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六百年

    ——土耳其帝国的兴衰

    [英]帕特里克·贝尔福 著

    栾力夫 译

    中信出版集团目录

    序幕

    第一部分 帝国的黎明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二部分 新拜占庭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三部分 帝国之巅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四部分 衰败之种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五部分 死敌俄罗斯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六部分 改革的时代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七部分 末代苏丹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后记

    附录 奥斯曼帝国君主列表

    参考书目1

    人物肖像

    People of the Empire奥斯曼(约1299—1323在位)，帝国的创始者，土耳其之父。他统治下的奥斯曼土

    耳其人国家还是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一块弹丸之地。不过，传说在奥斯曼的梦里，世界成为一枚戒指，欧亚两个大洲、地中海和黑海两片大海簇拥着君士坦丁堡，幻

    化成戒指上两块蓝宝石和两块翡翠簇拥着一颗钻石，戴到了奥斯曼的手上。征服者穆罕默德，即穆罕默德二世苏丹(1451—1481在位)。1453年他毁灭了存在

    一千余年的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自此定都伊斯坦布尔，真正成为两洲两

    海的主人。这幅肖像是受到穆罕默德特别邀请的威尼斯画家詹蒂莱·贝利尼所画。

    从14世纪到17世纪，土耳其近卫军是一支在欧亚大陆所向披靡的军事力量。这是一

    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超前于时代的专业化军队。这支部队的标志是汤锅和勺子，军

    官的头衔名称也都来自厨房。图中从左到右依次是“送水使”、两位“厨师”、主

    厨——虽然这么称呼，但是他们都是真正的近卫军军官。定都伊斯坦布尔之后，征服者穆罕默德设计了一套影响整个帝国历史的宫廷及政府

    制度。本图显示了奥斯曼苏丹的几个贴身侍从职位，从左到右依次是：黑宦官总管

    (负责管理苏丹的皇宫及后宫)、苏丹本人、掌剑官(他手中拿的是“奥斯曼之

    剑”，相当于奥斯曼帝国的尚方宝剑)、內侍总管。冷酷者塞利姆，即塞利姆一世(1512—1520在位)，征服者穆罕默德之孙。奥斯曼

    帝国在他的统治期间极大拓展了疆土。他的大军冲出了小亚细亚半岛，征服了叙利

    亚、红海两岸和埃及。他将伊斯兰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纳入了帝国的保护之下，同时

    从埃及的统治者那里夺走了哈里发的头衔，使奥斯曼帝国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绝对领

    导者。苏莱曼一世(1520—1566在位)，史称苏莱曼大帝，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著名的

    苏丹。奥斯曼帝国在他的手上达到了鼎盛，成为欧亚两洲首屈一指的军事和外交强

    权。苏莱曼大帝一生钟爱他的皇后罗克塞拉娜，两人的爱情留下了很多民间传说。

    然而，罗克塞拉娜权倾朝野，也开启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延续一百余年的后宫干政

    时期。在巴洛克风格的奥地利画家卡尔·安东·希克尔的描绘中，苏莱曼和罗克塞

    拉娜的爱情少了皇室的威严，多了唯美暧昧的气息。改革者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在位)，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先驱者。16世纪苏

    莱曼带来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代，从那之后，权力的天平就开始向欧洲倾斜，奥斯

    曼却走上了下坡路。帝国内部的制度和观念逐渐陈旧，外部不断受到神圣罗马帝国

    和新兴的俄罗斯帝国的挤压。马哈茂德克服内外阻力，将帝国带上了现代化改革之

    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1876—1909在位)的统治时期正是欧亚国际局势最风

    起云涌的时代，然而这位苏丹也是帝国历史上最抱残守缺的苏丹。他对内压制改

    革，建立集权高压统治，残害少数民族，对外推行消极的外交政策。帝国领土在他

    的统治期间大幅缩水，土耳其也获得了“欧洲病夫”的绰号。1909年，他的统治被

    青年土耳其革命推翻，奥斯曼帝国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

    2

    帝国外交

    Imperial Diplomacy

    波兰画家斯坦尼斯拉夫·赫莱博夫斯基(1835—1884)的画作《被帖木儿囚禁的巴

    耶济德》。画中躺在简陋小室中的是成为俘虏的巴耶济德一世(奥斯曼帝国的第四

    位苏丹，1389—1402在位)，而画面正中趾高气扬者是帖木儿。此时的耻辱，与巴

    耶济德一世年轻时的功业形成了鲜明对比。巴耶济德曾征服了欧洲的大片土地，粉

    碎了一场反抗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最后却败在帖木儿手上。奥斯曼帝国差点成

    为被蒙古铁蹄摧毁的众多国家之一，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匈牙利国王亚诺什·西吉斯蒙德·佐波尧(跪于紫色垫子上者)觐见苏莱曼一世苏

    丹。苏莱曼亲率大军征服了重镇贝尔格莱德(今塞尔维亚首都)和布达(后发展为

    今匈牙利首都)，并围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把奥斯曼帝国国界推到了中欧的大门

    口。征服匈牙利后，苏莱曼让匈牙利国王成了自己的附庸。苏莱曼晚年直接和间接

    掌握的欧洲领土，大致相当于如今法国和英国国土的总和。16世纪，为了遏制神圣罗马帝国日益壮大的力量，位于它东西两侧的奥斯曼帝国和

    法兰西王国秘密结成了同盟。由于当时奥斯曼帝国被视为整个基督教世界共同的敌

    人，法土同盟被称为“亵渎神明的百合花与新月的结合”。尽管如此，法国和土耳

    其的盟友关系竟然断断续续持续了3个世纪之久。这张图是今人把结盟双方——法国

    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和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一世苏丹——的肖像画拼合而成的，竟产

    生了一种奇特的和谐之感。两幅肖像据说都出自威尼斯著名画家提香之手。18世纪初奥斯曼皇宫中欧洲使节觐见苏丹的场景。图中右边穿金色衣帽者是前来觐

    见的大使。头上包着高耸的头巾的，都是奥斯曼宫廷内侍——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

    到，除了大使之外，使团里的每一个人都被一左一右两个奥斯曼内侍握住了双臂。

    该画作藏于佩拉美术馆。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各参战国在巴黎签署和约。一如这幅画的构图所暗示

    的，克里米亚战争是一场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联手对抗俄罗斯帝国的战争：坐

    在前排的四个人从左至右分别是俄国女皇特使的阿列克赛·费奥多罗维奇·奥尔洛

    夫伯爵(Aleksei Feodorovic Orloff)，法国外交大臣、拿破仑私生子亚历山大·

    科伦那—瓦莱斯基公爵(Alexandre Colonna-Walewski)，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

    勋爵(Lord Clarendon)，奥斯曼帝国大维齐尔穆罕默德·艾敏·阿里帕夏

    (Mehmed Emin ?li Pasha)。显然，奥斯曼帝国此时的国际地位只相当于一个待在

    边上的次要角色。整个19世纪，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发生了四场大战，大约每过20年左右就有一场俄土

    战争，其中土耳其只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取得了防御性的胜利，其余三场战争都败给

    了俄罗斯。在18和19世纪，俄罗斯帝国的扩张被视为欧洲均势的重大威胁，对奥斯

    曼帝国生存空间的挤压尤其严重。名画《拿破仑一世及皇后加冕典礼》作为一个肩负政治任务的艺术品，里面充满了

    严谨的政治细节。注意这位戴头巾的观礼官员，他就是时任奥斯曼帝国驻法国大使

    穆罕默德·赛义德·哈莱特。奥斯曼帝国堪称欧洲强权兴替的最好见证者。它在近

    代两个世纪中虽然日益贫弱，却见证了自己曾不可一世的敌手——威尼斯共和国、神圣罗马帝国、殖民帝国西班牙和俄罗斯帝国——一一覆灭。

    19世纪末，土耳其和德意志帝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德国极大帮助了奥斯曼帝国的军

    事现代化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土耳其面临的外交孤立使其与德国结成

    了攻守同盟。图为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1917年访问土耳其时，与苏丹穆罕默德五世

    同车的合影。一年之后，两个帝国双双战败投降。

    3

    政史记忆

    Markers of the Ottoman Past从14世纪起，奥斯曼帝国在各个被征服的地区征募条件合适的男孩成为近卫军战

    士。他们的唯一使命就是服务苏丹，他们的一切都仰仗苏丹，苏丹则付给他们高于

    其他军人的待遇。被选中的男孩都有着出色的活力、体格和智力，随后还要经受严

    格的训练，让他们服从铁一样的纪律，并且适应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哦，诸圣立在神的火中，如立在有镶金壁画的墙上，来吧，从圣火中，盘旋转动，且教我的灵魂如何歌唱。

    将我的心焚化；情欲已病重，且系在垂死的这一具皮囊，我的心已不识自己，请将我纳入，纳入永恒那精巧的艺术。

    一旦蜕化后，我再也不肯

    向任何物体去乞取身形，除非希腊的金匠所制成

    的那种，用薄金片和镀金，使欲眠的帝王保持清醒；

    不然置我于金灿的树顶，向拜占庭的贵族和贵妇歌咏

    已逝的，将逝的，未来的种种。

    ——W. B. 叶芝 《驶向拜占庭》(余光中译)奥斯曼帝国的达达尼尔海峡巨炮。这门巨型火炮铸造于1464年，口径635毫米(小于

    745毫米口径的乌尔班大炮)，长5.2米，重16.8吨，可将300千克的石弹射出1.6公

    里。这门炮在铸成之初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大武器。但是到了1807年，作为拿破

    仑盟友与英国陷入敌对的奥斯曼帝国，还在用它轰击英国的舰队。

    图为古书插图描绘的罗得岛上的罗得城。罗得岛是东地中海靠近土耳其本土的一个

    岛屿，在陷落之前是基督教的医院骑士团驻地。1522年，苏莱曼一世为了拔掉这根

    长在帝国腋肘之下的刺，以10万兵力对只有6000余守军的罗得城发起了围攻。围攻

    战在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都留下了英勇战士的传奇。罗得岛被苏莱曼攻下之后，医

    院骑士团转而驻扎中地中海岛屿马耳他。皮里雷斯世界地图残片，图中是美洲的一部分。海军将领皮里雷斯(？—1553)生活在奥斯曼帝国海军力量的黄金时代，此时奥斯曼海军称霸东地中海，和威尼斯争

    夺着整个地中海的霸权。此时也是大西洋航海大发现的时代，葡萄牙人成功绕过好

    望角，出现在了帝国的背后。皮里雷斯奉苏莱曼大帝之命，攻击位于波斯湾的葡萄

    牙要塞。此役战败后，皮里雷斯被苏莱曼下令处死。

    勒班陀海战(1571)是基督教欧洲和奥斯曼帝国争夺地中海霸权的一场决战。与奥

    斯曼海军对战的，是由威尼斯、西班牙、教皇国、热那亚等国组成的“神圣同

    盟”的海军。战役以基督教神圣同盟的完胜告终，沉重打击了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

    的海上霸权。1683年维也纳之围。卡拉·穆斯塔法，时任奥斯曼帝国大维齐尔，梦想完成150年前

    苏莱曼大帝的未竟之业——征服维也纳。结果卡拉·穆斯塔法指挥的十余万奥斯曼

    大军惨败于维也纳城下，击败他的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从此扬名立万。维也纳之

    围的失败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在欧洲战略收缩的开始，“从此奥斯曼土耳其人不再是

    基督教世界的威胁”。进攻欧洲受到重挫的奥斯曼帝国，在北方也迎来了帝国历史上最可怕的敌人——俄

    罗斯。从彼得大帝(1682—1725在位)开始，俄罗斯帝国开启了迅速的现代化改革进程。在17、18世纪之交，彼得大帝一方面通过大北方战争进入了波罗的海，另一

    方面在黑海、克里米亚地区与土耳其交战，进入亚速海，并试图染指黑海。图为亚

    速城街头的彼得大帝雕像。著名法国浪漫主义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作品，《希俄斯岛大屠杀》(1824)，卢

    浮宫博物馆馆藏。画中右侧骑马者为土耳其骑兵。

    历史进入19世纪，新兴的民族主义浪潮开始影响巴尔干半岛，希腊最先爆发民族独

    立运动，受到了西欧民众的同情。1822年，在希腊地区的希俄斯岛，一艘希腊起义

    军的火攻船毁掉了土耳其人的旗舰。作为报复，土耳其人毁掉了繁荣的希俄斯岛。

    希腊最终在英、法、俄三国的军事干预下，于1830年正式成为独立国家。1918年美国宣传支持亚美尼亚人的海报。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针对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展

    开了多次大规模屠杀，亚美尼亚人死亡人口总数据估计超过了100万。19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政府始终反对赋予各民族和信仰人群平等的公民权，这与针对亚美尼亚

    人(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族群)的屠杀密切相关。持续的屠杀事件极大损害了奥斯曼

    帝国的国际声誉，部分导致了帝国的外交孤立。

    这张著名的照片拍摄的是亚美尼亚难民母亲俯身查看死去的孩子。摄于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的叙利亚。一张1895年的明信片，纪念土耳其1876年宪法，以及两代革命者为土耳其政治改革

    做出的贡献。画面中央画的是1876年宪法的四位主要缔造者(书中将会讲述他们的

    故事，从左至右依次为米德哈特帕夏、萨巴赫丁皇子、福阿德帕夏、纳米克·凯末

    尔)扶起象征自由的女神；右边两位第二代革命者(左为尼亚齐贝伊，右为恩维尔

    帕夏)正在杂碎铐住自由女神的锁链。上方盘旋的天使手拿“自由、平等、博

    爱”的标语，而左下角的石碑上刻的是“宪法万岁”。这是1912年12月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画面正中手插入怀中者)和希腊国王乔治一

    世(斐迪南左边单独站立者)的合影。此时正当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奥斯曼帝

    国耻辱地败在几个新独立的昔日臣属国(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手上，几乎

    失去了所有的欧洲领土。贝尔谢巴大本营的土耳其骆驼兵，照片拍摄于1915年。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

    期，土耳其试图以一次主动出击夺取英军控制的苏伊士运河。此役失败后，奥斯曼

    帝国在对英作战中转入守势。整个“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在与英国的交战中失

    去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同时阿拉伯也发生起义，从奥斯曼帝国独立。照片摄于1919年5月25日，伊斯坦布尔。照片中为土耳其人抗议巴黎和会、反入侵、呼吁维持国家统一的集会。

    土耳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战后，协约国占领了伊斯坦布尔，并在巴黎和

    会上图谋肢解奥斯曼帝国，由法国、意大利、希腊瓜分土耳其在亚洲的领土。土耳

    其的独立战争从1919年延续到1922年，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率领下从西、南、东

    三个方向分别挡住了希腊、法国和亚美尼亚的进攻。凯末尔于1923年10月29日宣布

    成立土耳其共和国。

    4

    帝国劲敌

    The Greatest Enemies斯坎德培(Skanderbeg，1443—1468)，图为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的纪念碑雕

    塑。斯坎德培本名乔治·卡斯蒂利奥塔(George Castriot)，是阿尔巴尼亚贵族。

    他曾在奥斯曼军队中服役，后领导了阿尔巴尼亚地区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斯坎

    德培的对手是征服了君士坦丁堡的穆罕默德二世。面对强大的征服者穆罕默德，斯

    坎德培坚守了阿尔巴尼亚20年，未尝败绩。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哈布斯堡王朝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519—1556在位)、西班牙国王(1516—1556在位)。查理五世的统治代表着哈

    布斯堡王朝的一个鼎盛时代，他的国家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控制着欧洲、美

    洲、非洲的大片领土。在与同时代的苏莱曼大帝的较量中，查理五世是一个有力的

    对手，但并不占上风；苏莱曼大帝的奥斯曼帝国在中欧陆地战场和地中海海上争夺

    中都更胜一筹。扬·索别斯基，即扬三世·索别斯基(John III Sobieski，1629—1696)，波兰国

    王(1674—1696在位)，史称“波兰之狮”。扬·索别斯基在对奥斯曼帝国作战中

    表现出的英勇与韬略，使他成为当时欧洲最有威望的君主之一。在扬·索别斯基任

    上，由波兰、神圣罗马帝国和威尼斯三大势力组成的基督教联盟迫使奥斯曼帝国退

    回了多瑙河南岸。扬·索别斯基死后，波兰王国逐渐衰落，成为新崛起的俄罗斯的附属国，直到在1795年被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完全瓜分。萨伏伊的欧根亲王(Prince Eugene of Savoy，1663—1736)，军事天才，神圣罗

    马帝国元帅。欧根亲王以战术上的灵活著称，身经百战，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贡献卓

    著。18世纪初，在奥斯曼帝国与欧根亲王的军事交锋中，多以奥斯曼帝国的惨败为

    结局。这让奥斯曼帝国被迫告别了传统的强权地位：从此，奥斯曼帝国的实力将日益弱于欧洲，并且越发地依赖欧洲。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1729—1796)，史称叶卡捷琳娜大帝，俄罗斯女

    沙皇(1762—1796在位)。在她统治期间，俄罗斯真正成为与其他欧洲强权国家平

    起平坐的力量。叶卡捷琳娜是奥斯曼帝国残酷的敌人，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了包

    括克里米亚在内黑海沿岸的大片领土。叶卡捷琳娜实现了彼得大帝当年的梦想：让俄国的舰队在黑海上游弋。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xander Suvorov，1730—1800)，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得力

    将领，多次统领俄罗斯军队在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取胜。苏沃洛夫也作为一位开创性的军事理论家载入人类军事史。维基百科将他与亚历山大大帝、大西庇阿、帖

    木儿、斯坎德培等人并列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曾战败的军事指挥官。

    1798年，拿破仑以“解放者”的姿态入侵属于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埃及，宣称自己是

    来帮助土耳其人镇压埃及的马木留克叛乱的。拿破仑的实际目标是打击英国势力，重振法国在近东的影响力。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拿破仑此举竟没有导致法土同盟破

    裂。1804年拿破仑称帝后，奥斯曼苏丹不顾欧洲列强的反对，宣布承认拿破仑的帝

    位。1807年，拿破仑抛弃了奥斯曼帝国，转而与俄罗斯结盟，并与俄罗斯秘密计划

    瓜分奥斯曼帝国。此举终于终结了延续三个多世纪的法土同盟关系。穆罕默德·阿里(Mehmed Ali，1769—1849)，阿尔巴尼亚人，1805年拿破仑的势

    力撤出埃及后，被奥斯曼帝国任命为埃及总督。之后，穆罕默德·阿里拥兵自重，把埃及变成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在他的治下，埃及一度拥有了比奥斯曼帝国更强

    大的军事实力。穆罕默德·阿里曾帮助奥斯曼苏丹镇压希腊的民族起义，并抵挡

    英、法、俄三国的干预势力。1839年埃及与奥斯曼帝国爆发战争，在英、法、俄三

    国的武力威胁下重新承认奥斯曼帝国为宗主。

    5

    帝国风情

    The Visible Turkey

    塞利姆三世苏丹在大萨拉基里奥宫的丰饶门前召见群臣。多尔玛巴赫切宫宫门。供图：罗闻。从贝伊奥卢(古称佩拉)上空向南眺望伊斯坦布尔的景色。画面的前景是贝伊奥卢

    市，右下方的塔形建筑是热那亚殖民时代的遗迹加拉塔塔，画面正中的水面为金角

    湾，更远方的绿地就是大萨拉基里奥宫(托普卡珀皇宫)的所在地。最远方的海面

    是马尔马拉海，地平线左边隐约出现的是王子群岛。供图：Selda Yildiz、Erol

    Gülsen。油画，《唱歌的巴什波祖克》(巴什波祖克是奥斯曼帝国的非正规军的称谓)。油画，《后宫浴室》。

    让—莱昂·杰罗姆的东方主义油画两幅。油画，《宫女》，佩拉博物馆馆藏。油画，《喝咖啡的妃子》，佩拉博物馆藏。细密画，手拿郁金香的男女。油画，《一家伊斯坦布尔咖啡馆》，佩拉博物馆馆藏。金角湾上的巴扎，背景为新清真寺(Yeni Cami)。照片摄于1895年。

    油画，《金角湾》，佩拉博物馆馆藏。序幕

    多少个世纪以来，一拨又一拨的游牧民族从中国的边境出

    发，沿着高耸的欧亚大草原，经过土耳其斯坦[1]

    ，一路向西迁

    徙。这些以畜牧业为生的族群过着简单的生活。他们住帐篷，骑

    着马和骆驼，畜养着成群的牲畜，这些牲畜也为他们提供食物和

    衣服。他们在季节性的草场之间来回迁徙，并且周期性地迁往更

    远的地方，以寻找水草更丰美的牧场，或躲避相继而来的类似的

    游牧部落。有时候，他们会拿出自己的畜牧产品，与城镇居民或

    农民交换他们所能提供的物产。偶尔，他们也会在有水源的绿洲

    停下脚步，过起农耕的生活。为了维持他们的畜牧业经济，草原

    上的游牧民族不得不与自然界中的种种力量进行旷日持久的斗

    争。在这一过程中，这些隶属于松散的部落联盟的封闭的小族

    群，获得了特有的活力、技能，并形成了自己的制度与习俗。

    在这些游牧民族中，有一个分布广泛而充满活力的民族，被

    中国人和其他邻近的民族分别称为“突厥”或“Dürk?”。据说，这个

    好战的民族得名于其发源地一座形似头盔的山[2]。突厥人最初被

    视作匈人的一支，他们也是蒙古人的近亲，跟芬兰人和匈牙利人

    的先祖也有亲缘关系。

    6世纪，突厥人征服了另一个与他们相似的民族，开始统治

    大约相当于今天蒙古国的地区。接着，他们三面出击，将其版图

    向北、南、西三个方向扩张，占据了草原上一大片广阔的土地，创立了空前庞大的游牧民族帝国。伴随着领土的扩张，突厥人不

    再受统一政权的管辖，但仍然保留了种族和语言上明显的共同特

    征。在不同族群的突厥人之间，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在他们的萨

    满教信仰中，土、空气、火和水这些自然元素之神都是突厥化

    的。很快，突厥人脱离了简单而未开化的生活状态，在他们的父

    系氏族社会的内部建立了自己的文明。他们的领袖获得了远超部落长老的权力，同时还控制着附庸的其他部落。

    一些被统称为乌古斯人(Oghuz)的突厥部落在塞尔柱

    (Seljuk)家族历代酋长的率领下向西迁徙。据说，他们的迁徙

    路线得到了一匹灰狼的指引。8世纪早期，他们抵达位于河中地

    区(Transoxiana)[3]

    的撒马尔罕(Samarkand)，确立了他们对

    中亚西部的统治。与此同时，另一个民族也迅速完成了扩张。建

    立了伊斯兰哈里发国的阿拉伯人从阿拉伯半岛出发，向东、北两

    个方向进军，势不可当地征服了波斯帝国[4]。在强大的阿拉伯人

    面前，突厥人的政权土崩瓦解。不过，两个民族之间的商业和文

    化联系却一直延续下来。他们通过骆驼商队进行贸易，交换农业

    和畜牧业产品，互利互惠。不仅如此，突厥人还从9世纪开始抛

    弃了自己的异教信仰，皈依了伊斯兰教。

    阿拉伯人很快就注意到了突厥人的军事素养。除了拥有坚

    忍、自律和深谋远虑等品质之外，突厥人还在游牧生活中磨炼出

    了尚武的精神、惯于迁徙的习俗、精湛的骑术和难得的骑射技

    艺。因此，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开始征募突厥人入伍。这些

    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士兵成为高等级的奴隶，并且可以通过晋升逐

    步提高其社会地位。到了9世纪末期，阿拉伯帝国中大部分的军

    事指挥职位和大量的政府职位都被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占据

    了。到了11世纪，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衰败，土耳其人[5]

    的塞尔柱

    王朝填补了权力真空。塞尔柱帝国吸收了其他由土耳其人建立的

    伊斯兰小国，并按照阿拔斯王朝的传统建立起一个伊斯兰国家。

    塞尔柱帝国恰如其分地用弓和箭作为其权力的标志，并将其版图

    扩展到了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这样一来，这个来自草

    原的游牧民族开始定居下来。

    与匈人、蒙古人和昙花一现的阿瓦尔人等历史上其他的游牧

    民族不同，塞尔柱土耳其人在崛起的过程中，用一种持之以恒且

    富有成效的方式去迎接定居生活带来的挑战。为了适应定居文明

    的需要，他们改变了自己的传统和制度，以富有建设性的治国才能为帝国添砖加瓦。他们在历史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使得古

    老的伊斯兰世界在社会、经济、宗教和知识层面上都取得了进

    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些草原上的牧羊人和战士变成了

    城镇居民——行政人员、商人、工人、手艺人、地主和农夫，他

    们兴建道路、为商队服务的旅店、清真寺、学校和医院。他们培

    养学者，鼓励学术，沿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此前留下的足迹继续

    探索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

    然而，在塞尔柱帝国之中，仍然有大量处于自治状态的土耳

    其人，没有接受定居的生活和中央集权的统治，依旧作为游牧民

    在高原上徜徉。他们与其他游牧部落结盟(其中的一些仍然保留

    着异教信仰)，组成了一个个军事团体。这些军事团体最初正是

    塞尔柱帝国军队的中流砥柱。而现在他们不停地骚扰过上定居生

    活的省份，不服管教，掠夺成性，让中央政府十分难堪。他们拥

    有独特的文化，对事物持与众不同的观点，实际上成了塞尔柱帝

    国内部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被统称为土库曼人(Turcoman)，尽管严格而言，这一称呼只适用于其中的穆斯林。

    塞尔柱帝国中最强大的武装，是此前风靡的“加

    齐”(Ghazis)运动的产物。所谓“加齐”，即神圣的“信仰的勇

    士”。其成员是形形色色的志愿兵，但其中以生计无着的流浪

    汉、逃亡者、心怀不满者及失业者为主。他们得到的任务是打击

    异教徒，而他们本身最重要的作战动机则是劫掠。通常，他们会

    作为边疆战士从伊斯兰世界的边境出发，对外发动突袭。11世

    纪，他们来到西方的小亚细亚半岛，出没于塞尔柱帝国和拜占庭

    帝国之间局势动荡的边境地区。在这里，加齐们面对的对手

    是“边防军”(Akritai)——来自希腊[6]

    的边疆战士和劫掠者。边

    防军的作战方式与加齐们十分相似，同时也一样不受任何中央机

    构的管辖，时常被视作加齐们的“难兄难弟”。此外，其他形形色

    色的土库曼人也会为了寻找新的牧场而来到边境地区，并与加齐

    们一道参与突袭和劫掠。此时，拜占庭帝国的防御能力正在日渐

    衰弱。然而，塞尔柱帝国的苏丹们的主要目标是向南征服一个伊斯

    兰帝国。因此，为了确保叙利亚一线的侧翼安全，他们不希望与

    基督教拜占庭帝国开战。尽管如此，好战的加齐和四处劫掠的土

    库曼人还是让塞尔柱帝国卷入其中。塞尔柱帝国政府不得不正视

    加齐和土库曼人的力量，并且在可能的时候为己所用。塞尔柱苏

    丹图赫里勒(Tughrul)设法让那些圣战士们不再在帝国内的穆斯

    林省份劫掠，而是引导他们投入针对基督徒的亚美尼亚——拜占

    庭帝国内一个对中央政府心怀不满的边境省份——持续不断的战

    争之中。在亚美尼亚取得战役的胜利之后，圣战士们更加恣意地

    劫掠，一直从安纳托利亚的东部深入到中部，甚至远达爱琴海沿

    岸。

    尽管拜占庭帝国在持续衰弱，但面对这样的袭击，皇帝罗曼

    努斯四世·狄奥吉尼斯(Romanus IV Diogenes)认为必须予以回

    击。为了夺回亚美尼亚的控制权，他纠集了一支主要由外国雇佣

    兵组成的成分混杂的大军，向土耳其人进军。结果，1071年，拜

    占庭帝国的皇帝在历史性的曼齐刻尔特战役(battle of

    Manzikert)中战败，皇帝本人也被塞尔柱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

    (Alp Arslan，尊称，意为“英勇之狮”)生擒。这场两个帝国和两

    种信仰之间的历史性的战役，希腊人将永远铭记，并称之为“可

    怕的一天”。在这场战役之后，小亚细亚半岛永远地向土耳其人

    敞开了大门。

    曼齐刻尔特战役为未来一系列更远的土耳其人远征铺平了道

    路。然而，在当时，这场战役的胜利并没有给被征服地区带来什

    么突然的改变。这是因为获胜的并非塞尔柱帝国的正规军，而是

    由好斗的穆斯林部落组成的非正规军。因此，这场战役带来的直

    接后果是，由各色各样的加齐团体占据的边境地区的范围从小亚

    细亚半岛的东部扩展到了中部。土库曼游牧部落也跟随着加齐们

    的脚步畅通无阻地来到了新的土地。

    土耳其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有着杂糅的特点，征服者和被征

    服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隔阂。被征服的安纳托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并不会把土耳其人看作彻头彻尾的外邦人。“消失的只是

    拜占庭人留下的表面上的油漆，”保罗·维特克(Paul Wittek)写

    道，“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文化留下的油漆，当地的文化底色则

    保留了下来。”注意力仍旧集中在伊斯兰世界的塞尔柱帝国也无

    意彻底改造被征服的地区。在释放了被囚禁的拜占庭帝国皇帝之

    后，塞尔柱帝国心满意足地正式吞并了被征服的地区，并委派一

    位名叫苏莱曼(Suleiman)的塞尔柱贵族掌管该地区。随着11世

    纪临近尾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兵锋开始触及小亚细亚半岛，导致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领土边界变得十分不稳定。

    一直到12世纪中叶，塞尔柱人才将其注意力由旧的伊斯兰世

    界转向小亚细亚半岛，决心以科尼亚(Konya)为都城，建立一

    个具有伊斯兰特色且根基牢固的国家。这个国家将拥有自己的苏

    丹和有效的政府组织，版图覆盖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它被其他

    伊斯兰政权称作鲁姆苏丹国(Sultanate of Rum)。这个名称在阿

    拉伯语中意为“罗马的恺撒辖地”，表示这个国家继承了“罗马”帝

    国的残余领土。而在曼齐刻尔特战役结束一个世纪之后，拜占庭

    帝国的基督徒们又在密列奥塞法隆战役(battle of

    Myriokephalon)中受挫，只好与统治得到巩固的塞尔柱政权和平

    相处。双方确定了一块“边境地区”，在这一地区的后方，拜占庭

    帝国继续统治着安纳托利亚西部。由于鲁姆苏丹国的塞尔柱人源

    自统治着波斯的大塞尔柱帝国，他们在伊斯兰世界获得了普遍的

    尊重。在这样的环境下，鲁姆苏丹国逐渐成为一个强大而繁荣的

    国家，并在13世纪前半叶达到了鼎盛。

    但好景不长，一次全新的、更具破坏性的游牧民族入侵落到

    了鲁姆苏丹国头上。这次入侵的主角正是与鲁姆苏丹国有亲缘关

    系的蒙古人。像曾经的突厥人一样，蒙古人横扫欧亚大草原，向

    北入侵俄罗斯，向东进入中国，向西则穿越整个亚洲，席卷了伊

    斯兰世界。成吉思汗在13世纪初发动了蒙古人的远征，而他的继

    承者们也在继续推动着他的事业。土耳其游牧民在蒙古人的压力

    下被迫迁徙。最终，新来的土库曼人和小军事团体遍布小亚细

    亚，使得以科尼亚为中心的塞尔柱国家内部的形势越发紧张。紧接着，蒙古军队对这里发动了猛烈攻击。1243年，在锡瓦斯

    (Sivas)和埃尔津詹(Erzinjan)之间的克塞山(K?se Da?)，此前未尝一败、得到拜占庭附庸军和雇佣兵增援的塞尔柱军队被

    蒙古军队彻底击溃。于是，蒙古人随心所欲地占领了他们想要得

    到的土地和城市，整个小亚细亚半岛的历史进程在一天之内天翻

    地覆。如同统治波斯的大塞尔柱帝国一样，塞尔柱人的鲁姆苏丹

    国也风光不再，科尼亚的苏丹们成了蒙古人的附庸，向旭烈兀治

    下的蒙古保护国称臣。然而，就像其他征服了定居民族的游牧民

    族一样，蒙古人的霸权也转瞬即逝。他们在小亚细亚半岛上的统

    治仅仅维持了一代人。但是，取代蒙古人统治小亚细亚的将不再

    是塞尔柱人。

    此时，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又恢复了以往那种没有任何中央

    机构管辖的边境地区的文明生态。边疆战士再一次开始了掠夺。

    他们在拜占庭帝国的边境地区畅行无阻，肆意劫掠，甚至攻城略

    地。很快，就有各种不同的人群加入其中。土库曼部落像以前一

    样参加了进来。此外，来自覆亡的塞尔柱人国家的成群的逃亡者

    也加入其中。更重要的是，一些“神圣的人”，即来自非正统的伊

    斯兰教派的谢赫(sheikh)[7]

    和托钵僧也逃离土耳其斯坦和波

    斯，来到了小亚细亚半岛，并且帮助土耳其人重新燃起讨伐异教

    徒的热情。

    此时，权力落到了加齐们的手中。在宗教热情和对土地与战

    利品的渴求的鼓舞下，他们几乎兵不血刃地涌进了小亚细亚半岛

    的西部。他们能够做到这点，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拜占庭帝国防

    御能力的衰落。本来与加齐们具有相似特性的拜占庭帝国边防

    军，也由于受到内讧的希腊人政府的忽视，而几乎未能对加齐们

    的攻势做出任何阻挠。到了公元1300年，拜占庭帝国实际上已经

    失去了其在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大部分省份。一些部落领袖成了

    定居国家的统治者，有大约十个这样的加齐小国在这一地区兴

    起。其中的一个，其统治者名叫奥斯曼(Osman)。这个国家终

    将成长为一个强大的世界霸权国家——奥斯曼帝国，来填补拜占

    庭帝国衰亡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并且屹立超过六百年。[1] 土耳其斯坦是一个历史地理名词，大致指昆仑山脉至里海之间的中亚地区。

    (本书脚注若无特殊说明，均为中译者注。)

    [2] 指阿尔泰山。

    [3] 指中亚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以及泽拉夫尚河流域，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全境

    和哈萨克斯坦西南部。

    [4] 即萨珊王朝，波斯伊斯兰化之前的最后一个帝国。

    [5] 前文中的突厥人和后文中的土耳其人，在原文里都是Turks。为了适应中国读

    者的阅读习惯，在本书中，译者以塞尔柱王朝的崛起作为时间节点，区分这两个含

    义相近但又不全然相同的称呼。相较而言，突厥人的含义更为广泛，而土耳其人通

    常指与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发源关联更紧密的部分突厥族群。

    [6] 尽管拜占庭帝国以东罗马帝国的名字为人们所知，但是在7世纪上半叶，拜

    占庭帝国逐渐完成了希腊化，希腊语在帝国内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其居民信仰

    的希腊东正教也与西欧地区信仰的天主教产生了显著的差异。因此，文中常用“希

    腊”来代指拜占庭帝国，用“希腊人”来代指其人民。

    [7] “谢赫”通常为部落长老或伊斯兰教教长的称号。第一部分

    帝国的黎明第一章

    奥斯曼帝国的早期历史隐藏在传说之中。相传，奥斯曼帝国

    的始祖是一位名叫埃尔图鲁尔(Ertoghrul)的小部落酋长。他率

    领400多名骑手，迁徙穿越小亚细亚半岛。途中他们目睹了一场

    战斗，交战的双方他们并不认识。在同手下人商议之后，他颇具

    骑士精神地选择帮助行将落败的一方，使他们得以扭转局势，夺

    取胜利。原来，得到帮助的是塞尔柱人的科尼亚苏丹阿拉丁

    (Ala-ed-Din)的部队，而被他们打败的对手则是一支蒙古军

    队。作为回报，阿拉丁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以西的埃斯基谢希尔

    (Eskishehir)附近赏赐给埃尔图鲁尔一片封地，包括位于瑟于特

    (Sugut)的夏季营地和冬季营地。后来，埃尔图鲁尔又帮助江河

    日下的苏丹打赢了一场战斗——这次的敌人是希腊人——从而获

    得了更大的封地。这个传说的用意是，在奥斯曼家族和之前的统

    治者之间建立一种合法性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后来也得到了确认

    ——苏丹将象征着主权的旗帜和鼓赐给了埃尔图鲁尔的儿子奥斯

    曼。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奥斯曼帝国起源的传说，颇具中世纪乃

    至圣经时代王朝的神话的特色。传说描述了埃尔图鲁尔和其子奥

    斯曼所做的意义非凡的梦。据说有一次，奥斯曼在一名虔诚的穆

    斯林家中过夜，在就寝之前，这家的主人将一本书放在了他的房

    间。当他问到这本书的名字时，主人回答他说：“这是《古兰

    经》，是神通过先知穆罕默德传达给人间的箴言。”于是，奥斯

    曼开始站着阅读这本书，读了一整夜，一直到清晨时分才就寝。

    穆斯林认为，具有预言性的梦恰恰最容易发生在清晨时分。果

    然，在睡梦中，奥斯曼见到了一位天使。天使对他说：“你满怀

    敬意地阅读了我的永恒之言，你的子孙将因此而世代享有荣

    光。”接下来的一个梦与一位名叫玛尔可敦(Malkatum)的女孩有

    关。玛尔可敦的父亲是谢赫艾德巴利(Sheikh Edebali)，他是附

    近村庄的一位卡迪(kadi)，即伊斯兰教的法官。奥斯曼苦苦追

    求了玛尔可敦两年，但谢赫艾德巴利就是不同意他们的婚事。有

    一天，睡梦中的奥斯曼得到了进一步的启示。他梦到月亮从躺在

    他身旁的谢赫的胸中升起。接着，这轮满月又沉入了他自己的胸

    膛。随后，从他的腰间生出一棵大树，大树的树荫和枝条覆盖了

    整个世界。在树下，奥斯曼看到了四条山脉——高加索山脉、阿

    特拉斯山脉、托鲁斯山脉和巴尔干山脉。从树根处又流出四条大

    河，分别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和多瑙河。肥沃的

    田野长满了庄稼，伟岸的高山遍布着密林。河谷中的城市里林立

    着穹顶、金字塔、方尖石碑、圆形石柱和高塔，所有的建筑顶上

    都点缀着新月。夜莺和色彩艳丽的鹦鹉栖身于枝条交错而气味芬

    芳的树丛中，它们的歌声与阳台间回响着的宣礼声相交融。

    大树的叶子越来越长，最终变成了剑刃。一阵风卷起剑叶，直扑向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坐落在两海两洲的交汇处，仿佛

    镶嵌在两块蓝宝石和两块翡翠之间的一颗钻石。如果帝国的版图

    是环抱整个世界的一枚戒指，那么君士坦丁堡就是这枚戒指上的

    宝石”。就在即将戴上那枚戒指的时候，奥斯曼突然醒了。他把

    这个梦讲给艾德巴利听，艾德巴利告诉他，这个梦是神的启示。

    艾德巴利终于同意将女儿嫁给他，并且坚信这个梦预示了他们的

    子孙将拥有权力和荣光。奥斯曼与玛尔可敦的婚礼按照最严格的

    伊斯兰教仪式举行，并由一位神圣的伊斯兰托钵僧主持。作为答

    谢，奥斯曼后来为这位托钵僧兴建了一座寺院，并将富裕的村庄

    和肥沃的土地赏赐给这座寺院。

    第一个关于梦的传说表明，在他们刚刚定居于埃斯基谢希尔

    地区的时候，奥斯曼和他的子民——奥斯曼人——还不是穆斯

    林。11世纪，小亚细亚迎来了第一批土耳其移民。他们跟随着塞

    尔柱军队而来，其中大部分人都因为接触过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

    而皈依了伊斯兰教。然而，13世纪时迁徙来的第二批土耳其移民

    则多为异教徒，奥斯曼人很可能属于此类。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并非主动迁徙的移民，而是难民。同样并不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

    部族的入侵，迫使他们向西迁徙。他们中的很多人留在了靠近东

    方的地区，希望在蒙古人撤退以后，可以重返自己的家园。另外

    一些更为好斗的部落，则进入了塞尔柱人的领地。

    其中就包括奥斯曼人，他们随后获得了阿拉丁苏丹的保护。

    阿拉丁没有选择将他们作为雇佣兵编入自己的军队，而是在局势

    纷乱的边境地区赐予他们土地，希望他们可以维持当地的秩序，或者为了保卫自己刚刚获得的领地而对抗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

    很可能就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埃尔图鲁尔和奥斯曼的追随者们皈

    依了伊斯兰教。对于本来就具备游牧民族优点和土库曼边疆战士

    式的战斗素养的奥斯曼人来说，皈依伊斯兰教可谓如虎添翼，因

    为新的信仰使他们获得了新的战斗热情，让他们热切地渴望成为

    守卫伊斯兰教的加齐，去击败信仰异教的基督徒。

    奥斯曼的追随者并不单纯将自己视作土耳其人——土耳其人

    是对土耳其斯坦的居民的统称——而是将自己视作奥斯曼人。然

    而，在这一时期，奥斯曼人与同为土耳其人的邻居之间并没有什

    么明显的区别。在塞尔柱帝国和蒙古在当地的保护国覆亡之后，奥斯曼人的国家只是继承帝国版图的十个公国[1]

    中的一个，而且

    是比较小的一个。奥斯曼人的帝国伟业要归功于地理位置上的一

    个巧合：他们的领地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西北角，这个位置颇具

    战略意义。当拜占庭帝国日渐衰弱的时候，他们的领地恰好与拜

    占庭帝国的亚洲领土接壤。此外，从奥斯曼人的领地出发，还可

    以很容易地抵达大海，并借由海路到达欧洲的巴尔干地区。

    与其他边疆战士不同的是，奥斯曼人善于将军事征服的成果

    转化为有效的政治组织。奥斯曼本人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战士，也

    是一位杰出的管理者。他还任命岳父艾德巴利为维齐尔(vezir，vizier)[2]

    ，并得到他的襄助。奥斯曼是一位睿智而具有耐心的

    统治者。他的部众之所以满怀敬意地效忠于他，既不是因为他的

    勇武，更不是因为他有着某种半神式的宗教地位，而是因为他的

    沉着冷静和不可抗拒的魅力。奥斯曼的身上有一种天然高人一等的权威感。他从未试图通过控制别人来树立这种权威感。不论是

    在军事上还是在政务上，哪怕是那些能力不亚于他甚至超过他的

    人，都会对他满怀敬意，心中只有忠诚，而不会燃起一丝敌意。

    正如赫伯特·亚当斯·吉本(Herbert Adams Gibbons)所描述的那

    样，奥斯曼是一个“能够驾驭恃才傲物者的伟人”。他的追随者们

    前来服侍他，十分和谐地与他共事，认真地为这个成长中的小国

    打造足以确保其长治久安的基石，塑造强大的内部凝聚力。与此

    同时，他们统率着自己的军队进行扩张，并以贝伊(bey)[3]

    的

    身份管理新征服的土地。尽管享有半自治的政治地位，他们总能

    协调彼此的行动，并且恭顺地执行领袖发布的命令。

    满怀宗教热忱的奥斯曼为他的国家带来了单一的信仰和早期

    穆斯林式的狂热(这种狂热来自他伟大的先辈、与他本人同名的

    一位哈里发[4])。较之权力和财富，奥斯曼更珍视公正。与此同

    时，奥斯曼和他的继任者们都凭借不可分割、独一无二的君权统

    治国家。因此，早期的奥斯曼国家就免于像其他的塞尔柱小公国

    那样出现内部的纷争。作为在一个全新的环境白手起家的民族，奥斯曼人具有耐心、意志力和忍耐力。他们以实际而富有建设性

    的态度，让自己逐渐适应统治区域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奥斯曼人不断地开发自身拥有的资源，并且在知识、宗教、生产和商业等各个方面利用城镇化水平更高的邻国的资源。渐渐

    地，来自更遥远的内陆地区的人，也被吸引到位于边疆地区的奥

    斯曼人的领地，以躲避内部的纷争，并在这里寻求新的生活。最

    重要的是，奥斯曼人从希腊人身上学到了行政和其他方面的技

    巧，精明地从垂死的拜占庭帝国最后的亚洲飞地上学习他们的统

    治方法。与早期的阿拉伯征服者给外界留下的印象相反，奥斯曼

    人并不会带着宗教狂热与敌人打交道。奥斯曼人身边的希腊人要

    多过土耳其人。尽管周边村庄和城堡的主人都是基督徒，但奥斯

    曼总是能够友善地对待他们。在他最亲密的伙伴中，就包括两个

    希腊家族——米海尔家族(Michaelo?li)和马科斯家族

    (Marcozo?li)。这两个家族是米海尔(Michael)和马科斯(Marcos)的子孙，这两人曾经是奥斯曼的敌人，后来却成了他

    忠实的朋友和支持者。正是奥斯曼的缘故，他们也皈依了伊斯兰

    教。

    在奥斯曼人的领土内，并没有出现基督徒的大规模伊斯兰

    化，更谈不上强迫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不过，出于个人原因和利

    益驱使，有一些基督徒主动皈依了伊斯兰教。由于君士坦丁堡的

    中央权力在逐渐衰竭，一些基督徒感到自己已经被统治者所遗

    忘。因此，出于现实的考量，他们宁愿选择在奥斯曼人的统治下

    过上较为有序而安全的生活；而皈依伊斯兰教可以让他们获得更

    多的机遇，并且免于承担沉重的赋税。在精神层面上，随着东正

    教会权威的衰落，这些生活在亚洲的希腊人开始受到新的信仰的

    感召。而从社会层面上看，无论是在背景还是在生活习惯上，他

    们与他们的奥斯曼邻居也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不论是否皈依

    了伊斯兰教，他们都很容易适应奥斯曼式的生活。土耳其人和希

    腊人之间的通婚变得越来越常见，从而催生出一个日益壮大的血

    统混杂的群体。

    有一个事实变得越发明显——奥斯曼土耳其人不再仅仅是一

    群游牧民，而是定居者、创造者和建设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

    们在小亚细亚西北角山峦起伏的领地内部，衍生出一种特有的、源于当地各民族文化的边地文明。他们的文明混杂了亚洲与欧

    洲、穆斯林与基督徒、土耳其人与土库曼人、游牧民族与定居民

    族的种种特征，注重实用，而不像东方那些由土耳其人建立的其

    他封建国家那样信守更为正统的文化和社会约束。有了这样的社

    会雏形，奥斯曼土耳其人最终将承担起继承和改造拜占庭文明的

    使命，正如当年的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帝国填补了阿拉伯帝国衰亡

    后留下的空白，甚或是更早的拜占庭文明继承了罗马那样。

    奥斯曼本人并不急于为了开疆拓土而与他的邻居兵戎相见。

    他观察，等待，与邻国共存，同时又向它们学习，最终缓慢而又

    志在必得地一点点蚕食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在拜占庭帝国残存的

    亚洲领土上，有三座防御森严的城市：位于南方的是布尔萨(Bursa)，这座坐落在奥林匹斯山(Mount Olympus)[5]

    山坡上

    的城市控制着富庶的比提尼亚平原(Bithynian plain)；在中部的

    是这一地区实际上的首府尼西亚(Nicaea)，坐落在一个湖泊[6]

    的东岸；位于北方的是尼科米底亚港(Nicomedia)，从那里延

    伸出的狭长海湾控制着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海路，这座城市还扼守

    着通往黑海的陆路。从奥斯曼的都城到这三座城市，都仅有一天

    的路程。然而，奥斯曼却没有攻击过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从埃尔

    图鲁尔统治埃斯基谢希尔的时代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60年，但

    在这60年中只在乡间发生过零星的战争，奥斯曼人的领土也仅仅

    向前推进了60英里(约96千米)——从“老城”埃斯基谢希尔到“新

    城”耶尼谢希尔(Yenishehir)。奥斯曼人的扩张阻断了尼西亚和

    布尔萨之间的交通。

    但是，奥斯曼仍然在等待时机。他很清楚自己的弱点，也知

    道在这样一个对君士坦丁堡而言至关重要的地区，其城市的防御

    会有多么的坚固。与此同时，他的力量一直在增强。因为他的声

    望，他手下的军队数量已经从埃尔图鲁尔时期的400人发展到了4

    000人。还有一些寻找生计的战士穿过边界，从邻国投奔而来；

    就连拜占庭帝国的许多希腊人边防军士兵，也由于不受重视、被

    罚没财产或遭受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其他压迫而改换门庭。

    一直到14世纪的第一年，也就是奥斯曼即位贝伊(1289)之

    后的第12年，他才第一次与拜占庭帝国军队发生直接冲突。奥斯

    曼率军攻打了科云希萨尔[Koyun Hisar，希腊人称之为巴菲翁

    (Baphaeon)]。希腊人试图阻止奥斯曼军队进入尼科米底亚城下

    丰饶的山谷地带，结果却被奥斯曼人迅猛的骑兵冲锋轻而易举地

    击溃。帝国军队居然被一个默默无闻的土库曼酋长击败，这让拜

    占庭帝国感到十分忧虑，并且开始认真审视奥斯曼这个对手。这

    场胜利也让奥斯曼名扬四邻，圣战士们从安纳托利亚的各个地方

    涌来投入他的麾下，以能够成为奥斯曼人为荣。奥斯曼的公国如

    今真正成了为人景仰的国度。

    然而，奥斯曼无意乘胜攻取尼科米底亚，他的部队心满意足地在该城周围的土地上大肆破坏了一番。七年之后，奥斯曼认为

    自己做好了再度出战的准备，于是发兵攻打阿克希萨尔(Ak

    Hisar)。萨卡里亚河[Sakarya，希腊人称之为珊伽里奥斯河

    (Sangarius)]的海拔逐渐降低，最终流入尼科米底亚后方的平

    原，而阿克希萨尔的城堡正扼守着河流的下游。奥斯曼成功地夺

    取了阿克希萨尔，打开了通往大海的道路。奥斯曼的军队第一次

    来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并逐渐夺取了海峡东侧、小亚细亚半岛沿

    岸的港口和城堡，进而又突入马尔马拉海，占领了卡洛利米尼岛

    (Kalolimini)。这样一来，奥斯曼就阻断了分别从布尔萨和尼科

    米底亚出发到君士坦丁堡的两条海路，隔绝了布尔萨和尼科米底

    亚。接着，奥斯曼的军队从陆路进攻布尔萨，最终在1326年攻克

    了这座城市。而此时，奥斯曼也已经奄奄一息。

    在长达七年的围城战之后，希腊人丢掉了布尔萨的城郊。雪

    上加霜的是，此时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内乱，两位共治的皇帝忙于

    皇室内斗，无暇支援布尔萨的守军。看到士兵们士气低落，希腊

    守军的指挥官埃维里诺斯(Evrenos)和其他领导者献城投降，并

    且皈依了伊斯兰教。于是，在奥林匹斯山富饶的坡地上，奥斯曼

    人建立了帝国的第一个首都。他们为这座城市新建了一座座不朽

    的建筑，渐渐地将其改造为充满艺术和学术气息的文明之都。尽

    管在帝国的版图扩张到欧洲之后，布尔萨失去了帝国首都的地

    位，但它一直都是帝国的圣城。最重要的是，由于拥有众多的神

    学院、伊斯兰教法学校以及教育的传统，布尔萨变成了一座教育

    之都和乌理玛(ulema，即伊斯兰教学者)聚集的中心。身为神

    职人员的乌理玛们代表了伊斯兰教的传统原则，与加齐们自由而

    通常带有非正统色彩的武士精神互为补充。在奥斯曼国家几百年

    的历史进程中，乌理玛们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时而引导国家

    前行，时而成为制约性的力量。

    奥斯曼死后被安葬在布尔萨，他的陵寝居高临下地眺望着大

    海那边的君士坦丁堡。后来，他的几位继任者死后也被安葬在布

    尔萨，这座城市因而成了伊斯兰教的一处圣地。他的陵墓上镌刻

    着一句著名的祈祷词。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每一位奥斯曼的继承者的即位仪式，都会给新皇配上奥斯曼之剑，并咏诵这句祈

    祷词：“愿他媲美奥斯曼!”诚然，按照早期穆斯林的标准，奥斯

    曼确可谓是一个楷模。他在临终前教诲他的儿子说：“以正义为

    大地增色，以胜利告慰我远去的灵魂……用你的武力弘扬宗教。

    给博学者以荣光，使真主之律法在人间确立。”

    奥斯曼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是一位将一个民族聚拢在自己

    身边的酋长。而他的儿子奥尔汗(Orkhan)的使命，是将这个民

    族锻造成一个国家。到了奥斯曼的孙子穆拉德一世(Murad I)的

    时代，其使命是将这个国家扩展为一个帝国。一位生活在19世纪

    的奥斯曼诗人恰如其分地赞颂了他们的政治成就：“我们将一个

    部落变成了一个降服世界的霸权。”

    奥斯曼国家和帝国的缔造，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加齐战士的

    传统和社会制度。这个国家对这些为信仰而战的勇士也有着强烈

    的依赖。各种组织或兄弟会以伊斯兰教教规作为评判善恶的标

    准，这些道德准则构成了人们共同生活的基石。加齐们所坚守的

    传统就根植于这样的土壤之中。这些传统主要来源于宗教，同时

    融合了抽象的理念和非正统的神秘主义思想，并且在具体而实际

    的事务上体现出来。在城镇里，这些传统融入商人和匠人行会之

    中；在边境地带和村庄里，这些传统与对宗教和战争近乎狂热的

    热情相结合，催生出诸如“Akhis”[7]

    这样的军事性质的兄弟会。

    这些军事兄弟会与基督教世界的骑士团十分相似，也崇尚豪侠精

    神，成员之间相互负有义务，并且像早期的伊斯兰神秘主义团体

    一样举行聚会。

    关于这些兄弟会，14世纪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曾经这样写道：

    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他们这样的团体——对陌

    生人关怀备至，为穷困者送上食物，制止暴虐的行径，诛杀

    官府的代理人和追随他们的恶棍。行业里的成员、其他未婚的年轻人和过起禁欲生活的人会聚集在一起，选出一位领

    袖。在他们的用语中，就称这位领袖为“akhi”。

    一位衣衫褴褛、头戴毡帽的鞋匠邀请伊本·白图泰来到一处接

    待所。这位鞋匠是一位兄弟会早期的领袖，他和“大约200名来自

    各行各业的人”一起兴建了这处接待所，用来接待旅行者和其他

    客人。为了这项共同的事业，他们把自己白天赚的钱全部捐了出

    来。这个接待所

    是一栋精致的建筑，地上铺着精美的绣毯，室内到处是

    伊拉克玻璃的光辉……穿着长袍和靴子的年轻人排成行站在

    房间里……他们头上戴着白色的羊毛帽子，帽子的顶上有大

    约一肘尺[8]长的帽尾……在我们加入他们之后，他们用水果

    和蜜饯款待我们，接着又开始唱歌跳舞。在这里看到的一

    切，都让我对他们心怀敬意，他们的慷慨和由内而外散发出

    的高贵让我们深感惊讶。

    在布尔萨，伊本·白图泰得到了奥尔汗苏丹的接见。

    (奥尔汗苏丹)是土耳其人最伟大的“王中之王”，拥

    有最多的财富、土地和军队。他拥有上百座城堡，并把他的

    大多数时间用在视察这些城堡上……据说，他从来不会在哪

    一座城镇里住满一个月。他还持续不断地与异教徒作战，围

    攻他们的城市。

    奥尔汗是奥斯曼两个儿子中较年幼的那个，但他由于在军事

    方面才能出众，被奥斯曼指定为继承人。与奥尔汗相反，奥斯曼

    的长子阿拉丁(Ala-ed-Din)是一个醉心于学术的人，专注于法

    律和宗教的研究。据说，奥尔汗曾提出与兄长分享他所继承的家

    业，但阿拉丁谢绝了他的好意。奥尔汗说：“我的兄长，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我给你的羊群和牛群，那么你至少应该成为我的臣民

    的牧羊人，应该成为我的维齐尔。”于是，阿拉丁开始负责国家

    的行政事务、军队的组织和新法案的起草，直到他在七年之后去

    世。

    定都布尔萨的奥尔汗获得了这样的称号：“苏丹，众加齐的

    苏丹之子[9]；加齐，加齐之子[10]

    ，世界之英雄。”在布尔萨，他

    铸造了奥斯曼人历史上第一枚银币，以取代塞尔柱人铸造的货

    币。在他铸造的银币上，镌刻着“愿真主长保奥斯曼之子奥尔汗

    之帝国”的字样。奥尔汗的使命是完成其父未竟的事业：将奥斯

    曼聚拢起来的各色人群整合成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完成征讨，扩大疆土；团结在疆土内生活的居民，为帝国打造出一个新的核

    心。比起奥斯曼，奥尔汗的肤色更浅，举止更优雅，仪容更伟

    岸，但他也像其父一样朴素而公正，既不狂热，也不奸诈，更不

    残忍。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行政方面，奥尔汗的眼界都比其父

    更开阔，也更具有行动力。他之所以能够完成使命，靠的是无穷

    无尽的精力和做事时专一的目的性。更重要的是，他在处理纷杂

    的国事和外交技巧方面都有过人之处。

    首先，尼西亚和尼科米底亚还没有被征服。这两座城堡拥有

    高耸的城墙，难以强攻。布尔萨的陷落，主因是君士坦丁堡未能

    给予支援。而当奥尔汗把目光投向尼西亚时，拜占庭帝国皇帝安

    德洛尼卡三世(Andronicus III)感到有责任援救尼西亚。毕竟，当拉丁帝国在一个世纪之前占据了君士坦丁堡时，尼西亚曾是拜

    占庭帝国的首都。然而，1329年，安德洛尼卡三世在佩莱卡农

    [Pelecanon，即今天的曼尼亚斯(Manyas)]与奥斯曼人交战时负

    伤，随即置其大军于不顾，匆忙逃回了君士坦丁堡。于是，其残

    余的军队也跟着四散奔逃。至此，尼西亚的守军只好选择投降。

    大约八年之后，尼科米底亚的守军也向奥斯曼军队投降。

    这三座城市的陷落，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这三

    座城市要想生存，就必须依靠其周边乡村的支持。然而，这些土

    地已经全部落入了奥斯曼人之手。不仅如此，奥斯曼人并非只是在这些地方劫掠，而是永久性地定居于此，君士坦丁堡方面也没

    有能力改变这一现实。这样一来，实际上已经被抛弃的市民们就

    别无选择，只能投降。根据投降时商定的条件，这些城市的居民

    可以选择前往君士坦丁堡，但这样做的人并不太多。更多的人选

    择留在当地，继续从事他们的营生，在这个欣欣向荣、取代了旧

    有世界的新世界里扮演自己的角色。据说，到奥尔汗驾崩之时，其国境内的人口总数已经增长到50多万人，与传说中埃尔图鲁尔

    时期的400百多名骑手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尽管奥斯曼帝国对基督徒十分宽容，但从本质上说，它依然

    是一个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国家，宗教信仰是其国家认同中最重要

    的一环。尽管穆斯林和基督徒实现了和平共存，但在他们之间仍

    然要保留一些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土地和对土地的分配方

    面。只有穆斯林有服兵役的义务，因此也只有穆斯林才有权拥有

    土地。作为为国服役的奖励，土地被分配给穆斯林；国家也由此

    可以从免除纳税义务的军事封地上征募兵员。基督徒不需要服兵

    役，因此也不能获得土地。他们需要支付人头税以贴补军费。因

    此，在乡村地区，没有土地的基督徒就不得不向拥有土地的穆斯

    林卑躬屈膝。于是，基督徒就更倾向于在城市或城镇中生活、工

    作，因为在这些地方，他们在土地权利上的劣势可以被经济条件

    上的优势所抵消。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主动选择皈依伊斯兰

    教，他就可以自动成为奥斯曼人，没人会再去计较他原本的出

    身。他可以不再纳税，有权拥有土地，有机会获得晋升，并且作

    为穆斯林统治阶层的一员分享其他收益。因此，在这一时期，奥

    斯曼帝国的亚洲版图上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皈依伊斯兰教。

    尽管都是一种封建土地制度，但是奥斯曼的军事封地土地所

    有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土地制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其区别在于，奥斯曼的军事封地通常面积狭小，且几乎都是不可世袭的，所有

    土地都是国家的财产。因此，在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

    就没有出现遍布欧洲的那种拥有土地的贵族。苏丹对自己征服的

    土地保有绝对的所有权。他们随着征服更多的地方，就会获得更

    多的土地，可以用来奖励更多的士兵。在其兄长阿拉丁的建议下，奥尔汗构建起来这样一个体系框架，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君主

    可以拥有一支直接听命于己、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由职业军人组

    成的常备军。而这一点，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欧洲人都没有

    能够做到。

    在其父奥斯曼的军中，士兵只有一种来源：被称作“阿金

    基”(akinjis，即掠夺者)的土库曼骑兵。要招募这些非正规的志

    愿军，只需要在村子里喊“谁要去打仗”就可以了。他们都是老练

    的骑手，“像一堵墙一样”一同行动。除了从军事封地上征集士兵

    之外，奥尔汗也会征调阿金基参战。他将阿金基编组成斥候骑兵

    的前卫部队，用来在大部队发动攻击前扫清障碍。由于他们的任

    务危险性最高，奥尔汗也赐予他们最多的土地，以确保他们的忠

    诚。阿金基在执行任务时还会得到向导“恰武什”(chavush)和领

    取军饷的正规骑兵部队“西帕希”(sipahis)的支持。

    奥尔汗还会招募被称作“阿扎布”(azabs)的非正规步兵，他

    们的角色是在战阵的最前方充当炮灰，吸引敌人的火力。敌人往

    往会惊奇地发现，在这些非正规步兵的身后，是经过精挑细选、更有纪律性、也更难对付的第二梯队。第二梯队的士兵是从领取

    军饷的常备军(“kapu-kulu ojaks”)中挑选出来的，经受过良好的

    集体训练，由他们熟悉而尊敬的指挥官统领。与那个时期流行的

    雇佣兵不同，他们团结一致，忠于君主，认同君主的目标，也相

    信君主会通过晋升和其他奖赏来维护他们的利益。理论上，他们

    一直“在苏丹的大帐之前”，服从于苏丹的绝对权威。虽然他们通

    常都要服从指挥官的命令，但由于指挥官也是代表君主行事，所

    以士兵们一直都在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君主。团结一心是这些新

    兴的奥斯曼正规军的战斗力基石。而他们的战斗力的另一个基

    石，在于他们时时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奥斯曼人总是枕戈待旦，从不会被敌人打一个措手不及。奥

    斯曼军队有着一流的情报系统，总是可以知道敌人于何时向何地

    进攻。另外，他们的向导也十分出色。旅行者贝特朗·德·布罗基

    耶(Bertrand de Broquière)曾这样描述奥斯曼军队：他们可以突然开拔，1万名奥斯曼人发出的声响有时候会

    比100名基督徒士兵发出的声响还小。鼓声一响，奥斯曼军队

    就立即开始行军，从不会走乱步伐；除非得到命令，否则绝

    不停歇。他们总是轻装上阵，基督教军队要走三天的路程，他们一夜之间就可以走完。

    这正体现了奥斯曼人的军事天赋。他们吃苦耐劳、顽强、守

    纪律，并且在几个世纪的游牧生活中锤炼出了迅速机动的能力。

    奥斯曼人在组织和战术方面的能力，也让他们的军队成为出色的

    战争机器。他们无敌于天下的战斗力将把这个国家打造成一个帝

    国。作为游牧民族，奥斯曼人在与生俱来的迁徙冲动的驱使下，曾有意识地一路西行，以寻找新的牧场。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他们的迁徙冲动得到了升华和进一步的激发。根据真主之律法，他们作为加齐，负有在“战争之地”(Dar-el-Harb)[11]

    寻找并击

    败异教徒的宗教使命：袭击并占领异教徒的土地，夺取他们的财

    产，杀掉或俘获异教徒，并将异教徒的社会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

    下。另外，社会和经济上的因素也在驱使他们进行扩张。游牧

    民、非正统的穆斯林和冒险者，以及来自安纳托利亚中部各公国

    的各类移民，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与拜占庭帝国邻近的前沿地

    区，给此地带来了人口方面的压力。因此，这些来自中亚大草原

    的土耳其人，现在需要面对一项陌生而冷酷的新事物——大海。

    到14世纪中叶，他们已经做好了进军欧洲的准备。

    [1] 原文“principality”，其首领的身份可能是“贝伊”“埃米尔”或“汗”，相应的国家

    也有“贝伊领”“埃米尔国”“酋长国”“汗国”等。通过参考国内相关著作，并出于统一考

    虑，本书将统称其为“公国”。

    [2] 维齐尔大约相当于高级的行政顾问或大臣。

    [3] “贝伊”是突厥语中“首领”或“酋长”的意思，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泛指地方的执

    政者。

    [4] 奥斯曼哈里发是继承先知穆罕默德权威的四大哈里发的第三位，644—656年

    在位。

    [5] 这个奥林匹斯山是今土耳其布尔达省的乌鲁达山(Uluda?)，并非希腊的奥林匹斯山。

    [6] 指伊兹尼克湖。尼西亚今名伊兹尼克。

    [7] 意为“兄弟”。

    [8] 肘尺(cubit)是古时中亚的长度单位，从中指指尖到肘的前臂长度，1肘尺

    大约在45至55厘米之间。

    [9] “众加齐的苏丹”指的是先帝奥斯曼。

    [10] “加齐之子”中的“加齐”指的是先帝奥斯曼。

    [11] 早期穆斯林相信，世界分为两部分：“和平之地”，即由穆斯林统治的地

    区；“战争之地”，即伊斯兰教法没有得到施行的地区。这一内容并没有出现在《古

    兰经》中，而是在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于8世纪受挫后开始出现。第二章

    与蒙古人横贯亚洲的疾速扩张不同，土耳其人进入欧洲的过

    程称不上突然，而是一种缓慢的渗透过程。这也是拜占庭帝国的

    衰亡带来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是基督教世界

    在宗教上的不统一和由此导致的政治上的不团结——西方对抗东

    方、天主教对抗东正教、罗马人对抗希腊人。在13世纪伊始，这

    种不团结达到了顶峰：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来自拉丁国家[1]

    的骑士们没有按预先的计划去进攻圣地[2]

    的穆斯林，而是背信弃

    义地袭击了由同是基督徒的希腊人控制的君士坦丁堡。1204年，十字军夺取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随后在这里建立了拉丁帝国，掌管拜占庭帝国在欧洲的大部分残余领土。由于内部纷争频仍，拉丁帝国是一个只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短命帝国。与此同时，希

    腊人以尼西亚为首都，继续控制拜占庭帝国在亚洲的领土。1261

    年，他们重新夺回了君士坦丁堡。

    然而，从长远来看，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对拜占庭帝国的打击

    是致命的。尽管拜占庭帝国在此后又苟延残喘了两个世纪，但比

    起往日的自己，它只能算是一个幽灵。对拜占庭帝国来说，其过

    去作为世界权力和文明中心的光辉已经消失了。它再也无法恢复

    以往的国力，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高枕无忧。它的国土大幅度

    缩水，先后丢掉了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君士坦丁堡大

    半被毁，财富丧失，人口锐减。它与东方的贸易关系也中断了，西方与东方剩余的贸易往来都掌握在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手中。

    拜占庭帝国与罗马教皇和拉丁国家的宗教纷争也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在拜占庭帝国内部，权力分散，社会动荡，财政瘫痪。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拜占庭帝国也没能迎来有能力让国家团

    结一心、重获新生的统治者。在夺回君士坦丁堡之后，巴列奥略

    王朝的统治者们未能给国家带来复兴(除了在艺术领域)，反而长期陷入腐化堕落的生活之中。在那场基督徒之间不光彩的战争

    之后，拜占庭帝国的皇室陷入内乱，内战时有发生。儿子对抗父

    亲，孙子对抗祖父，篡位者对抗合法的君主。这种分裂的状态不

    可避免地为土耳其人所利用——他们正为了伊斯兰圣战的目标而

    空前团结。在土耳其人看来，他们根本无须入侵欧洲，因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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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他们扮演的是熟悉的雇佣兵的角色，就像他们三个世

    纪前在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所做的那样。首先这样做的是定

    居在黑海西岸多布罗加(Dobruja)的一群土库曼人。当时，拜占

    庭帝国在位的是巴列奥略王朝的第一位皇帝米海尔八世(Michael

    VIII)，他曾经在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占领期间在塞尔柱人的宫

    廷流亡。风水轮流转，这时，有一位名叫伊兹丁(Izzed-Din)的

    塞尔柱苏丹，在遭到废黜后躲在君士坦丁堡避难。这群土库曼人

    赶到君士坦丁堡来帮助伊兹丁。在向拜占庭皇帝威胁性地展示了

    武力之后，他们成功地让拜占庭人释放了这位苏丹，并带他去了

    克里米亚。不过，伊兹丁的儿子和他的一部分卫兵留在了君士坦

    丁堡，皈依了基督教，并以他们为核心组成了一支规模日渐增长

    的土耳其人部队。拜占庭帝国也很乐于得到这样一支部队的支

    援。

    14世纪伊始，拜占庭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Andronicus II)

    又将一支实力强劲的雇佣兵部队招募到自己的麾下。这群来自加

    泰罗尼亚大佣兵团(Catalan Grand Company)的雇佣兵，由目无

    法纪的佣兵头子罗杰·德弗洛尔(Roger de Flor)率领。加泰罗尼

    亚人在君士坦丁堡惹出乱子之后，罗杰·德弗洛尔带领他们进入了

    小亚细亚半岛。在这里，他们成功地击败了土耳其人，但是抢走

    了本应属于希腊人的那一份战利品。最终，加泰罗尼亚雇佣兵与

    希腊人之间的矛盾演变成了公开的冲突。加泰罗尼亚人以加里波

    利(Gallipoli)为基地，试图在这里自行建国。接着，拜占庭皇

    帝十分不明智地指使人在自己的宫殿里杀死了罗杰·德弗洛尔。结

    果，原本是被招募来保卫拜占庭帝国的加泰罗尼亚人开始视希腊人如仇雠，并且联络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共同对抗拜占庭帝国。

    就这样，这群加泰罗尼亚人率先将有组织的土耳其人引入了

    欧洲，对抗希腊人。后来，加泰罗尼亚人躲到了色萨利

    (Thessaly)地区，却把大量的土耳其人留在了色雷斯和马其

    顿。他们阻断交通，制造混乱。这些土耳其人的头领哈利勒

    (Halil)与希腊人达成了协议，同意带领土耳其人离开这一地

    区，条件是希腊人要确保他们可以安全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

    然而，希腊人却违反协议，试图夺取土耳其人携带的战利品。于

    是，哈利勒从亚洲召来了援军，击败了拜占庭军队，年轻的拜占

    庭皇帝米海尔九世(Michael IX)[3]

    落荒而逃。获胜的土耳其人

    还戏谑地戴上了拜占庭皇帝的皇冠。最终，拜占庭皇帝只好调来

    了塞尔维亚军队，才终于赶走了这些土耳其人。

    从此之后，来自小亚细亚半岛各公国的土耳其人就开始不停

    地袭扰拜占庭帝国欧洲部分的岛屿和海岸，这种海盗式的劫掠贯

    穿了整个14世纪。只是这些土耳其人彼此之间也有矛盾，因而才

    未能形成共同入侵的局面。有的时候，帮助希腊人作战的土耳其

    人甚至和来犯的土耳其人一样多。参与侵袭的族群中还包括来自

    黑海以北的鞑靼人。这些与土耳其人有着相近的血缘和习俗的人

    群，一批批从俄罗斯南部涌入克里米亚，最西曾到达匈牙利。与

    此同时，由于来自小亚细亚半岛上艾登(Aydin)公国的土耳其

    海盗们不停地骚扰爱琴海上的岛屿，教皇的军队发动了一次“十

    字军远征”，并夺取了士麦那城(Smyrna)。

    奥斯曼人没有参与这些针对拜占庭帝国的敌对行为。他们精

    明地看到，这些风波只会削弱与他们存在竞争关系的那些土耳其

    邻邦。到了1330年，即便奥斯曼人控制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东侧的

    海岸，已经可以与君士坦丁堡隔海相望，他们依旧没有改变以耐

    心谨慎为上的政策，一直等到七年之后才跨越海峡，挺进欧洲。

    奥斯曼人之所以进入欧洲，是受到了拜占庭帝国高官、篡位

    者约翰·坎塔库尊(John Cantacuzene)的邀请。约翰·坎塔库尊是一位兼具能力和野心的领袖，他自立为帝，反对还只是个孩童的

    合法皇帝约翰·巴列奥略(John Palaeologue)，并在随后的内战中

    取得了土耳其人的支持。为了换取土耳其人的军事援助，坎塔库

    尊提出将女儿狄奥多拉(Theodora)许配给奥尔汗。尽管奥尔汗

    也得到了约翰·坎塔库尊的对手的示好，但他还是立刻同意了坎塔

    库尊的提议。1345年，6 000余名奥斯曼帝国的军人跨过海峡来到

    了欧洲。他们帮助篡位者从约翰·巴列奥略手中夺取了黑海沿岸的

    数座城市，还在色雷斯大肆破坏，武力威胁阿德里安堡

    [Adrianople，即今天的埃迪尔内(Edirne)，位于君士坦丁堡西

    北方]，甚至围攻君士坦丁堡。

    第二年，在欧洲的海岸上，人们为拜占庭公主和奥斯曼苏丹

    的结合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奥尔汗则在海峡对岸的斯库塔里

    (Scutari)扎营，并派遣一支由30艘船组成的奥斯曼船队和一支

    骑兵卫队，前往位于塞利布里亚(Selymbria)的拜占庭皇帝的大

    营，从铺有地毯的华丽大帐中接走了他的新娘。吉本将接下来发

    生的一幕称作“紫色之耻”，他写道：

    狄奥多拉登上了一个由丝绸和黄金帷幕环绕着的宝座，四周的军人全副武装，只有皇帝还骑在马上。在接到信号之

    后，人们突然撤掉了四周的帷幔，新娘——或者说牺牲品

    ——暴露在众人的面前，跪在地上的宦官和婚礼火把环绕着

    她。长笛和小号宣告着这一喜悦的时刻；那个时代最好的诗

    人唱起婚礼赞歌，吟诵着她虚假的欢喜。没有经过任何基督

    教的仪式，狄奥多拉就被送给了她的野蛮人夫君。不过，根

    据约定，她在布尔萨的后宫里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她

    的父亲则在这前途未卜的时刻庆贺着她的仁慈与奉献。

    狄奥多拉的确为与她同样信仰基督教的一些人带来了好处：

    她购买并解放了大量的基督徒奴隶和囚犯。

    在与奥斯曼人联姻并结成军事同盟之后，坎塔库尊于1347年进入了君士坦丁堡。他将另一个女儿海伦嫁给了年轻的约翰·巴列

    奥略，并与后者互相承认对方为共治皇帝。这样一来，奥斯曼土

    耳其人就在欧洲有了稳固的地位，而不是仅仅占有一两处立足

    点。在欧洲，他们不再是敌人，而是拜占庭帝国的盟友和亲戚。

    他们的苏丹是一位拜占庭皇帝的女婿，还是另一位拜占庭皇帝的

    连襟；此外，他还是邻国保加利亚的沙皇的女婿。

    而这些关系并不妨碍奥尔汗接受其他势力的示好，比如拜占

    庭帝国的敌人斯泰凡·杜尚(Stephen Dushan)。斯泰凡·杜尚已经

    将他的塞尔维亚扩张成了一个“帝国”，并自称“罗马帝国近乎全境

    之主”，威尼斯人甚至称呼他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然而，斯泰

    凡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计划未能获得威尼斯人的支持。因此，他转

    而寻求与奥尔汗结盟，提出组成塞尔维亚和奥斯曼联军，一同进

    攻君士坦丁堡。为了确保他们之间的联盟关系，斯泰凡提出将他

    的女儿嫁给奥尔汗的儿子。奥尔汗派出使节，准备接受这一提

    议。然而，这个计划被坎塔库尊打破了，他派人截获了奥尔汗的

    使团，杀掉了其中的一些人，将另一些人囚禁起来，并且扣留了

    使团带给塞尔维亚“皇帝”的礼物。此后，斯泰凡和奥尔汗都没有

    重启谈判，因为他们的目标太过相似，很难相互达成妥协。最

    终，斯泰凡在1355年率领8万人的大军出征，打算独自攻取君士

    坦丁堡。然而，就在行军的第二天，斯泰凡就死了，他的塞尔维

    亚帝国也很快随之灰飞烟灭。 (更d书f享搜索雅 书.YabooK)

    而时间回到1350年，联姻的3年后，坎塔库尊又召来了2万名

    奥斯曼骑兵，帮助他将塞尔维亚军队从萨洛尼卡(Salonika)附

    近的马其顿海滨城市赶走，从而将萨洛尼卡从斯泰凡的威胁下解

    救了出来。尽管奥斯曼军队没有占领任何一座城市，但是在苏丹

    的准许下，他们心满意足地满载着掠夺来的战利品返回了小亚细

    亚。两年之后，奥尔汗又帮助热那亚人在战争中对抗后者的老贸

    易对手威尼斯人。在这一过程中，奥尔汗也采取了对坎塔库尊的

    敌对行为。1352年，威尼斯人与保加利亚人一起公开宣布支持约

    翰·巴列奥略，于是坎塔库尊再一次召来了2万名土耳其士兵，甚至不惜洗劫君士坦丁堡的教堂以支付他们的酬劳。坎塔库尊还许

    诺说，将把色雷斯切索尼斯(Thracian Chersonese)[4]

    的一座城

    堡送给奥尔汗。凭借奥斯曼军队的帮助，他解救了阿德里安堡，保住了他在色雷斯以及马其顿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权，并宣布他的

    儿子马修(Matthew)为共治皇帝。

    1353年，奥尔汗的儿子苏莱曼帕夏(Suleiman Pasha)[5]

    率

    领一支奥斯曼军队渡过赫勒斯滂(Hellespont)[6]

    去接收坎塔库

    尊许诺的城堡齐贝(Tzympe)。这座城堡位于加里波利和爱琴海

    之间的加里波利半岛上。就在他们抵达后不久，一场地震毁坏了

    加里波利的部分城墙，于是苏莱曼又迅速占领了加里波利。在修

    复了加里波利的城墙之后，他从亚洲迁来了第一批奥斯曼移民。

    很快，奥斯曼人又在逃亡的基督徒抛弃的土地上建立了一系列类

    似的殖民地，每个殖民地都由单独的穆斯林贝伊统治。[7]

    这些贝

    伊都是奥尔汗的得力战将。在他们眼中，奥尔汗与其说是他们的

    主子，还不如说是一名发挥黏合剂和召集人作用的战友。正是依

    靠他们规模庞大的私人军队，奥尔汗才得以在欧洲为他的奥斯曼

    帝国打下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除了农民之外，来自各个省份

    的希腊人纷纷在各个城堡和城镇避难。由于他们主动投靠，奥斯

    曼人也不去骚扰他们。

    以此为起点，奥斯曼人在欧洲的版图开始逐渐向西扩张，加

    齐们开放的边地社会也随之在欧洲扩展，给拜占庭帝国的土地染

    上了奥斯曼的色彩。奥斯曼人的先头部队通常会迅速突进，宽广

    而深入地进入敌人的领地，阻隔交通，毁坏庄稼，破坏当地的经

    济；奥斯曼人的主力部队紧随其后，沿着先头部队进军路线上的

    主要道路和通往多瑙河的四条河谷建立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的定

    居点。不过，土耳其人起初并没有进入附近多山的地区，因为大

    量的当地居民就在这些山区里避难。在土耳其人向动荡的巴尔干

    进军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遭遇太多的抵抗，因为他们的到来对

    当地受压迫的人民来说通常算得上一种解放。围绕着伊斯兰托钵

    僧团体设立的接待所，新的土耳其人村庄逐渐发展起来。穆斯林贝伊们在他们控制的土地上与基督徒农民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社会

    关系，最终引发了一场社会变革。他们赶走了拥有土地所有权的

    世袭阶层，这些希腊人或来自拉丁国家的人此前一直在压迫和压

    榨其封地上的农民。取而代之的穆斯林贝伊们建立了一种松弛而

    间接的控制关系。作为领主，他们只向农民征收有限的赋税，并

    且取消了他们无偿劳动的旧有义务。这是因为，根据奥斯曼的法

    律，贝伊们并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在农民和苏丹之间承

    担一定职责的中间人；无论是通过征服还是其他方式得到的土

    地，全部归苏丹所有。正当拜占庭帝国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均陷入

    支离破碎的境地的时候，奥斯曼人用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取代了这

    种分裂的状态。随着奥斯曼人的扩张，与他们接壤的基督徒领主

    纷纷前来向苏丹称臣。他们每年向他交纳一小笔贡品，以表示臣

    服于这个伊斯兰国家。奥斯曼人从一开始就对基督徒采取了怀柔

    的政策，从而确保了当地的农民不会跟他们的领主一道反对奥斯

    曼的入侵。甚至他们的政策还鼓励农民揭竿而起，反对他们的基

    督徒领主。基督教修道院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基督教封建主

    们加在农民身上的苛捐杂税愈加繁重，对他们的虐待也愈加残

    酷，而奥斯曼人的到来使农民获得了解放。因此，巴尔干地区的

    农民们很快就开始对穆斯林入侵者持欢迎态度。奥斯曼化给巴尔

    干农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其中就包括法律和秩序的重建。

    正如后来一位法国旅行者所写的那样：“乡间十分安全，也没有

    听到过任何有关土匪或剪径大盗的消息。”——而在当时的基督

    教世界的任何地方，都远没有这么安宁。

    在这一阶段，奥斯曼人控制了加里波利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和

    马尔马拉海的欧洲沿岸。在其控制下的领土到君士坦丁堡的最短

    距离只有几英里。感到局面不稳的坎塔库尊指责奥尔汗背信弃

    义，提出出价1万枚达克特金币[8]

    赎回齐贝。奥尔汗很清楚，只

    要他愿意，他随时有能力重新夺回齐贝，于是接受了坎塔库尊的

    提议。但是，奥尔汗坚决拒绝交出加里波利。他宣称，他得到加

    里波利凭借的不是武力，而是真主的旨意，并且拒绝再就此问题

    展开谈判。凭借真主的帮助，奥斯曼土耳其人注定应当留在加里波利。

    坎塔库尊感到自己被彻彻底底地羞辱了。在国外，巴尔干地

    区的基督教国家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都拒绝向拜占庭帝国伸出援

    手。保加利亚沙皇讥讽他说，坎塔库尊之前亵渎神明地与土耳其

    人结盟，现在的苦果是他罪有应得，拜占庭人应该自己去应付这

    场风暴。“如果土耳其人来找我们的麻烦，”他补充道，“我们知道

    该怎样保护自己。”在国内，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揭竿而起反对约

    翰·坎塔库尊，设置街垒把他堵在了自己的皇宫里，并且宣布支持

    约翰·巴列奥略。公众对坎塔库尊嗤之以鼻，指责他企图将君士坦

    丁堡交给奥斯曼人。在这种情况下，坎塔库尊别无选择，只得宣

    布退位，随后躲到斯巴达附近的米斯特拉(Mistra)的一座修道

    院中。在这里，他化名为约瑟夫·克里斯托杜洛(Joasaph

    Christodoulos)，度过了余下的30年，并写就了一部有关他的时

    代的出色史书。

    苏莱曼帕夏继续向内陆进行征服和殖民，先夺取了德莫迪卡

    (Demotika)，继而又占领了乔尔卢(Chorlu)，切断了君士坦

    丁堡和阿德里安堡之间的联系。苏莱曼的殖民行动几乎没有遭遇

    过当地的希腊居民或拜占庭皇帝约翰·巴列奥略手下军队像样的抵

    抗。事实证明，约翰·巴列奥略像约翰·坎塔库尊一样任由奥斯曼

    人摆布，而更大的羞辱还在等待着他。1357年，奥尔汗与狄奥多

    拉之子哈利勒被海盗扣留，奥尔汗要求约翰·巴列奥略前往福西亚

    (Phocaea)予以营救。而就在拜占庭皇帝围困福西亚的时候，奥

    斯曼军队却在挺进色雷斯。在皇帝返回君士坦丁堡的途中，奥尔

    汗又命令他继续留在福西亚参与围城。于是，皇帝只好再一次出

    发，却在途中遇到了他的舰队。皇帝的舰队放弃了围困福西亚，而皇帝也未能说服他们继续围城。于是，皇帝只好向奥尔汗恳求

    说，自己力有不逮，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

    此时的奥尔汗，已经相当于拜占庭皇帝的上级。他拒绝更改

    他的命令。1359年，约翰·巴列奥略只好去斯库塔里拜见奥尔汗，如同一个附庸试图安抚他的宗主一般。苏丹与皇帝达成了协议，同意各支付奥尔汗之子赎金的一半，并且承认色雷斯地区的现

    状。在解救了哈利勒之后，皇帝还得将自己10岁的女儿嫁给哈利

    勒。在奥尔汗的命令下，皇帝回到了福西亚，交了一大笔赎金，把哈利勒带回了尼西亚。在尼西亚，哈利勒和信仰基督教的公主

    按照穆斯林的礼仪举行了订婚仪式。约翰·坎塔库尊让奥斯曼人以

    军人的身份进入了欧洲，而他的对手约翰·巴列奥略则进一步承认

    了奥斯曼人作为移民进入欧洲的现实。

    奥尔汗于1359年去世，而他的长子苏莱曼则在前一年身故

    ——他在加里波利半岛放鹰狩猎时从马上摔了下来。奥尔汗的小

    儿子因而得以继位，是为穆拉德一世(Murad I)。奥尔汗作为奥

    斯曼三位“开国之父”中的第二位，他更多地依赖的是他的外交手

    腕，而不是军事才能。在把自己治下的土地打造成一个真正

    的“国家”之后，他以一支先进的军队为后盾，进入了欧洲。他所

    仰仗的不是直接地使用武力，而是间接地依靠武力去讨价还价。

    面对孱弱而分裂的敌人，他并没有急躁冲动，而是展示出堪称楷

    模的耐心，以及天才般的操纵和谋划能力。这些正是奥斯曼帝国

    得以立足欧洲的基石。

    现在是时候扩大征讨的范围了。奥斯曼军队将作为一支进攻

    性的力量，去征服那些与他们的边境接壤、甚至更为遥远的地方

    ——拜占庭帝国和巴尔干基督教国家的残余领土。这一重任落在

    了40岁的穆拉德一世身上。这位苏丹将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超越

    他的两位先皇的成就，并成为其所在时代中独一无二的人物。从

    穆拉德一世开始，西方将屈服于东方，就如同在希腊和罗马的时

    代，东方屈服于西方那样。

    [1] 拉丁国家指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相对于信奉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国家。

    [2] 这里的圣地大体指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包括约旦河东岸的地区，相当于今天

    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西部、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和叙利亚西南部。

    [3] 此时，米海尔九世与其父安德洛尼卡二世为拜占庭帝国的共治皇帝。

    [4] 色雷斯切索尼斯是加里波利半岛的古称。

    [5] 帕夏为奥斯曼帝国常用的尊称或荣誉称号。[6] 赫勒斯滂是达达尼尔海峡的古称。

    [7] 土耳其人对达达尼尔海峡欧洲一侧的加里波利半岛的占领，意味着土耳其人

    控制了达达尼尔海峡两岸。加里波利半岛至今依然是土耳其领土，加里波利城在土

    耳其通行的名字是盖利博卢(Gelibolu)。而土耳其人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完全垄

    断亚欧之间的海陆交通，要等到100年后的征服者穆罕默德时代。

    [8] 通常指威尼斯发行的达克特金币。第三章

    奥尔汗是奥斯曼帝国进军欧洲的先锋，而穆拉德一世则是奥

    斯曼帝国第一位伟大的苏丹。他在14世纪的后半段统治了整整一

    代人的时间。穆拉德一世有着永不倦怠的战斗热情，并用他充满

    激情的领袖气质鼓舞着他的军队。他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

    的版图扩张到了极限，并且成功地巩固了帝国在这些新征服的地

    区的统治，使其可以在帝国的版图内留存长达五个世纪。同时，作为一位富有远见和政治敏锐性的统治者，他颇具政治家风范，为帝国的未来构建了宏大的政府架构。这样的政府架构终将把拜

    占庭帝国的残余领土整合起来，并赋予它们新生，帮助奥斯曼帝

    国填补上拜占庭帝国衰亡后留下的空白；而这一点是当时任何其

    他国家都无法做到的。一个崭新的奥斯曼文明在冉冉升起，这个

    文明成功地将其治下隶属于不同种族、信仰不同宗教、操着不同

    语言的各个群体融合在了一起；而正是穆拉德一世，宣告了这个

    独一无二的文明的崛起。

    此外，奥斯曼帝国向东欧扩张的时代又恰逢西方世界的收

    缩。在欧洲人于13世纪中叶彻底丢掉了耶路撒冷和蒙古人突然入

    侵小亚细亚半岛之后，封建制度下的基督教世界再也无力向东方

    拓展其疆界了。随着曾经支撑十字军东征的战争冲动转向内部，拉丁国家的基督徒们开始争吵不休，相互攻伐。曾经开拓了利润

    丰厚的东方贸易并资助历次十字军运动的意大利银行家家族一个

    接着一个地败落了。财政和经济方面的衰退导致了全面而漫长的

    社会危机。缺乏弹性和生命力的欧洲社会陷入了低谷。农民频频

    起义，反对封建地主和拥有大量土地的僧侣，城镇里的工人则时

    常站出来向商人发起抗争。

    从东方传入的黑死病(腺鼠疫)摧残了地中海沿岸和整个西

    欧，导致人口锐减，而新大陆的发现将让欧洲的年轻人把注意力投向了大西洋彼岸。欧洲的中世纪进入了末期，启迪的曙光即将

    出现，整个社会处于转折之中；而新生的奥斯曼奥斯曼帝国只会

    是这一切的受益者。喜欢本书吗？更多免费书下载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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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进攻，早在穆拉德即位之前就已经在准

    备中。1360年，穆拉德一世甫一即位，就立刻派遣得力的将领统

    率大军入侵欧洲。战争的第一阶段进展十分迅速。在15个月的时

    间里，奥斯曼人就占领了色雷斯地区全部重要的堡垒和延伸到巴

    尔干山脉脚下的富饶平原，完成了对这一地区的实际控制。在乔

    尔卢，奥斯曼军队将该城守军屠戮殆尽，并将其指挥官斩首示

    众，以此在整个巴尔干地区散布对土耳其侵略者的恐惧情绪。阿

    德里安堡的守军献城投降，这座城市也很快取代了布尔萨，成为

    奥斯曼帝国的新首都。接着，奥斯曼军队向西进发，绕过了君士

    坦丁堡。早已名不副实的拜占庭皇帝约翰·巴列奥略与奥斯曼人签

    署和约，同意不做任何试图夺回色雷斯失地的尝试，也不去联合

    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一同抵抗奥斯曼人的进攻。不仅如此，他还要帮助奥斯曼人对付小亚细亚半岛上不友好的土耳其同胞。

    10年之后，约翰·巴列奥略将彻底沦为穆拉德的附庸，不仅要承认

    他的宗主地位，还要在奥斯曼军队中效犬马之劳。

    与此同时，奥斯曼军队越来越深入欧洲，先后入侵保加利

    亚、马其顿和塞尔维亚，随后又进犯了信仰天主教的匈牙利。在

    教皇乌尔班五世(Urban V)的主持下，基督教国家试图团结起

    来，帮助希腊人保卫基督教世界，然而他们的努力却徒劳无功。

    1363年，匈牙利军队第一次出击土耳其人。他们联合了塞尔维亚

    人，在没有希腊人支援的情况下，渡过了马里查河(River

    Maritza)，兵锋直指阿德里安堡。未经阻拦就顺利渡河的他们，在夜晚举行了庆祝活动。而就在第二天，土耳其人就对这支睡眼

    惺忪的大军发动了突袭。用土耳其历史学家塞阿代德丁

    (Seadeddin)的话说，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联军如同“野兽被堵在

    了兽穴里”。他们像“被狂风驱赶的火苗一样”被赶进了河里，几乎

    遭到全歼。而类似的“十字军”式的远征尝试则往往由于罗马天主教会和

    希腊东正教会之间的矛盾而作罢。两个教会之间的敌对情绪，在

    彼特拉克(Petrarch)[1]

    写给教皇乌尔班的信中就可见一斑：“奥

    斯曼人只不过是我们的敌人，而那些分裂了基督教会的希腊人要

    坏过敌人。”为了寻求支持，拜占庭皇帝约翰·巴列奥略向罗马天

    主教会许诺说，希腊人将承认罗马天主教会的宗主地位。他在秘

    密出访匈牙利的时候做出了这样的承诺，结果在回国路上被保加

    利亚人扣留在一座城堡里。此举引发了萨伏伊伯爵阿梅迪奥

    (Amadeo of Savoy)[2]

    的干预。1366年，阿梅迪奥发起了一次

    十字军远征，并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了加里波利。然而，阿梅迪

    奥并没有留在这一地区继续对抗土耳其人，而是率军驶入黑海去

    对付信奉基督教的保加利亚人。在解救了拜占庭皇帝之后，阿梅

    迪奥像匈牙利人一样要求约翰·巴列奥略承认罗马天主教会的宗主

    地位。然而，拜占庭皇帝这一次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阿梅迪奥

    转而开始攻击希腊人。

    拜占庭皇帝屈服了，并于1369年启程前往罗马。在那里，他

    公开宣布弃绝东正教会的谬误观点，以此换取信仰天主教的贵族

    帮助他对抗土耳其人的承诺。然而，他并没有得到什么帮助，还

    在回国的途中因为债务问题被威尼斯人扣留。他的长子安德洛尼

    卡拒绝支付赎金，但他的幼子曼努埃尔(Manuel)为他支付了赎

    金。不过，君士坦丁堡完全不接受约翰·巴列奥略对罗马天主教会

    的效忠。因此，在重获自由之后，拜占庭皇帝只好作为附庸臣服

    于穆拉德。

    巴尔干基督徒和拉丁国家的天主教徒在宗教、政治和种族等

    层面的相互仇视，对奥斯曼人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因此，奥斯

    曼人正式承认了东正教会，而拒不承认天主教会。这样一来，不

    论是希腊人还是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还是保加利亚人，都更愿

    意接受奥斯曼人的统治，而不是被他们的邻国统治，尤其是不愿

    意被匈牙利人统治。他们的这种心理，再加上黑死病在巴尔干地

    区肆虐后弥漫整个社会的低落情绪，都使得穆拉德在取得军事胜利后面对的政治挑战的难度大为降低。从人数上看，奥斯曼征服

    者处于劣势。欧洲被征服地区的人口要远远超过奥斯曼人在亚洲

    征服地区的人口，而且前者在种族、宗教和政治品性等方面的特

    征也更加纷繁复杂。要如何才能同化这些人呢？这正是摆在穆拉

    德面前的问题。随着他的军队赢得一个又一个的战役，他所面对

    的这个问题也就变得愈加需要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对伊斯兰教知之甚少，因此很难指望他

    们会像亚洲的基督徒那样主动地皈依伊斯兰教。奥斯曼征服者也

    不可能彻底消灭这些基督徒。抛开其他原因不说，至少奥斯曼人

    找不到足够的穆斯林来填补消灭基督徒后留下的人口空白。另

    外，由于穆拉德还在不停地征战，他也抽不出足够的人手来靠高

    压政策维持当地秩序。因此，奥斯曼人不可能强迫当地居民改信

    伊斯兰教，因为此举势必引发基督徒的反抗，增加基督徒带来的

    威胁。于是，穆拉德对巴尔干附庸国的基督徒采取了一定程度的

    宽容政策。他把成千上万的当地基督徒士兵招募到自己的麾下，通常还把指挥权交给原本就统领这些士兵的贵族和领主，以此将

    当地的军事阶层为己所用。作为回报，这些军人获得了免除赋税

    的承诺，还可以获得国家分配的土地的使用权。

    然而，同化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形式多样的奴隶

    制度。土耳其人在他们的早期历史中也曾经沦为奴隶。现在，土

    耳其人则把被征服地区的战俘和居民掳为奴隶。根据奥斯曼帝国

    的法律，土耳其士兵对被他俘获的人员拥有绝对的所有权，除非

    被俘者宣称自己改信伊斯兰教，并同意从此遵从伊斯兰教规。土

    耳其士兵可以让不肯改宗的俘虏从事家务劳动或者农业劳动，也

    可以把他们在公开的市场卖掉，不过需要向政府支付相当于市场

    价格五分之一的税金。对希腊人来说，沦为奴隶是难以承受的奇

    耻大辱，因为拜占庭帝国的君主们曾大力解放奴隶。这样一来，允许掳掠奴隶的这条奥斯曼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很多基督徒皈

    依了伊斯兰教，因为他们宁愿改变信仰，也不想失去自由。

    不过，这套体系也是有弹性的。很多希腊人获得了不必改宗但要花钱赎买人身自由的机会。这种情形通常发生在城市被奥斯

    曼军队攻破之时，有时会作为投降的前提条件得到认可。而且，穆拉德的军队通常也更愿意接受赎金，而不是在进攻的路上还拖

    着一群累赘的奴隶。在偏远的地区，沦为奴隶的可能性要小一

    些，因为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躲藏在山区里，而进攻中的军队也没

    有时间进山搜寻。有些被征服的土地依然归其以前的主人所有，但是他们需要支付一笔固定的税金作为报偿。而在另一些地方，刚刚夺取了土地的奥斯曼地主们需要人手干活，其中的许多人都

    没有改宗伊斯兰教。

    但是，对于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女性来说，不论是

    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的寡妇，还是年轻的女孩，她们往往会沦为

    征服者的妻妾，因为这些征服者都没有带本族的女人同行。这种

    现象的结果是，奥斯曼民族的血统变得日趋复杂，但也变得越发

    健康而朝气蓬勃。奥斯曼人的身上本来就流着东方人——鞑靼

    人、蒙古人、切尔克斯人、格鲁吉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

    的血液，现在又混入了巴尔干各民族和欧洲更遥远地方的民族的

    血统。于是，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奥斯曼人就创造出了一

    个可以比肩希腊、罗马和拜占庭的世界性的多元化文明。

    在这种要么皈依伊斯兰教、要么赎买、要么沦为农奴的普遍

    性制度之外，穆拉德还在基督徒中招募士兵，把他们编制成一支

    经过精挑细选、具有很强的纪律性并且只向苏丹本人效忠的步兵

    部队。这支部队被称作“耶尼切里”(Janissaries, the Yeni Cheri)

    或“新军”。[3]

    这支部队实际上是在奥尔汗在位时期建立的，但是

    当时他们只是苏丹本人的卫队。而到了穆拉德手中，近卫军被发

    展成一支与奥斯曼帝国其他军队不同的部队，用来维护和保卫奥

    斯曼帝国新征服的欧洲领土。本来，不愿意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

    徒可以通过支付人头税的方式免除兵役，但是奥斯曼帝国规定，特定年龄的来自基督徒家庭的男孩不享有这种免除兵役的待遇。

    奥斯曼帝国在各个被征服的地区征募条件合适的男孩，让他们离

    开自己的家庭，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让他们改信伊斯兰教。他

    们的唯一使命就是服务苏丹，他们的一切都仰仗苏丹，苏丹则付给他们高于其他军人的待遇。被选中的男孩都有着出色的活力、体格和智力，随后还要经受严格的训练，让他们服从铁一样的纪

    律，并且适应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像僧侣一样，他们不准结

    婚，也不得拥有财产或从事其他工作。在苏丹的指挥下效命行伍

    就是他们人生中唯一的内容。

    这些出身于基督徒家庭的男孩，在成长过程中要接受拜克塔

    什教团(Bektashi order)灌输的非正统的伊斯兰教教义。奥尔汗

    本人就曾是这个托钵僧教团虔诚的赞助者，他在布尔萨为他们修

    建了拥有一个个单人房间的修道院。领导着拜克塔什教团的谢赫

    哈吉·拜克塔什(Haji Bektash)为这支新军祈福，并亲手把军旗

    交给了他们。在他们的军旗上装饰着绯红的新月和奥斯曼苏丹的

    双刃剑图案。哈吉·拜克塔什将他的衣袖拂过最前排的一名士兵的

    头顶，为这支部队命名，并预言了它的未来：“它的士兵闪亮夺

    目，臂膀强健，刀箭锐利；他们每战必胜，不胜不归。”在接受

    了祝祷之后，近卫军在他们的白色毛毡帽子(类似于兄弟会领袖

    们戴的帽子)上添加了象征谢赫衣袖的帽尾，并且在本应装饰帽

    球的地方加上了一只木勺。这支部队的标志是汤锅和勺子，象征

    他们的生活待遇要优于其他部队。军官的头衔名称也都来自厨

    房：从首席汤厨到主厨，再到首席送水使。部队里的圣物是炖

    锅，他们不仅聚在炖锅附近吃饭，还聚在这里商议事情。

    欧洲人或许会对这些来自东方的土耳其人的不人道行为感到

    义愤：他们对基督徒强征“血税”，把年幼的俘虏掳为奴隶，逼迫

    他们与父母分离，强迫他们接受其他信仰，并且擅自决定他们一

    生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在那样一个战乱频仍的

    时代，人们衡量事物的标准与今天不同。在那时，与敌人作战是

    生活中十分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个世纪的基督徒也经常毫无

    人道地对待其他人，不管对方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不仅如此，巴尔干地区本身也是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在那里，基督徒

    士兵经常会站在土耳其人一方参加战争。在穆拉德的穆斯林大军

    中，永远能找得到由基督徒指挥官统领的基督徒士兵，他们明知

    道自己的对手也是基督徒，但依然参加了战斗。在穆拉德的军中，这样的部队数量远远超过了近卫军的数量。尽管近卫军的规

    模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不断扩大，但他们仍然只是土耳其的全

    部武装力量中的一小部分。在穆拉德在位时期，近卫军的人数差

    不多只有1 000人。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们会十分现

    实地选择皈依伊斯兰教，以免他们本应留在农田里干活的健壮儿

    子被军队征召，白白浪费掉。这样一来，近卫军的人数就减少

    了。

    一旦获得征召，这些年轻人也会有许多收获，包括高强度的

    身体训练和技巧训练，以及有助于提高其作战能力的教育。在军

    营里，不仅有严格的纪律，也有适当的消遣。而且，他们还就此

    获得了一份终身职业。出于对所属部队的骄傲之情、对君主的忠

    诚和对有着同样宗教信仰的战友的手足之情，在他们之间会萌发

    出一种集体精神，而这构成了近卫军得天独厚的优势。随着奥斯

    曼帝国的发展，他们还将获得超乎寻常的巨大权力。

    奥斯曼帝国的这种军事奴隶体系让基督教世界感到震惊，但

    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土耳其人自己——对此却司空见惯。在土

    耳其人的早期历史中，他们曾经从这种军事奴隶的身份中获益匪

    浅。在阿拔斯王朝时期，就有来自中亚草原、尚未皈依伊斯兰教

    的突厥人被带到阿拉伯帝国，他们或是俘虏，或是贡品，或是买

    来的奴隶，但都被作为穆斯林养育成人，并在巴格达经受训练，成为士兵和行政人员。“军事奴隶的地位天生就高于为私人提供

    服务的家政奴隶，”克劳德·卡亨(Claude Cahen)写道，“而这种

    奴隶的供应似乎一直源源不断，突厥人自己似乎也从未对身为奴

    隶表示过反感。在那个时代，奴隶制不像后来那样会引起每一个

    人的强烈抵触。”沦为奴隶的突厥人，往往会通过晋升成为高级

    的军事指挥官或行政官员。

    在继承了阿拔斯王朝部分领土的萨曼王朝，身居高位的突厥

    奴隶成了王朝得以维系的重要因素。最后，突厥奴隶推翻了萨曼

    王朝，代之以他们自己的王朝。出身奴隶的突厥人还在埃及先后

    建立了图伦王朝和马木留克[4]

    王朝，后者的统治阶层曾经是服务于萨拉丁(Saladin)和阿尤布王朝的奴隶，但后来推翻了阿尤布

    王朝，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同样根植于奴隶制度的王朝。这

    样的奴隶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

    此时，穆拉德一世治下的奥斯曼人面对着一项挑战。阿诺德·

    汤因比(Arnold Toynbee)这样写道：

    来自大草原的民族离开了他们熟悉的环境，来到了一个

    陌生的世界。他们不再需要担心水源干涸的问题，但面对着

    一个全新的问题：如何统治其他族群。

    面对这个挑战，其他的游牧族群选择的方法很简单：“把自

    己从牧羊的人转变成‘牧人’的人。”

    然而他们都失败了。阿瓦尔人对斯拉夫人的统治仅仅持续了

    50年，匈人对匈牙利人的统治随着阿提拉(Attila)本人的死亡而

    瓦解。蒙古人建立的一系列帝国都很短命。这些游牧民族政权的

    统治方式有一个巨大的问题：被他们视作“牲畜”的被统治者，仍

    然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着，因此也就仍然具有经济上的生产能

    力；而来到定居环境下的“牧人者”，实际上变成了没有生产能力

    的寄生虫，如同“压榨工蜂的雄蜂”。于是，被统治者早晚会联合

    起来，要么赶走那些“牧人者”，要么就将他们同化。因此，对大

    多数游牧民族帝国来说，它们的命运就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

    忽焉”。

    而刚刚开始了定居生活的奥斯曼人，将成为历史上的特例。

    他们的办法是，挑选并训练“看家狗”，用他们来管理好君主的“牛

    群”，同时防止邻居来捣乱。这些帮手就是基督徒奴隶。穆拉德

    苏丹和他的近卫军为奥斯曼帝国开创了依赖于奴隶制度的统治体

    制。在他统治的时期，这些对苏丹本人忠心耿耿的奴隶还只在军

    事领域里发挥作用。很快，他们还将在帝国政府的各个分支之中

    发挥重要作用。从此以后，为奥斯曼帝国管理基督徒子民的行政人员中的绝大部分，也将是出身于基督徒家族的人员。简言之，这开启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漫长传统，穆斯林君主决定通过基督

    徒代理人来管理他的子民，不论被统治的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

    像当年的罗马禁卫军一样，奥斯曼近卫军是一支精锐的常备

    步兵部队。在同时代的基督教国家里，完全找不到与奥斯曼近卫

    军相类似的军队。在穆拉德和他帐下将军们的指挥下，无论是在

    巴尔干地区后续的征服战争中，还是在其后彻底平定被征服地区

    的过程中，近卫军的表现都十分活跃。正如吉本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在对付那些偶像崇拜的同胞的时候，带着新改宗者的狂

    热”。

    随着对色雷斯的征服，奥斯曼军队进入保加利亚的道路已经

    畅通无阻，他们还可以经过保加利亚进入马其顿。在息兵数载以

    消化征服的成果之后，穆拉德决定挥师入侵保加利亚。上一任保

    加利亚沙皇去世后，他的长子希什曼(Sisman)和另外两个儿子

    相互为敌，将国家一分为三，以致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

    国家都被称为“三个保加利亚”。而这种情形恰恰有利于穆拉德。

    不仅如此，在教皇的支持下，匈牙利人发动了针对保加利亚西部

    的“十字军远征”(虽然他们的远征目标也是基督徒)。结果，来

    自方济各会的传教士迫使大约20万名信仰东正教的保加利亚人改

    行拉丁式的礼拜仪式。在这样的迫害之下，许多人转而欢迎穆斯

    林征服者，认为可以借此重获信仰自由。

    从1366年开始，奥斯曼军队用了三年的时间占领了整个马里

    查河谷，从而据有了保加利亚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像约翰·巴列奥

    略一样，希什曼也沦为穆拉德的附庸。在得到不必改信伊斯兰教

    的许诺之后，希什曼的女儿嫁入了苏丹的后宫。希什曼在奥斯曼

    军队的帮助下，成功赶走了匈牙利人，但是没能像他期望的那样

    夺取他弟弟占据的那份国土。1371年，希什曼取得了塞尔维亚人

    的支持，趁着奥斯曼军队西进的时机，开始反对奥斯曼人。然

    而，他在萨莫科夫(Samakov)遭遇了决定性的失败，随后逃进了山区。于是，土耳其人得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了保加利亚都城索

    非亚(Sofia)前面的大平原。

    不过，穆拉德并不急于夺取索非亚。他不仅是一名战士，也

    是帝国的缔造者。他总是认真计划他的战役，并且以很快的速度

    实施他的计划，但是他也懂得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在进攻索非亚

    之前，他要先确保左翼的安全。他打算夺取斯特鲁马河

    (Struma)和瓦尔达尔河(Vardar)的河谷，杜绝塞尔维亚人的

    威胁。于是，他下令入侵马其顿，向着瓦尔达尔河进发。

    马其顿和塞尔维亚的内讧比保加利亚还要严重。1355年，斯

    泰凡·杜尚在进攻君士坦丁堡的途中死去，他的儿子继位。然而，这位被臣民称作“Nejaki”(软弱的人)的新君却让曾经的“帝

    国”陷入了无政府和内战的状态。1371年，历史重演了。塞尔维

    亚人再一次进军到马里查河，并且和上次一样被奥斯曼人彻底击

    败。在这场发生在切尔诺门(Cernomen)的战斗中，有三位塞尔

    维亚领主或淹死，或被杀。

    于是，马其顿的东部被奥斯曼人征服了，其迅速程度堪比十

    年前对色雷斯的征服。奥斯曼人在兹拉玛(Drama)和塞雷斯

    (Serres)这两座城市进行殖民，并把那里的教堂改建成了清真

    寺。斯特鲁马河河谷内和附近的城市、村庄都宣布承认奥斯曼人

    的统治权。而在更为偏远的地区，那里的塞尔维亚人作为奥斯曼

    人的附庸，继续统治着当地。1372年，奥斯曼军队渡过了瓦尔达

    尔河。他们将河谷东侧的居民奥斯曼化，河谷北侧则交给已经沦

    为奥斯曼帝国附庸的拉扎尔大公(Prince Lazar)管理。拉扎尔大

    公原本被选为塞尔维亚王位的继承者，但是此时支持他的臣民已

    经寥寥无几。这就是斯泰凡·杜尚的塞尔维亚帝国的结局。

    在取得这一战役的成功之后，穆拉德认为入侵匈牙利的时机

    还不成熟，于是又开始了十年的巩固期，并把他的目光投向了安

    纳托利亚。然而，很快他又不得不回到欧洲。他那个让人痛恨的

    儿子均图兹(Cuntuz)，非常可耻地与拜占庭皇帝约翰·巴列奥略的长子安德洛尼卡结成了同盟。安德洛尼卡曾遭到弟弟曼努埃尔

    的羞辱，现在又被他取代了自己共治皇帝的位置。于是，均图兹

    和安德洛尼卡一起在色雷斯作乱，反对各自的父亲。在德莫迪卡

    遭到围困之后，他们很快被迫投降，接受穆拉德的残酷报复。叛

    军中的希腊人被绑在一起从城墙上扔了下去，落到马里查河里淹

    死。接着，穆拉德挖掉了儿子的双眼，并将其斩首。他命令其他

    参与叛乱的土耳其年轻人的父亲效法他的做法。几乎所有人都照

    办了，只有两位父亲下不了手，结果他们自己被处决了，替他们

    的儿子赴死。穆拉德坚持要求拜占庭皇帝也把他参与叛乱的儿子

    和孙子弄瞎。这一刑罚使用的是烧烫的醋，但是效果并不好，他

    们后来都恢复了视力。拜占庭皇帝叛变的儿孙活了下来，这对穆

    拉德是有好处的。他很害怕自己的儿子跟自己作对，但是留安德

    洛尼卡一条活路，让他继续跟他的父皇作对，这是符合奥斯曼帝

    国的利益的。

    不久，拜占庭皇帝的幼子曼努埃尔也受到了羞辱。作为萨洛

    尼卡的总督，曼努埃尔被牵扯进了一桩旨在推翻穆拉德在塞雷斯

    城统治的阴谋。阴谋败露后，奥斯曼人围攻了萨洛尼卡，曼努埃

    尔则逃回了君士坦丁堡。然而，由于惧怕穆拉德，曼努埃尔的父

    亲拒绝他入城。于是，他只好前往布尔萨恳求穆拉德的宽恕。苏

    丹仁慈地赦免了他，并重新让他做其父的共治皇帝。

    然而，曼努埃尔的兄长安德洛尼卡却找准机会逃出了其父囚

    禁他的高塔。他联合了热那亚人和奥斯曼军队一起围攻君士坦丁

    堡，并在入城后把自己的父亲和弟弟关进了同一座高塔，随后将

    自己加冕为拜占庭皇帝安德洛尼卡四世。三年后，父子俩也逃了

    出去。他们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一起恳求苏丹相助。此时的穆

    拉德已经十分善于操纵拜占庭皇室内部的矛盾了。他要求赦免安

    德洛尼卡，并让他负责管理萨洛尼卡和其他一些城市。同时，他

    帮助约翰·巴列奥略和曼努埃尔恢复了皇位，但他们每年都要献上

    丰厚的贡品，并且同意让大量的拜占庭士兵在奥斯曼军队中效

    命。另外，他们还要把拜占庭帝国在亚洲拥有的最后一座城市菲

    拉德尔斐亚(Philadelphia)割让给奥斯曼帝国。当地的居民反对割让，结果约翰·巴列奥略和曼努埃尔加入了奥斯曼大军，迫使他

    们的基督徒同胞臣服于穆斯林统治者。至此，拜占庭帝国的皇帝

    已经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完全仰仗奥斯曼帝国苏丹的仁慈和

    青睐才能够维持其统治。

    穆拉德要想巩固他在巴尔干地区的地位，还需要三座城市。

    首先是索非亚。得到这座城市就可以让他的帝国版图扩张到保加

    利亚北部，直抵多瑙河河畔；其次是尼什(Nish)，这座城市是

    打开塞尔维亚的钥匙；第三座城市是莫纳斯提尔(Monastir)，得到这里就可以确立奥斯曼帝国在瓦尔达尔河以西的统治，到目

    前为止还只有一些劫掠者曾经深入这一区域。在穆拉德把目光从

    亚洲的战场挪回到欧洲之后的短短六年里，他的将领们就达成了

    上述全部目标。莫纳斯提尔和位于其北方的普里莱普(Prilep)

    一道，在1380年成了奥斯曼帝国的边境城堡。尽管奥斯曼人还未

    曾尝试征服相邻的阿尔巴尼亚和伊庇鲁斯(Epirus)，但他们的

    军队已经开始在当地王公贵族的邀请下去帮忙对付他们的敌人

    了。

    要想进一步地深入塞尔维亚，奥斯曼人必须先占领索非亚所

    处的平原地带。这一区域位于巴尔干地区的心脏地带，此地汇集

    的三条山脉控制着三条重要河流的流域，这三条从北到南排列的

    河流分别汇入多瑙河和地中海。索非亚城就毗邻蜿蜒汇入多瑙河

    的伊斯克尔河(River Isker)。1385年，索非亚未经抵抗就告陷

    落。该城的指挥官被一名深得其信任、为他养隼的年轻土耳其逃

    亡者勒死在了城外。这样一来，通往摩拉瓦河(Morava)上的尼

    什城的道路就打开了。第二年，塞尔维亚人在进行抵抗后丢掉了

    尼什，统治当地的拉扎尔大公被迫增加了每年向奥斯曼人交纳的

    贡金，并且同意为奥斯曼大军提供部队。

    在欧洲，穆拉德已经拥有了六座关键的巴尔干城市，从而控

    制了从君士坦丁堡通往贝尔格莱德的古罗马大道的五分之四，以

    及从贝尔格莱德到萨洛尼卡的一段道路。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亚

    得里亚海的道路，只有最后一天行程的那一小段不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之内。现在，从奥斯曼帝国的最东端走到最西端，算上在

    小亚细亚半岛上从安哥拉(Angora)[5]

    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路

    程，需要42天的时间；而在穆拉德于27年前继位的时候，奥斯曼

    帝国的最东端和最西端之间只有三天的路程。

    早在1365年[6]

    ，穆拉德就已经得到承认，成为拜占庭帝国在

    亚得里亚海沿岸地位的继承者。当时，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拉古萨

    共和国(Republic of Ragusa)向奥斯曼帝国请求签订商业协议。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奥斯曼帝国与其他国家签订了大量的类似

    协议。拉古萨人同意每年支付一大笔贡金，以此换取在奥斯曼帝

    国内部经商、在公海上不受奥斯曼军队骚扰的权利。这一协议需

    要穆拉德签字。由于穆拉德不识字，他就在协议上面按了拇指的

    指印。这成了“花押”(tughra)的起源。从此以后，奥斯曼帝国

    的每一位苏丹都会有一个书法形式的花押作为他的官方印玺。

    20年后，威尼斯和热那亚与拜占庭皇帝签订了盟约，约定帮

    助皇帝对付一切敌人，但特别提到“穆拉德贝伊和他的土耳其人

    除外”。随后，热那亚人又和“辉煌伟大的众王之王穆拉德贝伊”签

    署了正式的友好条约。然而，就在一年之后，热那亚人就加入了

    一支联军，去进攻“土耳其人穆拉德贝伊，不义与邪恶之子，圣

    十字之敌，基督教世界难以容忍的威胁”。

    穆拉德一直在欧洲和亚洲两线作战。通常他会在完成其中一

    线的进攻之后，再在另外一线发动进攻，以避免同时应付两条战

    线。在亚洲，他需要对付位于内陆的其他土耳其人国家，以扩大

    并保卫他的领土。随着位于边境地带的加齐势力的不断扩张，以

    及穆拉德实力和名声的不断提高，这一任务也变得越来越简单。

    穆拉德在他即位后的第二年就夺取了位于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安哥

    拉，然后把他的大部分军事力量集中在了欧洲。他当时就十分精

    明地意识到，唯有依靠他在巴尔干地区获得的人力和财力资源，以及被他招入麾下的基督教军队，他才能有十足的把握去兼并整

    个小亚细亚。而且，在那个时候，在他面前来自基督教国家的威

    胁，要远远超过来自身后的伊斯兰国家的威胁。而现在，巴尔干地区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基督徒的反攻了。南部的斯拉夫人正与匈

    牙利人交恶，保加利亚人缺乏领袖，拜占庭帝国则苦于内部斗

    争。而且，穆拉德的手中还拥有向他称臣的基督教诸侯派来助战

    的军队。于是，在接连征服了色雷斯、保加利亚南部和马其顿之

    后，穆拉德认为挥师返回亚洲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回到小亚细亚之后，他所取得的第一个成果甚至无须他使

    用武力。穆拉德的儿子巴耶济德(Bayezid)在布尔萨迎娶了盖尔

    米扬(Germiyan)公国埃米尔[7]

    的女儿。穆拉德不仅因此收获了

    面积不小的作为嫁妆的一片土地，还借此确保这个邻国的大部分

    国土和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城市屈塔希亚(Kutahya)从此都处于

    他的掌控之下。由于奥斯曼人渐渐开始采用拜占庭宫廷的一些礼

    俗，这场婚礼十分奢华，与穆拉德先辈的朴素作风大相径庭。接

    着，穆拉德从夹在盖尔米扬和大国卡拉曼尼亚(Karamania)之

    间的哈米德(Hamid)公国的埃米尔那里购买了一片土地，这位

    埃米尔在奥斯曼人控制了屈塔希亚之后感到十分不安。而为了获

    得南方的泰凯(Tekke)公国的土地，穆拉德就不得不动用武力

    了。在夺取了湖区附近的高地之后，穆拉德感到心满意足，把南

    部的河谷以及托鲁斯山脉(Taurus)和地中海之间的低地留给了

    泰凯的埃米尔。

    这时，穆拉德的国土已经与面积更大、国力更强的卡拉曼尼

    亚接壤了。为了对付卡拉曼尼亚，穆拉德在屈塔希亚集结了一支

    军队。这支军队的左翼是拜占庭皇帝约翰·巴列奥略和其他一些欧

    洲的统治者根据条约提供的部队，由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

    利亚人组成，并由穆拉德的儿子巴耶济德统领。1387年，战斗在

    科尼亚前面的大平原上打响。我们并不清楚这场战役的结果，参

    战的双方都宣称自己获得了胜利。穆拉德没有能够拿下科尼亚，没有得到任何领土和战利品，也没有得到任何纳贡或提供军事援

    助的承诺。他所得到的，不过是与卡拉曼尼亚埃米尔的和解，后

    者顺从地在他的手上亲了一下。在欧洲面对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

    连战连捷的穆拉德，碰到了实力与他旗鼓相当的穆斯林王公，因

    而未能进一步扩大他在亚洲的版图。不过，这场战役却间接地让他卷入了另一场在巴尔干地区的

    大战。穆拉德为了避免与小亚细亚的穆斯林结怨，命令他的部队

    不得抢劫和滥用暴力。这个命令激怒了他手下的塞尔维亚人，他

    们认为在战争期间劫掠战利品是效命行伍的士兵应得的报偿。于

    是，一些塞尔维亚人没有遵守穆拉德的命令，结果被当场处死。

    剩下的人满怀愤懑地返回了塞尔维亚。这就给了塞尔维亚大公拉

    扎尔一个煽动塞尔维亚人起来反抗奥斯曼人的机会。毕竟，在奥

    斯曼人夺取了尼什之后，塞尔维亚北部的剩余地区和波斯尼亚都

    面临着威胁。在获得了控制范围远达亚得里亚海的波斯尼亚大公

    的支持后，拉扎尔组建了一个泛塞尔维亚联盟。于是，一支奥斯

    曼军队渡过瓦尔达尔河，入侵了波斯尼亚。但寡不敌众的奥斯曼

    人在普洛奇尼克(Plochnik)被击败，部队损失了五分之四。连

    战连捷的奥斯曼人始有一败，让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欣喜若

    狂。于是，来自各边境省份的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阿尔巴

    尼亚人、保加利亚人、瓦拉几亚人[8]

    和匈牙利人前所未有地聚集

    在拉扎尔身边，决心要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

    穆拉德仍然留在小亚细亚，没有表现出急于为普洛奇尼克之

    败复仇的意思。他选择等待。一方面，他需要时间来重整旗鼓；

    另一方面，他也要看看，在最初的自信和充满希望的热情消退之

    后，他的敌人们还能将团结维持多久。以他过往的经验和敏锐的

    政治判断力，他确信这些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团结往往都很短命。

    于是，在穆拉德再次去面对塞尔维亚人之前，他先在1388年

    发动了一场战役，旨在彻底征服保加利亚。战端刚开，希什曼王

    子就撤退到多瑙河河畔的一座城堡，并且向穆拉德乞和。然而，在接受了穆拉德提出的条款之后，希什曼王子又改变了主意，决

    心抵抗到底。但他低估了奥斯曼人的实力，很快战败被擒。奥斯

    曼人从此确立了在保加利亚北部和中部的统治，其版图直抵多瑙

    河河畔。奥斯曼人在多瑙河沿岸控制了一连串具有战略意义的城

    堡，从而控制了翻越巴尔干山脉的各个山口。作为苏丹的一个附

    庸，希什曼王子仍然被保留了下来，但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去帮助

    斯拉夫同胞新近组建的大联盟了。在解决了保加利亚之后，已经70岁高龄的穆拉德亲率大军，与塞尔维亚人决战。有一支保加利亚军队和两支塞尔维亚军队背

    叛了同胞，加入了穆拉德的军队，此外还有第三支塞尔维亚军队

    许诺将前来投奔。这场决定独立的塞尔维亚国家命运的战斗在荒

    凉而广阔的科索沃“黑鸟平原”打响。这里是塞尔维亚、波斯尼

    亚、阿尔巴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边境的交会处。奥斯曼军队在人数

    上处于劣势，但是在信心和士气上都要优于塞尔维亚人和他们的

    盟友。穆拉德成竹在胸，甚至十分有远见地命令士兵在战斗中不

    得毁坏这一地区的城堡、城镇和村庄，因为他作战的目的是为了

    得到这片富饶的土地，而大肆破坏或与当地人民不必要地结怨将

    有损于他的利益。

    而塞尔维亚人则早有了失败的预感，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

    他们彼此之间的不信任，以及军中不时流露出来的背叛变节的迹

    象。在大战前夜拉扎尔大公发表了演说，一直缺乏权威、此时更

    显得缺乏自信的他公开指控他的女婿米洛什·奥布拉维奇(Milosh

    Obravitch)是叛徒。穆拉德本人则有些忧心风的因素。当晚，风

    正从敌阵的方向刮来，他担心风可能会在第二天把尘土吹进土耳

    其士兵的眼中。据记载，穆拉德祈祷了一整夜。他祈求真主的保

    护和垂青，表示愿意为正信牺牲成为烈士，从而让自己的灵魂永

    享喜乐。

    第二天早上，风小了。奥斯曼军队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列

    阵：中路是苏丹和他的近卫军与骑兵卫队；右翼是由穆拉德的长

    子巴耶济德统率的欧洲军队；左翼是由其幼子雅库布(Yakub)

    统领的亚洲军队。奥斯曼军队先用由2 000名弓骑兵组成的前锋部

    队发动了攻击；随后，塞尔维亚人发动了一次冲锋，击破了奥斯

    曼人的左翼。为了救援左翼，右翼的巴耶济德发动了猛烈的反

    击，亲自挥舞着沉重的铁质钉头锤英勇杀敌。此时，奥斯曼人仍

    然处于守势，鹿死谁手还殊难预料。但是，或许是早已与穆拉德

    串通好了，拉扎尔的另一个女婿武克·布兰科维奇(Vuk

    Brankovitch)突然带领他手下的1.2万人撤离了战场。[9]

    这些人的

    临阵脱逃导致塞尔维亚人阵脚大乱，相继奔逃。事实证明，穆拉德对斯拉夫人在战场上的不团结的判断是正

    确的。但是，他在战斗前夜向真主的祈祷也完全应验了——他在

    战场上丧了命。关于这场极具戏剧性的悲剧，有着多种相互矛盾

    的说法。最接近真相的说法是，在战斗进行中或结束之后，米洛

    什·奥布拉维奇杀死了穆拉德。在前一天晚上遭到其岳父拉扎尔的

    指责之后，米洛什·奥布拉维奇决心证明自己的忠心。他佯装叛逃

    到奥斯曼一方，然后要求面见穆拉德。获准之后，米洛什·奥布拉

    维奇跪在苏丹面前，假装向他臣服，接着猛然将一把匕首刺进了

    穆拉德的胸膛。据人们后来的描述，他“刺了两下，刀刃穿透了

    穆拉德的后背”。米洛什·奥布拉维奇试图逃走，但随即被土耳其

    士兵杀死。穆拉德在临终前命令把预备队投入战场，为奥斯曼人

    赢得了这场决定性的胜利。他在死前的最后一个举动，是叫人把

    拉扎尔传唤到他面前，随后判处他死刑。

    于是，就在奥斯曼人打赢了这场历史性的战役，并将失败的

    一方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第一位堪称伟大的

    苏丹的生命却戛然而止。穆拉德一世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将他从

    父辈手中继承来的奥斯曼国家打造成了一个将长久傲立世界的帝

    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只有两位苏丹的成就比穆拉德一世

    更加辉煌——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d the Conqueror)[10]

    和立

    法者苏莱曼(Suleiman the Lawgiver)[11]

    ，而穆拉德一世开疆拓

    土、苦心经营打造的帝国基业，正是他们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石。

    穆拉德不仅仅是一名战士。不错，他精通战争的艺术，有高

    超的战略眼光，在战场上无情而残酷；他对手下的将领充满信

    心，总是放心地把指挥权交给他们。不过，穆拉德在战场之外也

    同样能干。他是一位有着卓越政治智慧的统治者。每当在战场上

    获得胜利之后，他就需要考虑如何让被征服的基督徒在伊斯兰统

    治者的治下继续他们的生活，尽可能地减少奥斯曼征服在社会和

    经济方面的负面影响。由于奥斯曼人既有的政治传统都不能很好

    地适应欧洲的情况，他们就必须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综合考

    虑时间、空间和习俗等方面的条件，创建出新的行政体制。而这一任务正是在穆拉德统治时期完成的。穆拉德像信任他的将军们

    一样信任他手下的行政官员，并且创制出一套尽可能有效而公正

    的行政体制。

    不论是他的臣民还是敌人，希腊人还是斯拉夫人，穆拉德对

    他们的性格和心理都有着敏锐的判断。尽管他本人是一名虔诚的

    穆斯林，但他对他的崭新帝国内信仰基督教的“异教徒”十分宽

    容，这种宽容与天主教徒对待东正教徒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他不赞成迫害基督徒，并且除了对近卫军采取的措施之外，他也不强迫其他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1385年，东正教大牧首在

    写给罗马教皇的信中曾提到，苏丹给了东正教会完全的行动自

    由。

    在扩张其帝国的过程中，穆拉德一世播撒下了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社会的种子，而这个社会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

    里良好地运转下去。这个帝国在广阔的地域里实现了“奥斯曼治

    下的和平”(Pax Ottomanica)。假以时日，其繁荣将堪比“罗马治

    下的和平”(Pax Romana)。如果我们着眼于本质，奥斯曼帝国

    凭借其兼容并蓄的政策，将成为罗马帝国的真正继承者。奥斯曼

    帝国像罗马帝国一样，将公民权赋予外邦人，用它自己的方式去

    同化他们，并且鼓励他们利用各种机遇去增进个人和整个帝国的

    福祉。如此，出身于基督徒家庭的国民和出身于穆斯林家庭的国

    民一样，可以不受歧视地向上攀升，直至成为帝国的高官。在汤

    因比教授看来，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径，而且正是这一点“让罗马

    人建成了他们的帝国，他们的帝国也可以借此一次又一次地实现

    复兴”。他认为，也正是凭借这一点，奥斯曼人“在近东和中东构

    建起了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可以看作罗马帝国的第五次复兴”。

    而这个帝国将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第一个25年。

    [1] 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学者、诗人，文艺复兴时期的

    人文主义者。

    [2] 萨伏伊伯爵阿梅迪奥(1334—1383)，即萨伏伊的阿梅迪奥六世，他是拜占

    庭皇帝约翰·巴列奥略的表弟。[3] 为了符合一般的阅读习惯，在下文中将称呼“耶尼切里”为近卫军。

    [4] 此处的马木留克(Mamluk)指的是曾经效忠于阿拉伯帝国哈里发和阿尤布

    王朝苏丹的奴隶兵，后来逐渐成为强大的军事集团。

    [5] 安哥拉即今天的安卡拉。

    [6] 原文为1335年，应为原著错误。因为下文提到的拉古萨共和国的独立时间是

    1358年，而穆拉德一世1362年才即位。此处疑为1365年。

    [7] 埃米尔是一些伊斯兰国家君主的称号。

    [8] 瓦拉几亚的位置大约相当于今罗马尼亚的东南部。

    [9] 武克的撤离是塞尔维亚民族历史中最具争议的悬案之一。这里的说法只是作

    者的观点。武克·布兰科维奇为塞尔维亚保存了一部分抵抗奥斯曼帝国的力量，并且

    开创了塞尔维亚的布兰科维奇王朝。

    [10] 即穆罕默德二世。

    [11] 即苏莱曼一世。第四章

    穆拉德一世遇刺身亡后，他的长子立即在科索沃的战场上被

    宣布为继承人，是为巴耶济德一世。大臣们担心出现继承权纷

    争，于是向刚刚继位的苏丹施加压力。结果，其父尸骨未寒，巴

    耶济德就下达了他作为苏丹的第一道命令——用弓弦勒死弟弟雅

    库布。就在刚刚结束的战役中，雅库布还是与巴耶济德比肩的指

    挥官，并且在战场上表现卓越，赢得了士兵们的爱戴。就这样，巴耶济德开启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延续许久的皇室内部手足相残

    的传统。支持这种做法的观点认为，手足相残也要好过出现叛

    乱，而苏丹的兄弟们往往会煽动叛乱。而且，人们还从《古兰

    经》中为巴耶济德的所作所为找到了理由：“他们每逢被召于迫

    害，都冒昧地参加。如果他们不退避你们，不投降你们，不停止

    作战，那么，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当在哪里捕杀他们。”

    在下一个世纪中，巴耶济德的后代——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

    将会颁布一条法令，把这种惨无人道的兄弟相残的传统上升到法

    律的高度；而他本人就曾经把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弟弟溺死在浴盆

    里。从那以后，每一位刚继位的苏丹都将不折不扣地遵守这条法

    令，从而以这种冷酷无情的方式保证君权的独一无二；而这种做

    法也的确保证了奥斯曼帝国连绵不断地存续了几个世纪。

    很快，人们就发现巴耶济德并没有继承其父老成持重的美

    德。身为一名承担治国重任的君主，他天性急躁冲动，行为难以

    预料，不像他的几位先帝那样凡事深思熟虑。而另一方面，他又

    是一位充满自信、富有才干的指挥官，天生擅长打仗。由于他可

    以调遣大军迅速地穿梭于欧洲与亚洲之间，他被人们称

    作“Yildirim”，即“闪电”或“雷霆”。在吉本看来，这个绰号十分适

    合巴耶济德，因为“他充满暴烈的能量，调动军队迅速而有破坏

    力”。在欧洲，巴耶济德为了报父亲遇刺之仇，在科索沃的战场上

    几乎将塞尔维亚贵族屠戮殆尽，但又很快与拉扎尔大公的儿子和

    继承人斯泰凡·布尔科维奇(Stephen Bulcovitz)签订了和约。巴

    耶济德认定，塞尔维亚人已经不可能再对他构成威胁；而在多瑙

    河流域，他又需要塞尔维亚军队帮助他防范更令人敬畏的匈牙利

    人。于是，巴耶济德与斯泰凡签订了一项十分友善并且在巴耶济

    德在位期间一直有效的和约。奥斯曼帝国没有把塞尔维亚并入其

    版图，而是允许它作为一个拥有自治权的附庸国存在。以塞尔维

    亚的银矿收入作为保障，斯泰凡每年向奥斯曼帝国纳贡。作为回

    报，斯泰凡获得了其父曾经拥有过的一切特权。他还把他的妹妹

    狄斯宾娜(Despina)嫁给了巴耶济德。此外，他还在奥斯曼军队

    中指挥一支部队，并且有义务在巴耶济德需要的时候把塞尔维亚

    军队派到指定的地点。塞尔维亚军队可以公平地与奥斯曼军队分

    享战利品，这种权利打消了他们之间的宿怨。与此同时，一个个

    伊斯兰殖民地开始在被征服的塞尔维亚土地上建立起来。就这

    样，发生在科索沃的种种得到了原谅——但在塞尔维亚人的民间

    传说中，这场战役永远不会被忘记。

    随后，巴耶济德把他的注意力投向了小亚细亚。在这里，他

    操之过急的征服计划将导致他最终的失败，并让整个帝国的未来

    陷入危险的境地。一开始，巴耶济德取得了一些胜利。1390年，艾登的埃米尔成了他的附庸，萨鲁罕(Sarukhan)和门泰谢

    (Mentese)的埃米尔在战场上成了他的手下败将。在降服了这

    里的土耳其裔居民(他们也是这里仅有的居民)之后，奥斯曼人

    确立了他们在爱琴海沿岸的统治，并且开始染指地中海，为其日

    后成为海上霸权国家铺平了道路。在夺取士麦那的尝试遭到医院

    骑士团(也被称作圣约翰骑士团)挫败后，奥斯曼人扫荡了希俄

    斯岛(Chois)，劫掠了阿提卡(Attica)的海岸，并且试图封锁

    爱琴海上其他岛屿的贸易路线。不过，此时奥斯曼人的海上力量

    仍然无法与意大利的商业贸易城邦威尼斯和热那亚相媲美。

    接着，巴耶济德像他的父亲一样入侵了卡拉曼尼亚，并且围

    攻科尼亚城。他的行动得到了其基督教附庸的支持，其中包括未来的拜占庭帝国皇帝、亲自到奥斯曼军中效命的曼努埃尔·巴列奥

    略。卡拉曼尼亚人先是在一场战役后求和，随后又撕毁了和约。

    巴耶济德迅速从欧洲调来了援军，在阿卡恰伊(Ak Tchai)击败

    了卡拉曼尼亚，并将其兼并。随后，巴耶济德又占领了相邻的公

    国的两座城市开塞利(Kayseri)和锡瓦斯，继而又兼并了北方的

    卡斯塔穆尼(Kastamuni)公国，打通了通往黑海港口锡诺普

    (Sinope)的道路。此时，巴耶济德已经可以宣称自己是安纳托

    利亚大部分地区的主人，他也的确这样做了。

    但是，巴耶济德只是在表面上控制了安纳托利亚的很多地

    方，他并没能深刻地改造他所征服的土地。穆拉德在欧洲征服了

    广袤的土地，但他通过一些很有远见的同化政策，让当地的欧洲

    人接受了奥斯曼人的统治，甚至有时还很情愿如此。巴耶济德则

    没有试图系统化地消化他在亚洲迅速征服的土地。诚然，他把安

    纳托利亚地区的大片土地都划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中，但是除

    了少数的几个地方之外，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没有能够深入这些

    地区。大部分地区的人民都想让他们以前的统治者回来。习惯定

    居在欧洲的巴耶济德，并没有解决新征服领土上的这些问题。在

    战役与战役之间的间歇期，巴耶济德情愿纵情声色，吃喝玩乐，沉湎于后宫的女色和男宠的陪伴，其奢靡之风直追鼎盛时期的拜

    占庭宫廷。与这些放纵的行为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巴耶济德又有

    着沉迷宗教的一面。他在布尔萨的私人清真寺的顶上拥有一个小

    房间，时不时会神秘兮兮地在里面隐居上一段时间，与伊斯兰教

    的神学家们探讨问题。

    在小亚细亚取得战争的胜利之后，巴耶济德就把当地的政务

    交给他手下的总督们，他本人则立刻回到了欧洲。在欧洲，他忧

    心于匈牙利的威胁，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此时成

    了他的主要对手。为了挑衅，巴耶济德派遣奥斯曼军队进入匈牙

    利乃至更远的地方劫掠，中欧地区出现了对土耳其人的恐慌。奥

    斯曼人渡过多瑙河，在匈牙利的国土上打了第一仗，并且赢得了

    试图摆脱匈牙利统治的尚武的瓦拉几亚人的支持。西吉斯蒙德注

    意到了奥斯曼人的威胁，于是派人告诉巴耶济德，保加利亚处于匈牙利的保护之下，奉劝他不要介入保加利亚的事务。巴耶济德

    拒绝答复，只是傲慢无礼地让匈牙利国王的使节好好看看他大帐

    内悬挂的武器。

    于是，西吉斯蒙德决定挥师入侵保加利亚。他夺取了多瑙河

    上的尼科波利斯(Nicopolis)，但随后面对进逼的奥斯曼大军，又不得不放弃了这座城堡。当年，穆拉德在打败保加利亚的统治

    者希什曼之后，允许这个国家作为奥斯曼的附庸保留一定的自治

    权。然而，巴耶济德认为，一旦匈牙利人再度入侵，希什曼这个

    盟友并不可靠。于是，他派遣一支军队进入保加利亚，处决了希

    什曼，然后把保加利亚整个并入了奥斯曼帝国。像色雷斯和马其

    顿一样，保加利亚从此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并且与作为附

    庸国的瓦拉几亚一道，构成了帝国在多瑙河流域防范匈牙利的缓

    冲区。通过消灭当地的附庸王朝，巴耶济德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了

    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在接下来的奥斯曼化的过程中，一些保加

    利亚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保加利亚非但失去了独立，同时也失去

    了作为保加利亚民族象征的独立的东正教会。保加利亚东正教会

    原本受到天主教会仪式部分影响，现在保加利亚的基督徒不得不

    接受希腊东正教会牧师的管理，而对他们来说，这经常比穆斯林

    帕夏的管辖更让人难以接受。

    与此同时，巴耶济德还在准备调兵对付君士坦丁堡。1391

    年，约翰五世·巴列奥略[1]

    驾崩。他的继承人曼努埃尔，作为对

    苏丹唯命是听的附庸，在苏丹宫廷里的地位几乎与被人鄙视的勤

    务官相差无几，不仅受尽屈辱，还要经常忍饥挨饿。在老皇帝驾

    崩后，他逃回君士坦丁堡，保住了他的皇帝宝座。他的父亲在世

    时曾经开始重新修建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并且在黄金门的侧面兴

    建装饰华美但实为防御工事的塔楼，为此不惜拆毁了数座教堂。

    巴耶济德得知这一消息后，命令约翰五世立刻拆毁这些防御工

    事，否则就把曼努埃尔的眼睛弄瞎。于是，约翰五世在临终前做

    的最后一件事，就是遵从苏丹的这个命令。即位后的曼努埃尔收到了巴耶济德的最后通牒。巴耶济德不

    仅要求曼努埃尔继续臣服于奥斯曼帝国，增加贡金，还命令他在

    君士坦丁堡为城内的穆斯林设置一位卡迪(伊斯兰教法官)。在

    发出最后通牒之后，巴耶济德又派出一支奥斯曼军队直抵君士坦

    丁堡城下，并且沿途在色雷斯南部屠杀或奴役当地的希腊裔基督

    徒。就这样，奥斯曼帝国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一次围困开始了。

    这座城市被围困了七个月。随后，在对方接受了比之前更苛

    刻的条款之后，巴耶济德解除了围城。曼努埃尔皇帝被迫同意在

    君士坦丁堡城内设立一座伊斯兰教法庭，并且把城内四分之一的

    土地划给穆斯林移民。位于金角湾对岸的加拉塔港口的一半被奥

    斯曼人占据，6 000名奥斯曼帝国的军人进驻其中。除了提高贡金

    的数额之外，奥斯曼人还要对城外的葡萄园和菜园征收什一税。

    从此以后，从两座清真寺的宣礼塔上传出的宣礼声开始在这座城

    市里回荡。奥斯曼人开始把这座城市称作“伊斯坦布尔”，这个读

    音是对希腊语“is tin poli”的讹传，其本义是“进城去”。巴耶济德

    继续在陆路上封锁这座城市。两年后，在巴耶济德的挑唆和奥斯

    曼军队的支持下，曼努埃尔的侄子约翰·巴列奥略[2]

    不无道理地

    宣称自己才是皇位的合法继承者，于是率军进攻君士坦丁堡。但

    是，他的进攻被打退了。1395年，巴耶济德号称“罗马皇帝的继

    承人”，在塞雷斯召集他的附庸们前来朝见，其中就包括曼努埃

    尔皇帝，以及他的弟弟和侄子。巴耶济德一时心血来潮，下令将

    巴列奥略家族的成员全部处死。幸亏巴耶济德的大维齐尔[3]

    阿里

    帕夏暂缓了行刑，直到苏丹本人改变主意，收回了成命。不过，作为折中方案，巴耶济德还是命人将几名拜占庭显贵剁手挖眼。

    就这样，曼努埃尔二世得以继续统治拜占庭帝国，并在日后证明

    自己是一位还算能干的君主。

    此时，来自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的新威胁又吸引了巴耶济

    德的注意力。西吉斯蒙德对奥斯曼人的骚扰感到不厌其烦，并且

    认为土耳其人在多瑙河河畔的城堡对他是严重的威胁。于是，他

    开始游说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发起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以“击败并毁灭土耳其人”。先皇穆拉德很清楚基

    督教国家的实力有多强大，因此他总是谨慎小心，避免在战役之

    间的休整期招惹基督教国家。而巴耶济德对待基督教国家则没有

    那么谨慎。喜欢夸夸其谈的巴耶济德在他即位的初期就曾经对来

    自意大利的使节夸下海口。他说，等到他征服了匈牙利之后，他

    要骑马到罗马去，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圣坛上用燕麦喂马。从那时

    起，他就一直摆出一副伊斯兰教勇士的姿态，不停地公开吹嘘他

    要进攻基督教世界的打算。

    为了应付巴耶济德的威胁，西吉斯蒙德努力筹划着新的十字

    军东征。除了勉励的话语，历任的教皇都没有给他什么实质性的

    帮助。威尼斯人态度暧昧，因为比起奥斯曼人，他们其实更不信

    任匈牙利人；为了从巴耶济德那里获得贸易上的优惠条件，热那

    亚人甚至与威尼斯人争宠；那不勒斯和米兰都与奥斯曼人保持着

    友好的关系。因此，为了寻找能帮助他“把土耳其人逐出欧洲”的

    志愿者，西吉斯蒙德只好派遣特使到法国，去觐见时不时会发狂

    的法国国王查理六世(Charles VI)。法国国王的叔叔勃艮第公爵

    (Duke of Burgundy)愿意支持西吉斯蒙德，但是他也有自己的

    如意算盘。他许诺西吉斯蒙德说，他将派出一支由骑士和雇佣兵

    组成的部队，并由他年轻的儿子讷韦尔伯爵(Comte de Nevers)

    统率这支军队。

    此时，英法百年战争暂告停歇，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也并无战

    事。因此，西吉斯蒙德的请求在欧洲的各个封建国家得到了广泛

    的回应。加入他麾下的不仅有法国军队，还有来自英格兰、苏格

    兰、佛兰德斯[4]

    、伦巴第、萨伏伊和德意志各地的贵族骑士。此

    外，还有来自波兰、波希米亚、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冒险者。带着

    各自世俗和宗教上的动机，欧洲骑士阶层的精英最后一次聚集在

    一起发动远征。他们的目标是阻挡巴耶济德闪电般的攻势，并且

    彻底地将土耳其人逐出巴尔干地区。于是，在1396年的初夏，一

    支由西吉斯蒙德自己的部队、雇佣军、各国的骑士及他们的扈从

    组成的人数达到数十万的“国际”联军，集结在了布达(Buda)。

    这是基督徒对抗异教徒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支军队。此外，在黑海，还有一支由医院骑士团、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组成的舰

    队，即将从多瑙河河口上溯，赶来支援。 (更d书f享搜索雅 书.YabooK)

    从5月份开始，西吉斯蒙德就预计巴耶济德即将渡过多瑙

    河、发动对匈牙利的入侵。然而入侵并没有到来，西吉斯蒙德的

    侦察兵也没有发现敌人的任何踪迹。于是，他决定采取防御策

    略，试图将土耳其人引诱至匈牙利，再在这里攻击他们。然而，骑士们却跃跃欲试，想要发动一次伟大而光荣的进攻。土耳其人

    的入侵迟迟不来，对地理一无所知的骑士们开始认为，巴耶济德

    [他们有时候也搞不清楚奥斯曼苏丹到底是巴耶济德还是“阿穆

    拉”(Amurath)，即穆拉德]肯定是在“巴比伦的开罗”招兵买马，并且在亚历山大港和大马士革集结兵力。他们相信，巴耶济德得

    到了一支“由来自鞑靼、波斯、米底亚、叙利亚、亚历山大港和

    其他更遥远的地方的异教徒组成的军队”，这支由“萨拉森人和异

    教徒”组成的军队在“巴格达和小亚细亚的哈里发的指挥下，还得

    到了他的祝福”。如果敌人还不来，他们就应该出击。他们幻想

    自己可以从土耳其人的领地一直打到波斯帝国。用弗鲁瓦萨尔

    (Froissart)[5]

    的话说，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征服叙利亚和圣地，把耶路撒冷从苏丹和他的敌人手中夺回来”。然而，正在君士坦

    丁堡忙着围城的巴耶济德仍然没有来进攻。

    十字军认为“没有理由再傻等下去了，他们应当去赢得一些

    战功，这正是他们前来此地的目的”。于是，他们南下进逼多瑙

    河河谷，到达了铁门峡谷(Iron Gates)附近的奥尔绍瓦

    (Orsova)，接着又花了八天时间渡过了多瑙河。匈牙利人一路

    畅通无阻地涌入了塞尔维亚，接着又进入了摩拉瓦河河谷。在那

    里，他们缴获了葡萄酒，“(美酒)被土耳其人装进了羊皮袋

    里。他们的信仰禁止他们饮酒，否则有被处死的风险，因此土耳

    其人只好把酒卖给基督徒”。匈牙利人夺取了尼什，在这里“大肆

    屠戮男人、女人和孩子，基督徒没有对任何人表示怜悯”——其

    残忍程度超过了信仰异教的奥斯曼劫掠者的所作所为。在保加利亚，身为基督徒的守军指挥官打开了多瑙河上的第

    一座城堡——维丁城(Vidin)的城门，放基督教军队入城屠杀了

    奥斯曼守军。接着，基督徒沿着多瑙河向下游进军，攻击了第二

    座城堡拉赫瓦(Rahova)。在那里，由法国人和匈牙利人组成的

    基督教军队屠杀了大量已经投降的奥斯曼守军和当地居民，其中

    包括不少保加利亚的基督徒。在关键的要塞尼科波利斯城下，基

    督教军队扎营等候，但仍然没有看到任何奥斯曼军队来犯的迹

    象。不过，目光短浅的基督教军队没有从西方带来任何攻城器

    械，而一直以来西吉斯蒙德做的准备则是为了应对防御作战的。

    事实证明，他们没有办法强攻破城，于是只好等在城墙前面，寄

    希望于尼科波利斯城会不堪饥馑而开城投降。

    没有敌人可打的西方骑士们带着一种参加野餐的心情看待这

    场战争，纵情享受女人、美酒和从家乡带来的奢侈品，沉湎于赌

    博和声色。他们十分轻蔑地认为，土耳其人根本构不成什么威

    胁。谁要是敢表达不同的意见，谁就会被冠以散布失败情绪的罪

    名被割掉耳朵。而且，来自不同地区的部队之间常有争吵，瓦拉

    几亚人和特兰西瓦尼亚人[6]

    则不被信任。

    基督教军队一连等待了16天，依然不见巴耶济德的踪影。然

    而，正如他一贯迅捷的作风，巴耶济德突然率军出现在尼科波利

    斯城下。在这里，他曾打赢过两场战役。根据西吉斯蒙德得到的

    情报，巴耶济德的大军有20万之众。西吉斯蒙德很了解他的敌

    人，知道他们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机动性也强过十字军，绝非

    等闲之辈。他要求基督教军队小心谨慎地协同作战。一位经验丰

    富、名叫德库西(de Coucy)的法国骑士在率军侦察的过程中遭

    遇了土耳其人的一支先头部队。他手下的士兵们高呼着“圣母保

    佑!为了德库西大人!”的口号，在山口处击败了土耳其人。这

    场战斗的胜利让其他法国骑士嫉妒不已，指责德库西出于虚荣心

    径自出战。西吉斯蒙德试图说服他们采取守势，先用匈牙利和瓦

    拉几亚的步兵抵挡第一轮攻击，再由骑士和雇佣军里的骑兵组成

    第二道防线，可攻可守。听到这个提议，法国骑士们勃然大怒，认定匈牙利国王的这种安排是为了窃取“最高的胜利荣誉”。他们要求必须由他们来打头阵。

    在众人的支持下，法国的伊尤伯爵(Comte d’Eu)拒绝听命

    于西吉斯蒙德，伯爵叫来了他的掌旗官：“以上帝和圣乔治之

    名，命令军队前进，让他们看看我是个怎样的骑士!”于是，在“圣母的旗帜下”，他们不假思索地向可鄙的异教徒发动了冲

    锋，自信一定可以击败他们。“法国的骑士们，”弗鲁瓦萨尔记录

    道，“装备奢华……但是，据说他们在冲向土耳其人时，人数不

    超过700人。多么愚蠢!多么可悲!如果他们能等待手下至少拥

    有1.6万名士兵的匈牙利国王一同进攻，他们是可以取得辉煌的战

    果的。但是，他们的骄傲毁了他们。”

    向山坡上冲锋的骑士们打了巴耶济德的前哨部队一个措手不

    及。在冲散了土耳其人的骑兵之后，骑士们下马冲向步兵，一边

    冲锋一边拔掉地上用来掩护步兵的木桩，然后击溃了土耳其人的

    步兵。鲜血从骑士们的剑上飞溅出去。他们十分自信地认为，这

    一天的胜利将属于他们。在冲到山顶之后，他们遭遇了苏丹的主

    力军。苏丹的主力军在得到塞尔维亚人的增援后，有6万人之

    众。他们布满了山坡，好整以暇，准备充足。像往常一样，巴耶

    济德采取了西吉斯蒙德已经十分熟悉的战术：把没受过什么训

    练、充当炮灰的杂牌部队放在最前方，用他们消耗敌军的体力。

    接着，“巴耶济德的骑兵、主力军和战车以战斗队形向他们袭

    来，仿佛一弯新月”。下了马的骑士们已经被笨重的盔甲累得气

    喘吁吁，无力应战，遭遇了溃败。他们的战马自己跑回了大营。

    全欧洲最优秀的骑士们就这样或是死在了尼科波利斯的原野上，或是做了土耳其人的俘虏。

    按照当时的标准，十字军的士兵实际上是业余的战士，他们

    用古老的方式、带着浪漫主义的精神作战。他们对几个世纪来专

    业战争艺术的演进一无所知，也不了解土耳其人的战斗技巧，不

    了解他们出色的纪律性、训练、情报系统和战术。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懂得轻装上阵的步兵和骑在马背上的弓箭手会有怎样的机

    动性。西吉斯蒙德和他手下的匈牙利人通过一次次的战斗逐渐学到了这些。他指挥他的部队跟随十字军冲锋，但是他心里清楚，就在他的建议被骑士们抛弃的那一刻，这场战役就已经输

    了。“如果他们能够相信我，”他说道，“对付敌人我们是有足够的

    人手的。”他在战前就吹嘘他们富足的兵力：“就算天塌下来，我

    们的军队也有足够的长矛把它顶住。”

    而现在，他只能和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一起，逃到多瑙河上

    的船只上。而那些侥幸从奥斯曼人面前逃脱的士兵和骑士，有的

    也逃到了这些船上，另外还有数以千计的人历尽艰险翻越了喀尔

    巴阡山。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巡视战场评估损失的巴耶济德下

    令将战俘全部处死。不过，为了得到丰厚的赎金，巴耶济德饶过

    了讷韦尔伯爵及其参谋人员，以及一些衣着华丽的骑士。但他命

    令他们站在自己身边，眼睁睁地看着跪在地上的战友被捆在一

    起，然后人头落地。

    据记载，“在那一天，有多达1万人被杀”。就这样，最后一

    次十字军东征结束了，穆斯林在信仰基督教的欧洲的心脏地带送

    给了他们一场灾难性的失败。志得意满的苏丹无心进一步扩大战

    果。在送别西方骑士的时候，苏丹轻蔑地挑衅说，欢迎他们回来

    再吃一次败仗。接着，他率军入侵希腊，夺取色萨利地区的数座

    要塞，然后又迎娶了一位基督徒新娘——海伦·坎塔库尊[7]

    的女

    儿。随后，他命令手下的将领们继续前进，进攻摩里亚[8]。那里

    已经有了一些由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建立的殖民地，但是

    雅典仍然在基督徒的手中。

    尽管巴耶济德的帝国将会取代拜占庭帝国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实，但巴耶济德并没有马上试图攻克君士坦丁堡，因为他缺乏海

    军力量。在尼科波利斯战役之后，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拥有强

    大海军的共和国都站在了奥斯曼帝国的对立面。巴耶济德先是在

    佩拉(Pera)[9]

    与热那亚人发生公开冲突之后，后又在1399年派

    遣1万人试图攻进君士坦丁堡，但在法国将领布西科

    (Boucicaut)率领一小支十字军抵达后，巴耶济德放弃了这个计划。布西科是尼科波利斯战役的幸存者之一，再一次回到战场上

    面对巴耶济德。他连续调动了两支远征军来支援热那亚人和威尼

    斯人，并且与他们一同在达达尼尔海峡击败了巴耶济德的舰队，一直追击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海岸。这是史上第一次有

    记录的与奥斯曼海军的战斗。在率领舰队返回欧洲之前，布西科

    在君士坦丁堡留下了一支法国军队，并且把深受皇帝曼努埃尔痛

    恨的侄子约翰立为共治皇帝。

    名不副实的皇帝曼努埃尔本人则随布西科一同前往欧洲，乞

    求基督教世界的进一步援助。他在意大利、法国和英格兰都受到

    了符合帝王风范的礼遇，这也让他充满了希望。但他返回君士坦

    丁堡的时候却是两手空空。欧洲人再也没有发起真正的十字军远

    征。与此同时，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在经历了长达六年的封锁之

    后，已经陷于饥馑之中。城中居民身上绑着绳子缒城而出，向奥

    斯曼人投降。帝国的国库已空，献城投降只是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