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

    德国情话

    (德)关愚谦 著

    东方出版社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德国情话(德)关愚谦 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060-7042-3

    Ⅰ.①情… Ⅱ.①关… Ⅲ.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2337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东方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3-8394号

    情：德国情话

    (QING：DEGUO QINGHUA)

    作 者：[德]关愚谦

    责任编辑：栗河冰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66号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6000册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21

    字 数：21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7042-3

    定 价：40.00元

    发行电话：(010)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65210012人生的旅程，结束了一段，又会开始新的征途

    这是埃及报纸上有关我当年乘飞机“逃 年近不惑又一无所有的我离”祖国的报道

    善良热情的韦伯先生和我的合影 身上御寒的皮大衣，还是当年下放青海西宁

    时买的

    初到汉堡时租住的单人卧室，在这里我完成

    了“十八年变迁”一书

    单人房间的阳台正对着一个花园我是一个身处异国的流浪者 德国大学经常请我去做介绍中国的报告，这

    是当时的一份海报

    刘茂才教授向学生介绍我这个新上任的助教

    老师

    在课堂上纠正学生的错误进了大学，人也变得精神了 这是课堂上的情景

    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后来他们中间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最左边那个举着手的学生名字

    叫做那斯，后来成为德国著名报纸《时代周报》的主笔跟汉堡大学里的同学们组成了一个“国际乐团”

    在汉堡的华人联谊会上我即兴登台表演 我组织了汉堡大学东方部学生会合唱团并担任指挥，他们跟着我学唱中国歌曲。这是在

    大学的晚会上，大家高歌《在那遥远的地

    方》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才二十岁 这美丽的倩影从此留在我的生命里那个时候她的追求者众多，却独独看中了我 我们的和谐相处令旁人羡慕

    我很相信命运，1977年偶然的机会，让我们

    实现了结婚的心愿

    婚礼后的喜悦在德国举行的婚礼来了学生和朋友共二百多

    人，济济一堂被传为佳话

    珮春去南京拜师学习中医

    音乐是我们和谐生活的重要纽带家里培植的昙花，真的在一个黄昏开了花。

    它给我们带来了和谐和喜悦

    1977年我们到印度尼西亚度蜜月

    这是在巴厘岛的火山口在旅途的火车上，这张照片中的珮春格外迷

    人

    我坐在香港的渔船上1980年我们来到巴黎

    这个优雅的城市让我们流连忘返 珮春在塞纳河畔留下了美丽的笑容这是银河街24号我们幽静舒适的小客厅 我家成了中文系的活动大本营，客厅欢声笑

    语不断，我旁边就是刘茂才教授

    这是我们自己装饰的餐厅 当学生们来聚餐时，这里变得热闹无比。左

    侧窗前的白发长者是同事赵荣琅先生

    学生们常常来到我家里聚会，挤满整个屋子 天气好的时候聚会就在家中花园的草坪上举

    行炎热的天气里，中文系师生一起郊游纳凉 和我的博士导师、著名汉学家傅吾康教授在

    一起

    与上海的著名越剧演员们在一起我们都是中国戏剧的爱好者 和珮春到德国朋友家里做客亲爱的母亲辞世当天万里传音，我从梦中惊醒，痛不欲生，凭着心中的思念熬夜画成了这幅肖

    像1979年，中国社科院秘书长杜干全(前左)和诗人冯至(前右)，在刘茂才教授(后中)爱泼

    斯坦(后左)及我的陪同下，参观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的图书馆陪同杜干全秘书长一行参观汉堡大学校园，是他为我争取到回国批准的

    回到北京，父亲给我写了几个字：“低下头

    想想，应该如何做人。”

    1980年首届欧洲华人学会(ACSE)理事会选出的领导成员

    香港著名的爱国企业家霍英东先生不仅在经济上支持华人学会，还亲自参加了多次年会1981年第一次回国时的全家合影

    家里来了洋媳妇，竟然会说流利的普通话，大家都特别高兴关家门有个洋媳妇

    首次回国时去天津母亲的娘家探亲，与舅舅和舅母一起合影姐弟三人再聚首，都已是历经沧桑

    安息吧，亲爱的母亲在父亲关锡斌(又名管易文)家，左边是我的姐姐关敏谦

    我们来到美丽的无锡在三峡的船上眺望美丽的山色

    行走在上海的弄堂里，当时街景与我少年时

    相仿，如今已经全然不同

    与少数民族同胞合影当年一无所有的流浪者，如今已经是桃李满天下的大学老师了，虽然表面上衣冠楚楚，但思乡

    思亲之情时常令我泪满裳儿子关新在美国加州大学读书期间来德探望 在天津的觉悟社纪念馆里留下自己的签名。

    父亲关锡斌年青时是觉悟社的成员、周恩来

    的好朋友

    在瑞士的湖畔 在西班牙拜访一位农民在无锡的花树下远望 经历过沧桑之后，我终于褪去青少年时期的

    冲动毛躁，步入沉稳内敛的人生阶段我伏在香港买回的“三英战吕布”书桌上工作，第一本自传《浪：一个为自由而浪迹天涯者的

    自述》就是在这上面写出来的。背后的书法是黄永玉所题

    和小新、前妻的姐姐在一起，她就是“文

    革”中冒险收留和抚养小新长大的善良姨母

    可爱的孙女安雅和海蒂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我重访一甲子前读书的上海市西中学，感慨万千在以老校长赵传家名字命名的传家楼前。老校长倡导“好学力行”，深受师生敬爱，是一位著

    名的教育家。他对我的教诲，令我终身难忘我们居住了近四十年的银河街24号，三楼窗口站着美丽的红衣女主人珮春，正在等我回家吃饭

    我们就是驾驶着这样的奔驰大跑车周游欧洲，写出一篇篇文章我们两人的部分作品

    这把珍贵的小提琴，我从少年拉到了老年。 年逾八旬不觉老，我也能用电脑写作这是母亲送给我的宝贵礼物，由19世纪德国

    制琴名家手工打造

    采访蒋纬国先生

    采访德国老总理施密特与朱镕基老总理一起在柏林受到习近平主席的接见

    年轻时的我们携手在阿尔斯特湖畔散步，陶醉在阳光和鲜花中现在我们依然并肩漫步在林间 夫妻携手访问江南生命像要鲜花一样怒放、像火焰一样燃烧羞雁飞跃九重天，万里千山不等闲。

    只缘故人浑不解，孤杖扶藜落洋涧。

    百啭千旋随意移，朝思暮忆雁生地。

    泪雨交错心如洗，他邦方知胞足谊。

    千里迢迢离故乡，路茫茫，泪满裳。

    失魂落魄到异邦，明月夜，悲断肠。

    生死漂泊远招手，风雪月，写篇章。

    雪泥鸿爪雁展翅，留痕迹，情意长。目 录

    contents

    序言——德国的中国女婿

    序言——异乡中的喃喃情话

    自序——不思量，自难忘

    第一章 初到德国印象

    1 自我放逐到异邦

    2 “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3 善良的韦伯先生

    4 波鸿大学的“造反派”

    5 一个美丽的波兰姑娘

    6 多情总被痴情误

    7 断肠春色离别时

    第二章 汉堡的新生活

    8 我的第一本书

    9 加拿大拒绝了我

    10 忍辱负重为温饱

    11 “文革”燃烧到了欧洲

    12 热心肠的拉斯博士

    13 不速之客

    14 大学有个刘教授

    15 别开生面的考试

    16 在刘教授家包饺子第三章 在大学打天下

    17 当上汉堡大学的助教

    18 在大学里作报告

    19 此情可待成追忆

    20 不可轻易言败

    21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22 娜维珂瓦教授

    第四章 爱情与事业

    23 初见佩特拉

    24 似曾相识来又去

    25 佩特拉家的圣诞夜

    26 硕士学位考试

    27 德国弟子们的罢课风波

    28 美国心影录

    29 关先生，您可要小心了

    第五章 新的生活，新的世界

    30 寒窗苦熬论文关

    31 她长成大姑娘了

    32 君自故乡来

    33 银河街24号

    34 香江喜结连理枝

    35 孔夫子的智慧

    36 见识汉堡上流社会

    37 骑马俱乐部和奔驰大跑车

    38 师友助成终身职

    39 我们的结婚典礼

    40 洋装无奈穿在身第六章 回家的路

    41 母亲的来信

    42 祖国的“圈套”

    43 “四人帮”被打倒了

    44 等待与转机

    45 云中家书最断肠

    46 双喜临门

    47 天涯浪子终还乡

    48 全家团聚

    49 天津省亲

    50 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

    51 拜访故交生变故

    52 安息吧，母亲

    53 仓皇告别黯然归

    后记 华发多情忆往昔序言——德国的中国女婿

    说来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和愚谦从认识到现在已有四十三个春秋

    了。第一次见面是1970年，是在一个朋友的生日晚会上认识的，那时我

    才二十岁。中国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陌生，从电视里看到的中国，都是穿

    着黑、蓝制服或者绿军装的人群，手上拿着一本红色的毛泽东语录在街

    上游行，呼喊着毛泽东万岁。

    可是眼前的这个中国人，穿的衣服和我们这里的男孩子没什么两

    样，扑面而来一股帅气。他的一举一动让我感到很亲切和有感染力。我

    很快就喜欢上了他，愿意和他常在一起。我的父母知道了，大不愿意。

    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长大的，父母都是经过残酷的战争、经受过逃难的一代人。他们虽然和许多亲戚朋友失去了联络，但是他们

    毕竟还是在自己的国土里生活着。而愚谦孤身一人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

    国家，十三年无家人的音信，一切从零开始，其艰难和心中的痛苦可想

    而知。

    按照一般规律，两个来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和完全不同生活规律的

    一对，能够和谐相处、互相了解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这

    样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去解决。

    愚谦是在“文革”时期离开中国的，他来到德国时，身无分文，也

    无任何证件，没有一个熟人，一个德文字都不会。一个年龄近四十的中

    国人在异国如何维持生活，如何掌握德文，如何完成学业，如何获得正

    式证件，一切的一切都和他的“生”与“死”联系在一起。我们没有一

    点时间花在因为很小的生活差异闹别扭、问谁是谁非上面。我们生活在一起时，我经常为他担忧，怕他想不开。幸亏他有一个开朗的性格。反

    而来安慰我说，只允许悲伤十分钟。我们的关系是那么的和谐，互相关

    怀。例如，他的家庭观念比我的深，当我有时冷落我的父母，甚至希望

    二十一岁时离开家，自由飞翔，他则劝我多为父母着想，应该多陪伴他

    们，使我很感动。

    到后来，连从最初完全不能接受一个从红色中国跑出来的我的父

    母，都怕这个中国准女婿跑了，离开他们。

    通过他的开朗性格和苦干，我开始对这个谜一般的国家发生了极大

    的兴趣，并在入大学时选汉学为自己的主科。愚谦则沉醉于德国的文

    化，从哲学、文学，到音乐、绘画，甚至对建筑艺术发生了兴趣，什么

    都想知道。两人相互做学生、当老师，我们的生活怎能不融洽？感情就

    更深了。

    愚谦最起初到德国来，德国政府只是同意他暂时居留，另找别的出

    路。没想到，他在中国时所获得的教育和文化知识帮助了他，他在中国

    时积累的工作经验辅助了他，他的刻苦学习精神支持了他，使他在短期

    内就掌握了德文，说服了周围的人。他们帮他打开了一条通往德国大学

    学术界的道路。

    到现在，如果他不对人说，谁也不会相信他这一生是经过那么多坎

    坷，爬过悬崖、翻过峭壁、越过险滩过来的。谁也不会相信，这个好像

    从外星球来的中国人，竟然是赤手空拳奋斗过来的。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会在深夜被梦中可怕的遭遇所惊醒，满身出着冷汗。又有谁知道，他

    的最亲爱的母亲辞世时，他心中感应到万里之外的母亲的道别话

    语：“再……见……了……!愚……谦……!”他痛哭流涕了很久，面

    对着家乡的方向长跪不起，希望能向母亲赔罪。在德国，凡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个乐观主义者，成天无忧无

    虑，爱说爱笑。也许我是唯一的一个了解到他的内心充满了多少疑惑和

    悲哀的人。一幕幕情景，使他难以忘怀。

    愚谦是一个既顾家又顾国，还终日为世界担忧的“疯子”。只要他

    一有空余时间，不是读书看报，就是写文章。因而他有几个职业，大学

    教学生，业余当记者，晚上编杂志。有的时候，早上六点钟，我还没睁

    开眼，他就和我讨论国际大事。等到我完全清醒了，他又呼呼大睡起

    来。我们的家，不但周末永远是宾客满门，而且常客不断。来自中国的

    客人们住三年，住两年，住一年，住半年，住几个月，填补了他怀念祖

    国的空虚。这就是关愚谦。

    现在他已经是八十开外的人了，还是关心世界大事。他每天看报，还在报上画黄道绿道和写注解。一见到美国又要“为正义”出兵去管他

    国闲事了，他就会破口大骂，连我现在都会学他用上海话骂人了，什

    么“阿缺西”、“小出老”。这就是关愚谦。

    一个已经“八零后”的人，还每天趴在书桌上七八个小时，用电脑

    写书、写文章。连我都怀疑，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精力。幸亏他有一个特

    点，每天早饭前，坚持做健身锻炼，全身自我拍打按摩，然后打两套二

    十四式的太极拳，雷打不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所以他的精神十足，精力充沛，他说，这都要感谢被“充军”青海的那几年，吃尽了苦头，锻炼了筋骨。这就是关愚谦。

    我常常对人这么说，我们两人此生如此相濡以沫，希望下辈子还在

    一起。

    海珮春序言——异乡中的喃喃情话

    关愚谦先生是前辈，我一直尊称他关老爷，关天培后人嘛。我们又

    是上海西区名校市西中学的校友，好像是我出生的1947年，他就入读市

    西了。即使到了今天，在他身上仍然有着清晰的上海“老克拉”味道和

    线条，但毕竟浪迹天涯半个世纪有多，已经很难算是上海人了。我们这

    两年的一大争议，就是谁的上海话更加标准，显然他占不到上风。

    算一算，今年八十二岁的关老爷出生在1931年，那是“国破山河

    在”的特殊时刻。像他那个年代的中国人，甚至我们这些比他小一二十

    岁的中国人，都无法逃脱坎坷国运和时代巨浪摆布。关老爷上一部自传

    体著作取名为《浪》，或许就有这个意思吧。

    尤其是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局，我们不管什么年龄都

    只能随波逐流，许多人就连苟且求存都难。那年的9月3日，也就是中国

    人民抗战胜利二十一周年的那一天，傅雷夫妇在上海自缢身亡。那时我

    住南京西路电视台旁边五层高的旧楼，“文革”第二年夏天接连有人从

    顶层跳下，邻里熟人中自杀的有诗人闻捷夫妇。

    关愚谦先生走的却是求生之路，不仅方法奇特，而且成功出走。这

    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极大的胆量，还有十分的运气。“文革”十年期间

    许多人比他悲壮，但都没有他幸运。他的这本“情话”，记录的正是从

    出走他国到重归祖国的另一段人生。

    这些年我从香港回到中国内地教书、做新闻，不止一次听到八〇

    后、九〇后的孩子抱怨他们是中国最不幸的一代，很是羡慕我们这

    些“爷爷”、“奶奶”经历丰富、人生多彩。怎么对他们说呢，只是一句“你们身在福中不知福”有用吗》或许就推荐他们看看关先生的书

    吧。

    一年多前，尚在作最后支撑的河北卫视《读书》节目做了一期关先

    生夫妇的专题，主要推荐关夫人海珮春的新书《德国媳妇中国家》，同

    时也介绍了关先生已经出版的书籍。两个多小时的录制，听他们说那前

    后几十年的故事，现场的好几位年轻朋友都忍不住流下眼泪。

    那期节目收视率特别高。历史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

    印记，而他关愚谦，则要把自己的人生记录下来，还给历史，留给世

    人，留给后人。实际上，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都应该这么

    做。

    关老爷现在是德国公民，前不久在柏林坐他的车子逛街，觉得他的

    驾驶风格就像十足的德国绅士。但他从里到外仍然是中国人；即使日后

    可能终老德国，仍然是十足中国人。而他的这本《情——德国情话》，记录的只不过是他在异乡对着家乡中国发出的喃喃情话。

    他同中国朋友一起时，谈的是中国；他同德国朋友一起时，谈的还

    是中国。我甚至相信，他同夫人珮春两人之间谈得最多的，应该也是中

    国。近期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他有点困惑，更有点焦虑。我劝他不

    如“老老实实安度晚年”，别放着好日子却不懂得享受，国家大事还是

    让“在其位”的人去操心吧。但我也知道他不会，也不可能，因为他毕

    竟是那个时代出品的中国人。

    不过，他的书，包括本书，今天能够在中国出版，能够被许许多多

    读者所喜欢，也正表明中国还是在发展、在前进、在提升。前面还是会

    有许多坎坷，国家只要不倒退就好。这也许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尽管卑微。

    曹景行自序——不思量，自难忘

    当年我以自己的生平经历为素材写了一本自传《浪》，花了近二十

    年的工夫，送去出版的时候却因内容涉及的话题太敏感或是不合时宜，被删的删，砍的砍。直到2012年，在北京的东方出版社为《浪》出了新

    版本，才又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

    这是我的第二本回忆录，其中的内容延续着上一本的故事，是我从

    埃及飞到德国之后的人生经历。当年我只想快点从暗无天日的埃及监狱

    生活中摆脱出来，却没有想到自己从此扎根德国，书写了新的人生篇

    章。在德国的日子里，我的人生被重新塑造，见识了另一片天空，经历

    了更多人间真情。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愤愤不平了：你关愚谦偷用人家护照叛逃祖

    国，侥幸在德国活下来，你就开始给德国唱颂歌了？难道你在祖国就没

    有享受到各种真情吗？凭良心说，我住在德国超过了四十年，你说我非

    常满意吗？非也。毕竟文化背景不一样，许多德国男人的那种傲慢、冷

    漠、不可一世的性格，我不但不能接受，甚至讨厌。但是，整个社会的

    气氛和人人有条不紊地遵守各种规定和法律，让你对这个社会有一种信

    任感。在中国，从上到下，我对这个社会有一种不信任感。见什么风，说什么话，吹捧、阿谀、奉承，当面笑得跟见了亲人似的，你根本不

    知，他说的话是真是假。

    就拿中国舆论的“报喜不报忧”来说吧!记得我刚到德国，1970年

    就买了一部最好的半导体收音机。目的是为了收听国内中央台的广播。

    那时，电台发出来的消息是，中国的形势一片大好，社会欣欣向荣，经济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根据在“大跃进”时期的经验，我知道里

    面会有些水分，但怎知会假到那种程度，当时是“文革”时期打砸抢、各种派系对立最严重、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受各种迫害的时刻。解放以后

    的中国，只要你说党和政府的好话，即使你撒弥天大谎，也无人敢指责

    你，因为你这是热爱和忠诚于党与国家的表现。

    近年来，国内推出了许多新政策，对人开始变得宽松和包容些了，这正是老百姓梦寐以求的。对我们搞写作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辛苦写

    成的作品就像是一个刚过门的小媳妇，最怕的是上面的“婆婆”太多。

    不管是谁，只要有一个发了话，表示不满，这作品就给“枪毙”了。曾

    有一个上海编辑朋友亲口对我说：“老关，为了不犯错误，不被炒鱿

    鱼，我们的任务主要集中在政治上把关。只要在你的书里有一句话不合

    乎我的口味，也即是上面的口味，我不但把它删掉，而且把周围的好肉

    一起挖掉，这样才能保住我的饭碗。”他这句话说得很轻松，我听得毛

    发竖立，冷汗直冒。因而我的这本书《情——德国情话》，初稿完成以

    后一直不敢拿出去，生怕给“一起挖掉”。直到我的前一本书《浪》在

    东方出版社再版，在情节和内容上完全尊重作者的意见，一字未减，我

    深受感动，也多了些信心。

    我自从为了“自由”逃至欧洲以后，当时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哪

    有什么电脑、手机、互联网，十三年来，家国音讯皆无，我的一切必须

    从零开始。这本《情》是我在“资本主义大染缸”的随心所欲和挣扎奋

    斗的真实写照。我“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本书是不可能合乎所有读者

    的口味，更不会适合“婆婆”们的观念。因而，我一度为了使自己耳目

    清净，下定决心，不写了，两耳不闻窗外事，得乐且乐。

    当我把这句话说给一个了解我的朋友听了，他哈哈大笑说：“你!

    你两耳不闻窗外事？你一天不闻天下事，就会发疯。你是个典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神经病怪人，成天趴在桌子上发表你的宏论。”

    他这句话对我是最大的“揭露”，直点中我的要害。我的确太关

    心“家事、国事、天下事”了。说到“家事”，我现在的家庭虽小，但

    过于繁琐零碎，什么报税、保险、医疗、房费，一切都通过银行进出，我都搞不定，都交给老婆了；至于“国事”，不要说管，连看一眼都不

    可能；“天下事”嘛!都由各国政治家们把持着，我能操上什么心啊!

    还有，我初到西方时，跟祖国隔着千山万水，说来也奇怪，我会想

    到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庄子》里曾写过一句话：“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这是对我最鲜明的写照。我那时心情的悲哀已濒临绝

    境，意志消沉得无以复加。我已经把自己形容为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还没有死去的人自在。我理解庄子写这个句子的含义是：最悲哀的莫过

    于人没有自己的思想或失去思想的自由，这比人死了还悲哀。

    没想到的是，来到德国虽然生活拮据，但行动和思想如鱼得水，无

    论从职业上、人缘上、经济上都一帆风顺，活得挺自由自在。我把我的

    经历写下来，转念一想，这种“歌颂资本主义”的书，不是正好触动了

    一些“根正苗红”的革命党人的神经，成了绝对不能在国内“污染心

    灵”的“大毒草”嘛!

    其实，我在德国的生活并不那么一帆风顺。我的话说得轻松，但诸

    君仔细想想，天上怎么会掉那么多馅饼？一个一无所有的失魂落魄的小

    伙子来到德国，是怎么赤手空拳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的，还是值得回

    味。而且，说句实话，并不是所有的国人到西方来，都会像我这样“一

    帆风顺”，得到了好结果的。也有人消沉落魄，天天发牢骚、骂大街，有人没毕业就回国，甚至还有极个别的人跳楼自杀，魂断异邦。人和人

    的命运和机缘不太一样。性格决定命运。我就写我自己吧。曾有一个外甥问我：“为什么你得天独厚？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

    国人，竟然在德国住得蛮潇洒的？”我的亲哥哥关迪谦在德国住过半

    年，说过一句话：“愚谦，你这辈子就给我在欧洲待着吧!中国不适合

    你。”我起初以为他在批评讽刺我，但我后来翻来覆去地想，他说得很

    在理，主要是与我的乐观开放性格和中学时代所受的教育有关。

    在我的前一部人生回忆录《浪》里，我以最乐观主义的心态去写我

    在国内的前半生，可读起来还是凄凄惨惨戚戚的。主要是我的性格太浪

    漫随性、太锋芒毕露、太无组织无纪律了。我在中学时代，受到上海西

    方文化的影响太深，活泼好动，急切地想要了解一切新鲜事物。再加上

    我这个人从小就喜爱西方音乐，热爱文学，到了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纯洁思想里怎能容纳我这个“小资”口味极重的人，我于是

    成为永远“改造”不好的“臭老九”，永远是被批判、被教育的对象，永远是“老政治运动员”。

    来到德国，凡是我在国内所受到批判的缺点，几乎都变成了优点。

    生活中我爱动爱跳、爱说爱笑、爱吹拉弹唱，教学上我爱标新立异，爱

    出新花招、新主意。例如，学生学中文，我给他们用他们学过的词汇编

    话剧《一个卖豆腐的孩子》。我教中国近代史时，教他们唱反映中国近

    代史各个阶段的中国名曲：如《月儿弯弯照九州》、《黄河颂》、《松

    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长城谣》，等

    等。我还给他们讲解歌词的内容。曾经有个日本留学生把我告到系主任

    刘茂才教授那里，说我“反日”，还好，被刘教授驳了回去。

    所以，诸位读者，你们读我这本书时，首先要有思想准备，就是我

    有的时候会自我欣赏。比如，在大学教书，我从不懂端架子，和大学生

    们一起唱歌跳舞，给他们带来新的教学方法和新的生活气息；和印尼华

    侨、中国香港来的年轻朋友们在一起，我总爱说笑，给他们带来一些新的乐趣；和大学里的德国同事们在一起，无论你研究东方哲学、西方历

    史或俄罗斯文学，我有我自己的观点，自成一套，和他们所学的大相径

    庭，争吵起来也会有火药味儿，大家反而觉得很过瘾。

    总之，我在德国没有政敌，更无情敌。看谁不太顺眼，就少接触，甚至不接触。眼不见，心不烦。在大学的同事之间，谁都不问你的私事

    和私生活。更没有人会把你的言论“上纲上线”，背后告黑状，把你搞

    得身败名裂。

    但我并非只有快乐。来到西方，让我最痛苦的是无法抑制的思乡之

    情，十三年见不到家人音讯，让我牵肠挂肚。其次，当一些不了解中国

    的西方媒体或个人把中国骂得一钱不值，大大刺伤了我作为中国人的自

    尊心，我就要驳斥。我的原则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可以批评，甚至谴

    责，但是决不允许你泛泛地把整个中国和全部中国人都骂进去，那我非

    和你争到底不可。这就是我的“可爱”、对某些人“可恨”之处。我虽

    是一介草民，无权无势，却总怀忧国之念。即使我曾受过伤害，即使我

    曾一度失望，然而我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因为我的这种坚持，个别的

    西方媒体说我“亲共”，还有在国外长住的个别中国同胞污蔑我是国内

    派出来的高级间谍，拿着中共的经费在德国“潜伏”。这完全是以小人

    之心来度君子之腹，卑鄙无耻之极!

    对于过往，我永远持一个观念，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某些时期特别

    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走了弯路，但是，共产党并不属于一个人的，它

    是一个集体的组织。不知有多少先进的共产党人，为了把国家和同胞从

    民族危难和内外压迫的深渊中解救出来，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中国人现在的优越生活不能忘记这些掘井人。

    但是，我们中国这两千年的皇权统治，影响着世世代代的统治者的思

    想，包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的前进，我们需要对1949年革命胜利后，六十多年的治国经验进行很好的整理和分析，前车之覆，后车

    之鉴。与此同时，也应该把中国和欧洲两千多年来的文明好好地进行整

    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拿出一个新的理念来。一直死板地重复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老调，中国是没有前途的。

    近些年，我观察到一种不好的趋势：有些“愤青”和中国个别媒

    体，开始大拍胸脯，认为中国过去太软弱，现在应该强硬起来。我认为

    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这半个多世纪，中国一直都是挺着胸膛站在世界面

    前。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百废待兴的艰难时刻，中国人民驱走西方

    外国势力，建设新的家园，从未软过。在六十年代，周总理的对外政策

    做得有理有礼有节，没有跟苏联走还是有道理的。七十年代，美国总统

    尼克松主动到中国来，和毛泽东握手，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目前中国强大起来了。你不显肌肉，人家就已惧你三分。这不是中

    国去显摆的理由。以我之愚见，我们还应该韬光养晦，以谦和待人。这

    是古训。比如说这两年与中国闹得不可开交的日本。日本不是铁板一

    块，愿意和中国做朋友的日本人远远多于那些右翼极端分子。我有不少

    来自日本的朋友，根据我的观察，他们中没有一个愿意和中国为敌，他

    们都接受日本的文化来自古代中国这一说法，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深仰

    慕。韩国也是如此。西方盟国把自己联合在基督教这艘巨轮上，为什么

    我们东亚三国，明明文化同宗，还要受着西方的挑拨，互相为敌呢？东

    方的文化是个协和的文化，它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武力征服和对抗，为何

    我们不能联合更多的同伴，将这宽容开放的文化传播发扬，为世界的和

    平而努力呢？

    唉!狗改不了吃屎!我又谈起国事天下事来了!

    是为序。第一章 初到德国印象1 自我放逐到异邦

    1969年的一天，黄昏时分，火车驶进了明斯特市的火车站。一个中

    年人提着一个有些晃荡的旅行箱，随着人流下了车，在站台上不知所措

    地等待着。他身穿一身极不合身的劣质西装，领带系得歪歪扭扭，形容

    憔悴，目光茫然，眼神漫无目的地在四周的建筑上扫过，隐约流露出一

    丝恐慌。

    这个人就是我——关愚谦，三十八岁，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这个年龄，本来应该在北京自己的家中与父母妻儿团聚，共享天伦之

    乐，现在却站在遥远的异国车站里，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往何方。而我之

    前的经历和遭遇，也不由自主地在我的脑海中回放……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

    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

    (我自幼喜穿奇服，年老爱好未减。佩带长长宝剑，戴高帽如山

    峰，挂珍珠饰美玉。时世混浊无知己啊，我将远去不返顾。)

    屈原《楚辞·九章》里的这首《涉江》词，是当时屈原被放逐江南

    时所做。他做官做久了，看破红尘，其实内心，他很留恋世俗，只是对

    时世混浊充满不满，深恨世上没有一个人能了解自己。在我被“发配”青

    海的路上，汽车颠簸着翻越苍茫山峦，在浩渺的青海湖岸上奔腾之时，我曾一度含泪地默诵过它，深有感触。当我真正流浪到“番邦”德国汉堡

    后，对这句话的理解，更加深沉。

    我虽从未当过官，但我的心情和他的差不多：活到三十多岁，功名

    成就都谈不上，还被他人在政治运动中利用，百般戏弄。我大学毕业进了财政部，满腔热情要把工作做好，却因为爱说爱动，被顶头上司当做

    了眼中钉，从工作态度、生活做派一直批判到政治觉悟，最后被贴了

    个“中右分子”的标签送到青海去改造；在遥远的青海饥寒交迫地苦苦挣

    扎了四年，在死亡线上滚了几滚，这才获准回到北京；回到北京，没过

    几年安稳日子，“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有口无心、想法单纯的我积极

    响应党的号召去“造反”，没想到又一次当了炮灰和靶子。

    政治风浪席卷全国，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和平的神州大地变成一

    片血腥的战场，你斗我，我斗你，少年砸古迹，学生揍老师，中华文化

    被否定，学校全关门。今天还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明天成了相见分外眼

    红的仇人。我被扣上“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帽子。可笑的是，我们这个

    家，上下三辈，都与“资产”无缘。对未来深深绝望的我，铤而走险，盗

    取了一本日本友人的护照，混上了飞机，决意从此浪迹天涯。(1)

    我乘坐的飞机停在开罗，埃及警方以我盗窃他人护照为由，把我投

    入了开罗哈那特尔监狱，长达一年多之久。这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表

    示“欢迎”我去，也许他们相信金钱万能，可以收买世上一切人，偏偏遇

    到我这么一个性格倔强、祖国观念极深的中国人。我这一生，虽然玩世

    不恭，但是遇到这样的重大原则问题：为了个人利益而出卖国家，连累

    亲人，败坏门庭，永生永世被人咒骂为汉奸，这种事，我绝不干。我那

    时已是一个三十而立的人，自认为知书达理，绝对不会那么糊涂。哪怕

    把我送回中国枪毙，或者把牢底坐穿，我也坚决不动去美国或者苏联的

    念头。

    监狱如同地狱，禁锢如同毒药，腐蚀着我的身心。1969年春末，在

    开罗监狱已经熬了一年的我，再也难以忍受，我最后用绝食的办法要挟

    埃方，要么把我放出监牢，让我自己寻找出路，要么把我送回中国。驻

    埃及的国际红十字会，终于帮助我脱离“地狱”，把我送到联邦德国暂住。

    一年多的牢狱生活，把我变成了一个疑神疑鬼的人。坐在飞往德国

    的飞机机舱里，我仍心有余悸。我不停地向四周打量，心中认定会有人

    在暗中跟踪我；空中小姐的嘘寒问暖，被我视为是女特工套近乎的伎

    俩；我甚至怀疑她们送来的食物中有蒙汗药，宁可忍饥挨饿就是不肯

    碰。

    面对我将要去向的国家，我同样充满了不安。我的记忆中，还保留

    着从书中读到的有关纳粹德国的可怕描述。这是一片陌生的土地，它是

    否欢迎我这个不名一文的落魄逃难者呢？

    飞机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我被边防警察拦住了。当时的我，犹如

    笼中困兽，差点发狂。后来才知道，因为我没有健康防疫证明书。工作

    人员很热心地为我解释，然后给我补打了一针疫苗。联合国难民署的一

    位工作人员，按照之前的约定，将我送上了去往明斯特的火车。

    火车到站了，我似乎也来到了生命旅途中的新一站。我不知道前面

    等待的是祸是福。回想起离开监狱的那天，留着两撇胡子的英俊埃及警

    官对我说：“我今天能见到您很荣幸，因为您是我们埃及报上的名人，大小报上多次登过有关您的消息和照片。今天，您可以自由飞翔了。早

    上我带您随便转转，看看市容，参观金字塔，下午送您上去欧洲的飞

    机。我真的很羡慕您。”

    “羡慕我？一个沦落街头的流浪汉？”我对这突如其来的恭维哭笑不

    得。

    “但是，又有多少人能有机会去欧洲啊？”是的，虽然心中极度恐慌，但至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猜想也许是

    上帝怜悯我，没有让我在被遗忘和被唾骂中死去，而是让我自我放逐，来到了我从小就向往的地方——欧罗巴!尽管它被唾骂为腐朽的资本主

    义，但我们整天提的“赶超英国”之类的口号还是承认了人家的长处。我

    从书本上读到的一切，现在变为眼前的现实。回忆旅途中所见的一切，所见所闻都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灵，似乎在向我预示着我的未来。

    而我此刻的等待，就好像等待命运之神降临，向我宣判这一切。

    ————————————————————

    (1) 这个惊险的故事，我已写了一本回忆小说《浪：一个为自由而浪迹天涯者的自述》(北

    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出版)，繁体字版本叫做《浪迹天涯》(香港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2 “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站台上的旅客散得差不多了，一个六十开外的高个子老人出现在我

    面前。他用带德语口音的英语自我介绍说，他叫韦伯，是一个外国人接

    待所的负责人。他说，从现在起，我就住在他的接待所里，直到找到第

    三个愿意接受我的国家为止。

    他看起来和善热情，一边领着我往外走，一边问我各种问题。他和

    法兰克福的那个人一样，刚一见面，就问我同样的问题：为什么离开中

    国到欧洲来呀，欧洲也不见得就理想啊。真奇怪，他们对我这个“政治

    嫌疑人物”来德国一点不感兴趣，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人还真是

    矛盾的生物，有人对我感兴趣，我却认为他们不怀好意想利用我，尽量

    躲避他们；人家态度冷淡些，我又觉得自己被人抛弃了。我以前可不是

    这么纠结摇摆的人，现在怎么如此扭扭捏捏起来了!

    走出火车站，望着周围的建筑物，似曾相识之感油然而生。这种奇

    妙的感觉令我奇怪。在记忆里搜索了一会，我恍然大悟，它们太像青岛

    了。还记得我幼年的时候，曾经跟父母兄姐在青岛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

    光，对那些洋溢着浓郁德国特色的街道和房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不同的是，这里的人比青岛少，车却有很多。宽阔干净的马路

    上小轿车几乎首尾相接，快速驶过，让我看得头晕目眩。更奇怪的是，行人穿马路只看红绿灯，根本不看车，明明马路上没有车，行人还是等

    着绿灯亮时才通过。这让我觉得既新鲜又不解。

    “韦伯先生，这么多轿车都是国家的吧？”我问。

    韦伯先生笑着回答说，当然都是私人的。我心中立即惊呼起来：私人怎么可以有这么多汽车？怪不得说资本

    主义社会的人过着奢靡的生活啊!

    我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一路紧跟着韦伯先生，最后走到一个

    很大的停车场，这里停满了五颜六色的汽车，少说也有一百辆，我又一

    惊：在北京，只有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才会看到人民大会堂前

    有汽车阵，可那也没有这么多呀!并且，颜色也没有这么漂亮，更没有

    这么多样式。

    韦伯先生的汽车外形像个可爱的甲壳虫，与国内总是拉着窗帘的黑

    色红旗大轿车相比，显得可爱又亲切。他替我打开了副驾驶座一侧的

    门，先让我坐进去，然后关上车门，绕车半周回到驾驶位上。

    这种绅士派头我中学时在美国电影里看到过，而且一般都是男士向

    女士献殷勤时才出现的场面。在中国，只有首长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该不会是他有什么图谋吧？不然为什么对我这么礼待？会不会是有人指

    使他这么做？先骗取我的信任然后套取情报？他的上司是哪个单位的？

    我发现自己太爱胡思乱想了，于是在心中告诫自己：不能再随随便便猜

    测别人的意图。不管别人对我有兴趣还是没兴趣，我都要不亢不卑，绝

    对不能丢中国人的脸。

    韦伯先生坐在驾驶座上，并没有启动发动机，而是慢腾腾地从口袋

    里摸出一个小皮口袋，接着又变戏法似的摸出一个烟斗，慢条斯理地往

    里面装烟丝。

    “这是我的习惯，先抽上几口烟，然后再开车。不管后面的车怎么

    着急按喇叭，我决不会心动，和他们比速度。我不是富人，为了买这部

    车，我积攒了好几年的钱。我在阿根廷住了几十年，躲过了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现在老了，回到德国度晚年，好不容易找到这份工作，钱虽

    赚得不多，但我属于国家公务员，退休以后，可以拿到终身退休金。我

    们夫妻两人，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外孙，大女儿有病，她和外孙都由我们

    抚养，我们负担也很重啊。”韦伯先生边装烟丝边跟我交谈，我很惊讶

    于他竟然将自己的家庭情况毫无掩饰地告诉我这个初次见面、还有“政

    治问题”的人。

    这是一位非常坦诚、非常直爽的老人，我凭直觉判断，他是好人。

    “我虽然拿的是德国护照，但在南美待的时间太长，我的性格脾气

    已经是南美人了，直进直出的，喜欢女孩子是我的个性。”韦伯先生说

    完这一句大笑起来：“关先生，听说你们的社会主义中国没有私人汽

    车，是吗？”

    “是的，所有的汽车都是国家的。”

    “其实没有私人汽车也好。在德国，私人汽车越来越多，空气污染

    很厉害，中国有那么多人口，要是每家每户都有小汽车，那还了得!”

    说实话，在我的知识范畴里，还没有空气污染这一概念，这还是第

    一次听到。我当时只觉得，开汽车坐汽车是多有脸面的一件事，竟然还

    有人嫌弃它？

    韦伯先生只吸了三四口烟，就启动了汽车的马达。这时，天已经暗

    了下来。汽车东转西弯，我们来到一个大宅院前，院子里矗立着一栋带

    着漂亮屋檐的二层楼房。韦伯先生告诉我，过去这里是一个富人的住

    宅，现在被国家租下来改成外国人接待所。韦伯先生说：“我在这里工

    作多年了，您是唯一一个来自亚洲的人。有意思的是，那些从东欧来的

    人，都不会说英语，有的会说俄语，但我不懂。没想到，接待您，比接待东欧人还容易得多。”

    “我也会说俄语，我过去在中国做过俄文翻译。”我生怕他看扁中国

    人，立刻炫耀般回答道。

    “真奇怪，到我这里来的人，几乎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过，现在住在这里的人很少，还住着一位捷克工程师和一个非常漂亮的波兰

    女大学生，她的英文不错。”韦伯先生说到这里，口气变得愉快起来。

    “您这个单位叫什么名字？”我本来比较谨慎，见他这么直率，就好

    奇地问。

    “我这里只是一个接待站，主要是接待那些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各

    种渠道出来的人。他们一般都是在这里住上一阵，或转道他国，或等办

    在德国的居留手续，一找到适当工作，就离开这里。我是一个不关心政

    治的人，我只关心照顾好大家的生活。”

    我本来想，这个接待所那么大，应该安排了不少工作人员才对，至

    少要有几个站岗放哨的吧!谁知，韦伯先生拿出钥匙，打开大楼门，直

    接把我引到二楼一个房间，这过程中没见到一个人。

    这个房间宽敞整洁，有一张铺着厚厚弹簧床垫的大床，这在中国只

    有大旅馆才能见到，还有一个书桌，一个沙发，角落里还有一个能直接

    放出热水的洗脸池，对面墙上还有两扇宽大的玻璃窗。

    “这是给您的大门钥匙，我每天早上九点来办公，办公室在楼下会

    客室旁边，这房间的对面是给您一个人用的盥洗室。您今晚好好睡一

    觉，明天见。”

    “除您以外，这座大楼还有别的工作人员吗？”我怀疑地问。“没有，就我一个。每周二有一个钟点工来打扫一次，换洗床单。

    有事找我就行了。明天见。”韦伯先生说完就离开了，留下了我对着这

    一切惊愕不已。

    我记得，我最后一个澡还是在埃及监狱里洗的，于是我打开我临离

    开罗上飞机前埃及警官退还给我的大箱子。里面原本有什么我都记不得

    了，但至少该有几件更换的衣服吧!

    最先进入我眼帘的竟然是小提琴盒，打开一看，小提琴完好无损地

    躺在里面。埃及人还蛮诚实，没有把它盗走或者扔掉。我把它拿出来左

    亲右亲，眼泪忍不住要夺眶而出，这可是我亲爱的母亲送给我的唯一纪

    念物啊!

    洗完澡，我紧绷的神经终于彻底放松下来，简单收拾了一下箱子，就躺到了温暖舒适的床上。这一年多来，我还从来没有过如此安稳、宁

    静的环境，反而久久不能入眠。我的大脑里反复回响一句话：我真的自

    由啦？!

    不过，这么一幢双层楼房，过去还是富贵人家的宅子，用来收容我

    这样有复杂政治背景的人，却没有一个看守人员，这怎么可能？我又爬

    起来，穿上衣服，小心翼翼地、偷偷地打开房门。夜深人静，外面黑漆

    漆一片，一点声息都没有，果然不见一个人影。我将信将疑地在走廊里

    走了几步，没有人。再来回走了几遍，还是没有人。我不死心，干脆故

    意加重了脚步，还到楼梯口站了一会儿，听到的也只是自己的脚步声和

    呼吸声。

    我放宽了心，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思绪又开始天马行空起来。愚谦啊!愚谦!你这个野小子!从小就调皮捣蛋，不安分守己。家

    庭的管教、儒学的约束、基督教的洗礼、毛泽东思想的改造，都未能把

    你打造好。现在你来到这里，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是曾幻想过，当一

    个空中的飞燕，自由飘荡吗？现在你确实飞出来了，但你一无所有，赤

    手空拳，语言不通，栖息在临时的居所里，但你并不属于这个社会啊!

    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你的未来，有什么光明可言呐!

    我的思路又骤然急转直下：天下从没有不要钱的午餐，自由，会那

    么轻易地到来吗？我又开始怀疑起来：美国人、苏联人已经打过我的主

    意了，后面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德国人难道对我这块“肥肉”就没有任何

    打算？不要忘了，德国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员，更不要忘了，这块土

    地上可是产生过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啊。苏武在匈奴持节牧羊十九年，是

    坚贞不屈的民族英雄，我算什么？叛徒？卖国贼？我就算死都不跟外国

    人合作，但偷拿护照、潜逃到外国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罪，足以让

    我死好几次。我以后能做什么呢？

    忽然一种孤独和恐惧感笼罩着我。白天我还庆幸自己逃出了埃及

    的“地狱”重返人间，但现在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更大的炼狱中。一想到

    我的母亲妻儿，就好像几十把匕首轮流刺进我的胸膛，让我痛不欲生。

    我侥幸地在这个地方苟延残喘，他们怎么办？为什么我会沦落到这个地

    步？过去的一幕幕反复在我脑海中闪过，童年的逃难时光，青年时代的

    教育，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在青海痛苦地熬了那些年，各种苦都吃了一

    遍，差点病死那里；我想要说的话都不能说，想要做的事都做不到，不

    想说的话、不想做的事情却要一遍遍地重复着，直到麻木。我的生命，就在这样的煎熬中变得灰暗，蒙满了尘土，让我无法看见，无法呼吸，丧失了希望，丧失了快乐。

    我发现，我中学时期的美国梦其实从没有醒过。那种梦在我心中，是有着无拘无束、富足平和的生活，人们在其中享受生命，享受人生。

    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满心欢喜地以为自由、民主、平等的梦在中国会

    实现。可是，从抗美援朝开始，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

    一个，人们已失去了客观标准，也不可以有自我判断，一切都要以一个

    人的意志为唯一意志，一个人的思想为唯一思想。我开始把我的自由浪

    漫的本性、天马行空的性格加以压抑，我的生活被扭曲、行为被扭曲、心态被扭曲、思想被扭曲。更可怕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它是理

    所应当的。反之，当我下意识地反对这种被扭曲时，我还会自我挞伐，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被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多少年来，我从思想上的被禁锢到身心的被禁锢，已经快成为一个

    植物人了。我多次想摆脱它，在青海甚至浮起过逃亡的念头，但是，它

    是如此的短暂，就像放出的焰火烟花，一闪就偃息了，那丝光明立即消

    失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我只能将它视为不切实际的幻想。从青海调回

    到北京，进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大”——这个外事单

    位工作，成日和外国打交道，让我沾沾自喜起来，我又做起另一个梦，希望有朝一日，能到西方去，实现我触摸另一种生活的愿望。

    我现在终于认识到，我之所以最后选择离家出走，并不只是单位要

    我写检查并批斗我那么简单，而是一种争取自由的最后挣扎，也是一场

    重生和死亡的搏斗。在搏斗中，我虽然活下来了，但是，我却跌落到开

    罗魔鬼的深渊，受到了人身的禁锢。一年多的禁锢生活，更让我失去了

    自我，丧失了自尊。我的头脑和行为将要被监狱里的犯人们所同化，在

    我心灵中唯一剩下的只是求生欲，几乎和一个野兽没有什么差别，只要

    活下去，我甚至可以为了一包纸烟、一顿饱食去向他人求乞，最后唯一

    剩下的理性，就是不要因我而再给家人带来更大的不幸。3 善良的韦伯先生

    一夜辗转反侧，直到我的脑细胞实在太累了才昏昏沉沉地睡去。第

    二天一早醒来，迷迷糊糊的我以为自己还在监狱里。可是我嗅到了清新

    空气的味道，还听到了小鸟悦耳的叽叽喳喳声。监狱是听不到鸟的叫声

    的。我慢慢地睁开眼睛，环视一下周围，记起了这两天来发生的一切。

    我开始完全清醒了，猛地从床上蹿起，打开窗户。楼下竟然是一个美丽

    的花园。四月的天气在德国还是早春季节，花园里的绿叶还刚刚吐出新

    芽，春花还在含苞欲放，但已经能闻出春天的气息。我贪婪地呼吸着新

    鲜的空气，干枯的心开始苏醒过来：我还活着，这就很好了。

    九点过后，我来到韦伯先生极为简单的办公室，这里收拾得干干净

    净，一尘不染，看起来跟这位老人一样令人舒坦。他从办公桌的抽屉里

    拿出五十马克给我，说是我这一星期的零用钱和饭钱，并建议我到城里

    去逛逛。接着，他又拿出明斯特市的市区图，指指点点跟我讲了乘车路

    线。

    “我一个人吗？您不跟我一起去吗？”我有点不相信地追问了一句。

    “当然了。我是在上班时间，不能陪您。祝您玩得愉快!”韦伯先生

    冲我挥了挥手。

    我高兴地走出他的办公室，怎么也止不住心里的激动。德国的确不

    再是纳粹德国了，我对它的戒备和偏见突然消失了。当我在走出接待所

    的那一刻，我忽然伸出双臂，仰天长啸：“我是一个自由人啦!”

    看着韦伯先生给我的五十马克纸币，我心里很好奇这五十马克究竟

    是多少钱？正好，看见路对面有一个香烟店，我想，买一包烟就可知道马克的价值了。这也是在埃及监狱养成的习惯，没想到这习惯还能给我

    带来灵感。

    “Guten Tag!”女店主面带笑容对着我说了一句。我不懂德语，但看

    情况，估计是问好的意思。

    摊子上摆着花花绿绿的杂志，香烟则摆在柜台后面的架子上。我看

    了又看，没有一个牌子是我熟悉的。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买哪种牌子的

    香烟，傻傻地站在那里。

    “Was kann ich Ihnen hilfen？(我能帮助您什么吗？)”女店主发问

    了，我又没有听懂。

    “我要买一包香烟，有英国牌子的吗？”我用英文问道，还用手比画

    了一个抽烟的姿势。英国香烟我比较熟悉。过去，中国市面上的外国烟

    主要是英国产的，如三炮台(Three Castles)、三五牌(three Five)。

    显然她不会说英语，但还是明白了我要什么，于是拿出一盒蓝色包装的

    Rothmanns牌香烟递给了我，我就把手中的五十马克全部递了过去。她

    看了看，看似很为难的样子，对我叽咕了半天，连说带比划，我一句也

    没听懂。不过我猜测，她大概是找不开钱。接着，她又摆了摆手，示意

    我等一会儿，就转身进入后屋，不一会儿，她拿出一叠纸币和钢镚儿，递给了我。乖乖，五十马克还真值钱!我想起我在上海读中学时，上海

    人形容别人有钱，叫“ma—ke—ma—ke”，与“马克马克”发音极为相似，我现在也“马克马克”了。我捧着钱高高兴兴地离开了烟店。

    按照韦伯先生的指点，我很快就找到了市中心。走进一家百货大

    楼，我一下子愣住了。这里的商品琳琅满目，无所不有，令我眼花缭

    乱。我的思绪又“切换”回中国，买布要布票，买肥皂要肥皂票，买肉要肉票，买油要油票，而且还限量供应。平时买菜买粮都要排长长的队，最经常听到的一句回答是：“没有。”而这里的物资如此丰富多样，我心

    中简直妒忌得要冒火。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楼有一个卖工具的部门。钻、锯、钳、刀、钉、锥、锤，各种各样，十分齐全。我很喜欢做手工活，对各种工具非

    常感兴趣，但在国内，一般很少见到这样全的适合家用自己动手的工

    具。再看看标价，我再次确信，五十马克确实是一笔不少的钱，要是用

    来买工具，足可以开一个小型修理站了。

    走在明斯特的大街上，我没有见到穿着笔挺制服、携带武器的军官

    或者士兵，没有一个，只有各色行人坦然地各奔自己的目的地而去。军

    国主义德国的痕迹是无处可寻了，我觉得自己开始喜欢德国，住在这里

    好像很不错，我想。

    偶尔向路边一瞥，我看到了一家小面包店，几个精致可爱的小白面

    包陈列在橱窗里，看上去很诱人。我已不记得，这样的小白面包，有多

    少年没吃过了。好像还是我小时候在上海，经常会遇到许多外国人开的

    各种面包点心店，记忆里曾经吃到过。小孩子家，有新鲜的吃食总是非

    常开心，也会留下异常深刻的记忆。战争中的上海，也是一个国际大都

    市，能够接触到许多国家的风物特产，再后来就见不到了。如今再见，竟然是这么多年以后的德国，真不可思议。我当即走了进去，买了两

    个，只花了一芬尼，这说明，这五十马克不但够我一星期花的，还绰绰

    有余。走在马路上，我边走边啃，真没想到，这面包那么香甜可口，混

    合着小时候的味道记忆，很快就吃光了。我干脆又折返回去，自己又买

    了够两天吃的大小面包，有白的、灰的和黑的。

    又一个漂亮的小店吸引了我的注意，走近一看，原来是个小书店。我是书迷，当然非进去不可。可惜店里陈列的基本都是德文书，我拿起

    又放下，最后发现了一本厚厚的英文书《德国指南》，如获至宝，就毫

    不犹豫地把它买了下来，它几乎花去了我的五十马克的三分之一。工具

    和面包那么便宜，书怎么会这么贵啊？我不理解，但“书比粮食贵”的特

    点开始给我留下印象。

    回到招待所，我抱起那本《指南》书，立即开读。这书买得真值，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德国的方方面面，德国的历史、文化、党派议会制

    度，经济政策的实施，战后的民族自我反省，还有风光和交通。这本书

    让我对德国有了一个初步印象，加深了我对她的好感。我读得爱不释

    手，连门也不出了。

    韦伯先生两天没有见到我了，有点放心不下。第三天早上，他很有

    礼貌地敲了敲我的房间门。我当时正在专心地阅读《指南》，兴致来了

    还在书页边缘空白处写评语。听到敲门声，我先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去开门。

    “关先生，您真了不起!”韦伯先生进来后，见我在读《指南》，很

    高兴地对我说。

    “为什么？”

    “在我这里住过许多外国人，我很少看见一个人像您，一来就这么

    关心德国的。有空请您到我家来，我有一些英文书，可以借给您看。”

    “真的吗？什么时候？”我高兴地问。

    “下一个周末，我和太太商量一下，再告诉您。”自从我住进招待所后，韦伯先生对我一直非常照顾。他有时约我去

    散步，有时约我一起饮咖啡。到了他约我到他家去的那一天，我非常紧

    张，很想趁这个机会送一份礼物表示一下谢意，却不知道送什么好。把

    自己为数不多的财产翻了个遍之后，我偶然间打开箱子，看见了我在国

    内机场买的两件丝绸衬衫，这不是很好的礼物吗？代表着中国古老精致

    工艺的丝绸制品，想必能让韦伯先生开心吧。

    韦伯先生接到这个礼物，高兴得不得了。他不知在我面前重复了多

    少次，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丝绸衬衫。他的妻子韦伯太太也是

    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像母亲一样对我关心备至，问长问短，当我把我的

    简单经历和在开罗的经过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时，他们对我更是同情之

    意溢于言表，韦伯夫人听得都掉下泪来。

    “韦伯先生，您还记得吗？我初来的时候，您让我出去散步，我问

    您，让我一个人出去？您当时不能理解，觉得这问题问得很奇怪，现在

    您知道了吧!我当时对自由已经失去了概念。”

    “比德，你到开罗，是非法入境，你到德国，是正常入境，性质完

    全不一样。而且，我们这里是一个民主国家。”韦伯先生耐心地解释

    着，让我心中对埃及政府的行为有了一份新的理解。

    “韦伯先生，我想和您谈一件事。”我忽然一本正经地问他。

    “什么事？”他也严肃起来。

    “我想在德国留下来。”

    “好极了。我也希望你在德国留下来。美国的政治风气太厉害，最

    好别去那里。不过……”韦伯先生突然顿了一下。“我从来也没有计划去美国啊!不过什么？”

    “可是据我所知，美国人想要你。”

    “噢!是吗？美国人到现在还打我的主意？”我又绷起了警惕的神

    经。

    “先不理它。只要你自己不愿去美国，没有人敢来强迫你。你想留

    在德国做什么呢？”

    “先读大学，把德文学好。我在埃及的时候，就发过誓，哪个国家

    第一个接受我，我就学她的语言。”

    “学完了呢？”

    “就留在大学教书，向学生传授我们中国的文化，就像欧洲的传教

    士把欧洲的文化带到东方一样。”说完这番话以后，我自己都惊讶，怎

    么会不假思索就说出这样的话来。

    “好主意。我在阿根廷的时候，也教过德文，这对自己也是安慰。

    不过……”

    “不过怎么样？”

    “德国不是移民国家，你到德国来只是过渡性质的。”

    “那我该怎么办呢？”

    “最好你能联系好一个接收你的机构，如果有机构愿意接收你，谁

    都不能赶你走了，因为这里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当天晚上，我一回家，就写了一封英文信给联合国驻德高级难民委

    员会，表示我想留在德国的想法。没过两天，就接到了回信。

    亲爱的关先生：

    您1969年3月30日的信收悉。虽然我们还不曾相识，但请您相

    信，我们并没有忘记您的事，因为它的确是一件棘手的事。

    当我们向德国方面申请您入境时，所得到的答复是：居留只是

    暂时的。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另找第三个国家，这才为您取得了德国

    的入境证明书。

    恐怕我给您的这个消息将会令您失望，但我还是坦率地告诉

    您，您无法留在德国，我希望您还是尽快申请到其他国家的入境许

    可。

    我将及时向您通报事情新的进展。

    费绪·迪斯考

    (联合国官员)

    1969年4月3日

    信封内还附有几页去美国的申请表。

    韦伯先生也觉得很奇怪，明摆着他们希望我到美国去，为什么信里

    不直接点出来？

    “美国当然是个好地方，”韦伯先生说，“那里比德国还自由，但

    是，不一定适合你，因为你去那里，就会被变成一个政治人物。他们越想要你，越说明里面有问题。美国什么都想插一手，我在阿根廷的时

    候，见得多了。你不要着急，等等再说，先别填申请表。”韦伯先生提

    醒我。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美国与中国为敌，自然需要中国的情

    报。我逃到开罗后，中国方面一再要埃及政府遣返我，说不定给美国一

    个错觉，以为我是中国的重要人物，会掌握许多机密资料。其实，我只

    不过是一个单位的小职员，又有什么国家机密可掌握呢？”

    “比德，政治就是政治。当我在阿根廷生活的时候，就拼命不和政

    治打交道。政治这个东西太肮脏了。千万不要被卷进去。”

    “如果我顽抗到底不去美国，他们会不会恼羞成怒，软的不行来硬

    的？”

    “我看不会。德国是个民主国家，不会让美国乱来。不过……”

    “不行，不行，我死也不能去美国，不然这一辈子也洗不干净。您

    能想办法帮我在德国留下来吗？”

    韦伯先生沉默下来，想了一会儿摇摇头说：“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公

    务员，没有什么影响力。西德是个民主国家，美国也不会随便乱来的。

    就看你自己了。”

    第二天早上，韦伯先生为我打听出来，明斯特大学有个中文系，系

    主任是翁格尔教授(Professor Unger)，一个从东德逃到西德来的人。

    韦伯先生说：“我觉得你有足够的条件在大学里传授中国的文化，你有

    丰富的知识，有语言的底子，为什么不去试一试？”

    经韦伯先生这么一提，我越想越觉得自己有条件，并且天真地认为，那个教授既然是从东德出来的，我们好歹也算是社会主义兄弟，他

    应该会设法拉“兄弟”一把吧。

    为了找大学中文系的地址，我几乎把明斯特的内城都走遍了，险些

    怀疑那个中文系是不是我的幻觉。后来我才知道，在欧洲，一些大学建

    校很早，有的已有一二百年历史了。那时的大学规模小，系科也很少，随着发展的需要，才一点一点扩大起来，故而没有一个集中的校园，各

    系科都分散在城市不同的角落。攥着一张德文的明斯特地图，按照韦伯

    先生用粗红笔划出的一条曲里拐弯的“线路”，我像一个目不识丁的寻宝

    者，终于满头大汗地在明斯特城的一个角落里，把那个寄托着我无限美

    好希望的中文系找到了。

    在这个又老又狭窄的大学中文系教学楼里，坐着一位年纪比我大不

    了多少，但看着满腹经纶的中文系系主任翁格尔教授。他的英文不太熟

    练，但对我的拜访很感兴趣并直率地告诉我，他也是多年前从社会主义

    的东德跑出来的。他表示，明斯特大学中文系很小，申请一个新编制几

    乎不可能，就把我介绍到邻城波鸿大学中文系的格林教授(Professor

    Grimm)那里去。4 波鸿大学的“造反派”

    波鸿这个德国鲁尔区的工业城市离明斯特不远，坐一个小时的火车

    就到了。我很快找到了要找的人。格林教授已年过五十，说着一口流利

    的中国话。他从小随父母在中国住过多年，父亲在中国行医，对中国有

    深厚的感情。他见到我特别高兴，表示极愿意协助我在德国留下来，但

    要我耐心等待机会。当他知道我在德国没有一个熟人时，就说：“我们

    波鸿大学有一个中国来的博士生，河南人，叫程天牧，你可以跟他认识

    一下。”

    我一听说在波鸿有中国人，当然高兴得不得了。按着格林教授给我

    的地址，我来到一个大学生宿舍，敲了门，一个个子不高、年纪大概三

    十出头的中国人，从他住的房间走出来，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这位不速

    之客。

    “您找谁？”他劈头就用德文问道。

    我因这意料之外的一问愣住了，他似乎明白过来，这才用中文

    说：“你是中国人？”

    “是的!你是程天牧先生吗？”我有点紧张地问。

    “我是。你是……”

    “我是格林教授介绍来的。我姓关，刚从中国来。”

    “台湾？大陆？”

    “北京。”他本来吃惊又略带紧张的眉头舒展开来，立刻让身说：“请进，请

    进。我这里太小太乱，你多多包涵。”说话间，他赶紧收拾一下桌子上

    椅子上摊的书和衣服，又忙着烧开水沏茶，完完全全的中国人作风。

    在离中国万里外的欧洲，我能和一个有同样黑眼睛、黑头发、共同

    语言的同胞说话，感到特别亲切!他那带有河南口音的普通话，如果我

    在北京听到，也许会觉得别扭，而在这里，听上去是那么亲切悦耳!我

    有一年多没说中国话了，今天得痛痛快快地过过瘾。他那间屋子布置得

    很有中国一般老百姓过日子的特色，拥挤窄小，杂乱无章，让我仿佛又

    回到了中国。

    “我是从中国逃跑出来的。”我开门见山地自报家门。

    “什么？”他手里的茶壶差点掉到地上，“从中国逃出来？这怎么可

    能？”

    “正因为想活，才冒命一试，一言难尽啊。”

    “到德国来多长时间了？”他紧接着问。

    “两个星期。”

    他的眉头又紧缩起来，眼睛里透出不信任的神态。我心里想，他一

    定是通过正规途径来到德国的，很可能就是国家公派出来的，现在突然

    面对一个逃出来的家伙，他当然紧张。

    “聊聊国内最近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吗？我们在国外消息很闭

    塞。”他突然问。

    我想他这是要试探我的政治倾向，毕竟自古跟“逃”字沾边的人，多半有政治上的立场问题。我其实并不想谈政治，我是来叙乡谊的。但既

    然他这样问起，我只好开门见山了。不然会更增加他的怀疑。我向他开

    诚布公地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并亮了自己的观点，然后说：“我拥护

    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我反对群众斗群众，我就是红卫

    兵派系斗争的牺牲品。我们应该把斗争的大方向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身上，指向那些吃香喝辣、坐在轿车里永远拉着黑窗帘的官

    老爷身上。”我一口气说完，脸被憋得通红。

    随着我的叙述，他紧张的脸一点点松了开来，等我说完，他绽开笑

    容说：“走!到食堂吃饭去，看看这里的造反派精神!”他也不征求我的

    意见，穿上外套，拉着我风风火火出了房间。

    一进大学食堂，我傻了眼。我好像又回到了北京，墙上、桌子上全

    是大字报和印刷品，但都是德文的。

    “你看，咱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影响到欧洲来了。大学生也开

    始罢课，给教授贴大字报，到街上去游行。毛主席的画像已经被印在红

    旗上，在他们的心目中，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世界革命领袖。作为中国

    人，我感到自豪!”

    “你呢？也参加了？”我问。

    “我当然也参加进去了。我是造反派。”他神情颇为自豪。

    迎面走来两个德国学生，他们是程天牧的朋友。当他们知道我刚从

    中国来，就把我当成了“同志”，问东问西。先是程天牧做翻译，后来大

    家索性用英文和我直接对起话来。学生越围越多，都想知道中国的近

    况。真奇怪，我其实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逃兵，现在在这里反像一个

    凯旋回来的英雄在大众面前讲演，什么叫三结合？大联合？为什么要砸

    四旧？四旧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向反动的学术权威斗争？为什么

    要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叫做两条道路的斗争，什么叫

    做“二月逆流”？我开始有板有眼地向他们解说起来。当然最生动的则是

    向他们介绍北京大学两派斗争和清华大学贴大字报闹革命的故事，身为

    当事人和目击者的我讲得有声有色、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大家听得津

    津有味，最后全场拍手叫好。天牧也一脸得意的样子，似乎是以有我这

    样的朋友而骄傲。和这些新朋友们说得兴起，我这一年来那些对“文化

    大革命”的反思和怀疑在这种时刻被这些盲目崇拜的学生冲击得无影无

    踪。

    天牧竟然也有一辆汽车，虽然是一辆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大众汽车。

    他告诉我在德国买车不难，质量也好，有了车，出行非常方便。吃过饭

    后，他开车送我回汉堡。

    回到住处，我久久不能入睡，仔细想想白天自己在波鸿大学的表

    现，已经退去的造反狂热，好像又被激活了。我明明是受害者，因此逃

    出了中国，为什么在今天的气氛下，表现得如此积极呢？

    我回忆起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天

    开始，我就紧紧跟进每一个指示。毛主席提出改变旧世界，创造新世

    界!他发动中国的年轻人起来向旧世界开火，多么了不起啊!他老人家

    把这叫做“文化大革命”，静下心来，好好想想，简直是真知灼见!因为

    只有批判和摧毁世界的旧文化，才能建立起世界的新文化啊!天安门城

    楼上挂着“红旗插在北京城，旗角飘向东南亚”的标语，读起来多么意气

    风发，令人心潮澎湃，我们的毛主席必将是世界革命的领袖。就算自己

    身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依然觉得他老人家是英明伟大的，他说得多对啊，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我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确实

    有一些当官的，说话行事跟过去的资本家和官老爷没差别，这些人把持

    着权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么建设？来到德国波鸿大学，见到那么

    多青年人敬仰中国的领袖，我心里当然十分高兴，毕竟我是中国人啊!

    我半是自豪半是炫耀地告诉他们，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

    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全世界许多左派政党都派代表团来了。那天

    我也很荣幸地陪北京常住外宾们上了天安门城楼，亲眼见到了毛主席，与他的距离只有几米之遥，我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大家向我投出羡慕

    的眼光。

    这一幕又一幕令人激动的情景，又出现在我眼前。我还记得，不但

    是那些红卫兵，就是那些站在天安门左右两边观礼台上的外宾们，见到

    毛主席向他们招手，也都疯狂了。他们也高举毛主席语录，跟着红卫

    兵，高喊“毛主席万岁”。我那天感到特别幸福，回家后还写了一篇“永

    远忠于毛主席”的日记。

    想到这里，我开始责问自己，既然如此，那么，你为什么要在一年

    半后，冒着这么大的风险，逃离祖国呢？

    我的思绪又把我带回我离开北京前的回忆中去。也就是“8·18”那

    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宋任穷的女儿宋彬

    彬，我亲耳听他对她说：“你为什么叫宋彬彬，应该叫宋要武嘛!”接着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在毛泽东旁边，号召红卫兵，破旧思想、旧文

    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四旧”，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

    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自那天起，红卫兵都换上军装，雄赳赳，气昂昂，走在首都大街上，开始破四旧：

    他们先是到王府井、西单，爬到商店的高墙上，把招牌、霓虹灯砸烂，接着找“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所谓的“黑五类”，把他们不分老幼从家里拉到街上，拳打脚踢。只要有人在

    街上高喊：某某人是地主分子，那些红卫兵就不容分说，“把他打翻在

    地，再踏上一只脚”。部分高干和工农子弟，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

    理”的旗号，手臂上绑着“红卫兵”的红箍，在街上兴高采烈地示威，高

    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的侮辱性口号。我看到后，心

    里非常反感，希望上面有人出来制止。谁知，《红旗》杂志反而发表了

    《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的文章，《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写道，“广

    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我们为

    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红卫兵小将们正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粉碎旧世

    界”。在消息旁边还配以社论《好得很!》。我那时候大概就有记者的

    细胞，把这些话都记得牢牢的。

    此后，年轻的中学生，跟随着眼睛都斗红了的红卫兵大学生，和街

    道上一些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到处见古物、宫殿、寺庙就砸，无人制

    止，我就开始想不通了；接着红卫兵去文艺界名人家中去抄家，把中国

    古书、西方文化书籍、唱片看做毒草拿来烧，学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无

    人制止，我更想不通了。又接着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大学生到全国去串

    联，宣传闹革命，于是红卫兵就免费坐火车，到中国各地，甚至新疆、西藏，去砸中国千年留下来的文化古迹。接着许多老革命家一个个头上

    戴上高帽、脖子上挂着侮辱性牌子游街，刘少奇、彭德怀、陶铸、张闻

    天，这些一个个曾经名字如雷贯耳的人物，被推搡辱骂，那情景，让人

    不忍直视。

    为什么大学生的不同造反组织之间要武斗？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高

    级知识人才，怎么像野兽一样厮打？为什么侮辱大学教授和中学老师？

    再接着是，听到沈阳、武汉、南京军区内部也分成两派，出现了武斗。这样发展下去，岂不要发生内战？中国岂不大乱？

    难道推翻旧世界就是这样吗？一些坏心眼的人在兴风作浪，大捞好

    处，无辜的群众变成牺牲品？一句无心的牢骚，一个无意识的举动，都

    可能把你定为反革命分子，这到底是旧世界还是新世界？学生迫害老

    师，亲人反目成仇，这真的是一个人人向往的新世界吗？

    单纯肤浅的我，也头脑发热地跟着贴大字报，本来以为这是消除官

    僚主义的好事，是积极跟党走的表现，然后就身不由己地陷入了单位内

    部派系之间的斗争，然后发现本来是死对头的两派联合起来，要批斗我

    这个大反派，于是我逃了，变成了千夫所指、万人咒骂的叛徒，是反革

    命，是人民的敌人，是人人都可以讨伐诛杀的罪人。多么有讽刺意味的

    一出荒诞剧啊，可这不是剧院里的表演，而是活生生的残酷现实。我心

    中的一个长期相信和自豪的东西，瞬间崩塌粉碎了。

    现在我在这里无依无靠，苟延残喘一般活着，迷茫困惑如行尸走

    肉，无数次产生“了此残生”的绝念。但是，我是个懦者，我觉得自己还

    年轻，即使死了，也就像一滴水蒸发，人们不会在意，不会了解，我还

    要背着“叛国”的罪名直到世界毁灭。我死了固然解脱，母亲妻儿作为罪

    人的家属，会好过吗？母亲在我身上倾注了那么多心血，我就这么辜负

    她一生的期望，懦弱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在青海的时候我也曾在死亡线

    上挣扎过，不也回来了？我现在有吃有住，无病无痛，看得见太阳，闻

    得到花香，为何不活下去？被毁坏的，也许是另一种解放吧。想到这

    里，我呼呼大睡起来。5 一个美丽的波兰姑娘

    接待所里，一共住了三个人。除我以外，一位是来自捷克的工程

    师，叫沃罗沙。另一位是来自波兰的女大学生，叫安娜。我住进来的时

    候，韦伯先生跟我提起过他们，后来认识了之后就慢慢地熟悉起来。

    安娜很漂亮。她有着自然微卷的披肩金发，嫩白如雪的皮肤，长长

    的睫毛，笑起来的两个酒窝，让人忍不住沉迷。这样的容貌和气质，我

    以前只在电影中见到过。我虽然一开始面带微笑地看着她，但当和她双

    目一接触时，我竟难为情起来，低下了头，心中联想起希腊神话中的健

    美女神阿芙罗狄娜。明艳不可方物，我不禁这样想。

    安娜长得真美，和美珍、露西的美完全不一样。她美得令人眩晕。

    她最诱人的地方是她高高耸起的胸脯和她那两条细长的玉腿。我在中国

    的时候，不要说见不到女人有这样凸凹有致的线条和这么修长、均匀的

    腿，就算有那么一点造物美好的恩赐，也会从脖子到脚脖，全部被长衣

    长裤遮掩得严严实实。安娜一定也知道她得天独厚的美丽身材，常常身

    穿一条迷你裙，或动或静，风情万种，分明是对男人的挑逗。

    我发现我在强烈地妒忌着沃罗沙，因为他总是形影不离地跟在安娜

    的左右。一个白天，我想向沃罗沙借剪子用，一推开他半掩的房门，正

    好撞上安娜也在那里。我立刻退了出来，回到自己房间，回想起他们双

    双拥抱在一起亲吻的热乎劲，心还在怦怦地乱跳。同时，我心中莫名升

    腾起嫉妒之火，熊熊燃烧，难以忍受。

    已经不记得，自己多少年没有如此亲昵的行为了。结婚十年，一个

    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人被扭曲到谁多想男女之事，就是大逆不道。和妻子美珍九年分居两地，在一起的机会少之又少。“情到不堪回首处，一

    齐分付与东风。”眼下，被这对洋男女的接吻场面一刺激，我那被压抑

    多年的对女性的渴望，突然被激活了。我竟鬼使神差地希望自己是刚才

    的沃罗沙。

    星期六早晨，春光明媚，我懒洋洋地起了床，漱洗完毕，到厨房去

    准备早餐。安娜正一个人坐在里面喝咖啡。她松散地披着一件晨衣，里

    面的睡衣也露了出来。一头金发乱蓬蓬的，释放出诱人的青春气息。自

    从两天前无意撞到她和捷克工程师的缠绵以后，我总设法避开他们。我

    想到厨房拿点吃的，也要确认厨房没人才进去。只要听到有他们说话的

    声音，我总是躲在房间里不愿出来。一年多的监牢禁锢，我发现自己已

    经失去了与异性打交道的勇气。

    本来我以为厨房没人才走进去的，现在退出去，显得太不礼貌，还

    特别突兀，可是要走到冰箱那儿，就一定要经过她的眼前。我只好硬着

    头皮，大气不敢出一下地继续朝着冰箱走。短短的几步，我走得如履薄

    冰。

    “早上好!今天天气真好!”还是她打破了这尴尬的场面。

    “早上好!你的男朋友呢？”我一定是思绪太混乱了，脱口而出的竟

    然是这句话。

    “你是说沃罗沙？他两天前就走了。他不是我的男朋友。”安娜神情

    自若，完全没有察觉我的异样。

    “走了？!我两天前还看见他和你在一起……”我忽然打住，我的舌

    头在痉挛，脑子想的和嘴里说的是两码事。两天前？是不是他们正好告

    别，给我看见，误会了。“他在德国南部一家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收入很不错。”安娜的回答

    很平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你呢？你在这里等什么？”我不知何故，心情好起来。

    “和你一样，等着到美国去。”她的语调很轻松。

    “到美国去？和我一样？是谁告诉你的？”换了别人，我可能又会激

    烈地反驳吧。

    “我听说的，不是吗？”她略显诧异。

    “我自己也不知道。”想到目前的处境，我只能这样回答。

    “美国是最自由的国家，又富有，很多人想去还办不到呢!”

    “你到美国去做什么？”我打起精神继续问。

    “我先上大学，然后呢，找一个有钱的丈夫。”她笑了笑说。

    “美国是中国的敌人，我怎能去美国？我的一家都在中国呢!”

    “我的一家也都在波兰，出来以后就不能想那么多了。”安娜英语说

    得很不错，她告诉我，她是华沙大学英文系的学生。我们之间的谈话气

    氛变得没有那么拘谨了。

    “从波兰到德国来很容易吗？”

    “不容易。我是通过第三方国家绕道出来的。你从中国出来，一定

    也很困难吧？”“非常非常困难，我是冒了生命危险出来的。”我说完现出很懊丧的

    样子。

    安娜脸上露出诧异然后又释然的神情，她走到我面前，拍拍我的肩

    膀说：“我能理解，因为我们都是从同一个制度的国家出来的人。不说

    那些让人伤心的事了。总算出来了，我们应该高兴才对。是不是？今天

    你想干什么？有约会吗？”

    “约会？和谁？”

    “天气那么好，我们出去走走，好吗？”她主动地问我。这对一个中

    国女孩子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我想。

    “我的确要到城里去买一点吃的东西。”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其实冰

    箱里还有一些存货的。

    “太好了，那我们一起去采购，然后一起做饭吃。怎么样？”

    安娜不但艳丽动人，而且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姑娘。她是如此年轻、充满活力，一路上有说有笑，哼歌蹦跳，天真烂漫，不但没什么顾忌，而且有点挑逗性。无论走到哪儿，都受路人瞩目。对她来说，大概她已

    经习惯了，熟视无睹。

    我们到了市中心。路过一个喷水池的时候，正巧水池旁边有一街头

    音乐家正用手摇音乐盒子演奏《多瑙河圆舞曲》。安娜拉起我的手，兴

    致勃勃地跳起舞来。这可是大街上啊，我一时有点不知所措。她却没有

    停下来的意思，随着音乐不停地旋转舞动，含笑的眼睛一直盯着我，本

    来身体僵直的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她舞动起来。

    美丽的姑娘翩翩起舞绝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一时间不少路人驻足围观。还没经历过这场面的我起初有点不自然，跳得笨手笨脚的，但我

    可是当年大学里风靡一时的跳舞王子啊!各种舞步的跳法迅速在我脑海

    中翻腾起来，我很快就适应了节奏，拥着她潇洒地旋转起来。围观的人

    们面带微笑看着我们，还有人鼓掌喝彩。一曲终了，安娜拉着我向大家

    大大方方地鞠躬致意，然后我们一起笑着离开水池。

    这些天来，我消沉忧虑，心情坏到极点，现在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

    金发女郎相伴，整个人受到了感染，精神为之一振，我突然想好好做顿

    饭吃。

    “你吃过中国饭吗？”我问安娜。

    “没有，只听说过，但没有吃过。”

    “今天我做顿中国饭给你吃，好吗？”

    “真的!太好了!你请我吃饭，我请你喝酒。”说完，安娜搂住我亲

    了一下我的脸。

    我的脸立即发起烧来，身体里一股热流直往头顶上冲。被一个女人

    在大庭广众前面搂住亲，这真的是有生头一回，还是一个如此漂亮的西

    方女郎!我恨不得大喊：“世界上的人们!你们不嫉妒我吗？”

    说实在话，连我都嫉妒我自己。天上竟飞下来这么一个仙女，我能

    跟她如此近地接触，难道是我这一生来受屈太多，天帝派她来安慰我

    的？但我记得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他的一本书中描写过这么一段

    话：“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绝不肯让一个男人对她存着唾手可得的

    心。把恋慕之情压在心头而自作端庄的举动，比最疯狂的情话更来得意

    义深长。”可是，我肯定，安娜并未向这方面去想，我只是自作多情而已。

    做中国菜所需要的葱、姜、蒜等作料，在超市里基本上都能买到，只是没有中国酱油。我们找了好几家商店，买到的德国产的酱油，颜色

    虽然与中国酱油相近，但气味完全不同。

    在厨房里准备菜肴的时候，我完全沉醉在安娜的倩影里。真没想

    到，一个女性的魅力能如此之大，使我暂时忘记世上的一切。我知道，目前唯一能够向安娜表达我心底恋慕的举动，就是做出一顿像样的中国

    饭来。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下来。安娜出现了。她身穿波兰民族服

    装，脖子上结着一条粉红色丝巾，蓝色方格子呢裙上，围着一个短围

    兜，嘴唇上涂的唇膏和肩膀上垂下的链珠颜色相呼应，脸上的微笑犹如

    春风拂面。一眼就能看出，她精心打扮了一番。

    “怎么样？一个波兰姑娘。”她迈着舞蹈步伐围着我转了一个圈。

    “太美了!太美了!”我笨嘴拙舌地说不出第二个句子。

    我立刻解下做饭的围裙说：“你等一会儿。”

    我回到自己房间里，很快地沐浴一番，换上一件和送给韦伯先生一

    样的短袖绸衬衫，再穿上从国内带出来的那件红色开司米羊毛衣，打上

    我唯一的那条领带，再换上一条西装裤。收拾完毕之后我在镜子里照了

    照，觉得自己还是个帅小伙子。

    还有什么能打动她的心？我想了又想，对了，音乐!我抬头看到我

    放在衣柜上的那把小提琴，已经很久没拉了，落满一层薄薄的灰尘。我

    把它拿下来，调了调音，拉了几个熟悉的曲子，声调依然柔和。我于是

    边拉着琴，边回到了厨房。一进入厨房，我的眼前又是一亮，刚才被我弄得一塌糊涂的厨房这

    会已经收拾得齐齐整整。小圆桌上，铺了一块白桌布，还点上了一支红

    蜡烛。那种西式情调让我回想起少年时代和露西在老上海的咖啡厅里喝

    咖啡的情景。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愉悦起来，连着拉出几首我心爱的常拉

    的舒曼、舒伯特、肖邦的抒情短曲，它们都是我在上海学小提琴时，从

    犹太大师福阿(又译成福安)那里学来的。真没想到，我会在离上海万

    里之遥的德国，在一个美如天仙的波兰姑娘面前演奏它们。

    多少年来，我的心情是第一次如此放松从容，如此浪漫舒畅，连我

    自己都被这动听的旋律所打动了。安娜的眼神告诉我，她已经被这美妙

    的曲调征服了。我越拉越兴奋，当我拉起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

    时，她就情不自禁地跟着舞动起来。她的动人形貌使我想起了美国二十

    世纪四十年代的一部电影《小鸟依人》。我曾为片中的女主人公着迷了

    很长时间，而我眼前的安娜比她更真实，更迷人。

    曲终，我放下小提琴，端起酒杯，触景生情，于是感叹万分地用中

    文大声吟出了两句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然后一饮

    而尽，仰天大笑起来。安娜问我朗诵的是什么，我不好回答，就说，这

    是一句中国祝酒词。她让我翻译成英语，我说，还是给你讲这段故事

    吧：“一千二百多年以前，当时是中国的唐朝，有一个著名大诗人白居

    易，被贬官他乡，情绪低落。某晚，他邂逅了一位同样人生不如意的才

    情女子在弹奏动听的音乐。在那冷寂的夜晚，俩人仅仅凭着曲调和旋

    律，就相互吸引相互怜惜，初次见面却引以为知己。于是诗人写诗感叹

    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又轻轻地拉起美国电影里的《魂断蓝桥》插曲。这个曲子是那么

    温柔，那么动人，却能在不经意间拨动感情最柔软的那根线。少年时代

    的我曾被这首曲子和它所歌颂的爱情无数次地感动过，如今经历过世态炎凉和生活艰辛之后再次拉起它，心竟随着琴弦一起颤动。安娜听后，轻轻低下了头，仔细看时，她美丽的面孔上挂着晶莹的泪。

    原来她也是个性情中人啊!她平静了一会，开口说：“西方有这么

    一句话，‘愤怒出诗人’。愤怒其实是与痛苦联系在一起的。西方文学历

    来有悲剧的传统，《荷马史诗》已经开了先河。我对中国毫无印象，以

    为中国文学没有悲剧，你背诵的这首诗既具体又抽象。”

    “只是，中国文学的悲剧多是来自文人自己的感受。”我说。

    “不见得吧!问题是你如何理解文人这个概念。在波兰，文人和知

    识分子的概念不一样。我们波兰人认为，文人的境界比一般知识分子为

    高，更感性化和戏剧化。因而写出来的诗文更多的是忧郁和悲伤。比

    德，你是文人吗？”安娜脸上露出询问的神情，在烛光映照下更显得娇

    柔无比。我惊讶，她竟有如此见识。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够格算一个文人。我只翻译过两本俄文书而

    已。”

    “你是的!就凭你背诵的这首诗，我可以从你的眼睛里读出你的痛

    苦。能告诉我你的故事吗？说出来也许好受些。”安娜又给我倒了一杯

    酒。

    安娜真不是一般的姑娘，我自责自己判断力太浅薄。我一向太感

    性，对人，对政治都缺乏鉴别力，我以为她只是个漂亮单纯的姑娘而

    已。没想到，异国他乡，还能遇到她这样的红颜，真是难以想象。带着

    酒意，我缓缓地对安娜倾诉了我的人生故事。

    我向她简单地回忆起1949年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腐败统治前，我在日本侵略和内战的炮火声中成长的经历：我长期在外国租界里生活，在教会学校中受过西式教育，受西方文学的熏陶。在青少年时代，我就

    背过莎士比亚的原文诗，也读过巴尔扎克、大小仲马、狄更斯、杰克·

    伦敦的文学作品，一直做着留学西方的梦，这一切塑造了我的世界观。

    1949年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成功，建立了新的国家，我随着大多数年

    轻人，满怀欣喜地转身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结果又走到另外一条路

    上，批判旧世界，献身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上了社会主义导师苏

    联派来的专家的翻译。苏联成为了我们的榜样。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我

    没学好，却不经意间跨入了俄罗斯文学的大门。高尔基、普希金、车尔

    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不同时代的俄国文学，在文学天地上给我展开

    了一个新的画面，令我神往。1957年的“反右”运动，由于我的自由主义

    思想泛滥，不紧紧跟随无产阶级的革命潮流，因此我被定性为中右分

    子，“流放”青海——也就是中国的西伯利亚——改造，几乎丧命天涯。

    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这大自然的大漠世界，变得渺小和摇摆，我一度

    自暴自弃，丧失了人生的希望。我向她谈了我的婚姻和家庭，我在青海

    的放逐生涯以及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眼见我熟悉的世界被摧

    毁，一切都面目全非，我心中的恐惧却在日夜加深，与妻子的感情纠葛

    像最后一根稻草，压溃了我的心理防线。我盗用了一本日本护照奔向飞

    机，希望这能飞的机器给我添上翅膀，让我冲出牢笼呼吸自由的空气，没想到却成为了非洲的囚徒，逾一年半之久。如今我只身来到德国，家

    人音讯断绝，未来渺茫。

    说完，我又拿起了我的小提琴，随着我感情的起伏，慢慢地自创乐

    调地拉了起来。由于我的整个精神状态完全沉醉于回忆之中，心情的起

    伏让我不自觉地拉出了动人的旋律，触及了我的灵魂，也触动了安娜的

    心。它既有西方的，也有东方的，《二泉映月》里的一些伤感的曲调也

    糅合在我那即兴曲里，安娜听着我的慢慢的忧伤音乐垂下了头，又流出了眼泪。大概，这是我这一生中拉出来的最精彩的即兴曲，可惜我没有

    把它记录下来。它和那美酒的香气一样，只停留在那个夜晚。

    “你呢，能说说你的故事吗？”我问安娜。

    安娜的父亲是德国人，住在西里西亚(Schlesien)，在波兰一所大

    学教德国文学，她母亲是波兰人，安娜还有两个弟弟，原本是一个幸福

    的小康之家。他们本来生活得很幸福，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毁了一切。

    他父亲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战士，帮助过犹太人，几乎为此被关进监

    狱。然而，二战后，西里西亚划归波兰所有，当地所有的德国人不得不

    迁往东德。他父亲则因为娶了波兰女子，被特许留了下来，加入了波兰

    籍，但日子很不好过。

    安娜进入中学以后，也由于她的血统一半是德国人，受到孤立。波

    兰人曾被法西斯德国欺压屠杀，民族主义仇恨情结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开

    的，这让安娜到处受到欺负和冷遇。安娜在少年时就暗下决心，有朝一

    日，一定要离开波兰，远走他方。安娜在华沙大学学英文，并和一个学

    工程的同学相恋，那男孩是纯波兰人。她父亲反对他们的交往，并且

    说，除非你们双双离开波兰，不然，你们是不会幸福的。两年前，那男

    孩幸运地拿到美国奖学金，去美国念书去了。近一年来，安娜忽然很少

    得到恋人的音信，她变得不安起来，于是下决心冒险经过第三国家逃到

    西德，现在正等美国大使馆的移民签证。

    我们两个人越谈越投机，谈到宇宙间是不是有上帝？人活着到底为

    什么？有的人喜欢读书做隐士，有的人喜欢发明创造，有的人想发财致

    富，有的人喜欢搞政治想做政治领袖，我的目的又是什么？我向她表

    示，我这辈子绝不会参与政治，但我不会反对别人参加政治，如果他们真的希望自己的国家国富民强的话。安娜不认同我的观点，她说，搞政

    治的人绝大多数都是野心家，世界上又有几个真正的伟人是无私的？他

    们一旦手中有了权力，那些过去讲的富丽堂皇的话都会被抛诸脑后，想

    到的就是自己的名誉、地位、权力和利益。表面上看安娜只是一个二十

    来岁的女孩子，但她看问题是如此的有见地，英文水平之高也令我自叹

    弗如。

    最后我们谈到了爱情。什么叫爱情？这一个词汇好像在新中国的词

    汇里已经被禁用多年了。我向她说，在中国的词汇里，革命是人生的唯

    一目的。男女之间的爱情被解释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是不健康的，是与革命对立的。“你去谈情说爱，岂不把革命放在一边”，这是我的团

    支部书记对我的批判的发言辞。其结果是，谈情说爱只能是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

    说到这里，我就想到，当时，1956年，正是我与美珍发展爱情的高

    潮。政治运动打倒一切，它就好像一把利剪，把美丽的爱情花朵剪成凌

    乱的碎片，把美满的家庭冲击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才罢休。我再也不

    愿说下去了。

    “比德，你在想什么？为什么不说话了。”

    这时我才发现，我想得太远了，赶紧抱歉地说：“你的这句话，使

    我联想了很多。爱情在中国，已经成为了奢侈品，你去想它，会受到人

    们的讥笑和蔑视。”

    “可是，爱是自然产生的啊!”

    “可是，对我们现代的中国人来说，性欲或性交都是语言的禁区。

    精神恋爱才是最伟大的。爱是有阶级性的。你要爱工人、爱贫下中农、爱党、爱社会主义、爱国家、爱革命领袖，这才是纯洁的、正当的爱。

    但你如果去爱鲜花、爱美人、爱风景、爱青春，那你就要受到批判，因

    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

    “你在说什么啊？你读过哲学家柏拉图式精神恋爱的学说吗？依我

    看，你们中国人受柏拉图学说的影响太深了。他认为：当心灵只向往着

    真理，没有性的欲望的时候，这种思想才是最纯洁的。而当灵魂被性欲

    所控制时，罪恶就产生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导向。因为人的本性中，性

    的交流和精神交流都是美好的。”

    我无法表达我心中的惊奇，在她面前，我的知识和记忆显得单薄肤

    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我在中学时

    代的西方教科书里曾读到过，但浅尝辄止，没有读到收获。安娜竟然能

    将这些解释得如此到位，还大胆地否定柏拉图的精神恋爱学说，说它是

    否定人性的谬论。在中国，被视为是伟人的人，他们的思想和观点你是

    不能挑战不能批驳的，你只能一字不差地接受和遵守。如果你跟伟人的

    见解不一致，那就必须反思自己出了什么差错。并且，我说过的话，很

    可能被断章取义，“上纲上线”，会遭到周围的人的猛烈批判和唾骂。这

    种规矩已经逼得我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心里要斟酌很久，才敢说出一些

    不痛不痒的场面话，绝对不敢坦然自若地将心里所想讲出来。久而久

    之，我干脆不去想了，只是机械地重复着文件和学习材料中的那些话，味同嚼蜡。

    我忽然感到，安娜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拥有完整而独立的精神，给我对生命和爱情的理解带来了一种新的认识和感受。如果，我现在在

    中国，我怎么敢和她独自在烛光下谈话，谈政治，谈人生，更何况谈到

    爱情和性的问题。老实说，在这么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夜晚，谈这种枯燥的理论太不

    适宜了，安娜很快地就感到这一点，她就把椅子挪到我旁边，挨着我坐

    下来说：“我们换一个高兴点的话题说说吧!”

    “你不是很喜欢唱歌吗？让我们一起唱歌吧。”我边说边开始用俄文

    轻轻地哼起了俄罗斯的名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安娜也跟着用俄文

    和起声来。她是波兰人，所以对俄文相当熟悉。我们越唱越合拍，从一

    首歌唱到另一首。俄罗斯民歌、美国民歌、捷克和匈牙利民歌，凡是我

    过去学过的，我都搬出来了，她几乎都知道。整个楼里，空荡荡的，只

    有我们两个异乡人，没有人来打扰我们，我们陶醉在歌唱声中，忘乎所

    以，不知不觉把两瓶红酒都喝空了。

    “安娜，唱首波兰歌给我听，好吗？”

    她没有回答我，闭着眼睛，把头靠在我的肩上，轻轻地唱起来。唱

    着唱着，她站了起来，把我也从椅子上拉起，圈起两臂，搂住我的脖

    子，紧紧地把右颊靠在我的左颊上，身体慢慢随着歌声晃动。我猜，这

    是一首爱情歌曲吧。

    歌声中，我恍若回到了青少年时期，和露西一起跳舞的那段时

    光。“比德，你最开始拉的那段曲子，我非常爱听，好像我曾经听过，所以掉了眼泪，你知道那个歌词吗!”我没有回答，轻轻地唱了起来：

    One day，when we were young，one wonderful morning in May，you told me，you love me，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有一天，那还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五月的一个可爱的早上。

    你对我说，你爱我，在我们还年轻的那天。)

    “比德，我很喜欢你。你是我接触的第一个亚洲人，没想到我们有

    那么多共同爱好。我漂亮吗？你喜欢我吗？”她轻轻地在我耳边细语，我全身的细胞在这一瞬间，全部苏醒并跳跃起来。

    愚谦，这是在做梦吧!莫不是你进入了第二次生命？还在几天前，你还是一个潦倒邋遢的阶下囚，在阴郁的地狱中饱受煎熬，不要说遇到

    这样神仙一般的人物，想见到一个妇女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奢望。但是现

    在，我莫不是来到了神仙居住的仙境？这样一个聪慧貌美的仙子，与我

    如此亲近，我感到全身沐浴在异彩圣光之中。我好想伸出双手拥抱她，与她一起在温柔乡中相伴厮守。但是，我脑海中有一个声音对我讲：愚

    谦!你要控制自己，面对如此可敬可爱的人儿，你不要起坏心眼啊!

    “你太美了，好像天女下凡。”我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和这句平静的

    表达。

    “你过去亲过一个欧洲女人吗？”她沉默了一下，轻轻地抬起了头问

    我。

    “还没有。你是我有生以来接触的第一个西方女子。”

    她望向我的眼神似乎带着磁铁一般的魔力，我不由自主地靠了过

    去。安娜轻轻地把她的唇边送到我的唇边，我嗅到了她唇上的香气，大

    脑里一下子一片空白。那柔软的触感，瞬间在我身体里激出了一道电

    流。她用手臂环绕着我的颈部，把我的嘴唇紧紧压在她的唇上，微微地

    张开口，灵巧的舌尖调皮地挑逗着，引诱我舌头的进攻，然后，唇舌交缠，难舍难分。接吻对我来说并不生疏，但这么极尽缠绵，这么欲罢不

    能，还是首次。我发现我的血管和经脉全部扩张起来。我是一个受过传

    统保守教育的中国人，哪曾见过这样新奇的接吻方式啊!我记得在国

    内，“精神恋爱”高于一切，我非常喜欢和女孩子在一起聊天、嬉笑，但

    绝对不敢再往深处想，那是一种犯罪，是不纯洁的、是肮脏的，是要受

    批判的。因此，当一个人确实在爱着的时候，不应该想到要在肉体上同

    他所爱的人结合。在我和中学同学露西交往的过程中，即是纯洁的爱，强调精神相交；甚至认为远距离的爱更神圣。可是，这里是欧洲啊!是

    我曾经一直向往的欧洲啊!怎么会刚来几天，一切还无着落，就有白雪

    仙子来陪伴，这不是做梦吧!我狠狠地掐了一下自己。哎呦!好痛!

    不!这不是梦!

    这个吻真长，直到我们都无法呼吸了，才恋恋不舍地松开对方。

    “你喜欢跳舞吗？”

    “当然喜欢。”

    “走，到我房间里去。”6 多情总被痴情误

    安娜的闺房布置得非常雅致，床上放着好几个毛绒动物玩具。她打

    开收音机，里面传出节奏强烈的音乐。我起初毫不喜欢它们，觉得全是

    噪音，但是当安娜随着音乐节奏起舞，摇动着纤腰时，我开始觉得这音

    乐动听起来。这就是国内报纸上批评过的资本主义摇摆舞吧!看起来是

    有些不成体统。

    为了不使安娜失望，我也跟着她胡乱扭动起来。没想到，由于我少

    时学过舞蹈，很快地进入节奏，安娜看到之后更加开心。我也感受到了

    这种舞蹈的魔力，随着节奏随意地摇摆，让你感觉到自在和酣畅。

    跳了一阵，屋内被暖气带起的温度使我们两人额上冒起了汗，安娜

    先是解去围在她脖子上的那条粉红色丝巾，不久后，又除去了她的波兰

    民族服装和那蓝色方格子呢裙，毫无顾忌地暴露出她那美丽诱人的身

    段。如果换在开罗的街头，我也许会猜想她是个诱惑旅人的风尘女子，可是，在这块清洁如圣堂的楼层里，一切是那么的和谐和自然。在我眼

    前舞动的，是这世间绝美的风景。

    午夜刚过，收音机里放出的音乐忽然缓慢下来。从喇叭里飘出来的

    竟然是美国三四十年代的情歌：I Love You for the Sentimental

    Reasons(我痴心地爱着你)。这是我少年时代最心爱的曲子，我也就

    轻轻地跟着唱了起来。安娜如醉如痴地听着。她的姿态是那样的娴静和

    优雅，我自然而然地伸出双手，把她搂到身边，带着她跳起了慢步狐

    舞。在这夜深人静、月色正浓的时刻，在无人打扰的别墅里，就如同是

    上帝精心安排过的一样，我们两个命运凄凉的孤独男女，相依为命。我

    们又是多么需要陪伴，需要彼此的温暖。我紧紧地拥着她，就像是拥着这世上我唯一能触摸的珍宝。

    安娜身上的香味，一阵阵飘进我的鼻腔，她的面颊滑润而滚烫，我

    把她搂抱得越来越紧，把她的头紧紧地压在我的右颊上，我已经能够感

    觉到她的心脏也在激烈地跳动着。两颗贴近的心的剧烈跳动突然让我生

    出念头：我那脆弱孤单的灵魂，终于有了慰藉。在我的心强烈地渴慕着

    她的时候，她也需要着我，她需要我的程度超过我需要她，就好像干渴

    美丽的鲜花急需露水的滋润那样。

    情歌依然在耳畔响着，安娜轻轻推开了我，转过身让我帮她解下贴

    身的衣物，她那如诗如画般的胴体完全暴露在我的眼前。我还记得，曾

    经在北京亲戚家翻过一本西方古典画册，其中有几页是裸体的带翅膀的

    仙女油画。我当时都不敢细看，偷瞄了几眼就立马翻过去，生怕别人说

    我好色下流。现在，我眼前的这个玉女，比画册里的美女漂亮太多，她

    的身材苗条匀称，她的皮肤滑润洁白，那美好的曲线就好像雕刻家精雕

    细刻出来的。虽然毫无遮掩，但她神态自若，在我面前轻盈地起舞，自

    然又骄傲地展示着诱人的躯体。我的眼神大胆又贪婪地凝视着她，脑海

    里失去了一切存储的记忆和话语，也许伊甸园里的亚当第一眼看到夏娃

    就这样吧，天地间万物都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个男人望着一个女人。

    从那晚起，我们同出同进，像一对小夫妇一样。我事后还有些害

    怕，怕她后悔，怕她翻脸，再不认我。而且我自己，落魄无依，前途未

    卜，我连自己都不知奔向何方，怎么能轻率地陷入男女之情，这不仅害

    了安娜，也害了自己。每次想到这些，我就如芒在心。安娜好像猜中我

    的心事一般，安慰我说：“比德，我很喜欢你，你的出现，填补了我生

    活中的空虚。但我们只是一对野鸳鸯，各自都在寻找它的归宿。你放

    心，我们现在的关系将保持到其中的一个离开这栋楼为止。你同意

    吗？”“你能办到吗？”我问。

    “不能办到也得办到。我觉得，我们相互之间谁也不用承担责任和

    义务，我希望我们每时每刻尽情享受上帝赐予我们的欢乐，谁知道今后

    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发现你在爱情上和我遇到过的其他人大不一

    样。”

    “为什么，怎么不一样？”

    “说不出来，但是你很照顾和体贴对方的感受。”

    “安娜!在禁欲主义的中国，哪怕与自己的妻子在一起，做爱都好

    像犯罪，要偷偷摸摸，觉得这是见不得人的事。而现在，在整个大楼

    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你又是那么真诚和坦率，我感到身心得到完全的

    自由和轻松，而且无忧无虑。通过和你在一起，我发现，我对两性关系

    在认识上有了极大的改变。爱情是双方的，自然的，并不需要强加太

    多。这份爱情将会给我这一生带来无限甜蜜的回忆。”

    说来真有意思，和安娜短暂的几天，她把我完全带入另一个世界。

    爱情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我发现，跟她在一起，我那野性的一面被她

    的柔情融化得无影无踪了。我完全变了，我就像是一个曾经立志要浪迹

    天涯的不羁侠士，却醉倒在温柔乡里，脑子里除了一个翩然多情、微笑

    嫣然的安娜外，再也不想其他。“家园”、“社稷”、“天下”，都置之脑

    后。她让我忘掉一切——过去、现在和将来。我将自己当作泰戈尔笔下

    的园丁，小心翼翼又充满敬慕地呵护着我心中的神圣花朵。我发现，她

    是绝世佳人，从性格到外表，不论她表达什么，穿什么样的衣服，怎样

    的打扮，都是那么美。和她在一起，我是那样的满足，我把我这些年来

    所积累的爱意，全部倾注在她的身上。“情”真是不可思议，它竟然能驱走我这两年来积累起来的悲哀、孤独和痛苦，她使我忘掉世界上的一

    切。我现在唯一的精神上的寄托，就是安娜。除了她以外，还有谁知

    道，在无情的大西洋畔还飘荡着这么一个奄奄一息的幸存者。在她的身

    旁轻嗅她的芬芳，是我这幸存者最可口的食粮。哪怕我几天后死去，也

    毫无所怨啊!

    韦伯先生上午来上班，中午就下班回家了。他看到我这几天又说又

    笑，活泼异常，完全变了一个人，又看到我和安娜一起吃早饭，同出同

    进，就用食指点着我笑着说：“比德，小心点儿，不要给美色迷住了，到时候要跑都跑不掉了。”我的脸立刻红了起来，不知如何回答是

    好。“害什么羞呀，青年男女在一起，很正常。想当年，我在阿根廷的

    时候，那个漂亮的拉丁姑娘……”他低下了头加上一句，“可爱情有时会

    带来苦恼的。”

    他这个故事和我讲了好几遍了，但我每次仍耐心地听着。我发现，他对我和安娜的亲密关系，毫不反感，而且觉得很自然，很放心。望着

    他每次谈起往事时的笑意和偶尔的伤感，我想，大概他觉得青春就是要

    快快活活地享受爱情和欢笑吧。

    我有时会想，如果这种事发生在禁欲主义的中国，那还了得。我还

    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办公厅的一个女孩结婚前就怀了孕，团支部书记张

    景骞竟批判了她好几个星期，丝毫不考虑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在青海

    的时候，也有一位女同事，因为在北京发生了所谓的“不正当男女关

    系”，被送到边疆来接受改造。她对我说：“幸亏，我的父亲是民主党派

    负责人，才没把我送去劳教。”我又想起了阿德，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

    任何见不得人的勾当，却双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蔑和伤害。某个夜晚，正当我和安娜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忽然楼下有人敲门。

    真奇怪，这个楼里只有我和安娜两个人，既没有朋友，也无邻居，怎么

    会有人来访。我于是很快地下楼，走到大门口。由于性急，德国的门锁

    和中国的又不一样，怎么打也打不开，而外来的客人，仍在不断地敲

    门。忽然门被强力冲开了，竟然闯进来两三个东方大汉，对我拳打脚

    踢，把我打翻在地，其中一个还踩上一只脚，大声地对我说：“你是背

    叛革命的牛鬼蛇神，管你跑到什么地方，我们革命小将都会找到你。你

    现在竟然还和一个臭洋丫头在一起瞎混，丢我们中国人的脸，现在，组

    织上派我们来把你带回去，你不要反抗，你要服从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决

    定：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说着说着，他们就把我拽起来，用绳子捆

    上我的手脚，把我拉出了大门。我于是大喊大叫，拼命挣扎，两条手臂

    胡乱挥舞。

    “比德，比德，醒醒，醒醒。”

    耳边传来安娜的惊呼，我猛然睁开眼睛，才发现刚才只是噩梦一

    场。我虽然躺在安娜温暖的被窝里，身上却不停地淌着冷汗，脑海里还

    留着那几个青面獠牙的红卫兵的影子。抄家批斗真是太可怕了，这种可

    怕的梦，我后来一直做了几十年。

    吃早饭的时候，我向安娜描述了我梦中挨红卫兵打的情景，她听得

    一头雾水，怎么也不能理解，红卫兵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可以在没有证

    据的情况下冲进别人的家里去打人呢？何况打人是违反法律的。这让我

    怎么解释呢？波兰这个国家，虽然也是共产党的天下，但社会还是相对

    平和的。年轻人的文化程度普遍比较高，人人都有上学的机会。没有那

    些填鸭式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教育课程。波兰人几百年来一直受俄罗

    斯人和德国人的蹂躏，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抵抗德国法西斯

    最坚决、最彻底的是波兰人。现在波兰虽然和苏联属于社会主义大家庭，但是，老百姓并不被某些假象所蒙蔽。安娜离开自己的祖国去美

    国，父母都暗中支持。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她，怎么能理解中国人对一个

    国家领袖会如此的疯狂？她更不会理解，人们会因为自己的言论就被拷

    打、被关入监狱、被无情地羞辱。

    也就在做噩梦的第二天，波鸿大学的格林教授突然来电话给我，说

    汉堡亚洲研究所所长格罗斯曼博士(Dr.Grossmann)对我很感兴趣，愿意在汉堡和我见面。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按理应该让我很高兴，但

    我竟然有些拿不定主意，一直在犹豫不决。

    可是韦伯先生和安娜都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应该去看看。我想了又

    想，拨通了程天牧的电话。

    “当然要去!汉堡是个好地方。你应该立即动身!”他在电话里急切

    地催我。

    “好吧!我去准备准备。”我真奇怪自己为什么会犹豫不决，难道是

    因为安娜？我们彼此答应过，离开了这栋楼，我们的爱情就不再存在。

    但我现在，突然很害怕我会离开。

    次日我和格罗斯曼先生通了电话，约定了见面的时间。过了一会

    儿，天牧竟然开着车来了，刚一见面，他就掏出了五百马克递给我

    说：“汉堡是个大城市，你先拿去，以备不时之需。以后再还我。”我意

    识到这数目对留学生来讲不菲，再三推辞，终是抵不过天牧盛情，心怀

    感激地收下了。

    其实我们当时认识了也没有多久，不过是萍水相逢，君子之交，在

    我异常窘迫的时候，这五百马克就如同雪中送炭。能在此时此地遇上如

    此慷慨有古风的君子，真让我感动不已。7 断肠春色离别时

    好心的韦伯先生也是个厚德长者，他就好像对待儿子那样，对我千

    叮咛万嘱咐：“汉堡这城市很大，道路相当复杂，我去过。我查看了汉

    堡市交通图，你去亚洲研究所，最好在汉堡火车总站的下一站下车，那

    是大学火车站。千万注意!这站停车的时间非常短，可别坐过了。下了

    车站，有两个出口，你从马路对面有一个加油站的出口出去，过马路，往左边那条路一直向前走，没几分钟，你就到了。”他这样的关心，让

    我感动得无言以对。

    第二天清晨，我起程了。安娜亲自送我到火车站，含情脉脉地和我

    告别，她的眼中盈着一汪水波，好像我这么一走再也不会回来似的。

    火车驶入了市区的汉堡总站，我紧张地站在车门口，生怕错过下车

    的站点。所幸顺利下车，走进了汉堡市区。刚没走几步，在我眼前忽然

    出现一个美丽的巨大湖泊，好似北京的北海。湖边花草铺地，古树参

    天。四周围绕着漂亮的不同形状和白色的古典西方建筑，雄伟壮观，在

    湖水中泻下倒影。我心中不由得惊呼：这个城市好漂亮啊!

    按韦伯先生的指点，亚洲研究所的确不难找，我很快就到了。所长

    格罗斯曼博士长得人高马大，留着长长的鬓角，西装革履，一副传统的

    欧洲绅士气派。他很和气，用非常得体的英语告诉我，他曾出任过西德

    驻中国香港总领事，对亚洲相当熟悉，也了解中国文化。他一连给我提

    了几个问题，我都恰如其分地回答了。最终我才觉察，他大概是想测试

    我的英文程度和知识水平。

    “关先生，您当前的情况，格林教授都对我说了。中国国内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们对革命的来龙去脉很感兴趣，但是，我们知道得太

    少了。我希望您能为我们撰写有关这方面的文章。”

    他说话这么开门见山，使我吓一跳。亚洲研究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

    的机构啊？不过，我是一介平民百姓，既不是党员，又不是领导，怎么

    敢来发话？这会不会泄露国家机密？但转念一想，“文化大革命”在北京

    闹得那么凶，到处是传单和大字报，哪有什么国家秘密可言。但是发动

    者和领导者们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我写些什么啊？

    我快速地考虑了一下，决定也试探试探他：“您对我有什么具体要

    求吗？需要我具体写哪方面的东西？”

    “没有具体要求，写中国文化大革命。您随便写。爱写什么就写什

    么，能写多少就写多少。我给您六个月的时间，每月一千二百马克的报

    酬，您就搬到汉堡来，住的地方，我们会给您找。”

    这干脆利索的答复，让我没有机会辩驳，也找不出有什么可顾虑

    的。既然让我写什么都行，说明他并没有想从我这里“挖”什么“情报”的

    计划。亚洲研究所嘛，专门研究亚洲，中国是亚洲的大国，“文化大革

    命”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一件政治大事，他们要了解一些情况，也

    算是正常业务研究的范围呀。我想到这里，释然多了。

    “用什么文字写？”我问。

    “英文，可以吗？”格罗斯曼博士问我。我点了点头。

    “什么时候开始？”我还是不太放心，哪有这么简单的？不问家庭出

    身，不问来历，也不知我是否胜任？我简直被弄糊涂了。

    “马上就开始。您自己决定。”“但是，我的行李还在明斯特，我得回明斯特一趟。”

    “当然，当然。如果需要用钱的话，我可以先预付您第一个月的工

    资。”

    “不，不，不需要了。”说完，我马上又有点后悔。现在不拿钱，如

    果人家变卦不要我了，我该怎么办？但好面子的我，决不会说出的话又

    收回来。我刚要告辞，格罗斯曼所长站起来说：“噢，对了，今天下午

    您再到我这里来一次，我们签一个合同。”他的这句话，加强了我对他

    的信任感。德国人办事，真是有板有眼，一切都是公开又正式，没有一

    点含糊，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也是好的印象。

    下午，在合同上签完字，我立刻买票坐火车回明斯特。坐在火车

    里，我开始责备起自己来。我怎么这么轻率!我这一走，把安娜一个人

    撂在明斯特，整个一座大楼，就是她孤身一人，她会多么的寂寞和凄

    凉，晚上睡觉也不会安宁。

    这些日子相处下来，安娜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她真是一个可

    人儿，给我准备早晚饭，连我换下来的衣服，她都拿去帮我洗了。虽然

    我一直提醒自己：我们有过约定，千万不要把感情陷得太深，可是，我

    发现，我已经无法自拔地陷入了情网，心甘情愿地做了爱情的俘虏。

    当天晚上回到明斯特，安娜一见我就立即向我扑了上来，抱住我的

    脖子左亲右亲，眼泪扑簌扑簌地从两颊往下流。难道她已知道我明天将

    离开她？我要说些什么样的话呢？

    她把我拉到楼上她的屋子里，只见柜子和桌子都空了，她的行李箱打开了盖子放在地上，已经装了半箱衣服。我看了一愣，急忙望向她的

    眼睛。这不是收拾行装吗？她这是要去哪里？

    安娜终于开腔了：“比德，告诉你一个又好又难过的消息，我的申

    请批下来了!我可以马上去美国啦!明天先去法兰克福办手续，你祝贺

    我吧!”

    这句话让我心底冰凉，同时又感到从签了合同开始放在我心头的那

    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我忍不住把安娜拉过来紧紧抱住：“安娜!太好

    了!我祝贺你!我也有一个消息告诉你。”我把在汉堡的前后经过给她

    说了一遍后，又勉强笑着地加了一句安慰话：“我们今天是双喜临门

    啊!大家应该高兴才是。”

    安娜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但泪花还在眼中闪烁，她努力笑着

    说：“比德，这太好了。我一直很担心，我一走，只剩你一个人住在这

    里，你会很寂寞的。我很喜欢你，真的很喜欢你!我有过不少男朋友，但是有共同语言的并不多，他们喜欢我的容貌多于我的内心。你虽然是

    一个亚洲人，但我和你的距离却比那些人都要近。有许多话，我只愿意

    对你说。我真害怕会爱上你，和你在一起的时间越长，爱上你的危险就

    越大。今天晚上是我们两个人的最后一个晚上，让我们一起好好相爱，明天我们就各奔东西，把这些全忘了吧!”说完，她靠在我的怀里，双

    手紧紧地搂着我，哭出了声。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

    泪始干。”这首句句断肠的诗，又隐隐约约地出现在我的耳际。原来西

    方人与东方人的感情也可以有那么多共同之处。我突然想起了露西，想

    起了美珍，想起了安卓玛吉，还有阿德。上帝其实很眷顾我，总是把最

    美丽的女孩子送到我身边；可是上帝也很残酷，又总是把她们从我身边夺走，我已经历了太多刻骨铭心的别离，多情词人柳屯田那伤感缠绵的

    哀愁之句字字敲打在我心上：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

    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

    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

    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次日醒来，我仍躺在安娜的床上，但已是美人倩影不在。桌子上留

    着一张纸条，画了一颗红心，下面写着安娜的名字，是用唇膏画上去

    的。望着这薄薄的一片纸，我悲从心来。多么可爱、善良的女孩子啊!

    我自来到德国，处在最迷茫最黑暗的深渊中，是她用爱情温暖了我。当

    我有了一丝希望之际，她却要离开。人间别恨，太折磨我这个红尘中

    人。我以为我这个年纪，眼泪已到了“丝方尽”的时候，谁想到，触景生

    情，现在又源源不断地流了出来。愚谦啊!愚谦!你的命运怎么永远与

    情有关？

    当天下午，我推开了程天牧宿舍的门，他一看见我的脸色，吓了一

    跳：“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没办成是不是？不要紧，别着急，再想想

    别的办法。”他安慰我说。

    “不!亚洲研究所接受我了，我只是吃不准。这个机构会不会有别

    的背景？你看，合同都拿来了。”我把合同拿出来给他看。

    “你在上面签了字没有？”“签了。”

    “既然签了，它已经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而且，这是好事。汉堡亚

    洲研究所在欧洲很有名。至于它有无别的背景，我不知道，主要还得要

    看你自己。”说着他看了看合同，竟喊了出来：“一千二百马克!好家

    伙!比我每月的收入多好几百。请客，请客。走!我们去看望格林教

    授，你得好好地谢谢他。”

    “我先得谢谢你，你给我的五百马克，我还没有用上呢，来，还给

    你。雪中送炭，永世难忘。”

    “别，别，你先别还我钱，看看你身上的衣服，走!我陪你去买衣

    服。今天你就别回明斯特了，咱们一起包饺子，好好庆祝一下。”

    “不行，我还没有告诉韦伯先生呢!他一定也在着急地想知道我的

    消息。要不这样，你和我看望了格林教授后，一同去明斯特，你就住在

    我们那里。我们好好聊聊，聊个通宵。”

    “好!就这么着。”天牧爽快地同意了，“那个漂亮的波兰姑娘呢？

    把她也找上一块喝酒。”

    “她已经走了，再不回来了。”

    “真可惜，这么漂亮的姑娘，在欧洲都算数一数二的。你算是没福

    分。”

    “你怎么这么说，你又没见到过她!”

    “谁说没见过？有天晚上，我开车送你回来，她在等着你。这么漂

    亮的女孩，真可惜。”他摇了摇头。我没有回答他。第二章 汉堡的新生活8 我的第一本书

    在汉堡亚洲研究所对面，有一个小旅社，我在那里的阁楼上租了一

    个房间住了下来，每月租金三百五十马克。面积很小，一张床，一个小

    茶几和一个红色的小沙发，就把房间塞满了。望着这小小的屋子，我不

    禁苦笑，这可是真正的“容身”之地啊。

    旅馆的名字起得别致，叫阿蒂娜(Adina)。店主是一个来自捷克

    的中年妇女，她有一个年约十六七岁的女儿，和她一起住。据她说，她

    的丈夫抛弃了她和别人走了，她借钱开了这个小旅馆。她的精神状态总

    是很不好的样子，脸色青灰，两眼无光，头发干涩，人中极短，大概刚

    满五十，已经满脸皱纹。相面书上说，这样的脸相都是苦命的，我看一

    点也不错。她每日里抽烟几乎是一支接一支。有时候晚上见到她一个人

    在餐厅里喝闷酒，我就过去陪她坐坐，听她半醒半醉地抱怨这抱怨那。

    她说自从有了这个旅店后，她一个人从早忙到晚，夜里也要值班，累得

    要死，钱都交了租金和税了。女儿又不听话，总是出去玩，几天几夜不

    回来。她说汉堡的气候又阴又冷，感到生活没意思，有时真不想活了。

    她不像是个没有教养的人，说起英文来还蛮不错。来到德国，我总是能

    碰到这些由东欧逃出来的失意之人，像她，像沃罗沙，像安娜。

    我答应格罗斯曼博士写书的事已经有一个月了，却突然写不下去

    了。我本以为，写自己亲历的事情，又有何难？而且我每每向别人口头

    介绍“文化大革命”时，都说得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可是现在要我在将

    这些经历一句一句写下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最糟糕的是，我并不知道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动机。在我心目中，一直觉得毛泽东是

    一个完美无缺的圣人，他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完全引起了我的共鸣。可是，真要提笔写的时候，又觉

    得不对劲，越琢磨越发现里面有问题，有很多疑点。

    我算是成长在新中国的人了，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感觉整天身处在亢奋的状态中，先是欢天喜地迎解放，又亲自经历

    了“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直到“文化大革命”。最高领

    袖不断发起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整人、斗人，相互揭发，相互伤害，好人魔鬼都被混在一起，也不知谁好谁坏？那些手里一直拿

    条棍子的所谓有点文化、觉悟高的人，准备随时地为自己立功。结果整

    了别人，到下次运动又被别人整。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被一再扭曲，尊

    严被一再践踏，但却说这是让他们脱胎换骨，触及灵魂的改造政策。

    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毛泽东要想在世界上创造一个别出心裁的新世

    界，居住着思想已经脱胎换骨的新人类。但是，这个牺牲太大了。别的

    国家利用这几十年难得的没有战争的和平机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改

    善人民生活。而我们，斗、斗、斗，新中国都成立二十年了，一穷二

    白，还一再斗。曾经激励了人民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还

    是没有走入现实中。

    人与人之间虽然抛去了旧社会的身份差别，却有了新的区分。从

    1949年到1968年，我这个上海“海派”出身的人，在“山沟沟”出来的老革

    命面前，永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每次“运动”，我都是被“清算”的

    对象。我几乎没有时间自己冷静地去思考问题，都是别人带我思考我的

    问题。现在是在万里外的西方，隔“岸”观火，回忆往事，我开始参悟出

    一点门道来。

    既然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解决党的作风问题，那为什么让全

    国老百姓都停下手中的一切卷进去？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农民不下地，干部不上班，全部都停下来，没有人创造新的物质财富，大家怎么

    活？为什么古老的中国文化，连外国人都尊重羡慕不已，我们却当

    作“四旧”来砸烂？为什么“打”“砸”“抢”反而成为了革命行动？为什么革

    命群众要分成那么多派？为什么把那些老革命家、老科学家和老艺术家

    都要揪出来批斗、游街，甚至被活活折磨死？学生为什么残酷地殴打老

    师？下面都乱成一团了，上面就这么不管不问？

    一连串问号在我脑袋里盘旋来盘旋去，百思不得其解。我又回忆起

    1963年，经历了自然灾害之后，国家总算刚刚缓过一点气来，但新的运

    动又来了，最高领袖提出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谓的“四

    清”运动。我们单位几十人被派去湖北省麻城县伍家庄大队，参加“四

    清”运动。手头的各种日常工作全部搁置了，一大群人到粮食和住房都

    不充裕的农村住下来，吃不好住不好，村民的正常作息也被我们严重扰

    乱。这还不算是大麻烦。我们这些“聪明有文化”的中央干部，压根不知

    道具体的情况，就按照毛主席划的贫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

    农、地主的阶级理论，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发动穷的去斗富的，你斗

    我，我斗你，有的大打出手，最后把农民之间的矛盾都挑起来了。本来

    和睦相处的村庄，成了充满仇恨和对立的战场。就在此时，忽然中央来

    了一道“结束农村四清、速返北京”的命令。我们这个队伍一拍屁股走

    人，给人家村子留下了毒瘤一般的后遗症。三十年后我返回中国还听

    说，农村“四清”运动过后，全国各地农村之间留下的派性仇恨，几十年

    后还未能完全平静下来。

    一个运动未平，另一个可怕的运动又起来了。到了1966年，毛泽东

    又发起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果，国家大乱，社会大

    乱，家庭大乱。一时间，许多好好的家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毛

    泽东思想成为了放之四海皆准的“新圣经”，让全世界的“左”派都慕名来北京取经。

    来到西方，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国内宣传的“水深火

    热”的西方世界，每天三餐所吃的，比苏联赫鲁晓夫提出的“土豆加牛

    肉”的共产主义社会还要好得多。也没有见到大家常常说的“大量衣不蔽

    体食不果腹、被残酷无情的资产阶级榨干最后一滴血的无产阶级痛苦地

    挣扎在死亡线上”，倒是见识了不论强大还是弱小，不论富翁还是穷

    人，都受着法律一视同仁的保护。

    我只身躺在几平米见方的“鸽子笼”里，不知亲人的死活，外面不断

    下着令人断魂的纷纷细雨，看到窗外这么一个新鲜而奇怪的世界，回忆

    着我这一生的遭遇，多么丰富的故事啊!我为什么不以我个人为主线，写自上大学以来十八年的变迁，可能比单纯写“文化大革命”更生动，更

    有阅读价值。

    我把这个想法向格罗斯曼所长提了，没想到，他马上就同意了，还

    说我可以用中文来写。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高兴极了。我开始写

    啊!写啊!我的思想和感情就好像长江之水，一泻千里，无法阻挡。我

    根本没有想到它是否有可能发表和出版，只顾着将满腔的话转化为纸上

    密密麻麻的文字。我想要倾吐的实在太多了。

    短短五个月，我夜以继日地写呀写，最后，一部长达二百六十多页

    的书稿终于完成了。在和亚洲研究所的六个月合同期满的前两天，我把

    厚厚的一摞书稿交给了格罗斯曼先生。

    “这是您这六个月写出来的吗？”他惊奇地问。

    我点了点头。“真没想到您写了这么多!这是一本厚书啊!”他赞叹道。

    “不瞒您说，这本书我是带着眼泪和感情写的，是完全真实的故

    事。”

    “可惜您是用中文写的，我看不懂。我想把它给我们所里的两位中

    国同事看看，让他们提提意见。您同意吗？”

    “当然同意。”

    “那太好了。您打算以后怎么生活？我们研究所经费有限，很遗憾

    不能给您延长合同。”

    “我也不想延长合同，我想进大学读书。”

    “这是个好主意。需要我帮忙的时候，请来找我。”

    我在亚洲研究所总共得到七千二百马克的报酬，按理算是不小的一

    笔收入，可是我来到汉堡后，一切生活都从零开始，食物、日用品都要

    支出，外加不便宜的旅馆租金，并且，我没忍住，给自己添了几件像样

    点的衣服；为了收听中国短波新闻，我还买了一部高级收音机。零零碎

    碎花下来，基本上没有什么积蓄了。下个月就没有进账，这怎么办呢？

    几个从印尼来的华侨朋友劝告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到教会或基金会

    去申请救济金，钱还不少。但我永远记得母亲常在我面前说的这样一个

    顺口溜：“吃自己的饭，滴自己的汗，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

    上，都不是好汉。”我觉得，去领救济金就等于是向他人求乞，是一种

    耻辱。我男子汉大丈夫，有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我就不相信活不下

    来。9 加拿大拒绝了我

    我曾多次被告知，德国不是移民国家，我来到德国住只是暂时的，德国可以为我提供过渡的时间和空间，但我必须自己去申请一个可以接

    受我的国家。起初我并没有想太多，毕竟好不容易从监狱里出来，能有

    个地方接纳我已经是大幸了，怎么还会计较是短暂居留还是长期居住。

    而经过喘息和休养之后，寻找一个去处就变成了我刻不容缓的大事。我

    曾考虑过自己适合去哪里，美国、与美国密切关系的国家，统统不能

    去。苏联、与苏联关系密切的国家，也坚决否定。此外我还得考虑语

    言。我的英语拜教会中学的教育所赐，谈得上是流利，我还是个俄语翻

    译，想来想去，选择也不是太多。

    在明斯特的招待所住了一段时间后，所见所闻令我对德国的好感不

    断上升，于是我就开始奢想，是否我可以留在这个能让我觉得自在的国

    家？我当时曾经跟韦伯先生谈过我的想法，韦伯先生也积极鼓励我。来

    到汉堡之后，又在亚洲研究所有了一份临时的工作，我本以为这些条件

    可以让我在德国居留下来，于是就写了一封信给联合国驻德高级难民委

    员会，表示不愿意去美国，希望能留在德国。

    很快，我收到了回信。信中表示，我在德国留下来的可能性极小，如果我不愿去美国，可以申请去加拿大或别的国家，今后将由汉堡的一

    个基督教救济委员会和我联系。这封信令我踏实不少。

    没过两天，我就接到来自这个委员会的考德斯太太的一个电话，邀

    请我到办公室一叙。

    我立即动身去了。考德斯太太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士，当她知道我不愿意去美国时，表示很理解。她建议我一方面设法在德国留下来，一方

    面尝试申请去加拿大。她说，加拿大不像美国政治氛围那么强。而且，即使加拿大批准了，你不去，他们也不会勉强。并且，她曾帮助好几个

    外国人成功去了加拿大，抽屉里就有现成的申请表。

    我认为考德斯太太的话非常有道理。在德国，我语言不通，亚洲研

    究所也不可能是我长期工作的地方，当时跟亚洲研究所签的合同还有两

    个月就到期了，加拿大是英语国家，我去了的话，至少在语言上不会有

    障碍。能申请去加拿大是一个好机会，我决定试一试。当天，我就填写

    了表格寄出去了。

    可惜，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就在我离开亚洲研究所后没过多少日子，在从大学食堂回到栖身的

    小旅馆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封来自加拿大驻汉堡领事馆的信。我心中一

    惊，是不是申请去加拿大的事有眉目了？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它，读了一

    遍，顿时眼前一黑：我被拒绝了。信里这样写道：

    Mr.Chien，After reviewing your application it is considered that

    you would be unable to meet our requirements for admission

    to Canada and we can offer no further encouragement at

    this time.July 15，1969.

    (读到您的申请，我们认为您去加拿大的要求不可能实现。我

    们目前也不可能给您提供任何建议。1969年7月15日。)这封礼貌又冰冷的信打击了我刚刚恢复的自尊心。德国不太可能留

    下，加拿大又不要我，新燃起的希望之火也被迅速熄灭了。

    短暂地失落了一阵子之后，我心想：“此路不通，再寻他路。愚

    谦，你不是又获得第二个青春了吗？把自己的年纪忘掉，好好干，打拼

    出一个天地来给他们看看。”我自己鼓励着自己。

    这封信让我意识到去其他国家的可能性十分微弱，我只有想办法留

    在德国了。我不是已经从明斯特走到汉堡了吗？那就继续走下去吧。也

    许，这里真的是我的命运之地。10 忍辱负重为温饱

    离开亚洲研究所不到两个星期，我口袋里的钱变得越来越少，交了

    下月的房费，所剩无几了。于是我开始想办法挣钱。从一位认识的中国

    博士那里听说，汉堡的亚洲饭店正在招堂倌，可是老板的坏脾气非常出

    名。

    眼看要露宿街头，我哪里顾得了那么多，自认为自己的脾气还不

    错，就直接跑去毛遂自荐。运气还算不坏，饭店老板兼厨师金师傅留下

    了我。但工作条件非常苛刻，在他那里吃饭、喝水，都要交钱。我别无

    他路，只得接受。每天上午十一点来饭店上班，打扫卫生，一直干到晚

    上十二点打烊。回到宿舍，我全身都已经瘫痪了。

    某天中午，客人来得很多，忙到下午两点多才完。我拿出一根烟

    来，找了一张椅子坐下来休息。就在这时，金老板从厨房里出来，忽然

    发起火来：

    “这里不是你抽烟的地方。”

    “现在不是中午休息的时间吗？”

    “就是中午休息，也不准抽烟。”

    “为什么？”我问。

    “没有为什么!记住!这里我是老板，你是堂倌，你得听我的，不

    要在这里显你的臭知识分子威风。”

    “这跟知识分子毫无关系。别人能抽，我为什么就不行。”我蹭地站了起来，咬了咬牙，还是掐灭了烟头。

    金太太出来打圆场，我们就各自走开。可我怎么也咽不上这口气。

    晚上上班，我还满肚子的委屈：休息时间抽根烟提提神，凭什么就不

    行？抽烟就是显威风了？怪不得有人提醒我，说金老板的脾气是汉堡有

    名的，要当心一些。

    就在这时，一位客人吃完饭，拿出百元大票来付账。我经验不足，没有先收下那张大票，就把八十多马克找给了他。晚上打烊一结账，少

    了钱，我才猛然想起，百元大钞忘了收。这个小子白赚了我的辛苦钱，怎么办？只好自己认赔了。我那一星期的活等于白干了。

    金老板一天到晚总是拉着一个长脸，像是天下人都欠他钱似的。我

    一直对自己说，就当没看见这张臭脸，老老实实地干自己分内的活。客

    人点了菜，我就写上号码，一句话不说，放在厨灶一角，站着等出菜。

    一天晚上，我正站在那里等出菜，忽然听到一声大吼：“把你的手

    放下来!”我马上看了一下四周，这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再低头一

    看，原来我的两个手臂交叉地抱在胸前。

    “这里我是老板，你是伙计。你把手给我放下来!”他又大吼了一

    声。

    这种没头没脑、劈头盖脸的训人方式，实在太霸道了!我心中来了

    气，没理他那一套，仍把手交叉着抱在胸前，心想，这是我的自由，你

    没权管我。

    金老板见我没理他，像疯狗一样地冲我喊道：“把手给我拿下来!

    不然你就给我滚!”我这辈子还没受过这种冤枉气，在这种不讲理的人手下干活，真辱

    没了我的身份和人格!我想都没想，冲口便说：“走就走!”说完我一回

    头，就迈出了厨房。

    没想到金老板竟然拿出菜刀追了出来，把刀狠狠地往餐桌上一剁，大声叫着：“你马上给我滚!臭知识分子，你不滚，我就宰了你。”

    这要换在我年少时，我肯定要与他比个高低，洋小子、美国水兵我

    都不怕，我还怕你!可现在是在德国，我不想惹事。我没理他，头也不

    回地大步离开了饭店。

    走在昏暗的马路上，我真想哭：我怎么会这么倒霉，端了三个星期

    盘子，每天干十二小时的活，到头来，连一分工钱都没拿到!

    让我更难受的是金师傅对待自己同胞的粗蛮与冷酷。后来才听他的

    一个同行余师傅说，老金年轻时给人做下手，受够了气，他现在是受气

    的媳妇熬成了婆，对自己的手下当然也要耍威风了。

    离开金老板后，我发誓，再也不给中国饭店的老板打工了，并下定

    决心学好德文。我申请上了一个德文速成班，德文慢慢有了长进，但经

    济状况却越来越糟。为了省钱，我搬到了一个大学生宿舍里去住。这个

    宿舍有两幢楼，住的学生倒挺多，世界各地都有。大家住在一起，也慢

    慢相熟起来。

    一天晚上，我发现口袋里只剩下五个马克，不知该怎么办好。正在

    垂头丧气之时，同宿舍来自非洲肯尼亚的学生威廉向我走了过来：

    “哈喽!比德，一起喝啤酒去!好吗？”他是个热情开朗的人，英文

    说得很漂亮。“不!我有点不舒服。”我编了一个理由敷衍他。饭都快吃不上了，哪还有钱喝啤酒，我想。

    “不舒服喝点啤酒就好啦。我今天打工赚了一些钱，请你喝一杯。”

    听闻这句话，我眼睛一亮，脱口而出：“你在哪里打工？”

    “在码头。”

    “做什么工？赚得多吗？”

    “做搬运，还可以。明天是周末，赚得更多一些。一小时八个马

    克。”

    “什么？这么多？我也能去吗？”

    “当然能去。人家还在找人呢!不过，工作很累，怕你吃不消。”

    “都干些什么？”

    “卖力气的活。明天扛建筑用的钢筋。”

    “你带我去，行吗？”

    “当然可以，只是你这么瘦!”

    “别看我瘦，我筋骨硬。我有功夫，懂吗？走!喝啤酒去!”我高兴

    极了。

    周末，我和威廉在码头上扛了八个小时的钢筋，肩膀压得很痛。一

    天下来赚了六十四马克，再加上周末补贴，一共赚了七十马克，真把我高兴坏了。正打算回去，威廉对我说：“刚刚工头问，我们愿意不愿意

    加班？今天晚上把码头上的钢筋清理完，早完早歇，八十马克包干。怎

    么样？”

    我想都没想，满口回答：“当然干!”

    我们两人一直干到晚上十点，累得龇牙咧嘴。我都不知道我们是怎

    么回到宿舍的。进了门，我一头栽倒到床上，就累得晕了过去，不省人

    事。直到第二天早晨，我才苏醒过来。

    长时间没有干过这种重活，一天干了十几个钟头，我的身体严重透

    支，浑身酸痛，每个关节都像散架似的，全身发烧，口干舌燥，真希望

    有人推门进来，把我送到医院去。我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第三天，我

    才勉强能爬下床。幸好我的房间里有个带自来水龙头的脸盆，还有点硬

    面包，就这样熬过来了。真得感谢在青海的几年体力劳动锻炼，我才承

    受住这样的超负荷劳动。如果我在这个宿舍房间里一旦休克，没有恢复

    过来，会不会就渐渐变得冰冷，孤零零地死去。尸首不知多少天后才会

    被人发现呢!想到这里，我不禁毛骨悚然。

    我其实并不怕辛苦的劳动，在国内劳动得还少吗？身上有了钱，足

    够我一个月花的了。最可怕的反是孤独。一个人，回到几平方米的宿舍

    里，无人照顾，无人倾诉，宿舍里其他人，都说德文，我也听不懂，就

    算是用英语对话，也没有共同语言，这太可怕了。

    汉堡的天气真烦死人。我来了几个月了，没见到几天太阳，夏天一

    点没有夏天的感觉，很少出汗。在中国，秋天通常秋高气爽，风和日

    丽，而这里，秋雨绵绵，忽冷忽热，冷气袭人，浑身不舒服。唉!愚谦

    啊!你在国内，再受苦，哪怕坐牢或者劳改，你至少还有个谈话的人。可是现在，你孤苦伶仃，无人照料。孤独像魔鬼一样，将慢慢吞噬你的

    身心。你可耻地死在这异国他乡，沦为笑柄!

    现在，窗外，令人厌烦的小雨下个不停，一下就是一整天。晚上刚

    停，第二天早上又接着下，这雨让我想起我过去在上海住的那个爱哭的

    邻居小姑娘，她可以整天不停地哭，哭得让你心烦意乱又无处发泄。我

    忍受着身上的疼痛，从床底下翻出来一个纸鞋盒，里面盛着我在开罗监

    狱里偷偷摸摸裁成小方块的纸，我把各种回忆暗暗记了下来。这里面有

    回忆家庭的、政治的、友谊的、男女感情的、“流放”青海的、监狱生活

    的，杂乱无章，无奇不有。

    接连三天，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整理这些纸片，也是在梳理自己

    的前半生。我这个人前半生年纪轻轻，好像什么都学过，历史、地理、外文、三角、几何、代数、化学、物理……也什么都玩过，画画、练书

    法、拉小提琴、弹钢琴、踢足球、打排球、击剑、乒乓球。由于我太调

    皮捣蛋，家中的一个老姨妈说：“愚谦将来肯定没出息。”但我母亲并不

    这么看，她知道我不笨，说我“样样通，样样稀松”。我酷爱艺术和诗

    词，与母亲对我幼时的启发、培育有极大的关系。她每天从学校教书回

    来，吃完晚饭，就逼着我哥哥和我写作文，然后她亲自戴着老花眼镜修

    改。在我读中学时，她启发我在写作文上多发挥想象力，以致后来在学

    校常被古文老师称赞，说我写的作文，和我的人一样活泼，也无形中刺

    激了我对写作的兴趣，养成了我随时写心得的习惯。

    回忆起更多的往事，我百感交集，往事都涌向心头。我日夜想念着

    生我、养我、抚育我成人的亲爱的母亲。每每想到母亲，我这个没良心

    的不孝之子，心中百般滋味交织：羞，竟不告而别；恨，未接受教训；

    悲，想家心太切；喜，终自由飞翔。我真庆幸没有被时代前进的车轮碾碎，我的身体活着，我的心也还

    活着。虽然，我才活了三十多年，但这前半生的经历没想到会那么复杂

    坎坷，又是那么丰富多彩。在日本人铁蹄下做过亡国奴，在英美的半殖

    民下，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我当过新中国的热血青年，做过苏联专家

    的翻译，成为政治运动的对象，还被“流放”到了中国的西伯利亚——青

    海，种过田拾过柴捕过鱼。在我的前半生，多次目睹和接触过共和国的

    领袖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这些声名赫赫的政

    治人物。最后又被“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卷起，把我冲到令我从小就向往

    的西方，给我带来了另一个新的生命。

    我也记下了自己的新足迹：明斯特的蓝天、安娜的怀抱、汉堡的小

    房间、亚洲研究所的书……在这西方世界，我又像个初生的婴儿，牙牙

    学语，一切从零开始这何尝不是一次浪漫的奇遇!我一定要把我这一生

    记录下来，让后人知道，二十世纪里有这么一个人，曾经这样活过他的

    一生。他终将死去，但他从来不向命运低头!

    奋笔疾书了三天后，我最后写出了一首诗：

    羞雁飞跃九重天，万里千山不等闲。

    只缘故人浑不解，孤杖扶藜落洋涧。

    百啭千旋随意移，朝思暮忆雁生地。

    泪雨交错心如洗，他邦方知胞足谊。

    看着这首既不是对联也不合平仄的“诗”，我略感宽慰，心事吐出

    来，就会好受一些。

    三天的闭门休养，我终于挺过来了，精力开始恢复了，口袋里有了

    一百五十马克，不再愁吃喝了，楼上楼下，到处又能听了我的歌声。星期五，威廉又来敲我的门：“明天再一起去码头好吗？”

    “好!但是只做一班，行不行？”我说。

    “可以，两班是太累了，我整整睡了两天。”听到他的话，我忍不住

    地哈哈大笑。这个身壮如牛的非洲黑汉都躺了两天，我才躺三天，说明

    我还是有底子，心里那种自豪就甭提了。11 “文革”燃烧到了欧洲

    某一天吃完中午饭，我出去散步，偶然走到离饭厅不远的汉堡大学

    哲学楼，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了一跳：只见各个楼道里，密密麻麻、铺

    天盖地都贴上了大字报，有的批评大学的制度，有的批评教授，有的甚

    至声称要把教授拉下马。我瞬间有了身在北京的错觉。

    在亚洲研究所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由中国四川来的研究员喻博

    士，他人在欧洲，但对祖国的发展非常关心。他向我介绍，自从毛泽东

    吹响“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要求中国的革命小将破“四旧”，立“四

    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欧洲的左派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欧

    洲各大学纷纷起来响应，学生们也手持翻译成本国语言的《毛泽东语

    录》，走向街头。最影响欧洲学生的两个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

    理”；“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最令欧洲学生向往的就是

    《语录》里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那一章。

    那个时候，正值美国发起越南战争，并且使用了化学武器，激起了

    追求正义的大学生的愤怒。他们开始走向街头。但是，他们需要精神的

    支持，而毛主席的语录里写道：“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侵略者及

    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么，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统统都会被消灭。”这些话引

    起了他们强烈的共鸣。我还记得，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

    楼上“接见百万红卫兵”，我那时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造反派

    负责外事工作的领导成员，于是就由我陪同常住外宾如美国记者安娜·

    路易斯·斯特朗、新西兰的诗人路易艾黎、非洲的和平人士穆罕默德·凯

    尔、日本的民间大使西园寺公一等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从城楼上向下

    看，人头涌动，如同潮水，无数的口号声汇成巨响。我平生哪里见过如此浩荡壮观的场面，激动得眼泪盈眶，永生难以忘怀。在红卫兵检阅结

    束后，毛泽东、周恩来来到天安门城楼右侧向外国友人们挥手致意。这

    里的观礼台上站满了各国外宾，有来自全世界的亲华左派、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和同情者。只要见到他们看见毛主席时那种激动和疯狂的景象，除非你毫无感情神经，都会深受感动，也会从心底油然而生自豪之情，坚信毛泽东真的是全世界的救星。

    没想到一年以后的今天，我竟然逃到欧洲。其实，我也是怀着一颗

    被鼓动起来的“造反”的心。我并不反对毛泽东，只是对一些“革命造反

    派”批斗人和红卫兵“打砸抢”的极“左”手段表示怀疑。没想到，欧洲大

    城市也是一片“革命”景象。在电视里看到巴黎的大学生和警方在香榭丽

    舍大街发生冲突，警察都用上了催泪弹。在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和意

    大利，大学生占领了大学楼，要求校方进行彻底改革，在汉堡，我亲眼

    见到哲学大楼里挂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保守教授”的大字标语。看到

    自己国家的领导者受到这么多人的崇拜和信仰，我心中隐隐有种自豪之

    情。但是看得出来，欧洲大学生造反的浪漫色彩多于理性，理想色彩过

    浓，但这“革命”气氛又激发了我的感情，怀着激动的心情密切关注大学

    里的各种“革命”活动。

    一个中午，我在大学食堂看到了一张贴在墙上的选举大学校花

    (Miss University)的海报。选举校花这种活动我毫不生疏。上海解放

    前，有名的“中西女校”、“圣玛利亚女中”、“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大中学

    校，都选过校花，轰动一时。不但学生们自己很享受那种热闹，连社会

    上的人都忍不住要围观一下。汉堡大学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有很多，选

    美活动规模必定更大。说起这里的美人，在我心中，没有一个能比得上

    安娜的，如果她在这里参加选美，必定当选无疑。但我现在为了摆脱消

    极的情绪，刻意让自己多去人多的地方走走，有活动就去看看热闹，于是记下了时间。

    到了星期六晚上，大学食堂大厅被装饰得五彩缤纷，红灯绿酒，缤

    纷炫目。几百个年轻男女大学生，有的坐在长凳上，有的坐在桌子上，有的站着，围成一个大圈子，边喝啤酒边谈天，热闹非凡。那种潇洒自

    在的神情姿态，我在国内很少见过。这种选美，就像是属于他们年轻人

    的节日。大家都是轻松的、快活的、享受的。

    预定的时间早已过了，就是没有人出来。大家等啊!等啊!最后等

    得不耐烦，开始拍手吹哨了。就在此时，忽然有一个年轻大学生，手臂

    上戴着红布，走到会场中心，拿着话筒向大家宣布，选大学校花是资产

    阶级的那一套，我们大学现正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一活动取消。

    话音未落，只见从队伍中跳出另外一个男大学生，和他辩论，我什

    么也听不懂。只见他们越辩论越激烈，面红耳赤，比手画脚，大有大打

    出手的架势。大厅里的学生纷纷往外走，我也跟了出来。

    忽然我见到有两三个长相不像欧洲人的学生围聚在一起，说着阿拉

    伯话。我感到特别亲切，就凑了上去。

    “撒兰姆·啊列伊库!”我大声地和大家打招呼。

    “瓦列一库姆·撒兰姆!”大家回应着。一个亚洲人冒了出来和大家

    说阿拉伯语，看起来他们都觉得莫名其妙。我继续用阿拉伯文问：

    “我刚刚到德国来，不太会说德文，刚刚他们在争论什么？”我用在

    埃及监狱里学的蹩脚阿拉伯语问他们。

    “喂!你怎么会说阿拉伯语？你从哪里来？”一个阿拉伯人好奇地

    问。“我从中国来。”我说。

    “刚刚是两个政治派别的学生组织在吵架，一个是支持中国的德国

    共产党，另一派是德国的保守党。喂!你怎么会说阿拉伯话啊？”一个

    长着两撇小胡子的阿拉伯学生问我。

    我这个人，就好像“狗改不了吃屎”，在国内只要见到不同地方的

    人，就喜欢模仿上几句他们的地方方言，如果见到外国人，如美国人或

    者俄国人，我就忍不住要搭个讪，和他们说几句俏皮话，这是我的乐趣

    之一。现在我就用在开罗监狱里学到的一些不伦不类的阿拉伯话和他们

    攀谈起来，把他们笑得前仰后合。

    “你在阿拉伯国家住过吗？”其中一个问。

    “是的。在埃及。”我答道。

    “什么？在埃及？”一个长着八字胡的高个子喊了起来。他的英文很

    流利，但带着浊重的阿拉伯口音：“我是埃及人。你在埃及哪个城市？

    什么时候？”很显然，这里的阿拉伯人来自不同的国家。

    “在开罗。我离开中国到德国来之前在开罗待过一个时期。”我用英

    文回答。

    “那你可知道，一年前有一个中国人逃到埃及，中国红卫兵包围了

    他的旅馆，给埃及政府制造了很多麻烦？他的名字我还记得，叫什么来

    的？”他边想边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眼睛瞪得大大的。

    这简直太绝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德国汉堡大学，竟还有人知

    道我的事？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告诉不告诉他这就是我呢？还是不要说罢……这怕什么!这又不是埃及，他能拿我怎的？我自己的头脑里好

    像有两个小人开始打起架来。我开始暗暗地笑了起来。

    这个埃及人看到我抿着嘴笑，兴趣更大了，接着问：“你认识这个

    人？”

    我点了点头用英文说：“他姓宽。”在埃及的时候，我发现阿拉伯人

    发不出“关”的音，把“关”念成“宽”。

    “对了!他姓宽!你怎么认识他的？你是他的同伙？难道你们中国

    人也有mafia？‘宽’这个人物，深不可测，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他是什么

    人。当时对我们埃及来说，可是件大事。”

    他好像还知道得不少，我对他也升起了极大的兴趣。我问：“你说

    mafia？mafia是什么意思？”

    他怀疑地看着我，奇怪我连这个字都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

    “mafia就是黑社会的意思。”

    我听了大笑起来，接着问：“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是

    从报上读到的吗？”

    “不!我曾是埃及的外交官，驻国外的领事，在文件里，读到过有

    关他的事。后来我对埃及政府不满，就离开外交界，现在到德国来想在

    大学读书。”

    此人的坦率使我放心，他既然在外交部门工作过，也许他知道得不

    少，我倒真想知道一些内幕，埃及政府是怎么处理我这个案子的，我于

    是问他：“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我边问边思考，到底要不要把这层纱揭开。

    “我只知道他曾被拘留在开罗监狱，后来他被放出去了。去了哪

    里，我不知道。”

    还是揭开这层纱幕吧!我想。事情已经过去，他即使知道我是谁，又能拿我怎么样？想罢，我卖关子地说：“他到了德国，并且住在汉

    堡，而且跟我很熟。”

    “真的？他住在哪儿？我一定要认识他。他是个谜一般的神秘人

    物。我也佩服他的胆量。”

    “走!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喝咖啡好吗？”我建议说。

    “什么？你就是那个姓宽的？”在咖啡馆里，他拍着脑袋用怀疑的眼

    光打量着我。我想，一不做，二不休，就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我从德国驻

    开罗大使馆得到的外国人员旅行证给他看，上面不但有我的名字，还有

    发放的地点开罗。这个高个子立刻站了起来举起双手走到我身边把我拥

    抱了起来说：“My Chinese Friend(我的中国朋友).”

    “但有一点，如果你是我朋友的话，就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想在

    这里出名。你知道就行了。”

    “好，我答应你。我还没有介绍我自己，我叫哈林姆。在好几个国

    家做过外交官。我们的外交部不定时地向驻外机构提供一些埃及的国内

    外的内部消息。你的案子对埃及政府来说非常棘手。中国政府要你，美

    国政府要你，苏联也要你，甚至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对你也感兴趣。我们

    政府被夹在当中，不知如何是好。如果把你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