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危思危 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

    福建农林大学课题组等 著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居危思危: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 福建农林大学课题组等 编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060-8982-1

    Ⅰ.①居… Ⅱ.①福… Ⅲ.①国家安全—研究—中国 ②农村—群众自治—研究—中国 Ⅳ.①D6

    31 ②D6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8503号

    居危思危：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

    ( JUWEISIWEI: GUOJIA ANQUAN YU XIANGCUN ZHILI )

    编 著：福建农林大学课题组 温铁军 张俊娜 邱建生

    责任编辑：郭 国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政编码：100007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22.75

    字 数：334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8982-1

    定 价：45.00元

    发行电话：(010)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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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85924602 85924603《国仁文丛》(Green Thesis)总序

    因为有话要说，而且要说在我们团队近期系列出版物的前面，注所

    以写总序。

    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被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到80年代以来主

    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经两个“11年”在不同试验区的历练，注加之后来

    广泛开展的国内外调查和区域比较研究时已经过了天命之年……自忖有

    从经验层次向理性高度升华的条件，便先要求自己努力做到自觉地“告

    别百年激进”，注遂有新世纪以来从发起社会大众参与改良、对“百年乡

    建”(rural reconstruction)之言行一致地接续，而渐趋达至“国仁”思想境

    界，亦即一般学人必须“削足”才能跟从制度“适履”、但只要纳入主流就

    碍难达到的“实践出真知”。

    因此，我在2016年暑假从中国人民大学退休之际，要求为今后几年

    的一系列出版物担纲作序，也主要是想明了指出“国仁文丛”何词何意？

    亦即：这个丛书是个什么思路和内涵？

    一、释义之意

    “国”者，生民聚落之域也。“上下五千年”是中国人开口就露出来的

    文化自豪!就在于，人类四大文明古国除了中华文明得以历经无数朝代仍在延续之外，其他都在奴隶制时代以其与西方空间距离远近而次序败

    亡。由此看中国，唯其远在千山万水之隔的亚洲之东，尤与扩张奴隶制

    而强盛千年的西方相去甚远，且有万代众生勉力维护生于斯而逝于斯之

    域，“恭维鞠养，岂敢毁伤”，兹有国有民，相得益彰。遂有国民文化悠

    久于国家存续之理，更有国家历史传承于国民行动之中。

    “仁”者“爱人”，本源于“仁者二人也”。先民们既受惠于光风水土滋

    养哺育的东亚万年农业，又受制于资源环境只能聚落而居，久之则族群

    杂处，而需邻里守望、礼义相习，遂有乡土中国仁学礼教上下一致维系

    大一统的家国文化之说，于是天下道德文章唯大同书是尊。历史上每有

    “礼崩乐坏”，随之社会失序，必有“国之不国，无以为家”。是以，“克

    己复礼为仁”本为数千年立国之本，何以今人竟至于“纵己毁礼为恶”……致使梁漱溟痛感“自毁甚于他毁”的现代性为表、横贪纵欲为里之巨大

    制度成本肆无忌惮地向资源环境转嫁而至人类自身不可持续!

    据此可知我们提出“国仁”思想之于文丛的内涵：

    中国人历史性地身在三大气候带覆盖、差异显著的复杂资源地理环

    境下，只有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各类社会群体兼收并蓄、包容共生，才

    能实现并绵延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性可持续。

    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的、在亚洲原住民大陆的万年农业文明

    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群体文化”内核，也被老子论述为“阴阳之为道也”，进而在漫长的文化演进中逐渐形成了极具包容性的、儒道释合一的体系。注

    由是，在21世纪初重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之后，我们团队试图把近

    代史上逐步从实践中清晰起来的乡建思想，寻源上溯地与先贤往圣之绝

    学做跨时空结合，归纳为人类在21世纪转向“生态文明”要承前启后的社

    会改良思想。注

    是以，“道生万物，大德中庸。上善若水，大润民生。有道而立，大象无形。从之者众，大音希声”。注此乃百年改良思想指导下的乡村建

    设运动之真实写照。

    基于这些长期实践中的批判性思考，我们团队认同的《国仁文丛》

    的图形标志，是出土汉代画像砖上那个可与西方文明对照的、扭合在一

    起的蛇身双人——创造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的女娲，只有和用阴阳八卦

    作为思想工具“格物致知”了人类与自然界的伏羲有机地合为一体，才有

    人类社会自觉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繁衍。蛇身双人的扭结表明在中国人

    传统思想中物质与精神的自然融合，既得益于多样性内在于群体文化规

    范而不必指人欲为“原罪”而出伊甸园；也不必非要构建某一个派别的绝

    对真理而人为地分裂成唯物与唯心这两个体系，制造出“二元对立结构”

    的对抗性矛盾。

    此乃思想理论意义上的“国仁”之意。

    行动纲领意义上的“国仁”，十多年前来源于英文的“green ground”。

    我们搞乡村建设的人，是一批“不分左右翼、但分老中青”的海内外

    志愿者。注大家潜移默化地受到“三生万物”道家哲学思想影响，而或多

    或少地关注我自90年代以来坚持的“三农问题”——农业社会万年传承之

    内因，也在于“三位一体”：在于农民的生产与家庭生计合为一体，在于

    农村的多元化经济与自然界的多样性合为一体，在于农业的经济过程与

    动植物的自然过程合为一体。

    据此，我们长期强调的“三农”的三位一体，在万年农业之乡土社会

    中，本来一直如是。告别蒙昧进入文明以来的数千年中，乡村建设在这

    个以农业为基础繁衍生息的大国，历来是不言而喻之立国之本。

    据此，我们长期强调的三位一体的“三农”，本是人类社会转向生态

    文明必须依赖的“正外部性”最大的领域，也是国家综合安全的最后载体。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堪的麻烦，就在于激进者们罔顾“三农”的正外部

    性，把城市资本追求现代化所积累的巨大“负外部性”代价向乡土中国倾

    倒!于是，我虽然清楚“三农”本属于三位一体，也曾经在90年代末期和

    新世纪第一个10年特殊强调“三农问题农民为首”，主要是因为那个时期

    的形势严重地不利于农民这个世界最大的弱势群体。实际上，也就是在

    做这种特殊强调而遭遇各种利益集团排斥的困境中，我才渐行渐知地明

    白了前辈的牺牲精神，大凡关注底层民生的人，无论何种政治诉求、宗

    教情怀和文化旨趣，总难免因慈而悲、因悲而悯，在中国百年激进近现

    代史中，也就难免“悲剧意义”地、历史性地与晏阳初的悲天悯人注、梁

    漱溟的“妇人之仁”等，形成客观的承继关系。据此看，20世纪初期的“

    乡建派学者”也许应该被归为中国最早的女性主义。注我们作为继往开来

    的当代乡村建设参与者，有条件站在前辈肩上高屋建瓴、推陈出新，不

    仅要认清20世纪延续而来的中国“三农”困境，而且要了解21世纪被单极

    金融资本霸权强化了的全球化，及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巨大制度成本的

    制度体系。这个今人高于前人的全球视野，要求我们建立超越西方中心

    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和宏大叙事的历史观，否则，难以引领当代乡村

    建设运动，遑论提升本土问题的分析能力。

    从2001年中央主要领导人接受我们提出的“三农问题”这个难以纳入

    全球化的概念以来，即有一批志愿者着手复兴百年传承的“乡村建设”。

    部分年轻的乡建志愿者于2003年在距北京大约300公里之遥的河北翟城

    村创办起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一开始却根本就没有外部资金投入

    和内部管理能力。因为这种民间力量为主的社会运动无权无钱，很大程

    度要靠热血青年们艰苦奋斗。那，年轻人激情四射地创了业，也激情四

    射地生了孩子，老辈们就得跟上支持和维护。十多年来，有一句低层次

    的话多次被我在低潮的时候重复：存在就是一切。只要我们在主流随处

    可见的排斥下仍然以另类的方式存活下去，就证明了超越主流的可持续。在最开始跟我们一起出资、出人共同参与村里主办的乡建学院的三个

    村外单位中，两个是海外的机构。注我们在跟海外机构打交道的时候，心里就觉着，应该给这个社会广泛参与的乡建运动将来可能形成的可持

    续生存系统，提出一个可以做国际交流的概念，一个符合21世纪生态文

    明需要的、大家可以共享的名号。于是就跟海外志愿者们商量，提出了

    这个英文概念“green ground”。若直译，就是“绿色大地”；若意译，则是

    “可持续基础”。如果把音译与意译结合起来考量，那就是“国仁”。有国

    有仁，方有国人国祚久长不衰。

    从十多年来的乡建工作看，这三个意思都对路。

    二、文丛之众

    俗话说，三人为众。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

    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如此看文丛，乃众人为师是也。何况，我们在

    推进乡村建设之初就强调“去精英化”的大众民主。注

    前几年，一直希望整个团队愿意理解我试图“让当代乡建成为历史”

    的愿望。尤其希望大家能够结合对近代史中任何主流都激进推行现代化

    的反思，主动地接续前辈学者上一个世纪之交开始的乡村建设改良运动

    ，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梳理经验教训。或可说，我“野心勃勃”地企图把我

    们在新的世纪之交启动的新乡建运动，纳入百年乡建和社会改良史的脉

    络。诚然，能够理解这番苦心的人确实不多。注

    这几年，我也确实算是把自己有限的资源最大化地发挥出来，“处

    心积虑”地安排乡建志愿者中有理论建设能力的人在获取学位之后分布

    到设有乡建中心或乡建学院的不同高校，尽可能在多个学科体系中形成

    跨领域的思想共同体。目前，我们在海内外十几个高校设有机构或合作

    单位，有数十个乡村基层的试点单位，能够自主地、有组织有配合地开

    展理论研究和教学培训工作，立足本土乡村建设的“话语体系”构建，已

    经有了丰硕成果。注总之，我们不仅有条件对新世纪已经坚持了15年的“当代新乡建”做

    个总结，而且有能力形成对20世纪前辈乡村建设运动的继承发扬。

    我们团队迄今所建构的主要理论创新可以表述为以下五点：

    一是人类文明差异派生论：气候周期性变化与随之而来的资源环境

    条件改变对人类文明差异及演化客观上起决定作用。据此，人类文明在

    各个大陆演化的客观进程，至少在殖民化滥觞全球之前应是多元化的，不是遵循在产业资本时代西方经典理论家提出的生产方式升级理论而展

    开的。这个理论有助于我们构建不同于主流的生态化历史观。

    二是制度派生及其路径依赖理论：不同地理条件下的资源禀赋和要

    素条件，决定了近代全球化之前人类文明及制度的内生性与多元性，也

    决定了近代史上不同现代化的原始积累(东西方差异)途径，由此形成

    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和体系结构，并构成其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这也

    成为我们开展国别比较和区域比较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

    三是成本递次转嫁论：自近代以来，在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体系中

    ，核心国家和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不断通过向外转嫁制度成本而获取收

    益，得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现产业资本扩张和向金融资本跃升，广

    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底层民众则因不断被迫承受成本转嫁而深陷“低水平

    陷阱”难以自拔。当代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因不同利益取向而相互竞争

    的金融资本为主导、递次向外转嫁成本以维持金融资本寄生性生存的体

    系。在人类无节制的贪欲面前，最终承担代价转嫁的是“谈判缺位”的资

    源和生态环境，致有人类社会的不可持续之虞迫在眉睫。

    四是发展中国家外部性理论：二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通过

    与宗主国谈判形成主权，这可以看作一个“交易”。任何类型的交易都有

    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因转交交易范围之外的经济和社会承载而为外

    部性问题，任何信息单方垄断都在占有收益的同时对交易另一方做成本

    转嫁，由此发展中国家谈判形成主权必有负外部性，导致难以摆脱“依附”地位。但，越是一次性博弈则风险爆发造成谈判双方双输的可能性

    越大，发达国家在巧取豪夺巨大收益的同时，其风险也在同步深化和加

    剧。

    五是乡土社会应对外部性的内部化理论：中国作为原住民人口大国

    中唯一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其比较经验恰恰在于有着几千年“内部化处

    理负外部性”的村社基础，其中的村社理性和政府理性构成中国的两大

    比较制度优势。但政府同样是人类制造出来但反过来统治人类自身的成

    本高昂的异化物!遂有政府与资本相结合激进推进现代化之后严重的经

    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负外向性问题，成为中国通往可持续的

    严重障碍，才有如此广泛的民众愿意参与进来，以期通过乡村建设使“

    三农”仍然作为中国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以上五点核心思想，主要体现于我们基于“本土化”和“国际化”两翼

    而展开的以下五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中：

    一是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在资本主义三阶段——原始积累阶段、产

    业资本扩张阶段和金融资本阶段，核心国家发达国家总是不断以新的

    方式向外转嫁制度成本，乃是全球化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给资源环境可

    持续带来的最大挑战。这个思想，在我们的主要课题研究中，作为全球

    宏观背景，都有所体现，也发表在我们关于全球资本化与制度致贫等一

    系列文章中。

    二是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团队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构建了

    “南方国家知识分享网络”，开展了“新兴七国比较研究”和“南方陷阱”等

    发展中国家的深入研究。目前正在进行比较研究的新兴七国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南非、土耳其。已经发表了有关

    文章和演讲，两部专著也在起草和修改之中。

    三是国内区域比较研究。中国是个超大型国家，各区域的地理条件

    和人文环境差异极大，对各区域的发展经验进行研究、总结和归纳，是形成整体性的“中国经验”并建立“中国话语”的基础。团队已经完成了苏

    南、岭南、重庆、杭州、广西左右江、苏州工业园区等不同地区的发展

    经验的分析。已经发表了多篇文章，形成的专著也获得多项国家级、省

    部级出版奖和科研奖。

    四是国家安全研究。国家综合安全是当前面临“以国家为基本竞争

    单位的全球化”的最大挑战。基于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团队研究表明

    了新中国通过土地革命建立政权与其利用“三农”内部化应对经济危机之

    间的相关关系——从历史经验看，新中国在其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现

    代化”的道路上，已经发生了九次经济危机，凡是能动员广大农村分担

    危机成本的，就能实现危机“软着陆”，否则就只能在城市“硬着陆”。团

    队正在开展的研究是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依托，探讨如何从结构

    和机制上改善乡村治理以维护国家综合安全。

    五是“三农”与“三治”研究。我们自提出“三农问题”并被中央领导人

    接受之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研究乡村“三治问题”(指县治乡治村

    治)。自20世纪80年代农村去组织化改革以来，作为经济基础的“三农”

    日益衰败，而作为上层建筑的“三治”成本不断上推，二者之间的错配乃

    至哲学意义上的冲突愈益深化!其结果，不仅是农村大量爆发对抗性冲

    突，陷入严重的不可持续困境，还在生态环境、食品、文化等方面成为

    国家综合“不安全”的重要“贡献者”。比形成对问题的完整逻辑解释更难

    的，是我们如何打破这个“囚徒困境”。也因此，任何层面上的实践探索

    都难能可贵，即使最终被打上“失败”的标签，也不意味着这个唐·吉诃

    德式的努力过程并不重要，更不意味着这个过程作为一种社会试验没有

    记录和研究价值。

    综上，“大乡建”体系之中从事研究的团队成员众多，且来去自由，但混沌中自然有序，我认为团队在这五个领域的思想创新，在五个方面

    所做的去西方中心主义、去意识形态的理论探索，已经形成了“研究上

    顶天立地，交流上中西贯通”的蔚然大观。仅这个《国仁文丛》的写作者就有数十人，参与调研和在地实践者更无以计数，收入的文字从内容

    到形式都有创新性，但也都不拘一格。如果从我20世纪80年代就职于中

    央农研室做“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政策调研和国内外合作的理论研究算起

    ，我们脚踏实地开展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实践活动已经数十年了。期间

    ，团队获得了十多项国家级“纵向课题”和数十项“横向课题”，获得了十

    几项省部级以上国内奖以及一项海外奖。在高校这个尚可用为“公器”的

    平台上，我们团队通过这些体现人民大学“实事求是”校训的研究和高校

    间的联合课题调研，已经带出来数百名学生，锻炼了一批能够深入基层

    调研，并且能够有过硬发表的人才，也推进了分散在各地城乡的试验区

    的工作水平。

    由此看，当代大乡建由各自独立小单位组成，虽然看上去是各自为

    政的“四无”体系——“无总部、无领导、无纪律，无固定资金来源”，却

    能“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做出了一般海外背景或企业出资的非政

    府组织“做不到、做不好、做起来也不长久”的事业。诚然，这谈不上是

    赞誉我们团队的治理结构，因为各单位难免时不时发生各种内部乱象。

    但，乡建参与者无论转型为NGO(非政府组织)还是NPO(非营利组织)，都仍愿意留在大乡建之中，否则再怎么干得风生水起也难有靠自己

    的思想水平形成“带队伍”的能力!若然，则乡建改良事业得以百年传承

    的核心竞争力，恰在于“有思想创新，才能有人才培养，才有群体的骨

    干来带动事业”。君不见：20世纪乡村建设大师辈出、试验点竟以千数

    ，21世纪新乡建则学者咸从、各界群众参与者何止数十万计!

    这就是大众广泛参与其中的另一种(alternative)社会历史……

    由此看到：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打出的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而

    在中国，我们不习惯提口号，而是用乡建人的负重潜行在大地上写下“

    另一个世界就在这里” (another world is here)。

    人们说，20年就是一代人。从2001年算起，我们发扬“启迪民智，开发民力”的前辈精神，在新世纪海内外资本纵情饕餮大快朵颐中勉力

    传承的“大乡建”，作为大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改良事业已经延续15年了!

    再坚持5年，就是一代人用热血书写的历史了。

    作为长期志愿者大家都辛苦，也乐在其中!吾辈不求回报，但求国

    仁永续。唯愿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投身其中的乡建事业，在中华文明的

    生生不息中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以此为序，上慰先贤；立此存照，正本清源。

    温铁军

    丙申年甲午月

    西元二〇一六年六月

    这几年我们会有十几本书分别以不同作者、不同课题成果的名义问世。这些出版物都被要求

    作单独的“成果标识”。但我们实际上要做的仍然是这几十年的经验归纳总结和理论提升，“

    实事求是”地形成“去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由此，就需要为这个分别标识的系列出版物

    做个总序。

    参见即将出版的《温铁军自述择要——难得5个11年》，其中对20世纪80—90年代在官方政

    策部门开展农村改革试验区及新世纪启动民间为主的新乡村建设试验区，分别作为两个11年

    的经历予以归纳。

    参见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东方出版社，2016年4月，第一版。这是我2004—2014年

    这10年演讲录的上卷，主要是与全球化有关的宏大叙事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甫一出版

    即被书评人排在当月优选10本财经类著作的第一位。但在此书出版之前，我还没有来得及设

    计“国仁文丛”，也就不能把这个序言加上去。

    最近10年一直有海内外学者在研究乡建。国外有学者试图把中国乡建学者的思想上溯归元到

    孔子或老子，国内也有人问我到底偏重晏阳初还是梁漱溟，还有很多人不理解梁漱溟晚年由

    儒家而佛家的思想演变。其实，我们从来就是兼收并蓄。在儒道释合一的顶天立地和五洲四

    海的融会贯通之中形成乡建思想。因此，这些海外研究者的关注点对我们本来不是问题。

    本文丛并非团队的全部思想成果，但在“国仁文丛”设计之前的成果没法再纳入进来，只好如

    此。

    这些年，我一直试图对承上启下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形成的国仁思想做归纳，遂借作序之

    机凝练成这段文言，意味着国仁追求的是一种 “大道、大润、大象、大音”的思想境界。

    中国乡建运动之所以能够延续百年而生生不息，乃在于参与者大抵做到了思想和行动上都“去激进”，不认同照搬西方的左右翼搞的党同伐异。

    参阅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第二版)，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记得一位学

    者型领导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农民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挣扎着下沉，就剩下两只手在水面

    乱抓。你的思想无所谓对错，只不过是被溺水者最后抓住的那根稻草，再怎么努力，也不过

    是落得跟着沉下去的结局……

    乡建前辈学者梁漱溟因在1953年与毛泽东激辩合作化问题而被后者批为“妇人之仁”。据此，梁漱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女性主义者。尽管在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前，打

    上何种类别的标签并不重要，但如果这是当代学者们的本能偏好，也只好任由其是。

    我们2003年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时候，主办单位是我担任法人代表的“中国经济体制

    改革杂志社”和翟城村米金水老书记代表的村委会。合作创办的海外参与单位，一个是香港

    岭南大学刘健芝老师主持的“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香港)”，另一个是张兰英老师

    作为首任驻华代表的“国际行动援助ACTION AID”。三家联合创办单位最初全部投入约为20

    万元，一直都没有回报。我后来陆续投入各项工作(包括赞助3年以上乡建骨干获取中国人

    民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资金不低于百万，转化为当今所有以乡建为名的志愿者们无偿使

    用的无形资产。我和这两位无私奉献的老师至今仍是参与乡建的志愿者。后来有多家海外机

    构和基金会介入当代乡建，本应鸣谢，但碍于2007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被取缔事件而不一

    一列举。

    关于精英专政与大众民主的分析，请参阅《人间思想第四辑：亚洲思想运动报告》第2~19页

    ，台湾，人间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

    近年来，我不断在乡建团队中强调对乡建经验的归纳总结要尽可能提升到理性认识高度，并

    且要努力接续百年乡建历史，并带领团队申报了一批科研项目。那么，要完成科研任务，就

    要花费很多精力。对此，一些长期从事乡村基层工作，必须拿到项目经费才能维持单位生存

    ，也就来不及形成理论偏好的同仁难以接受，甚至有些意见相左之人表达了误解、批评。这

    本来不足为怪，对批评意见也不必辩解。总体上看，大乡建网络的各个单位还是积极配合的。但，考虑到这些批评说法将来可能会被人拿去当某些标题党的报道和粗俗研究者的资料，因此，我才不得不以总序的方式让相对客观些的解释在各个著述上都有起码的文字依据——

    尽管这些话只是简单地写在脚注中。

    国内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国家行政学院、清华大学、重庆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上海大学、西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海外有香港岭南大学、英国舒马赫

    学院、美国康奈尔大学，近期正在形成合作的还有国际慢食协会的美食科技大学(意大利)

    等。前 言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

    结构与机制研究(14ZDA064)”的中期成果。主要内容是中期报告正文

    及课题发表文章的汇编。课题组设计这个科研项目的提纲时，便受惠于

    本项目首席专家集数十年交叉学科研究之大成，他提出的宏观与微观相

    结合的系统性思路得到团队专家的一致认同。因此，我们期望该项目成

    果报告能够体现“集成创新”——从全球化挑战、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应对

    输入型危机、遂有成本转嫁，而承载危机代价的乡村唯有加强善治才能

    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这个高度概括的逻辑关系，凝结着我们科研

    团队多年来从事国际比较和国内实践的综合性思考。2015年课题正式展

    开以来，中国恰好遭遇“经济下行期”，连带发生成千上万打工者失业，而乡村破坏、治理残缺难再发挥“劳动力蓄水池”作用等情况表明，课题

    组多年来强调的上述逻辑解释堪称“不幸而言中”……

    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这个课题思想不仅

    由来已久、与时俱进，而且事关重大、殊为不易。

    回顾1988—1994年的经济周期，当时以深改名义做出了应对危机的

    一系列政策，曾经引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诸多社会连锁反应。对此，我们在90年代中期就针对性地提出要用“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政策

    建议，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民利益受损导致农村中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愈发严重，到90年代后期农村群体性事件无论从数量还是烈度都已经超

    过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大规模下岗引发的事件，领导人常常半夜接到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报告，以至难以睡个安稳觉!据悉，在中央正式接受“三

    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这个政策建议之前，一度严重到中央平均每天接

    到27起群体性事件的报告。可见，农村中的基层治理问题，20年前就已

    经成了非常堪忧的混乱现象。

    新世纪之初的2001年12月，本课题首席专家在国家领导人面前直陈

    “三农”时弊，明确指称90年代全面市场化改革以来党在“三农”工作上存

    在的倾向性问题。紧接着，2002—2003年，“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和全国

    工作的重中之重”被党中央和国务院相继提出。

    自2003年我们以民间力量为主在村里筹办“乡村建设学院”以来，就

    一直试图把本来应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却被危机应对政策激化的群体性

    事件转化成“非对抗性”。我们2004年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

    院申报成功的国家985“中国农村发展试验创新(I类)项目”、2006年申

    报获批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也都是关乎于此。那个时候

    ，在学术界内还未提出过发生在农村的社会冲突“本质上是对抗性”的相

    关理论，尽管理论家们对于把招商引资作为第一要务的地方政府亲资本

    政策也多有批评。因此，我们从立项汇报到开题研讨，都需要根据马克

    思主义哲学原理向大家解释何为“本质上具有对抗性”的矛盾，以及在当

    代社会已经大量发生的对抗性冲突中怎么做才能把已经激化的矛盾从对

    抗性转为非对抗性。此后，我们申请的国家985二期项目继续深化了这

    项研究的指导思想。同期，课题首席专家多次出席国务院重大问题座谈

    会和有关部委的政策咨询会议，我们课题组有关国内外比较研究和基层

    试验成果，都成为国家政策的参考或依据。

    在农村基层开展具有近现代历史意义的“乡村建设”(rural reconstruc

    tion)试验研究十多年之后，2014年我们第二次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虽然研究的主题还是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但在2007年次贷危机

    、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2009年全球危机，演化为中国2011年以来的

    经济下行和投机盛行，最终造成2014—2015年的房市、股市泡沫崩溃，反过来恶化实体经济等一系列事件，不仅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国际化了，也使得未曾谋面的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们对本课题思路更加认同——金融

    资本的全球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成本转嫁，都与承载“输入型

    危机”巨大代价的乡村治理有关。

    我们注意到：在全球经济危机打击之下，沿地中海国家形成了一个

    危机圈，圈内国家无论何种制度、何种宗教，几乎全部都爆发了严重的

    社会冲突。由此可知：全球化的成本转嫁所形成的巨大危机，对于大多

    数存在内生矛盾且情况比较复杂的国家而言都是挑战。我们据此形成了

    一个相对简单的经验性的判断：全球化条件下金融资本核心区的经济危

    机的代价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几乎全都表现为剧烈的社会冲突。总之，那些被称为“颜色革命”，或者是表现为其他部族、族群、宗教等一系列

    的暴力冲突，很大程度上和全球化的成本转嫁，或者和全球金融资本危

    机的代价转移有直接关系。课题组从国际经验比较研究的角度，认为中

    国尤其要关注全球化挑战下的国家安全。既然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是服务

    于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那么，决定课题是否可以立项的应该是问题意

    识是否足够清晰。

    1.国家综合性安全与全球化挑战的相关性

    课题组对发展中国家的综合性安全，构建了具有一般性的分析框架

    ：全球化挑战——核心国家危机代价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承载输入型危

    机的乡村只有通过完善治理，才能维护国家稳定……

    (1)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虚拟经济与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关系

    我们在以前的研究中做过这样的归纳，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的发达国

    家现在是虚拟化的符号经济主导，而发展中国家现在是实体经济主导，二者之间的关联是发展中国家把一般的商品和原材料向发达国家出口，形成发达国家经常项目的逆差，这个逆差怎么处理？发达国家借助“资

    本市场”这个概念，诱导发展中国家用出口一般商品形成的外汇到其资本市场进行再投资，于是发达国家形成资本项目的顺差，在整个体系里

    面出现两套话语，前者叫“自由贸易”(free trade)，后者叫“金融流动”

    (capital flow)。发达国家以这两套话语去要求发展中国家“转轨”。结

    果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实体产业和金融层面都无利可图，一方面得压低本

    国社会福利来维持劳动力价格长期比较低，一旦出口市场有所波动，就

    陷入失业和动乱；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是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不可持续。

    (2)双输：发达国家金融扩张导致发展中国家宏观调控两难

    2008年的时候，我们在调研写作《解读苏南》这本书中就提出过世

    界在后冷战时期划分为北方和南方两大阵营，分别处于资本主义的不同

    历史阶段。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北方发达国家表现的是金融竞争，南方

    发展中国家表现为产业竞争。

    美国在出台量化宽松政策之后，大量释放的货币并不直接进入到世

    界实体经济，而是通过机构投资者进入到资本市场，早已经虚拟化的资

    本市场有两个线索，第一个是进入能源、原材料和粮食的期货市场，每

    一次能源、原材料、粮食期货市场的大幅度波动，体现的都是一个大规

    模增发出来的“垃圾级”货币的消纳场作用，金融资本的这一部分投资通

    过制造期货市场波动产生高收益，但这直接压抑实体经济的复苏，发展

    中国家在实体经济层面的消费需求也就难以拉动。而价格不断升高的能

    源、原材料和粮食是通过国际贸易让发展中国家进口，客观上推高了基

    础商品的价格。对中国这样的实体经济大国来说，当基础商品价格推动

    CPI高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时，资金析出流向泡沫化的房地产，政府

    需要实行紧缩的金融政策，提高资金价格。一边资金价格提高但另一边

    实际的消费需并没有提高的时候，实体经济就更是低收益的。这时候，大量的金融资本加快从实体经济析出，更多进入投机市场。房地产投机

    市场又和中国政府的几万亿的基础设施建设联结在一起，于是就加重了

    政府的国债和地方债来替代内需，尽管它在充实中国实体经济上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是也使发展中国家进口通货膨胀的机制不断地恶性循环着。投机品市场的高利贷需要中央政府来调控，但另一方面，因为它和整

    个宏观经济的增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府又投鼠忌器地很难对它进行

    有效的调整。

    所以，发展中国家都会陷入一个宏观调控的两难困境，也就是说：

    单靠任何一个实体经济国家，要逆转美国为首的其他西方金融资本国家

    共同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制度成本转嫁的趋势是很难的。同理，既然西方

    金融资本国家能够顺畅转嫁制度成本，也就乐得分享金融资本收益，碍

    难向实体经济回调，也就难以扩大就业，财政长期赤字和社会对抗性冲

    突就都不可避免。这就是双输格局。

    西方热衷资本市场的另一个趋势是，在利于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国

    际秩序之下，美欧日相继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发行大量的低息资金，通

    过对海外投资——经资本市场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做战略投资或

    者战略收购以产生高收益。其他国家购买美国的国债资产形成美国资本

    项目顺差带来的资金收入，美国把它所获得的资金用于购买其他国家的

    实体商品和战略性资产。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向美国出口实体商品，另一

    方面把换来的外汇在美国资本市场上购买债券；同时自己的实体产业被

    美国资本收购。对美国来讲，它的低利率资金的海外投资是高收益的，而国内居民生活是低通胀的；但是在中国，实体经济的低收益和投机品

    市场造成的高利贷并存，于是越来越多的资金被吸引到投机品市场中。

    所以，世界的实体经济是被资本市场和海外投资所引导，并非和制造业

    为主的实体经济自身资金要素相关联。于是金融脱嵌于实体经济、实体

    经济脱嵌于社会。

    2.中央、地方、小农之间的“不可能三角”

    我们在申请课题的时候做了一个总体的框架图，里面含一个“不可

    能三角”图。在面临国际输入型风险时，有三个承受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小农。图前言-1 “不可能三角”

    伴随着30余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经济基础

    层面陷入了一个地方产业竞争与中央金融垄断相互强化的循环之中：地

    方政府主导产业资本竞争，但历史上却几乎出来就不承担产业资本恶性

    竞争造成的代价：赤字依赖和坏账上交；导致中央政府只能强化财政和

    金融的权力垄断。实际上，这个制度演变在90年代末基本形成；但反过

    来又进一步加剧地方招商引资的竞争……在这一循环往复中，中国经济

    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了日益固化的层次划分：地方政府的经济基础仍

    然是产业资本主导的实体经济，而中央政府依靠的经济基础则演变成金

    融资本主导的金融经济。

    在客观发生经济分层条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遵循着不同

    的“政府理性”和相应的行为逻辑，两者之间的利益结构格局失衡也就势

    所必然。并且，因经济分层日益固化，而使得中央的调控即使在经济正

    常运行条件下也难以贯彻，所以，课题组认为中央-地方利益失衡格局

    可能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不大可能被一般强调的市场改革或法律约束

    等现代化制度予以化解。经验表明，在经济正常运行状况下，连有限责任都不承担的公司化

    地方政府永远是追求高增长的，中央的宏观调控也就不可能被地方政府

    自觉落实；何况那些“见了红灯绕着走”的发达地区干部因粗放GDP考核

    而大多被越级提拔，这就使得地方对抗中央具有利益机制决定的内生积

    极性。而只有在风险累积至危机爆发的时候，因上下各种利益集团都发

    生利益受损，中央的宏观调控才有条件地被地方政府接受。

    中央政府在财政金融领域获得巨大收益，从而实现对地方和农村的

    强力反哺。从中央下拨的经费结构上看，第一是养人大于养事，第二是

    专项经费大于一般转移支付，而且经费随着行政层级呈不断衰减态势，即省部级获得的最多，地市级其次，等到最基层的乡镇时成了杯水车薪。并且在项目下达的过程中，出现了普遍的“精英俘获”现象，即地方政

    府和农村中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结合，把专项转移的项目往往做成套

    取财政补贴的项目。这样不仅导致惠农项目很难体现中央财政的普惠功

    能，也使得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普通小农在资源要素和经

    济剩余长期外流的情况下，为了获得收益或者说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就

    不断地向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社会稳定、文化等这些弱势领域转嫁负

    外部性。中央政府每年不得不开支大量的经费在维稳上，但仍捉襟见肘!

    显然，在基层治理领域面临着因南辕北辙而越来越严重的“政府失

    灵”。

    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错综复杂的国家安全矛盾。我们叫它“不

    可能三角”，换句话说是三者之间难以形成利益一致。我们从图示看到

    ，这三者中两两之间矛盾对立。

    3.国家战略安全的“锚”定何处

    目前国家安全复杂局面中，国家安全战略的这个锚应该定在什么地

    方？一种说法是发展的问题要用发展来解决。相应的观点即出现问题是因为我们发展得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引进外资，并配合外资做国内的制

    度优化。但在上述西方主导全球化的双输格局下，如果我们用发展的思

    路来解决发展的问题，最终是堕入发展陷阱。另一种说法是内部矛盾要

    在内部来解决。也即我们说的利用乡土社会化解外部风险的能力，内部

    化地处理国家安全所面临的风险。

    (1)20世纪50—80年代的危机及化解方式

    我们在另一个获奖研究成果《八次危机》中，系统总结了1949年以

    来中国历次经济危机，指出危机的化解每次都依赖于乡土社会，凡是能

    够顺利由乡土社会承担成本的，整个危机就能相对比较平和地过去，基

    本体制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如果危机只能是在城市进行硬着陆，那就

    是巨大的制度变迁，或称改革。

    在80年代之前，中国共有两次引进外资，每次外资转化为中央赤字

    对应发生两次危机，共发生了四次危机。每到上山下乡时，也正是危机

    发生时。大量城市失业青年转移到农村去，使得失业危机不爆发在城市

    里。另外，通过动员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农村基本水利设施的建设，使

    得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依赖的“规模劳动替代稀缺资本”的机制能够

    发挥。

    和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9—1981年。1978年改革开放背景其实是

    一个严峻的经济危机，我们认为是整个70年代领导集体第二次引进西方

    外资导致的严重赤字引发的这次危机。但，因农村已经进行了去组织化

    的改革，不能再吸纳失业人口“插队”务农——不可能插户，大量失业人

    口滞留在城市里面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出现了80年代以来经济

    危机向社会领域、向政治领域转嫁、传导。

    (2)农村劳动力蓄水池机制的发挥

    与此对应的经验值得借鉴。2008年遭遇到金融危机之后，广东省倒

    闭了约15000家外向型企业，主要分布在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2009年沿海总共有2500万的失业人口。中国有效的经验是通过内部

    的基础设施建设，吸纳沿海不能就业人员回乡，因此出现了劳动力的回

    流，这与1978年之前的情况有异曲同工之妙。1978年之前每次危机都伴

    随着知青上山下乡，实质是城市失业劳动力向农村转移。而1981年到20

    08年之前，这个机制基本上是失灵的，劳动力单向地从农村向城市流出。但在2009年，在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和2008年4万亿国债的刺

    激下，农村基本建设高潮再一次发挥了吸纳沿海失业劳动力的作用。

    所以，城市和农村相比，农村更易于稳定。农村吸纳失业劳动力的

    机制，一方面是小农有地，是兼业化的小有产者经济，另一方面农村本

    来就可以经营多种工副业，还可以参与国家投资的三农基本建设等。

    4.新农村建设对国家安全的积极意义

    国家进行新农村建设纯粹是因为乡村能够吸纳失业人口吗？

    (1)乡土中国的经济基础对国家稳定的作用

    我们在以往的发表中指出，乡土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城市，长期

    以来一直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所依托的“无风险资产”

    ，这对于重新认识农村在工业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许具有一定的启

    示意义。

    下图显示了在宏观经济的风险-收益层面，无风险资产对于优化国

    民经济增长路径的作用。正常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风险-收益情况如曲线

    ①所示；然而，当经济增长率低于一定水平时，各种社会风险集中爆发

    的可能性骤然增加，有可能会使宏观经济陷入停滞，经济增长的风险-

    收益水平曲线切换为曲线②所示情景。如果能通过提高无风险资产的收

    益水平，使国民经济免于迅速掉进“下降通道”，那么无风险资产也就具

    有了“软着陆”载体的作用。图前言-2 国民经济中的“无风险资产”对于优化宏观经济增长路

    径的作用

    从经验过程看，在农业集体化时期，依托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

    产小队三级组织化载体，农村吸纳了三次城市宏观经济萧条时产生的共

    计4000万失业人口，农村成为城市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农村改革以后，农村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无风险资产效果最为显著

    的是80—90年代农村维持的土地平均分配、且大约5年左右就再分一次

    的土地制度，是为农户家庭综合经营派生的外出打工者安排了一份无风

    险资产。但近年来土地制度的激进变迁、工农收益差别的拉大，以及城

    市文明向农村的扩散，新生代农民工离土离乡离农的倾向日渐显著，作

    为个体的经济理性选择这本来无可厚非，但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将面

    临一个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三农”这个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稳定器”

    ，何去何从？

    (2)“三农”对于国家安全的两种可能

    缓解“三农问题”的政策及其执行，对国家安全存在两种可能：一种

    可能是，假如乡村治理劣化，安全基础薄弱，在面临国际风险向国内输入时，“三农”表现出风险外溢，也就是说它对这个风险是正反馈加强的

    系统。这将会导致国家整体安全风险增加。另外的一种可能是“三农”可

    以发挥风险吸纳的作用，这是对危机进行负反馈、消化的系统。它的基

    础在于改善乡村治理，构筑国家安全的微观基础，才能从总体上保证国

    家安全。

    总体来看，我们的观点可以归纳成三句话。

    第一，发展中国家尤其像中国面临的安全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主要

    是发达国家成本转嫁对发展中国家形成一个输入型的风险，西方货币紧

    缩的时候有一个传导机制，同理，在大量的货币增发输出通胀的时候也

    有一个传导机制，无论西方输出通缩还是输出通胀，总之都会导致发展

    中国家面临输入型的安全风险。

    第二，从国家综合性安全角度看，乡村实际上的治理失序已经制造

    了内生性风险，乡村内部的各种问题演化成国家面临的一个总体风险，在这个乡土社会内生性风险不断累积，并且经常性爆发的过程中，乡村

    治理问题及其相关国内外比较研究，已经构成国家总体安全的一个重要

    部分。

    第三，只有改出“百年激进”对乡土中国的破坏、重视“启迪民智，开发民力”的乡村建设，只有提高农民组织化形成其主体地位来改善乡

    村治理的依存基础，只有维护并加强能够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的村社

    理性，才可以在最低制度成本条件下保障国家综合性安全。目 录

    《国仁文丛》(Green Thesis ) 总序

    前 言

    国家安全以乡村善治为基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期报告

    第一篇 局势：发展中国家内外风险叠加

    第一章 中国对美“双重输出”格局及其新变化

    第二章 关于一带一路和当前国际局势的一些思考

    第三章 金融资本“无祖国”与做空分析

    第四章 谨防当前国际外部性风险叠加国内社会动荡

    第五章 中央风险与地方竞争

    第二篇 乡土：国家稳定的基石

    第六章 莫让私有化摧毁乡土社会

    第七章 中国地方政府的三次“圈地运动”

    第八章 百年乡建 一波三折

    第九章 乡村治理与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研究第十章 乡村公共财的作用与生成逻辑

    第十一章 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中国的两大“比较优势”

    第十二章 重构宏观经济危机“软着陆”的乡土基础

    第三篇 农业：现代化何以为继？

    第十三章 农业现代化的误区

    第十四章 中国当前农业农村政策的基本问题

    第十五章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与方向问题

    第十六章 农业“三产化”阶段的制度创新

    第四篇 粮食：金融化趋势下如何保障安全？

    第十七章 粮食金融化与粮食安全

    第十八章 粮食金融化挑战

    第十九章 日本高米价背后的农协垄断及其政党联系

    第五篇 生态文明：发展中国家的希望

    第二十章 理性看待全球危机，自觉转向生态文明

    第二十一章 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高等教育理念转型及其试验

    第六篇 本土经验与地方创新

    第二十二章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

    第二十三章 逆周期调节与“政府信用替代资本信用”

    第二十四章 通过国家赋权与地方创新破解“三元悖论”附录 课题组已发表英文文章摘要

    Ⅰ 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在金融创新及中央银行转型中的应用研

    究

    Ⅱ 粮食金融化与中非农业合作

    后 记国家安全以乡村善治为基础注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期报告

    概述

    本课题组在关于国家综合安全与乡村治理的相关性研究中，形

    成了如下三个方面的认识。

    首先应该强调两个问题意识。

    一是我们通过国际比较研究认为：对于中国的“国家综合安全”

    的研究必须走出西方发达国家给定的安全观视角，重新确立了全球

    化挑战下发展中国家自主的“安全观”，那就要看到发展中国家安全

    风险的复合性和复杂性，亦即：来自国际的外部性风险叠加国内的

    内生性风险注。

    二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归纳表明：乡村因其多样性、多元性而使得低成本的内在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成为可能。据此，乡

    村在现代化制度成本不断“积累—爆发”的历程中注，客观上成为历次

    经济危机“软着陆”注的载体。由此可知：各地为短期政绩推行激进现

    代化而破坏乡土社会，实际上是起到了自毁国家安全软着陆的基础

    的作用。对此，承担国家安全最终责任的中央政府必须加以约束。

    其次，我们需要认识到当前乡村治理劣化存在风险累积的趋势。

    一是从现实上看，如果以上两个问题意识属于人们应该了解的

    老常态，那么，当然需要看到“新常态”——乡村治理领域中的“市场

    失灵+政府失灵”正在被造成这种困境的政策思路所不断深化，并且

    会按照“路径依赖”规律加强自身南辕北辙的趋势——乡村基层正在

    成为两极分化加剧、精英治理劣化、安全风险不断累积的领域。

    二是从理论上看，课题组在申报书中提出中国乡村治理正面临

    难解之“不可能三角”，国内外尚没有与之对应的理论创新。因此，若要客观研究现实问题，务必屏蔽西方后冷战意识形态影响才能重

    新求解：中国在现行体制上根本不可能形成“集中制”或“集权制”—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经济结构存在质的差异性。相应地，势必

    造成政令不畅——中央反复强调的善治改良之所以不可能与地方政

    策对接，在于当前体制内在地发生中央—地方—乡村“三元悖论”。注

    三是我们需要给出缓解这种复杂问题的、不同于主流思路的政

    策建议。

    有鉴于上述“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长期趋势与乡村治理劣化的

    严峻性直接相关，课题组的政策建议重在加强基层社会的可治理性

    ：一是农村“深改”应该重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客观地显现出来的两

    大“比较优势”：政府理性和村社理性；注二是通过鼓励“大众创业和

    万众创新”来确立对农村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政策支持；三是从经

    济、社会、政治三结合的基础建设入手带动治理结构调整，透过文

    化嵌入、社会关联、伦理性整合等多种社会文化领域的机制创新，“

    自下而上”地提高农民和农村的组织化程度，才能对接得上官方强调

    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善治。

    本报告讨论的问题兼具长期性和基础性，是建基于此前11年期

    间获批的社科基金多个重大重点项目研究成果上的进一步综合创新，是长期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研究发现。课题组2004年获批国家“98

    5农村发展试验研究基地(I类)”以来一直从事乡村治理研究，在11

    年研究期间先后获得两个国家级重大项目和一个重点项目以及北京

    市社科基金农村发展交叉学科重点项目等支持，形成深厚的研究积

    累，才在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指

    示之后进行立项申请，并于2014年7月和2015年4月先后再次获批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为了体现这个重大项目在研究上的最新成果，本文扼要瑰集了

    课题组从立项申请以来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

    一、树立发展中国家为本位的“安全观”研究意识

    本课题认为，只有超越一般意识形态化地解读中国发展经验的

    羁绊注，才能确立更为清晰的国家安全研究的问题意识。我们必须

    认识到，不同的时空条件和考察视角，会赋予国家安全不同的结构

    内涵。

    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包括十个方面：国民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

    、生态安全、信息安全。这些领域的相关研究被“学科化”地分门别

    类，虽然成果很多，但大多难以解释中国面临的综合安全方面的复

    杂挑战。

    诚然，课题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的现实意义：在整个

    经济基础巨大变化的作用下，上层建筑会逐渐发生跟进变革；但包

    括思想理论及其相关学术界的意识形态，还是属于最缓慢地发生改

    进的领域；并且由此而具有保守特性，严重地制约着人们对客观世

    界的认识能力。因为理解上述意识形态化的研究对解读国家安全问题有局限性

    ，那就更要积极借鉴可以利用的理论资源。本课题在对发展中国家

    长期开展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综合性安全问

    题，尤其需要借鉴萨米尔·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和伊曼纽尔·沃

    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

    萨米尔·阿明近年来多次强调金融资本阶段的全球化危机。他认

    为，金融投资的爆炸性增长需要各种形式的债务作为“燃料”，尤其

    是主权债务。金融化垄断集团吸纳垄断的剩余利润的策略要求，就

    是债务增长。过去意义的主权国家对金融体系的控制手段如汇率、利息等，都已经因为强大的垄断金融资本的肆虐而失去其效用。

    萨米尔·阿明曾预言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不可持续，将会出现内

    爆(内爆的例证之一就是作为全球金融体系一部分的欧元体系和欧

    洲体系在走向崩溃)注。因全球化垄断资本体系强势制定了游戏规

    则并使体系内成员国接受，内生性地加强了金融集权对弱势群体转

    嫁代价。经济主权不再自主，国家缺乏能力去保障其民众的生存权

    ，继而民众大规模的赤贫化、暴力化。注

    专栏一：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危机

    发达国家之所以积累了这么高的债务并且难以化解，从本

    质上说，这是一种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政治现代化的内生性危

    机。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是“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平等、人

    权、博爱等已经具有高度“政治正确”的源于西方的概念，如果

    作为理念和信仰，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应该得到秉持其他理

    念的群体予以同等的尊重；但如果某个具体的国家试图贯彻落

    实为有既定形式的某种政治制度，则至少需要对这种形式的制

    度产生的过高制度成本有所了解，对累积政府债务如何化解(

    或降低)等方面的经验教训有所研究；唯能以此为据，才有符合国家治理常识的讨论。因为，在发达国家现行政治体制下这

    些被大力宣传的理念是一回事；其得以借助某种被称为现代化

    的政治形式来具体运作过程，则是另一回事。客观上看这些政

    治现代化运作都在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也转化为政府赤字和国

    家债务——政治家为赢得选举而支付的全部成本、连同其政党

    给民众做出的福利承诺，在政府财政来源不足时都会直接形成

    高额的政府债务。

    一些发达国家社会福利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甚至超过

    50%，这种财政结构支撑的社会政策体系，远非发展中国家因

    资本高度稀缺而普遍实行“亲资本”导向的政策可以相比。

    ——摘自课题组2010年的报告《通过新农村建设促进“后

    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和谐、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真实经验：6

    0年8次危机及其软着陆》(教育部2009年应急课题研究报告20

    09JYJR023)。

    沃勒斯坦早已指出，全球资本化的巨大成本是从核心国家递次

    向边缘国家转嫁的，这是核心国家占有全球化制度收益的另一面。

    世界上关于沃勒斯坦的思想的讨论汗牛充栋，本文无需赘述。在理

    解他们的分析的同时，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些向外转嫁制度成

    本的核心国家，已经成为国家安全问题的最主导的研究者和研究对

    象。

    专栏二：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及全球转嫁

    为什么美国负债最大，可政府债务危机却首先从欧洲国家

    爆发呢？

    从危机发生之后政府可采取的应对手段来看，当前债务危

    机最严重的是欧盟国家中那些已经没有实质产业支撑却加入了欧元区的国家，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因其放弃了货币主权，而

    不能再用政府不断增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的手段来向社会转嫁

    危机。

    亦即：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意味着这

    些仍然具有政治主权的欧元区国家把最为重要的经济主权——

    对内的货币主权和外汇主权都交给了欧洲中央银行，不仅失去

    了靠制造通货膨胀向社会转嫁危机来缓解债务压力的手段，而

    且不再有条件采取即时的利率和汇率政策这两个政府宏观调控

    的主要手段，也就失去了政府即时宏观调控的两只手。

    何况，这类国家大多数同时完成了制造业对外转移，那就

    好比完成了经济上的自断骨肱——失去了货币体系和产业体系

    这两条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腿。

    欧元区国家虽然有条件发行欧元扩充欧洲金融资本参与全

    球金融竞争的“数量”，却没有条件提升欧元的“质量”——像美

    国那样靠军事霸权来维护其作为全球主流储备货币地位；遂决

    定了其不可能像美元资本那样直接向世界转嫁美国政府债券增

    发隐含的本国债务增量。

    只有美国仍然可以靠既增发货币(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又增发国债，以客观上促推全球通货膨胀的方式而向世界上

    其他仍然主要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业化国家转嫁危机代价。

    ——摘自课题组2010年的报告《通过新农村建设促进“后

    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和谐、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真实经验：6

    0年8次危机及其软着陆》(教育部2009年应急课题研究报告20

    09JYJR023)。

    这是因为，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全球竞技场(global arena)上

    不可能自觉形成公平合理的体制和原则对行为体进行公正的利益分配。核心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权力关系的形成，受位置、空间、资源

    等地理因素限制，因此，追求大陆、海洋、天空等空间主导权，石

    油、矿产、粮食等资源支配权和战略要地、海洋通道等基地控制权

    成为西方近世文明的主题。这种格局下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一

    种不可避免的不安全关系甚至军事冲突关系，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势

    必成为这些国家的“自觉选择”，并且势必导致国家之间互相猜忌、敌视与对抗而陷入“囚徒困境”。遂使处于强势地位的核心国家的安

    全问题成为研究的主流。

    专栏三：希腊债务危机

    希腊深陷债务危机，无法自拔。一旦希腊完全脱离欧元区

    ，则当即要恢复的是本国的主权货币。而除了美国这样的霸权

    国家以及坚决绑在美国地缘战略上“搭便车”的紧密盟友之外，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主权货币是否有信用，主要取决于两个方

    面：一是本国拥有自主产权的资产总量有多大；二是本国的内

    外贸易总量有多大。这两个额度如果说都很小，则本币没有信

    用基础。由于这两个都是弱项，会导致一旦它改回到使用本国

    货币，就会出现大规模的主权货币贬值，国内则会发生严重的

    通货膨胀，甚至会导致一旦发行本国货币就会发生“厄瓜多尔

    现象”(老百姓去银行换外汇，本币信用崩溃，全国改用美元)。

    亦即，如果希腊继续坚信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的话，它一

    旦退欧之后的国家金融体系就会崩溃，老百姓会把手头的本国

    货币都换成外币(美元或者欧元)，政府就又得去求助于IMF

    、世界银行、欧洲稳定基金，它就还得回来接受债权人更为苛

    刻的条件。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再也不可解了。

    但是如果回归到主流的西方金融经济去，对希腊来说是恶性循环。既回不去，也跳不出。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归纳全球危机体现的内在

    规律，可知：西方体制的本质，是“有限责任公司”的经济基础

    支撑“有限责任政府”的上层建筑。因此，这个体制下的公司破

    产，其超过注册资本额度的代价转嫁给社会；若政府破产，则

    超过财政支付能力的代价也同样只能转嫁给社会或国外。对此

    ，可借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称之为“有比较制度优势的不

    负责任”。

    ——摘自2015年7月6日温铁军教授在香港岭南大学《当前

    热点问题——希腊公投及中国股灾》讨论会上的发言。

    有鉴于此，本课题研究确定的第一个问题意识是：要从发展中

    国家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中如何维护自身权益的自主性视角出发，研

    究我国的国家综合安全问题。如果这个视角得以确立，那就要求我

    们尽可能地改变，至少在立场上有别于占据主流地位的符合西方社

    会科学的价值观及理论工具的安全研究。

    此外还要认识到，当前国内蜂拥而起的“智库”大部分不具基本

    条件。所谓全球领先地位的“智库”研究及其制度话语内含的逻辑建

    构，虽然一般都被主流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甚至被照搬到国内使人

    不自觉地臣服于“软实力”浸淫，但在实质上，只是以发达国家需求

    ，特别是核心国家的全球安全战略及其内在利益需求为主导的研究

    框架。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多年以前我们确立此类客观的问题意识

    的时候往往不被主流意识形态认可，但近年来却正在随着人们对全

    球危机代价转移的切身体验而逐渐被社会大众所接受。

    二、发展中国家承受的风险特征：国际的外部性风险叠加国内

    的内生性风险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不再是西方工业化时期资本与劳动

    之间的矛盾(产业资本占据矛盾主要方面)，而是西方“去工业化”

    后主要金融资本集团之间恶性竞争的内生性矛盾：总体性金融过剩

    及其不可回避的金融资本垄断集团争夺全球货币霸权(垄断地位)

    的对抗性矛盾。在全球生产过剩长期化的制约下，由于金融资本具

    有流动性、短期性和集中性，在垄断集团的控制下，大部分的剩余

    价值不再被用来投资于没有流动性的实体经济扩张及深化生产系统

    ，资本持续累积的唯一选择是把这些剩余用作金融投资，产生不断

    增长的剩余，而且以此自肥注。这必然要借助全球化扩张泡沫经济

    来获取收益并向外递次转嫁成本。

    例如，美国遭遇金融海啸之际连续实施巨大规模的“量化宽松”

    ，但本应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却并不发生在美国，而是“通货紧缩”。主要因大量货币流动性进入全球期货市场导致石油、原材料和粮

    食价格上涨，一方面跨国公司借此获取投机收益而更多主宰全球期

    货贸易的同时造成不得不进口粮食和能源的发展中国家相当于被迫“

    进口”通货膨胀。另一方面，这类“输入型通胀”抬升发展中国家的银

    行利率，构成全球投资市场竞争中发达国家的低利率优势，更低成

    本地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产业。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大安全风

    险来源。注

    战后全球秩序主导国家从产业资本阶段进入到金融资本阶段过

    程中，所淘汰的实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随之，实体产业内生

    的劳资对抗性矛盾、环境问题亦随之转移，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内

    部安全的另一个主要矛盾。

    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和政策调整，通过全球资本和商品市场传

    导给发展中国家，加剧了一般发展中国家内部本就紧张的经济和社

    会关系，并越来越多地从根本上危及国家政治安全。“发达国家的金

    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顶多恶化成经济危机。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每次就是经济危机，而且经常递进成社会动乱、政权

    颠覆、国家分裂。”

    美国曾经通过量化宽松政策缓解自身债务危机，并且最大化地

    获取金融全球化的制度收益，但其造成的巨大制度成本却借助粮食

    、石油、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转嫁给大量进口基础物品的国家。美国

    救市政策加剧流动性过剩造成2009—2010年全球粮食价格大幅度提

    升，特别是北非地区紧缺品种小麦、面粉的价格上涨超过100%，玉

    米价格上涨超过70%，由此引发北非、中东地区的通胀危机、街头

    动乱和政权危机，成为制度成本的承担者。国际组织2008年确定38

    国发生粮荒，也是西方金融危机的代价转移造成全球通胀的结果。

    注

    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家的安全风险受制于国内外两个方面的复

    杂因素，且越来越多地在经济、文化、科技、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问

    题上体现。

    在国际竞争性市场上，发展中国家依然是配角，并且既向发达

    国家做原材料和低价商品输出，这相当于对发达国家构建输入型通

    货紧缩、助其以零利率推进对外投资，做出巨大贡献；同时又承受

    着发达国家转嫁的危机代价。新兴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格局失衡、社会性投资与生产性投资失衡、金融创新与投机失衡、政府管控能

    力和市场需求失衡，注被动地陷入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债务上升

    、通胀高企、楼市高仰、股市架空等经济困境；工厂倒闭、就业不

    足、追求福利、贪污腐败、弱势政府等社会困境；同时还因本国资

    源环境严重破坏、社会关系过度紧张，而被发达国家凭借软实力深

    度蹂躏。

    这些影响深远的外部因素，的确不可能靠国内单纯加强传统的

    部门“维稳”来解决，甚至发生政策体系的冲突：只要在外部环境上

    加快融入全球化，那么内部传统部门越加强维稳就越适得其反。三、中国的安全问题研究需同时关注多个维度

    中国在新世纪全面纳入全球化，客观上是个充满张力的过程。

    其伴生的综合性安全问题研究也需同时关注国际和国内、中央和地

    方、城市和农村、农村集体和农户个人等多个维度，具有其他国家

    不可比拟的复杂性。

    1.美国“双重搭便车”与中国“双重输出”。

    课题组在全球化研究中依据前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归纳

    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三个阶段，并发文分析了中美分别是两个不同

    阶段第一大国的观点。注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最高阶段，是

    金融资本阶段；下一个阶段是产业资本阶段；再下一个阶段则是资

    源经济阶段。在金融资本阶段，美国是第一大国，其金融衍生品的

    交易规模占全球份额近40%注。在产业资本阶段，中国是第一大国，装备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超过13注。世界由此形成美国占据金融资本

    高级阶段，中国处于产业资本次级阶段，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资

    源经济低级阶段的世界经济新格局。

    中国长期维持的低价出口和贸易盈余及其回流美国的国债再投

    资，不仅同时补贴了美国的消费者和金融资本、造成美国在“生产不

    足”条件下的长期通货紧缩，还支撑了美国产业资本的全球扩张。美

    国从资本市场回流的充裕美元，使其企业界具有低息融资的条件，而发展中国家恰因资本和收益外流而形成国内资本高息；更由于这

    两种资本体系之间的巨大利差形成美国实体产业占有的金融竞争优

    势，并据此低成本地控制接受国的战略产业。而跨国投资的收益向

    美国资本市场回流，进而又成为美国资本市场的支撑注。

    北京大学的陈平教授将这一流程概括为：发展中国家用出口换

    汇再投资于发达国家金融衍生品市场，而发达国家的投资银行则用这些收入反过来收购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产业；美国不仅“借贷消费”

    ，还大量“借贷收购”，从而形成在全球的战略控制。

    本质是，美国作为金融资本阶段第一大国，是典型的寄生性攫

    取型经济，长期搭着中国物质产品出口和贸易盈余再投资的“双重便

    车”，在坐享低通胀条件下实现金融资本全球扩张。

    新世纪之初中国完成银行商业化改制并且全部成为上市公司，同时央行大规模对冲增发货币及中央政府推出中国版量化宽松。200

    9年全球危机之后，沿海发生“去工业化”，中国经济只能向金融资本

    升级。这与2010年开始的美国向实体经济回调正好迎面相撞，造成

    中美关系从互补转向互斥。这对中国如何应对外部压力和风险提出

    了新的挑战。

    中国如今更多地面临金融相对过剩的压力，于2010年左右加强

    推进金融投资和实体产业“走出去”战略，并在2013年以来全面实施“

    一带一路”等对外投资项目来带动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美国不遗

    余力利用“后冷战”软实力的多种方式构建阻遏中国金融资本“走出去”的战略布局，包括利用各种“民间基金会”的大量资金投入到发展中

    国家，资助对中国做“新殖民主义”的批判研究和与中国海外投资项

    目对立的NGO运动注。另一方面，美国变成一个相对具有吸引力的

    制造国，正在积极吸纳中国有潜质的高新产业去美国投资设厂。201

    4年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额达到120亿美元，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美

    国设厂，贴上“美国制造”的标签。注

    这种金融资本阶段的大国对抗趋势是显然的，因为大国急速扩

    张金融资本信用只能派生于国家政治军事强权。该国货币作为国际

    硬通货的“硬度”，主要来源于该国的军事政治实力的硬度。但更显

    然的是中国目前确实不具备直接对抗的条件。由此看，中国被动地

    接受更多美国金融扩张和产业回调转嫁来的代价，使得中国的国家

    安全风险具有显著的国际国内联动性。注2.中央—地方—乡村社会之间“三元悖论”及民间调和。

    近代以来，中国为追求民族独立而派生了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进

    程，在这种以内向剥夺为主的资本积累的工业化进程中，代表国家

    资本的中央政府比其他政府和社会主体更直接承受国际压力和挑战

    ，中央应对国家层面的重大挑战的方式只能是“政权内卷化”，借助

    地方和基层力量来应对时势演变对于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无论哪

    个时代，“三农”都是最大的剩余输出者，而乡村治理结构的数轮重

    大调整，核心指向都是对中央、地方与基层社会之间不断进行“三农”社会剩余分配进行调整。尽管这种调整对于“三农”剩余的动员成本

    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利益矛盾本质上就具有哲学意义上的对抗性，遂使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乡村社会基于利益关系的一致性建构，自清末以来一直难以达成。我们认为，这种利益结构上的“三元悖论”，恐怕是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

    近代以来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中心的整体性变革，既产生出再

    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百年轮回”经验过程，又派生了由“三农”承载代价的实际后果注。整体性的“西化现代化”进程都共存着“都

    市本位、工业优先、从“三农”提取剩余、巨大成本向乡土转嫁”等特

    点，上层和精英的“自强”不期然的导致下层和乡土的“自毁”。正如

    梁漱溟先生所指：“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

    起反应，自动的破坏乡村，殆十倍之不止……一部中国近百年史，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注

    其具体表现为：乡村经济中的“生产力三要素”多形式外流、乡

    土社会低成本稳态治理秩序随之解体、“乡土”成之为问题与必须克

    服的目标对象；外加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制度代价向发展中国家弱势

    群体和资源环境递次转嫁这一宏观国际背景，共同产生着“乡土社会

    整体性衰败”的普遍效果。乡村衰败之现象及民众对现代的向往进一

    步形成乡村“自毁”之社会基础。而正是因为看到了农村所承受的国家现代化的代价及其严峻后

    果，百年来，知识分子纷纷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挽救衰败的乡村，历

    史上不同阶段的乡村建设实践即是例证。但同时他们强调“乡村建设

    ，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注

    第一波中国乡村建设高潮，表现为20世纪初，本地乡绅米春明

    父子自发创造的“翟城试验”及20世纪20年代由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

    育促进会所主持的“定县试验”；同期还有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先生

    在其家乡南通开展的县级治理实验；社会企业家卢作孚的北碚实验；这一时期投身于乡村以实现“救民”愿望的还有在战乱频仍、土匪

    乱世与地方割据环境下推行农民组织化的早期乡村建设领导人、河

    南村治学院与宛西自治开创者彭禹廷先生；辛亥革命先驱、曾任孙

    中山大元帅府秘书，旨在分期实现“三民主义”，以革除差役整顿警

    政、设立民团肃清土劣、清理丁粮改革赋税、破除迷信倡导文明等

    系列建设实践的福建营前模范村(1928—1933)创办人黄展云先生。

    第二波乡村建设运动表现为：1949年土地革命对底层社会全面

    动员，并以此为基础对乡村社会进行全面整体的组织化改造。这虽

    然让“乡建派”知识分子们的乡村建设行为萎缩，却由于新国家社会

    广泛参与基础的形成，而使得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工作在国家建设背

    景下，以新的形式被高效、全面的替代与覆盖。比如：全民扫盲、技术推广、赤脚医生、乡村民兵，社队企业、大众文艺、水利建设

    、互助合作，以及对农民主体地位、妇女解放、尊严劳动等的强调。

    第三波乡村建设着力点在于，如何让纷纷外流的“三要素(资金

    、劳动力、土地)”及有利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各种资源逆向回流。

    为此，21世纪的乡村建设以试验、培训、研究、推广为方式，不断

    往返于“现代—传统”、“城—乡”、“政府—民间”、“知识分子—民众”、“理论—实践”之间的广泛地带。以“人民生计为本、互助合作为

    纲、多元文化为根”为基本原则；以城乡一体为新的分析单位与建设

    对象；以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为基本方针；以城乡互助与包容为生

    态文明背景下的基本方向；以“学生下乡 教育支农”、“农民合作

    改善治理”、“农业生态 城乡融合”、“工友互助 尊严劳动”、“社

    会参与 文化复兴”等五大工作为基本形式。民间团体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创新性探索。

    由上，如何将持续百年的努力延续下去，构建中央政府―地方

    政府-乡土社会这三者之间激励相容的制度框架，使得从中央到农

    村基层的各层级政府治理主体和各种城乡市场主体之间，形成一种

    新的有机组合，在行动过程中通过相互关联和补充来增进结构凝聚

    及功能融合，促成乡村治理各主体彼此依赖、共存互生的整体性，使乡村的安全性、公共性、市场性与社会性等不同机制有机地综合

    为一体，将是乡村治理和国家安全治理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3.派生于工业过剩的“农业产业化”战略陷入困境。

    农业产业化战略是1998年中国工业化遭遇生产过剩危机压力下

    ，应工商业资本的要求而提出的，迄今已经搞了17年。虽然农业产

    量确实增长，但也造成“双重负外部性”：食品质量问题严峻以及资

    源环境破坏。其原因有三：

    一是根据“要素再定价”规律可知：由于符合农村外部资本要求

    的土地规范流转的占比很低，导致能够用于支付农业资本化的成本

    所必需的“绝对地租”总量并没有明显增加。就在同期，加快城市化

    造成农业生产力诸要素更多被城市市场重新定价，在这种“外部定价”作用下的农业“二产化”所能增加的收益有限，根本不可能支付已经

    过高且仍在城市三产带动下攀高的要素价格。于是，农村的资金和

    劳动力等基本要素必然大幅度地净流出。劳动力老龄化更表明，通

    过工业化来改造农业的主要方式：“一产规模化”+“二产车间化”的竞争力已经丧失殆尽。这说明，中国并不例外于东亚各国农业现代化

    都遭遇到的普遍困境。

    二是根据“资本深化”规律可知：农业产业化内涵性地体现着“资

    本增密排斥劳动”，即同步带动农业物化成本的不断增加。引入外部

    资本来改造传统农业带来的相应后果，则是在过去兼业化综合性村

    社合作社经济通过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条件下，大部分的经济作

    物、畜禽养殖还能产生附加值，可是，一旦交给产业资本开展大规

    模“二产化”的专业生产，就纷纷遭遇生产过剩；因此，单一品类生

    产规模越大，市场风险越高。如今，一方面是倒掉牛奶、蔬菜大量

    烂在地里、水果留在树上的情况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则是在城市

    食品过分浪费的消费主义盛行情况下，大部分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仍然几无盈利，中小型企业甚至债台高筑，大都转化成地

    方财政负债和银行坏账。

    三是根据“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双重失灵规律可知：追求资

    本收益最大化的农业经营都会造成严重的“双重负外部性”——不仅

    带来水土资源污染和环境破坏，在最难治理的面源污染中，农业的

    贡献早已超过工业和城市，成为第一大污染源，而且使食品质量安

    全进一步恶化。正由于“双重失灵”，愈益显著的“双重负外部性”不

    断演化为严峻的社会安全成本爆发的风险注。

    4.粮食安全危机。

    本课题组提出国际粮食市场的供求关系并不是构成粮价剧烈波

    动的最主要因素。同时，我们发现国际粮食价格的剧烈波动与美国

    数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存在紧密联系，从而引出我们对于“粮食金

    融化”的概念和内涵做出相关分析。

    粮食的金融化，在国际社会主要是指粮食的美元化，它是在全

    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各国彼此联系越来越紧密的粮食产业被金融化的体现。由于美元的大量增发，造成越来越多的过剩流动性冲击粮

    食市场，导致粮食价格出现剧烈波动；粮食市场同时成为过剩金融

    流动性的垃圾消纳场，粮价的一次大起大落就能替西方主导国家制

    造的过剩流动性做“消化”。这两方面都显示出粮食市场的运行脱离

    实体层面，而粮食则被人为创造出“金融属性”。注

    大多数殖民主义时期留下的“单一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因

    粮食的对外依存度高，而在核心国家扩张信用推动全球通胀、转嫁

    危机的时候，此类对外依存度高的发展中国家，势必首当其冲地承

    担制度代价。

    我国粮食价格因“地板”高于“天花板”注，粮食种植实际上早就是

    亏本的，于是传统农区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种粮，进城打工谋生。2

    014年，如果算上大豆，和直接的肉、奶进口折算，则我国粮食的总

    进口量已经突破1亿吨，占全国总消费量的比重接近20%!注也就是

    说，即使在中国的粮食生产量“10年连增”的大好形势下，进口占比5

    %的安全线也早已失守；遑论遭遇粮食减产之因应。

    需知：全球化本质上是国家之间的资本竞争。金融资本主导全

    球化已经造成的“粮食金融化”，对中国为适应过剩产业资本向农业

    扩张而建立的粮食安全战略，及因此而缺乏“责任主体”的粮食安全

    保障方式，敲响了警钟。但近期中国有关粮食安全的政策讨论，对

    此尚缺相应关注。

    人们还应该理性看待中国粮食安全“缺乏责任主体”的有关背景

    ：

    在整个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粮食安全很大程度依赖占比约13

    的农户存粮，国家每年收购和储存占比18即可实现市场调节和产销

    安全。但1997年遭遇东亚金融风暴，1998年以后顺应金融商业化改

    革必须压减坏账而要求粮食配套改革，主要实行了“统一收购、顺价销售、资金封闭运行”。加之全面推进农业市场化而使得农户粮食生

    产和消费的商品化率大幅度提高，农户存粮占比随即大幅度下降到

    几乎忽略不计。由此所形成的集中依赖国家储备体制维持安全之最

    大弊病，就在于：本来与粮食安全有实质性相关的农民生产者和种

    养殖企业、市民消费者和地方政府等四类主体几乎完全不承担粮食

    安全责任；偌大一个13.6亿人口的中国，实际上只有中央政府这一

    个主体承担着对保障全民粮食安全的无限责任!这个责任主体1∶4

    的客观情况，造成中国粮食安全形势不仅严峻，且随着消费主义左

    右社会舆论而更加难以改观。

    专栏四：粮食金融化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的挑战

    包括：粮食价格脱离供求基本面，定价权旁落；粮食市场

    的不确定性增加，引起连锁反应；生产、储备、进出口及相关

    部门分属不同系统，条块分割易于引发粮食金融危机。粮食波

    动的客观结果成为加剧贫富差别的因素。在粮价高企导致低收

    入阶层生存条件恶化的同时，市民作为消费主体缺乏社会组织

    创新条件，粮食文化方面被“消费主义”全面掌控、节约传统被

    抛弃；致使食物浪费恶性循环地刺激政府补贴化肥农药和机械

    等投入，不仅加剧资源环境破坏，而且造成把中国粮食安全更

    多依赖外部市场的政策诉求和心理预期。

    ——摘自2014年课题组报告《粮食金融化与中国粮食安全

    战略研究》(国家粮食局委托课题)。

    5.“中央下乡”和“地方下乡”。

    客观看改革以来的经验过程，由于公司化的地方政府追求激进

    发展主义造成的巨大制度成本，最终还是要由客观上属于“无限责任

    政府”的中央来政治埋单，因此，随着中国进入到资本过剩阶段，中央和地方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零和博弈。注

    新世纪之交，中国在进入产业资本整体过剩、造成银行坏账全

    面爆发的同时，经由中央财政对国有银行有条件注资而短期完成了

    银行商业化改制；也恰因二者同步而引致了中央和地方经济利益结

    构的新变化：中央政府逐渐升级到以金融资本及垄断行业为主要收

    益来源，地方政府则一方面谋求升级产业资本来继续与其他地区的“

    府际竞争”，另一方面则唯有借地产开发才能与中央管控的金融资本

    博弈。由是，而使课题组认为：地方政府追求“以地套现”正好迎合

    了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的趋势注，遂使土地征占成为新世纪以

    来引致农村冲突的最主要原因。

    总体来看，当前乡村所面临的一个大格局是“以国家综合安全为

    目标的中央政府要稳定，以产业综合收益为目标的地方政府要发展”；二者客观上已经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却在空间上并发于当下之

    乡村。遂使乡村基层中方兴未艾的“政权下乡”，亦可分为“中央下乡”和“地方下乡”。注

    所谓中央下乡，本质上是因乡村“三治”乃国家综合安全之基础

    ，因而需要承担安全责任的中央政府采用国家信用配合政策手段下

    乡。亦即，以集中制国家的强大主权信用所派生的国家财政和金融

    作为乡村基本建设和社会政策的主要资金来源，目的在于构建“民生

    新政”之下的和谐社会。

    所谓地方下乡，实际是大多数不可能升级到金融资本阶段而只

    能“以地套现”的地方政府，现在“以地托债”的地方政府注，与被亲资

    本的优惠政策吸引来的外部投资结合在一起搞“资本下乡”，实质上

    还是以资源和土地的资本化开发来实现产业化经营。尽管客观上推

    进了国民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投资造成的快速增长，但经济下行期

    ，政府债务负担严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却很难有条件构建能够弱

    化矛盾的话语体系和缓冲机制，因此社会矛盾明显激化。注鉴于任何外部主体都面临着与分散小农的交易成本问题注，中央

    下乡只能经由地方下乡实施，由此势必遭遇重重尴尬。

    6.内生性的不可持续风险攀升。

    由于中国是一个超大的大陆型国家，长期存在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安全局面的复杂性。在中

    央政府已经跃升到国家信用派生的财政、金融收益为主要收益来源

    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公司化竞争，不仅导致了

    在市场的“过度竞争”下，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国家广义生态环

    境受到严重破坏，内生性的不可持续风险不断攀升；也使得国际和

    国内、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农村集体和农户个人之间日益复

    杂的利益格局，使中国的国家综合安全问题空前复杂和棘手，经济

    发展、地方财政和基层治理的不可持续风险不断增长，从微观基础

    来看，中国经济很有可能出现“断崖式崩塌”。注

    课题组在2010年完成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的结题报告中已经指

    出：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历史地看，今天地方政府仍未能从近代

    史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基本还在延续着已经被过去一百多年的经验

    一再证明为社会成本过高的做法。

    近代一百多年以来，乡村长期面临着两个基本矛盾：一是在国

    家追求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和产业扩张的制度导向下，农村剩余被

    城市过量提取，导致乡城差距加大，“三农”问题日益严峻；二是政

    府为了从分散小农为主体的农村提取剩余而在基层形成了“对上代理

    型”治理结构，与乡村“自我稳定机制”所需要的治理方式刚好相反，村社的自我治理和风险内部化功能受到极大削弱。

    在这两个长期制约乡村治理的基本矛盾下，由于乡村资源收益

    往往只够满足少数精英群体的需求，导致任何普惠制的或体现“群众

    路线”性质的制度变迁都难以在乡土社会内部发育和维持；因此，在不断加大的社会冲突压力面前，通过乡村精英群体的灰色治理来勉

    为其难地维持村庄基本秩序，就成了大多数时期、大多数地方政府

    的工具性选择。诚然，这是长期放弃价值理性的必然结果。而且，反过来会进一步强化了乡村中经济剩余单向集聚于精英和社会治理

    单向主导的非稳态结构。由此看，“精英俘获”为内在机制的、灰色

    治理为工具的村庄，已经不再有能力内部化地消纳外部性风险，反

    而成为多种潜在冲突不断复合和累积的矛盾体。

    由此，需要有组织地开展国内“去学科化”的深化国家综合安全

    战略研究。需以全球化挑战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国家综合安全

    为目标，全面进行内部战略调整，提高乡土社会资源资本化所急需

    的农村组织化程度，建设“政策金融—六次产业—乡土资源”三者之

    间的稳定合作关系，则不仅有可能延续以往危机“软着陆”的经验，而且利于构建最低成本的国家综合安全基础。

    四、乡村仍有成为国家安全危机软着陆载体的可能

    课题组在以往的研究中自主创新地指出：在当代工业化进程中

    ，相对于风险过度集中于城市“资本池”而言，生态化的乡村社会客

    观上发挥了“劳动力蓄水池”作用，遂使国家得以借助“三农”为载体

    多次实现经济危机“软着陆”。由此，也使得乡土中国支撑的国家现

    代化进程几乎不间断地延续了60多年。

    然而，也需要看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生产力三

    要素”长期大幅度净流出，这造成“三农”问题日趋恶化，乡村正在成

    为大量制造安全风险并将风险不断外溢，从而对国家综合安全产生

    严重负外部性的区域。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在乡村“去组织化”改革3

    0多年之后，乡村几乎全面地进入了“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状态。注1.国家综合安全的主要矛盾发生在乡村。

    除军事安全和核安全外，国家综合安全的诸多领域大都与乡土

    社会直接或间接相关。本报告大致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乡村社会冲突不可能靠照搬城市的现代化政治手段(法制

    、官制、党制)予以化解。选举、打官司和上访等过去曾经被认为

    普遍有效的现代政治手段，已经成为影响当前农村社会稳定的最严

    峻问题之一。

    (2)农村文化建设落后，在官方意识形态缺乏组织载体而流于

    形式的同时期，宗族、宗教、宗派等非规范组织派生的亚文化已经

    占据主流。国家文化安全在农村基层缺乏有效维护和保障。

    (3)国家粮食安全在内外矛盾叠加造成的巨大压力下，仍然缺

    乏有力的微观基础。面对愈益严峻的粮食安全问题，最大的安全隐

    患是指望部门利益集团代行国家安全职责造成的新世纪“假大空”(

    数据假、成本大、仓储空)。究其根源，仍然是农村去组织化改革

    以来长期存在制度性的不负责：无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无论企业

    还是地方政府，在全面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形成对此负责的经

    济主体。

    (4)乡村面源污染愈演愈烈，直接与地方政府亲资本政策取向

    被意识形态化及其导致的国家环境安全责任缺失相关。那些被当作

    深化改革典型的地方政府公开亲资本、暗中反生态的长期政策取向

    ，已经事实上成为国家生态安全及食品安全的重要威胁。一方面各

    级政府GDP竞争盲目招商引资是主要内因；另一方面国家对县以下

    治污投入和防控力量严重不足。

    (5)乡村经济可持续对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长远影响。在快速的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资本挤压乡镇企业发展空间，乡镇企

    业70%以上倒闭(从无破产保护)，而大量土地被征占。进城打工农民面临着“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这样的尴尬境地。2014

    年以来三四线城镇房地产泡沫崩溃，不仅造成地方债务过重，也使

    农民原有的生计基础被摧毁，这是因农村不能再成为“软着陆”基础

    而使得当期危机只能“硬着陆”的最为突出的经济安全风险来源。

    2.乡村既可成为风险膨胀的气球，亦可成为吸纳风险的海绵。

    从我国的实际经验出发，一方面，历史中呈现出来的规律与其

    他发展中国家具有相似性，即每当乡村社会的内部治理机制受破坏

    到一定程度，从而导致小农大量破产、乡村普遍衰败，就会爆发严

    重的社会冲突乃至农民革命；另一方面，新中国也表现出显著的特

    殊性——因土地革命建立政权，从而巩固了农村以“小农村社制”为

    基础的中国特色的内在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

    据此看，凡是能够有效利用乡土社会的内部化机制处理乡村经

    济和社会问题的，就能维护乡村内部的稳定机构。

    从历史经验来看，城乡二元结构赋予中国的，除了发展主义和

    现代性话语下广受批判的城乡差距之外，还有生态文明视角下农村

    的独特比较优势——因其多样性、多元性而使得乡村低成本的内在

    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成为可能。由于这是西方学者因缺乏实际经验而

    难以纳入分析范畴的，遂使歆然于邯郸学步的中国学者和官员对于

    自己的独特制度优势熟视无睹，缺乏立足本土经验开展理论创新的

    信心与勇气，反倒是一边倒地诉诸内在具有高成本、高风险属性的

    现代化治理体系来维护国家综合安全，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但要让乡村继续发挥承载城市资本危机软着陆的安全功能，必

    须以国家总体安全作为治理的“矢量性”注目标，进行乡村治理的结构

    调整和机制创新，才能强化乡村“外部风险内部化”的功能，使国家

    安全宏观战略和国家综合安全体系具有有效落实的微观基础。这方

    面的探索，既是对当前的乡村治理研究的拓展，又是对治理理论的重大创新。

    3.20世纪80年代苏南乡村发展及稳定经验值得汲取。

    课题组关注了苏南农村平和地实现工业化的进程，苏南避开了

    发达国家原始积累期间不可避免地发生对抗性矛盾的历史轨迹，这

    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实践改写。村社理性是苏南农村工业化得以

    实现的根源，它因有效地内部化了工业原始积累的负外部性问题，而可称之为中国发展经验的一个内在机制。苏南农村工业化是以社

    区内部资本积累为主起步的，资本原始积累非常薄弱。在资本极度

    稀缺甚至为负资本的情况下，以劳动替代稀缺资本，使劳动力剩余

    价值实现了社区内部转化。农村社区通过将资源形态的农业用地低

    成本转变为资产形态的产业用地，使土地资源资本化的增值收益实

    现了内部转化。

    由于社区企业是以社区成员土地共有为基础成立的，企业的经

    营风险也有社区共同承担，这成为企业独特的比较优势。而村社内

    部通过公平分配工业就业机会、平衡社区内部的工农从业收益和提

    供社区福利保障构建了收益公平分配的内部化机制。通过打造“绿色

    车间”，有效避免了农业衰败。最终，在实现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同

    时，避免了西方工业化进程中“资本增密排斥劳动”这个内在机制所

    导致的对抗性矛盾的发生。

    在整个80年代苏南的高速发展之中，几乎没有发生一起破坏稳

    定的群体性事件，连上访告状的现象都很少见。整个经验，相对于

    九十年代以后的教训，值得认真总结。注

    五、国家总体安全视角下的乡村治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案

    例我们的“子课题一”着眼于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该研究来源于

    我们课题组已经开展了3年的新兴七国(E7)国别比较研究。注

    环顾发展中国家，近两年因遭受国际金融资本国家调整策略而

    导致国内社会动荡频生，时刻威胁着执政党的统治权威，例如：委

    内瑞拉后查韦斯时代反政府示威浪潮；巴西民众街头抗议政府公共

    福利政策；印度乡村反政府的武装毛派势力扩张、农民自杀率攀升

    、性暴力罪案剧增；南非矿工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印度尼西亚民众

    抗议燃油上涨及政府补贴不足；土耳其反政府抗议运动等。

    课题组以国家总体安全为矢量来看乡村治理，对比研究了其他

    发展中国家的案例，如：“缺乏乡土社会作为危机软着陆基础”注的巴

    西教训、“重建地方治理”的印度经验和“植根大众民主”注的委内瑞拉

    等。

    巴西是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深化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搭上跨国金融资本投机粮食及能源市场的便车，GDP快速增长，201

    0年巴西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六大经济

    体。注2002—2008年，巴西政府各种针对贫困人口的直接补贴总额

    占GDP的比重从6.9%上升到8.6%。贫富差距缩小，2002年卢拉上台

    时，基尼系数为0.553，到2011年罗塞夫继任时，已经降至0.500，达到半个世纪以来最低；同期，失业率则从9.1%降至6.8%。短短10

    年里，有3500万人口(约占贫困人口总数的一半)脱离绝对贫困。

    但是在高增长的GDP、外汇储备外表之下，巴西实质上是为跨国资

    本打工的净负债国。

    近年来，随着几大经济体发展减速。受制于外国资本及市场的

    急剧波动、需求下降，巴西也陷入经济持续低迷的泥沼。注2014年

    ，累计逆差额达39.2亿美元。2015年，巴西经济萎缩3.8%，通胀率

    也高达10.67%，政府支出减少1%，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飙涨至10.3

    %，创下历史最高水平。穆迪、惠誉、标普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均已将巴西主权债务评级降至垃圾级注。注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居民上街抗

    议政府福利政策，农民抗争、占领土地、示威的数量开始上升。

    印度多个邦有不同的民众科学运动，独立运作，组成联网，名

    叫“全印度民众科学联网”(AIPSN)。发展得最好的是卡拉拉邦。“

    卡拉拉民众科学运动”(Kerala Sastra Sahitya Parishad)，简称KSS

    P。KSSP的思想来源之一乃甘地乡治思想。甘地认为，印度的未来

    不在城市，而是村落。印度政治应是由民众直接参与的制度。这种

    民主政治不在国会，而在村会，就是乡村的代表会，即民主政治制

    度的基础。甘地指出地方自治的条件之一，需要发展本地经济系统

    ，本地生产与消费。1987年，KSSP成立民用科技研究中心(IRTC)，目的是培养农民学习真正实用的技术。IRTC研发太阳能、沼气

    、小型水力发电、省柴灶、保暖盒、省电启动器、蓄水池、水流域

    管理、综合农畜模式、猪种改良、草药等。注1994年，喀邦根据国

    家宪法修订乡镇议会法，及举行乡镇议会代表民主普选。发起“人民

    计划运动”，下放权力，不仅在机构和体制上把权力交到乡镇，而且

    培养村民的自治能力。人民计划运动在1997—1999年兴建100000间

    房屋、240000个厕所、50000口井、17000个公众水龙头、8000公里

    道路，清洗16000个池塘，把30万英亩土地改为耕地。注KSSP与“人

    民计划运动”的重大意义，在于立足于日常生活的知识与技术，缓解

    民众生活资源极端短缺的问题，推动民众参与，尝试解决代议制民

    主或集权体制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即民众如何决定自己的需求。这

    对于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边缘化的群体是很重要的。

    查韦斯上台后，推行“玻利瓦尔任务”(Misiones Bolivarianas)

    ，以消除贫穷、提高社会福利、扫除文盲等旨在重新分配财富、实

    现社会正义。包括开办扫盲班、夜校；开办售卖经过国家补贴的便

    宜食物的国营商店，保障委内瑞拉的粮食主权；在贫民小区设立诊

    疗所，提供免费医疗；为穷人建设新的房屋单位；培训人民成立合作社，以生产社会所需物品，让委内瑞拉经济摆脱对石油工业的依

    赖。新成立的合作社，获得政府提供设备援助及低息贷款。超过30

    万人在这计划下获得培训；制定全面的土地征用及重新分配方案，让贫穷人民拥有土地。荒置的大庄园和工厂也被征用，归合作社管

    理；为贫困母亲提供财务援助，协助她们养育孩子。这一切都是通

    过组织创新而产生的社区议会、合作社、社区媒体去低成本完成的。委内瑞拉的国债，从199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45%，下降到2011年

    的20%。委内瑞拉还因提早还清拖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的所有债务，而退出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委内瑞拉的失业率，从1

    998年的15.2%，下降到2012年的6.4%。政府提供了逾400万个新的

    就业机会。

    但是，2013年美欧日为主的国家全面推进量化宽松的金融政策

    以后，大量过剩流动性进入国际原油期货市场造成其价格连续大起

    大落。先是随着美国2008年的QE政策蹿升到140美元以上的最高点

    ，拉动产油国争相扩大出口、进口国被迫“输入通胀”；造成全球危

    机而实体经济衰落，投机资本则回流资本市场。同期，石油进口大

    国——美国的能源自给率迅速上升、进口大幅度减少，又迫使油价

    下跌到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前的低价位，导致与美国势成对立

    的俄国和委内瑞拉等产油大国的出口收入大幅度减少。此时的委内

    瑞拉内外交困，查韦斯已经去世，新政府面临过高负债，再也无力

    支付反贫困等领域的社会性开支；内外反对派借机发起大规模对抗

    政府的街头冲突。

    通过以上案例可以看到，不论克拉拉邦的民众科学运动还是和

    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革命，他们都在积极地推动大众民主，下放权

    力给穷人，让穷人掌握重新分配财富的政治权利。唯有让底层人民

    自主参与政治决策的民主赋权过程，才能打破国内寡头精英和跨国

    公司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格局。在中国也有类似的历史经验，只

    要保留着传统的乡土社会仍然在发挥着政府主导和人民参与作用的内部化机制，就能构建和巩固国家综合安全体系。

    六、国家安全战略对乡村治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出新的

    要求

    课题组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研究中，只能勉力去除意识

    形态束缚，尽可能立足于现实，构建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海外与国

    内相比较的研究框架，对“不可能三角”、“中央下乡与地方下乡”、“

    中央风险与地方竞争”、“逆周期调节与资本替代”等现象做了理论归

    纳。

    专栏五：逆周期调节

    纵观历史，经济危机之下，大多数国家都会采取政府干预

    行动，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方式：其一是通过国家制造货币信

    用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稳定市场信心；其二是通过政府财政信

    用对私人企业实施国有化，避免企业倒闭的连锁反应；其三是

    通过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准政府信用”，发挥逆周期的调节

    作用。

    在危机条件下企业的顺周期行为是常见的；而逆周期调节

    则需要政府信用对私人资本信用的有效替代，不仅能够烫平经

    济波动，并且当复苏和高涨接踵而至之际还会产生制度收益。

    市场化改革使承担无限责任的中央和承担有限责任的地方之间

    发生政府信用分化。因此，一般地方政府并不具备内在对接中

    央政府信用以替代外部资本信用的客观条件。

    而我们通过区域比较研究，发现苏州工业园区能够在20年

    间多次“化危为机”——在1988—1994年滞胀型周期性危机之中逆势而起、在1998—2001年通货紧缩期间获得国家战略投资、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际推进结构调整，主要是因其承接国家

    重大战略任务而特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体制”特征。亦

    即，园区“政企合一”的地方政府信用很大程度上带有无限责任

    的特点，才能够平滑对接。

    ——摘自董筱丹：《再读苏南——苏州工业园区二十年发

    展述要》，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

    1.走出乡村微观叙事，超越“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构建“全球

    —国家—乡村”的研究框架。

    第一步，将“中国在全球挑战下作为后发国家追求工业化进程”

    作为大背景，认识到近代以来的乡村治理格局改变乃是工业化需要

    内向型的从农村地区提取剩余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所致，必然将国家

    发展阶段的演变纳入“国家—社会”的关系研究。

    第二步，需注意的是，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对于“国家—社

    会”问题有着明显不同的思考和回答；从西方经验衍生出来的这一范

    式潜在地预设了国家和社会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性，既不符合中

    国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与当前中国参与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全

    球化竞争之历史使命也不相符。

    第三步，认识到以往农村研究的局限性。一般从中国农村基层

    实际情况出发的学者，对于上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宏观政治经济环境

    的变化及作用于乡村治理的内在机制往往缺乏把握，其研究或是以

    某一片段的经验事实代替一个更长时期的历史演变，或是缺少对农

    村土地与国家财税等重大制度变迁背景的关照，或是缺少全球化的

    视角，从而影响了乡村治理研究的深度。

    2.从特殊中归纳一般经验，摒弃各种“主义”的束缚，提出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

    我们注意到，即使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条件下，构建善治

    也是可能的，并且在国内一些地方和乡村也存在着很多治理创新的

    实践经验。这些实践经验对国内其他地区，乃至对制度资源贫弱的

    后发国家，都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但一直以来受重视程度不够。

    对这些经验的归纳，需要摆脱先入为主的假设和学术框架，以参与

    式方法融入这些经验和实践当中，对其进行机制性、规律性的归纳

    研究，形成有借鉴价值的理论升华和政策建议。

    专栏六：地方政府公司化与资本替代

    中央和地方政府信用的分化始于1984年以“财政分级承包”

    为核心的财税体制改革以及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这两次改革

    中，地方政府获得相对独立的财政利益和土地等资源配置主导

    权，也就有了更鲜明的垄断经营性特征，由此派生出地方政府

    公司化的行为路径。而且，公司化的地方政府因占有以财政权

    和土地产权为主的公共产权而派生出地方政府信用，主要包括

    财政信用和可变现资产信用。其中，财政信用是由税收、预算

    等法律规定所产生的信用关系，来源于地方经济发展和税收增

    加，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相关联；可变现资产信用直接

    依托于地方政府拥有的土地、自然资源以及固定资产等可变现

    资产的存量。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信用，共同完成对外部资本

    信用的替代。

    ——摘自董筱丹：《再读苏南——苏州工业园区二十年发

    展述要》，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

    国内学者如能着力结合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中国经验研究，将乡

    村治理问题置于全球化与国家安全的框架之中，将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传导机制与微观主体的行为研究相结合，尝试回答如何在全

    球化的挑战中构建服务于中国国家总体安全的乡村治理体系，将具

    有显著的学术创新意义和政策应用价值。

    3.发掘农村低成本治理经验，构建农村低成本的风险弱化和安全

    保障机制，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微观基础。

    林毅夫在1999年提出国家应该以国债为主投资于“新农村建设”。当时针对的就是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引发的中国输入型通货紧缩

    与生产过剩同步的危机，以及危机期间发生的社会不稳。温铁军等

    则于2001年开始把稳定与治理结合起来开展基层试验研究。据此指

    出，新农村建设是关涉中国宏观经济调整和社会稳定全局的国家战

    略，政府公共投资在改善乡村经济社会基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但必须以乡村治理的结构调整和机制创新为前提，才能克

    服政府与分散小农之间交易成本过高从而导致政府治理成本过高而

    收效较低的难题。

    同理，在落实国家安全战略中，如果因循既往那种造成过高制

    度成本的维稳道路，同样会是收效甚微的。

    七、构建乡村综合治理体系以破解中央—地方—乡村的“三元

    悖论”注

    “三农”经济基础决定三治上层建筑，要将“三农”政策的重心转

    变到“三农”与“三治”有机结合，下决心从改革以来较多强调提高经

    济收益，调整到强调有利于稳定乡村社会、改善地方和国家治理上

    ，构建县乡村各有侧重的综合治理—发展体系。

    县政改革建议：第一，改变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创造县域

    综合体制改革条件；第二，重点改革条块分割的涉农体制，设立体现普惠原则的“农村综合发展基金”，将各部门分散把持的国家粮食

    与食品安全、生态与环境安全、社会与文化安全以及美丽乡村建设

    等专项资金统合起来，作为县级资本金对乡、村农民综合性合作组

    织持股；第三，将县级政府各单位涉农(金融、保险、物流、仓储

    、科技、房地产、旅游、餐饮、加工、流通等领域)的项目经费参

    股纳入综合性合作组织，使产生的经营收益反哺“三农”。

    乡(镇)政改革建议：通过打造结构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产

    生稳定的制度收益，同时保持内部的低成本治理。民国时期的著名

    乡村建设实践，如20世纪20年代的卢作孚在重庆北碚、晏阳初在河

    北定县，基本上都是以一个镇作为试验的范围注；农业集体化时期

    ，也是以乡镇同级的人民公社作为一级核算单位来进行农田综合整

    治和使用大型农业机械；当代中国的“超级村庄”，如江苏的华西村

    、永联村、长江村等，从地域范围来说，都差不多是以一个镇的土

    地面积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资本价值链。

    当前，自然村和行政村的社会和资源整合仍然受到或隐或显的

    派性力量的制约，而乡镇则为各种农村公共活动和社会组织的发育

    提供了空间。客观地比较东亚乡村，只有中国大陆在乡镇一级没有

    组建综合性合作社，农民组织化程度最低。另有一些案例表明，在

    农村中各种民间社会和文化力量日益活跃的局面下，乡镇政府可以

    通过“购买服务”实现治理创新，低成本地撬动各种民间资源，推进

    农村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

    村治改革建议：第一，成立以体现成员嵌入关系、集发展与治

    理于一体的农村综合性合作组织(而不是“大农吃小农”的专业合作

    组织)，或者扩大农村集体经济的资产量。第二，村两委与综合性

    合作社有机整合，降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交

    易成本”。第三，中央部门应以政府公共财政为杠杆，向农民综合合

    作组织注资入股，再通过股权分配自下而上的形成农村综合合作体系，使农村资源收益水平提高与农村公共资源总量扩大同步推进，通过增量分配将村庄积累的历史矛盾化解在村庄内部，变“行政吸纳

    社会”为“合作吸纳冲突”。

    综上所述，地方“三农与三治”的综合体系如下：因为村民小组

    作为“一个社会—地理实体”的成员关系和土地财产关系的存在，使

    得建立在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地缘共同体上的合作成为可能。行政村统摄村民小组，可以最大程度上降低内部交易成本，活化

    乡村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在村合作的基础上，乡镇是实现规模收

    益的主要层级和上下联动的重要衔接，一方面为乡村内的各种社会

    能量提供场域，另一方面应该组建综合性合作社来承接自上而下的

    中央资源和国家战略任务。而县级发展—治理则需要通过财税体制

    改革和涉农收益整合，使地方政府从积累矛盾的经济发展竞争转向

    能够弱化矛盾、缓解冲突的发展—治理综合体。

    本报告部分内容源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

    机制研究”(批准号14ZDA064)的申请书，由课题组成员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

    院张俊娜(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综合课题组既往发表和近期

    集体讨论意见成文，课题组首席专家温铁军修改定稿。感谢程漱兰教授提供修改建议。

    薛翠等：《谨防当前国际外部性风险叠加国内社会动荡》，内部报告，2015年。

    董筱丹、温铁军等：《乡村治理与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研究——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

    的结构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杨帅、董筱丹、温铁军：《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独特比较优势》，《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4年第4期。

    温铁军、计晗、张俊娜：《中央风险与地方竞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

    7期。

    主流理论界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保守着传统的、前苏联主导的社会科学体系，此后则改

    为保守着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社会科学体系；而全然不在乎这两者都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实

    际需求的客观局限性。本报告指出，我们课题组提出的关于中国经验中存在政府理性与

    村社理性的比较制度优势，属于实事求是原则之下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但因不符合西

    方意识形态而被忽略。

    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爆》，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focu

    s2013-061687335.html。

    萨米尔·阿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

    ndq201306211706652_4.html。

    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爆》，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focu

    s2013-061687335.html。

    温铁军、高俊、张俊娜：《中国对美“双重输出”格局及新变化》，《经济理论与经济管

    理》，2015年第7期。

    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后，发达国家演化出了政府的主权债务危机，以往历次危机虽然

    也表现出巨大的财政压力，但与此次有着本质不同。

    薛翠：《粮食金融化及中非农业合作》，内部报告，2015年。

    纪明葵：《2015年中美关系及大国走向》，http:views.ce.cnviewent20150112t2015

    0112_4314106.shtml。

    温铁军、高俊、张俊娜：《中国对美“双重输出”格局及其新变化》，《经济理论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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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组发表过改革以来三次土地征占的分析文章，指出80年代是以地兴企，90年代是以

    地生财，新世纪初是以地套现，现在则是地方政府在征地成本高于土地出让收益的情况

    下仍然强行占地，实际上是“以地托债”——在债务压力过大的条件下以有限的土地出让

    金抵付银行利息，才能托起债务链条。

    温铁军等：《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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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一篇

    局 势：

    发展中国家内外风险叠加第一章

    中国对美“双重输出”格局及其新变化注

    本文对中美关系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从互补转向互斥”的演化

    做了客观分析。认为在全球危机成本转嫁的压力下，中国内部一方

    面发生资金从实体经济析出向虚拟经济转化的顺向运动；另一方面

    城市经济不可能承载输入型危机，只能“路径依赖”地内向对乡土社

    会转嫁；由此，只有稳住乡土社会才能有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一、问题与背景：美国搭“双重便车”与中美之间的“双输”格局

    客观来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本来是两个分处不同阶段的第

    一大国之间具有经济互补性的利益关系；而且，在这一关系中，中

    国处于矛盾的非主要方面，美国作为金融资本第一大国占据矛盾的

    主要方面，是典型的寄生性攫取型经济，长期搭着中国产业资本第

    一大国的物质产品廉价输美和贸易盈余低价返美的“双重便车”，坐

    享低通胀条件下实现金融资本全球扩张。

    (一)中美是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第一大国”

    历史地看，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业化时期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产业资本占据矛盾主要方面)，而是金融资本

    异化于实体经济的内生性矛盾。具体如下：

    一方面金融资本占据主导地位；而在金融资本内部则是美元与

    欧元两个主流金融资本集团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由于金融资本具有

    流动性、短期性和集中性这“新三性”注，所以必然扩张泡沫经济并借

    助全球化递次转嫁金融危机代价。这个异化过程从美国1971年放弃

    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推出衍生品交易，再到20世

    纪90年代推进金融全球化，一直持续到进入新世纪强行转嫁虚拟资

    本危机，期间伴随着大规模扩张军事强权。

    另一方面，在这个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的过程中，西方随

    金融资本主导国家从产业资本阶段进入金融资本这个资本主义的高

    级阶段，随之发生其淘汰的实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作为

    最大发展中国家因资源、劳力价格低廉和“举国体制”的比较优势而

    进入产业资本快速扩张的战略机遇期。从1995年起主要工业品产量

    逐渐超过西方国家，1998年遭遇生产过剩政府直接采取国债投资拉

    动增长，到2005年即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品生产第一大国；又在2008

    年遭遇第二次因外需下降造成的生产过剩、政府再度增加直接投资

    维持高增长，到2013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若按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已经占全球41%，约为美国的两倍(美国占23%)，超过

    其他7个工业国家的总和(日9%，德7%，俄7%，巴4%，加、英、法均为3%)。注

    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规模占GDP的29.3%，金融服务业只占1

    0.9%，然而到金融海啸的2008年制造业只占到GDP的11.5%，农业

    不到2%；而金融为核心的第三产业的比例提高到了近87%。注随着1

    999年《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案》的通过，风险巨大的“影子银行系

    统”注陡增。从次贷危机爆发的2007年全球广义流动性的估算看，美

    国“影子银行系统”创造的金融衍生产品占流动性的78%，相当于世界GDP的964%；创造的证券化债务占流动性的11%，占世界GDP的

    138%。随着金融衍生产品和证券化债务的推出和流行，欧亚的实体

    产品出口国和中东等地的石油输出国的资金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流入

    美国，2007年美国吸收了全球近一半的资本流入。注2008年金融海

    啸爆发，美国和欧盟饮鸩止渴大规模创造流动性进入资本市场，到

    第二次量化宽松的2010年全球资本市场扩张到955万亿美元，而世界

    GDP仅为63万亿美元。注注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中国是产业资本阶段第一大国，创造全球

    工业GDP的四成多。美国是金融资本阶段第一大国，创造全球金融

    衍生品的一半。世界由此形成美国为首的西方占据金融资本高级阶

    段，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处于产业资本次级阶段，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处于资源经济低级阶段的世界经济格局。

    (二)美国搭中国实体经济的“双重便车”支撑美元扩张

    中美分别作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第一大国，一般认为两国之新型

    大国战略关系取决于是互补还是互斥。中美曾经有过被美国认为是

    战略关系最好时期，那主要是基于“中国生产过剩，美国生产短缺”。注所谓互补关系，实际上是中国客观起到了维护美国金融资本全

    球扩张做出的“双重输出”。

    一是中国输出廉价制成品，既帮助美国维持较低CPI注，又利于

    美元增发支付其不断增加的对华贸易逆差，实质性地维护着美元作

    为世界结算和储备货币的绝对地位。

    二是中国所获贸易盈余还得输出到美国最低利息率的国债市场

    ，成为对美FDI第一国家。

    借此，美国利用“特里芬悖论”注注吸纳全球美元资本回流到美国

    的资本市场，并以低息借债方式进行全球再投资，即通过国内低通胀条件下的低息美元资本与接受国的高息资本之间的市场利差构成

    的金融竞争优势，低成本地控制其战略产业，获取跨国集团的回流

    资本收益支撑美国资本市场。注

    研究表明，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获得大量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外

    汇储备大国，是排名第二的日本外汇储备的近3倍。在这3.5万亿美

    元外汇储备中，约70%是美国国债和美元资产。注注由此中国低价出

    口创造的收益大量回流美国。此外，通过货币与资本价格的传导和

    重置，美元资本可以向全球转嫁国内金融与经济危机。2008年金融

    危机爆发后，美国出台QE政策，导致美元持续贬值，成功地向美国

    国债、美元资本持有国(以中国为首)转嫁国内危机。

    由此可知，作为金融资本阶段第一大国的美国，事实上长期搭

    乘中国实体生产和贸易盈余的“双重便车”，才得以实现美国虚拟化

    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

    (三)中美看似“互补”的经济关系实际上也是竞劣，造成“双输”

    之所以是“双输”，在于美国搭“双重便车”和中国“双重输出”的

    后果都是走向反面。

    美国越多贸易逆差，对外输出最有竞争力的低息美元就越多，世界第一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就越稳，保护美元坚挺的“特里芬悖论”

    的机制性作用也会越显著!但，由此产生的负面作用是客观促使美

    国金融资本越来越虚拟化。在实体产业大量移出的背景下，美国得

    不到原来由企业支付的相当于工资总额50%的社会性开支，转而只

    能更多地依靠借债来支付社会性开支，其结果是政府赤字不断增加

    ，不得不把“债务泡沫化”变成国家强权政治的内涵。另一方面，则

    是企业流向海外导致国内资本市场异化于实体经济而随流动性扩张

    趋向于“金融泡沫化”，而且不得不更多倚重军事霸权来维护金融资本全球扩张。这是所谓左翼的美国民主党政府同样大规模投资扩张

    军备的根源。于是，一个“债务泡沫”，一个“金融泡沫”，都成为美

    国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发生经济危机的主要来源。

    处于产业资本阶段的中国，在“双重输出”的格局之下，其不断

    增加的实体资产事实上被来自金融资本大国的虚拟金融资本“再定价”(例如大批中国实体企业低价海外上市)，从而使中国以劳动为核

    心要素的产业收益，被以资本为核心要素的美国通过推行“资本化”

    来长期占有；不仅导致产业平均收益下降、资金大量析出冲入房地

    产等投机领域构成危机，也派生出劳工待遇低下、环境和社会成本

    愈益恶化等一系列“负租效应”注。注

    二、中国宏观调控困境——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例

    自从20世纪80年代美国主导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升级”进入金融

    资本阶段以来，在短短的20年间美国资本市场竟然“创新”出两千多

    种衍生品，极大地促进了“低成本”的金融经济的全球扩张；同期，与之相应的巨大制度成本，也势必因金融资本大量进入虚拟经济而

    累积着，并且不断表现为从边缘逐渐走向核心的金融危机爆发——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先多次发生在边缘国家，如1997年东亚金融

    风暴；再渐次向金融资本的核心区演进；终于在全球金融投机最集

    中的华尔街爆发为“金融海啸”……

    在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占据统治地位的金融资本，更因被占据单

    极化全球霸权地位的国家掌控而具有对下转嫁制度成本的条件和能

    力；尽管这只是美国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做阶段性改变的客观演

    变过程，但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逃开其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因

    泡沫化扩张造成的全球危机，以及应对危机所内生性地对外或对内转嫁成本。

    不过，诚如很多政策研究者指出，全球危机下中国经济的一枝

    独秀是表象。随着国内经济因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拉动投资实现

    从恢复性增长迅速进入到井喷式增长，宏观经济在2010—2012年一

    度出现过热，但“生产过剩”的长期化这种实质性矛盾并不可能随着

    经济过热而根本解决；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并非缓解，反而在某些方

    面加剧了产业资本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之后，国家救市投资表现出很强的“服务

    业主导制造业”的特征。实体产业中除了与基本建设相关的领域和一

    些资源型产业注以外，大部分行业发生了因行业平均利润率下降而

    被金融资本排斥、异化的现象。金融资本全球化在各国的实践经验

    早已证明：不论在何种体制下，一旦金融资本异化为独立利益集团

    的趋势不得克制，则其追求流动性获利的寄生性本质必然反作用于

    实体经济使之衰败乃势如破竹!这一经验性规律，中国也概莫能外。当下，几乎所有实体经济为主的沿海工业开发区都遭遇到前所未

    有的挑战。

    (一)美国QE政策及金融资本主导的制度调整

    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补充资本市场上的流动性，2008年11月2

    5日美联储宣布启动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仅购买政府支持企

    业房利美、房地美、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与房地产有关的直接债务，还将购买由“两房”、联邦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所担保的抵押贷款

    支持证券。到2010年6月底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结束时，在一年

    半多一点的时间里，美国的基础货币从9364.85亿美元上升到20151.

    99亿美元，增长了151.19%，增量为10787.14亿美元，是国际金融

    危机之前同一时间长度(2006年1月—2007年8月)基础货币增量37

    9.57亿美元的28.4倍。注接下来，则是金融资本主导国家路径依赖地启动了第二轮、第

    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以及制造局部战争迫使海外资本回流美国资本

    市场的币缘战略“巧实力”(smart power)频繁运作。注

    直到2013年10月31日，美国与其他5个西方主要金融资本经济体

    达成多边货币互换协议，能够熨平任一经济体的任何短期流动性不

    足，使得核心区不再有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才明确了逐渐退出

    QE的政策考虑。而且，在这个金融稳定机制运行一年之后，于2014

    年10月30日才正式结束了总量高达3.8万亿美元的QE政策。

    华尔街金融海啸发生以来的6年里，东西方几乎所有金融资本经

    济体普遍发生了贫富两极分化更趋严重而造成的社会乱象，遂有一

    系列或多或少地指向金融资本寡头政治的“代表99%”的占领运动。

    这个金融资本危机在核心区爆发、最终通过核心区倡导的制度

    创新予以化解的全过程，再一次验证了我们提出的“成本转嫁理论”注

    注所揭示的、内涵于金融资本阶段的制度运作机制——核心国家能

    够顺畅地对外转嫁成本，而边缘国家只能承载核心或半核心国家递

    次对外转嫁的成本。

    (二)国际市场上基础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注

    在QE政策释放的巨大流动性冲击下，主要初级产品价格脱离一

    般的供给和需求的决定作用，形成“被金融化”——由金融投机制造

    价格涨落。由于这种通过向大型机构投资者回购中长期债券所增加

    的基础货币供给大规模流向了能源、粮食、原材料等期货市场，致

    使国际市场上原材料价格一路上涨，到2011年中期已经达到了570多

    点，比金融危机爆发前高出了100点左右。2011年中期到2012年虽

    然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最低指数水平仍然远高于2008年金融危

    机爆发之前的最高水平。从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的2007年，到爆发华尔街金融海啸的2008

    年，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的CRB指数注发生了一轮大幅波动，首先

    是从2007年年初的不到350点上升到2008年初的将近500点，并持续

    数月；然后则发生自由落体式下滑，在半年的时间内回落到300点。

    注

    因国际市场受到QE政策的显著影响，中国这样的实体经济国家

    遭遇到“输入型”通货膨胀。这在对原材料供给的海外依存度较高的

    国内制造业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事实上，制造业企业的主要原材料

    购进价格指数发生了一轮基本同步的波动：在华尔街金融海啸席卷

    全球的2008年下半年，该指数从2008年中期的75.7点一路下降至11

    月的26.6点，达到近年来最低水平；而在美国QE政策出台后，该指

    数旋即发生了从2008年11月到2009年8月的长达10个月的连续上涨

    ，累计上涨指数达到36点，到2010年4月已经接近2008年危机爆发

    前的最高水平。

    图1-1 2007—2014年7月中国主要经济景气指数

    来源：根据Wind资讯提供的数据整理而成。若无特别说明，以下数据均来

    源于Wind资讯。

    图1-1中的曲线很清晰地表明中国的实体经济价格波动受到金融

    危机影响。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一个明显的V型变化之外，2009年、2010年和2012年的三次QE(量化宽松)政策也都带来相应的

    价格起落。同期，代表非实体经济的曲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波动幅度很小，基本保持平稳。

    (三)国际产品市场需求持续低迷

    和基础商品不同，国际制成品市场总体表现萧条，价格水平相

    对低迷。根据笔者的一项计算，从2009—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进

    口价格上涨了64%，出口价格仅上涨了19%。

    从经济景气指数来看，反映制造业景气情况的制造业采购经理

    人指数虽然在2009年上半年也有了显著的回升，且一直位于50以上

    ，从指标含义来说，整体上位于扩张区间，但更多时段是贴着经济

    景气的临界线运行。注

    从图1-2也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的最近20多

    年，大部分时间中出口商品价格指数都低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200

    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发生后，全球商品价格出现了两个变化趋向，原

    材料价格在美国增发货币的影响下大起大落，制造业产品价格则整

    体下降。出口价格指数则在整体上呈现下降态势。二者共同作用，使得国内经济比重最大的实体产业的利润空间被迫压缩。

    此外，从经济运行的稳态来讲，全球市场无疑为中国的制造业

    提供了巨大的产能扩张空间，但从图1-2可以看出，全球市场的波动

    性与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性总体上是同期同向的：在经济萧条时期

    ，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下降，构成整体经济萧条的一个部分；而在

    经济景气时期，出口商品价格的上涨同样加剧了国内原材物料的供

    应紧张。这种顺周期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强化了中国经济的周

    期性波动。图1-2 1993—2014年中国进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上年同月

    =100)

    图1-2表明，中国沿海加工贸易型的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被挤压

    ，连带其相关制造业的整体利润已经摊薄到寥寥无几。几年下来，已经造成大批企业倒闭破产，很多港台投资迁往东南亚国家，南方

    沿海的加工贸易型经济事实上已经进入“去工业化”时期。

    与制造业相比，非制造业的景气度一直处于高位运行区间，二

    者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从创造增加值的情况看，非制造业中的交

    通运输服务业、仓储批发和零售业等三产部门与第二产业的增加值

    情况大体相当，而金融业的扩张和盈利情况则显著好于第二产业。

    面对此类输入型危机造成的三次产业差别，因遭遇市场失灵叠

    加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单一国别的宏观调控根本无力化解矛盾，只好顺势强调提升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其结果是资金纷纷从实体

    经济析出，涌向房地产和金融投机，连锁性地造成影子银行及其他

    形式的高利息借贷泛滥，反过来进一步压榨实体经济。

    (四)中国救市投资与实体产业内部的挤出效应

    2008年年末以来国债拉动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大量投资进入土地基本开发建设，固然提高了土地的总生产能力，使得土地的绝

    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得以提高，但也使得国内骤然出现了一轮开发热。在前几年固定资产投资未有明显下降的情况下，2009年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高达30.5%，达到新世纪以来的最高点(见图1-

    3)。

    图1-3 2000—201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及增长速度

    基本建设占地导致城市征用土地面积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持续在

    高位增长，在2012年甚至超过了2000平方公里；2013年略有回落，但仍然在1800平方公里的高水平上。

    几十万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毫无疑问在相当大程度上加剧了

    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供给紧张，提高了国内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程

    度，并不利于改变一般产品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被动地位。

    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价格被持续拉高，以至于沿海过去依靠

    加工出口的中小企业数万家亏损倒闭的同时，各地频现“民工荒”，从2009年6月到2014年9月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人工费的年同比价

    格指数持续大于105(见图1-4)。图1-4 2009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年同期

    =100)

    固定资产投资集中上马，拉高原材料价格和人工费用，对一般

    制造业的生产运行客观上产生了挤出效应，使得制造业的盈利空间

    受到挤压。

    图1-5 2007—2014年中国企业商品价格指数(上年同期=1

    00)

    从图1-5中的企业商品价格指数走势图中，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内

    部的收益分化情况。2009年以后，政策性的农产品和垄断性的能源产品价格指数显著高于一般商品价格指数，而资源型的矿产品价格

    指数在2011年之前走势强劲，2011年之后开始降至最低。

    (五)资金从实体产业加速抽离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制度成本转嫁的规律仍在持续，演变

    为具有征收土地和改变农业用地用途并获取土地资本化收益的地方

    政府，以土地为抵押向银行借贷的“以地套现”。注征地高潮随着200

    3年以来国内经济进入新一轮经济景气周期而来临，却并未随着2009

    年输入型危机的发生而减退，原因在于：

    一方面国家紧急启动四万亿国债资金进行救市，其中有相当大

    规模国债资金投资于基本建设，对于社会资金的投入具有强大的导

    向作用，承载住了外需下降对于国内就业市场的压力；但另一方面

    ，由于国债项目通常要求地方政府进行专项配套，或者要求企事业

    单位达到一定条件，客观上加大了国内的整体投资热度，加剧了国

    内资金的紧张，正规银行和影子银行贷款应势而起，而其所接受的

    抵押品几乎都只有一样——“以地套现”——完成征收手续和一次开

    发从而进入资本化开发通道的土地，专业名称叫“建设用地”。有的

    地区连市政广场都已经拿去做了抵押。图1-6 1996—201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及增长速度

    如图1-6所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到位资金2013年年末已

    经达到48万亿元，这一指标2006年才首次突破10万亿元。从2008—

    2012年，每年以5万亿元以上的规模逐年递增；2013年一年的增长量

    则超过8万亿元。

    在全部资金来源中，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长年占比

    高达一半以上，其中，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占比1996年为20.86%，在2004—2006年上升到25%以上，但2009年以后开始下降，2013年

    仅为15.76%；自筹资金占比1996年为33.23%，2007年上升到40%，2012年超过50%，2013年为52.03%，从占全部到位资金的13上升到

    了一半以上；而量比齐增的自筹资金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企业利润

    或自有资金积累，相当大部分为股市融资、债券融资或非常规渠道

    融资。

    图1-7 1996—201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构成

    事实上，自筹资金和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

    是土地，可以说，“以地套现”对各地都普遍适用。2009年之后，地方政府为争取国债配套资金和中央财政对地方

    财政的专项资金，而在产业开发、招商引资等领域展开了大规模的

    无序竞争，引发了比2008年华尔街海啸之前更严重的“圈地运动”。

    2011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达到3.1万亿元，2012年降至2.7万

    亿元，2013年再猛增1.2万亿元，达到3.9万亿元。据《第一财经日

    报》记者统计，2013年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41266亿元)

    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达35%，若算上当年与土地及房产相关的5种税

    收，这一比例将达46%。与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激增相应

    ，支出也在增加。2013年土地出让支出与收入基本持平，约3.9万亿

    元，远超预算。其中，以对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补助征地农民支出等方面支出最大，如在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约2.1

    万亿元，为预算数的161%，比上年增长51%。注

    为了保证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水平，就势必要求房价不能降，因

    此，地方政府成为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主要推手。这也吸引了更

    多的社会资金，在制造业整体收益预期严重下降的情况下，从利润

    率低的实体产业部门大量抽离，流向房地产等投机领域，推升投机

    领域的泡沫经济。

    于是，国内发生了制造业和投机领域的“冰火两重天”：一方面

    ，实体产业因难以维持正常运营而发生“老板跑路”；另一方面，房

    价迅猛上涨，进一步吸引了大量社会游资，各地普遍出现了高利贷

    性质的民间集资。

    由于四万亿救市国债投资引致的货币扩张中，很多是通过地方

    政府运作的“城投债”等渠道进行的，而地方政府的债务链条又由土

    地价值最高的房地产开发来维系，这使中央政府对房市泡沫的宏观

    调控左右两难：如果不加管制地放任下去，则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利

    益分配矛盾将愈演愈烈，房地产泡沫累积的风险会越堆越高，而制

    造业所累积的矛盾也将越来越危险；如果出台有效措施调控房价，则依靠高地价、高房价来维持的地方政府资金链条将会断裂，而地

    方政府的综合债务危机的爆发将使尚未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国民经

    济雪上加霜。

    总之，在国际出口产品市场、国内外原材料市场、国内房地产

    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多方面形成的持续压力下，中国的加工制造产

    业陷入了深重的危机。

    三、美国再工业化经济调整引致中美关系从互补向互斥演化

    2008—2009年危机之前，中美两国因分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

    的顶端构成了两国“互补”的经济关系。然而，美国在应对危机的重

    大调整中构建了金融制度创新、“巧实力”(smart power)运作和新

    能源开发等三重优势，形成了再工业化趋势，使中国正在从“双重输

    出”演化成沿海的“去工业化”。

    三重优势中最主要的是所谓金融制度创新，主要是指美国达成

    与其他5个西方主要金融经济体(加拿大、英国、日本、欧盟和瑞士)通过了多边货币互换协议来熨平短期流动性不足的协议，使得金

    融资本核心区不再有资金短缺诱发危机的可能性，才明确了退出QE。其次是以“巧实力”来配合币缘战略的频繁运作，例如制造区域冲

    突、局部战争以迫使海外资本回流美国资本市场。注再次，则是开

    发页岩气资源等新能源来压低能源价格，造成产油国中的“另类”国

    家财政透支(如委内瑞拉和俄罗斯)及石油投资回流美国。

    2008年金融海啸的确促进了美国经济向产业资本回调。自2009

    年以来，美国制造业产出增速快于其他发达国家；到2013年工业生

    产指数增加到104%，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约90%的水平；而且，这

    种相对优势还在扩大。注2010年后，更多证据表明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复苏：产出增加

    、投资加速、产能利用率上升、制造业就业人口回升等。由于政府

    复兴制造业措施和能源独立带来的成本下降、生产效率的提高、劳

    动力成本的相对下降等多方面的原因，2010—2012年美国经济复苏

    的三年中，制造业增长速度均高出GDP增速约2个百分点。2011年制

    造业私人设备及软件投资达110%，远高于投资住宅的40%(以2005

    年为基期)，而在危机之前十几年里，设备和软件投资一直低于总

    体固定资产投资指数。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自2010年以来也一路

    走高，至2013年第一季度已经达到95%。注

    (一)美国制造业竞争优势在于能源和投资的低价格

    随着美国加强应对危机的调控措施，中美制造业总体成本差距

    进一步缩小。考虑到新世纪产业竞争越来越从劳动密集向资本、技

    术密集转化，则美国具有的资本、技术、能源三类现代要素价格大

    大低于中国，导致美国的综合成本优势明显。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米

    建伟、陈强的计算，中国制造相对于美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将从2000

    年的25%下降到2015年的11%。注

    从能源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能源要素价格大幅

    下降，2013年美国天然气价格是亚洲的14，是欧洲的13。美国能

    源价格优势带来的影响是其制造业能源成本总体下降，如美国的工

    业销售电价仅为中国的70%。尤其是2010年页岩气革命，使美国产

    生了全球“能源比较优势”。2012年美国页岩气产量占比超过40%，致密油产量占比35%。EIA在2014年度能源展望中认为，到2040年

    ，非常规油气或将占到美国油气总产量的半壁江山。2012年美国页

    岩气探明储量3.7万亿立方米，技术可采储量13.7万亿立方米，占美

    国天然气总探明储量的40%。注

    从劳动力成本来看，中美的劳动力成本目前依然差距较大，但这一差距却在不断缩小。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提升，美国制造业

    平均薪酬中国制造业平均薪酬，已经从2001年的26倍下降到2012年

    的6倍。但是，考虑到双方的劳动生产率差距，2010年美国制造业工

    人劳动生产率大约是中国的3.7倍，中美的劳动成本差距并没有那么

    巨大。注

    2010年以来，美国再工业化与经济复苏事实上产生了新的关键

    词：产能与供给复苏、进口替代。数据显示，美国的进口金额同比

    增速自2010年高峰不断下降，在GDP相对强劲的情况下，从2012年

    10月到2013年4月的6个月中，有4个月是同比负增长的。注美国制造

    每增加一分都对原有外部需求产生“进口替代”效应。美国消费更多

    由国内生产所满足，消费提高进一步拉动国内生产、产能、投资、供给端的复苏，这就在投资、消费两端加速了美国经济增长。这种

    美国经济增长对外部经济的拉动力在减弱，导致对新兴经济体尤其

    是中国的出口提升作用有限。

    (二)中美关系悄然向互斥竞争演变

    新世纪之前，由于中国特色的、中央承担无限责任条件下才有

    的、“政府信用替代资本信用”的体制优势，使得中国在资金要素极

    度短缺的瓶颈制约下维持高增长。而政府信用体制内生地要求“财政

    金融不分家”，遂使中国半个世纪都没有条件形成西方意义的异化于

    实体经济并且极具扩张性的金融资本。这才使进入工业化但资金极

    度短缺的中国客观上与金融过剩的美国构成互补关系。

    然而，世界的主要矛盾正在发生历史性重大变化。新世纪之初

    ，中国完成银行商业化改制并且全部成为上市公司的同期，推进国

    内经济的货币化和资本化，加之央行大规模对冲增发货币及中央政

    府推出中国版量化宽松，多次出现M2GDP超过180%的年份，中国

    也随即发生金融相对过剩，2014年底已有上万亿存款过剩。对此，中国政府近年来加大推进金融投资和实体产业“走出去”

    战略，以及“一带一路”等对外投资项目带动人民币国际化新战略。

    于是，新世纪中国经济“路径依赖”地跟着西方发生从产业资本向金

    融资本阶段的升级，正好与华尔街金融海啸以来美国向实体经济回

    调迎面相撞，而引起两方面质变：一是原来金融资本阶段内生的美

    元与欧元两大集团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转变为非对抗；二是近年来美

    国向实体产业回调构成对中国产业资本的互竞关系和中国大规模向

    海外投资减少输送给美国的巨大利益，致使中美战略利益关系从双

    方曾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冷战期间的地缘政治合作关系、20世纪90

    年代以来承接西方实体产业转移形成的经济互补关系都发生逆转。

    事实上，美国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经济复苏，正在逻辑性地改变

    着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总体上表现为“中美脱钩”，其战略利益则

    从互补转为互斥。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金融经济复苏和实

    体产业回调，将越来越表现为中国的外部风险，而不再是外部机遇

    ，对中国“走出去”战略已经形成巨大压力。

    四、政策建议：应对中美战略互斥与加强乡土社会的内部化机

    制

    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世界格局变化之中，中国客观

    上演化成为主要矛盾的非主要方面，虽然与矛盾的主要方面美国具

    有哲学意义的对抗性，但目前确实不具有直接对抗的条件。由此派

    生的战略意义的新挑战，是美国因处于最高级的金融资本阶段而有

    把这种互斥矛盾及其内生性危机代价转移海外的条件，而中国就不

    得不接受更多美国金融扩张和产业回调转嫁来的危机代价。

    为此，中国不仅必须改变对美战略误判，而且要深谙处于对立矛盾的被动一方难以正面对抗的道理。鉴于中国客观上只能对内转

    嫁“输入型危机”所恶化的激进改制成本，近期更需以国家综合安全

    为目标、借生态文明和城乡统筹转向内部全面战略调整，如果能够

    有效提高乡土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利用其“内部化处置外部性”的内

    在机制，则不仅有可能延续以往危机软着陆的经验，而且有利于构

    建最低成本的国家综合安全基础。因此，当前可能的应对战略，主

    要还是练好内功：

    一是继续依靠超大型大陆国家幅员辽阔维持投资拉动增长，通

    过扩张实体财产规模来加快本国金融信用对本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同时借实体资产和金融资产同步增值，来大幅度降低相对政府债

    务及银行不良资产比率；为此，尤其要延缓本币自由兑换和银行业

    及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

    二是借助完善城乡统筹战略，继续发挥举国体制的比较优势，以国家主要投资于综合性合作社的导向作用来大力推进农村基层以

    农民为主体的组织创新，以此为基础促进多样化的生态文明复兴和

    治理创新。若然，则可维持乡土社会承载危机的内部化处置外部性

    风险的机制。

    三是有组织地开展国内非“学科化”研究，开展利于中国“走出去”的话语体系建设，全面反思以往单纯强调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走出

    去造成的巨大代价；由此，不仅能够深化国家综合安全战略研究，而且同时能够把构建中国话语的多种努力和民间的社会组织走出去

    有机结合。

    作者为温铁军、高俊、张俊娜，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

    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批准号14ZDA064)、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粮

    食金融化与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研究”(批准号14BGJ048)以及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城乡二元结构下改善社会治理研究”(批准号15FXA003)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

    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本文原载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5年07期。

    中国战略思想库：《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安全》，http:www.macrochina.com.cnsi

    xiangku2014201416.shtml，2015-06-04。

    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The World Fact book)，天马图书出版社和波托马克

    出版社，2013年。

    李小晓：《对决华尔街》，《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41期。

    影子银行系统(The Shadow Banking System)的概念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

    董事麦卡利首次提出并被广泛采用，又称为平行银行系统(The Parallel Banking Syste

    m)，它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

    (SIV)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李志能：《虚拟资本主义的财富霸权——从对美国经济数据的质疑看世界金融危机》，《人民论坛》，2009年第7期。

    引自论文集Global governance：Crossed perceptions中Rasigan Maharajh所著论文Betwi

    xt now and then：travailsin the interr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