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

    简介

    从1949至1969年，陈寅恪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渡过他生命中最后的

    二十年，他晚年的生活状况与心境，曾经引起学界「大做文章」，众说

    纷纭。

    本书根据大量档案文献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详尽描绘了陈寅恪生

    命最后二十年的坎坷经历，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为读者打开了

    一段尘封的历史，从陈寅恪的生存状态和人际着手，探索了他的内心世

    界，并以此分析、诠释了陈寅恪晚年作品的内涵，提出了不少颇有说服

    力的见解。(摘自博客来网络书店)作者简介

    陆键东

    1971年考入广州粤剧二团为演员学员。1983年―1986年，在中山大

    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习。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粤剧团总团艺术室任专职

    编剧。在粤剧团的七年中，先后创作了大型粤剧五部，改编二部。其中

    《长恨千古泪》发表在1989年第五期《剧本》月刊上，受到广泛好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91年创作广播剧《绑架》在全国优秀广播剧评选

    中获奖。期间，写有一批关于戏剧现状与戏剧发展的理论文章，表达了

    一个有新知识的戏剧工作者对戏剧的思考。其中一些论文还获得了奖

    励。

    主要著作有《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如何认识陈寅恪》，据不

    完全统计，数年间引起海内外媒体对该书谈论的文章、书评与读物，已

    超过一千篇。1996年―1998年，三联书店对该书先后再版六次，印数达

    十万余册。在香港、台湾先后出版两种繁体字版。2001年，由日本学者

    翻译成日文出版。

    1997年，应《收获》杂志社邀请，开设学术专栏“世纪流云”，写下

    约十三万字的思考心得，很受欢迎。

    主要专业科技成果论文专著及获专业科技成果奖情况

    学术专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分别在香港、台湾、南韩、日本

    等地发表

    学术专著《消隐的传统》计划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2005年出版

    学术专著《百年的人和事》计划由三联书店在2005年3月出版

    学术专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获第二届“广州文艺奖”图书在线编目(CIP)数据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12(1996.5重印)

    ISBN 7-108-00804-1

    页数: 531

    定价: 23.00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1995-12前言

    陈寅恪，一个对于当代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并非耳熟能详的名字，在

    世纪末回眸之际，却留下了无尽的话题：关于传统文化、关于人文精

    神、关于学人风骨……，还有那可歌可泣的传奇人生。

    这是一段很值得表述的历史。

    这也是一段不易表述的历史。

    三年前，我徘徊于美丽的清华园与康乐园，欲寻觅曾深深扎根于这

    片沃土上那些先哲的伟岸身影，可惜一切都变得是多么的遥远。短短三

    四十年，历史已很淡忘，人也很淡忘。悠悠数十载，无论远观近看。人

    生的评说，仍是那样的朦胧，蓦然回首，恍如隔世。不过，有些人死

    了，但依然活着。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陈寅恪的生命已依附到那些卓尔

    不群的著作之中；作为一个文化大师，陈寅恪的灵魂已铸刻在二十世纪

    的中国文化史上。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

    苦痛......。陈氏此言，道出中国传统文化百年动荡的大环境，也道尽在

    此环境下每一个有文化良知的学人那不可逃避的命运。每每诵读，历史

    犹历历如昨。百年前先哲们在世纪之变经历着种种的文化苦痛；百年后

    沧海桑田，新的一个世纪又将降临，然焉知今日吾侪宁不感受着与前贤

    相似的苦困？

    数年间，我在寂静的书房里和档案馆感受着窗外春秋数易。当近千

    个枯燥的日子在笔下轻轻地滑了过去，当全书最后一个感叹号重重地划

    下时，止不住眼角流下了一行清泪。我不知我这样描述是否无愧于历

    史，是否对得起一位终身呵护文化若生命的学者。我只感觉到我一直活

    在这两者浓浓的慨叹之中几不能自拔……

    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

    最后，藉此机会向给予我很大帮助的陈寅恪先生生前的亲朋好友、出版社编辑、热心人士，以及中山大学陈寅恪纪念室、中山大学档案馆

    等部门致以衷心感谢!没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本书不可能成稿和付

    梓。

    陆键东

    1995年4月7日目录

    前言

    序 南迁

    第一章 陆沉下的抉择

    第二章 南土的温情与生命的积淀

    第三章 晚年人生的第一轮勃发

    第四章 向北京关上了大门

    第五章 磨难终于启幕

    第六章 1956年：一个罕有的春天

    第七章 欢乐走到了尽头

    第八章 风暴中的孤寂者

    第九章 夸日吾侪皆苟活

    第十章 哭泣的1958年

    第十一章 劫后余绪

    第十二章 草间偷生

    第十三章 今宵相逢

    第十四章 中国学人的悲歌

    第十五章 一段昙花一现的日子

    第十六章 暮年膑足

    第十七章 今生所剩无几日

    第十八章 挽歌已隐约可闻

    第十九章 长夜

    第二十章 陈寅恪之死

    第二十一章 身后是非谁管得

    第二十二章 绝响

    主要参考书目序 南迁

    1

    北平的冬日，依旧萧瑟、落寞。寒风中的皇城默然沉寂。对于凝聚

    了千年燕云皇气的帝都来说，即使是世纪之变，也不过是在它厚厚的城

    墙上刻下了几缕风霜。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冬季。1948年的北平，以它天朝的气度，无声地

    目睹着一场改朝换代的世局嬗变。

    事实上，外面的世界要躁动得多。西山的红叶刚刚落尽，11月刚过

    去九天，东北地区四十七万国民党军队便被共产党全部歼灭。而在此之

    前，这三十多个师的精锐部队还被当局倚为兴党兴国的栋梁。几乎是

    与此同时，另一场同样规模的大决战，在中国的华中大平原轰轰烈烈地

    展开了。

    当很多人尚未来得及思考这场生死大决战对人生会带来什么影响

    时，时局已如决堤洪荒，一泄千里。11月，被称为第一夫人的宋美龄

    匆匆赴美，欲重温六年前在美国国会大放东方第一夫人异彩的旧梦，以

    求美国对蒋介石援手，无奈今非昔比，竟一无所获。12月底，国民党另

    一精锐主力杜聿明集团被围在河南永城一带小小的陈官庄。被国民党总

    裁蒋介石压制了半生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先后通电，乘机要求蒋下野。

    在接着到来的新年元旦，蒋介石极不情愿地发表文告，放出愿与共产觉

    商讨恢复和平具体方法的空气。谁料话犹在耳，陈官庄阵地在元月10日

    便被攻陷，徐州剿总指挥官杜聿明被俘。至此，五十五万国民党精锐

    之师永远消失。十一天后，蒋介石含泪再发引退文告，并于当天飞离

    商京，随即返抵老家溪口。

    短短两个多月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历史在高度浓缩后的瞬间释

    放，显得分外辉煌!

    在北平，则缺少这类戏剧性的场面。甚至枪炮的硝烟也无法驱散那

    无形的、无所不在的文化氛围。其实，在1948年的11月下旬，数十万共

    产党东北野战军已完成进攻平津等地的部署。12月上旬，便包围了平津

    一线国民党华北剿总辖下的五十万大军。围而不打，耐心等待，与

    其说这是当时北平真实的态势，倒不如说这是决战双方出于对文化的一

    种敬畏。在这个不平常的冬季，北平西北郊美丽的清华园，老早就隐约可闻

    枪炮声，但实际上直到12月13日，这所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学才作出自即

    日起正式停课的决定。15日，清华园一带，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所

    以，清华大学成为北平最早迎接另一个时代的地区之一。

    国共双方对北平的争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文化的竞争。

    在戡乱剿共的数年间。国民党军队几乎场场大仗皆败北，但有两

    场战役蒋介石却似乎得分；那就是在政权临近崩溃时，蒋介石如愿地

    抢运出大量的黄金白银及外汇，将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等单位的文

    物精品迁移台湾；另外将一批在学术上已有建树的知识分子接出大陆。

    有史可查，光是1949年初经当时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抢运出的黄金便达

    数百万两之巨(参阅《运黄金来台湾的俞鸿钧先生》一文，载台湾《传记文学》第46卷第4

    期)。也许靠了这一批硬通货，台湾在五六十年代的经济才得以立稳根

    基。故台湾国民党人视俞鸿钧为对台湾经济建设有重大贡献的人物。

    比起黄金白银的抢运，两院(指故宫博物院及中央博物院文物)的大搬迁

    与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则要早得多。远在国共两党在东北及华中等地

    大决战之时，受蒋介石旨意，傅斯年、王世杰、朱家骅、杭立武等人

    以两院理事会名义，决定将两院的文物精品悉数装箱迁运台湾。究

    竟装了多少箱？笼统的说法为五千多箱，光是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即达二

    十多万作(见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有关报道及参阅台湾《传记文学》第38卷第2期有

    关文章)。千里长途搬移，竟然一件不损，也堪称世界文物搬迁史上的一

    个奇迹。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开放，成千上万件文物精品重现世人眼

    前。

    重点在北平的抢运学人计划，悲壮的色彩要浓一些。当时的北

    平，国内的一流大学云集，时局的动荡；对于不少标榜只问学术，不

    问政治的学府影响不大。直到兵临城下，危城被围得铁桶一般时，才

    出现了这样的一幕：1948年12月15日，一架小飞机冒险在北平南苑机场

    降落，集学人兼具幕僚色彩于一身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匆忙登机，从而

    拉开了抢运学人的序幕。

    胡适登机十分匆忙，在他城内东厂胡同的家中遗落了他数十年来与

    友朋间的大量通信以及日记。他大概没有料到，在二十年后其中的一些

    信，竟成为他早年得意的学生吴晗的一大罪证。胡适匆匆永别北平，可

    见当时局势之紧张。胡适的作用也许太大了。飞机在当天下午六时三刻降落在南京的飞

    机场时，当时国民党内主管文化的高官如王世杰、朱家骅、傅新年、蒋

    经国、杭立武等人亲到机场迎接，握手寒暄，致以慰问(见1948年12月16日

    《申报》)。

    胡适的风头，令人容易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这一天与胡适一同登

    机抵达南京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以及他的一家。这位并

    非热点人物的教授，竟是在这样的局势与情形下，其名字排在胡适之后

    作为社会新闻公诸于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在国民党抢运学人的

    计划中，陈寅恪足有资格第一批离开北平。和胡适一样，陈寅恪在这个

    冬日离别北平，以后便再也没有回到这块一直令他魂牵梦萦的土地。这

    一年他五十八岁。距他经过八年抗战颠沛流离生活后重返清华园不到三

    年。

    从此，陈寅恪开始经历另一个时代的漫长人生。二十一年前，他的

    挚友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里的昆明湖，他曾为王国维撰写纪念碑文。正

    是在这篇不到三百字的短文中，王国维的生命在陈寅恪的笔下获得了超

    越--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

    亡(《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8页)。十九年后，陈寅恪离别北平，他将用自

    己的生命实践，对人生与文化作一种独特的阐释。而这种阐释，在他身

    后益发见其意义。

    六天后，也即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

    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与梅氏同机抵达的有李书华、袁同

    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对着记者，梅贻琦说市内新机场跑道太

    软，只能载重三千磅(见1948年12月22日《申报》)。言下之意不胜唏嘘。第

    三日，梅贻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教育部长。不久，梅辞谢教育部长一

    职，说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感到有愧云云。到此，国民

    党大规模抢运北平学人的计划搁浅。梅贻琦不愿意正视这样的现实：相

    当部分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逃离北平。

    陈寅恪也不愿意。

    据曾受业于陈氏门下的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回忆(1993年9月19日笔者拜

    访邓先生，先生忆及陈寅恪生平。以后本书引用知情者的回忆，只注明回忆时的日期)，北

    平被围之初，曾任过北京大学教授的陈雪屏，受教育部的委托数次请陈

    寅恪乘专机离开北平，为陈坚拒。理由倒很简单，其时陈雪屏已任国民党的青年部长，官方政治味道甚浓。陈寅恪之所以愿意和胡适一起离

    平，首先与胡适更像个学人这一点有关。六年后，胡适的思想在大陆受

    到猛烈的批判，外人根本无法知道这位与胡适同一时代的人对胡的臧

    否，但从陈寅恪愿与胡适同机离平这一点，则大致可窥知陈寅恪对胡适

    的印象。

    陈寅恪离开北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陈寅恪一生羁旅漂泊，幼

    年起便随家人辗转于武汉、长沙、南昌等地，十二岁便东渡日本游历，随后十数年漂泊于美国、德国及北欧等国家地区，直到三十六岁才栖身

    于清华园。但安稳的书斋生活不过十一年，四十七岁时便因抗日的烽火

    再次饱受生命迁移之苦。短短八年间，他或携妻带儿或与友朋流离于长

    沙、香港、昆明、桂林、成都、英国等地。所有的流离之苦，已转化为

    兴亡之叹，其体味早已超出了生命痛苦之感而具有文化盛衰之蕴。在

    1945年抗战胜利即将来临的前夕，陈寅恪写下《忆故居》一诗(引自陈流

    求、陈美延所编《陈寅恪诗集》。以后所录陈诗皆见该书，不再特别标出)，有句云破

    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

    乡。诗句对颠沛流离的人生际遇表达了无限的怅然与苍凉。

    再一次流离，不仅仅是一次生存的选择，还是一次政治环境与文化

    环境的选择!

    所以，虽然带着弱质妻女，自己又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但陈寅

    恪这次永别北平，走得还是相对从容。比起胡适，陈寅恪不但能将全家

    带出(胡适遗下一子在北平)，还能将托运书籍等琐事安排妥当，一些已经写

    成的手稿还能安然带走无遗落。这显示了陈的一家早已惯于漂泊。

    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非是文人的陈寅恪，竟在匆

    匆乘飞机的途中进发出这样如杜鹃泣血般的诗句，可见当时陈寅恪心头

    悲鸣之深!

    飞离北平的陈寅恪，究竟想在何处栖身？陈寅恪四十年代后期在清华大学的住宅新林院(俗称新南院)52号，图中左边小屋是后来

    加盖的(1995年摄)

    永远不甘寂寞的胡适，一离开机场便与陈寅恪告别。第三天，胡适

    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出席了庆祝北大五十校庆的会议，声泪俱下地痛说

    自己乃一不名誉之逃兵，傅斯年则慷慨云共产党决不至支持长久，在其之后盛有一伟大之'朝代'(1948年12月18日《申报》)。同一天晚上。在南

    京的蒋介右夫妇便把胡适招去，以祝贺胡适生日为名与胡作了长谈。二

    十九天后，胡适被聘为总统资政。其间，胡适多次往返上海、南京等

    地。书生纵有献策安邦志，怎奈枭雄如蒋氏者也回天乏术，无法抹掉依

    附性质的一介书生又能怎样!4月6日，怀有万般心事的胡适，在上海登

    上客轮，奔赴美国，开始了将近十年客寓美国的生活。在茫茫汪洋大海

    之中，和着海浪的轻摇，胡适挥笔写下了《<****>的宗旨》一文，内中有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即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

    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等句(耿云

    志《胡适年谱》，第378页)。五年后大陆开展猛烈的批判胡适派运动，远在

    美国的胡适且羞且怒且自傲。也许包括胡适在内，世人大抵都忘记了

    1949年的太平洋上有一个书生在奋笔疾书。历史的渊源，有时总是简单地归结为通俗的因果循环相报。

    另一位与陈寅恪有着数十年生死相知的老友吴宓(雨僧)，此时正在武

    汉大学任教。这位与清华大学有着二十年情份的著名教授，在1946年清

    华在北平复校后，却弃舍了他最熟悉的生存环境--清华园，而受聘于武

    汉大学。四年后在共产党军队挺进江南地区的进军声中又西飞重庆，并

    在那里度过了坎坷曲折的三十年。川蜀的万重山岭销蚀了这位文学才华

    非凡的教授的才气，更销蚀了他的名气，以至他以后三十年是在屈辱、卑微与痛苦中度过，实为人生的一大悲哀。

    1948年的吴宓，虽然远在千里外的武昌，但他仍一如既往关心着陈

    寅恪。此时的吴宓，有机会到西安、广州等地讲学，一介书生，对时局

    的观察，亦大体能辨一二。故在过年的秋天，他向南国名校中山大学举

    荐陈寅恪到该校教书。吴宓此举，并非随手拈来之作，而是别有深意。

    尽管当时东北决战国共两方胜负尚未定局，但北国迟早将成共产党的

    天下这一点，任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也能看

    出。由此，也可知陈寅恪晚年的一个重大抉择，即使密友如吴雨僧事前

    也不知晓。

    陈寅恪一家在南京只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匆匆赶往上海。从此，这

    位学术大师的晚年，便与一个人紧紧地连结在一起。这个人，便是研治

    东南亚历史的学者、前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时为岭南大学校长

    的陈序经博士。

    2

    作为中国享有盛名的教会大学之一的岭南大学，其创办比清华大学

    还要早。1888年，广州出现了一家格致书院，由两个中文名为香便

    文、哈巴的美国传教士筹办。它就是岭南大学的前身。1900年，书院迁

    往澳门，改名为岭南学校。1904年学校从澳门迁回广州，选址在康乐

    村。岭南校园又称康乐园便由此而来(见岭南大学档案，中山大学档案馆藏)。

    1921年，学校升格为大学。在中国高等学校的历史上，岭南大学有几件

    事恐怕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其一，岭南学校最早实行男女学生同校(见

    《岭大学报》第82期，1948年9月20日)；其二，在1913年至1916年，时任岭南学

    校中国教务长的钟荣光，遍走南北美洲各埠，在美洲各地成立岭南学校

    共进会共三十多处，在华侨中为岭南学校筹款。一分一元集腋成裘，共

    筹得美元将近一万，开岭南学校接受华侨资助的先例。正因如此，比起其他教会学校，岭南大学保持着更浓厚的华人特色。1927年，钟荣光任

    岭大校长，实为中国教会大学中的第一位华人校长(参阅《钟荣光先生传》，岭南大学同学会印行)。

    这样的背景，使岭南大学在二十世纪那些风起云涌的岁月里，能一

    定程度上置身于现实社会之外并远离政治。抗战前夕，岭大校风已基本

    形成，那就是在精神上标榜有四大自由--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与

    学术的自由，绝不允许介入政治争斗；提倡岭南一家亲的合作与互存互

    助的风气。这在经年饱受军阀势力你争我夺及战争摧残的广州，不失为

    一块能放得下一张书桌的绿洲。

    这也是一块名符其实的绿洲。向有康乐园之称的岭南大学，位于广

    州南郊，依傍着滚滚东流的珠江。历四十余年的建设。校园占地面积近

    平方公里，校内绿树成荫，规划井然，数十幢欧式别墅和红墙绿瓦的教

    学大楼点缀其间。远在二十年代，学校已专门请来美国的建筑师对校园

    的建设作出统一的规划。故康乐园具有美国大学的某些风格。踏入校

    园，无人不为其优雅宁静的环境而留下深刻的印象。

    大半生走南闯北、10岁便远走南洋、22岁便赴美国留学的陈序经，也对母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在1948年这个多事之秋，他几乎没有

    什么考虑便答应了岭大美国基金会的聘请，执掌这所南国著名的私立大

    学。时为1948年的七、八月间。

    在这个前途难卜的盛夏，很多人在惶惶不安中注视着时局的发展，这位评价自己一生只是一个教书的学者，此时却以十二分的热情，献

    身于他所钟情的教育事业。其开拓进取、丝毫不理会时局变幻而努力办

    学，于今想来仍是不可思议的。受聘岭大之前，陈序经为南开大学教务

    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被张伯苓倚为左右手。张伯苓自然不愿意放走这

    位难得的人才，多次协商下，张伯苓松了口，答应只借给岭南大学两

    年。这一借，使陈序经留在广东十六年，为广东当年拥有支国内外都享

    有盛名的高级知识分子队伍立下了汗马功劳。陈序经走马上任那一年才

    四十五岁。他并没有先到学校，而是在北平、香港等地走了一圈。这一

    走，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在北平，陈序经拜会了很多学者与教授。这

    位前西南联大的院长，其旧雨新知遍北平。拜会的内容有两个：一是互

    通信息加强联系；二是诚聘愿意离平者南下到岭南大学任教。陈序经的

    梦想是在广东建设一所类似清华大学那样一流的名校。五十年代陈序经

    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成为朋友后曾无限感慨地对陶说，当初岭南大学聘请到十数名一流的教授，每个人都是我亲自去请的。此话不

    假。

    正是在这个时候，陈序经拜会了陈寅恪，并发出了邀请。但此时的

    北平，尚远离战火，陈寅恪自然没有马上答应陈序经。但以后的事实证

    朗，陈序经这个盛夏的北平之行，为陈寅恪晚年的人生走向埋下了伏

    笔。半年后，陈寅恪与一批平津地区的高级知识分子投奔岭南大学，至

    此人们才懂得陈序经有着深远的眼光。

    北平与香港之行，很能体现陈序经的办学特点：一手抓教授，一手

    抓经费。香港之行，陈序经满载而归，一个商人慷慨地给了陈校长二十

    万元港币作学校的经费，这数目在当时绝非寻常。再加上其他的资助，这位在东南亚学界有相当影响的校长便开始大展拳脚了。

    8月，陈序经正式到校。9月，新学年开始。新任校长第一次对全校

    师生作训词，内云，岭南虽是一个基督教大学，但对于学术的发展，它并无宗派之分，而注重于自由讨论的精神，也许是有了这种精神，岭

    南才愿意去找一位没有受过洗礼的人来主持校务，这又是中国教会大学

    的创举，这是兄弟所觉为荣事的。(《岭大校报》第83期)

    从这段发自内心的训词，大体可以探知陈序经的办学思想，那就

    是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九年后，中国大地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运动，时为中山大学副校长的陈序经撰《我的几点意见》，认为搞

    学术要有优容雅量，否则学术就很难有显著的进步，假使我们把高

    等学校的生活，完全当为政治生活来看待，这就是把政治庸俗化(见1957

    年6月14日《南方日报》)。从实质看，陈序经的几点意见不过是他一贯注重

    自由讨论的精神的继续，论调很持平。但随后在反右中受到冲击。

    倒是优容雅量一词，正是他一生为人办事的真实写照。

    陈序经的到来，为遭受经费困扰、师资疲软的岭南大学，注入了一

    股生机。9月，毕业于巴黎大学，曾任西南联大以及中山大学教授的语

    言学专家王力(了一)，受聘到岭南大学教授音韵学并兼文学院院长。王力

    在岭大一直服务到1952年曲院系调整为止。这里有一段内幕小故事：王

    力是在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的任上受聘到岭大的。时国立中山大学的教

    授薪水低微，王力受薪只有一百多元，而陈序经聘王力的薪水据说达四

    百多元，每月还有特别津贴，相差何止四倍。此事一时成为学界的谈

    资。10月，第一批离平南下的高级知识分子抵达岭南大学，陈序经盛夏

    的北平之行开始见效。第一批学人大部分是北平医学界的精英，如谢志

    光、司徒展、陈国祯、白施恩、秦光煜等。谢志光，北平协和医院放射

    科主任，是中国临床放射学的创始人，他对放射学的贡献，被国际医学

    界命名为谢氏位，声誉卓著。其他四人，全是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的

    医学博士，都是北平各科的医学专家。正是这一批协和医院的精英，连

    同后来抵达广州的几位医学界名教授，共同撑起了在中国医学界有相当

    名声的中山医学院的半边天。因此，才有后来中山医学院有八大一级

    教授的说法。

    其时，陈序经把这批医学英才全部安置在岭南大学医学院，并且在

    当月马上开课。陈序经已打破常规，何时有学人南下报到，何时就受聘

    上课。在1948年的秋季，岭南大学祥气云集，有如一颗耀眼的明星，在

    南国地区众多院校之中脱颖而出。如果就局部地区或一所学校而言，若

    能假以时日，陈序经完全有可能创造出一个教育事业上的奇迹。

    远在上海的陈寅恪不一定知道岭南大学这种新气象，但那里有一个

    陈序经就足以令人放心了。再加上从未涉足岭南这块土地的陈寅恪，其

    实对岭大并不陌生。

    1939年春，英国皇家学会授予陈寅恪该会研究员职称；同时，英国

    牛津大学特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邀请陈寅恪赴英作特别讲座(蒋天枢：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08页)。其时陈妻唐筼与一个女儿抗战避难，受困

    于香港，生活艰辛，陈寅恪遂有举家赴英伦之念。

    在陈寅恪漂泊的大半生，此时命运似乎露出些许曙光，它仿佛预示

    着陈寅恪的中年应该有一个转折点。

    但有谁知这竟是陈寅恪中年遭受一连串打击的第一步。这年夏天，陈寅恪暂时结束西南联大的教学工作，从昆明飞抵香港，与妻女团聚，并等候从香港到英国的船期。

    陈寅恪本与海有缘。他第一次睁开双眼看世界是十二岁(1902年)那

    年。这年他随兄长陈师曾第一次乘船漂洋过海到了东京。是大海将他送

    往异邦彼岸。这一次对海的体验是那样的刻骨铭心，1942年他一家乘难

    民船从香港回内地，在颠簸的海面上，陈寅恪对晕船的大女儿陈流求谈

    到了这第一次的感受：开始也是晕船卧倒不能动，以后逐渐锻炼出能

    在恶劣的天气与船上的水手共同进餐。从此，海便成为他漂泊人生的旅程。据1956年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填写的(干部经历表)中本人简历一栏所

    述，1904年陈寅恪第二次赴日本，进入东京巢鸭弘文学院读高中，次年

    秋天因脚气病回国，旋进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攻读。1909年，陈寅恪在

    复旦公学毕业，即再次远游，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语言文学。翌年，转

    瑞士Gürich大学继续攻读语言文学。1912年陈寅恪归国，在上海家中

    自修文史学。1913年，陈寅恪第四次远游，在该年进入法国巴黎高等

    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读书。1915年，陈寅恪自欧洲归国。此后三年继

    续在南京家中自修文史学。1918年冬，陈寅恪第五次远涉重洋求学：

    头三年进入美国啥佛大学研究梵文，后四年转至德国柏林大学梵文

    研究所研究梵文(均引自该《干部经历表》，填表日期为1956年5月21日)。十数年

    间，陈寅恪颠簸于海上，又岂止迢迢万里!

    但在他四十九岁这一年，大海无情地成为阻隔他生命飞越的一道障

    碍。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大举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香港至欧洲的轮船停航，陈寅恪望海兴叹。遥望香港的洋面，陈寅恪根

    本想不到这一阻隔首尾竟达六年之久。

    1939年9月的这场顿挫，给陈寅恪打击很大，以至他在那首《己卯

    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的诗中写下了这样略带宿命意味的句子：人

    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即使是通达的文化大师，面对命运

    的捉弄，所能感发的也只是一悲歌而已。

    1939年陈寅恪全家在香港。其时陈在等候赴英国的海轮无奈，陈寅恪只好独自重返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授课。

    第二年的夏季，陈寅恪再一次从昆明飞抵香港，渴望着能从这里踏

    上奔赴英伦的旅途。但很不幸，陈寅恪这一次赶赴香港仍不能搭上开往

    英国的海轮。于是陈寅恪决定停留香港，继续等候船期。这一停留，达

    二年之久。

    陈寅恪为何在他五十岁的时候急切希望到英国？首先，三十年代有

    一批中国学人赴英伦研究学问，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等机构发现了大量在

    大陆非常罕见的中国文献，如敦煌卷子、太平天国文书等等。这些文献

    的发现，为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史料，也造就了一批学者。

    敦煌学在三十年代的兴起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毕生注重史料的发现与

    考证的陈寅恪，在1930年曾在陈垣所著《敦煌劫余录》序言中饱含感情

    地写道：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

    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

    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

    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

    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成有所贡献。……今后斯录

    既出，国人获兹凭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

    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

    于将来，斯则寅恪受命缀词所不胜大愿者也。(《金明馆丛稿二编》，第

    236页)

    1934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中曾精辟地谈到足

    以转移一时之风气的近世学术潮流，即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

    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

    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同上书，第219页)所以，被盗到英国

    的中国文献与佚籍，对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当有无限诱人的吸引

    力。陈寅恪自亦不例外。

    其次，此时心脏病长久地困扰着唐筼，陈寅恪自己身体也不好，治

    病疗疾，是陈寅恪渴望赴英伦的另一个原因。

    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命运偏不作美，等到1945年秋陈寅恪终于能一

    了心愿，乘飞机辗转抵达英国时，他的眼睛已经失明。英伦名校的汉学讲席虽仍虚位以待，但英伦的名医却无力回天。

    1940年决定暂居香港的陈寅恪，不会预知五年后的人生际遇，他还

    在一心一意地等待海轮起航。这时，香港大学有幸请到了这位蜚声海内

    外的学者任客座教授。岭南大学就这样走进了陈寅恪的视野。

    早在1938年10月，日本军队在广东惠阳登陆，不久广州陷落(《广州

    百年大事记》下册，第502页)。岭南大学搬迁到香港。校方与香港总督协商，港督同意岭大暂借香港大学的校舍继续上课。正是这一点缘份，八年后

    陈寅恪以岭南大学为归宿也就有了某种内在的因素了。

    陈寅恪一家12月16日到了上海，住进俞大纲家中。俞大纲是俞大维

    的弟弟，与陈寅恪姻连中表，谊属师生，曾同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所的同事。陈寅恪一直留在南京念中学的二女儿陈小彭已先期到了俞

    家。至此，陈的一家可算是大团圆了。

    但社会分裂所带来的一些矛盾，也投射到这个多年漂泊、凄苦的家

    庭里。还在北平时，陈家大女儿已经受到学运思潮的影响，用当年的

    话来说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学生。这一点，与陈寅恪一向所坚持的学术应

    当保持独立自由精神的观点有所冲突。为此，陈寅恪是将他心爱的女儿

    带离了北平，但两代人的心灵并没有很快得到沟通，时代的裂变仍将对

    这个家庭产生很深的影响。也许两代人都有自己追求人生的方式，等到

    一切都回复到平静时，历史已刻下了很多不堪回首的沧桑!

    从12月16日到第二年的1月16日，刚好整整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

    除了能享受到很难得的一家团聚所带来的天伦之乐外，陈寅恪还有比较

    充裕的时间为未来作安排。首先去信与陈序经取得联系，待获得满意的

    答复之后，陈寅恪便着手准备南下；其次马上确定上海至广州的船期。

    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还在上海时陈寅恪就开始考虑将广州作为他一

    生漂泊的最后一站。他不担把两个女儿带到了广州，其中二女儿立即转

    入岭南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升入岭大农学院园艺系，最小的女儿陈美

    延则进入岭大附属小学(大女儿陈流求留在上海念医科)。而且，他一抵达岭南

    大学便马上进入角色，兼任中文系与历史政治学系两系教授，参加一些

    活动，恍如回到了熟悉的母校。

    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一家在上海乘坐州商局的秋瑾号客轮向

    广州进发。三天后抵达广州的渔珠码头。陈序经派了一个得力的秘书亲

    自到码头迎接。该秘书姓卢，在西南联合大学工作八年，与陈寅恪及夫

    人熟识，数年不见，分外亲切。广州给陈寅恪的第一个印象充满了温馨与亲情。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

    一九四九年陈寅恪与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力(了一)在其居住地九寨村前合影

    岭南大学就在珠江边。江那边便是广州市区，学校连接市区最便捷

    的是交通渡船。为接陈寅恪，学校派来一艘交通船，所以陈一家刚下大

    轮船又坐上了小型交通船。船抵学校码头，受到陈序经及文学院师生的

    欢迎。内有王力、容庚、冼玉清、李沧萍等教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

    校内西南区五十二号宿舍。其所在地又称九家村。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正式开始了。第一章 陆沉下的抉择

    1

    陈寅恪的到来，也使陈序经一手抓教授的计划达到了高潮。陈序

    经懂得陈寅恪的价值。

    陈寅恪到达岭大的第二天，也即1月20日，该天出版的(岭大校报)登出

    了本校聘请到名教授陈寅恪的消息。该报云陈寅恪精通十余国文

    字，西洋汉学家伯希和等曾从陈先生学中国史，壮年即享盛名。本校王

    力院长亦出其门下。去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陈先生荣膺院士之

    选。一九四二年由英国牛津大学聘为正教授，此为我国罕有之荣誉。陈

    先生以史学驰名海内外。其博学为学术界所公认云云(见1949年第91期《岭大

    校报》)。这是陈寅恪在岭南大学第一次正式亮相，评价之高，甚为少

    见。除了一九四二年这个时间与今人所掌握的史料有出入外，其他的

    评语很贴切。

    从陈寅恪抵粤第二天校刊即登出消息此点去分析，陈寅恪远在上海

    时，陈序经已周密地安排了一切，他对陈寅恪的行踪了如指掌。1949年第91期《岭南大学校报》介绍陈寅恪的消息

    陈序经到底以多少月薪聘请陈寅恪？从五十年代初陈寅恪填写的有

    关表格所反映，陈寅恪每月的工薪分一度达到二千七百分，比很多教授

    高出二、三倍。陈寅恪在岭大领最高薪水是不容置疑的。1952年，岭大

    数学系主任姜立夫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迫交待这样的问题：他自到岭

    大之日起便每月领取特别津贴港币一百元。一直领了两年多(见《姜立夫生

    平档案》)。以此推论，陈寅恪每月所领取的特别津贴也不应少于港币一

    百元。

    至此，在陈寅恪五十九年不安的人生中，岭南大学这段校园生活，成为陈寅恪后半生为数不多的一段有些亮色，泛起一些快乐波澜的岁

    月。岭南大学的校风以及有些游离于现实政治的环境很适合陈寅恪，而

    陈序经也是他一生中碰到的为数极少的知音式领导。命运的机缘在这位

    大半生凄苦的大师迈入第六十个人生的年头，似乎开始展现它的宽容。

    陈寅恪有点像生活在美丽的桃花源里。

    看看同一时期珠江对岸广州市的情形，对此会有更深的感受。

    1948年底，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分崩离析，各类机关纷纷南迁。广

    州雪上加霜，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多遭受一层大溃退前夕的浩劫；南

    国各院校的教学秩序接近瘫痪，反饥饿、反迫害等罢教罢学风潮迭

    起。

    1949年1月13日，以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孔德为首的中大教

    授，联名向当局发出因生活悲惨，要求依照最近调整待遇发薪，限十

    五日十二时前清发两个月，否则全体罢考(即不给学生出考题、批考卷一作者)的

    警告。

    2月2日，因物价上涨，员工生活陷入窘境，中山大学教授会全体教

    授向当时的教育部负责人陈雪屏请愿，要求一次性透支三至七月份的薪

    津。

    3月5日，中大教授因生活受到严重威胁，从该天起实行罢教并总

    请假达二十四天。

    5月中，中大教授会向社会发出快邮代电云：恳请代总统、院长、部长准予借支生活费三个月……另每人疏散费二百块银元。

    最令舆论震惊的是，同在该月，中大教授在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门

    前挂起了国立中山大学教授活命大拍卖的大字招牌，当街将首饰衣

    物、图书字画等当场拍卖，情景十分之凄凉。时人评之为这是中外教

    育史上的一大丑闻……。(参阅《广州百年大事记》、《中山大学校史》)

    虽是一河之隔，中山大学与岭南大学的景况却有天渊之别，此为陈

    寅恪之幸抑是时代之不幸？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尚未完全熟悉岭表风物的陈寅恪，已开始将

    全副身心交给岭南大学。第一次透露陈寅恪即将授课消息的是1949年4

    月20日出版的《岭大校报》，在下学期各院系开设科目中，有这样两

    栏--中国文学系：白居易诗；历史政治学系：唐史。此两课程为陈寅恪

    所开无疑。岭南大学的历史专业一向很弱，没有独立的历史系，故历史

    与政治合为一系。有此原故，在陈寅恪的教学生涯中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选修陈寅恪所开课程的学生很少，有两个学期甚至只有一个学生在

    听他的课。听课人少的直接原因，是当时岭南大学历史政治学系，总共

    只有二三十个学生，大部分人选读的还是政法专业。(据岭南大学50年代初学

    籍档案记录，1950年历史政治学系历史专业只有两个学生毕业；1951年则一个也没有。)所

    以，五十年代广东知名的历史学家杜国庠曾与进修过陈寅恪唐代乐

    府一课的岭大学生胡守为开玩笑，你恐怕算是一个最高价的学生

    了。意谓领最高薪水的教授只是指导个把学生，该学生也可称最高

    价了。(据胡守为回忆(1993年7月3日))

    往深一层看，这未尝不是中国文化在这个裂变时期的一种悲哀。陈

    寅恪一生学贯中西，能运用十数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这种学识与

    眼界，表明陈寅恪在二十世纪中叶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

    界，实惟世纪难遇的一个奇才。陈寅恪前半生涉猎的学术领域繁杂，公

    认已作出卓越贡献的便有佛教经典研究、中亚古代碑志及古语言研究，及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等。他在这些领域的建树，已显现陈氏学术

    的博大精深。使人一直深以为叹息的是，这位文化巨匠留给后人的东

    西，与他渊博的知识系统相比实在是太少了。这不仅意味着陈寅恪尚可

    以开掘更多的领域，对历史与文化有更多精辟独到的发见；它还意味着

    当文化的丰厚与历史的沉淀因人生机缘凝聚于文化大师一身时，大师身

    后，后人竟无法继承其遗产的几分之一。文化的源流在流过大师这一座

    碑石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的碑石不知将在何处出现……

    实际上，当年的一些理智者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在陈寅恪的晚

    年，顺应极左思潮，中山大学一直没有放弃改造陈寅恪唯心史观的

    努力，但一个忧虑的问题一直压在学校决策者的心头：怎样才能把陈寅

    恪的东西学过来。于是才有了以后一连串饱含着泪水的故事。

    岭南大学在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为陈寅恪提供了一个世外

    桃源，却不能提供更多的后学跟随文化大师承袭学问与学业，这是历

    史一个深深的遗憾。即使是办学妙手陈序经也无法挽回这个遗憾。远

    离国共大决战的中心，偏于南隅的广州，意外地出现了由多种因素造

    成的岭南大学这块绿洲，却不能使陈寅恪在这里寻找到更多的后代学术

    知音，这也是岭南文化一个深深遗憾。在未来，后世的岭南人将会为这

    一历史性的失之交臂而深深叹息。

    而在1949年，没有谁意识到这一点。陈寅恪似乎很快适应了这块土地，似乎喜欢上这座康乐园。

    岭南大学的活动中心小礼堂(怀士堂)

    2

    不过，现实世界并没有世外桃源。

    河北岸的广州，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

    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其中有两个学人出身的人

    物担任了在此时变得异常重要的两个职务。一为杭立武任教育部长，一

    为叶公超代理胡适任外交部长。杭立武，安徽滁县人，十九岁毕业于金

    陵大学，二十二岁获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二十八岁任中央大

    学政治系主任。以后即投身政界，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

    是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与抢运两院古物最有力的倡议者。叶公超，原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出任过外国语文学系主任一职，陈

    序经和陈寅恪，与叶曾是同事又是熟人。

    在这段风雨飘摇、很多人都想远走异乡的日子里，杭立武一直未遗

    忘在岭南大学的二陈。他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

    陆。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允。杭立武同样懂得二陈的价值，多次碰钉子后

    退而求其次，力劝二陈不妨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在解放军的大炮已

    震撼南粤大地的9月某日，杭立武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最后

    一次急匆匆地赶到岭南大学，亲自向陈序经摊牌，要陈序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与姜立夫到香港。杭立武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

    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十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当即

    回答，你给十万我给十五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们住。杭立武带着财政

    部长一同劝说，大概有即时兑现之意。(1962年4月《陈序经谈高校工作和知识分子

    等问题》，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这一针锋相对的场面，多年来一直不为世人所知。

    陈序经的回答自然是气话。他不可能给陈寅恪十五万港元，他也没

    有给陈寅恪盖新房子。不识时务的倒是杭立武，他似乎直到最后也不明

    白，二陈两人人生的价值取向，远非世人所看重的金钱、房子所能衡

    量。从杭立武多次劝陈序经动员陈寅恪出国这一点来看，可知此时的岭

    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对陈寅恪有着多么大的影响力。

    若从忠心对君的角度看，杭立武、叶公超等人对自己所服务的政府

    做到了忠心耿耿。直到10月初，叶公超主持的外交部还在广州办公，还

    在为国民党认为必须要离开大陆的各色人员办理出境护照。换句话说，直到这时二陈若想离开大陆，随时都有机会。但陈序经与陈寅恪，显然

    始终都不屑这种机会。

    10月14日下午5时许，最后一支国民党军队在撤出这座城市之前，用烈性炸药炸毁了沟通广州城南城北的海珠桥，无辜市民死伤近千，在

    广州的历史上留下了罪恶的一页。一个小时后，共产党的军队开进了广

    州市。

    陈寅恪坚决不出国有着很深刻的原因，这里暂且不提。陈寅恪直到

    被迫害至死也许都不一定知道，正是他坚决不出国这一点，帮助他度过

    了在极左路线下面临的许多次难关。陈寅恪也没有料到他身后的十多

    年间，关于他是否想去台湾这个问题引发了一场笔墨论战。当政治浮躁

    的烟尘渐渐被拂去，陈寅恪在1949年的人生抉择，便闪现出最朴质的文

    化灵光。

    难以想象，如果在1948年陈寅恪的生命中没有陈序经的出现，陈寅

    恪晚年将会漂向何方？

    陈序经，海南岛文昌县人。1903年生。1920年入读岭南中学，1925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28年获美国依利诺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聘

    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进修，次年重返岭

    大。1934年起任南开大学教授，并主持南开经济研究所及政治经济学

    院。到1948年为止，共在南开服务了十四年(内含西南联大八年)。纵其一生，陈序经是个永不失厚道与雅量的教书匠。他对东南亚史研究的声

    誉，他出国留学的经历，以及他出生的籍贯，曾使他有很多次平步青云

    的机会。在三十年代的广东，同为岭大校友的林云骇，担任广东省政

    府主席，数次劝时在学校教书的陈序经出任广东省教育厅长一职，为陈

    所拒。抗战胜利后，宋子文在广东碰到同乡陈序经，力邀陈担任驻泰国

    大使，并云以君之声望，定能受到暹罗华侨的欢迎。陈再拒。1949年

    国民党组织战时内阁，有意让陈担任教育部次长，陈三拒。

    这位一生淡泊官场名利的教授，却有很高的管理院校的才能。他有

    一句口头禅：我是为教授服务的。知人知心，优容雅量，是他从事管

    理的宗旨。这一点，早在他担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时便已名声在外

    了。当时法律系主任是燕树棠，其时燕在中国法律界大名鼎鼎，他有一

    个特点，甚少当律师替人打官司。燕氏家中人口多，故生活困难，燕树

    棠只好亲自当街摆卖家私杂物，引起哄动。陈序经知道后，设法给燕树

    棠送去钱，还打恭作揖恳求燕氏以后不要再当街摆卖了，没有钱可以

    告诉我一声。一时传为趣话。

    五十年代岭南大学极负盛名的两位教授姜立夫(左一)、陈寅恪(左二)及其夫人与校长陈序

    经(右一、右三)夫妇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前留影

    正是这种过人的器量与待人挚诚的吸引力，令陈序经在1949年前后

    创下了好几个值得一书的奇迹。前文提到的中国放射学权威谢志光，其时正去意彷徨，陈序经三番相请，结果谢志光不单自己来了，还带动了

    一批医学专家南下广州。前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姜立夫，1948年底已奉朱家骅之命将数学研究所转移到台湾，姜立夫本人亦已在

    台湾呆了半年。当陈序经从其家属处得知姜立夫有离台意时，即写信邀

    姜立夫回大陆，并为此作了一系列精心安排。1949年7月，姜以家有急

    事为由离台到达香港，陈序经立即请姜到岭南大学执教。自述一不懂

    广东话，二不信基督教，和岭南环境不相宜(引自1952年姜立夫自我检查，见

    《姜立夫生平档案》)的姜立夫，就这样留在了广东。

    因为姜立夫的到来，陈序经在岭大新设了数学系，聘姜为主任。这

    位公认的中国数学界现代数学最早和最有成就的播种人之一，在1911年

    到美国留学，进入著名的哈佛大学研究院。院中有两位老导师的经历给

    了他很深的刺激。这两位导师年轻的时候美国尚未有高等数学，他们到

    德国哥丁根大学留学，立志为美国研究高等数学。最后用了三十年时

    间，将高等数学从德国搬到了美国。姜立夫也立志要将数学从美国搬回

    中国。192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姜立夫回到中国，在南开大学育才二十

    八年，桃李满天下。(见《姜立夫生平档案》之自述)

    姜立夫从台湾返回大陆，影响很大，留在大陆的中央研究院全体同

    仁联名发来慰问电。五十年代初，国家筹建新的数研所，所长一职首先

    考虑姜立夫。时姜立夫已经六十岁，他在1950年赴京时以年老力衰亲自

    向郭沫若面辞。

    姜立夫自台回大陆，对一个人同样有重大的影响，这人便是陈寅

    恪。许是曾经同为西南联大教授，同是终生服膺超政治、纯技术(姜

    立夫语)，这段时期姜、陈两人多有来往，交谈甚为投契。

    这就是身处岭南大学的陈寅恪，在1949年能强烈感受到的身边四周

    特有的氛围。它有助于我们探寻陈寅恪与陈序经的心路轨迹，以及这两

    个学人在文化品格上相互吸引、相互砥砺的撞击点。

    仅仅用爱国一词，已无法概括深植在二陈身上的那种特有的文化意

    蕴。也不足以解释那种对文化至死不渝的眷恋。

    抗战时期，有关当局明令各大学院长都要加入国民党，陈序经坚决

    不肯加入，有言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参阅

    《笳吹弦诵情弥切》第14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最后还是由张伯苓出面说

    情，陈序经没有入党，院长还是继续当。直到1967年含冤而逝，陈序经还是一名无党派人士。

    1953年，新加坡酝酿筹办南洋大学，有意聘请陈序经为校长。中共

    华南分局书记陶铸知道此事后，赞成陈序经赴新加坡办学。陈序经却摇

    头。事后陈序经对其子女说，从南洋归国，其父就告诫他从此要为国家

    的教育事业尽心尽力，这段嘱咐他铭记终身。南洋大学最后请了当时居

    住在美国的林语堂出任校长。林语堂举家去了新加坡，结果却是很多人

    始料不及的。林语堂以校长名义筹办南洋大学，终因与学校执委会意

    见相左，不得不在1955年4月辞职。(参阅《大成》杂志(香港)第30期有关文章)

    终其一生，中国传统学人仁义孝智信兼不入俗流的操行在陈序经身

    上有很鲜明的体现。但正是这位谦谦君子，在三十年代却是力倡全盘

    西化论的得力猛将，名字与胡适等风行一时。数十年来，全盘西化

    论一直遭到社会的痛诋与围剿，今天已没有必要为贤者讳。陈序经

    很特别的一生与其很复杂、也是很深厚的文化观与历史观，可以说得上

    是20世纪中国某一类知识分子的典型。在人文的意义上，这一典型永远

    有启迪与值得探寻的作用。

    在五十年代的中山大学，流传着这样几则无法证实的轶闻：其一，某次陈序经与陈寅恪同乘一辆小车进城，恰逢走到某处司机要倒车才能

    绕行，陈寅恪忽与陈序经打趣，陈校长，快捷如小车有时要倒倒车才能

    跑得快，你的全盘西化怕也要倒倒车了。陈序经闻言只是笑笑。其

    二，某日陈序经与陈寅恪同席吃饭，陈寅恪知道陈序经习惯用筷子，便

    笑着说，陈校长的全盘西化是假，我的全盘西化才是真的。一席人

    皆大笑。原来陈寅恪大半生已养成习惯，喜欢吃牛油、面包、牛奶等，故有此喷饭之语。

    自然，这都是学者间的幽默趣事，不必当真。但它已反映出二陈在

    个性上的差异及在文化同归之前殊途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使文化与人这

    类形而上的话题显得分外亲切与分外有魅力。

    就性格而言，陈寅恪孤清、倔傲，这与他坎坷的人生有密切的关

    系；陈序经则谦和、优容。一刚一柔似无共通之处。就年龄而言，陈寅

    恪比陈序经大13岁，亦师亦友；就经历而言，陈寅恪目睹过本世纪之初

    的社会裂变，与陈序经可算是两代人。陈寅恪一生在海外求学十余年，陈序经亦有在东南亚、日本、美国、英国及德国游历与求学的经历，但

    在这两个人身上都保留了很多浓郁的中国文化传统：陈寅恪一生用文言

    文著述，刊行一定要用繁体字；二三十年代陈寅恪尚年青时，已是终年唐装长袍，典型的传统服饰打扮；带书籍资料上课讲学，多用一块布裹

    好提着上讲坛，此特征已成为清华学子辨认陈寅恪的最好标记。在

    极左年代一直为全盘西化罪名所累的陈序经，其生活方式与待人接

    物之道，也一直都是中国式的。

    最后，最能沟通二陈精神世界的，恐怕莫过于灵魂深处已深深根植

    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意识。

    此点，成为二十世纪渴望做一个纯粹的学人那一类知识分子不能躲

    避政治漩涡而只好洁身自守最见品格的一个闪光点。

    今天，人们终于可以发问，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未来，中国社会

    是否需要或者说能否容得下这一类纯粹的学人？

    3

    比起陈序经，傅斯年很不走运。

    在国民党政府中，最有可能把陈寅恪抢运走的，恐怕只有傅斯

    年。1949年，身在台湾的傅斯年，多次致电陈寅恪催其赴台。

    历史还为后人留下了更多的线索。1948年底陈寅恪自北平飞抵南京

    的第二天，也即12月16日，国民党政府便宣告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

    长。(1948年12月16日《申报》)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在台湾正式就职。

    傅斯年当然知道陈寅恪的价值。

    远在1928年，傅斯年等人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这

    一点上，傅斯年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是有相当贡献的。该所云集了一

    批可算是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精英。史语所共设历史组、语言组、考古

    组三个机构。三个组的负责人皆一时之俊杰。历史组负责人是陈寅恪，语言组负责人是赵元任，考古组为李济。赵元任，现代杰出学者，在语

    言学等领域有很深的造诣。赵早年已负盛名，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导师

    之一。李济，中国现代科学考古发掘的开山人之一，领导了被世界称之

    为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掘之一的安阳殷墟的发掘。三组负责人都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三人都曾远赴美国啥佛大学求学，赵、李两人并获

    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人后来都成为各自学科

    领域的巨匠，而傅斯年把他们招至麾下时，陈寅恪才三十八岁，赵元任

    三十六岁，李济更年轻，只有三十三岁。

    作为一个管理学人的行政人员，傅斯年亦可算是一个高手。他太了

    解二十世纪前期像陈寅恪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个性与人生理想，他极少与所内的学人谈论实际的政治问题。傅斯年死后二十多年，李济在回忆

    文章中尚如是说，傅斯年知道我们这些人不懂政治，他从不跟我们谈

    政治(见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这是傅斯年治事用人的高明之处。这

    样的例子还有一些。傅斯年当年在史语所有一硬性规定。不准所内人员

    兼职。陈寅恪与赵元任时为清华教授，无奈，傅斯年只好特允陈、赵两

    人例外，两头兼顾。据说，当年也只有这两个人是例外。陈寅恪虽是历

    史组负责人，却一直是挂名的，并不负责具体的行政工作。傅斯年也不

    苛求陈，但对陈的意见几乎是言听计从。由此可见傅斯年对陈寅恪相知

    之深。

    撇开其将自己的命运与国民党联结在一起的一面，傅斯年其实也算

    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学人。这位生于1896年的山东人，十岁时被誉为神

    童，十七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二十三岁赴伦敦大学留学，二十七岁转

    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哲学。陈寅恪这时正在柏林大学研究比较语言学。若

    从这个时候算起，直到1948年，陈寅恪与傅斯年的交情已有二十五年之

    久。傅斯年介乎学人与为官治事之间，一生行藏似乎更偏重于后者，二

    十多年来他先后担任过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

    研究院总干事及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傅斯年先生小传》，载台湾《传记文

    学》第28卷第1期)但作为学人，傅斯年亦有著述，对明史及中国东北地区的

    历史有相当的研究。傅为人正直，嫉恶如仇，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位长

    年与国民党同甘共苦的学人，身前身后获得了少有的贤声。比较一

    致的看法是，傅斯年识才，懂得珍惜人材。同时他的博学与文化学术思

    想，也赢得了那个时代一些知识分子的好感。

    在陈寅恪的一生中，相交如此之长、如此之厚的官方人员，傅斯年

    恐怕可算是唯一的。

    1949年傅斯年对陈寅恪屡电催赴台，应有更深的原因。在上一年

    底傅斯年将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后，便匆匆出任台大校长。再联

    系1948年12月15日傅在南京亲自迎接自平飞宁的胡适与陈寅恪，这其间

    傅斯年似乎与陈寅恪有一个口头之约，不然不好解释马上成为校长的傅

    氏为何屡电催陈赴台。据说，在台湾的傅斯年已为陈寅恪准备好数名助

    手。傅斯年一直期待着陈寅恪的到来是肯定的了。五、六十年代在大陆

    一直有这样的说法，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

    去。大概这种说法指的就是傅斯年催陈去台事。以傅斯年办事的魄

    力，只要陈寅恪想走，马上能派出专机是很有可能的事。令人略为惋惜的是，这样有才干的人，竟然以悲剧告终。1950年12

    月20日，五十五岁的傅斯年在台湾省临时参议会议上突发脑溢血倒地不

    治。其时傅正为台大事接受参议员的质询。故傅死后台大学生集会示

    威抗议参议员逼死校长，几乎酿成一场风波。

    耐人寻味的是，傅斯年死后陈寅恪曾写过挽诗，但到目前为止，在

    已面世的陈诗中未发现这首挽诗。此诗恐怕将永远被湮没。傅斯年直到

    死，都一直效忠国民党，这是一个很大的忌讳。五十年代初，陈寅恪显

    然曾将该诗寄给北京大学教授向达。向达对其他人说过这样的话：陈寅

    恪在诗中将傅斯年比作郑成功。(见汪篯1953年南下广州时所撰《陈寅恪的简史及学

    术成就》一文(未刊档案材料)。)另据邓广铭回忆，陈寅恪悼傅斯年的诗即1950年

    所作的《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

    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的七绝。此说尚有待细考。

    相比于陈序经能把姜立夫从台湾抢回来，傅斯年不能抢运出陈

    寅恪，已不是欠缺运气可解释。陈序经能安陈寅恪，而傅斯年不能，恐

    怕有更深刻的原因。

    两个同与陈寅恪一样横跨三个朝代(清朝、民国、人民共和国)的人，在

    1949年前后的人生抉择，可以作为解释上述问题的注脚。

    张伯苓，著名的教育家，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办学之初就立

    下终身从事教育不作官的誓言。1948年底经不起蒋介石的再三恳请，终于第一次破例答应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时年七十二岁。结果半

    年不到，因无法忍受当局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现实，愤然回到重庆

    的寓所深居简出。共产党进军西南前夕，蒋介石两次亲自登门催促张去

    台湾或出国，并保证其一家人可以一同走。张伯苓没有点头。最后一次

    由蒋经国上门劝说，并云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

    张伯苓到最后还是没有答应。结果，张伯苓最终还是留在大陆。(郑致光

    等：《张伯苓传》，第12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吴宓，陕西泾阳人。1894年生。前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主任，清华

    大学教授。吴宓少年时聪敏过人，已有才子之称。1917年由清华学校派

    往美国留学，先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学习文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师从白

    壁德教授，研习文学、哲学等。吴宓在哈佛与陈寅恪相识，甚佩仰陈寅

    恪的学识才华，人品志向，遂结下一段长达四十余年生死不渝的友情。

    在1949年，吴宓执教于武汉大学。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子夜，共产党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江防线崩溃。

    国统区盛行一时的划江而治的幻想被硝烟吹散。4月29日，吴宓西飞四

    川，本欲出家当和尚，后取消此念，入当地院校讲学。自云仍崇奉儒

    教，佛教之理想，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为己任。(此据吴学昭回忆(1993年9月24

    日)，并参考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一书。)10月，香港友人函请吴宓越港共事讲

    学，吴宓谢却，时年五十五岁。很有意思，1949年前后吴宓听到了很多

    关于陈寅恪已离开大陆的传说，他始终不相信。他太了解陈寅恪了。

    吴宓之所以飞赴四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上峨嵋山出家。这容易令

    人想起二十二年前王国维之死。出家与死，生命的形态虽有不同，但实质只有一个：抛弃俗世。在人生的那一刻，王国维与吴宓是相通

    的，永远不离开这块土地--无论活着还是死去。

    但一念之差，吴宓又降回尘世，他将度过三十年的坎坷人生。第二章 南土的温情与生命的积淀

    1

    这是一块给了陈寅恪另一种生命感受的土地。比起干燥、枯寒的北

    地，岭南偏于温湿与润泽；风雨与阳光，更多地带有一种温馨。与之相

    适应，岭南人也带有更多的温情与细腻的关怀。

    一踏入岭南，陈寅恪便被南粤所特有的浓浓的人情味包围。一些在

    陈寅恪晚年生涯中起着相当重要作用的人开始走入陈寅恪的生命历程。

    很重感情的陈序经成为陈家的常客。陈序经除了为陈家解决一些实

    际困难外，更多的是嘘寒问暖。陈序经对陈寅恪的关心，称得上无微不

    至。1950年夏，与陈寅恪相依为命二十二年的唐筼携女突然去香港住了

    一段时间。于是，关于陈寅恪是留在大陆，还是去香港的话题再度提

    起。香港一些文化机构及个人一直未放弃聘请陈寅恪赴港讲学的努力，并愿付很高的薪酬。一年后陈寅恪的助手程曦不辞而别，跑到香港大学

    求一席之位，校方一听程曾当过陈的助手，即以九百元港币月薪聘程(见

    汪篯《陈寅恪的简史及学术成就》)。据陈序经在1962年透露，为了接回陈夫

    人，他亲自跑到香港找了一个多月，最后在一个旅馆将唐筼找到，陪着

    她回到广州。(《陈序经谈高校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其时土地改革运动如火如

    荼，唐氏大家族中的一些人受到冲击，这是唐筼去香港一段时间的一个

    不可忽略的原因。五十年代初康乐园中区一角

    初到岭南的陈寅恪，在这里也觅到了不少旧雨新知。当时留居广州

    的来自北国的学人不少，岭南大学有王力、梁方仲、姜立夫、李沧萍

    等，中山大学有朱师辙、刘节等，皆为当时南粤高校知名的学者。其中

    梁方仲、刘节等人，成为陈寅恪晚年历史的见证人。

    此时，岭南大学正按照陈序经的办学方针逐步走向繁荣：新的经费

    与教学设施陆续到校；海内外的师资人才不断涌入，校园一片欣欣向荣

    的景象。陈寅恪的生活进入比较安稳的阶段。

    在清华园时就自愿追随陈寅恪治史与读诗的燕京大学毕业生程曦，在1949年的夏天离开北平，来到岭南大学，要求做陈寅恪的助手。陈序

    经与王力答应了。在此之前，广东番禹人黄如文曾受王力之嘱协助陈寅

    恪工作。黄于1936年燕京大学研究生毕业，1946年受聘中山大学文学

    院，1949年成为岭南大学中文系讲师。黄如文说话带有很浓的方言口

    音，与陈寅恪不易沟通。程曦到来，自然接替了黄如文，陈寅恪的助手

    问题暂时得以解决。

    此外，七、八位医术一流的专家执教于岭南大学医学院，令陈寅恪

    生平第一次享受到很好的医疗保健服务。这些医学教授受命定期上门为

    陈寅恪检查身体，他们的诊断是令人欣慰的：六十岁的陈寅恪，除了眼

    睛的毛病及有些血压偏高外，其他无大碍，身体尚属健康。陈寅恪双目失明的病因是视网膜严重剥离，此时双目犹可在明亮处隐约分辨目中

    影像的轮廓。陈序经最关心陈寅恪的眼睛能否复明，屡嘱医学院设法医

    治。十分可惜，学校医学院的多位名医也无力改变这残酷的事实。

    但仅仅是这些已经足够了。

    六十岁的陈寅恪，生命之船似乎寻觅到了一个恬适的港湾。在人们

    看来，在此世纪巨变之际，陈寅恪立足于北京--海外这两极间的中介地

    带广州，似乎有可进可退之势，而实际上生命的漂泊已经到头了。从

    1949年到1952年，陈寅恪先后在《岭南学报》、《南国》等岭南大学刊

    物上发表了《从史实论切韵》、《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白乐天之

    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论元白诗之分类》、《元和体》、《白乐

    天与刘梦得之诗》、《白香山琵琶引笺证》、《元微之古题乐府笺

    证》、《秦妇吟校笺旧稿补正》、《崔浩与寇谦之》、《论唐高祖称臣

    于突厥事》、《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

    种胡之义》等论文，共计十三篇。从《岭南学报》第9卷第2期开始，几

    乎每一期都有陈寅恪的论文刊出，直到该学报在1952年停刊。这完全可

    视作是陈寅恪对岭南大学知遇之恩的一种回报。1949年12月《岭南学报》第10卷第1期刊载陈寅恪四篇论文

    此外，从1949年至1952年，陈寅恪先后完成《论韩愈》、《记唐代

    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等十篇新论文，以上三

    篇尤为史界推崇。在这三年间，陈寅恪先后完成及分别刊行的论文超过

    十万字。其文思泉涌，见解精妙，笔力尤勤，论史以抒通古今之慨，这

    些都为后人理解岭南大学期间陈寅恪的生命形态留下了无穷的余韵。

    2

    带着浓浓的人情味，有两个女性在陈寅恪晚年的生涯中先后出现

    了。很难说南粤的风土人情影响了陈寅恪什么，但陈寅恪在晚年两部最

    重要的著作(《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中所表现出来的更重感情、笔端时

    常流露细腻的情感痕迹，也即在文史方面多了许多文的倾向，与他一

    贯的治史风格是略有变化的。

    这是一段很值得追溯的人生交往。

    第一位女性名叫冼玉清，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这位自号碧琅玕

    馆主的奇女子，堪称二十世纪广东不可多得的女学者与女诗人。她对

    岭南历史、风物、史志文物的发掘与整理，数百年间岭南巾帼无人能出

    其右。三十余岁时的冼玉清

    冼玉清二十年代已有诗名，著有《碧琅玕馆诗稿》，深为黄晦闻、柳亚子等赞赏。她在二十年代末赴京进修兼游览的日子里，得识当年京

    华学界的名士贤达陈垣、马衡等人。马衡曾力邀冼留在燕京大学和清华

    大学讲学，终因钟荣光校长劝冼服务桑梓而未能成行。今天已无法考

    知冼玉清如何认识郑孝胥及陈三立(散原)等人。郑、陈两人阅读了《碧琅

    玕馆诗稿》后，分别给了很高的评价。陈三立的评语为澹雅疏朗，秀

    骨亭亭，不假雕饰，自饶机趣。(原件藏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陈三立显然激赏这

    位女诗人，亲笔为冼玉清的书斋碧琅玕馆题写一匾。冼玉清视此匾为

    毕生珍藏，无论迁居何处，总是高悬于居所正中。陈三立为陈寅恪之

    父，早年以晚清四公子之一闻名(晚清四公子有多种说法，姑录此说：陈三立、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晚岁以诗文著称，有吏部诗文满海内之誉。二

    十多年后，在1956年的旧历正月初一，陈寅恪赠与冼玉清一副由他撰写、唐筼手书的春联，联云春风桃李红争放，仙馆琅玕碧换新。此联

    一直被认为是陈寅恪心情舒畅之作，但更深一层的典故则知之者甚少。

    冼玉清出生于1895年，比陈寅恪小五岁，却有幸成为陈氏父子两代之高

    谊友朋。陈氏父子在近世中国堪称一代诗家与一代史家，两代人先后为

    一人题匾写联，如此异性知音，不知在陈三立父子交友史上是否有第二

    例？

    这位一直被世俗社会视为怪的女性，终生不曾婚嫁。她二十三岁

    进入岭南大学附属中学求学，随后升入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前后在

    岭南大学读书、任教共三十四年。在二十年代她便以一段肺腑之言而惊

    世骇俗：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立志终身

    从事教育，牺牲个人幸福，以为人群谋幸福。(引自冼玉清1952年9月6日《检讨

    我的封建保守思想》(未刊档案材料))说这话时冼玉清尚年轻，但已概括了自己的一

    生。

    陈寅恪一家的到来，给时年已五十五岁的女教授带来了觅到知音的

    快慰。亲人般的相互照顾与关怀，无论是对大半辈子孑然一生的冼玉清

    来说，还是对惯于漂泊的陈寅恪一家而言，都感受到一种浓浓的人生暖

    意。

    南方的温情，更容易体现在饮食上。陈家主妇唐筼见冼玉清一人过

    日子很清冷，每有美食佳肴，常请冼过来分享或派人送上门去。冼玉清

    有好东西也往陈府送。冼氏的送礼方式体现了典型的岭南民风，喜欢

    讲意头(吉祥意)，多取双数，所有礼物的数目、品种，都很工整地写在

    礼单上，一目了然。出身于世家的唐筼很喜好这类交往。唐筼这种喜欢

    排场的世家派头曾被人作为陈府动态向广东省委有关方面反映。这位

    善良的家庭妇女亦因此而在有关档案中留下了爱慕虚荣这么一个形

    象。这是闲话。

    在五十年代，冼玉清显然参与了陈寅恪的许多家事。大到和校方的

    应对，小到家中女儿在哪里读书、工作，甚至陈家女儿的婚恋等等，冼

    玉清都发表过意见。晚年的陈寅恪虽深居简出，但仍敏于时事，对现实

    有透彻的了解，这与冼玉清总及时地将外间见闻说与陈寅恪分享有很大

    的关系。

    在陈寅恪初次感觉过岭南来便隔天(《庚寅元夕用东坡韵》(1950年))的岭

    南生涯里，历史无法抹掉冼玉清在陈宅活跃的身影!在这里，历史还能更深地透视出陈寅恪与冼玉清长达十数年的同病

    相怜、意气相投有着相似的与深刻的文化背景。

    冼玉清十三岁即入私塾，其启蒙老师是二十世纪初省港澳一带享

    有声誉的陈荣衮。陈荣衮的道德观与文化观给了冼玉清终身的影响。

    陈荣衮，字子褒，光绪十九年举人。同科与陈获得举人功名的，还

    有南海康有为。据说陈子褒的举人放榜名列于康有为之前。在后来康有

    为带头发起的公车上书中，陈子褒也参加了。戊戌变法失败后，陈子

    褒和其他维新人士东渡日本留学考察。此一去，决定了陈子褒的后半生

    志向，认为要救中国需从教育入手，而教育须以妇孺为根本。日本归来

    后陈子褒设帐授业，自号妇孺之仆，致力小学基础教育和平民教育，先后在澳门、香港等地创办子褒学校及灌根书塾等，开一时之教育风

    气。

    在同一时期，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干得更轰轰烈烈。

    1895年，陈宝箴授湖南巡抚一职，在此三个月前，帝都已发生康有为等

    千余名举人痛感朝政腐败、丧权辱国，奋然上书痛陈变法的事件。年过

    六十的陈宝箴，藉此风云际会，怀以一隅为天下倡，立中国富强之根

    基的梦想，在湘省锐意整顿，除弊兴利，举荐维新风云人物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参与湘省的维新运动。一时全国瞩目，风气独标，气象一新。时陈三立随侍其父左右，襄助策划，亲身参与了这场对国与

    家都带来深刻影响的政治变革。可惜，短短的三年时间，对这两位益

    切忧时爱国、等待了大半生欲一展宏图的父子来说，显得是多么的紧

    迫与短暂。1935年陈三立(散原)老人(中坐者)与家人留影。后排右一为陈寅恪

    冼玉清的道德学问、遗世独立，源自她那参与过公车上书的举人恩

    师；陈寅恪的兴亡之叹，则来自他顷刻间功名事业便尽毁的家庭变故。

    1898年9月，百日维新失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陈宝箴以滥

    保匪人罪名被朝廷夺职，陈三立也遭吏部除名，父子两人同被清廷宣

    告永不叙用。时陈寅恪8岁。直到1937年，陈三立伤中华之多难，倭

    寇毒焰正炽而辱不再生，绝食而死，陈寅恪经年关于家仇国恨的兴亡

    情结不但没有化解，相反越加凝重，更因渗透了人生的曲折而具有更

    伤痛的意味。

    陈寅恪与冼玉清的交往，在陈寅恪晚年的生命中，已超出了一般新

    知旧雨的友情，具有一种固有文化并不因时代的嬗变而迷失的相互寻

    觅、互为鼓励的精神。在剧变的社会里，其志节因得以固守带来对生存

    的肯定，从而引起交往双方精神上的欢愉。这一点，对晚年陈寅恪很重

    要。

    其实，互为气类的心灵共鸣，早已在生命的历程上有了伏笔。1941年底，日本军队攻陷香港，香港大学停课，陈寅恪一家愁困港岛，望尽

    天涯路。当时痛失家园而客寓香港的冼玉清，托人给陈寅恪送去价值四

    十港元的军票，陈寅恪没有收下。但这一份情谊久久缠绕了一段很长

    的人生。二十四年后冼玉清不幸撒手人寰，陈寅恪悲痛地写下了一首挽

    诗。诗云，香江烽火犹忆新，患难朋交廿五春(太平洋战起与君同旅居香港，承

    以港币四十元相赠，虽谢未受，然甚感高谊也)。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馆吊诗

    人。二十五个春秋犹年年思赠四十元的往事，可见此事给陈寅恪的印

    象有多深。历史更感兴趣的恐怕是一种相似的气节与品格。日军占领香

    港后，日本驻港总督矶谷廉介欲请冼玉清出面主持香港的文化事业，为

    冼所拒。为免日人纠缠，冼玉清放弃隐居香港的打算，随校迁回内地(见

    冼玉清1960年11月在广东省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与此同时，陈寅恪亦为免日人纠

    缠，不仅拒不接受日军送上门的食物，而且很快也携妻女离港回到大

    陆。

    1952年9月6日，冼玉清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这样检讨和回首自己的

    人生：我向往'贤人君子'的人格，我讲旧道德、旧礼教、旧文学，讲话

    常引经据典，强调每国都有其民族特点、文化背景与历史遗传，如毁弃

    自己的文化，其祸害不啻于亡国；我常游于古迹之间，临风独立，思

    古之幽情，神游超世，这些都是封建保守思想；我最同情自古忠心耿

    耿、而遭谗受屈之人，于是专找这些人的材料而为其表白。(见《检讨我的

    封建保守思想》)

    冼的思想表白，剔除女性所特有的伤逝情怀，几与陈寅恪的人生

    观、文化观无异。晚年的陈寅恪，远离熟悉的北地，远离相随了许多年

    的友朋、学生，在岭南却意外地觅到了洞彻肺腑的知音，这只能感叹是

    天意。在那个思想渐趋一统的年代，像冼玉清如此坦露心迹，说出不

    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有关系，只要是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引自《冼玉清生

    平档案》)这样说话的人，无论是北地还是南疆，都可以说是很少见的

    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句话在陈寅恪南下栖身岭南之际，份量显

    得很重!

    冼玉清的确遗世独立得可爱。她自然被归入封建落后、思想保守

    消极一类人之中。她与陈寅恪的交往，多次被当年的中山大学比喻

    为臭味相投。1958年，在人人过关的交心运动中，冼玉清曾毫无保

    留地交出了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活思想。(引自《冼玉清生平档案》)其一云，'言论自由，处士横议'，是旧名士的习惯。我觉得说说怪

    话，发发牢骚，写写歪诗，事实有之，反党则绝无此心。一生读线装书

    的人，是安分守常不会造反的，希望党相信他们多一点。这段表白，似乎是冼玉清为当时忠心耿耿、而遭谗受屈之人讨句公道话。以陈寅

    恪是冼玉清晚年最投契的挚友这一点去分析，说说怪话，发发牢骚，写写歪诗，事实有之，反党则绝无此心等数语的后面，总难抹去陈寅

    恪绝不同流的孤峭的身影。

    最有意思的是其二，解放后每逢开会，凡叫口号，女子也和男子

    一样高举拳头，我看见这样剑拔弩张，有点不顺眼，认为世界真是变

    了。冼玉清所抒发的尚是一个传统女性的感受，而陈寅恪流露的则是

    更有深意的感叹。1952年陈寅恪在一首题为《男旦》的诗中这样写

    道：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

    读书人。比起冼教授对女子也和男子一样高举拳头而感不满，陈寅

    恪对改男造女的社会风气的嘲讽，已提高到对学人气节、操行的评价

    这一层面上。可以这样说，陈、冼两人当年对改男造女态全新的现

    实，尚有更动情与激烈的横议。

    其三，冼玉清继续表白道，有人检举我去香港传达情报，许多检

    举材料都是私人恩怨而制造的。我认为风俗之良劣，在乎人心之厚薄。

    自检举风兴，人心之凉薄极矣。冼氏委屈之情跃然纸上。

    无独有偶，陈寅恪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这

    样写道：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

    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

    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

    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

    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遵。其

    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

    应付此环境而已。(《元白诗笺证稿》，第82页)

    陈寅恪毕竟是史家，论风习与社会道德之向背，力透纸背。陈、冼两人是否贤者，历史自有定论。陈、冼两人是否拙者，则一目了

    然。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这一句，陈寅恪虽说的是历史，但已有预感地概括了自己及冼玉清们的最终结局。

    陈、冼两人之高谊，在陈寅恪这段话中找到了落脚点。

    在1949年12月，陈寅恪夫妇与冼玉清结伴作了一次探梅郊游后 (此

    次郊游目的地是清代名胜漱珠岗纯阳观，该观因清代经学大师阮元题词而名噪一时，一直是羊

    城文人雅士讲学结社集会之地)，陈寅恪写下题为《己丑仲冬，纯阳观探梅柬冼

    玉清教授》一诗，诗中有这样两句：名山讲席无儒士，胜地仙家有劫

    灰(见《岭南学报》第10卷第2朝，冼玉清撰《天文家李明散与漱珠岗》一文)。陈寅恪借

    名山胜地今昔之盛衰，慨传统文化之世纪浩劫。一个月后，陈寅恪在赠

    与冼玉清的《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的两首七绝中，有一首这样称许冼

    氏--流辈争推续史功，文章羞与俗雷同。若将女学方禅学，此是曹溪岭

    外宗。其时一些新编的中国历史书在文化界大行其道，陈寅恪忽展图

    看长叹息(同题七绝之二中的一句)，对羞与俗雷同的冼氏《修史图》，心

    头充盈着胜地仙家有劫灰般的感叹。

    五十年代的冼玉清，时任岭南大学文物馆馆长陈、冼两人的意气相投，使陈寅恪在晚年固守文化道德、学人气节

    标准的凄苦旅途上，不是一个独行者。这是南土给予陈寅恪在精神上一

    份最特别的温暖!

    3

    岭南大学这块绿洲可以使陈寅恪暂时忘忧，但新时代已经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地来临了。

    在北国，知识分子们感到了新世纪带来的雷霆万钧。

    1949年5月11日，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给胡适

    的一封公开信。陈垣，字援庵，广东新会人。1880年生。陈垣一生著述

    甚丰，是公认的传统史学大师。在该文中陈垣第一次以赞同的口吻提到

    了历史唯物论，并说是自己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1949年后中国史学

    界有南北二陈的说法，南陈指陈寅恪；北陈便是陈援庵。陈援庵

    的公开信，表明史学界也将面临一场巨变，它将令所有治史者在新与旧

    之间作出抉择，而且新与旧的界线，已经非常清晰地划出。

    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内已开始出现批判胡适实

    证主义等旧治学方法的文章。到了1950年，北京学术界开始结合对唯心

    主义学术思想的批判，一些学者公开作自我检查。其中北京大学冯友兰

    及社会学家费孝通等人在报刊上发表的自我批评文章，在学界产生相当

    的影响。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时中国共产党虽尚未夺取全中

    国，但江山易主已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作了一段对

    中国教育文化事业来说相当重要的讲话。毛泽东讲话的大意为：企图用

    粗暴方法进行文化教育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

    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缓进，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改

    造知识分子，不要过于性急……。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全国的二十八所

    教会学校，不要在里头硬性教授猴子变人的唯物主义原理，要有灵活

    性(吴建国等：《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风云录》，第21页，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毛泽东的这段话仅是他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它反映了

    最高领袖对当时中国教育文化界有一个很冷静的分析。以毛泽东这番话

    去分析岭南大学这所教会学校为何在50年代初反而欣欣向荣的更深一层

    的历史原因，答案已不言自喻了。但形势的发展，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同年10月12日，中央政府政务院明令接收影响甚大的北京教会学校

    辅仁大学。这事已宣告所有教会学校在未来的结局。同月，中国人民志

    愿军秘密入朝抗击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全世界开始热切关注东亚地

    区燃起的熊熊战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中国大地蓬勃兴起。

    1952年初，全国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等领域掀起了一个规模很

    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在历次运动中必有的一个程序--人人过关，在这场运动中已见雏形。

    1952年3月6日，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光明日报》发表《自我检

    讨》的长文。陈垣回顾自己曾从政、参加过曹锟贿选，最后看不惯政治

    舞台的污浊，立志潜心学术的人生路，批判了自己在辅仁二十三年中不

    自觉地充当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并表示要在这次运动中跟上

    时代的要求。

    陈垣的文章在学界引起震动。像陈垣这一辈人，几乎无人不与美国

    发生多多少少的联系，很多有建树的学人，都有过赴美留学的经历。

    在广州，控诉声讨美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浪潮开始冲击美丽的康乐

    园。其时岭南大学尚有少数美籍教师还在校内上课，学生们在美国人的

    住宅前集会示威。7月，校内举办大型展览会，内容有庚子赔款培养出

    来的美国洋奴的数字统计等。8月，岭南大学教师人人过关。9月，大

    火烧到学校最高领导人面前。9月9日，校长陈序经在全校师生面前作了

    四个钟头的自我检查，尽管讲到动情处陈序经禁不住热泪纵横，但陈

    序经的检讨不获通过。随后全校师生在宣传阵地上向校长展开了猛烈的

    批判，质问陈序经是怎样忠实执行美帝文化侵略政策的(以上史实参阅岭南

    大学1952年《学习快报》)。

    平心而论，这些批判多少有点捕风捉影。作为一个只想把一生都献

    给祖国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陈序经说得上是任劳任怨。用一个当时批

    判他的观点来形容他执掌岭南大学的特点，那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但

    这个不变不是勾结美帝之心，而是第一是办学，第二还是办学，第三

    依然是办学。

    陈序经最后怎样过关显然不了了之。一个月后，全国高校院系调

    整迅猛开展，在广东，岭南大学、广东法商学院等与原中山大学合并，组成一新的综合性大学。该大学沿用中山大学名称，岭南大学被取消。

    新的中山大学的校址就是原岭南大学的校址。建筑依旧，风景依然。但

    已是换了人间!这是1952年年底的事。

    院系调整结束，明明白自地宣告：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育时代已经到

    来。

    正是在这个时期，有一个老人的经历，第一次给了陈寅恪在处理与

    共产党的关系上至深的影响。

    这个老人就是民国年间有名声的经史小学名家朱师辙。

    朱师辙，字少滨，安徽黔县人。朱氏出自世代书香之家，祖孙三

    代，均是百年间知名的学者。承三代传经，朱少滨精于训诂校勘之学。

    抗战胜利后，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力邀曾任燕京大学教授的朱师辙南来

    任教。其时朱少滨已年近七十。陈寅恪南来广州，朱、陈两人暮年聚

    首，颇有沧桑之感。1951年，陈寅恪在一首给朱师辙的诗中便有如下两

    句，君今饱啖荔支去，谁话贞元七十秋(尝与君论光绪壬午科乡试事)(《送朱少

    滨教授退休卜居杭州》)。朱师辙比陈寅恪大十一岁，若以年龄言，与王国维

    属同龄人。陈寅恪先后与王国维、朱师辙共话贞元事，想来这是与生

    俱来刻下的印痕。

    但朱师辙晚年的命运要比陈寅恪明亮得多。

    1950年，朱师辙七十一岁，当时负责领导广东高校的是有学者风范

    的杜国庠。在这一年的年底，杜国庠派广州历史学会的秘书李稚甫前去

    探访朱师辙，征询其退休后愿到何处安居养老。朱师辙表示愿去杭州。

    杜国庠将此情况汇报给其时正主持广东政局的叶剑英，叶即致电上海市

    长陈毅，请陈予以关照。陈毅便通知浙江省做好安置工作。就这样，1951年秋天，朱师辙怀着对共产党的无限感激，前往杭州。临行前叶剑

    英特地托秘书送给朱师辙两百元作书籍搬运费(据李稚甫回议(1993年12月14日))。

    50年代的杭州西湖，尚有马一浮等名士在此安居养老。

    经历过两个世纪巨变的朱师辙，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给毛泽东写了

    一封信，连同朱氏三代人的著述一齐寄给了毛泽东。不久，毛泽东亲笔

    给朱师辙复了信(见1952年2月16目《人民中大》(校刊))。朱师辙接信后即赋诗一

    首，其中两句云琅函飞下九重天，尧舜都俞在眼前。直把毛泽东比作

    尧舜。毛泽东不知道，这位老人十数年间一直将他复函致意一事牢牢记

    于心间，每每向人说起。

    陈寅恪很羡慕朱师辙的归宿。在1951年送别朱氏择居杭州的诗作

    中，便与对方有如此相约--他年上冢之江畔(寅恪先茔在六和塔后牌坊山)，更和新诗结后缘。两年后，陈寅恪咏《次韵和朱少滨癸巳杭州端午之

    作》，诗中有后来被人引用得比较多的一联：粤湿燕寒俱所畏，钱唐

    真合是吾乡。陈寅恪最后有在杭州归终的打算，恐怕与朱师辙卜居杭

    州后有一个安逸的余生很有关系。

    朱师辙与杜国庠的友谊，还使晚年的陈寅恪第一次接触到一位有着

    高风亮节的优秀共产党人。1950年8月，由杜国庠主持的中国历史学会

    广州分会成立，陈寅恪应邀担任该会委员。这是陈寅恪第一次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学术机构中担任职务。从此，在陈寅恪晚年的生涯里多了一

    段与杜国庠道不同然相知高谊仍在的交往。这是后话。

    朱师辙受礼遇，有很特殊的历史原因。尊老，一向是第一代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一份独特的文化情结。所以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

    治风云中，才有如此反差的一种现象：绝大多数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

    分子需要不断地改造，但少数历经数朝的名士与元老，却一直倍受照

    顾礼遇。典型者有马一浮、章士钊等。可惜，此际年仅六十余岁的陈寅

    恪，尚未有资格进入受尊敬礼遇的元老行列。命运已注定，晚年陈寅恪

    只能是一个总在现实中活着的人。

    新旧时代的交替，表面上看似乎没有给陈寅恪带来太大的影响。即

    使人人过关的思想改造运动，似乎也远离于他。这一点命运很照顾

    他。自从他的眼睛失明后，他在清华园便形成了这样的习惯，除了上

    课，他基本上不参加学校的其他活动。陈序经很了解陈寅恪。将他这个

    习惯延续到岭南大学。所以，五十年代初同样在岭南大学很时兴的政治

    学习、民主生活会一类的活动，陈寅恪一般都不参加。

    在这段政治威力已开始显示的岁月里，陈寅恪仿佛能游离于现实世

    界之外。但政治斗争的无情，在陈寅恪的心头投下了浓厚的阴影。陈序

    经的命运已预示着陈寅恪未来的命运。在1958年的一次会议上，冼玉清

    一段不长的插话，为后人了解陈序经在1952年那场斗争中如何受辱留下

    了一缕痕迹。冼玉清说，群众说陈序经是美帝分子，斗他时斗到他流

    眼泪。我认为应实事求是，诬陷人不好(见广东《统战人物动态》1958年第4

    期)。在流泪的陈序经的身后，无疑站立着流泪的陈寅恪、冼玉清等人。

    1955年肃反运动期间，中山大学一些人捏造所谓有一个岭南(大学)小

    集团，企图夺取中山大学领导权，要陈序经坦白如何笼络岭南老教

    授，阴谋复辟等事。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陈寅恪多次被勒令交

    代与陈序经的关系。唇亡而齿寒。在1952年的秋天，陈寅恪当为流泪的陈序经而伤!一

    年后，陈寅恪饱含伤逝之感撰《论再生缘》，其情感的积淀，可用一句

    成语来形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1953年初冬，陈寅恪转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系主任是他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时的学生刘节。其时陈寅恪南迁已近四年，生命

    正向晚年最灿烂的著述高峰期逼近，滚动的生命岩浆即将喷薄而出。

    在这个再度辉煌的前夕，历史让六十二岁的陈寅恪，再作了一次很

    丰厚的积蓄与准备!

    4

    第二个女性出现了。

    以后的历史证明，没有这份积蓄与准备，陈寅恪晚年的著述，也许

    将是无法想象的另一种样子。

    黄萱，一个很普通但有着不同寻常身世的家庭妇女，很偶然地闯入

    了陈寅恪独特的世界。陈寅恪以其深刻的阅历，马上感觉出这是一个在

    自己余下的生命中可遇不可求的重要合作者。陈寅恪的眼光没有错。

    陈、黄两人写下了人文意义上的一段感人的人生。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令人并不愉快的事需要补述。

    1949年暑假期间投奔陈寅恪的程曦，在1951年的夏天与岭南大学产

    生了严重的矛盾。当时岭南大学实行新的聘任制度，认为自己以讲助

    的身份同教授开一样的课(见《岭南大学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的程曦，要求

    获得讲师职称。这时，容庚任主任的中文系答应聘程为讲师。问题就在

    于此时的中文系已不再聘陈寅恪为中文系教授，而程曦之所以能进入岭

    南大学，是凭着任陈寅恪专任助教的身份这一条件的。程曦若赴中文系

    任讲师，则无疑必辞去陈寅恪助手的工作。故吴宓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

    的记载：知寅恪兄与容庚甚不和，已改入历史系。而曦竟叛离寅恪，寅恪写读各事，均筼夫人代职云云(《吴宓与陈寅恪》，第132页)。吴宓与陈

    寅恪情投意合，难免情感有所偏向，让我们客观地看看这件事的全过程

    吧。

    程曦，1947年12月毕业于燕京大学中文系，随后在史语所担任历史

    组助理。北平和平解放后，在家闲居了半年的程曦，携妻南下广州投奔

    岭南大学请求担任陈寅恪的助手。1951年为讲师职称问题程曦与校方闹

    得不可开交。5月底，学校教务长给程曦的复信中有如下句子，你之所以未改换讲师名义，仅是为了年资问题。

    6月30日，容庚亲自给学校聘任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程曦自

    然是无法看到的，所以容庚在信中言词相当直露，留下了历史的一些最

    原始的面貌。该信原文如下：程曦君乃陈寅恪教授的助教，下学期陈

    教授专任历史系，程君拟请改用历史系名义。且程君身有肺病性情乖

    僻，为保护同人的健康和本系的秩序起见，亦不拟再聘任。前次推荐程

    君为本系讲师函件应即撤销，此致(该信藏广东省档案馆)。

    这封信表明，陈寅恪二十多年来一直在高等学府为中文与历史两系

    合聘教授的历史结束。中文系变卦不聘用程曦，经此一闹，程也不会回

    到陈寅恪身边了。被容庚形容为性情乖僻的程曦去了香港。据香港大

    学人事部记录，程曦是在1951年10月15日正式被录用为香港大学中国语

    言学校的教员(见该校人事部档案)。八年后程曦离开了该校。程曦专长于古

    典艺术及词典史，从他在岭南大学的刊物上发表的诗词及艺术评论来

    看，程曦有一定程度的国学基础。

    还有一件很巧合的事，五十年代前期在陈寅恪身边的一些学生，都

    先后患上肺结核病，有一段时间曾令唐筼忧心忡忡。

    程曦不辞而别，对陈寅恪的影响很大，吴宓称为叛离。这在陈寅

    恪为师授业的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事。陈寅恪从此有一年时间没有专任

    助教协助教学与著述。

    与丈夫共患难二十多年的唐筼，担负起为丈夫备课、抄写文稿、读

    材料的工作。这位一直到离世仍是一名家庭妇女的女性，第一次以能

    干、坚强的形象出现在师生面前，赢得了师生的热爱。

    程曦离走，也使历史政治学系的老师有机会更多地接近陈寅恪。有

    时唐筼心脏病发作，系里的老师便临时充当陈寅恪的助手协助陈上课。

    系里有一位留美博士生曾为陈寅恪读材料抄黑板干了一个多月，竟高兴

    地说，能为陈先生读材料真是莫大的荣幸。这话数年后被用作大批判

    的材料。

    陈寅恪治学的博大精深，论述的缜密与旁征博引，吸引了校内一批

    教授去听课，出现了教师多于学生的现象。中国高等学府中公认的绝无

    仅有的对陈寅恪的一个称呼--教授之教授，五十年代再次在康乐园流

    传，其意为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此称呼三十年代已在清华园被传

    颂。

    在这批慕名听课者中，有一个时年已四十岁的女性。黄萱就这样走进了陈寅恪的世界。

    这是一个黄萱在开始只能仰视的世界。

    她最初是出于好奇去听陈寅恪上课。她只是一名家庭妇女，有两点

    促使她走上了那条许多教授如朝圣般走过的小道：一是她就住在陈先生

    的斜对面，二是她曾受过好几年很严格的古文训练。黄萱的丈夫周寿

    恺，时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经常为陈寅恪夫妇看病，故周、陈两家

    便成为好邻居。

    1952年11月的某日，在医学院教授陈国桢的夫人关颂珊的带领下，黄萱怀着不安的心情踏入东南区十号去见陈寅恪(其时陈寅恪已由西南区52号搬

    至该址居住)。关夫人一向与黄萱相熟，当她知道陈寅恪欲找一助教时，没

    多想便推荐了黄萱(据黄萱回忆(1993年7月23日至27日))。

    一见之下，陈寅恪马上要求黄萱到他身边工作。这位在陈寅恪身

    边工作时间最长的女性，陈寅恪从未能一睹她的真容，但在这个秋日的

    上午，陈寅恪没有犹豫就断定她是自己最合适的合作人选。

    这是一种具有某类历史意味的气质相吸引。1970年3月，造反

    派依然不放过已成灰烬的陈寅恪，再次逼令孤苦无助的黄萱重新交代

    与陈寅恪的关系：怎样与陈臭味相投，怎样与陈用资产阶级的那套

    假平等和旧礼法来相互迎合(参阅《黄萱生平档案》)。无知与粗鲁的造反

    派，倒也触及到了陈、黄两人关系的实质。

    黄萱，福建南安县人。1910年生。其父黄奕住，是二十世纪初印度

    尼西亚赫赫有名的华侨富商。黄奕住一生的奋斗史，是海外华人艰苦拼

    搏发家致富的缩影。黄奕住18岁从福建孤身走南洋再转至中爪哇，用了

    三十年时间成为三宝垄市的华人巨富，名字载入当时的《世界商业名人

    录》(参阅《东南亚著名华侨华人传》黄奕住条，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荷印殖民政府用减免税率相诱，欲使黄奕

    住入荷兰籍，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黄奕住宁愿放弃在印尼已打下的大好

    基础，在1919年他五十一岁这一年，结束了在印尼的大部分生意，将价

    值约三、四千万银元的资金汇回国内，他自己也返回厦门鼓浪屿定居。

    其时黄萱九岁。

    回闽后的黄奕住不失其大亨本色，继续在银行、铁路及厦门市政建

    设、房地建筑等方面投资，一跃而成为厦门首富，鼓浪屿几为黄氏家族

    的天下。黄萱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过着富裕的生活。从懂事起，她便先后在鼓浪屿小学、厦门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年未满十八，传

    统意识很浓的黄奕住便不再让女儿出外抛头露面，用了旧式家庭在家中

    延师设帐的办法，继续让女儿受教育。其时，黄奕住可以捐赠十数万元

    给厦门大学等学校，却坚决反对女儿渡海念书。在鼓浪屿这边的别墅，黄萱犹能隐约望见对岸那边丛林中井然的厦大校舍，但只能徒呼奈何。

    这件事，成为黄萱一生的遗憾。

    鼎盛时，黄奕住曾一下子聘了四个老师辅导心爱的女儿。四个老师

    分别教授国文、英文、音乐等。令黄萱改变下半生命运的是这个时期进

    修的国文。这年是1928年，黄萱十八岁。教授国文的先生名叫鄢耀枢，号铁香，一个在当年略有名气的晚清举人。鄢举人最大的功劳是令深闺

    少女从此对线装书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并将此爱好保持了一生。

    同在1928年，陈寅恪时年三十八岁，担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

    师，声名日隆。

    鼓浪屿是个好地方。枕着涛声，和着终日萦绕不断的音乐声，黄萱

    在家中习国文一修五年。这是很重要的五年，不然，终此一生，黄萱只

    是一个贤良淑德的旧式家庭妇女；陈寅恪在晚年也无从寻找如此有忍耐

    性的合作者。

    二十五岁那年，黄萱与北平协和医学院博士周寿恺结婚。婚后的黄

    萱走着传统女性的人生道路，在家相夫教子。不久，抗战爆发，黄萱随

    丈夫辗转于贵阳、四川等地，流离八年。以至后来在工作之余黄萱与陈

    寅恪谈起抗战时在四川等地的人生之苦，两人深有同感，唏嘘不已。三十年代的周寿恺与黄萱

    1945年5月，黄奕住病逝。他不仅给最疼爱的女儿留下了一笔遗

    产，还以其民族气节给了黄萱很深的影响。抗战时黄奕住坚决不与日本

    人合作，曾避居上海等地。

    1949年，时任上海国防医学院少将教务长的周寿恺，随该院迁往台

    湾。这是一次重大的人生抉择。已到了台湾的周寿恺，显然觉得这个海

    岛不是自己理想的人生归宿，遂从台湾跑回厦门，从此割断了与那边的

    联系。就为此，周寿恺在文革时惨遭迫害，最后活活被折磨至死。

    周寿恺在厦门闭居一年多，其间他多次有机会移居香港，但这位当

    时已有名声的内科教授，已决定后半生留在大陆，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其年四十四岁，在四十年代以其精湛的医术先后为吴铁城、戴笠、陈立

    夫等人看过病的周寿恺，作出这样的选择，对后人考察1949年前后中国

    知识分子对家与国前途的思考，又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

    1950年，周寿恺受聘岭南大学医学院，举家迁到广州。大概这时已

    没有人知道，周寿恺的岳父黄奕住，曾在二三十年代先后为岭南大学捐

    过巨款。黄萱终于在她四十岁那年踏入令人向往的大学校园，一圆当年

    的梦想。

    无法抹掉祖先显赫历史的铭印和与生俱来的名士气质，使陈寅恪一生自觉或不自觉地恪守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准则。这种气质无论

    在他的学术研究里还是待人处世中都留下了刀刻一般的痕迹。详考家

    世风习、历史源流，实为陈寅恪中年后治史一大心得及手法，其运用

    之娴熟与得心应手，每有精论。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曾有

    这样的论述：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

    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

    有极重要之影响……(该书第72页)。陈寅恪是在论史，也是在发心中之感

    慨。它反映出陈寅恪人生观与历史观中的某一层面，它已超越了士族的

    范围，而具有了一种文化的意义。尤其在旧有的传统正被摧毁，新的文

    化道德犹未建立时，这种意韵极显其价值。至于凡山东旧族挺身而

    出，与新兴阶级作殊死斗者，必其人之家族尚能保持旧有之特长，如前

    所言门风家学之类。亦有虽号为山东旧门，而门风废替，家学衰落，则此破落户之与新兴阶级不独无所分别，且更宜与之同化也。(该书第87

    页)深有感于士之自处，虽外来之世变纵极纷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

    或阙也(该书第94页)等等恣意纵横之宏论，也是陈寅恪感同身受的文化感

    叹。这样的见解及气质，在陈寅恪的一些著作中比比皆是：这样的见解

    及气质，也是陈寅恪的人生见解及生命气质。

    门风家学之优美，不仅令陈寅恪在花甲之年觅到了罕有的合作

    者，还使陈自己在几近孤寂的世界里不至太寂寞，除了有相濡以沫的夫

    妻之情外，几乎每天还能感受到舒心雅致的知己友情。

    陈寅恪非常珍惜黄萱的到来。

    在漫长的十三年中，陈寅恪从未向黄萱发过脾气。在岭南二十

    年，脾气怪成了人们对陈寅恪的第二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指陈很厉

    害，懂十几国语言。

    初期的工作，陈寅恪几乎是一字一句地指导还心怯怯的助手。今日

    看来，陈寅恪很懂心理学，初时黄萱一直想打退堂鼓，但陈寅恪的耐心

    及从不苛求，令黄萱许多次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只好硬着头皮慢慢去

    适应。

    以后黄萱才知道，1946年陈寅恪返回清华园时，身边常年有汪篯、王永兴、陈庆华三个助手协助工作。这三人皆一时之人选。陈庆华英语

    很好，汪篯深得老师治史神韵，王永兴的勤恳很为陈寅恪信赖。

    但在这个年代，即使终身难忘师恩的后学，也毫不犹豫地走一条新的人生之路，故黄萱的出现，实在是历史对这位更感孤独的文化老人的

    顾怜。

    图为陈寅恪晚年的居所(二楼)东南区一号全貌。在五十年代陈寅恪将二楼的走廊辟作课堂

    1952年11月22日，中山大学聘任黄萱为陈寅恪的兼任助教。之所

    以兼任，一是黄萱自感还在适应陈寅恪的工作；二是当时学校经费不

    够，只能支付一部分工资。黄萱接受了这个聘任(参阅《黄萱生平档案》)。

    1953年夏，陈寅恪一家搬到周寿恺家的楼上，也即东南区一号二

    楼，于是一道楼梯将两家人更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东南区一号是一幢二

    层楼的洋房，建于1911年。因由美国人麻金墨夫人(译名)捐资六千美元所

    建，故又称为第一麻金墨屋(见《岭南大学档案》，中山大学档案馆馆藏)。从这

    一年的夏天起，陈寅恪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十六年。

    这是一段短暂又弥足珍贵的岁月。带有浓浓旧时王谢人家痕迹的两

    户人家，以礼相待，挚诚相见，人生品味俱同，更因黄萱已为陈寅恪工

    作这一层而有更多共同的语言。芳邻的温磐，人情的温暖，给陈寅恪带

    来了几许快乐。一时小楼成一统，几令人忘却楼外日渐繁嚣的现实世

    界。

    《论再生缘》正是写于这段时期。应该说，这是一部陈寅恪生命情感宣泄得最畅快的奇异之作。

    初期工作交流的艰苦，没有影响陈寅恪的兴致。黄萱初时不太容易

    辨别陈寅恪的口音，陈寅恪竟不辞劳累在黑板上先将语句写出，然后黄

    萱再抄下来。这种最原始的工作方法，1953年底汪篯南下广州探望陈寅

    恪时目睹过，他私下里认为老师的工作效果已不知前(见汪篯《陈寅恪的简史

    及学术成就》)，因为在清华园时，陈寅恪只需口述，助手们便能记录得大

    致不差。其实，精神的愉快使得身体的劳累变得次要；而拥有共鸣，则

    令人文思泉涌。以陈、黄等人之力，用十三年时间完成将近一百万字的

    著述，该是何等惊人的业绩!六万多字的《论再生缘》，前后只用了半

    年时间便完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但生命的快乐对陈寅恪太吝啬了。

    1954年夏，已任华南医学院副院长的周寿恺，要搬到市区竹丝村的

    宿舍。竹丝村距中山大学有十余里，要转两趟公共汽车，来回一次至少

    要花三个小时。黄萱的上下班一下子成为一个大难题。时年四十四岁的

    黄萱，向陈寅恪提出了辞去兼任助教的请求。

    于今仍不易估量周寿恺一家搬离东南区一号给陈寅恪带来的影响。

    东南区一号坐落在康乐园的中区，四周草坪环绕，楼房独立自成一格。

    周家离去，陈寅恪失去的岂止是一个芳邻，陈寅恪失去的还有一份相存

    相依的倚托。陈寅恪人生的孤独，不仅是文化意义上的，从1954年开始

    还意味着是生存环境的。周家搬走后，新与陈寅恪为邻的是时任中文系

    主任王起(季思)教授。王与陈素昧平生。王起第一次接触陈寅恪是在1953

    年，那次学校专门组织中文、历史等文科数系的老师去听陈寅恪讲课，题目是桃花源记。陈、王两家来往不多。1957年之前陈、王两人偶尔

    有诗词唱和，之后则极少交往。王季思比喻为鸡犬之声可闻，而老死

    不相往来(据王起回忆(1993年10月7日))。这大概也是当年知识分子身处的一种环

    境。

    黄萱提出辞职带给陈寅恪的是怎样的感受？

    今天，我们只能从文革期间黄萱被迫交待所谓问题的字里行间，去追寻当年的情景。陈寅恪与黄萱作了一次很伤心也很动情的谈话。出

    乎黄萱意料，一向很尊重她意见的陈寅恪，竟不同意黄萱的辞职：你

    的工作干得不错，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个适当的助教也不容易，那我就

    不能再工作了(引自《黄萱生平档案》)。黄萱在十六年后的追述，字句很平淡，但依然能让人感觉出陈寅恪动了真情。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这一

    句话，深深打动了黄萱，她收回了辞职的要求。

    从此，黄萱开始了很平凡但也很不凡的人生：每天早上七时起挤两

    个小时的汽车赶回南郊的中山大学，九时正坐在陈寅恪的面前开始工

    作；中午一点钟过后工作结束，再挤两个小时的汽车回到市区的家。风

    雨不误。

    有必要指出，巨富黄奕住给他众多的子女留下了巨大的遗产。平生

    极淡薄金钱的黄家大女儿黄萱也能乘祖荫、数十年每月定期均有分红和

    定息收入。所以黄萱完全有条件过很舒适的生活。

    还有必要指出，1954年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汇集了一批广东史学界

    的精英，人才济济，新老教员不下三十人，要找一、两个助教协助陈寅

    恪，那是很容易做得到的事。但陈寅恪还是说出了我要再找一个适当

    的助教也不容易的话。

    黄萱的勤奋与任劳任怨令陈寅恪很满意。四十年后，黄萱的儿子周

    任回忆，有时陈寅恪嘱咐黄萱查找一句话的出处，出处找到了，黄萱仍

    要将该书全看一遍，为的是更深地理解陈寅恪的思路。

    陈寅恪的确很有预见。

    在随后而来的十余年间，各次政治运动都要求助教及青年老师与老

    教师划清界线，并以此作人人过关的标准，无人能幸免。如果陈寅恪

    晚年所找的助手不是黄萱而是其他人，则陈氏晚年著述便无法预料了。

    黄萱的身份，缓冲了陈黄恪与时代不可调和的矛盾。1953年底，周寿恺

    对汪篯说，陈愿意找黄萱做助手，大概是她不会将陈平时的言行往外

    传。周寿恺说对了。陈寅恪选择对了。令后人一直心绪难平的是，陈寅

    恪的预见惊人的准确。

    1955年9月15日，由陈寅恪提出，陈序经亲自承办，中山大学正式

    聘任黄萱为陈寅恪教授的专任助教。同时以此为由说服华南医学院免去

    黄萱医学院家属委员会筹备主任职务。这种职务在当时并非闲职。从

    该日起，黄萱正式成为历史系的教师，开始了她作为一个高校教员的悲

    欢人生。

    黄萱成为专任助教后，工作性质没有改变，名义却变了。以前兼

    任，带有友朋间私谊的成分；专任后，则有为国家工作的台义。陈

    寅恪一家并没有区分这种变化。仍像对待亲朋一般对待黄萱。黄萱每天

    一早赶路，时常来不及吃早餐，便专门在陈家订了一瓶牛奶，陈寅恪总是等黄萱喝完牛奶才开始工作。工作完毕，黄萱也常在陈家吃午饭。

    对历史的怀想，总令人忍不住要作无穷的想象，欲探寻那些应当很

    丰富很细腻的生活场面。但事实上，陈、黄两人每天四小时的工作是相

    当枯燥的。后者的笔触要不断追上前者的思绪。陈寅恪严谨的考证，常

    常是一段写好，后来又发觉不妥，于是便推倒重新再来。有时甚至数十

    个字，也要改动多次。无疑，最能反映陈寅恪心迹的，首推那些由无数

    心血浸出来的著作--尤其在晚年。

    陈寅恪生活开始形成这样的规律：上午至中午为固定的工作时间，下午休息，晚上为第二天的工作作些准备。

    即使在这样刻板的生活中，陈寅恪的人生仍溅出令人惊诧的火花。

    下午与晚上虽为休息时问，但陈寅恪的大脑仍在高速运转：其一，回忆

    上午所进行的工作，发现错漏，第二天马上告诉黄萱补正；其二，对第

    二天要进行的著述谋篇布局；其三，在脑海中搜索以前看过的资料，如

    有欠缺，便派人查找。在这方面，才有时人陈寅恪记忆力惊人的说

    法。陈要核实所需资料，常常是告诉助手在哪本书哪一页便可找到，结

    果十有八九如他所言。

    真难为了这位旷世奇才。在同一个时期同样从事晚年著述，远在大

    洋彼岸的胡适，此时正不失轻松地与他的助手对着录音机在作人生的回

    忆与总结。

    陈寅恪直到死也没有用上录音机。一为大陆当时很少有民用录音

    机，二为陈已养成他口述、助手记录的习惯。

    但大脑日夜疲劳，也为陈寅恪带来痛苦不堪的烦恼，在晚年他已离

    不开安眠药。文革爆发之初，人们首先对陈寅恪要服食进口安眠药，浪费国家外汇进行揭发批判。很多时候，在夜深人静时陈寅恪想好了

    问题准备第二天告诉黄萱，但一觉醒来又忘记了，又要重新苦思冥想一

    番。陈寅恪晚年著述之艰，可见一斑。

    六十年代初，陈寅恪享受一些副食品的补助，有人认为陈整天在家

    很清闲，不知陈寅恪是否听到了这些闲话，有天他突然对黄萱说，其

    实我的脑子每一分钟都在思考问题。80年代后期，已迈入古稀之年的

    黄萱回首往事时，对陈寅恪的这段学术人生呼为惊天地，泣鬼神(据黄

    萱回忆)。短短六字，蕴含着多少生命的雄伟与悲壮。

    还有一些小插曲值得一说。

    1955年黄萱担任专任助教后月薪为七十六元，直到黄萱1973年退休后依然没有改变。

    自从黄萱每天要到中山大学工作后，周寿恺副院长只要有时间，每

    天下午必定到车站接妻子，风雨不改。

    陈寅恪一直让女儿们呼黄萱为周伯母，以示黄萱与自己同一辈

    份。就为这似乎很平常的称呼，黄萱数十年一直感激陈寅恪对自己的这

    份尊敬。

    1955年，陈寅恪借《元白诗笺证稿》一书重印之机，在附记中特别

    指出该书的修订有赖于黄萱的帮助。(见1955年9月文学古籍刊行社版本)这是黄

    萱第一次为学界所知，其名字第一次与陈寅恪联结在一起。

    图为四十多岁时的黄萱。其时黄萱已来到陈寅恪身边工作第三章 晚年人生的第一轮勃发

    1

    人生经过一番调整、积淀之后，将迸发新一轮的热能。好比一把

    琴，经过一轮定位、校音之后，将奏出更美妙的乐章。

    1953年，也即陈寅恪南来广州的第四年，陈寅恪迎来了新的生命周

    期。其生命热能的喷涌，使陈寅恪晚年生命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期。也就

    在他确定将生命定位于这块土地的时候，对历史与人生的阐述，成为生

    命的主旋律。

    1953午夏，陈寅恪病了一场。病中陈寅恪请历史系的同学为他到学

    校图书馆借些弹词小说回来。在借回的这堆书中便有清代女子陈端生所

    写的《再生缘》。黄萱便在陈寅恪病中休养的那些日子为他诵读了这些

    弹词小说。

    积蓄已久的生命感受终于找到了一个喷发口，自此一发不可收抬。

    无论从内外因素看，这一年都应该是陈寅恪的人生有新爆发的一

    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已经过去，学界的政治气氛相对又趋平缓。

    一年后震动神州学界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派及其思

    想体系的运动，此时尚无征兆。其次，黄萱来到陈寅恪身边快近一年，陈、黄相互适应的阶段已经结束。更重要的是，在这貌似平缓的日子

    里，对现实的感触，对学术精神的思考，平静中显沉重，点滴最上心

    头；积六十三年人生的感叹，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这是一个灵魂最躁动、最不安、最宜于思考的季节。

    于是，一篇气如长虹、势若飞瀑的《论再生缘》诞生了。

    这是一篇直到今天依然令一些史家感到不好评说的长文。陈寅恪论

    《再生缘》，其意虽为考据，但实际是一篇淋漓尽致的文学评论。一旦

    冲破史的沉重与凝思，生命的快意有如插上双翅，尽情尽性地在精神

    世界里翱翔。

    四十年后的今天，已不太容易追寻当年陈寅恪是怎样一气呵成地尽

    倾性灵，黄萱又是怎样急速地录下那些滚烫、闪耀着光彩的句子。但论

    文起首那数百个字，足为陈寅恪当年吐出妙语如珠的快意生平刻下了不

    可磨灭的痕迹。探讨陈寅恪这一刻的心境，这一段文字相当重要：

    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及长

    游学四方，从师受天竺希腊之文，读其史诗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

    理，固有远胜吾国弹词七字唱者，然其构章遣词，繁复冗长，实与

    弹词七字唱无甚差异，绝不可以桐城古文义法及江西诗派句律绳之

    者，而少时厌恶此体小说之意，遂渐减损改易矣。又中岁以后，研

    治元白长庆体诗，旁其流变，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

    之体，益复有所心会。衰年病日，废书不观，唯听读小说消日，偶

    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

    此文，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先，兴窈窕之哀思，聊作

    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寒柳堂集》，第1页)。

    这一段不足四百字的起首部分，在平实的叙述中已蕴含着浓烈的感

    情色彩，悲凉之气引而未发。时人多着眼于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

    之生云尔一句，视之为点睛之笔。其实从另一角度而言，恰恰是这一

    句，证明即使兼容如陈寅恪，潜意识中亦向视弹词小说为鄙陋者，即

    使稍稍考证其本末，也只能算是聊作无益之事。不由人感慨历史学

    家心灵深处总有那种欲构建名山大业的使命感!

    但正是这无益之事，却令陈寅恪生命情感喷发，一泻千里，几不

    能收。陈寅恪经历着作家创作、体验的过程，他已不能像治史那样精确

    地把握自己的情感，他把生命的激情，感怀身世的浩叹，全都倾泻于陈

    端生身上，其评价之高，已达到他治史的最高要求--能发历史未发之

    覆，以及代下注脚，发皇心曲。文章早已远远超出了稍稍考证其本

    末的构架。

    这是生命的一次不羁的勃发，当它获得一定的自由时，它突围而

    去，展现了另一种的人生，也更感性地展现了另一种生命的价值以及存

    在的形式。这是《再生缘》的价值，是陈端生的价值，从这个意义说，也是陈寅恪为陈端生代下注脚，发皇心曲最有意义的价值所在。

    若从生命的意义而言，《论再生缘》是陈寅恪晚年生命本质最重要

    的体现。

    其一，当陈寅恪活在他自己所建构的历史人生的世界里，其生命便

    进入一种酣畅淋漓、物我两忘的状态。而在《论再生缘》中，这酣畅淋

    漓表现为一种快意与欢愉。《论再生缘》起文不久，便论述到为人喜

    攀援当时贵势的陈文述。陈文述终因为后人留下了陈端生一些很重要

    的记载，而在陈寅恪的笔下不乏带点喜剧人物的味道：文述所为，虽荒唐卑鄙，然至今日观之，亦有微功足录，可赎其罪者(《寒柳堂集》，第6

    页)。

    陈文述在《论再生缘》中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从不为人所注

    意，但陈寅恪在文中对其人品与文品的某种宽容，则可察陈寅恪活在

    陈端生的世界里的心境。需知，在1953年的现实中，陈寅恪曾毫不掩饰

    地对当时喜攀援贵势，随时势易变的学人，表示其深恶痛绝。

    这种酣畅甚至令陈寅恪在那一刻间忘记了自己是谁，直如一个顽皮

    的少年，其率真直见生命的朴质。如有这么一段文字：句山(陈句山，陈端

    生之祖父)虽主以诗教女子，然深鄙弹词之体，此老迂腐之见囿于时代，可不深论。所可笑者，端生乘其回杭州之际，暗中偷撰再生缘弹词，逮

    句山返京时，端生已挟其稿往登州以去。此老不久病没，递终身不获见

    此奇书矣……今寅恪殊不自量，奋其谫薄，特草此文，欲使再生缘再

    生，句山老人泉底有知，以为然耶？抑不以为然耶？其文势之宕跌，信是陈寅恪一气阿成的，足见其最本质的创作状态。

    其二，也是最主要的一点，陈寅恪绝不是不经意地回顾了他对中国

    文化某些层面的看法。这实在是窥探陈寅恪晚年文化思想的一个不可多

    得的契机。《论再生缘》起首第一段谈到，陈寅恪中岁后广涉唐五代

    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复有所心会。从少时厌恶繁复冗长

    的弹词小说，到中晚年后有所感受，这表明陈寅恪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在晚年仍在发展与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即兴式的。若以《论再生缘》

    成文共耗三、四月光阴为例，则距撰写起首部分数十天之后，陈寅恪再

    次阐述了这一思想变化的痕迹：

    今人所以不喜读此书之原因颇多，其最主要者，则以此书思想

    陈腐，如女扮男装、中状元、作宰相等俗滥可厌之情事。特此类情

    事之描写，固为昔日小说弹词之通病，其可厌自不待言，寅恪往日

    所以不喜读此等书者，亦由此故也。年来读史，于知人论事之旨稍

    有所得，遂取再生缘之书，与陈端生个人身世之可考见者相参会，钩索乾隆朝史事之沈隐，玩味再生缘文词之忧美，然后恍然知再生

    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

    人也。(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寒柳堂集》，第56、57页)

    其年陈寅恪六十三岁，早已是中国一流的学术大师，可谓尚未盖棺

    已有定论，但对认识已有了新发展的传统文化，仍取毕恭毕敬之势，年来读史，于知人论事之旨稍有所得。这稍有所得，实在是一

    个从厌恶其繁复冗长，到益复有所心会的飞跃。

    也因为如此，《论再生缘》蕴含着相当广泛的人文色彩。陈寅恪论

    证陈端生塑造孟丽君这一弹词中的人物，是即其本身之写照。这实在

    是一个很大胆、也很具人格魅力的观点。陈寅恪为陈端生发潜德之幽

    光，也未尝不是借此作某种自身的写照：

    呜呼!端生于乾隆三十五年辍写再生缘时，年仅二十岁耳。以

    端生之才思敏捷，当日亦自谓可以完成此书，绝无疑义。岂知竟为

    人事俗累所牵，遂不得不中辍。虽后来勉强续成一卷，而卒非全

    璧，遗憾无穷。至若禅机蚤悟，俗累终牵，以致暮齿无成，如寅

    恪今日者，更何足道哉!更何足道哉。(《寒柳堂集》，第54页)

    到此，陈寅恪其投入与忘情，浑然忘记了他的本意是对陈端生作史

    实的考证，其伤情之叹弥漫着他感怀身世的人生回顾，其情其性，是一

    个历史学家最可贵的生命之光的闪耀。

    从承平豢养，无所用心……聊作无益之事，以遭有涯之生云

    尔句，到至若'禅机蚤悟'，俗累终牵，以致暮齿无成，如寅恪今日

    者等语，充满了壮士闲处老的悲鸣。暮齿无成，既可视作陈寅恪淡

    薄功名的写照，但更是陈寅恪雄心未泯的心曲。往更深一层，则是陈寅

    恪欲建更辉煌的历史名山，快慰人生的生命躁动与勃发。这也是陈寅恪

    历史理性最核心的所在。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不易索解的问题：陈寅恪心中的有成是什么？

    但仅仅这样理解《论再生缘》，似乎缺了些什么。让我们回过头来

    看看陈寅恪撰写《论再生缘》的过程。

    陈寅恪从9月开始著述，到11月底张罗刻写油印等事，前后只花了

    三个月的时间(汪篯1953年11月底在广州已知道陈正找人刻印《论再生绿》。见《陈寅恪的

    简史及学术成就》)。在这三个月的时间内，陈寅恪的情感明显地留下了一

    条有较大起伏的曲线。陈寅恪因陈端生的遭遇而有感而发的自伤之

    意，绝大部分集中于《论再生缘》的后部分，其中悲凉之感最甚的五

    首七律更附于文章的结尾。它似乎表明，陈寅恪撰写《论再生缘》的

    过程，同样也是陈寅恪对人生与历史不断加深体味、不断触发寄幽

    思的过程。越写，越投入；越写，越忘情。最后，情感的宣泄达到了

    最高峰……。此种情形也许是在历史学家的理性意料之外，而在生命体

    验的情理之中!这就是《论再生缘》说之不尽的一个重要原因。

    2

    《论再生缘》大约在1954年的春季最后定稿。正所谓文字一形成，便不再属于作者自己，而是属于社会。以后该文引发出来的一系列事

    件，是陈寅恪始料不及的。

    1953年11月，陈寅恪便已委托系里副教授端木正的夫人姜凝为他购

    买蜡纸等工具，要刻印《论再生缘》。

    端木正，安徽人。1920年生。194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1947年获清

    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48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国际法专业，1950年取

    得该校法学博士学位。受恩师陈序经的召唤，端木正在1951年秋受聘岭

    南大学，并担任历史政治学系副教授兼代系主任。当时陈序经与文学院

    长王力特别嘱咐端木正，系内主要的工作是好好关心陈寅恪。其实端木

    正与陈寅恪关系的渊源，还可推前至五年前，在1946年冬的清华园，端

    木正已与陈寅恪相识，以后渐多往来。

    从1952年起，时任岭南大学家属委员会主席的姜凝去旁听陈寅恪上

    课。当时岭大家属中未就业者，不少人为学校教材科刻写讲义，按件计

    酬。姜凝既与陈家相熟，唐筼遂与姜凝商议，请姜专门为陈寅恪刻写讲

    义。姜凝答应了。陈寅恪特意请姜凝为自己刻写讲义，除了有一份渊源

    外，还因为陈对刻写的要求甚严格，不能写简体字，格式字形要端正好

    看。《论再生缘》完稿后，陈寅恪仍托姜凝刻写。刻写好后虽交学校油

    印，但陈寅恪一再坚持自付刻写、纸张、印刷等费用。陈寅恪这样说，《论再生缘》不是学校教材，是个人著作。故屡嘱姜凝不要到教材科领

    取刻写酬金(据端木正、姜凝回忆(1993年6月4日))。

    陈寅恪为何一再坚持自印《论再生缘》似是一个谜。此谜更因1958

    年香港友联图书编译所根据油印本出版《论再生缘》一书而染上了很浓

    的政治色彩。因为该书在关于出版陈寅恪先生近著《论再生缘》的

    话一文中有如下语句：自中共以马列主义的教条控制大陆文化学术界

    以后，一般学人已失去思想、研究、发表的诸种自由。除了合乎马列主

    义的教条者外，其余一概视为反动思想、千方百计地加以排斥……陈先

    生对于此在书中一再慨乎言之(文最后落款为友联图书编译所(民国)四十八年六月六

    日)。

    四十年过去了，今日沿着尚有踪迹可辩的历史轨迹去探寻，或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与众多的学人一样，陈寅恪中岁后一大心愿就是能将心血之作付诸

    印梓。在岭南大学四年，陈寅恪很满意的一件事，就是在1950年12月由

    该校中国文化研究室出版了新著《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出版之日不但

    在校刊上登了消息，而且说明在三个月内购书还可给予八折优惠(见1950

    年12月30日《岭大学报》第121期)。《元白诗笺证稿》1950年初版本的内页

    陈寅恪对著作出版的情感，从下面几件事可以窥知。

    《元白诗笺证稿》出版后，每位选修他的课的同学，都可以得到他

    亲赠的一本书，扉页还印上陈的印章。这种做法一直保持到1955年为本

    科生开设的元白诗证史的选修课。该年参加选修课的同学，仍能得到

    陈赠送的一本当年9月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的《元白诗笺证稿》。但与

    时代不合的阴影，早在1952年便给了陈寅恪第一次莫名的打击。

    1951年，中国科学院准备出版杨树达的旧作《积微居金文说》。杨

    树达，字遇夫，知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十年前陈寅恪已为杨树达的著作

    写下序言，评价之高，杨引为肺腑知友。十年后，杨树达仍拟将陈寅恪

    的序言放于卷首。陈寅恪欣然答应。但到了1952年5月，中国科学院编

    译出版局给杨去信称：陈寅恪序文的立场观点有问题(《积微翁回忆录》，第345页)。这无疑宣告了该序文的命运。该年10月，杨树达的《积微居金

    文说》出版，陈寅恪的序文自然被删除。

    所幸陈文在1942年已经刊行，检索这篇题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

    石论丛续稿序》的短文，考察有问题的立场观点，很有意思。

    也许文中最有现实意义的便是这么一段：

    先生少日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共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

    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

    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

    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

    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

    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

    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

    太学。(《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0页)

    这与其说是为杨树达作序，到不如说是陈寅恪因感而发，表达了他

    对为人治学以及文化与时势的遭际的心声，铮铮有凛然之气。

    生民祸乱、国老儒宗、京师太学等等字眼，显然与五十年代

    中国大陆的社会时尚相去甚远。陈寅恪序文的被删，实属必然。这是今日所知陈寅恪在新的社会中感受其立场观点与时代有相当

    大的冲突的第一次。它给陈寅恪带来什么影响呢？

    1952年12月6日，即《积微居金文说》出版后不久，陈寅恪给杨树

    达寄去一信，信云：手示敬悉。大著尚未收到。贱名不得附尊作以

    传，诚为不幸。然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者，今删去之，亦未始

    非不幸也。湖大改组，公何所归？能退休否？弟现仍授课作文，但苦多

    病，恐无相见之日，如何如何？专此奉复，敬请，道安!(《积微居友朋书

    札》，第96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陈寅恪自云语意迂腐，恐怕是当时最贴切的形容，陈寅恪的确对

    世局与个人不可调和的冲突有深刻的洞察。将来恐有累大者，表明陈

    寅恪对自身的判断已超出了一时一事之得失。

    这是一封表达了不少内心真实想法的信。以后随着各类运动的此起

    彼伏，无论从言谈或是通信交往，陈寅恪已经极少在人前臧否人物、褒

    贬时事了。

    在1954年的春天，陈寅恪的确不想将《论再生缘》示人。有一细节

    可供参考：在1956年国家教育部委托高校发出的专家调查表的填写

    中，陈寅恪在存稿情况一栏里这样填写：论文颇多，现正在搜集。

    (中山大学档案馆藏)丝毫没有《论再生缘》的信息。《论再生缘》依然真

    人不露相。在五十年代的大部分岁月里，《历史研究》与《中山大学

    学报》一直希望能刊登陈寅恪的新论文，陈寅恪坚不示人，定有其心

    衷。将来恐有累大者，应当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注脚。其次，在无

    所用心心态下写成的《论再生缘》，在陈寅恪心中一直是以遣有涯之

    生的消遣之作，这未尝不是陈寅恪的一个心曲。十年后，当《论再生

    缘》名满天下(只是名字满天下而国内尚未出版刊行)时，陈寅恪作《再生缘校补

    后序》一文，起首第一句即为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

    笑。戏笔一词，应当不是陈寅恪的自嘲，而是他的某种内心想法。

    这或者是命中注定，《论再生缘》从它流传之日起，就与陈寅恪的

    诗作一样，被现实更多地从政治的角度去阐释与理解，甚至为时势所借

    助，其人文的涵义相反退居第二位。

    3

    1956年8月，时年七十五岁的世纪老人章士钊走进了康乐园。《论

    再生缘》开始出现意想不到的经历。章士钊是肩负着重大使命在赴香港前夕路过广州的。一个月后，《论再生缘》油印本被带到香港。

    生于1881年、比陈寅恪年长九岁的章士钊，是一个很具传奇色彩的

    风云人物。晚清时期他与革命党人鼓吹革命，1903年轰动一时的苏报

    案，在三名当事人之中，章太炎被捕入狱，邹容死于狱中，而章士钊

    则侥幸得脱。其后，在数十年中国现代历史风云中，皆能见章士钊并不

    寂寞的身影。以下几件在历史上很惹人注目的事件，似乎可以勾勒出章

    士钊在不同时期的各个侧面。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办了一本《甲寅杂

    志》，抨击时弊，议论时政，为时人瞩目。十年后，章氏再创《甲寅周

    刊》，封面画上一只咆哮的老虎：时章氏出任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总长，卷入了1925年北平的学运风潮，人称老虎总长。三十年代后，章士钊

    与上海闻人杜月笙来往密切，以大律师的面目出现在上海滩。1932年在

    国民党法院控诉前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犯了危害民国罪的案件中，章

    士钊奋然担任陈独秀的辩护律师。1949年3月，国民党政府派遣张治

    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为国共和谈代表赴北平与共产党谈判，章士

    钊等人被人誉为和平老人。

    终其一生，亦官亦士，亦主亦客，故无党派人士章士钊一生交游

    甚广，在1949年后，章氏在中国大陆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1956年8月7日，带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章士钊从北京乘火车

    南下广州准备赴香港(章氏行程事见有关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在等待赴港的

    这段时间里，章士钊专程到中山大学拜访了陈寅恪。章、陈两人会面，相谈甚欢。陈寅恪将近年所撰新著一一相赠，其中便包括《论再生

    缘》。章士钊一生贤达的名声太大了，掩盖了他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学

    人的另一面。章幼娴诗书，卓具文采，早年东渡日本留学，复至英国攻

    读法律专业。相传辛亥武昌首义消息传至伦敦，章马上收拾行装返国，其时距其将获得硕士学位尚余数月。二十年代末国民党通缉北洋余

    孽，章士钊携妻重返英伦读书，此时章士钊已年近五十岁。

    章士钊独具慧眼，在陈寅恪相赠的数种近著中，觉《论再生

    缘》尤突出，于是诗兴大发，酬以长句。一年后章士钊在香港印了

    一本《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诗集，以纪念1956-1957年广州、香港之

    行(见香港《大人》杂志第38期第2页)，诗集收录了这首七律。诗云：

    岭南非复赵家庄，却有盲翁老作场。

    百国宝书供拾掇，一腔心事付荒唐。

    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独是故人来问讯，儿时肮脏未能忘。

    诗中第一、二句典出南宋诗人陆游在七十一岁时所作的一首绝

    句：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

    蔡中郎。该典并非章士钊活用，实为陈寅恪之感叹无疑。在《论再生

    缘》的结尾，陈寅恪悲伤写道，自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务观赵庄

    之语，竟'蚤为今日谶'矣(《寒柳堂集》，第76页)。欲明陈寅恪之悲，需先

    解陆务观之句。陆游作此诗时遭贬闲赋已有六年之久。诗中描述盲目艺

    人在古风依然的赵家庄说唱身后是非谁管得的蔡邕故事。蔡邕，又名

    蔡伯喈，东汉人，灵帝时为中郎，献帝时拜左中郎将，世称为蔡中

    郎。据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载，宋光宗年间已有蔡邕弃亲背妇

    为雷震死的剧目上演。时人附会剧中人蔡伯喈为东汉年间的这个著名

    的历史人物。所以陆务观有身后是非谁管得之叹。古典虽解，今

    典仍朦胧。负鼓盲翁一典，在陈寅恪晚岁诗篇中多次出现。陈寅恪

    对陆游此绝句感触独深，当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心事在。章士钊效陈寅

    恪之法，以古典、今典入诗赠与陈寅恪，可知1956年陈、章两人这次见

    面倾谈之深。

    陈寅恪在这个夏日对故人来问讯的章士钊表示了十二分的热情。

    唐筼亲自下厨置酒招待。这些在章士钊另一首《和寅恪六七初度，谢晓

    莹置酒之作》的七律中有所反映。章士钊诗中懒与时贤论短长一句，说明章士钊对陈寅恪在五十年代前期的情况有相当的了解。

    陈寅恪晚年到底与章士钊有过几次见面今已不易考证，但每次见面

    均作密谈则当年与陈寅恪来往密切者已有所闻，只是密谈的内容无人知

    晓。

    9月，章士钊抵达香港。这是章士钊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以半公开

    的特殊统战使者的身份在香港露面。在台湾、香港等地的上层圈子中

    引起反响。《论再生缘》油印本也由章带到香港。

    两年后，1958年12月号的香港杂志《人生》登出署名余英时的文

    章，题目为《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文中主要观点为：而尤

    足以显出陈先生对极权统治下学术文化状态之反应者，则为书中论思想

    自由之文……(见该杂志第27页)。1959年，友联图书编译所将《论再生

    缘》排印出版。至此，陈寅恪这篇文章传播海外，议论纷纭。大多数

    海外人士认为《论再生缘》充满了家国兴亡的感慨，随处可见家国

    兴亡哀痛之情感。其时大陆三面红旗等政治运动开始给国民经济造成恶果，台湾的国民党开始构想反攻大陆的美梦。这些无法抹掉的时代

    背景，令人们眼中的陈寅恪所抒发的家国兴亡感慨，具有很浓的现实

    政治色彩。

    1960年，香港出版《论再生缘》的消息传回大陆。香港《大公报》

    一记者将该书送了一本给学校党委书记冯乃超。校方这时才重视这

    篇饶有深意的长文。在此之前，《论再生缘》一直未引起太多人的注

    意：一，理解该文，需要有相当程度的文史基础；二，在当时中山大学

    一些人的印象中，陈寅恪最可批判的地方，不过是顽固的资产阶级立

    场。

    其实，中山大学早于1953年便已知道陈在研究《再生缘》。该年汪

    篯南下访师时已向校方汇报过此事。翌年学校教材科油印《论再生缘》

    一稿共得一百零五本，其中一百本交陈寅恪，五本教材科留下存档。更

    有一事，陈寅恪晚岁曾一度非常喜爱的一位学者，时任历史系副主任的

    金应熙，在五十年代中期便对《论再生缘》推崇备至，对文中的一些段

    落及诗句背诵如流。

    但现实政治是相当敏感的。校方开始严厉追查《论再生缘》究竟如

    何流出境外。中山大学一些有可能接触过该文的人都受到审查。最后由

    唐筼说出可能是章士钊带出境外方不了了之。章士钊的能耐的确可通

    天，1960年7月29日由他提议，中央有关部门批准，陈寅恪、沈尹默、商衍鎏、徐森玉四人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时章士钊为馆长。商

    衍鎏，曾是光绪甲辰科探花；徐森玉，时任上海文管会主任)。陈、沈两人皆为章士

    钊的挚友。不知何故，这次聘任没有发薪水，连聘任书也没有发(此据中

    央文史研究馆工作人员回忆(1993年9月24日))。章士钊曾向陈、沈等人发出到京任职

    的邀请，但陈寅恪与沈尹默都没有晋京上任。这是题外话。

    一向避离世俗的陈寅恪是敏感的。在中山大学追查期间，他不但

    只让黄萱将油印本《论再生缘》亲手交给校方，含送交审查之意，而且

    唐筼代表陈寅恪亲自向冯乃超作了说明。冯乃超即表示，出版的话无

    非想挑拨陈和党的关系，党信任陈寅恪，不会让别人挑拨得逞。(见

    1962年《陈寅恪小传》(未刊档案材料))

    其时，距郭沫若突然对《再生缘》发生兴趣，不久发出一轮密集型

    的研究排炮还差一年的时间。

    距陈寅恪1953年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亦悠悠七载。头上添几许白发，心灵走过多少曲曲折折的路。将来恐有累大者，竟不幸

    而言中。

    4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暂时中断紧接而来的历史时空，提前叙述七年

    后《论再生缘》溅起的又一朵浪花。因为这是《论再生缘》无法割断的

    生命之链。

    1960年，中国科学院院长、被誉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山

    祖的郭沫若，突然对《论再生缘》及陈端生产生了极浓的兴趣。

    从郭沫若掩饰不住的兴奋以及在短短的时间内花去大量精力来看，郭沫若不会早于1960年第四季度才看到《论再生缘》一文。(据王继枉、童炜钢《郭沫若年谱》第262页载，(12月)初旬，经金灿然介绍，看了陈寅恪著《论再生

    缘》。)

    惺惺惜惺惺，充满了诗人激情的郭沫若，被《论再生缘》深深打

    动，他竟惊讶于陈寅恪对陈端生评价之高，并且毫不掩饰地说，读了

    《再生缘》原著，竟使我这年进古稀的人感受到在十几岁时阅读《水

    浒传》和《红楼梦》那样的着迷(《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1961年8月7日

    《光明日报》)。从本质上说，郭沫若永远是一个感性的学人。他写下此

    等文字时似乎早就忘记了三年前他对资产阶级史学家陈寅恪作过毫不

    客气的评价。

    从1960年底算起，到1961年底为止，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郭沫若

    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研究《再生缘》以及校订该书准备出版上。在三百

    多天里，郭沫若还先后访问过古巴、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可谓国事

    与行政事务繁杂。郭沫若再度燃起冲天的激情，反证陈寅恪的《论再生

    缘》，抒写的正是可贵的生命意识的乐章。

    《再生缘》一书，用陈寅恪的话来说讲述的是古代女扮男装、中状

    元、作宰相这类俗滥可厌之情事，用当时的术语来说是很难借这类题

    材达到借古喻今的政治目的。缘何郭沫若会有如此大的兴趣，在《论

    再生缘》的基础上再度发挥？

    从1957年开始，集文化人、和平使者、国际知名人士兼中国人大领

    导人等等头衔于一身的郭沫若，长年累月几乎有一半的时间花在出国访

    问、开各类会议、到各地参观视察等等事情上。本质仍是个学人的郭沫

    若，在这几年只能将创作的欲望宣泄在出访途中大量的即兴诗上，以及可以根据大胆想象而构建的艺术味浓郁的历史剧上。《蔡文姬》、《武

    则天》等剧正是创作于这段时期。与他的文学才能相比并不逊色的治史

    才华，因为难以安下心来，在这几年竟无突破性的创造。

    这或者能为人们理解郭沫若突然爆发出十二分的热情，倾洒在陈端

    生身上提供另一种思考的角度。

    与四十一年前喊出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

    了……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郭沫若选集》第二卷，第35、36页，四川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等著名诗篇相比，刚迈入古稀之年的郭沫若，其热情

    仍是爆炸式的：

    1960年12月23日，郭氏率团出访古巴，在飞行途中犹在翻阅和校订

    《再生缘》。在古巴期间，仍不忘致信国内的秘书，谈《再生缘》等

    事。

    1961年2月至4月，郭沫若检看各类《再生缘》的刻本。

    5月4日，郭沫若第一次在《光明日报》撰文，全面评价《再生

    缘》。这篇题为《<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的论文，字数

    一万三千多，它显示了郭沫若一出手即作重锤出击。该文中有陈端

    生的确是一位天才作家、《再生缘》比《天雨花》好。如果要和

    《红楼梦》相比，与其说'南花北梦'，倒不如说'南缘北梦'(《郭沫若古典文

    学论文集》，第8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等语。评价之高，立即引起学界

    注目。七年前已写成的《论再生缘》，大陆学人仍无缘一识。但郭沫若

    5月4日发表的这篇长文，为关注陈寅恪的学人提供了一个信息，人们这

    时才知道陈寅恪写了《论再生缘》一文。二十多年后郭沫若为学界一些

    人所诟病的，是郭氏在该文中似乎不经意地提到陈寅恪和《论再生

    缘》，而且用了挑剔辩驳的口吻。

    6月8日，郭沫若第二次在《光明日报》发表《再谈<再生缘>的作者

    陈端生》一文。距第一篇文章发表刚好三十五天。

    6月29日，第三次在《光明日报》发表《陈云贞<寄外书)之谜》，再次考证陈端生的身世。

    8月7日，第四次在《光明日报》发表《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

    本》一文，叙述了校阅《再生缘》一书的经过。令人惊讶的是，在这第

    四篇文章中，郭沫若用很优美的文字称许陈寅恪的功劳。语

    云：《再生缘》之被再认识，首先应该归功于陈寅恪教授。我没有想出：那样渊博的、在我们看来是雅人深致的老诗人(指陈寅恪--引者注)却

    那样欣赏弹词。在以后的叙述中，人们将可以看到。那样渊博、雅

    人深致等语句由郭沫若说出，时代开的是多么大的玩笑。

    10月5日，郭沫若第五次在《光明日报》发表《有关陈端生的讨论

    二三事》一文。

    10月22日，第六次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陈云贞<寄外书>的一

    项新资料》。

    11月5日，郭沫若开始了长达四个多月时间的休养、游览、寄情山

    水的闲适生活。这一天，郭沫若在杭州参观了陈端生的出生地--句山樵

    舍。睹物伤人，历史的尘埃仍无可辨认，郭沫若写下了一诗，有樵舍

    句山在，伊人不可逢句。

    1962年1月2日，郭沫若在《羊城晚报》发表《读了<绘声阁续稿>与

    <雕菰楼集>》一文，就陈端生及有关《再生缘》诸问题再次表明自己的

    观点。

    至此，郭沫若费时一年多对《再生缘》的考证与评价告一段落，注

    意力已转移。在这一年多的研究中，郭沫若除了赞成陈寅恪对《再生

    缘》及作者很高的评价外，主要对陈端生的身世的一些细节提出了与陈

    寅恪不同的意见。并对自己的观点作了多次阐述。

    郭沫若行文的潇洒及当时史学界言论很单一的背景，令郭氏的系列

    文章哄动一时。不但学界不断有讨论文章加入，而且《再生缘》骤然成

    为文化界的一个热点。《再生缘》在旧戏曲中早就被改编过，名字很

    多，最常见的一出戏名叫《孟丽君》。六十年代文艺界有喜欢追随史学

    界热点的风习，故旧戏《孟丽君》一时受宠，各地戏班纷纷改编上演。

    此可视作郭沫若推广《再生缘》的功劳。

    但历史的沉思，并不因郭氏兴趣转移而划上句号。这两位都无愧于

    现代中国史学大师称号的学人，他们在研究同一历史题材时所经历的不

    同遭遇，实令人叹息不已。

    陈寅恪考证《再生缘》本末，所引史料与考据。主要凭脑海的记

    忆去检索，然后派助手到学校图书馆借阅，最劳师动众的也不过是请外

    地的学生帮助提供一些刊本。七年后郭沫若想弄清楚陈端生的一些问

    题，几乎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如1961年4月，在北京图书馆

    的协助下，郭沫若在郑振铎捐赠的藏书中找到了一本《再生缘》的海

    内孤本，郭即将其与流行的道光刊本核对研究。郭氏文章登出后，全国各地不断有人为郭提供新资料。

    历史最容不得假设，但人类对历史作反思时往往最喜欢提出假设。

    如果陈寅恪拥有同样的研究条件，将会怎样？

    至于郭沫若能够在半年时间不到的情况下，在一家全国学术界最为

    关心的报纸上，以排炮的方式对某一历史现象发表一连串文章，则更

    是陈寅恪望尘莫及的了。

    以陈寅恪的学术地位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他应当有资格拥有最好

    的条件去作研究，其成果应当引起全社会的注目。但历史中的陈寅恪无

    缘得到这些，他走着一条孤寂的路。

    只有一个空灵的声音在历史幽深与漆黑的长空中永恒地回荡：古来

    圣贤皆寂寞!

    陈寅恪不一定是圣贤，但陈寅恪真的很寂寞!第四章 向北京关上了大门

    1

    对于一些关键的历史来说，一年等于很多年。

    时代总有自己的运行方式，它总要将一些人、一些事纳入自己的轨

    道。顺之者则合潮流，逆之者则产生所谓的历史悲剧。最能令人一咏三

    叹的，是有时实在无法分清究竟是人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

    在被传统的中国人称为旧历癸巳年的1953年，对于陈寅恪来说，的

    确发生了不少不同寻常的事情，以至不能不在这一年徘徊、流连，细辨

    每一声历史在宇宙天籁发出的轻微的叹息声。

    癸巳年，一年等于好几年。

    沉寂往往是风雷激荡的前夕。毛泽东于1950年6月撰写的那篇著名

    的《不要四面出击》雄文中所描绘的理想目标--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

    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

    改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23页)--在癸巳年开始实现。大批知识分

    于接受了马列主义，接受了新的思想教育，共产党对知识界的领导开始

    发挥作用。

    以史为镜，是中国历朝吸取江山更替教训的最好法宝。对史情有

    独钟的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后，在政治、经济等压力稍为减轻的时候，便不自觉地对这个于智者来说充满了迷人色彩的领域，投入浓厚兴趣的

    关注。考察1949年以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人们会发现，在好几次重大

    的历史抉择前夕，总能在史学界隐约辨听出毛泽东在这里发出的新声及

    前奏。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1953

    年，这个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及尹达等人组成(见1986年第4期《历史研

    究》载刘大年回忆文章)，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担任主任。当时陈伯达的

    身份很奇特，他兼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职，身为院长的郭沫若反而要

    接受他的领导。这份名单，基本上囊括了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

    学的权威人士。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广东的杜国庠也是委员会成员之

    一。这样，陈寅恪成为这一年筹办的《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并愿意在该刊物第2期上发表《论韩愈》一文，历史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比

    较合理的解释。

    在1953年10月，历史研究委员会作出了几项重大决策：尽快在中国

    科学院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创办一份代表新时代历史研究最高水平

    的刊物《历史研究》。目的是要确立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

    位。两个月后，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撰文，特别指出：学

    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见《发刊

    词》)，迎接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陈寅恪被纳入时代运行的轨道。

    在即将设立的历史研究所三个所的所长名单中，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斓三人分别出任一所(也称上古史研究所)所长、二所(也称中古史研究所)所长

    及三所(也称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现代中国史学界人才济济，名家辈出，更有新史学家领一时之风

    骚。从身体条件与对时代的顺应而言。比陈寅恪更适合担任所长职位的

    人很多，是谁还能感觉出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陈寅恪的存在？今日已无从

    知晓其中的详情，但这一点已经变得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时代需要陈

    寅恪随其运行。

    不过，这时陈寅恪独立的生命世界在岭南已重新构建完毕，生命意

    识在这重构的世界里再度勃发。历史出现了它永远不忍看的时代与个体

    生命不可调和的撞击与冲突。这种冲突在历史的星空中留下了多少悲歌

    与千古绝唱。

    自进入1953年以来，北国便不断捎来信息，政府希望陈先生北

    返。陈寅恪称为北客的北京来人，也不时借路过广州之机劝陈寅恪

    重返北京。早在北平和平解放不久，清华园的一些弟子便寄信来劝恩师

    重返清华。这种亦私谊亦关怀的劝说，陈寅恪并没有看得很认真，但一

    个劝字，历史已很朴质地点出了陈寅恪对北返的态度。

    终于，一个肩负使命的人在这个对候出现了。他的出现，意味着劝

    陈寅恪北返的行动达到高峰；他的出现，也意味着共产党在全国学界最

    高层的领导，第一次正式表达对陈寅恪的尊敬和对陈寅恪学术地位的肯

    定。

    这位带有私谊色彩兼学生身份现身的使者，身怀两封沉甸甸的信

    件，兴冲冲地踏上了南下的旅途。他就是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篯。他是怀着志在必得的心情上路的。

    1951年陈寅恪夫妇与三个女儿拍下这幅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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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篯也许没有想到，他身上的两封信，他要完成的使命，使他此

    行爱徒探视恩师的温馨色彩荡然无存。而正是这种色彩，历史才会挑中

    这位无论从辈份、地位都不足以与陈寅恪作正式对话的其时才三十七岁

    的后学充当使者。汪篯更没有想到，一别四、五年，自己已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恩师也发生了变化，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变化。

    这是一位很可爱、但最后无法逃脱悲剧命运的知识分子。

    生于1916年的汪篯，在陈寅恪研习隋唐史的弟子中恐怕要算才华相

    当突出的一个。1931年，作为一个铁路工务员之子，汪篯考入了名校江

    苏省立扬州中学，1934年升入清华大学，其读书的天赋得到尽情的发

    挥。清华校风显然对他的人生有重要的影响：终身做一个学术研究的

    人。1938年他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推荐留在西南联

    大跟随陈寅恪从事研究，并享受史语所傅斯年专门批发的每月三十元

    的津贴补助(引自《汪篯生平档案》)。

    这是汪篯第一次正式跟随陈寅恪对隋唐史作研究。陈寅恪成为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的学问，他的某些人品道德，无不深深打上了陈

    寅恪的烙印。一年后汪篯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47年，汪篯重新

    回到陈寅恪的身边，直到陈寅恪离开北平时为止。

    汪篯的才华表现在他二十二岁时开始追随陈寅恪，用了数年时间拼

    命钻研陈的治史方法。抗战期问汪篯所写的一些论文，已明显地看出陈

    寅恪的影子。这位未到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开始微露头角。在他三十一岁

    那年，他作出了一个奠定了他以后学业基础的决定，他从吉林长白师范

    学校回到北平，在尚未受到任何单位聘用的情况下来到陈寅恪身边，与

    王永兴、陈庆华等协助陈寅恪著述。半年后北京大学才聘用汪篯，并派

    他去清华大学当陈寅恪的助手。由北京大学聘任却到清华大学工作，这

    不能不算是一件很奇特的事。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汪篯朝夕陪伴着陈寅恪，吃住都在老师家中。

    他的人生经历有一点与老师相似，都是年近四十才成家。

    显然，这两年汪篯已得陈寅恪治史方法的真传。据陈寅恪其他弟子

    的回忆，这时期汪篯不仅协助陈著述与修改书稿，而且能提出自己的意

    见，有一些意见还为陈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