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纸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 2013年10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

    电子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企鹅与怪兽：互联时代的合作、共享与创新模式

    著者：(美)尤查?本科勒

    字数：179 000

    电子书定价：31.99美元

    The Penguin and the Leviathan by Yochai Benkler.

    Copyright ? 2013 by Yochai Benkler.推荐序一养大一只企鹅

    汤道生 腾讯公司社交网络事业群总裁

    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

    当克莱·舍基在《人人时代》一书中毫无保留地赞颂Meetup.com上

    的妈妈社群和维基百科时，不少人已经感觉到，一场颠覆既有社会秩序

    的新革命，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悄然而至。这些新的组织让我们突然意

    识到，一个群体可以在不追求金钱、没有严密控制的条件下运行，还能

    创造巨大价值。尽管克莱·舍基仅仅用“爱”概括“人人时代”形成的动因，但我们已经感觉到了这一波奔向未来的趋势。

    现在，尤查·本科勒在《企鹅与怪兽》中，将克莱·舍基的观察推进

    到更深的层面，为我们揭开了最后一层面纱。在作者看来，“企

    鹅”(Linux操作系统的标识)是互联网精神的最佳诠释，寓意开放、分

    享，甚至可爱；而“利维坦”(Leviathan)这个人造怪兽，则是极权、恐

    怖以及令人憎恶的。既然“企鹅”和“怪兽”都由人类创造，为什么会有如

    此巨大的差别？本科勒解释说，工业思维和互联网精神本质的区别，来

    自于我们对“人性”的理解。

    如果你相信人性本恶，那么你一定会推论出，为了把“人性恶”控制

    在最小范围，人们愿意创造一个组织，让这个组织来“管理”人们。这就

    是霍布斯设想的社会组织方式，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一直遵循这个原

    则。

    即便是“自由市场经济”，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背后，也依然假设“人本自私”——“我们的晚饭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

    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工业革命数百年来，人类

    社会总是在极权和放任自流两端摆动——前者扼杀创新，后者助长贪

    婪。在人性恶的世界里，一定只有“零和博弈”。

    尤查·本科勒并没有否认人性中“恶”的存在，但是却将话题引入一

    个更高的层面。他清晰地指出，人类的本能中，已经蕴藏着“合作”的基

    因。人们可以集合到一起为自身创造巨大的价值。我们只需要换一种思

    维方式，重新设计制度和工具，“合作”的本能就能够驱动人类创造更大

    的价值。

    尤查·本科勒看到，互联网就是一个抛弃监控、薪酬、奖惩等工业

    时代的旧体系，驱动人类以“合作”创造巨大价值的新文化、新制度、新

    平台。互联网像页岩油气开采技术一样，释放了在“利维坦”封闭体系下

    没有的社会资源和人才时间的冗余，创造了崭新的社会创新格局。在互

    联网开放体系下，技术促成了超越传统组织和地域的协作平台。只要有

    适当的系统设计，就能把这些产能释放出来，结果是社会资源利用效率

    更高，自我改善速度更快。

    近年来，从Linux到Facebook，从苹果App生态系统到Android联

    盟……大量的案例告诉我们，以控制为基础的体系在管理日益复杂和相

    互关联的社会与经济时，已经越来越无能为力。当“利维坦”开始瓦解

    时，互联网时代的领导者们面临的共同任务则是：“如何养大企鹅？”尽管“合作”是人的本能，但“仍然需要一个参与、沟通的体系，使大家拥

    有共同的目标和认同感，展现心灵深处协作、慷慨的一面”。

    尤查·本科勒在书中提出了实现合作的7大要素，他大量引用了生物

    学的语言，比如群体、基因、适应等，让人、机器、社会良好地纳入一

    个完整的思考框架。合作是天性，共情是基础，沟通是桥梁，道德、公

    平与遵从是尺度，信誉社会是愿景。人彼此顾及他人的存在，并非什么

    新的发现，也是中国古老智慧的核心内涵。

    放弃控制资源，转而培育社会资本，构建开放平台，推行消费者

    参与等一系列“社会化运营”，将是企业决胜于未来的不二法门。实际

    上，腾讯公司同样参与到这股全球新浪潮当中。在过去的两年里，腾讯

    开放平台给合作伙伴的分账收入就超过了30亿元人民币，这还只是一个

    从零开始的新市场。腾讯今年将进一步开放云的能力，把多年积累的资

    源虚拟化，将网络与安全技术开放给更多的创业者，让他们能够低门槛

    启航。2011年，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先生在腾讯开放大会上对外表示，希

    望通过开放平台造一个腾讯——通过分成带给合作伙伴超过200亿元人

    民币的收入。这就是“企鹅”战胜“利维坦”的证明。

    未来，“企鹅”文化大行其道。开放、分享、合作、共赢，将成为全

    社会的价值主张，也将重新构建新的商业伦理、新的社会关系，以及人

    类全新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企鹅”文化将缔造一个“有情感、有

    共识、有欢乐、有秩序”的新时代。钟摆终于摆到这一边了么？数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按照对人性

    的一种不敢恭维的认识而运行，这种认识就是：人是一种内在的自私动

    物，无论生活在哪里都是一样。经济学把这桩事情看得最透，所以才有

    所谓的“经济人”假设，即把人看做关注自我、物欲横流的生物，不断试

    图通过理性计算以达到效用最大化。其实我们也都清楚，这是一种漫画

    化的说法，然而，在市场和政治的“真实世界”中，经济人假设的实际运

    行好得让我们足以接受它。毕竟，谁没见识过那些令人厌恶的、毫不利

    人专门利己的、贪婪的家伙!

    结果就是，现存最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从上至下的商业模

    式、惩罚性的法律制度、对所有事务采取的市场化取向(从教育改革到

    环境监管)都建立在“人是自私的”这一假设之上。在此种社会结构

    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金科玉律，“只问成败，不问是非”是社会

    认知，人们只被两样东西操控：自由市场的无形之手，或是高压政府的

    铁拳。

    然而，在过去20余年里，经济人模型终于显示出了疲态，一批学

    者开始致力于提出新的解释人类社会的范式。在数以百计的不同文化中

    进行的研究显示，大多数人的合作能力要比先前假定的高得多。“理性

    人”的神话被戳出了很多漏洞，虽然新的范式也还没有赢得主流承认，无论是在经济学家、政治家还是普通人当中都是如此。哈佛大学教授尤

    查 · 本科勒的新书《企鹅与怪兽》试图为此振臂一呼，他想告诉人们：

    合作是怎样战胜自我利益的。推荐序二人，到底是无私的，还是自私的？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洞察中国社会数字化进程第一人

    在这本书中，本科勒列举了来自神经科学、经济学、社会学、进

    化生物学、政治学等学科的一系列新发现，并且提交了大量真实生活的

    案例，试图证伪“人是自私的”这一命题，志向绝不在小，其目的是要论

    证：一旦人类懂得驾驭合作之力量，就可以以之改进商业流程、设计更

    为智能的科技、改革我们的经济体系、将对科学的志愿贡献最大化、减

    少犯罪、提升公民运动的效力，等等，不一而足。

    本科勒的全部要旨在于，诸多的科学研究成果和无数的基于互联

    网的例子揭示了，人类并非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种无可救药的、自私自

    利的人和社会逆行者，而是具有与生俱来的合作本性，可以在各自同意

    的社会结构中携手行动，而不是彼此发动一场永无休止的竞争。书名中

    的“怪兽”其实就是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Leviathan)，它象征着遏

    制“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绝对权威。

    本科勒充满乐观地写道：“Linux的吉祥物企鹅Tux正在一点一点地

    瓦解汤姆斯 · 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所宣扬的人性观。”这种人性

    观当然就是：从根本意义上和普遍意义上说，人是自私的。管理人的唯

    一方法就是建立政府并由它对我们进行控制，这样，我们就不会在盲目

    追求自利的过程中伤害到彼此；或是让彼此的生活悲惨到难以容忍的地

    步。同时，企鹅也在反对亚当 · 斯密提出的应对我们自私的另外一个解决方案——“看不见的手”。毫无疑问，企鹅代表着人类内在的无私本

    性，我们要做的是，设计合适的制度和政策以发扬光大这种本性。

    本科勒的上一本书，《网络财富》(The Wealth of Networks)，着重

    论述了源自于国家、市场两大传统的资源分配模式之外的第三种合作努

    力，他称之为“共同对等生产”(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在他

    看来，由个人及或松散或紧密的合作者进行的非市场化、非专有化的生

    产，在信息、知识和文化交换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加大，维基百科、开源

    软件和博客圈都是例子。该书虽然火花四射，但却是以学术方式撰写的

    大部头著作，读来令人头疼。而这本新书一反常态，充满了各种轶事，脚注极少，且一本参考文献都没有，与其说它是对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

    及其认知前提的学理式的解构，不如说是一本有关人类合作的新科学发

    现的普及版。书中的例子，从丰田的管理文化、西班牙的村民自治，到

    唱片的自主定价和GNULinux数字化礼品经济，都表明合作的可行性在

    大范围内不断显现。那么，合作赖以运行的底层基础是什么呢？遗传？

    文化？法律和公共政策？商业组织？社会规范？

    真正的答案可能是：所有这一切。本科勒一开始就以进化生物学

    挑战了理查德 · 道金斯的名作《自私的基因》，以及自然选择只发生在

    个体层面而非集体层面的说法。他引用哈佛生物学教授马丁 · 诺瓦克的

    话：“也许进化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就是，它能够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当

    中生成合作。这样，我们也许可以在突变和自然选择这两个进化的基本

    原则之外，加上第三个：自然合作。”本科勒接着讨论了合作的心理与社会影响，沟通的加强如何导致

    了共情和团结性，以及在成功的公地管理中公平和信任的重要性。如何

    框定公平也是重要的，例如，我们能接受走运者的中奖、企业高管的高

    薪，但我们却无法容忍排队中的插队。在《企鹅与怪兽》全书中，没有

    一个单一的、总体性的论述，作者更像一位导游，通过不同的学术研究

    和许多原型系统，带领我们穿行斑驳陆离的人类合作风景。

    “企鹅”讲得很多，但我失望的是，“怪兽”着墨甚少。那只“利维

    坦”——以国家为基础的从上至下的命令、控制和强迫系统，在书中只

    是一个陪衬物。在《网络财富》中，本科勒对公地的政治含义有很多论

    述，本来我期望，通过带进“利维坦”这个隐喻，他能够更加深入地探索

    在数字网络与合作的时代，国家权力会有何变化，但可惜我未能读到。

    不过瑕不掩瑜。过去20年，想了解学者在人类合作上有何发现，这本书是最好的导读。想了解21世纪，合作会在生活中占据何等地位，这本书有最好的预测。让我们期待，有关人类有能力合作的论证，能够

    成为更多人头脑中的常识，特别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企业家也是一

    样：是否能够重新思考人的本性，而改变那些通过激励结构——既包括

    奖励，也包括惩罚，来管理人的古老的做法？

    30多年前，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以一本惊世骇俗的《自私

    的基因》让世界为之震惊。道金斯在这本书中用一个科学家的口吻告诉

    大众：“如果你认真地研究了自然选择的方式，你就会得出结论，凡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自私的。我们可以这样

    预期：当观察狒狒、人类或者其他所有的生物行为时，这些行为应该都

    是自私的。”因此，“对整个物种来说，‘普遍的爱’和‘共同的利益’等在

    进化论上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概念”；“如果你想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慷慨

    大度、相互无私合作、为共同利益而努力的社会，那你就不要指望生物

    学特性能帮上什么忙”。

    其中的逻辑，道金斯在书中这样告诉我们：一个自私的个体可以

    比一个无私的个体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从而可能养活更多的后代。假

    定二者的差距为0.001，即一个自私者每一代养活的子裔仅比无私者多

    千分之一，即使1年只繁殖一次，只要经过23 400年(要知道，就地质

    年代而言，这是非常短暂的，人类演化的历史起码超过700万年)，自

    私者在种群中所占的比例就可以增加至99.99%。从统计意义上讲，无私

    的个体事实上已经被自然选择无情地淘汰了。推荐序三人性的较量

    叶航 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30年前，我在大学念书时第一次读到了《自私的基因》一书，它

    带给我心灵上的冲击、痛楚与绝望，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难以

    释怀。它使得柏拉图、休谟、康德等先哲为我们塑造的有关人类德性的

    美好形象，顷刻之间陷于灭顶之灾。生活在这样一个由极端自私的个体

    所组成的世界里，让人不寒而栗。美国保守主义评论家安 · 柯尔特

    (Ann Coulter)在其畅销书《无神论：自由主义的教堂》中写道：“逃

    脱道德的约束，做你们想做的任何事情吧!压榨你的秘书，杀死你的奶

    奶，因你的孩子有缺陷而堕胎——达尔文说这对人类有益!”

    当然，达尔文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在《物种起源》中，达

    尔文为我们描绘的生物进化很难说不是这样一幅图景。不过有一点却可

    以肯定，达尔文从一开始就不认为，他所揭示的生物进化规律，可以完

    全照搬用来说明人类的进化问题。在《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这样描

    述二者的区别：“人在部分取得那些把他和低等动物区别开来的理智和

    道德能力之后，在体格方面通过自然选择或任何其他方法而发生变化的

    倾向就几乎停止了。因为，从此，通过这些心理能力，人能够用他不再

    变化的身体与不断变化中的宇宙取得和谐。”

    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大卫 · 洛耶(David Loye)的研究，在《人类的由来》中，“适者生存”这个词汇只出现了2次，而其中有一次还是

    达尔文提到他在《物种起源》中夸大了它的重要性，“竞争”在整部书中

    也只出现了9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合作”出现了24次，“同

    情”出现了61次，“道德”出现了90次，而“爱”则出现了95次。究竟发生

    了什么情况，使达尔文用来描述人类进化的词汇与他描述一般生物进化

    时所用的词汇出现了如此之大的差别呢？

    达尔文认为，“在人和低等动物之间的种种差别之中，最为重要而

    且其重要程度又远远超出其他重要差别的一个差别是道德感或良心”；

    人作为一种“道德的动物”与一般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类具有一种

    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道德反省力和道德判断力，“所谓有德性的动物就

    是这样的一种动物，他既能就他的过去与未来的行为与动机做些比较，又能分别地加以赞许或不赞许。我们没有理由来设想任何低于人的动物

    具备这种能力”。

    为了解释人类道德感的起源，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提出了

    一种不同于他在《物种起源》中所阐述过的另一种含义的“自然选择”。

    他写道：“一个部落，如果拥有许多成员，由于富有高度的爱护本族类

    的精神、忠诚、服从、勇敢与同情心等品质，而几乎总是能随时随地进

    行互助，而且能为大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这样一个部落会在绝大多数

    的部落之中取得胜利，而这不是别的，也就是自然选择。在整个世界

    上，在所有时代里，一些部落总是在取代另一些部落。而道德既然是前

    者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道德的标准就会到处都倾向于提高，而品质良好的人的数量也会到处倾向于增加了。”

    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群体选择”的进化模式，它与达尔文在《物

    种起源》中提出的进化模式，在演化动力学上存在着重大区别。达尔文

    认为：“种种社会性的本能——而这是人的道德组成的最初原则，在一

    些活跃的理智能力和习惯的影响的协助之下，自然而然地会引向‘你们

    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这一条金科玉律，而这也

    就是道德的基础了”；“在人的一切属性中，它是最为高贵的，它使人们

    毫不踌躇地为他的同伴去冒生命危险，或者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在正

    义或道义的单纯而深刻的感受的驱策之下，为某一种伟大的事业而献出

    生命”。

    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个被称为“个体选择”的理论却逐步成

    为生物学家的主流观念，其肇始者是美国进化生物学家乔治 · 威廉斯

    (George Williams)。1963年，威廉斯在《适应与自然选择》一书中

    说：“在自然选择理论的使用中似乎普遍存在着一种混乱状态，很多生

    物学家所理解的适应，经常与群体有关，而且还经常需要个体成员为了

    群体的福利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威廉斯认为，“自然选择是生物个体对

    环境的适应，而适应，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通常都是个体的性质，而不

    是群体的性质”，“在正常情况下，个体与自己后代之间起作用的行为和

    生理学机制是仁慈、友爱和互相合作；但是，在不相干的个体之间，它

    们彼此采取公开对抗的形式，或者最多表现为一种相互容忍的中立形

    式。一般来说，这就是对于一个物种之内个体关系的精确描述”。《适应与自然选择》在1963年一经问世就在生物学领域引起了巨

    大反响。到20世纪70年代初，主流生物学家已经完全接受了威廉斯的观

    点。在表明个体层次以上的有效选择可以被排除时，引用威廉斯的论述

    甚至成了一种时尚。正如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前言中所说：“我认

    为，从自然选择的角度研究生物进化论，以从生物的最低层次的选择入

    手最为合适。在这一点上，我深受威廉斯的名著《适应与自然选择》的

    影响。”事实上，生物个体的自私性正是个体选择理论在逻辑上展开的

    必然结果。

    但是，在个体选择理论大行其道之时，一些非主流的生物学家，比如哈佛大学的爱德华 · 威尔逊(Edward Wilson)，自从20世纪70年代

    创立社会生物学至今，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坚强地，甚至是孤

    独地捍卫着达尔文的群体选择理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威尔逊在生

    物学领域之外得到了一批支持者，包括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演化动力学家，等等。而本书作者尤查 · 本科

    勒，也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2010年8月，威尔逊和诺瓦克等人在《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

    中，对个体选择理论提出了全面批评。2011年4月，以道金斯为代表

    的，来自全球近百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137位生物学家、动物学家和遗

    传学家，接连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五封措辞强硬的信件。他们认

    为，“威尔逊和诺瓦克完全误解了生物进化理论”，并指责“威尔逊甚至

    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威尔逊在接受《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就此事的采访时说：“如叔本华所言，所有新思想都将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

    遭到嘲笑或者漠视，然后会激起愤怒，最后则被认为事情原本就是如

    此。”威尔逊告诉记者，“他目前正处于这一过程的第二阶段”。事实也

    许真如威尔逊所言，20世纪70年代，威尔逊创立的社会生物学在主流生

    物学界遭受了长期的冷漠和忽视，直至今日。

    这场学术争论究竟将以哪一方获胜而终结，现在做出判断也许还

    为时过早。但我们愿意相信，历史将青睐权威的挑战者，而不是相反。

    因为，这是科学发展的规律，而且是科学史上一再发生并被证明的事

    情。不过，这一过程也许是曲折而漫长的。就像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

    学的创始人马克斯 · 普朗克(Max Planck)在《科学自传》中所说

    的：“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了胜利，与其说是通过说服它的反对者使

    他们认识和相信这一真理，还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反对者最后都死了，而

    熟悉这一真理的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了。”

    这本《企鹅与怪兽》就是与《自私的基因》进行抗争和较量的产

    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之间所进行的不仅是学术思想的较量，更是

    人性的较量。正如本科勒在书中所说的：“事实证明，‘如果你想建立一

    个人与人之间慷慨大度、相互无私合作、为共同利益而努力的社会，那

    你就不要指望生物学特性能帮上什么忙’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人类要比过去所认为的复杂得多，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造化。在过去的

    20年里，为了解释自然合作现象，进化生物学已提出很多不断改进的模

    型：简单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网络与隶属关系、群体选择或多级选择，等等。事实证明，当我们与他人合作时，我们大脑的激活模式是不

    一样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合作会让我们愉快。事实证明，我们可以相

    信他人并付诸实施信任他人的行动，我们可表现出值得他人信赖的行

    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也不是任何时候人们都能做

    到这一点。但是，在解决大规模、复杂的人类合作问题上，人类在相互

    信任方面的表现尤其如此。”

    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无私的行为，这就是人性中“善”的来源。人

    类不可能只是霍布斯丛林中只知道撕咬的野兽，他们也可以成为善待他

    人的天使。这就是本科勒试图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的真理：善，使人类

    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善于合作的物种，从而创造出如此辉煌灿烂的文明，并成为宇宙中的奇葩。

    2013年8月10日于浙大西溪前言合作，互联网发展的下一个方向

    我写作本书的想法，始于5年前我与他人进行的两次谈话。那时

    候，我的上一本书刚刚出版。那本书的内容涵盖了网络信息环境下10年

    来的研究成果。一个主要的观点是，像自由和开源软件或维基百科这样

    的大规模合作，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另类网络故事，而是代表着重要

    的发展方向。只有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才能实现向网络社会和网络经

    济的转变。

    我的第一次谈话是与维拉·弗朗兹(Vera Franz)进行的。她是开

    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OSI)的一位负责项目管理的官

    员。她问我能否帮助OSI思考一下怎样建立一个覆盖中欧和东欧的开放

    获取(open-access)的科学出版系统。这恰好就是我正在研究的在线问

    题——在线合作体系的建设。他们面临的困难是，不知道该怎样让科学

    家将他们的成果贡献给这个开放获取的出版系统，至少当时的情况是这

    样的。当我跟她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工作(包括其他

    研究在线合作的工作)重点一直放在克服不信任上面。我们身居其中的

    学术和政策系统，完全被“自利的理性决定人的行为”束缚了，以至于我

    的工作完全局限在“解释”：为什么会产生在线合作？为什么它是这种新

    环境的稳定特征？为什么它对于网络社会的未来特别重要？但是，对于

    维拉提出的问题——“我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让这个合作型组织运转起来

    呢？”我却没有花足够多的时间去思考。对我来说，就是在此时，我的关注点开始从对“为什么会产生在线合作”进行宏观解释，转向了“如何

    设计合作系统”。

    第二次谈话是跟硅谷连续企业家(serial entrepreneur)塔拉·赖梅

    (Tara Lemmey)进行的。我们谈话的地点在赫尔辛基，时间在2月。塔

    拉问我：为什么不给更多的读者写点东西呢？确实，我的书不容易看

    懂，我的文章更不容易看懂。我说我喜欢这样。再说，有那么多人呢，他们会为更多的读者写书，每个人都要明白自己究竟擅长什么。塔拉看

    着我说：“跟做别的事情一样，这只是一种技能。你能学会新东西，你

    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也学学这个吧。”此后，她极尽所能地劝说我，我

    只好试试了。《网络财富》(The Wealth of Networks)这本书是知识共

    享非商业性使用版权许可的，因为我想确保不会有人因为买不起而看不

    到它。塔拉解释说：“阻止人们得到它的障碍不止一个。”没错，相对于

    版权来说，不易读懂和学术论文写作规范是更大的障碍。它们只是以不

    同的方式排除不同的人。正是因为有了这两次谈话，才有了今天的这本

    书。如果你确实发现这本比上一本更具可读性，那么，你和我都要感谢

    兰登书屋皇冠出版社(Random HouseCrown)的塔莉亚·克鲁恩(Talia

    Krohn)和罗杰·肖勒(Roger Scholl)，他们是本书的编辑。

    与我一起开展研究的那些学生和同事，给我带来了非常好的运

    气，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是本书的雏形。第一批学生是我在耶鲁法学院教

    书时建立的一个研究小组。在耶鲁大学时，与我相处最久、对我的合作研究工作贡献最大的学生是大卫·坦嫩鲍姆(David Tannenbaum)，他

    负责实验和理论经济学部分的研究工作。这个小组的 Shyam

    Balganesh、Sarah Faulkner、Anne Huang、Josh Rolnick和 Patrick Toomey

    也作出了很了不起的贡献。与 Leah Belsky和 Byron Kahr(他们两人都

    是我在耶鲁法学院时的学生)、Max Berkelhammer(USC的地球科学博

    士)、Byron(City of Progress乐队成员)等人的长期合作项目运作得特

    别好，最后的研究成果是音乐研究中的自愿支付，这是本书第6章的重

    要内容。

    当我2007年年底来到哈佛大学时，我还是非常走运：戴维·兰德

    (Dave Rand)和安娜·德瑞博(Anna Dreber)来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讨

    论在线合作的事情。戴维是哈佛大学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进化

    动力学项目(PED，Program on Evolutionary Dynamics)博士，安娜是

    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博士，当时正在访问PED。这不仅是一次

    有趣的谈话，而且意义深远。随后，我们在研究工作上开展了一系列协

    作，并在哈佛大学的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组织了一个为期三年的，以合作为主题的研讨小

    组。研讨小组中聚集了一群最优秀的学生与同事，他们来自哈佛大学和

    波士顿的其他大学。他们的专业包括进化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心理

    学、社会学、工商管理、教育和人类学，他们都积极参加研讨会，仅仅

    为了相互沟通和试着回答“你所说的‘合作’或者‘利他主义’究竟是什么意

    思呢”等问题，就花了不少时间。这是一段愉快的经历。除了戴维和安娜，我从这个小组中的其他那些人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Kobi

    Gal、Mako Hill、 Andres Monroy-Hernandez、 Thomas Pfeiffer和 Fiery

    Cushman。

    过去几年，我的大部分研究工作，特别是实验研究和在线实验平

    台的建设，一直得到了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提供给伯

    克曼法律实验室的资金支持。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支持对

    于在线和工业领域的合作观察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考夫曼基金会

    的资金支持，我要感谢鲍伯·利坦(Bob Litan)，以及我的合作研究者

    约翰·克利平格(John Clippinger)和奥利弗·古迪纳夫(Oliver

    Goodenough)。我要向福特公司的莱昂纳多·柏拉马奎(Leonardo

    Burlamaqui)表达我的谢意，感谢他在以合作为主题的项目研究上所给

    予的支持。阿伦·肖(Aaron Shaw)是我的合作研究小组中不可或缺的

    角色，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博士，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

    心的同事，也是我多年的合作者。他负责的一个研究小组主要研究在线

    合作的种类和模式，还有很多人参加了这个小组并贡献了很多优秀成

    果，他们是：Yael Granot、Anna Kim、Tim Hwang、Roxanna

    Myhrum、Ayelet Oz和 Dharmishta Rood。在工业合作的研究方面，卡罗

    莱娜·罗西尼(Carolina Rossini)的表现非常出色，他组建了一个研究人

    员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报告。对于这些协作研究

    工作，以及正在进行的还没有整合到本书中的众多协作研究工作，我要

    特别感谢劳拉·米亚科娃(Laura Miyakawa)，她是万里挑一的项目经理，确保我的研究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

    过去几年，我一直在努力分析和综合众多领域的大量素材，我因

    为有机会出席各地的各种研讨会而受益匪浅，从同事的深刻见解中也获

    益良多。在整个研究工作中，萨姆·鲍尔斯(Sam Bowles)一直给予我

    极大的鼓励。2004年，他邀请我去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参

    加关于行为和制度共同进化的多学科研讨会。他鼓励我从多个学科进行

    研究，这部涉及多学科的书稿的完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萨姆·鲍尔斯

    的启发。我第一次发表关于人类合作体系总体框架的公开报告，是在

    2008年1月夏威夷系统科学国际会议上(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邀请我参会的是约翰·希利·布朗(John Seely

    Brown)——不论我什么时候见到他，他的眼里都透着想要颠覆一切的

    光芒。他就是一个圣人。许多年来，他的智慧和洞见对我产生了无以估

    量的影响。我非常幸运地参加了一个由邓肯·瓦茨(Duncan Watts)和迈

    克尔·卡恩斯(Micheal Kearns)组织的“大众生产和体系设计”工作小

    组，这个小组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真知灼见。在2008年参加托宾

    项目(Tobin Project)会议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可以将合作应用到法

    律体系的设计上，我非常感谢戴维·莫斯(David Moss)邀请我参加那个

    项目研讨会。2009年，我有幸跟戴维·帕克斯(David Parkes)一起组建

    了拉德克利夫研究院(Radcliffe Institute)“合作与人类体系设计”探索研

    讨小组，尝试着把研究非计算系统的人、研究计算机理设计的人和研究

    合作的人组织到一起。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Mahzarin Banaji、IrisBohnet、Amy Bruckman、Yiling Chen、Joe Konstan、Pete Richerson、Charles Sabel、Luis von Ahn，还有我前面提到的几个学生和同事。这个

    小组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前不久在苏黎世进行的一次

    谈话，让我有机会从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和斯蒂芬·贝克托尔德

    (Stephan Bechtold)那里获得极有价值的见解。最近的一次谈话也是在

    圣塔菲研究所进行的，我也从中获得满意的收获。我在圣塔菲研究所的

    公开演讲试图把两方面都做好：既要让这些对所讲内容有兴趣的、富有

    思想的、其他专业的听众能听明白，又不在自然科学和行为科学方面出

    错太多。听众一直坚持到演讲结束，而且没有打瞌睡，这是个好兆头。

    科学家们似乎也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这也是个好兆头。在这次谈话

    后，我幸运地与戴维·克拉考尔(David Krakauer)和默里·盖尔曼

    (Murray Gell-Mann)进行了交流。戴维·克拉考尔帮助我对进化生物学

    的一些内容进行了完善，默里·盖尔曼帮我确认了演讲没有什么离谱的

    地方。以后又会怎样呢？我们拭目以待。目录

    推荐序一 养大一只企鹅

    推荐序二 人，到底是无私的，还是自私的？

    推荐序三 人性的较量

    前言 合作，互联网发展的下一个方向

    引言 合作是人的天性

    “利维坦”与“看不见的手”之间的轮回

    为什么利己主义神话仍在流传

    合作是有效管理经济与社会的第3种模式

    01 实现合作的7大关键要素

    第1章 关键要素1基因和文化的协同进化

    合作的进化机制

    把爱传出去

    群体选择是一种有效的进化机制

    基因和文化对合作的影响

    第2章 关键要素2心理影响与社会影响

    从心理学视角看合作

    透过“框架”看世界

    社会资本、信誉和社会感染，改善合作的3大社会动力

    第3章 关键要素3共情和群体认同

    共情的力量

    群体认同的力量

    减少犯罪的“社区警务”

    第4章 关键要素4沟通

    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行动

    信赖与沟通成就了“宗申摩托”

    “社区感”成就了Zipcar和沙发客

    第5章 关键要素5公平

    “意图公平”优于“结果公平”

    “抓阄”和“先到先得”所体现的公平

    与员工愿望相一致的薪酬体系是公平的

    第6章 关键要素6道德与行为规范

    音乐下载，将公平与遵从结合在一起的威力

    公地悲喜剧维基百科的中立观点

    自治与行为规范

    道德承诺与原则性行为

    第7章 关键要素7动机导向的奖惩制度

    奖励的“挤出效应”

    为爱还是为钱

    开源软件行业不一样的公平报酬

    惩罚的困惑

    02 互联时代的合作、共享与创新

    第8章 谁先合作谁胜出

    丰田做对了什么

    维基百科VS《不列颠百科全书》

    为什么开源软件发展得这么好

    歌迷自愿为下载音乐买单

    结语 如何养大一只企鹅

    译者后记西南航空的运营管理，丰田公司的车间管理，芝加哥的社区警务

    计划，维基百科或者Linux，它们有哪些共同之处呢？这个问题

    的答案是：它们都依靠人与人相互合作的体系，而这种体系不是完全依

    靠薪酬激励、惩罚或者层级控制运转的。丰田公司以便于彼此协作为原

    则进行车间布置，在信赖与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供应商管理体系，而

    不是通过工艺工程师和竞争性招标来严格地确定供应商。二十多年来，丰田模式一直被视为最伟大的创新，很多人认为这是丰田汽车公司成长

    为世界最大汽车制造商的主要原因(只是最近才遇到了一点麻烦)。类

    似地，西南航空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它的竞争对手，它以相对自治、高

    度信任、公平对待为基础，在员工中培育团队协作精神。二十多年来，芝加哥警方不是更努力地打击犯罪，而是致力于建立社区警务模式，住

    在附近的居民和警察齐心合力，更有效地阻止犯罪。维基百科完全依靠

    志愿者维护内容，任何人都可以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知识，没有报酬，在

    内容编辑方面不受控制。开源软件Linux则依靠志愿者和有偿贡献者的

    广泛合作，成果由大家共享而不是仅仅归属于某个人。

    这些组织的运作方式，完全违背了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关于人类动

    机的最基本假设：从本质上看，人是自私的动物。几十年来，经济学

    家、政治家、立法者、企业高管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一切行为都表明，所

    有的体系和组织都必须围绕激励、奖励、惩罚来构建，似乎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达成公众的、公司的或者社区的目标。

    ● 如果你想要减少犯罪，就要加大惩罚力度，就像加利福尼亚

    的“三振出局法”(three-strikes laws)一样：如果某个人有三项重罪指

    控成立，就会被判处终身监禁。

    ● 如果你想让员工更努力地工作，就要将报酬与绩效挂钩，并密

    切监督他们的工作效果。

    ● 如果你想让高管为股东的利益考虑，就要分给他们一些股份。

    ● 如果你想让医生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就要警告他们不好好履行

    职责会吃官司，这样，他们就会因为害怕打官司而善待患者。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道理：我们的所作所为都为自身利益所

    左右，因此，监督、奖励、惩罚是必不可少的。可是，我们身边随处可

    见的真实情况却是人们以协作的方式开展合作与工作，做事稳妥，行为

    公正，为人慷慨，关心他们的群体或团队，总是努力做一个以善报善的

    好人。在互联网上，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比如，维基百科和开源软件就

    运转得非常成功。Linux的吉祥物企鹅Tux正在一点一点地瓦解托马斯·

    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维坦》(Leviathan)[1]

    一书中宣扬的

    人性观。

    艾伦·格林斯潘博士在2008年10月23日向美国众议院监管和政府改

    革委员会所做的证词如下。

    艾伦·格林斯潘：我们很多人，特别是我，都曾希望能够借

    助贷款机构的自私来保护股东的权益，但我们现在非常怀疑这一

    点。参议员亨利·韦克斯曼(Henry Waxman)：换句话说，你的

    世界观和你的思想意识出了问题。它不再适用了。

    艾伦·格林斯潘：确实如此。这也是让我感到震惊的地方，因为四十多年来，太多的证据表明，我的世界观和思想意识特别

    行之有效。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对利己主义力量的坚定信仰，建立在社会

    上广泛认可、长期存在，但却错误的两个假设的基础之上。

    第一个假设就是为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带来灵感的“利维坦”：从

    根本意义上和普遍意义上说，人是自私的。管理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

    政府并由它对我们进行控制，这样，我们就不会在盲目追求自利的过程

    中伤害到彼此，或是让彼此的生活陷入悲惨的境地。

    第二个假设就是亚当·斯密提出的应对我们自私的另外一个解决方

    案——“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因为人天生就

    是自私的，人的决策都是在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所以我们在自由市场

    上的行为最终将给大家带来共同利益。换句话说，在追求自利的过程

    中，我们最终将满足彼此的需要。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会为对方的利益着

    想，而是因为这样做能实现互惠互利。

    尽管他们的表述相去甚远，但是，“利维坦”和“看不见的手”的出发

    点是一样的：认为人类都是自私的。前者试图通过监督和惩罚限制人的

    自私行为，而后者则认为在市场上，自私将导致人们的行为有利于共同利益。

    西方的另一种主要政治观点来源于众多思想家的著作：法国哲学

    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

    (David Hume)的著作，亚当·斯密的另外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

    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以及无政府主义哲学家皮埃尔

    ·约瑟夫·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和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著作。大体上说，这种让人感到很舒服的观点认为，人从

    本质上看是具有同情心和怜悯心的，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在行为上表现得

    更有道德、更愿意合作或者更加慷慨，而不是仅考虑自身的利益。这并

    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圣人，而是说我们是有道德的，不必沦为政

    府“利维坦”的忠实奴隶，或者是任由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所摆布的机

    器人，抑或是致力于共同利益的、像蜂群一样的完美集体主义群体的一

    员。为了向Linux 的企鹅标志Tux表示敬意，我们将这一选择称为“企

    鹅”。“利维坦”与“看不见的手”之间的轮回

    从当代欧洲和北美的历史来看，它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一

    直在交替发展，要么走向“利维坦”，要么以“看不见的手”为基础。从17

    世纪到18世纪，欧洲的君主独裁统治都可以视为不太成功的“利维坦”，只是在程度上略有不同(仅仅是将“政府”换成了“君主统治”)。正

    是“利维坦”在履行控制职能方面的缺乏效率，让“看不见的手”和重视社

    会行为的“企鹅”得以出现与发展，但是，后者的发展或多或少有些不太

    正规。到了19世纪，随着君主统治的日趋没落和工业革命的爆发，以及

    随后的自由贸易兴起，“看不见的手”威力尽显[2]。“看不见的手”在欧洲

    和北美发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19世纪不断出现的恐慌与崩溃，让它的

    威力逐渐削弱。1929年，随着市场的崩溃和大萧条的来临，“看不见的

    手”忽然失效了。

    随后，钟摆猛烈地向另一个方向摆去。在德国，工业化进程因为

    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遭受沉重打击。而俄罗斯则完全否定了过去，直接从

    沙皇的昏庸统治转向斯大林模式。于是，“利维坦”化身为法西斯主义，昂起它丑陋的头，表现出空前绝后的残忍。在美国、英国和其他自由民

    主国家，“利维坦”则以和善的面目出现：迅速发展起来的福利制度和形

    形色色的政府机构——美国出现了“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西

    欧也出现了类似的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不良的官僚作风、畏手畏脚和效率低下，钟摆又开始回摆。到了20世纪80

    年代，我们再次完全倒向自由资本主义：里根和撒切尔政府，以效率和

    自由贸易为目标的欧洲共同体，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

    了一系列政策主张，被概括为“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看不见的手”似乎取得完胜。甚至连比尔·克林顿和托尼·

    布莱尔领导的美国和英国的中左翼政府，都在忙于废除福利制度——以

    私营的、基于市场的组织代替政府机构，撤销对曾在纽约和伦敦昌盛一

    时的金融市场的管制。弱化国家作用并让位于市场的利己主义的趋势在

    乔治·布什时代达到巅峰。毫无疑问，我们今天正面临一场新的危机，由于我们盲目相信利己主义力量和我们通过激励与回报有效驾驭它的能

    力，我们的经济体制几近崩溃。

    我们该走向何方？既然“利维坦”把持的命令控制体系和自由市场上

    的“看不见的手”都不能有效地管理社会，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以合作为

    基础的体系，除了能为我们带来自由的操作系统或者全球在线百科全

    书，还能为我们做什么呢？“企鹅”能否为我们带来稳定、有效的社会和

    经济体系，让我们冲出这一残酷的怪圈呢？

    我相信它能。

    在整个20世纪，工商管理、人类学、心理学、人类进化学、经济

    学、政治学和法律等众多领域的学术研究都是针对如下困惑的：我们该如何构建我们居于其中的体系呢？毕竟我们的生活受到各种各样的体系

    的束缚。

    例如，车间与大卖场这样的商业体系，知识产权保护法或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体系，互联网或者道路与桥梁等技术体

    系，行政管理体系(有些是国有的，如老年保健医疗；另外一些

    则是非国有的，如艺术与文化基金会)，学前教育和大学科研实

    验室的教育体系，以及朋友关系网络这样的社会体系，等等。

    不管它们的目标是提高效益，完善法律和统治，促进科学进步，还是仅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更快乐，优秀的科研人员和思想家，都一直在寻找改进这些体系的方法。在20世纪的前60年，大多数体系都

    是大型的、层级的和控制型的。在美国，这种趋势始于公司。20世纪

    初，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这本著作提出的管理方法，是

    对每个人的每个动作进行描述、定时、测量和监督，确保动作的效率最

    高，将每个工人简化为一个设计完美的体系中的一个可以被控制的零件

    ——由上层权力控制。

    亨利·福特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方法，并将其应用到生产线上。最

    后，这一思想方法渗透到很多领域与行业，工厂车间和办公场所，到处

    都是它的身影。这种思想认为，工人从本质上说就如同机器人一般，只

    有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他们才能完成好给定的任务。这种自上

    而下的层级管理方法后来又应用到公共领域。进步时代(ProgressiveEra)建立的“罗斯福新政”管理机构，就是建立在如下假设基础之上

    的：相对于不负责任的市场来说，专家机构能够更有效地制订计划。这

    个新政直接导致了1929年的股市崩盘。欧洲走的则是另一条路。命令控

    制体系首先从政府机构兴起——普鲁士的俾斯麦(Bismarck)是先行

    者，后来才进入商业领域。但是，尽管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有所不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一个事实是极为清晰的：在美国等国家，层

    级组织在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已成为主流。社会学之父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在20世纪初，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20世纪中叶，先后做出预言：未来将会由更加庞大、控

    制更严格的政府机构主宰——也就是形形色色的“利维坦”。

    在其后的40年间，随着政治对抗、理论争端的加剧，以及实践的

    增加，集中式体系明显向市场和模仿市场的方向发展。简言之，“看不

    见的手”又重回世间，它不只出现在象牙塔和华盛顿的议政厅，也现身

    于商业和社会生活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转变源于“冷战”(Cold

    War)——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但是，引发

    这种转变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管理日益复杂和相互关联的经济与社

    会时，以控制为基础的体系越来越无能为力。随着全球贸易的发展以及

    技术进步，不计其数的新行业、新公司和新产品进入市场，层级体系在

    其中越来越难以胜任。另一方面，基于市场的体系似乎并不需要如此严

    格的监控。相信市场有效性的那些人，通过建立激励体系让我们把事情或多或少做得更妥当一些，这是我们能感受得到的。这时，人们认识到

    这是做生意的好方法，非常经济又特别有效。于是很快，“看不见的

    手”迅速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主流方式。20世纪末，随着技术发展的突

    飞猛进，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广阔、变化万千的世界。经济学家和

    企业开始应用比亚当·斯密当初提出的模型更加纯粹的人类自私模型，寻求更多的放松管制，在更大程度上把职责交给完全竞争的市场，让利

    己主义为公众利益服务。我们甚至开始接受这样的思想：我们天生的自

    私本性，不仅适用于商业世界，或者说市场，而且也适用于社会生活，以及爱与家庭。此时，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于是，我

    们开始将人的行为仅仅看成是对奖惩的理所当然的机械反应。

    但在最后10年，一系列变化促使纯粹的自私理论发生了根本转

    变。首先，企业开始学习丰田公司的经验，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较于美国的竞争对手，丰田汽车公司在美国的工厂在生产率提高和质

    量改善方面远远走在了前面。高新技术产业不太主张正式化，反而更加

    关注自治、创造性以及社会性活动，谷歌就是讲究人性化的一个很好的

    例子。越来越多的商学院课程和企业本身，都开始重视和尝试采用新的

    组织模型，它们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模型，也不是过去认为必不可

    少的层级模型。这些模型是基于以下假设建立的：在合适的条件下，人

    们会选择合作和协作，以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这也是他们自己的愿

    望。更为重要的是，网络上“大众生产”(peer production)的兴起——自由与开源软件、维基百科、“每日科斯”(Daily Kos)或者 Newsvine这

    样的“协作公民新闻”(collaborative citizen journalism)网站，Facebook

    和Twitter这样的社会网络引发了一种合作文化，这在5年或10年前是不

    可想象的。这些变化不会发生在社会的边缘，只会发生在硅谷这样的地

    方，代表着社会与经济发展趋势的最前沿。最后，企业开始注意到这种

    变化，并观察其发展动向。依靠志愿者的贡献而运作的网站都非常成

    功：维基百科的访问量在互联网上位列第7或第8，每个月它在全世界范

    围的独立访问页面量达到3亿。像IBM这样的传统企业，以及像谷歌、Facebook、红帽(Red Hat)或者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这样的新兴企

    业，都有实力试用这些新模型，找到通过“吸引人”获利，而不是控制人

    的新方法。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发生后，甚至连一些市场自由主义的忠

    实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市场激励至上模型”(Market-incentives-

    above-all)是有缺陷的。

    社会上的彼此吸引和建立协作关系，能够激励我们达成富有成效

    的结果，这种更加乐观、充满人情味和人文气息的观点所影响的范围远

    不止商业领域或者是网络环境。像维基百科和Linux这样通过协作努力

    而获得的成功，与芝加哥市全市范围的社区警务模式[3]

    是类似的。美国

    中央情报局的在线协作平台——情报百科(Intellipedia)也采用类似的

    模式。如此众多的领域都采用合作体系，让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界的研

    究人员重新燃起了探索合作机制的热情。他们想，也许自私根本就不是

    人类的天性。经过众多科研人员的努力，我们在心理学、组织社会学、政治学、实验经济学以及其他一些领域找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实际

    上，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更善于合作和无私的，或者，至少不像大多

    数经济学家之前所认为的那么自私。这不仅仅是理论，很多实地研究

    已经找到了实实在在的合作体系，与以激励为基础的体系相比，它们往

    往更稳定，也更加有效。即便是在人类生物学的研究进程中，进化生物

    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正不断发现“人类善于合作”在神经方面，以及遗传方

    面的证据。尽管这听起来有些违背我们的直觉，但是，更多的证据表

    明：进化实际上偏爱愿意与他人合作或者帮助他人的人，即便这会让

    他们付出代价。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

    实际上，通过众多学科对多个社会所进行的研究，一个基本模式

    出现了。在任何一个实验里，一小半人(大约30%)的行为让人觉得他

    们好像真的很自私，就像主流思想所认为的那样。但是另一方面，几乎

    一半的人会表现出合作行为，而且始终如一、态度鲜明。在这些人当

    中，有些人的合作行为是有条件的——他们以善报善，以恶报恶。另外

    一些人则是无条件的合作者，或者称为利他主义者，即便需要个人付出

    代价，他们也要与他人合作。通过针对地域广阔、类型众多的人所做的

    大量实验，人们得出如下结论：实事求是地说，在受控条件下，没有哪个人群有半数以上的人总是表现出自私行为。

    你可能在想，实验室的结果还不错，但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来

    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当前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层

    级企业模式、惩罚性法律体系、基于市场的方法及教育，往往是根据错

    误的模型设计出来的。这些模型定义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定义了我们

    为何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行为。我们不需要“认为每个人都是利己主

    义者，他们只有欲望和偏好”的体系。采用控制或者说“胡萝卜+大棒”的

    办法来激励大家是无效的。为了激励大家，我们要依靠参与、沟通的体

    系，使大家拥有共同的目标和认同感。换句话说，组织最好能帮助我们

    展现心灵深处协作、慷慨的一面，而不是认为我们的行为都是出于自

    利。我们将会看到，试图基于利己主义构建体系，比如物质奖励或惩

    罚，有时会适得其反地导致生产率降低，还不如采用纯粹的社会动机导

    向方法。为什么利己主义神话仍在流传

    如果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协作的力量和光明的未来，为什么我们

    仍然坐在会议室里，聆听演讲者的一面之词呢？他们通过图表解释说，自由Linux的成功只不过是市场暂时的不完美所导致的，一旦定价系统

    正确地发挥作用，它将不复存在。尽管竞争对手微软的电子百科全书

    (Encarta)业务最近已经宣告失败，但维基百科的未来不可能会被这个

    或那个新赢利模式所取代。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华尔街“看不见

    的手”仍比其他选择更好吗？

    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仍有这么多人还在坚持“人是自私的动物”这一

    让人不舒服的观点呢？为什么我们对众多的否定证据视而不见呢？为什

    么我们总把人类往最坏处想呢？我认为有四个原因。

    ●第一，关于人的利己主义假设是部分正确的。

    ●第二，从历史上看，自私和自利观念太深入人心了。

    ●第三，对于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希望给出简

    单而清晰的解释，即便这些简单的解释是错误的。

    ●第四，是习惯的力量让我们的感觉与思索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下面我们对每个原因做更加详细的解释。

    部分正确

    人都是自私的这一观念之所以流传久远，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它并非完全错误——只是在很大程度上是错的。我们都经历过选择的两难时

    刻：一方面是对自己有利的，另一方面是对他人有利的。我们中的很多

    人有时会向自身的利己主义低头。在很多自私的故事中，都不难发现我

    们的身影。而且，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当中有相当多的人不时会展现出

    自私行为。据统计，我们约有13的时间都是在跟自私的人打交道——

    如果我们不能找到应对这种利己行为的方法，结果往往很糟糕。因此，如果我们自己有时在行为上有自私的表现，又频繁地与自私的人打交

    道，就容易对人性形成一般化的结论，并觉得专家们关于利己主义普遍

    存在的观念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关于人类利己主义的观点仅仅对了

    一半。不错，有些人是自私的，但是，只有少数人才总是自私的，而

    且，我们中的有些人根本就不是利己主义者。这些一般化的结论，既没

    有考虑我们所有的自私行为，也没有考虑所有因他人的慷慨而让我们受

    益的行为。这让世界显得更为复杂和模糊。因此，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

    是：如何才能充分利用与他人交往带给我们的好处，同时避免受他人伤

    害的巨大风险。

    历史

    “人总是自私的”这一观念历史久远，但近年来才成为人类行为科学

    理论中的主流。这一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开始兴起，并在随后的

    30年里越来越受欢迎。换句话说，“人类只会对自由市场体系的处罚与激励做出反应”这一观念，在冷战期间日趋流行——冷战是指苏联和美

    国之间关于全球争霸的较量，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和私营企业与社会主

    义和集体主义之间意识形态的斗争。

    在冷战期间，任何发表反对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言论的人，不

    管说得多么轻微，都将被视为背叛者：与危害西方社会的险恶敌

    人站同一立场的共产主义分子。在红色恐慌(red scares)、黑名

    单、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和罗森堡夫妇(Rosenbergs)时

    期，一个人要有充分的理由和勇气，才能对关于人的动机和行为

    的科学理论提出质疑，因为它们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在整个邪恶

    帝国(Evil Empire)时期，对这种观念的批评依然存在，但在很

    大程度上已不是主流。

    简单性

    人们都喜欢简单的解释，这让我们能对深奥、复杂的世界有一个

    大体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些前后一致的说辞，有助于我们把众多不同

    的事实、想法和深刻理解串起来，让我们能够预测到如果我们做X将会

    出现什么情况，或者，如果在Y下面找找看，我们将会发现什么。有些

    认知心理学著作称之为“认知流畅性”(cognitive fluency)——我们倾向

    于记住因为简单而容易被人理解和记住的事情，并对此情有独钟。我们

    似乎对简单的解释有强烈的偏好，因为简单的解释会给出简单的答案。

    例如，如果收成不好，一定是上帝生气了。甚至在科学理论上，爱因斯

    坦也曾说过这样一段名言：“事情越简单越好，但不要过于简单。”关于

    人性的直接而又不复杂的理论，往往将我们的行为简单解释为对处罚和激励的简单反应，而且这种反应是能够预料的。这种理论的好处是，我

    们不必去深究难于理解甚至是令人烦恼的行为。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

    样的理论竟然很受欢迎。事实上，我们的实际体验要复杂得多。就像颇

    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所说的那

    样：“我们知道的远比我们说出来的多。”将我们“能说出来的”东西当做

    我们知道的东西，这种倾向将导致我们根据了解不深，甚至是与我们的

    直觉相悖的简单模型制定组织战略、法律和技术体系。

    习惯

    到目前为止，大约有两代人所受的教育以及社会交往经历都会告诉

    我们：人是自私的。如果你找到一大群人，问他们是否认为人从本质上

    说是自私的动物，他们可能会向你提起非洲的“和平队”志愿者，联合劝

    募协会(United Way)，或是为加尔各答穷人提供帮助的特蕾莎修女

    (Mother Teresa)。但是，如果要他们一定说真话，每个人可能都会承

    认这些只不过是例外。打开电视或者翻开报纸，你不可避免地会听到或

    者看到这些名词：“激励”、“股利”、“得分”和“基准”。在任何情况

    下，“这对他(她我们)有什么用”都是人们心里想的第一个问题。我们

    一旦对于自己及自身的行为形成一定的思考习惯，在解释碰到和收集到

    的证据时，就会倾向于使其与我们已确立的观念和假设相一致，忽略一

    部分，强调一部分。在习惯的力量作用下，我们关于人性的错误信念和思考方式得到强化，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们的心里扎下根来。

    不过，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我们凭直觉就已知道，我们并不总是自

    私和理性的。我们教育孩子要分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对别人要友好，要遵守黄金规则(Golden Rule)。我们都有过爱上一个人的经历，为了

    爱，我们可以做出疯狂的、不理性的牺牲，即使是经济学家也会如此。

    在火车上，我们将座位让给老年人或者残疾人；为身后的人扶好电梯或

    房门；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我们做了很多从直觉上看是正确的事

    情，而不是因为这样做会给我们个人带来好处。换句话说，我们的行为

    方式证明了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无私的，而不是流行的人性观所认为的

    那样。

    那么，我们该怎样解释我们每天都会表现出来的无私行为呢？对

    于我们与生俱来的同情感、公平感，或者做正确的事的意识，我们又该

    怎么解释呢？

    第一，我们既不是机器，也不是自私的野兽，而是有道德感的

    人。正是道德规范让我们超越了理性计算和自利。毫无疑问，为了救出

    游泳池中溺水的孩子，大多数人是不会在意毁了一套漂亮衣服的。这是

    我们的良心使然。而且，我们不但受自己内心道德规范的驱使，还承受

    着社会道德规范的影响。在大多数文化背景下，不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价值观念，其中一点都是帮助他人及与他人协作。就像诺贝尔奖获得

    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理性的傻瓜》(Rational Fools)中

    所写的那样：我们实际上是在履行承诺——对自己，对他人，或是对一

    套信仰或价值观念。他这本写于1977年的书向经济学提出了有力挑战。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些承诺对我们的决策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它们好像专门与我们的物质利益作对。

    第二，我们是社会性动物。我们往往要在社会环境下与他人相

    处，并且要与我们特定文化的价值观保持一致。有时，我们这样做是有

    意识的，也可以说是“自私的”，因为这是权宜之计——我们总是试图取

    悦自己，或者说试图表现得友善或者乐于关心他人。但在另外一些时

    候，我们并不清楚什么是与他人交往时的合适之举，因此，我们本能地

    从周围的那些人身上寻找一些可参考的信息。不过，我们通常按照我们

    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去做，因为这样我们能获得一种认同感，或者说，能体现群体、社区或国家的团结。这些因素驱使我们一次次表

    现出良好的行为——帮助他人，或者致力于某个共同目标，即便要付出

    一些代价也在所不惜。

    第三，我们表现出无私的行为，是因为我们都是有感情的人，就

    像我们都是理性的人一样，感情甚至会超越理性。我们的需要和希望

    是极为复杂和多变的，并不只是希望获得最大程度的快乐和最大收益那么简单。最后，这些感情动机开始在其他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

    在乎什么是正确的和公正的，我们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得到同龄人的赞

    赏，这样我们就能获得社会群体的归属感。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已经习惯

    于将人的行为看成一系列供求曲线，或者说一系列X值和Y值，但即便

    是他们，最终也承认了感情、社会和道德动机的威力，并开始提出新的

    经济理论。

    承诺合作并不是某种不现实的乌托邦幻想，在有关行为科学的一

    些最杰出的著作和最缜密的研究成果中都能找到合作的身影。我要努力

    让大家摆脱现有人性观的束缚——所有人的行为动机都离不开利己主

    义。我们要尽可能地完善现有的人性观。做起来可能不太容易，因为这

    是在向我们固有的观念发起挑战。但是，证据会支持你们的。我们该承

    认这一点了，并且要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合作是有效管理经济与社会的第3种模式

    我相信，是时候打破自私神话了，我们要把人类的合作行为视为

    威力无穷、潜力巨大的积极力量——它本来就是这样。我们的社会正经

    历着技术、商业、思想意识和科学等方面的重大变革。随着时间的推

    移，我们的观念、趋势、实践和习惯都将趋于一致。任何一个相对稳定

    和具有良好一致性的体系，无论是一个经济体、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社

    区，当经历剧烈变化的时候，都会出现新的灵活性，并以宽广的胸怀接

    受我们对世界的各种新的解释和组织方式。这种方式要求我们对过去的

    行为进行反思，并尝试新的行为，以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2008年的经

    济崩溃唤醒了我们：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其实并不可

    靠。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都要成为社会主义者(就像有些人建议的那

    样)，它只是告诉我们，应该敞开心扉，虚心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对于

    不受约束的市场来说，“看不见的手”也许并不是对真实市场和人类实

    际行为的最佳解释。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寻求其他方法，我们可以利

    用合作和协作来改进我们身居其中的体系，而不是固守着对这些系统

    的苍白无力的解释。

    世界的变化真是太快了。现在，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我们比之前更需要学习如何相互依靠。我们身边让人惊叹的新事物并不

    总是那么令人不开心。就拿互联网来说吧，它无疑是工业革命以来最新奇的事物之一。几年前，当我写上一本书的时候，我试图在500多页的

    篇幅中事无巨细地阐述互联网的方方面面：比如，互联网是一个基本的

    和长期的改变呢，或者只是查询、共享和传播已存在信息的一个新颖快

    速的工具呢？我的体会是，互联网已经将社会的、非市场化的行为由工

    业经济的边缘带入全球化、网络化信息经济的核心地带。信息和新闻，知识和文化，计算机辅助的社会与经济互动，从方方面面奠定了我们生

    活的基础——从追求民主与全球公正，到商业与媒体的最新发展趋势，再到最先进的经济体系中的重大创新。在如何建立社会的信息和知识基

    础方面，互联网带来了一场革命。

    互联网上社会生产的兴起，为我们提供了不计其数的协作平台，它们比过去的平台更新颖，成本更低，回报也更多。在互联网上，人们

    每天都在为合作而义务地忙碌着。我们通过在谷歌上查询信息的方式向

    陌生人求助，我们从现在不认识、将来也不会认识的人那里获得答案。

    我们这样做不需要任何理由，而且是免费的。我们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好

    主意，接受他人提出的好建议，所涉及的事情真是无所不包，比如，看

    什么电影，到哪里去买二手自行车，或者如何治疗孩子的病，等等。通

    过维基百科、博客或者Twitter，我们自愿贡献出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不

    图任何回报。网络的匿名特性让我们有充分的安全感，因此，我们会毫

    不犹豫地加入支持群体，以面对那些原本要独自面对的问题；我们寻找

    有共同兴趣的人，不然的话，我们只能在离线状态下独自玩味；我们通过相互帮助扩大自己的专业网络，甚至可以与相距遥远的人进行头脑风

    暴，以解决社会问题，或者为医药公司不关注的疾病找到治疗方法。换

    句话说，我们利用各种途径将我们自愿的、有益的行为与日常生活融为

    一体——我们把他人在相关领域的贡献拿过来为我所用，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最为简单而清楚的一个事实是：全世界访问最频繁、导入

    链接最多的20佳网站几乎都是谷歌和雅虎等搜索引擎网站，Facebook这

    样的社交网站，或者是由用户创建内容的信息资源和娱乐资源网站，如

    维基百科、YouTube或者Flick等。无论在谷歌上搜索什么，如果你看一

    下排在前10位的搜索结果，一定会发现很多提供最终答案的非营利网

    站，这些网站都是个人化的、完全免费的和公开的。我们看到，越来越

    多的软件开发商、企业家和民间社会组织都尝试建立在线系统，供人们

    合作互动，效果非常不错。

    毫无疑问，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和科学

    发展的步伐。所有这一切，都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由仅仅关注效率转向

    思考该如何重视学习与创新。只有在反应迟缓的市场上，效率才能让你

    保持领先。如果你不知道明天的竞争对手在哪里，不知道哪些东西你不

    知晓而你的对手了然于心，你就要不断学习和实验。无论怎样深思熟

    虑，这都是命令和控制无能为力的事情，激励政策也无济于事，因为创

    造性与领悟是无法监督与测量的。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认识到，一定要把员工和经理和生俱来的积极性——人类行为的道德、社会和感情驱动

    力调动起来，而不能仅仅依靠物质奖励。这不仅能让员工更快乐、更有

    成效，还可以通过促使竞争对手建立和应用他们自己的合作体系和技

    术，将合作行为传播到整个行业。

    我想，现在我们就该行动起来。我们一定能把人类的合作潜能发

    挥到极致——让我们的企业赚更多的钱，让我们的经济更有效率，让科

    学突破更加迅猛，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安全、快乐和稳定。时间的紧迫性

    不仅体现在社会领域，也包括科学领域。今天，更多的证据、理论和合

    理性(legitimacy)都告诉我们，自利仅仅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驱动因

    素，仅仅是一部分。尽管在我们的周围合作行为随处可见，但是，仍有

    很多谜底在等待我们去一一揭开。

    我希望本书能拨开迷雾，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心中已有的动机

    和习惯。我希望通过展示颇具说服力的证据——不仅有来自现实世界

    的，还有来自生物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能够帮助大家摆脱自私普遍化

    思想的影响，并为大家提供关于如何设计我们居于其中的众多体系的新

    观点和新方法：从最简单的企业实践，到最复杂的教育模式，以及在法

    律上和技术上错综复杂的管理办法，比如，无线通信、创新和创意的知

    识产权管理等。

    合作洞察几十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利用人们的自私倾向设计体系，而

    忽视了社会上随处可见的众多合作潜力的反方向影响。其实我们

    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以这样设计体系——法律上的或技术上

    的，公司的或民事的，行政管理上的或商业上的：让我们的人性

    得到充分表达，让我们的努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带来更大的希

    望和可能。

    我完全确信这一点。我并不是在向你们推销幼稚、盲目乐观的世

    界观。我提出的证据中，也包括那些经久不衰、不断重复的发现：有些

    人会表现出自私行为，有时候会在意自身的利益。而且，不论我们怎样

    看待自己的自私特性，在某些情况下，几乎所有人都会深深思索，并且

    说：“当然，我将考虑实际的物质回报。”我们知道，惩罚与奖励能够促

    进想得到的行为，但我们还知道，它们也会起反作用，抑制我们心灵深

    处渴望合作的社会动机。我们知道，同样的激励政策，无论是固有的，还是外部强加进来的，不会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有效。人以群分，这

    是很自然的事情。有的人在行为上更偏向于与他人合作，因此对于各种

    各样驱动合作的因素有强烈的反应，另外一些人却不是这样。我的目的

    不是描绘一个幻想出来的世界，在那里，我们假装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

    的生灵。我只是说，从总体上看，人们在有些情形下会作出合作性的反

    应，而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却会表现得很自私。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出设

    计体系的办法，让这种体系在最大程度上鼓励、促进和长期保持合作的

    行为。

    在后面几章里，我将要回顾一下过去50年来前辈们在与人类行为与动机相关的几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虽然关注的范围广泛，但会对合作

    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进行深度挖掘，比如：共情和团结的影响，正确与

    公平处事的驱动力，以及我们与大家的惯常行为保持一致的愿望。这些

    相关领域包括：进化生物学、实验经济学、心理学、组织社会学和神经

    系统科学。我还要从现实世界中寻找有益的东西，比如：电台司令乐队

    (Band Radiohead)的在线定价(或者非定价)结构；奥巴马的竞选成

    功；丰田和谷歌等公司的案例研究；“龙虾帮”要面对的残酷现实；既追

    求社会公正也追求效益的公司行为，等等。这一切都为在复杂多变的环

    境下如何引导和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对于我们最终将成为怎样的人有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种观点，不但让人觉得不舒服，也预示着

    我们最终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本书的目的是，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让人们

    对自身有一个更加均衡的认识。我并不是说我们都是圣人。自利与合作

    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恰恰相反。价值判断的独立性、自治、资本主

    义、个人主义并不一定会让我们成为自私自利的、自负的和缺少善心的

    人。合作与获利可以共存。承认这种二元性，想方设法围绕这一特点重

    建我们的社会，并让其服务于个人、公司和社会目标，这不仅是可能

    的，也是必需的。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应该这样去做了。

    [1]

    Leviathan在《圣经》中是象征邪恶的一种怪兽；在《希伯来圣经》中是一头强到足以与撒旦

    相提并论的强大怪兽；在《约伯记》中是一头性格冷酷无情的巨大怪兽。Leviathan也可译为“利维坦”。——编者注

    [2]

    英国所遭受的负面影响首屈一指，恩格斯和查理·狄更斯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3]

    此后，这种社区警务模式也被其他地区积极采纳，截至1999年，全美国范围内超过5万人的

    社区中有34以上的社区都采用这种社区警务模式。自奥古斯汀时代以来，科学家、学者和神学家等都将“自然之

    书”(the Book of Nature)视为理解上帝意志的窗口。几个世纪

    以来，这种做法为早期的现代科学提供了庇护，这样，研究者就可以放

    心地开展工作，免受宗教狂热分子的轻视或怀疑。过去的150年里，人

    类进化生物学延续了这一传统：从自然科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的角

    度讨论我们自身的核心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人天生就是自私的或

    者利他的吗？从根本上来说，生活是竞争性的零和博弈，还是合作的舞

    台？从本质上看，世界是人人平等呢，还是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根

    本就是一个由等级高的人和等级低的人所组成的层级社会呢？

    距离当今最近的争论要回溯到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ts)时代。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创造性地提出

    了“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这一说法，来表示“只有适应性最

    强的物种才能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这一思想，并用这一思想为19世纪

    的自由产业资本主义(laissez-faire industrial capitalism)辩解。弗朗西

    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将其作为优生学的基础，认为人类能够而

    且应该通过选择性生育来改善自身。众所周知，这一观点被纳粹德国用

    来为他们的种族灭绝政策进行辩解。但从好的方面来看，很多国家也因

    此打下了“科学”与“进步”的政策基础，包括美国。20世纪20年代，美国弗吉尼亚州以“科学”的名义强行为智障妇

    女做绝育手术。美国最高法院支持这一政策，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

    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大法官写道：“强制接种的准则，同样适用于输卵管结扎。三代低能已经够多了。”女人就应该待在家

    里，天生智力低下的人属于下等人，犹太人贪婪或者黑人是下等

    人，所有这些观念都以科学的面目出现。

    今天，人们在讨论人类道德生物学时，都不会忘记这段历史。我

    们决不能忽略下述事实：在当代文化中，“真理仲裁者”——科学的进步

    往往会导致我们放弃道德判断，当“尖牙利爪尽带血红的自然”叫嚣着反

    对我们的信条时，我们通常的想法是，应该再思考一下我们的信条，而

    不是我们对人性的解释。

    在这场横跨一个世纪的“先天还是后天”之争中，如果说社会达尔文

    主义站在“先天”一边的话，那么，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就是站在“后天”一边。他不是根据生物学，而是从文化的角度解

    释不同社会和种族之间人的差异，并创立了现代人类学。博厄斯以现代

    生物学为科学基础，向“某些种族、宗教和文化优于另外一些种族、宗

    教和文化”这一观点发起了反击。现代科学的先天还是后天之争的第一

    波持续了几十年，直到恐怖的纳粹主义打断了这一争论。尽管纳粹大肆

    宣扬优生学和科学种族主义，但科学与学术界最终还是于20世纪50年代

    解决了这一争端，文化几乎取得完胜。

    关于人的天性与社会性的争论，生物学家也不会总是被排除在外的。他们的回归，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再次兴起的动物行为研究热潮。

    毕竟，要想回答“为什么燕八哥要飞向夜空”“为什么旅鼠要跳下悬崖”这

    些问题，必须使用进化和遗传的专业术语。这一点不难理解。但是解释

    这些行为的进化逻辑也适用于人类吗？对于这个问题，昆虫学家威尔逊

    (E. O. Wilson)的回答最有影响。他于1975年出版的鸿篇巨著《社会

    生物学》(Sociobio-logy)，从根本上再次将进化理论应用于人类行

    为。他提出的基本观点，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在《自私的

    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以更加通俗的形式进行了讨论。

    威尔逊认为，基因与人类文化密切相关，人类行为的发展可以用

    进化力来解释，而进化力服从于遗传学。因此，进化偏爱的基因所导致

    的行为得以生存下来并进一步扩散，而另外一些基因所导致的行为则不

    能。道金斯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总体看法(broad assertion)，并将其应用

    于一直困扰我们的基本人性问题：我们“天生”是利他的还是自私的呢？

    他的书名就代表了他的观点。随后，进化心理学的先驱，例如勒达·科

    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 约翰·托比(John Tooby)和史蒂芬·平克

    (Steven Pinker)又将这一工作推进了一步。他们试图将人类心理学解

    释为大脑里的一系列进化适应，这些进化适应将用于解读特定的人类行

    为——包括广泛存在的语言本能、择偶偏好和攻击性的性别差异等。

    换句话说，威尔逊的研究成果迫使弗朗兹·博厄斯不顾一切地转向文化。但是，博厄斯的追随者很快就开始反击[1]。结果，在20世纪80年

    代，大量研究工作都在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翻版。史蒂芬·杰伊·古尔

    德(Stephen Jay Gould)、理查德·莱旺庭(Richard Lewontin)等社会生

    物学评论家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采用的是一个极为天真的适应理

    论，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我们的基因为了应对环境挑战而逐渐产生

    适应性。该理论想当然地认为，一切都是适应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相互

    作用过程中的意外之喜。科学历史学家的关注点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

    道德方面的滥用。他们警告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再度流行，将威胁到

    近年来人们在性别和种族关系问题上所取得的成果。正因为如此，在遍

    布美国的大学校园里，这种争论高度政治化。但是，科学有可能就最基

    本的人性问题给出答案的想法确实太有吸引力了，以至于科学家、学者

    和社会都无法表示反对。

    因此，我们仍在继续研读“自然之书”，寻找更进一步认清自身的有

    效途径。我们仍将在遗传学、进化和动物世界中，寻找有关人的道德、动机和行为等问题的答案，特别是“人类是否天生就是合作性动物”这一

    突出问题。举个例子来说吧。我偶然读到的BBC在线科学报告，就如同

    本章的另一个版本：“蚂蚁以合作能力而著称，它们把群体利益放在个

    体利益之上。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蚁巢实际上是不诚实、自私和腐

    败等行为的温床……”类似的标题几乎每周都能见诸报端，人们似乎热

    衷于人性的进化解释。但近十年来，转向生物学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惊喜是它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人性和社会行为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好地诠

    释了文化与遗传学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让合作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这让我们更多地想起彼得·克鲁

    泡特金而不是赫伯特·斯宾塞。克鲁泡特金在其1902年出版的《互助

    论》(Mutual Aid)一书中，讲述了动物王国的广泛合作。

    什么是“自私”的基因

    过去30年，关于进化与遗传对人类道德的影响作用，人们存在很

    大的分歧。了解分歧焦点的最好方式，就是比较一下这一时期两段最有

    代表性的叙述，它们分别出自两位杰出科学家之手。一段叙述来自理查

    德·道金斯1976年出版的名著《自私的基因》 ；另一段叙述来自30年后

    马丁·诺瓦克[2]

    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关于合作进化的评论文章。

    请注意：如果你和我一样，想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慷慨大

    度、无私合作、为共同利益而努力的社会，那就不要指望生物学

    特性能帮上什么忙。因为我们天生就是自私的，只有通过“教

    育”，大家才能明白什么是慷慨，什么是利他。我们要弄清的

    是：我们自私的基因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样，我们至少有机

    会去打乱它们的行动计划，这是其他物种从未想过要做的事情。

    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

    也许，进化的最神奇之处，就是它在竞争世界里产生合作的

    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将“自然合作”视为“突变”和“自然选择”之

    外的第三个基本原理。

    马丁·诺瓦克，《合作进化的五个规则》，《科学》(2006

    年)这两种说法的不同之处究竟在哪里呢？30年间进化生物学的变化

    真的如此之大吗？是道金斯对其进行的科学研究言过其实了，还是《科

    学》杂志的编辑和众多评论家有些心不在焉，才让诺瓦克的文字见诸报

    端？从某种意义上讲，至少前两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合作洞察

    进化生物学在最近15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合作研究的重

    新兴起和重新认识，正成为主流科学思想。尤其是在关于合作倾

    向如何发展成为人格特质的问题上，出现了两个重要概念。一个

    是对合作中互惠因素的理解大大扩展了——超越了“你为我挠背，我才会为你挠背”的观点。另一个概念是群体选择观点重新被主流

    进化理论所接纳。这种观点认为，即便某些特质对个人来说是不

    好的，它们也会进化，只要它们对个人所属的群体有利。而且，道金斯曾明确地指出，他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被误解了。“自私的

    基因”跟“自私的人”根本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在适当的条件下，如果非自私的、合作的态度和行为增加了某个人的生存和繁衍机

    会的话，它们可能就是“自私的”。

    可是，当道金斯说生物特性不会帮助我们建立一个“个体为了

    实现共同目标而慷慨无私地与他人合作的社会”时，他的真正意思

    可能是说，基因导致的是自私的行为，而不只是自身的繁衍。这

    两种表述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首先需要弄清的是，进化生物学家定义的“自私”和“利他”，与

    我们日常生活中通常理解的含义多多少少有些不同。我们可能会将拒绝

    与人分享最后一块生日蛋糕的行为，或是在解雇许许多多的工人并将公

    司弄垮之后还拿着巨额高管薪酬的行为，理解为自私行为。但实际上，按照进化生物学家的定义，“自私”行为是指创造最大机会将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的任何行为。按照这一定义，如果从“自私的基因”的角度来

    看，甚至连一些我们平时称之为“利他”的行为，也是“自私”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存在一种利他主义基因(简称“AS”基

    因)，能够让人们表现出无私的行为。如果你有AS基因的话，你丝

    毫不会在意自己为了他人利益而付出的代价，将他人从苦难中拯救

    出来会在情感上给你带来极大的满足，所以，你在生活中往往总是

    为他人着想，而不为自己考虑。我们还假设，在你生活的社会里，当人们看到这些行为时，他们会更信任你，给你更多的机会，对你

    更尊重，也许还会猜测你的父母一定是好人。因此，拥有这种基因

    的人，可能被视为非常理想的生活伴侣，这样就更有可能将他们的

    AS基因传给下一代，让他们也拥有相同的优势。

    在这个例子中，一种基因对应一种行为(假设如此)，这种行为

    从社会意义上来讲是“利他”的，但从基因和进化意义上来说，却又

    是“自私”的。这样看来，如果我们想建设一个“个体为了共同目标而慷

    慨无私地与他人合作的社会”，大多数人都一定能受惠于“生物特性”。

    今天的进化科学正在为我们提供关于合作的、新的、更加准确的

    见解。它不但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合作或者利他行为增加了个体向下

    一代传递基因的机会，还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群体能从合作实践和合

    作倾向中受益。换句话说，它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合作行为能从文化

    意义上和基因意义上传递下去。这在先天与后天培养之争的问题上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新观点。我们回顾一下探讨合作行为的一些著作

    吧，这些著作阐述了合作行为要么是由基因决定的，要么是文化教育的

    结果，要么是二者兼而有之。合作的进化机制

    关于合作为什么能改善个人基因的最简单理论，就是汉密尔顿

    (W. D. Hamilton)提出的“内含适应性”(inclusive fitness)理论，后来

    被人们称为“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这种观点认为，个体将会帮助

    那些跟他们有基因关系的人，因为这些人至少会将他们的部分基因传给

    后代。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我3岁的弟弟被困在水很浅的池塘里，快要死了。假设我身体很棒，将他救上来导致我死去的风险非常

    低。由于我们有一半的基因是相同的，因此，如果我救了他，对于

    我的基因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所以，我会毫不犹豫地去救他。但

    是，如果他在大海里溺水了，我又不怎么会游泳，那会怎么样呢？

    把他救活对我基因的好处与刚才是一样的，但现在的风险却要大很

    多。或者，更糟糕的是，如果我知道他将来不会有孩子，那会怎么

    样呢？如果他是抱养的，而我与他根本没有相同的基因，那会怎么

    样呢？如果他不是我弟弟，而是堂弟，又会怎么样呢？按照亲缘选

    择理论，他传递我基因的可能性越大，我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的可

    能性也越大。霍尔丹(J. B. S. Haldane)不带感情色彩地说道：“我

    会跳进河里去救两个弟弟或者八个堂弟。”这种利他行为——救我弟

    弟的命，最容易跟道金斯严格定义的、基因水平上的“自私”相吻

    合，因为这增加了将我的基因保留下来的可能性。

    但是，人们为那些跟自己没有基因关系的个体提供帮助，又该做何

    解释呢？这怎么能改善我们的基因适应性呢？我们可以从互惠的角度作

    出解释——这一观点认为，合作行为最终将得到回报。最简单的例子是

    直接互惠，这一观点是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提出的，他的

    研究成果让道金斯、史蒂芬·平克等很多人深受鼓舞。这一观点主要认为，如果某一个体对我们给予他的帮助，能通过反过来帮助我们的形式

    直接回报我们，那么，我们双方就会达成共识：合作比不合作要好。这

    个基本动力学特性并不局限于人类，在对动物进行的众多研究中，人们

    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其引人入胜的

    著作《黑猩猩的政治》(Chimp-anzee Politics)中，对此进行了有趣的

    研究。

    在这本书中，德瓦尔研究了耶罗恩(Yeroen)、鲁伊特(Luit)

    和尼基(Nikkie)3只黑猩猩，它们为争夺权力而不断灵活组成各种

    各样的联盟。在3只黑猩猩中，耶罗恩最年长，鲁伊特次之，尼基年

    龄最小。实际上，尼基相当聪明。他帮助鲁伊特将耶罗恩赶下台，然后又与耶罗恩建立联盟推翻了鲁伊特，并成了新首领，这听起来

    有点儿像电视真人秀。但这样做的回报是丰厚的。在黑猩猩等级社

    会中，地位代表着交配机会。耶罗恩、鲁伊特和尼基三只黑猩猩，既不是亲兄弟也不是堂兄弟。不过，它们还是找到了合作的方式，以改善它们的适应性。

    还有一个来自动物世界的例子，听起来不像是《幸存者》

    (Survivor)里的情节，倒更像是伊索寓言里的故事。我们就称其为

    《美洲獾和郊狼》寓言吧。

    在怀俄明州的国家大角鹿保护区，很多科学家都观察到了美洲

    獾与郊狼协作捕猎地松鼠的情景。郊狼跑得快，活动范围广，负责

    侦查地松鼠的行迹，一旦有所发现，它们会立刻向美洲獾发信号。

    美洲獾是地下捕猎高手，通过将猎物诱惑至断头穴而将其捕获。美

    洲獾知道在哪里挖洞穴并等待猎物上钩。这样，地松鼠就处于两面

    夹击的不利局面。即便它们有幸逃过美洲獾的埋伏而回到地面，也

    将成为郊狼的囊中之物。如果它们为躲避郊狼的追杀而藏在地下不

    出来，美洲獾将会把它们逼入绝境。如果你是地松鼠，目睹两个捕食者这种不可思议的伙伴关系，肯定

    被吓傻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位研究自然界里合作关系的科学家，你一

    定会认为自己找到了不同物种协同作战的难得案例。那么，科学家会怎

    样解释耶罗恩和尼基，或是美洲獾和郊狼这样的联盟关系呢？在这两种

    情况下，都是动物的天性导致了这些合作行为，尽管合作的开始有些偶

    然。合作让这些动物有更多的交配机会，或是更高的捕猎效率，于是它

    们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因此可以将导致这种行为的

    所有遗传物质传给下一代。实际上，这种直接互惠是再平常不过的交易

    行为了：以牙还牙(tit for tat)。如果你为我挠背——帮助我成为新首

    领或者捉到地松鼠，我也将为你挠背。

    把爱传出去

    那么，对于数不胜数的、不求丝毫回报的合作行为或者利他行为，我们又该作何解释呢？毕竟人类社会太复杂了，我们无法追踪谁为谁做

    了什么，谁为他人的善行回报了多少。而且，我们与其他动物不同，即

    便是那些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以及那些无法指望其直接回报的

    人，我们也会与他们合作，并对他们表现得非常慷慨。这也就是说，我

    们为他人做事而不求获得什么好处。我们在路边停下来帮助陌生人换轮

    胎；我们为在城市里迷路的游客指明方向；我们向那些素未谋面的人捐

    款；我们通过网络向那些我们只知道其网名的人传授知识……这些行为需要通过广义上的互惠来解释——进化生物学家称之为间接互惠。这个

    概念是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20年前在《道德体系生物

    学》(The Biology of Moral Systems)一书中提出的。

    关于间接互惠，我能记起的一个最恰当的例子要追溯到1784年

    本·富兰克林写给本杰明·韦伯(Benjamin Webb)的一封信。当时，富兰克林被这个小伙子的来信所感动，送给他一笔钱。在包着钱的

    信里，他写道：“这笔钱不是‘送’给你的，只是‘借’给你的。”可是，这笔钱确实意味着不同寻常的大爱，因为他继续写道：“当你遇到另

    外一个处于同样窘境的诚实男人时，你必须将这笔钱以借给他的形

    式还给我。”

    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些耳熟，那是因为凯瑟琳·瑞恩·海德

    (Catherine Ryan Hyde)写的一本畅销书及后来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和海伦·亨特(Helen Hunt)主演的电影的名字都是：《把爱传

    出去》(Pay It Forward)。这就像我们在孩童时玩的游戏：一个人发

    起一个让世界更美好的行动，为某个人做一件好事，然后让他们为3个

    值得信任的陌生人做些事情——“把爱传出去”，且不求回报。他们一次

    将爱传给3个人，依此类推，最后将爱传遍全世界。当然，这几乎就是

    现代版的神话故事，而且是最天真的一个。但是，它却具有非常重要的

    内涵。

    以间接互惠(把爱传出去)为基础的体系认为今天的给予者可能

    就是明天的接受者，最终，好处就像圆环一样回到最初的给予者那

    里。用道金斯的话说，就是从基因水平上说，这仍可能是“自私的”。因为这就意味着按人的一生平均计算，今天的给予者所得到的，至少与他

    所给予的一样多。但是，如果某个人破坏了爱的循环，接受了他人的善

    举而没有传递下去或是回报给人家，那会怎么样呢？正像富兰克林所理

    解的那样，这样的体系只有在没人破坏循环链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他

    在借给韦伯钱时写道：“我希望它在遇到某个无德者之前，会经过许许

    多多人的手。这个无德者让爱停止了传递。”因此，只要参与传递的人

    都是慷慨且有信誉的，“把爱传出去”也许能持续一阵子。但是，“无德

    者”很容易就能混进来，他会欣然接受他人的慷慨而从不付出。无德者

    很容易就能混入富兰克林们的队伍，除非富兰克林们拥有火眼金睛，能

    识别出他们并把他们从循环链上清除出去。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众多文化中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标志，帮助他

    们确定谁是合作者(富兰克林们的一员)，谁是背叛者(无德者)。最

    主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名声。不管是有意识还是下意识，我们总是根据

    人们先前的行为来判断他们的名声如何。如果大家都知道我是志愿消

    防员，我将赢得特别好的名声，但如果我因抢劫而被捕，我的名声就会

    非常糟糕。一旦我获得了某个名声——无论是好名声还是坏名声，人们

    就不需要对我有太多的了解，不需要知道我是否值得信赖，也就不需要

    知道我将来是否一定会以好行为回报他们。他们需要知道的只是我的名

    声。生物学家大卫·海格(David Haig)说得非常贴切：“直接互惠需要你的一张脸，间接互惠需要你的名声。”但是，间接互惠要复杂得多。

    假设我看见爱丽丝侵入鲍伯的电脑并将鲍伯账上的钱转到查理

    的账上。这看上去是一种非常糟糕的行为，对吧？但是，假如鲍伯

    实际上是一个名声很不好的坏家伙，他以完全不留痕迹的方法偷了

    查理的钱，而且在法庭上永远也证明不了他的恶行，那将会怎么样

    呢？也许，我对爱丽丝的看法将有所改变。也许，我会从此将她看

    成罗宾汉式的女英雄。

    实际上，追踪谁对谁做了什么，解释我们看到的人们彼此之间的所

    作所为，可能十分困难，因此必须求助于语言、标志和作出道德判断的

    能力。就像当代两位最杰出的数学生物学家卡尔·西格蒙德(Karl

    Sigmund)和马丁·诺瓦克用不太正式的术语所表达的那样：“我们认

    为，间接互惠的高度复杂性，为人类语言和人类智慧提供了可选择的模

    子。”当我们审视亲缘选择、直接互惠、间接互惠和其他一些互惠模型

    时，如果所针对的人群是彼此经常碰面的(进化生物学家称之为“结构

    化人群”)，从结果看，合作都保持得非常好。在谈论进化生物学的发

    展历程时，圣塔菲研究所的大卫·克拉考尔(David Krakauer)这样对我

    说：“我们过去习惯认为合作是难以保持的，也不多见。不过，现在我

    认为，在略有结构的人群中，合作是非常容易保持的，因此，也更为常

    见。”

    群体选择是一种有效的进化机制

    利用互惠(包括直接互惠和间接互惠)概念，可以对很多无私行为

    作出解释——无私意味着帮助别人时需要助人者付出代价。但是，还有

    很多事情无法利用个体水平上的互惠概念给出解释。我们来看一下动物

    世界的另外一个例子。这个故事既不像真人秀节目，也不像神话故事，倒很像科幻电影。

    “支双腔吸虫”(Dicrocoelium Dendriticum)是生命周期非常奇特

    的寄生虫。它在牛或羊的肝脏里进行一代有性繁殖。然后，它的卵随粪便排出，并成为陆地蜗牛的盘中餐。这些寄生虫在陆地蜗牛的

    体内无性繁殖两代。再然后，这些寄生虫以黏球的方式离开陆地蜗

    牛，每个黏球里有很多很多的寄生虫。黏球又成了蚂蚁的食物。大

    多数黏球进入蚂蚁的膀胱，它们在那里等待下一个周期。可是，还

    会有一两个黏球进入蚂蚁的食道下神经球或者神经中心，它们可以

    在那里操控蚂蚁的行为，强迫蚂蚁晚上爬到草叶的顶端，而不是回

    到蚁巢。这增加了蚂蚁连同寄生虫群体被牛羊吃到肚子里的可能

    性。强迫蚂蚁晚上爬到草叶顶端的寄生虫，在它能够繁殖之前就会

    死掉，但死得其所。现在，那些在蚂蚁的膀胱里耐心等待的寄生

    虫，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周期。这些流氓寄生虫有效地控制了蚂蚁

    的大脑，它们就像是自杀炸弹，或者神风特攻队队员。

    我们从进化适应性的角度来分析。具有改变蚂蚁行为的遗传易感

    性的寄生虫并不能活下来并将其基因传给下一代，而其他寄生虫的基因

    却倾向于退缩而让这个可怜的家伙送命，这样就把它们的基因遗传下来

    了。那么，这样这一种行为模式究竟有怎样的存在基础呢？没有哪种互

    惠模式能对此进行解释，因为这个个体无法存活下来进行繁殖，也就无

    从谈及回报了，不论回报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进化也可以偏爱对群体有利的行为，群体的

    成员会为了群体其他成员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即使这剥夺了个体生存

    下来的机会。30年来，我们称之为群体或多级选择理论的这一答案，并

    不被主流进化生物学所接受。群体选择的更早表述——物种生存而不是

    个体生存的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就被大家所熟知。但是，这

    一观点招致广泛的批评，因此，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群体选择基本被

    排除在主流思想之外。生物学家坚持认为选择发生在个体水平上。实际上，就像道金斯告诉我们的，发生在基因水平上。但是，以大卫·斯隆·

    威尔逊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的成果，让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不断。最终

    经过40年的理论完善，再加上新的证据以及对过去一些证据的重新解

    释，群体选择理论已被广泛认可。今天，这一理论不仅具有崇高的地

    位，而且要想解释我们观察到的众多合作行为，这一理论是必不可少

    的。

    还是让我们以那个自我牺牲的寄生虫——“支双腔吸虫”为例吧

    (这个例子出自斯隆·威尔逊与哲学家埃利奥特·索伯合著的一本

    书)。假设有50个寄生虫的群体以一个黏球的形式进入蚂蚁的身

    体。很显然，在这个群体内，如果你的基因让你进入蚂蚁的大脑并

    指挥它爬到草叶的顶端，那就意味着你还没有到达牛的肝脏里进行

    繁殖就已经死掉了。

    但是，如果我们从携带这种基因的寄生虫群体的集体角度来

    看，情况就不同了。假设在由50个寄生虫组成的群体里，10个寄生

    虫携带了这种基因。那么，对于携带这种基因的寄生虫来说，生存

    的概率就是910。一旦有一个寄生虫进入到蚂蚁的大脑并死掉了，那

    么，现在就只有949的寄生虫携带了这种基因，而不是1050。可

    是，这9个个体与任何一个内部没有自我牺牲者的群体中的任何9个

    个体相比，到达牛的肝脏并繁殖后代的可能性更大。这9个寄生虫开

    始繁殖后代，它们的特质在无性繁殖阶段得到进一步放大(此时，既不能让这一特质混杂其他内容，也不能让这一特质弱化)，下一

    代生下的若干群个体中，可能每个个体都具有这一特质。换句话

    说，每个个体突变的寄生虫在这一群体内的适应性较低，但是，从

    整体角度看，拥有自我牺牲者的群体具有更好的适应性，跟没有自

    我牺牲者的群体相比，它们更有可能繁育出后代。

    基因和文化对合作的影响

    群体选择理论对人类学家罗伯特·博伊德(Rob Boyd)和彼得·里彻森(Pete Richerson)的开创性工作非常有帮助，他们将进化模型应用于

    文化差异，试图解释基因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发现，与其他特

    质类似，文化特质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进化。也就是说，能够提高群体适

    应性的文化习俗(cultural practices)将会长久地存在下去，而不能改善

    群体适应性的文化习俗将会消亡。与遗传特质相比，文化习俗的改变、接纳和模仿，又快又容易。结果，在相距不太远的群体或者时间相隔不

    太久的群体之间，文化习俗会产生很大的差异，有些群体创造出来的文

    化习俗会让他们在合作上比其他群体更有效，或者合作的范围更广。毫

    无疑问，与不鼓励这些合作行为的社会或文化相比，鼓励这些合作行为

    的社会或文化更有可能如愿地生存下来，特别是在颇具挑战性的环境

    下。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发展出尚武文化习俗的文化(回想一下美国

    人关于伊拉克战争的争论吧，人们频繁引用的一句话就是“向我们的军

    队致敬”)。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服兵役从文化角度来讲是受尊重的，而在另外一种文化背景下，却并非如此。在第一种群体中，人们愿意为

    群体利益而冒生命危险到战场上去厮杀，如果不适合上战场，他们就贡

    献出自己的特殊技能，比如制造武器或者提供情报；而在第二种群体

    中，他们不会这样做。如果这两个群体爆发战争，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就像具有自我牺牲突变体的寄生物群体更有可能将它们的基因传给下一

    代一样，相对于战败的群体而言，赢得战争的群体更有可能将其文化习俗传给下一代。这并不是说文化特质总是适应的或者积极的，它也完全

    可能因失控而导致不必要的冲突。因此，文化也要想办法将群体忠诚的

    文化习俗传承下去，将因此而带来的破坏减小到最低程度。

    海牙街道上的一幕，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我来到一条满是酒

    吧的街道，酒吧里的电视机声震耳欲聋，声音嘶哑的荷兰球迷正在

    观看2008年欧洲杯荷兰队与意大利队的比赛，他们大声地喊着、喧

    闹着，情绪激动地沉浸在比赛之中……此时，警察静静地站在后

    面，将他们与广场隔开，以确保激进的民族主义不要因情绪失控而

    引发真正的骚乱。

    幸运的是，人类是有道德的生物，文化适应并不需要做得好的一

    方征服做得不好的一方。与遗传适应不同，文化适应可以通过模仿进行

    传播，而不仅仅依靠生命交替。当一个群体看到另一个群体能通过合作

    赢得战争，或是能活得更舒服一些，或是能更有效地消除饥饿时，它就

    会开始借用或者模仿那些可能获取成功的文化。当然，成功可能与这些

    文化完全无关，采纳和推行这些做法也毫无适应意义上的价值，但是，这些差错与遗传进化中突变的作用一样，有时会收到意外的好处(想一

    下吧，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中的饮食教规或者合法食物，让人们学会了许

    多卫生的食物加工和储藏方法)。这就是说，文化特质与遗传特质有着

    类似的进化机制——也许进化得更快。

    但是，如果不适应的文化特质比遗传特质消亡的速度更快，那岂

    不是说：人类行为的进化完全是由文化决定的吗？该如何对基因作出解释呢？也许，一切都是后天培养的，而不是天生的。但问题依然存在，因为，“一切都是后天培养的”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所有现象。我们来看一

    个合作文化的例子：投票。从整个进化史上看，这是一个很晚才出现的

    事物，因此，一定深受遗传学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也许“投票行为确

    实存在着遗传构成”。几十年来， “自私的理性人”理论都无法解释投票

    现象。主要困惑在于：一个人的投票影响选举结果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的。因此，几乎任何投票成本，例如到投票站投票所花费的时间或者车

    费都会高于预期收益。但是，全世界不计其数的人每年都要参加投票，这说明文化在合作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至少对于这一特定现象

    来说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存在历史不超过两百年的行为来说

    (但对大多数地方而言，投票在20世纪才发展为全民行为)，基因与它

    会有怎样的关系呢？

    合作实验

    2008年的《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詹姆斯·富勒(James Fowler)、劳拉·贝克(Laura

    Baker)和克里斯托弗·道斯(Christo-pher Dawes)在洛杉矶地区进

    行了一个针对400个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的抽样。研究中的所

    有双胞胎都是一起长大的，这就是说，他们在社会经济地位或政

    治信仰方面都没有任何差别。研究表明，遗传构成不仅对我们把

    票投给谁有重大影响，而且对我们“是否投票”也有非常大的影

    响。当研究人员分析洛杉矶的实际投票人记录时，他们发现，相

    对于异卵双胞胎来说，同卵双胞胎在“投票或不投票”问题上表现

    出相同行为的可能性更大(但是，他们在将票投给谁这一问题上

    的表现并不一致)。实际上，在进行各种各样的统计分析后，富

    勒和他的同事们发现，由基因所导致的行为一致的比例稍大于50%。

    大多数人无法理解，仅存在100年的一种社会行为，怎么可能存在

    基因基础呢？100年在整个进化史上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投票基因不

    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得到进化。

    假设存在一种名为“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的遗传人格特

    质，它代表人们抑制自私冲动、遵守义务的程度，是人们进行决策时需

    要考虑的因素。现在，我们将博伊德和里彻森的理论考虑进来。假设过

    了1 000年后，某些文化对“尽责性”给予奖赏与尊重，而另外一些文化却

    没有这样。在“奖赏与尊重”的文化环境下，具有“尽责性”遗传倾向的人

    将兴盛起来。由于他们将被视为更值得拥有的伴侣，因此将有更多的机

    会繁衍后代。这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这些文

    化能更有效地维持合作，因为即便没有直接的监督、惩罚或者奖励，人

    们也会循规蹈矩地稳妥行事。

    而后，随着时间的发展，文化习俗和遗传倾向更加趋向一致。因

    此，如果突然出现了一种新行为(例如投票)，而这种行为从社会角度

    还可以理解为“做正确的事”，那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你可以认

    为：携带“尽责性”特质的那些人，将开始通过投票或其他方式来展现

    它。因此，在假设这种人格特质可遗传的条件下，你就可以作出一个似

    是而非的解释：人类的一种全新的行为如何拥有明显的遗传构成。研究表明，人格特质[3]

    实际上只在一定程度上是遗传的。几年前，托马斯·宝查德(Thomas Bouchard)和马特·麦圭(Matt McGue)发表了

    一篇涉及双胞胎、收养和心理学研究的评论文章，分析了遗传因素对心

    理和人格差异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平均来说，人类特质的遗传比例

    是42%~47%，而同样的环境因素，如同样的家庭环境，则与人格毫不

    相干。此外，还有一项重大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其他社会态度也是可

    遗传的，例如保守或者虔诚。

    这就是说，并不存在一种投票或宗教信仰基因，或者是与任何单

    一行为有关的基因。但是，如果有适宜的文化条件，确实存在很多让我

    们倾向于投票、信仰宗教或者是上战场杀敌的基因。就像道金斯几年前

    所说的那样，存在着“这样一种基因，当我们身处宗教文化环境中时，它让我们的大脑倾向于信仰宗教”。对于合作及其他亲社会行为，同样

    的说法依然成立。

    只要我们对行为心理学多一些了解，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基因在与

    文化互动方面发挥怎样的作用”。就拿“信任”来说吧。信任别人是合作

    中的关键要素，因为人们不太可能与他们不信任的人合作，这些内容我

    们将在随后几章进行讨论。

    合作实验

    过去几年里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项动物研究工作是大脑中化

    学催产素对野鼠信任形成的影响。研究人员对一夫一妻的草原鼠和松鼠进行了比较。松鼠交配之前雌雄松鼠要在一起很长一段时

    间，而一夫多妻的山地鼠和草地鼠很容易就能交配。他们发现，与一夫多妻的野鼠相比，一夫一妻野鼠的大脑中，很多区域都存

    在高浓度催产素接收器。换句话说，更多的信任关系发生在大脑

    中催产素感受力强的动物之间。这一见解引发了一系列研究工

    作，目的是研究催产素对人类是否也有类似的影响。在最新的一

    项研究中，被试被邀请参加一个“信任游戏”。游戏规则是这样

    的：一个被试从实验者那里得到一笔钱，他可以根据自己对同伴

    的信任程度将钱分给对方一部分。然后，实验者将被试分给同伴

    的钱数放大三倍，这时，同伴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从增加了的钱

    中分给第一个被试一些。游戏的设计意图是，第一个被试对同伴

    的信任度越高，他得到的“总”回报也越高。但是，由于第二个玩

    家获得的钱，可以分给第一个玩家，也可以不分给他，因此，第

    一个玩家输定了，除非第一个玩家相信第二个玩家会回报给他。

    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从观察人们怎样玩这种游戏中，实验经

    济学家已经得出了关于人类行为的种种结论。但是，最有趣的是，当向

    一些被试的鼻子里喷洒一些催产素时，这些人更有可能信任他们的同

    伴，并会把更多的钱分给同伴。换句话说，我们的结论是：人格特质，比如信任倾向，似乎存在生物学上的构成，也就是说，具有遗传基础。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行为受人体大脑的影响，大脑又

    受基因的影响。文化把选择压力施加到个人头上，迫使他们遵守某些行

    为规范，对不同的人来说，遵守这样的行为规范的难易程度也是不一样

    的，这要视他们的基因倾向而定。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拥有更遵守行

    为规范的基因，并且行为能达到被文化认可程度的人将越来越多。这些

    人组成的群体，会利用他们的倾向性形成各种有益的合作形式，于是，这样的群体就更有机会生存下来。这就是博伊德和里彻森所说的基因–

    文化协同进化。

    合作洞察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基因、社会动力学、文化和进化的组合

    效应推动了故事的发展。当然，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还是一

    个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点像“鸡生蛋、蛋生鸡”的争论。威

    尔逊认为，是基因影响文化，而不是文化影响基因。可是，博伊

    德和里彻森认为，人的行为、情感和信仰，既受基因的影响，也

    与他们的文化习俗有很大关系：文化影响基因，基因也影响文

    化。他们的意思是说，基因用拴狗带栓住文化，但是狗已足够强

    大，可以将那个拴狗带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先有鸡(文

    化)，还是先有蛋(基因)，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看：倾向于合

    作的人，将会采纳促进合作的那些文化习俗，而进化更加偏爱那

    些具有合作习俗的文化。结果，就有了今天的我们。

    那么，我们该怎样解释为什么自私、残忍甚至邪恶仍然在现实世

    界中存在呢？原因有两个，而且差别很大。

    第一个原因是，互惠体系并不完美，因此让某些自私的人钻了空

    子，他们让那些合作的人吃了不少亏。另外，基于群体选择的体系，也并不要求群体内的所有人全都遵守规则，这样，倾向于自私的人当中

    也会有一部分人钻空子。探寻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和良好合作体系的可能

    性正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好的”与“合作的”并不总是一回事儿。实际上，人们相互之间最残忍的、最不人道的对立行为，都是标榜为深度“合作

    的”那些人干的。在我们的文化里，“合作的”通常被认为是“友好

    的”或“慷慨的”，或者用一个字来概括：“好”。这是一种文化适应性。

    在我们增进合作的众多方式中，有一种方式是依靠行为规范。但是，在

    一种社会环境下，“好”可能会展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而在另外一种社

    会环境下，它的道德含义可能完全不同。例如，极端民族主义或者群殴

    是可以让人们展现出高度合作的行为，有些人会为了群体的利益牺牲自

    己。但是，从群体外部的角度来看，这些行为有可能导致可怕的暴行，例如自杀式炸弹，或者帮派成员冒着生命危险杀死对立帮派成员。不管

    怎么说，这确实让我们对文化线索(Cultural Cues)作出了反应，让我

    们感觉到与周围这些人建立了团结、共情和信任关系。这很容易让我们

    受到关于对与错、公平与不公平等道德判断的影响，而这些判断都是

    由“我们特定的文化所界定的”。这些倾向是否会被用于我们称之

    为“好”或者“不好”的事情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根据自己的

    社会和文化信仰，解释我们所看到的、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行为。

    那么，怎样理解合作进化方面的这些研究成果呢？一方面，这些

    新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它们为我们搭建了一个科学框架，让我们明白了

    我们是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另一方面，它们只是在发挥间接作

    用，因为考虑到我们在基因和社会方面的差异，人们还是可以大体上判

    断出每个人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因此，如果我们想“建立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而慷

    慨无私地合作”，那么，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建立社会的目的不是为

    了基因，而是为了具有不同心理特点、行为反应和文化习俗的人。

    人们仍在迷恋自然科学，所以他们仍在阅读“自然之书”。我们仍在

    努力从科学中寻找答案，以便弄清人类的起源和真实的本性究竟是什

    么，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在回答关于我们自身和我们的意图等核心问题

    时，科学是最强有力的工具。我们不能否认科学的重要性，也没有必要

    这样做。但是我们也要明白，在合作问题上，生物学有其局限性。如果

    想弄清楚合作行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还要借助于行为与社会科

    学、历史、技术、法律和工商管理等领域的知识。我将从这些领域寻找

    一些方法，以解开人类的合作之谜。每个方法只能解决其中的一部分问

    题，每个方法又都要求我们对当前的信念和做法作出些许改变。没有哪

    一个方法是完美的，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继续努力。

    [1]

    在一个臭名远扬的事件中，博厄斯的狂热支持者在威尔逊公开演讲时对威尔逊进行袭击并向

    其身上泼水。

    [2]

    马丁·诺瓦克的著作《超级合作者》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对诺瓦克

    的观点进行了更为详细的介绍。——编者注

    [3]

    “尽责性”只是最广泛应用的五个人格特质之一，其他四个特质分别是外向性、情绪不稳定

    性、亲和性和开放性。华盛顿广场公园。我跟孩子一起坐在地上玩耍。一帮孩子正在沙

    箱内用玩具卡车挖沙子。其中一个孩子正在从另一个孩子的手

    里抢夺玩具卡车，两个孩子你抢我夺互不相让。这时，第一个孩子的妈

    妈走了过来，耐心地向她的孩子解释说，你应该把自己的玩具拿出来跟

    别人一块玩儿。孩子松开了抓着玩具卡车的手，作为回报，与他争抢玩

    具卡车的那个孩子露出了开怀的笑容，妈妈也向他投去温暖而赞许的目

    光。这位母亲穿着讲究，具有投资银行家或者律师的气质。她这样做是

    很自然的，换成别人也会如此。但如果换作关于年度奖金或者一个案子

    中客户权益的谈判，她若仍采用处理孩子玩具卡车的方法，就完全错

    了。这个简单的场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社会环境左右了我们对他人

    的态度。我们从这一场景中看到了别人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我们又是怎

    么对待周围那些人的。我们是怎样学会灵活处事的呢？为什么正常的成

    年人在不同的背景条件下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呢？毫无疑问，我们有时

    摆脱了自利的束缚，有时又很在意自身的利益。

    从心理学视角看合作

    如果说上一章介绍的是进化力量促使人们开展合作的话——就是

    告诉我们为什么人类和人类社会能够生存下来并兴盛起来，而缺少合作

    的社会却没那么走运，那么，这一章要讨论的就是决定我们如何在各种

    各样的条件下表现出合作行为的心理与社会力量。让我们思考一下在儿童玩耍的场地上发挥作用的基本力量吧。这里显然存在一种利己的素材

    ——那辆玩具卡车是我的!在心理学领域，有关道德培养的研究不再那

    么“时髦”了，但是，让·皮亚杰(Jean Piaget)及后来的劳伦斯·科尔伯格

    (Lawrence Kohlberg)的经典研究成果，以及最新的研究结果都认为，道德和遵从都是随着儿童的长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三四岁的幼儿仅能

    把世界看成是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也就是一种被皮亚杰称为“以自我为

    中心”(egocentrism)的状态。随着逐渐长大，他们拥有了认知和遵守

    规则的能力。但是，只有当他们具备了从他人的角度看世界的能力，或

    者理解了关于“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的”这类更为抽象的概念时，我们

    才能说他们成了有道德的人。

    尽管在心理学界人们对道德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哪些教育方

    式能最有效地帮助孩子形成道德识别力等细节还远没有达成共识，但

    是，人们对于道德的大致发展轨迹似乎有着相近的看法。大多数人认

    为：即便关于对与错的抽象思想确实形成了，如果所处的条件不同，人

    们的看法也差别很大。不管是分享玩具卡车，还是在公司困难时期放弃

    涨工资或奖金，我们对于境况的解读将引发一系列情绪和认知反应，这

    些反应决定了我们是否选择合作。

    与上一章讨论的进化相比，这些背景信息和人们的反应，在设计

    人类合作体系时显得更加重要——这些体系包括维基百科或是Kiva这样的技术平台，公司管理结构这样的组织框架，或是管理某些共用资源的

    法律，等等。实际上，我们最想知道的是，如何总是能让人们对某一境

    况作出合作性的反应，而不是作出自利性的反应。当然，获取答案的途

    径并不是唯一的，本书从头到尾都在反复强调这一点。有时，我们要依

    据理论；另外一些时候，我们要依靠严格的实验；还有一些时候，我们

    只是简单地在现实生活中行之有效的体系中搜寻可利用的证据。至少到

    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众多的经济模型都是建立

    在“人类完全受自利所驱使”这一假设基础上的，毫无疑问，它们的有效

    性极其有限。心理学和社会学模型虽然灵活得多，但却不够精确。而

    且，案例研究也不可能总是得出一般化的结论。因此，为了更全面地认

    识合作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最终还是要将所有这些模型结合起来。

    无论是经济学、管理科学，还是人类进化生物学，它们对人类众

    多行为所进行的研究，都逊色于心理学。当然，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一

    点。

    ● 首先，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不是仅由利己主义一个因素驱动

    的，人的行为还取决于需求、目标或者价值观等众多因素，往往是下

    意识的。

    ● 其次，心理学认为，驱动我们行为的需求、目标和价值观不是

    一成不变的——它们因境况不同而发生变化。

    ● 最后，心理学认为，面对相同的信息和背景条件，并不是所有

    人都能作出完全一致的反应。心理学要探讨的是个人差异和个性所发

    挥的重要作用。我们先来讨论这些基本的驱动因素或动机：需求、目标或价值

    观。最耳熟能详的需求心理学理论，非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莫属。位于需求金字塔底端的是最基本的生

    理需求，然后自下而上分别是安全需求、情感与归属需求和尊重需求，最高的需求是自我实现需求。另外一个著名的需求理论(我们将在后面

    几章讨论)是爱德华·德西(Edward Deci)和理查德·瑞安(Richard

    Ryan)提出来的。这一理论认为，人有三个最基本的需求：自主、能力

    和关系。

    在影响人的行为方面，目标与需求的作用是类似的，不过，目标

    的作用更大一些——就是说，我们会有意识地为实现它们而努力。第三

    个驱动因素是“价值观”，这一因素具有明显的社会导向特征。谢洛姆·

    施瓦茨(Shalom Schwartz)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

    提出除了善良、普遍主义和传统以外，价值观还包括享乐主义、成就等

    其他更为自利的激励因素。既然“需求”包括“他人的尊重和道德”，而“价值观”包括“激励因素”，那你就应该明白为什么从广义上说，我会

    把价值观和需求等同看待。就我们所关注的事情来说，这些细小的差别

    并不那么重要。关键问题是，我们要认识到，每个人的行为动机都受多

    种力量的影响，有一些是有意识的，有一些是下意识的，而不仅是受物

    质激励那么简单。在影响我们行为的众多驱动因素中，有些是物质的，如你需要用钱摆脱饥饿或痛苦，而另外一些是社会的，如得到尊重或避免蒙羞。就某个时间点来说，什么对我们最重要，答案千差万别，要视

    当时的具体情形而定。

    我来举个例子吧。有一次，送孩子到音乐学校之后，我向停在

    旁边的汽车走去。在我前面停车的是一对母子。小男孩看上去大约2

    岁半或者3岁，母亲正设法让他上车。“如果你还哭，并且在我数到5

    个数的时候还不上车，就扣掉你5分钱零花钱!”母亲对他说，“5，4，3，2，1。好了，扣掉5分钱。现在，要么上车，要么再扣掉5分

    钱。”孩子仍然站在车外，不屑地跺着脚。那个小男孩并不在意他的

    零花钱。在他那个年纪，他还不能真正理解零花钱究竟意味着什

    么，因此，母亲的做法无法达到调整孩子行为的目的。对于这个小

    孩子来说，从零花钱里扣钱，是一个太过抽象的概念。

    我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离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挺近

    的，我估计，这个母亲可能是一位经济学家，但更有可能的是，她正在

    学习经济学。她的行为很好地证明了：有的模型关于“人们对各种激励

    因素会作出怎样的反应”的假设过于简单，用这样的模型指导我们的行

    为将使我们面临巨大的风险。如果我们将全部的动机都理解为“激励因

    素”，就大错特错了。在不同的情形下，我们的需求、目标和价值观有

    很大的差别。那位母亲本可以不用威胁惩罚这个小孩子，而是利用他对

    赞同和爱的需求。比如，她可以对他说：“孩子，我爱你。你不觉得你

    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吗？你不用别人的帮助就可以坐进车里，对

    吗？”我能很轻松地写出一个数学模型来证明这个办法更有效。我需要

    做的就是增加一个参数——“孩子对母爱的重视” 。但是，这种模型只不

    过是把我在别处体会到的东西记录下来的一种简单方法。在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动机方面，这种模型并不会真的发挥多大作用。这就是为什么

    我必须求助于心理学的原因。

    透过“框架”看世界

    心理学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它对情形框架的关注。简单

    地说，框架是指我们对一种情形、关系或者背景情况的描述。我们在

    作出行为决定的时候，首先必须描述清楚我们所处的情形，即使是经济

    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行为经济学称之为“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行为经济学之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

    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认为，人们将会依据如何描述一种情形而

    作出各种不同的决定。例如，打赌时我们愿意冒多大风险，取决于赌注

    被描述为损失风险还是收益目标。行为经济学家已经知道，人们这时往

    往会表现出“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他们拒绝接受描述为可能损失

    的赌注，但若描述为可能收益，却愿意接受相同的赌注。不计其数的实

    验已经证明，不容小视的框架效应普遍存在。

    今天，尽管“框架”是因为这些“非理性行为”而广为人知，但是，这

    种情形及其对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或者应该做什么的影响，一

    直是社会心理学所关心的内容。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称之为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观察情形框架对合作的

    影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在简单的背景条件下就可以做到。合作实验

    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们称之为华尔街与社区游戏实验。

    心理学家李·罗斯(Lee Ross)和他的同事将被试分为两组，让每

    个组都来玩标准的囚徒困境游戏。在囚徒困境游戏中，两个人按

    以下规则决定合作还是不合作。如果玩家A合作而玩家B不合作，玩家B得到10美元，而玩家A什么也得不到。如果玩家B合作而玩

    家A不合作，玩家A得到10美元，而玩家B什么也得不到。如果玩

    家A和玩家B都不合作，两人各得到2美元，如果玩家A和玩家B都

    合作，两人各得到5美元。两个玩家必须在不知道对方将会作出什

    么决定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很显然，对他们来说，两个人都选择

    合作的结果要好于两个人都拒绝合作的结果，拒绝合作在这个游

    戏中被称为“背叛”。但由于双方都无法相信对方会选择合作，所

    以只能在不依赖对方选择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利益作出选择，博

    弈论给出的确定无疑的预测是：双方都将选择背叛，这样才能确

    保自己至少得到2美元，而选择合作将要冒一无所获的风险。但实

    际上，无数实验结果证明：实验室里被试选择合作的次数远远多

    于理论预测。

    罗斯版游戏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对一个小组说他们玩的这个游

    戏叫“社区游戏”，而对另一个小组说他们玩的这个游戏叫“华尔街游

    戏”。规则相同，回报也相同，唯一不同的是游戏名称，即框架。实际

    情况是，人们选择合作的意愿，因他们被告知的游戏名称的不同，而出

    现很大的差异。如果他们被告知玩的是“社区游戏”，他们选择合作的次

    数为70%；如果他们被告知玩的是“华尔街游戏”，他们选择合作的次数

    仅为33%。仅仅使用“社区”和“华尔街”这些承载文化的词汇，就足以造

    成截然不同的结果。因为“社区”意味着合作和友好分享，而“华尔街”意

    味着你争我夺和自私自利。这些标签影响了这些参与者对别的玩家作出的判断，进而影响了他们自己的行为。换句话说，如果你知道被试自认

    为正在玩“社区游戏”，你估计他们会合作的可能性就大一些，于是，你

    可能更愿意冒合作的风险(还可以假设你不是完全为自己考虑的人，你

    也不想被视为骗子)。无论是文化内涵的影响，还是与人们对别人回应

    的判断有关，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情形框架足以让合作程度产生重大

    差异。人们对美国的大学生以及以色列的空军飞行员都进行了这样的分

    组研究，得到的结果也一样。

    更有意思的是，当罗斯和他的同事们要被试的老师和指挥官根据

    他们平时对每个人人品的了解，预测一下谁会选择合作、谁会选择背叛

    时，结果却告诉我们：在预测人的实际行为这件事上，根据游戏(框

    架)是如何描述的得出的结果，远好于这些人的老师和指挥官的判断。

    只需简单地将实验描述为“社区游戏”，现实生活中经常自私自利和完全

    为自己考虑的人，就会变成与他人合作的人——反之亦然。

    因此，到目前为止，在理解究竟是什么导致我们行为上的合作或

    者自私这一问题上，我们找到两个重要的心理因素：一方面，我们有着

    多种多样的需求和目标；另一方面，情形描述对于人们如何被“触

    发”(有些心理学家称之为“激活”)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在预测人的行为时需要考虑的第三个重要心理因素，是人与

    人之间的差异，或者简单地说，就是人格。目前，在社会心理学或认知心理学方面，人们的关注点还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是“平均”反

    应。换句话说，关注点是大多数人是怎样对某个情形作出反应的，以及

    相对于正常反应来说，什么才是异常反应。而人格研究的关注点是差异

    ——我们如何才能预测相对于平常人来说，这个人在这种情形下会怎样

    做。与需求、目标和价值观一样，人格的定义也有好几种不同的方法。

    评价人格最常用的标准，被心理学家概括为“大五”(the Big Five)，即：开放性(openness)、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外向性

    (extraversion)、亲和性(agreeableness)和情绪不稳定性

    (neuroticism)。利用其中的一些指标预测人们的合作倾向，并不是一

    件很难的事。例如，在某一情形下，尽责的人很可能会在特定的情况下

    遵守社会规则或者社会线索做正确的或合适的事，这就是在上一章用它

    来解释现代合作行为，例如投票的原因，而开放的人很可能更信赖别人

    因而更乐意与他人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直觉。但是，究竟哪些

    人格特质对合作有影响，以及个人的性格究竟是怎样让他对于合作的暗

    示或情形作出反应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

    我们在实验中确实发现，在相同的情形下，人的行为却大不相

    同：有些人选择合作，而另外一些人却选择不合作。 “有些人本质上就

    是自私的，有些人本质上就是友好的、值得信赖的、善于与他人合作

    的”，这一源远流长的民间智慧，是否真的能经受住科学的推敲？人们

    对此进行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从直觉上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好人有时也做坏事”。我们在第3章将会讨论到：本质上善

    于与他人合作的人，在行为上有时会害人不浅。因此，我们该如何设计

    一个激励人们相互合作、以共同利益为目标的体系呢？很显然，我们不

    仅需要心理学的帮助，还要去探索能激励人们以善为本的生物学因素和

    社会因素。

    除了在心理学方面进行的概念性和观察性实验工作(包括需求、目标、价值观、框架和人格等)之外，近年来，人们在神经科学方面也

    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工作，以弄清某些行为是怎样与大脑的功能关联在一

    起的。最新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从生物学角度进行的，利用了先进的大脑

    成像技术以及通过化学物质和电信号对大脑进行控制，得出更为清晰的

    因果关系。例如，“如果你向被试的鼻腔喷射后叶催产素，他们就很容

    易相信别人”。因此，这种研究工作正在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并因为它

    新颖的科学性而备受尊重。我认为，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的兴起，至少有

    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偏爱清晰的、确定的答案(相对于心理学其他分支

    中出现的定义不够严谨的理论来说)。

    毫无疑问，当我们有某种情绪反应时，知晓大脑的哪些特定区域

    会“处于兴奋状态”是非常有趣的，也很有意义。但是，如果想将此作为

    描绘人体功能系统的基础，则受到两个限制。

    第一，在很多情况下，对于某个给定的触发或者激励信号，大脑中会有好几个部位同时作出反应。就像单个基因无法解释清楚人的所有

    行为一样，人对某个情形所作出的完整、丰富的反应，也不可能完全简

    化为生物学机制，即：一切都取决于身体。

    第二，大脑的大多数区域有着各种各样的，并且差别很大的反

    应。这就告诉我们，“意识仅跟身体有关，我们可以将每个行为或情绪

    与大脑的特定区域对应起来”的观点，不仅很吸引人，也几乎可以确定

    是一个生物学问题。但是，大脑反应与互动区域的灵活性预示着，能否

    将这些反应转化为有效的行动计划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研究

    的是上瘾等社会现象，或者是变态等极端异常现象，毫无疑问，生物学

    确实能提供极为重要的见解。但是，如果我们的关注点是普通人在各种

    情形下的正常功能，生物学的作用可能就不大了。

    神经科学告诉我们，当我们与他人合作时，会触发一个奖励电

    路，这提供了一个科学依据，证明了至少有些人是真的想合作，因为这

    会让他们感觉良好。

    凯文·麦凯布(Kevin McCabe)与同事的研究结果显示，当人们信

    任他人时，他们确实得到了奖励。詹姆斯·里林(James Rilling)和同事

    的研究结果显示，当我们与另一个真实的人玩而不是与电脑玩时，大脑

    的兴奋状态是有很大差异的。但是，人的行为极为复杂，仅仅从神经科

    学、生物学的角度去认识大脑，无法对精确的行为模式及对社会激励信号和背景条件的精确反应作出完整的解释。如同进化论一样，适用于道

    德和行为大多数问题的大脑生物学，在准确回答“如何改进实际的功能

    性社会体系”的问题时显得无能为力。当我们重点审视合作行为的驱动

    因素时，就会发现，神经科学和生物学领域的一些非常有益的、富于洞

    察力的研究成果，为人类行为中的共情或者道德的实验性和观察性研究

    成果提供了补充。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还不能准确找出生物学上的大

    脑功能与合作的直接关联。(也许，我们应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下次

    开会时，试着将后叶催产素喷洒到空气中，那样可能会发生有趣的事

    情。但最终，它更有可能用在汽车经销商门市部的通风系统上，而不是

    国际条约谈判中。)

    社会资本、信誉和社会感染，改善合作的3大社会动力

    不管你信不信，你都无法在纽约市申请到一份门卫的工作，因为

    没有招聘广告，没有招聘信息，也没有在线应聘。正像彼得·贝尔曼

    (Peter Bearman)几年前说的那样，在纽约当门卫，“既是不可能的，又是非常容易的”。在纽约，门卫是通过社会网络来物色的，而且只通

    过社会网络物色。为什么？因为如果某个人不值得信赖，甚至可能危害

    一座大楼里众多居民的安全，那么，雇他做门卫的风险就特别大。但仅

    仅靠常规的市场体系远不足以防范这个问题，而依靠信誉而建立的社会

    网络，却能更好地保证选定的这个人不会滥用这一具有信任关系的工作。至少，纽约市公寓大楼的管理人员大多是这么认为的。

    “信誉与社会网络对于经济活动极为重要”这一观点，是马克·格兰

    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著作《找工作》(Getting a Job)的基

    础。这一观点颇为简单。一定有某些东西让你比作为一个普通员工或

    者经理更有价值，它们仅与你的社会连接有关，而不取决于你的受教

    育程度、技能或者勤奋。换句话说，拥有一本里面每个联系人都有丰

    富社会关系的电话簿，无疑是一笔经济财富。

    社会资本是能够改善合作的三个重要社会动力之一。在这些社会

    动力中，社会资本与自利假设最为一致，因为随着时间的发展，社会资

    本能为你带来更多的好处——例如，帮你找一份工作。而且，社会资本

    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就如同门卫那个例子一样。社会资本的好处还不仅

    局限于物质利益。在某些方面，社会资本完全不同于金融资本，因为你

    不能总是用钱来购买社会资本。

    还是举一个假想的例子。假设你要去一家高级律师事务所面

    试。你可以从两个资源中选择一个帮你搞定这份工作。第一个资源

    是一个装有5万美元的信封，可作为招聘主管的好处费，用以换取这

    份工作；第二个资源是装有你叔叔写的推荐信的信封。你叔叔与招

    聘主管曾是法学院的同学，刚参加工作时，你叔叔曾作为公诉人与

    她共事，并且现在每年在各种社交场合仍能与她见上两三面。哪个

    信封更有可能让你得到这份工作？一般来说，特别是在这种大型

    的、执业多年的美国律师事务所，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送给

    招聘主管5万美元，她将视其为“贿赂”，并认为你并不适合这份工

    作。但如果你递给她一封推荐信，将很可能对你有所帮助，甚至可能会成为决定性因素。

    这就是说，对于社会上的某些互动或交换来讲，拥有社会关系比拥

    有金钱更加有用，也更有价值。有时，金钱不起作用，可能是因为用钱

    去摆平某些事情是犯法的——买选票就是一例；也可能是因为这与社会

    习惯或伦理规范相悖——前面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最重要的是，社

    会关系有自己的交换过程。就拿律师事务所这个案例来说，社会关系的

    价值可能是这样体现的：你叔叔花费他的社会成本让你得到了这份工

    作，通过聘用你，招聘主管又通过你叔叔和你积累了社会资本。这种资

    本本身又可以换回资源——也许是聚会邀请，也许是工作机会，类似

    地，它们又可以用来交换社会资本，等等。

    虽然本例中的社会资本是在个人之间发生的，但实际上，社会资

    本也可以通过非直接的方式进行交换。大多数人都懂得，如果我们在别

    人眼里是和蔼、宽宏大量和值得信赖的，这对我们来说大有益处。实际

    上，在关于经济利益的实验中，如果参加实验的人知道其他实验参加者

    将会看到他们的行为，他们就会表现得更愿意与人合作。因为他们认

    为：如果别人知道我们过去对待他们很好，这些人以后也会好好对待我

    们。在互联网上的合作体系中，信誉机制随处可见，这种机制在促进人

    们诚实守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eBay的信誉系统就根据买家在

    过去交易中的满意程度为卖家评级。因此，在设计合作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不可低估建立和公布信誉的重要性。但是，信誉和社会资本绝不是合作体系中绝无仅有的社会力量，另外一个关键因素是社会学习。大量证据表明，我们的所有行为都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身边那些人的行为的影响，即便我们完全不知道那种影响

    的存在。举个极其简单的个人决定的例子，如是否再吃一块饼干。我们

    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这非常像一个个人决定，对吧？我们要么发挥自己

    的意志力，要么妥协；要么克制自己，要么多吃一块饼干。有时我们会

    看着其他人，心想：“我多么希望有那么好的身材啊!”我知道我能行。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2007年7月的一个早上，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体重

    的增加并不是个人决定吃太多饼干的结果。实际上，我们“感染”了朋

    友、兄弟姐妹和配偶的肥胖!尽管这个观点并不是百分之百正确，但却

    相当有意思。

    合作实验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和詹姆斯·富勒

    (James Fowler)[1]

    在1971—2003年进行的“弗雷明汉心脏病研

    究”中，对12 000多人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一篇引人入胜的论

    文。在对被试的社会连接关系进行分析时，他们发现，肥胖的

    人，他们的朋友、兄弟姐妹和配偶往往也是肥胖的。开始，这并

    未引起他们的注意。也许，肥胖的人喜欢与肥胖的人在一起。但

    实际上，饮食习惯相同的人，比如兄弟姐妹或者配偶，将会一起

    长胖。不过，在这项研究中，对长胖的时间点所进行的研究表

    明，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是在他们

    的朋友、家庭成员已经长胖了之后才长胖的。换句话说，肥胖就

    像病毒一样通过社会网络进行传播。实际上，研究结果表明：如

    果你的朋友长胖了，你也长胖的风险将增加57%；如果你的兄弟姐

    妹长胖了，你也长胖的风险将增加40%；如果你的配偶长胖了，你

    也长胖的风险将增加37%。总之，人们“感染”了身边那些人的饮食行为。

    社会学习不但影响我们吃多少以及吃什么，还会影响到我们展现出

    什么样的合作行为。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关于税收遵从(tax compliance)研究的。《税

    收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在1986年通过之后，大多数立法者认

    为，由于惩罚及可能的审计，新税法的遵从度将会增加。可实际情况却

    并非如此。预测人们遵从度的唯一因素，不是罚金的多少或者其他惩

    罚，也不是被查到的可能性，而是在改革实施之前的3个月准备期里，人们都跟谁谈论过这件事。如果他们与一些表示自己将遵从新税法的人

    交谈，那么，他们后来报告说自己也打算遵从，反之亦然。

    合作实验

    在一个实验(这类实验很少)中，当明尼苏达税务局向某些

    纳税人发信函，告诉他们大多数市民都交了税后(从全世界范围

    来看，美国的自觉纳税遵从率非常高，超过80%)，他们发现，把

    所有因素考虑在内，与那些没有收到信的纳税人相比，收到信的

    纳税人申报的纳税收入也高了一些(扣除的非纳税收入少了一

    些)。澳大利亚税务部门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们向纳税人发信

    函告知他们，大多数纳税人都坚称过度避税是错误的，这种做法

    令人们更愿意诚实纳税。

    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将会看到，导致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在于，人们

    还是愿意遵守社会习俗的。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知道其他人是怎么做的。我们必须能够看到和学到什么是社会适宜行为。这

    样，当我们行动的时候，就会照此去做。总之，只要我们身边的人是合

    作的，我们就更有可能是合作的。

    在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合作的形成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发

    挥作用，包括我们与他人团结在一起，成为社区的一分子，并且对这个

    社区或群体极为关切，为了共同的利益，愿意作出自我牺牲。其中一些

    内容涉及我在本章开头提到的一些心理动机——特别是我们对社会连接

    的最基本的需要。

    合作洞察

    我们好像天生就需要他人。任何一个懵懂少年都会告诉你，没有什么惩罚会像社会孤立那样让人痛苦不堪，这就是为什么“单

    独监禁”(solitary confinement)是对囚犯最狠的惩罚。设计合作

    体系时，将我们对于社会连接的需要考虑进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在第4章将会看到，只需提供一个建立与强化社会连接关系的

    手段，就能够让很多人参与进来。将来，在讨论一些被各种各样

    的组织用来促进合作的战略时，大量证据会告诉我们：最有效的

    战略，一定是那些让大家有社区感和社会连接关系感的战略。我

    们不仅仅是一个一个的人，我们更是社会性动物。让我们成为整

    体的体系，优于将我们看成一个人一个人的体系。

    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将利用翔实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甚至

    是生物学的证据证明：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合作性动物，这与我们长

    期以来对自身的认识有很大的出入。在究竟是什么左右了人类的行为这

    一问题上，尽管我们从众多专业领域获得了不少新认识，但还未形成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全面理解人类行为的完整理论。我们知道，我们关心自

    己，也关心他人。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共情，能感受到与群体之间的天

    然连接关系。我们知道，我们遵从社会习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要

    我们认为是对的和公平的，就会付诸行动。我们知道，我们也关心某一

    情形下的社会力量——别人是怎么做的，他们又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我

    们还知道，实际情况也大体如此，只不过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罢了。

    但是，我们还是无法预测在某个具体时间点上每个人的行为究竟是怎样

    的。我们能够做的，以及我们希望在后面几章讲清楚的是，将我们对人

    的认识整合在一起，给出下面这个基本问题的答案：我们怎样才能建立

    一个合作体系，保证我们不成为恶人呢？ 而这样的体系，不依赖于人

    们对惩罚的惧怕，不依赖于“利维坦”策略，不依赖于纯粹的奖励，也不

    依赖于金钱——即“看不见的手”。换句话说，我们怎样才能利用合作的

    科学理论来系统地改善我们的“企鹅”策略呢？我们怎样才能通过相互制

    约和激励而让自己成为好人呢？

    [1]尼克拉斯·克里斯塔基斯与詹姆斯·富勒的著作《大连接》已由湛庐文化策划，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出版。——编者注我和家人永远都无法忘记电影《太阳帝国》(Empire of the Sun)

    开篇的场景。电影的主角是中国上海的一个小男孩。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他和父母在躲避日本军队的过程中失散了。他在周围横七

    竖八的尸体中翻找，但没有找到他的父母。我儿子看不下去了，他似乎

    感受到和那个跟他年龄差不多大的上海小男孩一样的惊恐与痛苦，这让

    他无法承受。我们能理解这一点。在电影《屋顶上的小提琴手》

    (Fiddler On The Roof)中，特维(Tevye)的女儿霍德尔(Hodel)为

    爱远赴西伯利亚。当我看到特维在火车站向女儿道别的场景时，也曾感

    到心碎。实际上，只是写下这些文字就令我心里很难受。如果你是一个

    影迷，读到这些文字也许也会有这样的感受。有一点我们是共通的——

    我们体验着别人的痛苦，就好像是自己承受的一样。

    人类是感情动物，我们关心着他人，关心我们的孩子和父母，也

    关心我们的兄弟姐妹、朋友和同事。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中的绝大多

    数人，甚至会关心那些素未谋面的人，即使是一些并不真实的人——比

    如电影中的角色。在我们当中，肯定有不少人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战地

    废墟上的孩子、飓风摧毁的房屋、因疾病或饥饿而失去孩子的伤心父

    母，我们肯定会对那个人表示怜悯和感同身受，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

    样的。这不只是我们对他们所处状况的一种想象，还是一种本能的情感

    反应。我们“感受”着他们的感受。共情的力量

    人们对共情现象进行了广泛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早期研究

    成果关注的是最基本的现象——婴儿听到别的婴儿哭闹也开始哭闹。这

    一时期所进行的研究，多数是探索共情是如何在认知和情绪两个方面建

    立起来的。心理学家马丁·霍夫曼(Martin Hoffman)和南希·艾森伯格

    (Nancy Eisenberg)对共情进行了全面研究，并定义：共情是认知和情

    绪反应的组合，它们的共同作用是先识别出他人的情绪状态，“然后再

    复制”他人的情绪状态。共情与同情是不同的。共情不仅仅是为某个人

    的不幸而表示惋惜，还是我们复制和体验他人情绪的一种能力。

    神经科学的最新发展已经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出共情的一些生物学

    根据。

    合作实验

    在一项特别有说服力的研究工作中，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和她的合作者对恩爱夫妻中的每个人轮流施加小幅电击，然后观察他们大脑的反应。当对妻子施加电击时，她们大脑中的

    三个不同区域被激活。一个区域处理身体的实际疼痛，而另外两

    个区域则处理她们接收到疼痛时的情绪反应。这样的结果并没有

    令科学家感到意外。真正惊人的发现是，当她们的丈夫被电击

    时，这些妻子大脑中的情绪处理区域也同样被激活，就如同自己

    受到电击一样。只是大脑中负责身体实际体验的区域没有被激

    活。换句话说，这些妻子确确实实感受到了丈夫的情绪反应。

    这就是最典型的神经镜像现象，最初是由神经生理学家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发现的。他发现，当我们看到别人做某件

    事情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元也会以几乎同样的模式被激活，就如

    同我们自己在做这件事情一样。

    事实证明，我们的大脑不但会对疼痛或者运动作出镜像反应，而

    且能对纯粹的情绪作出镜像反应。里佐拉蒂和同事们给被试播放一段视

    频，当视频中的人通过面部表情告诉人们他们闻到很难闻的味道时，被

    试大脑中的相同神经元也被激活了，就如同他们自己正在闻一种难闻的

    味道一样。换句话说，当我们观看电影《太阳帝国》时，我儿子所体验

    到的东西，似乎存在生物学上的依据：我们确实能够在认知上和情绪

    上“感受”到他人感受到的东西。

    共情的有趣之处，以及它与“团结”，即对群体的依附(我们稍后将

    要讨论的主题)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对他人的关心仅仅因为他们也

    是人，而不必管他们是谁，或者他们是否真的存在。

    合作实验

    当一些人在与他们素未谋面，将来也不会再遇见的其他被试

    玩“囚徒困境”游戏时，詹姆斯·李霖和他的同事们对这些人的大脑

    进行了扫描。他发现，这些人不但对这些陌生人作出了情绪上的

    反应，而且，当被试分别选择与一台计算机和另外一个人合作

    时，大脑中被激活的区域也有所不同。

    毫无疑问，共情在所有的社会行为方式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合作也不例外。人性化(humanization)，即将他人视为人类的同

    伴对合作的影

    响，不但可以通过大脑扫描进行观察，或者通过询问人们的感觉如何获

    得相关数据，还可以通过实验进行测量。为了弄清楚人性化会在多大程

    度上激发人们在即便要付出代价的情况下也要与他人合作，人们进行了

    大量实验研究。

    合作实验

    其中一项经典研究工作是由经济学家艾瑞斯·伯纳特(Iris

    Bohnet)和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完成的。他们招募彼此素未

    谋面的学生来做实验，并将他们分成两个小组。他们发给A组每个

    学生10美元，并告诉他们：他们既可以选择将任意数额的钱留给

    自己，也可以将任意数额的钱装在一个信封中密封好，并在信封

    上标一个与B组中某个学生相对应的数字。在每个学生都将他们密

    封好的信封放入一个箱子之后，B组的每个学生都会拿到一个标有

    他们数字的信封。没人知道谁给出了多少钱，也没人知道谁从谁

    那里收到了多少钱。那么，你认为A组的学生会怎样做呢？很显

    然，自私的人不会送给别人一分钱，因为他们不会因此受到任何

    惩罚。可实际上，A组学生中只有28%的人“一毛不拔”。按平均计

    算，学生们给出的钱是总数的四分之一。接下来，伯纳特和弗雷

    在实验中增加了一个环节。他们让B组的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