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群。

    紧相邻，从悬崖之上俯瞰着地中海，其中心区域的大殿是最后建成的。马耳他岛神庙是地中海最古老的大规模

    1.穆那德利亚(Mnajdra)神庙是马耳他岛神庙遗址群中的一间。这些神庙建自公元前4000～前3000年，紧

    岛与戈佐岛的拟人化形象，两个隆起之处分别代表这两座岛屿。

    2.图为16厘米长的“睡美人”，藏于瓦莱塔国家考古博物馆。这可能是一个地母神的形象，也可能是马耳他 3.基克拉泽斯群岛上大多数小型陶像都是女性形象，可能代表死者的同伴。她们或是仆人，或是另外一个世

    界的灵魂。5.约公元前1500年产自克里特的一个陶瓶，是使用章鱼的肢体来表现流动与自然意象的米诺斯陶罐之一，它

    已经完全脱离了埃及与叙利亚的样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岛屿风格。

    白色与简洁的造型会给人以误导，因它原本很有可能是彩色的。

    4.来自基克拉泽斯群岛中的克罗斯岛(Keros)的女性头像，于公元前3千纪前半叶以当地大理石制成。它的

    或酒罐，似乎来自克里特岛；其他的一些物品和动物则可能来自南部邻邦。

    贡赋。此壁画描述的便是这一场景，画上还有十分自负的文字：“诸邦皆臣服于吾王。”有一些贡品，如油罐

    6.法老的维齐尔莱克米尔坟墓中的一幅壁画(约公元前1420年)。莱克米尔的职责之一是收取和处理邻邦的7.在约公元前1500年的大火山爆发前，锡拉岛的阿科罗提利是一个主要的贸易与航运中心。这幅绘制于公元

    前16世纪的壁画展示了阿科罗提利的港口与来往于地中海上的划桨船。

    8.迈锡尼的一个金箔死亡面具(约公元前1500年)，出土于一处贵族墓葬。正如荷马所言，“迈锡尼富有黄

    金”，且由一些讲希腊语的贵族武士统治，他们后来深受米诺斯文化吸引。这些面具可能模仿了伟大的法老们

    所带的死亡面具。9.早期腓利士人为他们的首领制作的黏土人面，该人面上没有覆盖其爱琴海的先祖们曾经使用过的金箔死亡

    面具。该黏土人面发掘于以色列北部的伯善。

    10.这一公元前12世纪的迈锡尼“武士瓶”上描绘了一队士兵，其佩戴的有角头盔具有典型的入侵者与雇佣兵

    的特征，埃及人称这些入侵者为沙尔达纳人。士兵们的其他装备则与荷马笔下英雄们的盔甲相似。11.出现在上埃及拉美西斯三世哈布神庙(公元前12世纪早期)墙壁上的腓利士人形象。该神庙雕带上的图像

    主要用于纪念拉美西斯三世对所谓“海洋人”的胜利。

    12.公元前9世纪晚期，腓尼基商人在撒丁岛南部的诺拉建立了一个聚落。图中是为一座神庙的建成而写的献

    词，该献词是西地中海现存最早的闪米特字母铭文之一。13.这是约公元前400年于迦太基刻成的一块石碑或石匾。从图中人物的头饰判断，该石碑展现的是一位祭司

    将一个被选为祭品的孩子带向祭坛的场景。

    14.迦太基船只的模型。该模型是一盏油灯，于公元232年被献给贝斯马利斯(Beithmares，在今黎巴嫩境

    内)的宙斯神庙。尽管它是一件晚期物件，但对我们了解腓尼基和迦太基船只的外形提供了一些启发。

    15.腓尼基银币。币上刻有一艘腓尼基船只，还有一只被希腊人认作海怪的海马。16.该基吉陶瓶上描绘的是希腊步兵或重装步兵间的一场战斗。该陶瓶出土于罗马北部的维爱附近，为约公元

    前600年的作品。伊特鲁里亚贵族所需的科林斯陶器的数量是极为惊人的。

    17.巴拉瓦特城亚述王宫的青铜门饰。门饰中的腓尼基人带着贡品穿过地中海，然后经陆地到达亚述王宫。18.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一个以黑色图案装饰的兑酒器，由雅典艺术家埃克斯基阿斯制作完成，后被出口至伊

    特鲁里亚的乌尔奇，它出土于那里的一座坟墓。它是一盏浅酒杯，上面的图案描绘的是酒神狄奥尼索斯在被伊

    特鲁里亚海盗抓捕后，将他们变成海豚的故事。19.公元前6世纪晚期塔尔奎尼亚一处墓葬中的壁画，展现了狩猎与捕鱼的场景。这幅伊特鲁里亚壁画上的欢

    快场面很明显受到爱奥尼亚式希腊艺术风格的影响。

    20.伊特鲁里亚地区的一块书写板(公元前7世纪)，它发现于马尔西利亚那城，可能被用于教授字母。这块

    书写板是可证明古风时期的希腊语字母被引入伊特鲁里亚地区的最早证据。这些字母像腓尼基字母一样由右向

    左书写，其中有一些写法如delta被伊特鲁里亚人放弃，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发音。21.“这是神庙，是国王塞法利·维历阿纳斯向乌尼-阿斯塔特敬献的神像的所在地……”这是1964年发现于伊

    特鲁里亚沿岸的皮尔吉的三块金箔记事板之一。在这三块记事板中，其中两块的文字为伊特鲁里亚文，另一块

    上的文字是腓尼基文。它们记录了公元前6世纪卡埃里国王的一次献祭。

    22.公元前474年，叙拉古僭主希伦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库玛取得对伊特鲁里亚人的海战胜利，他因此向奥林匹亚山上的宙斯神殿敬献了一顶敌人的壶状头盔，上面写有：“希伦，宙斯之子，叙拉古人之子，狄诺美涅斯之

    子，库玛的提色尼安人。”

    23.撒丁岛中部奥罗洛(Orolo)的防御石塔是迄今保存得最好的史前城堡遗迹，数千座这类石塔曾在岛上星

    罗棋布。其中许多石塔周围曾环绕着一些村落，如图中的这座。它建于公元前1500～前900年，在此后数个世

    纪中一直被人使用。

    24.早期撒丁岛人开发了岛上的矿藏，而且他们都是天才的工匠。这艘约铸造于公元前600年的青铜船可能是一盏油灯。在距此地很远的伊特鲁里亚也出土了一些这类青铜器物。

    25.佩里安德在公元前627～前585年统治着科林斯，积极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他被视为严苛的独裁者，但

    人们同时也称颂他的智慧与公正。

    26.这尊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在他去世之后完成，亚历山大被塑造为太阳神。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1年造访了埃及太阳神阿蒙-拉的神殿，并希望埃及人像崇拜阿蒙-拉一样崇拜自己。他死后，古代埃及和希腊的宗教思

    想在托勒密时期融合了。

    27.最著名的古伊比利亚雕塑是“埃切尔夫人”胸像，即一尊戴着精美珠宝的女祭司或女神的公元前4世纪的

    雕像。它体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但也与著名的古代伊比利亚文明的其他留存至今的等身雕像有相似之处。28.萨拉皮斯崇拜是由埃及的托勒密一世推动的。萨拉皮斯选择性地融合了公牛神阿匹斯、复活之神奥西里

    斯，以及一些希腊神祇，包括宙斯和狄奥尼索斯的特点。

    29.公元前3世纪，迦太基将军哈米尔卡·巴尔卡(即汉尼拔的父亲)在西班牙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并发行了货

    币。钱币上的希腊式图像是他本人或麦勒卡特神的肖像。这种图像可能有把哈米尔卡比作麦勒卡特的意图，麦

    勒卡特之于布匿人类似于赫拉克勒斯之于希腊人。30.尼禄(死于公元前68年)时期纪念谷物贸易的铜币。谷神席瑞斯手持麦穗面朝手持象征丰收的羊角的丰收

    女神安诺纳。在钱币上同样清晰可见的还有一个放置了称量谷物的秤的祭坛，以及一艘运粮船的船尾。

    31.托勒密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克莱奥帕特拉，她是十分文雅却又非常残酷的埃及统治者。她与恺撒和马克·安

    东尼的爱情故事最终为她的王朝带来灾难，她的国家因此被罗马占领。

    32.尼禄时期发行的标志奥斯蒂亚新港落成的钱币。这枚钱币上的微缩图像惊人地展现了从不同角度看到的不

    同种类的船只。33.图中的大型罗马战船也就是五列桨战船正准备参加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角海战。该浮雕来自于普莱奈斯

    特，也就是今天位于罗马东南方的帕莱斯特里纳。34.这幅精妙绝伦的壁画展示了那不勒斯附近的港口(有可能是普特奥利)内的来来往往的船只。这幅壁画装

    饰的是斯塔比亚的一所房子，该建筑在公元前79年维苏威火山的爆发中被掩埋。35.拉文纳的圣阿波里纳尔大教堂的镶嵌画，画中展示了克拉西斯港口的拜占庭舰队，以及该港口令人印象深

    刻的防御工事。36.奥斯蒂亚犹太会堂的飞檐，上面是七烛台(menorah)的图案，这是罗马帝国晚期的犹太人的一个象征符

    号。该犹太会堂在公元1～4世纪一直被犹太人使用。37.奥斯蒂亚犹太会堂中的一则2世纪铭文，纪念会堂内供奉法律经卷的约柜之落成，约柜的修建由闵迪斯·福

    斯特赞助。这块石板上的文字主要是希腊文，也就是罗马时期的犹太人日常使用的语言，此外铭文中还杂有一

    些拉丁文字。38.12世纪初，黄金祭坛被摆在了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主祭坛上。这幅金箔画描述了828年威尼斯人从亚历

    山大偷出圣马可的遗骨后，乘船回到威尼斯的场景。39.在一张1885年的照片中我们可看见依一处陡峭半岛而建的阿马尔菲，它在中世纪早期是一个由商人构成的

    活跃社群的所在地。即使在11世纪其影响力最强的时期，它也只是一个小村庄，其船只如图所示沿海湾停

    靠。它始终是一个小城镇，但其山顶的修女院现在已经成了一间豪华旅舍。40.装饰在比萨好几间罗马式教堂外的重釉着色大陶盘会在阳光下闪耀光辉，它们彰显了比萨商人已深入穆斯

    林的土地，这些陶盘的制造技艺便来自伊斯兰世界。图中的陶盘可能出自马略卡，其上有一艘扬帆航行的穆斯

    林海船的图案，旁边还有一只小船与它同行。41.商栈一般是有拱顶装饰的两层建筑，中间有一个正方形天井。建于十字军时期阿克城的王室商栈是征收税

    费和收购货物的地方，现在被称为廊柱客栈。土耳其人重修了该建筑，但很好地保留了其原来的形制。意大利

    商人在阿克的其他地方也建有他们自己的商栈。42.这四匹神采飞扬的马是古希腊的艺术品，曾被用来装饰君士坦丁堡的竞技场。威尼斯人在第四次十字军东

    征时期将其从君士坦丁堡夺走。在风化之前，它们一直傲然耸立在圣马可大教堂的入口上方。43.来自休达的穆斯林学者伊德里西王公一直是西西里诺曼国王的地理学助理。尽管他12世纪的手稿没能保存

    下来，这幅中世纪晚期的地图很可能是仿照其手稿中的原图绘制的，地图的上部是南方，因此地中海位于右下

    方，亚得里亚海则深入欧洲内陆。

    44.14世纪早期在马略卡岛绘制的波托兰海图。撒丁岛位于中央，马略卡岛十分显眼地被加泰罗尼亚君主的旗

    帜标出。地名被密集地标在海岸线上。45.这幅13世纪的壁画描绘了1229年阿拉贡王詹姆斯一世攻克马略卡城的情景。这些事件也被记录于国王詹姆

    斯的自传中。该书用加泰罗尼亚语写成，是自中世纪以来的第一部王室人物传记。

    46.艾格莫特意为死水，建于卡马格(Camargue)边缘，是从法兰西进入地中海的贸易基地和十字军东征的

    出发地。其保存良好的建筑大多建于14世纪，当时此地是其前竞争对手马略卡城统治下的蒙彼利埃的出海

    口。47.热那亚城位于利古里亚地区的阿尔卑斯山与海洋之间，而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1493年出

    版的《纽伦堡编年史》(Nuremberg Chronicle)较好地描绘了城中房屋、塔楼及教堂聚集于海港旁边的情

    景，图中还有为应对12世纪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一世带来的威胁而修建的极为壮观的城门(中央最高处)。48.图中为从西南方俯瞰杜布罗夫尼克的景象，该城有15世纪修建的壮观城墙。位于另一侧的海港在图中依稀

    可见，谷物仓库在右侧高耸的建筑群中。城区被斯特拉顿大道平分，大道一直伸展到斯庞扎宫右边，该宫殿现

    在保存着关于这座城市的丰富档案。犹太人的生活区位于斯庞扎宫的左侧。49.15世纪时，巴伦西亚内陆的马尼塞斯(Manises)是生产用于装饰的重釉陶器的主要中心。图上的这只碗

    上绘制了意大利佛罗伦萨阿格利家族的盾形徽章。意大利贵族是西班牙-摩尔陶器的狂热购买者。在摩尔人技

    术的启发下，信奉基督教的陶工们逐渐垄断了陶器的生产，但在有些陶器作坊中穆斯林与基督徒一起劳作。

    50.这一用于献祭的货运船模型是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珍稀文物，它最初被收藏在加泰罗尼亚的马塔洛。它长

    约120厘米，宽约50厘米，制作时间约为1420年，部分制作原料是产自地中海地区的桑木，船体则由经过打磨

    的地中海风格的平板构成。51.巴伦西亚华美的凉廊修建于1483～1498年。图中这间由高高的廊柱支撑的大厅曾被用于进行商业交易活

    动，而另一间屋子则是巴伦西亚商业法庭所在。在飞檐之间可见到称颂公平交易的铭文。52.以《海事代理法》(Consulate of the Sea，又译《康索拉度海法》)而著称的海商法是制约巴伦西亚

    和加泰罗尼亚跨海贸易商人的商务法规。它的印刷版本出现于1494年。图中这份较早期的手稿描绘了国

    王“慷慨者”阿方索(亡于1458年)被其廷臣围绕的画面，它提醒我们，地中海上的政治和商业帝国离不开

    国王和商人的密切合作。53.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像。他被称为“征服者”，以强调是他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他痴迷于意大利文

    化，命令意大利艺术家真蒂莱·贝利尼就任于他的宫廷，这幅图在1481年穆罕默德去世不久前方才完成。54.穆罕默德在晚年对拉丁人的基督教世界发动了野心勃勃的征伐，派他的舰队进攻意大利南部的奥特朗托，该城被占领，但他们未能在1480年攻克罗得岛。这里，一幅法兰西微型画描绘了土耳其人被打败，被迫向医

    院骑士团妥协，图中可见城墙沿线和海边城堡上的骑士团旗帜。55与56席兹尔(左)，亦称海雷丁或巴巴罗萨(死于1546年)，是一个最无法无天的柏柏尔海盗；他把基地

    建在阿尔及尔，由此出发攻击梅诺卡岛和意大利，并在法王法兰西斯一世的邀请下于土伦越冬。这幅画是纳凯

    普·雷斯·海达尔(Nakkep Reis Haydar)的作品，他自己就在海上服役。安德里亚·多利亚(右)出身于最显

    赫的热那亚家族。他曾服务于法王，但又于1528年离弃他转投查理五世。他是海雷丁的强劲对手，且取得了

    重要的胜利，如在1532年收复了希腊南部的科伦。57.1534年突尼斯爆发继承战争，海雷丁奉命指挥一支派往突尼斯的奥斯曼舰队。查理五世被卷入这场战争并

    于1535年重新占领突尼斯。西班牙人在哥莱塔(Goleta)附近的突尼斯潟湖区(Lac de Tunis)建立了一

    座城堡，该城堡至今仍屹立于此。此画是系列挂毯中的一幅，展示的是西班牙人攻击哥莱塔的场景。58.大约有15万西班牙穆斯林后裔，即摩里斯科人，于1609～1614年被驱逐，即使一些人宣称他们已经改信

    基督教也不能幸免。这幅佩雷·奥罗米格(Pere Oromig)和弗朗西斯科·佩拉塔(Francisco Peralta)的作

    品描绘了他们由巴伦西亚城北的繁荣港口比纳罗斯(Vinaròs)撤离的情景。

    59.这幅威尼斯绘画记录了一支小型威尼斯舰队于1661年5月，在克里特岛海域战胜了17艘土耳其船。此时，威尼斯人已经失去了克里特岛的第二大和第三大城市，但依然紧紧守住干地亚(即伊拉克利翁)；1669年，他们最终丢掉了克里特岛。60.1756年，法国人攻击英国人占领的梅诺卡岛马翁。图中最显眼的位置就是守卫着地中海最大天然港口入口

    处的圣菲利普堡。法国人认为英国人出现在土伦附近是对其地中海舰队的直接威胁。

    61.1757年3月14日在“君主号”(HMS Monarch)军舰后甲板上处决海军将领宾。宾是英国政府和海军部的

    替罪羊，他们派他以不足以胜任此次任务的少数船只和人员去解救梅诺卡岛。正如伏尔泰的著名评论所言，宾

    之所以被处死，是为了激励其他人(Pour engurager les autres)。62.海军上将费奥多·乌沙科夫(1744～1817年)是地中海上的俄国舰队指挥官，他从法国人手中夺取了爱奥

    尼亚群岛。2000年，他成为俄罗斯海军的保护神。

    63.这幅萨缪尔·胡德的肖像是詹姆斯·诺斯科特(James Northcote)的作品。胡德子爵从1793年起任地中海

    英国舰队司令。与纳尔逊一样，他是一个教士的儿子。在他的指挥下，英国占领了土伦，并将科西嘉纳入了英

    国王室的统治下。64.德国贵族斐迪南·冯·霍姆佩茨是统治马耳他的最后一任马耳他主权军事教团或圣约翰骑士团总团长。他于

    1797年获得任命，一直统治到拿破仑占领该岛的前一年。

    65.斯蒂芬·迪凯特是第一位美国海军英雄，他的名字仍然镌刻在美国战舰上。1803年和1804年，他指挥了著

    名的利比亚的黎波里港攻坚战。他的英勇行为标志着美国人之勇武战胜了柏柏尔人的暴力。66.赛义德港是为管理苏伊士运河而建立的新城。在这张摄于1880年的照片中，船只正等着驶入运河。在照片

    的中间偏左是一艘船帆与蒸汽动力并用的装甲船。

    67.的里雅斯特城中杂居着讲德语、意大利语、斯拉夫语的基督徒和犹太人，是奥匈帝国通向地中海的门户。

    此照片摄于1890年前后，展示了属于奥地利劳埃德公司的码头周围地区。劳埃德公司是城中最重要的航运公

    司，它的大股东们有多样化的民族背景。68.亚历山大的大广场也以穆罕默德阿里广场而著称，这是它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的样子。整齐的广场传递

    出亚历山大成为位于非洲的欧洲城市的愿望。这里建有多个国家的法庭以处理商务案件，也是在这里，纳赛尔

    将军于1956年发表了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激动人心的演讲。69.意大利试图将其占有土耳其所属利比亚的行为描绘成欧洲文明使命的一部分，这幅在1911年10月刊于一家

    法语杂志的图画强化了上述理念。图中手持自由火炬的女神引领的意大利军士足以吓跑胆小、原始的原住民。70.法国海军拒绝加入英国舰队且撤至中立海域的行为致使丘吉尔于1940年10月授权英军攻击停泊于米尔斯克

    比尔港的法国战舰。法国人对英国人此举的怨恨导致双方外交关系的决裂，也导致被击败的法国同英国的关系

    在二战的大部分时间都很恶劣。

    71.1943年7月，英国军队在西西里岛登陆，作为盟军进军意大利半岛战役的第一阶段。盟军对撒丁岛的佯攻

    导致德国人以为盟军要进攻的目标是撒丁岛而非西西里岛。72.满载4500名来自中欧和西欧的犹太难民的船于1947年10月7日在英占海法靠岸。其中许多想要进入巴勒斯

    坦的难民被送进了塞浦路斯的难民营。

    73.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了自由法国的抵抗，并于1958年当第三共和国纠结于法国对阿尔及利亚

    的统治时控制了法国政府，他最初承诺要保持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图中为他 1958年6月对阿尔及利亚

    的访问，他使那里的法国居民甚为振奋。74.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西班牙发明了假期项目套餐，于是出现了使其感到后悔的一些后果：海滨地区人满

    为患的酒店、餐馆及酒吧，以及拥挤得难以插足的海滩，如图中的加泰罗尼亚的滨海略雷特(Lloret de

    Mar)。同样的场景在法国、意大利、希腊、塞浦路斯和以色列的多处海滨也很常见。

    75.20世纪末，欧盟的地中海沿岸和岛屿成为被严密监控的前沿，来自非洲和亚洲的移民活动被严格控制。图

    中，一群来自非洲的移民试图在临近直布罗陀海峡的西班牙海岸登陆。本书获誉

    人物形象丰富多彩……阿布拉菲亚轻松且热情洋溢地展示了他的学术成就。就其本质而言，本书是

    一部人类历史，一部扣人心弦、富有世俗色彩、血腥、妙趣横生的人类历史。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金融时报》

    这是一项可以为普通读者接受的非凡学术成就，任何一个因分散的地中海历史碎片而产生兴趣的人

    在阅读此书后都将获益匪浅。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难出现能够与本书抗衡甚至类似的作品。

    ——罗杰·克劳利，《文学评论》

    一本具有轰动效应的书……这部恢宏的历史著作展现了一片狭长的海域是如何变成人类文明的交汇

    之地的。

    ——汤姆·霍兰，《观察家报》

    在世最伟大的地中海历史学者。

    ——安德鲁·罗伯茨

    在评价阿布拉菲亚取得的成就——他对史诗场面的描绘、对细节的敏锐观察与清晰的语言风格

    ——时，任何评论都显得苍白。他在书中描写了大量无畏的探险者、焦虑的朝圣者、勇于进取的商

    人、野心勃勃的政客、战战兢兢的难民……真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几乎每一页都充满人文关怀和洞

    见……

    ——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星期日泰晤士报》

    在这本杰出的权威性著作中，地中海显得前所未有的迷人、重要。

    ——BBC历史频道

    这本新的历史巨作歌颂了由多种血统和族群混合而成的航海民族……令人着迷。

    ——伊恩·汤普森，《独立报》

    如果今年夏天想找本历史书读，那就读这本吧。

    ——弗兰克·特伦特曼，《星期日快报》

    研究世界文明中心之一的卓越之作。——托尼·巴伯尔，《金融时报》

    今年出版的最好的历史类图书……引人入胜。

    ——杰弗里·惠特克罗夫特，《观察家报》

    一项惊人的成就……叙述清晰且十分权威。

    ——诺埃尔·马尔科姆，《星期日电讯报》

    一部令人难忘的作品，富有学术价值，笔触幽默，展现了作者对细节超乎寻常的洞察能力，赞颂了

    地中海沿岸人与自然曾经美妙的共生关系中的“易变性”。一本好书。

    ——乔纳森·基特斯，《星期日电讯报》

    权威性的……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一部跨时四千年的史诗之作。

    ——大卫·吉尔摩，《展望》

    书中的叙述雄心勃勃、令人叹为观止且十分专业……一本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著作。

    ——蒂姆·威特马什，《卫报》

    绝妙至极……他是一流的作家，善于用清晰的语言压缩历史，且观察细致入微。他的作品配得上心

    怀感激的广大读者。

    ——《大西洋月刊》目录

    转写与纪年体系

    序

    导言：有多个名字的大海

    第一部 第一地中海(前22000～前1000年)

    一 孤立与隔绝时代(前22000～前3000年)

    二 紫铜与青铜时代(前3000～前1500年)

    三 商人与英雄时代(前1500～前1250年)

    四 海洋人与陆地人(前1250～前1100年)

    第二部 第二地中海(前1000～600年)

    一 紫色染料的贸易者(前1000～前700年)

    二 奥德修斯的继承者(前800～前550年)

    三 第勒尼安人的胜利(前800～前400年)

    四 通往金苹果园(前1000～前400年)

    五 制海权(前550～前400年)

    六 地中海的灯塔(前350～前100年)

    七 迦太基必须灭亡(前400～前146年)

    八 “我们的海”(前146～150年)

    九 新信仰与旧信仰(1～450年)

    十 地中海世界的瓦解(400～600年)

    第三部 第三地中海(600～1350年)

    一 地中海交通(600～900年)

    二 跨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边界(900～1050年)

    三 地中海的变迁(1000～1100年)

    四 “上帝惠赐的利润”(1100～1200年)

    五 穿越地中海的方式(1160～1185年)六 帝国的兴衰(1130～1260年)

    七 商人、雇佣军和传教者(1220～1300年)

    八 “关闭”大议会(1291～1350年)

    第四部 第四地中海(1350～1830年)

    一 想成为罗马皇帝的人(1350～1480年)

    二 西方的变迁(1391～1500年)

    三 神圣同盟与不神圣的同盟(1500～1550年)

    四 白海之战(1550～1571年)

    五 地中海的闯入者(1571～1650年)

    六 绝望中的离散犹太人(1560～1700年)

    七 对其他事件的推力(1650～1780年)

    八 在俄罗斯人的视角下(1760～1805年)

    九 总督、省长与帕夏(1800～1830年)

    第五部 第五地中海(1830～2014年)

    一 昔日二者即将相见(1830～1900年)

    二 希腊人与非希腊人(1830～1920年)

    三 奥斯曼退出地中海(1900～1918年)

    四 四个半城市的传说(1900～1950年)

    五 我们的海——再现(1918～1945年)

    六 碎片化的地中海(1945～1990年)

    七 末代地中海(1950～2014年)

    结语：穿越大海

    扩展阅读

    译后记

    索引转写与纪年体系

    在一本跨越时间如此之长的书中，文字转写是令人纠结的事，完全一致几乎不

    可能做到。我已经尽力做到了信与达。对于希腊名称，我拒绝了被长期使用的不合

    理的拉丁化形式，除非是像埃斯库罗斯(Aeschylus)这样的人物；对于这些人，如果换一种写法，一些非专业人士可能就会无法辨认。因此，我使用了

    Herodotos(希罗多德)和Sophokles(索福克勒斯)，并使用了Komnenos(科穆

    宁)而不是Comnenus来指代伟大的拜占庭王朝。在描述此后几个世纪时，情况更为

    复杂。古代的Thessalonika(塞萨洛尼卡)成为奥斯曼人的Salonika(萨洛尼

    卡)，然后又是当代希腊的Thessaloniki(塞萨洛尼基)。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地方

    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名字，从Epidamnos(埃比达姆诺斯)，到Dyrrhachion或

    Dyrrachium(都拉基乌姆)，再到Durazzo或Durr?s(都拉斯)。我在提到不同时

    期时使用了不同的名称。相似的问题出现在希伯来语、突厥语和阿拉伯语的名称

    中。对克罗地亚和黑山沿岸，我更倾向于使用斯拉夫语名称，因为人们现在还在用

    它们，因此我使用了Dubrovnik(杜布罗夫尼克)而不是用Ragusa(拉古萨)，但

    是(由于缺少对于这里的居民相对文雅一些的称呼)我称这里的居民为“拉古萨

    人”。

    另一个易引起争议的问题是是否使用基督教的纪年方式，即使用BC、AD，还是

    现代人的替代品BCE和CE，抑或是(就像李约瑟曾经建议的那样)使用简单的符

    号“-”或“+”。鉴于后面两种用法表达的意义同使用BC或者AD是完全一致的，因

    此，我不认为它们有什么优越之处；那些不喜欢使用Before Christ(BC)和Anno

    Domini(AD)的人可以选择用一些其他的词组来解读BC和AD，如“Backward

    chronology”(有编年史以前的)和“Accepted date”(人们公认的时间)。序

    “地中海史”可谓寓意颇多。本书是一部地中海海洋的历史，而非其周围陆地

    的历史；具体而言，是一部穿行于大海之上、居住在沿海港口和海上诸岛之民族的

    历史。本书的主题是探求地中海在不同程度上被整合为单一的商贸、文化甚至(在

    罗马人统治时期)政治区域的过程，以及诸整合时期是如何在剧烈的瓦解——或因

    战争或因瘟疫——中结束的。我将地中海的历史分为五个不同时期：第一地中海的

    下限为公元前1200年后的混乱，也就是传说中特洛伊(Troy)陷落的前后；第二地

    中海一直存续至约公元500年；第三地中海缓慢地出现，而后在黑死病时期(1347

    年)经历了一次大的危机；在第四地中海，该地区不得不应对来自大西洋的日益激

    烈的竞争以及大西洋势力的优势地位，这一时期大约结束于苏伊士运河开通之时

    (1869年)；在第五地中海时期，地中海成为进入印度洋的一个通道，并在20世纪

    后半期确立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新身份。

    我的“地中海”完全是指洋面本身、其滨海地区及其岛屿，以及那些为穿梭于

    大海之上的人提供了出发点与停泊点的海港城市。与研究地中海史的伟大先驱费尔

    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对地中海的定义——他有时会将地中海之外的一

    些地方也囊括进来——相比，我的定义略显狭隘。布罗代尔以及后来大多数追随他

    的学者笔下的地中海均指远离海岸线的陆地和满是海水的海盆。另外还有一种趋

    势：一些学者对地中海的定义会涉及橄榄树的种植及汇入海中的河流，这意味着人

    们必须对沿着这些河流两岸定居的传统社会(它们生产的食材和原料是跨地中海大

    宗贸易中的主要商品)进行考察，也就是将从未靠近大海的真正的“旱鸭子们”纳

    入考虑范围。当然内陆——很多事件发生于此，很多物品源自或经过此地——是无

    法回避的，但是本书所关注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涉足大海，最好还能穿越大海进

    行旅行；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直接参与不同文化间的交易，参与宗教或其他思想运

    动；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控制海上路线，他们也许还会进行海上战争。

    不可避免的，在这么一本长篇著述中，决定什么内容应该包含进来，什么内容应该排除在外，着实困难。在书中，特别是在涉及早期地中海的描述中，我本应更

    多使用“或许”、“可能”、“也许”和“大概”等限定词，但这样做有令读者感

    到迷惑的风险。我的目的是描述那些使地中海发生完全或大部分改变的民族、过程

    和事件，而非其周边的一系列微观历史(尽管它们可能也很重要)。故而我将注意

    力集中于我认为从长远来看重要的部分，如迦太基(Carthage)的建立、杜布罗夫

    尼克(Dubrovnik)的出现、柏柏尔(Barbary)海盗的影响或苏伊士运河的开通。

    对宗教的相互影响需要留出探讨空间，因此本书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间的冲突上将

    花费大量篇幅，但同时对犹太教也将给予足够关注，因为在中世纪早期和早期现

    代，犹太人作为商人占有重要地位。当我写到古典时代时，我会大致平衡地论及每

    一个世纪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不希望写出一部“金字塔状”的书，这样的著作往往

    匆匆略过前情，以尽可能快而轻巧地写至现代社会。但是划归于各章节的时间断限

    是极为粗略的，且不同的章节有时会涉及于同一时期发生在地中海不同区域的事

    件。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地中海，其古代时期是由腓尼基人、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

    塑造的；中世纪则由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塑造；在公元1800年之前

    的几个世纪里的塑造者则是荷兰、英国和俄国的海军；实际上，1500年之后，或更

    确切来说1850年之后，地中海在更为广泛的世界事务与商贸活动中逐渐失去了重要

    地位的说法具有一定说服力。在大多数章节中，我会关注我认为可以最好地诠释更

    广义的地中海发展的几个地点——特洛伊(Tory)、科林斯(Corinth)、亚历山

    大城(Alexandria)、阿马尔菲(Amalfi)、萨洛尼卡等。但我强调的是它们在海

    上的来往，以及促成或参与了这些来往的人。这种写作方法的一个结果是，我不会

    像一些读者所期望的那样，花大量篇幅描述鱼和渔人。大多数鱼在海下生存，而渔

    人则往往从某一个港口出发，待捕到鱼后(捕鱼处通常离其家乡的港口有一段距

    离)再返航。总体来说，他们在航行于其他水域时并没有与当地居民和文化建立联

    系。他们只是将鱼带回家，以某种方式加工——用盐做成腌制食品，抑或做成重口

    味的鱼酱——然后正如我在书中会经常提到的，商人们会把这些商品带到海外销

    售；在一般情况下，新鲜的鱼应该是海军船员常备的标准食物。坦率地说，直到20

    世纪初出现了潜艇战，我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地中海的洋面之下。

    我希望拿起这本书的读者能像我享受写作过程一样享受阅读的过程。在企鹅出

    版社(Penguin Books)斯图尔特·普罗菲特(Stuart Proffitt)先生与我的代理

    人海尔斯文稿代理集团(A.M.Heath)的比尔·汉密尔顿(Bill Hamilton)先生的诚邀和鼓励下，本书才得以完成，所以在此我要向他们表达万分感激；同时我也要

    向本书的美国发行商(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彼得·金纳(Peter Ginna)和提姆·

    本特(Tim Bent)两位先生对我的鼓励表示感谢。使我感到特别惬意的是能够拜访

    或多次拜访书中提到的一些地方。地中海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很多好客的东道主使我

    获益良多：直布罗陀博物馆的克莱夫·芬利森(Clive Finlayson)与杰拉尔丁·芬利

    森(Geraldine Finlayson)像以前一样友好地接待了我，不仅让我再次参观了博

    物馆，还让我渡过海峡到达休达(Ceuta)；马耳他大学历史系的查尔斯·达利

    (Charles Dalli)、多米尼克·费内克(Dominic Fenech)及他们的同事，以及

    英国高级专员阿切尔(Archer)女士与英国文化协会的罗尼·米卡莱夫(Ronnie

    Micallef)先生，他们在马耳他堪称好客东道主的典范；马耳他驻突尼斯大使维克

    基安·克雷莫纳(Vicki-Ann Cremona)也在突尼斯市(Tunis)和马赫迪耶

    (Mahdia)给了我极好的款待；穆罕默德·阿瓦德(Mohamed Awad)以热情好客而

    闻名，他带领我游览了亚历山大城；埃德赫姆·埃尔德姆(Edhem Eldem)带领我参

    观了伊斯坦布尔(和亚历山大城)一些未引起人们注意的角落；杜布罗夫尼克克罗

    地亚历史研究所(Croatian Historical Institute)的雷佳·塞斐洛维克

    (Relja Seferovic)也在黑山[新海尔采格(Herceg Novi)和科托尔

    (Kotor)]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雷比涅(Trebinje)]为我提供了巨大

    帮助；爱德华·米拉(Eduard Mira)与我分享了其关于中世纪巴伦西亚

    (Valencia)原初位置的见解；奥利维塔·斯赫纳(Olivetta Schena)不仅邀我

    前往卡利亚里(Cagliari)参加为我已故的朋友、著名的地中海史学家马克·唐格罗

    尼(Marco Tangheroni)先生举办的纪念活动，还让我参观了古代的诺拉

    (Nora)遗址；在赫尔辛基大学历史系与芬兰外交部的邀请下，我得以在一座经常

    被称为“北方的直布罗陀”的要塞城市阐述我自己研究地中海历史的观点；弗朗西

    斯卡·特里维拉托(Francesca Trivellato)准许我在其研究里窝那(Livorno)

    的杰出著作出版前先睹为快；罗杰·穆尔豪斯(Roger Moorhouse)帮我鉴别了一些

    适合本书使用的、非常难以寻找的插图；贝拉·库尼亚(Bela Cunia)是一个极好的

    文字编辑；我的妻子安娜则陪我一起考察了雅法(Jaffa)、尼维兹德克(Neve

    Tzedek)、特拉维夫(Tel Aviv)、突尼斯市、马赫迪耶及塞浦路斯的很多地方。

    由于安娜的宽容，本来已经堆满了中世纪地中海研究资料的家里，又有了堆积如山

    的涉及古代与现代地中海的书。我的女儿比安卡与罗莎已经一起快乐地游遍了地中

    海的各个角落，并用各种话题帮助我充实资料，例如摩里斯科人(Moriscos)与巴

    塞罗那进程(Barcelona Process)。我还要感谢那些在剑桥、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达勒姆(Durham)、谢

    菲尔德(Sheffield)、瓦莱塔(Valletta)及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听我讲演的

    人，他们对我关于“如何书写地中海史”的讲座给予了非常有用的反馈。在剑桥，我收到了来自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简·伦福儒(Jane Renfrew)、保

    罗·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约翰·帕特森(John Patterson)、阿历克斯·

    穆伦(Alex Mullen)、理查德·邓肯·琼斯(Richard Duncan Jones)、威廉·奥莱

    利(William O’Reilly)、胡波特斯·杨(Hubertus Jahn)、大卫·雷诺兹

    (David Reynolds)以及其他一些朋友在参考文献及其他方面的建议；罗杰·达维

    (Roger Dawe)则很热心地赠送了我一册他精心校注的《奥德赛》。查尔斯·斯坦顿

    (Charles Stanton)阅读了本书初稿，并对很多地方进行了修订——当然，书中

    如果还有错误，皆应由我负责。埃利萨·班多(Alyssa Bandow)就古代经济与我促

    膝长谈，帮助我厘清了自己的想法；没有任何研究机构能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

    各个学院相比，因为它们为我提供了与其他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进行交流的平台；

    我还要向给予我激励的凯斯学院的同事们——他们中不仅有我的历史系同事，还有

    保罗·宾斯基(Paul Binski)、约翰·凯西(John Casey)、鲁斯·斯库尔(Ruth

    Scurr)、诺埃尔·苏吉姆拉(Noel Sugimura)、科林·伯罗(Colin Burrow)以

    及维克托利亚·贝特曼(Victoria Bateman)等——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他们的评

    论让我受益匪浅；还要感谢米哈里斯·阿加萨克列乌斯(Michalis

    Agathacleous)，他引导我参观了塞浦路斯南部地区，这给了我极大帮助；古典系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给了我莫大支持，同时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图书馆的马克·斯坦森

    (Mark Stantham)及其他工作人员也给了我巨大帮助。在书稿即将完成的最后阶

    段，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离开那不勒斯了，因为那里发生了火山喷发(不是维苏威

    火山)，当时弗朗西斯科·塞纳托尔(Francesco Senatore)及其好心的同事[阿

    列桑德拉·佩里吉奥利(Alessandra Perricioli)、特雷萨·杜尔索(Teresa

    d’Urso)、阿列桑德拉·科恩(Alessandra Coen)等]极为热情地为我提供了帮

    助，包括让我使用那不勒斯腓特烈二世大学的一间办公室并与他们近距离交流。在

    天气好转之后，由于卡特琳娜·弗莱明(Katherine Fleming)的好意，我有幸能在

    皮耶特拉别墅(Villa La Pietra)，即纽约大学设在佛罗伦萨的学术中心的一次

    聚会中讨论本书的一些主题。在受邀参加了2010年6月于卑尔根(Bergen)举办的

    纪念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获得霍尔贝格奖(Holberg

    Prize)的座谈会后，我在挪威对结语做了进一步完善。谨以本书献给我已故的先祖，在几个世纪里，他们来往于地中海之上：从卡斯

    蒂利亚(Castile)到圣地的萨法德(Safed)和太巴列(Tiberias)，其间在士

    麦那稍作逗留；而后，我的祖父再次从太巴列向西而行，然后我的祖母又经海上返

    回太巴列；他们的同行者中还有我的先辈雅各·贝拉卜(Jacob Berab)——他从卡

    斯蒂利亚的马克达(Maqueda)出发，最终到达了萨法德——以及里窝那和遍布意

    大利全境的阿布拉菲亚(Abulafia)、阿波拉菲奥斯(Abolaffios)、博拉菲斯

    (Bolaffis)家族的成员。本书书名采用了希伯来人对地中海的称呼，它出现在一

    句人们在看见地中海时会背诵的祈祷词中：“耶和华我们的神，宇宙的君主，您创

    造了伟大的海，您是配得称颂的。”

    大卫·阿布拉菲亚

    2010年11月15日书于剑桥导言：有多个名字的大海

    在英语和罗曼语中，以“陆地之间”的海而著称的地中海已经被冠以多种称

    呼：罗马人将其称为“我们的海”(Our Sea)，土耳其人将其称为“白

    海”(Akdeniz)，犹太人将其称为“伟大的海”(Great Sea)，日耳曼人将其称

    为“中部之海”(Mittelmeer)，而古代埃及人则令人疑惑地将其称为“伟大的绿

    色”(Great Green)。当代作家进一步扩充了关于其名称的表示，赋予了它很多

    绰号，如“内海”(Inner Sea)、“环形之海”(Encircled Sea)、“友好之

    海”(Friendly Sea)、多元宗教的“信仰之海”(Faithful Sea)、第二次世

    界大战时期的“苦涩之海”(Bitter Sea)、因与邻近地区互通有无而微生态系统

    遭到破坏的“被腐蚀的海”，以及像一块真正的大陆一样在具有精确边缘的空间内

    包含了不同民族、文化和经济体的“液态大陆”(Liquid Continent)。因此，有

    必要在本书开篇对地中海的范围进行限定。自古代以降，黑海沿岸的谷物、奴隶、毛皮以及水果就源源不断地被运至地中海，但黑海是被地中海商人渗透的海，其居

    民并没有参与地中海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变迁。其与巴尔干半岛、欧亚大草原、高

    加索地区的来往穿越了陆地，黑海沿海因此形成了前景与特征与地中海不同的多种

    文明。而对于亚得里亚海的居民而言，事实则并非如此，因为在斯皮纳(Spina)的

    伊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中世纪与早期近代的威尼斯人与拉古萨人(Ragusans)，以及生活时间更接近当代的的里雅斯特(Trieste)商人的影响下，他们积极地参

    与了地中海的贸易、政治活动及宗教生活。本书中，地中海的边界首先是其自然边

    界，然后是人为的边界。这些边界线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也位于达达尼尔海峡——

    由于达达尼尔海峡起到连接黑海与“白海”的作用，书中的描述偶尔也会涉及君士

    坦丁堡；还在亚历山大城至加沙和雅法的沿岸地区。在本书中，地中海的范围还包

    括地中海沿岸及海上的港口城市，特别是那些不同文化发生碰撞与融合的港口城

    市，如里窝那、士麦那及的里雅斯特等。一些岛屿，主要是那些当地居民放眼岛外

    的岛屿，也是本书的描写对象，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本书中对科西嘉人

    (Corsicans)的描述要少于对马耳他人(Maltese)的描述。与其他作者提供的关于地中海的视域相比，本书的视域可能相对狭窄，但它确

    实统一性更强。很多已出版的关于地中海的历史书籍的主题都是环地中海的陆地

    史，很自然，它们关注的更多是陆地间的相互影响。其中两部著述具有很强代表

    性。佩里格林·霍尔登(Peregrine Horden)与尼古拉·柏塞尔(Nicholas

    Purcell)2000年出版的巨作《被腐蚀的海》(Corrupting Sea)包含很多与地中

    海周边土地的农业史有关的观点，认为地中海史应该至少涉及近海十英里的陆地。

    他们阐述了地中海交通的一些基本方面：联系不同点之间的“通性”，以及当紧缩

    发生之时这种通性的“骤减性”。他们关注的基本是陆地上发生的事件而非海面上

    发生的事件。另一本是在众多地中海史学家间极负盛名的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著作

    《菲利普二世时代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该书于1949年首次出

    版，是20世纪最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起，布罗代尔就引

    领了大批学者关注其所选时代的地中海史研究，还引领了一些学者关注更早或更晚

    时期的地中海史。在他的影响下，还有很多学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地中海，而将研究

    拓展到了亚得里亚海及其他海域。之后，他成为深受尊敬的法国年鉴学派的领军人

    物，赢得很多荣誉，并在其于巴黎高等研究应用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创立的神秘“第六部”担任高职。但其思想的发展十分缓慢。一

    些法国文人，如受人尊敬的诗人、散文家保罗·瓦莱里(Paul Valery，1945年逝

    世)对分布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本土的沿海地区及法国在北非和中东的殖民地

    的“地中海文明”很是痴迷，认为存在“地中海文明”的观点在这三个国家的国民

    间十分流行。布罗代尔的书是他在法国、阿尔及利亚、巴西及德国战俘营中长久深

    思后的产物，其间，布罗代尔的文化探索之旅开始于对过往政治关系(许多法国历

    史学家仍对这一话题抱有兴趣)的深入研究，途中经过了瓦莱里所提出的地中海文

    化认同，以写出上述从地理环境出发认识历史的著作作为终点。就地中海的整体历

    史(而不只是16世纪的地中海)而言，布罗代尔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对

    位于地中海边缘地区的社会如何相互影响的问题，他给出了一个新颖且令人激动的

    回答。布罗代尔方法的核心假设是“所有的改变都是缓慢的”，且“人受制于自己

    无法掌控的命运”。[1]本书在这两方面均持相反观点。布罗代尔呈现给我们的可以

    被称为地中海的横向历史，它主要研究该地区在特定时期的特征；而本书则试图呈

    现地中海的纵向历史，强调其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发生改变。总体上，布罗代尔对政治史，即可被理解为“历史事件”(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的东西多少持轻视的态度。[2]地中海的地理环境被认为对于整

    个海域内发生的事具有决定性作用。他在著作中将政治与战争置于接近结尾之处，而把重心放在其他部分，即环地中海地区的地形地貌，以及地中海本身的重要特

    征，也就是有助于人们决定海上航行路线的季风、洋流等自然因素。事实上，布罗

    代尔所描述的地中海已经远远超出地中海本身，它包括所有那些经济生活受制于地

    中海的陆地：在书中多处，他都成功地将克拉科夫(Cracow)和马德拉群岛

    (Madeira)纳入了探讨的范围。受他启发，约翰·普莱尔(John Pryor)将重点放

    在了季风与洋流带来的局限性上。普莱尔认为中世纪与早期现代的航海家很难在北

    非沿岸航行，强调在春秋两季间通航的重要性，因为这段时间的顺风有助于海上航

    行。与此相反，霍尔登与柏塞尔则认为，在季风和洋流不那么乐观，但在贸易和政

    治上有利可图之时，水手们会准备开辟新的航线。[3]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力造成的

    困难可以凭借技巧与机敏来克服。

    当然，对于地中海的自然特征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地中海所拥有的一些特征

    均源自其内海性质。在久远的地质时期，它是完全封闭的；然后在一千二百万至五

    百万年前，水的蒸发达到了极限，地中海盆地变成了一个深空的沙漠；而后，这个

    盆地被大西洋的海水冲破，一般认为它在不久之后就装满了水。由于河流水系向地

    中海注水的速度远远不及海水的蒸发速度。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令人惊奇，要知道

    当时的一些河流流量极少，它们包括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上的一些小河细流，以及久

    负盛名但算不上大河的台伯河(Tiber)与阿尔诺河(Arno)(酷暑时分，阿尔诺

    河在流经佛罗伦萨之前只是一支涓涓细流)。事实上，也有一些大河汇入地中海，如尼罗河、波河(Po)及罗讷河(Rh?ne)。在欧洲的河流中，多瑙河与俄罗斯的

    河流体系也为地中海提供了间接补给。黑海从大陆深处的几个大河水系引入水流，如此一来黑海就拥有了大量未经蒸发的水流，它们形成的急流经伊斯坦布尔流入了

    爱琴海的东北部。但这仅能补充地中海损失水分的百分之四，地中海海水的主要补

    充来源是大西洋，它可以向地中海稳定地注入冰冷的海水，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平

    衡地中海向外流出的水量。由于蒸发作用，从地中海流出的海水更咸也更重，流入

    的水因此浮在了流出的水的上面。[4]地中海两端都开放的事实对其海洋属性的保留

    至关重要。另一个开放的通道是苏伊士运河，尽管由于河道极为狭窄，苏伊士运河

    对地中海的影响十分有限，但它为地中海带来了生长于红海与印度洋的鱼类。

    从大西洋注入地中海的洋流阻止了中世纪的航海者经常性地由直布罗陀海峡出

    行，但这并未阻止维京人、十字军及其他人进入地中海。主要的洋流自直布罗陀海

    峡沿非洲海岸东行，呈环状绕行以色列、黎巴嫩及塞浦路斯，而后环绕爱琴海、亚

    得里亚海、第勒尼安海，最终沿法国与西班牙海岸返回赫拉克勒斯石柱(Pillars

    of Hercules)。[5]至少在桨与帆的时代，这些洋流是一种重要的动力，可以使船

    只在地中海上的航行更顺利。甚至有证据证明，即使在多风的时节，人们也可以利

    用洋流往返于地中海上。这一地区气候体系的运动倾向为自西向东，故而巴塞罗那

    与比萨之间各港口的船只在春季可以利用季风向撒丁岛、西西里岛和黎凡特

    (Levant)航行。但在冬季，西地中海主要受北大西洋天气系统的影响；在夏季，它则受到停留在亚速尔群岛(Azores)上方的大西洋副热带高压影响。将冷空气带

    入普罗旺斯(Provence)谷底的密史脱拉风(mistral)构成了冬季潮湿多风的气

    候的典型特征，但与之类似的还有意大利和克罗地亚的布拉风(bora)或屈拉蒙塔

    那风(tramontana)。约翰·普莱尔指出，普罗旺斯近岸之所以被称为“狮子湾”，是因为密史脱拉风的呼啸声就像雄狮的吼叫声。[6]尽管现代人描绘的地中海都以阳

    光普照的形象出现，但没有人会低估地中海冬季风暴带来的忧虑和高度危险。有时

    低压天气系统会在撒哈拉沙漠上空形成并向北移动，形成令人不安的热风，它们被

    称为西洛可风(scirocco，意大利的叫法)、西罗科风(xaloc，加泰罗尼亚的叫

    法)或喀新风(hamsin，以色列与埃及的叫法)；大量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红色尘土

    可能会沉降至地中海周围的土地。只要船只的航行还需要依赖帆力，北风占优势之

    时北非沿岸的航行就十分危险，因为这些风可能会将船只吹向沙滩搁浅，而且可能

    使它们在南部地中海近岸触礁。正如普莱尔认为的，地中海北岸的很多险峻岬角以

    及一些小湾和海滨对航海者更有吸引力，但这些小湾也是海盗青睐的便于隐匿的角落或缝隙。[7]在中世纪时期，如果船只于春季自热那亚或马赛出发，沿地中海北岸

    航行，经西西里岛与克里特岛，再绕塞浦路斯到达埃及，那么著名的自西向东的黎

    凡特贸易通道会更易于航行。直到蒸汽机船的出现，才有了从克里特岛抄近路直达

    尼罗河河口的典型实践。尽管没有人能完全肯定地中海的风向与洋流是一致的，但

    古典时期和中世纪的很多文献都提到了来自西北的波瑞阿斯(Boreas)风，这说明

    布拉风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

    气候的改变可能对近海地区土地的生产力有重要影响，进而也会对地中海的谷

    物贸易产生影响。在古代和中世纪，这种贸易十分重要，但之后其地位逐渐降低。

    公元16世纪与17世纪的气候变冷可以解释为何粮田会荒芜，以及为何从北欧进口粮

    食变成了一种常见做法(导致荷兰与德国商人在地中海的实力获得提升)。沿岸地

    区的干燥可以表明气候发生了改变，但更重要的是，人为的破坏通常也是明显的：

    11～12世纪，北非发生了新一波的阿拉伯人入侵，很可能导致人们忽视了大坝和灌

    溉工程，农业也因此蒙受了损失。在罗马帝国晚期，小亚细亚半岛经济的衰落随着

    葡萄园和橄榄种植园的废弃进一步恶化，曾经由这些植物保养的土壤此时已经被冲

    入河流并形成了淤积。[8]在当代，一些大坝，例如上埃及著名的阿斯旺大坝

    (Great Aswan Dam)，已经改变了水流注入地中海的模式，进而对洋流和空气湿

    度也造成了影响。尼罗河的季节循环在人类的作用下才发生了改变，这从而决定性

    地改变了埃及人的经济生活，结束了每年泛滥一次的、曾经被古埃及人视为神明恩

    赐的洪水。但另一方面，地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格罗夫(Alfred Grove)与生态学

    家奥利弗·莱克哈姆(Oliver Rackham)认为人类对地中海环境的影响远不及我们

    认为的那么严重，因为地中海地区的自然环境显示，它对气候和其他方面的变化及

    人为破坏有一种很强的恢复能力。他们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压力并不能决定气候的

    变化，或者说至少在20世纪之前不会；至于侵蚀，虽然要考虑人为的因素，但其发

    生也是符合自然进程的——其在恐龙生活的时代也曾发生。关于人类影响自然的方

    式，经常被提及的是森林的砍伐，其对西西里、塞浦路斯及西班牙沿岸有很大影

    响。砍伐的目的最初是获取用于船只建造的木材，而后则是清理土地以建设新城或

    扩建城镇与村庄，但自然的再生也在同时发生。尽管如此，格罗夫与莱克哈姆对地

    中海的未来却不怎么乐观，因为水资源和鱼类资源被过度开发，一些地区还面临沙

    漠化的威胁，且关于全球变暖的诸多可信预言即使最终只有部分成真，沙漠化的情

    况也会变得更加恶劣。[9]回顾地中海的历史就是观察人与自然的共栖关系，这种关

    系最终可能会走向终结。本书并不否定风与洋流的重要性，但我希望用这本书令读者关注人类穿越地中

    海的经历，或在以海为生的各港口城镇和岛屿生活的经历。在对地中海史的塑造方

    面，人类的影响力要远比布罗代尔所认为的更大。本书涉及了很多政治方面的决

    策：海军应着手征服叙拉古(Syracuse)还是迦太基(Carthage)？阿克

    (Acre)还是法马古斯塔(Famagusta)？梅诺卡(Minorca)还是马耳他

    (Malta)？这些地方的战略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周边的地理环境。这不仅

    和风与浪有关，还有一些其他限制性因素：一艘商船上的新鲜食物和淡水可以满足

    船上成员两周的生活所需，但战船上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存放大量食物和淡水。这

    个简单的事实意味着控制公海是一项艰巨的挑战，至少在帆船时代是这样的；如果

    船只无法进入一些友好港口获得补给和检修，任何国家(或者权力集团)——无论

    其拥有多少艘战舰——都无法在海路上畅通无阻。因此，应将为控制地中海而发生

    的战争看作争夺沿岸地区、港口和岛屿控制权的斗争，而不是争夺公海控制权的战

    争。[10]为了应对几乎一直存在的海盗威胁，与海盗及其头目进行一些暗地里的交易

    是有必要的：可以给予他们礼物和进行贿赂，以换取商船的自由通行。前沿位置是

    极为重要的。科孚岛(Corfu)由于其所处位置，已经被那些企图控制进入亚得里亚

    海的门户的人觊觎了几个世纪。加泰罗尼亚人和英国人先后经地中海建立了一系列

    属地，它们可以很好地为其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然而奇怪的是，那些被选为港口

    的地方通常并不是天然良港，这说明地理优势绝非唯一的考虑因素。亚历山大城因

    经常出现海潮而难以靠近；中世纪的巴塞罗那提供的也仅仅是一片海滩而已；比萨

    只在靠近阿尔诺河入海口处才有些许泊位；甚至到20世纪20年代，到达雅法

    (Jaffa)的船只还需要在海上卸载货物；墨西拿(Messina)的港口则位于靠近激

    流之处，古典时期的评论家将其认定为两大恐怖海妖斯库拉(Scylla)和卡律布狄

    斯(Charybdis)的所在地。[11]

    人类史涉及对一些非理性或者理性决定的研究。这些由个体或群体做出的决定

    在几个世纪或几千年后已很难为我们所理解，且它们在出台之时可能就已经难以理

    解。但是一些小的决定就像蝴蝶扇动翅膀一样，可能会产生巨大影响：公元1095

    年，一位教宗在法国的克莱蒙(Clemont)发表演说，该演说言辞含糊却充满激

    情，进而诱发了长达五百年之久的十字军东征；不同于基督徒的魅力型领导者，土

    耳其互为竞争对手的将领之间的争斗导致1565年奥斯曼陆军与海军在马耳他出人意

    料地战败了——即使在这种时候，西班牙还是冒着失去其王牌据点西西里岛周围海

    域的危险，没有及时地派出急需的援军。地中海上还发生了一些以少胜多的战役：莱山德(Lysander)、劳里亚的罗杰(Roger de Lauria)以及霍雷肖·纳尔逊

    (Horatio Nelson)等有才干的海军将领的胜利改变了地中海的政治版图，挫败了

    雅典、那不勒斯或拿破仑治下的法国的称霸计划。一些杰出商人将其利益置于基督

    教事业之前。历史的车轮在转动，未来还是未知数，人的力量推动着历史车轮向前

    滚动却是不争的事实。

    [1] F.Braudel，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trails. S. Reynolds，2 vols. (London，1972-3)，vol. 2，p.1244；P. Horden and N.

    Purcell，The Corrupting 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Oxford，2000)，p.36.

    [2] E. Paris，La genese intellectuelle de I，oeuvre de Fernand Braudel：‘La Mediter-

    ranee et le monde mediterraneen a Vepoque de Philippe II，(1923-1947)(Athens，1999)，pp.64，316.

    [3] J. Pryor，Geography，Technology，and War：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649-1571(Cambridge，1988)，pp.7，21-4；Horden and Purcell，Corrupting

    Sea，pp.138-9.

    [4] Pryor，Geography，Technology，and War，pp.12-13.

    [5] Pryor，Geography，Technology，and War，p.14，fig. 2.

    [6] Pryor，Geography，Technology，and War，p.19.

    [7] Pryor，Geography，Technology，and War，pp.12-24；C. Delano Smith，Western

    Mediterranean Europe：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Italy，Spain and Southern France since

    the Neolithic(London，1979)-

    [8] See F. Tabak，The Wan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1550-1870：a Geohistorical

    Approach(Baltimore，MD，2008)，and Braudel，Mediterranean，vol. 1，pp.267-75；C. Vita-

    Finzi，The Mediterranean Valleys：Geological Change in Historical Times(Cambridge，1969).

    [9] A. Grove and O. Rackham，The Nature of Mediterranean Europe：an Ecological

    History(New Haven，CT，2001)；O. Rackham，‘The physical setting’，in D. Abulafia

    (ed.)，The Mediterranean in 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2003)，pp.32-61.

    [10] Pryor，Geography，Technology，and War，pp.75-86.

    [11] S. Orvietani Busch，Medieval Mediterranean Ports：the Catalan and Tuscan Coasts，1100-1235(Leiden，2001).第一部 第一地中海(前22000～前1000年)

    一 孤立与隔绝时代(前22000～前3000年)

    1

    在人类来到地中海之前，它已有数百万年的历史了。从人类在海上航行以寻找

    定居地、食物及其他必需品之时起，地中海就成了联系此岸与彼岸的“陆地之间的

    海洋”。43.5万年前，一些早期人类已经定居在毗邻地中海的土地之上，这一点可

    以由建立在现今罗马附近的一处猎人营帐证实。还有一些人在尼斯(Nice)附近的

    阿玛塔遗址(Terra Amata)用树枝搭建了简易棚屋，并在住处中央垒砌了灶台，他们的食物有犀牛肉、象肉、鹿肉、兔肉和野猪肉。[1]我们并不知晓早期人类是何

    时冒险渡过海洋的。2010年，雅典的美国古典学研究院(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宣布，他们在克里特岛(Crete)发现了早于公元前13万年

    的石英手斧，这表明早期人类已经找到一些穿越海洋的方法——尽管他们可能也是

    无意间被风暴带至那里的。[2]直布罗陀岩洞中的发现表明，在2.4万年前，有另一

    个人类种群在眺望大海另一端的摩西山(Jebel Musa)，它清晰可见地耸立在对面

    的非洲海岸上：发现于1848年的首副尼安德特人遗骨属于一个居住在直布罗陀岩

    (Rock of Gibraltar)的洞穴中的女人。最初人们并没有马上鉴定出这些残骨属

    于一个新的人种，直到八年之后类似的骸骨在德国的尼安德谷(Neander Valley)

    出土，该人种才获得了自己的名字，所以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Man)这一种

    群其实应该叫作“直布罗陀女人”(Gilbraltar Women)。直布罗陀的尼安德特人

    从周边海域获取食物，它们包括贝类和甲壳类海洋生物，甚至还有海龟和海豹，尽

    管在这一时期他们的岩洞和海洋之间横亘着一片广阔平原。[3]可是在被晚期智人

    (homo sapiens sapiens，即我们所属的那个分支)统治的摩洛哥，并无证据显

    示当地曾有尼安德特人存在。显然，这两个人种被海峡隔开了。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在地中海上航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今日

    的一些岛屿在当年可通过陆桥抵达，这些陆桥后来因海平面上升而被淹没了。邻近

    马赛的科斯奎(Cosquer)洞穴内有智人制作的石雕，其时间可追溯至公元前27000

    年，而壁画的时间应早于前19000年。该洞穴现在位于海平面以下，但在当时，它距

    地中海沿岸还有几英里。第一个关于短距离航海的有力证据来自旧石器时代晚期

    (the Upper Palaeolithic)，即约前11000年。当时，游访者已踏上希腊基克

    拉泽斯群岛(Cyclades)中的米洛斯岛(Melos)，以寻找用来制作石器的黑曜

    岩，这种石材打制的石刃比燧石更锋利。在西西里岛我们已发现几十个同时期的旧

    石器时代遗址，它们多沿海岸分布。尽管生活在这些遗址中的居民也猎杀狐狸、野

    兔和鹿，但他们以软体动物为主食。他们关注死者，会在死者身上涂一层赭石颜

    料，有时候会给死者戴上项链，然后再将其埋葬。在西西里岛西端，他们占据了现

    在埃加迪群岛(Egadian islands)最东端的几个岛屿(在当时可能是与西西里岛

    相连的小岬角)；莱万佐岛(Levanzo)便是其中之一，约前11000年，他们在那里

    用雕刻和壁画装饰了一个洞穴。凿刻的雕像中有鹿和马，其形象可谓栩栩如生。涂

    绘的壁画更具写意性，人物的构图颇为粗糙，且被鉴定为较晚时期占据洞穴者的创

    作。西西里洞穴的绘图和壁画说明当时存在一个成熟的狩猎采集社会，我们还可从

    其他证据得知他们用燧石和石英制造有效的工具，还创立了包括交感巫术在内的一

    些仪式，旨在获得捕猎的成功。他们用于狩猎的工具有弓、箭和矛；他们居住在洞

    穴和岩穴中，但也会住在露天搭建的营帐中。他们在岛上分布稀疏，尽管他们的祖

    先就地取材制造了将自己运往西西里岛的简单船只，但这些后世子孙并未对海洋做

    进一步探索。[4]

    虽然西西里岛的第一批居民生活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但与其他散布于地中海海滨的数百代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相比，其生活方式并没有显著不同。但这并不是

    说其生活方式过于简单。把他们与澳大利亚或亚马孙的狩猎采集社会的游牧民比

    较，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处于哪种生产力水平，复杂的神话和仪式在过去几千年间

    已经使家族和族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它的发生也是十

    分缓慢的，未必包括可被称为“进步”的因素，因为就技术(如洞穴艺术家所掌握

    的那些)而言，它们可能延续，也可能失传。约公元前8000年，气候渐暖，引发了

    植物群和动物群的变化，这些变化有时鼓励小族群迁徙他处寻找传统猎物，有时则

    促使他们寻找其他替代食物，尤其是来自海洋的食物。由于冰川融化，海平面逐渐

    上升了一百二十米。现代地中海的轮廓已变得清晰可辨，地峡转变为岛屿，海岸线

    基本退至现在的位置。但这一过程非常缓慢，并不是随时随处都可以见到的。[5]

    在这些不停迁徙的人群中几乎不存在社会分化，他们四处游荡以寻找食物，到

    达易于接近的山顶和海湾，从一个定居地迁徙到另一个定居地，来来去去地穿行于

    各聚落。但是当族群对某些特定的区域熟悉之后，他们便形成与环境相适应的饮食

    习俗。或许由于埋葬尸骨和装饰洞穴的缘故，他们对土地有了一种真正的依恋。偶

    尔，石器会不断易手，流传于群落之间，抑或因部落间的冲突而被夺取。总之，他

    们依赖于海洋和陆地提供的野生动物、鱼类和浆果，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尽管人

    口规模很小，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整个西西里岛的人口可能不过数千人，但气候变化

    和人类活动对动物数量的影响日益加深。大量动物开始灭绝，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野

    马，它们先于人类到达西西里岛——当时西西里岛与意大利还是完全连为一体的。

    这些野马被记录在了勒瓦佐洞穴的壁画上，它们是盛宴上的食品。

    从这一过渡时期至约公元前5000年，是我们熟知的中石器时代

    (Mesolithic)，当时石器变得更为精制，但动物饲养、陶器制作及谷物耕种技术

    尚未出现。史前西西里人的食物转向了海产品，他们在海洋中捕捉鲷鱼和石斑鱼，在一些考古遗址中我们已发现大量贝蚌壳，其中有一些还经过雕刻并被饰以赭色。

    至前6400年，在后来被称为突尼斯的地方出现了卡普萨文化(Capsian

    culture)，该文化极其依赖贝蚌类食物，且在海岸线留下了大量贝冢。[6]向东，在爱琴海，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的航海者有时会经基克拉泽斯群岛到达米

    洛斯岛采集黑曜石并将其运回希腊本土的洞穴内，如距米洛斯岛一百二十公里的弗

    兰克西(Franchthi)洞穴遗址便是其中之一。他们的船可能是用芦苇制成的，而

    切削芦苇使用的则是经改良的小而锋利的石器或者细石器(microliths)。由于海

    平面仍在上升，岛屿间的距离比今天更短。[7]中石器时代的西西里人已经知晓黑曜石是从西西里岛东北方的火山群岛利帕里(Lipari)获得的。穿越广阔海洋的迁徙

    活动已经开始。这种迁徙是局部性的、间歇性的，但也是具有目的性的，其目的就

    是搜集珍贵材质以制造更优质的工具。这种迁徙并不是“贸易”。这时可能还没有

    人定居于米洛斯岛或利帕里群岛上；即使有，定居者也无法表达他们对岛上的火山

    石具有优先使用权。西西里岛或希腊的史前人类制作黑曜石刃的目的并不是将它们

    送至内陆地区的相邻群落。自给自足就是此时的规则。为寻找证据证明早期人类在

    为获得渴求的物品进行有目的的旅行，我们有必要快速跳跃到新石器时代

    (Neolithic)。在这个时代，社会已经开始分层且变得更为复杂，人类与土地的

    关系也在发生革命性的巨变。

    2

    事实上，存在于地球上的所有人类族群的“新石器时代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是开始于公元前10000年前后的关于如何掌控食物资源的一系列独

    立发现。驯化的牛、绵羊、山羊和猪为人类源源不断地提供了肉、奶和可用来制作

    工具的骨头，后来还提供了可用来缝制衣服的纤维。人们认识到作物可以在相应季

    节轮番播种，因此开始种植各种品种的麦子，最初是半野生的双粒小麦

    (emmers)，最后(在地中海)出现了早期的小麦和大麦产品。最早的陶器——以

    手工而非陶轮塑形——已经开始被用来贮存食物。人们的劳动工具还是用燧石、黑

    曜石及石英石打制的，但这些工具变得更小巧，且其用途变得更加具体化，这种趋

    势在中石器时代已经比较明显。这意味着劳动分工不断明确，出现了一个有技能的

    工具制造者阶层，他们像寿司厨师那样经历了看似简单实则长期而复杂的训练。新

    石器时代的社会完全有可能创立复杂的、由不同阶层构成的政治机制，如君主制，并依据个人的身份和劳动分工来确定其社会地位。

    集中性聚落发展起来，人们筑建围墙，既靠本地物产又靠从外地买入的产品为

    生。第一个集中性聚落是约在公元前8000年出现的耶利哥(Jericho)，它在前8千

    纪早期有约两千位居民，当地的黑曜石来自安纳托利亚而非地中海。大约自前10000

    年起，郁南[Eynan，即马拉哈(Ayn Mallaha)，位于今以色列北部]的居民已开

    始培育谷物、磨制面粉，此外他们还有闲情逸致在石头上雕刻简单却优美的人物肖

    像。由于新的食物来源出现，东地中海的人口不断增长，对资源的竞争导致部族间

    的冲突更为频繁地发生，武器也因此被更多地用来防备同类而非捕猎动物。[8]冲突

    促进了迁徙，人们从安纳托利亚或叙利亚迁至塞浦路斯和克里特。至前5600年，一个有几千人的部族已定居于塞浦路斯的基罗基蒂亚(Khirokitia)，他们用切割开

    的石头而非黏土制作容器。作为最早的塞浦路斯人，他们虽然也从外部运进一些黑

    曜石，但还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土地和羊群身上。他们在石头地基上用泥砖建房，卧室在房舍的第一层，而祖先的坟墓则被安置于房舍的地板之下。不大引人注目的

    是，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Knossos)，最早一批新石器时代居民的定居点可追

    溯至约前7000年，它标志着外来者集中迁至该岛的过程的开始，这个海岛在青铜时

    代(Bronze Age)的东地中海将占据重要地位。这些居民携带谷物种子和动物沿小

    亚细亚半岛海滨到达克里特岛，因为在克里特岛上并不存在与其饲养的动物相近的

    野生属种。他们种植小麦、大麦和扁豆。他们大约在五百年后才掌握了制陶术，而

    纺织术在前5千纪的前半期才出现。陶器的缺乏表明他们是一个孤立的族群，并没有

    效仿其东部近邻的制陶术。他们从西北不远处的米洛斯获取黑曜石。不过，一般而

    言，克里特人并不关注大海：发现于克诺索斯最底层的数量不多的贝壳受到了水的

    侵蚀，表明人们是在壳中生物死亡很久后，才将搜集的贝壳制作成了装饰品。[9]但

    是与外界的联系已经开始改变早期克里特人的生活。约前6500年，人们开始生产黑

    色的、表面较为光滑的陶器，它们与当时的安纳托利亚风格的陶器有些相似。这里

    的制陶技术不是渐近发展的，而是从外部整体引入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进一步

    的迁徙发生在了岛屿的其他地方，如南部的法伊斯托斯(Phaistos)，但这一过程

    持续了三千年，其间克里特人逐渐转向海洋。事实上，对于出现在克里特岛上的这

    种独特的文明，最好的理解是它是发展缓慢、拥有强大地方特征的土著文化与不断

    增强的外部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外部世界所提供的新技术和新模式被克里特人依

    照自己的需求采用，从而具有了属于克里特岛的特色。

    这时，人们已经制作了手推磨和臼，建立于石头地基上的房子成为人们固定的

    居住地，陶工需要特制的工具来塑造和烧制器皿。劳动分工的发展需要专门的工

    具，对黑曜石的需求也增加了。黑曜石的诸多优点足以抵消人们在获得它的过程中

    遇到的麻烦：它极易打磨成薄片，边刃也非常锋利。米洛斯的那些开采时间长达约

    一万二千年之久的黑曜石石场在青铜时代早期极受欢迎，当时金属器具开始变得更

    加风行。而黑曜石之所以受到人们欢迎是因为它价格较低：在早期青铜时代，金属

    制品极为稀少，生产红铜和青铜的技术尚未得到普及，且普及工作很难开展。尽管

    在新石器时代的村庄内，分工不断细化，但对米洛斯石场的开发依旧没有规划，且

    缺乏商业特征。尽管在岛上的菲拉科皮(Phylakopi)也出现了定居点，但当时黑

    曜石的采集已持续了很长时间，而在该定居点繁荣发展的时候，其黑曜石石场已经开始衰落；此地的第一批定居者并非黑曜石商人，而是金枪鱼捕捞者。[10]米洛斯并

    无专门的港口，寻找黑曜石的人首先要找到适合的小海湾停泊船只，然后再前往石

    场，将这种火山石劈砍为片状。

    3

    为寻找关于新石器时代欧洲大规模建筑工程的重要证据，我们很有必要将目光

    转向西部，如马耳他岛(Malta)和戈佐岛(Gozo)的神庙和圣所，它们的建筑年

    代甚至早于金字塔。马耳他的神庙是由一批用自己的双手创立了一种独特文化的渡

    海者所建。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已经注意到，“五千

    多年前，在马耳他，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正在发生，它们在地中海地区(或者更大

    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文化在约公元前3500年全面崛起。[11]老派的文

    化传播论假设，即这些神庙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金字塔或巴比伦的金字形神塔

    (ziggurats)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然而，神庙的修建者尽管不是模仿者，但

    也未成为地中海范围内其他文化的模仿对象。约前5700年，人类开始在马耳他定

    居，他们来自非洲，更可能来自西西里岛，他们的文化体现在现存最早的马耳他石

    墓中。早期马耳他居民在到来时准备充分：他们带来了双粒小麦、大麦和扁豆。他

    们开垦了岛上的一些土地，开辟了可耕地，岛上本来被大片森林覆盖，但这些森林

    现在完全消失了。他们从西西里岛附近的火山岛上获取工具，从潘泰莱里亚岛

    (Pantelleria)和利帕里群岛获取黑曜石。自前4100年起，岛屿文化开始以独特

    的方式发展。在约前3600年之后的一千年里，人们挖掘、修建了巨大的地下坟墓或

    地窖用于集体墓葬，这表明马耳他居民内部有一种强烈的族群认同感。戈佐岛的吉

    甘提亚(Ggantija)和马耳他岛的塔尔欣(Tarxien)正进行着宏伟的建筑工程。

    神庙的正面贴岩壁被切凿成巨大的凹面，面对着封闭式庭院；被覆以屋顶的建筑内

    有走廊、通道及隔间；多处半圆形房屋的布局都呈三叶草形。建造者的初衷是建立

    从很远处就能看到的巨型神庙，当人们从海上前来时，便会看到眼前的神庙越来越

    高地矗立在岛上，例如马耳他南部的哈扎伊姆(Hagar Qim)神庙便修建在地中海

    上的陡峭悬崖上。[12]

    随着时间的流逝，岛上建筑缓慢出现，就像中世纪的那些大教堂一样，且它们

    并无统一规划。[13]奇怪的是，这些建筑没有窗户，但以前一定存在着大量用木料或

    石料制作的配饰。石料配饰得以完全保留下来，它们通常都刻有精美图案，包括螺

    旋式图案。史前马耳他文化包含的不仅仅是那些不朽建筑，神庙中还有大量塑像，通过一些留存的塑像残片我们可以断定，其表现的是一位与生育和繁殖相关的大母

    神的形象。在塔尔欣，有一尊近两米高的女性塑像是当时的崇拜中心；显而易见，在同一时期的西地中海并未出现类似的崇拜地。在塔尔欣神庙的居室中我们可以找

    到举行祭祀仪式的明显痕迹。在一个洞穴内的祭坛上，我们发现了一把燧石刀，祭

    坛周围还有牛骨与羊骨。我们还挖掘出一些贝壳，表明海洋食品在当地饮食中占有

    重要地位。一些岩画上还涂有船的草图。[14]所有建筑物和雕刻物均是在没有使用金

    属的情况下完成的，因为马耳他直到约公元前2500年才有了金属。

    无论从文化层面还是物质层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孤立的世界。据估计，在新石

    器时代，岛上人口数量低于一万人。然而岛上的劳动力完成了六个大圣所和很多小

    圣所的修建，表明岛屿可能已被划分为几个行政区域。可能有人希望发现关于冲突

    的证据，比如矛尖；然而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证据留存：这是一个和平的聚落。[15]

    马耳他岛和戈佐岛可能是圣岛，获得了地中海中部地区各部族的尊重，类似于希腊

    古典时期的提洛岛(Delos)。在塔尔欣，我们在神庙的一块板材上发现了一个洞，这或许可证明此地是一处圣所遗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几乎没有发现外来者

    到访的证据。如果它们是圣岛，那么其神圣性应该部分体现在如下惯例中：此地不

    可靠近，只有那些献身于女神的土著马耳他人才可在此居住。不仅这些女神以大大

    小小的塑像形式被展示出来，而且神庙的形状——外形丰满突出，内部形似子宫

    ——也表现了对女性的崇拜。

    这一文化的消失如同其产生一样令人不解。长期的平静状态在公元前16世纪中

    叶终止。神庙文化并没有衰落的迹象；但由于入侵者的到来，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

    断层时期。外来入侵者缺乏建造此类大型建筑所需的技术，但有一个优势——他们

    拥有青铜武器。根据出土的泥陶织锭和碳化的布匹我们可断定，他们来自西西里岛

    和意大利东南部，且善于纺织。[16]到前14世纪，他们又被另一群西西里人取代。但

    此时的马耳他已经失去了其独特性：移居者与马耳他人的后裔杂居于这些已经从地

    球上消失的先人们留下的不朽居室中。

    4

    在数百年间马耳他岛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西西里岛的形势则更加多变，因

    为后者面积更大，且拥有各种资源。利帕里群岛上的可开采的黑曜岩吸引了迁居者

    的前来。正如我们在位于叙拉古(Syracuse)附近的斯特迪内罗(Stentinello)可以看到的，迁居者们带着自己的文化来到此地，他们的社会在公元前4千纪初开始

    兴盛，其时马耳他神庙还在建造中。斯特迪内罗遗址上分布着很多小棚屋，有一面

    约二百五十米长的界墙，墙外有沟渠环绕，在墙中我们发现了陶器和小型的兽首塑

    像。这是一个繁忙的村庄，有自己的手艺人，掌控着周边的乡间和海滨，并从这些

    周边区域获取食物。这些居民的定居点让我们想起了意大利东南部的那些定居点，因此斯特迪内罗人的祖先很明显来自那里。

    从最早的斯特迪内罗文化时期到后来的紫铜和青铜文化时期差不多有三千年，在这一期间并未发生急剧变化，且移民是间歇性的——在此之前，并没有大的移民

    浪潮冲击地中海。但这种缓慢的、逐渐渗透的外部影响创造出了一种共同文化中的

    某些要素。在新石器时期，斯特迪内罗的西西里人的生活方式与地中海地区的其他

    部族有相似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讲同样的语言(由于没有书面文字，我

    们无法得知他们使用的是何种语言)，也不表示他们供奉的是同一个祖先。但他们

    都参与了酝酿出农耕业、畜牧业和制陶业的伟大的经济和文化变革。一种风格相近

    的粗糙压花陶器出现在了从叙利亚至阿尔及利亚、从西班牙至安纳托利亚的诸遗址

    中。在同一时期，利帕里不再只是一个人们可任意开采黑曜石的据点，而成了一些

    部族的定居之地，这些部族与斯特迪内罗的居民有相似的口味和习惯。公共海域不

    能阻碍这些史前居民间的交流，移居者向南航行，斯特迪内罗风格的陶器也出现在

    了一些突尼斯的遗址中，这些遗址中同时还有来自西西里岛和非洲间的潘泰莱里亚

    岛的黑曜石。[17]

    由于利帕里掌控了黑曜石的供应，当地的生活水平很高。一系列不同风格的陶

    器的出现是否能说明居民人口构成的变化，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论。在

    艺术风格改变的同时该岛的居民成分却没有发生改变，现代意大利的研究者已充分

    意识到了这一点。公元前6千纪，陶器以饰有红色火焰为特征。然后出现了纯棕色或

    纯黑色陶器，其特点是表面柔滑有光泽且制作工艺精湛。至前5千纪，这些陶器均让

    位于饰有曲线状或螺旋状的波纹图案的陶器，后者与意大利南部内陆和巴尔干半岛

    上发现的陶器非常接近。接下来，在前4千纪初，这里又引进了简约风格的红陶，它

    们最早出现在久已存在的“迪亚那文化”(Diana culture)中，该文化以其遗址

    的主要发掘地而得名。此处值得强调的是，这些岛屿的文化发展缓慢，其社会结构

    十分稳定。[18]

    水手们穿过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或西西里海峡，向岛上运送、供应物品，其中大部分都是易坏之物，只有陶器和黑曜石是易于保存的。对这些早期航海者使

    用了何种船只，我们只能猜测。在公海之上，将船只覆以毛皮可以使其与水隔绝；

    另外，这类船也不会太小，因为它们不仅用来载人，还要运送动物和陶罐。[19]后来

    的证据，也就是来自基克拉泽斯群岛的陶器上的线形绘画表明，这些船吃水较浅

    (因此它们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极为不稳)，且船的动力源自船桨。有人用一艘名

    为帕皮勒拉(Papylella)的芦苇筏做了模拟实验，结果表明这类船的移动速度极

    为缓慢——最快为每小时四节，如果遇上坏天气则速度更慢。从阿提卡(Attika)

    出发，一路沿海岛航行，最终到达基克拉泽斯群岛的米洛斯岛，这通常可能需要花

    费一周的时间。[20]

    在地中海，还有一些岛屿只有很少的定居点，包括巴利阿里群岛

    (Balearics)和撒丁岛。虽然马略卡岛(Majorca)和梅诺卡岛(Minorca)到公

    元前3千纪中期才出现制陶术，但前5千纪初便有人类在这两座岛上定居，且由于早

    期移居者放弃了与大自然的斗争，岛上很可能有一个偶然的间断期。撒丁岛上最早

    的居民似乎已经开始饲养家畜，这些动物一定是被他们带至当地的。[21]在北非海岸

    一带既没有出现大型建筑，也没有出现马耳他那样的繁荣迹象。对于大多数地中海

    海滨的居民来说，他们外出冒险的范围不会超出能看到他们自己住所的渔场。尼罗

    河三角洲及其西部的法尤姆(Fayyum)于前5千纪出现了一些农耕区，但这只是埃

    及当地的现象，而非地中海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些农耕区标志着当地居民对于他

    们生活的环境做出了创造性的反应——他们使用了井水浇灌或者浸灌的方法。至少

    在几个世纪内，下埃及仍然是一个封闭的世界。马耳他岛、利帕里群岛和基克拉泽

    斯群岛均是发挥了特殊作用的相当罕见的海岛型人类聚落：利帕里群岛和基克拉泽

    斯群岛为石器制作提供了石材，而马耳他则是一种复杂宗教的神秘崇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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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Trump，The Pre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Harmondsworth，1980)，pp.12-13.

    [2] E.Panagopoulou and T.Strasser in Hesperia，vol.79(2010).

    [3] C.Finlayson，The Humans Who Went Extinct：Why Neanderthals Died out and We

    Survived(Oxford，2009)，pp.143-55.[4] L.Bernabò Brea，Sicily before the Greeks(London，1957)，pp.23-36；R.Leighton，Sicily before History：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from the Palaeolithic to the Iron

    Age(London，1999).

    [5] Trump，Pre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p.19.

    [6] Trump，Pre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p.20.

    [7] S.Wachsmann，‘Paddled and oared ships before the Iron Age’，in

    J.Morrison(ed.)，The Age of the Galley(London，1995)，p.10；C.Perlès，The Early

    Neolithic in Greece：the First Farming Communities in Europe(Cambridge，2001)，p.36；

    R.Torrence，Production and Exchange of Stone Tools：Prehistoric Obsidian in the

    Aegean(Cambridge，1986)，p.96；C.Broodbank，An Island Archaeology of the Early

    Cyclades(Cambridge，2000)，pp.114-15.

    [8] W.F.Albright，The Archaeology of Palestine(Harmondsworth，1949)，pp.38，62；

    Trump，Pre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pp.24-6.

    [9] C.F.Macdonald，Knossos(London，2005)，p.3.

    [10] Torrence，Production and Exchange，pp.96，140-63.

    [11] C.Renfrew，in Malta before History：the World’s Oldest Freestanding Stone

    Architecture，ed.D.Cilia(Sliema，2004)，p.10.

    [12] A.Pace，‘The building of Megalithic Malta’，in Cilia，Malta before History，pp.19-40.

    [13] J.Evans，Malta(Ancient Peoples and Places，London，1959)，pp.90-91.

    [14] A.Pace，‘The sites’，and A.Bonanno，‘Rituals of life and rituals of death’，in

    Cilia，Malta before History，pp.72-4，82-3，272-9.

    [15] Evans，Malta，p.158.

    [16] D.Trump，‘Prehistoric pottery’，in Cilia，Malta before History，pp.243-7.

    [17] Bernabò Brea，Sicily，pp.38-57；Leighton，Sicily before History，pp.51-85.

    [18] Leighton，Sicily before History，p.65.

    [19] Trump，Pre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p.80.

    [20] Wachsmann，‘Paddled and oared ships’，p.10；C.Broodbank and

    T.Strasser，‘Migrant farmers and the Neolithic colonization of Crete’，Antiquity，vol.65(1991)，pp.233-45；Broodbank，Island Archaeology，pp.96-105.

    [21] Trump，Pre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pp.55-6.二 紫铜与青铜时代(前3000～前1500年)

    1

    人们在谈及史前社会的发展时，总会从以下两个视角选取其一加以考察：一个

    是传播论者的方式(现在已不大流行)，这一派的观点主要是，新式样和新技术的

    到来要归因于移民和贸易；另外一种观点则强调社会内部因素促进了变化与发展。

    随着人们更为重视社会内部发展对于社会变革的促进，对移居者的种族认同的研究

    逐渐淡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已经意识到根据语言和文化进行的简单“种

    族”识别，与这些族群生活的周边环境是无关的：族群在融合，语言被相互借用，一些重要的文化习俗如丧葬仪式在没有新移民到来的情况下也在发生变化。同样，将所有社会变迁仅归因于受贸易增长影响的内部发展，这也是不正确的：史前时代

    人烟稀少的地中海海滨和岛屿为人类寻找食物提供了广袤的空间，被放逐的军事首

    领或去往异教神庙朝圣的人可以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建立新的居住地。如果新居住地

    有更早的居民，那么移居者或是将他们驱逐或消灭，或是与他们通婚，其中某一方

    的语言还会出于现在已无法解释的原因成为主体语言。基克拉泽斯群岛于青铜时代早期(自约公元前3000年起)成为一种充满生机与

    活力的文化的故乡。当时，其主要岛屿均有人居住，米洛斯岛上的菲拉科皮这类村

    落均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其他岛屿上的小村落也以原初的一些小型田庄为中心

    发展起来。[1]黑曜石的采石场仍在使用，与此同时，基克拉泽斯群岛西部的紫铜也

    被运到了克里特岛。基克拉泽斯群岛的产品不断输出，且已有了明确的输出方向：

    出于某种原因，产品向爱琴海的南部而非北部流动，这说明当时海洋的开放程度依

    旧有限，且依赖于其他地区能为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岛民提供什么。岛民们似乎很少

    将外来物品运进他们的村落，在基克拉泽斯群岛的考古遗址中，我们只发现了少量

    的东方产品。但认为考古记录相当完整是一种典型错误，纺织品、食物、奴隶及用

    木料这类无法长久保存的材料制作的产品毫无疑问都已经进入海岛，尽管这些物资

    的到来在前3千纪是否可被正式称为“贸易”，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基克拉泽斯文化不再只局限在基克拉泽斯群岛上，它开始向南传播。在考古学

    家所称的“EB I”时期，即青铜时代早期的第一个阶段，一批新的移居者在克里特

    岛东北部的阿亚夫提亚(Ayia Photia)发展起来。从墓葬形式判断，他们的文化更像基克拉泽斯文化，而非克里特文化。但若将此地确定为基克拉泽斯居民的正

    式“殖民地”，就会太过具体；更确切的说法是，基克拉泽斯居民移居至克里特

    岛，并以其原有的习俗在此居住。至“EB II”时期，即大约公元前2500年，基克

    拉泽斯群岛的物品进入阿亚夫提亚，甚至被克里特工匠模仿；另外，这些物品的流

    通还辐射至东北方新兴的特洛伊城。此城邻近达达尼尔海峡，不断加强着与安纳托

    利亚内陆和黑海的联系，可能是锡的主要来源地。[2]

    此时，有一种金属的影响力正在加强，它巩固了掌权者的力量，它就是青铜。

    由于对这种合金的需求，爱琴海上形成了一个网，将特洛伊和诸岛屿连接起来。青

    铜或紫铜制成的闪闪发光的容器及基座显示了所有者的财富和威望；而确保应敌时

    的安全的却是青铜武器。拥有这些物件的人无疑是成功的军事领袖。紫铜于基克拉

    泽斯群岛最西端的基斯诺斯岛(Kythnos)或希腊本土的阿提卡被发现。早期的冶

    金者已经知道将相对较软的紫铜与锡铸成合金可以增加铜的硬度。搜集青铜原料并

    建立交换体系意味着爱琴海上已经形成了至少可被描述为贸易路线的相互交往的网

    络。为进行交换，乘着船的中间人依据季节的不同，年复一年地建立了有规律的联

    系，但将这些中间人视为完全以贸易为生的职业商人还为时过早。地中海因此活跃

    起来，来自各地的人穿梭于地中海之上，寻找或急于售出那些同样来自各地的货

    物。

    这些贸易路线都经过了基克拉泽斯群岛，但群岛并未受到来自多个方向的影

    响，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然而，在使用“艺术”这个表述时我们应该加一

    些限定语，因为岛上居民生产的艺术品已具有明确功能，尽管有些功能现在已很难

    译解。“基克拉泽斯艺术”对当代艺术家影响很大。“朴素的形式却总能摄人心

    魂”，科林·伦福儒如是说，因为当时之人越来越关注人体比例的“和谐”，这

    种“和谐”在同时期的马耳他、埃及古王国或美索不达米亚的雕像中是找不到

    的。[3]在艺术品的规格方面，既有微小雕像(在现代人眼中，这种雕像是定式化

    的，更像小提琴而不是人)，又有接近真人大小的乐师雕像。小提琴雕塑属于可追

    溯至约公元前3000年的早期作品类型。女性雕像占据统治地位，暗示当时是大女神

    崇拜时期。“萨利亚哥斯的肥胖妇人”(Fat Lady of Saliagos)拥有丰满的臀

    部，就像马耳他的神像一样，这可能与生殖崇拜有关。来自帕罗斯岛(Paros)的大

    理石为这些雕塑提供了原材料，但是从留存的大量颜料来看，有人对它们做过着色

    处理。[4]这些雕像与葬礼有关，在一处墓葬中发现了十四尊陪葬的神像。我们发现，有

    时这些雕像是破碎的，将它们打碎可能是复杂葬礼仪式的一部分。它们代表已故者

    吗？考虑到其生产已经经历了成百上千年的历史(基克拉泽斯群岛上的早期青铜时

    代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且持续了十二个世纪)，它们可能有好几种用处。其他的

    解释包括，它们是“psychopompoi”，即冥界的亡魂引路者，或者是人祭的替代

    者，又或者是陪伴死者的殉葬者，它们将在另一个世界满足死者的性需求或为其提

    供音乐表演。这些雕像证明了一个具有较高技艺的专职匠人阶层的存在。墓葬显

    示，这是一个有阶级划分且结构复杂的社会，存在着领袖和下属；男性劳力应该已

    在爱琴海上日益增加的小船上充当桨手，然而他们的航行不大可能超出爱琴海的范

    围，而且似乎帆船到前2千纪才开始投入使用。桨船的图像在所谓的“煎锅”，即一

    种刻有图案的泥板上有所展现，图案中的物体形似蜈蚣，它的船头是翘起的。[5]

    2

    特洛伊在地中海史上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自青铜时代起，特洛伊就成

    为联系爱琴海与安纳托利亚及黑海地区的补给站；另一方面，特洛伊的故事已经扎

    根于历史意识中，不仅对于宣称毁灭了该城的希腊人是如此，对宣称来自该城的避

    难者是自己祖先的罗马人也是如此。自公元1868年以降，真实的特洛伊与神话中的

    特洛伊已很难区分，当时德国商人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痴迷

    于证实《伊利亚特》的真实性，认定距达达尼尔海与爱琴海交汇处四公里远的希沙

    里克(Hisarlik)山丘就是荷马笔下的那座城市。[6]有些学者认为特洛伊战争并不

    存在，特洛伊的位置因此也并不构成一个问题。但赫梯文献(Hittite archives)

    中的发现平息了这一严重争论，证实希沙里克山丘中存在一处为古典时期的希腊人

    所熟知的名为特洛伊或伊利奥斯(Ilios)的城址。后来的定居者，包括古典时期建

    立伊利奥斯新城的希腊人，以及最开始想在此地而非拜占庭建立新罗马的皇帝君士

    坦丁，同样相信特洛伊就位于此地。更引人注目的是，该遗址有着极为久远的历

    史，可追溯至古典作家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前1184年)之前。在青铜跨越东地中

    海开始对外输出时，该城的历史揭开了序幕。它被一次又一次重建，1961年，现代

    考古发掘者卡尔·布雷根(Carl Blegen)在九个主要地层中辨认出了四十六个遗址

    层。[7]

    特洛伊并没有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居住。定居于此的人都已经熟知紫铜，可能还

    从事锡的贸易。第一个特洛伊城，也就是“特洛伊第一文化层”存在于约公元前3000年至约前2500年，是一个小的聚落，长约百米，但后来发展了一个很典型的设

    防处，有石筑的瞭望台和三重防御工事。[8]在此期间它被多次重建，且在“特洛伊

    第一文化层”的最后时日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但在要塞之内生活定居的可能性已

    经被证实，留存下来的纺锤表明当时人们在壁炉(其遗迹已被发现)旁从事纺织活

    动。这可证实早期特洛伊人也在进行呢绒贸易，放养于堡垒外的平原上的绵羊提供

    了毛纺织物的原料。“特洛伊第一文化层”中保留最好的民居近二十米长，有向西

    开门的门廊，该房舍可能是群落首领及其家族的居所。早期的特洛伊人塑造了很多

    小雕像，几乎全部为女性形象，他们的饮食主要是贝类、金枪鱼、海豚肉和谷物。

    在这一层，金属武器还未被发掘，但磨刀石的存在证明紫铜和青铜工具被定期磨

    尖。并没有证据可证明当时有奢侈品：出土的装饰品由骨头、大理石或彩石制作而

    成。尽管有大量陶罐看起来都颜色暗淡，一般也无修饰，但其形状透出了几分优雅

    的感觉。[9]

    早期特洛伊的文化世界的影响力已超出安纳托利亚；在西部不远，一个类似的

    群落在利姆诺斯岛(Lemnos)上的波利奥克尼(Poliochni)遗址(有时被称为欧

    洲最古老的城市)繁衍生息；位于莱斯沃斯岛(Lesbos)的特勒米(Thermi)遗址

    也有类似情况。[10]但去推断诸岛上的最早居民来自何处或讲何种语言是没有助益

    的。实际上，如果特洛伊和波利奥克尼最早作为贸易中转站出现，以确保通往爱琴

    海和进入内陆的路线畅通，那么很可能它们一开始就吸引了各色人种前来，就像后

    来的港口城市一样。虽然现在的希沙里克山丘距海较远，但史前的特洛伊濒临大海

    湾(荷马似乎已知晓此海湾的存在)，该海湾后来渐渐被淤沙填满。[11]因此，它是

    一座近海城市，位置具有战略性：逆风可使船只在几周之内都无法通过达达尼尔海

    峡，这样一来船只就需要在海湾内逗留数日，于是，居住在要塞内的居民可以有偿

    地为船上人员提供所需。但所有这些并未立即发生，且在“特洛伊第一文化层”时

    期，越过要塞的航行可能只是偶尔发生且方向不太容易掌控。在首层的原址之上

    是“特洛伊第二文化层”(约公元前2500年至约前2300年)，该层是更雄伟、更完

    善的防御堡垒，比前一层略大，有一个巨大的门廊和一座宏伟的宫殿，可能还有木

    质圆柱环绕。这一时期的特洛伊人同样是农耕者和纺织者(在发掘出来的一个纱锭

    上还粘有一截碳化的线头)。[12]他们获得或制造一些精美的武器；一般认为他们的

    青铜武器是通过爱琴海从外部引入的，但也有一些紫铜制造的较软武器，它们可能

    是由通过爱琴海运来的原料在当地生产。

    尽管特洛伊人此时已经开始使用轮制陶器(“特洛伊第一文化层”没有)，但布雷根并不喜欢他们的陶器，认为“他们是阴沉，缺乏生机的人，不大喜爱光明与

    快乐”。[13]至于这一时期特洛伊人生产的修长的高脚酒杯是否真的如此乏味无趣，却是一个个人喜好问题。与此同时，装有油或酒的大型陶罐从遥远的基克拉泽斯群

    岛被运至特洛伊城。在爱琴海沿岸和安纳托利亚，我们也发现了与特洛伊陶罐相类

    似的陶器。这很容易使人误认为它们是自特洛伊引进的，但事实上，这种陶罐的样

    式更有可能反映了一种共有的文化，特洛伊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实际上，与特洛伊

    有诸多相似之处的波利奥克尼的规模相当于两个特洛伊。这些爱琴海沿岸的聚落在

    财富上远远落后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且并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已经形成了

    书写体系——这一工具在适当之时会极大地促进贸易和结算。无论如何，特洛伊和

    波利奥克尼正在成为一个复杂的贸易世界的一部分，好几条蜿蜒曲折的常规贸易路

    线都从海上或陆上经过了它们。这为“特洛伊第二文化层”的统治精英们带来了巨

    大财富，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施里曼发现的著名的“普里阿摩斯宝藏”(Treasure

    of Priam)。

    这份偶尔被怀疑为由施里曼自己捏造的宝藏长期隐匿于苏联，使学者们失去了

    对其进行解读的机会。[14]施里曼将自己从几个储藏室——其中一个被他命名

    为“大宝库”——中发现的宝藏聚集在一起，并将宝藏之出现归因于千年后发生

    (如果确实发生的话)的一次围攻。这些艺术品的制作工艺相当精湛。妇女的首饰

    与金银器皿非常引人注目，它们包括一个金制船形碟、一个用金线制作的妇女头饰

    (施里曼认定的)，还有上千颗小金珠和一些银项链。此外还有大量用其他材质制

    成的物品，如玉制礼仪斧与水晶球(可能被镶嵌于权杖之上)。有一些物品很明显

    出自本土，其他一些，包括金器，肯定来自其他地方。这些宝物表明，这个社会由

    一个兴旺的精英集团掌控，通过该城的中转贸易他们积累了大量财富。特洛伊城不

    仅是一个贸易中转站，还是一个工业中心，其产品最有可能是厚重的羊毛制品。另

    外一种出口物品可能是产自伊达山(Mount Ida)附近的木材，主要被用于邻近岛

    屿船只与建筑物的建造。这一地区的种植业和畜牧业比较发达。从发现的动物遗骨

    来看，此时该城还未如之后那样成为著名的养马中心。但特洛伊仅是一个外围的定

    居点；地中海从未成为东方的哈梯[15]诸王的兴趣焦点，相反，他们的目光投向了多

    山且富含矿藏的西亚内陆。

    特洛伊的兴起轨迹并非直线。“特洛伊第三文化层”(建于第二层之后，第二

    层约于公元前2250年毁于火灾)要比第二层贫瘠，其居民聚居于一个不是很舒适的

    小山顶，甲鱼肉是他们的主要食物。在利姆诺斯岛上，波利奥克尼很显然曾遭到袭击，且城镇的规模和财富在前3千纪末进一步缩小。前2100年前后，特洛伊被再次毁

    灭(可能是由于战争)，但是在重建后的第四文化层，条件并未发生明显改善，狭

    窄且弯曲的街道穿行于房屋之间。西亚的广泛变化正在影响东地中海：在安纳托利

    亚的中部和东部，哈梯帝国及其后阿尼塔(Anitta)时期的新帝国(始于约前1750

    年)成为发端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贸易的中心，而之前将金属运至爱琴海

    北部边缘的贸易路线上的交易量减少了。[16]黄金期过后是长达三百多年的衰退期，但到“特洛伊第五文化层”末期(约前1700年)，条件发生了明显改善：房屋更清

    洁，且与其焖炖甲鱼的祖先相比，这一时期的居民更喜欢牛肉和猪肉。但是在贸易

    和文化方面最惊人的发展再一次发生在了东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和基克拉泽斯群岛

    上。

    3

    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是首个重要的地中海文

    明，也是地中海世界的第一个富裕、拥有文字、充满艺术气息的都市型文明。考虑

    到古王国时期高度发达的埃及文明出现时间更早，这个说法似乎不那么准确，但在

    埃及人眼中，地中海海岸只是他们世界的外缘，且他们的世界是以尼罗河而非遥远

    的海洋为核心的。相反，米诺斯人则积极在地中海上航行，其文化中的海洋特征尤

    为明显，这反映在陶器的样式、制陶术、对海神波塞冬的崇拜中。几乎可以肯定的

    是，米诺斯人的祖先是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移民。然而其创造的文明在艺术、宗教、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又别具一格。另外，他们留下了关于其伟大国王米

    诺斯(Minos)的传奇故事，现代考古学家已经把这个名字与克里特岛文明联系在了

    一起。修昔底德记载了米诺斯王在地中海创立第一个海洋帝国(thalassokratia)

    的过程，故关于早期克里特的记忆一直延续到了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雅典人还记得

    每年向克里特国王贡献童男童女之惯例，此记忆可以在前2千纪克里特人的祭仪中得

    到印证。[17]

    克诺索斯始于新石器时期的最早聚落在公元前3千纪末期之前，已经开始发展自

    己的艺术风格。早期青铜时代的克里特陶器与邻近岛屿的同类产品越来越不相同。

    早期米诺斯文化第二阶段(Early Minoan II，约前2600年至前2300年)的陶器带

    有斑点花纹，这是一种在烧制物品的过程中学会的技术。另外，人们也注意到器皿

    的外形制作得极为精美且装饰得栩栩如生(巨大的旋涡和流动的河水)，这使得早

    期克里特的陶器风格与同时期的安纳托利亚大为不同。这些陶器还受到了外来因素的影响。到前2000年，克里特人已开始制作象牙和石制印章，这标志着精英集团渴

    望维护其物品所有权的情况已经出现。一些印章的主题(如狮子)很明显受到外来

    因素影响；而一些抽象的图案则通常会使我们想到埃及和近东地区的印章，这表明

    该地与叙利亚和尼罗河口的贸易已然十分活跃。[18]

    至于早期米诺斯人是天资聪慧的当地人，还是将近东文化中的元素带至克里特

    的移民，我们没有必要做出刻板的结论；克里特位于多种文化的交汇处，必然会吸

    引来自各地的移居者。自荷马起，许多古典作家都列举了该岛上居住的不同民族，包括“勇敢的克里特原住民”，也就是“真正的克里特人”，以及“高贵的佩拉斯

    吉人”，这一表述被用于指代多种迁移民族。克里特岛上及内陆的一些地名带有前

    希腊时期的名词词尾，例如-nthos和-ssa，它们可能是由在希腊人到达之前居于此

    地的民族传下来的。以-nthos结尾的最典型的词是“Labyrinthos”(迷宫)，在

    古典文献中，该词与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宫有关；而在以-ssa结尾的词中比较典型

    的是“thalassa”(大海)。[19]然而语言的沿袭和基因的遗传是两件互不相干的

    事，相较于去分辨出一个天赋异秉的“原生种群”，更好的做法是将米诺斯人理解

    为一个多民族群体，他们对多种文化都持有十分开放的态度，这使他们能够随心所

    欲地创造出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艺术形式。他们不会受制于邻近地区(尤其是埃

    及)的风格与技术传统，那些地方的文化几千年来几乎没有发生改变。

    克里特的王宫建筑有力地证明，克里特发展出了一种极富活力的地方文明。宏

    伟的克诺索斯王宫(距海岸六英里)重建于约公元前1950年。约在同一时期(中期

    米诺斯第一阶段)，其他地方——如南部的法伊斯托斯和东部的马利亚(Mallia)

    ——的王宫也修建起来。然而克诺索斯王宫是“众宫殿中的女皇”；这是因为该地

    在政治或宗教上的重要性，还是因为其辖区拥有比其他地方更加丰富的资源，我们

    不得而知。关于克里特岛被几个王宫划分为几个部落首领辖地的理论，也就仅是理

    论罢了，甚至“王宫”这一表述的准确性也值得怀疑：这些建筑可能是神庙建筑

    群，但我们不能认为米诺斯人像现代人一样对建筑类型进行了严格划分。[20]很明

    显，在克诺索斯王宫的原址上，此前已经有一个小的建筑群；因此大型宫殿建筑并

    非已占据此地的新移民的首创，而是产生于已有岛屿文化的基础之上。它反映了当

    时经济的繁荣，因为克里特稳固了其东地中海交通枢纽的地位，而且克里特岛也是

    羊毛和纺织品的原产地。模仿外族宫殿的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埃及也有同样大小的

    大型宫殿和神庙，它们有绘有壁画的墙面和柱廊式的庭院。但克里特宫殿的图案、风格及功能是与埃及建筑迥然有别的。[21]克诺索斯王宫多次被毁于火灾和地震，且在其二百余年的历史中，它的内部形

    貌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很多历史痕迹依旧可以追寻。挖至古王宫建筑层，在所谓

    的“容器室”(Vat Room)内，有一些出自约公元前1900年的精美的高脚酒杯和人

    工制品，它们可能被用于宗教仪式。有一些陶器出自克里特岛上的山地，但也有一

    些外来物品，如象牙、彩陶和鸵鸟蛋，这反映了此地与埃及及叙利亚的联系。当

    然，还有大量来自米洛斯的黑曜石。因此很明显，在古王宫时期，米诺斯人向北与

    基克拉泽斯群岛有联系，向南、向东与黎凡特和尼罗河地区的居民有往来。发现于

    古王宫的重型织机说明克诺索斯是某种向邻近地区出售的特别纺织物的生产中心，这种重型织机大约于前1750年后才出现在其他地方。被称为“pithoi”的巨大陶罐

    被成排摆在地面上，用于储存油、谷物及其他物品，这些储存物或供宫廷专用，或

    为交易商品。克里特人进一步完善了一种薄如蛋壳的陶器的制作技术，并将这种陶

    器出口至埃及与叙利亚地区。一些物品产于宫廷匠室，但在宫殿周围也有一些城

    镇，因为完全意义上的克里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还涉及周围的城镇及其特有的工

    艺。克诺索斯在卡赞巴(Katsamba)和阿姆尼索斯(Amnisos)有一些卫星城镇，它们都是海港，而阿姆尼索斯还在埃及文献中被提及。在这个港口内有米诺斯的船

    队，而且(通过对于陶器的考察可知)其海上商船队由此出发开赴伯罗奔尼撒半岛

    和包括罗得岛在内的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然后上行至米利都

    (Miletos)，可能还远至特洛伊。[22]直到21世纪初，海洋考古学家才在克里特岛

    东北部发现了第一艘米诺斯人的失事船只。该船长十米至十五米，载有大量双耳细

    颈椭圆土罐和大罐，主要用于盛放约前1700年沿克里特海岸运送的酒或油。这艘船

    的木质结构已完全腐烂，但一个克里特印章显示了一艘有单桅、喙状船头和高船尾

    的船，这艘失事的船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23]

    关于该文明与外界的联系以及这种文明对于此的特殊回应的证据，因克里特书

    面文字的出现而被保留下来。约公元前1900年，带有象形文字的印章开始出现，故

    文字体系的出现与王宫建筑的第一阶段几乎同期。及至古王宫末期，大量档案文献

    涌现，它们是接收物品或储藏品的清单，包括自耕地上收取并被交予克诺索斯统治

    者或诸神的贡(供)品目录。书写的主要功能是保管账目，在众多书写人员身后有

    一个高效且要求严格的行政组织。某些符号的特征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说明克里

    特受到了埃及书写体系的影响。可能由于克里特语的发音体系是不同的，其所形成

    的大多数符号与埃及文字十分不同。所以，虽然其书写理念借鉴自埃及，但书写体

    系不是。公元前18世纪，在火灾和大规模地震的打击下，古王宫时期结束。法伊斯托斯

    有必要进行全面重修。在尤卡塔斯山(Mount Jouktas)的一处圣所内，一个男祭

    司、一个女祭司及一个年轻人一起祈求地震之神息怒；年轻人被献祭，接着屋顶塌

    落，将企图将年轻人献祭的人埋葬。[24]考虑到雅典进贡童男童女以喂养米诺牛

    (Minotaur)的故事，我们并无理由怀疑人祭在克里特的米诺斯的存在。在经历了

    一段时间的重建后，新王宫建筑群出现。新王宫尽管也被火灾和地震破坏，但今天

    在克诺索斯依旧可见。约在1900年，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爵士在想象中

    对其进行了重构：栩栩如生的壁画、迷宫、在不同楼层的“宫室”、大宫殿、可以

    隐约想象的典礼[即在公牛身上腾跃的运动(或宗教仪式)]，还有向女神波提尼

    亚(Potnia)献上供品的盛大游行。[25]新王宫时期的时代断限被确定在约前1700

    年至前1470年，其结束的原因主要是大地震和火山喷发，且这次火山喷发也结束了

    锡拉岛上的基克拉泽斯文明。一些壁画形象反映了宫殿文化：有一幅壁画展示了宫

    廷妇女，她们大多裸着上身，围坐在中央庭院周边。这些壁画是对一些小片壁画进

    行修复的成果。不过我们不应被它们蒙蔽：大多数评论者在看到此幅图景时，认为

    其描绘了米诺斯文化时期的欢乐、和平以及妇女受到尊敬的场景，但是值得注意的

    是，我们不要以现代人的价值观进行判断，因为我们在壁画中看到的是精英们的生

    活——一座王宫，以及男祭司和女祭司的团体。这些宫殿是否为(或是否同时为)

    真正的神庙也是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这些建筑是以宗教祭礼为核心的宫廷文化的

    所在地，其中蛇形女神——可能是冥府之神——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正如其他早

    期地中海文化一样，女神崇拜在这个时期占统治地位。

    这一时期是与外界联系日显频繁的时期。一个发现于克诺索斯的埃及条纹大理

    石盖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640年。两百年后，在卢克索神庙外的埃及维齐尔[26]莱克

    米尔(Rekhmire)的墓中，绘有克夫提乌人(Keftiu)带来礼物的场景，图中来客

    穿着短褶裙且身体半裸，服饰与克里特人相似。克夫提乌之名令人想起《圣经》中

    的迦斐托(Caphtor)，而迦斐托指的就是克里特。壁画上写有：“这些礼物来自

    克夫提乌和海上诸岛的大君们。”作为回赠，克里特人获得了象牙、装有香水的石

    罐、黄金以及用于组装战车的面板——这些物件并非自组装的粗陋配件，而是享有

    盛誉、精心装饰的战车配件。[27]但并无大批外来手工品进入克里特，米诺斯人的艺

    术风格也未深受外来因素影响。米诺斯人对自己的艺术风格非常自信，它体现在了

    一些克诺索斯最著名的考古发现中：半裸蛇形女神小塑像和装饰有章鱼图案的精美

    高脚酒杯。实际上，米诺斯文化在对外输出：这一时期产于希腊本土的精美陶器与米诺斯的物件有相同的图案和风格，包括章鱼图案。

    这一时期的克里特人不再使用象形文字，而是以有音节的线形文字A(Linear

    A)登记其资产。线形文字A不如象形文字漂亮，但书写速度更快。他们在档案中使

    用的似乎是卢维语(Luvian)，它是印欧语系的一支，与赫梯语有亲缘关系，也被

    安纳托利亚西海岸一线的居民，以及公元前12世纪的特洛伊居民使用(根据该地出

    土的一枚刻纹印章推测)。[28]卢维语被广泛用于宫廷中的官方通信，但它在克里特

    的使用并不意味着有一部分或所有克里特人都是安纳托利亚卢维人的后代。此处的

    关键是，米诺斯人(不像特洛伊人)创造了一种文明，这种文明与安纳托利亚文明

    不同。

    4

    约公元前1550年至前1400年，克里特诸王宫的重建与基克拉泽斯群岛——尤其

    是在锡拉岛上的阿科罗提利(Akrotiri)——新一轮的火山喷发几乎同时发生。锡

    拉岛上可能已经居住了基克拉泽斯人、克里特人或爱琴海岸所有其他民族，他们来

    此地是为了获得米洛斯的黑曜石。藏红花生长于锡拉岛，一幅壁画上描绘有采收藏

    红花的场景。另外，正是通过克里特及其附属地阿科罗提利，爱琴海诸岛才获得了

    更多舶来品，包括来自埃及和叙利亚的圣甲虫雕饰、彩陶塑像以及珠串。阿科罗提

    利成为一个重要的中心，并进口了大量的克里特陶器。阿科罗提利的建筑也效仿了

    克里特的设计风格。墙上的一些壁画非常引人注目：穿着短褶裙的克里特船员操控

    船队进入一处港口，港口的房屋都有两层或三层楼高。这些船似乎在渡运一些武

    士，他们穿着希腊本土风行的服饰。在高度发达的克里特文明和希腊本土正在兴起

    的迈锡尼文化之间，锡拉岛起着桥梁的作用，这表明米诺斯人已将其贸易，可能还

    有其政治影响力发展到了克里特岛以外的地方。[29]

    在公元前1525年以后的数年间出现了一些不祥的征兆，该地区的稳定遭到严重

    威胁。阿科罗提利位于一个巨大火山口(部分在水中)的边缘。大地不断颤动。约

    前1500年，锡拉岛被一次火山大喷发(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火山喷发之一)分裂，只留下一个新月形海岛伸出水面，好在之前的一次地震已使居民在此前及时撤出了

    阿科罗提利。[30]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更深层次上看，克里特都发生了巨变。前

    1525年前后的几次地震给克诺索斯带来巨大灾难，王宫的很多部分被荒弃。在锡拉

    岛火山喷发后的很多年间，太阳都被“尘雨”遮蔽，火山灰过后才落到地面，以致克里特岛东部的灰尘竟达十厘米厚。农业惨遭破坏，导致了长期饥荒的发生。在位

    于尤卡塔斯山阿克哈涅斯(Arkhanes)的一座小型米诺斯王宫，一些明显用于其他

    目的的房间成了储藏室。整个地区都受到了火山喷发的影响，保证补给的需求因此

    扩大，通过与近邻贸易的方式解决供应紧缺不再可能。这种危机感还可由克诺索斯

    北屋(North House)中的可怕发现证实：约在这一时期，有四五个儿童被杀，其

    肌肉被从骨头上剔除，可以确定这是一种献祭仪式和食人行为。[31]米诺斯人希望以

    此平息男神与女神们不断增长的怒火。

    卢克索神庙中遗存下来的法老宫廷中的使者画像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们前

    来可能并不是为了获得象牙、猿和孔雀，而是想凭借法老与克里特人间的联盟获得

    尼罗河谷的粮食。锡拉岛的火山喷发伤害但没有毁灭克里特的经济与社会，且克诺

    索斯大约在之后五十年内仍然保有财富和影响力(可能规模缩小了)。这次火山喷

    发造成的破坏只是变化的第一个阶段，之后还有一系列范围更广的变化，它们改变

    了东地中海(可能还有部分西地中海)的政治认同、经济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

    认同。

    [1] R.L.N.Barber，The Cyclades in the Bronze Age(London，1987)，pp.26-33.

    [2] C.Broodbank，An Island Archaeology of the Early Cyclades(Cambridge，2000)，pp.301-6；Barber，Cyclades，pp.136-7.

    [3] C.Renfrew，The Cycladic Spirit(London，1991)，p.18；J.L.Fitton，Cycladic

    Art(London，1989).

    [4] F.Matz，Crete and Early Greece(London，1962)，p.62.

    [5] Broodbank，Island Archaeology，pp.99-102；Renfrew，Cycladic Spirit，p.62.

    [6] C.Moorehead，The Lost Treasures of Troy(London，1994)，pp.84-6；J.Latacz，Troy

    and Homer：Towards a Solution of an Old Mystery(Oxford，2004).

    [7] C.Blegen，‘Troy’，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s.1 and 2，rev.edn，preprint

    fascicle(Cambridge，1961)，p.4.

    [8] D.Easton，‘Introduction’，in C.Blegen，Troy(2nd edn，London，2005)，p.ⅹⅹⅱ.

    [9] Blegen，Troy，pp.25-41；T.Bryce，The Trojans and Their Neighbours(London，2006)，pp.39-40.

    [10] Blegen，Troy，p.40；Bryce，Trojans，p.40；Matz，Crete and Early Greece，p.37；

    L.Bernabò Brea，Poliochni，città preistorica nell’isola di Lemnos，2 vols.(Rome，1964-71)；S.Tiné，Poliochni，the Earliest Town in Europe(Athens，2001).

    [11] Latacz，Troy and Homer，p.41.

    [12] Blegen，Troy，pp.47-8，55.

    [13] Blegen，Troy，pp.47-8，55.

    [14] Moorehead，Lost Treasures，pp.128-30.

    [15] 原文如此。《圣经》中把哈梯人(Hatti)和赫梯人(Hittite)都称为“赫族”，但前者似乎是非

    印欧民族，最初居住于幼发拉底河西岸，后来被赫梯人征服。——译者注

    [16] Bryce，Trojans，pp.51-6；Blegen，Troy，pp.56-61，77-84，noting Easton’s

    comments，Blegen，Troy，p.ⅹⅶ.

    [17] Thucydides 1∶4.

    [18] Matz，Crete and Early Greece，pp.57-8，69.

    [19] A.Morpurgo Davies，‘The linguistic evidence：is there any？’in The End of the

    Early Bronze Age in the Aegean，ed.G.Cadogan(Leiden，1986)，pp.93-123.

    [20] R.Castleden，Minoans：Life in Bronze Age Crete(London，1990)，pp.4-7；

    C.F.Macdonald，Knossos(London，2005)，pp.25-30.

    [21] Matz，Crete and Early Greece，p.57；Castleden，Minoans，p.29；Macdonald，Knossos，pp.43-7.

    [22] Macdonald，Knossos，pp.50-52；Castleden，Minoans，p.69，fig.18(plan of

    Gournia)，p.112.

    [23] Reported in Archaeology(Arch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vol.63(2010)，pp.44-7.

    [24] Macdonald，Knossos，pp.58-9，87-8；Castleden，Minoans，pp.169-72.

    [25] C.Gere，Knossos and the Prophets of Modernism(Chicago，IL，2009)，and the

    discussion in part 5，chap.2 below.

    [26] 维齐尔是由法老委任的最高官员。——译者注

    [27] Macdonald，Knossos，pp.134，173；Castleden，Minoans，p.12.

    [28] Morpurgo Davies，‘The linguistic evidence’；L.R.Palmer，Mycenaeans and

    Minoans：Aegean Prehistory in the Light of the Linear B Tablets(2nd edn，London，1965).

    [29] L.Casson，‘Bronze Age ships：the evidence of the Thera wall-

    painting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4(1975)，pp.3-10；

    Barber，Cyclades，pp.159-78，193，196-9.[30] Barber，Cyclades，pp.209-18.

    [31] Macdonald，Knossos，pp.171-2，192.三 商人与英雄时代(前1500～前1250年)

    1

    公元前1500年前后，克里特岛不仅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变革，也经历了非常重要

    的政治转变。很多定居点，如阿克哈涅斯都被废弃了，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个希腊

    人的王朝到来了；米诺斯时期的遗迹一个接一个地被摧毁，在诸多大型王宫中只余

    下了克诺索斯一处。地震和火灾已经被认定为罪魁祸首，来自希腊的入侵者也难辞

    其咎。由于没有人知道谁应该对此负责，较为明智的尝试是将两者相结合予以说

    明，且认为希腊人趁克里特混乱之际将其占领；或者还可以认为，克里特人需要强

    有力的领袖，于是将目光转向了希腊人。然而无可争辩的是，米诺斯人的克里特被

    引入了希腊人正在崛起的迈锡尼文明中。在早期和中期青铜时期的商贸航线上无足

    轻重的地区，此时却成为爱琴海海域的政治和(或者)商业势力的中心：迈锡尼文

    明和权力的大中心是一连串沿希腊东部边沿分布的定居点，以及离海不远的内陆地

    区的定居点，它们从北部的伊奥科斯[Iolkos，即沃洛斯(Volos)]开始，有奥

    科美纳斯(Orchomenos)、底比斯(Thebes)、迈锡尼(Mycenae)、梯林斯

    (Tiryns)，以及西南部的派娄斯(Pylos)。希腊人的成功在前15世纪早期就有

    了一些迹象，当时迈锡尼诸王被葬于圆形墓A中(如人们逐渐知道的那样)，他们戴

    着金箔面具，这些面具似乎模仿了他们长有胡须的面部形象，同时也显示他们试图

    模仿法老佩戴华丽金制面具入葬的习俗。[1]当然，迈锡尼“富有黄金”这一说法一

    直保有特殊声誉。如果荷马所列“参战船只细目”(《伊利亚特》中的一份古老文

    献)可信，那么至前12世纪，这些独立小邦国都普遍认为迈锡尼王(wanax)是他

    们的宗主。[2]

    米诺斯人的记载与迈锡尼人的记载被难以察觉地糅合在了一起。这一方面是由

    于，克里特艺术对希腊本土的影响非常深远，直到制陶匠人试验性地发展出了自己

    的外形和图案，迈锡尼生产的物品，如陶瓷才逐渐作为地方产品获得了自己的个

    性；另一方面，米诺斯人与迈锡尼人之间模糊的界线，很明显是在迈锡尼人征服克

    里特后，来自希腊本土的讲希腊语的精英集团占领了克诺索斯的结果。尽管如此，文化的延续性依然清晰可见，迈锡尼人用于记录希腊语的线形文字B是对米诺斯人创立的文字体系中线形文字A的改进。线形文字B已被文特里斯(Ventris)和查德维

    克(Chadwick)于20世纪50年代成功破译。[3]迈锡尼人在克诺索斯重新启用了泥

    板文献档案，然后在派娄斯对其进行了改进与精心制作，用于记录臣民献给王和神

    的贡(供)品。甚至在希腊南部，通过传于后世的手工艺品，我们可知他们的宗教

    仪式也与米诺斯人几乎无异——印章上有女神和祭司的形象，一个杯子和一块镶嵌

    板上绘有腾跃公牛的运动或仪式。[4](这些东西尽管发现于希腊，却产于克里特。

    正如有人据此论证的那样，它们的存在表明公牛崇拜在希腊盛行。)古典时期希腊

    男神与女神的名字经常会显露出其前希腊时期的根源，且这些神祇有时能在迈锡尼

    人的书面记录中找到。有迹象显示，在贸易方面希腊与克里特间也存在着延续关

    系，如希腊人与克里特人的产品都被运到了罗得岛、叙利亚及特洛伊，但长距离的

    航海活动已深入地中海深处，远至西西里岛与意大利。

    迈锡尼人以好战而著称。他们善于学习，并很快使自己融入已经存在的文化。

    尽管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告诉我们，像佩罗普斯(Pelops)一样的文明初创者是如何

    从其他地方(如佩罗普斯来自安纳托利亚)来到希腊的，但迈锡尼人的祖先很可能

    生活于多山的巴尔干半岛南部。他们是防卫要塞的伟大建造者。像克里特岛米诺斯

    宫这样防御较为简陋的宫殿较为少见——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的派娄斯

    (Pylos)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且几乎可以肯定，它的防卫主要依靠一支大的海上

    船队构成的“木墙”，和后来德尔斐神谕(Delphic Oracle)所描述的雅典船队一

    样。海洋在迈锡尼文明中具有重要作用，但陆战和围城战也会出现在他们的艺术

    中，更引人注目的是迈锡尼人和梯林斯人遗留下来的诸多要塞的断壁残垣。迈锡尼

    的一些城墙有七米厚；在梯林斯，贯穿于石质建筑之中的狭窄隧道(现在依旧可穿

    行)在那些甚感困惑的古典作家笔下被描述为由独眼巨人(Cyclopean giants)所建。线形文字B的泥板文献还显示了双轮战车对此好武社会的重要性，并对它们进行

    了计数；荷马在提及这个突然消失的有大量青铜武器和用野猪牙制成的头盔的古老

    世界时，也对其有所描述。[5]在迈锡尼人的伟大战争首领的墓葬中埋有大量青铜武

    器，不过他们也甚为了解用黑曜石制成的薄如纸片样的箭头，这些箭头出自米洛斯

    和利帕里(Lipari)。

    “迈锡尼人”如何称呼他们自己是一个重要问题。“迈锡尼”是现代人对青铜

    时代希腊文明的称谓；在公元前14世纪，其表达的只是由堡垒和周围村庄所组成的

    迈锡尼(Mukenai)聚落(勉强可称为城镇)。这一地名的希腊语复数形式，如同

    一时期的其他地方(典型的有雅典的复数Athenai)一样，可能反映了这样的事

    实：这些中心是由多个村庄合并而成的。[6]其统治者属于武士阶层，至前14世纪，他们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他们的随葬品中不仅有武器，还有金银制成的高脚酒杯

    以及(描绘了狩猎场景的)精美镶饰的随葬小刀。历史学家在谈及“迈锡尼贸

    易”时，指的是这些早期希腊军事首领统辖下的政治区域之间的贸易。对商人和农

    民是否讲希腊语，人们也仅能猜测；事实上，很多人肯定是会多种语言的克里特

    人，他们生活在线形文字B时期的克诺索斯和法伊斯托斯。赫梯作为邻国，在文献中

    将迈锡尼人称为Ahhiyawa，而埃及文献将其称为Ekwesh。这说明Akhaiwoi这一名

    称，即古典希腊语中的Akhaioi与今天人们口中的阿凯亚人(Achaeans)，如果不

    是他们对自己的称呼，至少也是外邦人对他们的称谓，这些外邦人非常肯定地认为

    迈锡尼是一个主要的区域性力量。[7]在米诺斯人建立的贸易链的基础上，迈锡尼商

    人维系着他们与富藏铜矿的塞浦路斯(当地直到古典时代一直使用着线形文字)的

    交往，另外还与罗得岛、位于安纳托利亚海岸的米利都及叙利亚海岸有贸易往来。

    如果伊阿宋(Jason)的“阿尔戈号”(Argonauts)的故事是有历史根据的，那么

    他们可能与黑海地区也有联系。“格里多亚残骸”(Gelidonya wreck)，也就是

    发现于土耳其南部海岸的前13世纪的遇难船只的残骸，说明了当时迈锡尼人的贸易

    范围很广。残骸的大部分被水流冲走，但是其装载的一些货物因太重而被留在原

    地，它们是一些半吨重的大铜块，还有可证明这艘船已经到过叙利亚和塞浦路斯的

    青铜器与印章。在发现于土耳其海滨城镇乌鲁布伦(Ulubrun)的更古老的残骸中

    人们发现了更多的铜，且有趣的是，船上还装载了相当于铜重量十分之一的锡，这

    个比例刚好适用于青铜的制作。[8]

    迈锡尼贸易的一个新特征就是与意大利建立了联系，这是米诺斯时代的克里特

    岛所没有的。关于希腊本土与西西里岛的联系的最早证据可追溯至公元前17世纪，主要可依据希腊(中希腊时期)与西西里岛东部陶罐的相似性得出此结论(在西西

    里岛东部还出土了一些中希腊时期的陶罐)。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它们之间有经常

    性的直接联系，它们的来往甚至连间歇性的中介贸易都算不上，因为这些陶罐从希

    腊经爱奥尼亚海，而后沿意大利半岛的靴跟和靴头进入西西里岛。[9]能证明两地之

    间定期联系的铁证稍后才出现，当时大量晚期青铜时代的陶器被带入利帕里群岛，且大量的黑曜石被运回希腊。商人们也留下了一些瓷珠，它们很明显源自埃及，这

    说明当时已逐渐出现一个贸易网，这个贸易网囊括了地中海中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

    区。当克诺索斯落入迈锡尼人之手后，黑曜石开始失去吸引力；穿越地中海和安纳

    托利亚地区运输铜锡的新路线正在开发中。对金属的寻找引导迈锡尼航海者远赴伊

    斯基亚(Ischia)及其邻近的小岛维瓦拉(Vivara)；在登上托斯卡纳(这里富藏

    锡矿)和撒丁岛(在此他们遗留下一些铜块)的海岸之前，他们在伊斯基亚等地卸

    下了陶器。[10]从锡拉岛壁画上描绘的船只来看，船运技术毫无疑问已经取得巨大进

    步：以帆助桨，且船身更大，船舷更高，可以承受更强的海浪冲击。他们肯定也对

    中部和东部地中海的浅滩、暗礁及洋流等有更为详细的了解，没有这些常识，他们

    不可能在希腊诸岛屿间自由航行，也不可能驶向西西里岛。在这一时期，沿海岸线

    的航行依旧占主导地位；观察迈锡尼陶器在海岸上的分布，我们可发现其航道由多

    德卡尼斯群岛延伸到意大利半岛的靴跟处，且绕过鞋背下行至西西里岛。

    与意大利的紧密联系导致了海外贸易站的出现。[11]尽管迈锡尼人向利帕里群岛

    运送了大量的陶器，包括大陶罐等，但没有证据证明利帕里人处于迈锡尼人的统治

    之下。然而利帕里人的确与更北的地区[最远至托斯卡纳北部的卢尼(Luni)]建

    立了联系。[12]利帕里逐渐备受关注，不只因为它拥有黑曜石，还因为它是西西里周

    围海域的补给站和通往北部地区的中转站。大陶罐是典型的产品，它并不是装饰

    品，而是载货用的——装载的最有可能是食油，因为食油是希腊出口物品中最受欢

    迎的产品之一。在利帕里群岛的一处墓葬中发现的琥珀项链经鉴定来自亚得里亚海

    北部而非东地中海。这些都说明，在这一时期，迈锡尼人是最富有的(但并非唯

    一)冒险穿越地中海中心水域的商人。与此同时，利帕里群岛的居民都居住在火山

    山坡上修建的小木棚中；对他们而言，奢侈品主要是琥珀和玻璃球，而非金银首

    饰。

    西西里岛以东的一个近海岛屿萨普索斯(Thapsos)上的一个聚落为我们展现

    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输入型文化，该文化在源头上属于迈锡尼人。该地居民建造了一

    个棋盘格式的城镇，街道宽至四米，宽敞的房子围庭院而建，墓葬中有大量来自希腊本土的晚期青铜时代的器皿，说明“该考古遗址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异邦殖民

    地”。[13]事实上，与萨普索斯房屋最为相似的设计，出现在了迈锡尼世界另一端的

    塞浦路斯，它们的位置靠近法马古斯塔(Famagusta)的恩科密(Enkomi)。这看

    起来就像是先构想好了贸易殖民的蓝图，而后在迈锡尼世界的两端将其付诸实践。

    萨普索斯生产了很多迈锡尼风格的小香水瓶，[14]它是一个制造中心，专门为“国

    际”市场生产香油。但是萨普索斯并非迈锡尼文化的一个简单分支。它生产了大量

    西西里风格的粗制灰陶，这说明萨普索斯拥有一个混杂的民族群体。在同一时期，位于斯科格里奥(Scoglio del Tonno)[15]，即现在的塔兰托(Taranto)附近

    的另外一个迈锡尼聚落促成了亚得里亚海物品，特别是南意大利的铜的流通，且实

    际上充当了向西西里岛运输货物的中转站。[16]于是，对航行于地中海上的人群而

    言，正是在迈锡尼时代，地中海世界的拓展开始引人注目。

    2

    对迈锡尼商人更为重要的地域不是欠发达的西方，而是叙利亚与黎巴嫩沿

    岸。[17]至公元前14世纪，贸易者在叙利亚的乌加里特(Ugarit)和比布鲁斯

    (Byblos)，以及迦南(Canaan)沿岸的基色(Gezer)与拉吉(Lachish)等地

    留下了大批量的迈锡尼陶罐(青铜时代晚期Ⅱ期风格)。黎凡特地区的贸易网正在

    形成，足以供给那些由迦南人、塞浦路斯人、赫梯人、埃及人构成的爱琴海商人团

    体、居民和到访者的富裕城市。[18]黎凡特的一些港口早已与尼罗河三角洲有联系；

    埃及底比斯(Thebes)的科纳蒙(Kenamun)墓葬中曾有一幅现已无存的壁画，上

    面绘有在迦南商人监督下卸载货物的埃及港口，画中的货物有纺织品、紫色染料

    (黎凡特海岸的特产，提取自一种骨螺)、油、酒及牲畜。

    自公元前3千纪起，乌加里特便是一个重要、活跃的贸易中心；它在某一时期是

    埃及的藩属国，一个名为尼奇马杜(Niqmadu)的国王曾与法老家族联姻。该城从

    黎巴嫩山区向埃及供应埃及当地匮乏的雪松木材。乌加里特是美索不达米亚世界

    ——它借鉴了美索不达米亚复杂的楔形文字——与东地中海世界各地区，包括尼罗

    河三角洲、爱琴海、克里特岛[在乌加里特泥板中被称为卡布图里

    (Kabturi)]，以及距离乌加里特只有一百英里的塞浦路斯(该岛兼有中转站的

    职能，来自埃及的货物经由此岛运往希腊内陆)之间的桥梁。[19]在乌加里特，我们

    发现了一些塞浦路斯韵体的铭文，说明有来自塞浦路斯的商人居住于此。乌加里特

    的居民有各种背景：有一些商人被埃及人称作“玛严努”(Maryannu，或称“青年英雄”)，他们来自安纳托利亚和希腊地区；有一些行政人员的名字并非当地人的

    名字——在乌加里特周围的一些地区居住着一些讲迦南语的人，这种语言含有腓尼

    基语和希伯来语的元素。专门的官员被指派去料理外来商人的事务，外来商人要遵

    守当地的居住规定，同时享有在乌加里特置办房屋的权利。从一个约前13世纪的象

    牙盒看，乌加里特艺术曾受米诺斯文明影响，因为该象牙盒上的女神既有当地的特

    征，又融合了米诺斯的艺术特色。[20]乌加里特有充满生机的文学艺术，有大量刻于

    泥板上的宗教诗歌被保存下来，且这些诗歌与后来希伯来语的宗教诗歌惊人地相

    似。这些联系也给爱琴海世界艺术的复苏注入了活力。曾经的克诺索斯已被吞并，迈锡尼世界提供的东西变得更多：克里特人的手工艺作品以及希腊内陆的一些产品

    此时已经可与曾占优势地位的米诺斯物品相匹敌；另外还有克里特岛的优质纺织品

    ——线形文字B中的“ri-no”在早期古典希腊语中的拼写为“linon”，意为亚麻

    布。至此，位于东地中海港口城市的那些由来自爱琴海的移民和商人组成的小型集

    落已然形成；除商人和货物的到来外，雇佣军也带着他们的武器和盔甲来到此地。

    当贸易开始改变东地中海的特征时，只有战争才会使这些地区的贸易和文化遭受巨

    大损害，将其引向一个漫长冬季(这最终发生了)。

    此前，我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到了西西里岛贫穷的村民身上，对法老的属民则

    关注较少，故在此有必要对他们的缺失做一些解释。随着下埃及沼泽地与邻近的尼

    罗河流域的条形灌溉地合并在一起，埃及人建立了一个复合型的、以城市为基础的

    社会；早在公元前3千纪，通过金字塔的建造，埃及人就已向我们展现了他们组织大

    批劳动力的能力。为宫廷生产的艺术品，包括华丽的金器、较为珍奇的宝石等，均

    已优于克里特岛米诺斯王宫中最好的手工艺品。即使在主题上没太大影响，埃及艺

    术在技术方面对克里特壁画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埃及的物件在早期希腊世界被珍

    重地保存下来；埃及的政治对迦南和叙利亚海岸沿线，特别是比布鲁斯有较大影

    响。对一些主要必需品，如锡、木材及铜矿等的寻求，使埃及人将其影响力扩展至

    西奈半岛及以外地区。但当历史学者提到埃及人的海上贸易活动时，他们首先想到

    的仍是它与南部地区的联系：在前2千纪，沿红海下行至蓬特(Punt)的贸易远航将

    象牙和乌木一类的产品运至法老的宫殿。[21]尽管有些法老的确在下埃及大兴土木

    ——《圣经》记述了一个以拉美西斯(Ramesses)命名的大型储藏城市的修建——

    但在约前1570年后，他们的权力中心主要在上埃及。然而，拉美西斯城[在古王国

    时期该城被称作派拉姆西(Piramesse)]在前13世纪的一个时段内的确是埃及的

    首都，那时法老们正在向迦南与西亚挺进，希望有一个靠近其利益中心的基地作为首都。

    公元前1570年，统治下埃及和中埃及超过一个世纪的希克索斯(Hyksos)王朝

    被逐出。这些统治者后来被斥为“野蛮的亚洲人”(其确切的身份依旧是谜)，但

    他们将一些重要的改革引入埃及，包括双轮战车和青铜盔甲。[22]他们最终取得埃及

    政权的手段是武力征服还是阴谋诡计，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技术方面他们确实要比

    埃及人先进；且他们与邻近的叙利亚和克里特保持着联系，这种联系对于他们获得

    必要的军事装备是非常重要的。希克索斯人统治的晚期是埃及艺术充满活力的时

    期，最著名的是图坦卡蒙墓中的考古发掘。约前1340年，当信仰异教的法老埃赫那

    吞(Akhenaten)在阿玛纳城(Tell el-Amarna)为太阳神建立新首都时，其选择

    的也是上埃及距法老传统权力中心相对较近的地方。对于古埃及人而言，最重要的

    水域既非地中海，也非红海，而是尼罗河；地中海是他们的地平线，而且无论从政

    治角度还是贸易角度看，法老时代的埃及都不能被称为地中海大国(尽管他们也从

    东地中海获取一些资源)。直到前4世纪亚历山大城建立，埃及的地中海海岸上才有

    了一座眺望希腊世界的主要城市。但在这一时期，到埃及的外来商人通常比旅居海

    外的埃及人多；萨胡拉(Sahure)金字塔浮雕上刻画的航海者(约前2400年)应该

    是亚洲人，且其航船的设计可能模仿了黎凡特风格——有些船可能已经可以航行至

    上游区域，它们中既有战船，也有货船。总体来说，埃及人依赖外来的代理人为其

    建造、管理及驾驶船只，起码在穿越地中海时需要雇用代理人。[23]

    “伟大的绿色”这一表述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埃及文献中，但被用于描述许多水

    系——法尤姆湖(Lake Fayyum)是其中之一，尼罗河是另一个，偶尔也被用来指

    代红海。公元前2千纪末，“Y-m”这个词偶尔被用来指代大海，包括地中海，这个

    词本身源自闪米特语(Yam在希伯来语中意为大海)。对埃及人而言，地中海并没有

    重要到需要为其指定特别名称的地步。[24]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一些港口有很多来自或

    前往叙利亚的船只，如位于三角洲东部的特亚茹[Tjaru，现为特尔赫巴(Tell

    Hebua)]。该港口已经被希克索斯人使用，而后由第十八王朝的统治者重建。前

    15世纪图特摩斯四世(Thutmose Ⅳ)在位时，特亚茹是拥有“异邦王族使者”头

    衔的总督的官邸的所在地，总督的职责之一便是在西奈沙漠开采绿松石矿。在这一

    时期，绿松石是埃及人比较喜欢佩戴的宝石。然而，特亚茹还有另外一个职能——

    它是与外界进行贸易的基地，这一点可通过在此地发现的来自叙利亚和塞浦路斯的

    陶器证实，这些地区还富藏埃及人渴望获得的木材。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阿瓦利斯

    (Avaris)，它也位于三角洲东部。早至前18世纪，在阿瓦利斯居民(包括士兵、航海者及手艺人)中，便有很多人有迦南人血统。希克索斯人将阿瓦利斯设为首

    都，其占地面积超过二十万平方米。希克索斯人统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阿瓦利斯的

    衰落。[25]当地修建于希克索斯人被推翻后的宫殿装饰着克里特风格的壁画，这进一

    步印证了克诺索斯的克夫提乌与法老宫廷之间的联系。[26]

    还有一个港口的重要性也在上升，那就是塔尼斯(Tanis)。在公元前11世纪

    早期，有一个来自南方腹地的卡尔纳克(Karnak)的埃及使者由此地被派往比布鲁

    斯的迦南王国执行一项艰难的任务：确保木材供应，重建一艘河船，将其献给至高

    无上的阿蒙(Amun)神。他是神庙的高级管理者(Elder of the Portal)，名为

    维纳蒙(Wenamun)。他留下了一份行程记录，该记录写在莎草纸上，保存在一个

    埃及人的墓中。据其描述，他从塔尼斯出发的时间为前1075年4月20日。[27]从一开

    始，他就面临一些问题：尼罗河三角洲的一些地方势力打算独立，不再依附弱势的

    法老拉美西斯十一世(Ramesses Ⅺ)；且当地的统治者斯门德斯(Smendes)认

    为，没有必要冒着风险专派一艘船将维纳蒙送至比布鲁斯，于是安排他搭乘一艘由

    当地船长门戈贝特(Mengebet)驾控的船只，当时该船长正打算和一位叙利亚船员

    出海贸易。这艘船沿海岸线航行，在多尔[Dor，今海法(Haifa)南部]停靠，此

    地是所谓的阐卡尔人(Tjekker)的聚集中心，他们是一个海洋民族，我们之后将

    简要谈及他们。[28]多尔的统治者谦逊有礼(他给维纳蒙提供了面包、酒和肉)。然

    而，门戈贝特的一个船员没能抵挡诱惑，带着维纳蒙携带的用于购买木材的巨额钱

    财，包括几磅重的银和超过一磅重的金器逃之夭夭。维纳蒙跑到统治者那里告状；

    统治者说，如果那个贼是多尔人，自己就可以补偿维纳蒙的损失，现在自己唯一可

    以做的是进行调查。此次调查足足持续了九天时间，但毫无成果，维纳蒙认为唯一

    的选择就是继续北上。到达比布鲁斯后，他设法在门戈贝特的船上找到了与其丢失

    的钱财差不多数量的银器，并把它们藏匿起来。这些银器是其他人的财产，但是他

    坚持不交出，除非船主赔偿他丢失的金银，因为窃贼是船主的一个船员。

    比布鲁斯的统治者泽克巴尔(Zekerbaal)比多尔统治者更不友好。他拒绝接

    受维纳蒙，对维纳蒙从港口传来的信息，他的简短答复是维纳蒙应该离开。其传令

    者说：“比布鲁斯的主人派我来告知你：‘滚出我的港口!’”[29]这样的争执反反

    复复持续了二十九天。当9月来临时，维纳蒙担心他得等到来年春天航行恢复后才能

    离开了(这证明当时有休航季，休航惯例甚至也适用于沿迦南海岸线的航行)。后

    来，国王泽克巴尔告诉维纳蒙，曾经有与他类似的使者等待了十七年!维纳蒙打算

    在另外一艘要离港的船上预定位置，因为门戈贝特已丢下他去了下一个停靠港。后来，当王廷向巴力神(Baal)献祭时，国王的一个臣子突然出现了幻觉，激动不已

    的国王认为，他必须接见埃及至上神阿蒙的信使，这至少是官方的说法。但是维纳

    蒙认为，国王的目的是要将他和他的财物分离，使他误了船期，趁他到达皇宫后再

    将其银两剥夺。但是维纳蒙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莎草纸上写有他进入王宫(泽克巴

    尔坐在里面)的过程：“当他转过身背对着窗户时，叙利亚大海的波浪击打着他的

    后脑勺。”[30]国王不仅未对法老表现出应有的尊敬，还对阿蒙神的高级祭司很无

    礼。他责备维纳蒙没有提交国书(国书被他丢在了塔尼斯)，还下令解雇了埃及船

    员，因为在他看来，和叙利亚人相比，他们显得无能且愚蠢。国王坚定地提出，比

    布鲁斯的二十艘船及西顿(Sidon)的五十艘船应与埃及进行贸易，然而维纳蒙表达

    了埃及官方的观点：这些船只不能以异邦船只的身份与埃及贸易，它们必须是处于

    法老保护下的海船。于是，双方不断地讨价还价，都想获得更多利益，且国王很希

    望趁埃及的统治者处于弱势之时羞辱埃及。他承认之前的一些国王曾根据埃及人的

    要求供给木材，但他要求埃及进行偿付；他令手下将王国的账本呈上(表明比布鲁

    斯有一套复杂的管理体制)，从账本中，他证明过去埃及人已经向自己的王国交付

    了大量白银。[31]维纳蒙很生气，开始指责国王对埃及这一伟大国度和作为众神之王

    的法老的失礼。

    尽管如此，维纳蒙也知道他的气话不会产生什么作用，故他派人向埃及捎信，要求为泽克巴尔准备一些体面的礼物。埃及人很认真地考虑了他的要求，他们送来

    了大量奢侈品，包括金银器皿以及一些生活资料，如牛皮、亚麻布、鱼、扁豆、绳

    子及五百卷莎草纸(泽克巴尔可以在上面记录更多的财务账目)。[32]同时，维纳蒙

    的需求也没有被怠慢。泽克巴尔派遣了三百名壮丁和三百头牛帮助他砍伐和运送木

    材。泽克巴尔亲自到海岸监督木材的装载，并向维纳蒙送上自己的美意以安抚他：

    酒、一只绵羊和一个埃及歌姬。维纳蒙乘着一艘由比布鲁斯船员驾驶的船离港。他

    逃离了多尔海盗的追捕；后来因遇到风暴船只驶向塞浦路斯，在那里，他受到当地

    居民的袭击，多亏当地的善良的女王他才幸免于难。[33]留存的文献便记录到此，然

    而整个故事似乎是在为这次失败的任务辩解——我们并不清楚木材最终是否到达埃

    及。当然，这一描述并不能代表东地中海上的日常贸易情况，但其珍贵之处在于，它首次记录了贸易航行，以及在异国宫廷做生意会可能遇到的政治难题。

    埃及人是地中海上最富有的势力，但是也有一些不可忽视的敌手。赫梯帝国在

    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出现，拥有大量的金属资源，严重威胁到埃及人在叙利亚的利

    益。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Ⅱ)致力于恢复埃及在此地的影响力——自信仰异教的法老埃赫那吞统治以来，埃及对此地的统治便减弱了。赫梯人则调动了其盟

    友，包括位于西亚的仆从，如吕西亚人(Lycians)和达达尼尔人(Dardanians)

    (后来荷马用这个词称呼特洛伊人)，以作为回应。公元前1274年7月，在卡迭石

    (Kadesh)，成千上万辆战车被投入战斗；通常来讲，尽管拉美西斯宣称埃及人在

    战斗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但自负的他依然无法掩盖双方均受到重创的事实，因为在

    战争伊始，赫梯人便砍杀了大量的埃及士兵。[34]前1258年，双方都承认和谈才是

    最好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