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物凶猛：20世纪中国消费史孙骁骥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2

    ISBN 978-7-5207-0623-0

    Ⅰ. ①购…… Ⅱ. ①孙…… Ⅲ. ①消费-经济史-研究-中国-20世纪

    Ⅳ.①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1289号

    购物凶猛：20世纪中国消费史

    (GOUWU XIONGMENG：20 SHIJI ZHONGGUO

    XIAOFEISHI)

    作者：孙骁骥

    策划：陈卓

    责任编辑：陈卓

    责任审校：孟昭勤 赵鹏丽

    出版：东方出版社发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编：100007

    印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9年2月第1版

    印次：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4.75

    字数：380千字

    书号：ISBN 978-7-5207-0623-0

    定价：68.00元

    发行电话：(010)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请拨打电话：(010)

    85924602 85924603目 录

    自序 为20世纪中国消费者画像

    第一章 愤怒的消费者(1900—1911)

    第一节 1900：神鬼变乱庚子年

    第二节 令人纠结的洋货

    第三节 晚清广告里的民族情怀

    第四节 1905：走上街头的消费者

    第五节 一桩走私案引发的商品战争

    第六节 辛亥：革命时期的物价

    第二章 民国的繁华与忧伤(1912—1949)

    第一节 清朝亡了，民国却没有来

    第二节 国货商品的“黄金时代”

    第三节 用还是不用日货，这是一个问题

    第四节 国货运动，以爱国为名的生意

    第五节 上海：民国大都会的消费神话

    第六节 霓虹灯影里的南京路

    第三章 转型时代的消费印迹(1950—1989)

    第一节 社会新秩序是如何建立的

    第二节 革命语境下的红色消费

    第三节 1978：当“革命的红潮”逐渐退去

    第四节 喇叭裤、可乐和肯德基

    第五节 家电：一面窥视城市生活的镜子

    第六节 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

    第四章 当消费的狂澜席卷中国(1990—2000)

    第一节 从粮票的废止说起

    第二节 谁是消费者？

    第三节 “中国制造”还是“中国制假”？

    第四节 装在超级市场里的美国梦

    第五节 被重新定义的消费和消费者

    第六节 中国特色的消费主义哲学后记自序 为20世纪中国消费者画像

    现代的人类是以购物和消费来获得存在感的物种，国人尤其

    如此。

    你同意这句话吗？还是迫不及待地准备激烈反驳？

    先别急于表态，且听我说一段自己的经历。

    许多年前，逛名牌店对我来说是件颇有压力的事。彼时，年

    轻的我对于名牌的品鉴标准尚未建立，消费的“层级”还显得稚

    嫩。当我有时漫步到LV、GUCCI、爱马仕之类的名牌店门口，通常会被店内精致而富丽的装潢和那些西装革履的销售人员弄得

    很不自在，而不愿踏入店门半步。仅有的几次购物经历也谈不上

    愉快。记得在某大城市中心商区的一家名牌店内，我鼓足勇气前

    去询问一件裤子的款式，但在上下打量了一阵我并不“上道”的穿

    着后，店员彬彬有礼地向我推荐了一款当季店内最低价格的裤

    子。他或许并不认为我有足以配得上那条裤子的经济能力。最

    终，我也并没有掏钱，而是同样彬彬有礼地离开了那家名牌店。

    如今，情况被彻底颠覆。我早已和大多数国人一样，习惯于

    趿拉着一双拖鞋进出名牌店，毫无压力——只要别让我付款。在

    当下的中国，所谓名牌店的“财富象征地位”较之21世纪最初的那

    几年已大打折扣。去任何一个大城市的商街走几步，你会发现满

    大街的时髦女性仿佛事先约好了似的都穿戴着有名牌标识的包

    包、服饰、鞋子。陪伴在她们身旁的男士，则总是有意无意地显

    露出腰间那土豪金“H”字样的皮带。

    古语云，稀者为贵，多者为贱。以此观之，在符号象征的意

    义上，国际名牌在当今的中国正在遭遇一场严重的贬值。这恐怕

    不仅是因为许多名牌都把制造工厂搬迁到了中国以及邻近的亚洲国家，专门为中国市场提供量产供给，更重要的还在于一种集体

    心理的悄然改变。当奢侈品牌的产量滚雪球般不断增大，使其成

    为更加平民化的“伪奢侈品”，人们对此的好奇心和狂热追捧自然

    会慢慢冷却。经济学有个常用的术语，管这叫“边际效用递减”。

    边际效用递减可以用一个通俗的故事解释：一个饥饿的食客

    步入某包子铺，一口气点了六个包子。当他吃下第一个时，满足

    感很强，吃第二个时，满足感有所减弱……吃到第六个包子时，很可能已经难以下咽。换言之，当某种消费品的总量增加时，其

    中的单个消费品给人带来的满足感会随之持续下降，以至于最后

    彻底失去继续消费的意愿。

    经济学理论中专门设有一个子科来解释这类现象，叫作消费

    经济学，譬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人提出的消

    费函数理论，便是其中的一种。不过，此类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

    大多以数学模型来探求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以便企业和

    政府制定更优化的经济政策，其“实用主义”意味浓重。而我更感

    兴趣的却是不那么“实用”的一些地方——消费行为背后所隐藏、沉淀的种种社会与文化细节。

    在经济学的公式以外，我更希望知道，影响人们在商品消费

    行为中做出选择的具体诱因是什么？人们在吃厌了包子之后，会

    选择其他什么样的食品？这种选择会因人而异还是千篇一律？这

    些消费选择是否蕴藏了某种“集体无意识”？作为消费者，文化背

    景极富特色的中国人与其他国家相比是如出一辙，还是一如既往

    地保持了某种“自身特色”？当建成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消费社

    会时人们还有其他奋斗目标吗？……

    对于以上种种问题，我最常听到的一个答案是：不用担心，市场经济有一只“无形的手”会在不知不觉中调配人们的需求，实

    现最佳的供需平衡。并且，市场中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

    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提高，他们会理智地按照自

    己的需求来进行合理消费，最终，整个社会都将通过消费来获得“幸福最大值”。

    这样的观点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宣扬“自由市场”理念的作

    品中最为常见。在《米塞斯评传》一书中，柯兹纳(Israel

    M.Kirzner)在解读米塞斯思想精髓时，曾作如下总结：“一个支

    持无拘无束的市场的政策，一个自由放任的、没有任何政府干预

    的资本主义政策，已被科学地证明是最好的政策。市场鼓励市场

    参与者的决策在总体上实现相互协调，而其动力来自满足消费者

    的需求和偏好。”

    请注意以上这段话中“无拘无束的市场的政策”以及“满足消费

    者的需求和偏好”的表述，我想，它们多少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

    陈述。其假定前提是，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是一种不受外界干扰

    的常量，自由竞争之下社会生产的最终导向必然满足大多数人的

    实在需求。不过，现实情况似乎与此有所出入。我们没法全然地

    相信消费者，就如我们不能彻底相信自己的所谓理性。现代意义

    上的“消费者”这一概念是在历史进程中被多方因素合力塑造成形

    的，其偏好往往受到一时一地的文化、阶级、社会、政治宣传等

    各种外因的影响，变动不居。

    消费者能“自己决定自己的需求”，成为所谓“理性的经济

    人”吗？在现实中，集体的消费行为在很多情况下显露出了非理

    性特征，广告宣传、时尚潮流、大众舆论都能像捏橡皮泥一般塑

    造人们的消费偏好，在这些因素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生产者

    刻意制造和操纵的。

    这样的说辞或许带有“阴谋论”的嫌疑，但事实上，商品的生

    产者不可能仅止步于“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他们在经济利

    益的驱使下会不断“制造”消费者的需求，并不时更新这种需求。

    如此，大众消费行为本身，看上去也不大能实现社会成员的“终

    极幸福”，而不过是成就了居于商业链条顶端的“聪明人”。至少在

    今天，很少有人相信仅仅通过无止境的消费就可以彻底实现个人

    生活的幸福与自我价值的满足；相反，消费主义的盛行倒是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看看窗外北方雾霾蔽日的天

    空，不难理解这一点。

    因此，当我们谈论消费主义的时候，最好三思而言，情况往

    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许多。我想转述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来更

    准确地表达这种“复杂性”。提勃尔·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在《无快乐的经济》中提出了一个见解，即消费主义

    的出现是人类迈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但未必是一个美好的标

    志。他说：“文明的意义在于，它能够在暴力和辛苦劳作之外创

    造令人刺激的活动；能够发展出进行并享受这些活动所需要的技

    能；也能够提供学习必要技能的纪律和教育。”

    这些“令人刺激的活动”经过资本主义数百年的进化，今天早

    已无缝融入了庞大的工业体系和商业链条，拥有时髦绚丽的包装

    和极易引起人们共鸣的品牌口号。因此，西托夫斯基认为，人们

    想要不断获得新鲜刺激的感觉，就必须花钱购买并“使用”这些不

    断翻新的活动和商品。消费，成为现代文明价值链条中的重要一

    环，甚至是作为现代人最常见的一种“身份证明”。

    当我们高谈阔论人类“现代文明”的历史辙迹时，常常忽略了

    每一个具体而微的人是以何种方式踏入现代社会这扇喧嚣的大门

    的。中国近百年的商业史诉说着如下的故事：那些性格固执、观

    念陈腐、脑后拖着一条丑陋辫子的国人，自19世纪末期开始，仿

    佛着了魔似的，排着长长的队列，伫立于“现代文明”的大门口

    前。在焦虑中等待的他们渴望跨过这道门槛，到对面一窥究竟。

    他们手里紧紧攥着入场券——钞票，却又随时准备抛之于市，用

    金钱换取一件件西方工业文明所创造出的精巧商品。

    购物，自此成为民众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中国消费者花钱购

    买西洋钟表、西洋烟酒、电灯电报以及舶来的种种“奇技淫巧”，实则是在为自己购买一张“现代生活”的门票，获得能像他们羡慕

    的西方人那样生活的机会。这个漫长的排队过程持续了近一个世

    纪——他们今天成功了吗？环顾四周，现代文明的众多“成果”都必须通过购买才能获

    得，从航天技术到网络科技，从分子材料学到食品科学……无论

    何等艰深晦涩的科技，在资本力量的介入之下，统统被自动化工

    厂生产成了各类新型的产品，在市场中，亦可以被细分归类为一

    系列的商业品牌。现代商业文明就像是一个奇特的漏斗，把千奇

    百怪的现代技术一概“过滤”成能被摆放在商店里售卖的、具有单

    一价值维度的可交换物品。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也由此被蝗虫般不

    断涌现的商品覆盖，周而复始，终于变成了一个硕大无朋的“卖

    场”。(从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来看，这太容易理解了，榜单第一

    名赫然是沃尔玛。)然而，细加辨别，我们也会发现，摆在这个

    大卖场里的每一件商品都不能说是“价值中立”的。

    假如消费者能戴上电影《极度空间》(They Live)里那副能

    洞穿一切事物本质的神奇眼镜，他们将透过镜片看见，自己身处

    其中的这座商品大卖场门口其实悬挂着“现代文明”的隐形招牌，其中售卖的商品则无一例外地贴上了一张“现代”(modernity)的

    隐形文化标签，并且按照品类的不同贴上了象征着诸如“社会阶

    层”“品位”“民族”的各色标牌。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思，在今天毫不费力地被消费者

    改写为“我买，故我在”的座右铭。商品消费，几乎成了一张获准

    进入现代社会的身份证明，而且一个人也只有通过消费这些商

    品，才能确认自己在现代文明的价值维度中的社会身份和位置，或者说，确认了“我是谁”这个亘古的问题。

    如果你执意反其道而行，则很可能会出现身份认同上的困

    难。假如，一个固执的家伙坚决不肯通过购买手机或网络通信服

    务来向友人发送消息，而是要像古人那样写信托人转交，甚至是

    使用信鸽，那么他无疑会被大家视为与当下社会格格不入的“史

    前怪人”。

    我的写作兴趣在社会经济史，因此，本书更多的内容是从历

    史的维度来观察“购物”这一行为，或者说过去一个世纪里消费主义在中国的变迁。中国自晚清以来，追求“现代化”、甩掉小农经

    济“旧包袱”的步伐一刻未停，其中，商业领域改革的节奏尤为引

    人注目。商品经济和消费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大地上蔚为流行的

    两个时期，有两位在华的外商写了两部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一

    是民国时期卡尔·克劳(Carl Crow)的《四万万顾客》(400

    Million Customers)，其二是詹姆斯·麦克格雷格(James

    McGregor)出版于2005年的《十亿消费者》(One Billion

    Customers)，两部相距半个多世纪的作品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人

    复杂多变的集体形象浓缩为一个词——customers(顾客、消费

    者)。

    “消费者”这一称谓无疑抓住了近现代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特

    征，人们日益强大的商品购买力显然已成为国家力量崛起的一个

    具体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本书出版的时期，这个国家也

    分别经历着两次经济上的“解放”。前者是从封建王朝的小农经济

    下获得解放，后者是从苏式计划经济中获得解放，两次“解放”都

    是以市场经济为目标，都造成了商品市场的繁荣和消费主义在中

    国的确立。消费社会的到来让人们的思想、习尚、文化乃至城市

    的地貌景观，都随之发生了巨变。

    “断裂”于是就这样发生了，不仅是文化上与过去的决裂，更

    是中国人集体身份的彻底转向。因为购物和消费，原本平稳运行

    了上千年的一个庞大体制竟出现了某种结构性的松动。公众对个

    体独立的身份认同，对旧的集体身份的迅速抛弃，犹如把榫从房

    梁上抽离一般，把消费从传统的桎梏中生生剥离出来。旧制度随

    之轰然崩塌。

    在我看来，20世纪初清政府发动商业革命的最大功绩并不是

    扶持了民族工商业，而是让百余年前的清人有机会从“臣民”的身

    份中剥离出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商品消费者；另一个转变发生

    在1978年，自那一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改革，让中

    国人逐渐远离了过去数十年千篇一律的身份，成为新时代的消费

    者。然而，身份的倏然转变并没有立即带来“普遍的幸福”，或者

    实现了“经济上的民主”。如前文所说，消费者的行为和偏好总是

    受到各种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不可能毫无干扰

    地存在于真空中。历史文献给我们的真实回馈是：鉴于中国特殊

    的历史和文化辙迹，百年来，消费主义经常被政治局势和文化思

    潮所裹挟，消费者身上的这一抹文化的异色，在很多时候都显得

    异常浓烈。

    今天，消费主义实际上已经是我们的社会得以存在和延续的

    一种方式。一个人从生至死，每一天的衣食住行，乃至在医疗、教育、婚姻、生育、就业、休闲、娱乐等等巨细无遗的方面都不

    得不与商品消费打交道，甚或可以说，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旷日持

    久的购物行为。商品消费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无论对个人、企业还

    是政府而言都是一个利好行为。在文化上，恰如西托夫斯基所

    言，消费主义用大宗商品和更炫目的生活方式“教化”了那些未开

    化的“野蛮人”，让人们把欲望、刺激、快乐等等生存要素都同时

    置放在了消费主义的社会框架之下。而消费社会较之于农业社

    会、封建社会而言是更高层级的社会形态，为此，追求“进步”的

    现代人理应毫无保留地接纳消费主义，委身于商品市场，进而成

    为一个称职的消费者……

    沿着以上貌似合理的逻辑不断往下推测，结论却会一路“跑

    偏”，甚至最后会变得荒诞而扭曲。难道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所说的扁平化、碎片式、快节奏、无深度感

    的“消费社会”就是我们所居住世界的终极形态吗？它看上去是像

    美丽富饶的理想国，还是更像一个“1984式”的可怕梦魇？这种担

    忧并不是杞人忧天，难道今天的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被商业和消

    费的肥皂泡包裹着的现实中吗？加拿大的著名左派知识分子娜奥

    米·克莱恩(Naomi Klehin)就曾著书批判国际品牌和跨国企业对

    消费者的思想控制和文化洗脑，号召人们反抗消费文化对人性

    的“侵蚀”，抵制跨国商标和品牌。如此振臂一呼式的激进观点在

    读者当中颇有市场，与之前提到的彻底的自由市场理论相映成

    趣。不过，以上二者都并非本书写作的旨趣。在匆忙做出价值判

    断前，我们首先该理性地审视如下事实：商业明星、产品、消费

    者、购物不过是一系列衍生自现代社会的概念。正如国王、骑士

    和贵族是属于古代封建社会的概念。它们有时会在不同的历史时

    空里交错、相遇，而实际上，二者究竟是不同历史时段的异质产

    物，分别遵从着截然不同的社会逻辑。当我们的讨论对象是一个

    经过严格限定的历史概念之时，将其简单概括为“好”或“坏”，似

    乎太过粗疏。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视角更多元、更具质感，语境层次更丰

    富的讨论空间？这需要构建一种全新的历史叙述方式。在20世纪

    诡谲多变的历史光影之下，购物和消费主义如何把这个古老的国

    家改造成了今天我们熟悉而陌生的模样，消费者的集体面孔又是

    如何一步步被塑造、篡改、重塑，这背后繁复纷乱的历史线头，想要将之梳理清晰谈何容易。因此，自动笔之始，本书就注定不

    可能成为一本批判之书，而是更类似一部“画像式”的作品。

    我尝试着以近百年来消费主义在中国的流变和消费者的集体

    身份来描绘中国社会的群像与百态，并且，这幅妍媸毕露的图画

    将尽量细致地捕捉到它描绘对象的每一个神态、面颊上的每一道

    皱纹，以及令这些皱纹不断加深的焦虑不安的表情。

    除了躺在教科书和历史试卷里的古代史，以及那个充满硝

    烟、暴力、革命和伟人故事的现代史以外，还隐身着一个体

    量“小”一些的历史，它真实而琐碎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潜伏于我们目光无法达及的晦暗处，隐藏于每个家庭的衣食住行

    和锅碗瓢盆里。从普通百姓的日常消费清单到商家的促销广告，所有这些历史的细枝末节会把我们引向历史最引人入胜之处，也

    是最值得书写的真实之处。由无数散落的细节铺陈而成的，便是

    由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这两种元素精巧糅合、编织而成的一幅20

    世纪中国生活画卷。

    英国史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告诫我们：“我们几乎无法将20世纪丢弃，但已经将它的各种争端、各种理论教条、各种思

    想、各种恐惧在记忆里悄悄抹去。”今天，当消费的狂喜和欲望

    的满足所产生的“幸福感”已然填满了生活，当“买买买”的网络用

    语和嘉年华式的购物成为重要的感情交流乃至情绪宣泄方式时，我们其实很有必要从这热烈而空无所傍的狂欢中抽身而出，暂停

    下来，重整思路。

    我们回身望向那些堆积成山的信用卡账单和商品购物记录，试图从中寻觅一些关于过去时间的隐秘线索，此时，集体尘封的

    记忆也会部分苏醒，至少，这可以让朱特所说的“在记忆里悄悄

    抹去”发生得慢一些。这也是我的写作初衷：透过“中国消费者”这

    双集体的瞳孔，或许我们能更加真切地窥见我们所处的时代、我

    们生活的国度，并把这份真切尽可能久地留存于记忆之中(Shu

    分享更多搜索'雅书)。第一章 愤怒的消费者(1900—1911)

    晚清时代，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西洋的商品大

    量流入。对此，有人欣然接受，有人忧心忡忡，有人激烈反抗。

    无论人们作何选择，在旧传统与新观念之间的这场较量中，中国

    人第一次体验到购物与消费的魅惑，并亲手推开了“现代国

    家”的大门。

    第一节 1900：神鬼变乱庚子年

    楔子：“太岁庚子年，人民多暴卒”古往今来，在中国发生的多少事，说复杂真是复杂，但要往

    简单方面说，也实在简单。

    比如，一部中国史，概而言之不外乎一幅天干地支图。这幅

    图案把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组成的“十

    天干”和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组成的“十二地支”按照顺序两两配对纪年，以“甲子”为始、“癸

    亥”为终，共六十个组合，称六十甲子。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

    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将这幅古老的年表配以“阴阳五行”的卜筮之术

    加以阐释，妄图通过抽象的历法窥测自己短暂一生的命数乃至家

    国之运。

    就这样，简单滋生出了复杂。时代的更替、王朝的兴衰也便

    因此有了缘由，那阐释一切的力量便来自古代历法中的玄机所曲

    折透露给世人的宿命论。但凡世间的人与事，统统都陷入这如圜

    丘一般的宿命之中循环往复。

    六十年一甲子、六十年又一甲子……当时间之轮沿着这幅天

    干地支图再次进入庚子年时，占卜的卦象出现了令人不安的信

    号。那一年，老皇历上的诗谣唱道：“太岁庚子年，人民多暴

    卒。春夏水淹流，秋冬频饥渴。高田犹及半，晚稻无可割。秦淮

    足流荡，吴楚多劫夺。桑叶须后贱，蚕娘情不悦。见蚕不见丝，徒劳用心切。”

    迷信、怯懦的人们人人自危，他们担心凶年的来临会祸及自

    己，纷纷跑到庙里焚香祈祷。当然，人们的惶恐不安在那些来自

    遥远西方的外来者看来着实愚蠢可笑，在他们眼里，平凡的庚子

    年与过去其他年份相比并没有什么灾变的预兆。西洋人使用的历

    法，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天干地支的线性纪年方式，因此，历史对

    他们而言并非永远周而复始，而是有前因后果、有逻辑演变，且

    是由低到高逐渐进化成今天的模样。这些金发碧眼、牛高马大的

    洋人称庚子这一年为公元1900年。这一年，也是西方纪年中一个

    新世纪的开始。对于生活在大清帝国境内的西洋人来说，1900年无疑是值得

    期盼的一年。他们在这个国家经营多年的贸易愈做愈大，原以为

    注定无法在这里种下的现代商业种子，似乎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

    一点点生根发芽。

    随着时间的推进，大清国与西方列强的通商口岸日益增多，数量已远超半个多世纪前的“五口通商”。新增的商埠北有临海城

    市天津、烟台，南有富庶的苏州、杭州、江宁，深入内陆腹地的

    长江沿线城市重庆、汉口、宜昌、九江等地也相继开埠……对这

    一时期不断扩大的对外通商，《清史稿》略带不满地评论

    说：“五口通商，各国踵迹至。中外棣通，外舟侵入我江海置邮

    通商地。大北、大东两公司海底电线贯太平洋、大西洋而来，亦

    骈集我海上，骎骎有返客为主之势焉。” [1]

    那是东亚国家受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强烈冲击的时代。东西

    方文明的碰撞如同惊雷一般，首先惊醒了沉睡于中国之东的日

    本。从外国进口的棉织品成为刺激民族商业发展的契机。为了和

    外国进口棉布争夺市场，日本的商业近代化从明治政府扶持的纺

    织厂开始，向各个领域迅速蔓延……

    而在中国，建立于17世纪的清王朝经历了两百余年的强势统

    治，逐渐进入了政治衰退期。周围的邻国依旧保持着向“天朝”进

    贡的习惯，但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它满怀尊重。清帝国的威望

    在邻国的心目中日益衰减。 [2]

    而在由军舰开道的西洋商船队面

    前，“天朝”在世人面前丢掉了更多的面子。

    自道光年间以来，远道而来的洋人“反客为主”之势有增无

    减。随着一纸纸通商条约的签订，被西方列强“强行植入”的商业

    基因也愈加融入了脚下这片原本封闭自固的土地。外国企业在华

    投资的数额如滚雪球般增大，在那些具有得天独厚条件的通商口

    岸，精明的清国商人会有样学样，以“附股”的方式购买外国企业

    的股份。华人在西方企业投资的领域包括航运、银行、保险、货

    栈等行业，此外还涉及19世纪晚期的螺丝、棉纺、电灯、电力等工业领域。昔日的“大门口的陌生人”，似乎不再那么陌生，在外

    国商人有意的引导或潜移默化之下，原本仇洋、排外的清国人好

    像愈来愈认同西方的商业价值理念，乐意尝试与这些高鼻子洋人

    做生意。

    过去，曾有人急着下结论说，这个固执而老朽的帝国绝不会

    为现实做出任何妥协改变。但事实证明他们错了，改变了资本主

    义世界的大宗商品贸易如今也在改变垂暮的中华帝国。这个过程

    迟缓，但确凿无疑。

    最先与大清进行贸易往来的英国商人在回复给国内执政者的

    报告里说：“我们同中国的商业关系一年比一年重要，英国和中

    国资本家的利益也一年比一年错综复杂。中国人既有官员也有商

    人，多年来一直是外国企业的股东，享有这种位置所给予的所有

    利益。” [3]

    这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密切贸易关系，使得清

    国在被武力轰开国门之后的数十年，终于在资本主义商业世界的

    版图上插上了一面属于自己的黄龙旗。至1893年，清国的对外贸

    易总额达到了创纪录的26799万两白银。这个纪录不容小觑，连

    向来自大的日本明治政府都不得不承认：“然清国之外国贸易近

    年长足进步，该为世人所公认。” [4]

    不过，令西方人心生不快的因素仍然存在着，就像一幅美丽

    油画上的污点一样醒目、让人蹙眉，首当其冲的便是居住在北京

    紫禁城的慈禧太后。这位保守而日渐衰老的女人依旧牢牢掌控着

    清帝国的政治大权，但她偏偏对洋人素来不抱好感，甚至因“夷

    夏之防”而极度仇视一切西洋事物。当然，外表恭敬的洋人内心

    对慈禧也并不那么友善，这位清帝国的女统治者深居于幽殿、绝

    少露面，这让她的公众形象神秘而晦暗。她经常被当时的西方记

    者描绘成一位眷恋权力、善于玩弄权术，并且肉体欲望强烈的女

    独裁者。 [5]

    显然，慈禧不是西洋人眼中理想的中国统治者。洋人们对此

    也心知肚明，那就是慈禧年事渐高，不可能长久地统治这片土地。他们所需要做的不过是等待，等待慈禧和她的守旧派大臣们

    像衰老的植物一样逐渐干枯、萎靡、凋谢……

    慈禧并不打算在等待中耗尽余生。1898年戊戌变法风波后，原打算“退居二线”的她察觉政治形势有变化之虞，于是又重新实

    行训政，欲废光绪皇帝，另立新君。不料消息一出，各国公使都

    纷纷表示支持光绪皇帝，反对慈禧的政治计划。 [6]

    他们盘算着，和维新派走得很近的光绪皇帝在思想上比慈禧更为开明，将来更

    可能成为一个西方化的君主，大清国也会因光绪皇帝的主政而倾

    向于成为一个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对于西方各国将来与

    大清国的生意往来，只会有利无害。

    因此，当慈禧假托光绪皇帝重病而将他软禁时，洋人从一开

    始就极力干涉，还派遣法国医官前往皇帝寝宫探视光绪，准备给

    慈禧好看。这位法国医生对光绪做了一番身体检查后，走出皇宫

    告诉人们：清国皇帝身体健康，“血脉皆治，无病也”，只需要改

    善饮食，加以调养，就可康复。 [7]

    谎言如此轻易被拆穿，慈禧气

    得火冒三丈。慈禧恨洋人的理由，此其一也。

    另一件让慈禧更为恼怒的事是，维新党领袖康有为等人在变

    法失败后躲进英国使馆得到庇护，清兵只能看着通缉犯从他们眼

    皮下溜走，却不敢硬闯入使馆捉拿这些“天朝的敌人”。慈禧对屡

    屡坏她好事的洋人恨入骨髓。 [8]

    洋人将她推翻的图谋似乎一天比

    一天明显，这让权力欲旺盛的慈禧且惧且怒。之前与西方列强的

    几场军事交锋，大清国吃尽了苦头，朝野上下被打怕了，因此，慈禧即使心里装着一万个不满，也再不敢轻易和拥有洋枪洋炮的

    洋人们兵戎相见。

    偏偏就在此时，端王载漪向慈禧推荐了被称为“义民”的义和

    团，据说这些有“神功护体”的民间勇士可以刀枪不入，不畏洋枪

    洋炮。载漪的这番神乎其神的描述，倒是深得太后之心，她决心

    利用这些原本善良质朴的农民来制衡西洋人。在慈禧、载漪等守旧派的授意下，原本紧闭的城门为这

    些“义民”打开了缝隙，大批义和团成员自1900年5月开始被默许

    进入北京和天津。京城之内，很快就布满了拳场神坛，到处旌旗

    招展，恰如乡社赛神，乌烟瘴气。 [9]

    慈禧很快就后悔了，她发现自己做了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这个决定无疑将帝国脆弱的政治心脏置于异常危险的境地。尽管

    官方下令对进城的义和团“设法除禁，毋任聚众滋事，致启衅

    端”，但这场运动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京城内不少洋货店铺的主人望风而逃。骡马市大街广升店代

    卖洋货，在团民赶来纵火以前便已人去楼空。正阳门一带的不少

    商家为了保住性命，急忙把商铺的洋货招牌全数撤换，去掉那刺

    目的“洋”字，唯恐给自己招来灾祸。时人记述道：“城内城外各行

    铺户与各街住户，义和团民俱饬令避忌‘洋’字，如‘洋药局’改

    为‘土药局’，‘洋货’改为‘广货’，‘洋布’改为‘细布’，诸如此类甚

    多。” [10]

    1900年6月16日，老德记西药房被点燃。一时间大火蹿起，难以控制，借着风势很快蔓延至前门大街一带。 [11]

    只见“正阳门

    外商场，为京师最繁盛处，拳匪纵火焚四千余家。数百年精华尽

    矣。火延城阙，三日不灭。时方称拳匪为义民，莫敢捕治之”。 [12]

    1900年夏天的帝都北京，陷入了一片冲天的火光中，打杀声

    与惨叫声不绝……

    令人头痛的“清国特色”

    1900年7月5日，《纽约时报》头版印着一个耸人听闻的新闻

    标题——《北京所有的外国人都已丧生》(All Foreigners in

    Peking Dead)。报纸对北京城里上演的暴行做了绘声绘色的描

    述。接下来的几天，《纽约时报》的一篇篇后续报道让清帝国在世纪之交的国际舞台上出了大名。 [13]

    京城的外国人的安危成为

    各国媒体每日关注的头版头条。如何保护国外侨民、收拾北京的

    乱局成了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

    洋人终于坐不住了。很快，美、英、法、德、俄、奥、意、日八国联合起来对北京进行军事行动。8月16日，联军已基本占

    领北京全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和大臣仓皇离京，逃往太原和

    西安，留下奕劻和李鸿章与联军谈和。

    1900年年末，联军提出了惩凶、赔款的要求，战败的清国只

    能一一应允。最终，清帝国以关税和盐税做担保，连本带利赔偿

    庚子动乱中参战的各国本息共计9.8亿两白银，被时人称为“勒索

    巨款”之约。 [14]

    这笔相当于清帝国十几年岁入的巨额赔款连同其

    他诸多苛刻条件，被写进了名为《辛丑各国和约》的文件中。这

    份条约创造了晚清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赔款数额之最，被国人深

    深引以为耻。

    然而，当打了胜仗的洋人耀武扬威地从谈判桌前起身离开

    后，他们依旧是眉头紧锁、表情凝重。一场局部战争所能改变的

    固有事实太少了，至今让他们难以释怀的，仍然有两个重要问

    题。

    其一是一部分清国人不可理喻的排外情绪，其二是义和团运

    动所折射出的弥漫于清国朝野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愚昧与迷信思

    想，这二者无疑不太可能被一场短暂的战争所驱散。

    从清末一位美国外交官的笔述中，不难看出外国人是多么厌

    恶中国人的迷信思想：“迷信存在于各阶层之中，上至皇亲国

    戚，下至贩夫走卒，影响着生活中的一举一动，扭曲了理性能

    力，损害了逻辑判断。迷信不仅影响着个人的私生活，而且关系

    国家发展的重大国事也由迷信来决定。” [15]

    以下事实的确有些让人汗颜：千百年来，泛神论和迷信思想可谓华夏民间信仰的直接塑造者。这种民间信仰和宗教没有多大

    关系，反倒是处处体现着一种小市民式的“实用主义”。所谓举头

    三尺有神明，清国的子民们脑子里的观念与他们的祖先如出一

    辙，认为这世间到处都是神仙鬼怪。天上有雷公电母，到山有山

    神，遇水有河神，乡间有土地公、城隍爷，回到家里还有门神、灶神，等等。这种对神仙鬼怪异常丰富的想象能力着实令西方人

    望尘莫及。

    数不清的神仙各司其职，如同政府官员一样管辖、照料着民

    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平时不烧香的民众在有求于神仙时就

    得临时抱佛脚了。他们惯常的方法是用食物和钱财向神仙“行

    贿”。正所谓“钱能通神”，作为交换，收下贡品的神明会庇佑人

    们、帮助其顺利达成目的。求生儿子的人会在受孕前拜拜送子观

    音，求生意兴隆的则在财神面前焚香祭祀，求考试榜上有名的则

    到庙里祭拜文曲星……一句话，只要有具体需求，就肯定能找到

    相对应的神明供人们“行贿”。

    按照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说法：“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

    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有点像请

    客、疏通、贿赂。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

    公道。” [16]

    这种带有极强功利主义色彩的民间信仰也塑造出了世

    俗社会上默认的潜规则——当需要达到目的时，人们总是设法通

    过走后门、攀关系、行贿等不公平的方法来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每当历史上有时局异动，杂糅着儒、释、道和民间鬼神崇拜

    的诡异信仰便可能有如霍乱病菌般来一次毁灭性的爆发。当初，西方人在清国修铁路、铺电线时，国人便百般阻挠，理由竟然是

    铁路、电线会破坏风水、惊扰神仙。义和团的贫苦农民更是借神

    仙之名跳出来撬铁路、斩电线，大肆毁坏一切与工业文明有关的

    事物。在这帮既可怜又可憎的饥民作鸟兽散后，大清国普通民众

    的信仰与社会潜规则依旧毫无变更。照例不按原则办事、遇事喜

    欢抄近路走后门的老百姓让西方人大摇其头。毕竟，这些跨越了半个地球来到远东的西洋人是来做生意赚

    钱的，不是来接受大清国文化特色熏陶的。为了方便起见，他们

    当然希望与自己做生意的对象也能遵守普世通行的商业准则，讲

    求信托责任。但清国人的行事风格却与洋人的期待有不小的差

    距。马克斯·韦伯所推崇的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这个

    国家几乎连影儿也见不着。

    同样令洋人感到不可理喻的，还包括这个国家极度缺乏的商

    业标准和规范化管理。那位抱怨清国人迷信的美国外交官也很是

    为这里的商业习惯所困扰：“缺少法律以及缺少度量的强制标

    准，为讨价还价和欺骗提供了机会。市场上可以买到的秤有两种

    度量标准，一个是买东西用的，一个是卖东西用的。棉絮的质量

    不同，度量的标准也不同……这种由习俗形成的差异，使买卖双

    方收益不同，彼此平衡。因为不同的度量标准必然导致价格的不

    同。除了欺骗不小心的人以及为讨价还价制造机会，他们就没有

    其他目的了。除了对应于东方一切事物的古老这个理由之外，就

    没有什么可以解释它的来源，为它的长久存在给出原因了。” [17]

    缺乏规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有各种空子可钻。无论是多小的

    生意，人们总是不遗余力地进行讨价还价，每笔交易的背后都充

    满了阴谋与生意之外的算计。生意中的每个人都试图占对方的便

    宜，缺斤少两是常事。

    与此相反，商业规则和商业道德，在西方国家已经是确立已

    久的社会基本规则。早在欧洲的启蒙主义时代，哲人伏尔泰就在

    《哲学通信》中阐明过，商业信誉是让世俗的人们能够“彼此信

    任地、和平地”自由生活在一起的重要因素。 [18]

    大致同一时期的

    亚当·斯密则在《国富论》中宣称：长期经营商业会使人养成勤

    勉、节约和小心经营的美德。 [19]

    而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数百

    年来人们对商业规则的严格遵守和商业道德的尊重，最终造就出

    了西方的现代商业文明。

    总而言之，清国商人与注重信用和规则的西方商人从秉性到行为方式南辕北辙，他们的行事手段带有很重的市井流氓气，企

    图蒙混过关、靠欺诈牟利的商人不在少数。来华经商的外国商人

    经常为这种“清国特色”的商业文化头痛不已，但同时，作为“商业

    精神信徒”的他们，内心更增添了几分“布道”的使命感。中国，不

    仅是有着他们难以理解的传统习俗的远东古国，也是一块有待资

    本主义商业文明开垦的处女地。

    王朝衰退中的商业契机

    19世纪，对于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可谓不折不扣

    的“商业的世纪”。亚当·斯密时代形成的自由经济思想在这个世纪

    释放出了它的力量，一个由自由贸易打造的世界使得教育、科

    技、工业、现代政治、商业等领域均获得长足的发展，一大批改

    变了人类社会的优秀企业在这个世纪涌现：北美洲有通用电气公

    司、标准石油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陶氏化学、杜邦公司、宝洁公司等，欧洲则以西门子、桑斯博里、飞利浦公司、拜耳公

    司、博世公司等企业为代表。西方的商业社会也逐渐凝结为一个

    密不可分的“世界系统”。 [20]

    虽然在这个系统内部，各国之间也

    经常会有争执，或关于地区政治的领导权，或关于商业利益的争

    夺，但无论如何，现代的资本主义商业体系和游戏规则已经形

    成。

    显然，闭关自守的农业帝国清国根本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

    量，自然融入网罗全球的新兴世界经济体系。这个多年来视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为“蕞尔小国”、视工商业为末流的“天朝上国”，仅

    仅在靠自欺来维持肤浅的体面。实际上，表面冠冕堂皇实则自甘

    堕落的它甚至一度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局外人。

    1840年，鸦片之患日笃。为了向外夷宣读禁止夹带鸦片的事

    宜，湖广总督林则徐奉旨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写了一份信函。信

    中，他把英国商业繁荣的原因归结为“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

    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以由富庶称者，来由此也”，自大自傲之意跃然纸上。更绝的是，清国自认为并非不善于商业贸易，而是我大清皇帝不愿意与小国“争利”——“中国若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

    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磁器而

    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 [21]。言辞间，几乎要求英国等外邦小国叩谢清朝的天

    恩。林则徐在当时还算得上比较开明的官僚，见识尚且如此，其

    余泛泛之辈就更是带着一种轻蔑的眼光环视世界了。正因为顽固

    愚昧加上闭塞保守，“天朝”臣民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延续了许多

    年。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近世以来，原本处于社会末流的商

    业在中华帝国获得了长足发展。不少农民也看中经商的丰厚利

    润，“五谷之利不及其半”，于是纷纷丢下锄头，离开田地投身商

    业。 [22]

    并且，跨区域的全国性商品市场，早在明代就已在这片

    土地自发出现。当我们翻阅嘉靖时期的《河间府志》、万历年间

    的《铅书》等历史记载时，里边对于民间大型商品集市的记载已

    经十分引人注目。 [23]

    晚明到清中叶以来愈臻成熟的商业氛围，为我们呈现出了传统中国文化在商业上的可能性和多重历史的想

    象空间。 [24]

    可惜历史留给我们的除了想象，更多的是唏嘘。尽管在明清

    之际，商人们脚下踩着的这片土壤暗自孕育着商业变革的萌芽，但传统农业帝国那庞大而牢固的权力网依旧遍布各处，制约着商

    业的发展。

    按照传统的“四民论”说法，商人们在这个因循守旧的国度依

    然排在“士”“农”“工”这三个阶层之下，被社会公认为是最无道

    德、最低贱的人群之一。 [25]

    在道德上，商人长期被社会大众视

    为“奸商”，或者与“重利轻别离”一类的道德缺陷联系起来。

    自距今超过两千年的汉武帝时代开始，国家力量对于商业阶

    层的压制就达到了非常严酷的地步。汉代的法令规定，商人不可以“仕官为吏”，也不能“衣丝乘车”，并且还在户籍、税收、土地

    买卖等各个方面限制商人。

    这种“抑商”文化一直延续了下来。直到明代，朱元璋为了“重

    本折末”，依然对商贾阶层制定了歧视性的规定：“今农民之家，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

    贾者，亦不许穿细纱。” [26]

    你看，连穿衣服这种基本需求都要受

    种种限制，何况其他。商人在如此恶劣的歧视性环境之下怎么可

    能安心经商呢？

    更为致命的问题在于，权力强大的中央政府对商业的一贯蛮

    横政策，几乎断绝了这个封建帝国自发地沿着西方资本主义商业

    道路缓慢前行、转型的可能性。官员对于商人而言，永远是需要

    他们毫无底线地去“伺候”“孝敬”的主人，商业阶层本身，则始终

    是处于一种低贱的奴仆地位。明末的《士商要览》，乃是中国古

    代一部著名的“商书”，里边明确地写着一条“是官当敬”的原

    则：“官无大小，皆受命于朝廷，权可制人，不可因其秩卑，放

    肆辱慢。”这是多少年来商人奉行的金科玉律。 [27]

    惯于自轻自慢的商人们“敬官”，并不是因为官员们在道德上

    多么可敬，而仅仅是因为“盖尝为卑为降，实吾民之职份也”。学

    者余英时曾对此评论道：专制的官僚系统犹如天罗地网，岂是商

    人的力量所能突破？ [28]

    特权阶层始终觊觎着商业阶层的财富，随时能找个罪名巧取豪夺商人的财富；而面对强大的权力，稚嫩

    懦弱的商业阶层却总是一筹莫展。在此壅塞凝滞的环境之下，个

    人产权自然是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商业规则也从未得到制度化的

    建设，现代商业社会的各项硬件和软件基础，在此均无从谈起。

    建筑在封建的权力文化观念之上，这座庞大的农业帝国却偏

    偏有它独特的生存之道和所谓的文化自信。历史学者阿瑟·沃尔德

    隆在《长城：历史与神话》一书里对此解读说：中原帝国在南迁

    的过程中，依靠的不是武力征服，而是用自己的固有文化改变当

    地人的风俗；同样，在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时，尽管经常面临军事上的失败，但最后总能建立以文化“取胜”的自信。 [29]

    靠

    着这种自信，中华文化“战胜”了蒙古人，“战胜”了满人，即使在

    国家已被异族武力征服的情况下，帝国子民总是有日后依靠中华

    文化来“曲线取胜”的自信。

    然而近代以来，国人多年建立的“文化自信”正在不断被各种

    外来力量瓦解。坚船利炮尚在其次，西方国家的商业文明第一次

    使得中华帝国的“文化自信”受到了动摇。四书五经里延续了千年

    的说教，高则高矣，但终究解决不了百姓生活的实际问题。自海

    外涌入的西洋商品倒是在“实用性”方面彻底折服了国人。

    西方国家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大大提高。在19世纪中

    后叶，英法等国的工人生产率一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然

    而工人的平均工资并未显著提高，生产成本长期低廉。生产力的

    提高与低廉成本之间的悬殊价差带来了巨额利润，让资本家能够

    获得充裕的资本投入扩大再生产。 [30]

    因此，整个19世纪，西方

    工业国家的剩余产品不断累积，需要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并寻求

    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居于工业革命国家领先地位的欧美列强，更

    是迫切寻求打开广袤的中国市场，为此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清政

    府在武力抵抗接连失败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开始寻求其他的“御

    敌之道”。

    19世纪60年代，深感不安的清廷发起以“学习西方以自强”为

    目标的洋务运动，过去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的朝廷大员们主

    动或被迫地开始兴建工业企业，许多商人都被招聘去当官办企业

    的经理，越来越多的官员被任命去督办企业，商业阶层被置于国

    家政治的荫庇之下。洋务运动前后，国外工商业资本大量涌入中

    国，但恰恰也是在此时，以农业经济为国家根底的清帝国对于现

    代工商业社会的诸多不适与龃龉，终于以最难堪的方式彻底暴露

    了出来。 [31]

    不过，危机与机遇总是相伴而生，19世纪末清朝的政治乱局

    也成为商业阶层打破传统与权力束缚的最佳契机。晚清重臣李鸿章或许隐隐感到了这变革契机的来临，他曾在一份给皇帝的奏折

    中说：“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千年未有之奇业。”然

    而，李鸿章所未能言的是，这份千年未有的“奇业”事实上绝非身

    陷于“奇局”之中的清廷所能够主动创建的。

    江河日下的清帝国仅仅是维持自身的存在就耗费掉了绝大部

    分精力，对于其他的事情，它实在无暇顾及太多。日籍经济史学

    家滨下武志曾就此总结说，清末的历史局面呈现出“朝廷权力衰

    退”的特点，积弱萎靡的中央政府失去了国际政治的主导权，对

    国内的控制力也在日渐减弱。义和团的星火燎原和迅速覆灭，从

    一个侧面让人们看清了孱弱的清廷在面对草莽力量崛起时的无计

    可施，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权在空前衰退。但同时，中央政权力量

    的衰落客观上也给民间社会留下了诸多自由的空间。滨下武志由

    是断言：“所谓清朝的衰退，大概也可以说是清末社会充满活力

    的契机了。” [32]

    这根植于民间社会的契机目前还没有展露其雪藏的全部力

    量，但如果仔细观察清末社会这幅复杂画卷的细微之处，不难找

    到这力量由弱而强、由微而显的那条曲折路径!喜欢本书吗？更

    多免费书下载请加V信：YabookA，或搜索“雅书” 。有趣的是，这股变革社会的力量，恰恰来自在浅土中等待破茧而出的商业。

    第二节 令人纠结的洋货

    洋兵走了，洋货来了

    1901年秋天，“西巡狩猎”了很长一段日子的慈禧太后决定回

    到北京。庚子事变的余波虽在，但毕竟政府已经签约许诺下大笔

    赔款，洋人的怒气这些时日估摸着也消退了一些。再说，堂堂帝

    都北京的皇宫总不能老这么空着，徒让洋人笑话吧。于是，10月

    6日，慈禧发卒数万人，带行李车三千辆，出潼关经河南、直隶

    回京。返京的漫漫长途以西安为始，走了整整三个月，中途，慈禧一行还在保定乘坐了一趟代表西方“奇技淫巧”的火车至北京马

    家堡车站。下车以后，慈禧乘舆经永定门入正阳门还宫。

    回京路上，浩浩荡荡的人马显得风光而有排场。不过，这并

    无法让慈禧忘记当初从北京出逃时狼狈不堪的情形。联军兵临城

    下时，这原本养尊处优的一帮皇族宫室如流寇般仓皇逃遁，一路

    上他们不仅没有被子和褥子，有时竟连吃饭饮水都成问题，慈禧

    本人就曾在迫不得已时“采秫秸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

    以解渴”。与乘坐火车返京时的泰然自若相比，慈禧离京时为掩

    人耳目，路上乘坐的是颠簸的破马车。 [33]

    返京中途，内心深受庚子事变震撼的慈禧决定下诏，“联固

    邦交，修明内政，兴利革弊，君臣上下，同心协力，切实讲

    求”，并命令外务部择期召见各国公使及公使夫人。 [34]

    洋大人

    们，她是再也得罪不起了，如今之计，唯有速速修复朝廷与西方

    列强的关系，补救已经千疮百孔的外交才是上策。1902年1月8

    日，回到北京的慈禧立即着手展开了一系列改革。她批谕各地方

    官保护教民安全，严禁民间传习白莲、八卦等邪教，又以“逢迎

    附和拳匪罪”为理由革职查办了一批官员。

    1月28日，慈禧在皇宫里第一次公开接待外国使节及其夫人

    们，会见的过程“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

    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在接见外交团中

    的各位夫人时，慈禧“在问候这些夫人的时候，表示出极大的同

    情，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

    慈禧热络地接见各国使节，绝不是因为她突然又对外国人产

    生了好感，而纯粹是“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属

    于不得已而为之的求全之策。而借此机会，“各国公使夫人，得

    不时入宫欢会，间或与闻内政” [35]。长期被拒于紫禁城之外的各

    国使节终于能被定期召进皇宫内，得见慈禧的真容。据一位德国

    使节的记录，当他们进入宫殿中，立刻被皇宫内豪奢的排场惊呆

    了，只见慈禧“穿着金丝绣深蓝色长袍。典型的满人发饰引人注目，头发梳得像蝙蝠翅膀，左右伸开，两边插着菊花形的饰

    物……她高高坐在雕刻精美的镀金御座上，她那戴着假长指甲的

    手放在前边的桌子上。皇帝坐在她的左侧，比她座位低一个台

    阶。他态度拘谨，和他霸道的姨妈形成鲜明对照” [36]。

    古板的慈禧太后居然一改常态，坐上了德国进口的杜里埃汽

    车。尝试了几趟之后，慈禧还是嫌开车的司机堂而皇之坐在她前

    面不成体统，于是只坐了两天就把汽车打入冷宫。汽车坐不成

    了，但西洋的照相术倒是让爱漂亮的慈禧迷了好一阵。为了拍

    照，她传旨在颐和园乐寿堂前搭了席棚，以布景屏风为衬，扮成

    菩萨王母，摆出各种姿势拍了又拍，堪称中国历史上cosplay之鼻

    祖。相片洗好后，她让内务府把相片用金框子框起来，赠给外国

    公使，上面署的抬头可真是长：大清国当今圣母皇太后万岁万岁

    万万岁。

    在守卫森严的紫禁城外，劫后的北京似乎没有费多少时日就

    恢复了往昔的繁荣。尽管落日的余晖映衬着帝国的最后光景，但

    这座自元代开始逐渐繁荣、兴盛于明清之际的京城，依然在多舛

    的命途中尽力维持着最基本的体面。

    血光与硝烟散尽，联军部队也陆续撤离，商旅驻足、市面萧

    条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民众的善忘，很快就将兵燹的惊惶抛

    诸脑后。不久，临街的商铺开业了，尽管有不少商人尚在逃亡的

    途中，有的甚至早就死于庚子年的兵荒马乱之中，但更多的商人

    还是选择回到这座让他们获得财富，也随时可能让这财富毁之一

    炬的城市。

    带着一种略不协调的悲剧感，古人描写京城街市繁华景貌的

    那些诗句又鲜活了起来。“五色迷离眼欲盲，万方货物列纵横。

    举头天不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以及“画楼林立望重重，金

    碧辉煌瑞气浓”的气象，在天灾和兵燹过后，像是一种回报补偿

    般再次成为京城的实景。 [37]

    从城里的珠宝市、茶叶铺、花市，到银楼缎号，皆为“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放眼望去，“至肉市、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可及也” [38]。小商贩那京味儿浓郁的叫卖声，又开始极

    富节奏韵律地响起，回荡在商街的每一个角落。

    别看前些日子涌进城里的义和团见了洋人就喊打喊杀，“上

    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均有入团的人， [39]

    但京城的普通老

    百姓内心深处可没那么仇视洋人和洋货，义和团在北京以“灭

    洋”为名的大肆劫掠恰恰说明这座城市在当时接受西方商业文明

    的程度。正所谓“近来洋货好生涯，都下新开数百家”。当时，京

    城“各大绸肆必兼售洋货”，商肆中“洋货以及中外之皮革、竹木器

    具无弗备” [40]。在20世纪之初的北京，这座古老、混乱、肮脏，而又新奇、迷人的帝国首都，你能从时代的记录中——尤其是从

    进口商品消费的记录中——看出一个未来国际性大都市的雏形。

    北京城那污水横流、尘土飞扬的土路街道旁，为躲避义和团

    和八国联军而一度门庭紧闭的小商铺又陆续开张了，里边摆卖的

    西洋物事儿却比以前更多、更新奇。原来临街的做长袍的裁缝铺

    子改成了西装铺，师傅还是地道的中国师傅，但店铺里挂的都改

    成了一水的笔挺西装，北京的洋兵和公使纷纷跑来定做，好不热

    闹。 [41]

    再细看这京城的大街，穿着土布衣衫、低头行走的行人当

    中，夹杂着不少不穿长袍马褂、改穿一身黑色西装的黑发黄肤之

    人。他们嘴里叼着一截洋烟，戴着墨镜，脚穿皮鞋，走起路来咯

    噔咯噔的。女士们把穿了多年的宽衣大袖埋进了箱底，换上新买

    来的高领窄袖衣，“凡西洋服饰若花边细纽绒毛衣之属皆为常御

    之品，而往时之阑干挽袖均捐废矣” [42]。更有女士直接把紧致的

    洋装穿在身上，身材的凹凸之致立现，看得人们眼光发直。此

    外，她们还往身上使劲洒了西洋香水，走在街上，那随风飘散的

    香味简直勾得路人魂牵梦绕。一些人谈吐之间不时冒出“密斯”“密

    斯特”“哈罗”等洋文单词，被老百姓称为假洋鬼子。 [43]

    这些百余年前的“新新人类”倒也不是什么剪发易服的革命党，只是早年读书时曾经留过西洋，或受了洋人服饰观念与生活

    习惯的影响，依样画葫芦学了起来。更多的则是纯粹尝鲜的京城

    原住民，“披洋衣揖孔孟”的人不在少数。这西装之风也可称得上

    当年的一种“混搭”着装风俗。对那些穿着洋人衣服的清国人，守

    旧之士也不再动不动就拿“用夷变夏”的帽子往人头上扣，或许是

    此类奇人异事看得多了，自然就见怪不怪，顶多是摇摇头叹一

    声：人心不古。

    穿上洋装的人们自然想瞧瞧自己这身新行头入时与否。这也

    不难，北京琉璃厂一带西洋照相馆林立。爱美之人大可循路进入

    相馆，在这西洋相机之前，听着照相师的左右摆布，僵着身子摆

    好造型。 [44]

    只听得相机咔嚓一声，一道白光闪过，镜头前的人

    物景致全都魔法般地化作黑白映画。提笔在相片上写几句留念之

    语，正好馈赠亲友。可见西洋拍照术并不是皇宫里那位“老佛

    爷”的专享，已然是当时市民大众的赶时髦之风潮。至于电报、电话、电影等西洋新鲜物事，虽暂时还谈不上“人皆用之”，但其

    带来的便利，却也逐渐深入到了城市里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

    当年维新派留下的“遗产”京师大学堂如今也准备正式招生，教授“西学”了。预备科系里设有“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

    财”以及“声、光、电、化、农、工、医、算”等教授科学知识的科

    目，朝廷督促管学大臣“悉心筹划，宽筹经费，逐渐扩充，次第

    兴办”。尤其是关系国家富强根本的“农工商业”，更是督促官员们

    要“认真兴办”。 [45]

    前些年见了洋人就呼“鬼怪”、见到洋货必定砸烂的义和团思

    维，仿佛一场来得快去得快的天花，除了在大清国那张并不俊美

    的脸上留下几个痘疤，似乎也并没能产生实质的改变。就似什么

    都没发生过一样，洋货迅速恢复了往昔的流行。如今从朝廷到民

    间，自王公贵族至庶民百姓，上上下下对洋人和洋货的态度都来

    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从之前的无比憎恶变成虚伪般的友

    善，兜里的金钱就更似墙头草，多往洋货上抛撒了。大家都看在眼里，心知肚明：洋人又一次在战场打胜了大清

    国，这说明咱清国处处不如别人，军事如此，商业也同理。就这

    样，洋货也跟着洋人的军队一起愈发成了老百姓心目中“强大”的

    代名词，甚至是崇拜的对象。

    有记云：“庚子巨创以后，国人心理由轻洋仇洋，一变而为

    学洋媚洋。妇女出门必衔一香烟以为时髦美观。” [46]

    不论是脑筋

    保守的老夫子，还是穷乡僻壤的乡村小民，全都“用脚投票”，向

    市场上的洋货“投降”了。这种善变的集体性格究竟是成熟世故还

    是老迈昏庸的征兆？居于北京城的人们在一场失败的战争过后对

    西洋态度变得愈加暧昧不明，那种十分做作的以用洋货为时尚的

    风气，隐隐道出了这个古老民族性格复杂而矛盾的一面。

    然而，庚子年的变乱也让人从光怪诡谲中看到了一丝转机，这老迈将朽的帝国竟回光返照般地从中再次寻找到了改革求变的

    动力。一个王朝最后的自我救赎在一条条令时人耳目一新的改革

    方案中相继展开。

    如果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时点上回望19世纪60年代清王朝进

    行“自救式改革”的最初努力——洋务运动，不难发现二者的区别

    甚为明显。

    洋务运动时期的清廷，眼中只看得见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却并未意识到清国与西方世界那种制度上、文化上的根本差异。

    当甲午中日海战事实上击碎了洋务运动“自强”“求富”的梦想，接

    连发生的戊戌风波和庚子事变让清廷愈加处于一种四面楚歌的境

    地时，这个锈迹斑斑、摇摇欲坠的旧制度后知后觉地开始了对自

    身的反思，并希望做出切实改变——尽管这种改变极为不情愿，并且来得太迟。 [47]

    中华帝国的统治者终于不得不承认，历史上对于商业和商品

    地位的低估造就了这个国家的积弱落后。那么，强国的捷径莫过

    于奋力发展工商业，但以当时中国之落后贫弱，我们自己生产的本地商品，质量低劣，有机会和洋货一较高低吗？这种矛盾的心

    态，混杂着对于西洋商品的爱恨纠结，其实早在19世纪中叶开

    始，就伴随人们一路至今。

    自清王朝建立以来，洋货与中国内陆的商业发生化学反应，最早要从康乾时期的西洋钟表和布匹算起。乾隆年间，英国使臣

    马戛尔尼访华，在离北京不远的通州逗留期间，他就注意到店铺

    的货品中有来自英国的布匹，这令马戛尔尼既惊讶又自豪。 [48]

    钟表入华的历史更久远，早在明万历年间就经由传教士引介

    入国内，属于奢侈商品，多为王公贵族所用。彼时也有不少民族

    情结浓厚的士大夫以尊奉传统的名义拒用西洋钟表和货物，甚至

    焚毁流入的洋货。 [49]

    但焚洋货之举并非主流，绝大多数国人对

    这些来自西方番邦的新奇玩意儿还是打心眼里喜爱的。到嘉庆、道光年间，西洋钟表突破了皇家宫廷的园囿，流向大众市

    场，“士大夫家皆用之”，江浙一带民间甚至还建立了不少制造西

    洋自鸣钟的小工厂。

    早期流入中国的西洋货物，品类不多，数量有限，尚未形成

    规模，影响力远不及后来。真正的变化发生在晚清被迫开埠通商

    之后，跨洋而来的舶来品潮水般涌入新辟的通商口岸和租界。而

    这些星罗棋布于中国大陆的口岸城市，以其特殊的经济地位，成

    为洋货抢滩中国、向内陆地区扩散的桥头堡。

    早在康乾时期，中国的南方城市广州便有著名的所谓“十三

    行”，专门负责对外通商事宜。至19世纪，新的通商口岸开辟渐

    多，于是在通商的城市和口岸，外国商人们设立了出口至中国货

    物的物流供应机构——洋行。

    英国、美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均在口岸码头建起了

    宏伟的西式建筑，作为其贸易办公的场所，专营外贸散货业务。

    而在众多的洋商之中，英资背景的怡和洋行、林赛洋行、宝顺洋

    行等都是捷足先登者。随后则是美资、法资、日资、印资、犹太资本等等的洋行陆续来到中国香港、上海等沿海城市。 [50]

    经营

    的进口业务除了鸦片之外，还包括纱布、呢绒、五金器材、酒

    类、食品、洋油、洋胰(肥皂)等日用商品。

    清朝子民已习惯许久的生活方式，因为洋货的输入，正发生

    着潜移默化的改变。在这种改变越来越剧烈的历史时段里，光绪

    皇帝成了帝国的君主，他的姨妈慈禧太后则成为实际的掌权者。

    既定的事实已由不得他们继续逃避——小到用来点灯的洋火柴，大到纵横奔驰的洋火车，生活于近代的中国人，无论贵贱贤愚，全在这特殊的年代迎面撞上了硕大的“洋”字。

    光绪二十一年(1895)，火柴在中国大为流行，人们纷纷抛

    弃了过去常用的打火石。他们嫌那青黑色的外观太难看，使用时

    也需要和铁片摩擦出火花引火，颇不方便。而输入自欧洲的火

    柴，被称为“自来火”，取火时只需在火柴盒上一划即燃，方便快

    捷，人皆用之。传自欧洲的煤油灯这时也大行其道，取代了过去

    家家户户都点的蜡烛灯笼。而在租界地区的商社以及有钱人的家

    庭，电灯的使用已不新鲜……

    光绪年间兴盛起来的西洋物事还包括毛巾和肥皂，它们的输

    入直接淘汰了中国传统的土布巾和皂荚。此外，西药、留声机、唱片、打字机、暖水瓶、热水袋等现代轻工业制品也不断运抵沿

    海港口城市，转而被载往广袤的内地市场。至1893年，中国市场

    上流行的洋货已达一百一十多种。 [51]

    真正改变了这个国家经济形态的，恰恰是这些来自西洋、看

    似不起眼的日用小商品。

    至戊戌变法时期，中国已经是一片“洋人之商务日旺，华人

    之商务日衰”的景象。 [52]

    时人对此心焦如焚。康有为曾为此向皇

    帝进言，陈说轻商的第一大弊病，便是洋货对国内市场的大举占

    领和金银的外流：“洋纱、洋布，岁耗凡五千三百万。洋布之

    外，用物如洋绸、洋缎、洋呢、漳绒、羽纱、毡毯、手巾、花边、纽扣、针、线、伞、灯、颜料、箱箧、牙刷、牙粉、胰皂、香油，食物若咖啡、吕宋烟、夏湾拿烟、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脯……电气灯、自来水、玻璃镜、照相片，玩好淫巧

    之具，家置户有，人多好之，乃至新疆、西藏皆销流，耗我万万

    计。” [53]

    显然，康有为是怀着纠结的心情写出这篇上疏的。他所痛陈

    列举的洋货商品，几乎已经涵盖了所能想象到的百姓日常消费。

    那个时候，产自中国本土的商品，虽然数量也是不菲，但技术含

    量极低，鲜有现代工业制品。其中著名者，如直隶、山东、山西

    所产的麦、豆、高粱，奉天、安徽、江西、福建等地所产的麻，湖南、湖北、福建、云南、四川等地所产之茶，直隶、河南、山

    东、山西、江苏等地产的棉，均为传统农业产品。而当时所谓的

    国产工业制品，也无非是手工的纺布、笔墨纸砚、漆器玉器、扇

    子草帽之类。 [54]

    换言之，一个生活于1900年的中国人，假如他打算过一种每

    天饮咖啡、吸纸烟、用电灯照明、用自来水烧饭、早晚刷牙、用

    肥皂洗手、拍几张生活照以自娱等等的“摩登式”生活，那么，他

    就只能通过购买西洋商品来实现这种生活方式。不要忘了，一种

    具体的生活方式并非空中楼阁，当我们谈论它时，其实是在谈论

    一套与之匹配的消费品体系。现代社会的诸多生活细节，在晚清

    普通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中已十分常见。最能直接代表“现代”生活

    方式的洋货，也愈加由之前新奇的舶来品，逐渐成为人们习以为

    常的日常生活必需品。

    在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眼里，这种消费文化的变化无异于一

    种商业上的“温水煮青蛙”。原因并不在于中国人的习俗被“现

    代”的风潮潜移默化，改变了传统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而是大

    量进口商品盛行造成了国家的财富外流。当时的维新派也据此提

    出，发展现代工商业，制造出优质的国货工业制品与洋货竞争，这是让愈加走入“现代”的国家免于经济上被西方列强进一步蚕

    食、掠夺的不二法门。其实，这种以国产商品来对抗国外商品的商战策略并不新

    鲜，国外棉纱、棉布畅销中国内陆时，早就有大人物担心长此以

    往会造成白银外流他国。洋务派官员李鸿章多年前就曾提出以国

    货对抗洋货的商战策略，“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纺造

    布疋，冀稍分洋商之利”。在洋务运动后期，张之洞创立湖北织

    布局，也是鉴于“洋布消流日多，年中以千余万计，大利所在，漏卮宜防”。 [55]

    类似的商战举措在清末商业史的记载中出现得如此频繁，几

    乎成了一种陈腔滥调。但直到庚子年的变乱之前，文化自尊心极

    强的清帝国都从未承认过国家在工商业制度上全面的陈旧落后，顶多是产品做得不如西洋各国精专而已。直到庚子事变的发生，巨额赔款的经济创痛加上洋货遍布中国市场的事实，终于让朝野

    不得不丢弃以往的偏见与不切实际的幻想，承认从工商业文化到

    体制与西方的全面差距。制度层面的商业改革之路，自此被迫开

    启。

    想要让国产商品与洋货在市场上抗衡，首先得培养出足够数

    量的工商从业者和企业。于是，所有改革中的第一条便是鼓励人

    们经商。

    1903年4月，深为庚子事变惊惧的朝廷宣布成立商部。上谕

    宣称：“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

    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并敦促载振、袁

    世凯、伍廷芳等大臣着手“提倡工艺，鼓舞商情”之事宜。 [56]

    虽然决心要“鼓舞商情”，但朝廷仍旧担心国内那些本小胆也

    小的商人不敢放开手脚创业，于是又补充规定说，“凡商人出资

    营业，自一万元以至八万元以上”的，分别发给七品至九品的“奖

    牌顶戴”。“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独立经营，或集合公司，其确

    有成效者，即各从优奖励。果有一厂一局，所用资本数逾千万，所用工人至数千名者，尤当破格优奖，即爵赏亦所不惜。” [57]

    在

    政府颁布的《奖励公司章程》中，明文规定依照公司创办人集资的多寡来进行奖励，“奖品”是什么呢——象征社会身份的大大小

    小官职品衔和顶戴。 [58]

    可见，只要能迅速激励人们投身民族工

    商事业，清廷甚至不惜背上“卖官鬻爵”的骂名。

    不过，奖励归奖励，即使清末的创业者们迈入了“官”的序

    列，也并不意味着他们能轻松地开办企业。

    大清国的各种生意历来都是由衙门管控，尤其是重要行业，需要政府特许方可经营。如无特许，则会被视为异端。李鸿章在

    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早就为近代公司定下了“官总其大纲，察其

    利病”，由商人“自立条议，悦服众商”的办法。这便是我们常说

    的“官督商办”。 [59]

    不过，李中堂简单的一句话并没能说清楚诸

    多细节问题。一份创业计划书，究竟要怎么才能变成一家公司，当时并没有专业的政府机构和法律条文来管理这件事。

    于是，一个1903年以前的创业者只好带着他的计划书先后呈

    报当地巡抚、布政使、筹饷局，每一个衙门的大员都很难沟通。

    在漫长的等待后，计划书必须上报更高一级的省布政使等政府人

    员，转了一大圈，宝贵的时间不知耗去了多少。投资人？恐怕谁

    也等不了这么长时间，早就拿着钱退股离场了。再说，办企业需

    要疏通这层层森严的政府关系，一般人哪有能力打点？因此，这“官督商办”，说穿了也算是“官督官办”。商人，在其中只有跑

    腿、打杂、四处帮忙拉投资的份儿。一个字：难。

    数一数晚清的企业名录，军工、轮船、铁路、矿业占了大

    头，这一批企业，便是中国最早的国企。我们熟知的国企之弊，当时的官办企业一样没落下。晚清学者钟天纬在《扩充商务十

    条》中就大骂官办企业：“工匠浮滥，且皆执业以嬉，而赏罚不

    行，勤惰无别，亦谁肯舍逸就劳，以干众嫉。每制成一器，价比

    外洋尤昂，而复草率不精，形模徒具，往往取笑洋人，旋生狎

    侮。如此虽百年，终无生色。” [60]

    自洋务运动以来，清政府决心学习西方资本主义之“用”，但学了几十年，国内的普通人竟然连起码的创业经商也是困难重

    重，不免让人心寒。而官办企业那低下的效率、十分有限的业务

    范围，实在很难满足清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中体

    西用”里边的“中体”倒是一直在坚持，但这“西用”，怕是连皮毛也

    未学到家。当时的知识分子看在眼里，不免频有批评质疑。

    商业文化的吹鼓手之一、著名学者郑观应曾把当时主流

    的“官督商办”形容为“名曰保商实为剥商”的吃人老虎。他说，如

    果任由这只老虎横行下去，民间哪里还有半点创业经商的热情？

    毕竟，这摇摇欲坠的清帝国终究得靠民营经济的繁荣才能续命。

    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把企业经营权交给私人，鼓励民间创

    业。这就需要设定现代商律商法，让一家民营公司从成立到运营

    都有规章可依，有制度保障。郑观应曾服务于晚清最大的国企之

    一轮船招商局，能有此番鼓励民间创业的言论，想必是在实际工

    作中有不少对官企弊病的感悟。

    1903年10 月，商部成立后不久，远在上海的《申报》发表了

    一篇遥相呼应的社论，道出了朝廷“重商”政策的出发点——“取于

    商”。文章把“恤商”、“保商”和“重商”之间的联系与分野，做了非

    常有意思的论述，正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其中的微妙含义：

    “中外未经通商以前，中国宽大治民，未始无保商之政。然

    当时所谓保商者，惟求不苛取于民耳。而今则时事日非，时局日

    变，仅不苛取于商，尚不足尽保商之要。况自咸同以来，军事日

    繁，库储日绌，取于商者日多，今更赔款累累，欲不取于商而不

    可，欲不苛取商而亦不可。既欲苛取于商，而犹欲言保商，不亦

    戛戛乎难哉？然时异势殊，向虽不苛取于商，而视商甚轻，……

    今虽苛取于商，而视商实重。” [61]

    有句俗话叫“羊毛出在羊身上”。朝廷终于意识到，“商业”这

    只羊已经被他们忽视、弃置太久。就拿羊养肥这件事来说，这个

    国家长期缺乏一种制度上的保障，以至于当政治危亡、有需求于商业的助力时，才猛然发现身边这只羸弱的羊羔身上既无奶水也

    无羊毛，实在是难以利用，可谓一种“欲苛取于商，而商不待”的

    尴尬(Shu分享更多搜索'雅书)。

    面对如此窘迫的现状，试问当政者怎可能不心急火燎，速图

    整改？就像一位过去德高望重的老者，如今必须从字母表的第一

    行重新学起，这事实令人尴尬、无奈，同时也别无选择。

    无奈、尴尬之余，求成心切的朝廷也在积极筹划制定新式商

    律，一方面从法律上给予素遭轻视的商业以更高的地位，更要以

    此规范清国商业活动中令外国人极度厌恶的“苟图私利，彼此相

    欺，巧者亏逃，拙者受累”之流氓无赖气息。 [62]

    对于商业的体制

    性改革，也拉开了晚清最后十年的一系列政治制度改革的序幕。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对当年的这道谕旨和朝廷的改革解读

    道：“这道劝诫性的上谕承认了国家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大概因

    为一些新式工业项目是由高级官员热心赞助的，所以它们具有现

    代技术的经理就肩负一定的责任了。同时，大多数经理如果在开

    始时没有官方的背景，也很快会靠捐纳得官进爵而变成富人。

    商、绅、官，已形成一个新的绅商社会阶层，但此时尚未形成一

    个具明显独立意识的资产阶级。在大商埠，绅商的数目很大，致

    使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价值观、社会和政治倾向都变得十分与

    众不同。但是他们仍然缺乏一个完全的统一目的，并且对传统的

    乡土和宗族关系仍承担着强烈的义务。” [63]

    诚如费正清所言，这略显匆忙的改革不可能改变这个国家的

    根底，但至少，民间创业与官办公司在法律上被一视同仁。创业

    者们注册公司可直接呈报商部受理，且有一部规范的《公司律》

    可依。他们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名不正言不顺地跟层层官僚打交

    道。不仅是商业，受到庚子事变的刺激，清朝“奋发图强”的最后

    十年，公共事业和商业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了。政府在办教育、建铁路、兴办实业方面付出了不少努力，表面上看也似乎卓有成

    效。谕旨所提出的“庶几商务振兴，蒸蒸日上，阜民财而培邦本，有厚望焉”的目标似乎也在缓慢地成为现实。

    在鼓励创业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实施之后，民间创业大潮来临

    了吗？据统计，到1911年清政府垮台以前，全国的华资企业有

    2300余个，这相当于1900年的4.5倍，年增长率高达14%以上。清

    政府的鼓励创业之策似乎行之有效。 [64]

    不过，费正清依然睿智地捕捉到了大清帝国“否极泰来”的表

    象掩盖下那并未得到任何实质性改变的根基：这个国家的阶级构

    成几乎维持着往常的原貌，“士农工商”的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的

    扭转，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羽翼未丰的商业新贵们却被这个农业

    国家顽固的传统所牢牢束缚。从一开始，他们的切身利益就和封

    建官僚阶层紧密黏合在一起，亦官亦商、官商一体，欧洲资产阶

    级具有的那种活力和改造社会的朝气，在他们的商业性格中永远

    只是一种隐而不显的暧昧部分，就像掩盖在漆黑的浓墨中尚未完

    全化开的墨块。

    从土布到洋布

    慈禧和光绪回到北京那一年，清国和西方各国的贸易往来更

    为频繁，过去从印度等地大宗进口的鸦片，如今是明显减少了。

    钢铁、机器的引进倒是突然多了起来，而进口的棉布棉纱、染料

    都比十年前翻了一番，二十年间，洋纱的进口竟然增长了十多

    倍。 [65]

    随着商品进口的额度不断增加，市场上各类洋货从品种

    到数量也在不断增多。而老百姓呢，自然是爱用洋货胜过国货。

    洋货质量上乘、款式多，比如那颜色艳丽的洋纱舒适又精致，价

    格却并不比国产的土纱昂贵，做成衣服穿在身上倒是比那些手工

    制作的土布衣服合身不少。“土洋”之间，暗藏着一场秘而不宣

    的“布匹战争”。

    19世纪末，中国的棉织品进口总量已达1656万匹，长期以

    来，它都是仅次于鸦片的主要进口商品。早些年，洋布相对于土

    布而言，无论价格还是品质，都没有太明显的市场优势。甚至当时还有英国人倾慕中国棉布，建议“支持英国女士仿制苏州女士

    们的旗袍和裤子” [66]。光绪中叶，某南方县志曾经记载说当时人

    们“衣料多用土货，县属比户纺织，砧声四彻。一丝一缕，多由

    自给。于时以服自织布为贵，而布质致密耐用，平民一袭之衣，可御数载” [67]。可见土布面料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穿着而言，完全

    够用，不必求诸洋布。

    不过，随着新式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欧美各国的棉布生产成

    本大幅下降，这时，中国土布在国内的市场竞争中就逐渐显示出

    劣势了。洋布价廉物美，并且“细密光泽，外观美丽”，深得消费

    者喜爱。 [68]

    开埠之后，洋布以数倍于前的速度涌入中国，导致

    价格大跌，19世纪60年代洋布价格就下降到仅为土布价格的一

    半。 [69]

    中国也逐渐由过去的棉布输出国沦为输入国。不少地方

    出现了“纱业停顿”“无布可织”的现象。

    清代老百姓的衣服、毛巾、床上用品原本都是用手工土布制

    成的，洋布入境后，以其柔软的手感与更强的吸水性，迅速抢占

    了中国市场。例如19世纪末期传入中国的日本“铁锚”牌毛巾，布

    料由机械织布机制成，刚上市不久就垄断了国内的毛巾市场，淘

    汰了民间手织的“松江斗纹布”与“罗布巾”。

    到1901年，中国的地界上，已是随处可见卖洋布的店铺，尤

    其是庚子年后的北京，更是增开了许多洋布店铺，成为北方地区

    的洋布集散地，“布商之兼营洋布者，遂十有八九”，很多洋布在

    京城被分销到华北、东北各地。 [70]

    与此同时，生产洋布的工厂

    也在全国各地兴办，北至奉天、长春，南到广州、闽侯，东至上

    海，西到重庆，可谓遍地开花，掀起了一股设厂热潮。 [71]

    自

    此，民间俗称的“洋布”，不再只是指由外洋输入的外国棉织品，而成为以新式机器纺织的机织布的通称。

    虽说洋布在中国的棉布市场上获得完胜，但这些由工厂里的

    机器大批量生产出来的新式布料要真的穿在中国人身上，还不是

    那么简单的一件事。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是，假若人人都穿洋布，传统土布工业将被置于何地？

    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

    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弟弟裤破，没布补裤。

    嫂嫂织布，哥哥卖布。是谁买布，前村财主与地主。

    土布粗，洋布细。洋布便宜，财主欢喜。土布没人要，饿倒

    哥哥嫂嫂!

    以上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诗人刘大白所作之白话诗《卖布

    谣》。虽然创作时间迟至1928年，但这首根据民谣改编的诗作反

    映的现实却是自晚清以来长期存在的。机械化批量生产的洋布，对中国传统的手工织布业无疑意味着致命的“商业入侵”，诗作“哀

    民生之多艰”的情怀也由此溢于言表。

    而我们只要一谈及洋货的入侵，“反帝反经济侵略”的情绪是

    难免的，“土布没人要，饿倒哥哥嫂嫂”的悲愤也是必然的。基于

    这种情绪，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晚清洋布在市场竞争中

    彻底取代了土布，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例如，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就说过：清末民初那种又白又细

    又软又廉的“洋布”，彻底毁灭了我们已有三千多年的“男耕女

    织”的传统经济体系。手工织布业衰落，农村破产，于是，难以

    为生的农民就只好跑去加入白莲教、义和团和大刀会了。 [72]

    他

    将洋货的流行视为中国百年来经济凋敝、社会动荡不安的祸乱之

    源。唐先生的观点暂不去评述，但有一个事实却被他忽略了，那

    便是：无论土布洋布，其实在晚清民国以来是各有市场的，土布

    虽日趋衰落，却并没有彻底被洋布所取代。

    中国大陆有历史学者详细考证过，这洋布和土布的购买者，实在是城乡有别、阶级有别。事实上，晚清时期喜欢买洋布的

    人，大多数是城市居民和新崛起的中产阶级，而土布的买家，基本上是需要下地干活的农民阶层。 [73]

    土布一般是采用自古流传下来的手工操作的木质纺车制作，织布前的纺线、打线、浆线、做综、闯杼等工序非常复杂，手工

    操作不易，使得织布的过程十分缓慢。今天中国的不少少数民族

    聚居地，依然保留着这种家庭式的织布方法。用这种织布法纺织

    出来的布匹虽然质感、色泽都不如洋布那样亮丽，但在粗糙之中

    却带着一种洋布不具备的优点——结实。

    若单论外观，布质柔软、色泽鲜艳的洋布的确占有很大优

    势。不过就布料的结实程度来说，洋布实在是不如农民们手工生

    产的土布。例如江苏常熟地区出产的土布，经穿耐磨、不易漏

    水，除了做衣服外，还被老百姓拿来做成雨衣、薄被、茶叶袋

    等，称得上是一种“万能”布料。此外，土布还占据了南洋的市

    场，南洋工人喜欢这种吸汗强又透气的手工织布，南洋群岛一带

    的华侨，每年会购入不少中国产的土布。

    一个19世纪末在华的西方人就曾对洋布与土布做了如下的一

    番比较：“我曾经听到许多省份的中国人异口同声地说：虽然按

    平方码的价格计算起来，洋布价格可能低些，但从长期看来，洋

    布在耐用和价廉两方面都不敌土布。……土布是家庭织造的，……穿着土布要经济得多。” [74]

    在城市里，尤其是那些通都大邑，人们经常到铺店购买洋

    布，然后送去裁缝铺做衣服，但乡下人无论如何都不会用洋布做

    日常衣服，因为洋布不耐穿，容易被磨破，不适合繁重的体力劳

    动。 [75]

    如此，商家把土布、洋布分而售之，就逐渐形成了土布

    和洋布的两种消费市场。乡村务农之人和城市里的下层体力劳动

    者，喜欢穿土布衣甚于洋布衣，对他们而言，结实耐用远比细腻

    美观更为重要。清政府主持修建的京汉铁路通车后，土布纺织产

    地和具有消费能力的城市有了便利的交通连接，更能货畅其流。

    在农村的许多地方，家庭织布业已经代替农业成为主要的产业。 [76]手工织就的土布，供给了下层体力劳动者；机械工厂量产的

    洋布，正适合城市中产阶层受用。洋布与土布之别，与其说是衣

    服使用布料的区别，不如说更像是一种阶级区隔的象征。

    如果说，身穿土布衣服标志着当时的“蓝领阶层”以及“农民阶

    层”，那城市里追求时髦、穿着洋布做成的新式服装招摇过市

    的，又是些什么人呢？按晚清小说家李伯元在《文明小史》里的

    描写，当时穿花哨的洋布衣服者大多是些不靠谱的时髦青年和中

    产阶层新贵。他在书里批评当时社会的几大恶俗，第一是时人满

    嘴的新名词；第二就是标新立异的洋布衣服；第三是演说，满口

    胡话。有此三宝，便到处横行无忌。 [77]

    李伯元作为一个讽刺小说家，文字常常是犀利有余而客观稍

    嫌不足。这西“服”东渐，在20世纪的头几年里已是蔚然成风的社

    会潮流。穿洋布衣裳的，固然有那些不明就里赶时髦的无知青

    年，也有借着洋货名义招摇撞骗的恶俗之辈，但更多的城市居

    民，不过是随着大溜，拿出算盘珠子，为自己拨算了一笔经济

    账，两相比较，这才丢弃了粗糙难看的土布，走进了专卖洋布的

    店铺。

    起初，进口的洋布经洋行买办推销给洋布店，双方成交后打

    五天庄票向洋行出货，布店老板也常到洋行去争取货源。这套行

    业规则随着城里人的习俗愈加西化而逐渐成熟化。市场需求也随

    之一变，洋布不光用来做传统的中式服装，也有前卫的消费者要

    裁缝为自己量身打造西式服饰。如此，洋布店为了增加销路，便

    对洋布进行染色等加工，并不断扩大批发业务。 [78]

    全国各大城

    市的客商也到上海设立申庄，采购洋布、运销、批发等“快时

    尚”产业链就在那时初具规模。

    一位在上海的西方商人曾说：“在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

    的任何内地城镇或乡村里观察一群人，其中十分之九是劳动人

    民，多半是在地里劳动的，就可以发现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穿着

    一些家庭纺织的衣服，而大多数身上穿的完全是土布。还有约十分之一的人穿着洋布褂子，或者用染布作棉袍里子……我们的洋

    布可以说还没有深入到中产阶级以下的阶级中。城市居民、商人

    以及其他在某种程度上有能力为美观而牺牲经济的人们，是我们

    最好的主顾。” [79]

    这段话中“为美观而牺牲经济”的语句似乎点出了洋布行销的

    重要原因。除了价格经济实惠，洋布更显著的特色在于种类、花

    色更多，无论是布料剪裁还是穿着搭配都比手工土布方便太多。

    用今天的观念理解，所谓的洋布，也是当时最具有“可塑性”的布

    料。贩卖这种布料的商店，就犹如当今城市里流行的ZARA、HM这类中端快消时尚品牌，每隔一段时间，便有当季的新款

    衣服样式推向市场。

    时人又是靠什么来获取最新的市场信息的呢？答案是晚清时

    期的新闻媒体。当时，以《点石斋画报》为代表的“时尚”报刊，总会隔三岔五地刊登大幅的插画，里面有身着奇装、金发碧眼的

    欧洲男女，头戴帽子，身穿斗篷、长裙，衣领、袖套、饰品、扣

    子各不相同。 [80]

    还有杂志定期刊文指导妇女择衣搭配之法：“冬

    天最好用钳黑及各种浓色的东西，因为能吸收日光，格外暖和，夏天最好用白地、白茶、浅黄各淡色的东西，因为能反射日

    光。” [81]

    新闻媒介引领的服装时尚风，便在晚清时节悄然掀起了

    浪潮。

    对洋布的席卷中华，要是仅把它理解为人民着装习惯的改

    变，那就太过简单了。你看这洋布牵连着洋服，也就是与当时的

    服装设计和审美思维相关，实际上，对洋布的接纳就是一种流行

    文化观念上的改变；另外，洋布的生产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

    一条连接着上下游产业的财富链条，最上端是工厂里的机械化生

    产方式，下端则连接着城市里流行的西式消费文化。这般“全盘

    西化”的商业文化入侵势头，无远弗届，润物细无声，可是比列

    强的坚船利炮要厉害得多。

    就算搁在几十年前，这样的变化也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服饰材料，主要是绫、罗、绸、缎、绢、丝、纱

    等。轻薄的丝织物一般用作夏衣材料，或者棉衣面料。布料之

    上，用花缎织团龙、团蟒、大小团花、孔雀等纹路，衣服颜色多

    为浅灰、青色、深绛、玫瑰紫，感觉上比较老成持重，样式几乎

    是多年不变。这类精致衣料的穿着者，乃是传统社会的中上阶

    层，那种沉稳庄重的风格，也倒是蛮符合传统儒家社会的温良恭

    俭标准。生活拮据的平民阶层，则经常穿着袖口宽大、又肥又短

    的蓝黑土布衣服，毫无个性可言。

    在传统的中国，“礼制”的束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即使人们披在身上御寒的服装也必须体现出一套根植千年

    的“礼”的道德说教。从高高在上的慈禧太后，到低贱的一介草

    民，谁也不能违反这套以“礼”为根基的服饰规则。

    自周代以来，中华服饰的色彩就被赋予了象征高贵与卑微的

    等级因素，而衣服的纹饰则有更为严格的限定，称为“十二章”纹

    饰。传统的十二种纹样分别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它们是中国古代象征权力的图

    腾。天子的服装可用十二章纹，诸侯只能使用龙以下八种纹样，大夫用藻、火、粉米纹样，士用藻、火纹样，平民的服饰上不准

    有纹饰，称为“白丁”。人们僭越这种等级制的代价，便是受到刑

    律的制裁。 [82]

    然而，1900年北京城破之时，冥冥中预示的不仅是政治更迭

    的前奏，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变革的到来。义和团对西洋商

    业文化的集体抵制迅速被人们遗忘、抛弃，“崇洋”思潮下，国人

    对西方的迎合与反弹异常强烈。机器厂房里批量生产的布匹在城

    市里原本就不仇洋的“一般中层阶级”当中，得以极为广泛地流

    传。

    当时外国的商人记述道：“穿外国棉布的人是官吏、商人以

    及一般的有闲阶级，只有他们在选择服装时能够考虑到外表观

    瞻。”城里的职员、读书人、中下阶层的人，还有少数富农，则纷纷购买廉价的英国洋布。 [83]

    传统服饰等级森严的礼制，因洋

    布裹挟而来的商业激流的冲击而溃散。只要经济上允许，一个人

    购买什么色彩、样式的衣服布料在当时已成为一种自由的选

    择。“自由”二字，或许才是当年洋布吸引中国顾客的根本原因。

    从杂货铺到摩登商店

    看似比较“前卫”的京津一带虽然地处晚清国家权力中心，对

    于洋商品、洋观念的吸收也往往得风气之先，但就商品消费上的

    繁荣以及商业文化渗透到社会肌理的程度而言，与上海、广东等

    与西洋各国贸易活动热络的南方商业地带相比，京畿一带的商业

    文化只怕又稍显保守落后了一些。

    南方的香港、广州等地，乃是清朝被英国人叩开国门以来思

    想最开放、商业最活跃之地，被称为“天然商国”。19世纪末，香

    港华人缴纳的税金已达到港英政府收入的九成以上，其原因在于

    华人从商者的数量激增，19世纪80年代从事对外贸易和批发零售

    业的商行、洋庄即达到了三四百家，以至于港督轩尼诗在给英国

    政府打的报告中都说：香港最大的业主已经不是英国人，而是生

    于斯长于斯的香港人。 [84]

    商贸的繁荣，让当地的华人最早接触到了西方人做生意的手

    段、方式及商业规则。这种现代气息十足的买卖方法与中国小商

    贩习惯多年的集市贸易大相径庭。据《清稗类钞》记载，洋货

    店“任人观览，不问为谁，皆可迳入，肆人绝不加以白眼也。故

    著名之洋货公司，自晨至夜，终日宣阗，游人极多”。而店员们

    都穿着统一的制服，将商品规整地放置在柜台上，每一种商品前

    都有张纸条，上面用阿拉伯数字明码标价。即使交易不成，店员

    也“怡悦其颜色以对之”，如交易顺利，“则于买主临行时，必致声

    道谢，虽数十钱之易，亦然”。 [85]

    店家与顾客间也不再唇枪舌

    剑，买卖时双方不再掀起长时间的“砍价之战”，一切均规规矩矩

    按照标价进行。明码实价、统一着装，这种令清朝人大惑不解的买卖规矩其

    实已在西方盛行了百余年。

    世界上最早的百货商店(Department Store)之一出现在18世

    纪伦敦的蓓尔美尔街(Pall Mall)。这家商店外表富丽堂皇，近

    50米宽的砖石大楼，在伦敦略显拥挤的街道上绝对算是“大块

    头”。商店内部别出心裁，按照货品种类分为四个独立的销售部

    门：丝质品、衣物、配饰被精致地摆放在一起，珠宝、饰品、进

    口钟表等则规整地布置在另一边，归置妥当，有条不紊，这种高

    端优雅的配置在当时冠绝欧洲。 [86]

    原本喧嚣混乱的购物因此显

    示出优雅、时尚和秩序，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遭。

    到19世纪，拜工业革命的经济成果所赐，日常消费产品数量

    激增。百货公司在欧洲和美国获得大发展。顾客愈多，往来愈

    繁，百货商店里的货品堆积成山，自然就有了规范化管理、统一

    化经营的必要。商家要求店员统一着装、商品统一标价、商品统

    一规格，种种新规矩成为新式百货公司最大的亮点。19世纪中叶

    以来，由集市(bazaar)改头换面而来的新式百货商场占据了人

    们休闲购物生活的中心，几乎成为检验资本主义经济在当地发展

    程度的最重要指标。 [87]

    西洋百货公司的经营传统积累百余年，其间的诸多新规矩真

    够东方人学的，要是实在弄不明白，人们大可直接跑到中环外的

    Lane Crawford (连卡佛)去亲眼看个究竟。那是两位苏格兰商人

    在香港开设的商铺，号称“珍稀百货，无一不包”(The Place to

    Buy Anything from a Pin to an Anchor)，洋人做生意的规矩都可

    以在这家商店里逐一找到。爱凑热闹的华人进入店内“观摩”者络

    绎不绝。学了没多久便嗅出了商机、财富并不输洋人的华商赶忙

    实践起来，开始经营起由华人自己管理、顾客也主要面向华人的

    百货商店。

    1900年，当京津一带的义和团风潮闹得沸沸扬扬，“义民”对

    京城的商铺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的时候，在北京以南两千多公里之外的香港皇后大道172号一座三层楼的商业建筑里，零售店先施

    公司已开始营业，店门开向两面，一面朝着皇后大道，一面从二

    楼通出威灵顿街，门面两旁，均以玻璃饰柜镶嵌。店内设有干净

    的木质长桌，为沽货收银之用。 [88]

    这家零售商的店名取自英文单词sincere(诚挚的)的音译和

    中国传统典籍《中庸》里“先施以诚”的句子。 [89]

    店名典雅大

    方，可谓既“接地气”又“接轨国际”。店外装修整洁考究，店面内

    堂更是布置得高档得体，与那些华人开设的杂货铺相比，后者的

    脏乱破旧立刻凸显了出来。

    这家店的店主名叫马应彪。少年时，他曾与兄弟马焕彪跟随

    乡亲远渡重洋，前往澳大利亚谋生。马应彪先是如大多数华工一

    样，准备前往金矿当工人，孰料途中生变，于是他辗转来到悉尼

    一家英国人开的蔬菜店打工。勤学好问的马应彪在短短几个月的

    时间内就掌握了经商必需的基础英语，不久后离开蔬菜店出来单

    干，在当地摆起了面向华人的蔬菜摊。

    也是幸运之神垂青，蔬菜摊生意相当之好。很快，马应彪用

    积累来的资本在悉尼玛丽街(Mary Street)开了一间水果蔬菜

    店，每日租地存菜，第二天再把菜拿到店铺里售卖。皇天不负有

    心人，马应彪的勤奋换来了丰硕的果实。他经营的店面在短短几

    年时间里不断扩大规模，形成了永生、永安、永泰三家商号，合

    称“生安泰联营”。马应彪也由此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90]

    但马应彪没有满足于仅仅在澳大利亚发展。那个年代的海外

    华侨“身在异国，心系中华”者不在少数，而越是成功的商人“故国

    情结”越是浓重。马应彪也不例外。更何况，他早在华人教会里

    结识了自己的同乡孙文，对其“以商立国”的政治理念颇有追随之

    意。在澳大利亚初获成功的他当然希望回到中国干一番更大的事

    业。于是，他将眼光瞄准了商业文化最为发达、风气最为开放的

    香港。这也是他当年起航奔赴人生的城市。马应彪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少年时取道香港乘坐远洋轮船，奔

    赴澳大利亚时的经历。那已是1874年的事，在乘坐“利兹”号轮船

    出洋前，马应彪与兄长去了一趟装修华丽的连卡佛餐厅。像当时

    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在连卡佛店门口第一次体验到了洋人与

    上流社会的生活。虽然在连卡佛餐厅不过点了一餐广式糯米鸡，但马应彪的内心却被这家商店的精致堂皇深深震撼。

    二十年后，马应彪重返香港，经营香港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贸

    易，但当年在连卡佛的经历一直让他念念不忘。不过，此时的他

    已不再是远赴重洋的淘金者，而是一位深谙商道的企业家。回到

    中国的马应彪开始琢磨连卡佛的经营之道。据他观察，英人的连

    卡佛商店虽然经销洋货，顾客也是所谓的上流社会人士，但升斗

    小民却难以问津，这无疑意味着流失了大量的华人顾客。为何不

    仿照西式百货商店的经营手法，开办一家专为华人顾客而设的百

    货公司呢？这个大胆的想法从他的头脑中跳了出来。

    不过，当他向从事零售业的朋友宣讲他的商业构想时，本地

    的商人们反应却很冷谈，大家弄不明白这叫作百货公司的新奇玩

    意儿到底能不能在商业上开花结果，因此不敢贸然投资。经过一

    番游说，最后答应与马应彪合伙的，大都是在海外做生意、受过

    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熏陶的各界商人。他们包括马应彪的同乡马永

    灿，澳大利亚华侨蔡兴、郭标、欧阳彬，美国华侨郑干生等十余

    人，大家合资筹集了两万五千港元，作为先施百货公司的创办启

    动资金。 [91]

    有了钱，事情便顺利许多。一家颇与众不同的新商店就这样

    在喧闹的皇后大道开业了。

    顾客在这家百货公司购物的感受，与之前在小杂货铺讨价还

    价买东西有天渊之别。这从店里的宣传语“始创不二价，统办全

    球货”就可以看出几分端倪。 [92]

    店内完全按照西制经营，明码实

    价、为顾客开具购物收据，凭商品收据可以有坏必换。此外，先

    施公司规定每天早上9点至晚上9点为固定营业时间，不像一般的中国店铺那样因天气或其他原因随意更改营业时间。在当时，这

    样的规范经营理念堪称新潮。

    除了与众不同的购物体验，这家百货公司的店员也和中国杂

    货铺里那些穿着土布衣服、说话并不友好的伙计大有不同。历史

    上第一次，中国的百货商店出现了正式聘用的女店员。为做表

    率，马应彪的妻子霍庆棠，亲自披挂上阵，做起了公司化妆品部

    的售货员，还带动两个小姑和她一起来售货。她不但仪态端庄，而且善于辞令，熟识货品性能，“三个女人同台站”的佳话传遍坊

    间。首天营业，便引来众人围观。 [93]

    这是比连卡佛更加超前的

    理念，当时的西式百货商店，虽然已有聘用女店员的特例，但在

    中国，受制于消费者们传统观念的制约，即使连卡佛也没敢尝试

    大量聘用女店员。

    先施的女店员皆长得十分标致，服饰统一。只要顾客进店，她们均面带微笑，轻言细语。那个年代，妇女地位低下，要讲所

    谓“三从四德”“话莫高声，笑莫露齿”，出门在外也只能从事用

    人、杂工之类的低等职业，能进入先施公司这样的高级店工作，对女性而言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的好差事。马应彪很顺利就招到了

    较高素质的职业妇女，经过短期训练，便上岗服务。这招果然奏

    效，漂亮的女店员让先施之名很快就传遍了港岛。 [94]

    不过，非议与流言也随着女店员上台营业而开始流传。败坏

    社会风气、出卖色相、不遵礼仪……脏水不停地往这家刚开业一

    个月的百货公司身上泼。据记载，当时有好事者来到先施公司的

    营业厅内聚集围观女售货员，把厅堂走廊围了个水泄不通，人们

    无法行走进出，生意也自然没法做下去。最后，不得不请出香港

    华民司的更练(维安人员)，去现场维持秩序。更练到了先施公

    司门口，面对攒聚拥挤的人群却也无计可施。

    华民司只好警告先施公司，起用女店员的举措有伤风化、妨

    碍治安，命其整改。马应彪只好暂作妥协，一度不让漂亮的女店

    员出面待客。过了一段时间，他试探性地每隔三五天让女店员们出现在柜台前一次，待非议之声渐息，再尝试逐渐增加女店员出

    台待客的频率。靠着一点一滴的适应与尝试，先施公司在无声无

    息地改变着消费者的购物习惯。

    先施公司的其他店员虽都是些“乡间青年男女”，但在受雇佣

    之后，马应彪花了好些时日对他们每个人手把手地培训现代商业

    礼仪，让其参加新式教育课程。因此，每一位店员在“受训上

    岗”之后都“招待顾客，彬彬有礼，买卖货品，应对精灵，陈列则

    井井有条，收支丝毫无误” [95]。

    马应彪还专门在公司内部设立了“德育部”，目的在于“以栽培

    同人道德为宗旨，并以宣扬基督真理、指引同人向道为其依

    归”。此外马应彪还设置了“智育部”和“惠爱会”等内部机构，对员

    工进行类宗教的教育，或关于为人处世，或关于中西文化及英算

    科目的学习。 [96]

    无论从哪方面看，这家出现在香港的新式商店都很像一所华

    人培训学校，一家传播现代商业规则和消费文化的机构，或者

    说，像是西方消费文化抢滩古老中国的前沿阵地。连马应彪自己

    也曾说，他创办这家公司是因为仰慕英国商人在国家中的崇高地

    位和英国商业之都的文化氛围。而中国的商人“则为蝇头小利斤

    斤计较，欺骗和不尊重顾客”，为此，他才要“设立一家以固定价

    格为标价的百货公司，把利润和权利从西方人手上取回来，以商

    业救国” [97]。

    如此有抱负、观念如此前卫的先施公司，它颇为超前的经营

    之路必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第一是招不上助理人才。商店刚开业，先施公司就在公司记

    录上写道：“斯时(刚开业时)有一困难问题，则为聘用助理人

    才老于洋货业务者，皆不愿应征。” [98]

    原因在于，有经营店铺经

    验的中国人基本都看不懂先施公司的运作方式，譬如聘用女店

    员、不二价、购物皆开票等新颖的规矩，均是前所未有，且不知以这种新措施经商将来经营业绩到底如何。因此，那些有行业经

    验的“老于洋货业务者”都在观望，不肯冒险应聘先施公司的工作

    职位。

    对于习惯了在杂货店购物的华人而言，一开始他们也不太适

    应这家新潮的公司，在外观望打探者较多，入店购物者较少。马

    应彪看在眼里，心中焦急，但却不能向他人显露半点。平时，他

    还得安慰店员说，要耐心些，只要做好服务，顾客自然会慢慢多

    起来。据记载，在先施公司的长廊尽头装着一面镜子，顾客不知

    是镜，经常碰着头。店员劝马应彪拆去镜子。他却说，顾客在此

    碰头之后，便会牢牢记得，是某月某日在某商店碰的，如此，便

    为商店做了宣传。 [99]

    马应彪善于营销宣传的头脑，由此可见一

    斑，但当时商店经营的艰难，也不难从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宣

    传策略中窥知一二。

    最沉重的打击来自刚开业的那一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台

    风袭击了香港，先施公司的三楼办公间和二楼售货大厅顷刻间全

    部倒塌。虽然这场劫难没造成人员伤亡，但先施公司的店铺承受

    了毁灭性打击，不少从海外进口的货物还未上架便已在台风中成

    为一堆无用的垃圾。望着台风过后一片狼藉的先施公司，有股东

    动了撤股的念头，劝说马应彪收盘保本，解散店铺，放股东们一

    条生路。

    在这个节骨眼上，马应彪如果选择退让，无异于商业上的自

    戕。为了心中的“百货商店之梦”，他顶着千钧重压，在一声声撤

    股的劝说中，不仅没有收盘撤资，还花钱新置了一间店铺，暂为

    经营，又托人情关系拿到港英政府的建楼批文，重建二、三楼受

    损的店铺。一番周折下来，竟已过三年。到1904年，历经艰难的

    先施公司才第一次有能力派发红利给股东。 [100]

    熬过了商业上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初期的经营困难逐渐随着

    购物者的增多而消弭。一向对百货业看空的香港商界，慢慢改变

    着之前的怀疑和观望心态，出现了商业上的仿效追随者。在先施公司赢利的几年后，与先施公司距离几步之遥的皇后大道167

    号，永安百货开张营业。这家百货公司的老板，便是马应彪在澳

    大利亚的旧相识、生意伙伴郭乐和其弟郭泉。 [101]

    郭氏兄弟与马应彪的发展轨迹有几分相似。郭乐早年也远渡

    澳大利亚打工谋生，后来经营水果生意。在悉尼，郭氏兄弟的经

    商才能得到了极佳的发挥，他们创立的永安果栏经营有道，深得

    华人顾客欢迎，与马应彪的水果商铺形成了市场竞争关系。后

    来，华商为壮大经营，马应彪的永生、郭氏的永安、蔡昌的永泰

    三家商号在澳大利亚合营，马应彪与竞争对手郭氏兄弟亦成为生

    意上的伙伴。

    生意上精打细算、亦敌亦友的郭氏兄弟来到香港经营百货公

    司，这让马应彪略感不安。永安公司开业不久，他就派人到公司

    店内打探消息、搜集情报，发现这家新开张的店铺颇为简陋，只

    有一间营业室、二十余名职工。 [102]

    售货模式则基本是照搬先施

    公司的方法，亦步亦趋。不二价、店员统一着装、货品归类摆

    放，甚至女店员站台售货的方式也是借鉴了先施公司的经验。但

    除了经营百货零售业之外，刚开业的永安百货也经营办理出国手

    续、投递信件、兑换外币等杂项业务，经营还不够专精。马应彪

    发现，与当时经营上已经初具规模的先施公司相比，才起步的永

    安公司的各方面都还显得稚嫩，似乎暂时无法对先施公司构成威

    胁。

    不过，精打细算的马应彪依然是未雨绸缪，抢先一步壮大先

    施公司的规模。他先到香港当局立案注册，将先施公司从传统的

    商号改组为有限公司，公开招股，扩大资金来源。港商们亲眼看

    到先施公司在马应彪率领下由小而大、由弱及强的过程，也熟悉

    了百货公司的商业模式，此时纷纷解囊入股。股本扩张之后，他

    随即扩张地面店铺，以较低的地价在当时并未充分开发的德辅道

    215号到221号租下5个商铺，新建四层先施百货公司。马应彪的

    商业计划很快就奏效了，新店开张一年，德辅道电车即开通，一

    时间顾客来往不绝，地价猛涨，俨然有赶超皇后大道的趋势。[103]

    郭氏兄弟见先施公司有此扩张经营的动向，便紧随其后，将

    新开的永安分店设立于德辅道中。口号也与先施如出一辙，叫

    作“统办环球货品”，主打商品是原装进口的高档“洋货”。从皇后

    大道到德辅道，永安与先施公司始终是针尖对麦芒，中国百货业

    之后数十年的商业竞争，已在20世纪初叶的香港悄然掀起浪潮。

    从先施、永安百货商店散发出的商业新潮流，逐渐改变着人

    们的购物习惯。及至民国时期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追根溯源

    也是从先施公司发端，甚至其创始人便是当年先施公司的合股

    人。其商业上的开创之功，可以说影响着整整一个时代。

    历史上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在香港形成百货业的竞争趋势

    之后，又陆续在广州、上海开店，扩大经营，让百货业的商战战

    火向内地延烧。受此影响，粤地的商业资本也从南方的开放城市

    向北方地区逐渐蔓延。不少粤商在接下来的历史中出走他乡，谋

    求更广阔的市场。他们未来的首选之地便是介于京、港之间的另

    一个商业中心——上海。

    在关于上海的另一种商业叙述开始之前，让我们略加梳理这

    座城市的历史辙迹。作为近代中国商业城市的代表，上海与西方

    通商的时间与粤港等地大致同步，而在商业的发展速度和商业文

    化对社会的渗透力上，上海似乎比之香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

    是在租界区内，上海从西洋各国输入了大量的商品，连带着还包

    括国外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在这种“华洋杂居”的开放环境

    下，整个城市的生活显示出一种非常“西化”的特征。坦白说，上

    海算是清国最具有现代大都会意味的城市。

    且看时人描写的上海繁华之景象：“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

    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沧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

    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 [104]

    其繁华盛景有如古代传说中

    的仙台楼阁。在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前，谁又会想到，这座不起眼

    的小城竟会成为日后的商业之都。19世纪末的上海人口不过50多万，不到10年时间，大量新移民人口涌进城市淘金，上海市人口

    很快突破了百万，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也远远走在了当时的其他城

    市之前。

    当居住在北京的人们还在那尘土漫天、凹凸不平的土路上奔

    走往来之时，租界各国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上铺了一层深色的柏

    油，路上往来奔驰的，也不再是国人惯用的陈旧缓慢的独轮车，而是西洋四轮马车。焕然一新的马路配上路两旁鳞次栉比的商店

    和百货公司，显示出上海这座城市不凡的气象。商店的投资方或

    为外国资本家，或为来上海经商的粤港商人，资本就如同居住于

    此的人们那样，也呈现出了经济意义上的另一种“华洋杂居”。随

    着商贸的日益繁荣，海纳百川的大都市上海开始为这个国家培养

    现代意义上的首批城市消费者。

    在这种与北方城市迥然有别的商业背景下，上海广告的繁荣

    情况，也绝非京津两地的居民所能想象。那遍布大街的商品招贴

    画以及报纸上随处可见的广告，诉说着商业勃兴时期广告业在这

    个社会生根发芽的景象。当时有人填了一首词来描述广告的流行

    程度：“纷纷登报为招徕，何业何方择日开。只要价廉兼物美，一经上市便增财。”那些把大笔资金投向上海的广告业、零售业

    的海外富商巨贾，并不是出于多么伟大的“爱国情怀”，而纯粹是

    利益考虑。 [105]

    所有的这些大笔投资，也为日后更大的商业繁盛

    埋下了伏笔。

    南方与北方，一阳刚，一阴柔，各自从不同的面向开始了商

    业上的新实践。救国与发展，政治与生意，自此汇流于一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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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晚清广告里的民族情怀

    “广告，枪炮也。”流行消费文化的变革发生得如此之快，清帝国的子民们几乎

    感到有些晕眩。现代的商业制度、现代商店、现代的消费者，现

    代消费社会的这三种要素让人猝不及防地在这个被传统习俗长期

    捆绑的农业帝国出现，与之相配套的现代营销手段——商业广

    告，也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兴起。

    不过，身处晚清“土货——洋货”之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旋涡

    中，商业广告并不能独善其身。它身上总是沾染了商业之外的其

    他色彩，那一抹异色或许是政治或许是文化，甚或只是人们心中

    一种莫名的情绪。在情绪的激荡之下，与其说广告是一种营销手

    段，不如说它在当时更像是一种作战的武器。

    这不得不从流传于酒馆茶肆的商业报刊说起。

    20世纪初叶，内陆的小城镇或许还囿于传统旧观念而显得不

    够开放，但沿海的通商口岸自与外国进行商贸交往以来已经逐步

    演变为带有现代商业精神的大都会。我们需要澄清一点，那就是

    虽然清朝政府在很多方面被诟病为闭塞保守，但在民间，尤其是

    商业和消费层面，民众其实远比政府包容、开放。例如办报和广

    告，根本不需要等政府做出什么教导或批示，大家早已在实践

    中“自学成才”。

    商业报刊最早在中国重要的商港城市被外国商人带入。郑观

    应在《盛世危言》里曾专门论述报刊在中国的发展，“中国通商

    各口，如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之者皆西

    人，每遇中外交涉，间有诋毁当轴，蛊惑民心者。近通商日久，华人主笔，议论持平” [106]。可见国人最初不过是把报刊视作一

    种舆论交锋的阵地。但恰如郑观应所言，通商日久，华人舆论声

    音日渐强烈，人们也愈发关注报刊的经济价值。报刊上醒目的商

    业广告，成为这当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

    过去，内地的报纸上偶尔刊登广告，多半是“轮船进出、拍

    卖货物及寻人之类。然犹西人之广告居多” [107]。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乃由英国商人创办，在1861年的创刊号

    上，即写着一条醒目的广告启事：“开店铺者，每以货物不销，费用多金刷印招贴，一经风雨吹残，或被闲人扯坏，即属无

    用……似不如叙明大略，印入此报，所费固属无多，传阅更觉周

    密。”另还说明：“观此新报，即可知某行现有某货，定于某日出

    售，届期亲赴看货面议，可免经手辗转延宕，以及架买空盘之

    误。” [108]

    与英国商人不同，华商向来不怎么重视广告，视其为经商的

    旁门左道。中国传统的生意人信奉“酒香不怕巷子深”“良贾深藏若

    虚”等信条，不懂得广告对于商品销售的助力。虽然内地的商铺

    自古以来多有悬挂招牌幌子的传统，上面也写有店家宣传的语

    句，但那还不能称为真正的现代广告。所谓广告

    (advertisement)，是伴随着工业化大生产而出现的一种促销手

    段，具有农业社会不具备的精准用户定位和资本主义文化内涵。

    18世纪，商业广告铺天盖地出现在了欧洲的报刊上，但直到

    近100年后，当英国商人托马斯·巴勒特(Thomas J. Barratt)把画

    家米莱斯描绘中产阶级生活的画作加上了“皮尔斯香皂”的商标，并配以“早晨好，您今天用皮尔斯香皂了吗”的宣传语，现代意义

    上的广告才算真正诞生。从19世纪开始，西方的零售商们不再为

    了卖东西而大声吆喝，他们此时开始理性地研究顾客的具体社会

    阶层、文化趣味，以及他们对产品的偏好。细致的营销逐渐取代

    了单纯的贩卖。

    正如巴勒特所说：“任何一个傻瓜都能制作香皂，但只有聪

    明人才能销售香皂。” [109]

    这一套复杂的销售哲学，需要反复揣

    摩消费者心理、市场环境乃至社会潮流走向，其中大有文章可

    做。总而言之，广告的最终目的是要激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然

    而，这套已经在资本主义商业社会风行多年的独特学问，对于晚

    清时期以农业为经济根底的中国而言，尚带有几分隔阂与陌生。

    直到开埠多年以后，洋货流入中国之势与日俱增，西洋报刊广告横行中国内地，国人才越发意识到广告对社会商业的发展有

    多重要：“日报之发生，与商业极有关系。其唯一之需要，即船

    期与市情之报告是。外货之推销，以广告为唯一方法，不胫而

    走，实报纸传播之力也。” [110]

    直到近代商业报纸的出现，国人

    才注意到新闻报纸无远弗届的传播效力，传统的招幌市声，“无

    一能与新闻纸相抗衡”，对新闻报纸上的广告也就愈加信任。 [111]

    中国的商人逐渐悟出一个道理，这“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古谚

    在商战硝烟四起的时代已显得落伍，事实上，酒再香也得依靠广

    告营销。如今竞争对手不仅是街坊四邻的商铺，更有来自全国各

    地乃至海外的洋商，处处皆如虎狼环伺，再不重视广告，无异于

    自绝财路。中国的商家和报人赶忙翻开过去不屑一读的外国报

    纸，把上面的广告逐条仔细看了个遍，决心仿效之。 [112]

    学习的成效很明显：华人办的报纸很快向公众宣告，想刊登

    广告的商人只需要向“卖报人”支付一定数量的“饭资”(广告代理

    费)，然后就能刊登“告白”(广告)，此举据称极有利于商品推

    广，收益远大于所支付的那点广告代理费。而广告的语言和形式

    又有诸多可能，图文并茂，可读性很强，极易吸引读者注意力。

    不少商家一经尝试，发现产品销量立刻上升，便喜欢上了这种摩

    登的营销方式。就连当时清政府官办的报纸《政治官报》也受此

    风潮影响，一改朝廷古板的作风，决定“准进馆代登广告，酌照

    东西各国官报广告法办理” [113]。

    1902年，满族旗人创办的《大公报》在天津正式发行，在这

    用现代排版印刷技术制作的精美报纸上，刊印的文章不仅鼓

    吹“立宪”等主旋律话题，还兼谈社会民生，关心国事的百姓自然

    乐于购买。

    恰如距离《大公报》仅一城之隔的北京《京话日报》所言，办报纸的初衷在于“输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

    识为宗旨” [114]。清末的本土报纸创办者大多是文人墨客，思想

    上难免受到传统文人观念中视文章为“经国大业”的影响，办报过程中特别看重报纸文字“改良社会”的内容，以政论为主，却极为

    忽略报纸经营和商业广告方面的事宜。 [115]

    然而，买报的大部分

    读者并不光是去读那整段整段纵论国事的大文章，而是径直去看

    那些排在文章旁边、配着各色吸引眼球的插图的广告。实际上，为这些古板的文人所不察的是，那真正潜移默化影响人心的并非

    道德文章，而恰恰在于被他们忽略了的报纸广告版面。

    1902年6月26日《大公报》刊登了一则颇为“异类”的广告，上面写着“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妇，意欲

    访求天下有志女子，聘定为室”，原来这刊登广告的人是要面向

    社会征婚。看样子他是个新派人士，因为广告里明确提出对女方

    的要求说：“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

    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如果有女子恰好读到这则

    广告，又有意与这位“志士某君”接触一下的，便可“邮寄亲笔复

    函，若在外埠能附寄大著或玉照更妙”。信件交请天津大公报馆

    代收。 [116]

    报纸上刊登征婚广告在当时还是头一遭，对于世世代代视婚

    姻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国人来说，将婚姻之事披露于天下的

    确让人吃惊不小，但年轻人却对此多有仿效之风。无论守旧派们

    如何卖力地摇头悲叹新潮事物变乱人心，但人们观念上的变化，还是掷地有声地透过商业渠道发生了。

    那报刊广告中令消费者们恨不得解囊而后快的“狮子牙粉”“味

    之素”“精益眼镜”“大前门香烟”“友牌啤酒”等日用商品，不仅让商

    家赚足了银两，也的确达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南方的《申报》

    更是早在1872年就刊登了晋隆洋行的外国缝纫机广告，广告画以

    墨线勾勒而成，木刻印刷，栩栩如生。 [117]

    从那时开始，抢眼的

    广告一“卖”而不可收，这门全新的生财手段为商家和顾客都实实

    在在上了一课。

    通商口岸开辟了多少年，报刊广告的传统就积累了多少年。

    与通商之始相较，20世纪初中国报刊业发展迅猛，《刍言报》《宪法白话报》《中华报》《北京时报》《北京日报》《京都日

    报》《帝国日报》《国报》《宪报》《国风日报》《国光新闻》

    等由各方势力创办的一大批报纸陆续出现，为广告业的发展提供

    了充分的空间。广告愈多愈精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在广告中掺

    入、夹带了一些“私货”。当时，不少爱国商人抱有一种观点，即

    以“商”为“战”。他们认为“商人之恃以战争者，厥为广告。譬之两

    方搏战……广告，枪炮也。果广告之得其逞，则枪炮锐利，可操

    胜算；反则一无所能，拱手让人而已”。简直要将广告拔高到国

    家战略的层面。 [118]

    如果拿起放大镜仔细考察当时这些爱国的商家用来“商战制

    人”的手段，会发现这成堆的广告中还有不少值得进一步深究之

    处。简单地用今天流行的营销理论远远解释不了晚清那独领风骚

    的广告风格，想要作全面了解，我们还得让自己的视野具有文化

    和历史的纵深感。

    彼时，广告页上面的图文已不是简单地为消费者介绍产品的

    各种好处，商业产品的广告中糅合了不少时髦的词语和概念，消

    费何种商品似乎也渐渐与人们的观念是否新潮联系了起来。不少

    烟酒食品都冠以“卫生”“强国”“强种”等“高大上”的概念。这种风

    潮流布之广，以至于当年的陈独秀撰文批评说：“什么觉悟、爱

    国、群利、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

    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便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

    房、书贾、彩票行的利器。” [119]

    无论是出于广告商家的宣传目的也好，还是出于人们自身的

    固有成见也罢，此时的中国民众对于广告的理解与消费往往伴随

    着一种集体情绪的表达，甚至是宣泄。

    有论者把晚清到民国之间的广告史分为两个时代：1865—

    1900年的“夸张时代”，1900年以后的“公众认知时代”。 [120]

    所谓

    的“夸张时代”，是指由于缺乏规范，当时的广告内容普遍虚假、语言浮夸。而在1900年后，尤其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广告立法逐渐规范，广告商更加注重广告的真实性和社会责任。

    而在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的时期，中国从广告的“夸张时

    代”向“公众认知时代”过渡，时代潮流的交汇造成了这一时期的报

    刊广告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其一，广告内容依然因为缺乏有效

    的法规规范，导致内容不实的情况较为普遍；其二，广告内容也

    开始关注社会民情，强调商品的社会责任，将普通的消费行为与

    宏大的社会责任相联系。在此背景下，20世纪初报刊广告的呈现

    往往指涉着国人的身体、健康情况。广告中关于身体的种种隐

    喻，有效地将普通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与宏大的民族、国家叙事关

    联了起来。

    就近代中国报刊而言，有论者已经提及：“个体”的意识开始

    被大众传媒置入国族认同与主权构建的过程，国力的构建依赖着

    国民身体的存在以及其强弱的特质，于是，个人的“身体”不断国

    家化、使命化、法权化。 [121]

    晚清时期，在出版的图书与报刊文

    字中，也有大量以“身体”来隐喻国家的论述。如严复与梁启超曾

    说“夫一国犹一身也，脉络贯通，官体相互……盖一国之事，同

    于人身”；“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

    脏、经脉、血轮也” [122]。这些关于“身体”与“国家”之间的隐喻叙

    述，把国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与国力的强大与否进行叙述上的因果

    关联，让人们将原本并无必然联系的二者进行前后逻辑的演绎。

    这为广告叙事中的身体隐喻做了观念上、文化上的铺垫。

    19世纪90年代，占据报纸广告栏半壁江山的是林林总总的鸦

    片烟广告和戒烟药广告，此外，便是为数众多的赌博博彩广告。 [123]

    被黄、赌、毒遍体侵染的旧中国，透过广告即能窥探当时幽

    暗的社会人心。及至朝野上下试图奋发振作的20世纪初叶，情况

    有了大扭转。鸦片之害让国人“深恐再遭外国人愚弄，重蹈吸食

    鸦片烟受害的覆辙” [124]。因此，报纸上的鸦片烟广告渐渐不如

    过去那样常见，取而代之的是国产药品的广告。做广告的药大多

    是用作补肾、补脑、补血、戒烟等。尤其是戒烟药，可谓当时华

    商药房赢利的利器。药商看中的，是中国受烟毒所害、烟民甚多、国人精神萎靡

    的现实。这一度造成了民间的戒烟偏方广泛流传，有人还传谣托

    言说，自家的方子来自林则徐和左宗棠，实则是为了让兜售的土

    药多卖几个钱。说穿了，这五花八门的民间土制戒烟法缺乏科学

    依据，往往只能缓解症状于一时，无法根治。外国药商寻着了商

    机，赶紧进口了大量含吗啡等抑制性作用的西制戒烟药，华商见

    状，如法炮制，操办起戒烟西药生意。例如“无双戒烟梅花参

    片”“天然戒烟丸”“甘露戒烟丸”“乃安戒烟药片”等均是当时华商药

    房销量颇佳的戒烟药。 [125]

    除戒烟药之外，销量上佳的当属“人造自来血”之类的所谓补

    品。这些医药广告在正文后边往往还会附上患者的感谢信或质量

    证书之类，当然，内容几乎都是商家自己杜撰的。真假难辨的滋

    补药品有一个共通的逻辑，那就是清国人的身体先天条件比西方

    人差，所以处处不如外人，弄得朝纲不振、国力衰弱，这才更需

    要进药滋补。

    黄楚九和他的“强国药”

    在各路以强健国人身体为噱头的滋补药品中，尤以补脑药最

    为显眼。

    彼时，西方医学知识的输入让人们了解到了大脑是人体的神

    经中枢，控制着人的意识和身体活动。这个简单的医学常识对百

    年前的中国人而言完全称得上是时髦的新知(过去的主流观点

    是“心”为人的中枢)。清末以来的西方医学的翻译引介，实则是

    翻译者力图把西方医药学名词中国化、使之“接地气”的过程，以

    便让那些缺乏医学常识的普通中国人也能理解其含义。有时，这

    种阐释的努力难免矫枉过正，以至于在翻译过程中，好多内容都

    译走了样。 [126]

    一知半解的西方医学加上传统道家养生书里宣扬的“脑为髓

    海，髓本精生，下通督脉，命火温养，则髓益充”，二者混同为一，就这样被写进了吹牛不打草稿的广告词里，宣称“包治百

    病”。 [127]

    但普通民众可没那工夫去细分什么中医西医、科学迷

    信，大家就囫囵着这么理解，一来二去，便成就了报纸上的补脑

    药品广告。据史载，这些成本低廉、价格不菲的“神药”销路都极

    好。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一种，便是上海中法大药房推出的一种国

    产药剂“艾罗补脑汁”。

    且看这“艾罗补脑汁”刊登在报刊广告里的“雄文”：

    “呜呼!沉沉大陆，莽莽乾坤，二十世纪之时代，为科学发

    达之时代，人种竞争之时代，科学兴则国亦兴，竞争力存则国亦

    存。天演家优胜劣败之理，即二者之结果，是则吾目今世为脑力

    竞争之时代亦可也。……由此观之，我四万万同胞将来所耗之脑

    力，不知几千万倍于现今。独立二十世纪者矣，但有所虑者，我

    同胞久立于腐败之境，于幼稚时代既失体育于先，成丁时代又失

    维持于后，脑力虚弱，处此竞争剧烈之场，若不急图补救，前途

    何堪设想？” [128]

    商家巧妙地利用“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维，把生理上的“补

    脑”上升到了国家民族的高度，“补脑”也由此成了民族图强、立足

    于二十世纪的头等大事：“然处此危险之境，不得不借外人之

    学，以补不足，明知其为经济上之一漏卮，然于我同胞未尝无益

    也。”接下来，广告才真正开始兜售产品：“艾罗者，美国浡尔基

    尼亚之产也，亦即四十年前之医学博士也。幼操悬壶术于美京，长游欧亚各国，精新旧医理，生平制有得意灵药四十余种，其中

    以补脑汁最著……于是乎余欲借外人学力补我不足之思想，由此

    而起，力劝博士将补脑汁输入中国销售。” [129]

    实际上，商家煞有介事宣传的“美国浡尔基尼亚之产”以及所

    谓的“艾罗医生”乃是彻头彻尾的国产品牌。

    “艾罗补脑汁”的真实创始者是浙江人黄楚九。黄楚九，名承乾，字楚九，乳名小三子，清同治十年

    (1871)三月出生在余姚县历山镇桃园村。其父名黄知异，据传

    是黄宗羲的后代子孙。年少时黄楚九随父亲行医，远近颇为闻

    名。十五岁那年，其父离世，他只得随母迁居上海。自此，黄楚

    九靠着从父亲那里学来的《治眼七十二症方》，每天到上海的茶

    楼酒馆兜售眼药，还自制戒烟丸等药品在城隍庙内设摊出售。

    虽然出身低微，但黄楚九这个人情商极高。他在城隍庙摆摊

    行医卖药，依靠能言巧语结识了不少三教九流的朋友，其中，有

    几位知名的说唱艺人和黄楚九交情甚笃。他们经常利用说唱的方

    便，在唱词中宣传好友黄楚九的药品。其时，有一段卖梨膏糖的

    唱词就说道：“又香又甜的梨膏糖啊，啥人吃了我格梨膏糖，保

    险叫伊身强力又壮，弗信请侬去问黄楚九，黄大医师验方最灵

    光……”

    唱词在茶楼酒肆不断传唱，黄楚九的名声也不胫而走。他出

    售的各种秘方中药，因而大受顾客欢迎。卖药发迹后，他用积蓄

    在三马路附近开了一家中药铺，为纪念父亲黄知异，取名“异授

    堂”。数年后，“异授堂”迁到法租界大马路(今金陵东路)，除了

    销售中成药外，还开始研制销售西药。

    黄楚九为这家新迁来的药房起了一个颇能以假乱真的英文名

    字——Great Eastern Dispensary，中文名为“中法大药房”，与传统

    的同仁堂、保和堂、宏济堂等药店名称风格大相径庭。此举充分

    显示出了他的营销智慧。售药多年，黄楚九在行销实践中早就摸

    透了时人崇洋的消费心理。当时，人们既认为西药服用方便，有

    立竿见影的疗效，但又对西医的原理不明就里。这种信息不对

    称，让他开办的这家披着西医外衣的中药店很是迷惑了一些顾

    客，加上这号称“中法”的药房正好开设在法租界，人们更加确信

    中法大药房里卖的是正宗西药。如此，他轻松俘获了顾客的信

    任，之后的销售，无非是水到渠成之事。

    售药的生意虽然平稳，但出售进口药和自制小成药的利润空间毕竟有限。黄楚九希望药房能有更高的利润。中药世家出身的

    他，有多年西药经营的经验，对中西药的消费者心理多有体会。

    细加思考之后，他决定出售利润更高的自制中西品牌药，实现产

    销一体化经营。这当中，老少咸宜的滋补药，自然是潜在客户群

    体最大的产品。于是，中法药房卖起了据说有补脑疗效的“艾罗

    补脑汁”。

    实际上，所谓“艾罗”，不过是他的本姓“黄”(把yellow改写

    成Yale)的译音。黄楚九原本想把药名取为“黄氏补脑汁”，但始

    终觉得名字不够洋气，然而，取一个完全西化的名字，日后恐怕

    会有损于制药者的权益，两相权衡之下，采用了折中的办法。而

    至于药瓶里那难辨成分的浑浊液体，实际上只是黄楚九用买来的

    中药配方调制出的“中西合璧”的药汁，其中加入了一点提神醒脑

    的吗啡成分，和真正的西医根本没什么关系。 [130]

    但在黄楚九精心策划的广告营销之下，一般顾客哪里能分辨

    这“艾罗”洋文名字背后的本地“血统”？补脑汁药瓶的商标上煞有

    介事地印着云狮图案和“严杜假冒”的标识，商标下有“云狮为

    记”的中文，上标“Dr.T. C. Yale”的英文字样。 [131]

    他为做宣传肯

    花重金，且座上宾客之中不乏文人和广告名家，黄楚九利用这些

    人际关系，将“艾罗补脑汁”的内容铺满了当时的报纸广告和招贴

    画。

    负责代理艾罗补脑汁印刷、制作商标和说明书的，便是出版

    名家夏瑞芳。他是资产过百万元的商务印书馆大老板，有当时全

    国最好的印刷排版设备和熟练工人。夏瑞芳与黄楚九素有交情，自然乐于帮这个忙。当黄楚九告知他要推出一种新型补脑药后，原本已不接印刷商标这种低端业务的商务印书馆，破例开动印刷

    机，为“艾罗补脑汁”印制出一张张精美程度远超同期商品的广告

    画和说明书。如此优质的宣传资源，在当时的其他药商之中很难

    有人能与黄楚九比肩。 [132]

    黄楚九还聘请当时知名的文人墨客为补脑汁撰文做宣传。其中，更是为小说家吴趼人开出天价稿酬邀请其撰文吹嘘艾罗补脑

    汁。吴趼人写了一篇名为《还我灵魂记》的广告文章，内容无非

    是夸赞此药品疗效如何神奇。他后来也提到这段经历：“尝应商

    人之托，以三百金为撰《还我灵魂记》。” [133]

    这笔稿酬在清末

    时期属于什么水平？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曾提到，即使

    是当时的文章大家，一千字酬劳最多不过五元。可见，吴趼人为

    艾罗补脑汁撰写的软文，稿酬可谓一字千金。

    经过黄楚九的这番不惜成本的宣传包装，艾罗补脑汁立即在

    市场上供不应求。据记载，上市第一天，中法大药房门前竖立起

    几十面五颜六色的大幌子，上书硕大的“艾罗补脑汁”字样，门外

    鼓乐齐鸣，鞭炮震耳。黄楚九请来社会各界名流为新产品剪彩。

    如此盛况，引得顾客蜂拥而至，前来买药的、询问的、看热闹的

    人把大药房围得水泄不通。第一天上市，补脑汁就为大药房带来

    了千元的业绩。 [134]

    此后，补脑汁每天的门市营业额几乎都高达

    千元以上。黄楚九掰着手指算算毛利，竟高达百分之四百。比如

    大瓶的药剂售价二元，实际成本仅四角而已，名为售药善举，实

    为暴利买卖。 [135]

    艾罗补脑汁畅销不久，便有一个自称艾罗的美国人闯进中法

    大药房，说要见黄楚九。他声称补脑汁是他老父所发明，自己才

    是老艾罗的合法继承人。黄楚九所售之药，侵犯了专利权，要求

    黄楚九赔偿损失。如此咄咄怪事，店员立即告知黄楚九，他一听

    即知此人是来敲他竹杠的。但心思缜密的黄楚九灵机一动，将计

    就计，竟然热情接见了这位“国际友人”，二人来到密室一番对

    谈。

    没过几天，黄楚九把这个美国骗子请到大饭店，盛宴款待，并请来许多商界名流作陪。他在宴会上煞有介事地向来宾介绍这

    位从美国来的“小艾罗”，称他是艾罗博士在美国的儿子，得知补

    脑汁在上海畅销，专程从美国赶来，想要亲眼看看销售情况。说

    罢举杯与来宾同饮而尽。席间原本有不少人怀疑艾罗补脑汁的真实性，如今亲眼看见

    这位从美国远道而来的“小艾罗”，顿时打消了心中疑虑。热闹的

    宴会之后，黄楚九悄悄把这个美国人叫到房间里，对他说：请你

    配合我继续把小艾罗的角色演下去，事后必有重酬。对方原本就

    是冲着钱而来，当然二话不说就答应了黄楚九的要求。

    于是，黄楚九就经常带着这位自称是艾罗儿子的老外到中法

    大药房走动，名曰考察。他逢人便说“小艾罗来了”，弄得全上海

    人都知道艾罗的后人来拜访黄楚九。两人还装模作样签下一

    纸“合约”，“小艾罗”授权黄楚九使用补脑液的配方，一来继续为

    艾罗补脑汁做宣传，二来以防今后再有冒名顶替的人来敲竹杠。

    送走了“小艾罗”，黄楚九赶忙把这授权书拿到租界备案，并将其

    悬挂于中法大药房门厅。老百姓见了以为真有艾罗其人，更加相

    信补脑汁的真实性，以及其所宣传的疗效。

    自古以来，传统的中医药店针对中国的消费者自有一套营销

    策略，那便是兜售冠以“特效药”“秘方药”等幌子的独家药方，而

    这独家药方又往往与药店背后的品牌故事和人物秘闻联系紧密。 [136]

    善于讲故事的黄楚九几乎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当时的叙事资

    源，把子虚乌有的“艾罗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艾罗补脑汁”广告

    的叙述方式不仅极富于故事性，而且是旨在极力夸大脑、身体、卫生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用一种“中国人不如西洋人”的印象

    来诱导顾客花钱，为实际并不存在的“补脑”买单。

    透过药品的消费，对滋补品的渴望从个人身体被转移到种族

    与国家的宏大政治话题上。流行的“政治话语”大量出现在当时各

    式各样的药丸广告中，治花柳病的、补肝的、补肾的、戒烟毒的

    统统都扯上了爱国、强种之类的高调。不知不觉间，仿佛人们购

    买的种种药品中都蕴含着家国民族的大义。平心而论，两者其实

    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但民众对于“补脑强国”的幻觉却实实在在

    地被精明的商家构建了出来。

    商人们对市场天生的敏感，让他们在新旧交替时期的商业广告中主动迎合了当时不断变化起伏的社会思潮。不过这“爱国、强种”的滋补药，不大可能依靠商家的瞎编滥造就能让消费者们

    心甘情愿地买单。其得以迅速流布的原因还在于它暗合了人们当

    时的集体情绪，那便是民族主义或者种族主义的社会思潮。

    1894年甲午海战清国败于日本，使国民更加忧惧亡国灭种的

    危险。两年后，租界英文报纸《学校岁报》第一次称“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 [137]。由“东亚病夫”之蔑称而激发出的民族屈辱

    感让“强身—强国”的思想成为当时的主要思潮之一。同一时期，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被引介入国内。著名学者严复翻译了英

    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并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

    《国闻汇编》刊出。该书问世后产生了严复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

    反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羸弱的身体

    象征着羸弱的国家，强身与强国，被生物进化论硬生生联结在了

    一起。 [138]

    大清国子民们虽然打心里倾慕那西洋输入的商品，但也畏惧

    西洋各国的船坚炮利，受过不少西洋人的欺侮。西方商业文化的

    输入和发展一直伴随着清国“弱国”的国家形象以及视身体羸弱的

    清国人为“病夫”“愚民”的既定思维。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时遭受

    的种种屈辱事实都反复挫伤着一个民族的自尊心，也激起了华人

    心中强烈的抵触和不满。于是，“太细灵药化学补肾生精燕窝珍

    珠牛髓粉”“养灵气之药”等夸张的补药广告印刷在了清末的街头报

    刊上，人们一边吃着“补药”，一边成为臆想中的“爱国”消费者。

    当年《申报》某版的广告中，华商用当时的“公知体”撰文号

    召读者“为国家保存体力，尽公民责任，服用日光补丸，强身健

    体”。高亢激昂的“民族情结”，反映在乡野社会的农民群体中，便

    酿成了义和团式的悲剧；当这种情结进入城市工商业阶层和市民

    阶层，它便很快地扩散到当时迅速普及的广告和商品消费中。爱

    国与消费的混同为一，不仅让集体情绪控制了老百姓的钱袋子，对于其后中国的商业形态乃至时局走势皆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

    时代的人心激荡之下，这昭著的影响力很快突破了报纸广告逼仄的桎梏，化为高举的拳头和愤怒的呐喊，融入了街头游行示威的

    壮怀激烈之中。

    第四节 1905：走上街头的消费者

    用商业手段向美国人“复仇”

    1904年1月，清廷正式颁布了《公司律》，这部效法西方国

    家商法的法律从编纂到完成仅仅花了三个月时间。法律修订的主

    持者是早年曾在英国取得大律师资格、素晓西方法律门径的前驻

    美大使伍廷芳。不过，这部耗费了伍廷芳不少精力的商法还是制

    定得过于简单粗糙。伍廷芳力量毕竟有限，本事再大也很难凭一

    人之力短期内完成一部法律的编纂。

    他在回复朝廷的信件中坦言“编辑商律，门类繁多，实非克

    期所能告成”，因此只能择其重要者先为选编。他很清楚朝廷的

    旨意其实是急于出台一部有助于发展民族商业的律令，故而回复

    朝廷说“赶速先拟商律之公司一门，并于卷首冠以商人通例” [139]。

    于是，这部并不完整的商律就这么匆匆忙忙获得朝廷的批准

    正式颁布了。清政府一方面想尽快推出商律、振兴商业，以便在

    商业战场之上大清国可以与西方国家掰一掰手腕；另一方面也是

    迫于庚子赔款的经济压力，属于被迫无奈之举。上一年度的进出

    口统计数据被户部上报到清廷中央时，情况显然不乐观。清国向

    西方各国出口的货值虽然达到了两亿一千多两白银，但进口货值

    却高达三亿两千多两，相抵之后还亏了一亿一千多两白银。 [140]

    这连年的贸易逆差加上庚子的巨额赔款实在让政府有些吃不

    消，而就在商法推出之际，回到国内修律的伍廷芳从他同在外交

    部门供职的同事梁诚那里听闻了一个消息：美国打算退还一部分

    庚子赔款。接替伍廷芳出任驻美国公使的梁诚与他的这位前辈一样，都

    是早年在西洋留过学的人，对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和社会规则多有

    了解。关于美国政府有意退款的传言，《纽约时报》曾专门发布

    文章进行“辟谣”。 [141]

    这不辟谣还好，一旦辟谣，反而让梁诚等

    人觉得退款的传言并不是空穴来风。梁诚等驻美国外事官员隐隐

    感到其中仍存在斡旋余地。但是，当他们还没有正式开始与美国

    政府交涉以进一步了解退款可能性的时候，另一个更紧迫的消息

    却很快传来。美国国会正在讨论在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基

    础上制定更加严厉的排华法案，这意味着美国的大量华人劳工会

    遭到比之前的监禁、驱逐等更为严苛的对待。

    1904年，面临大选的西奥多·罗斯福为赢得白人劳工阶层的支

    持，赞同重修排斥华工的政策，这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选举策

    略”有助于老罗斯福当选。其讨好美国选民的逻辑是：“低劣的”中

    国劳工不应与美国自己的工人竞争饭碗，而且，“廉价的劳工也

    就意味着廉价的公民资格”，这当然有损美国本地人的利益。华

    工数量虽众，但在美国经济结构中并无特别的重要性，是一颗随

    时可以被美国政府拿来“平息民愤”而抛弃的棋子。 [142]

    正因如此，这个出于政治原因而“出卖”华工的法案极大地激

    怒了远在美国辛苦劳作的华人们。十年前，以十年为期，限制华

    工赴美谋生的《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在国会获得通

    过时，旅美十多万华侨曾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与美国斡旋，废

    除这一苛刻的条约。 [143]

    但那个已经自顾不暇的政府又怎么可能

    为了远在美国的华人的那点利益去得罪美国人，让自己再一次在

    外交上冒险呢？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甚至特地更改路线绕开请愿

    游行的华人，就是怕与这排华法案扯上一点点关系。他心里很清

    楚，与美国政府正面对抗的事一旦清政府也掺和进去了，对于清

    国的外交就会极为不利。

    梁诚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加上这旧约十年期限已到，更

    是敏感时刻。于是，他写了一封亲笔信给美国的国务卿海约翰，他在文章中大力谴责了排华法案的“用心险恶”，同时安排人员秘密与美国的华人商会沟通。排华法案使得寓居美国的华人商人已

    经处于无法律保护的境地，因此商人阶层对于排华法案反应最为

    强烈，就连旧金山和夏威夷的保皇会成员都向清政府发送电报要

    求清国反对美国的这份法案，但清廷未予理睬。梁诚意识到这份

    法案已经彻底点燃美国华人的激愤情绪。消息传到国内后，国内

    民众的诸多不满情绪也必将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而爆发出来。

    愈加紧张的局势对执政者来说并不是一个太好的消息，所

    谓“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积聚的民众情绪一旦得不

    到很好的疏导，对于外国人的愤恨很容易就会转化为对本国政府

    的不满。毕竟，在处理对美国的关系上，清政府唯唯诺诺、唯恐

    引火烧身的态度已经够让人窝火的了。

    梁诚认为，政府不做反抗也不采取任何应对措施的策略是不

    明智的。他对清国外务部报告说：“此间华人，有议禁购美货，以为抵制者，探本求源，实足制其生命，而起其恐心。”但是他

    也提醒，清政府不宜直接出面参与抵制事宜，“国家苟为支持，势必与戎启衅”。因此他建议由民间商会来主导禁购美货的“义

    举”。 [144]

    海外的华人商会，大多是商人们的自发组织，同时与保皇会

    有或明或暗的关系。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美国的保皇会也支持

    逃亡海外的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康、梁都是清政

    府通缉捉拿的敌人，但近几年清政府主动寻求变法自强，态度比

    以前妥协软化不少，因此对于当年策动政府改革的“康党”也没有

    追查缉捕得那么紧。事到如今，反倒是借机利用起了海外的保皇

    势力。毕竟，对清政府而言，那些维新派无论过去怎样“变乱朝

    纲”，终究是支持大清国君主的同路人，比起这几年不时窜出来

    搞暴力破坏、预谋推翻帝制的革命党人，还是令人放心太多。

    在清政府把发展商业作为兴国策略的背景下，全国各地为了

    响应清廷中央的号召，纷纷奏请成立商会。商业发达的地区就写

    奏章说，本地“商务日臻发达，华洋杂处，商货云集”，因此需要设立商会把众多商人组织起来；而商业欠发达地区，就借口

    说“土瘠民贫，商情涣散”，亟待设立商会来发展商业。总之，无

    论商业发展程度如何，人们总是不愁找不到借口来向上级提出建

    立商会的申请。

    1902年，经由商务大臣盛宣怀的奏请，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

    立，以“明宗旨、通上下、联群情、陈利弊、定规则、追逋负”为

    宗旨。这是全国第一个城市性商会。 [145]

    两年后，商业会议公所

    改组为上海商会。巧合的是，全国各地的商会大多成立于1904年

    到1905年关于美国排华法案的讨论甚嚣尘上以及其连锁反应不断

    升温的这段时间：1904年4月，北京成立商会；12月，天津商会

    成立；1905年7月，厦门商会成立；9月，广东商会成立；11月，苏州商会成立；一个月后，湖南也成立了商会。 [146]

    清国国内的商会虽然表面上属于一种民间商业组织，但在实

    际操作中，上海商会等各地大小商会与清政府新成立的商部都保

    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商会的头目通常都拥有政府的行政级别。

    虽然商会不直接由政府部门管辖，但其成立需要经过商部的批

    准，而且商会内部的一些重大决策也必须经由商部的许可与支持

    才能够实行。各地商会组织的成立完全可以说是晚清政府带

    有“重商主义”色彩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晚清著名的官商、商务大臣盛宣怀曾总结商会的作用说，华

    商“虽有各帮董事”，但是“互分畛域，涣散不群，每与洋商交易往

    来，其势恒不相敌” [147]。所谓“商情不聚”“商力不厚”“商智不

    开”，封闭保守的传统商业行会已经不再适应新式的工商业发

    展。因此，为了实现清政府“商业兴国”的改革目标，新式商会作

    为一种应对外国商人的“战略需要”以及对内振兴商业的手段，纷

    纷挂牌成立。清国那些与政治权力有着密切联系的官商、绅商就

    这样成了商会的常客。

    清廷与美国政府就排华法案的谈判与对民间人士抵制美货行

    动的策划同步开始了。梁诚在与美方的交涉中，态度强硬，要求在新约中增设一些保护美国华工华侨权益的条款，傲慢的美方根

    本没考虑梁诚提出的要求。在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政府似乎已

    不打算直接和梁诚沟通，而是绕开了谈判代表梁诚，与北京政府

    直接交涉。

    梁诚在这次政治博弈中表面上被美国人踢出了局，但他与海

    外保皇会、商会之间的密切关系无疑成为他留给自己敌人的一

    招“后手”。得知政府间的直接谈判已经没有胜算，保皇会和商会

    一下子变得异常积极活跃。从舆论造势到实际行动的“抵制美

    货”运动成为人们表达“抵抗”愿望的另一选择。

    1905年5月初，由保皇会出资创办的上海《时报》连续刊登

    了多篇报道中美谈判新约的文章，这些号召国人共同“抵御外

    辱”的文字多带有强烈情绪。文章里说，新约的修订乃“辱国病

    商，损我甚巨”，而且“此约有百害而无一利，我国理应拒而弗

    纳，而今美政府既强我政府画押矣，危机一发，稍纵即逝，急则

    治标，徐图善后，事关全国之荣辱，人人有切肤之痛”。故而“合

    当策群力以谋抵制，深望爱国之士共起而谋所以对付之” [148]。

    《申报》连篇累牍刊载了有关修约的新闻，其中对于华工在

    美国的悲惨遭遇经常使用“虐待”“苛待”一类的字眼，这种走悲情

    路线的叙事方式很有煽动性，人们觉得抵制行动是势在必行的正

    义之举。文章作者们经常在故事中夹杂抵制美货的号召，评论

    说“可见公心未死，人有同情，国民前途未必无望也” [149]。在控

    诉“美帝”暴行之时，处处不忘与国内的群众运动联系，可谓煞费

    苦心。

    读报的老百姓手捧含有如此强烈感情的文字，再一联想到清

    国这些年受到西方列强的各种欺凌，心中的愤愤不平之意油然而

    生。走上街头，似乎是无须太多考虑就能做出的决定。

    是不是存在这么一个历史规律：无论哪一次社会反抗运动，最积极参与者往往是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较为低等的阶层，而那些更富裕、生活更优渥的人一般来说积极性不会那么高。这个规

    律似乎总是起着作用，这次也不例外。当国内的群众已经群情激

    奋，即将走上街头开始他们的“拒购美货”行动时，美国华人商会

    的商人们却迟迟没有动静，他们甚至不相信国内的同胞已经开始

    抵制美货。而国内的上海商会内部，也出现了分歧。

    5月10日，在位于靶子路的上海商务总会会所总部里，董事

    们参加的特别大会正在商讨抵制美货的具体行动。商务总会议董

    曾少卿在会上演说，义正词严，主张以两个月为期限，迫使美国

    改约，若到期美方仍不改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

    以为抵制” [150]。

    他的看法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意。会议立即商议拟一份电稿，致电外务部、商务部拒绝签约，并通电全国商会协同抵制美货。

    不过，这个决议在商会高层遇到了阻力。商务总会的总理和协理

    面对递交上来的抵制电文面露难色，不愿意领衔签署。毕竟居位

    较高者顾虑也更多。但是通电如果没有人领衔签署，就无法向全

    国发送，抵制美货行动的第一步也就迈不出去。胶着之时，又是

    敢为人先的总会议董曾少卿站了出来，对在场的商部官员和全体

    议董拍胸脯保证：“此公益事，并无风险。即有风险，亦不过得

    罪美人，为美枪毙耳。为天下公益死，死得其所。” [151]

    慷慨激昂的发言，几乎把话说绝。同意之人当然额手称庆，反对者也被这强烈的情绪堵住了嘴，无可反驳。于是，上海总商

    会的通电以曾少卿的名义向全国发出。电文比起曾少卿会议上感

    情强烈的讲话情感稍逊而更顾及“大局”。电文说：“美例虐待华

    旅，由工及商。梁使不肯签约，闻美直向大部交涉，事关国体民

    生，吁恳峻拒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并告以舆论不服，众商

    拟相戒不用美货，暗相抵制。美念通商利益，必能就我范围，务

    乞坚持，大局幸甚。” [152]

    这份写得高屋建瓴的檄文式通电随即发给了政府外务部、商

    务部、南北洋大臣以及汉口、宜昌、镇江、天津、重庆、烟台、南京、苏州、杭州、广州、福州、厦门、长沙、香港等地商会，数十个社团组织立即响应。 [153]

    由上海总商会的一通电文始，海

    外通商史上首次由商人们发动消费者来抵制美国、用商业手段向

    美国人“复仇”的运动在全国掀起。

    抵制运动触及朝廷的敏感神经

    再把眼光移向人们所抵制的对象——美国。若论在华的商号

    和雇员数量，当时的美国其实远远不及日本、英国等国，但美国

    进口商品在清国的流通量却并不输给英、日、德诸国。

    老舍的话剧《茶馆》里，卖杂货的老杨有一句经典唱

    词：“美国针、美国线、美国牙膏、美国消炎片。还有口红、雪

    花膏、玻璃袜子细毛线。箱子小，货物全……”老百姓的日用商

    品中，美国货早已随处可见。美国进口商品在当时社会的流行，可见一斑。

    细分晚清时期的美国进口商品，棉纺、石油制品、烟草、面

    粉等日常用品占了绝大多数。其中的棉纺产品占据了支配地位。

    抵制美货运动大爆发的1905年，从美国进口的棉纺织品总价值高

    达2776万美元，美国进口棉布占到中国进口粗布的九成左右。而

    从美国进口的烟草数量也不输给棉纺织品多少，大概抽惯了大烟

    的清国子民当初看见洋人们叼在嘴上的细长香烟时，都以为这小

    巧的香烟含有西方文明世界的大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