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词

    序

    楔子

    第一部分 巨星

    1.刀锋上的女人：罗莎· 卢森堡

    2.以绘画对抗恐怖：夏洛特· 萨洛蒙

    3.尊重：玛丽莲· 梦露

    第二部分 底层

    4.“荣誉”使然：莎菲莉亚· 阿梅德，赫苏· 尤尼斯和 法蒂玛· 萨西达

    第三部分 生者

    5.民主之形：艾斯特· 莎莱夫-格尔兹

    6.返乡之约：耶尔· 芭塔娜

    7.损害之限：泰蕾莎· 奥尔顿

    后记

    致谢

    译后记

    书名：黑暗时代的她们

    作者：(英)杰奎琳· 罗斯

    译者：王扬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7 年03 月

    ISBN:978755029298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献词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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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词

    献给米娅· 罗斯

    谨以此书向汉娜· 阿伦特及《黑暗时代的人们》致敬

    可以想象，我对新生活的全部勇气，恰恰来自那些对我灵魂的伤害。

    ——罗莎· 卢森堡致列奥· 约吉谢斯，1898年

    黑暗隐喻着自由更完美的形态。

    ——泰蕾莎· 奥尔顿，2013年1月

    序

    是时候回归到对“女权主义”本质的讨论了。事实上，当从女性自身的

    视角来看待她们在现代社会所经受的风险时，我们并没有太多把握为她们

    所承受的一切划分出明确的道德边界。她们所受到的伤害，并不能简单地

    通过诉诸法律或向议会要求平等权利得到解决。尽管这样的方式很重要，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们并不利于女权主义得到真正的理解。一个容易

    被忽视却无比重要的事实是，这种通过强制方式实现的“平等”，往往会使

    问题进入到更加不可解决的状态——当矛盾彻底激化时，那些原始的、濒

    于消弭的所谓“原始权威”甚至会因此而死灰复燃。对于女性来说，解决问

    题更好的方式，必定是继续争取自己应有的自由，但绝非是以没有理性的

    方式。

    我所谈论的“女性”仅仅指的是“女性中的一部分”。任何女权主义者都

    没有权力声称自己可以代表所有女性。在本书中，我试图沿着那些曾教会

    我独立思考，以及那些可以为我们勾勒出女权主义全新轮廓的杰出女性的

    生命轨迹，探讨女权主义的真实含义。一个人或许会支持女性为自己在世

    界上的地位所做的辩护，但当我们由问题的表面进一步去挖掘人性与历史

    的负面时，我们所可能触碰到的却往往是主流观念所不愿意面对的内容。

    我们需要利用女性自身的能力来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并以这样的方式吸

    引更多人介入更深入的讨论之中，从而还原这些故事的本质。我们需要一

    种“无所畏惧”的女权主义，即将那些最卑鄙、最令人不快的内容也包含到

    我们的讨论中来，而非一味地抗拒它们。这想必会与大多数女权主义者渴

    望的那种理性的、平衡的，那种所谓女性可以“自己主宰命运”的理想世界

    有所出入。这并非是由于这样的愿望本身不切实际，或是一个疯狂而卑鄙

    的世界已经满足了我们的期待，而是对于女性本身来说，她们就拥有看穿

    这世界的疯狂、冷酷无情，看穿人们往往会因利己而摒弃公平的真实模样

    的天赋。但出于对理想的狂热，女人们却更倾向于将自己隐约感觉到的这

    些掩埋起来，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去。

    在性别平等主义者的口中，“个人即政治”显然已是老生常谈。这种观

    点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是因为它恰当地将注意力投向女人原本私密的私

    人领域，却在多数时候屡屡为“家族权威”侵犯。但或许是由于它主动回避

    了对这一问题里最关键的部分——“当我们谈论个人及私密时，我们究竟在

    谈论什么”——的讨论，它作为一种观点的价值，在今天正在渐渐褪色。事

    实上，对于苦难中的女性而言，她们承受的，并非只是来自暴力的侵犯，同时也包含了某种目的性的匮乏。如果说在这本书中我谈到的那些杰出女

    性，恰好满足了我所试图证实的观点，那正是因为她们都曾对人格的完整

    进行过无比艰难而卓越的追求。借由她们的梦想与噩梦，我们可以看到这

    世界最龌龊不堪的部分，而那恰恰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用托妮· 莫里

    森的话说，“那些不可言说之物”。)

    因而这部讲述女人们悲惨境遇的作品，同时也是一次对“女权主义”本

    身的反思。我们需要回到那个最初的赌注：个人是一切问题的关键，但这

    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为它添上新的注脚。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她们

    应当将自己在黑暗中遭遇和学会的一切告诉这个世界，而非一味地将自己

    的要求诉诸政治。事实上，当性别问题被放置在政治的语境下进行讨论时，它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使本就混乱的“政治圆桌”变得更加混乱。所有问

    题都应当在它自己的语境下被讨论，因此，比起如何通过政治参与改变性

    别问题的现状，我更关心的问题是：当性别平等者通过政治参与及其他手

    段使自己的主张逐渐深入人心时，这种意识究竟会对现实社会中的个人话

    语与观念产生怎样有意或无意的限制？

    但当我试图寻找有关这个问题的线索时，我发现自己逐渐深入的是一

    个更加黑暗的境地：在我们的时代，女性所遭受的苦难，通常是隐性的、不可见的。基于此，我尝试遵循另外一条路径——通过把握那些不为人们

    所熟知的女性的经历，来探讨现代女权主义运动的状况。我将第二部分视

    作一个尽管悲观但至关重要的提醒，因为这一部分提供的案例告诉我们，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至今仍然未能摆脱“家族权威”统治的阴影。那些

    仍然屡屡发生的“荣誉杀人”事件，就好像是一道道刺眼的标记，嘲笑着女

    权主义者们自鸣得意的“成果”，以及天生乐观者对女性自由程度的错误估

    计。没有什么比那些可以在网络上迅速流传的“艳照”更有说服力了——而

    这类事件的受害者往往只能是女性。尽管我们坚信在现代社会中，女性至

    少可以维持“基本水准”之上的自由，但当矛盾真正产生时，这类事件却通

    常会包含某种“失控”的因子。当然，我们也绝不可以忽视，与这些“隐性

    伤害”相对的，那些对女性人格肆无忌惮的凌驾，仍然留存在我们的“文明”

    之中。

    人们通常会将“荣誉杀人”事件归因于某种文化差异的结果，从而可以

    最大限度地置身事外。但在我看来，事实绝非如此。女性并未获得真正的

    自由，而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文明并没有表现出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种优

    越性。女权运动的目的是为女性谋求平等和自由——尤其是在性关系中，但我们也要警惕这种倾向会演化成另外一种错误的极端。性关系中的纠纷，通常会被当作丑闻而被掩盖。可是当我们试图以解决为目的对这些问题进

    行关注和讨论时，我们又会遭遇另外的尴尬：大多数旁观者只会将这类事

    件当作某种低俗的消遣品。“荣誉杀人”事件往往是现代社会中“激怒权威”

    最典型的例子。尽管文明产生的结果会对原本不受限制的“权威暴力”加以

    缓和，但一种来自欺骗的观点却会为滥用暴力提供有力的支撑——只是因

    为女性的愚昧和放荡，才使得这个世界如此不堪，于是任何“规训与劝诫”

    才变得必要且合理。

    这本书里出现的女性有一个共同点：她们都曾因自己“大胆”的行为而

    受到警告。她们的故事提醒我们，作为早在启蒙运动中便被提及的“人类

    只要不懈地坚持理性，便足可以驱散愚昧”的美好愿景，在今天依旧任重

    道远。可即便如此，我也不希望女权主义者出于自卫的考虑，同样选择极

    端的、非理性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起在黑暗中摸索蜡

    烛想尽办法点燃它，以光明驱散黑暗，不惜为此撞得头破血流，真正学会

    如何面对黑暗或许是人们在身处黑暗之中时更好的办法。如果说我将要讲

    述的这些故事里有一些值得人们借鉴的经验，那便是我们需要想清楚，我

    们努力想要寻找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所在。

    这本书意在通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例，改变某些已经成形的、有关性别平等主义的看法。而通过讲述这些悲惨却隐含了无比强大力量的

    故事，我希望所有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可以对更美好的未来有

    所期许。我希望可以通过这些伟大的故事来说服我的读者，内心的力量，终将使我们战胜黑暗，成为更好的自己。

    杰奎琳· 罗斯

    2014年4月

    楔子

    生命从来都是它本来的样子，而不会依照某个人的意愿而改变。

    ——赫苏· 尤尼斯，2003年于伦敦被自己的父亲谋杀

    她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演绎了自己的生命。

    ——艾娃· 阿诺德(著名摄影师)对玛丽莲· 梦露的评价

    本书将以三位深陷极端不公平境遇之中，却仍竭力创造自己生命价值

    的杰出女性的故事作为开始。尽管她们生前遭到了轻视与侮辱，各自的经

    历又迥乎不同，但当我们回溯她们的经历时，相似的沉重感会让我们透不

    过气来——一如生活曾加诸她们的苦难。而同时，她们的受难故事，也同

    样是她们反抗命运迫害的光荣历程。于我而言，她们并不是牺牲者，而是

    伟大的幸存者。尽管并未能等来属于自己的时代，但她们却教会了我们该

    如何在一个冰冷残酷的世界上，诠释生命的意义。她们同属于 20 世纪—

    —那是一个繁荣与杀戮都在以空前的方式施展着自己力量的年代。在这本

    书里，死亡的阴影笼罩在那些充满活力与抗争精神的女性身上，并且至今

    仍未消散。

    我将她们视作将言语与想象蚀刻在生命之外的艺术家。她们中的一位

    ——德国犹太裔女画家夏洛特· 萨洛蒙，在自己创造的王国里广为人知，但

    对于公众而言却十分陌生。1940 年至1942 年间，她以超乎想象的高效完

    成了千余幅水粉画作。这些作品以空前的手法，将音乐与绘画完美结合。

    但更重要的，是萨洛蒙将自己生命的全部力量，完全倾泻在这些作品里。

    而我在最开始记述的人物罗莎· 卢森堡，同样也是位艺术家。她擅长绘画

    与创作诗歌，而她的政治演说和相关文本却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由于

    她的工作，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 20 世纪头十年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至

    于玛丽莲· 梦露，这位饱受争议的女性，在我看来同样应当以一位完美演

    员的身份得到人们的瞩目和尊重。一颗如此璀璨的明星——她不仅仅承载

    了好莱坞的梦想，同时也代表了战后美国人对美好的诉求，但最终却以悲

    剧的方式香消玉殒。

    这三位杰出的女性同时也是这世界丑陋真相的揭发者。她们的遭遇提

    醒我们，在这世界上，横行的强权、腐败与享有特权的卑鄙阶层从未消失。

    但为何她们的经历是如此的悲惨？答案或许仅仅是，她们是女人。她们有

    理由成为女权主义的开拓者，并不是因为她们将自己看作女权主义者，而

    是由于我坚信，她们的经历与经验，对于今天的女权主义运动具有至关重

    要的意义。她们都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可这些痛苦却使她们更加

    坚定了自己生命的方向。她们将痛苦掩埋于内心深处，并努力寻找黑暗的

    藏身之所，为的是弄清究竟是什么在阻碍她们前进，同时为反击做好准备。

    她们吸引我的原因，是她们并没有犯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误：去坚信自觉

    的受难意识终能换来报偿，从而对苦难“听之任之”。即便是在暴力之下，她们也尽可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于历史而言，她们从来都不是单

    纯的受害者，尽管她们的被害已成定局。

    我以卢森堡女士的故事作为开始。这个犹太女人出生在波兰，正是在

    她的努力下，来自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们成为 20 世纪初最坚定的革命力量。

    她的身份多到令人惊讶：马克思主义实践者和传播者、教师、演说者；革

    命路线的设计者与雄辩家；抒情诗人和语言艺术家；翻译家和语言学家；

    画家和植物学家。而根据我最近的发现，她还是位狂热的“自行车骑士”

    (她的同伴通常是伊迪丝· 卡维尔，一位护士兼社会学家。她们曾一道参

    加1902 年在法国迪耶普举行的一次为期六天的骑行活动)。在 1905 年和

    稍后的1917 年“十月革命”期间，由于自己所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做出的

    决议不断背离社会主义革命的初衷，她毅然决然地成为自己同僚们最坚定

    的批评者。于是以反对德皇以及反战等理由，她被人迫害，开始频繁遭受

    牢狱之灾，并最终于 1919 年，在自己所支持的斯巴达克派起义失败后，死于政府追随者的一次谋杀。这些革命的镇压者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于历史来说，这无疑是个关键时刻：那些因为他人错误决定而折戟沙场、蒙受屈辱的士兵只能在此向使他们成为被害者的罪魁祸首——出于资本主

    义与帝国主义目的的罪恶战争投向匆匆一瞥，却无从讲出它的真实身份。

    而除了剥夺这些士兵的生命，这罪恶同样扼住了全世界工人的喉咙。“要

    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接受野蛮剥削”是卢森堡的名言，而在她死后，野蛮

    剥削者们进行了理所当然的庆祝。至于所谓的“自卫民团”的所作所为，则

    导致了更深远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卢森堡之死，为希特勒的上台

    铺平了道路。

    当罗莎· 卢森堡第一次站在公众面前，发表自己那将要感染众人的公

    开演说时，她缓慢但准确地衡量了自己的力量。“我并不是一个希望以鲁

    莽的手段，通过制造某种具有轰动性效果来达到目的的狂热分子，”在

    1898 年写给自己情人列奥· 约吉谢斯的信里，卢森堡写道，“相反，我自己

    正在以冷静的状态，自信美好未来即将实现……我确信自己用不了多久就

    可以成为我们同志之中最出色的演说者。”对于自己的这位情人，罗莎· 卢

    森堡像所有热恋中的女人一样，毫无保留地分享着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当

    她总结自己的演说时，她发觉自己着力引导和改变的，其实还是那个本质

    上属于男人的世界。而这个瘦小、有一点跛足的波兰裔犹太女人，则是在

    用自己的全部力量不断向高处攀登。她与参与她演讲的每一位革命英雄和

    权威都是平等的——其中甚至包括列宁，尽管他是一位卓越的革命领袖，却也曾被卢森堡当面指责。简单地说，罗莎· 卢森堡征服了他们的世界。

    与此同时，卢森堡同样不曾怀疑，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意义是独一无

    二的。“你知道我为何如此坚定吗？”在几个月后给约吉谢斯的信里，卢森

    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一些我在生命中体验到的东西，将会以我自己的

    方式被阐释和表现……正因如此，我的灵魂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臻于成熟。

    凭借着观念的力量和强烈的自信，它将会冲破一切陈旧规则惯例的束缚。

    我想要像一声惊雷一样，以我的观点、信念和表达的力量，唤醒人们麻木

    的心灵。”这番话或许可以用狂热、过激、缺乏情感来形容，但对于卢森

    堡而言，成为一名政治参与者的使命，必然是要使世界迎来新生，这显然

    需要无比的决绝。而接下来，她又在信里补充道：“可是该以怎样的方式、向怎样的人、在怎样的场合完成对他们的引导，我却仍不确定。”卢森堡

    的迟疑，来自那些看似与她同仇敌忾的同僚。她所呼吁的是一种新型的政

    治语言，那是一种我们至今仍在沿用却也时常被误解的观点：一种政治理

    念，并不应以翦除异己方式实现全面的控制。她的这一观点对汉娜· 阿伦

    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本书的名字《黑暗时代的她们》

    (Womenin Dark Times)正是源自后者的代表作《黑暗时代的人们》

    (Menin Dark Times)。阿伦特同样也曾详细地阐释极权的可怖之处，同

    时指出终极的自由作为一种资格之于人们的意义。而在那本书[1]

    里，她写

    道：“没有逻辑，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将会使强权的运转呈现尽可能多

    的可能。这是因为对于所谓的逻辑之链而言，它的开端往往只是以假设作

    为前提和形式。”这同样解释了为何极权主义总会无比憎恨“新人”，恐惧

    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极权者“唯恐人们在世界上建立起超出他们控制的

    联系，从而提高他们自己在世界上的声音”。

    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声音——获得更广泛的话语权，同样也是女权主

    义运动的目的。“找到自己的声音，并充分使用它”是当下女性权利者们眼

    中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信条。在最近的一次公共演讲中，女权主义专家玛

    丽·贝尔德也曾指出，对于那些在当下社会处于相对较高地位的女性而言，她们常常是以高昂的代价，才拥有了“仍不划算”的微弱的话语权。而在父

    权占据主导地位的场合，女权主义者的言论通常被冠以“聒噪”“歇斯底里”

    之类颇为轻蔑的形容词，通过这样的谴责来使她们减少自己的发言。通常

    意义上，人们对女权主义运动的反对，即便不是以恢复男性在这个世界上

    的主导地位为目的，也是在试图继续对女性的言论进行染指和干涉。一个

    直言不讳的女人总会被看作一种威胁，这并不是出于对她所说的内容或是

    所提出的要求的担忧，而仅仅是因为在公共场合“发声”这一行为本身，已

    经太过强烈地表露了自己的存在感。对于言语而言，它的作用在于可以使

    人的肉体存在得到升华和解放，可以诠释更多的意义——但当言语被女性

    利用时，这显然对既定的某种秩序或是约束构成了威胁，同时预示了某种

    “放肆”的可能。也正是基于此，罗莎· 卢森堡的演说，时常会遭到反对者的

    无理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同时也是位自诩的“女权主义者”奥古斯

    特· 倍倍尔曾对她恶语相向，说她的言语是“卑鄙的女人喷出的毒物”；奥地

    利的马克思主义先驱维克多· 阿德勒更是直接称她是“恶毒的婊子……总喜欢

    像猴子一样抖机灵”。而在一些其他的场合，他常常会宣称卢森堡所做的

    一切并不明智，“证明了她不过是个女人而已”。而在1905 年的一次党内

    大会上，阿德勒半开玩笑地说：“是时候让她停下来了……不能让一个蠢女

    人坏了我们的好事。”罗莎· 卢森堡所遭受的诽谤表明了，一个卓越而勇于

    发声的女人的存在，通常会被包括同僚在内的男人们看作一种威胁。而这

    种境遇本身也证明了，人性中，尤其是权力拥有者身上的卑鄙与下流，其

    实从未消失。

    我猜想，女性会遭到如此广泛的憎恨的原因——我同时把它看作女人

    们的天赋，是她们通常都会具有在个人体验层面推动日常生活“由表及里”

    的能力。与男人相比，女人更加现实，也更加坚韧，这使得她们可以更从

    容、更柔和地处理生活中的波折。但如今愈加强调“性感”的审美倾向却显

    示了某种隐性而致命的控制意图：肉体的完美被再度强调，同时也伴随着

    对暴露的要求。我将此看作对女性的诱骗和干扰。如此理想化，同时又是

    如此的贬低化(这两个极端必然相伴而生)的审美要求，隐含了一种看似

    不再可能，却依然阴险、难以揣测的目的：我们的身体不应当提醒我们自

    身的缺陷，从而使我们找到自我控制或是了解的极限。而我们所承受的一

    切不安也就此被掩盖。至于身体上的负担，则被梦想与梦魇稀释。然而，基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女性作为承担者的使命却不仅仅使她们自己受

    益。她们往往会成为全人类由黎明前的黑暗到达真正光明的引渡者。当男

    性疲于争斗时，女性的敏感却会使她们体验到更多至关重要的东西，而勇

    气，会使她们肩负起超乎想象的重要使命。就像罗莎· 卢森堡所说：“一些

    我在生命中体验到的东西，将会以我自己的方式被阐释和表现……我的灵

    魂正在因此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臻于成熟。凭借着观念的力量和强烈的自信，它将会冲破一切陈旧规则惯例的束缚。”

    当罗莎· 卢森堡被政府的追随者们杀害时，夏洛特· 萨洛蒙仅仅两岁，但她与世界和自己的冲突已经埋下了伏笔。人们大都会将卢森堡之死归因

    于1918 年斯巴达克派起义的失败——卢森堡正是这一党派的成员。但我

    们同样不应忘记，她所遭受的牢狱之灾，多数是由于她的反战主张：第一

    次在1915 年，由于煽动公众反对政府决议，她被囚禁一年。而在刑满之

    后，无休止的非法拘留、“预防性监禁”成为政府阻止她活动的手段，并一

    直持续到“一战”结束。事实上，对于斯巴达克派的起义，卢森堡持有的是

    谨慎支持的态度。她不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是面对一个屡战屡败、背负

    屈辱的德国，倘若没有一股新鲜的、充满正义的力量注入其中，那些复辟

    的、盲目的爱国主义必然会乘虚而入，导致整个国家陷入更加疯狂的境地

    ——譬如对一个名叫希特勒的人的坚定支持。“这是个愚蠢的骗局，”她在

    自己服刑期间撰写的反战小册子《尤尼乌斯》[2]

    中这样写道，“去相信我们

    可以像兔子那样，在暴风雨来临前躲起来，等到一切结束后还可以再继续

    以自己往常的步子走在老路上。”她预言，德国人不会从失败中学到任何

    有益的东西，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到了 1930 年，戈培尔有关“是犹太人让

    我们蒙受了‘一战’失利的屈辱”的宣讲，还是得到了当时民众的广泛支持，与卢森堡生活的时代相比，他们的信念并没有太多改变。

    夏洛特· 萨洛蒙的意义，可以被她的后继者们公正地评价。这位犹太

    女画家对复调式绘画[3]

    的预见和诠释，使她几乎凭一己之力将绘画艺术的

    发展引领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她不朽的作品《人生？如戏？》(Life?or

    Theatre?)不仅是绘画史上的重要作品，同时也是对德裔犹太人在“二战”期

    间遭遇的苦难的一份忠实记录。她用一幅又一幅的水粉画，描绘了自己在

    这黑暗岁月里的境遇。而这部创作于她生命最后几年里的作品，直到她死

    后多年才得以结集问世。她是在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被杀害的，但或许，将她的作品全然归入大屠杀纪念中展出或许是个严重的错误。事实上，夏

    洛特卓越创造力的意义，要远胜于她作为一名“大屠杀死难者”的价值。

    《人生？如戏？》的配色是极艳丽的，这使得画面通常看起来很刺眼。而

    这种不同寻常的风格，似乎暗示了她所处的境遇——一面是压抑与禁锢，而于自己，夏洛特·萨洛蒙的才华却不容许半点儿压抑。这组矛盾的结果，最终通过这些非凡画作得以呈现。它们贯穿了绘画者在两次大战中的经历，将其间的疯狂与痛苦小心收纳，并以鲜艳的界限，诠释此时与彼时生命的

    痛楚和希望。

    夏洛特的创作是“不顾一切”的(尤其是对纳粹所强调的“进步文艺规

    范”)，这是来自评论者的观点。尽管她的追随者们几乎奉她如神明，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地位绝不夸张。《人生？如戏？》在表现形式上

    具有混合性的内在处理，在第一页便以三色字体的“歌剧”[4]

    命名，还出现

    了一组代替“演员表”的文字。而接下来的每一页，除了色彩明艳的图画，图画上同时还出现了文字与乐谱，使欣赏者可以在欣赏画面的同时，“聆

    听”不自觉流入头脑中的旋律，从而使作品以一种“纸上歌剧”的形式被欣

    赏。她是在法国南部的里维埃拉完成这些作品的，尽管欧洲大陆此时正危

    机四伏，但那里当时还是在意大利人的“友好保护”之下。可仅仅在完成作

    品后不久，夏洛特便遭遇了被驱逐的命运。

    根据一份可信的报道，夏洛特在作画时会面朝大海，嘴里哼着歌——

    这大概也是她的作品富于韵律感的一个原因。欣赏她的作品是一种多层面

    的体验。随着黑暗渐渐渗入她的生活，她在画布上的表达也随之发生改变。

    由于她富于表现力的手法，欣赏者不难像置身诗歌朗诵会或是音乐会上那

    样，体察作者心境的变化。这种将声音与画面结合的表现方式同时还具有

    独一无二的“紧迫感”——画布上的角色仿佛可以主动发声，央告人们来查

    看这里发生了些什么。对于欣赏者而言，他并非从《人生？如戏？》中听

    到或看到了一些什么，而是直接进入了夏洛特所表现的那个世界。存放这

    部作品的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历史博物馆通过现代技术，将夏洛特的杰作搬

    到了互联网上。人们通过访问这个网站，便可收获有关《人生？如戏？》

    的全方位视听体验。

    夏洛特将绘画与音符融合的尝试，使她逃离了恐怖的深渊——这深渊

    既是来自他人的暴行，同时也来自自我。她的天赋使她可以驱散笼罩在自

    己生活之上的黑暗，同时揭露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共谋”。《人生？如戏？》

    始于1913 年她的姨妈自杀的那个晚上，那同时也是“一战”前夕看似安宁

    的一天。但死亡往往孕育着全新的生命——在自己的姐姐离世之后，夏洛

    特的母亲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来到“一战”前线，成了一名战地护士。而

    正是在那里，她遇见了萨洛蒙医生。两人迅速相爱，结婚，生下了夏洛特，而“夏洛特”这个名字，正是来自她不曾见面的姨妈。可这个美丽的名字，却暗示了一个不祥的结局，而这个结局在夏洛特降生时似乎已经被人们察

    觉：“小夏洛特生下来，似乎就带着对生活的不满。”而夏洛特父母的婚礼

    在后来的研究者们看来似乎也并不寻常：“那里似乎没有什么迹象显示，一场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尽管事实如此。”夏洛特的出生伴随着秘密与谎

    言。而从一开始，她便试图引导自己的观众去关注那不寻常的东西：一个

    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它的国民是怎样经营自己的日常生活的，那是一种

    狂喜与愤怒、冷酷与压迫共存的状态。与此同时，犹太人也背上了奇怪的

    罪名——由于他们的相对较高的自杀率，其他人开始将“堕落”的帽子扣在

    他们头上——自杀是亵渎神明的表现。出于这样的原因，夏洛特姨妈的自

    杀，只好被家人掩盖起来。但事实上，萨洛蒙家族总共有七人死于自杀，包括夏洛特的母亲——她于夏洛特八岁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夏洛特则

    被告知自己的母亲“死于流感”。根据记录，在这一时期，“没有人告诉过

    夏洛特自己家族这些死亡事件的真相”。

    尽管尚无从知晓自己的“宿命”，但夏洛特还是为自由做出了极大的努

    力。在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便想象自己好像一只被束缚的飞蛾，“只有靠近烈火才能挣脱枷锁”。而当她在二十三岁时得知自己家族的秘密

    后，想到自己可能也难逃自杀的诅咒时，她决定要做些什么。“务必保存

    好它们，”在完成自己的作品后，夏洛特将它们交给了自己的朋友莫迪斯

    医生，“这是我全部的生命。”[5]

    当她坠入黑暗的深渊时，勉强用画笔描绘

    出那不可言说的可怖景象，使她成了那个时代的记录者。这是她谋求“幸

    存”的方式——生命可以轻易被磨灭，可记忆却能永存。而在这一层面上，她又是个不折不扣的榜样。和罗莎· 卢森堡，以及我们即将谈到的玛丽

    莲· 梦露一样，夏洛特· 萨洛蒙全力以赴，对抗这世界，以及自己内心最不

    安的情状。这恰恰也是我试图论证的关键部分——只有当我们对她们所遭

    受的苦难有所体会与认同时，这些杰出女性的意义才能真正被理解。你永

    远无法在一场战争中装聋作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或者提高耳机音量

    ——像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做的那样，去掩盖由远及近的隆隆炮声。

    在多数时候，按照官方辞令的说法，“战争让女人走开”，她们至少可

    以做一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等待灾难降临或风平浪静，但由于自己难以

    隐抑的才华，夏洛特却成了一个“主动受难者”。按照夏洛特的老师，同时

    也是她曾深爱过的男人阿尔弗雷德· 沃夫森的说法，夏洛特是“亲近死亡”的，这与她的家族成员，以及她所属的那个时常忘却死亡的教训并主动发动战

    争的罪恶国家对待死亡的态度截然相反(沃夫森是一位“一战”幸存者)。

    他曾对夏洛特早期画作《死亡与少女》(Death and the Maiden)做出过这

    样的评价：“从对少女动人的表现来看，死亡并没有对她造成如通常一般

    的威胁。它甚至表现得如此温柔、亲切、不堪一击。”

    对于女性而言，她们习以为常的“畏惧”，带来了怎样的“报偿”？这对

    于今天的女权主义者而言仍然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如果女性的畏惧来自她

    们的生活本身，那也一定是一种“被强加”的体验。在2011 年英国伯明翰

    开办的一期以女权主义为主题的夏季学校中，女权主义者艾米莉· 伯肯肖

    表示自己并不喜欢“真相”，“那更会使我感到害怕”。畏惧并不只是一种信

    号，它甚至可以成为一种需求。女人们不得不感到害怕。伯肯肖谈论了女

    人们在街上可能遇到的危险——那些穿着过分性感的女孩被看成一种隐患，以至于她们甚至要为自己遭受侵害承担一部分责任。但她的演说也出色地

    捕捉到了这种畏惧的模糊性：女性对突如其来的暴力的“通常反应”，暗示

    了人们对女性的某种期待(懦弱、无力，伴随着一些有关“弱不禁风”的陈

    词滥调)。如果女性一旦表现出潜在的“攻击性”，她便会被视作异类，毕

    竟根据多数人的臆想，女性并没有办法保护自己，更无法进行“攻击”了。

    使女人常常处于恐惧之中，显然会增长男性的权威性与安全感。这似乎是

    一个关于世界的根本性问题：这世界本不像人们描述的那样危机四伏，而

    恐惧也不应当成为某类人的生存常态。而当我们将恐惧视作一种必要的本

    能时，它将会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上烙下印记，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集体认

    同。对于罗莎· 卢森堡、夏洛特· 萨洛蒙和玛丽莲· 梦露来说，恐惧是她们的

    “亲密朋友”。由于时常与威胁相伴，她们有关恐惧的经验，更像是一种超

    自然的能力，或是一种特异的知识，使她们有足够的能力来忍耐可怕的黑

    暗。

    可是我们为何一再地谈论战胜恐惧的经验，而不去追究制造恐惧者的

    罪责呢？我们或许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一战”后的德国人，并没有反省

    自己挑起战争的责任，反而继续酝酿了下一场战争。从恐惧的角度来看，德国人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并没有从自己的内心解决自己无法摆脱的恐

    惧，而是一味地希望可以将恐惧转嫁到别人身上。他们甚至不承认自己内

    心的恐惧——当一个人(经常地)或一个民族(反复地)否认现实，转嫁

    危机，显然是很可怕的事情。

    当夏洛特抵达奥斯维辛时，她已经怀有五个月的身孕了。她的传记作

    者玛丽· 洛文塔尔· 菲尔斯蒂娜指出，在奥斯维辛，女性往往会先被处决

    (在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中，仅有 17%是女性，而通常来说女性忍耐极端条

    件的能力似乎更强)，而孕妇的命运则要更加悲惨，根据目击者的报告，怀孕的女人们往往会被以“提高待遇”的名义从队伍中率先被挑出来，随后

    就会被处决。“种族灭绝，”菲尔斯蒂娜这样写道，“总会将妇女和孩子放

    在‘优先’的位置。”这看似有些令人震惊，却道出了这样的事实：对于敌人

    来说，女人可以孕育生命的能力是他们最大的恐惧。这种恐惧并非来自怀

    孕与出生的动作本身，不同于女性主义者用来反驳弗洛伊德那声名狼藉、被看作对女性最严重的诽谤的“阳物崇拜”理论(没有比站在男性视角对女

    性进行“精神分析”更可耻的欺诈了)的“生殖嫉妒”；并非由于男性对自己

    那孕育他们生命的身体因亏欠而产生的憎恨；也并非由于受孕意味着所有

    女人只能，或必须成为母亲，或者是更有争议的观点：这违背了女性原始

    的自我认定。问题的关键在于新生命究竟可能意味着什么，在汉娜· 阿伦

    特看来，那意味着不可预知的开端。他的诞生将否定某些人自以为的“全

    知全能”，因为新生儿的未来不可被预知。极权恐怖的制造者——请允许我

    再次引用阿伦特的结论：“唯恐人们在世界上建立起超出他们控制的联系，从而提高他们自己在世界上的声音。”——不可预知的背后，很可能就是不

    可掌控的新联系。这一观点在当代也继续得到了支持，在关于奥巴马

    2012 年总统选举的评论中，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写道：“以多种方式来控制

    女性，是极权主义者的一大特征。”(她指的是在选举期间被提及的一项

    正在个别州酝酿施行的法案，该法案涉及违反有关生育权的相关内容。)

    由此而言，新生命的意义在于给极权者的幻梦提供长期而有效的警告

    ——并没有什么卑鄙的力量可以掌控一切。1936 年，十九岁的夏洛特被录

    取，成为柏林艺术学院唯一的一名犹太裔学生。对于招生委员会而言，将

    她招入学校，似乎意味着某种信任——认为她不会对纯正的雅利安血统造

    成威胁。这是由于他们认为，如果给这个天赋异禀的女孩艺术上的许诺，她便会很好地控制自己的“私生活”。纳粹十分担心杂婚的后果，但他们对

    夏洛特却是放心的。这显然是可笑的——似乎极权者有办法对女性的性欲

    进行控制(它的基础来源于一种错误的性学观点)。但在这荒唐观点的背

    后，隐藏的是对女性身体——那不可控制之物——加以控制的企图，这种

    企图深植于极权者的逻辑之中。简言之，女性的威胁性在于你永远不知道

    她可能会带来什么，这显然是莫大的威胁。

    ※

    现代社会对完美的诉求(一切完好，没有瑕疵，没有界限，没有阴影)

    消除了普遍意义上的掠夺与侵犯，却更使女性本身成为那些亟须隐匿起来

    的邪恶企图的理想藏身之所。当世界权力的重心于“二战”后穿越大西洋转

    移到美国，与权力相伴的压制与强暴也如影随形地来到了新大陆。在其中，似乎没有人比玛丽莲· 梦露承受了更多的痛苦。就像这一时期的美国本身

    一样，梦露的故事也被深深地烙上了“美国梦”的印记——然而，她的“美国

    梦”同样也不过是幻梦一场。

    由于“二战”后期的军事介入和战后推行的“马歇尔计划”，美国俨然成

    了欧洲的救世主。当欧洲大陆还在战后的泥潭中挣扎时，美国取代了它的

    位置，成了自由的“堡垒”以及全世界的希望所在。而在这个层面上，好莱

    坞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电影在欧洲受到了相当广泛的欢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在纳粹、墨索里尼以及法国贝当政府控制之下

    的地方都是被严禁放映的)。在评论家劳拉· 穆尔维看来，美国的意义在

    电影中得以进一步深化，最终成为一种民主主义的全新标志，向全世界宣

    告了资本主义的“可向往之处”。而梦露则是这份向往的代言者。正如在

    1953 年的影片《绅士爱美人》中，两位明艳夺目的美国女孩的出色演绎，使得美国的魅力很容易便被仍处于战争阵痛中的欧洲人所接纳。欧洲的灾

    难对于美国人来说显然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由此可以重新着手执行早

    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便被提及的计划：在欧洲，实现文化与经济两个层

    面的“殖民”。尽管这一企图被“二战”打断，但在这场战争之后，事情似乎

    变得更加容易：仅仅以可口可乐公司为例，从 1947 年到1949 年，可口可

    乐工厂先后进驻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和意大利。而 1951 年一

    条有关”2.4 亿瓶可口可乐倾销”的新闻则是在法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这

    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将梦露看作美国对于战争的一种回应、一件可供炫

    耀的“商品”，同时她还是冷战中一件时隐时现的“武器”。梦露一生中最重

    要的时刻之一，是她于 1954 年造访美国驻韩国军事基地进行慰问演出时

    发生的“不愉快”(她随后自称并没有遇到什么令人不快的事情)。1959 年，苏联领导人对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访问。而正是在这次“友好访问”中，赫鲁晓夫主动提出想“见见梦露”，因为对于苏联人民来说，美国是“可口

    可乐和梦露的国度”。梦露自己对于这些的看法显得很犀利。在她生前最

    后一次采访中，她指出：“我从没把自己当作一件商品，可显然，有人是

    这样认为的。”

    梦露是在“一战”后的萧条之中出生的。她于 1926 年生于天使城的郊

    区，由于父亲失踪，母亲随后不久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梦露的童年十分灰

    暗。据最新的研究结果，在短暂的童年时光中，她总共十一次更换寄养家

    庭。她是这世界上留下影像最多的女人，尽管人们偶尔不愿承认她演技精

    湛，但却不能否认她是一名极具天赋、极出色的演员。人们对梦露总是持

    有错误的认知，不只是因为她悲惨的生活经历，也并非仅仅由于她的早逝

    (她的死因至今仍然是个谜)；而在于这两个方面更像是她生活中一条时

    时涌动的阴冷暗流，验证了她徘徊在B 级片演员与大明星之间“一定并不

    光彩”的演艺生涯，更表现了一个具有支配欲的美国究竟是如何将自己的

    商品和美元撒向全世界的。但不同于人们的固有认知，梦露并不仅仅只是

    一个“胸大无脑的金发美人”，恰恰相反，她十分睿智，思想极具批判性，同时具有很强的自制力。她曾多次尝试反驳在那个被虚化的时空下被强调

    的所谓意义，而在今天，这种反驳显然比仍被坚持的谬论更具价值。

    梦露的演艺生涯，始于带领美国人民走出战争沮丧的罗斯福新政时期，经历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又涵盖了 20 世纪50 年代的冷战、朝鲜

    战争以及因对共产党人的滥杀而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时期。每当道德崩

    坏的时刻，梦露的出现就像是一针强心剂，鼓舞人们继续相信生活的美好。

    她的完美无瑕像是一种魔法——美国梦的实现可以“不请自来”，于是人们

    也不必勉强自己穿过层层阴霾(尽管梦露自己的生活自始至终都布满了阴

    影)。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尽管她的劳军行为使她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形

    象受到了质疑，但这并不妨碍她继续以这样的面目示人。在银幕上的梦露

    展现了美国社会的完美，但她自己却并不相信这一点。由于某些言论，她

    后来成为政府怀疑的对象。在 1960年5 月，时值冷战最严峻的时期，一

    架美国中情局的U2飞机被苏联击落。几周之后，当第二架飞机再次于同

    样的空域被发现非法侵入时，梦露特意向一名空军副官致电询问原因，他

    回复她那并不是一次可耻的间谍行为，而仅仅是一次海洋勘察。“我不知

    道，我不信任我们自己。”梦露对此这样回应。这个在语法上违背逻辑的

    句子(“我”显然是包含在“我们”之中的概念，那么它又怎样才能对“我们”

    产生怀疑呢？)，显然表达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观点，引人深思。

    梦露是一位杰出的反抗者。她的密友诺曼· 罗斯滕(Norman Ro-sten)

    讲过一个有些令人意外的故事：梦露曾请求自己的丈夫阿瑟· 米勒将他的

    家作为避难所，提供给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后者曾领导自己国家的民

    族解放运动，但在此时却面临一场即将爆发的政变，生命受到威胁。但苏

    加诺最终被叛乱者苏哈托推翻了，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叛乱者受到了美

    国中情局的支持。“氢弹是我的噩梦，你的噩梦是什么呢？”在1962 年的

    一次采访中，梦露曾这样反问道。这些言论和故事都理所当然地被隐瞒起

    来，使得梦露的政治活动更像是一段隐藏起来的影像，被尘封在银幕背后，被她自己演绎的、为人们所期待的光鲜亮丽掩盖。这对于女权运动或许同

    样也是一条可借鉴的经验：女人的名誉，往往是由于反复的陈词滥调、“刻板印象”才被塑造成她们被期望的样子。

    据我推测，梦露的政治活动经历之所以会被隐藏，是由于她对所谓

    “美国梦”的态度并不坚定。而她所坚持的“人道主义”却又是那样易碎和危

    险，这最终使她只能被一些狂热者“热情相待”。即便是作为一位明星，梦

    露的经历也太过近似于她所演绎的故事的反面。那些对她的执着有所了解

    的人们显然知道，她最关注的观众，是那些工人、穷困潦倒者，以及那些

    将银幕上的她视作全部生活意义而借以逃避现实的自闭者。她的母亲曾经

    是位电影剪辑师，而梦露自己在孩童时代便已经被雷电华电影公司(RKO)

    看中。她是底层中的幸运儿，却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幸运。用亚伯拉罕· 林

    肯的传记作者、诗人，同时也是梦露生命晚期的挚友卡尔· 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的说法，“关于她的一些民主的东西”，始终充满她的生活。在

    1960 年，梦露曾给自己的朋友、《纽约时报》的高级编辑莱斯特· 马克尔

    (Lester Markel)写信，对美国政府关于菲德尔· 卡斯特罗的政治态度提出

    了抗议：“莱斯特，我从小便被告知民主的意义，可当古巴人民为了实现

    民主，在驱逐独裁者巴蒂斯塔的斗争中付出了如此多的鲜血时，我那宣称

    热爱民主的祖国却对此漠不关心。”

    民主是一种彻底的变革，它意味着对既得利益者颇具威胁的全部清算。

    在罗莎· 卢森堡看来，对待民主的态度是判断一个政权的存在是否合理的

    试金石。当列宁和托洛茨基决定放弃民主道路的时候，她写道：“剔除民

    主要比假装社会中仍存在的顽疾已被治愈更加糟糕，因为它从根本上使得

    社会的‘自愈能力’失去了空间——因为这一能力要依赖人们自由发挥自己

    的价值。”梦露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战后，她用尽全力为民主奔

    走呼告。她早已看清，美国根本不像它自己宣称的那样，是民主自由最坚

    定的拥护者(美国人的对外政策至今仍在试图证明这一点)。中情局的第

    一项海外任务，就是在 1953 年推翻了伊朗的民选总统穆罕穆德· 摩萨台

    (Mossadegh)(这刚好是梦露的第一部电影《绅士爱美人》(Gentlemen

    Prefer Blondes)上映的年份)，扶植之前独裁的伊朗国王继续执政，从而

    使伊朗成为依附于美国的傀儡国家。事实上，当有关社会主义的事件发生

    时，美国也往往会摒弃所谓的“普世价值”，站到民主的对立面。

    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梦露越会表现出自己不同于往常的一面，那才是

    她最真实的一面。而这真实，又往往会在虚构故事之外的镜头前被捕捉。

    曾为梦露未竟的影片《濒于崩溃》(Something‘s Gotto Give)拍摄照片的

    摄影师劳伦斯· 席勒(Lawrence Schiller)曾写道：“她既是一位可以完成既

    定动作的杰出演员，同时又好像完全可以主宰这一切。”梦露向他展示了

    “其他摄影者都知道的事实：当梦露进入‘拍摄模式’，她会让所有摄影师沦

    为‘按快门的人’”。而对于另一位摄影师艾娃· 阿诺德(Eve Arnold)来说，这种力量延续到了暗房之中。当她为梦露拍摄过一组照片之后，这些照片

    看起来似乎是有生命的：它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冲破束缚，在黑暗中闪闪

    发光：

    “为梦露拍摄照片是怎样的体验呢？”我试图让自己不去想这个问题，从而可以

    继续在工作上保持专注。可这个问题是挥之不去的，“为梦露拍摄照片是怎样的体验

    呢？”那就好像是在用显影剂令影像逐渐清晰。当她站在镜头前，影像就已经呈现出

    来了，我需要的只是占用她的时间，把这一切记录下来。我好像是在对着一台频闪

    观测仪进行操作——只需要把握好间隔，梦露的新照片就由她自己完成了。

    作为一位偶像，梦露的形象不只是来自她自己，更多是来自公众在放

    大镜下观察的结果。于是作为世界上留下影像最多的女人，过度的曝光显

    然也是她生命艺术的一部分。而在这个程度上说，那些认为她是这些照片

    的主角，并被这些照片感染的人，他们的认知大概不会离梦露的真实形象

    太远。“是她自己在操纵这些，”艾娃· 阿诺德写道，“完全地控制。”这里的

    “控制”显然具有多重含义。艾娃认为与梦露的合作是不同寻常的，“在告

    诉她我想要什么之后，拍摄很容易进入一种特定的情境，我只需要快速地

    按动快门，一切就可以完成了。这看起来是某种颇有效率的努力，但一切

    似乎都像是预先设定的结果。”“那好像是，”阿诺德补充道，“她在利用自

    己生命中未经历过的经验。”

    本书所探讨的女性没有一个曾落入因遭到侵犯而放弃自信“自我力量”

    的圈套之中。面对灾难，她们往往有额外并且更出色的想法。罗莎· 卢森

    堡以批判权威而闻名(“一个守夜人的国家”是她对社会主义革命后俄国的

    称呼)。但她并不渴望(“渴望”[6]

    是她最喜欢的德文词语之一)以极端的

    形式实践自己的革命理想，比如通过激烈的罢工行动——她说那就像是汹

    涌的巨浪，即便可以掀翻敌人，之后力量也必然会分裂成各自为战的激流，化作泡沫，消失在地球深处(她从未像这样用如此诗意的语言解释革命理

    论)。梦露同样觉得自己是在不同的领域之间游移。她的私人信件和日记

    显示了她作为一个女人，在自己的私密空间排解由于虚饰的外表而带来的

    痛苦的努力。而这也仅仅是诸多显示她不只是在对抗生命中阴暗的部分，同时也是在与自己其他内在认知相抗衡例子中的一个。“恐惧、好奇、对

    外界的疑惑、意外感，以及对传统权威的无奈妥协”作为梦露对自我的洞

    察，作为生命中不可割舍的部分，同样影响着她的生活轨迹。而这种“对

    传统权威的无奈妥协”则通常是作为诈欺的来源存在的。它所引发的结果

    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但就像是梦露“利用生命中未经历过的经验”的写

    真拍摄工作，生活也同样不可预知(这倒使梦露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坚定地

    将表演作为自己的信仰，因为银幕上的一切对于梦露而言是可控的)。于

    是，一旦认清了改变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即便再多约定俗成的理由，也无法阻挡那些不被相信和期待的生活规则被废止。质询是格外重要的武

    器，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在受蒙蔽的世界里，使心灵蒙尘。

    只是梦露所提供的经验，所代表的是一片不易进入的领域。自我剖析

    难免会使人部分地怀疑自我。“我感觉，”梦露曾写道，“我所经历的，似

    乎都离我很近，可那些经历这一切的人，似乎又不是我。”罗莎· 卢森堡则

    认为，生活“不在我之中，也不在我所在之处……而是在某个遥远的地方，穿透了屋顶”。两人这样的共鸣，在外人看起来煞是诡异，但解释起来也

    很容易：当我们深入自己的内心时，我们往往更容易迷失，更容易丢失自

    我。对于萨洛蒙而言，去救赎自己家族“自杀诅咒”的唯一途径，就是放弃

    自我，去成为“其他人”。但她却坚定地执着于自我，用尽力量为自我的存

    在创造出空间。那是一条苛刻又奇异的道路，伴随着对生物意义上“利己”

    的自我的背叛。但她对自我的维持其实是意义重大的。尽管这并不能使她

    避开两次大战留给欧洲人的普遍创伤。大多数人只能像历史学家托尼· 朱

    特所写的那样，在1945 年战争结束后，欧洲降下“遗忘之幕”，将死去的

    “‘异类’抛诸脑后”，才能排解这痛苦。而他接下来的论证表明，这为避免

    痛苦而执行的遗忘，会成为某种形式下的温床，酝酿着下一次的种族歧视、宗教暴力和移民战争的爆发。

    尽管涉足这只有通过直面痛苦和剖析自我才能抵达的绝对领域，往往

    意味着进一步的受难，但这种行为本身却更是一种责任。在我所书写的这

    三位女性中，没有一位曾将她们所承受的暴力侵犯看作特例，而去抱怨运

    气和命运。在这一点上，梦露是最为明确的一个。“每个人是潜在的施暴

    者，1955 年，她于自己的私人笔记里写道，“我自己也是。”这不同于我

    们所习惯的以“无罪推定”作为标志的理性批判，而其中的原因，或许就像

    安吉拉· 卡特(Angela Carter)在自己的短篇故事集《任性女孩与邪恶女人》

    (Wayward Girls and Wicked Women)序言中所说，“女性是极少为难自己

    的”。女人往往也不会冷酷地去为难——以恶意揣测所有人。但现实却需要

    人们更加冷静地看待他人。

    在我的这本书里，你可以找到许多有关女性的赞美，却鲜少能看到那

    些日渐被女权主义者戏言化的理念：女性确实比男性要更出色。这是由于

    我所描述的这些女人，她们存在的意义是建立在与世界的邪恶以及因为邪

    恶而被施加在自己身上的黑暗进行抗争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坚韧是不需要

    被拿来比较和炫耀的。在 1907 年，当罗莎· 卢森堡漫步在伦敦街头时，她

    突然感到十分困惑。在给自己的密友克拉拉· 蔡特金(Clara Zetkin)的信中，她写道，“我已深知，我的处境将势必让我自己迷失方向，可我为何还要

    将自己抛进这危险的深渊之中呢？”“那深渊处似乎有光，在诱使我跳进这

    不见底的旋涡之中。”所以这些杰出女性的经验所提供的，是一个富有创

    造力的悖论：她们对这世界的不公正的控诉，并不是出于对自己无能进行

    粉饰的考量。她们——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只是部分地对自我的精神状况

    进行宣告。她们对自我无意识的清算是一种本能，并不会阻碍她们敏感的

    幻想。

    ※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最开始介绍的三位女性的经历中或许还有幸运的

    成分，因为她们或多或少在客观上拥有了表达的余地。但这种余地并不常

    有。男权社会的残酷行为，往往是以——至少部分地是以——扼杀女性全

    部的精神自由为目的。由近亲施加的性暴力往往是手段之一，正如精神学

    家克里斯托弗· 博拉斯(Christopher Bollas)描述的那样，这种罪恶如同用

    暴力侵入孩子的世界，她无力反抗，并且对自己的力量产生怀疑，以致迷

    失自我。在被送进集中营之前，夏洛特· 萨洛蒙经历了一段十分不堪的经

    历：在不得不逃难到外祖母家，外祖母又自杀身亡后，她的外祖父就开始

    纠缠她，要求和她睡同一张床，甚至还伴随着一些其他卑鄙的要求。所以

    当纳粹将她驱逐出境时，她坦言自己不过是从一种隐秘的被侵犯状态，转

    向了一种可披露的、集体性的磨难——进入了一种“裸露的生活”。这个短

    语启发了后来的哲学家吉奥乔·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他将它用在

    了描述 20 世纪屡屡被侵犯的独立人格之上。而夏洛特自己进一步的补充，则进一步深化了“裸露的生活”作为女权主义现象论据的意义：“我宁愿在

    集中营中度过十个夜晚，也不愿与外祖父相处一个晚上。”她的传记作者

    菲尔斯蒂娜指出，通过夏洛特的绘画，记录下的是具有颠覆性的、有关纳

    粹驱逐在法国的德国侨民的历史事实——在尚未得到明确的指令之前，女

    性侨民们便已先行被“妥善处置”。同其他的大约 9000 名女性犹太平民一

    道，1940 年6 月至7 月间，夏洛特被送到了居尔——这里是“二战”时期法

    国最大，同时也是最荒凉的女性集中营所在地。汉娜· 阿伦特此时同样被

    关押在这里。关于这里，法国导演，同样也是“二战”幸存者的路易斯· 阿拉

    贡(Louis Ara-gon)毫不避讳自己的厌恶。“居尔(Gurs)，这个词的发音

    本身就很蠢，像是堵在嗓子眼里的呜咽声。”其他幸存者则回忆，在来到

    这里时，拘押他们的卡车开得飞快，“生怕我们会跳车逃走。”但这里和奥

    斯维辛一样，是夏洛特自己那份倔强的生命记录《人生？如戏？》里不曾

    被叙述的段落。尽管她所画的自己被羁押在有轨列车中的画面似乎是在暗

    示这段经历，但这段经历从未被正面描述。

    从逻辑结构的角度考虑，或许是时候把我们的目光从这些杰出女性—

    —我更愿意将她们称作“明星”——身上移开，去关注普通的女性“所获得的

    自由”与每况愈下的时代精神状况之间的“平衡”了。所谓“荣誉谋杀”的发生，通常是由于女性被认为触犯了“家族法令”：女性被谋杀，是为了诠释女性

    性权利只能被男性族长掌握的“原始正义”。针对这样的状况，女性主义者

    大多认为，只要革除了这种愚蠢的观念，相关的犯罪便不会再发生。但这

    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因为这种特定观念在女性所受到的诸多侵犯中仅仅

    是一个特定的表现。为什么英国警方对“荣誉谋杀”如此热心，却对普遍发

    生的家庭暴力态度冷漠呢？这里同样隐藏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因素。当托

    尼· 朱特探讨欧洲人在战后将死去的“‘异类’抛诸脑后”时，他同样指出，这

    种遗忘也为今天困扰欧洲大陆的种族、宗教纠纷早早地埋下了伏笔。以穆

    斯林为例，他们总会被描述成拖曳着无法被理解的文化习俗背景来到欧洲

    的鬼魂，搅乱这原本安宁的大陆。1945 年之后，欧洲呈现出一种诡异的

    “稳定”。这多少要归功于希特勒和斯大林，因为他们“炸平了人口中心，在那时就奠定了新的、不那么复杂的欧洲新局面”。而在今天的德国，“荣

    誉谋杀”事件依旧像是给全体土耳其移民抹黑的道具——这或许也是试图抹

    杀过去的一种途径(穆斯林世界就好像自始至终都隐藏着污秽的罪恶，他

    们的受难也就此隐迹)。从这方面上说，女权主义者是需要有足够警惕的，否则她们很容易被当作所谓“西方力量”用来进行非法攻击、加深移民政策

    的不公平性以及抹杀历史的道具——2003 年，西方打着从塔利班手中解救

    妇女的幌子入侵伊拉克就是很明显的例子。[7]

    “最重要的问题是，”艾曼· 易

    卜拉欣(Eman Ibrahim)引用约旦裔英国女作家法迪亚· 法齐尔(Fadia

    Faqir)在她关于女权问题的文章中写过的话，“西方人及西方媒体究竟有

    什么资格以所谓正义的方式，为他们国境以外的受难者提供所谓的保护？”

    如果再深入一些，我们不难看到，“荣誉谋杀”在伊斯兰国家并非完全

    不受限制，将它们发生的原因完全归结到宗教身上也是不恰当的。任何看

    过戏剧《马尔菲公爵夫人》的观众，都会记得公爵夫人被自己的兄长掐死

    的悲惨命运。她的死看似是由于私下与管家结婚，丧失了贵族高贵的血统，实则更重要的原因，是公爵夫人的儿子们即便是母亲改嫁，也可以拥有家

    族财产的继承权，而通过这样邪恶的方式，公爵夫人的哥哥才可以将全部

    财产攥在手里(这又验证女性另外一个被攻击的理由，即她的生育能力可

    能带来不确定的未来)。无论发生在哪里，荣誉谋杀事件总包含着某种暧

    昧的特权，揭示女性是如何僭越既定的性秩序，从而为男权的暴力“接管

    局面”提供充足理由。这种秩序当然是建立在想象之上的，但在我们的时

    代，关于性生活的道德规范仍然具有很大的力量。事实上，这种基于荣誉

    施加的暴力在欧洲移民者之间非常普遍，甚至比阿拉伯世界本身的发生率

    还要高——所以，如果把有关“荣誉谋杀”发生的原理单纯地归纳成是异文

    化原始落后的原因显然不够合理。在现代社会中，女性很容易沦为堕落行

    为的替罪羊，她们也由此陷入现代社会特有的“道德”与“愚昧”之间矛盾的

    陷阱之中。在伊斯坦布尔，一位父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在接受土耳

    其女记者爱莎· 奥诺尔(Ayse Onal)采访时，他宣称自己已经苦口婆心地

    告诉自己的女儿，“她的身体承载了家族的荣誉”，但自己那可悲的女儿却

    “从未领悟到她成为那样一个女孩是多么可耻的事情”。就像是那“麦当娜

    与娼妓使人堕落”的陈词滥调，处于荣誉与耻辱之间的女性，几乎得不到

    片刻自由呼吸的机会。

    在这样的境况下，那些关于对抗这种愚蠢的逻辑，甚至不惜付出生命

    代价的女性的经历，显然是值得铭记和探讨的。女人们当然清楚，她们的

    每一次“抛头露面”，在公众面前宣讲自己的主张都是相当冒险的事情。而

    在“荣誉谋杀”的事件中，公开发表自己的想法很容易使矛盾激化，招致杀

    身之祸。但那还不是最可悲的事情——这些女孩的抗争，很容易被公众更

    关注的“花边新闻”、有关隐私的流言蜚语所掩盖，使得这些事件真正的意

    义无人知晓。另一个关于话语可置人于死地的原因，是我们的世界正在由

    一个充斥着秘密和谎言的地方，逐渐转变成一个由暴力定义的所在。“罪

    与罚”因此没有缓冲之地，即便是无辜之人，“莫须有”的罪过也使得惩罚

    可以随心所欲。瑞典籍库尔德女孩法蒂玛· 萨西达(Fadime Sahindal)曾在

    1998 年与自己的非库尔德人男友一同在瑞典的电视节目中亮相，三年后

    她又参加了一个由瑞典国会组织的女权主义研讨班。她在 2002 年被自己

    的父亲谋杀，而在那之前，她已经深知自己的行为触怒了自己的家庭。她

    的公开表达具有求救的意味，但同时，她也希望自己的话语能够唤醒那些

    仍在黑暗中沉默着、默默承受着一切的女人。由此，对于女权主义者而言，即便她们从未对自己的存在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她们无疑是有一个长

    远的谱系的。就像法蒂玛的举动——以公开的方式宣示自己所承受的一切，将一切由黑暗之中带到光天化日之下，从而使流言蜚语和恶意诽谤不攻自

    破，显然是勇敢、明智且必要的行为，同时由这样的行为，她定义了自己

    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存在。我们很难评价她的行为的对错，因为她最终

    还是遭到了毒手，但她践行了自己的格言：“我要发出声音，我要露出脸

    庞。”

    她并不是唯一一个遭遇这样命运的女孩。但在“荣誉谋杀”事件之中，女孩们通常是很难主动说出真相的，甚至她们的姐妹和母亲在亲眼目睹死

    亡发生后，也会刻意地保持沉默。她们有时甚至会与暴力构成同谋关系，即便她们自己往往也是受害者。而“荣誉谋杀”事件中最可悲的部分，当属

    受害人母亲的主动参与。即便没有受到所谓家族权威的胁迫，她们也往往

    会选择“管教”自己的女儿们，遵循自己那残暴无理的丈夫的意见。这并不

    意味着她们分担了男性权威在事件中的主导地位。男性仍然是施加暴力的

    主角。但这启发我们，需要打破固有的观念来看待类似的问题，不能以固

    有的性别观念来判断无辜与有罪。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窥探到事情真正

    的面目，为一个美好的未来储备可能。这种固有的观念，至少在潜在意义

    上是长期存在的，毕竟倘若没有所谓的父权权威，女权主义也就没有存在

    的必要。正如我在这本书中所书写的案例，这些身处黑暗中却仍要坚持发

    声的女人，选择的是一种特定的语言来揭露世界和人心的异常。就像

    2001 年因逃婚被父亲杀死在英国的女孩赫苏· 尤尼斯(Heshu Yones)在死

    前给父亲的信中写的那样，“我并不想成为那个你想要或者是期盼的孩子。

    失望只会诞生于期望之中。也许你期盼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我，可我也无比

    希望能有一个与你不一样的父亲。生命从来都是它本来的样子，而不会依

    照某个人的意愿而改变。”

    最后，我将关注那些以卓越的创造力赋予人们勇气，并将自己的成就

    书写进历史，进而开启历史全新篇章的杰出女性。她们都是伟大的艺术家

    ——一位是雕刻家兼影像艺术家，一位是电影制片人，最后一位则是画家。

    她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录者，同时也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些女性一

    样，是这世界那可悲且愚蠢的“性别壁垒”的挑战者与拆除者。当欧洲社会

    加紧了对移民群体的控制时，让这些少数群体说出他们的故事，使他们有

    能力反抗加诸自己的不公与屈辱，无疑是充满善意的行为。因此，对于在

    立陶宛出生的雕刻家兼影像艺术家艾斯特· 莎莱夫-格尔兹来说，去记录那

    些处于欧洲城市：法国的马赛、奥贝维里埃，英国的布罗姆维奇中的移民

    与边缘人的生活状况，是她独特的方式——用以完成一项超越种族与国界

    的民主表达。“最重要的事情是，”她对她的一位采访者说，“那些使人与

    人彼此隔离的东西，往往只会在人们苛求所谓的历史界限时才会被触及。”

    (这是一句断言，同时也是一种辩解。)“我曾住在一座被历史标记出的

    城市整整六年，它叫作柏林，而这名字也正是我居住在那里的原因。”她

    在英国中西部的城市间穿梭来完成她的作品，但那些来自信念坚定的漂泊

    者的声音，早已传遍全世界。

    对于以色列电影制片人耶尔· 芭塔娜来说，“回归”是一件切实却同时也

    令人不安的事情。在我们于这一部分讨论的三位艺术家之中，她或许是对

    于在20 世纪动荡不安的欧洲历史最有发言权的一位。在她的三部曲作品

    《注定不安的欧洲》(And Europe Will Be Stunned)之中，她借一个相信

    世界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随后却陷入深深的痛苦与自责中的波兰年轻

    左翼激进分子之口，表达了一个绝无可能却充满历史意义的请求：让犹太

    裔的波兰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历史通过她的镜头铺陈延展，使银幕前的每

    一个人都随着光影一道，追索那无声的“二战”记忆。一个波兰老妪，每当

    盖着遇难犹太人留下的被子入眠时，总会被噩梦惊醒，梦里反复着这样的

    场景：“一到夜深，你(犹太人)就会消失不见，”一个年轻人对着空旷的

    广场高喊，“而她(被中人)将会整夜噩梦，不再有安宁。”芭塔娜明白这

    不过是一个以危险和悲剧为素材的不礼貌的玩笑，但她也意识到其中隐藏

    的一个主题，这个课题也成为她的一本著作的核心：女性应当成为个人或

    是公共历史的承担者与记录者，去将那些心灵无法承受，或者被认为无法

    承受的内容保留下来，使历史保持完整。从而避免人们滑向他们更愿意身

    处的境地：假装那些残忍与不堪从未降临。

    我最后一位书写的对象是泰蕾莎· 奥尔顿。她拥有一条惊人的人生道

    路：在过去十年里，她通过自己的创作颠覆了整个世界。她最初是以“帆

    布画”成名，作品往往很绚烂，同时隐含着对某种“黏性元素”的引导。而

    这种绚烂往往会极致到近乎腐烂的地步，使她的作品从诱人变得令人厌恶。

    这似乎是暴力的某种隐喻——隐含了一种普遍的、迷人的禁锢。而她最近

    的作品则更像是对自己早期作品的回应。她的画作开始以时间为单位，呈

    现出近乎摄影作品的细节感。以这种方式，她宣告观赏者可以想象自己身

    处云端，从而掌握大地的全部细节。同时作为创作者的她，也将这种感受

    连同画作本身，升格成有关人类残忍的现代性转变的记录(关于水土流失

    以及工厂与核电站对自然造成的破坏)。而深层次地，作为一种想象力的

    迁移，她的表达概括了人类的心智所面临的危机：如同支离破碎的世界一

    样，人原本拥有的与自然联结的灵性，正在随着自己对世界的掠夺与破坏

    一道消亡殆尽。“人类给自己制造的麻烦，永远要超出人类那自负的控制

    力之外。”

    深入挖掘历史和现实，并从中保留必要的部分，是人类必然要践行的

    工作。我始终深信，女性所拥有的品质，使她们无比适合这项工作。而杰

    出的奥尔顿女士恰好可以证明这一点。“深入挖掘”并不只是个比喻。仅仅

    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知晓我们究竟对我

    们脚下的大地那不为人知的阴暗处做了些什么。向森林深处倾泄垃圾与连

    根拔除一个社群的罪恶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就像罗莎· 卢森堡所说的，资

    本主义“洗劫了整个世界”，“加剧失控”，“从不顾及未来的后果”。而奥尔

    顿的阐释，也为我的这部作品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尾。这不是所谓的多愁善

    感，因为奥尔顿并没有急切地去呼吁什么，也并没有以地球的“监护人”和

    一个女人的身份给出怎样的建议。但她和艾斯特· 莎莱夫-格尔兹与耶尔· 芭

    塔娜一样告诉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必须要为自己看到的一切，肩负起相

    应的责任。

    “我的信念，”罗莎· 卢森堡在自己十几岁时曾写道，“是人们可以在一

    种正确的社会制度的保障下，纯洁而友善地彼此相爱。”“但为了争取它和

    捍卫它，我或许需要先学会如何憎恨。”“爱，”病危之时，她在给友人的

    信里这样写，“或许曾经是(也许现在也是)一种比起进行实际的传播，更应在象征层面探讨的东西。”因为，她接下来又写道，“这世界可被改造

    的空间实在太过有限。”于是卢森堡的政治和情绪轨迹，可以作为我们的

    榜样，提醒我们她虽然决绝，虽然冷酷，但她从未将自己的憎恨施加在不

    必要的地方。“我认为所有人都必须学会如何憎恨，1962 年，在临终前的

    一次访谈中，梦露这样说，“因为如果人们不学着如何憎恨，他们也不会

    知道如何去爱，他们的生活也就只能在模棱两可中度过。”(此时刚好是

    阿瑟·米勒编剧、克拉克·盖博与梦露主演的作品《乱点鸳鸯谱》上映期间，片中盖博的角色刚好是一个“不知道如何去憎恨”的好好先生)在我的这本

    书里，这些女性的经历所提供的内容，也许既不美好也不纯洁，但却是关

    于这个世界最为真切的事实，以及有关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不美好的

    世界的经验。或许总有那么一天，女性主义者们可以真正明了自己的身份，可以学会如何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去谈论彼此的愉悦与悲伤。而我希望届时，这本书可以成为对那样美好未来的礼赞。

    【注释】

    [1] 指《极权主义的起源》。——译者注

    [2] 即《社会民主党的危机》。——译者注

    [3] 复调，原是音乐中的名词，指在两段或两段以上同时进行、相关但又有区别的声

    部所组成，这些声部各自独立，但又和谐地统一为一个整体，彼此形成和声关系的音乐形

    式。引用到绘画领域则是指萨洛蒙独创的“在同一张纸上表现并存的时间和空间”(《世界

    美术》1999 年第三期，《描绘人生——夏洛特· 萨洛蒙在纳粹时代》，瑞波海尔· 鲁宾斯丁

    著，冀少锋译)的表现技法。——译者注

    [4] 原文为德语。——译者注

    [5] 原文为法文。——译者注

    [6] 原文为德文Sehnsucht.——译者注

    [7] 疑指 2001 年的阿富汗战争。——译者注

    第一部分

    巨星

    1.刀锋上的女人：罗莎·卢森堡

    玫瑰就在这里，我们跳舞吧!

    ——罗莎· 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我必须用双手努力攀住这牢笼的边缘，为此我需要向困居在动物园中的野兽学

    习。

    ——罗莎· 卢森堡，1917年2月18日

    来自伏龙克要塞监狱(Wronke Prison)的通信

    一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

    ——弗兰兹· 卡夫卡，出自“卡夫卡的第三本八开笔记”(Third Octavo

    Notebook)，于”K的城市：卡夫卡与布拉格”

    (The City of K.：Franz Kafka and Prague)展览中展出

    罗莎· 卢森堡无疑是我们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人物。但当她意识到

    自己的世界正处在无从预知的混乱中，而这完全是由于人们已经惯于用

    “政治谎言”为自己牟利所致之后，便不再期盼自己以往的信念在此生可能

    成为现实。倘若不设法让自己置身于有关独裁与恐惧的旧日景象之中，我

    们恐怕很难真正理解罗莎· 卢森堡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的意义。她的政治观

    点带有某种神秘主义倾向，这使她往往会让自己的盟友与批评者同时感到

    诧异。但这不意味着她的政治观点是语焉不详的“空中楼阁”。她的观点是

    带有强烈诉求的，这种诉求的出发点是保障受压迫者的利益——她希望可

    以建成一种良性的社会制度，从而矫正当时充满了不平等与不公正的社会

    现实。她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身份也是我们之所以在今天这样

    一个资本主义的丑陋之处日渐暴露的时代追忆她的原因——但这仅仅是诸

    多原因中的一个。更关键之处在于，她是个女人，一个拥有卓越口才与斗

    争意识，同时也被多数“厌女症”患者视作眼中钉的女人。更何况她还是个

    犹太人，一个永远的异乡客。她一生都在波兰、瑞士和德国之间颠沛流离，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可以让她不受迫害、真正施展抱负的地方。她是为了一

    个不够理智的信念而献身的。卢森堡出生在波兰东部卢布林省的小城扎莫

    什奇，十九岁时为躲避因与地下组织成员接触而招致的牢狱之灾，她藏在

    一个老农的破旧马车里，永远地离开了家乡，从此开始了独自一人的漂泊。

    而当听说这个犹太女孩打算接受洗礼，与自己的基督徒恋人结婚，并且她

    的逃亡也完全是因为要躲避家里对这桩婚事的反对时，当地一位热心的天

    主教神父向她提供了帮助。

    没有归属感，反倒成了卢森堡思想力量的源泉。这种感受使她可以不

    受束缚，即便被囚禁也依然可以借由思想力量，实现精神上的自由。同时，这份不安也是她不断深入思考和寻找自我的原因。我们不难从那些出自她

    手的信件、革命宣传册以及报刊文章中理清她的思想轨迹(即使是在服刑

    期间，她仍然笔耕不辍)。“她内心热烈的革命激情熔化了束缚她的枷锁，而她的钢铁意志必然可以让她挣脱那罪恶的牢笼。”她的挚友、社会主义

    女权主义者克拉拉· 蔡特金这样写道，“(集聚了)关于外部世界的思考与

    担忧，使得那囚禁她的斗室也显得无比宽阔。”作为一名革命理论家，卢

    森堡展示了一个被压迫的人，尤其是一个被压迫的女人，可以酝酿怎样卓

    越而远大的理想图景。“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自己的国家；作为一个女

    人，我不向往任何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是全世界。1938 年，在面对甚嚣尘上的法西斯主义时，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 伍尔芙写下了这

    样的名言。而对于卢森堡和伍尔芙这样两位杰出的女性，即使时空隔开了

    她们，但民族主义依然是她们共同的苦难根源。“英国人的法律不接纳我

    们，并让我们确信，他们一定会长久地拒绝我们。”伍尔芙如是说，“他们

    视我们女人是国家的耻辱。”尽管卢森堡并没有活到希特勒的时代，但我

    们完全有理由将伍尔芙视作她的继承者，因为卢森堡所看重，并隐约在短

    暂的生命历程中有所表现的精神诉求，在伍尔芙身上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实践对女性地位的强调，并将这种对女性地位的强调与反抗民族极端主

    义联系在一起。

    当然，卢森堡最终还是以其革命活动而闻名的。由于她的努力，20

    世纪初的十个年头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这些

    成就至今仍有回音，振聋发聩。在 21 世纪的今天，如果没有 2011 年相继

    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政治浪潮，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罗莎· 卢森

    堡是处在怎样的动荡之下提出这些卓越的思想成果的。当我们看到这些在

    今天仍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聚集到街头，以理智或不理智的方式要求着本

    应属于自己的权利时，他们好像正走在卢森堡和她的同伴们当年走过的那

    条老路上，等待着这个女人从过去的时光中复活，来为他们指明方向。

    “一个月之前，一周之前，三天之前，”埃及作家阿达夫· 索埃弗(Ahdaf

    Soueif)在《开罗，我的城市，我们的革命》(Cairo,My City,Our

    Revolution)之中这样写道，“我无法告诉你这里将会发生什么。”而当时同

    样身在开罗的谷歌高管瓦伊尔· 高尼姆(Wael Ghonim)则表示，“(暴动行

    为)完全是出自于自发自愿的。”这似乎是往昔动荡岁月的翻版——尽管我

    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曾体验过那段时光。对于罗莎· 卢森堡而言，那段时光

    意味着某种脆弱但决绝的紧迫感。她深知，无论是在个人生命中还是在公

    共空间里面，任何变化都只有在自发的条件下才能成立。卢森堡时常用自

    己的私人体验来类比政治理论，这表现了她作为一个女性始终坚持的人道

    主义，以及这背后的坚强意志。在这一点上，性别刻板印象的荒谬之处被

    体现得尤为明显。无疑，卢森堡不仅有着卓越的才华，而且具有越挫越勇

    的顽强性格。更重要的是，她的政治远见可以穿透当时笼罩在社会上的阴

    霾，看清事物的本质。她把自己体验到的阴霾称作是“灵魂的擦伤”，正如

    我在本书最开始引用的格言，“你可以想象，”她在1898 年给约吉谢斯的

    信里写道，“我对新生活的全部勇气，恰恰来自那些对我灵魂的伤害。”

    2011 年，那些在开罗或者其他地方通过激烈方式进行的请愿事实上

    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回应，尤其是其中日益被明确和亟待解决的女性

    权益问题仍然无法得到解决。到了 2013 年7 月，政府力量再一次掌握了

    权力，第二次革命的尝试最终成为这次革命的终结。而在这一次骚乱中，更是发生了无辜妇女在解放广场被当众强奸的恶性事件。这几乎会成为每

    次暴乱的主题。在2011 年12 月，海茵德· 芭达维(Hend Badawi)在参与

    对临时政府的抗议时遭到了强暴。之后，她大声斥责了到医院来探望她的

    陆军元帅、当时埃及政府的实际权力拥有者坦达维(Tantawi)：“我不需

    要您的探望，我不是那些忠诚于您的暴徒!”而现今，这个勇敢的女孩正

    在整个家族的“冷暴力”侵扰之下，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业，并试图找到属于

    自己的人生道路。芭达维的革命之路也许就此画上了句号，但作为先行者

    的卢森堡，在与她相仿的年纪时，就已经将革命信念深植于内心，并通过

    实践，使之成为生命的核心意义：“我将通过参与有关这个社会的革命，修补我内心中需要变革的部分。”

    但对于我们而言，所谓的“革命”正处于停滞之中。今天埃及方面的情

    况似乎变得不能更糟：由军政府把持的政权正在肆无忌惮地压迫平民。我

    们根本无从确定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而那镇压革命的反动势力自己同样

    无从知晓未来。“中东地区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动荡期，”记者、国际事

    务观察者帕特里克· 库克伯恩(Patrick Cock-burn)写道，“在此之中反动势

    力将会证明，想要通过联结各方势力巩固自己的力量，会同革命本身一样

    艰难。”而这种负面的不确定性，使得卢森堡所看重的对公平和正义的执

    着信念，变得更加符合当今的主题。当革命初衷得不到满足，人们便会迅

    速回归到之前的生存模式时，资深评论员马尔万· 比沙拉(Marwan Bishara)

    也注意到了“公平与正义”的意义。他呼吁人们，在考虑问题时一定要基于

    这样两个立场：事情可能会越发糟糕——而这世界又总在变化。事实上，革命的特性，在于强迫人们改变对时代的看法，使人们相信“不可发生之

    事正期待发生，曾经发生之事绝不会重演”。这会诱导人们进入“盲目革命

    乐观主义”的陷阱之中。对于观察者，尤其是当权者而言，这种盲目的愿

    景同样可以成为抑制革命的道具——他们只需要证明，未来并不会如想象

    一样被改造得更美好。在诸多恶兆之下，以预言种种可能后果的恐惧散播

    者们，会把无政府主义的崩盘作为例子，使人们怀疑正在发生的一切。他

    们描述一种荒诞可怕的未来，来维持当下的荒诞，从而限制自由的声音。

    但卢森堡所扮演的角色，既不是乐观的革命者，也不是危言耸听的当

    权派。在1917 年11 月24 日于布雷斯劳监狱寄给露易莎· 考茨基(Luise

    Kautsky)的信里，她希望自己的朋友可以继续“摸索、探寻、保持”着自己

    内心那个“年轻女孩”的存在，尽管露易莎此时已经 63 岁了。而当次年 5

    月露易莎前去探望卢森堡时，她内心的煎熬、“焦躁不安、欲求不满的自

    我搜查”，全部都通过眼神清楚地传递给了卢森堡。于是，卢森堡隔着监

    狱的铁窗鼓励自己的同伴，“我欣赏的恰恰是你内心的不确定性。”对于卢

    森堡而言，这种通常表现为焦躁不安的不确定性，恰恰是政治生活与个人

    生活中的重要美德。在她同样写于布雷斯劳监狱之中的文章《论俄国革命》

    中，她强调要“避免利用一些现成的处方来处理人们在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十分模糊的未来的事情”。对于卢森堡而言，那些

    根本性的未知始终占据着她的政治理念的核心部分。在处理敌我矛盾问题

    上，她会尽可能保持爱憎分明，但她十分厌恶自己的行为会被某种既定的

    情绪规则所操控。而当她面对对手与批评者的指责和挑衅时，她往往会提

    高自己有关革命信条“不确定性”的标准，来判断自己应当怎样处理这些来

    自反对者的声音。在我看来，这正是她可以在民主自由与社会主义之间建

    立起有机联系的原因。这同样也使我们可以把握她两个身份之间牢不可破

    的联结，一个是她个人做为女性本身，另一个是做为男权统治世界中的公

    众。她是我在这本书里列举的第一位放下有关男权成见的女性，并且由此

    为这个世界贡献了自己的信条与引导。她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对抗世界的不

    公，并以自己的宽厚和敏感，度量世界的粗鲁和野蛮。

    1870 年，卢森堡出生时，她的故乡扎莫什奇已被俄国人占领。四岁

    那年，她全家搬到了华沙——也许她最早的政治经验，便是在这里经历的

    有关1881 年大屠杀的记忆。作为非正统犹太人，卢森堡一家既不属于不

    肯接纳他们的犹太社会，同样也不属于反俄罗斯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社群。

    在年纪尚轻时，卢森堡便已经参与到女性无产阶级运动之中。十五岁时，她参与了由当时华沙无产阶级领袖玛利亚· 波芙斯泽维奇(Maria

    Bohuszewicz)和她的合作者罗莎莉亚· 费尔森哈尔德(Rosalia Felsenhard)

    一同组织的一次工人暴动(这两位领袖随后双双因这次事件被捕，惨死在

    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途中)。由于她“非正统犹太人”的身份，她时常扮演

    局外人的角色。1898 年，她以一个年轻女犹太积极分子的身份加入了德

    国社会民主党。尽管她从不把自己看作个犹太人，但她的犹太身份却总会

    成为外人眼中的标签。正像她的传记作者伊丽莎白· 艾廷格(Elz·bieta

    Ettinger)所说，“她所拥有的身份，在德国眼中始终被看作下等人，经常

    遭受一种情感上的挑衅。”而在卢森堡身上，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随着

    她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断让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得到提升时，这种敌

    意也进一步被加剧了。用汉娜· 阿伦特的话说，此时的她“正保留着自己的

    波兰犹太人身份，生活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国家，以及一个自己即将鄙夷

    的政党之中”。而男权主义世界对女性，尤其是那些所谓“出风头”的女性

    的厌恶已经达到了气急败坏的程度。这一点在卢森堡身上的表现简直堪称

    范例：维克多· 阿德勒管她叫“恶毒的婊子”，奥古斯特· 倍倍尔则称她的言

    论是“卑鄙女人喷出的毒物”(这两人至少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除了是女人和犹太人，小时候经历的一次误诊，还让她成了跛子。她

    从没谈论过这件事，除了在自己著名的小册子《尤尼乌斯》(Junius)中，“也许”对此有所提及——这本小册子写于她服刑期间，是以偷运的方式送

    出监狱，随后匿名出版的。她在书中指责战争减少了劳动人口时这样写道

    ——这使得“老年人、女人和残疾人”都不得不担负起重体力劳动的责任。

    这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她或许是在为“日后的自己”发声——这三个词在若

    干年后，都将指向她自己。卢森堡是从不屈服的，当 1914 年她因煽动反

    战游行而遭逮捕，并被执行“庭外审判”时，她抗议道：“当一桩可怕的暴

    行发生在眼前，任何人都是有罪的。而我这样一个女人却因为说出了真相

    而被审判，简直毫无道理。”用当时的检察官的话说，她是对自己的“无家

    可归”感到骄傲。她无法，更不愿在这样的黑夜中隐藏自己的光芒。而她

    微妙的处境，包括她“局外人”的身份，都为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思考革命

    的出路问题，尤其是将一种新型的话语置于政治环境中提供了条件。这正

    是我希望证明并长期以来坚信的：女性的身份以及女权主义本身，最重要、最独特的任务，是向社会提供一种不可替代的政治眼光。正是在罗莎· 卢

    森堡的身上，我发现了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

    什么是政治思想？革命者究竟该被允许在怎样的范围内思考？也许卢

    森堡的生平和著作会证实，女性的特质(同时参考过往的经验)，往往能

    克制或驱动她们在那样的时刻，更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那些经由卢森堡

    思考的提议，通常会达成某种极限：“近乎于夸张”的或“触及界限”的——

    在她给约吉谢斯的信里，这两个短语也被看成自己的口号。“我们正处在

    一个狂乱的时刻，“1906 年，她同样是在一封写于华沙监狱(她的这一次

    入狱是由于推翻独裁政府的计划暴露)给考茨基夫妇的信里提到，“‘一切

    存在都应当灭亡’。”(引自歌德的《浮士德》)但同样，革命的危险之处，在于没有人知道，推翻一切之后，会有什么幸存下来。可在卢森堡眼中，这种危险却同样是“激动人心之物”。“革命是高尚的，”在来自 1906 年的信

    件里还有这样一句话，“一切都将随之重新洗牌。”

    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卢森堡一直在努力寻找自我。在华沙，她曾与

    十三个政治犯一道被塞进一个狭小的单人牢房，身心备受摧残。但磨难从

    未损耗她的热情。“我的内心情绪，”在列举了自己于被囚禁过程中所遭受

    的侮辱之后，她却心平气和地写道，“永远都不会因此而沮丧气馁。”而在

    1916 年12 月从伏龙克要塞监狱写给玛蒂尔达· 乌尔姆(Mathilde Wurm)

    的信里，她说当一个人身处苦难中时，“务必要保证人格的完整性，这要

    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而这，”她又强调，“要依赖于保持坚定、纯洁和乐

    观，正确的乐观是抗衡一切的武器，因为咆哮是恐惧和软弱的表现。”但

    对于卢森堡来说，群体中的“坚定”往往很容易变成顽固的盲从，进而成为

    一种使人误入歧途的品质。所以在同一封信里，她承认这种保持人格完整

    的“处方”，只有在人“孤身一人”时才会有效。然而能量和热忱终究是关键。

    她向自己的密友克拉拉· 蔡特金致意：“那个瘦小脆弱的罗莎，已经拥有了

    充沛的能量，足以应付一切挑战。”“热忱连同批判性思维，是我们成为自

    己的路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做出了这样的总结。卢森堡或许可以

    作为“因信称义”的代表，因为她的渴望与勇气成就了她一生的非凡与卓越，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她的信仰之上(尽管信仰总会在现实世界中显得“不合

    时宜”)。我斗胆说，大概从没有一个人，会像卢森堡这样游走于刀锋之

    上，只为享受革命信仰带来的荣耀。

    在卢森堡遇害两年后，蔡特金访问苏联归来。在列宁的建议下，她决

    定要整理卢森堡的遗作，并尝试出版它们。尽管卢森堡有一些“错误”，但

    在列宁眼中，她依旧是出色的“革命之鹰”。蔡特金原本被叮嘱要销毁她最

    著名的手稿《论俄国革命》(无法确定这份指令是来自列宁本人，还是其

    他苏共政治局成员)，可这篇文章最终还是出版了。这份手稿，卢森堡写

    于自己的单人牢房，而她始终将牢狱生涯看成独自思考革命或是个人问题

    的好机会。而她那些从监狱中寄出的信件同样非常有名。[1921 年她的

    《狱中书简》第一次由索菲亚· 李卜克内西(Sophie Liebknecht)整理出

    版。]尽管是一篇包含了无比的勇气和相当程度质疑的文章，但《论俄国

    革命》无疑是后人介入卢森堡内心，尤其是她的革命理论的重要通道。这

    篇文章直到1922 年才由她的私人律师保罗· 利维(Paul Levi)(有人认为

    他们之间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整理出版。利维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

    出版这篇文章——在此前不久，“喀琅施塔得起义”[1]

    标志了人们对布尔什

    维克政权的第一次奋起反抗(在布尔什维克看来，这次事件无疑是一场悲

    剧)。

    事实上，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时机选择是大加赞赏的。她对革命事业

    的热爱，与她对战争的憎恶是相伴而生的。在《论俄国革命》的开篇，她

    写道，“俄国革命是世界大战中最重大的事件”，“它的爆发，它史无前例

    的激进主义，它持久的影响，很好地驳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官方起初十分

    卖力地从思想上为德帝国主义征服战争进行粉饰的谎言：德国刺刀担负着

    推翻俄国沙皇制度和解放受它压迫的各族人民的使命。”通常来说，卢森

    堡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是她发觉自己所在的政党最终背叛了革命的初衷，开始倒向支持战争的一方势力之时。这显然使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根据

    蔡特金的记录，她与卢森堡在那段时间里都曾认真地计划过自杀。显然，为了避免成为战争中“必然的受害者”，以及自身的其他利益，是时候让全

    世界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了。作为对德国社民党背叛革命路线的回应，卢

    森堡以她惯有的犀利反讽，通过对《共产党宣言》结尾部分的“改编”，表

    达了自己的意见：“全世界的工人会在和平时期团结起来——但当战争爆发，他们每个人都恨不得要撕破对方的喉咙!”俄国革命最终推翻了沙皇的统

    治，并且揭露了社民党对于这样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虚伪的和谈条约。这同

    时也拷问了德国乃至整个以“现代化”“文明”“先进”自居的欧洲大陆，在革

    命问题上是否需要向他们眼中“落后的俄国”学习。正因为如此，“讲真话

    的卢森堡”才会成为众多愚蠢的沙文主义者攻击的对象，其中尤以那些来

    自社民党同僚的攻击为甚。由于卢森堡从不掩饰对俄国人的革命路线的赞

    赏，以及由此阐发的对于社民党自身的批判，她让自己处于腹背受敌的困

    境之中。对于自己那些狂热的昔日同志基于民族主义而宣扬的“勿忘逝者

    之耻”，希望借此煽动民众好战情绪的行为，卢森堡则毫不留情地将其斥

    责为一种“杀戮教唆”。

    这同样是属于她的思想特质，同时也是她一种独特的贡献：她对革命

    的热爱并未经由批判性的调和而变得模棱两可，反而更加直接而富于激情。

    在《论俄国革命》中，她提出的两个主要的争议焦点分别是布尔什维克有

    关给农民进行土地分配的方式(她担心过于简单的配给制度会导致新一轮

    的土地私有化危机)，以及革命后俄国的民族自决[2]。她痛恨任何形式的

    民族主义，即使是对于之前处于极端受压迫出境的俄国人，他们可能由于

    解除了枷锁而滋生的自豪感同样也是危险的。就像她自己亲眼见证的，这

    种民族情绪只能导致国民的盲目自信，最终导致严重的排外性危机，甚至

    是战争的再度爆发。但贯穿这一危机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基础的，始终还是民主与自由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卢森堡对平民的“善意”也有所

    彰显：她认为这种关联性，是由于平民的心智很容易被革命的“继承者”所

    利用(这不啻她的又一次伟大预言)。她曾在自己于 1905 年关于大罢工

    的文章里劝告列宁：“革命中不应有任何权威者存在。”更著名，同时也更

    早一些的事情，是她曾在 1904 年指责列宁，正在“为守夜人的国度培养一

    群无脑的好人”。而当她的《论俄国革命》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时，列宁“社

    会主义革命需要同时在人们的心灵层面着手改造”的论断，其中的深意才

    被人们真正理解。但由于抓住了革命的时机，同时也很出色地领导了革命，列宁还是赢得了卢森堡长久的青睐。她的批评建议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

    私人关系(他们时常会面，并建立起了一段深厚的革命友情)。但在革命

    问题上，她却从不给自己的朋友留任何情面。在她看来，列宁的某些方面

    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那些“命令、工厂监工的独裁暴力、严酷的处罚、恐怖统治”的革命手段。后来的评论者认为，这种争论，也许只有在这一

    时期的苏俄政府才行得通，而绝不能发生在当时的德国，因为当时德国并

    没有一位像列宁这样有力的领导人，以及一个足够理智的政党，可以确保

    革命在适度的范围内进行。卢森堡也深知这一点。她从未拥有任何权力—

    —她只是自己的领导者。但这并不妨碍她谈论权力以及权力的后果。正如

    女权主义者需要注意的，权威往往会陷入对自己的盲目相信之中。但卢森

    堡却并未陷入这样的困境，正如她的第一位传记作家彼得· 奈德尔(Peter

    Nettl)所写，“她从未因自利的目的而追逐过权力”。

    筹办和进行国民代表大会，始终是布尔什维克所醉心的一部重头戏。

    但随着俄国革命成功伴随的权力获得，人们开始对它并没有那么热衷了。

    而民主的冒险性在于，它往往会导致一种“多人合作的错误结果”。对于列

    宁，十月革命后的选举，那些“农民选民”统统都回归到了民粹派[3]

    和克伦

    斯基[4]

    (Narodnik and Kerensky)的阵营，而那些非布尔什维克分子及公民大

    会的支持者也进一步表明，民主在革命之后是受到限制的。而西方的议会

    民主制由于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权力中心，同样有悖于工人委员会参与政治

    的初衷。卢森堡承认议会制的价值，但她同样认为这种权力的让渡对于民

    主是一种损失和背叛，甚至隐藏着令民主流产的危机。她援引托洛茨基的

    话，“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是有关民主实践的偶像崇拜也是不被

    允许的，”而她接着又补充，“于是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偶像崇拜也

    同样是荒谬的。”对于卢森堡来说，民主的关键在于思想的自由(这便是

    偶像必须被禁止的原因)。在 1907 年一场斯大林在场的公开演讲中，她

    描述了一种对《共产党宣言》的盲目崇拜：将其视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伟大

    思想。而在某些时刻，她认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像是重病在床的老

    人，害怕一丁点新鲜的微风都会带来致命的危害”。她始终坚持，在不平

    等漫延的时刻，普遍民主不过是个幌子。那样的处境中并没有民主或社会

    主义的半点存在。她那不可妥协的政治目标也强调了这一点：

    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

    的坏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一切天生缺陷的生机勃勃的源泉

    本身。对于实现民主的目的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始终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

    对于一个新兴的政权而言，政治生活中的人民，与代表制中的“代表”

    一样，都是需要时间和空间来成长的。而托洛茨基的决定，显然瓦解了这

    种可能。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种决定往往是预示政治局面即将要走向崩

    溃的丧钟。因为它意味着一种定格，使人民永远停留在“此时此地”，就像

    是星空图展示的“天体始终不是我们朝它注视时的那个样子，而是它们从

    无限的远方向地球发出光信息的那一时刻的样子。已经当选的人同选民之

    间的任何活生生的精神关系以及他们之间持续的交互影响，在这里都被否

    认掉了”。革命的规律与天体运行在很多方面是极相似的。卢森堡同时也

    是善用比喻的语言艺术家，在她的一封书信里，她描述一只在她牢房窗外

    飞翔的燕子，那抖动的翅膀好像是“将天空的蓝色绸缎剪成了碎片”。这种

    去政治化的的“革命诗情”，在她的文字里屡见不鲜。

    强调人民的政治参与并不意味着要倾向无政府主义。事实上，所谓的

    革命，恰恰是包含在对“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清算”之中的。卢森堡本人更倾

    向于选举制及代表议会制的政府组织形式。她的要求是十分具体的：人民

    要有出版自由，以及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力(这往往会被一个政权以防止

    对立者产生为由而禁止)。倘若不然，她坚称，将势必会导致公共生活遭

    到侵犯，“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

    公共生活逐渐陷入沉睡之中。”卢森堡认为，真实的政治生活，其唯一可

    靠的基础就是“作为学习场所的公共生活”本身。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它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高的教育形式。1905 年的工人大罢工，不仅

    仅为俄国日后的革命做好了思想基础的准备，同样也为“活动本身提供了

    自省的契机”。其实，卢森堡在 1902 年投身到对妇女投票权的争取运动中

    时，便已经意识到人们的政治运动经验尚且是不充足的，他们对自己应有

    的权利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似乎没有什么比投身到政治运动之中更好的

    方式，来锻炼政治参与的能力。”

    同样地，由于这种“学习能力”，卢森堡同样意识到，政治的走向必然

    会是难以预料的事情。卢森堡有关政治自发性的理论是十分出名的，但也

    激怒了某些片面掌握这一理论的批评者。在我看来，卢森堡始终坚持认为

    的是政治参与的空前性与不可预知，而这必然需要被领导者纳入考量范畴，从而应对在革命完成之后可能出现的状况(这也正是她的理论为何往往会

    在政治团体的统治出现问题时被重新提及的原因)。但对于批评者来说，卢森堡似乎“走得太远了”，她允许了自发性，就意味着允许人民的心智发

    展，鼓励人们的认识水平超出最初革命完成时的状况，而这同样意味着已

    完成的革命，还需要“容纳人民的个人意志”。这显然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因为个人意志是无法被预测的。我们将怎样迎接一个以无边界的个人意志

    为核心，存有潜在巨变可能的政治进程呢？用艾德丽安· 里奇(Adrienne

    Rich)的话说，如果“我们尝试一种全新的思考机制，将一切都纳入到可变

    的范畴中”，结果会怎样呢？这同样对汉娜· 阿伦特产生了深远的启发——

    阿伦特所强调的“新开始”，确实是受惠于卢森堡的：“毁坏个人性的目的

    是为了毁灭自发性，从而使人无法创造属于他自己的产物，从而只能将自

    己作为资源贡献出来。”“一个全新的国家，却面临着一个已经悬置上千年

    的古老问题，”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写道，“只有经验可以矫正道路，打开全新的局面。只有不受拘束，精力充沛的生命，以各自的方式即兴创

    作，将政治引向人类创造力的领域，它才能自发克服所有错误的企图。”

    而民主的一大特点，正在于它可以对出现的错误进行即时的反馈。“在极

    权国家，你永远不知道错误在何时何地发生，”埃及前总统胡斯尼· 穆巴拉

    克(Hosni Mubarak)在1994 年的一次采访中谈道，“但在一个民主国家，只要你犯了错，违背了意愿，它很快就会被推上表面。所有人都能看得

    见。”

    《论俄国革命》是卢森堡写在德国战后的斯巴达克派起义前夕的。所

    以当我们在今天再读到这篇文章，我们不难发觉她坚定的乐观主义情怀，以及她充沛的生命能量，与她对人民的强烈信心。她谈到了活力——这在

    精神分析学家迈克尔· 帕里森(Michael Parsons)看来，是“信仰的真正形

    式”，同样也完全不可预知(你永远无法通过公式来计算精神能量的增加

    与消耗)。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失败从未使卢森堡身上信仰的

    力量衰竭。这就好像是在一幅定格的画面中捕捉动态的形象——卢森堡并

    没有在绝望中死去。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家面临的情况，往往是腹背

    受敌的。俄国革命的“自我意识”，这自我宣称的“历史经验的全知全能者”

    并不能看到工人阶级“处处都在坚持自己的错误”。大罢工并没有取得任何

    确定意义上的成功。它“尽管，或者仅仅是因为如此”而成为一种“爆发性

    的内心诉求，只是由于被压迫太久而不得不释放”的力量和典型案例。

    聆听卢森堡的教诲。问题的关键，始终是导致爆发和倾泻的力量，以

    及我们会对这种迸发提供怎样的描述。她描述政治斗争时用到的关键词是

    “摩擦”(friction)。卢森堡并没有任何作为一个政党领导人的经验，而在

    她的个人行动中，她也从未预先计算过得失。她从不曾对冲自己的赌注[5]

    来避免损失。但这样并不意味着她是个不够聪明的玩家。她始终明确地想

    要寻找一个看似有些矛盾的状况——一种可以正确指导未来，却同时也悲

    观地预见未来社会“必然犯错”的政治眼光。在 1904 年写给俄国马克思主

    义者亚历山大· 波特列索夫(Alex andr Potresov)的信中，她写道：“如果

    我们坚定不屈的革命理想，在实践中必须和列宁式目光短浅的理论观点相

    结合，而不是在灵活且宽广的心智下被实践，是令人惋惜的。”(坚定与

    灵活并不矛盾)而在同年完成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的组织问题》中，她

    指出任何由真正的革命者酿下的错误，其实都要比任何宣称自己毫无过失

    的政党的实践与尝试都要“更有价值”，一个革命政党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正是其自以为肩负了历史的使命，并在这样的意识下去做一些“必须”做的

    创造。卢森堡从未放弃对那些脱离人民，自诩为“全知全能”者的猛烈抨击。

    唯一的革命之路，是建立心智上真正的民主自由，从而使一切观点都被定

    义成“不完美的”与“待完善的”。这便使得革命观点的易错性可以成为革命

    者的一种自觉。任何所谓完美的革命都是容易崩溃的，就像雅各· 拉康

    (Jacques Lacan)的观点：“知者易迷失!”——展开来说，就是“任何自以

    为永远正确的男人或女人其实恰恰正走在错误的路径上”，或者“没有错误

    经验的引导，人寸步难行”。

    ※

    革命者应当抱有怎样的远见呢？不夸张地说，卢森堡的远见，是可以

    延伸至无穷远的。1917 年，英国天文学家沃克利(Walkley)宣称自己发

    现了宇宙的中心。而这个有关宇宙是个球体(一个巨大的土豆团子或冰激

    凌球)的主意——“当然是愚蠢的”“完全白痴的小资产阶级妄想”，在写给

    露易莎的信里，卢森堡如此评论道，“我们丝毫不能背离宇宙的无穷性来

    探讨问题”(她在监狱中的思想深度总是令人惊叹的)。而对于这一问题

    的思考，还存在着来自地缘政治学角度的局限。这也是促使卢森堡关注这

    一问题的原因，就像资本本身，仿佛从不会停止流动。我们可以把她看成

    最早提出“全球化”[或者是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 哈维(David

    Harvey)的提法，“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家。她未完的遗作

    《政治经济学入门》，是基于她在 1907 年至1914 年间在社会民主党学校

    中做的演讲整理而成的。作品有一章的标题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瓦解：从

    古代德国和印加到印度、俄国和南非”。她卓越的思考引领了一个时代——

    地球上的每一部分，甚至宇宙的每一组成之间都是彼此关联的。而打破彼

    此之间的限制，将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道德观念与地缘认知，在她的思考中始终构成一个形影不离的整体。

    由于资本的传播日益变得“失去控制”，“毫不考虑未来的后果”，它也

    可能会成为人们回到帝制时代的某种预兆。它毁坏了所有非资本形式的联

    结，为不断膨胀的资本影响提供了一种庞大而畸形的映射。而如何应对这

    种状况也被卢森堡看作革命任务的核心。其实马克思本人已经对这不断膨

    胀的资本进行过讨论，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第二卷有关国际贸

    易的部分。但相比卢森堡，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他

    并没有对如何处理工业化国家过剩资本的累积——它们显然无法实现内部

    消化——这一问题给出足够清晰的解答。而卢森堡则在她最重要的那部基

    于在学校的讲演内容整理而成的作品《资本积累论》中论证了“资本的发

    展，必然是以有计划地破坏和消灭阻碍其发展的非资本化社会单元为前提

    的”。资本“洗劫了整个世界……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充满了它暴力的影子。任

    何程度的文明和任何形态的社会都无法逃脱它的侵袭”。

    卢森堡并未对过分理想化的“非资本社会”抱有幻想，尤其对“原始社

    会主义”的那一套提法嗤之以鼻。尽管许多社会问题会被人们用“不公平”

    一言以蔽之，但卢森堡却对它们进行了区分。在她看来，不公平的肇因大

    致有三种：基于精英意识与统治的不公平、继承性的不公平，以及由于征

    服战争带来的理所当然的压迫。她将印加与斯巴达作为自己讨论“军国主

    义”的例证，而军国主义是她阐释世界“基本暴力”的钥匙(她也因此对德

    国的军国主义无比厌恶)。她在一篇有关奴役制度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高高在上的支配权力，将随着战争与征服的发生进一步加剧。”但她在

    《原始共产主义的瓦解》中又写道，这种看似秩序森严、以原始征服为手

    段的社会形态，一旦遭遇“欧洲文明，也就是资本主义文明，便会土崩瓦

    解。对于旧的社会形态来说，这种遭遇致命且普遍，并且显然是概莫能外

    的演进方式”[这也启发了后来的女性思想家娜奥米· 克莱因(Naomi

    Klein)]。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卢森堡的观点则更为

    激进，在她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旧秩序不仅是自利的，更是盲目的，资

    本本身的日益猖獗恰恰预示旧秩序已经正在走向彻底的毁灭。尽管旧秩序

    的力量当时还十分强大，并一再地在自己身边兴风作浪，但即使在生命的

    最后时刻，卢森堡也没有对这一观点有丝毫动摇。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文学批评家，同时也是卢森堡忠实的支持者、评论者格奥尔格· 卢卡

    奇(Georg Lukacs)，曾准确地引用希腊悲剧的典故来评价卢森堡的工作：

    她的书写，将资本主义垂死挣扎描述成了“可怕的死亡之舞，成为俄狄浦

    斯步向自我毁灭的坚定步伐”。出于对资本主义必定，甚至已经开始走向

    毁灭的坚定信仰，她也许从未成为“马克思的女儿”，即使有人认为这是她

    最大的错误(这就像是一种迷信，或是像一个强迫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不

    断修正自己的“错误”)。评论者认为卢森堡或许低估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

    力——那所谓总会让资本主义在危急时刻“悬崖勒马”的力量，就像我们前

    不久经历的“次贷危机”那样。事实上，这正是卢森堡早年间围绕“修正主

    义”与爱德华· 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6]

    争论的焦点。这也是 1898 年

    她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契机，她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或“狂乱”(按

    照她自己的说法)，才是这一社会制度真正意义上的“不朽”。换句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将永远处于危机状态，直到灭亡。然而，卢森堡的批评者们

    都找错了重点。卢森堡的观点，始终是基于认识与真实的考量，同时也是

    对那些处于“自由审查”压力之下真正在生活中挣扎的人，以及那些反抗令

    人陷入虚无中的资本主义生活的人进行考察而后得出的结论。恰恰是由于

    无比精确和充满恶意的精明，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无法隐藏自己

    的丑陋(那时常显露的丑陋面目，同时也展现了其持久的非人性力量)。

    以马克思的观点，从普遍的角度上说，人们之所以会走上革命之路，往往

    是由于实际力量与生产关系的不协调，而人心往往具有揭露超负荷不公平

    的能力。打个简单的比方，这就好像是那股席卷了日渐枯萎紧缩的欧洲大

    陆的狂热力量——有些时候，人们会突然发觉自己在旧秩序下受够了。

    巨大灾难之后，往往会产生全新的局面(灾难往往不只是灾难，失败

    也不只是失败)。前文曾提到，卢森堡将罢工看成一种积蓄已久的力量爆

    发，并“溢出”到政治领域之中的状况。1902 年，马提尼克岛上的皮里火山

    发生大爆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浓烟围绕着山峰久久不散，岛上尸横

    遍野，蒸汽与烟雾弥漫的火海包围了岛上的每一个人。”“在消失城市的废

    墟上，”卢森堡在当时见报的评论中写道，“一个无人知晓、素未谋面的客

    人已经抵达——那还是人类自己。”正所谓天怒人怨。在卢森堡看来，这场

    灾难很像是地球对这世界上粗鲁野蛮的人类的报复(她的话语引发了阿伦

    特的共鸣，启发后者发现政治生活的真正核心)。她十分鄙视政治家们一

    面在灾难发生时争相在公众面前表达自己的怜悯，一面却热衷于宣扬君权

    式权威，不惜以流血战争手段镇压反对者的行为：“皮里火山，你这伟大

    的巨人!你可以肆意大笑；你可以尽情鄙视你脚下这些面容亲切的谋杀犯，佯装哭泣的食肉者!”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伴随着2011 年埃及骚乱而

    来的，是在日本发生的毁灭性大地震。

    人类有关政治的认识显然是无止境的——在这个问题上，卢森堡的追

    随者贝尔托· 布莱希特日后也提供了一些证据[7]。在卢森堡看来，那火山时

    时发出咆哮，嘲笑着人类的意志，但“那地球的领主们，却凭借他们的智

    慧，始终坚定信念，不曾动摇”。历史中总不乏被欺骗者。卢森堡谈论了

    傲慢，而傲慢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霸权形式，给人们带来的是肉体与精神

    的双重束缚。出于同样的原因，奴隶制最大的罪恶便在于“将奴隶们排除

    在精神生活的大门之外”。卢森堡在1907 年的一篇文章里，以一个承诺作

    为结尾：“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是共有的财产。任何努力工作的人，都

    可以获得知识。”而那些所谓的领主，就像党派政治中的独裁者与他的拥

    护者们一样，以为知识是他们的私有物品——这显然是个致命错误。

    这大概也是她如此热心教育事业的一个原因。尽管她最初并不愿意从

    事在党校教书的工作，但后来她发觉，这份工作是她一生里最具创造力的

    活动(这同样促成了她多部重要作品的问世)。教育，尤其人文学科的教

    育，是对暴政最强有力的反驳。她曾在波兰接受过短暂的人文教育，那时

    有关革命的文章已经只能以走私的方式从俄国偷运过来，而人文学科的教

    育也大多只能转入地下(而在现今，我们同样要对人文学科的被孤立与经

    受的威胁有所警惕)。对此，她的传记作者艾廷格写道，这意味着人文教

    育获得了一种使人在“精神意义上幸存”的功效。“我们需要确保每个学生

    都清楚，”在 1908 年的纽伦堡，卢森堡在一场关于柏林学校的讲演中强调，“他们不会从我们这里得到早已完备的理论，这就使得他们必须持续学习，直到终老。”政治也可以作为一种始终持续的学习行为。学习将会为革命

    增添色彩，终结大众那无法自我控制的生活。这或许就是保守的政客会选

    择大幅削减人文学科教育投入的原因——也许他们都曾仔细研读过罗莎· 卢

    森堡。

    或许卢森堡从未有意成为革命伟人，她只想做一个革命理念的传播者。

    她曾阐明，这世上最卑鄙的诽谤，莫过于声称工人大众根本无法驾驭“精

    神生活”。而这种理念的后果，其实与制造了无数死亡的战争并无二致——

    它蒙蔽了大众，制造了无法挽回的“精神黑暗”。也许甚至正是某种理念的

    “分析专家”在“以非凡创造力下的实验手段，制造了大众之间自发的阶级

    斗争”，卢森堡在1904 年有关列宁的批评中指出，“而无意识者总能胜过

    那些神智清醒的人”。这并非纯粹意义上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无意识”[尽

    管她使用的术语“无意识”(das Unbewuβte)来自弗洛伊德]。通过描写

    这种无意识，卢森堡实际上是希望阐明一种“客观历史进程的内在逻辑”。

    而历史往往被掩盖在政治现实之下这一观点，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其实是不

    言自明的。这也正是对政治势力与智识对立的解释。但格奥尔格· 卢卡奇

    却不同意这一点，在他看来，可靠的政党可以成为知识与真相的提供者—

    —这是他与卢森堡最大的分歧。但卢森堡从不相信这一点。正如她在 1899

    年写给约吉谢斯的那封著名信件里所写的：“一些我在生命中体验到的东

    西，将会以我自己的方式被阐释和表现。正因如此，我的灵魂将以前所未

    有的方式臻于成熟。凭借着观念的力量和强烈的自信，它将会冲破一切陈

    规旧俗的束缚。我想要像一声惊雷一样，以我的观点、信念和表达的力量，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

    ※

    作为对本章一开始的问题——革命者究竟该被允许在怎样的范围内思

    考的回应，卢森堡曾在自己最著名的宣讲中这样阐释道：“自由，就是被

    允许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用德语来表达则是“持不同政见者”——以不同寻

    常的方式思考，与常规格格不入，持异端的思维方式，或者是我更进一步

    总结——也许并不准确的“有意识思考”。那么，允许了自由思考，譬如允

    许革命理念自由扩散与传播，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在卢森堡看来，“思

    考是人们在世界上自由行动的另一种方式”——这也被汉娜· 阿伦特在《黑

    暗时代的人们》一书里用来描述多丽丝· 莱辛(Lessing)。在卢森堡 1907

    年给自己年轻的情人克斯特亚· 蔡特金(克拉拉· 蔡特金的儿子，他们的交

    往似乎并没有受到过反对)的信中，卢森堡抱怨了自己的失意，因为她觉

    察自己似乎正在失去思考的习惯。在 2011 年出版的卢森堡书信集里，编

    者在“思考”这个词前，加上了“系统或是集中”作为定语，但原文确实只有

    简单的“思考”一词(对于阿伦特而言，行动与思考并不是对立的概念，而

    是实现自由的两大支柱)。对于卢森堡而言，思考是永远可以随心所欲的

    行为，因为它不受任何资质上的束缚。以思考的名义，任何人都可以抵达

    任何地方。

    在我看来，这种思考得到的随心所欲的自由，既是她遭到忌恨的来由，却也同时是她对今天的女权主义运动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她超越了人类

    思想的限制，以超出世俗政治本身认可的方式驾驭了它。在拉康著名的话

    语理论中，他将歇斯底里者的话语看作需要单独分析的一类，因为对于歇

    斯底里者而言，他们思维中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薄膜几乎透明，以至于

    接近临界。我并无意苟同那些将卢森堡称为“歇斯底里者”的恶毒咒骂——

    她短暂的生命时光里还经受过比这更恶劣的侮辱。事实上，拉康对“歇斯

    底里”的诠释更像是一种称颂：他将歇斯底里者的话语所体现的特质，体

    现为一种更接近于灵魂真实的纯粹。但这种特质对于卢森堡来说，又掺杂

    进了她那由于个人身份决定的怪异：一个波兰裔犹太女人，同时又是马克

    思主义者，这意味着她要责无旁贷地将政治思考当成一种任务，寻找事情

    的真相，以卓绝的工作，解放她在 1917 年给露易莎· 考茨基的信里所描述

    的那“有力的、不可见的、烈焰般的力量”。卢森堡甚至认为，所谓的“政

    治气候”，往往是在毫无征兆的状态下变化的。“一个称职的船长，应当有

    能力凭借水面最细微的变化为他的船队指引方向，但却无法知晓何时狂风

    暴雨将至。”在1917 年2 月从伏龙克要塞监狱给玛蒂尔德· 乌尔姆的信里，她这样写道。高尔基的《在底层》，是她最喜欢的戏剧。她曾在柏林看过

    两次，并且给蔡特金写信说，只要资金允许，她还会继续看下去(高尔基

    也曾赞美她是一只在革命浪潮中努力发出自己声音的“风暴鸟”)。

    倘若你正在与革命相关的心灵相接触，你怎样能在这无法掌控，甚至

    是无法自我参透的心灵背景下，提前知晓革命的动向呢？“没有什么比人

    心更加善变了，1917 年，她给乌尔姆写信道，“尤其是大众的心理，就像

    是塔拉塔[8]

    ，那永恒之海，其深处永远千变万化……他们总会进入与预期不

    尽相同的状态。”而于此十三年前，她在布雷斯劳监狱里给自己的朋友亨

    丽特· 霍尔斯特(Henriette Holst)写信道，“亲爱的亨丽特：别相信，”——

    她罕有地展现了自己的忧郁，“别相信通常状态下的我，我在每个时刻都

    可能发生变化，而生活也恰好是由这些时刻组成。”而革命局势与革命者

    的心理，其实也是与此相似的。

    卢森堡认为，任何无法触及人灵魂最深处的革命都是失败的。1898

    年，她写信给罗伯特· 赛德尔(Robert Seidel)，询问他是否知道“是什么让

    我在这些日子里不得安宁”。答案是“人民”，她接下来自答道：“当他们书

    写时，他们总会忘记最重要的，是要深入自己的内心。”“我以此起誓，”

    她又继续写，“永远不会忘记，只要一提起笔……就要去挖掘灵魂深处的自

    己。”她曾谈论党媒的语言：“很传统，很呆板，全是陈词滥调。”但她的

    讨论并未停止于此。事实上，她和约吉谢斯的情感关系，正是以这种对内

    心的探求和自我解剖为核心的。说白了，卢森堡是个开导者——约吉谢斯

    的内心相对而言是空乏的。这并非有关性别的陈词滥调。由于写作能力的

    不足，用艾廷格的话说，约吉谢斯更把卢森堡当成“一支笔”。她是傀儡，而他是主人。作为一个善于鼓动人心的杰出组织者，约吉谢斯成为波兰社

    会主义革命的灵魂人物。尽管卢森堡可以为他提供帮助，但他始终也没能

    介入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圈子。这一切并没有被完全公开。约吉谢斯似乎对

    卢森堡的陪伴不感兴趣，并且并不愿意让旁人觉得自己已经和卢森堡同居

    (这看上去像是对她的保护，但绝非如此)。他并不愿意接纳一段婚姻，即使卢森堡曾希望或早或晚，可以有一个孩子。当过了生育年纪后，她还

    曾考虑收养一个孩子，却都被约吉谢斯拒绝了(我们只是从卢森堡的信件

    中得知这些，因为约吉谢斯的信并没能被保存下来)。用今天的话来说，约吉谢斯先生大概是陷入了一种“承诺恐惧”。而遗憾的是，她还不曾拥有

    现代女性的观念，让她明白如果离开这个懦弱的男人，她的生活或许会更

    愉快。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拥有卓越的革命观念，却不得不将自己的个人生

    活与一个男人捆绑在一起的人，即使这段关系已经十分不平等——有类似

    经历的女性还有艾琳娜· 马克思[9]

    ，一位同样在革命中鼓舞人心，并且生前

    与卢森堡有过不少联系的杰出女性。1899 年，卢森堡给约吉谢斯写信道：

    “我身上所有的自发性都在慢慢消失，我变成了一个只会‘等待’你的决定的

    女人。”而这个男人无休止的命令，给卢森堡留下了一个“孤独且挥之不去

    的自我。每当我想到自己，不安、疲惫、筋疲力尽、躁动不安便会一同造

    访”。一个可以由此推断的事实是：倘若约吉谢斯更加彻底地参与到与卢

    森堡的共同生活之中，我们大概无法看到这些离奇并充满空虚感的介于彼

    此共享与否之间生活的描述。

    她曾再三抱怨约吉谢斯在给她的信里只谈论党内事务和他们的“伟大

    事业”，而忽略了那些心灵上的交流。她目光所及之处，皆是“事务”(这

    是他们所在党党媒的名字，其中大部分内容是由卢森堡执笔的)。如果可

    以在生活中“与拥有人格之人、真正的灵魂、独立的个体相伴”，再冗杂的

    事务，她也可以处理得游刃有余。但从这位约吉谢斯身上，她看不到“任

    何东西，只是完完全全的一片空白”。每每当她遭遇到“无比纷乱的思想，以及通过对外物的观测得到的诸多观感”时，从他身上只能得到与预期“完

    全相反”的“帮助”(她曾不止一次希求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启发)。当她

    在前往苏黎世探望他并“没有留下争吵阴影地”归来后，她发觉这个被自己

    信任的男人已经全然“无视”她以及她的“内心生活”(这封信还异乎寻常地

    表明，约吉谢斯曾对卢森堡有过同样的指责)。但卢森堡也绝非总是慈悲

    的。在约吉谢斯照顾自己濒死的哥哥，情绪陷入低谷时，她却毫无同情心

    地指责他是在“愚蠢地进行弱智的情感自杀”。

    显然，约吉谢斯是仅为了政治信念而生活的人，而这个信念几乎毁掉

    了一个人生活里最好的部分。于是，对于她的下一任爱人克斯特亚· 蔡特

    金，她谨慎地提出了警告。对于卢森堡来说，她所致力的，无非是让人们

    可以“像鸟儿一样飞翔”，获得更多的幸福。“于我而言，变得快乐像是一

    种被诅咒的渴望。它酝酿着，日复一日，带着如鸽子一般愚蠢的顽固，为

    了我那微薄的幸福而与命运争执不下。”这里没有任何隐喻。1917 年，她

    写信给索尼亚· 李卜克内西(Sonja Liebknecht)：“有时我觉得自己并不是

    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只人形鸟，或是其他野兽。”“没有任何人，”在给

    约吉谢斯写得最深刻的一封信里，她写道，“可以如我们这般，拥有如此

    多快乐的可能。”可那被她看作幸福构成的充要条件——内心灵动、思想自

    由，于他而言却是不可理解的。对于她来说，所有的关系、友谊都必须遵

    循“我可以认不出你的样貌，但我必须了解你的心”这样的信条(这被她写

    进了1898 年给赛德尔夫妇的信里)。

    但旁人奋斗的终极目标，始终是权力(约吉谢斯征服世界的手段，大

    概是在镜中想象自己的征服，或者拒绝真实的内心生活)。“你对私人与

    政治生活里的权力崇拜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 1899 年写信给他道，“而我，作为一个例子，仅仅对‘做’这个词表示信任。”作为一个“承诺恐惧

    者”，还是用今天的话说，约吉谢斯或许还是个“控制狂”。他需要她的成

    就，却也对这成就无比憎恨。“你的狂妄自大和疑心重重，使得我的成功

    与正在获得的公众认同，成为我们之间关系的毒药。”在搬去柏林两年前，她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和预言。但她在许多方面，在他们十五年共同生

    活的历程中，她还是努力介入了他的生活。她服从于他，或者至少表明了

    她愿意做的；而在创作上，她的灵感、事实的检验以及编辑工作，也是依

    赖于他的——尽管她感觉最美好的时刻之一，是当她每每收到他改动过的

    文章，都“几乎大吃一惊”。她也偶尔会占到上风。“我试图让我们之间的

    问题占据我头脑的一小部分。当我回过神来，我正打算把你攥在我的利爪

    之中。我攥得有点紧，以至于你不得不尖叫。你会明白……我十倍好于你，所以我有权这样做。直到你变得温柔，我才会停止对你的威吓。学着在精

    神层面屈服一点吧……你必须屈服，因为我将使你体验到爱的力量。”

    我们不难把她经历的情感旋涡，与日后对列宁主义批判联系在一起。

    约吉谢斯是她的指导者，在两人整个通信的过程中，他所扮演的，始终是

    一个“十分令人不快的角色”，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贴切的形容：“老师

    对待他宠物般的学生”(艾廷格在翻译这一部分时使用了波兰语的直译，即“男校长”一词，从而使这一论断与日后她对列宁更强烈的直接批判有了

    联系)。约吉谢斯甚至是充满暴力气息的人。当卢森堡开始与克斯特

    亚· 蔡特金交往时，他甚至扬言要杀了卢森堡。这并非只是一次威胁，有

    一次，他尾随了卢森堡，并朝她亮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枪。在分手之后，他还一直坚持要保留两人曾共同居住公寓的钥匙。约吉谢斯这一系列过分

    的举动，像极了极端的权力在“守夜人国家”的所作所为。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卢森堡身上，激情——例如在政治领域，对于自由而言是个需要解决的

    问题。“神护佑的，是那些不带有激情的自由人。”她在给自己最后一个情

    人汉斯· 迪芬巴赫(Hans Diefenbach)的信里这样写道。这封信也是为一次

    运动提供的“遥控指挥”，由于此时的她已身陷囹圄，“因为那意味着，他

    们从不会对他人的幸福与自由虎视眈眈。”事实上，她又指出，“这其实与

    激情没有关系。我有足够的激情引燃一片草原，却也可以始终保持自由的

    圣洁，并对他人给予单纯的祝福。”“你必须让我以我喜欢的方式，做我喜

    欢的事，”在她与约吉谢斯分手前夕的信里，她指出，“我过的是井然有序

    的生活，我必须活得像我自己。”真正的激情是不考虑回报的。就像是民

    主，它从不承认控制或是主宰。它使人人得其所。“当我离开了列奥· 约吉

    谢斯，我仿佛得到了重生。”

    在此时，我需要澄清，关于为何我认为大多数看待卢森堡的政治与私

    人生活之间联系的观点都是误解。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提到，这些信件闪烁

    着人性的光辉，展示了一个女人在革命的不屈意志。比如，就像他们

    2011 年出版她的信件时导读文章所用的题目，卢森堡是“感性且充满笑容

    的”。当然，没有什么会比卢森堡信件中的那些文字更富感性，而她的笑

    容和她其他的东西一样，都是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笑容，”汉娜· 阿伦特

    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这样写道，“可以使人们找到一个不需要出卖灵

    魂，就可以自由生活的地方。”这同样可以作为女权主义的一大信条。让

    我们想想马提尼克岛上那鄙视、嘲笑“哭泣的食肉者”的皮里火山。当法兰

    克福的检察官以她“必然要危害社会”为由决定在1914 年“预防囚禁”她时，她表示：“我相信你，你可以逃跑；但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却不会。

    他将坚持自己的作为，并嘲笑你的审判。”在这点上，吉莉安· 罗斯(Gillian

    Rose)有关卢森堡将反讽的玩笑升格成了一种新型政治艺术的论断显然是

    正确的。但我并不接受艾廷格有关罗莎· 卢森堡强硬的政治理念与活动是

    在弥补她私人生活的不幸这一观点。我并不认为她的私人生活是失败的。

    我无法苟同彼得· 奈德尔将她与约吉谢斯分手后的生活看作“失落的时光”。

    但我也并不认同艾德丽安· 里奇的看法——女人“应当以工作作为她们的生

    活重心，无所谓伴侣的去留”。我们并不需要在爱人与事业之间做出选择。

    重点并非是私人与公共生活的孰轻孰重，而是如何将它们有机结合在一起。

    正是借此，卢森堡在那黑暗年代所醉心的事物——像马提尼克，像革命，最终将她的灵魂带到了政治的表面。

    “为什么，”卢森堡在 1907 年写给克斯特亚· 蔡特金的信里说(她此时

    正在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我要再一次投身到

    充满危险与恐怖，并且我已确信自己势必将会迷失的状况之中？”如果政

    治对她是一种时刻的折磨，那它同样也是一种冲动。她对有关约吉谢斯痴

    迷政治事业的申斥，同样也适用于她自己。这种自觉是不同寻常的。而正

    是这种不同，使卢森堡调动了自我内心全部的手段，来确保自己处在一种

    平衡的状态。在给蔡特金的同一封信里，她描述了“一种模糊的渴望”，“深深地”使某个地方活跃起来，一种对“尖锐和弦”的渴望，驱使她“投入”

    到伦敦黑夜的旋涡之中。伦敦的夜晚，永远有多到让人惊讶的醉汉，和看

    起来“丑得吓人或有伤风化”的、正在尖声叫卖的卖花姑娘。这或许也是卢

    森堡对后来弗吉尼亚· 伍尔芙创作的《街道的困扰》(Street Haunting)和

    朱娜· 巴恩斯的《夜林》(Nightwood)的启发(我们总有多种称呼来针对

    “守夜人”)。有一个带有安慰性质的传说，人一旦打开了内心的大门，就

    会被光明淹没。但事实恰恰相反——冒险行为的重点，正是在于你永远无

    从知晓每一条路通向何处。卢森堡所遭到的诱惑，正是来自生活里不可控

    制的部分。我认为这大概并非巧合——这渴望不安的灵魂，命中注定般地

    遭遇了无从预料的革命。当我们从最深刻的洞察入手，介入她的“两种生

    活”时，我们会发觉，她所寻求的，其实是同一种渴望。

    左翼人士经常会争论“黑暗而脆弱的心灵生活是政治的对立面(实际

    上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命题。但通过卢森堡的生平，我们大概可以将它

    看作政治生活的阴影，或是“侍女”——一个在主人身后永远默默无闻的追

    随者。当我们从卢森堡的信里发觉她那通过自己并不愿意触及的内心部分

    的道德自我认知时，我们不难发现，这其实并非有多不寻常，因为她总是

    对自己保持着不满。卢森堡太了解创造力与精神痛苦之间的联系了(那会

    导致“不断的痛苦与煎熬，但创造力是一种社会责任”)。考察她患有某种

    精神疾病的可能性——更确切地说，是被约吉谢斯逼疯——她描述了这种

    “仿佛通过附在屏幕上的描图纸”想象与感知所有事情的感觉，所有的思想

    都在“疾驰而去”。而在其他的某些时刻，她描述自己的生活，就像是在写

    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我不在此处”——精神分析学中将此称为“另一种场

    景”，是无意识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她所体验的“远离、穿透屋顶到达的其

    他地方”。

    弗洛伊德最著名的想象之一，是他借用可改写的书写纸，将精神活动

    描述成一系列可无限擦除的痕迹。而心灵，正是由它自己的改写组成的。

    它无法被限制在唯一的场景之中。正因如此，一个人并没有办法完全了解

    自己或是别的什么人。卢森堡曾哀叹自己几乎不可能成为“自己的良师益

    友”，但尽管如此，她还是在尝试即便在最亲密的朋友之间——由于语言时

    常造成的误解——也极度困难之事。我们无法捕捉这样一句话的真相：“一

    个人或许可以轻易理解一个实际的词语，但如果我说‘光明’，1898 年她写

    给赛德尔夫妇，“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而在此两年前，她在一

    封给约吉谢斯的信里也提到了想死的话，那是被包含在她引用的自己最喜

    欢的诗人亚当· 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的诗句里：

    倘若舌头永远忠于声音，而声音也忠于思想，那么有限的语词究竟如何，才能描绘思想的无尽光芒？

    语词的欺骗性，正是发端于思想的无尽和耀眼，“你们知道我的意思

    吗？”她向朋友们恳求答案，可当她正站在自己失败的碎片上，想要窥探

    真实的自己时，他们又怎能知晓答案呢？

    在精神分析学里，我们神志清醒地“背叛自己”，其实并不是什么咄咄

    怪事，因为我们的内心，总有一部分内容在“主动逃逸”。弗洛伊德在《梦

    的解析》里有一个重要的论点：所有的梦境，终将不可避免地堕入未知的

    深渊。而把握真实的唯一机会，是让自己的心灵肆意漂泊，去往它想去的

    地方。弗洛伊德曾表示，“对于那些我们想要通过解析得出结论的梦中思

    想，并不能得出其本真的样子，更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的终点。它们必然会

    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我们纵横交错思想的世界里偏转方向，离开我们既定的

    解释。”我们似乎也可以将这一理论套用在革命或是大罢工之上。卢森堡

    的版本是这样的：“它们就像是让整个帝国起落不定的惊涛骇浪，最终却

    会分割成一条条细微的溪流；像是从地下喷薄而出的新鲜泉水，最终却必

    然要走向枯涸。”而艾赫达芙· 苏维夫(Ahdaf Souief)则写道：“革命就像

    是处在泛滥期的尼罗河：人们拼命想用堵塞和阻抑来遏制它的漫延。那开

    始于一年前1 月25 日的革命[10]

    ，已经渗透到了各个角落。它在某些空间

    内十分猖獗，以平稳的方式在人们彼此间流动，从而产生深远的影响。没

    有人可以从它的影响中幸免。”

    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说，其中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是使病人可以自由联想，说出脑中那些奇异且不可预知的真实。但这也决

    定了精神分析只能针对病患施用。因为这些内容很容易扰乱一个正常人的

    思维秩序。但弗洛伊德的工作表明，人心不可理解的本质，使其自由变得

    十分必要。克里斯托弗· 博拉斯曾说：“自由联想这一手段，颠覆了精神分

    析师自身的权力意识。”(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和苏维夫的“人们拼命想用堵

    塞和阻抑来遏制它的漫延”来作比较。)而这种新的思考方法，解放了“传

    递的可能，使之趋向无穷”。这接近于卢森堡对露易莎· 考茨基的观察：无

    穷(与“一颗严整的实心球”相对)。伴随革命而来的，是“揭开盖子”的冒

    险。但这世界必须容许分崩离析的可能，因为也许只有这样，它才可以重

    获新生。卢森堡的第一次惊讶，大概是在她发现大多数受难的国民为战争

    投上了赞同票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想要走得更远，“所有这一切都将要

    土崩瓦解”。弗洛伊德的写作大致是和卢森堡同时期的。而在无意识之外，卢森堡完成了自己的壮举——在我看来，她揭开的是约束私人与政治生活

    的双重“伦理盖子”。

    卢森堡与列宁的争论同样发生在这一时期。奈德尔在自己关于卢森堡

    的传记里这样写道：“和那个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人们所面临的道德与

    政治灾难深层次原因的罗莎· 卢森堡不同，列宁只关注问题的规模，对于

    卢森堡，他也仅仅注意到她卓越的力量可以肩负更重大的使命。”比起粗

    浅的野心，卢森堡提供的是一种“去情色化”的革命，而这实际上是一种

    “无尽的革命欲望”。绝非巧合的是，女权主义的精神分析者最近认为，尽

    管女性往往会压抑自己的性欲，但女性的性欲其实也是无尽的(这同样是

    不必去考虑所谓规模的事情)。

    ※

    作为一个超越了极限的杰出人物，还有一个十字路口在等待着卢森堡。

    当她藏在老农的破马车里离开波兰时，她便开始了自己反复穿梭在各个国

    家之间的生命历程。当她随后来到德国，她“带着成捆的家信，一份把她

    写成波兰人的来自党的证明，以及一份结婚证书，将她的国籍从俄国改写

    成德国”。可究竟哪里才是她的归所呢？“可预见的是，”艾廷格写道，“在

    波兰社会党看来，卢森堡的犹太身份，必然将使她无法正视波兰人们真正

    的需求与愿望。而在 1970 年，卢森堡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研讨会上，同

    样的问题再一次被提及。1910 年，波兰民族主义报纸《独立意志》

    (Independent Thought)甚至称她的腿疾是犹太人血统卑劣的标志。

    然而在伍尔芙看来，这种无归属或许是一笔无形的资产，尤其是对于

    一个女人而言。而在阿伦特笔下，卢森堡是来自“一种普遍的人性和真正

    的、几乎幼稚的对社会差别和种族差别的轻视，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世

    界。“卢森堡的国际化视野，其中的一个方面，”奈德尔写道，“是更热衷

    于外来文化。”“我确实看到国际化的趋势正在加强，”卢森堡在 1904 年写

    信给亨丽特· 罗兰· 霍尔特斯，“而这本身，也将成为克服人们偏执与愚昧的

    一种手段。”在她生命的末期，在布雷斯劳监狱里，她翻译了俄国作家弗

    拉基米尔· 柯罗连科[11]

    的自传《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AHistory of My

    Contemporary)。在译者序中，她写道：“身负三种民族主义的侵扰，这

    天生的矛盾，使得柯罗连科选择逃向普世的人道主义。”歌德的“兴趣普遍

    主义”是卢森堡的理想。这里有一个值得探讨的类比，就是将此与精神分

    析联系起来。对于无意识者，国界是没有意义的。弗洛伊德从来都不是一

    个小资产阶级，他的观念里也没有任何欧洲中心论的影子，所以他的普遍

    主义，其实也是一门被后来将精神分析学称为是“德国的”，并且——或者，是“犹太人的”学问。民族主义给精神分析学的进展带来了巨大的阴影，而

    革命理论的发展和传播同样也往往会受它的蒙蔽。于是，弗洛伊德曾对自

    己取得成就的原因做过一个著名的总结：因为他是个犹太人，而犹太人往

    往生活在偏见里，自然不难归纳偏见产生的原因。

    对民族自觉的反对，是卢森堡与列宁(但并非是只与他一个人)争论

    的焦点。而这同样可以用精神分析与革命理论之间的对应来理解。波兰社

    会党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使得卢森堡和约吉谢斯不得不选择退出，并在

    波兰和立陶宛王国另立门户，于 1893 年建立了社会民主党。“整个民族成

    为一个共同的政体，1908 年时她总结，“根本没有可能。”尽管曾为犹太

    社会主义政党的党媒提供过一篇文章，但卢森堡从未与他们建立过联系。

    而这份名为《同盟》(Bund)的报刊，所致力的是犹太民族作为少数族裔

    的身份认定，同时也得到了约吉谢斯的支持。这也是他们之间政治观念分

    歧的一个例子。卢森堡并不愿意将犹太民族作为一个特定的族群来看待。

    “通过强调犹太人的受难，你期望得到什么呢？”在她1917 年写给乌尔姆

    那封颇具争议的信里，她写道，“那些在普图马约[12]

    橡胶园里贫苦的受难

    者、那些在自己家园生活却成为外来的欧洲人捕猎游戏道具的黑人，我反

    倒觉得他们离我更近……我并没有为‘犹太人’这个词在心里留下一个特定的

    空间。我在自己的家里，却不妨碍我感知世界其他地方的乌云、鸟儿，以

    及人们的泪水。”

    可无所谓怀抱怎样的观点，她终究还是成了反犹主义者攻击的对象。

    甚至在自己的党内，她也饱受这种攻击的侵扰。在 1901 年社会民主党代

    表大会上，沃尔夫冈· 海涅(Wolfgang Heine)宣称，那些来自东欧的犹太

    移民(当然包括卢森堡)，就像是“在我们的客厅到处吐口水”的不速之客

    (这也让我们想起阿德勒的告诫“不要让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汤里吐口水”)。

    回顾她的一生，德国政治家古斯塔夫· 诺斯克(Gustav Noske)指责她和她

    外来性的主张使马克思主义蒙上了一种神秘主义色彩。这种“秘密社团”或

    “不传之秘”的比喻，成了反犹主义者又一种经典的说辞。到了 1919 年，诺斯克担任防务大臣，负责镇压斯巴达克派的起义。如果说他的反犹主义

    倾向不曾对他关于逮捕和杀害卢森堡的命令产生影响，显然有些说不通。

    然而，如果我们断言卢森堡对自己的犹太身份并不看重，似乎又是有

    些片面的结论。她拒绝将德雷福斯事件[13]

    视作一起单纯的“犹太事件”，而

    是将它看作一次犹太人以社会主义与军国主义、教权主义的对抗。而这尚

    且不是全部，她的信件里总会出现很多意第绪语的表达，尽管她曾不止一

    次使用“犹太佬”这样带有污蔑性的称呼。而根据洛瑞·卡索尔(Rory Castle)

    最近的发现，她曾在 1910 年的文章里谈论过反犹主义。在她看来，反犹

    主义是“继大屠杀之后，最能体现人类政治观点的落后与文化里无法革除

    的原始印记的标签”。如果说她确实曾主动为自己的犹太性申辩，那么她

    的犹太性却也是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回归。尽管她和她的家人曾努力试图

    融入非犹太世界，他们却都不曾遗弃自己的犹太身份。她的父亲爱德华是

    扎莫什奇当地改良犹太社区的领导成员，同时在各项事务上都很活跃。我

    们或许可以将她的犹太性回归看成一种“被给予”。正像阿伦特曾将此放入

    她与哥舒姆· 舒勒姆的著名对话之中，这其实是她生命里“显而易见的事实”

    之一。在那本《尤尼乌斯》小册子里，她还曾将社会主义的反战倾向，比

    作“摩西引领犹太人走出荒漠”的壮举(她又一次对马克思进行了改写)。

    她同样表现出了不凡的预见能力。在她于“一战”期间写给索菲亚· 李卜

    克内西的信里说，俄国国内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德国

    的大屠杀或许即将开始。而在《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的序文里，她指出：

    “在东欧，人们往往会把犹太人作为恶的典型来对待，这也是人们偏爱的

    话题，但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他们是否可以始终扮演自己故事里那个无

    辜却受害的角色呢？”《尤尼乌斯》小册子则是以一句有关战争、残忍的

    副歌歌词作结：“德意志高于一切!”[14]

    ——只是这句歌词究竟有多残酷，她还不能完全知晓。每每当这个旋律响起，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

    的士兵与工人们就要蹒跚着“跨过自己的坟墓，在每一只带来死亡的胳膊

    上打下方便前进的抓钩”。在卢森堡看来，民族主义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暴

    力。战争教给她的一件事情，是看透“爱国心”可以变得多么面目可憎。而

    在阿伦特的书写里，她的世界主义与深深的犹太身份认同(多数离开波兰

    政党的非民族主义者大多也是犹太人)是自相矛盾的。在阿伦特眼中，这

    种包容的、无边界的理念成就了她一个真正的欧洲人的身份，并且始终在

    “世界上其他的多种命运”之上热情投入，直到生命尽头。这同样意味着，她具有看透战争的一切虚伪掩饰的能力。“令所有民族都只在耻辱发生在

    他者身上时才承认耻辱的存在，是资产阶级的伪善的一种扭曲形式。”在

    《尤尼乌斯》小册子里，她给出了这样的结论。

    如果说自由，就是自由地去思考“额外之物”，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对于自由，还有这样的隐藏性障碍：人究竟愿意给怎样的人自由思考的权

    力(而不是以污名化作为对他们进行翦除的暗示)？所以无论会带着她走

    多远(直到极限)，卢森堡的普遍主义，其实是她足够坦率的另一个侧面。

    于是因此，她又一次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一个急匆匆要去做要紧事的

    人，”她在斯巴达克派的《红旗报》(Die Rote Fahne)上撰文道，“势必将

    因不假思索地踩死一只虫子而犯罪。”“我大概并不比一只瓢虫更重要，”

    她在1917 年于监狱中写道，“而伴随着我自身的无意义，我感到无比快

    乐。”她将1891 年那场所谓“依照《圣经》”降下的大饥荒，直接归结为沙

    皇政策的后果。她引用了一位向官方提供证词的牧师的话：

    最近的三年，歉收始终在悄悄逼近，不幸之事也格外频繁地降临在农民们的头

    上。这都是害虫作祟的结果，草蜢吃光了谷物，爬虫附着在上面，而瓢虫则负责“打

    扫战场”。这收获对田地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而种子还未及发芽，就已经在地下焦渴

    而死。谷仓空了，面包也无从寻找。动物们的叹息和失败，牛缓慢地走，羊死于口

    渴和饲料匮乏……无数的农舍和树木为频发的火灾而苦恼。一道火墙和浓重的烟雾

    包围了我们……用先知西番雅的话来说，“我将摧毁大地上的一切，主如是说，人、牲畜、野兽、鱼和鸟无一能幸免。”

    有多少野兽葬身火海，又有多少海鱼在浅滩奄奄一息!麋鹿在林丛中奔命，浣

    熊和松鼠则难逃一死。天堂也变得贫瘠，坚硬如矿石；雨露不再降下，只有干旱与

    山火在大地上肆虐。果树枯萎，那花与草也不能幸免。覆盆莓不再成熟，而原本遍

    及山野的黑莓、蓝莓、蔓越莓已难觅踪影；沼泽与湿地已然干涸……苍翠的森林、新鲜的空气、散发清香令人心旷神怡的冷杉……这一切都去了哪里呢？这一切都已

    经不在了!

    在这充满剥削与原始盲目性的世界上，倘若它那充斥在人与自然间的

    微观的残忍真正展现在一个人面前，那么他恐怕很难不去做一个真正的革

    命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能仅仅关注人类自己：“我们的‘嗜血罗莎’，几

    乎是在工作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蔡特金写道，“只是为了能让一只毛虫

    改变主意，让它以全新的方式获取食物，而不再以错误的方式。”“而以泛

    神论的观点看，(她)承认这世间所有生物体的统一。”

    1917 年11 月的一天，卢森堡正在布雷斯劳监狱的院子里散步。她注

    意到负载军需供应的不再是马匹，而是水牛。而仅仅在布雷斯劳监狱，就

    有一百多头这样的水牛。野生的水牛来自罗马尼亚，它们“习惯了自己的

    自由”，而此时却不得不“在得知战败的消息之前，就要忍受失败的可怕后

    果”。由于不堪其辱，很多水牛用不了多久就暴毙而亡。当她看到一个士

    兵为水牛的惨死而苦恼时，这种同情心大大吸引了卢森堡的注意。“当我

    注视着这野兽般的恶棍，而他也看向我时，我便忍不住要流泪，可这泪水

    其实本应来自他自己那缺失的悲悯之心。”扭转这种多愁善感的还是身份

    认同。卢森堡并没有如旁观者一般，不时为悲惨景象付出哀号与悲叹作为

    回应，而是将自己置于这些恶棍同等的位置。她无从预知自己两年后被人

    用棍子狠命殴打，致死后又被抛尸河中的恐怖命运，但在监狱里，她从未

    失去自己的钢铁意志。这士兵在院子里大摇大摆，自顾自地吹着口哨，惬

    意地复制着当时流行的旋律，“而一幅不可思议的战争全景图也随之出现

    在我的眼前”。

    1916 年2 月，当卢森堡从巴尔尼姆街的女子监狱获释时(这次只被

    关押了几个月)，千余位支持她的女性当面向她表达了敬意。她们因为她

    而聚集在一起，此刻则簇拥着她回家——那里早已被她们用礼物填满。“精

    心栽培还附赠了花盆的花朵、各种亲手制作的点心、罐头食品、水果蛋糕、茶包、肥皂、可可、沙丁鱼和最好的蔬菜——应有尽有，就像在熟食店

    (真正可靠的生活，是一切都经过烘烤之后，封装进罐头，由女人们保

    管)。”“当你看到这些支持我的女人的时候，”她写信给蔡特金，“对你来

    说这大概是难得由衷的快乐。”而在同一天的晚宴上，这些女人中的代表

    告诉卢森堡，示威游行活动已经被“完全自发”地准备妥当。她们热爱她，因为她“敢于与党的领导人针锋相对”，同时因为这样的原因，那些党内的

    高层人士其实更希望看见卢森堡一直被关在监狱里，而非平安出狱。这些

    女人早已将卢森堡的声音与观点视作完全正确的言论，而卢森堡自己则感

    到遗憾，因为这似乎成了她能量的源泉。但她到底还是一个被淹没者。她

    思索着，写信给蔡特金，想要以“令人蒙羞的号叫”寻找解脱，但最后慰藉

    她的，是考虑到自己不过是“人们悬挂、标记因个人挣扎而衍生的普遍意

    志的一根木杆”。

    卢森堡与女权主义的关联是复杂的。这并非由于她作为一个女人，尤

    其是一个犹太女人的独特身份。正如奈德尔提到的，对于女性问题，她想

    要的，既不是“要求特权”，也非“承认弱势”——好像不管怎样，女性本身

    就意味着不公正的存在。尽管自身遭遇了如此多的歧视，但卢森堡依旧是

    个男女平等主义者。“你打算来参加妇女大会吗？”她1911 年给露易莎写

    信，“我可是个男女平等主义者!”她最好的朋友克拉拉· 蔡特金是德国社会

    民主党妇女运动的领袖，同时还是《平等报》(Gleichheit)的编辑。1911

    年第一次国际妇女节，正是来自她的背后策划。“你打算何时给我寄一封

    信，详细探讨一下妇女运动的事情呢？“1911 年卢森堡给克拉拉写信道。

    而除了是生活上的知己，无论是关于战争，还是修正主义，两人在党内所

    有的主要事务上永远都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真正的战友。于是她们自然也

    成了那些“更希望看见卢森堡一直被关在监狱里，而非平安出狱”的厌女症

    患者的攻击目标。在 1919 年卡尔· 考茨基写给倍倍尔的信里，他指出：“这

    两个女人，正打算发动威胁到党内所有主要的攻击。”(这好像是说，即

    便是在革命斗争最核心的地方，女人反倒成了最可怕的敌人)。1918 年，卢森堡恳请克拉拉在《红旗报》上为女性写些什么。“这(问题)已经变

    得愈加严重，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了解究竟为何会这样。”而随后，当事态愈加紧急，她开始央求克拉拉创办一份双周、每周，甚至是每日发

    行的妇女报刊。“每一天的流逝都是一种罪过。”

    于是，人们通常以为卢森堡对女性问题的看法是滞后的，尤其与她激

    进的革命观念相比。然而这显然是种误读。事实上，自 1902 年到 1914 年，她对女性问题的探讨贯穿她整个政治生命最活跃的时期。期望实现女性权

    利全部解放，是她离开波兰社会党最主要的原因。她将女性政治权利的匮

    乏看作“死去过去的残余物”，将保守派的主张看成“披着神权主义外衣的

    王权的复辟”。她很清楚，对于她的反对者而言，女性解放无疑是兼具了

    “惊骇”与“厌恶”的事情——她自己便亲历过不止一次由于女性的过多质询，而使男权主义者们产生本能的厌恶。但这种伸张，对于她而言又是一次

    “大胆且宏伟的冒险”。它势必将带来“一股强劲而清新的风”，“清理干净当

    下令人窒息的陈腐空气、庸俗的家族生活，使它准确无误地实现自我擦除

    ——甚至在政党成员、工人、领袖之间也同样如此”(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

    “久病在床的老人害怕任何一丝凉爽的风”)。也许是尽管渴望家庭生活，却从未真正置身其中的缘故，她认定所谓“资产阶级女人”将拥有的特权必

    定是个陷阱：“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女人，她的世界不过是一间房子，而

    对于无产阶级女性，她们拥有的则是广阔的全世界。”资产阶级女性是“社

    会躯干的寄生虫身上的寄生者”。无独有偶，在 1911 年问世的《妇女与劳

    动》(Women and Labour)这一论著里，英国女权主义者奥莉芙· 施赖纳

    (Olive Schreiner)同样使用了“寄生虫”这个比喻，来形容资产阶级女性的

    生存状态(她们的地位将比工人身份的女人更加低下，甚至还不如平民阶

    层的女性)。

    卢森堡并不认为女性解放运动需要依赖合适的时机。在她看来，女性

    在由男性主导的现实政治中赢得平等地位是必然的事情。女性的压抑是

    “桎梏中人们的遭际的一个分支”。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解放斗争要为阶级

    斗争让位——人人都应当是自由的。这同样也是今天的“后女权主义”需要

    注意的根本性问题[15]。万事皆相关，这句格言同样体现在社会主义女权主

    义之中——如果忽视这世界肆虐的不公与邪恶，女性解放运动显然就是一

    纸空谈。

    最关键的，是卢森堡坚信女性的政治参与，将为其带来一种道德上的

    推进，一种不同以往的印记与心灵品格。她在她 1907 年的“致国际社会主

    义妇女大会的信”里写道，只有女性才能恢复社会主义的道德模范地位。

    在这封信最后，她希望社会党国际局(International Socialist Bureau)可以

    重视克拉拉的女权运动报纸《平等报》——尽管这提议始终也没能实现。

    她坚持，国际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不能以一种“纯机械化的方式来完成”。

    女性平等的实现也就因此成了卢森堡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正如我们

    在她给她的女性朋友的信件里，以及在这一章的叙述中所看到的，这释放

    了她最饱满的生命激情。与此同时，她也触发了她最旺盛的生命力，生发

    了有关生命意义与目的的思考与反馈：她向玛蒂尔德· 乌尔姆论证如何成

    为自己；给索菲亚· 李卜克内西讲述“水牛的故事”；告诉露易莎· 考茨基真

    正的生命应当“穿透屋顶”，飞向无穷；和亨丽特· 罗兰· 霍尔斯特探讨灵魂

    本身无尽的可变性。似乎她的使命，就是和这些女人探讨没有答案的问题

    ——似乎这些讨论，也只是她为了自己的思考搭建的临时空间。

    ※

    当卢森堡在1919 年被杀害时，整个欧洲局势已经岌岌可危。这片大

    陆即将成为那些被她所厌恶并努力想要击败的罪恶的牺牲品，正义无反顾

    地走向一个无比黑暗的未来。我们通过回溯历史才得知这些真相，但在我

    们这样做之前，我们需要记住，在她的时代，并没有一个如她一般的先驱，为她照亮通往真相的道路。她思维的清晰是空前的，而她所仰赖的基础又

    是如此脆弱——那基础仅仅是自由与内心的不可知之间的联系(“我并不知

    道成为人的方法，我只知道想要拥有一个完整的人格，往往需要孤身一

    人”)。正如我们常常见到的，一个厚颜无耻地拥有了过多身份和与外物

    联结的人，往往不会走得太远。对于那些信仰卢森堡的女性，她们或多或

    少会在生命中或是思想上制造一些令人吃惊的内容，而她们中的每一个，大概都直接或间接地从卢森堡的著作中汲取了养分。卢森堡是对这世界不

    公最杰出的讽刺者，我在这里要举出最后一个例子，而这个例子同样与今

    天的女权主义运动有关：她曾在自己 1912 年的演讲“女性的狂暴与阶级斗

    争”中，质询为何音乐厅里的“用双腿为老板赚取利润”的舞女就是优秀的

    劳工，而靠着双腿不停奔波，操持家务的广大妇女就不是呢？我们或许可

    以猜测，她在这里谈论的是钢管舞[16]。靠着“女人的双腿”这一令人印象深

    刻的意象，卢森堡用自己的语言，谴责了那当时再普遍不过的“下流的牟

    利方式”，展现了那在兴奋与厌恶的战栗中，自愿担当为世界贪婪所献祭

    的“贡品”的悲哀。如果她的表达“野蛮而疯狂”，那也正是她所坚持的——

    她正是希望将这“野蛮与疯狂”的现代世界的真相揭露给毫不知情的人们看。

    而这和我们道貌岸然的所谓文明世界相比，显然是不得体的。于是对于我

    们来说，如果真的要向这样的世界宣战，卢森堡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承担

    的，是自己会一点点变得疯狂的风险。

    【注释】

    [1] 指在 1921 年一群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水手、士兵及其平民支持者发动反对喀

    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叛乱事件。他们要求言论自由、停止关押入集中营、改变苏联

    战争政策、停止共产党对苏维埃的控制以及允许更多的私人财产，随后被镇压。这是苏联

    在解体前发生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叛乱。——译者注

    [2] 俄国革命在最初为了得到周边民族的支持，实行了民族自决原则，鼓励周边民族

    独立并建立自己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希望以此来换取良好的国家周边环境，但事与愿违。

    独立后的民族国家纷纷成为反革命的先锋，因此卢森堡认为所谓的“民族自决权”只不过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