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瓶梅风物志：明中叶的百态生活黄强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203-0923-3

    Ⅰ.①金… Ⅱ.①黄… Ⅲ.①《金瓶梅》—小说研究②社会生活—历史—中国—

    明代 Ⅳ.①I207.419②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1599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戴宽

    数字编辑 于晓伦

    出版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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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245千字

    纸书定价 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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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内容简介

    《金瓶梅》因为包含着女人、金钱、腐败、市井、情色等元素，400多年一直饱

    受垢议。

    本书是一本用另类视角、另类眼光诠释《金瓶梅》的著作。本书从历史角度、服饰描写、饮食习俗、民俗风情、经济生活等多个角度，全方位探究《金瓶梅》反

    映的明中叶服饰潮流、官场腐败、婚姻基础、养生之道、游艺娱乐、购房置业等社

    会生活，涉及官场、情场、生意场、房地产等领域，告诉读者一个曾经被误读、误

    解的《金瓶梅》，其实是一部明中叶的百科全书。

    对于《金瓶梅》中房地产以及女性服饰的研究，是本书的一个创造，作者独具

    慧眼，广泛搜集资料加以整理，得到了颇有意义的收获，使读者对明中叶的住宅

    房、商品房，女性衣著的了解有了极大深入。作者简介

    黄强(1963-)，字不息，江苏南京人。创办或参与创办南京地区多个平面媒

    体、电视新闻栏目、网络媒体。现为金陵老年大学文史系副教授、徐州工程学院人

    文学院战略发展委员，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理事，今日头条千人万元计划签约作者。

    曾独辟蹊径，将服饰学知识应用到《金瓶梅》研究之中，拓展了《金瓶梅》研

    究新方法；第一个在《金瓶梅》研究领域提出时代背景为正德朝的学术观点，成一

    家之说；出版中国第一本内衣史专著、第一本文人置业经济史专著、第一本南京区

    域服饰史专著；著作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2017年国家出版基

    金资助项目。

    自媒体：今日头条-黄强黄不息

    电子邮箱：huangbuxi@hotmail.com

    仪》《趣民国》等著作15本。

    转载。已出版《另一只眼看金瓶梅》《衣仪百年》《消失的南京旧景》《服饰礼

    刊发论文近200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多次全文

    梅》对饮茶描写，说明《金瓶梅》是一部明代茶文化宝典。这些研究成果，均具有

    天”与“逆天”之论，探寻兰陵笑笑生顺应自然合于自然的哲学思想。研究《金瓶

    表现主题、刻画人物性格中所起的作用。从饮食养生，联系欣欣子序中“合

    梅》研究交叉结合，通过服饰等研究《金瓶梅》年代、历史背景。研究饮食描写在

    《金瓶梅风物志》，把服饰、饮食、茶文化、房屋购置、花灯等研究与《金瓶

    是用新思维、新方法对《金瓶梅》研究取得的成果。

    事物中看出非常态的问题，需要用新思维、新方法。黄强著《金瓶梅风物志》，正

    个薄弱的环节，是需要开拓，而且可以开拓的领域。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能从常态

    于“另类”。其二，相对于思想、艺术、文本研究，《金瓶梅》文化研究显然是一

    究，服饰、饮食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属另类研究，自己作为业余研究者，也属

    中，对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文本解读占主流，研究成果比较多。而对文化的研

    日夜交流。他说自己的《金瓶梅》研究是“另类”研究。其一，《金瓶梅》研究

    色的论文。在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期间，我俩同吃同住，朝夕相处，黄强先生研究《金瓶梅》已有二十多年，发表了几十篇有独特视角、有学术特

    感召着黄强在不平坦的道路上勇敢攀登，不畏艰险，不怕寂寞与高寒。

    朋友们的理解与支持。《金瓶梅》这座文化高峰，有着无穷的艺术魅力，在吸引和

    其要付出更艰辛的努力，在完成本职工作后要抢时间挤时间，要得到领导、家人与

    余”并不说明研究者在文化素养、学术规范方面与专业学者有什么差距，只意味着

    作，不去戏说，更不以主观想象去“揭秘”。“业余”是黄强的自谦之词。“业

    平”。黄强的研究成果说明，这位“业余”者极严肃、极认真地做学问，而不去炒

    果累累，其乐无穷。朋友们肯定他的学术成果，称赞他是“业余选手，专业水

    等。他热爱学术研究，耐得住寂寞，受得了清贫，已坚持二十多年，刻苦钻研，硕

    《中国内衣史》《中国置业史话》《衣仪百年》《中国服饰画史》《走进佛门》

    都有浓厚的兴趣与执着的研究。已出版或即将出版的著作有《玄奘与南京玄奘寺》 成果的学者。他对《金瓶梅》与晚明文化、佛教哲学、中国服饰史、中国饮食文化

    学友黄强先生，不但是一位优秀、敬业的编辑记者，还是一位勤奋且取得丰硕

    《金瓶梅》的“另类”研究(序一)填补、丰富与延伸意义，具有开拓性、创新性。

    期盼学友黄强先生继续用新思维、新方法研究《金瓶梅》，出更多更优异的成

    果，以推动“金学”在新世纪的发展。

    王汝梅 2006年6月19日

    于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金瓶梅》研究室

    “瓶外学”又可统称“瓶下学”或“瓶体学”，而“金瓶文化”研究则被称

    “瓶外学”，其思想主旨、艺术特色、人物语言研究等可谓“瓶内学”“瓶内学”

    学”界约定俗成的理解，《金瓶梅》作者、成书年代、成书方式、版本研究等可谓

    《金瓶梅》研究，向有“瓶上”“瓶下”“瓶内”“瓶外”之说。按照“金

    代，甚至引起地覆天翻。

    正是创新的开端。所谓另类研究，不妨说是别具只眼。时空变换，少说也会更新换

    传统造就经典，创造带来生命，雷池似跨未跨之时，藩篱似拆未拆之地，往往

    倡。

    所表达出来的思想与结论，不失法纪、道德的规范，都不仅得到允许，而且应该提

    也就具备不尽相同的眼光，从不尽相同的视野里，自然产生不尽相同的观点。只要

    球都将失去平衡。大千世界，应有尽有，方为本色。人人自有其不尽相同的兴趣，气、人类、动物、植物等共同组成地球大家庭一样，这些大家庭成员，缺了谁，地

    及其他小说研究，乃至所有学术研究，更不存在正统、另类的区别。正像水土、空

    何其相似乃尔!如果说足球尚无所谓正宗、另类之分，则《金瓶梅》研究，旁

    《金瓶梅》，也应该属于另类的研究。”

    不是从正统的角度评论《金瓶梅》，而是从风物方面，以一种近似另类的角度审视 者中，以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为主，作为业余研究者，我也属于另类；其三，我

    化的研究，及其支流服饰、饮食研究，属于风物志类或者另类研究；其二，在研究

    一，在《金瓶梅》研究中，对主题思想、人物艺术、文本研究占主流地位，而对文

    序。黄强君在信中说：“何以将书稿取名《金瓶梅风物志》，基于这样的考虑：其

    恰在其间，接到黄强先生的电话，又电传来其大作《金瓶梅风物志》，命余为

    先声呢!

    地足球时称其为另类足球，显然是视草地足球为正宗，殊不知泥地足球正是足球的

    地足球同时在德国举办，参与其间的，也是大有人在，不亦乐乎。央视一套报道泥

    这一段时间看世界杯足球赛，草地足球已经让人夜以继日，目不暇接；更有泥

    一个新学人 一类新课题(序二)为“瓶上学”。余在拙著《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中曾说：“文化问题是近十

    年金学园林的一道新的景观，是《金瓶梅》研究传统方法的突破与扩大。”在20世

    纪最后十年，中国出版的“金学”专著一百二三十部，其中金瓶文化研究专著十五

    部，约占12%；中国发表有一千三四百篇“金学”论文，其中金瓶文化研究论文二百

    余篇，约占15%。

    回顾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传统的研究课题，即前文所谓“瓶下学”，因

    为长达百年的开掘，该说的话行将道尽，给人难乎为继的感觉。譬如《金瓶梅》作

    者研究，如果没有新的文献发现，如果不用新的方法将全部已经用过的史料重新排

    列组合，确实再说也是白说。但《金瓶梅》文化研究，或者再分出一支《金瓶梅》

    传播研究，不仅是“金学”的延续，更是“金学”的新生。传统的“金学”，加上

    以文化与传播为标准的“新金学”，使“金学”研究又回到那个古老的命题：说不

    尽的《金瓶梅》。

    黄强先生1992年撰写的第一篇金学论文，题目是《从服饰看〈金瓶梅〉所反映

    的时代背景》，起手开题即为“金瓶文化”。该文后来又经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

    载，使人们眼前一亮——一个新学人，一类新课题。黄强君此文之前，一千多

    篇“金学”论文中，只有王启忠先生《〈金瓶梅〉服饰描写蕴含的物化价值》(载

    《佳木斯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一文，专题研究《金瓶梅》中的服饰。从那之

    后，黄强君披荆斩棘，一发而不可收拾，终至结集而得本书。

    迄今为止，研究《金瓶梅》服饰的专著，只见到一部，即张金兰女士的《〈金

    瓶梅〉女性服饰文化》(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3月第一版)。该书虽

    有“下编：《金瓶梅》女性服饰的内在意涵”，只是讲到女性服饰与人物性格与社

    会风气的关系，并未将服饰与“金学”连在一起。

    黄强君的《金瓶梅》服饰研究不然。他从服饰考证《金瓶梅》反映的是明代正

    德故实，推论西门庆影射的是明武宗，认为《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在嘉靖七年

    (1528)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之间。打通所谓“瓶内”“瓶外”“瓶下”“瓶

    上”，乃最为可取的“金学”途径。黄强君做出的正是此种努力，虽然他的结论不

    一定准确。这哪里是什么“另类研究”，这分明是“另一只眼看《金瓶梅》”，情

    有独钟，物归其类，得其言哉!

    黄强君第一次出席的金学会议，是 1997年夏季在山西大同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其后2000年秋季在山东五莲召开的第四届国际《金瓶梅》

    学术讨论会，2005年秋季在河南开封召开的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都

    可见到他的身影。2005年9月18日，第五届国际金学会议上午闭幕，下午参观汴京铁

    塔、龙亭、大相国寺，晚遂与陈诏、王汝梅、赵兴勤、孙秋克、齐慧源、黄强诸位

    师友小酌于书店街，席间曾以“全真七子”解颐。时值中秋，月明星稀，他乡故

    知，把酒临风，其乐何如!当时晚餐乃边行边聚，自由组合，余与黄强，也是一种

    缘分。是为序。

    吴敢

    2006年2月10日于彭城预真居说不尽的《金瓶梅》(自序)

    在许多人的眼里，《金瓶梅》是本淫书，这似乎已成定论。封建王朝的禁毁书

    目里，也少不了《金瓶梅》。因此，四百多年来，对《金瓶梅》的压制、打击可以

    说花样繁多，层出不穷。有的书商遭遇生活厄运，就有流言说是因为刻印《金瓶

    梅》而招致的报应。《金瓶梅》给人们似乎从来没有留下好的印象，即使对待《金

    瓶梅》研究者，大众往往也没有好脸色，一听说此公是研究《金瓶梅》的，便报以

    摇头、耻笑、鄙视。《金瓶梅》的研究者没有其他学术研究者那么幸运，被认为是

    学问家、值得尊敬的学者。《金瓶梅》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艰难流传。

    经过时间洗礼，大浪淘沙，许多趋炎造作的小说灰飞烟灭，《金瓶梅》却依然

    存在，并且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研究者翻阅它是因为欲研究必须先了解，批评者

    翻阅它是因为充满好奇。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历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

    注，但是它却得益于《金瓶梅》。即使西门庆是一个丑陋的角色，大淫棍、大色

    魔，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否认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一个懂得经营的成功商人。潘

    金莲也被人们视为淫乱荡妇，但是她身上具有的叛逆性，使她具备了典型人物、典

    型个性的艺术魅力。李瓶儿的悲惨命运，让许多读者为之动容，然而她对待花子虚

    的薄情、狠毒，又何尝不让读者憎恨呢？帮闲人物应伯爵、谢希大，他们可恶、可

    怜、可笑，却是《金瓶梅》中必不可少的人物，他们的存在，丰富了《金瓶梅》人

    物画廊的艺术性。

    《金瓶梅》所处的时代是“存天理，去人欲”的明王朝，同样也是社会制度松

    弛，越礼违制的时代。作者原本是个受过传统思想熏陶和教育的子民，他或许也曾

    有过建功立业平天下的想法，但是他所看到、听到、感受到的现实，却使他迷茫，逼迫他反思、反抗，对现实社会进行揭露和批判。这种思想和时代的矛盾性，同样

    表现在《金瓶梅》一书中。

    许多学者对《金瓶梅》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和观点，但是《金瓶梅》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岂是一两代学者可以分析透彻，研究完结

    的？正如有学者说过《金瓶梅》是说不尽的，因此对《金瓶梅》的研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尽管说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金瓶梅》研究进入了繁荣期，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其数量与质量远远超过以前几十年之和，但是对《金瓶梅》的

    研究仍然存在着许多空白点。这里面有学者未触及的方面，也有受意识形态影响，不敢涉及的方面。

    1994年笔者在《论金瓶梅对明武宗的影射》中曾说过：“自《金瓶梅》以后，传统写法被打破；自《金瓶梅》以后，皇帝老儿也可批评。”对《金瓶梅》的研

    究，需要有兰陵笑笑生的勇气，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正视社会，敢于批评皇权，无

    所顾忌，无所畏惧。只有这样，《金瓶梅》研究才能别开生面，有生气，有看头

    儿。

    2003年12月3日于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目录

    《金瓶梅》的“另类”研究(序一)

    一个新学人 一类新课题(序二)

    说不尽的《金瓶梅》(自序)

    序章 《金瓶梅》书名解

    第一章 从历史角度考察《金瓶梅》

    第一节 西门庆原型考

    第二节 西门庆的帝王相

    第三节 《金瓶梅》成书年代考

    第四节 明武宗与临清

    第五节 《金瓶梅》中的清官

    第六节 《金瓶梅》中的临清钞关

    第二章 从服饰描写考证《金瓶梅》

    第一节 服饰与《金瓶梅》时代背景

    第二节 《金瓶梅》服饰名物考

    第三节 《金瓶梅》中的女子内衣

    第四节 《金瓶梅》妆花服饰考

    第三章 从饮食习俗探究《金瓶梅》第一节 《金瓶梅》中的饮食史料

    第二节 《金瓶梅》与饮食养生

    第三节 《金瓶梅》中的茶文化

    第四章 从民俗风情验证《金瓶梅》

    第一节 花灯与《金瓶梅》

    第二节 双陆、蹴鞠与秋千

    第三节 物欲与裸婚

    第五章 从经济生活研究《金瓶梅》

    第一节 《金瓶梅》中的住宅房与商用房

    第二节 《金瓶梅》的庄田府第置业

    第三节 西门庆的生意经与人才观

    附录一 明武宗未必最荒淫

    附录二 《金瓶梅》研究中的新思维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金瓶梅风物志》推荐语序章 《金瓶梅》书名解

    人们说一部《红楼梦》是说不尽的，《金瓶梅》又何尝不如此。四百年风风雨

    雨，《金瓶梅》不仅引出了许多话题，也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

    关于其书何以名曰“金瓶梅”，就曾有多种解释。普遍的观点认为，书名代表

    着书中三个女主角，取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名中各一个字，似乎这是作者

    的随意组合。但是，《金瓶梅》实在不是一部才子佳人小说，三个女主角并不能概

    括它的全部内涵。这是一部愤世嫉俗并极具批判性、揭露性的伟大著作，所以“金

    瓶梅”书名包含相当深刻的意义。

    张竹坡率先提出“金瓶梅寓意说”，他认为：瓶者，“盖云贪欲嗜恶，百骸枯

    尽，瓶只罄矣”，又说：“瓶里梅花，春光无几，则瓶罄骨髓暗枯，瓶梅又喻衰朽

    在即。”张说确实自成一言，有所发明。

    从字面上讲，“金瓶梅”可以解为“插在金瓶中的梅花”。金在五行中属西，属秋，属煞；瓶指细颈的花瓶，使人联想起富有生殖能力的花托；梅指梅花，严冬

    或初春盛开，准时但也有延迟的时候。[1]金从字面上说代表潘金莲，也代表西门

    庆，两人天生一对冤家，是荒淫、纵欲的化身。秋天的萧瑟，寓意骄奢淫逸生活的

    不能持久，正如《金瓶梅·序》中所云：“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

    死，较诸妇女更惨耳。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

    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令人读之汗下。”“盖为世戒。”金瓶中的梅花，是衰落

    的象征，书的结局便呼应了书名的含义。

    书名还有隐语的作用。“瓶”比“花盆”更具女性感，“瓶”字意味着一切长

    颈容器，从酒瓶到花瓶乃至曲颈瓶，也是女性生殖器的隐喻。[2]书中第27回《潘金

    莲醉闹葡萄架》是最好的注脚，这是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章。西门庆把“沉李”投

    入潘氏私处，戏曰为“投肉壶”，又称为“金弹打银鹅”。投壶的游戏原指长箭投

    入细颈瓶中，传统的投壶游戏已经带有交合的含义，而此处则强调了性与交合的作

    用，其用心良苦。而且暗示醉生梦死、纵情放荡的危害，这是衰亡与崩溃的先兆。《金瓶梅》的书名与它的内容是吻合的，传递着它的全部内涵。沉浸酒色自取

    毁灭，骄奢淫逸使生命走向死亡，衰亡的家族，荒淫的人们，都逃脱不了失败的命

    运。《金瓶梅》表现出封建社会晚期最荒唐堕落的社会景象。

    [1] [法]雷威安：《金瓶梅法文本导言》，载徐朔方编选校阅《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267—280页。

    [2] [美]柯丽德：《金瓶梅的双关语和隐语——评第二十七回》，载徐朔方编选校阅《金瓶梅西方论文

    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246页。第一章 从历史角度考察《金瓶梅》

    第一节 西门庆原型考

    《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它以细致而深刻的笔触深入晚明社会，描绘出

    丰富的市井生活，塑造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并且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当时的社会，揭

    露其丑恶的一面，以及在此种社会状况下的丑陋人生。它对封建礼教表现出强烈的

    不满，对现实社会进行赤裸裸的揭露，其矛头直指封建皇权。同时，它也展示出16

    世纪中叶的风俗世情。

    作者以一个小城镇，一个发迹的商人及他的家庭，拉开了中国封建社会黑暗的

    序幕，让读者看清这是怎样一个暗无天日的社会。书中核心人物西门庆，可以被看

    作昏君、贪官与不法奸商的集合体。学者普遍认为《金瓶梅》不仅仅是一部通俗小

    说，它更是一部具有深刻内涵的历史画卷。通过比较与分析，笔者认为西门庆这个

    人物是有所指的，即是对明武宗朱厚照的影射。

    一 唯我独尊西门庆

    西门庆是“清河县数一数二的财主，有名卖生药、放官吏债西门大官人。知

    县、知府都和他往来。近日又与东京杨提督结亲，都是四门亲家，谁人敢惹

    他”(第7回)。他开中药铺、当铺、缎子铺、细绒铺，总资本九万两银子，另加家

    产、家什、古玩等财产不下一二十万两银子，家产不可谓不厚；他又勾结权贵，包

    庇官司，鱼肉百姓，为虎作伥，上可通天，下可触地，权势不可谓小；他醉心色

    欲，奸骗妇女，耽于男风，不可谓不淫不恶。总之，他是一个典型的无恶不作的官

    僚、恶霸兼巨商。西门庆仰仗权势，无法无天，凭他一张便条，税关官员要对他的

    货物降低税额，三停税银只收两停。他的一句话，可以替人消灾，更改生死簿。黄

    四小舅子打死人，苗青杀主，全仰仗西门庆大官人逢凶化吉。他曾说：“咱只消尽

    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 ? ? ? ? ? ? ? ? ?。”(第57回。着重号系引者所加，下同)闻其言，观其行，人们感到，西门庆绝对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财主兼官僚，作者塑造这一形象是

    有所指的。学者们在研究中已经指出，西门庆在书中，写得像个皇帝。[1]

    图1-1-1 豪门领袖西门庆像(张光宇绘)——孟超在《金瓶梅人物》中把西门庆定性为豪门领袖，他说：“一

    部《金瓶梅》所写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在各种情事底下反映出的卑鄙无耻，荒淫悖乱，一切都是为了衬托西门

    庆而设的，西门庆是《金瓶梅》中的主干，没有西门庆不能集一切罪恶之大成，没有西门庆看不到《金瓶梅》

    全貌。”

    没错，西门庆挥金如土，唯我独尊，颐指气使，的的确确是个“皇帝”。中国

    历史，尤其是正史，一向以皇帝为主轴，《金瓶梅》以西门庆为主轴，描摹他及其

    家庭，以此折射社会，这是作者的用意所在。

    书中许多情节是围绕西门庆唯我独尊展开的。西门庆出场时不过是个财主，第

    34回升为金吾卫左所副千户、山东等处提刑所理刑，从品秩上讲也只是个五品官员。古代等级制度森严，低品级官员要拜见高品级官员，绝对不会由尊就卑，但是

    西门庆却是例外。天子门生、新科状元蔡蕴(当朝太师、鲁国公、左丞相、崇政殿

    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蔡京的义子)，巡抚御史宋乔年(蔡京长子蔡攸妻兄)等显赫官

    员经过清河，均要拜会西门庆，还要送礼；工部安主事(宰相安惇之弟)、管砖厂

    的黄主事，“为钦差督运皇木”，路经清河，也要专门拜访西门庆，称“道经此

    处，敢不奉谒 ”(第51回)，何等恭谦，何等惶恐。朱太尉当钦差巡视东昌地方，山东境内官员闻风而拜，“人马过东平府，进清河县，县官黑压压跪于道旁迎

    接”，连巡抚、御史都要躬迎，气势显赫、威风凛凛。尽管如此，可也要在西门庆

    家接风洗尘，“随路传报，直到西门庆家中门首”(第65回)。大小官员更是必须

    唯西门庆马首是瞻。说西门庆是个五品小官，这与他身份极不相称。诚如王启忠先

    生所说：“这种状况在礼仪威严、尊卑有序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不正常的，几乎是不

    应有的。一位堂堂正正的殿前大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到一个小小副千户家‘落

    座’。”[2]确实，等级有别，这正说明西门庆身份的特殊性。图1-1-2 明代文一品官员补服展示——六部长官称尚书，尚书协助皇帝处理朝廷事务，因此六部尚书权势很

    重，官阶正二品，仍在“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之下。明代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被称

    为“三孤”或“三师”“三少”，明清时“三师”为正一品，“三少”为从一品，属于荣衔，无职事，亦无员

    额。

    对西门庆的家屋宅院的描写也可以看到皇室后宫的影子。第27回，“潘金莲大

    闹葡萄架”就是注脚。西门庆与潘金莲肆无忌惮地在花园中宣淫，演出一幅春宫

    图。这与皇帝行幸，从不回避亲近太监、宫女，习以为常，无所顾忌是异曲同工。

    太医是皇室御用大夫，一般官宦人家不可能请太医诊病。而西门庆家则隔三岔

    五邀请太医去府上诊断。第54回，任医官为李瓶儿问诊，竟“浑身恭敬，满口寒

    温”，唯唯诺诺的样子，哪里是为官眷看病，分明就是为皇后、嫔妃把脉，唯恐稍

    有差池，自己的脑袋搬家。图1-1-3 清宫蓝釉开光瓷钵——宫中有专门的医疗机构太医院，给皇室成员看病的医生称为太医，《金瓶梅》

    中给西门府家人看病的几乎都被称为太医，由此笔者推论西门庆身份的特殊。这个瓷钵也非普通物件，而是宫

    中御药房用来研药的用具，虽然不是明代的，却是清代宫廷御用物品。

    宫中嫔妃一向是母以子贵，李瓶儿为西门庆生下官哥，地位顿时由卑为尊，西

    门庆宠爱有加，自然冷落了其他妻妾(嫔妃)，一向以肉体媚术得宠的潘金莲愤愤

    不平，一语道破天机：“自从养了这种子，恰似他生了太子一般。”吴月娘、孟玉

    楼等西门庆众妻妾佳人元宵观灯，衣着锦绣，光彩照人，引得游客驻足观看，有观

    众发问：“贵戚皇孙艳妾来此看灯，不然，如何内家装束？”(第15回)问得好。

    古代服饰有严格的等级差别，什么人什么场合穿什么服饰是不可僭越的。[3]命妇各

    依丈夫的官秩而定服饰。众妻妾是皇亲国戚皇装扮，她们的主子西门庆不是顺理成

    章地成了“皇帝”吗？

    又有应伯爵在西门庆家招待小优李铭吃鱼有道：“你们哪里晓得，江南此鱼，一年只过一遭儿，吃到牙缝儿里，剔出来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说，就是朝廷还

    没吃哩。不是哥这里，谁家有？”(第52回)古代天下最好的物品，一向是要进贡

    给皇帝的，所谓贡品，鲥鱼有“天下第一鲜”之美誉，一年不过一遭，地处北方的

    西门庆家先于朝廷品尝，而且就是这样的稀罕物品，西门庆也并不稀奇，竟用于赏

    赐给小厮，何等派头？除了皇帝外，谁人有此气派？

    西门庆像个皇帝，这已确定无疑。那么，这个皇帝所指是谁？笔者认为这个皇

    帝便是历史上以荒唐荒淫著称的明武宗朱厚照。

    二 全方位审视明武宗

    通过明史典籍和《金瓶梅》中的文字勘照，可以证明上述观点。

    1505年9月19日，朱厚照登上皇位，成为明代的第十个皇帝，年号正德，史称正

    德皇帝。庙号武宗。图1-1-4 明武宗画像——明武宗朱厚照是个绝顶聪明的皇帝，可惜他的聪明才智不是用在治理国家，安邦定

    国，而是用于声色犬马方面，是明代一个贪玩、荒唐、荒淫的皇帝。

    (一)荒唐的明武宗

    武宗虽贵为天子，却不拘礼节，喜与臣下混在一起，饮酒作乐，视“君君臣臣”伦常如儿戏。宫中虽有佳丽三千，却偏偏喜欢换上平民服装在民间寻花问柳。

    1519年1月13日，明武宗离开榆林，到太原访问晋王，将他1518年10月在偏头关遇到

    的一个歌女接来与他同居，人称“刘娘娘”(“娘娘”通常只用于皇后妃子)。[4]

    图1-1-5 大同秦长城遗址——1519年1月13日，明武宗离开榆林，到太原访问晋王，将1518年10月在长城偏头

    关遇到的一个歌女接来与他同居，人称“刘娘娘”。说是歌女，有考证说是妓女，风流皇帝爱上了人尽可夫的

    风尘女，而且被尊为娘娘，对封建礼教、礼制实在是极大的讽刺。

    1517年鞑靼侵边，明武宗率兵迎击，化名总督威武大将军朱寿。又命礼部加封

    朱寿为太师，派遣朱寿前往京师和山东巡查，遭到大臣反对。一个皇帝放弃万人之

    尊，执意要做一个带兵打仗的总督官，让大臣不能理解。在明武宗的眼里，皇帝虽

    贵为天子，有臣民顶礼膜拜，但是深居内宫，毕竟寂寞无聊，哪及总兵官缨枪夹道

    威风。疆场厮杀，征尘裹袍，得胜还朝，万人敬仰，岂不更刺激？明武宗一向不安

    分守己，他认为礼法是人制定出来的，为皇帝、为皇权服务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

    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

    1514年正月乾清宫失火，武宗见到竟戏谑地说：“好一棚大煌火。”[5]烧掉一

    个宫殿算什么？博君一笑实难得。图1-1-6 故宫乾清宫——乾清宫是明清皇帝居住的地方，当年明武宗称为“好一棚大煌火”的所在。

    西门庆何尝不荒唐？西门庆狎李娇儿、李桂姐姑侄女；与仆佣老婆惠莲(来旺

    媳妇)、贲四嫂(贲四媳妇)、惠元(来爵媳妇)通奸；又与义子王三官的母亲林

    太太勾搭；在义弟花子虚在世时候，就与义弟媳妇李瓶儿有苟且之事。

    管什么辈分？管什么纲常？西门大官人一人独尊，只要快活，礼义廉耻，全都

    被踢到一边。伦常是什么？是社会制定的一种礼制标准，以此约束人们的行为。而

    当时社会风尚不以违礼逾制为忤，大家都追求奢侈，无视伦理道德，正德帝身体力

    行，西门庆亦身体力行。西门庆风流成性，他的妻妾潘金莲之流，继承他衣钵的女

    婿陈经济又岂甘落后？在西门庆家中，长幼失序，尊卑混乱。人伦失序尤其表现在

    性的乱伦上。潘金莲不甘寂寞，偷养琴童；女婿陈经济与小丈母潘金莲在西门庆生

    前多次偷欢，死后更是大胆行奸，又将春梅拉入圈内，三人连坐一床公然宣淫。为

    追求性欲“丧尽廉耻之羞，忘掉人伦之限，不论纲常门第之规”[6]，这一切都与西

    门庆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荒淫的明武宗在历代皇帝中，明武宗的荒淫也是出名的。为了淫乐建有豹房，内藏美女，日

    夜作乐。《明通鉴》卷四十二记载：“丙戌作豹房，上为群奄蛊惑，乃于西华门别

    构院御，筑宫殿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命曰豹房。”

    图1-1-7 豹房勇士牌——为了淫乐，明武宗建有豹房。何谓豹房？就是武宗淫乐的别墅，因在门口用铁笼子养

    了两只豹子，故名。豹房又称腾禧殿，每日豹房里笙箫管乐，恣意声色，武宗就在这里享受他的淫乐生活。

    武宗对女人一向巧取豪夺，他看中的女人就非要弄到手。《明通鉴》卷四十七

    曰：“九月甲戌朔，车驾驻宣府，江彬营镇国府第，悉辇豹房。珍玩女御实其中，上遂忘归。时夜出，见高门大户，即驰入或索其妇女。富民率厚赂彬，以求免。军

    士樵苏不继，辄毁民房屋，以供爨，市肆萧然，白昼户闭。”为了自己的消遣，武

    宗可能闯进有钱人家，掠夺妇女以充后宫，[7]极其霸道。这导致民怨沸腾，良家妇

    女不敢上街，唯恐被武宗掠去。

    西门庆与武宗如出一辙，对女人威逼利诱，哄骇诈骗，巧取豪夺。譬如一面许

    诺宋惠莲钱物，霸占了她；一面又设计陷害她的丈夫来旺，最后数顿栲拶遣还原籍

    徐州。对李瓶儿，先是骗取钱财，再是遗弃，当李瓶儿嫁给蒋竹山后，醋意大发，指使两个捣子冲砸药铺，逼李瓶儿就范，娶回李瓶儿却又冷落一旁，导致李瓶儿上

    吊自杀。为了霸占潘金莲，害死武大，贿赂官府，发配武松，手段极为狠毒。据统

    计，与西门庆发生性关系的女性有卓二姐、李娇儿、吴月娘、孙雪娥、潘金莲、孟

    玉楼、李桂姐、李瓶儿、春梅、迎春、郑爱月、林太太、王六儿、宋惠莲、贲四

    嫂、惠元等数十人。他还好男风，其荒淫程度不比武宗逊色。

    西门庆家中的妻妾关系，呈现“以乱尊卑”的状态，“西门庆对妻妾的宠爱的

    天平砝码的支撑力，主要有两点：即利欲的获取和性欲的满足”[8]。潘金莲与王六

    儿都是以肉体媚术取悦西门庆的。这点与武宗宠爱女人的出发点是一致：女人只要

    有情趣，不论是否婚嫁，他都喜欢。

    (三)好乐的明武宗

    明武宗总是个不安分守己的皇帝，极好游乐。武宗立皇后不久，就不与皇后住

    在一起，反而宁愿和太监随从四处走动，骑马、射箭、角羝和音乐都曾让他高兴一

    阵，但是不久他就玩腻了，他开始化装离开皇城，在民间寻花问柳。

    《明通鉴》卷四十一记载：“刘瑾、高凤等造作巧伪淫荡，上心击毬、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之尊与外人交易，狎昵媟亵无复礼体。

    日游不足，夜以继日，劳耗精神，亏损志德。”卷四十二记载：“日召教坊乐工入

    新宅承应。久之，乐工以承应不及，请檄取河南诸府乐户精技者，遣送入京教坊，人至者日以百计，群小见幸者趋承，自便不复入大内矣。”卷四十五记载：“庚

    子，上始微行，夜至教坊观乐。”图1-1-8 皇宫乐器之龙鼓——鼓，被称为龙鼓，代表着皇权；龙象征着皇帝，龙专属帝王。宫廷乐队主要参与

    祭祀、庆典等重大活动，服务于政府，可是明武宗却将乐队之乐，用于他的声色犬马之中。朕乃一国之君、一

    国之主，可以将天下归为自己，享乐只能算是小菜一碟，武宗这种不顾国家、不管礼仪的做法和放荡不羁的性

    格，受到正统社会的抨击，因此被视为天下第一荒淫、荒唐的帝王。西门庆亦与武宗一样：家里妻妾玩腻了，他要去行院嫖宿；妓女玩腻了，又要

    与官府家眷偷情。他走街逛巷，不断寻找新的刺激，亦念念不忘邀娼妓唱一曲剧

    目，再与小厮小优赏男风。

    第68回，西门庆、应伯爵到丽春院郑爱月儿家中玩耍、唱曲，其淫乐之态，由

    此可见一斑。

    迎接西门庆下了轿，进入客位内。西门庆分付不消吹打，止住鼓乐。……须臾，四个唱《西厢》妓

    女，多花枝招展、绣带飘飘出来。与西门庆磕头，一一都问了名姓。……安下乐器，吴银儿也上来，三

    个粉头一般儿坐在席傍， 着火盆，合着声音，启朱唇，露皓齿，词出佳人口，唱了套《中吕·粉蝶

    儿》“三弄梅花”，端的有裂石流云之响。唱毕，西门庆向伯爵说：“你落索她姐儿三个唱，你也下来

    酬他一杯儿。”……西门庆与吴银儿用十二个骰儿抢红，下边四个妓女拿乐器弹唱。饮过一巡，吴银儿

    却转过来与温秀才、伯爵抢红，爱月儿却来西门庆席上递酒猜枚。须臾过去，爱月儿近前与西门庆抢

    红，吴银儿却往下席递李三、黄四酒。

    (西门庆与郑爱月去室内行事)当下伯爵拿大钟斟上暖酒，众人陪西门庆吃。四个妓女拿乐器弹

    唱。……这西门庆也不坐，陪众人执杯立饮，分付四个妓女：“你再唱个‘一见娇羞’我听。”那韩消

    愁儿道：“俺们会唱。”于是拿起琵琶来，款放娇声，拿腔唱道。

    与一群帮闲人物，狎妓喝花酒，唱曲娱乐，酒助淫兴、淫借助劲，放荡无拘，这才是西门庆酒色一体的本色。

    (四)喜商的明武宗

    《明通鉴》卷四十二记载：“初上令内侍仿设廛肆，身衣估人衣与贸易，持簿

    握筹，喧嚷不相下。更令作市正调和之拥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官于永巷所张

    酒肆者也。坐当垆妇其中，上至杂出牵衣，蜂簇而入，醉即宿其处。杨守随前疏所

    谓亲商贾者之为者，以此至是既作豹房，朝夕处其中，称之曰新宅。”

    《明通鉴》卷四十六还记载，武宗“毁二坊民居，造皇店酒肆”。明代国家和

    皇室不仅掌握和经营大量土地，即皇庄、宫庄之类，同时也掌握大量店铺，即官

    店、皇店。

    官店自明初即已设立，明代的官店和官田一样，可以由皇帝任意赏赐给皇亲贵

    族，或是将某些官店委托亲信太监掌管，正如《宛暑杂记》所记述：“各廊店房类

    属勋戚家中及中常侍。”明代的官店到了武宗时期，大多改为皇店。武宗时设置皇

    店的范围相当广，《明武宗实录》记录东北包括山海关、广宁、辽阳等处，西边则包括大同、宣府，此外，京师九门外、通州张家湾、卢沟桥、河西务、山东临清一

    带都有皇店。

    皇店的设立始于正德八年(1513)，徐学聚《国朝典纪》云：“八年四月，诏

    开设皇店。”皇店的设立出于太监于经的倡议，后经武宗同意实行，正德十五年

    (1520)十二月乙酉，“太监于经等得幸豹房，诱上以财利创开各处皇店，榷敛商

    货”；至正德十六年(1521)，“每岁额进八万(两)，皆为己有，创寺置庄，动

    数十万，暴殄奢侈，乃前此所未有者”。

    皇店大多设在交通要道，夏言《勘报皇庄疏》：“起盖房屋，则驾搭桥梁，则

    擅立关隘”，“今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夺民田，则名其庄曰皇庄；假之以罔求市

    利，则名其店曰皇店；又其甚者，假以阻壤盐法，则以所贩之盐，名为皇盐”。[9]

    当时皇店每年尚以“额进八万”或“岁征数万两”的巨额剥削，榷利扰民。另

    外，“开皇店，放皇债”，用放高利贷的方法“贻害于地方”，获取暴利。

    西门庆以经商而暴富，他精于买卖，不仅开生药铺，又陆续开了缎子铺、绸缎

    铺、当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生意越做越

    大，由一个破落户，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成为一个拥有万贯家私的巨商。西门庆致

    富，一是因为他的商业经营术，他用的是长途贩运和设店经营，即行商和坐贾兼而

    有之的方法，直接从产地采购，中间不经过客贩，获利就更可观。[10]二是西门庆商

    店具有皇店性质，巧取豪夺。他开设生药铺，独家经营，也不容他人染指，砸蒋竹

    山药铺就是一例。贩盐引，低价进货，高价出售。而且，他所购置的货物，一向得

    到官家的开恩，十税只需交纳一二，逃税漏税，其商品成本大大降低，比一般店家

    更具竞争力。三是西门庆通过婚姻等手段，从妻妾手中得到了巨额的陪嫁，家产富

    有。四是西门庆具有特殊权势，专横跋扈，与武宗一样，“放吏债”(第7回)，牟

    取暴利。

    (五)崇佛的明武宗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云：“武宗极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呗唱无异。

    至托大庆法王，铸印赐诰命。”

    《明通鉴》卷四十六记载：“上崇信西僧，常袭其衣服，演法内厂，有绰吉我

    些儿者，出入豹房，有宠，遂封大德法王。至是遣其徒二人还乌斯藏，请给国师诰命。”卷四十五记载：“今乃于西华门豹房之地，建护国佛寺，延请番僧，日与起

    处。”卷四十六记载：“己酉命司设监太监刘允往乌斯藏，赉送番贡等物。时左右

    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上人谓之活佛。上欣然欲一见之，命查永宣间侯显入番故

    事，遣允乘传往迎。”

    武宗崇佛，广置佛寺，招番僧入后宫，淫乱秽恶之事无所不为。因此，在正德

    朝，佛教盛行，市井巷尾纵谈房闱之事，不以为耻。

    佛教在《金瓶梅》中颇多反映。吴晗先生曾指出：“以全书论，仍是以佛教因

    果轮回天堂地狱的思想做骨干。”[11]日本学者志村良治先生也认为：《金瓶梅》故

    事情节是“根据恶有恶报这种佛教的因果之理来构筑的”[12]。

    佛教思想与意识贯穿全书，第39回、51回、74回、100回的佛教“宣卷”(讲述

    因果的说唱故事)，第57回、88回，进行布施，修筑寺院等情节，无一不反映出佛

    教的盛行。不过，周钧韬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金瓶梅》反映的是道教

    得势，佛教被贬，并以书中佛教和尚受到贬骂加以佐证。[13]笔者不敢苟同。书中确

    有烧夫灵和尚听淫声的章节，对和尚有讥讽，但是更有道士金宗名有鸡奸行为，碧

    霞宫道士石伯才是贪财好色之辈，“专一藏奸蓄诈”，“赚诱妇女，任意奸淫”的

    情节，说明道士的作风比和尚更加败坏。再者作者骂佛咒道，只是其个人好恶，并

    不一定标志佛道的得势或被贬。《金瓶梅》中更多的章节和情节是对道教和道士的

    无情批驳。

    《金瓶梅》中屡有番僧出现。西门庆在永福寺见到一个云游的和尚，“生的豹

    头凹眼，色若紫肝”，乃西域天竺国密松林齐腰峰寒庭寺下来的胡僧(第49回)。

    永福寺的长老，原来是西印度出身的和尚(第57回)。李瓶儿出殡更是青睐西门外

    宝庆寺的赵喇嘛，请来念番经(第65回)。

    胡僧、番僧的一再出现，说明西门庆确实常与这些外国和尚来往，暗合武宗延

    请番僧之事。武宗设佛教为国教，国佛也即武宗之佛，“西门外宝庆寺”，不是可

    理解为“西门庆宝寺”吗？难道是偶然巧合？西门庆将胡僧引至家中，盛情款待，求取房中之药，以身试用，与武宗屡将番僧请入后宫，演习房中术，何其相似。

    三 太监得势权倾一时《金瓶梅》反映的年代正是太监得势的明代。武宗正德朝，刘瑾、谷大用得

    宠，权倾一时，炙手可热。

    图1-1-9 明代太监塑像——明太祖对太监干预朝政有禁令，立有戒牌。明前期还能遵循，明中期已名存实亡。武宗即位不久，刘瑾就全面负责宫廷娱乐，如宫中的舞蹈、角羝、乐队等，使

    年轻的皇帝对国事不感兴趣，渐渐将国事托付给刘瑾。正德元年(1506)六月，刘

    瑾被授予检查监督京师守军的职权。[14]刘瑾权盛之时，内阁大学士都要跪在他的面

    前办公。在刘瑾眼中，内阁大学士是皇帝的奴仆，也是大太监的奴仆。

    第31回，西门庆为金吾卫副千户，宦官刘公公、薛公公前来道贺。“忽报刘公

    公、薛公公来了。慌的西门庆穿上衣，仪门迎接。二位内相坐四人轿，穿过肩蟒，缨枪队，喝道而至。西门庆先让至大厅上，拜见叙礼，接茶。落后周守备、荆都

    监、夏提刑等众武官，都是锦绣服，藤棍大扇，军牢喝道，僚掾跟随。”西门庆先

    把盏让座次，“二位老太监齿德俱尊。常言：三岁内宦，居于王公之上，这个自然

    首座，何消泛讲”。于是，刘内相居左，薛内相居右。

    缨枪，在明中叶是一种先进的武器，只有重要兵镇才配备，如蓟镇总兵戚继

    光。万历年间首辅、三朝元老张居正，于1578年回江陵办理父亲张文明丧事，坐了

    32人的大轿，总兵戚继光调枪手护送，才享用了“缨枪夹道”之待遇。刘公公、薛

    公公不过是管皇庄、管砖厂木的低级太监，却也如此耀武扬威。这说明：第一，众

    武官尽管“藤棍大扇，军牢喝道”，大摆威风，却仍不及太监“穿过肩蟒，缨枪

    队，喝道而至”气派。第二，众武官对太监的态度也十分恭谦，近乎肉麻，“一个

    管皇庄和造砖的内使，声势便煊赫到如此，在宴会时座次在地方军政长官之

    上”[15]，小太监尚且如此，大太监的威势可想而知。第三，西门庆一向唯我独尊，天不怕地不怕，见了太监却客气多了，可见太监权势之大。

    宦官是皇帝的内当家，宫中大事小事全仰仗他们，他们可以穿越深宫，日夜陪

    伴君王，因此，他们对皇帝的影响最大。这导致宦官得势时可以左右皇帝。明武宗

    是靠太监的帮助登上皇位的，他对太监就尤为依靠。宦官专权，太监招摇过市，在

    正德朝就不足为奇了。

    四 社会不以贪污为耻

    明代的贿赂、贪污现象非常普遍。嘉、隆以前，社会尚指斥贪污为不道德；

    嘉、隆以后，则社会指斥不贪污为无能。明中叶以降，君纲日坏，贪污贿赂屡见不

    鲜。《明史·焦芳传》《明史·江彬传》记载：武宗正德朝刘瑾、江彬、焦芳彼此

    勾结，公然纳贿，权害天下。武宗信任刘瑾，上下交征，竟成贿赂世界。《明史·

    刘瑾传》记载：“瑾故急贿，凡入觐见使者，官皆有厚献，给事中周钥堪事归，以

    无金自杀。”“今天下巡抚入京受敕输瑾贿，延绥巡抚刘宇不至，逮下狱。宣府巡

    抚陆完后至，几得罪。既赂乃令试职视事。都指挥以下求迁者，瑾第书片纸曰某授

    某官，兵部即奉行不敢复奏。边将失律，赂入即不问，有反升擢者。”刘瑾收了贿

    赂，一个批条就代替了兵部的任命书，无钱贿赂者被逼自杀或被逮捕，行贿赂者则

    可免罪，甚至升官。

    贿赂、贪污在《金瓶梅》中司空见惯，比比皆是。

    第17回，北敌犯边，抢过雄州地界，兵部王尚书不发人马，贻误军机，累及东

    京十万禁军提督杨戬，被科道官参劾，拿下南军监禁，合同三法司审问。西门庆亲

    家陈洪等人亦要发边卫充军。西门庆打点金银珠宝，派人到东京打听消息，走蔡太

    师门路，以500两银子的代价将他的姓名划掉，逃过一劫。

    苗青杀主，托王六儿行贿西门庆。西门庆贪赃枉法，会同夏提刑只将陈三、翁

    八问斩，真正的元凶苗青却逍遥法外。

    黄四小舅子杀人，是通过向西门庆行贿，得以逃避法律制裁。法律是他们交易

    的筹码，有钱有势就可以左右法律天平的倾斜，为他们肮脏勾当充当保护伞。

    宋御史、蔡状元，以及右相李邦彦、太师蔡京，哪个不是纳贿高手，枉法行

    家。蔡太师寿诞之日，贪官污吏齐集太师府争先恐后将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孝敬太

    师，谁的礼厚，谁就能得到太师的垂爱，青云直上，西门庆就是在这种场合下，成

    为蔡太师的义子，开始了他更加为所欲为，鱼肉百姓的行为。

    1508年，刘瑾开始对任何触犯他的官员科以大量罚款，“连那些普遍被认为很

    有节操的人也开始贿赂他，以便避免罚款”[16]。正不压邪，污吏一手遮天，索贿行

    赂，贪污腐败，已成为正德朝的一种社会风气，侵入了社会的整个肌体。

    五 衰亡的王朝，没落的家族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纵欲而死，年仅30岁。朱元璋打下的江山，经过明武宗的一番折腾，元气大伤，此后虽然出现了张居正这样的一代名相，使明朝统治

    维持了一百多年，但毕竟已经日暮穷途了。西门庆也因纵欲而亡，年仅33岁。西门

    庆死了，辉煌的大厦被抽掉了擎天柱，树倒猢狲散，西门庆家族走向了没落。孟玉

    楼、李瓶儿改嫁，潘金莲被逐，庞春梅外嫁；狮子街丝锦铺关了，缎铺甘伙计、崔

    本各辞归家；韩道国席卷货物一走了之，来保欺主背恩，只剩下正室吴月娘带着西

    门庆遗腹子孝哥，小厮玳安，勉强支撑。

    明武宗荒淫的一生，没有留下哲嗣，殁后，皇位由兴献王之子朱厚熜(即明世

    宗嘉靖皇帝)继承。西门庆放荡一世，嫡亲子官哥被猫吓死，遗腹子孝哥托身佛

    门，剩下的家业只好由小厮玳安代为打理。玳安被吴月娘收为义子，改名西门安，被称为西门小官人。

    衰亡的王朝，没落的家族，一大一小，都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从一个家庭的兴衰，由小喻大，写出了亡

    国之鉴的社会世情。《金瓶梅》对现实的不满，对社会的揭露，对皇权的抨

    击，“表现出‘世纪末’的最荒唐的社会景象”[17]。

    自《金瓶梅》以后，传统写法被打破。

    自《金瓶梅》以后，皇帝老儿也可批评。

    第二节 西门庆的帝王相

    西门庆像个皇帝，许多专家都有类似的感觉。[18]西门庆固然是《金瓶梅》中的

    一个文学形象，但是他同时是生活中的典型，分析、探究他的个性形成、形象集

    成，客观上可以帮助我们解开《金瓶梅》中的许多难解之谜，诸如作者是谁，成书

    年代、时代背景等问题。图1-2-1 西门庆像——西门庆像个皇帝，这是学者公认的感觉，至于西门庆究竟影射的是谁，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笔者率先提出的西门庆是对明武宗朱厚照的影射，这种观点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呼

    应。

    西门庆的猖狂与不可一世，是有目共睹的。他曾经说过：“咱只消尽这家私广

    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 ? ?我泼天富贵 ? ? ? ? ?。”(第57回)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嚣张与跋扈溢于言表，西门

    庆何以如此目中无人，笔者以为与他身份的特殊有关。

    书中有许多叙述，留下了西门庆身份特殊的蛛丝马迹。我们不妨作一探究，以

    管窥西门庆的帝王身世。

    一 《金瓶梅》多次出现“惜薪司”

    笔者曾留意《金瓶梅》中多次出现“惜薪司”这个名称。

    第20回，李瓶儿老公公花太监“先在惜薪司掌厂，御前班直，后升广南镇

    守”。

    第23回，西门庆与宋惠莲偷情，西门庆要去后院，宋惠莲想在五娘房内，有对

    白：“后边惜薪司挡住路儿，柴众。”

    对于“惜薪司”的解释，许多学者都认定是指柴房，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

    二。不可否认，“惜薪司”确是柴房，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个柴房不是普通百姓

    家的柴房，而是皇宫的柴房。

    惜薪司是皇宫的内宫机构之一，明代内府建设立“二十四衙门”，即十二监、四司、八局，惜薪司系四司之一。《明宫史·惜薪司》记载，惜薪司设“掌印太监

    一员，总理数十员”，“专管宫中所用炭柴，及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内臣柴

    炭”。“外有北厂、南厂、西厂、东厂、新西厂、新南厂等处，各有掌厂、佥书、监工，贮收柴炭，以听关文。”第20回，玉箫戏言李瓶儿“挨的好柴”，一方面隐

    指男根，调侃李瓶儿与花太监关系暧昧；笔者以为另一方面旨在说明李瓶儿，乃至

    西门家与内宫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古代社会等级制度极为森严，不可僭越。宫中的名物自有宫中的规矩。皇家的

    称谓绝对不会由平民老百姓任意称呼。我们知道《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个用心良

    苦，具有强烈批判现实社会意识的人物，他精心构建了《金瓶梅》这部杰作，却不

    留真实姓名，而将他的思想及所要传递的信息渗透字里行间。可以这么说，“惜薪

    司”是不能与老百姓家的柴房混为一谈的，因此，笔者有理由认为“惜薪司”的频

    繁出现，绝非作者的信笔涂鸦，而是有着深刻的用意。图1-2-2 紫禁城太和殿——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皇宫中面积最大、规格最高的宫殿。每年元旦、冬至、万

    寿三大节日的庆贺以及登基、上朝等，都会在太和殿举行仪式。

    二 西门庆冠冕有所指

    封建等级制度至明代已经系统化、程式化，渗透社会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官场

    往来中，更是严格遵循，不越雷池一步。官制的原则规定，低品级官员须拜见高品

    级官员，绝对不会由尊就卑。[19]书中逾礼违制的地方，一方面反映了明中叶社会思

    想的波动、民风民俗的流变，呈现社会转型期的特征；另一方面体现了作者的精心

    构思，把主题及信息贯穿于动荡变化的社会格局之中，揭示人物，表现主题，批判

    现实。

    新科状元蔡蕴、巡抚御史宋乔年等显赫官吏经过清河，必定拜会西门庆；督运

    皇木的钦差、宫中管事的太监也要拜谒西门庆；甚至权倾当朝的黄太尉巡视临清，亦必下榻西门府。山东境内的大小官员几乎是“唯西门庆马首是瞻”[20]。由此可见

    西门庆的权势与社会影响极大。第36回有一段文字颇能说明本文所要揭示的西门庆

    身份的特殊性问题。

    新科状元蔡蕴与先朝宰相安惇之弟、新科进士安忱途经清河，拜会西门庆。蔡状元那日封了一端绢帕、一部书、一双云履；安进士亦是书帕二事、四袋芽茶、四柄杭扇。各具

    宫袍乌纱，先投拜帖进去。西门庆冠冕 ? ? ? ? ?

    迎接至厅上，叙礼交拜。家童献毕贽礼，然后分宾主而坐。先是

    蔡状元举手欠身 ? ? ? ?

    说道：“京师翟云峰甚是称道贤公，阀阅名家，清河巨族 ? ? ? ? ? ? ? ? ?

    ，久仰德望，未能识荆。今得

    晋拜堂下 ? ? ? ?

    ，为幸多矣 ? ? ? ?”……蔡状元道：“学生 ? ?

    蔡蕴，本贯滁州之匡庐人。贱号一泉。侥幸状元，官拜秘

    书正字，给假省亲，得蒙皇上俞允 ? ? ? ? ? ?。”……安进士道：“学生乃浙江钱塘县人氏。贱号凤山。见除工部

    观政，亦给假还乡续亲。”

    笔者认为“西门庆冠冕”的引文不打自招点破了西门庆的特殊身份。因为冕是

    一个很特别的名物。冕在上古时期还是帝王、诸侯及卿大夫所戴的礼帽。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冕，大夫以上冠也。”《字汇·门部》：“古者诸侯、大夫皆

    有冕，但以旒之多寡别耳。”冕的形制是冠顶部盖有一木板，板两端垂有数串玉

    珠，以垂挂玉珠(称为“旒”)的多少区别帝王、诸侯、大夫。[21]唐宋以降，冠冕

    的使用者范围缩小，成为帝王的专用礼帽。唐朝刘禹锡《古调》有曰：“轩后初冠

    冕，前旒为蔽明”，特指王冠，因此，皇帝继位也称登基加冕。

    图1-2-3 明代冠冕——山东邹县出土明鲁王朱檀墓出土冕，高18厘米。

    有明一代是封建社会专制淫威肆虐的时期，表现出保守性、收敛性的特征。[22]

    其官制及官服制度完完全全被纳入了等级系统之中。笔者曾经说过，《金瓶梅》的

    作者生活在封建制度极为严格的时代，对这种礼制常识的认识是刻骨铭心的，绝对

    不会含糊到任意僭越伦常、礼制的。[23]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冠冕是一种特指的意

    图就不言而喻了。图1-2-4 北京十三陵定陵出土皇帝龙袍——龙袍与冕都是皇帝专用的，龙袍的穿戴也分场合，一般在重大场合

    如上朝、祭天、祭祖时才穿。图1-2-5 定陵出土珍宝腰带——定陵出土了大量衣冠、丝织品，许多文物是孤品。民间服饰存世量大，相对容

    易得到，皇室服饰制作精良，本身就是珍品，数量少，出土的更少，因此，我们今天研究明代宫廷服饰，定陵

    出土的文物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服饰实物。

    我们还必须看到蔡蕴身份也是很特别的，书中有交代，他是当朝太师蔡京的假

    子，蔡太师是当朝一品，权势倾天，有其父必有其子，试问，蔡太师的义子能向谁

    低头？何况蔡蕴又是新科状元，天子门生。在封建社会，状元的身份非同小可，莘

    莘学子寒窗苦读数载，经过乡试、会试、殿试，过五关斩六将，一路辛苦，参加殿

    试金榜题名，得中进士，方成正果。殿试分为三甲，一甲取三名，第一名状元，依

    次榜眼、探花，得中状元极尽荣华，虽武将收复失地疆土，凯旋还朝也不可比及。

    状元虽然最初授官较低，但升迁极易，很快就晋级为高官，位极人臣。[24]以蔡蕴的

    双重身份，他只会趾高气扬，绝不会唯唯诺诺，低三下四。但是他拜会西门庆，则

    表现出这种懦弱的心态。从引文中我们不难看出，蔡状元对西门庆的恭谦，已近乎

    惶恐，一而再，再而三，谦称自己是学生，“‘学生 ? ?

    归心匆匆，行舟在岸，就要回

    去。既见尊颜 ? ?

    ，由不遽舍，奈何奈何？’……蔡状元道：‘既是雅情，学生领 ? ? ?

    命 ?

    ”(第36回)。

    图1-2-6 江南贡院考棚——南京的江南贡院是明清时期最重要、最著名的乡试场所。当时南有江南贡院，北有

    北京顺天贡院。江南多才子，科举多进士，整个江南的举子都要来到南京江南贡院一试身手。

    在封建社会，举子通常称会试的主考官和管阅卷的人为师长。会试主考官称总

    裁，又称座主或座师；管阅卷的称房官，俗称房师。到了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皇

    帝是主考人，评阅试卷的人只称为读卷官，因此，天下进士全是皇帝的学生，即所

    谓天子门生，而状元更是皇帝的新宠。蔡蕴向西门庆行礼，不会只是向一个新兴的

    商人、有钱的暴发户表示一下恭敬礼让，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从来就是官大于民，更不要说排在士、农、工、商四民之末的商人。披着商人外衣的西门庆，不是普通的

    商人，正如明武宗化为总兵官朱寿，只是个假托的名字，向朱寿礼拜就是向皇帝行

    礼。蔡蕴虽是显官之子，又是新科状元，但在龙颜面前，这些身份、权势又算得了

    什么？蔡蕴的恭敬，与他的言行，正好与皇帝、状元、进士的关系丝丝入扣。这难

    道只是一种巧合？显然不是。

    三 家室宅院影射皇室内宫

    从对西门庆的家室宅院的描写中，也可以看到皇室内宫的影子。

    关于皇宫内院，第27回有过交代，“皇宫内院，水殿风亭，曲水为池，流泉作

    沼；有大块小块玉，正对倒透犀；碧玉栏边种着那异果奇葩，水晶盆内堆着那玛瑙

    珊瑚”。我们再回头看看西门庆家的内院花园，可以很真切地感受到两者的相似之

    处。

    正面丈五高，周围二十板；当先一座门楼，四下几多台榭。假山真水，翠竹苍松。高而不尖谓之

    台，巍而不峻谓之榭。论四时赏玩，各有去处：春赏燕游堂，桧柏争艳；夏赏临溪馆，荷莲斗彩；秋赏

    叠翠楼，黄菊迎霜；冬赏藏春阁，白梅积雪。刚见那娇花笼浅径，嫩柳拂雕栏；弄风杨柳纵蛾眉，带雨

    海棠陪嫩脸。燕游堂前，金灯花似开不开；藏春阁后，白银杏半放不放；平野桥东，几朵粉梅开卸；卧

    云亭上，数株紫荆未吐。湖山侧，才绽金钱；宝槛边，初生石笋。翩翩紫燕穿帘幕，呖呖黄莺度翠阴。

    也有那月窗雪洞，也有那水阁风亭。木香棚与荼 架相连，千叶桃与三春柳作对。也有那紫丁香、玉马

    樱、金雀藤、黄刺薇、香茉莉、瑞仙花。卷棚前后，松墙竹径，曲水方池，映阶蕉棕，向日葵榴。游鱼

    藻内惊人，粉蝶花间对舞。正是：芍药展开菩萨面，荔枝擎出鬼王头。(第19回)图1-2-7 蔡状元参观西门府花园(《金瓶梅》第36回插图)——俗话说一入侯门深似海，进入皇宫更是深似

    海。皇宫花园的浩大，岂是官宦人家的花园可比？此地无银三百两，花园的浩大胜蓬莱，成为西门庆特殊身份

    的一个注脚。

    从描写中不难看出西门家花园规模的宏大，“花木庭台一望无限”，“四时有

    不卸之花，八节有长春之景”确实不是夸张之词。夏日里西门庆家池花馆，花木深

    秀，一望无际。(第36回)西门庆散发披襟，在花园中翡翠轩卷棚内，与孟玉楼、潘金莲饮酒、避暑、寻欢、作乐，“冰盆内沉李浮瓜，凉亭上偎红倚翠”，甚是逍

    遥。西门家的花园呈现与民间花园的天壤之别，其布置的精巧，风格的奢华，流露

    出帝王纸醉金迷的奢靡气息，以至于连蔡状元竟会有“心中大喜，极为称慕，夸

    道：诚乃胜蓬瀛也”的感慨。

    前文已经说过，蔡状元并非普通官宦人家子弟，其义父蔡太师是纳贿高手，枉

    法行家，生活奢侈，想来蔡家花园也非一般官宦人家可比，对花园的评判，蔡状元

    绝非“等闲之辈”，换言之，见多识广，但是他见到西门庆家的花园情不自禁地流

    露出羡慕之意，可见这个花园确非一般花园。何处花园能“一望无际”？又有何处

    花园敢比蓬瀛？答案只有一个：皇家花园。

    四 宫中物品何其多

    在西门庆的周围不时出现内宫人物与宫中物品，多方面折射出西门庆的帝王身

    份。

    第47回，西门庆与王六儿勾搭成奸之后，他去王家，让小厮送去内臣送他的竹

    叶青酒。一般说来，宫内物品除非特赐，普通官宦人家甚至高官，轻易无法得到。

    特赐是一种礼待，是一种至尊的荣耀。

    西门庆手中赏玩的宫中物品不在少数。第13回记载，西门庆为了讨好潘金莲，送她一对寿字簪儿，“潘金莲接在手内观看，却是两根番纹低板、石青填地、金玲

    珑寿字簪儿。乃御前所制造，宫里出来的，甚是奇巧”，哄得潘金莲满心欢喜。这

    种宫内出来的寿字簪子，西门庆手中有许多对。第50回送王六儿的，还是一对金寿

    字簪儿，李瓶儿老公公花太监持有二十四式春意图等宫内物品，书中有所交代，系

    从宫中带出来的。那么西门庆缘何有宫中物品？书中未有明说，联系西门庆拿宫中

    之物如同自家东西一般方便，其来源不是有了注脚吗？西门庆与宫中太监接触也是极为频繁的。

    图1-2-8 临清砖(黄强摄)——历史记载，临清建有砖厂，专供皇宫，掌管砖厂的系宫内太监。临清砖厂在

    《金瓶梅》中颇多反映。

    第31回，西门庆升任金吾卫副千户，管砖厂的刘太监差人送礼祝贺；管皇庄薛

    太监也送了一坛内酒、一牵羊、两匹金段、一盘寿桃、一盘寿面、四样佳肴。次日两位公公“坐四人轿，穿过肩蟒，缨枪队，喝道而至”，上西门府庆贺。

    第34回，西门庆为砖厂刘太监兄弟刘百户免了一场诉讼，刘公公为还人情，送

    西门庆一坛自造荷花酒、两包糟鲥鱼、两匹妆花织金段子。

    第56回，周太监请西门庆吃酒，未去。

    第70回，内府匠作何太监系端妃马娘娘的近侍，因侄儿何永寿升授金吾卫左所

    副千户，约见西门庆，请其关照侄儿。

    如此等等，已经足以说明西门庆与皇宫，与太监走得很近。什么人才能与太监

    如此亲近？图1-2-9 清代同治铁牌——明太祖朱元璋竖立禁止太监干预的铁牌，已经看不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清代同

    治年间竖立的禁止太监干预朝政的铁牌。顺治十二年(1655)六月二十二日，顺治帝下谕旨禁令太监“专擅威

    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镇典兵，流毒边境”，并令工部铸铁牌立于十三衙门，以后又将此铁

    牌立于内务府所属院、司公署。

    太监是封建社会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他们的职能就是为皇帝、为皇室服务，他

    们是帝王的家奴。明初朱元璋认识到太监乱政的危害，禁止官吏与太监往来，以扼

    制官宦势力的滋长。《明史·宦官传》记载：“于内廷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

    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敕诸司不得与文移往来。有老阉供事久，一日从容语及政

    事，帝大怒，即日斥还乡。”尽管明代是太监最多的王朝，但明初对太监活动范围

    及势力扩张的限制也最多。[25]太监的足迹只限于内宫或朝中执事，以及随皇帝巡视

    侍奉左右。明成祖朱棣以后，随着太监势力的滋长，太监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总

    体上说，除个别负采购事务的必须与外界联系外，绝大多数太监是不能，也不可能

    与皇宫以外的世界有什么瓜葛的，“一入皇宫深似海”。同样，普通官员也不可能

    与太监这个阶层有什么交往。从这个限制来考虑，能与皇室、宦官有往来的必定是

    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人物，诸如皇室成员、皇帝老师或皇帝本人，而从书中的一些

    描写，并联系历史史实、典章制度，笔者有理由推断西门庆就是这样一个罩着帝王

    光环的特殊人物。

    五 赏花灯放烟火由宫廷下延民间

    上元节赏花灯、燃放烟火，是明代社会生活中的一项重要项目，由宫廷下延民

    间，皇帝也亲临午门观赏，与民同乐，并作御诗，命儒臣奉和。[26]

    第15回有这样的描述：“见那灯市中人烟凑集，十分热闹。当街搭数十座灯

    架，四下围列些诸门买卖。玩灯男女，花红柳绿，车马轰雷，鳌山耸汉。”西门庆

    及其家族成员都热衷玩赏花灯。第15回，吴月娘、孟玉楼等西门庆众妻妾家人元宵

    节观灯，衣着锦绣，光彩照人，引得游客驻足观看。一位看客说道：“已定是那公

    侯府位里出来的宅眷。”另一个一语中的：“贵戚皇孙家艳妾来此看灯，不然，如

    何内家装束？”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如何内家装束？”因为本来就是内家嫔

    妃。

    明中叶，服饰制度时而发生紊乱的情况，由官宦阶层下延民间，越礼忤制的服

    饰装束遍及社会，但完全叛逆，或违背皇权的并不多见，其原因是皇权仍然是至高无上的，人们还笼罩在朱氏政权的统摄之下。因此，衣服饰虽有僭越，却还不敢擅

    用皇室服饰。

    西门庆喜赏花灯，与明武宗朱厚照颇为相似。西门庆观烟火的声势、气派与一

    般官宦大不相同，自有“平安儿同群众排军，执棍拦挡再三”(第43回)，俨然为

    皇帝护驾。联系上文举例，西门庆妻妾又是皇亲国戚一般装扮，她们的主子西门庆

    是“天下第一号”人物，岂不昭然若揭？

    有了上述的举例和论述，西门庆像个皇帝，这已确定无疑。

    第三节 《金瓶梅》成书年代考

    《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四百年来一直是个谜。《金瓶梅》又

    成书于何时？也一直困扰着金学界。探究它的写作年代对于揭开作者之谜，研究其

    反映的历史及其思想，无异于一把开启封闭之门的钥匙。

    经过比较分析，笔者认为《金瓶梅》成书于隆庆朝(1567—1572)前后，最早

    不过嘉靖七年(1528)，迟则嘉靖末年，至迟不过万历二十四年(1596)，详见下

    文。

    一 有关成书年代考证的概述

    对《金瓶梅》成书于何时，许多学者都做过研究，其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几

    点。

    吴晗认为成书年代大约在万历十年至三十年(1582—1602)，退一步说，最早

    也不能早于隆庆二年(1568)，最晚也不能晚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27]

    郑振铎认为最早不能在万历三十年(1602)以前流行于世。[28]

    魏子云认为《金瓶梅》全稿最早出现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持有人是沈德

    符，“可以确定《金瓶梅》成书，当在万历末年，绝对不能在万历中期，这点应是

    可以确定的”[29]。周钧韬认为成书在隆庆朝前后，上限不过嘉靖四十年(1561)，下限不过万历

    十一年(1583)。[30]

    徐朔方认为成书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至万历元年(1573)。并在《汤显祖

    和金瓶梅》一文中说：“《金瓶梅》写定最早不超过嘉靖二十六年。”[31]

    梅节依据新河凿成、南河南徙，断定词话本的成书必在嘉靖以后，其上限不能

    早于万历五年(1577)八月，进一步明确在万历十年(1582)。[32]图1-3-1 日本大安本《金瓶梅词话》第一卷扉页——1963年日本大安株式会社以棲息堂藏本为主，采用慈眼堂

    藏本496个单面页出版。94回采用中土本两个单面页，因此大安本仍然是个百衲本。梅节先生认为大安本虽然

    文字清晰度不如中土本，但是保持了原刻素洁的面目，因此梅节校订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即以大安本为底

    本。

    黄霖提出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的观点。[33]孙逊从第二回西门庆请王婆做媒，第三回西门庆与潘金莲问年龄等方面考究，认为种种迹象表明“《金瓶梅》成书在嘉靖中期是可能的”[34]。

    卜键详考李开先之生平与宦迹游踪，兼及谱系谪庶之辨析，得出《金瓶梅》成

    书于嘉靖后期的结论。[35]

    此外，日本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研究。鸟居久靖《金瓶梅编年稿》认为成书在万

    历三十七年(1609)。后藤基已认为《金瓶梅》大约完成于16世纪后半叶，作者为

    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人氏。[36]

    上述观点均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彼此差异较大，对上述作者的考证与观点，其

    他学者提出了反驳。例如吴晗先生认定成书时间为万历中期，依赖于朝廷向太仆寺

    支取马价银等事例，他认为《金瓶梅词话》“包含万历十年以后的史实，则其著作

    的最早时期必在万历十年以后”[37]。而周钧韬则认为支取马价银并非万历朝独有，在嘉靖时也大量支取，“不过不如万历时频繁而已”，吴晗的考证混淆了史实。[38]

    从上述的考证可以看出，各家都想得出一个准确的时间概念，但是智者千虑必

    有一失，往往力求准确，却不能精确。作为学术考证，笔者认为应当求同存异，尽

    可能地由大至小，划出一定的认同范围，好比哥德巴赫想，先3+1，再2+1，再求

    1+1，逐渐缩小包围圈，则底谜日渐显露。

    二 成书年代的上限

    笔者认为《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上限不过嘉靖七年(1528)，尽管比普遍认为

    的成书年代要早些，但是有史实根据，且是准确的，笔者的依据主要认定是关于忠

    靖冠的记录。

    《金瓶梅》的服饰描写很丰富，服饰留下了时代的痕迹，在许多章节写了西门

    庆穿戴忠靖冠、忠靖巾的情节。

    西门庆戴忠靖冠，丝绒鹤氅，白绫袄子。(第46回)

    西门庆梳洗完毕，戴上忠靖冠，穿着外盖衣服，一个在书房里坐。(第55回)

    西门庆头戴忠靖冠，身穿柳绿纬罗直身，粉头靴儿。(第56回)头戴忠靖冠，身穿青水纬罗直身，粉头皂靴。(第61回)

    午间戴着白忠靖巾，便同应伯爵，骑马往谢希大家吃生日酒。……西门庆身材凛凛，语话非俗，一

    表人才，轩昂出众；头戴白缎忠靖冠，貂鼠暖耳，身穿紫羊绒鹤氅，脚下粉底皂靴。……西门庆头戴忠

    靖冠，便衣出来迎接。(第69回)

    戴着毡忠靖巾，貂鼠暖耳，绿绒补子鹤褶，粉底皂靴。(第77回)

    忠靖冠是一种硬质的巾帽，帽上有梁，帽的两侧与后面缀有一片边呈起伏波形

    的装饰墙片，帽后有两支向上的帽翅。忠靖冠是嘉靖七年才出现的冠帽，《明史·

    舆服志三》记载：“七年，既定燕居法服之制。阁臣张璁因言：‘品官燕服之服未

    有明制，诡异之徒，竞为奇服，以乱典章，乞更法古元端，别为简易之制，昭布天

    下，使贵贱有等。’”嘉靖皇帝遂复制《忠靖冠服图》颁礼部，礼部以图说形式颁

    布天下，如敕奉行。忠靖冠取意“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按规定，忠靖冠“在京

    许七品以上官，及八品以上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在外许多方面官及各府堂官，州县正堂、儒学教官服之。武官止都督以上，其余不许滥服。按忠靖冠，仿古元

    冠，冠匡如制，三梁各压以金线，边以金缘之。四品以下去金缘，以浅色丝线。忠

    静服仿古元端，服色用深青以纻丝纱罗为之。三品以上云，四品以下素，缘以蓝

    青，前后饰本等花样，补子深衣用玉色，素带如古大夫之带制，青衣绿缘边并里，素履，青绿绦结，白袜”。此处深衣指衬衣、内衣，不是秦汉时期的深衣概念。图1-3-2 明嘉靖皇帝画像——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6)，明代第十一代皇帝，宪宗之孙，兴献王朱祐杬之

    子，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嘉靖。世宗总揽内外大政，皇权高度集中。迷信方士，尊尚道教。二十一年(1542)移居西苑，日求长生，不问朝政。致使首辅严嵩专国二十年，吞没军饷，吏治败

    坏，边事废弛，倭寇频扰东南沿海。死后庙号世宗，葬永陵。图1-3-3 忠靖冠实物——忠靖冠是明嘉靖七年(1529)出现的冠帽，取“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之意。

    忠靖冠的问世是为士大夫服务的。“此卿大夫之章，非士人之服也。”[39]西门

    庆在未做官前，就没有穿戴忠靖冠，等到花钱买了金吾卫千户之职后，他就戴上忠

    靖冠了。《明史·舆服志》规定：“四品以下去金缘以浅色丝线。”西门庆的职官

    是个五品职务。万历二年(1574)禁举人、监生、生儒僭用忠靖冠。

    按历史规律，作者成书只会写前朝已有的，而绝对不会出现作者成书时未见的

    后朝事件与史实的。因此，根据书中忠靖冠只在嘉靖七年(1529)才出现的史实，我们可以说成书最早不过嘉靖七年是可以作为定论的。

    忠靖冠制度规定在补服内要衬以玉色衬衣，《金瓶梅》第31回中玉色的衬衣的

    记录，是合于时制的。西门庆吩咐玉箫“要那件玄色匾金补子，系布圆领、玉色衬

    衣穿”。按《明史·舆服志》规定：明初所定官员公服、常服，必须衬白纱中单。

    嘉靖年间所定忠靖冠制度，规定在补服内要衬以玉色衬衣。三 成书年代的下限

    《金瓶梅》第51回，西门庆吃了胡僧药后与潘金莲同房，“不想傍边蹲着一个

    白狮子猫儿，看见动旦，不知当做甚物件儿，扑向前用爪儿来挝。这西门庆在上，又将手中拿的洒金老鸦扇儿，只顾引斗它耍子。被妇人夺过扇子，把猫尽力打了一

    扇把子，打出帐子外去了”。

    研德先生在《金瓶小景》中指出这完全是仇十洲一幅春画的说明。[40]笔者有同

    感，确实在仇十洲的春宫画中有类似的画面。

    明中叶以降，社会不以纵谈房帏秘事为耻，春宫画流布社会，由宫廷下延民

    间，并得文人推波助澜。[41]民间悬挂春宫以避火灾，民间妇女更借此技谋生，天津

    杨柳青一带是出艳丽名妓的地方，此地也有绘画传统，当地已嫁妇女或待字闺中的

    女性，都精于此道，而且作为“女红能力”的标准。每年春节前，当地把这些春画

    当作年画的一种进行销售，这就是有名的“女儿红”。[42]

    春画极盛于明代，在《金瓶梅》中颇多反映，许多情节描写类似春画。

    第4回“赴巫山潘氏幽欢”，“那妇人云鬓半 ，酥胸微露，粉面上露出红白

    来，一径把壶来斟酒，劝那妇人酒。一回推害热，脱了身上绿纱褶子”。

    第13回“迎春女隙底私窥”，讲西门庆与李瓶儿勾搭成奸，两人上床交

    欢，“原来大人家有两层窗寮，外面为窗，里面为寮。妇人打发丫鬟出去，关上里

    边两扇窗寮，房中掌着灯烛，外边通看不见。这迎春丫鬟，今年十七岁，颇知事

    体，见他两个今夜偷期，悄悄向窗下，用头上簪子挺签破窗寮上纸，往里窥觑，听

    看了个不亦乐乎”。

    第29回“潘金莲兰汤邀午战”，“妇人赤露玉体，止着红绡抹胸儿，盖着红纱

    衾，枕着鸳鸯枕，在凉席上，睡思正浓”。

    从引文中不难看出其描写有着春宫的风格，其区别仅仅是形式的不同，一个是

    文章，一个是绘画。此外，书中也记录了春画的事例。第13回，李瓶儿送西门庆其

    老公公花太监从宫中带出的“二十四式春意图”。内府衢花绫表，牙签锦带妆成。大青大绿细描金，镶嵌斗方干净。女赛巫山神女，男如宋玉郎君。

    双双帐内惯交锋。解名二十四，春意动关情。

    西门庆得到此物后，即拿来给潘金莲看，与潘金莲按照此图卷效于飞之乐。西

    门庆死后，潘氏与女婿陈经济通奸，也模仿此春宫图卷行事。

    《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是生活在不断产生出《金主亮荒淫》《如意君

    传》《绣榻野史》等“秽书”的时代，[43]春画盛行也在此时，显然，笑笑生在创作

    《金瓶梅》时是受到了春画的影响，因此该书每叙床笫之事，或多或少能够看到春

    画中相应或相近的情节。

    说到春画，有必要交代研德谈及的春画的作者仇英。图1-3-4 仇英《吹箫引凤图》——仇英的绘画内容，已淡化了宣扬伦理道德的观念，而热衷于世情人物、人情

    世态的内容，具有比较强的娱乐性和观赏性。

    仇十洲(1494—1561)，名英，是明代著名画家，写春高手。他出身寒微，初

    为漆工，兼彩绘栋宇，后改为绘画。嘉靖二十六年(1547)，仇英在著名鉴赏家项元汴家作画，得以目睹项家藏宋元名家画千余幅，加上他的潜心观摩，勤于练习，画艺大进，遂跻身吴门四家之列。仇英精于仕女画，擅长春宫图，形成了仇派仕女

    画风。他擅长绘宫廷场面，画中常见占有广阔厅堂和露台，以及精细雕刻的建筑背

    景所衬托的朝臣和宫女，在一幅明代春宫卷的卷首中指明他画了一套“十荣”，即

    十种不同的性交姿势，但是这些画并没有流传下来，[44]其春画代表作有《燕寝怡

    情》等。

    图1-3-5 明代春宫画《兜售角先生》——类似的场景、情节在“三言”“二拍”等明代小说中常常可以读到。

    《金瓶梅》也反映了宫中流行春宫画等物品，花太监就曾从宫中带出“二十四式春意图”，交给李瓶儿保管，李瓶儿嫁入西门府之后，就落到了西门庆手中。

    对仇英的生卒年有两种说法：一说生于孝宗弘治七年(1494)，卒于嘉靖四十

    年(1561)，或嘉靖三十年(1551)；另一说生于宪宗成化十八年(1482)，卒于

    嘉靖三十八年(1559)。[45]可见，其卒于嘉靖年间是肯定的。嘉靖帝在位45年，死

    于1566年，距仇英去世尚有十多年的光景。仇英画作成熟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其所作春画流布社会当在嘉靖二十六

    年之前，从《金瓶梅》的描写看，受春画影响是显而容易见的，不仅有春宫情节，更主要体现了当时这一社会风尚，从这个角度讲，仇英春宫在前，《金瓶梅》创作

    在后，据此推断，《金瓶梅》成书应在嘉靖末年。图1-3-6 吴晓铃藏洁本崇祯本底26回首页书影——吴晓玲藏有一部大字精抄的《钞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无眉批类注，删去秽语。

    佐证嘉靖末年成书的依根据尚有屠本畯的记录，最早记载《金瓶梅》作者的是

    屠本峻，他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山林经济籍》中写道：“相传嘉靖间，有

    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寂，托之《金瓶梅》。”[46]此外，屠文还

    记载万历三十七年(1609)袁中郎兄弟已有了《金瓶梅》全稿。

    《金瓶梅》最早的抄本是董其昌万历二十四年(1596)见到的，根据袁中郎写

    于万历二十四年的《致董思白书》提及的事情可以知道，1596年董其昌从北京某处

    得到《金瓶梅》开头部分，不足全书的13，换言之，万历二十四年即有《金瓶梅》

    的抄本流行。

    有关记录表明，1597年袁中郎与董其昌讨论《金瓶梅》，万历四十五年

    (1617)，《金瓶梅》第一次付印。[47]

    从上述引文中不难看出，《金瓶梅》的抄本流行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那

    么，可以推论《金瓶梅》成书的下限在嘉靖末年，最迟不过万历二十三年。

    第四节 明武宗与临清

    临清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有着辉煌的一页，在明清时期，临清仍然是历史重

    镇，文化名城，是运河沿岸重要的城市，经济、文化都很发达，临清丰富了运河文

    化，一部言情巨著《金瓶梅》就是蘸着运河文化的墨汁，描述了临清，反映了临

    清，见证了临清的繁华。

    一 临清在历史上的地位

    自明永乐年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后，运河成为明王朝南北交通和商业运输的

    重要通道。临清位于大运河中段，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明代的繁华城市。南

    来北往，车水马龙，交通便利，商业繁荣。图1-4-1 临清古运河场景(摘自《临清县志》)——古代临清因为运河的贯穿，非常繁华，其人口达到一百多

    万，这样的规模放在如今也是个大城市。

    明代临清的关税征收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以万历年间为例，临清钞关的税

    收相当于杭州、扬州钞关税收的六七倍，因此临清当时有“天下第一码头”之誉，人口近百万。[48]百万人口，即使现在来看也相当可观，何况是在几百年前的明代。

    而杭州、扬州商业尽管繁荣，其税收仅为临清的16、17，可以想象临清的经济规

    模和其在全国城市中的地位。明代的临清是一个重要的工商城市。图1-4-2 临清运河二闸(黄强摄)——2006年5月，京杭运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清段上的戴闸、二闸是京杭运河上现存元、明两代最为完整的水闸。明永乐十五年(1417)，临清由于鳌头

    矶以北的元代会通河故道与卫河落差较大，不适行船，废除其入卫河及其上的三座水闸，重新开挖了鳌头矶以

    南的入卫河道，新建了头闸、二闸。现在头闸已不复存在，只有二闸保存完好。图1-4-3 临清问津桥遗址(黄强摄)——明代正德至万历年间(1506—1619)，为了方便原会通河北支两岸的

    交通，遂把临清头闸(叶城临清闸)与中闸(也称会通闸)改建为桥，分别命名为问津桥和会通桥。

    因为水运交通的便利，临清成为“通两京之咽喉”的要地。元代南粮北调以海

    运为主，明朝因为会通河淤塞，漕粮运输成为当务之急。京杭运河又是漕运的命

    脉，于是明永乐九年(1411)疏浚会通河，京杭运河遂成为南粮北调的唯一通

    道。[49]到了明中叶，临清繁华达到鼎盛。康熙年间《临清州志》卷四收录王与《临

    清州治记》记载：“薄海内外，舟航之所毕由，达官要人之所递临，而兵民杂集，商贾萃止，骈樯列肆而云蒸雾涌，其地遂为南北要冲，巍然一重镇矣。”图1-4-4 临清钞关(黄强摄)——明代临清钞关在全国税收中占据重要位置，位列全国八大钞关之首。鼎盛时

    期的万历年间，其税收收入比杭州、扬州总量还多六七倍。

    临清的繁华在《金瓶梅》有很多反映。第92回，“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

    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

    二座管弦楼”。因为交通便利，商业繁荣，许多商贾来到临清做生意。西门庆死

    后，树倒猢狲散，陈经济被吴月娘赶出西门家，为了生计，陈经济向自己的娘

    亲“要出三五百两银子来添上，共凑了五百两银子，信着他往临清贩布去”。临清

    的花花世界，让生性淫荡的陈经济流连忘返，灯红酒绿的花街柳巷，成了陈经济的

    温柔乡。结果布没贩成，却勾搭上了操皮肉生意的娼妓冯金宝。气得老娘张氏“呜

    呼哀哉，断气身亡”。

    临清的繁华，表现在多方面，一是妓院众多，二是酒楼林立。妓院勾栏中最著

    名的莫过丽春院，西门庆梳弄郑爱月就是在丽春院进行的，西门庆与帮闲人物的许

    多事情也是在丽春院发生的，在这里还发生了冲砸的事件。西门庆通过文嫂勾搭上

    林太太，也是在妓院里接上关系的。妓院等同于一个小世界，所谓妓院场地小，可

    知乾坤事。

    酒楼中规模最大的是谢家大酒楼。因为谢家大酒楼是旺铺，几家争斗，后来借

    助周守备的力量，陈经济又将酒楼夺了回来，与谢胖子合伙。重新投资1000两银子

    进行装修。“重新把酒楼装修，油漆彩画，阑干灼耀，栋宇光新，桌案鲜明，酒肴

    齐整。一日开张，鼓乐喧天，笙箫杂奏，招集往来客商，四方游妓。……大酒楼上

    周围都是推窗亮隔，绿油阑干。四望云山叠叠，上下天水相连。正东看，隐隐青螺

    堆岱岳，茫茫苍雾锁皇都；正北观，层层甲第起朱楼；正南望，浩浩长淮如素练。

    楼上下有百十座阁儿，处处舞裙歌妓，层层急管繁弦。说不尽肴如山积，酒若流

    波。”这个谢家大酒楼位于运河边上，登楼就餐可以凭栏眺望，运河与临清的风

    光、景致尽入眼底。“在楼窗后瞧看，正临着河边，泊着两只剥船。船上载着许多

    箱笼桌凳家活，四五个人尽搬入楼下空屋里来。”(第98回)图1-4-5 《金瓶梅》谢家酒楼(第94回插图)——在《金瓶梅》中，谢家酒楼是临清码头上最著名的酒楼，不

    仅建筑气派，规模也最大，招徕南来北往的客人，陈经济也曾经营着谢家酒楼，生意兴隆。按照如今的时髦话

    讲，这谢家酒楼就是当年临清的标志性建筑，城市地标，当地的著名企业，利税大户。

    这些描写，高度概括了临清在运河航道中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城市的繁荣景

    象。运河经济区联系五省、五大水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特区。

    杜明德先生称：“从运河文化不断丰富和不断发展的意义上说：《金瓶梅》则

    是运河文化的佼佼者。”[50]陈东有先生也说过：“一部《金瓶梅》是作者蘸着大运

    河水写出来的。”由漕运所引出的仓站、闸站和漕粮支运、托运的交接处，无疑是

    人口集中之地，“酒楼饭馆，旅舍客栈，商铺货店，码头驿站，配套的经济行业随

    之而兴，于是过去荒丘野地此时成了繁荣小镇；过去小村僻庄，此时成为重镇都

    会”[51]。

    二 明武宗巡视临清的史实

    因为临清是运河两岸重要的城市，地处咽喉要地，临清的工商业发达，凡是走

    运河水路的会在临清停留，走岸上陆路的也会来到临清住宿。旅游者路经临清寻找

    文化遗存，访古探幽；生意人更是要到临清找寻商机，发家致富。临清的富裕，临

    清的繁荣，受到社会的关注。图1-4-6 临清晏公庙遗址(黄强摄)——《金瓶梅》第93回写到晏公庙，离临清城不远，在临清码头上，陈经

    济曾在晏公庙做道士。1964年修整卫河河堤时，晏公庙的大门被拆除，如今晏公庙遗址只有一株枝叶繁茂的古

    槐树还在。图1-4-7 临清考棚黉门(黄强摄)——考棚的所在地就是明代工部营缮分司的办公地点，临清砖厂就属于营缮

    分司的管辖范围。临清砖在明清时期是故宫和十三陵的主要建筑材料，砖厂的管理由工部官员负责，《金瓶

    梅》中说及砖厂的刘太监、薛太监，并非砖厂主管，而是宫主派到砖厂负责监督、督办的。

    以荒淫、荒唐著称的明武宗朱厚照，短暂的一生寻花问柳，放荡无拘，经常外

    出巡游，就曾巡视临清，在临清留下了历史记载与风流故事。

    对于明武宗的风流放纵，外出巡游，当时的许多官员是反对的，多次跪谏，但

    是明武宗依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明人谈迁《国榷》卷五十一记载得颇为详尽：

    正德十四年(1519)正月丙申朔，“上在太原，群臣遥贺”。正德十四年“壬子，上至宣府，自宣府至西陲，往返数千里。上欲辇乘马，佩弓矢，冲风雪，历险阻。

    寺人病惫，上不以为劳也”。二月乙丑朔，“上留宣府”。三月癸丑，“时南巡意

    决，廷臣忧甚。……今日之事，痛哭泣血，有不忍为陛下言者。江右有亲藩之变，大臣怀冯道之心”。明武宗南巡决心很大，群臣劝阻没有作用，明武宗一意孤行。

    也有大臣进谏远离江彬等小人，明武宗也不予理会。明武宗的心思都在玩乐上，江山社稷不及美人重要，他要寻欢作乐，醉生梦死。

    正德十四年(1519)九月，“戊戌，上至临清，守臣进宴，上简之而不怒，右

    佥都御史王珝称觞缓。上目之，总兵神周怵以上意叵测。明日，复宴”。“癸丑，上自临清单舸疾趋而北，从官不知也，数人追及之。初，幸妓刘良女赠簪为约，驰

    芦沟失之。召刘不至。遂晨夜抵张家湾，偕而南，值湖广参议林文缵舟，入夺其

    妾。”贵为天子的明武宗身边有嫔妃不找，偏要招揽民间歌伎玩耍，吃惯了山珍海

    味，便觉得平淡，忽然换道小菜反而觉得美味。明武宗忘记了他的皇帝身份，竟然

    还闯入官员的舟船中，抢夺他人小妾，与流氓无赖有何不同？他把社会等级、制度

    秩序抛到了脑后，全然不顾，忘乎所以。

    十月，“辛未，上复至临清”。玩了没多久，“壬午，上发临清”。

    图1-4-8 大运河临清段(黄强摄)——运河是古代极为重要的交通要道，明武宗巡幸临清走的是水路。对于大

    规模的出行，水路是最好的选择，水上行动平稳，船大布置得如同宫殿，皇帝可以边走边玩，不耽误他的寻欢

    作乐，醉生梦死。十一月，明武宗过济宁，“丁巳，羁朱宁于临清，收其家属。上南征，已留宁

    居守，宁惧远上见嫉，私求扈从。上时出正阳门，始得命。朱彬以争宠，至临清，进间，止宁创皇店”。

    正德十五年(1520)九月明武宗到东昌，“戊寅，万寿节，上至临清”。正德

    十四、十五年，明武宗数次来临清享乐，不顾国家大计，不管群臣反对，我行我

    素。

    这是谈迁《国榷》中记录的史料，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明史关于明武宗巡幸临清

    的记载。

    《明通鉴·武宗纪》记载：“戊戌，车驾至临清，方上之南发也。刘姬疾不

    从，约以玉簪召。上过卢沟桥，驰马失簪，索之不得。及至临清遣使召姬，姬以无

    信约，不肯往。于是上复自临清。北行乘单舸，晨夜疾趋至张家湾。”“壬午，上

    发临清。”“丁巳，上至淮安府……羁管太监钱宁于临清，密遣人拘其家属。……

    江彬素与宁争宠，至临清，进间，因止宁董皇店。役彬于途中。”

    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记述：正德十四年朱厚照至临清，载女嬖刘良女沿运河

    舟行南下，从临清出发南行，行前命拘禁钱宁。但是在官修的《明史·武宗纪》中

    并没有武宗巡幸临清的记载，不过从以上所引史籍中，我们知道，明武宗南巡至临

    清为正德十四年(农历己卯九月二十七)。两次到临清，从南京返京城时又在临清

    驻跸。

    正德十四年(1519年)9月7日，明武宗到达临清，在临清寻欢作乐，一待就是

    一个半月。这期间武宗兴致甚高，在州官衙门摆宴，让山东大小官员很是惶恐。10

    月22日从临清出发南行。为什么在临清停留一个半月，固然有临清经济繁荣、交通

    便利的原因，但主要是此处远离京师，身边都是自己的亲信，武宗贪淫好色的本性

    得到放纵。武宗原本就是花花太岁，寻欢作乐是他的喜好，也是他南巡的主要目的

    之一。

    只要是女人，有兴致的女人，都是武宗猎取的对象，多多益善。明武宗所到之

    处，民怨沸腾，《国榷》“正德十四年十二月”条称：“民间女争嫁匿，或以贿

    免。”明武宗登基未逾两年，就搬出紫禁城，不受宫廷清规约束，新建了豹房，与美

    女、宦官寻欢作乐。白天忙于练兵，“夜间则在豹房和各式各样的人物玩乐。对朝

    廷上文臣和宦官的冲突，他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1517年鞑靼小王子巴图孟克犯

    边时，明武宗不仅御驾亲征，还擅自出关，除了亲信随从外，“不让任何文官出

    关。前后四个月，北京的臣僚几乎和皇帝完全失去联络。送信的专使送去极多的奏

    本，但只带回极少的御批”[52]。

    明武宗还化名朱寿，自封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1518年秋，明武宗要求

    大臣草拟圣旨，命令威武大将军朱寿到北方边区巡视。此举遭到臣僚的反对。此后

    就不断有臣僚抗议、谏劝，然而明武宗不予理睬。1519年，他再次准备以威武大将

    军的名义到南方各地巡视时，受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全体监察官员联名诤谏劝

    阻，甚至跪在午门外要求答复，集体向皇帝示威。明武宗大怒，廷杖了146名抗议的

    官员，当场打死或事后伤发而死者11人。大学士全部引咎辞职。这样与皇帝针锋相

    对的抗议、谏劝，历史上还比较罕见。

    明武宗号称中国历史上最荒唐、荒淫的皇帝，他的荒淫事实是建豹房，内藏美

    女，日夜作乐；四处巡幸，在民间寻花问柳，见到中意的女人，强取豪夺，占为己

    有，以致百姓人心惶惶。明武宗荒淫确有其事，然而，历史上以荒淫昏庸著称的皇

    帝，比比皆是。也就是说明武宗未必是历史上最荒淫的一个。他之所以被推为荒淫

    之最，其祸端源于他的荒唐。笔者以为“武宗的逾礼违制超越了他个人行为的极

    限，其不为正统社会所容纳是一种必然，对武宗的否定，乃是出于维护封建社会体

    制的需要，给武宗戴上历代最荒淫的皇帝的帽子也就在预料之中了”[53]。

    明武宗在位之时，念念不忘的就是四处巡视，吃喝玩乐，拈花惹草，放荡行

    骸。

    临清是他巡视的地点之一，也是沉醉温柔乡之所在。尽管这些史官的记录，并

    不详细，甚至还遮遮掩掩，然而毕竟留下了明武宗南巡的印痕，在临清的香艳之

    事，也让我们发现了《金瓶梅》影射明武宗的蛛丝马迹。

    三 临清出土了王东洲墓志铭

    关于《金瓶梅》是对明武宗的影射，笔者在多篇文章中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而临清出土的王东洲墓志铭更是证明此观点的一个有力的实物证据。在对于《金瓶

    梅》的考证中，除了一些典籍文献的记录外，实物证据极为罕见，因此王东洲墓志

    铭无疑是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王东洲这个人物，以及他的墓志

    铭与明武宗、《金瓶梅》的关联。

    1973年4月13日，在山东省临清县南郊八岔路公社万庄大队八小队，发现三座古

    代明代券顶墓，出土一批文物。根据调查，其中一个墓地是明代王东洲的。王东洲

    墓前有一方墓志铭，可以窥见《金瓶梅》成书年代等诸多问题。图1-4-9 王东洲墓志铭(叶桂生提供)——以往对《金瓶梅》的考证，缺乏足够的历史史料，尤其是地下文物

    的佐证。王东洲墓志铭是考证《金瓶梅》时代背景极为重要的史料，墓志铭还提供了明武宗巡行临清的史实。

    在正史《明史》中并没有武宗巡幸临清的记录，墓志铭是个有力的证据。碑文出土多年一直未能公布，1998年

    叶桂生先生给了笔者一张拓片，一直到2008年9月笔者才将此拓片公布。

    王东洲墓志铭全文：

    夫王公之族，其先福山县人，曾大父讳孝礼于洪武初年徙居于馆陶县东五十里许常氏庄，居之。大

    父生俊，俊生子五，长曰诚、次曰录、曰恭、曰让、曰彪也。相传为善士，俱有美德。让公字仲谦，至

    弘治五年复西迁十里，择林盘寨之原筑按居。盖取其地之肥美，遂致殷富，大倍于焉。公配汪氏，先卒。继许氏，亦卒。继配邰氏，有贤德，家务攸归，事有条理。生二子，长曰滢，即公也，字公登。东

    洲，其别号焉。次曰汉，字允清，早卒。东洲公幼时以俊髦着名邑黉，怀才抱德，虽和以处从，亦不苟

    同于俗。但运蹇于时而儒业未就，退居林野，教稼穑，艺果木、花卉，郁然成林而可观。公暇则优游其

    间而适厥情也。隐数年，俄蒙朝廷开例，许民间输粟拜爵，东洲从父命，遂纳银为按察从事。拜官归省

    延既，有友劝其出仕者，公曰：“古人一日养，不以三公易。父母在而可远离乎!”乃冠带事养，朝夕

    在侧。出告友面。其诚孝之誉，人无间言，及父母疾，汤药亲尝，衣不解带，数月不入私室。人以为

    难。仲谦公享年八十，以寿官终。东洲居丧，寝苦枕块，哀毁愈礼，祭尽诚。遂卜厥寨南二里许而安厝

    之。此其新兆也。邰妣后翁五年而卒。东洲循礼合葬，而时复思忆焉。其孝义可谓大矣。

    昔武宗南幸，藩司檄其迎驾，公忻然赴事，夙夜匪懈，不避艰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着重号系引者所加)，此其余力

    也。平居时，忽有大名县儒生李待时者眼疾，携妻子而至，告以之疾甚，弗克行。公恻悯之，遂款于

    家。给以室食，迎医调理，居数月而疾瘳。生涕泣拜辞，窘无所之。公复留旬日，荐于邑大姓汪君子英

    家为西宾，乃得其所焉。公昔为儿时，诸父五人分居，因财欲讼于官，公方龀龆，即知其事，遂挽父之

    衣号泣，随曰：“恩重于财，讼必乖情，请勿词。”诸父感其言，相泣于中庭，乃已其讼。呜呼!公德

    难以数称，其忠仁爱有如此。

    夫公始配庞氏，同邑庞公中女，四德咸备，先卒。继配徐氏，临清徐公长女，亦有淑德。继庞而

    殁，俱寄葬。公有三子，长化民，国子生，娶临清唐君女，徐出；育民，娶威县方君次女；次利民，堂

    邑张贡士次女。女三，长适邑人刘乙利，次适司掾张廷相，次适理问子儒士刘应可。孙二，长梦讳，次

    梦徵，孙女二，其一曰桂枝者与二孙者皆化民生，其曰兰英者，乃育民生也。

    东洲享年五十有八，获疾而终。公生于成化乙巳十月初五日(黄案，即公元1485年11月11日)。卒

    于嘉靖壬寅二月初七日。择岁之甲辰二月十五日(黄案，即1544年3月15日)之吉并庞、徐二柩合葬于

    仲谦公墓之东侧首。墓铭曰：有 其宫，公其□只，有蔚其林，公其嬉只。亿万斯年，厥维终只，于戏

    吾公，亦安只。

    临清州乡贡进士第 方元焕 撰文

    馆陶县乡贡进士第 米世功 行状

    堂邑县道学隐士 张岳东山 书

    大明嘉靖贰拾叁年春五月朔日之吉，孝男国子监生王化民，同弟王育民、王利民同立。

    根据临清博物馆叶桂生先生的考证，临清乡绅王东洲墓下葬时间，在明嘉靖二

    十三年春五月朔日初一，即1544年5月21日。墓志铭的撰写者方元焕，是明嘉靖四十

    年撰修《临清州志》的主编。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武宗南巡时，王东洲34岁，与方元焕、米世功都参与了“迎驾”活动，见证了明武宗游历临清的情况。[54]

    作为一个乡绅，能够见证皇帝游历临清，必然是他一生的荣耀。他的墓志铭对

    他盖棺定论，自然会将他一生最重大、最能体现他水平、荣誉的事情记录在案。因

    此，墓志铭反映的内容就是非常可信的史料。“昔武宗南幸，藩司檄其迎驾，公忻 ? ? ? ? ? ? ? ? ? ? ? ? ? ?

    然赴事，夙夜匪懈，不避艰险。 ? ? ? ? ? ? ? ? ? ? ? ? ? ?” 记录了王东洲在武宗巡幸临清时，所付出的努力，鞍前马后，昼夜不敢松弛，目的就是满足武宗对女色的追逐。为皇帝服务何来

    艰险？因为武宗扰民，百姓以此为苦，不愿将女人献给皇帝，作为一方乡绅，需要

    做百姓工作，取得配合，而这种配合又是相当艰难，难怪才会有“不避艰险”之

    说。墓志铭记录了王东洲为皇帝寻欢付出的努力，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能为皇帝

    服务自然是了不起的行为，即使是拉皮条，也是一种荣誉。因此，墓志铭就是反映

    武宗巡幸临清寻欢作乐的一件很有价值的出土文物。

    四 王东洲墓志铭与《金瓶梅》中的时代痕迹

    前文通过史籍的记录，探究了明武宗朱厚照南巡临清的史实。我们现在所要进

    行探究的是，王东洲墓志铭的记录、《金瓶梅》的描写与明武宗南巡临清的比较。

    换言之，《金瓶梅》是否影射了明武宗南巡临清？王东洲墓志铭是否是这种影射的

    注脚？

    墓志铭中记录了明武宗南巡抵达临清，官吏跪迎，地方乡绅为皇帝服务的情

    况，与史籍中关于明武宗驾临临清的史实是吻合的，类似的事实，在《金瓶梅》中

    也有反映。

    《金瓶梅》65回，写钦差殿前黄太尉巡视山东，“有地方统制、守御、都监、团练、各卫掌印武官，皆戎服甲胄，各领所部人马围随，仪仗摆数里之远”。受到

    的欢迎礼待是非常隆重的。

    第70回朱太尉来临清，声势显赫，笔者以为实际是暗指明武宗，当初明武宗化

    名总兵官、太尉朱寿到处巡游。我们再来看一看《金瓶梅》中对巡游是怎样反映

    的。

    那时正值朱太尉新加太保，徽宗天子又差遣往南坛视牲未回，各家馈送贺礼，伺候参见，官吏人等

    黑压压在门首，等的铁桶相似。何千户同西门庆下了马，在左近一相识家坐的，差人打听老爷道子响，就来通报。一等等到午后时分，忽见一人飞马而来，传报道：“老爷视牲回来，进南薰门了，分付闲杂

    人打开。”不一时，骑报回来，传：“老爷过天汉桥了。”头一厨役跟随茶盒攒盒到了。半日才远远牌

    儿马到了，众官都头戴勇字锁铁盔，身穿搂漆紫花甲，青纻丝团花窄袖衲袄，红绡裹肚，绿麂皮挑线海

    兽战裙，脚下四缝着腿黑靴，弓弯雀画，箭插雕翎，金袋肩上横担销金字蓝旗。端的人如猛虎，马赛飞

    龙。须臾一对蓝旗过来，夹着一对青衣节级上，一个个长长大大， 搜搜，头戴黑青巾，身穿皂直

    裰，脚上干黄皮底靴，腰间悬系虎头牌，骑在马上，端的威风凛凛，相貌堂堂。须臾，三队牌儿马过

    毕，只闻一片喝声传来，那传道者都是金吾卫士，直场排军，身长七尺，腰阔三停，人人青巾桶帽，个

    个腿缠黑靴，左手执着藤棍，右手泼步撩衣，长声道子一声喝道而来，下路端的吓魄消魂，陡然市衢澄静。头道过毕，又是二道摔手。摔手过后，两边雁翎排列二十名青衣辑捕，皆身腰长大，都是宽腰大肚

    之辈，金眼黄须之徒，个个贪残类虎，人人那有慈悲。十对青衣后面，轿是八抬八簇肩舆明轿。轿上坐

    着朱太尉，头戴乌纱，身穿猩红斗牛绒袍，腰横四指荆山白玉玲珑带，脚靸皂靴，腰悬太保牙牌，黄金

    鱼钥，头戴貂蝉，脚登虎皮踏台，那轿底离地约有三尺高。前面一边一个相抱角带身穿青纻丝家人跟

    着。轿后又是一班儿六面牌儿马、六面令字旗紧紧围护，以听号令。后约有数十人，都骑着宝鞍骏马，玉勒金 ，都是官家亲随、掌案、书办、书吏人等，都出于纨袴骄养，自知好色贪财，那晓王章国

    法。登时一队队都到宅门首，一字儿摆下，喝的人静回避，无一人声嗽。那来见的官吏人等，黑压压一

    群，跪在街前。良久，太尉轿到跟前，左右喝声：“起来伺候!”那众人一齐应诺，诚然声震云霄。

    只听东边咚咚鼓来响动，原来本尉八员太尉堂官，见朱太尉新加光禄大夫、太保，又荫一子为千

    户，都各备大礼在此，治具酒筵，来此庆贺。……须臾轿在门首，尚书张邦昌与侍郎蔡攸，都是红吉服

    孔雀补子，一个犀带，一个金带，进去拜毕，待茶毕，送出来。又是吏部尚书王祖道与左侍郎韩侣、右

    侍郎尹京，也来拜朱太尉，都待茶送了。又是皇亲喜国公、枢密使郑居中、驸马掌宗人府王晋卿，都是

    紫花玉带来拜，惟郑居中坐轿，这两个都骑马。送出去，方是本衙堂上六员太尉到了，呵殿宣仪，行仗

    罗列。……都穿大红，头戴貂蝉，惟孙荣是太子太保，玉带；余者都是金带，下马进去。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书中的描写，是因为如果不大段引用，就不能体现朱太

    尉巡临临清的声势。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钦差的活动，其实，反映了皇帝的南

    巡。一是声势显赫，气派很大，车马礼仪规格很高；二是许多官吏都来拜见。包括

    朝中大臣尚书、侍郎，以及太子太保，还有皇亲国戚，有爵位的喜国公，甚至掌管

    皇帝内宫的宗人府的官员也来了。钦差固然官位显赫，但是一般情况下，也就是礼

    仪上的礼拜，尤其是对于一些拥有显赫爵位的官员来说，不会如此隆重和等级严

    格。这就暗示出这个“朱太尉”身份的特殊性。

    《国榷》卷五十一记载：正德十四年十一月“乙巳，至淮安清江浦，幸监仓太

    监张阳第。时巡幸，所捕鱼鸟分赐左右，虽一脔一毛必金帛谢，上渔清江浦累日。

    南京、河南、山东文武官员咸集，俱戎装徒行，不辨贵贱”。这段记载，与《金瓶

    梅》中黄太尉、朱太尉来到东昌府何其相似来尔？

    此外，有许多机构的设置与历史也有相同之处。临清砖厂就是一例。因为有运

    河贯通南北，运输非常便利，明中叶，京城皇家砖厂移至临清。《金瓶梅》一书中

    有关临清有皇家砖厂，可以说举不胜举。几个与西门庆交往过密的公公，都是管砖

    厂的太监。图1-4-10 临清正德砖(黄强摄)——临清有砖厂，专供皇室。《金瓶梅》中也有砖厂的记录，与临清的情况

    吻合。

    第31回，“次日，西门庆在大厅上锦屏罗列，绮席铺陈，预先发柬请官客饮

    酒，因前日在皇庄见管砖厂刘公公，故与薛内相都送了礼来。……说话中间，忽报

    刘公公、薛公公来了，慌的西门庆穿上衣，仪门迎接。二位内相坐四人轿，穿过肩

    蟒，缨枪队，喝道而至……于是罗圈唱了个喏，打了恭，刘内相居左，薛内相居

    右，每人膝下放一条手巾，两个小厮在傍打扇，就坐下了”。第二天，贺西门庆生

    子，薛内相又来拜会西门庆，祝贺，西门庆陪他吃茶，听戏。

    第34回，刘公公兄弟拿皇木盖房，被抓获，刘太监送了一百两银子，请求西门

    庆放他一马，送了一坛木樨荷花酒，一口猪，两包重四十斤的糟鲥鱼，两匹装换织

    金缎子。

    图1-4-11 明代寿桃妆花纱——妆花工艺属于云锦的一种，是专供皇室的丝织物。能够穿戴妆花工艺服饰的

    人，有着特殊的身份。

    在服饰描写方面，也能看出小说对明武宗的影射。《金瓶梅》第40回，西门庆在家中为妻妾裁剪新衣。“开了箱柜，打开出南边织造的夹板罗缎尺头来，使小厮

    叫将赵裁来，每人做件妆花通袖袍儿，一套遍地锦衣服，一套妆花衣服。唯月娘是

    两套大红通袖袍儿，四套妆花衣服。” 给月娘做的衣服还有大红遍地锦五彩妆花通

    袖袄、兽朝麒麟补子缎袍、五彩金遍边葫芦样鸾凤穿花罗袍、翠蓝宽拖遍地金裙、大红金枝绿叶百花拖泥裙、沉香色妆花补子遍地锦罗袄，给李娇儿、孟玉楼、潘金

    莲、李瓶儿四人送的衣服，都有大红五彩通袖妆花锦鸡缎袍、妆花罗缎衣服。

    首先说说这妆花，妆花是云锦的一种织法，云锦产于南京，因为灿烂如天上云

    彩，而且一个熟练工人一天只能织出几寸云锦，因此有寸锦寸金之说，非常珍贵。

    明清时期云锦主要进贡皇室。织金也是一种纺织方法，在织物中夹进真金，过去也

    只有皇室的织物才用织金的方法。南边织造应该是指位于江南的江宁织造，江宁织

    造是朝廷设在江南负责管理、制造，向皇室进贡纺织品的机构。可见，西门庆妻妾

    服饰享受的是皇室的待遇，妆花织造，织金工艺。服饰的等级制度尽管在明中叶有

    过松弛，但就整个明代来说，总体上依然是相当严格的，有因僭越服饰而治罪的。

    一般来说，低品级僭越高品级服饰比较普遍，然而谁也不敢向皇权叫板，僭越皇室

    服饰。披金挂银可以，僭越织金工艺服饰不可。西门庆与他的家族却敢于穿织金服

    饰，表明其身份的特殊，这是不言而喻的。[55]

    我们还可以从明武宗强夺民女，以供淫乐，与西门庆勾搭美色、霸占他人妻

    妾，看出他们好似一对难兄难弟。《武宗外纪》记载：“十二月，至扬州，前

    此……选民居壮丽者，改为提督府，且矫上意，索处女寡妇，民间汹汹，有女家掠

    寡男配偶，一夕殆尽，乘夜夺门出逃。”为了索取女人供其淫乐，明武宗不惜频繁

    骚扰民宅，欺男霸女，什么寡妇、歌伎，照单全收。连歌伎也敢纳入皇宫，充当娘

    娘，够荒唐的。

    正史反映的皇帝大多是严肃可敬的形象，对皇帝不利的事迹往往采取曲笔或隐

    讳的手法，不可能像皇宫的记事录那样，记录皇帝某月某天临幸了那个女人。至于

    皇帝在民间寻花问柳，在敬事房记事录中也不会体现。正如前文所述，王东洲墓志

    铭虽没详细说明武宗皇帝在临清期间如何找乐子，毕竟说明了为武宗寻找妇女的艰

    难性，点明了武宗风流快活的生活状况。

    西门庆又何尝不具备明武宗荒淫好色的秉性？西门庆奸占潘金莲，害死武大

    郎，又陷害武松，使其被充军发配。勾搭李瓶儿，气死花子虚，席卷财产。霸占宋惠莲，为了长期奸淫宋惠莲，不惜设计陷害家丁来旺。通奸林太太，霸占李娇儿，稍有不如意就冲砸丽春院。所作所为，无不显示出他的流氓本性与官商的权势。

    有财力则底气十足，有势力则腰杆子硬朗。有官商结合的势力与资本，西门庆

    才能挥金如土，欺行霸市，卖官买官，操纵官司。

    五 《金瓶梅》呼应明武宗巡行临清史实

    笔者坚持认为《金瓶梅》是对明武宗朱厚照的影射，在系列论文中已经阐

    述。[56]

    这里还要强调指出的是明武宗是一个以荒淫、荒唐著称的皇帝，他喜欢与臣子

    混在一起，曾化名朱寿，总兵官。从《金瓶梅》的这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总兵

    官朱寿的影子。你看西门庆与帮闲人物混在一起，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他与桂姐

    行房，应伯爵可以进来调戏；甚至西门庆还经常与这群狐朋狗友一块狎妓，“共

    享”女色，毫不避讳，与明武宗就是一对孪生子。

    此外，叶桂生先生在他有关的《金瓶梅》系列论文中，认为“南薰门”即“南

    巡之门”，折射出皇帝的声势。[57]

    在《金瓶梅》一书中，有若干西门庆戴冠冕的情节。按说冠冕是皇帝的专用帽

    子，其他人是不能戴的。[58]但是西门庆却多次冠戴，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隐讳的写

    法，反映出西门庆的帝王身份。

    临清是明武宗与民间女子寻欢作乐的风流场，王东洲的墓志铭是这一活动的文

    物实证，王东洲是当年武宗骚扰民女、放纵情欲的见证人与服务者，因为他“不避

    艰难”的努力，才让武宗感受到与皇宫不一样的快乐。想想，为什么武宗要在临清

    待上一个半月，是什么让他如此迷恋临清。山清水秀？武宗没这个雅兴。风物人

    情？武宗也没有这个品位。能够让武宗动情的只有女色，与皇宫贵族女人不同口味

    的女人。临清交通便利，南来北往，守住这个要道，既有地方官员的恭迎礼待，又

    有地方乡绅殷勤服务，不受朝廷官员的劝谏，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怎么玩就怎么

    玩，岂不快哉？武宗可以不理朝政，却情愿在临清停留近一个半月。

    美人来相伴，醉卧风流乡，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无论是明武宗，还是西门庆，都是为追逐女色不惜代价、不择手段的花花太岁。在西门庆身上有明武宗的

    影子，在明武宗的身上也包含西门庆的秉性。

    一部《金瓶梅》就是对明武宗的影射传记，一部《金瓶梅》就是明武宗的猎艳

    史。

    临清是《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临清是明武宗纵情风流的温柔乡，临清大地

    上留下了明武宗巡行的痕迹，临清也保留了与明武宗和《金瓶梅》有关的文化遗

    存。说到《金瓶梅》，肯定要提及临清，说到临清的历史，也会让人们想到伟大的

    市井小说《金瓶梅》，由朱太尉巡游临清想象明武宗巡行临清的浩大场面，揣摩

    《金瓶梅》中曾经发生过的扣人心弦的故事以及风流的传说。真是说不尽的《金瓶

    梅》，说不尽的临清。

    第五节 《金瓶梅》中的清官

    说起清官，许多读者都有耳闻，或许能报出几个名字，例如包拯、海瑞等，有

    的读者甚至能够谈出包公断案的故事，津津乐道。的确，包拯、海瑞都是历史上赫

    赫有名的大清官，一向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推崇，可以说是高山仰止。但是对于这些

    清官的事迹，绝大多数的读者还是从《包公案》《狄公案》等历史演义和明清小说

    中了解的。其实，那些近乎神话的事迹多是后人演绎出来的故事，基本上属于文学

    的范畴，或者说是理想化的清官生活和清官形象，是作者臆想出来的。现实中的清

    官远非小说中描述那样，仕途一帆风顺，生活波澜起伏，经历有惊无险。清官有清

    名，名声显赫，有着神话的光环，但是清官毕竟生活在现实社会里，他要食人间烟

    火，有人的七情六欲，因此能否成为清官，换言之，是否遵循清官的标准，为社

    会、世人所认可，往往并不由清官个人意志来决定，他受到社会道德的制约，以及

    官场势力的左右。

    明代奇书《金瓶梅》反映了明中叶社会生活，书中也写到了清官，而且塑造了

    多个清官的形象，但是作者塑造的这几个清官形象，与老百姓心目中的清官却有很

    大的区别，然而正是这种反差，折射出了明中叶社会生活的真实风貌。

    一 清官的概念图1-5-1 朱太尉引奏朝议(《金瓶梅》第71回插图)——朝廷之上，官员一个个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在整个

    社会国家机器都已腐败的时候，社会不以贪污为可耻。行贿受贿也就司空见惯了。腐败官员个个都成了善于演

    戏的两面人，公堂之上，正人君子，清正廉洁；公堂之下，枉法高手，纳贿行家。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清官，也就是说清官的标准是什么。清官的标准，因

    人而异，因社会阶层和价值取向而异。“统治者对于清官的标准首先强调的是忠，是廉洁；而民众于清官则首先看中的是为民请命，公正无私。被清代康熙帝誉为操

    守为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当时民间传扬不广，后世的知名度也不高。反而是那

    些未得最高统治者过分称誉的官吏，由于民间的认可而逐渐被神化，成为市民青天

    梦中的箭垛式人物。”[59]

    但是 “笼统地说，清官就是忠于职守、政绩显著、廉洁奉公、严于执法而被世

    人所称道的官吏”[60]。有了这个内涵，不论官位高低，无论是权倾朝野的重臣，还

    是七品芝麻官，都可能是清官。三国的诸葛亮、唐朝的魏征、宋代的包拯、明代的

    海瑞、清代的于成龙等，他们的言谈举止，对社会的影响，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品

    行、政绩，上升为清官代表，受到百姓的推崇，乃至成为公案小说中歌颂的人物。图1-5-2 包拯像——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人。北宋仁宗朝进士，曾任州、县官，后来做到

    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开封知府、御史中丞、枢密副使。性格刚直不阿，明察善断，敢于摧折权贵，为

    民申冤，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称颂不衰，民间称为“包青天”“阎罗包老”，编写了许多文艺作品颂扬他。

    清官的先决条件是俭朴廉洁。唐朝诗人李白有诗：“去时无一物，东壁挂胡床。” 首先从物质方面对清官进行了约束。

    除了物质因素外，成为清官还有道德、思想方面的限定。忠于职守，严格执

    法，执法铁面无私，不徇私情。像包公那样铁面无情，无论是王子还是庶民，都能

    在法律面前平等对待。包公断阴、阳两界案件，龙头、虎头、狗头三把铡刀，上斩

    王子王孙，下斩平头百姓，这些为老百姓津津乐道的传说与故事，实际上寄托了老

    百姓对清官的一种奢望，渴望能够实现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从现实的角度讲，产生清官的历史背景往往是社会的黑暗。封建社会里，老百

    姓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深受帝王、各级官僚、地方乡绅、形形色色地痞流氓的欺

    压。

    就整个明代社会而言，清官难得。由于明代中叶官俸微薄，俸禄不足以养家，官吏要通过弄钱来养家糊口，于是社会风气渐渐以不贪污为耻，本该受到批评的贪

    污行为受到社会的追捧，凡做官的就几乎没有不贪的，不爱银子的。明代后期的说

    书人这样评价现实中的官吏，《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一“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

    误投真命状”有云：

    古来清官察吏，不止一人，晓得人命关天，又且世情不测，尽有极难信的事，偏是真的；极易信的

    事，偏是假的。所以就是情真罪当的，还要细细体访几番，方能勾狱无冤鬼。如今为官做吏的人，贪爱

    的是钱财，奉承的是富贵，把那“正直公平”四字，撇却东洋大海。明知这事无可宽容，也将来轻轻放

    过；明知这事有些尴尬，也将来草草问成。竟不想杀人可恕，情理难容。那亲动手的奸徒，若不明正其

    罪，被害冤魂何时瞑目？至于扳诬冤枉的，却又六问三推，千般锻炼。严刑之下，就是凌迟碎剐的罪，急忙里只得轻易招成，搅得他家破人亡。害他一人，便是害他一家了。只做自己的官，毫不管别人的

    苦。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在官场的大染缸中，又有几许官员能洁身自好，保持廉

    洁，出淤泥而不染？更不要说体察民情，为生民请命，为百姓安危肝脑涂地。能够

    细细体察百姓之苦，做到少扰民，少判糊涂案已经不错了。

    二 《金瓶梅》中无清官

    在明清小说中，清官是得到很大表现的一个主题。因为小说的描述、戏曲的演

    绎，包公、狄公等清官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公案小说也因此成为明清小说中的一

    个分支流派，正是因为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市井百姓看不到希望，他们才渴望有超能力的官吏，冲破官官相护的枷锁，拨开云雾见太阳，还他们公正、公平、公理、公心，因此在清官的身上寄托了市井百姓的无限希冀和美好愿望。

    作为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世情小说《金瓶梅》，反映百姓疾苦、社会动荡、官

    场黑暗自然是它重点表现的一个层面。贪官与清官本是一对冤家，有贿赂公行的赃

    官，就有洁身自好的清官；有廉洁奉公的清官，必然有贪赃枉法的贪官。《金瓶

    梅》塑造了陈文昭、杨时、阴骘、曾双序等四个清官形象，把他们放在明中叶广阔

    的社会背景下，让他们在这个弥漫腐败气息的人生大舞台表演，以揭示社会的黑

    暗，官场的腐败。

    第10回武松为兄武大报仇，打死县中包揽公事的皂隶李外传，由于知县等受了

    西门庆的贿赂，他被押解送到东平府，详允发落。“这东平府府尹姓陈，双名文

    昭，乃河南人氏，极是个清廉的官”，“平生正直，禀性贤明。……正直清廉民父

    母，贤良方正好青天”。经过审讯，认定武松为兄报仇，误伤李外传，是个“义烈

    汉子”，与平时杀人不同。正因为这样，陈府尹“一面打开他长枷，换了一面轻罪

    枷，枷了下在牢里。一干人等都发回本县听候。一面行文书着落清河县，添提豪恶

    西门庆，并嫂潘氏、王婆、小厮郓哥，仵作何九，一同从公根勘明白，奏请施

    行”。西门庆得知此信息，慌了手脚，因为“陈文昭是个清廉官，不敢来打点他。

    只得走去央求亲家陈宅心腹，并使家人来旺，星夜往东京，下书杨提督”。“这陈

    文昭原系大理寺寺正，升东平府府尹，又系蔡太师门生，又见杨提督乃是朝廷面前

    说得话的官，以此人情两尽了，只把武松免死，问了个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充

    军。”尽管书中承认陈文昭是清官，但是在师生情和官官相护的官场潜规则面前，极为清廉的陈文昭并没有坚持原则，而是顺水推舟，卖了个人情，做了一笔买卖。

    第14回，西门庆与李瓶儿勾搭成奸，帮花子虚争家产，疏通关节，西门庆“转

    求内阁蔡太师柬帖，下与开封府杨府尹。这府尹名唤杨时，别号龟山，乃陕西弘农

    县人氏，由癸未进士升大理寺卿，今推开封府尹，极是个清廉的官；况蔡太师是他

    旧时座主，杨戬又是当道时臣，如何不做分上”。因为杨时是蔡太师门生，西门庆

    的关系疏通起了作用，权力的砝码倾向了花子虚一边，让花子虚在与兄弟的财产官

    司中占尽了便宜，得到了实惠。

    西门庆对女人具有强烈的占有欲，女人对他而言是多多益善。第26回，仆人来

    旺的媳妇宋惠莲和他勾搭上后，来旺知道后，很是气愤，酒后扬言要杀了西门庆，冒犯了西门庆，西门庆设计诬陷来旺偷盗，拿了官。“两位提刑官，上下都被西门

    庆买通了，以此掣肘难行。又况来旺儿监中无钱，受其凌逼。”监狱上下，都受了

    西门庆赃物，只要重不要轻。“内中有一当案的孔目阴先生，名唤阴骘，乃山西孝

    义县人，极是个仁慈正直人士。因是提刑官吏，上下受了西门庆贿赂，要陷害此

    人，图谋他妻子，故入他奴婢图财，持刀谋杀家长的重罪。……多亏阴先生悯念他

    负屈衔冤，是个没底人，反替他分付监中狱卒，凡事松宽看顾他。”

    第47回苗青杀主，书童安童为屈死的主人告状，先告到“巡河周守备府内，守

    备见没有赃证，不接状子。又告到提刑院，夏提刑见是强盗却杀人命等事，把状批

    了”。把凶犯陈三、翁八抓获。又差遣官人抓住苗青。苗青杀主按照律法，本该判

    个凌迟罪名，但是由于苗青通了王六儿的关节，得到了西门庆的帮助，“火到猪头

    烂，钱到公事办”，将陈三、翁八问成强盗杀人，斩罪。报案人书童也被“保领在

    外听候”。安童不服，投到开封府黄通判衙内，具诉，黄通判着他往巡按山东察院

    投下。这山东巡按御史“姓曾，双名孝序，乃都御史曾布之子，新中乙未科进士，极是个清廉正气的官”。看完安童的具状，曾御史批阅，“从公查明，验相尸首，连卷详报”。同时发公文，“将批词连状装在封套内，钤了关防，差人赍送东平

    府。府尹胡师文见了上司批下来，慌得手脚无措，即调委阳谷县县丞狄斯彬。本贯

    河南舞阳人氏。为人刚而且方，不要钱；问事糊涂，人都号他做狄混”。

    曾御史立即向朝廷奏本，弹劾提刑所掌刑金吾卫正千户夏延龄、理刑副千户西

    门庆贪赃枉法的罪行，西门庆“理刑副千户西门庆：本系市井棍徒，夤缘升职，滥

    冒武功，菽麦不知，一丁不识。纵妻妾嬉游街巷，而帷薄为之不清；携乐妇而酣饮

    市楼，官箴为之有玷。至于包养韩氏之妇，恣其欢淫，而行检不修；受苗青夜赂之

    金，曲为掩饰，而赃迹显著”。对西门庆、夏提刑的种种罪名，一一列举，弹劾要

    求“此二臣者，皆贪鄙不职，久乖清议，一刻不可居人者也”。尽管西门庆见到参

    劾，“大惊失色”，“唬的面面相觑，默默无言”。然而西门庆毕竟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朝中有蔡太师这样的靠山，背靠大树好乘凉，并没有慌张，他熟谙官

    场，知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物降一物的辩证法。“事到其间，道在人

    为”，于是“少不得打点礼物，早差人上东京，请他的义父蔡太师出面协调”。蔡

    太师果然道行深厚，不仅压了曾御史的奏本，而且奏请天子，说曾御史“大肆倡

    言，阻扰国事”，着官吏考察曾御史，黜为陕西庆州知州。(第49回)

    按照社会，尤其是老百姓的标准，来审视《金瓶梅》中的这四个清官，大家会有很大的失望，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小说中清官的廉洁、无私、无畏、勇气、智慧。

    不仅形象不丰满，其品行也不敢恭维。曾御史算得上有些骨气，敢于冲撞权贵，但

    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被贬职；阴骘充其量有些正义感，有些师爷的手段；杨时，浪

    得虚名，他的秉公办理，不过是按照权力的大小，关系的亲疏，判个糊涂案；陈文

    昭以清官为筹码，做笔买卖而已。按照其他公案小说中清官的行为准则来衡量这四

    个清官，没有一个够格。糊涂审案，顾虑重重，权钱交易，这样的清官，不要也

    罢。

    三 人、情、法的斗争

    严格来说，《金瓶梅》书中无清官，换言之，没有一个符合封建社会标准的清

    官，但是为什么作者还一再强调他们是清官？黄仁宇先生曾提出大历史观，大意是

    说考究一个人的历史成败，一个历史事件的得失，要放宽历史眼界，放在几百年后

    再进行审视。[61]就《金瓶梅》中说及的几个清官，如果将他们放在《金瓶梅》表现

    的时代，与整个社会的黑暗进行比较，与那些贪赃枉法的贪官相比，他们算得上是

    清官，这个清是与举世浑浊我独清比较而言的“清”，可以说是明中叶黑暗社会中

    显露的一丝微光。为什么这么说？你看书中上至位极人臣的太师，封疆大吏的巡

    抚，中至掌握一方大权的知府，老百姓的父母官知县，下至衙门的师爷、牢头，哪

    个不是腐败的实践者、受益者？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的清官没有一个能够抵

    御抵挡金钱的诱惑，权力的压力，从而成为人情、师生情等世俗势力的俘虏。

    《金瓶梅》中的清官有两种背景：要么徒有虚名，打着清官的招牌，与社会同

    流合污；要么想自清时，与贪欲抗争，却又身不由己，被社会黑暗势力吞噬。

    明代早期，官员以贪污为耻，朱元璋制定的《明大诰》《大明律》对贪官惩罚

    也极为严格，一定程度上对贪官有打击作用。但是明代官俸微薄，“大量赏赐土地

    的受惠者多是王公贵戚，而对一般官员来说，薄俸则是传统俸禄制度的主流”[62]。

    官员如果按照官俸的标准，无法维持生活。而且明中后期官员数量比明初增加了十

    数倍，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对官员俸禄的减少、积欠非常严重，这就导致许

    多官吏铤而走险。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到了明代中叶，政治日趋腐朽，宦官专擅

    愈演愈烈，官员以不贪污为耻。在这个大环境中，大背景下，官官相护，贪污成

    风。明世宗时期严嵩被抄家时，得银200万两以上，在当时相当于国家一年的总收入。[63]正德年间的太监刘瑾事败后，抄家时，家产颇丰。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

    三十五曰：“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余万两，他珍宝无算。计

    瑾窃柄不过六七年，而所积已如此。其后钱宁籍殁时，黄金十余万两，而白金三千

    箱，玉带二千五百束，亦几及瑾之半。”

    在明代尤其是明中叶首辅专权、宦官弄权之时，连一些颇有操行的官员也开始

    贿赂。我们知道的明代著名将领戚继光，也曾采取投靠名相张居正，向他进贡等行

    为，才有了他的地位。[64]在张居正权力炙手可热时，为了献媚张太师，兵部尚书谭

    纶将房中术传授给首辅，总兵戚继光用重金购买“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奉

    进。[65]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巴结的官员更多，不仅向在京城为官的张居正送礼，还将贿赂送到他的江陵老家。张居正的父亲文明“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居正当国

    以后，当然增加文明的威风。万历初年御史李颐前往广西，路过江陵，看见文明气

    焰太大了，和他顶撞一下，居正便取消他的御史。居正不是不晓得文明的放恣”。

    鱼肉乡里，为霸一方，还有张居正的弟弟，他的儿子张敬修，以及张家族人子

    弟。[66]谭纶、戚继光均为明代品德、操行、政绩(军功)排得上号的人物，他们尚

    且不能免俗，也要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其他人就更不要说了。以这样的社会环境和

    背景，来衡量《金瓶梅》中几个清官，就不难看出问题所在。

    《金瓶梅》第30回说：“看官听说：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

    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

    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不因奸佞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

    人。”这段话概括了朝纲紊乱，君荒臣纵，官场腐败的社会现实。

    而《金瓶梅》故事的展开其实就是这种社会生活的折射，官场的黑暗和官员的

    腐败，通过当朝权贵蔡太师借办生日等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二十来杠礼物，揭

    开了凉箱盖，呈上一个礼目：大红蟒袍一套，官绿龙袍一套，汉锦二十匹，蜀锦二

    十匹，火浣布二十匹，西洋布二十匹，其余花素尺头共四十匹，狮蛮玉带一围，金

    镶奇南香带一围，玉杯、犀杯各十对，赤金攒花爵杯八只，明珠十颗；又梯已黄金

    二百两。”(第55回)这样的祝寿，分明是蔡太师受贿的罪行表。这么多的礼物仅

    仅是西门庆一个人进贡的，蔡太师有许多门生，结交了众多的大小官吏，而欲结

    识，攀上蔡太师这棵权力大树的势利者就更多了，那么蔡太师借寿辰究竟收受多少

    礼物，就可想而知了。不仅蔡太师公然受贿，上行下效，西门庆等一干人物哪一个不曾接受过钱财，受过贿赂？大官如此，小官亦然，夏提刑、蔡太师府上管家、宫中的太监，又有几

    许人不将收受贿赂当成创收的财路，敛财的手段？即使为了国家征收税银而设的临

    清钞关的税官们也借职务之便，大肆收取钱物，放任国家税银的流失。流失的是国

    家的税银，得到的却是进入自己腰包的财物。

    “权之所在，利亦随之”，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里，以权谋私成为生活中

    的“金科玉律”，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有利，有利就有钱，有钱就有一切。当官发

    财，发财当官，循环往复。有钱人削尖脑袋投身官场，投机钻营，当官的巧取豪

    夺，鲸吞社会财富。

    利益的获得，同样依赖利益集团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中国古代社会是非

    常讲究师生、门第关系的。中国古代的官吏制度，往往依托于同门、同窗、同乡等

    关系，编织了一张谁也逃脱、摆脱不了的关系网。清廉官陈文昭，他是蔡京门生；

    在人情、法的两难选择中，连陈文昭这样的清廉之官，尚且屈服于人情，不能不说

    是清官的可悲。清官不清，反而同流合污，助纣为虐，这是颇具讽刺意味的笔法，这不仅说明官官相护的关系网是无所不在的，同时也说明社会恶势力的强大，社会

    的腐败已经深入国家权力机器之中。

    四 清官难当是社会悲剧

    黑暗势力的强大，使得腐败的病毒不断渗入国家机器，《金瓶梅》中的西门庆

    是这个腐败集团的代表人物，他狂妄地向社会宣战，不可一世。西门庆叫嚣：“咱

    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

    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第57回)西门庆的狂妄是有其社会背景和根源

    的。明代的大官僚，许多都是大贪官，诸如严嵩、刘瑾之流，哪一个不是枉法高

    手，纳贿行家。图1-5-3 海瑞忠介公像——海瑞(1514—1587)，字汝贤，自号刚峰。琼山(今海南)人。嘉靖二十八年

    (1549)举人，初任福建南平县教谕，曾任户部主事、应天巡抚、右都御史等职。为官清廉，执法无私，敢于

    打击豪强权势，热心为百姓办事。明代以来，民间流传他的文艺作品甚多，有小说《海忠介公居官公案》《海

    公大红袍》《海公小红袍》，戏剧《五彩舆》《德政坊》《海瑞罢官》，曲艺《余夔龙》《白梅亭》等，不下

    数百种。

    大贪官严嵩贪赃枉法，其家人亲戚也狗仗人势，借机搜刮民脂民膏。有一次，江西巡抚想要惩办强买人家田地的严嵩远亲，远亲向严嵩求援，严嵩打了个招呼，就搞定了。[67]即使比较清明，有政绩的官员，象万历年间的首辅徐阶，在任时对明

    王朝的恢复生机是有贡献的，但是他同样是个横霸一方的官僚，他家乡的土地几乎

    都是徐家的。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任职江南时，就处理过徐阶家人的官司。

    按照历史的标准，清官应遵循社会道德规范。海瑞就认为居官之道，为政清廉

    是最基本的要求。[68]琼海古代以珠贝的生产闻名全国，许多官吏到此一任，并不是

    为民服务，而是想捞上一把，“满载而归，衣锦还乡”。当时做官的多是“谋家利

    己”，借着权位来“荣吾家”。对于贪官污吏的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以及这群贪

    官污吏的贪婪品行。海瑞痛斥“有吏于此……甚者蓄货积实，如饿豺狼。上率下

    法，贪济贪而民日居割剥吞噬中矣。且地去京师万里，按轺不及，毁誉易淆，甚

    哉!……贪者酷者焉能有无者比比，巧弥缝，蒙私庇，无利于民，有悦与

    上”(《海瑞集》)。海瑞认为，官风与士风的败坏是互为表里的。明初曾有枉法

    贪赃八十贯外绞刑的律令，后来改为杂犯准徒许赎，所以贪风难以禁止。尽管海瑞

    强调清官应志行高洁，立德为先，但是海瑞也意识到要使人完全不受金钱利诱，也

    是很不容易的。不仅市井小人重利轻义，见利忘义，甚至读书人也好此道，而且有

    过之无不及，于是乎，海瑞感慨道：“攘攘利往，天下皆然也，而谁与易

    之？”(《海瑞集》)

    真正的清官难当，海瑞的清廉是出了名的，他自己不贪，不蓄家产，为了进

    言，他敢于抬着棺材上朝，因为他有名望，皇帝也要利用他的名望，没有拿他怎

    样，但是海瑞一生的处境是很凄惨的。海瑞官至二品，死时仅有白银20两，不够殓

    葬之资。[69]死后，对海瑞的毁誉仍然不断，这就是作为清官的海瑞为保持他清官名

    誉付出的代价。《金瓶梅》中的清官没有海瑞的勇气、名望、背景，他们有什么资

    本、力量抗衡官场势力？他们的仕途、命运完全受制于权贵，在强权面前，他们只

    有屈服，别无选择。

    清官，不仅要忍受社会世态炎凉的精神层面的寂寞，还要承受粗茶淡饭、生活简朴的物质生活的煎熬。面对繁杂的社会，贿赂盛行的官场，有几个官员能耐得住

    高处不胜寒的寂寞？这样的清官，又有谁，心甘情愿地去做？现实的困窘，与来世

    的清名，对于充满名利、功利的市侩社会来说，是没有市场的。选择清官，就是自

    绝荣华富贵，自绝功名利禄。图1-5-4 宇给事弹劾杨提督(《金瓶梅》第17回插图)——《金瓶梅》中无清官，官场的弹劾往往是权力派系

    的利益之争，权力争斗。即使有些官员有清正廉明之心，往往也抵挡不过同乡、同门、同窗、同榜等关系网的

    束缚。

    清官是封建社会的维护者，他们进谏的目的，是肃清社会的腐败，政治的浑

    浊，他们坚持维护封建秩序，力求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严格遵循法纪，力除奸佞。但是面对社会肌体的全面腐烂，社会风气颓败，道德底线崩溃，清官心

    有余而力不足，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更不能力挽狂澜，救民于水火之中。他们也只

    有在夹缝中生存，即不讨好贪婪的同僚，也不得宠于至高无上的皇帝，他们是官场

    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往往还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作为法律象征和清明标杆的清官，在16世纪物欲横流的世风中，愈加显得苍

    白、无力，无论是现实中的清官(海瑞是特例)，还是《金瓶梅》中清官，他们只

    能让步于权势，屈服于淫威，甚至同流合污，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五 《金瓶梅》清官难当的反思

    清官难得，清官难当。从历史的经验中，我们不难看出清官的命运，往往并不

    由其本身所左右。清官是老百姓冀望的偶像，他们寄托了很大，甚至毕生的希望。

    在明清小说中，不断出现清官形象，其实正是社会黑暗，老百姓需要精神寄托的结

    果。像小说中的举子十年寒窗苦读，一朝得中状元，外放八府巡按，一路惩罚贪

    官，解救受苦的人群，何等威风？抛开神话的光环，这不过是老百姓的一种冀望，历史上并无这种事。人们对清官的渴求，实际上反映了百姓希望司法的公正，能体

    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公平审判。

    清官固然有清名，但是有了清官的名头，往往就身不由己。清官必须是廉洁的

    表率，清官的好名声，是老百姓口碑相传的褒奖，他们必须守住清贫，耐得寂寞。

    一方面清官守住清官好名声，为官不贪，为吏正直，要吃得辛苦，过得清贫；

    另一方面贪官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却能平步青云，步步高升。这样的反差，让处于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社会染缸中的人们都受到影响，腐败的病毒具有极强

    的渗透性、感染性。人一旦受到“传染”，就会被打倒。正如《金瓶梅》中所说

    的，“天下失政，奸臣当道”。明代前期，官员以贪污为耻，而到了明代中期，官

    员们则以不贪污为耻。有人曾经说过，要想社会安定，风气正派，必须官员不贪，但是明中叶，也就是《金瓶梅》表现的时代，已经贪污成风，这不能不说是社会道

    德失衡的恶果，这是多么可悲的社会现象。

    《金瓶梅》中无清官，大千世界，乾坤朗朗，容得下数以万计的贪官，却不欢

    迎清廉正直的清官。马征女士在评论清官陈文昭形象时就说，陈文昭办的案子不折

    不扣的是徇情枉法，这哪里是个清官？但是联系到情节的发展，就渐熟作者笑笑生

    的春秋笔法，颇具意蕴深长，概括地说清官陈文昭“不是变味，而是更接近生活的

    真实”。[70]清与浊，正与邪，清官与贪官的斗争，是两个阵营的交锋，但是在这场

    交锋中，占上风的往往不一定是清官，相比之下，贪官的关系网更加庞大，力量更

    加强大，清官往往被整得下场凄凉，家破人亡，甚至还殃及子孙。

    无官不贪是封建制度的社会现实，贪赃枉法的行为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官场的

    每一个角落。清官不清，清官难当，使得封建社会的历史在腐败中演进，朝代更替

    频繁，其朝代越到后期愈加腐朽。自唐代以降，社会风尚也开始由开放性向收敛性

    发展，中原王朝国力逐渐衰弱，明清时期虽是大一统王朝，但中国已渐渐落后于西

    方。近代中国更是沦落到落后挨打，割地赔款，任列强宰割的地步。国家的耻辱，民族的悲剧，已经成为抹不去的伤痕，永久地烙在历史之中。

    《金瓶梅》中无清官，以及清官形象的不光彩，清官的悲剧命运，概括了明中

    叶社会清官团体的尴尬，这也是当时社会关系复杂，政治制度腐朽的折射。举世皆

    浊难独清，将《金瓶梅》中清官的不作为、无作为形象及悲剧命运放到中国历史的

    大背景下考究，其警示性就非常强烈，也给了我们灵魂的震撼。

    综上所述，《金瓶梅》中清官的悲剧，并非清官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

    悲剧。他们的悲剧结局，一方面说明在社会压力下，在法律与人情的斗争中，人

    情、面子、私利最终战胜了法律、道德、正义。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恶势力的强

    大，现实社会的可憎。

    第六节 《金瓶梅》中的临清钞关

    《金瓶梅》中常常提及钞关，西门庆快速发家，与钞关不无关系。钞关是什

    么？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已经陌生，但是如果说及交税、税务局，读者就熟悉了。钞关就是税收征稽点，类似今天的税务局(税务所)。

    图1-6-1 《临清县志》记录的临清钞关(黄强摄)——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记载：“明宣德四年设关，有

    厅堂、仓库、巡栏舍。仪门外南为舍人房，北为船料房。”一 明朝八大钞关之首——临清钞关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发展时期，社会生产力较为发达，产生了资本主义

    萌芽，随着商业城市的兴起，商业经济空前发展。商业发达也依赖于交通的便利，当时陆运、水运都较为迅达、繁荣。为了保证货物的流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同

    时也为了推行通钞法，明代政府沿着长江、运河及布政使司所在地建立了三十三个

    钞关，“向往来货物收税”。因纳税时用钞票，故称“钞关”。

    政府征收商业税，据《大明通典》记载：“国初止收商税，未尝有船税。至宣

    德间，始设钞关。”明代的水运极为发达，商人运货多从水路，国家运输粮食，也

    多从水路，有明一代，漕运兼有军运、民运两类。鉴于水上运输繁忙，运送货物的

    比例大，政府开始建船税。《明史·食货志》曰：宣德四年(1429)“钞关之设，自此始，其倚势隐匿不报者，物尽没官，仍罪之。于是有漷县、济宁、徐州、淮

    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量舟大小修广而差

    其额，谓之船料。不税其货，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

    收。自南京至通州，经淮安、济宁、徐州、临清，每船百料，纳钞百贯”。宣德十

    年(1435)，升临清钞关为户部榷税分司，以直控都理关税，以御史或郡佐充任专

    职。临清户部榷税分司在正统、成化年间曾两次罢废不置，景泰、弘治年间又两次

    恢复。每年户部派遣主事一人来临清，督理船料商税的征收。图1-6-2 民国时期临清钞关仪门(摘自《临清县志》)——临清钞关设于明宣德四年(1429)，是明政府沿运

    河设置最早的钞关之一，1930年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为最后一个被关闭的钞关。

    临清属于大运河两岸的重要城市，当年交通发达，商业繁荣。根据《临清县

    志》记载：“临清居运河要冲，百货骈集。明宣德四年设关于此，内有厅堂，有仓

    库，有巡栏舍仪之外南为舍人房，北为船料。房前为正关。有坊二曰裕国，曰通

    商。南侧为玉音楼，又临河为坊，曰国计民生。坊之北为阅货厅。河内沉铁索达两

    岸。开关时，撤之。隆庆元年，关主事刘某购北邻民房五十余间，扩充之。清乾隆

    十年，巡抚咯尔吉善檄知州王俊重修，有碑记。民国十九年废，二十二年鲁北民国

    军指挥部驻防，其间指挥赵仁泉增建舍宇，形势益复崇焕。”此外，临清钞关还设

    有分关，“分关之在境内者，曰前关，曰南水关，曰北桥口，曰樊树厂，曰尖冢

    口，凡五处”[71]。

    临清钞关设于明宣德四年(1429)，是明政府沿运河设置最早的钞关之一，光

    绪二十七年(1901)运河河道阻塞，漕运罢止，临清商业经济一落千丈，临清逐渐

    由繁华的商业城市成为一个经济萧条的县城，临清钞关也渐渐废止。1930年，临清钞关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为最后一个被关闭的钞关。

    临清有过繁荣，临清钞关更是有过辉煌，景泰、弘治年间的临清钞关每年征收

    的税金约为4万两。到了万历年间，税金直线上升。年收船料商税83000余两，比京

    师崇文门钞关还多，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占全国课税额的14。这个8万多两的税

    金究竟是多少？读者或许没有概念，这里做个比较，万历六年山东省一年的税课折

    银是8660两，仅为临清钞关所收船料商税的110，由此可见临清钞关业绩的突出。

    临清的繁荣依赖运河的繁忙，同时带来钞关的高征收率，临清钞关能成为八大钞关

    之首，依托于临清的繁荣。一旦运河漕运萎缩，势必影响临清的繁荣。因此，清代

    末年随着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的发展，运河经济萎缩，临清这座曾经辉煌的城市也就

    逐渐衰落，政体的变革，工商、税务征收体制的变革，也使临清钞关退出了历史舞

    台。

    二 《金瓶梅》中的临清钞关

    政府通过收缴税金，增加国库收入。按规定，货物到达目的地，必须过关纳

    税，否则不得搬运货物上岸进城。《金瓶梅》第58回，西门庆伙计韩道国在杭州置

    了一万两银子的缎绢货物：“见今直抵临清钞关，缺少税钞银两，未曾装卸进

    城。”第77回，崔本自湖州治了两千两银子的绸绢货物，船运抵临清码头时，还是

    先“雇头口来家取车税银两”。不仅商品须缴纳税钞，送人礼物亦必须过税。第25

    回，西门庆委贺蔡太师寿，用五百两银子去杭州造生辰纲的尺头，并家中衣服四

    箱，“搭在官船上来家，只少雇夫过税”。

    明朝政府在全国设立三十三个钞关，征收税钞，目的就是堵住偷逃国家税收的

    漏洞，但是偷税逃税的现象仍然屡禁不绝。《明史·食货志》记载：“盖商业兴而

    关征重，商民所运之货，必有因捐税而增加价值者，而漕卒则夹带私货，无损税之

    累，其价廉而利厚。”图1-6-3 临清钞关门头(黄强摄)——在运河沿线，过去有八大钞关，如今只有临清钞关保存下来，2001年被

    确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纳税之弊，《金瓶梅》中颇多反映。第66回，来保自南京载来货物，使了伙计

    去取车税银两，西门庆这边就差伙计取了一百两银子，又具羊、酒、金缎等礼物送

    给谢主事。“就此货过税，还望清目一二。”蒙骗过关，偷税漏税。至于税收中征

    缴之轻重及舞弊的状况，第59回韩伙计回答西门庆说得再明白不过。韩道国

    道：“全是钱老爹这封书，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小人把缎箱两箱并一箱，三停

    只报了两停，都当茶叶、马牙香、柜上税过来了。通共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两五

    钱钞银子。老爹接了保单，也没差巡拦下来查点，就把车喝过来了。”在管钞关的

    钱老爹当然明白，此活不会白干，西门庆的人情让他饱入私囊。“西门庆听言，满

    心欢喜，因说，‘到明白，少不的重重买一份礼谢他’。”如此交易，彼此心照不

    宣，坑的是国家，肥的是个人。图1-6-4 临清钞关石碑林(黄强摄)——临清钞关曾经是中国最著名的钞关之一，临清钞关保存的文献也最

    多。

    三 钞关之名名不副实

    钞关之设，也为了通钞法。明初国内战争不断，财力不足，政府向民间收铜，百姓不堪其苦，政府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货币政策，发行纸钞。明洪武八年(1375)

    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与铜钱并行通用，以钞为主。政府曾大力提倡用钞，但是

    大明宝钞的发行特点是大出小进和不分界限，不收回旧钞，致使宝钞越发越多泛滥

    成灾。[72]纸币(宝钞)与白银的交换比率逐渐降低，其比值由洪武年间一贯宝钞换

    一两银子，降低至宣德年间一千贯宝钞换一两银子，落差1000倍。政府征收税金向

    百姓要银子，支付费用却给百姓宝钞，如此这般一进一出，百姓支出的高，收益的

    低。包括官员的俸禄，政府也给付宝钞，以至于《明史·食货志》说：“文武官俸，不论新旧美恶，悉以七文折算，诸以俸钱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予民，民亦

    骚然。”这样的通钞法遂不能为百姓接受。

    图1-6-5 大明宝钞——明洪武初年制定钞法，印制纸钞，名为大明宝钞。发行纸钞的目的是禁用金银、铜钱。

    但是宝钞发行不能持久，政府先坏了规矩，征收税银时，收金、银、铜钱，给官员发薪，与百姓做生意，却只

    给纸钞，引起人们的反感，宝钞的声誉一落千丈，大家拒用纸钞，仍然使用金、银、铜钱，纸钞渐渐废止。钞关原本只收宝钞，无奈也改收银两，以至兼收货税。《明史·食货志》记

    载：“钞关之设，本借以收钞而通钞法也，钞既停则关宜罢矣。”明代通钞法不能

    持久，但由于经济需要，钞关仍然繁忙，也使得钞关之名变得名不副实了。

    四 钞关逃税反映的社会腐败

    临清钞关在《金瓶梅》中传递着一个重要的社会信息，不仅说明临清钞关在全

    国钞关中的重要地位，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折射了社会的腐败。因为有官的身份，因为与钞关主管的勾搭，因为行贿，西门庆的货物经过钞关可以一路放行，十停货

    物只收一二停，也就是偷税漏税，揩国家之油，肥自己私囊。西门庆之所以在六七

    年间，由一个普通的商户，暴发成临清首富，财产超过十万两银子，与钞关官吏勾

    结，偷逃税款是其中的一条秘诀。这一点在本书第五章第三节“西门庆的生意经与

    人才观”中将详细论及，这里不再赘言。

    商与官勾结，官商一体，商人利用官的关系或身份，打着官的旗号，为自己殖

    货，敛财，增值。单一的商人身份，只能从事买卖生意，往往依靠的是精明的打

    算，诚心的经营，才能把生意做大，一旦有坑蒙拐骗行为，肯定要遭到投诉，社会

    谴责，政府处罚，损了夫人又赔兵，得不偿失。但是这个个体的商人，假如有了官

    场背景，他就渗入官场体系中，有了保护伞。利用官的背景、身份推销产品，即使

    有违法行为，也可以做到官不究，民难告。官商勾结，官给商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官给了商赚钱的捷径，官给了商合法逃避处罚的渠道。官从提供的保护中获得相应

    的经济利益，即不当之利。

    临清钞关逃避国家税收，并非单一的社会现象，而是《金瓶梅》中社会腐败的

    一个缩影。腐败在《金瓶梅》反映的时代中已渗入国家政体的各个方面，上至朝中

    一品太师，中至御史、巡按、知府，下至县衙、钞关，无一不被腐败侵蚀。诉讼受

    贿，纳税送礼，有钱可以买官，有钱可以操纵生死，有钱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回

    报，为官的都以不贪污为耻，这样的政府，这样的社会，走向衰落是一种必然。

    [1] 1983年5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召开《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有人提出了西门庆写得像个皇帝的观点。

    参见刘辉《也谈金瓶梅的成书和“隐喻”——与魏子云先生商榷》，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金瓶梅的艺术

    世界》，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21页。

    [2] 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3] 黄强：《从服饰看金瓶梅反映的时代背景》，《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转刊于《复印报刊

    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3年第11期。

    [4] [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张书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

    469页。

    [5] 杨剑宇：《中国历代帝王录》，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889页。

    [6] 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7] [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张书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

    457页。

    [8] 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9] (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202，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08—2109页。

    [10] 卢兴基：《十六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故事——金瓶梅主题研究》，载杜维沫、刘辉编《金瓶梅研

    究集》，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26—54页。

    [11] 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载北京市历史学会主编《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卷，人

    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370页。

    [12] [日]志村良治：《豪商与淫女——金瓶梅的故事》，载[日]内田道夫编《中国小说世界》，李庆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

    [13] 周钧韬：《金瓶梅素材来源》，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页。

    [14] [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张书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

    442页。

    [15] 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载北京市历史学会主编《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卷，人

    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370页。

    [16] [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张书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

    444页。

    [17] 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载胡文彬、张庆善选编《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48

    —66页。

    [18] 1983年4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召开《金瓶梅》学术研究会，有学者提出西门庆写得像个皇帝的观点。

    参见刘辉《也谈金瓶梅的成书和“隐喻”——与魏子云先生商榷》，载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金瓶梅艺术

    世界》，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21页。

    [19] 黄强：《论金瓶梅对明武宗的影射》，《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转刊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5年第12期。

    [20] 黄强：《论金瓶梅对明武宗的影射》，《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转刊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5年第12期。[21] 黄强：《汉代的冠》，《寻根》1996年第5期，转刊于《新华文摘》1997年第2期。

    [22] 这是相对于隋唐宋元的带竞争性的对外扩张而言。参见[美]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20页。

    [23] 黄强：《从服饰看金瓶梅反映的时代背景》，《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转刊于《复印报刊

    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3年第11期。

    [24] 黄强：《状元及其授官》，《南京史志》1988年第5期。

    [25] 卫建林：《明代宦官政治》，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26] 黄强：《花灯与金瓶梅》，《保定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

    [27] 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载胡文彬、张庆善选编《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4年版，第11—47页。

    [28] 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载胡文彬、张庆善选编《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48—66页。

    [29] 魏子云在其著作《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提出此观点，笔者未见由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出版的此

    书。胡文彬编《金瓶梅的世界》从魏子云著作中选入两篇文章《从金瓶梅的问世演变推论作者是谁》《金瓶梅的

    传抄、付梓与流行》。参见胡文彬编《金瓶梅的世界》，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5—98页。

    [30] 周钧韬：《金瓶梅素材来源》，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周钧韬：《金瓶梅成书问题之

    我见》，载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金瓶梅艺术世界》，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9—110页。

    [31] 徐朔方：《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他》，齐鲁书社1988年版，转引自周钧韬编《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

    —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32] 梅节：《金瓶梅成书的上限》，载中国金瓶梅学会编《金瓶梅研究》第1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版，第84—92页。

    [33] 黄霖：《金瓶梅漫话》，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172页。

    [34] 孙逊：《从两处更改看金瓶梅的成书时间》，载中国金瓶梅学会编《金瓶梅研究》第1辑，江苏古籍出

    版社1990年，第93—97页。

    [35] 卜键：《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6] [日]后藤基已：《金瓶梅的时代背景》，载胡文彬编《金瓶梅的世界》，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4—51页。

    [37] 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载胡文彬、张庆善选编《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4年版，第11—47页。

    [38] 周钧韬编：《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39] (明)王圻、王思义编集：《三才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3页。[40] 研德：《金瓶小景》，载周钧韬编《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页。

    [41] 黄强：《说春画》，《文史杂志》2000年第2期。

    [42] 东郭先生：《闲话金瓶梅》，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43] 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载胡文彬、张庆善选编《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48—66页。

    [44] 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7—828页。

    [45] 单国强：《仇英》，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Ⅱ》，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661页。

    [46] 侯忠义、王汝梅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

    [47] 徐朔方《金瓶梅成书新探》：“《金瓶梅》现存最早的版本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全名《金瓶

    梅词话》。”徐朔方《汤显祖和金瓶梅》：“《金瓶梅》现存最早版本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即汤显祖去

    世的第二年。”参见《徐朔方集》第1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25、740页。

    [48] 马征：《金瓶梅与临清运河文化》，载临清金瓶梅学会编《临清与金瓶梅》，山东省聊城地区新闻出

    版局1992年版，第159—177页。

    [49] 杜明德：《金瓶梅与临清饮食》，载赵建民、李志刚主编《金瓶梅酒食文化研究》，山东文化音像出

    版社1998年版，第164—170页。

    [50] 杜明德、张殿增：《运河文化与金瓶梅》，载王平、李志刚主编《金瓶梅文化研究》第2辑，中国文联

    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288页。

    [51] 陈东有：《再论运河经济文化与金瓶梅》，载临清金瓶梅学会编《临清与金瓶梅》，山东省聊城地区

    新闻出版局1992年版，第224—237页。

    [52]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7页。

    [53] 黄强：《明武宗未必最荒淫》，《国文天地》第15卷第1期(1999年6月号)。

    [54] 叶桂生：《金瓶梅年代考——金瓶梅研究之一》，撰于1995年1月，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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