将继续投资升级既有技
术。硅谷公司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消费者,了解每一个公民。总体上
讲,它们在某些方面比朋友或家人还要更了解你,因此其他行业当然更
无法与之相比。比如,制药公司不知道你多久查一次自己的星座,埃克
森美孚不知道你何时采用了B计划,也不会知道上周你是否在墨西哥
城、斋浦尔或上海旅行,以及你在那些地方都搜索了哪些信息。而硅谷
拥有大量丰富的消费者数据,不受地理边界和治理范围的限制。它们存
取的数据正变得越来越私密和全面。电子记录可以获取我们的健康和生
物数据、我们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从语音识别命令中获取的数据。这种
技术可以通过读取面部表情来实时分析人的情绪。
硅谷也会在传统的势力范围内运作。如许多石油和制药公司那样,它也是跨国性质的。同样地,它也会随着自身的迅速增长而扩大对华盛
顿特区的投资。它也会去游说政府,也有自己的政策首脑,并且也有了
自己的一席之地。不过,硅谷可以开发的还有其拥有的巨大的文化影响
力以及与消费者的亲密关系,这又会导致一些有趣的新矛盾。它会像其
他大型石油和制药公司一样去游说政府,同时也会利用其员工和消费者
(通常都是一回事)的公民基础去影响变革,即使这意味着会对抗传统
政府。
硅谷公司,尤其是大公司和政府之间的权力格局正在持续改变。相
比其他公司而言,那些大的科技公司对发表政治言论表现出更大的兴
趣,这是它们品牌塑造、自我意识不断提升的必然产物,旨在标榜自己
是积极的力量(而不仅仅为了获利)。苹果和谷歌同迪士尼和可口可乐
一样都属于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品牌。与以往的工业浪潮不同,它们所做
的事情不仅仅是为了争夺权力,还为了创造奇迹,现在它们正在将政治
作为一种营销策略。全球最强大的十大品牌中就有几家公司在诸如英国
脱欧、保护个人隐私和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等问题上表明了政治立场,这标志着历史上多年来通常保持中立的企业公开向政府发起了挑战。如
果一个商业品牌有足够的信心在一个反对政府的政治问题上公开发表言
论,这标志着一种范式的转变。比如苹果、脸书、谷歌和微软的领导人主动出来批评特朗普总统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户外服装品牌巴塔哥尼亚
(Patagonia)正在起诉美国政府不断缩减对国家公园的保护措施,扎克
伯格(而非美国总统)正在与达卡逐梦者会面。不过这种激进主义也与
它们作为消费者品牌的角色有关——它们需要表现出与时代和舆论的联
系,即便总统不这样做。许多品牌公开在2017年美国超级碗比赛当天同
步举行政治宣传。爱彼迎投放的“WeAccept”宣传广告就是一个例子,它
是针对特朗普总统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实施移民禁令发起的,意在强
调自己的包容性政策。(不过,广告中却没有一个人佩戴希贾布 ,这
表明他们还是有其局限性。目前尚不清楚这是一个战略疏忽还是仅仅因
为他们太蠢。)
如果政府的政策与硅谷的利益相悖或者妨碍了它们赚钱,它们就会
试图通过用充满号召力的口号把自己的用户动员起来进行抗争,这让硅
谷与政府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在一次优步的经营活动遭受政府的限令
后,它就向用户喊出了“你们不想要这个!写信给你们的州长!”鼓动用
户帮助它推翻政府的限制和禁令。爱彼迎在动员其用户方面形成了一整
套策略,如在内部建立了爱彼迎语言社区,提高用户维权意识,建议他
们给谁写信,让他们去游说政府,允许他们继续出租公寓和房屋。我们
可以把爱彼迎描述为一个新型的共享经济“行会”,它在召集会员去推动
房产共享方面已经制定了一个全面的战略。也许它有自己的政策首脑,它也会去游说,但是通过上述方法它不仅获得了商业利益,还巧妙地占
据了“革命的激励者”这一立场。象征手法很重要。爱彼迎这家公司已经
变成了人民而非国家的捍卫者。
和硅谷相比,联邦和地方政府却没有那么大的金融影响力,由此便
产生了这种重大的变化。过去关键领域的创新都由政府引领,而现在变
成了硅谷;它还越来越多地承担了一些核心治理工作。这不仅仅体现在
马斯克打造的太空飞船,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航空航天局和政府合同
都在进入硅谷,这是因为硅谷的商业公司拥有更多的资金和更多的创
新。这就促使联邦项目去主动尝试向硅谷机器人初创企业示好,并获得一些可能与军事和政府用途相关的技术产品的股份。现在驱使人们去解
决问题和创新的力量已经发生了360度转变。英国政府正在借助谷歌名
为“深度思维”(Deep Mind)的机器学习来帮助其健康服务领域,并借
助帕兰提尔进行数据分析。(据报道,新奥尔良已经在试验帕兰提尔的
警务预测技术。)硅谷逐渐变成了一位“专家”朋友——而作为普通民众
的我们对这一变化也感受深刻。曾经,是政府把我们带到太空,是我们
政府的科学家建立了互联网,是我们的国务卿去制定战争策略,而现在
我们一心指望这些科技公司引领我们走向未来。
现在,这个群体不仅主导了政治话语权,而且还在不断扩大这一话
语权,成了政府和政治渠道进行社交媒体营销的引擎。竞选活动通过社
交媒体去运营,然后大获全胜。政治新闻在社交媒体平台被传阅,然后
被扭曲。脸书、推特、优兔和照片墙等现在都被用来进行政治竞选,而
且上面还有政府的官方网页。还有一个例子,作为数据分析师和流动人
员,硅谷人才已经成了政府的核心顾问。
社会以及政府的许多方面正变得越来越数字化,这往往需要私营企
业参与其中。而且随着这些领域的公司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许多
政府欲将硅谷培育为其商业伙伴。奥巴马就曾在SXSW 大会上开玩笑
说,他想聘请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显然政府正在向技术靠拢,这是因为
技术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成了未来的代名词。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更宏观的一面。硅谷技术最终会加剧政府来自方
方面面的压力,且缩减了政府收入,从而削弱了它的实力。自动化、机
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都在不断地加剧失业。自动驾驶汽车、传感器和自
动化将会大大减少停车罚单、超速罚款等这些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渠道。
爱彼迎等平台操纵、扭曲了房屋和租赁价格,迫使低收入消费者退出了
市场。新技术制造了大量的道德困境,这不仅需要政府去研究、理解和
预测,还需要它去规范,而这进一步给政府资源施加了不小的压力。出
于保护隐私的需要,广泛使用无人机的行为必须得到监控。总而言之,这就像是一种千刀万剐般的死法,一种缓慢(或者不那么缓慢)的消耗
战。硅谷以“效率”来对抗政府的缓慢和官僚主义。政府的缓慢即使是一
种深思熟虑的表现,也会被科技公司公开定位成对进步的阻碍。那么,谁会笑到最后?
1. 达卡项目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推动的一个旨在帮助那些16岁前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
在美国获得合法身份的项目。——编者注
2. X世代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初出生的美国人,这批人身上有着不同程度的不负责任、冷漠和物质主义等特点。——译者注
3. 希贾布是穆斯林妇女戴的面纱或头巾。——译者注
4. SXSW即西南偏南大会(South by Southwest),是每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
的一系列电影、音乐和多媒体交互的艺术节。——译者注控制感:华盛顿发生的变化
2016年12月下旬一个寒冷的早晨,许多人已经开启了度假模式:购
物、返程回家或者旷工去聚会。不过,希拉·克鲁姆霍尔茨(Sheila
Krumholz)并没有这样做。她是响应政治中心(CRP)的执行主任。这
是一个非营利性、非党派性质的研究小组,总部位于华盛顿。他们的任
务是追踪金钱和游说对选举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并寻找利益冲突点。克
鲁姆霍尔茨现在很疲惫。总统大选期间她马不停蹄地忙了几个月,而现
在另一个大旋涡——特朗普总统选举的余波又接踵而至,这样一来她的
公司就又有大量事情需要追踪。
提到特朗普政府,克鲁姆霍尔茨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去促进这样
一个理念,即无论你的职位如何,你都需要获取信息才能进行基本的尽
职调查,进而对政府进行问责。我们要确保政府制定的政策是基于它的
优点,而不是为了钱。现在金钱正在源源不断地流入政府系统。我可能
得补充一下,有些亿万富翁或者非常有钱的商人,他们在政治方面缺乏
经验却被政府委以重任,担任政府最有权力的职位,而这种情况是前所
未有的。”
在2016年总统选举之前,她的许多关注点都与硅谷在华盛顿特区日
益增长的影响力有关。关于这方面,有很多新闻头条。比如硅谷日益猖
獗的游说现象,奥巴马政府和科技巨头之间的“旋转门”现象,以及硅谷
在华盛顿的普遍存在。硅谷在华盛顿活动的力度和特朗普旗鼓相当,也
许是为了避开其商业利益和特朗普可能会形成的大量冲突。
她说:“和其他兴趣爱好不同,技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此普
遍,以至于我们每天都被技术包围着。围绕我们的不是保险,甚至时尚
和好莱坞与我们的紧密程度也不及它,几乎离开它5分钟都不行。因此,很难将它与其他任何东西进行比较,华盛顿政府尤为如此。”
即使在大选后的几个月,硅谷领导人依旧是新任总统的一个关键部
分——要么批判特朗普,要么被批判与特朗普为伍。事实上,相对其他
任何一个领域的领导者而言,如汽车、能源和金融等领域,硅谷对政治
事件的态度和立场都会占据更大的头条,这说明了硅谷的文化影响力之
大。
政治领域一直就存在私人利益和行业游说——2016年投钱最多的要
数美国商会、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制药和医疗组织、波音公司和美
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但现在这种现象发生了转变,现在又有了
一位参与者: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硅谷就贡献了和那些成熟行业数量相
当的资金。
克鲁姆霍尔茨说:“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硅谷的身影,而且我们也
看到了闪亮的科技大楼拔地而起,那里入驻了谷歌等硅谷公司。”在这
里,她指的是硅谷在首都设立的新的办事处,也就是他们进行游说的基
地。
Alphabet(字母表)——谷歌结构重组后的母公司——是一个控股
公司,其子公司包括了优兔、谷歌以及谷歌的其他控股子公司。据响应
政治中心称,2017年它花了超过1800万美元进行游说。亚马逊在2017年
花了1280万美元,脸书花了1150万美元,再加上苹果公司,游说花销总
额高达约5000万美元。
它们在资金上的投入已经急剧增加。根据彭博社(Bloomberg)的
数据,2015年,谷歌、苹果、脸书、微软和亚马逊在华盛顿的游说支出
为4900万美元,而五大银行才花了1970万美元。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
中,它们在希拉里·克林顿身上投的钱最多,高达400万美元。
即便特朗普当选之后,硅谷的影响力也保持了增长。彼得·蒂尔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作为特朗普团队的代表和竞选捐助人,他又成了
特朗普总统过渡团队的早期成员,这些都说明了他们之间的联系还在继
续。
那么硅谷在华盛顿的影响力有什么特殊之处?
克鲁姆霍尔茨说:“这个很复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们只是另
一种行业,代表的是就业岗位,而正因为它们代表了就业,选民们就会
关注它们。当然,选民关注的是它们制造的那些惊人的产品。不过它们
对民众也有吸引力,它们拥有财富,还拥有政府需要的专业知识。它们
是通信企业,不同于农业或者国防。”硅谷玩家将软硬实力巧妙结合,并把一切都融入其间。
她接着说:“这对于华盛顿意味着什么,人们还不太了解,有些国
会议员会对硅谷充满敌意,或许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硅谷,或许是因为他
们认为硅谷和民主党结盟,而共和党(截至2017年)在国会中占了多
数。当然,也有一些硅谷人士仍然觉得自己要胜过华盛顿,他们并不想
真的去玩这个游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并且可以将整个
华盛顿自动化——而不是将它抛给那个在此处诞生的旧系统。”
她说:“不过也有人谈论要彻底改革政治,我认为我们中的许多人
仍然在期待科技去完成这些,就算不彻底改革华盛顿,也会彻底变革美
国人参与政治的方式。”
诚然,“政府”和“政治”对不同的人来说含义也不同,且因国而异。
在美国,“政府”部分是民事,部分是军事,部分是联邦,部分是各州,部分是地方,还有部分是执法。它还是美国航空航天局,是医疗保健和
保险,还是国家公园。它存在于一切,从你的驾驶证到税收,还有你的
船在海上沉没时得到的救援。我们和政府之间有很多不同的互动方式,人们对每一种方式的看法都不同。不过,人们对政府的总体概念就是它
为监管而生。政治方面的问题千姿百态,不过它也会产生令人沮丧的感觉。如果
说英国脱欧和美国2016大选是一次反对国家统治的投票,那么那些投票
留在欧盟和支持希拉里的年轻人就都是“亲”国家的。然而,同样是这群
人,他们脱离政治,脱离投票系统,对政客持怀疑态度。也许他们只是
懒得投票。
2016年美国选民投票率降至近20年来的最低点,只有约55%,是
1996年以来历次总统大选投票率最低的一次(1996年,有53.5%的合格
选民进行了投票)。
克鲁姆霍尔茨说:“多数美国人出了局。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在忍
耐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上的苦难,更重要的是40多年来工资一直停滞不
涨。只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在任何层面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她评论道:“你一定会认为如果最后只是一个僵局而一无所获的
话,必定要付出代价。但是有些人想要的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国会和权
力被削弱的政府。到目前为止,也并没有什么代价要付出。也许这就是
我们未来的方向:民主进程逐渐萎缩,而不是通过某种技术解决方案来
扩大政治参与和民主。这些我都无从知晓。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不再是
一个民主国家,而是开始成为一个不同形式的政府。”
曾任美国国际信息计划局协调员和白宫数字战略办公室主任的梅肯
·菲利普斯(Macon Philips)对此表示认同,他说:“人们愤世嫉俗,他
们不相信从当权者那里会得到他们的最大利益。”菲利普斯身材高大,一身学院风,他正在杜邦环岛的一家咖啡馆里思考这个话题。菲利普斯
还是奥巴马竞选活动时的数字战略家,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试图在这个
数字时代转变那些传统的组织机构,但他还有良知。他说:“人们普遍
认为政府效率低下且已经过时……一代人已经长大,他们眼睁睁看着唱
片业和报业崩溃和瓦解。我认为,由于我们还关心制度,我们必须努力
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政府的哪一部分需要打破,哪一部分需要拯
救。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挑战。”作为消费品牌,这种情形对硅谷公司来说十分有利。对大众来讲,它们比政客显得更加有责任心,所以现在竞选变成了每天而不是四年一
次。与这种变化同时产生的还有公民消费主义意识的增强,即消费者更
加政治化了,而且会利用购买力来影响变革——当他们不喜欢某个品牌
的行为时,他们可以退出服务或者在社交媒体掀起民众愤怒情绪,促使
这些品牌做出回应,这便创造了一种控制感。
即使在动荡的政治事件之后,千禧一代不是去投票站,而是转向推
特、照片墙和脸书等新媒体平台来表达他们新的政治观点。不过,截至
目前,其关注度和效果都很有限。脸书上直播视频在不断分享,模因
被不断上传到网络平台。网络上在举行罕见的大规模抗议。在2017年3
月的洛杉矶市长选举中,只有12%的选民投了票;而不到两个月前,由
社交媒体组织的女权大游行参加者达到了50万~75万人。
但是,这些问题并非美国独有。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信任崩塌正在全
球范围内上演。一些人指责社交媒体经常发表引起分裂的政治话语,而
且政府没有足够快速地做出回应,从而使自己变得可有可无。在其他方
面,有人认为全球化本身使得区域政府无法守住原有的权力,因为在面
对一股如此强大、无所不在的力量时,它们无法保证安全和就业。也有
一些政府不断强化民族主义并采取紧缩政策,但这些是最终答案吗?作
为跨境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实体,硅谷公司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可以
比地区治理机构做得更好,并且它们已经在动员自己的会员和用户来推
动它们的议程。
在美国,硅谷与特朗普总统的关注点存在一定分歧。硅谷赞成科学
研究,相信可再生能源是未来,并希望实现自动化。而特朗普在2016年
的竞选活动中承诺将工作还给美国人,并且认为人们对全球变暖的担忧
有些夸大。前白宫办公厅主任赖因斯·普利伯斯(Reince Priebus)在
2016年底向福克斯新闻频道透露,特朗普认为气候变化言论是“一堆废
话”,不过他将“开放心态,倾听人们的意见”。硅谷把世界视为无国界的、全球化的,而特朗普想要加强边界。不过在某些方面他们的任务又
是一致的。毕竟,如果政府在更多方面变得私有化,没有哪些行业会比
硅谷受益更多。
1. 模因(meme)是指在同一个文化氛围中,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思想、行为或者风格。
作为一种流行的、以衍生方式复制传播的互联网文化基因,模因最初诞生时具有作者匿
名、娱乐性较低的特征,曾经风靡网络的绿豆蛙和兔斯基等卡通形象及其衍生作品,都
可视作国内互联网模因现象的萌芽。——译者注从平台到政治
说句公道话,硅谷历来就带着势利眼来看待政府和政府治理,认为
它对社会是一种干扰,是一个动作缓慢的怪兽。但随着科技公司的不断
成熟和发展,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当它们面临许多不同领域的监
管时,就需要聘请政策负责人来应对各种政治体系。企业家们已经认识
到政府合同和其影响力中蕴含的机会。当这些公司不断取得成功,它们
在重新思考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系统时,其自我信念和使命也随之膨胀
起来。
正如超级高铁一号公司(Hyperloop One)前执行主席、夏尔巴资本
(Sherpa Capital)总经理谢尔文·皮谢瓦(Shervin Pishevar)所说:“当
我第一次来到硅谷时,硅谷人没有任何政治企图。他们看不上洛杉矶、媒体和好莱坞。而所有这些形式的狂妄自大显然都是错误的。这三者之
间存在相互依赖和共生关系。”
硅谷和政府间最近的一次重要互动可以追溯到2011年,当时风险投
资家约翰·杜尔(John Doerr)在家中举办了一场晚宴,奥巴马、乔布斯
和扎克伯格都出席了。根据乔布斯的传记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的说法,乔布斯被说服前去参加,但回来时一脸沮丧,他抱
怨说:“总统非常聪明,但他却一直不停地向我们解释为什么事情无法
完成。这点惹恼了我。”这是否是奥巴马在他的匹兹堡演讲中提到的和
傲慢的CEO的谈话之一?这些硅谷高管认为他们可以管理政府。
从那时起,随着每家公司的范围和复杂性不断增长,硅谷与政府之
间的关系也随之不断变化。硅谷有一个官方机构FWD.us,是一个游说
团体,旨在推进那些能够服务于其利益的核心政策。这个组织于2013年
由扎克伯格等人牵头成立,成了硅谷的一个倡导性的组织,并专注于移民改革。该组织得到了比尔·盖茨的支持,共筹集资金5000万美元。
硅谷在游说方面的第一次高峰与一些重大的政策辩论有关,如奥巴
马医改和2008年金融危机,也包括一些重要的技术之争。这些大部分都
在意料之中。任何一家公司,当它达到一定的规模,都需要契合当前的
政策并了解立法。
然而,科技的注入导致华盛顿特区发生了些许文化上的变革。爱德
华·奥尔登(Edward Alden)在2016年说他“过去这五六年对此感受尤为
强烈”。奥尔登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专门研究美国的经
济竞争力。“你会看到这些公司的代表参与更多的活动,你真的会看到
他们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去努力实现移民改革。作为科技公司,它
们参与的程度之深远超我之前所见。”
不过,硅谷是在成功地对抗两项立法活动之后才开始改变策略的。
由此,硅谷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开始从曲意逢迎转变为反抗,动员广
大消费者去打破某项新立法将会对其产生的控制。
2012年的《停止在线盗版法案》(Stop Online Piracy Act)和2011
年的《保护知识产权法案》(Preventing Real Online Threats to Economic
Creativity and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ct)都是把重点放在对侵犯
版权和盗版行为实施制裁,保证网络安全。
为了回应政府的控制意图,谷歌和英文版维基百科以及几千个较小
的网站组织了一次全面的关闭行动,同时在其他地方鼓励人们去请愿抗
议这些法案。这两项法案被它们定位为一项反言论自由和网络自由的审
查制度。这是硅谷第一次全体配合反对政府行为。美国唱片业协会
(RIAA)对此做出的回应是:“当一个作为信息门户的平台故意歪曲事
实借以煽动其用户并使他们被错误的信息武装时,事态就很危险了,也
很令人不安。而且当信息散播者也拥有了平台时,想要对抗错误信息就
更难了。”这两项法案随后就被废弃了。硅谷开创了一个利用互联网消费者对抗立法的先例,因为互联网的
使用已经如此广泛和普遍(它还开创了利用其霸权去影响变革,使其符
合自己的利益这一先例)。自此之后,这种情况多次出现,现在几乎已
成为事实上的政策(没什么挑战,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当优步向各个
城市进军时,它就有一套精心设计的可以用来发起政治斗争的系统,它
会使用游说、草根运动、向其会员发送电子邮件、通过优惠活动削弱传
统出租车等方法(规模经济和多轮融资意味着现在即使不盈利它也能够
承受得起,这使出租车行业处于不利地位)。它现在还会熟练利用其成
员形成一个群众压力集团来按照它的运作方式对抗管制,它可以向司
机、新平台和微型网站发起直接的消息传递活动,让他们全力支持优步
的事业、吸引会员并恐吓政府官员。
奥尔登说:“它们真的在试图改变叙述方式。一边是僵化的政府监
管,另一边是解放、自由和消费者选择。它们在对两边进行构架时真的
做得很好。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政府去约束其种种活动的意愿
和能力。”
硅谷在营销和信息传递方面一直在积极塑造一个与“政府大坏蛋”对
抗的“英雄”角色。2015年12月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发生了恐怖袭击
之后,苹果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较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起事件
中,苹果公司公然反抗政府,成为隐私权的仲裁者,而政府变成了不被
信任、窥探隐私的探子。这个大规模枪击事件导致14人死亡、22人重
伤。通过调查,联邦调查局在其中一名射手家中发现了一部苹果手机,他们找到苹果公司来解锁这部手机以提取据称很重要的信息。而苹果公
司拒绝开发一个新软件去解锁射击者的个人密码,理由是这样会为滥用
所有公民隐私打开一扇后门。
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在一封写给苹果用户的信中说:“政府这些
要求带来的影响令人不寒而栗。如果政府可以使用《全令法案》(All
Writs Act)而使你的苹果手机可以轻易被解锁,那么它将有能力进入任何人的设备来获取他们想要的数据。政府可能会扩大这种隐私侵犯行
为,要求苹果建立监控软件来拦截用户的信息,访问用户的健康记录或
财务数据,追踪用户的位置,甚至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访问用户手机
的麦克风或摄像头。”库克表示该公司没有轻率地反对这个命令,但“面
对美国政府过头的行为,我们必须大声说出来”。
网络信使在英国为保护其加密数据时也用了这套说辞。2018年4
月,当发现一名恐怖分子在2017年袭击议会之前曾使用过该消息平台
后,英国内政大臣安伯·拉德(Amber Rudd)呼吁该公司允许拦截信
息。
拉德在BBC(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中评论道:“我们需要确保
像网络信使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组织不要成为恐怖分子互相沟通信息的
地方。”
非暴力技术反抗正在崛起,“政府不懂创新,所以不应该阻止创
新”这一理念也给它添了一把助力。
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斯中心的技术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亚当·西艾
奥(Adam Thierer)说:“创新者和创新组织基本上结束了传统的监管程
序,甚至也结束了民主监管的传统方式。”西艾奥说,他们不过是在做
自己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高度分散的世界,不受民主化创
新的控制。“它让我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即谁来为我们生活的这
个新世界制定法律?法律是什么?治理是什么?”社交政治
从许多方面来讲,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脸书总统,他利用这
个流行的平台和观众建立联系。他得到了脸书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
(Chris Hughes)的帮助,休斯利用脸书作为一个动员平台,在奥巴马
的选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16年,脸书甚至推出了奥巴马聊天机器
人,帮助用户通过桌面窗口聊天客户端Messenger联系到总统。希拉里
的竞选活动也采用了此方法。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政治和政府沟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得国家越
发依赖硅谷,把它当成了一个供应商。它还分化了传统的、业已验证的
传播手段(看看特朗普对推特的使用就知道了)。从本质上讲,硅谷平
台已经成了政府面向受众的最大媒介,也是总统候选人最大的营销工
具。
随着我们的媒体消费逐渐数字化和移动化,政府广告也转向这些平
台。通过承接军事、健康和其他各种服务领域的活动,脸书和谷歌成了
政府广告支出的主要受益者。根据美国政府责任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GAO)2016年的一项研究,联邦政府每年的广告
支出总额为9.96亿美元。可口可乐同一年的广告花销近乎它的4倍。尽
管很难衡量,但其花费的大部分都被硅谷赚去了。正如政府责任署的评
论:“联邦公共关系活动的总范围基本上无人知晓,有许多因素使得难
以量化联邦政府在公共关系方面所使用的资源。这些因素包括对一些基
于网络平台的扩展使用,例如脸书和推特。”根据《卫报》报道,英国
政府2014、2015年在所有营销活动上花费了2.89亿英镑;在这笔花销
中,在数字和社交媒体上的预算显著增长,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流向了
脸书和谷歌(不过,在优兔播放类似极端内容的广告后,英国政府已成
为少数几家从Alphabet撤出广告的组织之一)。但是,这些资金中有多少用在脸书、推特和谷歌等平台并不是公开
透明的。
社交媒体使政治在某些方面发生了改变。随着我们所有的媒体消费
越来越数字化,它现在变成了政府的主要推广渠道。此外,通过算法,政府可以不断接收新的见解,对媒体收到的信息和消费者情绪做出非常
细致的解读,从而使社交媒体变得越来越可测量、可预测。数据分析团
队和程序化的广告现在已经成为选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此一来,硅
谷便再次成了运筹帷幄的专家。此外,它还让政府对选民有了一种独到
的理解。曾经那些正式的沟通渠道和流程被逐渐分散,对人们与政客和
政府的互动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它显得更加现代化和人性化,也更
容易接近,不过这同时也使得它的威信有所降低。
梅肯·菲利普斯追踪美国政府对脸书的使用情况一直回溯到了2008
年。他说:“脸书是2008年竞选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专注于组
织大学校园里的学生……早些年,人们虽然认为社交媒体影响了政治和
竞选活动,但其作用远不及政府管理。随后奥巴马和其他领导人改变了
这一现状,真正带来变化的是奥巴马。”
如今,这种变化更加普遍:“你已经看到所有的社交媒体公司都在
华盛顿设立办事处,试图与政府人员合作研究如何使用它们的平台以及
如何在它们的平台上做广告。”奥巴马总统、国务卿希拉里和特朗普总
统在社交媒体都很活跃,各自拥有数百万粉丝。经公关大师策划,希拉
里·克林顿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在推特上组织了一场活动,在特朗普
的自留地为竞选募捐。社交媒体成为现代候选人吸引千禧一代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
这些平台和搜索引擎不仅完全融入了政治,而且被视为媒体,有了
另一种身份。菲利普斯讲述道:“在一场辩论中,希拉里说,‘唐纳德·特
朗普说过这些话,只需谷歌一下就知道了’。我认为这是件很有趣的事
情……这就像是说如果你不相信我,也该相信第三方。”换句话来说,谷歌已经成为最终的事实检验者。
视频直播是另一个强大的新工具,它有改变政治对话的潜能,且在
警察和政府活动中正被用来作为一个虚拟的公民监管工具。民权活动家
德雷·麦克森(DeRay McKesson)在2016年7月的一次“黑人的命也是
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中对他被逮捕一事进行了现场直播,该视频在短时间内的点击量超过了65万次。2016年10月,女演员谢琳·
伍德蕾(Shailene Woodley)现场直播了她因抗议达科他输油管道项目
而被捕的事件,有4万多人次观看。伍德蕾的脸书页面被浏览了470万
次,视频在发布后的10天内被分享了88000次。
2016年,智威汤逊广告公司在一项名为“政治消费者”的研究中对此
进行了描述。我们研究了名人文化、千禧一代和科技巨头在社交媒体的
推动下如何变得越来越政治化。这项针对1000名美国消费者的全国性调
查显示了很有趣的结果。年轻人认为在脸书等平台上看到的直播视频比
其他媒体更真实。51%的Z世代 和56%的千禧一代受访者表示社交媒
体上的直播视频在政治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种变化再次为推特、脸书和优兔等硅谷平台在政治领域提供了独
特的优势。菲利普斯说:“我认为,我们正在一个由这些公司组成的真
正的动态权力层着陆。它们控制着算法,所有决定由它们来做。”因
此,它们控制着对话。
1. Z世代是由营销人员定义的青少年世代群体,他们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
初之间。跨境体系
从许多方面来讲,硅谷的生意已经跨越了地域立法和界限,因此,专注于区位治理就不再那么重要。虽然总部设在美国,但这些企业都超
越了国界并成了一个个跨国社区。
亚马逊已经有了它自己的全球治理体系。它制定了自己的法律、定
价和条款——消费者永远第一位。它从头开始建学校,建立快递网络和
娱乐设施。随着业务扩展到日本和印度等地,它也正在变成一家真正的
全球性商业公司。同时,随着它开始吸收借鉴消费者与互联网互动的每
一个方面,它逐渐变成了一个高度智能、高度个性化的购物机器。它
的“穿衣小助手”Echo Look可以让我们拍摄穿上新衣服和旧衣服的照
片,在记录我们每天所穿衣服的同时还搜集大众对服装的评论(亚马逊
还通过使用照片敏感技术来记录我们是否胖了)。Amazon Echo还被用
来查询哪天是总统的生日(从谷歌慢慢地夺取版图),也能帮助消费者
买东西。亚马逊 Dash按钮 已经连接了一定数量的家用品牌,可以告
知亚马逊消费者使用苏打水或洗涤剂的频率和用量。(难怪它没有将这
项业务交给汰渍、可口可乐或高露洁,因为它自己也在生产这类带有自
己商标的产品。它已经变得无所不能。此外,相比政府,它还得到了越
来越多的信任。)
简·考夫蔓·温(Jane Kaufman Winn)是华盛顿大学的一名法学教
授,是网络、数字、隐私和电子商务法方面的专家,为人直言不讳。
2016年,她发表了一篇题为《成功者的脱离:亚马逊作为私人全球消费
者保护监管机构的崛起》的论文。这一角色定位使其庞大的规模和以消
费者为中心的原则之间实现了有机结合。她认为,作为一个全球性以消
费者为中心的终极公司,亚马逊基本上已经自成一国,能够满足它的“人民”的任何需求。但是,最终这会伤害所有供应商和各大品牌,也
会对政府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
按照温的描述,亚马逊在这方面表现得就像一个“私人监管机构”。
她说:“诸如亚马逊、谷歌、苹果、脸书和微软等全球性平台,它们在
拥有全球在线市场的同时还充当了这些市场的主要监管机构,使我不禁
想起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在1991年所描述的‘成功者的脱离’这
一说法——从富裕、强大的公民社会退到私人的封闭社区。”
目前,像这种市场和监管的融合在很多方面对消费者是有利的,但
对供应商来说却不是个好消息,因为亚马逊的规模之大使得它们越来越
无法控制价格和条款。温在她的论文中这样解释道:“亚马逊作为其市
场的实际监管者这一地位,再加上它一心追求客户满意度,导致它和自
己的员工及供应商之间的关系问题重重。当平台运营商同时也是它所创
造的市场的主要监管者时,可能就会出现负溢出效应:压榨员工和供应
商,以确保消费者以廉价的方式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这样只不过
是将冲突从平台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推到了另一部分。”
她在论文中总结说,这最终并不能使整个在线商业更公平。这一说
法可能带有一定的预言性。因为亚马逊仍然在试图征服我们,所以它现
在还是消费者第一。但当它成为垄断者时,消费者的下场就会和它的供
应商一样——被迫遵守它制定的规则、体系和做法,这像极了那些邪恶
的接管香蕉共和国 的主宰公司,或者说像极了独裁统治者。
同时,虽然消费者可能在短期内处于亚马逊的主导地位,但也许有
一天,该公司会垄断所有消费者购买。当它拥有消费者的每一类支出项
目,而其他所有销路都被销毁时,它就会设定自己的条款。届时消费者
可能将被迫去遵守这些条款,别无选择。
温认为,硅谷公司的数字化特性使得它们能够成为比政府更具响应
性的公民系统。相比有着繁复的书面工作和繁冗的人事结构,且在许多情况下还执意照搬旧例的政府而言,数字化的公司,尤其是那些我们与
之不停互动的公司大为不同,它们是活生生的会呼吸的生物,是一种即
时可读、可测量的有机体,且非常敏捷。它们可以将这种能力应用于政
府治理或者许多政府体系。
一天下午,温从华盛顿打来电话说:“亚马逊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
先进和最有效的消费者保护监管机构,其原因是: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
毫无隐私的状态下。它们拥有所有的行为数据……就像古老的罗马天主
教教规或伦敦《商事法》(Lex Mercatoria)所拥有的权力一样,谷歌就
是谷歌平台的监管者,苹果就是苹果平台的监管者,亚马逊则是亚马逊
平台的监管者。而且,由于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云中,完全透明,因此
它们有着令人惊叹的执行能力,且成本几乎为零。这就是为什么它们
(在统治方面)比政府更有效。”
要知道,优步能够根据用户的规模、司机的身份、天气、需求或任
何别的因素快速调整佣金,即便有时候它的运行机制对司机不利。人们
熟知的是优步绕开雇主身份,以避免对员工的福利承担责任,因为他们
是“合作伙伴”!反过来优步却对他们的收入和权利施加了相当程度的控
制。仗着自身规模和消费者的支持与认可,它已屡屡蔑视法律。
算法的使用,再加上我们实际生活在这些平台之上的事实,使得这
些公司不仅可以实时响应,而且还可以在预测的基础上提前做出响应。
它们可以了解我们的行为方式、愿望、错误、积极的行动,以新的方式
和我们互动,而这些政府都做不到。在它们的管理体制下,我们都变成
了不断被测量和监督的生物。抛开隐私不谈,现在所有这一切对消费者
是大有裨益的。它会创建一些高度个性化的推荐列表,会预期我们什么
时候可能需要买洗发水以及我们可能喜欢的品牌。不过,当它们的力量
变得无所不在时,我们将无力抗拒它们的影响。
美国政府已经尝试通过与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全球贸易协定来整合这
一群体的无国界问题,但这些协议基本上都没有成功。例如,曾经按区域进行代理和销售的区域性图书和娱乐权(这就是你无法在某个国家观
看某部电影的原因),如今变得越来越难以执行了。
四大科技巨头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正在以各种方式侵蚀传统
的权力。温说:“我们称之为法令过时或者管制过松。我们有硬性法规
和软性法规,有那些老式的指挥——控制型的强制性法规,如限速就属
于硬性法规。在过去30年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形式、激励机
制和合作框架,这些都是软性法规。政府利用这种法规邀请人们以某种
方式行事,但并没有强制执行,也不会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惩罚他
们。”所以,他们就不做。
瑞士日内瓦的希尔联合公司(Hill&Associates)的负责人理查德·希
尔(Richard Hill)也是一位技术政策顾问,他认为硅谷在国际舞台上的
权力如此失控是有原因的,从历史上看,它与美国力求占据世界主导地
位的政治战略有关。它们的力量对公司业务和美国的利益都有好处,所
以去限制它们是没有意义的——到现在也是。
他说:“你不能怪罪于谷歌,你得怪政府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它
们的任务就是统治这些家伙,政府才是真正的过错方。从某种程度上来
讲,你甚至不能责怪美国政府,因为这些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战略紧
密相关。”换句话说,这些公司已经成了美国未来、进步和资金的代名
词。谁愿意去打击它们呢?谁有这个权力?
1. 亚马逊Dash按钮(Amazon Dash button)是一款类似手电筒的硬件产品,内置激光扫
描器和麦克风,通过扫描商品就可以把该商品自动加入亚马逊的购物车。——编者注
2. 香蕉共和国是一个经济体系,属于单一经济(通常是经济作物,如香蕉、可可、咖
啡等),是对那些不民主或不稳定的政府,特别是对那些拥有广泛贪污和强大外国势力
介入的国家的贬称。——译者注效率侵蚀政府
随着硅谷力量的不断增长,政府一直在不断变弱。
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公共
政策组织,其使命是“进行深度研究,为解决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的
社会问题带来新思路”。它进行了一项题为“地方政府2035:新技术的战
略趋势和启示”的研究,令人深思。研究显示硅谷创造的许多技术要么
会对政府资源施加更大的压力,要么会从根本上减少财政收入。这种变
化把硅谷推到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推动它去接管政府服务并提供民
营版本的政府服务。
布鲁金斯的研究指出了地方政府的立法在哪些方面已经落后于这个
时代。随着我们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地被技术、传感器和其他更多的新鲜
事物所驱动而变得更有能量、可读性更强,我们需要保护新的隐私权。
直升机和飞机都要受到严格控制。当我们在街上购买由无人机或自主机
器人送来的达美乐比萨时意味着什么?你应该在它周围安装什么护栏?
据报道,亚马逊和谷歌已经开始创建自己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国家在
哪里?这些都是全新的媒介和行为,会对公民产生真正的影响,政府需
要找到有效的监控方法。
在其他方面,新技术也可能会减少政府迫切需要的财政收入。例
如,无人驾驶汽车(理论上)将会根除停车罚单、超速罚单和其他罚
款。报告称:“在加利福尼亚州,城市平均每年收取4000万美元的拖车
费,然后与拖车公司分摊收入。简而言之,由不良驾驶相关行为产生的
数亿美元财政收入为交通基础建设和维护、公立学校、司法系统工资发
放、反家庭暴力倡导、环保以及其他许多公共服务提供了大量资
金。”移动电话帮助迟到的消费者通过远程支付停车费来避免罚款,从而进一步减少了财政收入。如果无人驾驶汽车意味着不再发生交通事
故,它也会影响到保险机构的财政收入。硅谷的技术通过自动化或创造
新事物将会进一步整体削弱政府。
然后是自动化导致的大量失业:2013年,牛津大学的马丁学院做了
一项研究,名为“就业的未来:自动化对工作的影响有多大?”,结论是
美国有47%的工作岗位在20年内有被自动化取代的危险,机器人将越来
越多地取代工人,其结果将是预算赤字和失业。报告称:“聪明的领导
者已经意识到在未来社会中政府角色转变要面对的‘难以忽视的真相’,因此,他们正在寻找解决方案。而寻找解决方案并非易事,但地方政府
已开始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任由技术、公民或私有实体来篡夺其
地位,这总算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它迫切需要去理解现实发生的一切并做到高瞻
远瞩,由此也许会对这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别
忘了,从历史上看,新技术之后总会出现新税收和新的收入来源。随着
汽车行业的蓬勃发展,停车和驾驶方面的法规成了一项收入来源。而政
府可以为所有这些平台和服务引入新的税收结构。虽然政府还没有充分
挖掘创新带来的长期影响,但消费者也在推着它向前走。毕竟,这些新
产品和服务的大部分对人们有益,而且可以使他们节约成本。但是如果
他们知道了后果的话还会这么喜欢这些新东西吗?是不是当天空被成群
的携带盒装达美乐比萨的无人机笼罩成灰蒙蒙一片时,人们才会重新思
考?通常情况下,这些事情需要一个不和谐的事件或者转折点才会变得
一目了然。2017年,英国的格兰菲尔大楼发生了灾难性的火灾悲剧,造
成近100名低收入居民死亡,这才让私有化及私有组织欲取代国家的圈
套显露了出来。这件事情引发了人们对英国民族价值观的集体辩论,重
新唤起了人们的社会良知。也许我们还需要一些类似的事情去打破这一
私有化的趋势,而不是一味屈从。这样才能让技术导致的权力转移显露
出来。攻击政府
面对科技巨头对主权实施的实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不断侵蚀,美国
政府会奋起反击吗?科技会胜出的部分原因不仅仅与金钱和创新有关,还有它的文化影响力。那么,政府和国家甚至是民主,都需要进行重塑
吗?
带着创新和发明,硅谷已经成为美国叙事的一部分。此外,那些亲
技术型媒体整日向我们宣扬一个理念,即硅谷的标志性品牌和领导者一
直都是创新的先锋,而政府却不是。然而,事实上,硅谷最初是由政府
和斯坦福大学合作开办和资助的。但是这个事实无法与自力更生的硅谷
神灵骑着独角兽去拯救世界这个神话故事相抗衡。
史蒂夫·布兰克(Steve Blank)在他的《硅谷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Silicon Valley)一书中解释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
军方对我们这些研究型大学的所有技术研究的资助占了约13,这是一
个很大的数字。举例来说,1996年,在斯坦福大学,电子学所有资金的
35%来自军方的机密项目。斯坦福并不是唯一一个,麻省理工学院、密
歇根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等凡是能想出名字来的学校
都是由美国联邦政府的冷战军事计划资助的。”
对此我们不会给政府任何赞誉,因为政府这样做并非为了推销它自
己。我们也不会传颂它的丰功伟绩,除非要进行选举。也许政府应该开
始重塑自身品牌了,不仅是为了它所做的一切,更是为了它所取得的所
有创新成果。
无党派选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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