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新闻 > 信息荟萃
编号:273
经济学方法论.pdf
http://www.100md.com 2019年12月21日
第1页
第10页
第12页
第29页
第37页
第90页

    参见附件(473KB，150页)。

     经济学方法论本站为大家提供，整篇书分为四篇，每篇都为大家提供了精彩的内容，了解经济学的理论，学习到经济学的知识点，有需要的看看吧!

    经济学方法论章节预览

    第一篇 望而却步的科学哲学

    第二篇 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

    第三篇 新占典研究框架的方法论评价

    第四篇 我们现在从经济学学到了什么？

    附录一进修建议

    附录二本书专业术语简释

    经济学的起源来源

    人类经济学起源于中国古代以经世致用为代表的价值观，均富、损有余而补不足为代表的平等观，交相利、义利统一为代表的生产关系观，通功易事为代表的贸易观，农本工商末为代表的产业观等等早期经济思想。中国古代早期经济思想虽然比较零散，分见于不同的思想家，但从综合来看比斯密《国富论》更完整系统，包含了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所有萌芽；从人类经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包括斯密《国富论》在内的所有西方经济学都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抽象发展。中国古代早期经济思想和后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学实现更高层次的综合、建构人类一般的科学经济学体系打下良好基础。

    经济学专业的能力

    l.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

    2.掌握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和计算机应用技能；

    3.了解中外经济学的学术动态及应用前景；

    4.了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

    5.熟悉党和国家的经济方针、政策和法规；

    经济学方法论截图

    中译本前言

    最近几年证明，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反对战前科学哲学家的倾向的潮流。

    战前的科学哲学家们把方法论基本上当作一门能区分好的实践和普通的实践

    (average -practice )科学的学科，并因而褒扬好的实践科学，贬斥普通

    的实践科学。当然，也有少数持有这种观点的方法论学家是能够抵挡住兼得

    鱼与熊掌的诱惑的。因此，波普再次重申，证伪主义的方法论是建立在发生

    论的传统基础上的，这种传统已被公开当作为“知识的增长”作出贡献的各

    种标准。不过，要弄清人们怎么知道这种标准的传统在不参考“成功的”科

    学家在过去所作的证伪主义的实践范例情况下能对未来知识的增长作出贡

    献，总是困难的；而且，波普自己也承认，证伪性观念的灵感，发自他视为

    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精髓的东西，这种精髓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方法本质

    上是相对立的。

    从波拉尼和汉森的著作开始，随后是库恩、图尔明、弗叶拉本德、劳

    顿斯和许多其它人的著作，把方法论看作是科学追踪的一系列规定这种比较

    旧的观点，逐渐被把方法论视为对过去的科学实践作出一般化描述的观念所

    替代。这种新的科学方法论观点“看来”很有希望在科学是什么而不是应该

    是什么方面取得一些有效的一般结论。当然，一方面由于库恩的“标准”科

    学被科学革命打断，另一方面由于费叶拉本德的“任何事物都以向前发展”，对这些一般结论还有大量意见分歧。

    在前述名单中，我有意识地省略了拉卡多斯的名字，这是因为他对规

    定与描述、规范方法与实证历史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状态所作的重新解答，与上述任何作者都有所不同。他追随波普赞成方法论的规范观点，但然后又

    提出检验那些规范原理，反对科学史即便在规定的基础上其可证伪性也能成

    立的观点。正因为这样，他提出了一个终生未竟的历史地理学的科学研究框

    架。所以，拉卡多斯的框架是否适合物理科学史就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

    题(但可参见豪森) ，更不用说对于社会科学史的适用性了。

    这一切最终把我们转向了经济学。比较早的波普主义者的观点可由哈

    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前提》 (1938 年)和利普西的《实证经济学导论》

    (1963 年) 、尤其是经常再印的该书第一版完全代表。虽然卡德韦尔的《超

    越实证主义：20 世纪的经济学方法论》 (1982 年)主要从哲学观点出发，也

    很好地表明了最近一些经济学方法论作者对吹毛求疵的科学家的老观念的轻

    视，但较新观点的最好代表还是麦克罗斯基的《经济学的修辞学》 (1985

    年)。

    麦克罗斯基和卡德韦尔的著作都用我的《经济学方法论》来证明：证

    伪主义的方法论即使是可取的，也不可能运用于经济学。我在我的著作中提

    出，现代经济学确实贴上了证伪主义的标签，但它们经常在它们自以为是的

    实践中碰壁——它们所用的科学哲学以“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为特征。

    然而，麦克罗斯基和卡尔德韦尔认为：波普主义对经济学是一剂太强

    的药；它们的结构要求是如此之严，以致于一旦把它严格地应用，经济学就

    很少有生存余地；因此，无需惊诧，现代经济学极少实践证伪主义；事实上，他们拥护证伪主义只是证明他们的天真纯朴，实难赞赏。许多问题取决于我们对“证伪主义”的解释，这一点在我的著作中一

    直很明显。我采纳了拉卡多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观点。现在，拉卡多斯改

    变了波普的方法论评价单位和波普的评价标准。在拉卡多斯看来，评价单位

    是单个理论的“科学研究框架”或相互联系的网络，而评价标准则是相互竞

    争的框架中的“超经验内容” 。一方面，拉卡多斯的标准要比波普的宽容些，因为它允许研究框架在遇到较小的不一致性时随时发展，特别是修正，以便

    涵括经验的不规则情形。另一方面，它又比波普的标准更严厉，因为它要求

    研究框架在解释它的对手能够解释的每件事件过程中比它的对手提供更好的

    预测，对于它的对手不能解释的某些新奇事实它能作出预测。表明波普和拉

    卡多斯之间的区别的最佳方法是说拉卡多斯从摈弃角度区分了证伪：某个研

    究框架如果其不如竞争对手，那它可能没经证伪便被摈弃；同样，某个研究

    框架即便已经被证明为不正确，但只因为没有更好的有效的研究框架而仍然

    会得到留用。当我在我的著作中说主流经济学家贴上了证伪主义的标签时，我只是相当简单地说它相信经济理论在最终分析中应该用他们设定要解释的

    现象的本质内容来评判，甚至更为简单地说它相信用经验检验理论的意义。

    这是不严格的语言。近几年来我逐步认识到有必要更为精确地定义术

    语。

    例如，卡德韦尔对“相符主义” (coneirmationism )与“证伪主义”

    作了区分。

    他用四个原理规定了相符主义： “各种理论应该是可检验的；一种检验

    的有用手段是把理论的预言与现实进行比较；预测的准确性常常是一种理论

    站住脚的最重要的特性；各种理论的相对地位应该由那些比较的相符或证实

    强度决定” (卡德韦尔，1982 年，第 124 是相符主义者。卡德韦尔证明，证

    伪主义是一种比较苛刻的学说，它要求“科学家不应该只是对他们的假说进

    行经验主义的检验，他们应该建立能作出大胆预言的假说，他们应该在他们

    的检验中努力反证假说。同等重要的是，科学家应该暂时只接受已证实的假

    说，抛弃那些已被否定的假说。此外，通过检验应该对这两种假说作出一定

    的区分” (卡德韦尔，1982 年，第 125 页) 。他怀疑在这种意义上有什么现

    代经济学能贴上证伪主义的标签。

    卡德韦尔对相符主义与证伪主义所作的这种区分，与我自己对证实主

    义与证伪主义所作的区分基本相似：虽然证实主义和证伪主义都相信经验检

    验，但对证实主义者来说，经验检验只起确定理论适用范围的作用，当一种

    理论由于其假定前提真实而被视为正确理论时，检验能够表明该理论的适用

    范围，但它们从来不能表明该理论是错误的；另一方面，证伪主义则把检验

    看作一种理论正确性或错误性的显示。与此相似，卡德韦尔的相符主义者断

    言，他们的理论很少冒风险，当它被经验驳倒时，他们就修正理论或改变其

    范围；他们从不把它作为谬误而摈弃。然而，卡德韦尔的证伪主义则对风险

    极为慎重，他们把精确预言的反复失误视为必须考虑改变理论的信号。因此，我把现代经济学家的特性概括为相信证伪主义，但只实行“无关痛痒的证伪

    主义”——这与证实主义的差异在于接受的观念，在于基本原理(如果说不

    在于实践的话) ，即非常完善、十分有道理的理论实际上可能是错误的。但

    是，卡德韦尔坚持，不管怎么说，现代经济学家实践的是相符主义，他们进

    行精彩的检验，但从不让检验对他们的理论选择产生一定距离。

    不难看出，卡德韦尔对现代经济学特性的论述与我所作的论述只有微乎其微的差别。

    确实，我把证伪主义当作经济学家应该立志实现的一种思想——大胆

    而有区别的预言；反驳预言的认真努力；以及根据抛弃假说的可能原因进行

    严格的反证——而卡德韦尔(1982 年，第 292 页)则怀疑这种思想值得立

    志实现。但是，我们之间的真正实质性问题是如何概括现代经济学家的实际

    方法论实践。在我的书中，我用一半篇幅考察现代经济学中十个重大理论争

    论里经验证据的作用，但是，由于我的不严格的术语，我没能成功地阐明证

    伪主义的解释精确地描述了现代经济学家实际上所做的东西。

    然而，我仍然确信，对于象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适应性预期与理

    性预期、人力资本理论与审查(screening )假说之类的著名争论的个例研

    究表明，尽管经济学的检验存在着所有这一切问题，尽管任何检验结果的意

    义都不很明确，但经验证据仍然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推动力量；不管怎么说，任何现代经济学理论，除非其能对它力图解释的现象作出一系列预言，并且

    这种预言至少是潜在地可用经验资料确证的，否则，它便没有立足之地，便

    不可能是第一流的和合理的。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主流经济学家是证伪主义者

    的意思。

    如此说来，波普主义是现代经济学家难以吞咽的烈药啰？不，他们已

    经在吞咽这种药了。当然，如果对波普主义作出真正严格的定义，这种说法

    就可能显示出其荒谬。故此，让我们把这争论不休的问题归结为这样一个问

    题：你曾经见到过现代经济学家由于经验的反驳而摈弃一种经济理论吗？答

    案是肯定的，而且我们还经常发现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菲利普斯曲

    线，该曲线说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系，这种理论在本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几乎为人们全盘接受，而在 60 年代后期则被整个儿

    抛弃。我们还可以回想一下紧接着米尔顿·弗里德曼于 1967 年提出了通货

    膨胀的预期放大观点，但当通货膨胀的估算模型加上适应性预期机制无法得

    出价格预期变量等于1 的系数时， 人们马上对自然失业率概念产生了怀疑 (布

    劳格，1985 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崛起，不仅是因为其早期在进行重要的大胆

    预测方面的成功——财政和货币政策即使在短期内也是无效的，而且也是因

    为其有充分说服力的启发式呼吁——坚持在一般均衡框架内优化个体行为。

    反过来，最近在检验包含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模型时经验记录的贫乏，引起

    了甚至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积极的支持者的反思。无疑，现在不存在

    绝对一致的新经验证据，而我也不再坚持经济学家因为他们的读物而仅仅变

    成凯恩斯主义者或仅仅变成货币主义者，但我确实坚信叙述战后宏观经济学

    的故事而不考虑与相反观点的重复的经验比较，是绝对可行的。

    马克·布劳格

    英国·伦敦

    1987 年12 月

    前言

    人们使用“……的方法论”这个措词往往是极为含糊的。

    方法论这个术语有时是用来指一门学科的技术步骤，这就完全成为方法的同义词。

    然而，这个术语更经常地是用来指对论证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

    本原理的研究，本书所关心的正是该术语的这个更广的含义。为了避免误解，我给本书加了“经济学家的解释”这个副标题，提醒人们干脆把“经济学的

    方法论”理解为经济学所运用的科学哲学。

    如果有谁问经济学家是如何解释他们所关心的现象的，那么事实上他

    就是问在什么意义上经济学可以算做一门科学。用一个杰出的现代科学哲学

    家的话来说就是： “一旦出现解释必须系统化和由事实证据来支配，科学就

    产生了；在解释性原理的基础上对知识进行组织和分类正是各门科学的有区

    别的目标” (尼格尔，1961 年，第 4 页) 。毫无疑问，经济学提供了很多“解

    释必须系统化和由事实证据来支配”的例子，因此用不着浪费时间为经济学

    是一门科学的断言辩解。然而经济学又是一门独特的科学，不用说由于它研

    究的是人的活动、从而要用人的行为的原因和动机来解释“事情的原由”，这和物理学不同，而且也由于它致力于提供关于人的活动的严格的、演绎的

    理论而和社会学、政治学这样的科学不同，因为在其他的人类活动学里而是

    缺少严格的、演绎的理论的。

    简而言之，经济学家的解释是科学解释大类里的一个特别的种，因此

    这种解释也就呈现出某些疑难的特征。

    那么，经济解释的本质是什么呢？在这种解释的明确的理论范围里面，这些理论的结构，特别是经济理论的假设和预言性的结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呢？如果经济学家期求于用事实的证据来证实他们的理论，那么那些证据将

    仅仅是对于理论的预言性的结论或者仅仅是对于理论的假设是贴切的，还是

    对于两者都是贴切的呢？此外，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什么才能算是事实的证

    据呢？声称解释是的经济理论又是怎样以几乎同一的形式来论证应该是的

    呢？换言之，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确切的关系是什么呢，或者以

    更过时的语言，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和作为艺术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确切关系

    是什么呢？这些就是本书中将吸引我们的问题。

    自从拿骚·威廉·思诺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个时代以来，经济

    学家就一直关心上述问题。我们还要通过回顾这些 19 世纪的经济学作家来

    看看当经济学家们从事经济学研究时，他们对自己的作法的思考是正确的还

    是错误的，以便对这些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到了1891 年，约翰·纳维利·凯

    恩斯在他的那本理所当然是名著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里尽力总结

    了整整一代经济学家的方法论思想，这本著作可以被视为经济方法论史上的

    某种典范。在 20 世纪，里昂纳尔·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本质和意义》

    (1932 ) ，以及随后几年托伦斯·哈奇森在《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主张》

    (1938 )这本广被阅读的、论点与前者针锋相对的著作里，也对经济学家的

    方法论做了类似的总结。

    在更近的几年，密尔顿·弗里德曼、保罗·萨谬尔森、弗里茨·马克

    卢普和路德维格·冯·米塞斯都对经济学方法论发表了重要的意见。总之，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需要维护论证他们的学科的“正确”原则。虽然现实的

    实践和这种说教也许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对于经济学本身来说这种说教是值

    得考虑的。这就是本书第二部分的任务。本书的第一部分是独立的，简要地

    介绍了现在流行的科学哲学思想，对这些思想做了一些区别，在本书的其余

    部分都要用到这些区别(见书后的专业术语表)。在书的第二部分，第三、第四章考察了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第五章

    就转入福利经济学的逻辑地位这个麻烦的问题。

    在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显著问题有了多少是全面的看法之后，第五章

    的末尾就准备把我们已经取得的结论运用于一些主要的经济争论。为此，书

    的第三部分就提供了一系列的案例研究，这种研究并不是为了平息在经济学

    家之间今天还不能取得统一意见的本质问题，而是为了证明经济学中的每个

    争论是怎样牵涉到经济方法论问题的。本书第四部分的最后一章把所有的问

    题汇总起来，企图取得某种最后的结论；这也许是本书中最具有个人见解的

    一章。

    在经济方法论方面，过多的作家把他们的作用看作只不过是把经济学

    家争论的传统方式合理化，这也许是普通的现代经济学家对于方法论的探讨

    没有多大用处的原因。完全坦率地说，在训练现代经济学家方面，经济方法

    论没占什么地位。这一切也许正在改变。在对他们的学科的科学地位自我满

    足了多年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自问他们究竟在做些什么这样的更

    深刻的问题。无论如何，怀疑经济学所建立的大厦里面并非一切都很好的人

    数不断增长。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指教他们成为更好的经济学家，但我又并不

    想仅仅描述经济学家做了些什么而没有从中提取客观教训；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是最没有偏见的旁观者也希望充当仲裁者的角色。

    就象许多其他的经济学家一样，我也有《经济学出了什么问题？》这

    样的观点。这是引用本杰明·沃德的书名，但是我的怨言主要不是针对现代

    经济学的内容，而是针对经济学家论证他们的理论的方式。我认为标准的经

    济方法论并没有多大的错误，几乎每本经济理论教科书的第一章都主张这种

    方法论；错误是在于，经济学家并没有按他们所说教的那样去做。

    当拉奥特斯告诉奥菲丽娅不要向哈姆雷特的进攻投降时，奥菲丽娅回

    答说： “不要象一些粗野的牧师那样去做，请给我指出通向天堂的荆棘丛生

    的险峻小路，我将象一个喘着气的贫乏的浪子，自己踩着享乐之路混年渡

    日。 ”我相信，20 世纪的经济学家很象那些“粗野的牧师” 。我将让我的读

    者来裁决在这本书里我是否证明了我有理。但是不管怎么样，论证我的理由

    是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

    本书主要是给学经济学的大学生写的。他们学了一些基本的经济学，但是至少感到难以对不同的经济理论进行选择。

    我敢说，这种选择是职业经济学家在方法论问题方面的正在增长的兴

    趣，因此甚至我的一些同行也会发觉本书是有趣的。

    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生——学社会学的、学人类学的、学政治学的和学

    历史学的——倾向于既妒忌经济学家所表现出的科学精密性，又看不起他们

    作为政府的仆从。他们可能发现这本书并不是那种妒忌的解毒药，因为书中

    经常提醒人们由经济学以及经常由经济学所确定的政策制定所带来的益处。

    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太长了。第一章是在意大利比拉吉欧的维拉·沙贝

    罗尼起草的，我在那里度过了1976 年的11 月份，这要感谢洛克菲洛基金会

    的慷慨。在我离开了比拉吉欧研究与讨论会中心的质朴宜人的环境以后，教

    学和其他的研究义务使我在整个 1976 至 1977 成这部手稿。我收到了库尔

    特·克拉普尔茨和泰诺斯·斯库拉斯对我第一部草稿的宝贵的评论，那是莫

    大的安慰。加之，鲁恩·陶丝读了全部手稿，消除了我的如果说不是全部至

    少也是大部分的语法过失。由于她这不计得失的帮助，我欠下了对她的一笔感谢之债，这笔债只能留待他日以同样的方式来报偿。

    马克·布劳格

    1980第一篇 望而却步的科学哲学

    第一章 从公认的观点到波普的观点

    一、 公认观点

    任何查阅了一些科学哲学教科书的人都会很快发现科学哲学是一门非

    常奇特的学科：它不象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去研究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要素，虽

    然那些要素是能推动和鼓励科学假说的发现的；它也不考察关于世界的哲学

    观点，虽然主要的科学理论里是暗含着那些观点的；它甚至也不反映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的原理、方法和结果，虽然那种反映是在普遍性的最高水平上

    对科学成就精华的描绘。相反，科学哲学看起来主要是由对科学理论的正规

    结构的纯逻辑分析组成的，这样科学哲学就显得更多地是规劝人们从事良好

    的科学活动，而不是对那些事实上已经成为科学的东西进行描绘；而只要科

    学哲学提到科学史，古典物理学总是被描写为似乎是典范科学；所有其他的

    原理若要配戴“科学”的头衔的话，或迟或早都必须同这种典范科学一致起

    来。

    这种对科学哲学的特征的描写现在已经有些过时了，这种描写所反映

    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个时期的科学哲学特征，那时是逻辑实证主义的

    全盛时期。在本世纪的20 年代至50 年代之间，科学哲学家的确多少同意弗

    里德里克·萨普(1974 年)所称的“理论的公认观点。 ”但是波普、波拉尼、汉森、图尔明、库恩、拉卡多斯和费叶拉本德的研究成果却在很大程度上摧

    毁了这种公认观点，然而却又没有用任何被普遍地接受的观点来填补这种观

    点的位置。上面所提的仅是主要人物的名字。简而言之，自从本世纪 60 年

    代以来科学哲学陷入了某种混乱，这就使仅仅用两章的篇幅来简单地介绍这

    个学科很困难。总之，在以公认观点的某些主要特征来开始本书时，有很多

    东西需要说，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用卡尔·波普的研究成果作为科学哲学新旧

    观点的分水岭，转到新的观点方面来。

    二、 假定-推论模式

    在 19 世纪中叶科学哲学的公认观点认为，科学考察是从对事实的自由

    而无偏见的观察开始的，接着又对这些事实进行归纳推理而形成一般规律的

    公式，最后进一步归纳到更广的一般性，形成人们所称的理论；最终又要把

    规律和理论的经验结果同所有观察过的事实，包括最初开始观察的事实进行

    比较，来核对规律和理论的真实内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逻辑、推

    理和归纳体系》中完满地总结了这种科学归纳观点，至今还留下了通俗的科

    学概念。19 世纪的后半叶，在爱恩斯特·马奇、亨利·波恩卡尔和皮埃尔·杜

    海姆的著作的影响下，科学归纳的观点逐渐被打破。从19 世纪进入20 世纪

    之后，在维也纳学派和美国实用主义者的著作中出现了科学解释的假定-推

    理模式，这几乎完全改变了上述科学归纳的观点(见亚历山大，1964 年；

    哈雷，1967 年，以及洛西，1972 年，第10 ，11 章)。

    然而，直到 1948 年，假定-推论模式才被当做科学解释的唯一正确模

    式以正式的术语写下来。 这个公认的正式术语是在卡尔· 亨普尔和彼特尔·奥本海姆的一篇论文(1965NAME=a1> ①里出现的。这篇论文现在很有名，它

    认为所有真实的科学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结构：所有的科学解释都至少

    包括一个一般的规律再加上对有关的起始的或边界的条件的阐述，这规律和

    阐述就组成了阐释或前提，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就可以推论出待做的解释，即关于我们所要解释的事件的阐述，在这个推论过程中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

    其他帮助而只需要推理逻辑。我们所说的一般规律是指诸如“在所有情况下

    只要事件A 发生，事件B 就发生”这种命题。在考虑到个别事件B 时，一般

    规律在形式上可以是宿命论的，在考虑到事件组B 时，一般规律在形式上也

    可以是统计的； (因此，统计规律采取这样的形式： “在所有情况下只要事件

    A发生，事件 B也发生，事件 B发生的概率是 p ，这里 0


    说的推理逻辑法则是指象“如果A是真的，那么 B也是真的；A是真的；因

    此 B是真的”这种确实可靠的三段论演绎论证； (这是逻辑学家所称的假定

    演绎法的一个例子) 。显然不需要再加上这样的说明说，推理逻辑并不是抽

    象的演算，推理论证的逻辑真实性并不是不依赖“如果A 是真的，那么B 也

    是真的”这个大前提和“A 是真的”这个小前提。

    亨普尔和奥本海姆进一步认为，所有真实的科学解释都有共同的逻辑

    结构。被称为解释这样的操作和被称为预言这样的操作都采用同样的逻辑推

    理法则，两者的唯一差别在于，解释发生在事件之后，而预言发生在事件之

    前。对于解释来说，我们是从需要解释的事件出发，找到了至少一条普遍规

    律和一套起始的条件，这些条件在逻辑上包含了对所要解释的事件的说明。

    换言之，用一个特别的原因来作为对一个事件的解释只不过是把所要解释的

    事件归纳入一般规律或归纳入一套规律；由于这个原因，亨普尔-奥本海姆

    论文的一个批评家把这称做 “解释的覆盖律模式” (德雷， 1957 年，第 1 章)。

    而对于预言来说，我们是从一条一般规律和一套起始条件出发，从中我们推

    论出关于一个未知事件的说明；预言被典型地用来检验普遍规律是否在事实

    上得到确认。总之，解释只不过是“倒写的预言”。

    认为在解释的本质和预言的本质之间有着完美的、逻辑的对称的看法

    被称为对称论题，它构成了科学解释的假定-推理或覆盖律模式的核心。这

    个模式的关键是，它所运用的是演绎法，而不是其他的逻辑论证法则(这种

    评论的说服力很快就会变得很清楚)。

    在解释中所用到的一般规律并不是通过把个别例子进行归纳一般化而

    引导出来的；一般规律仅仅是一种假定，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进行猜想，可以

    通过把一般规律运用于对特别的事件的预言来对这个规律进行检验，但是一

    般规律本身不能被简化为对事件的观察结果。

    三、 对称论题

    科学解释的覆盖律模式受到了来自各种立场的攻击，甚至这个模式的

    最有魄力的辩护者亨普尔本人这些年来在这种攻击面前也有些退却(萨普，1974 年，第 28 页注) 。大多数批评家都把对称论题作为他们的所有异议的

    把柄。他们认为预言并不一定包含有解释，甚至解释也并不一定包含有预言。

    不管怎么样，前一个命题是容易说得过去的：预言仅仅要求弄清楚相

    关的因素，然而对于解释来说，事情就复杂得多了。

    因此，任何普通的最小二乘法回归的外推法只不过是各种各样预言中

    的一种，而回归本身可以不需要依赖什么理论，不管在回归的过程中各种相

    关的变量之间是什么关系，而且其中也很少是属于原因和结果的概念。没有哪一位经济学家需要人家告诉他说精确的短期经济预告是完全可能的，因为

    这就象短期的天气预报一样，只需要借助粗浅的知识就可以得出满意的结

    果，虽然我们也许不知道经济学家为什么要做这些短期预告。总之，完全有

    可能做出很好的预言，但并没有解释任何东西，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然而，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总是能够很容易地判定某个有深刻的预言性

    的科学理论是侥幸地得来的还是通过构思得来的。有些公认观点的批评家认

    为，科学解释的覆盖律模式归根到底是以大卫·休谟的因果分析为基础的。

    因为休谟认为，所谓因果关系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碰巧相邻

    接的两个事件之间的固定的关系。时间上在前的事件称为在后的事件的“原

    因” ，在后的事件称为“结果” ，虽然在这两个事件之间并不一定有什么联系

    (见洛西，1972 年，第 104 —6页) 。批评家们批驳了这种休谟的“因果关

    系的台球模式” ，坚持认为真正的科学解释应该牵涉到把原因和结果联系起

    来的作用过程，这种解释保证了两个事件之间的联系的确实“必要性” (例

    见哈雷，1970 年，第104 —26 页；1972 年，第92 —5 ，114 —32 页；和哈雷

    与西科德，1972 年，第2 章)。

    然而，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表明了，如果真的认为在科学解释中一定

    要有真正的因果作用过程，那对科学进步也许是很有害的。牛顿说，我们可

    以忽略运动者的物体的一切情况而只需要知道其位置、点质量和速度，并给

    这些术语下可行的定义；我们把由此得出的引力理论和宇宙定律结合在一起

    就可以预报诸如行星的轨道、月亮的轨道、潮汐的出现、甚至苹果从树上掉

    下的速度等各种自然现象的特性。宇宙定律认为一切物体都相互吸引，引力

    和它们相互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可是，牛顿并不能提出一个推拉的作

    用过程来解释他的引力活动——也没有人曾经发现过这个作用过程——他没

    能反驳他的很多同代人的反对意见。那些反对他的人说，认为引力不经过任

    何物质媒介的传导而在远处瞬间起作用的观点——是幽灵的手指虚幻地起作

    用——是十足的玄学的。①然而，谁又能否认牛顿理论的不平常的预言力呢，在莱弗利尔 1846 年用牛顿的反平方定律预言了迄今人们仍不知道的海王星

    之后，这种预言力就更难以否认了。莱弗利尔是通过观察天王星的轨道偏差

    来预言海王星的存在的。运用牛顿的理论有时预言对了，有时又因为预言错

    了而遭到责难(莱弗利尔还研究另一个称为祝融星的未知“行星” ，但是毫

    无结果，这说明了水星的运动是没有规则的) ，但这些都很适宜地被忘掉了。

    总之，可以认为牛顿的引力理论应用于预言是效率很高的工具，由此做出的

    预言事实上对我们太阳系内的所有应用目的都是近乎正确的，然而用这种引

    力理论来“解释”物体运动确实是失败的。的确，正是这样的思想导致 19

    世纪的马基和波恩卡尔断言说，所有的科学理论和假说只不过是对自然事件

    浓缩的描述。

    这种描述本身既不真也不假，而不过是为了经验信息的俗规，其价值

    是由思想的经济原理排外地决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因袭主义方法论。

    我们可以说，预言，甚至是从高度系统化和严格的公理化理论做出的

    预言，并不需要含有解释。但是这种说法的逆命题呢，我们能提供一个不做

    任何预言的解释吗？很显然这个回答恰恰依赖于我们所说的解释的含义是什

    么，而这正是我们一直在回避的问题。

    从词语的广义上来说，解释就是回答一个“为什么？”的问题；这就

    是把那些神秘的和人们不熟悉的东西变成某些人所共知的、熟悉的东西，从而产生这样的感叹： “啊哈，原来就是这回事! ”如果人们接受对语言的这种

    故意不严格的用法，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对人们所关心

    的事件只做出很少的预言，或者什么都没有预言，只是给人们一种“啊哈”

    的感觉。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被公认观点的批评家们频繁地引用的一个主要的

    例子(例见，卡普兰，1964 年，第 346 —51 页；哈雷1972 年，第 56 ，176 —7

    化的生物种发展而来的，然而却不能有预见性地准确地详细说明在某种特定

    的环境条件下，哪一种高度专化的物种将会出现。

    在进化发生之后，达尔文理论能够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进化的过程，但

    是在进化尚未发生之前达尔文的理论几乎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东西。不能简单

    地认为达尔文理论不能说出自然选择作用所需要的起始条件，而应该说达尔

    文理论不能给出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物种存活率的明确的一般规律。迄今为

    止达尔文理论的所有预言只能指出在其他事件事实上正在发生的条件下会产

    生某种结果的希望(possibility ) ，而不能指出在那些事件确实发生之后，将会有某种结果产生的可能性(likelihood ) 。举例说，达尔文理论只是猜

    测有游泳能力的一9 经济学方法论定数额的物种在洪水淹没了它们先前的居

    住地之后将会存活下来，而却不能预言在一次真正的大洪水之后有多少数额

    的物种会真的存活下来，甚至不能预言存活的物种数额是不是比零大(见斯

    克里文，1959 年)。

    如果说达尔文理论犯了“在此之后，因此……”这样有名的谬误，即

    从因果的连结来推断因果关系，那也是错的，因为达尔文的确解释了进化过

    程中的因果作用。根据达尔文，物种变化的原因是自然的选择，而自然选择

    本身是通过生存斗争来体现的。生存的斗争有繁殖和达尔文所称的“胚芽”

    的偶然变化，酷似于饲养员对动物的饲养选择。

    达尔文的继承作用机制基本上是这样的体系，即来自父母双方的特点

    在后代那里混合起来，并在一代一代的延续过程中稳定地淡化。不幸的是，上述所指的机制是虚假的：在这种机制下不会有新的物种产生，因为经过几

    代的混合，任何变异、或达尔文曾说过的“突变” ，都会淡化到再也没有选

    择的价值。达尔文本人后来欣赏这种反对观点，在《物种的起源》的最后一

    版中，他对后天特性的直接继承这种可疑的拉马克观点做了进一步的让步，致力于给进化论提供某些站得住脚的解释。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时候门

    德尔早已发现了基因的思想，即从遗传分裂出来的单元能够一代一代地传递

    下去而不发生任何混合或淡化，可是达尔文和其他任何人对此都一无所知。

    门德尔基因学给达尔文理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因果作用机制解释。但是从我

    们的观点看，门德尔基因学还是让进化论留下了它原先的地位：达尔文理论

    解释了门德尔基因学所不能预言的东西，而又没有给门德尔基因学的争论提

    供任何支持，仅能在既成事实之后提供一些间接的支持。达尔文自命为科学

    解释的假定-推理模式的倡导者(见吉斯林，1969 年，第 27 —31 ，59 —76

    页) ，但在事实上他留给今天的是“一个解释性的科学家的范例，而不是一

    个预言性的科学家的范例” (见斯克里文，1959 年，第477 页)。

    ①然而，还有一点疑问，科学解释的覆盖律模式断言说当而且仅当我

    们能够借助一般规律来预言一个事件时，我们才能对这个事件做出科学解

    释，但是覆盖律模式并不能和达尔文进化论调和起来。覆盖论并不是完善的，进化论也并非不是科学理论。

    还有其他的不做明确的预言而只有解释的理论例子，如弗洛伊德深奥的心理学和杜克海姆的自杀理论，虽然这些理论中没有哪一个能轻易地被斥

    为不是真正的科学。所有形式的历史解释为这类的理论提供了更广的例子。

    历史解释只为将要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事件提出足够的而不是必要的条件；历

    史学家的解释几乎从来就不是从他们提出的前提中能严格地推理出来的，因

    此他们的解释不形成任何严格的预言(或甚至回避预言) 。可是，过份地进

    行这种没有预言光有解释的论题是危险的。有足够的理由对这种论题表示疑

    虑，需要提出的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也许是：当我们不能得出任何预言而只

    提供解释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能掌握所有同起始条件有关的信息，还是因

    为我们的解释不包含任何规律，甚至放弃了把某些规律一般化而确实只抓住

    一些毛皮呢？

    四、 现实的理论和方法论标准

    总之，很难反驳这样的结论，即科学解释的覆盖律模式排斥了很多

    至少有部分人认为是科学的东西。 这种排斥恰恰是覆盖律的目的： 它寻求 “告

    诉它应该是什么”而不是“告诉它本来是什么。 ”正是这种指示性的、规范

    的功用使批评家们发现解释的覆盖律模式是可以反对的。他们认为，我们不

    需要提出科学解释的逻辑要求或者能理想地满足科学理论的最小条件，我们

    最好应把时间花在对在科学论证中确实用到的理论的分类和描述它们的特征

    上。①他们争辩说，当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会发现理论的异种比理论的相

    似种更激动人心；科学理论看起来是缺乏共同的性质的。

    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推理的、带规律性的、统计的和历史的解释之外，生物学和社会科学总的来说也提供了大量功能的或目的论的解释的例子，这

    些解释都采取这样的形式，即或者是指出一个有机体的一个独特单元在起着

    保持有机体的给定状态的作用，或者是指出单个人的活动导致产生了某些集

    体的目的(见尼格尔，1961 年，第20 —6 页)。

    四种或五种这样的解释形式出现在不同的科学理论里，而理论本身按

    照不同的范围又可依次做进一步的分类(如，萨普，1974 年，第 120 —5 页；

    卡普兰，1964 年，第 298 —302 页) 。但即使是这种对科学理论的细节化的

    推敲术也招来了困难，因为在很多理论里面解释的不同模式是结合在一起

    的，因此甚至认为归类到共同的标题下的理论在结构上都有共同的性质这种

    观点也是不对的。换句话说，只要我们采取一种科学实践的综合观点，那么

    允许在理论上进行单纯的“合理重新组织”的材料简直是太多了，从这种重

    新组织中可以得到假定所有适当的科学理论都应该服从的方法论标准。

    在科学哲学的叙述和指示之间以及在科学史和科学方法论之间的紧张

    关系是本世纪 60 的证伪作用的讨论中也出现了这种紧张关系，这已成为反

    对公认观点的主要原因之一。

    下面对波普思想的讨论将使我们能够用新的目光回过头来看对称论

    题。

    五、 波普的证伪主义

    波普从对科学和非科学的区分开始，以企图设计对竞争的科学假说

    的评价标准结束。

    波普对科学和非科学的区分即他所称的划分标准，对科学假说的竞争

    他以假设的逼真程度来衡量。通过这样做他就稳步地离开了公认观点，认为

    科学哲学的目标是把过去零乱的科学理论合理地重新组织，以便使之同科学

    解释的一定规范一致起来。由于波普，科学哲学变成了这样的学科，在这学科里我们寻求的是一旦科学的理论被提出来之后我们就对之进行评价的方

    法。

    波普的出发点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评，这种实证主义在后来所称的

    内涵的可检验性原则中得到体现。这个原则规定所有的论证都应该是分析性

    的或综合性的——从论证所用术语的定义的长处来看是这样，从论证的实践

    经验的长处来看至少也应该是这样——然后，如果论证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

    检验的话，就宣告所有综合性论证都是意义深远的(见洛西，1972 年，第

    184 —90 页) 。从历史上看，维也纳学派(威特根斯坦、施利克和卡纳普)

    主要是把论证意义的可检验性原则做为一种武器去戳穿科学和非科学的论证

    中形而上学的自夸，这就暗示着所有还没有宣称是科学的论证和甚至某些已

    被认为是科学的论证都可以被驳斥为是没有意义的东西。

    实际上，在把可检验性原则运用于科学理论中的不可观察性实体方面

    产生了很深的疑问，这样的实体有牛顿力学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分子物

    理学中的电子、化学中的价键和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这种逻辑实证主义者

    的反形而上学偏执的一个典型产物是操作主义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在 1927

    年被第一次提出来，后来又在波斯·布里奇曼所写的一系列有影响的书中广

    为传播。布里奇曼宣称，为了发现任何科学思想的意义，我们只需要对赋给

    这种思想以价值的具体操作加以具体的说明：长度是对物体的一维度量，智

    力是通过智力试验来衡量的(见洛西，1972 年，第181 —4 页)。

    波普反对所有划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企图，代之以新的划分标准，即

    把全部人类知识都划分为两个互不包含的类，称之为“科学”和“非科学”。

    那么，对这个划分问题的传统的 19 世纪的答案是，科学和非科学的不同是

    由于运用归纳方法的效力的不同：科学以经验开始，通过观察和实验的加工，直到借助归纳法建立起一般规律。然而，在证明归纳的正确性方面存在一个

    逻辑问题，自从休谟以来的哲学家一直为这个问题感到忧虑。举一个具体的

    例子：人们从太阳在早晨升起这个过去的经验中推断出太阳总是在早上升起

    这个一般规律；然而，从真的前提一定包含着真的结论这个意义上看，这在

    逻辑上并不是一个结论性的推断，因为根本不可能保证我们迄今所经历过的

    必然会和将来的保持一致。正象休谟所指出的，认为太阳升起的一般规律有

    不变的经验为基础，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把归纳所产生的问题从

    手边的论据这里转移到别的论据那里；问题恰恰在于推断将来要经历的任何

    东西在逻辑上是怎样毫无根据而只不过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的。这种争论

    在某种程度上是认为，从特定的事例归纳到普遍的规律在思想上需要一种非

    逻辑的跳跃，这是极有可能从真的前提导出假的结论的额外因素。休谟并不

    否认我们不断地把个别的事例一般化从而得出习惯，不否认思想上的自发联

    系，但他否认这种推断在逻辑上可证明是正确的。

    这就是著名的归纳问题。

    这个问题是从休谟的争论中产生的。休谟认为，在归纳和演绎之间，在证明和反驳之间，在证实和证伪之间，在维护真理和否认真理之间都存在

    基本的不对称。单个的论断不管有多少，我们都不能通过逻辑从中导出普遍

    的论断，或者建立起结论性的论断。

    但是，借助推理逻辑，只需要一个单个的论断我们就能证明任何普遍

    的论断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或者拒绝接受它。我们可以用人们爱用的波普例

    子(这个例子实际上出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来说明这个道理：不管你看到的白天鹅有多少都不能从中推断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但是只要看到

    有一只天鹅是黑的就足以拒绝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个结论。总之，你永远也

    不能证明任何事情实质上是真的，但是你能证明某些事情实质上是假的，这

    是我们可以把它当做科学方法论的一个首要戒律的论断。波普在建立他的划

    分标准时运用了这个基本的不对称原理：关于现实世界的综合命题本体至少

    在原理上可以用经验的观察来证伪，这就是科学，因为事实上它排除了某种

    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因此，科学不是以它的学科内容或声称掌握某种知识的

    确定性为特征，而是以建立和检验命题的方法为特征的；科学所提供的确定

    性只不过是无知的确定性。

    然而，这里在科学和非科学之间所划的界线并不是绝对的：可证伪性

    和可证实性都是程度性的问题(见波普，1965 年，第 113 页；1972 年 b ，第257 页；1976 年，第72 页)。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把划分标准看做是描述知识的、多少是连续的区

    间，在这区间的一端我们所看到的是某种“硬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和化

    学(在与之相邻的地方我们找到“较软的”科学，如生物进化论、地质学和

    宇宙论) ，在这区间的另一端我们可以找到诗歌、艺术、文学批评等等。历

    史和所有社会科学分布在这两端中间的某个地方，很有可能是在这个连续区

    间中更靠近科学的一端，而不是在靠近非科学的一端。

    六、 逻辑谬误

    让我们短暂地转到逻辑谬误这个吸引人的问题上来追究可证实性和可

    证伪性的区分本质。如果假定推理三段论是“如果A 是真的，那么B 也是真

    的；A是真的；因此 B是真的” ，那么在大前提中的假定陈述可以分解为假

    设前提“如果 A是真的”和结果“那么 B也是真的” 。为了达到结论“B是

    真的” ，我们必须能够说 A的确是真的；用逻辑中的技术语言，我们在假设

    陈述中必须对大前提“肯定假设” ，以便遵循逻辑需要得出结论“B 是真的”。

    要记住术语真在整个争论中是指逻辑真而不是指事实的真实性。

    然而，请看看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我们稍微改动一下我们的假定推理

    三段论中的小前提，这样读： “如果A是真的，那么 B也是真的；B是真的；

    因此A 是真的。 ”现在我们不是肯定假设前提，而是“肯定结果” ，试图从结

    果的真实性“B 是真的”来争辩假设前提的真实性“A 是真的” 。但这是谬误

    的推理，因为我们已不再是按照逻辑的要求来从前提中导出结论。只需举一

    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个论点：如果布劳格是受过训练的哲学家，那么他就知道

    如何正确地运用逻辑定律；布劳格知道如何正确地运用逻辑定律；因此布劳

    格是受过训练的哲学家(天哪，他并不是)。

    “ 肯定假设前提” (有时称为沉降方法)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但是“肯定

    结果”是逻辑的谬误。然而，我可以做的是“否认结果” (浮升方法) ，这在

    逻辑上总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以相反的方式来表达假定推理三段论，我们就得到： “如果 A

    是真的，那么 B也是真的；B不是真的；因此 A不是真的。 ”继续上面的说

    明，就是：如果布劳格不能正确地运用逻辑定律，我们的确能够从逻辑上判

    定他不是受过训练的哲学家。

    波普强调在证实和证伪之间存在不对称的思想有一个理由。从严格的

    逻辑观点来说，我们永远也不能因为某个假说和事实相符而断言说它是真

    的；从事实的真实性到假说的真实性的推理就暗藏着我们犯了“肯定结果”的逻辑谬误。另一方面我们又能够参考事实来否认假说的真实性，因为从缺

    乏事实到假说虚假的推理过程中，我们借助了“否定结果”这种在逻辑上是

    正确的推理过程。用一个便于记忆的公式来总结全部争论，我们可以说：没

    有证实的逻辑，但是有反驳的逻辑。

    七、 归纳问题

    如果科学是以企图没完没了地对已有的假说证伪为特征，并以成功地

    抵制了伪造的东西来代替假说，那么人们自然会问这些假说是从哪里来的。

    波普沿袭公认的观点，对所谓的“发现的来龙去脉”不感任何兴趣，这种 “发

    现的来龙去脉”是和“证明的来龙去脉”相区别的——科学知识的渊源问题

    被交给知识心理学或知识社会学来处理(波普 1965 是从特别的事例做出的

    归纳。归纳对他来说简直是神话：归纳推断不仅是不成立的(对此休谟很早

    以前就证明过了) ，事实上归纳是不可能的(见波普，1972 年 a ，第 23 —9

    页；1972 件中选择一定的观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确定了一种观点，这种

    观点本身就是理论，不管这种理论是多么粗鲁和天真。换句话说，不存在 “没

    有理性的事实” ，所有事实都塞满了理论——这就是我们将回过头来讨论的

    观点。象休谟一样，波普并不否认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一目了然的归纳例子。

    但是和休谟相比，波普走得太远了，他否认这些归纳是从以前的感觉中得出

    的没有偏见的概括。就象科学本身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要求得到知识，并运用人们熟悉的试错的方法，通过接连不断的猜测和反驳来增进知识。

    从这个意义上看，虽然波普喜欢声称他解决了归纳问题，但是我们可

    以说波普更多的是取消了归纳问题。①为了避免误解，我们需要就一般说法

    中归纳这个术语的双重意义花一点时间。至此，我们是在严格的逻辑意义上

    使用归纳这个术语的。这种归纳的意义就象这样的论证，它使用了一个含有

    一个阶层里某些成员的信息的前提，目的是为了支持一个关于所有成员的概

    括，因此这归纳也就包括了这个阶层里一些未经考察的成员。就象休谟一样，波普认为在这个意义上的归纳并不是站得住脚的逻辑论证；只有推理逻辑才

    提供了逻辑学家所称的“证明的”或胁迫人的论证，通过这种论证真的前提

    总是带来真的结论。但是在科学上，并且确实是在日常的思考中，我们不断

    地碰到也标为“归纳”的论证，这种论证意欲表明特定的假说是由特定的事

    实支持的。

    这样的论证可以被称为是“非证明性”的，因为从逻辑上看结论并不

    是由这种论证“带来”的，虽然这些结论在某种意义上得到前提的“支持”

    (见巴克，1957 年，第 3 —4能性。因此， “我看见过大量的白天鹅；我从

    没看见过一只黑天鹅；因此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是一个非证明的归纳论断，这个论断并不是由大前提和小前提带来的：所有这些可以完全是真的，但是

    结论在逻辑上仍然不是和前提一致的。因此，一个非证明的论证最多不过是

    劝说明白道理的人，而证明的论证必须使甚至是顽固的人信服。

    波普的“归纳是一种神话”的断言是指证明性的逻辑论证这样的归纳，而不是指非证明性的归纳。非证明的归纳频繁地采用统计论断，企图肯定一

    些假说。①我们将要看到与此相反的是，波普对非证明性归纳有更多的讨论，有时我们称这种归纳为证实的逻辑。波普所要说的是，很难有什么东西比这

    样的一个普遍观点更能把人引入歧途的了，这个观点认为，推理和归纳是相

    反的思想活动，推理把我们从一般带到特殊，而归纳把我们从特殊带到一般。

    这种相关的对比从来就不是在推理和归纳之间进行的，而是在确定的证明性论断和不确定的非证明性论断之间进行的(见科恩，1931 年，第 76 —82 页；

    科恩和尼格尔，1934 年，第273 —84 页)。

    如果我们能够在语言使用中推行用“引证”来表示非证明式的论证以

    代替“归纳”这个粗俗的叫法，我们就可以避免大量的混乱(布莱克，1970

    年，第 137 页) 。例如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说法：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

    归纳的基础之上的；推理只不过是理清思维的一种工具，它不能用做取得新

    知识的工具，它就象制香肠的机器一样，从那一头放进什么，这一头就只能

    产出什么；我们只有通过归纳才能学到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新东西，科学归

    根到底是对关于这个世界的新知识的积累。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从约翰·斯图

    亚特·穆勒的《逻辑》中搬过来的，只不过是一种可怕的文字游戏。这种观

    点把归纳当做推理的对立面，并且认为这两者是逻辑思维的仅有方法。但是

    证明的归纳是根本不存在的，引证也决不是推理的对立面，而事实上是思想

    活动的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引证是从浑沌世界中跳出来的非逻辑活动，它

    想知道真实的世界，或者尝试猜测相关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至于这种跳跃

    怎样进行是属于发现的来龙去脉。实证主义者，甚至波普主义者惯常于取消

    对这种来龙去脉的研究，也许这是不应该的。然而事实却是，科学哲学只是

    关心引证过程的下一步，即只关心初始的猜测是怎样转化为科学理论和然后

    这些理论是怎样以事实来检验的。通过把猜测捆在一起形成多少是紧密地编

    织在一起的推理结构，猜测就转化成为理论。简而言之，我们不应说科学是

    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之上的：科学以引证为基础，跟着引证的是推理。

    八、 免疫战略

    让我们又回到波普的理论。波普经常引用科学解释的覆盖率模式，特别是在他的早期著作里。但是他也开始对对称论题产生疑惑，这种疑惑在

    不断增长。在对解释理论的检验中波普把预言看得过分重要，但这并不是说

    他把理论前提仅看做是生产预言的工具： “我认为理论家对解释的兴趣——

    即对发现解释性理论的兴趣——不能降低为对预言推理中的实际技巧的兴

    趣” (波普 1965 年第 61 页注；还有 1972 年 a ，第 191 —5页；波普和埃赛

    利斯，1977 年，第 554 —5页；和上面的脚注①) 。科学家们总是寻求解释，他们从中引出他们的解释中所固有的逻辑预言，以便检验他们的理论；所有

    “真”的理论只不过假定是真的，这种理论至今还反对证伪；换一种方式表

    达，所有我们掌握的、事实上真实的东西都被塞进那些尚未被证伪的理论里。

    因此，一切事情都缠在我们是否事实上能对理论证伪，即使我们能，我们是否能果断地这样做。很久以前，杜海姆认为没有哪一个个别的科学假

    说可以对之进行结论性的证伪，因为我们总是检验全部前提，特定的假说是

    和辅助的论证连结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永远不能肯定我们所证实的或拒绝的

    是假说本身。这样，任何假说都能够不顾反对的证据存在下来，因此对这种

    假说的接受或反对在某种程度上是因袭的。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想检验加

    俐略的自由落体定律，我们就一定需要检验关于空气阻力作用这个加俐略定

    律的辅助假设，因为加俐略定律是运用于绝对真空里的落体的，而在现实中

    绝对真空是不可能得到的；因此，由于测量仪器不能消除空气阻力的影响，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我们撇开对加俐略定律的反对意见。杜海姆总结

    说，总之没有“严酷的实验”这样的事情(见哈丁，1976 年) 。据说黑尔伯

    特·斯宾塞的悲剧思想是非常漂亮的理论，这理论被一个与之不符的事实消

    灭了。实际上他不必为此担心：这种悲剧永远不会发生!波普不仅意识到了杜海姆的这种因袭主义者的争论，而且他所构思的

    全部方法论的确是用来对付杜海姆造成的困难的。由于在某些学术圈子里面

    还认为波普是一个朴素的证伪主义者，即他认为仅一个反驳的事例就可以推

    翻一个科学理论，因此很值得引用他自己对杜海姆的不可驳斥性论题的承

    认：从事实的方面看，永远也不能得出对一个理论的结论性的反驳；因为人

    们总是有可能说实验的结果是不可靠的，或者断言在实验结果和理论之间存

    在的差异仅仅是表面的，这些差异将随着我们理解的进展而消失[见波普，1965 年，第 50 页；又见第 42 ，82 —3 ，108 正是因为“永远也不能得出对

    一个理论的、结论性的反驳” ，我们在战略上就需要方法论的限制，这个战

    略可能会被科学家们采纳来面对反驳捍卫他们的理论。这种方法论的限制不

    是波普的科学哲学的肤浅的附属物；它们完全是波普科学哲学的基础。人们

    并不总是意识到波普并不认为仅是可证伪性就能把科学和非科学区分开来；

    真正把科学和非科学区分开来的是可证伪性加上方法论法则，这些法则禁止

    他最初所称的“特别辅助假设” ，后来他又称这种假设为“因袭主义战略”，最后称之为“免疫战略” (见波普，1972 年 a ，第 15 —16 ，30 页；1976 年，第42 ，44 页)。

    如果我们读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 ，寻找象“我提出这个法则……，”

    “我们将采纳这种方法论的法则……， ”等等这样的用语，我们将发现不止

    20 个这样的用语。

    列出这些用语的一些样本是很有启发的：①(1 )……采纳这种法则，这种法则将保证科学论证的可检验性；这就是说，它们的可证伪性[1965

    年，第49 页]。

    (2 )……只有这种论证能够引用到科学中来，这种论证在主观内在上

    是可检验的[1965 年，第56 页]。

    (3 )……就对我们的体系的威胁来说，我们将不用任何种类的因袭主

    义战略来保护我们的体系[1965 年，第82 页]。

    (4 )……只有那样的[辅助性假说]才是可以接受的，即当采用它们

    时不是降低，而是相反，能够增加对我们所讨论的体系的可证伪性或可检验

    性程度[1965 年， (5 )按照逆实验，在主观内在上检验的实验是既可接受

    的，又可拒绝的。对纯粹是要求讨论将来才发现的逻辑渊源可以不管[1965

    年，第84 页]。

    (6 )只有当我们发现可再生的效果拒绝一个理论时，我们才能说它[一

    个理论]是被证伪了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一个低水平的经验式的假说所描

    述的结果已被提出来并被证实了之后，我们才能接受证伪[1965 年，第 86

    页]。

    (7 )……对于那些能被最严格地检验的理论应该给以优惠[1965 年，第121 页]。

    (8 )……对于辅助性假设能不用就不用[1965 年，第273 页]。

    (9 )……任何新的假说体系都应该承认或解释旧的、已证实的规律性

    [1965 年，第 253 在波普那里，正是这些方法论法则，包括可证伪性本身，构成了划分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但是为什么有人要采纳这样一种划分标准

    呢？“我提出我的划分标准的唯一理由， ”波普声称， “是因为它是富有成效

    的：在它的帮助下很多论点都能被澄清和解释” (1965 年，第 55 页) 。但是

    它对什么富有成效呢？对科学？只有当我们提醒自己说，只能用非科学的方式来证明对科学的追求是否正确，争论的表面循环才能消失。

    我们想获得这个关于世界的知识，即使仅仅是容易出错的知识，但是

    为什么我们应该要这样的知识，这些知识还是那么深奥而仍然没有回答关于

    人的性质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见马克斯韦尔，1972 年)。

    “ 方法论的法则， ”波普(1965 年，第 59 页)告诉我们， “在这里被视

    为因循守旧。 ”注意他并没寻求借助科学史来为他的法则辩护，他的确明确

    地反对把方法论当做考察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行为的学科这样的观点(1965

    年，第52 页) 。他确实经常参考科学史——爱恩斯坦是灵感的一个特别源泉

    (波普 1965 年，第 35 —6页)——但是他并不认为他已提供了对科学家们

    所做的事的理论解释，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①他的目的显然是劝告

    科学家们怎样进行活动以便促进科学进步，他的方法论法则很显然是规范

    的，就象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著名法则一样，这种法则被称为奥卡姆的剃刀

    (Occam sRazor ) ，这种法则能被理性地进行讨论，但是不能被历史的反例

    所推翻。在这个意义上，波普的大作的标题《科学发现的逻辑》在两个论点

    上是使人误入歧途的。②科学发现的逻辑并不是纯粹的逻辑，而是一系列分

    析性的命题；他自己也说， “科学发现的逻辑应该是和科学方法的理论一致

    的” (1965 年，第 49 页) ，并且正象我们所看到的，理论是由可证伪性原理

    加上散布在他的整部著作中的否定的方法论法则组成的。①加之，即使我们

    很不严谨地把科学方法的理论描述为一种逻辑，这种理论也不是一种科学发

    现的逻辑而是辩护的逻辑，因为波普从一开始就把新的富有成效的科学假说

    是怎样发现的这个问题作为心理学的难题排除掉了。

    九、 统计推断

    很多评论家已经深深地被方法论原理的学说所困扰，这种学说根本

    不是从过去的科学成就中概括出来的。但是经济学家们由于有令人赞叹的知

    识武装而欣赏纯粹规范的方法论法则价值，当他们估计统计关系时每次都要

    求助于这种法则。

    就象每本基础的统计学教科书所告诉我们的，统计推断关系到要用观

    察样本来推断整个对象总体的某些未知的特征，在做这种推断时我们既不能

    太严厉又不能太含糊：我们总是冒着产生Ⅰ类误差的危险，即做出否定事实

    上是真的假设的决定；但是我们也总是冒着产生Ⅱ类误差的危险，即做出接

    受事实上是假的假设的决定，但是一般来说无法建立一种不存在某种程度上

    同时冒这两种危险的统计检验。我们被指教通过建立要检验的统计假设的相

    反的例子，即建立零假设H 。来对统计假设进行检验。Ⅰ类误差或检验的“范

    围”由错误地排斥的 H0 组成，Ⅱ类误差或检验的“效力”由错误地接受的

    H0 组成。

    我们被进一步指教选定一个小范围，比如 0 .01 或 0 .05 ，然后把效力

    最大化使之和范围一致，或者换一种表达法，设定Ⅰ类误差在某个任意小的

    数字，然后针对给定的Ⅰ类误差使误差Ⅱ最大化。这样就最终产生了结论，即给定的假设是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建立的，意为我们希望冒的接受假设

    为真的风险是，至少有1B20 的机会这种假设是假的。

    上面所说的是已为人所熟知的内曼—皮尔逊统计推断理论中的简单知

    识，其目的是表明任何对假设的统计检验基本上总是依赖一个用来做比较的

    替代假设，即使这种比较仅仅是借助一个人为设立的 H0 。但不仅是对假设

    的统计检验采用这种方法，所有的“引证”检验也采用这种方法。史密斯犯有谋杀罪吗？好吧，这要看陪审团假定他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他是无辜的，直到能证明他是有罪的；或者他是有罪的，直到他能证明自己是无辜的。正

    象人们所说的，证据是典型的“看情况的” ，它本身不能被估价，除非陪审

    团首先决定Ⅰ类误差的风险是小于还是大于Ⅱ类误差的风险。如果我们想要

    一个永远不会把无辜的人定罪的法律制度，其代价必然是偶然会使犯罪的当

    事人免受惩罚，或者如果我们想保证犯罪的人总是受到惩罚，其结果必然是

    偶然会把无辜的人定罪，我们究竟想要哪一种法律制度呢？于是，科学家一

    般担心接受虚假的东西比担心错过认识一个真理更甚；这就是，他们的行为

    好象是认为Ⅰ类的误差比Ⅱ类的误差代价更高。我们可能对这种态度感到悔

    恨，认为这是一种守旧的保守主义，这是由于在旧教条中有既得利益而不愿

    接受新思想的典型表现。或者我们可能欢迎这种态度，认为这是健康的怀疑

    主义的表现，是科学态度中所有值得欢迎的东西的标志。但是不管我们的观

    点怎么样，我们不得不做出结论说，所谓的方法论法则已以上述方式进入了

    这样的问题，这问题就是，统计的事实是否已被当做事实接受。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说什么关系在低至 5 %或甚至 1 %的显著性水平

    上是有统计意义的，我们就承认了这样的判决，即接受一个虚假的假设的风

    险要比拒绝一个真实的假设的风险大。这种判决本身不是逻辑的问题，也不

    能简单地用过去的科学成就历史来证明它是正确的(见布雷思韦特，1960

    年，第174 ，251 页；卡普兰，1964 年，第6 章)。

    考虑到现代量子物理学固有的统计特征(见尼格尔，1961 年，第 295 ，312 页) ，上面的评论并不是等闲的，并不是仅仅同象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

    学有关。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个理论的预言在本质上是有概率性的(这种

    预言决不是设计来证实甚至象波义耳定律这么简单的关系的实验室里的实

    验，没有这样的预言波义耳也会发现压力和体积的乘积是不变的) ，那么认

    为可以不借助规范的方法论原则就可以对证据进行评价的观点就是荒谬的。

    如果波普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地引用内曼—皮尔逊的统计推断理论，他的科学

    哲学就会更多地为人们所理解，更少地被错误地解释，这种解释至今仍然充

    斥在第二手的资料里。

    当然，事情确实是，这种假设检验理论只是在 1928 —1935 年间在杰尔

    吉·内曼和阿格恩·皮尔逊的著作中出现，在本世纪 40 年代间得到规范的

    应用(肯德尔，1968 年) ，而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是 1934 年首次在

    德国出版的，也许太早了以至不能汲取统计学发展的优点。但是罗纳德·费

    歇尔 1930 年在一篇著名的文章里就已经提出了可靠推断的思想，这种思想

    事实上是和假设检验的现代内曼—皮尔逊理论一致的(见巴特利特，1968

    断的现代理论运用于科学哲学是很令人吃惊的，因为他在 《科学发现的逻辑》

    中就开始讨论概率，并且很有洞察力地认为概率论证在本质上是不可证伪

    的，因为这种论证 “没有排除任何可观察的东西” (1965 年，第 189 —90 页)。

    “相当清楚的是， ”他继续说道， “ ‘实用的证伪’只能通过方法论的判定来

    获得，这种判定把高度不可能的事件视为被排除掉的——即被禁止的” (1965

    年，第 191 页) 。波普所说的正是内曼—皮尔逊理论的要点，而当以这种方

    式来表达其要点的时候，证伪的原理要求和方法论的标准一致就立刻变得很

    明显。因此，波普未能运用内曼—皮尔逊的理论，特别是他很明显地讨厌提

    到这个理论，这应该作为思想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记载下来。①我猜测，波

    普的这种做法和他一生都反对用概率论来估计假说的逼真性有关系——这个问题太吓人了以至不能在此解答——但这仅是一个受到灵感推动的猜测。

    十、 证实的程度

    虽然波普否定把科学解释视为不过是为了做预言的“推断入场券”这

    种观点，他还是坚持认为科学解释是不可评价的，除非所评价的是解释中所

    包含的预言。要证实一个理论解释的预言，要证明解释和可观察的现象是协

    调的，那是太容易了：很少有不被人们用一些观察来检验的理论，不管这种

    理论是多么荒谬。只有当科学家专门发展对一个科学理论证伪的可观察的条

    件时，这个理论才真正被检验。①那些证伪的条件越专，产生的可能性越大，理论遭到否定的危险性越大。如果一个理论反复成功地抵制了证伪，并且它

    还成功地预言了结果，这个结果并不与同它竞争的理论解释应验，那么就可

    以判定这个理论是高度巩固的，或者象波普喜欢说的，是“很好地证实了的”

    (1959 年，第 10 章) 。简而言之，一个理论是被证实了的，不是由于它和

    很多事实相一致，而是由于我们不能找出任何事实来拒绝它。

    传统的19 世纪科学哲学认为，够格的科学理论应该满足一整套的标准，比如内在的一致性、朴素、完整性、假定的经济性、解释的通用性，也许甚

    至还有蕴涵和现实的贴切性。

    波普为了可证伪的预言力图把大部分传统的标准化简，这种强烈的欲

    望是很值得注意的。 很明显， 逻辑的一致性是对任何理论的 “最一般的要求”，因为一个自我矛盾的解释同什么事件都相容，从而永不会被拒绝(见波普

    1965 年，第 92 页) 。同样明显的是，一个理论的通用性越强，蕴涵的范围

    越广，就越容易被证伪；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普遍地偏爱越来越综合的科

    学理论也许是由于人们已经暗中认识到了这样的事实，即科学进步是以理论

    的积累为特征的，而这种理论已抵制住了严厉的检验。引起争论更大的是，波普认为理论应简单到可证伪的程度，其意义是理论越简单，理论的可观察

    的含义就越严格，从而它的可检验性就越大；正是由于简单的理论具有这些

    性质，我们才追求理论的简单性(波普，1965 年，第 7章) 。但这是不是有

    说服力的主张还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关于理论的简单性这个看法本身是以

    科学家的历史眼力为条件的。不止一个科学史学家提到过牛顿引力理论的优

    美的简单性，牛顿的理论并没有给十七世纪的同代人以特别的震动，但却给

    19 世纪的思想家以很大的影响。如果现代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就不能说它们是非常简单的理论。①要给简单的理论的含义下一个精确

    定义的企图一直没有成功(见亨普尔，1966 年，第 40 —5 页) ，奥斯卡尔·威

    尔德嘲弄说真理很少是纯粹的，而且从来也不简单。也许他是对的。

    即使波普所说的“证实的程度”可能是提出理论之间的比较度量，但

    是在事实上他明确地否定了对一个理论体系的可证伪程度用数字表达的可能

    性。首先，没有理论能够被任何单一的实验决定性地证伪——这就是杜海姆

    的不可反驳论题。第二，虽然我们可能劝告科学家们不要用“免疫战略”来

    躲避对他们的理论的证伪，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一定的情况下还固执地

    坚持已被驳斥的理论，希望对这种理论进行修改就能对付新发现的异常现

    象，这样做也有功能价值(见波普，1972 年a ，第30 页) ；换句话说，波普

    主义给予科学家们的劝告决不是含糊不清的。第三，大多数理论评价问题不

    是一个理论和一套观察之间的争辩，而是两个或更多的对抗理论和一个对两

    方面的理论都多少解释得通的证据之间的三角斗争(见波普，1965 年，第

    32 —3 ，53 —4 ，108 页) 。所有这三种考虑把理论的证实程度判定为是一种事后的挨次比较，这种比较是一种固有的定性比较(见波普，1972 年a ，第

    18 ，59 页) ：我的理论的证实程度是指简明地报告(在特定的时间)对一个

    理论的批评性讨论的评价，这种评价是从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面考虑的；是

    指一个理论的可检验程度；是指对理论检验的严格程度；是指理论抵制检验

    的方式。因此，证实(或证实程度)是一种对过去的成绩的估价报告。证实

    程度也象偏好一样，基本上是相对性的：一般地，一个人只能说理论A 比与

    之竞争的理论B 有更高的(或更低的)证实程度，这是根据包括了检验的批

    评性讨论，直至某个时间 t 。作为仅仅是对过去的成绩的报告，证实程度就

    要对付可能由它导致的对某些理论比对另外的理论有更大的偏好。但是证实

    程度并没有说出任何关于将来的成绩或者关于理论的“可靠性”……我并不

    认为貌似真实的程度，或者对真理内容的衡量，或者对虚假内容的衡量(或

    例如证实程度，或甚至是逻辑概率)能够数量化地决定，除非是在某种限制

    的情况下(比如0 和1 )。

    事实上在对抗的理论之间的范畴是有些不同的，这个事实使证实的概

    念精确化问题更加严重。严格地说，在这种情况下，相对抗的理论甚至是不

    可比的。加之，如果互相对抗的理论中的每一个都是互相联系的理论体系中

    的一部分，要比较它们的证实程度或者貌似真实的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波普的工作“合理地重新组织”的说法是有些淘气的，但是这种说

    法很好地讨论了波普方法论的中心困难。这是他的一个学生埃默雷·拉卡多

    斯说的，拉卡多斯写道(见1978 年，Ⅰ，第93 —4 页) ：波普是教条的证伪

    主义者，他从未出版过一个字：他是被别人发现的——或被别人“批评”的

    ——首先是被艾尔，然后是被其他人……波普1 是天真的证伪主义者，波普

    2是复杂的证伪主义者。真正的波普是在本世纪 20 年代从教条的版式发展

    到天真的方法论证伪主义版式；他在50 年代达到了复杂的证伪主义者的 “接

    受法则”……但是真正的波普从未抛弃他早期的(天真的)证伪法则。直到

    今天他还要求预先制定“反驳的标准” ：如果真的能观察的话，就应该对哪

    种可观察的情况意味着理论被反驳有一致的意见。他仍然把“证伪”解释为

    理论和观察之间的斗争结果， 两者缺其一， 更好的理论一定会被卷入争论……

    因此，真正的波普包括了波普1 和波普2 的某些要素。

    拉卡多斯对波普的特征的概括也许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将要看到的

    是，拉卡多斯把他自己的成果和波普的成果(拉卡多斯＝波普 3 )区别开来

    的企图得到了实现：波普承认科学家们在做出结论说旧的理论已经被证伪之

    前，通常他们在暗中已经有了新的理论，但是他并没有坚持科学家们是否应

    该或者一定要暗中有新的理论，而这却是拉卡多斯的主要观点 (见拉卡多斯，1978 年，Ⅱ，第184 —5 页，193 —200 ；还有阿克曼，1976 年，第5 章)。

    十一、一个中心结论

    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的中心结论之一：就象没有发现的逻辑一样，也没有辩护的论证逻辑；检验、证伪、认可、证实，或你所希望的一切东西

    的正式规则体系和自动过程都没有。对于“当所有我们所能依赖的只是我们

    自己的唯一的经验时，我们又怎么能获得关于世界的绝对肯定的知识呢？”

    对于这个哲学问题，波普的回答是，不管是以我们自己个人的还是以一般人

    类的经验为基础，都没有确定的知识。比这更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没

    有什么可靠的方法能够保证我们已有的关于真实世界的易出错的知识确是我

    们所能掌握的最好的知识。对科学哲学的研究能使我们对可接受的经验知识的评价变得敏锐，然而假定的评价依然存在。我们能征求对这些评价的最严

    厉的批评，但是我们所不能做的是假装不知道在某些地方还有完全客观的方

    法，即一种内在主观地论证的方法，这种方法将实际上迫使人们对可接受和

    不可接受的科学理论都同意。

    ================================================ ①这篇论文是

    亨普尔在 1942 年所发表的同一论题的更谨慎的版本，引起了历史学家关于

    历史解释意义的大争论。关于假定-推论模式的更早的不那么正式和精确的

    阐述可以在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找到，该书 1934 年在德国第一次

    出版，随后1959 年在英国出版。的确，早在1843 年穆勒也有过类似的阐述。

    ①我们知道牛顿完全意识到这种反对；对此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

    道： “引力必然是由一个按照某种规律不断地施动的施动者引起的，但究竟

    这个施动者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我留给我的读者们去思考” (在图尔明与

    戈德菲尔德，1963 年，第 281 —2页中的引用；又见图尔明与戈德菲尔德，1965 年，第 217 —20 页；哈里森，1965 说”到“催眠术”到“催眠术研究”)

    表明了，很多充分验证过的自然现象，例如把催眠术作为一种医疗麻醉的有

    效运用，甚至现在人们也不能从相互作用的因果示系方面对之进行解释。

    ①达尔文受到一个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的鼓励，而受到另一个

    经济学家弗莱门·詹金的坚决批评，后者是爱丁堡大学的工程学教授，他恰

    好是画出需求和供给曲线的第一个英国经济学家。注意到上述情况我们会感

    到满意。

    是詹金第一个以《物种的起源》1867 年的观点表明达尔文的理论是不

    正确的，正如达尔文后来所说的那样。可能是詹金的反对使达尔文在第六版

    的《物种的起源》中插进了新的一章，重现了拉马克的思想(见詹金，1973

    年，特别是第344 —5 页；图尔明和戈德菲尔德，1967 年，第 9 章；吉斯林，1969 年，第173 —4 页，李，1969 年)。

    ①斯克里文的论说是值得全部引述的： “我们应该认识(达尔文的) ‘已

    经达到的现实’ ，而不是去探索社会科学家所偏爱的(牛顿的) ‘将到来的秘

    密’； 这是解释的但不带预言性的科学家的范例。” 出于类似的考虑，波普 (见

    1976 年，第 168 ，171 —80 页；又 1972 年 a ，第 69 ，241 —2 ，267 —8页)

    下结论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是可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是“一种形而上学

    的研究框架——一种可用于可检验的科学理论的可能框架。 ”①历史学家已

    经以同样的方式争论说，历史解释的覆盖律模式错误地解释了历史学家所真

    正做的东西：历史是一种“个人署名的”而不是一种“研究普遍性规律的”

    学科，它所关心的是对特定的事件和特定的人的研究，而并不关心一般的发

    展规律(见德雷，1957 年；1966 年) 。但是亨普尔的最初观点的实质是，甚

    至是单个的事件也是难以解释的，除非是借助于某种一般化的东西，即使这

    种东西是锁碎的； 这实质上是还认为， 一般地历史学家并不能提供比一个 “解

    释草图”更多的东西，因为他们既不能把他们的一般化明确化，又不能保证

    它们是经过充分验证的。因此，在历史哲学家之间的亨普尔-德雷争论完全

    重演了在科学哲学家之间的公认观点争论(见麦克莱兰，1975 年，第 2章

    中慎重和中肯的概括)。

    ①哲学史简直是零乱地塞满解决“归纳问题”的不成功的企图的历史。

    甚至经济学家也不能阻止试图拒绝休谟的诡计。例如，罗伊·哈罗德(1956

    年)写了一整本书，企图证明把归纳作为概率论证的一种是正确的，概率被视为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是事件的客观特征。就概率的概念而论，争论的问

    题牵涉到了某些很深的疑难问题，对此我们在这里还不能讨论它(但请见艾

    尔，1970 年)。

    ①对于某些瞄准波普责难归纳主义的攻击可从忽略“归纳”这个术语

    的双重意义这种趋势中找到根源(例见格韵鲍姆，1976 年) 。巴克(1957 年)

    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虽然他对波普的讨论给人们留下了某些想望

    的东西。

    ①对这些法则的完整的陈列，参见约翰逊(1975 年，第 2 ，4 —11 章)

    这是一本有用的书，然而作者对能在今天被认为是科学哲学的所有东西都不

    同情。第83 页]。

    ①②这可能是糟糕的翻译造成的问题：德文书名logikder Eorschung

    翻成《研究的逻辑》 (TheLogicofInguiry )更准确。

    因此波普评论说，牛顿相信他必须采用培根的归纳方法，这会使他的

    成就“更加辉煌：它们是在同错误的方法论信仰里古怪的东西作斗争中取得

    的” (见波普和埃塞利斯1977 长时间里也把他看做是教条的实证主义者和操

    作主义者(见1976 年，第96 —7 页)。

    ①人们通常还能发现对波普的解释忽略了在他的方法论法则中阻止“免

    疫战略”的重大要素：例见艾尔(1976 年，第157 —9 页) ；哈雷(1972 年，第48 —52 页) ；威廉斯(1975 年) ；甚至可参见马吉(1973 年)。

    ①拉卡多斯(1978 年，Ⅰ，第 25 页)评论说波普的“证伪主义是现代

    统计学中某些最有趣的发展的哲学基础。 ”内曼-皮尔逊方法完全是建立在

    方法论的证伪主义基础之上的，但是拉卡多斯并没有指出在事实上内曼-皮

    尔逊的理论是独立地发展的，并且大部分是在波普的证伪主义之前发展的，而波普却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理论。又见阿克曼(1976 年，第 84 —5页) 。布

    雷斯韦特(1960 年，第 199 页)在评论了“归纳问题”同费歇尔论检验的

    意义的早年著作，以及同后来 A .沃尔德在统计决定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之

    后，在一个毫不隐晦的注脚中说： “虽然好几个论逻辑的作者都参考了费歇

    尔的‘最大可能性’方法，但是我知道只有两本论逻辑的著作，C .W .丘奇

    曼的《经验推断理论》 (纽约，1948 年)和R .卡纳普的《概率的逻辑基础》

    是参考了沃尔德的著作——或确实地说是参考了内曼和皮尔逊的早至 1933

    年的著作的。 ”①很有趣的是，达尔文(见 1968 年，第 228 —9页)在一点

    上做了这种波普主义的详细说明： “如果能够证明任何一个物种的结构中的

    任何部分是为了专属于其他物种的好处而建立起来的，这就将消灭我的理

    论，因为这是不能通过自然选择产生的” ；对此他引了响尾蛇的响尾为例子，但是他又立即回避了利他主义行为的问题，补充道， “我在这里没有篇幅进

    入或这或那的这类事例。 ”如何解释动物中的利他主义仍然是现代社会生物

    学家所长期关心的问题。

    ①正象波拉尼(1958 年，第 6页)所评论的， “从术语的普通意义上来

    看，伟大的理论极少是简单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都很难理解；提起解释相

    对论的那些事实只需要几分钟，但是经过多年的学习也不一定能充分掌握这

    门理论，能够从来龙去脉上理解那些事实。”

    第二章 从波普到新的异端一、 库恩的范例

    我们已经看到波普的方法论是普通的规范式的，他劝告人们在科学中

    从事坚实的实践。这种劝告可能是根据过去最好的科学得出的，当然也可能

    不是这样。从这个角度看，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在理论上和公认观点是一

    致的，虽然在很多其他方面他的观点和公认观点不同。然而，库恩在《科学

    革命的结构》里几乎完全放弃了公认观点，因为他所强调的不是规范的劝告

    而是实证的描述。更有甚者，对于被波普视为背离最好实践的科学而不愿意

    接受的那些理论，库恩是倾向于保护，使它们免受批评，这些就成为库恩解

    释科学行为的中心问题。库恩把正规科学，也就是按照正统的理论框架解决

    问题的活动，视为统治的和革命的科学，视为科学史上的例外。革命的科学，也就是由于不断遭到反驳和异常现象的积累，一个理论框架被另外的理论框

    架所推翻。一种很诱人的说法是，对于波起来说科学总是处于不断革命的状

    态，科学史是不断的猜想和反驳的历史；而对于库恩来说，科学史的标志是，在一个长时期内，这个时期的科学状态得到了保护，只是偶然地受到打搅，这是由于间断地出现了从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科学范例跳到另外的科学范例，但是在两个范例之间没有概念上的联系。

    为了使我们有更好的理解，我们必须从给术语下定义开始。在库恩的

    第一本书里，他频繁地按词典上的释义用范例这个术语来代表过去科学成就

    中的某种典范的例子，这种例子还继续作为现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的楷

    模。但是他还在很不同的意义上用这个术语来表示选择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

    套技术手段，甚至处处都给范例以一个更广的、通用的、对世界形而上学的

    看法的含义；事实上，大多数读者读这本书后所记得的是这个术语的后面这

    个含义。在第二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1970 年)里，库恩承认了早先版

    本中的术语是不精确的①，他建议用训练的矩阵这个术语来代替范例这个术

    语： “说是‘训练的’ ，因为它牵涉到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们所共有的独特的纪

    律；说是‘矩阵’ ，因为它是由各种有秩序的元素组成的，每个元素都要求

    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见 1970 年 a ，第 182 页)。 ”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语

    言，库恩讨论的焦点主要是“一个特定的团体成员们的信仰、价值、技术手

    段等等的完全配合。 ”库恩还说，再次写这本书时，他将从讨论科学的职业

    化开始，然后才考察科学家们各自的“范例”或“训练的矩阵” (见1970 年

    a ，第173 页)。

    库恩做了重大的让步，并不是由于他的思想和大家所公认的概念不同，有自己的独特特征，而是由于“科学革命”是科学发展中的激烈的变动，特

    别是由于在“革命危机”时期交流的普遍失败这个特点。让我们来提醒自己

    库恩的论证中的主要论点：从事正规科学研究的人们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团

    体，他们在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和解决问题应该采取的一般形式方面有一致的

    意见；更有甚者，在对问题和解决方法的规定中只有团体成员们的判断才被

    视为是贴切的，其结果是正规科学变成了在共同的分析框架中解决难题的自

    立的、积累的过程；当正规科学的确被打破的时候，各种理论早已扩散，方

    法论的争论早已出现了；新的分析框架提供了迄今为止所忽略的解决难题的

    方法，当我们回顾过去时就会发现，我们早已认识到这种方法，但是以前忽

    视了；新旧两代人相互之间把过去当做在旧的分析框架中未解决的难题来谈论，这种现象成为新的分析框架得到巩固的例证；由于新的满意和新的失望

    总是并存的，向新方法的转换总是具有宗教经验的性质，牵涉到一种哥式塔

    式的转换；当新的分析框架取得了胜利之后，就挨次形成了另一代的正规科

    学。

    熟悉科学史的读者会立刻想到哥白尼革命、牛顿革命，或爱恩斯坦—

    —福兰克革命。

    然而，所谓的哥白尼革命花了 150 年才完成，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每走

    一步都争论很大①；甚至牛顿革命也费了不止一代人的时间才赢得欧洲整个

    科学界的接受。而在这段时间中，对于牛顿的新理论每前进一步，在卡特主

    义者、莱布尼兹主义者和牛顿主义者之间都进行了痛苦的争论；①同样地，在 20 世纪从古典物理学到相对论的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的转换既与相互之

    间的不理解无关，也与准宗教式的转变无关，而是一种哥式塔式的转变。如

    果科学家们直接卷入到“现代物理学的危机”是可信的话，至少可以这么说

    (见图尔明，1972 年，第 103 —5NAME=a4> ②但是，很难说对这些观点进

    行争论是有必要的，因为库恩在他的书的第二版中已经率直地承认了他早先

    对科学革命的描述受到了修辞上的夸张之害：在科学革命中范例的变化并不

    意味着科学争论的完全断绝，而是在互相竞争的但并不完全对应的理论之间

    的选择；在智力危机器间，科学家们之间的互相不理解仅是一种程度的问题；

    范例变更的“革命”的说法仅是为了强调这样的事实，即提出来支持一个新

    的范例的论证总是含有非理性的要素，这些要素是难以从逻辑上或数学上验

    证的(见库恩 1970 年 a ，第 199 —200 页) 。就象这样说还不充分似的，库

    恩抱怨说他的科学革命理论被错误地理解为仅仅指大的革命，如哥白尼的、牛顿的、达尔文的或爱因斯坦的革命；他现在坚持说他的理论概念正是直接

    指在某个科学领域中的小的变化，对于那些在“拥有也许不到 25 个直接成

    员的孤单的团体”之外的人，这些变化也许看起来一点也不是革命的(见库

    恩1970 年a ，第180 —1 页)。

    换句话说，在库恩后来的版本里，科学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由大

    量互相重叠互相渗透的范例为标志的；这些范例中有的可能不是相对应的，当然不会全都这样；各种范例之间不是突然地相互替代的，无论如何，新的

    范例不会是充分成熟的，而是通过在长期的智力较量中取得胜利才出现的。

    ①很明显，这种让步大大地冲淡了库恩最初的观点的看起来很激烈的含义。

    然而，在库恩的观点中留下来的是强调在科学争论中规范判断的作用，特别

    是在关系到对相互竞争的科学方法的选择时，这种判断就更加重要。这种判

    断带有一种模糊的公式化，在象认识论的理性化这种认识因素方面比在象权

    威、等级和有关团体这种社会学的因素方面有更深的可疑性，而这些因素是

    科学行为的决定因素。看来库恩所做过的事情是把劝告和描述溶合了起来，从而从科学史中导出他的科学方法论。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对科学社会学的贡

    献，而不是对方法论的贡献，这样对于库恩主义者和波普主义者之间的对抗

    产生了某种绝境就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了。因此，库恩自己强调了他的方法和

    波普的方法的相似点，坚持认为他也象波普一样是“科学进步的信服者”，然而同时又承认在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固有的社会学本质(见库恩 1970 年

    b ，第1 —4 ，19 —21 ，205 —7 ，238 ，252 —3 页) 。同样地，波普主义者也承

    认在事实上“按人-小时计算的正规科学要比不正规科学多得多” (见沃特金1970 年，第32 页；还有阿克曼，1976 年，第 50 —3页) ，但是他们把这

    种对现实主义的让步看做是同基本上是致力于规范研究的科学哲学无关的；

    用波普自己的话来说， “转向科学的目标及其可能的进步的启蒙、蒙，转向

    社会学或心理学(或……转向科学史) ，这样的思想依我看来是令人惊讶和

    失望的” (见波普，1970 年，第57 页)。

    二、 方法论和历史

    对库恩的书的讨论已经完全把我们带回到关于规范的科学方法论和实

    证的科学史之间的关系这个老的难题中来，这个难题缠着科学理论的公认观

    点已经超过了一代人。这个难题是这样的：如果相信有可能写一部“象事实

    上所发生过的”科学史而不带任何区分“好的”科学和“坏的”科学的偏见，不带任何关于可靠的科学实践的先入之见，那么在写知识的历史时就会犯推

    理谬误。如果波普关于推理的神秘的说法是对的，那么那些想告诉人们“它

    是什么”的人将发现自己结果被驱使去告诉人们“它应该是什么” ：由于用

    这一方式而不是用另外的方式来陈述历史，他们必定会把他们暗含的关于科

    学解释的本质的观点显露出来。总之，在科学史上所有的陈述都装满了方法

    论。

    另一方面，看起来所有关于科学方法论的陈述也同样装满了历史。鼓

    吹某种科学方法的优点而却完全忽略了现在或过去科学家们是不是事实上运

    用了那种方法，这种做法完全是武断的；事实上波普也发现他不可能不引用

    科学史作为他的方法论观点的部分证据。这样，我们就显得是陷入了恶劣循

    环，这个循环暗示着我们既不可能摆脱方法论而完全进行编纂科学史的描

    述，也不可能进行与历史无关的纯科学方法论的描述。①我想，并没有真正

    的逃脱恶劣循环的出路。为了证明这个断言是正确的，我们需要参考拉卡多

    斯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很清楚地是筹划把恶劣循环转变为良好循环。拉卡

    多斯在一系列文章中把波普的科学哲学发展和延伸为历史研究的批评工具。

    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在 1968 —1971 年间发表的，在其中他引用了康德的名言

    中的一句译文作为他的格言： “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虚的；没有科学

    哲学的科学史是愚昧的。” (见拉卡多斯，1978 年，Ⅰ，第 102 页)这句格

    言充分地表达了我们所讨论的难题或恶劣循环。

    三、 科学研究框架

    波普的科学方法论是一种进攻的方法论，因为按他的方法论标准，很

    多被称为“科学”的东西都由于在方法论上不可靠而被抛弃。库恩的方法论

    则是一种防守的方法论，因为他的方法论是寻求为科学实践辩护而不是对之

    批评。①在另一方面，拉卡多斯的著作可以被理解为是把波普的与历史无关

    的(如果说不是反历史的) 、进攻的方法论和库恩的相对的、防守的方法论

    调和起来，然而这种调和仍然是坚定地留在波普主义者的阵营里。②对于科

    学的认识拉卡多斯比波普要“软”但是比库恩要“硬”得多。他总是更多地

    倾向于批评借助于好的方法论的坏科学而不是去评价期求于科学实践的方法

    论思索。

    就象对于波普一样，对于拉卡多斯来说，方法论本身也不能为科学家

    解决科学问题提供一本法则；与方法论相联系的是评价的逻辑，是评价完全

    清楚明了的理论的一套非机械的法则。然而，和波普不同的是，评价的逻辑

    曾经同时被拉卡多斯当做历史的理论意欲对科学的发展进行反思。作为规范

    的科学方法论，评价的逻辑是不能用经验来反驳的，因为它是从独特的认识论观点中得出的。但是作为历史的理论，断言说在过去，科学家的行为确实

    是经常和可证伪方法论一致的，那么评价的逻辑完全是可以反驳的。拉卡多

    斯好象是说，如果科学史是符合规范的方法论的，那么除了哲学的理由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理由赞同证伪主义；如果两者是不相符合的，那么我们就有

    了抛弃我们的规范原则的理由。换句话说，拉卡多斯坚持我们不能最终回避

    借助明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来考察科学史，以便了解在事实上矛盾的范围有

    多大。①拉卡多斯从否认个人的理论是科学评价的合适单元开始他的论述；

    他认为，什么应该评价，什么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评价，这或多或少是互相联

    系的一簇理论或者一簇科学研究(SRP ) 。②当对特定的研究战略或科学研究

    框架进行证伪时，这些战略或框架就会在其辅助的假设下发生变化，波普曾

    认的方法论上的判定” ，硬核是不可反驳的，它除了包含纯粹的形而上学式

    的信仰之外，还包含“正面启发”和“反面启发” ，事实上这些启发是由一

    系列的“做”和一系列的“不能做”组成的(见拉卡多斯，第49 —52 页)。

    保护带包含了科研框架的灵活部分，硬核正是在这里和辅助性假设结合起来

    形成了特定的可检验的理论，由此科研框架才赢得了科学的声誉。

    很清楚，象硬核和保护带这样的术语是由于对它们天真的联想而选捡

    出来的。然而，让我们注意在拉卡多斯的纲要里，没有哪一个实证主义者执

    意要一劳永逸地摆脱形而上学。

    就象波普一样(见波普，1965 年，第 38 页) ，拉卡多斯已相信不带有

    形而上学的做法的科学发现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是科学的形而上学小心翼翼

    地在硬核里藏了起来，很象是在玩扑克游戏时，牌子在分牌的人手中藏了起

    来那样，而真正的科学游戏却以牌子的形式在玩牌人的手中发生，也就是说，可证伪理论藏在保护带中。①拉卡多斯认为，波普的可证伪标准并不仅仅是

    要求一个惊人的观点，他说所有科学史都可以类似地描述为科学家对进步的

    科研框架的偏好超过对退步的科研框架的偏好，这是一种“理性”偏好，看

    起来这是由于在进步的科研框架中所得的内容总是超过所失的内容，他把任

    何按这种偏好去做的企图都定义为科学史的内在性(见拉卡多斯，1978 年，第102 页)。

    通过对比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看到，外在的历史也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把

    它和外在的这个词语联系起来的所有来自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正常压力，而是任何科学家没有按照科研框架方法论活动的例子；例如，当退步的科研

    框架比进步的科研框架更简单时，人们就偏爱于选择前者。拉卡多斯从不妄

    说有朝一日内在的历史会变成全部历史： 这样说将暗含着科学家总是完全 “理

    性的” ，这就成了库恩主义的命题了，他是不会接受这种命题的(见拉卡多

    斯，1978 年，第 130 ，133 页) 。他承认，根据历史的证据，认为全部科学

    史都能用纯“内在的”理性重新构造来解释的观点也许是站不住脚的，但是

    他劝告我们在采纳外在的历史之前优先考虑内在的历史。

    拉卡多斯还劝告说，我们所能采取的二中择一的做法是， “在正文中叙

    述内在的历史，而在注脚中指出，从内在历史重新构造的角度看，事实上的

    历史是怎样地‘行为不当’的” (见拉卡多斯，1978 年，第 120 页) 。他本

    人在写尤勒的多面体数学原理史这本著名的著作时遵从了这种劝说(见拉卡

    多斯，1976 年) 。①拉卡多斯设想，按这种方式写科学史事实上只需要很少

    的注脚来提及外在的历史。

    为了回答拉卡多斯对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的诬蔑，库恩缩小拉卡多斯的理论和他的理论的差别，说： “虽然他的术语和我的不同，他的分析工具

    则恰如所需地和我的相近：硬核，在保险带中发挥作用以及退步情形和我的

    范例、正规科学以及危机是很靠近的同义词。” (见卡恩，1970 年 b ，第 256

    页) 。然而，库恩坚持说“拉卡多斯所想象的历史根本不是历史，而是用哲

    学杜撰出来的例子。按这种做法，历史基本上不再对先前的哲学地位有丝毫

    影响，因为正是哲学排外地塑造了历史” (见库恩，1971 年，第143 页)。

    拉卡多斯回答了这种争论，声称自己的科学史编纂学方法完全能够在

    事后指出新颖的历史事实，按照现在的科学史学家的方法，这些事实是没料

    到的。从这个意义上看， “历史编纂的研究框架方法论”将通过科研框架方

    法论自我维护：当和仅当这个框架促使发现新颖的历史事实时，这个框架就

    被证明是“进步的” (见拉卡多斯，1978 年，Ⅰ，第 131 地构思了自然的或

    社会的科学史，这种科学史不是象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那样，把每几百年的

    科学历史分割开来提炼所得神分裂症，特别是由于拉卡多斯无论是对科学

    家、对学术刊物还是对科研基金都没有做特别的时间限制。费叶拉本德骂道

    (见费叶拉本德，1976 说他是一个贼就赞扬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人们可以

    评评这种轻浮的观点。 ”很清楚，拉卡多斯努力把评价和建议分开，坚持显

    然是规范的严格的科学方法论，然而他的方法论在科学史上是不是能够成为

    科研框架的基础，必须由它的经过严格检验的成功或者其他失败、甚至是重

    大的失败来判断。①

    四、 费叶拉本德的无政府主义

    在拉卡多斯的著作中有很多弱化波普主义的“进攻性”特征和放宽他

    的方法论所容许的界限这种趋势。其他近年的对公认观点的批评家，例如汉

    森、波拉尼和图尔明，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趋势，费叶拉本德在这方面走得更

    远。②所有上述批评家都反对实证主义对“发现的来龙去脉”和“证明的来

    龙去脉”的划分(特别请参见图尔明，1972 年，第 478 —84 页；费叶拉本

    德，1975 年，第 5 ，14 章) 。当然，他们也同意不能把对理论的逻辑的和经

    验的证明简化为对理论的历史渊源的阐述，但是他们完全拒绝把正当的事后

    评价和对理论起源的研究分离开来。换句话说，他们都跟着库恩和拉卡多斯

    反对波普主义的属于完全脱离历史的科学哲学的科研框架，因为他们每个人

    都更加重复地强调科学知识的基本是公共的和合作的性质：从可回答的结果

    的不确定性看，在人与人之间的可检验性是科学的特点，单是这一特点就使

    科学和其他人类思维活动区别开来。甚至在波拉尼的《个人知识》这本标题

    突出的书里，关于科学的基本论点和标题也是矛盾的：不管是什么科学知识

    都不纯粹是个人的知识， 个人知识是不能传达给其他人的 (例见波拉尼， 1958

    年，第21 ，153 ，164 ，183 ，292 —4 页；又见齐曼，1967 年，1978 年)。

    对于个人的知识是不是能够被强迫传达给其他人这种观点大家可能会

    有争议，但是对于科学理论应该以观察来评价的思想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因

    为这至少在原则上是适用于所有观察者的。然而，一旦承认这一点，对科学

    理论的评价将会被新的观察所改变就立即变得很明显，其结果是，一种不可

    避免的演化因素就悄悄地潜入了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之中。于是，波普主义者

    对“遗传谬误”的攻击，历史的渊源和经验性的正确之间的搅混，都接踵而

    来了。

    在科学理论新观点中的另一个固执的看法是认为所有经验性的观察都

    必定是装满了理论的，甚至普通的感知活动，例如看、触、听，都是深深地以先前的概念化为条件的；汉森认为这是一种固定的观念(见汉森，1965

    年，第 7页) ，他说： “人们所要看的东西比满足眼球所需要的要多得多。”

    ①从这一特别的方面看，科学理论的新观点向着波普的观点方面靠拢。波普

    很早以前就很欣赏这个矛盾，即一方面要求以可观察的理论预言来对理论进

    行有魄力的检验，而同时又承认所有的观察实际上都是用理论来解释的。波

    普不躲避这一显现出来的矛盾，而是明智地拒绝对观察这个术语下定义： “我

    认为 (观察) 应该作为一个不确定的术语使得它在使用中变得足够精确。” (见

    波普，1965 年，第 103 页；又第 107 页注)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总象是一

    种使人绝望的劝告：看来是给了我们外衣，结果却发现这外衣是透明的。②

    但是那些吸取了杜海姆的不可驳论题的意义以及拉卡多斯主义关于所有检验

    都涉及到在事实和两个对抗理论之间的三角斗争的教训的人，他们在前进中

    将承认经验观察都充满理论的性质。

    是的，事实或多或少是带有理论的，但是事实不必要完全由它们所支

    持的理论来组成。看起来有三种事实。有的事实是人们观察到的事件，在那

    里观察是大量的或自供证据的，因而人们所追究的事实通常是绝对地被接受

    的。但是还有的是推断的事实，例如原子和基因的存在，这样的事实并不确

    实是直接的经验资料，然而这样的事实是以不可辩驳的事实的地位为依据

    的。最后，还有更多的假说的事实，在那里证据既是可疑的又是受竞争性解

    释支配的(例如，心灵感应，吵闹鬼和 UFO 景观) ；世界当然充满了神秘的

    “事实” ，这些“事实”还有待于理性解释(见米切尔，1974 年) 。总之，事实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理论的，因为即使在人们所追究的某种理论

    是假的时候，事实还可以是真的；事实和很多理论在低水平上也许是一致的，然而在高水平上又是互相抵触的；在细察事实的过程中总是牵涉到更多和更

    少地易错的理论之间的相对比较。一旦我们承认我们得不到完全的确定的知

    识，在我们观察现实世界的方法的那种深刻的理论性质中就没有什么固有的

    不满意的东西了。

    然而，如果我们把装满理论的事实这个概念和库恩主义的关于在接续

    的理论、范例或科研框架中内容的丧失从而竞争的理论体系之间即使不是严

    格地没有共同的衡量尺度但也难以比较这个观点联系起来，我们就会达到一

    种状态，在那里不管在互相抵触的理论之间进行什么样的理性选择都显得没

    有基础。费叶拉本德在《反方法》一书中以极大的智慧和雄辩进行争论的正

    是这种理论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他甚至说对于他的态度用“轻率的达达主义

    (Dadaism ) ”比用“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来描述更好(见费叶拉本德，1975

    为“一个从极端波普主义的波普到极端库恩主义的库恩的旅行” (见巴斯卡，1975 年，第39 页)。

    《反方法》一书所争论的首先是，不管科学方法论的圣典是怎样看起

    来有理的和以认识论为基础的，这种圣典对科学史的某些侵犯都不是无罪

    的；更甚地，某些伟大的科学家只有通过精心地打破稳固的科研框架的每一

    个法规才取得了成功(见费叶拉本德，1975 起来从而形成新的特例和更一

    般的理论而发展起来的论题是一种神话：在对抗的和科学的理论之间的重叠

    是如此之小，使得甚至是复杂的证伪主义也被迫在理性估价中抛锚 (同上书，第177 —8 页) 。第三点是，不管人们对科学进步是如何想象和如何衡量的，它都不可阻拦地发生了，因为科学家从来就不会被任何科学哲学所羁绊：科

    学哲学只不过是某种“冒牌的东西……它没有一个发现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不会阻止进步的唯一原则是： “顺其自然” (见同上书，第302 ，23 页)。

    费叶拉本德坚持说，科学“比它的方法论想象更‘草率’和‘非理性’”；

    更有甚者，没有什么划分标准能够有用地把科学和非科学、理想主义或神话

    区分开来(同上，第 179 ，297 页) 。他解释说， “顺其自然并不意味着没有

    理性的方法论原则，而是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普遍的方法论原则，我们将会

    象‘顺其自然’一样空虚和不确定； ‘顺其自然’并不表达任何我自己的信

    念，而是对理想主义者的危险境地的一种诙谐的总结” (见费叶拉本德， 1978

    年，188 页；又 127 —8 ，142 —3 ，186 —8页) 。总之，费叶拉本德并不反对

    科学中的方法， 而是反对普遍性的方法， 他也反对自己的忽视方法的劝告 ( “为

    了成为一个真正的达达主义者，一个人就还必须是反达达主义者”)。

    但是，费叶拉本德并不只是想把方法论的重要性降低到适当的地位；

    他的芒刺所对准的真正靶子是科学本身的压制性影响，特别是对准认为科学

    的建立使科学本身能够发现揭示真理的正确方法这种假设：国家和科学应该

    分开，以便父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在公立学校里学

    习魔术而不是科学，如果他们有这种愿望的话(见费叶拉本德，1975 年，第299 页) 。最终的、更高层次的唯一价值是自由而不是科学。

    正象一个批评家所说的： “对于费拉本德来说，唯一名符其实的自由是

    按自己的方式做自己的事” (见巴斯卡，1975 年，第 42 页) 。在最后，费叶

    拉本德的《反方法》一书终于以爱的力量的哲学代替了科学哲学。①

    五、 回到最初的原则

    象费叶拉本德一样极端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自愿主义，不但成功

    地消灭了它自己的分析和建议，并且也消灭了认为它有所贡献的课题，而我

    们又想从这些东西中得出什么呢？经过许多世纪的对科学进行系统的哲学归

    纳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必须下结论说，科学等同于神话，科学中的一切都

    象梦一样消失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占星术并不比核物理学好或者坏——

    不管怎么样，对于相命，占星术总有一些应验的证据，它从一个人降生时星

    座的位置上预言了个人的职业选择；①巫婆能够和电子一样真实——其事实

    是两个世纪多来很多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巫术(见第45 页，特雷弗-罗珀，1969 年) ；的确一直有外层空间的超人在拜访我们，因为冯·达尼肯这样说

    了，他运用的是古老的验证戏法，这种戏法不需要参考其他得到很好地证实

    的解释；埃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想让我们相信，金星是大概在公元前1500

    年由木星发射的，差点和地球相撞，只是在公元前800 年左右才固定在现在

    的轨道上，如果考虑到当代的灾难就可以认为这种说法说明了圣经或多或少

    是正确的；②植物有感情，能接收人类的谈话；③信念医疗等同于现代医学；

    作为对无神论的回答，唯灵论又回到商业中来。

    如果我们抗拒上述基本含义，那么我们就要充分清楚这种抗拒力是不

    能以认识论这块假定的稳固基岩做基础的。我们也不能依赖实践，正象列宁

    主义者喜欢说的那样，社会集团的实践是以特定的思想为基础的，因而我们

    是不能依赖这种实践经验的；实践将会证明麦卡锡的反共产主义和耶路撒冷

    草案的反犹太主义是正确的，这就象相信在莫斯科审判中判定托洛斯基分子

    的阴谋一样容易，这只不过是愚弄大众舆论的想象的罪名。

    ①我们能给顺其自然的哲学的唯一回答是科学的典范所提供的诫律。

    尽管有所有的那些不足，科学还是迄今人类所设计的意识形态系统中唯一自

    我反省、自我纠正的系统；不管知识的惯性，不管内在的保守主义，也不管等级的封闭以把异教徒迫于绝境，科学社团还是保持忠于知识竞争的典范，在那里不允许有证据和辩论之外的其他武器。

    个别的科学家有时候是缺乏那些典范的，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社

    团就是开放社会中的范例。

    六、 方法论的一元论问题

    在说到科学时，我们至此还很少提到社会科学，更少提到经济学。然

    而，为了完成我们后面要分析的经济方法论的背景工作，我们现在必须提出

    一个在社会科学哲学中的著名的问题：有没有一种科学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

    的科学而不管它们的学科内容，或者社会科学应该运用它独有的探索逻辑

    吗？有很多社会科学家从科学哲学中寻找如何更好地模仿物理学、化学和生

    物，但是也有一些社会科学家相信社会科学对自己的学科内容有直觉的理解

    力，而自然科学家是有点反对这种理解力的。甚至那些坚决地坚持所有的科

    学都必须遵循同样的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家，有时候为了在社会科学中得到正

    确的解释也制定特殊的探讨方法。因此，波普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首先

    宣布了方法论的一元论教条——“所有理论的或一般化的科学都(应该)采

    用同样的方法，不管它们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然后就为社会科学

    规定了一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 “社会理论的任务是以描述的和唯名论

    的方式仔细地建立和分析我们的社会学模式，以个人的方式，根据他们的态

    度、期望、关系等等。” (见波普 1957 年，第 130 ，136 页) 。所有这些至少

    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有点混乱的。

    让我们从对关于科学单一体的教条或我们所说的方法论的一元论的争

    论进行分类开始。没人否认社会科学经常使用和自然科学中通常的方法不同

    的研究技术，例如，和很多自然科学中有控制的实验室实验技术相比，在人

    类学中用的是现场观察技术，在社会学中用的是社会调查技术，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用的是多变异统计分析技术。

    然而，如果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技术之间的差异并

    不比自然科学中各个学科的研究技术之间的差异大，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但是，方法论的一元论并不是和研究的技术有关，而是和理论的“证明的来

    龙去脉”有关。一门科学的方法论是接受或者拒绝这门科学的理论或假说的

    基本原理。因此，认为社会科学应该采用和自然科学有区别的方法论，就是

    鼓吹认为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或者假说在方法上应该是正确的，而这种方法

    和证实关于自然现象的理论和假说的方法有极大的不同，这种观点是惊人

    的。

    对这种方法论的二元论的绝对的否认，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方法论的

    一元论。

    对于上述教条有一个旧的和一个新的反对观点。旧的反对观点是某些19

    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的观点，他们属于新康德学派，他们的观点是围绕着

    Verstehen (文化知解)或“悟”这个概念的。旧的观点来自维特根斯坦的

    某些晚期著作，这些著作是关于人类活动的，这些活动好象总是由社会法规

    控制着。让我们挨个来看这两个观点。

    德文 Verstehen 这个词指的是通过直觉和神入的方法来自内在的理解，这是和通过观察和计算的方法来自外界的知识相对的；换句话说，第一人称

    的知识就象我们的人类同类一样是易于理解的，而第三人称的知识可能没有

    任何对应物，但是能用人类的术语来描绘。很显然，自然科学家拒绝这种亲临其境的、第一人称的知识，因为他们不能想象这种知识是否和原子或分子

    一样。①但是社会科学家总觉得他们是和人类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他们

    所分析的人类活动者他们能够富有同情心地设身处地，能够把自我的反省作

    为关于这些活动者的行为的知识的源泉，采取这种方式他们就有一种超过学

    习自然现象的学生的长处。 “悟”不但是社会科学中的充分解释的一个必要

    特征，从而使象斯金纳的行为主义那样的心理学变得不合格，而且和自然科

    学家的门外汉的知识相比，它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源泉。

    “ 悟”教条的方法论困难和把自我反省作为关于人类行为的证据的方法

    论困难是一样的：我们怎么知道对于“悟”的某种特别的用法是可靠的？如

    果我们向一种特别的神入活动挑战，神入者怎能证明他们的方法是正确的？

    如果证实神入的方法能够独立地建立，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方法通常是很冗长

    的。此外，我们可能会怀疑社会科学家是不是真的借助于过量的信息，这些

    信息是从反省和神入中获得的，因为第一手的知识创造了如何处理既精心而

    又不明智地错误引导的报告这种讨厌的问题。相应地，要为直觉和神入制造

    一个事例作为社会科学家可用的知识的额外的源泉也是很容易的，这样做有

    助于适用于人类行为的假说的发明， 但是要在 “证明的来龙去脉” 中支持 “悟”

    的社会科学是很困难的(见尼格尔1961 年，第 473 —6 ，480 —5 页；拉纳德，1966 年，第72 —3 页；莱斯诺夫1974 年，第99 —104 页)。

    彼特·温奇在他的那本人们讨论得很多的《一种社会科学的思想》 (1958

    年)中强烈地、甚至是荒唐地叙述了新的反对方法论的一元论的观点，这种

    观点是和马克斯·韦伯的某些方法论思想、特别是他的思想样板的观点联系

    在一起的，而思想样板的观点又是和人的代理人从属于他们的活动这样的含

    义联结在一起的。①这种思想的主线是，上述含义并不是一个开放给因果分

    析的范畴，由于法规引导的人的活动形成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社会科学中

    的解释不能以自然的原因和结果来解释，而是应该以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来解

    释。换句话说，适合于社会研究的知识只能从“学习法规”中得到，在学习

    法则的过程中又使我们进一步知道其内在的现象，使我们有行为和那些法规

    相一致的经验。于是，对方法论的一元论的新的反对观点最终和“悟”教条

    这个旧的反对观点揉合起来了；这两种观点都从属于同一的批评，即，对于

    和法规支配的行为有关的断言，我们没有在人与人之间可检验的方法(见拉

    纳德，1966 年，第 81 “ 悟”的问题和法规引导行为的丰富含义是直接而的确

    又很混乱地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个波普主义原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原理

    坚持认为，只有从个人的信仰、态度和决策方面看，对于社会、政治和经济

    方面的现象的解释才能被视为是充分的。这一原理是和恐怕还没有站住脚的

    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原理相对的，后者假定社会整体有它自己的目的和功

    能，而这些整体的目的和功能是不能简化为组成他们的个人的信仰、态度和

    活动的。波普在他自己的著作里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强调并不明确(见阿

    拉曼，1976 年，第 166 页) ，在本世纪 50 年代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大的辩

    论，但是波普本人并没有参加辩论。①争论成功地清除了不可避免地缠绕在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绝对性周围的某些混乱。看起来早在 1908 年熊彼特就

    发明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表达，他还是第一个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

    “政治的个人主义”区分开来的人，前者描述的是经济分析的模式，这种分

    析总是从个人的行为开始，而后者表达的是政治的纲领，在这种纲领中对个

    人自由的保留成为检验政府活动的试金石(见马克卢普，1978 人主义的辩护，或者干脆说他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批评，有时候就不合逻辑地和为政

    治的个人主义的辩护缠在一起(见波普，1957 年，第 76 —93 页) ；在弗里

    德里奇·哈耶克早期对“科学主义”的批评中(见弗里德里奇·哈耶克，1973

    年)也可以看到和熊彼特相同的倾向，看来是对自然科学方法的盲目的模仿

    (见马克卢普，1978 年，第514 —6 )促使波普形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

    ②类似地，如果不是波普自己，波普的很多追随者也从人们所谓的“本体论

    的个人主义”中推究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其命题是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都

    是由个人创造的，从而集合的现象只不过是从真正的个人决策中推究出来的

    假定的抽象物。但是，虽然本体论的个人主义很显然是真实的，它也不一定

    关系到我们应不应该研究集合的现象，也就是关系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一个明显的解释是把它和一个这样的命题等同

    起来，这命题就是所有社会学的概念都可以并且应该简化为心理学的概念。

    但是波普把这种解释宣称为心理说。然而，波普对心理说的攻击已被发现是

    没有说服力的，在这方面的许多争论在事实上已经转到对不可简化的“社会

    的事实”或制度和也许可以简化的“社会的规律”进行区分上来，从这方面

    看，可以认为波普坚持社会的规律可以简化为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幸

    的是，波普还认为“理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追踪有意的人类活动的

    无意的社会反响” (见波普，1972 年 b ，第 342 页；又第 124 —5页；1962

    年，Ⅱ，第95 页；1972 年a ，第160 页注) 。但是，怎么可能没有正常的社

    会规律，也就是关于整体的前提怎么会不超过组成它的各部分的前提的总和

    呢？毫无疑问，在霍布斯和洛克时代，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理论的个人主义，的确最终形成了18 世纪苏格兰哲学家的无意结果教条，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什么理由说对个人活动的无意的副产品的研究现在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的

    必要的或甚至是主要的特征。但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又是什么变成方法论

    的个人主义的专横呢？从上面的观点看来，注意一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严

    格的解释(或者在这方面的“悟”教条)在经济学中意味着什么是很有益的。

    实际上，这种解释将排除掉所有不能简化为微观经济学命题的全部宏观经济

    学命题。由于至今只有很少宏观经济学命题做了这种简化，所以，几乎整个

    公认的宏观经济学都要被排除掉。在一种有如此毁灭性的含义的方法论原理

    里面，肯定有某些错误。在这里提到经济学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波普自己曾

    经解释说，必须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解释为在“理性原则”的社会问题中的

    运用，或“零方法”在“事态逻辑”中的运用。波普在他的知识传记里把这

    种事态分析方法解释为：……是一种把经济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的方法一

    般化的企图，以便使之能在其他理论的社会科学中运用……这种方法包括了

    建立一个社会局势模型，特别是包括了制度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中一个代理

    人用他的活动来解释他的活动的理性(零特点) 。于是，这就是可检验的社

    会科学假说的模型[见波普，1976 年，第 117 —18 页；又 1957 年，第 140 —1

    页；1972 年a ，第178 —9 ，188 页]。

    无论如何，让我们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有启发的假设来推荐：

    从原则上说，如果有可能和当有可能的时候，用个人的行为来给所有象宏观

    的因素、总体变量或不管被叫做什么的整体概念下定义是非常合意的。但是

    当不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陷入沉默，认为我们不可以蔑视方法论的

    个人主义原理。正象有一个辩论的参加者所写的：我们最能向社会科学家提

    出的问题是……他是否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作为虔诚地希望达到顶点的东西、作为一种近乎是尽量地封闭的思想牢记在心里。这至少可促使他向人

    们保证他决不再把经济的或其他方面的可疑的团体心理和非个人的“力量”

    拿来戏弄；他决不再把不可观察的性质归于同样是不可观察的团体实体。与

    此同时，他将不会由于方法论的认可就不管什么东西如何不精确，有多少问

    题，都顽固地坚持[见布罗德贝克，1973 年，第293 页]。

    现在我们重申了方法论的一元论，这样做甚至是和波普对其教条的冲

    淡相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至少和某些自然科学相比还不成熟的

    每种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即使在“硬的”自然科学和“软的”社会科学

    之间只有一度之差，这一度也是相当大的。没有哪一种社会科学能够吹虚是

    现代化学的普遍定律，是粒子物理学的数字常数，有牛顿动力学的预言的正

    确性。若是把社会科学同生物学、地质学、生理学和气象学这些自然科学相

    比较，情况就要好一些，但即使在这里，在我们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和我们

    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方面仍然有很大的距离。①从原理方面看，在自然科学

    的方法和社会科学的方法之间，也许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但是从实践方面看，这两者之间的划分几乎象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比如说，文学批评的原理的区

    别一样大。

    =============================================== ①事实上已经区

    分了库恩该书第一版中范例这个术语的21 种不同的定义 (见马斯特曼， 1970

    年，60 —5 页)。

    ①顺便说，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在科学史上长期呼吁把简单作为科学进

    步的标准的最好例子：哥白尼的 DeRevolutionlbusOrbiumCaelestium 没有

    达到象托勒密的 Almagest 那种预言的精确性，甚至也没有摆脱充塞在地心

    说的托勒密理论中的本轮和离心圈的说法，但是哥白尼的学说是对当时人们

    所知道的行星运动的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的事实的更简便的解释

    (见库恩，1957 年，第168 —71 页)。

    ②在所有对库恩的书的批评中，没有哪一种比图尔明的批评打击性更

    大的了(见图尔明，1972 年，第 98 —117 页) ，他从库恩在 1961 年发表的

    第一个声明到库恩的书在 1970 年的最后一版来追究库恩的思想。关于对库

    恩的书有深切的同情但在很多方面有同样严厉的批评可参阅萨普(1974 年，第135 —51 页)。

    ①就象库恩在他早期对哥白尼革命的研究中所指出的： “即使是在不列

    颠的大学里，牛顿物理学也花了 40 年才稳固地取代了卡特物理学。” (见库

    恩1957 年，第259 页)。

    ①简而言之，库恩最终放弃了沃特金发现在他的书中所埋藏的 4个互

    相区别的论题，即(1 )范例垄断论题——一个范例容不得其他的竞争对手；

    (2 )不相容论题——新旧范例之间是不相容和不对应的； (3 )无空档论题

    ——科学家们不会在抛弃旧理论和接受新理论之间挣扎； (4 )哥式塔转换或

    即刻范例论题——科学家们向新范例的转换是迅速和完全的。

    ①有一个经常自认自己从波普那里得益的科学家充分地表达了恶劣循

    环。

    在讨论用科学家的实践来检验科学方法论这个疑题时，彼德·米达沃

    (1967 年，第 169 是不可靠的。如果我们假定方法论是正确的，那么就没

    有必要把它付诸检验，因为检验不会否定它的正确性。 ”关于哲学家和科学

    史学家广泛地认识到这个恶劣循环的证据可参看拉卡多斯和马斯格雷夫(1970 年，第46 ，50 ，198 ，233 ，236 —8 页) ；阿钦斯坦(1974 年) ；赫西

    (1973 年) ；和劳丹(1977 年，第5 章)。

    ②我们将会看到，布卢尔(1971 年，第 104 页)在描绘拉卡多斯的研

    究工作的特征时离题太远了，他说拉卡多斯的“大量修正的做法构成了对波

    普方法的根本背叛，是全盘地销售某些最具有库恩主义者立场特征的东西。”

    然而，在认为拉卡多斯和库恩只有很小的区别而忽略了拉卡多斯的争论的整

    体目标方面，布卢尔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例见格林，1977 年，第6 —7 页)。

    ①我应该把进攻的和防守的方法论的区分归功于拉特斯(1974 年)。

    ①②如果科学研究框架的概念使某些读者感到含糊，那么他们必须记

    住理论的概念也是同样含糊的。事实上，即使是在很窄的、技术的意义上使

    用理论这个术语，要对它的概念下定义也是很困难的(见阿钦斯坦，1968

    年，第4 章)。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这样理解拉卡多斯的著作的。应该说拉卡多斯不

    是一个随和的作者，很难强其他进行精确的解释。他喜欢在注脚中做重大的

    立论，喜欢到处为不同的知识地位贴标签，喜欢制造新的用语和表达方式，喜欢前前后后引用他自己所写的东西——就好象如果人们不能理解他的全部

    东西也就不可能理解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这样做阻碍了人们对他的东西的

    简便的理解。

    ①拉卡多斯的“硬核”所表达的思想实质上和以熊彼特的“想象力”

    观点考察经济学史是一致的——“先行分析的认识行为为分析的努力提供了

    素材” (见熊彼特，1954 年，第 41 —3页)——或者和古尔德纳的“世界假

    说”是一致的，在他的解释里极力想象为什么社会学家们要采纳某种理论而

    又反对其他的(见古尔德纳，1971 年，第 2章)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可

    以当做关于拉卡多斯的“硬核”本质的特殊理论来读；在相信“意识形态”

    在科学的理论化中起了有意义的作用方面，马克思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在认

    为思想意识的阶级特征在接受或反对一个科学理论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方

    面，他又非常错误(见塞利格，1977 年，特别是第26 —45 ，87 —94 页)。

    ①更真实的说法是，拉卡多斯的劝告是把他写的尤勒理论史理性化，该著作在 1964 年发表。这部才气焕发的著作是以柏拉图式的对话写的，所

    有对数学史的引用都放在注脚里：这种做法表明了象“严密”、 “高雅”、 “证

    明”这些长期以来被视为纯逻辑的古老的数学概念不仅是附属于象“中肯”、“朴素”、 “推理需要”这些对应的科学概念的，而且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是从

    属于科学发展的。

    ②加斯顿·巴克拉德是法国的科学哲学家，他在法国之外鲜为人知，应该把他和英国及美国的公认观点批评家联系起来。对巴克拉德的评论参见

    巴斯卡(1975 年)。

    ①拉卡多斯的一个学生对他的科研框架方法论重新做系统的解释，证

    实了他的方法论的失败：见沃勒尔(1976 年，第 161 —76 页) 。关于对拉卡

    多斯的其他令人信服的批评，见伯格森(1976 年)和图尔明(1976 年)。

    ②参见一个马克思主义作家在这方面对波普所做的总的来说可以理解

    但又是强词夺理的、怀疑主义的批评：海因兹(1977 年，第6 章)。

    ①经济学家们应该很熟悉汉森的观点：萨缪尔逊《经济学》的观点。

    (1976 年，第10 —12 页)第一章中引用了这些观点。

    ①然而，没有什么对费叶拉本德的《反方法》的批评能够降低该书的横蛮的“诱惑力” ，这个词的最好的含义是：该书对科学学术界的不恭是巧

    妙的，它迷恋于所有的经历，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占星者和上帝的证人的经

    历，它不但取笑其他人同时也取笑自己；的确，很难知道作者是不是一直在

    嘲弄你。 《反方法》被广泛地评论，费叶拉本德在一本新书(1978 年)对他

    的评论者做了很有特色的反应，他对评论者的回答有他们的评论的两倍长，谴责他们对他的书错误地理解，错误地解释，回避问题，而最差劲的是缺乏

    幽默。他向我们保证说，除了科学家所偏爱的方法之外，还有其他方法能够

    补足理性的科学步骤，但是他并没有说这些方法是什么；他的反证大部分是

    成功经验的个人秘史加上非正统的医术。

    ③这种特别的猜测是缺乏理论的，仅仅以几个假设的实验结果为依据，当然还根据其很深的心理学要求(见汤普金斯和伯德，1973 年)。

    ②如果回到 100 万年前左右，维利科夫斯基的观点会显得更加有理。

    他的理论是理论充满预言的杰出例子，实际上所有那些例子都是特别的；加

    之，他责骂失误也象责骂成功一样频繁(见戈德史密斯，1977 年)。

    ①见W .图恩特(1973 年，第158 ，162 —74 页)。

    库恩至少主张(见库恩1970 年b ，第7 —10 页) ，在波普的划分标准下，应该承认不同于“世俗”占星术(预言整个民族和种族的未来)的“相命”

    占星术(预言个人的未来)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虽然这是已经被驳倒的观点。

    又见艾森克(1979 年)。

    ①对此波拉尼已经说过(见波拉尼，1958 年，第 183 星占、咒语、神

    谕、巫术、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的巫医和开业医生的医疗法，所有这些都在

    众眼之下通过他们假定的实践成功稳固地建立了几世纪。科学的方法是为了

    阐述事物的本质这个目的精确地设计出来的，这种设计是在更加细心地控制

    的条件下，以比现实问题造成的情况中所出现的更加严格的标准进行的。”

    ①对于在《如果事物可以谈论》的标题下为Verstehen 教条的有趣辩护，见

    马克卢普(1978 年，第315 —32 页)。

    ①韦伯的思想样板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特别的构思，这种构

    思特别地和觉得人的代理人和事件产生于这些代理人(例如经济人，资本主

    义，官僚，等等)的活动这样的思想有关。简而言之，韦伯的思想样板的定

    义涉及到把 VerAstehen 作为这种样板的基本要素。很多人都误解了韦伯的

    意思，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晦涩地说：思想样板既不是“思想” ，也不是“样

    板” 。伯格(1976 年)和马克卢普(1978 年，第 8 ，9章)都极好地解释了

    韦伯的非常含糊的思想样板理论。

    ②哈耶克回顾了很多他早期的反方法论的一元论的观点，现在他采取

    的是和波普的完全不同的态度：见巴里，1979 年，第2 章。

    ①实际上整个争论是由克里斯曼(1969 年，第 7期)和奥内尔(1973

    年)重新挑起的；又见尼格尔(1961 年，第535 —44 页) ；卢克(1973 年)；

    瑞安(1970 ①见马克卢普(1978 年，第 345 —67 页)要解决一个重大问题

    的审慎企图，这个问题是：社会科学真的是低劣的吗？他的回答是是，但又

    并不象大多数人看起来所想的那样差。第二篇 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

    第三章 证实主义者，大部分十九世纪的故事

    一、 经济学方法论的史前史

    一种有点费解但又很有意义的差别，把 19 世纪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著作

    和20 世纪的、或干脆说和最近40 年左右里的现代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著作区

    别开来。大不列颠的 19 世纪方法论学家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理论的

    前提上，并且不断地告诫他们的读者说，对经济预言的检验最多不过是一种

    冒险的事情。据说前提是通过一个人的内省，或者通过对自己的周围的因果

    观察中得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前提就成为在前的真理，而人们也知

    道这种在前的真理是比经验优越的；纯推理的过程从前提导出结论，但是只

    有在不存在干扰的原因的情况下，结论才能成为在后的真实性。因此，检验

    经济学含义的目的是要判决经济论证的可用性，并不是真的要判断它的确实

    性。这些 19 世纪的作者们是富有独创性的，他们的独创因忽略了经济预言

    而出现争议，在寻找其中的原因时，他们不知道会有什么束缚，他们只知道

    没有任何经验的或其他的依据能够证明一个人可以反对某种特定的经济理

    论。简而言之，大不列颠 19 世纪经济学方法论学家是证实主义者而不是证

    伪主义者，他们所鼓吹的是防守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设计来保护年轻科

    学的安全的，使之能抵挡任何一种或所有的攻击。

    如果我们把 1776 年《国富论》的发表视为经济学做为一种独立的原理

    “诞生”的标志，那么到 1827 年拿骚·威廉·思诺发表他的《政治经济学

    导论》 ，政治经济科学的萌芽刚好过了50 年。这是第一本自觉地讨论经济方

    法论中的问题的著作，作者 10 年后在他的《政治经济科学概况》 (1836 年)

    中精细地扩大了这种讨论。在 1836 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发表了他

    大名鼎鼎的论文《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 ，这篇论文树

    立了他作为经济问题的主要评论者的声望。他通过一部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大

    作进一步增强了这个声望，这部大作是《逻辑体系》 ，紧接其后的是一本严

    谨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 (1848 年) 。另一本重要的划时期的著作是约

    翰·埃雷特·凯尔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和逻辑方法》 (1875 年) ，而

    整个古典方法论年代都被约翰·纳维利·凯恩斯以不会出错的权威性的术语

    概括在 《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 (1890 年) 里， 这本书是和阿尔弗雷德·马

    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在同一年发表的，这两本书呈现了共同的调和的方法

    论前景。

    这并不是说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缺少方法

    论原理，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把它们明白地说出来，也许是他们

    认为方法论原理的重要性是太明显了，以至用不着为之进行辩护。亚当·斯

    密是一个特别使人震惊的例子，因为在他的著作中，不同部分的论证采用了

    极不相同的模式。在《国富论》的第一、第二册，斯密无拘无束地运用了比

    较静态的方法，这种方法后来和李嘉图的著作连在一起。而在《国富论》的

    第三、四、五册以及在《道德情感论》中的大部分，斯密举例运用了所谓的苏格兰历史学派的极不相同的方法。

    要把这些苏格兰历史方法的特征描述出来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不管

    是亚当·斯密还是其他这个学派的成员都没有用很多文字把这些方法记述下

    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方法显得是一方面包括了对历史阶段理论的坚

    定的信念，认为经济生产的一定的“模式”或类型和人的本质的某种永久的

    原理是相互作用的；另一方面又包括了深深地承认简单和优雅是对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做充分解释的至高无上的标准(见斯金纳，1965 学写了一篇令

    人吃惊的、学识渊博的论文，即《带领和指导哲学研究的原理；用天文学史

    来描述》 这篇论文大概是在1750 年左右写的， 但只是在作者死了以后在1799

    年才发表。

    ①斯密的论文是在牛顿的《基本原理》问世后仅仅60 周年的时候写的，他把牛顿的方法描述为一种这样的方法之一，即“从一开始”就制定了“某

    种基本的或被证明了的原理，我们就以之解释一些现象，用同一条链把它们

    串连在一起。 ”由于《道德情感论》把对他人的同情做为中心的作用，而《国

    富论》把利己行为做为中心的作用，这两本书都可以看做是斯密首先是审慎

    地企图把牛顿的方法用于伦理学，然后才用于经济学(见斯金纳，1974 年，第180 —1 页) 。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在关于天文学的论文里，斯密并不

    认为科学起源于人们对了解物质的本质的一种清闲的好奇或冲动，而是认为

    科学起源于人们要把“奇妙、惊讶和赞美”推向极限的欲望。甚至他判断科

    学思想的标准更多的是审美学而不是严格的认知论。他也更多地强调用象引

    力这种单个的熟悉的原理能解释不同的现象的优越性，而不是强调做出精确

    的预言的能力，这种偏好如果不比他判断科学思想标准的偏好更甚，至少也

    是同等的。

    无论是在斯密对哥白尼革命的解释还是对牛顿革命的解释中，都有很

    多因袭主义的东西，这也许是受到休谟初期同样的因袭主义激励的；这也就

    是说，斯密拒绝把牛顿力学做为一种“真理”来描述，这是和当时一般的观

    点截然相反的(见汤普森，1965 年，第 223 —3 页；林格伦，1969 年，第 901

    页；霍兰德，1977 年，第 134 —7 ，151 —2页，斯金纳，1974 年) 。然而，对于斯密把科学理论当做“想象中的机器”这种观点中的真实含义我们不必

    过于担心，因为他的论文完全没有引起那些紧跟他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注

    意，而且看来对19 世纪的科学哲学也的确没有什么影响。

    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

    到突出的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甚至李嘉图的社会哲学也只有在大

    量的讽刺里才隐约可辩(见哈奇森，1978 年，第 7 —10 页，第 2章) 。虽然

    李嘉图的方法论观点只有在他著作中的字里行间才能看得出来，但是他信服

    我们今天所谓的“解释的假说—推理模式” ，是这种模式的维护者，他有力

    地否认事实能自己解释自己。人们总是很难弄清楚李嘉图究竟是把他的理论

    体系的预言——生产食物的不断增加的成本、人口对食物供应的压力、收入

    中归于地主部分的不断增加的份额，以及投资机会的不断消失——当做是有

    条件的趋势描述还是无条件的历史预告，因为他的写作风格的特点是要缩小

    抽象的结论和具体的运用之间的区别。的确，熊彼特已经把李嘉图把高度抽

    象的经济模式直接运用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情况这种偏好称为“李嘉图恶习”

    (见熊彼特，1954 年，第 472 —3页) 。一方面， “李嘉图告诉马尔萨斯说他

    的目标是阐明原理，因此他就“设想有力的事例……这些事例也许能表明这些原理的作用” ；另一方面，他不断地告诉国会说，某些经济学结论“象万

    有引力定律一样确定无疑。 ”①不管怎么样，李嘉图的继承者从他的著作中

    得到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启示，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并不是由于他的著作中的

    研究方法，而是由于他的著作中的结果的确定性。

    对于李嘉图的方法论，特别是对李嘉图专一地注意经济作用力的长期

    均衡推论的习惯，马尔萨斯有很深的疑惑，虽然他从未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

    怀疑，但是他确实是怀疑在斯密的著作中有一种归纳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完

    全和李嘉图的演绎方法相反的。然而，虽然马尔萨斯的论证风格和李嘉图的

    有别，在价值问题和“一般的供过于求”的可能性上两个人也有很大的分歧，可是他们分析这些问题时的方法论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二、 穆勒的论文

    李嘉图在 1823 年去世，而在 19 世纪的 30 年代就发生了对李嘉图理论

    体系的激烈争论，在这个争论中，李嘉图的主要弟子詹姆斯·穆勒和约翰·雷

    姆萨伊·麦克库勒克企图把李嘉图主义和经济学本身等同起来。这个知识的

    争论时期好象是要产生一场方法论分类，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处于这种

    危急的局面。这时，不管是思诺还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都认为有必要建

    立统治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的原理。

    对于纯粹和严格地实证的科学和不纯的、继承下来的经济学的规范艺

    术(这个问题我们将到第五章再讨论)之间的区分，我们是很熟悉的，但第

    一个宣称这种区分的是思诺；他还第一个明确地建立了这样的思想，即认为

    科学的经济学的基础基本是 “极少的几个一般前提，这些前提是观察的结果，或者是一些觉悟，几乎每一个人只要他听到这些前提都会承认这些前提对于

    他的思想来说是很熟悉的，” 从思诺的这些结论于是就得出只有在不出现 “特

    别的搅乱原因” (鲍利，1949 年，第 43 页中引用)的情况下才站得住脚的

    东西。更甚的是，思诺还把“极少的几个一般前提”简化为四条，即(1 )

    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小的牺牲使财富最大化； (2 )人口的增长趋向于比生

    活资料的增长要快； (3 )使用机器的劳动能够生产正的净产品； (4 )农业要

    受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见鲍利，1949 年，第 46 —8页) 。思诺在这里也象

    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一样显得是最有独创性的古典经济学家。然而，对于这些

    同样的问题的讨论，穆勒就立即变得比思诺更加小心和有眼力，更甚的是，穆勒比思诺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检验纯理论的结论上。

    穆勒 1836 年的论文《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是从思诺对科学和政治经

    济艺术的区分开始的，这种区分是在一系列现实的真理和一整套规范的规则

    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再次以思诺的方式把经济学科分类为“思想的科学”，这种分类主要是考虑到人的动机和在经济生活中的行为模式(见穆勒，1961

    年，第312 页，317 —18 ) 。这种区分直接导致穆勒写下很有名的一段文章，在这段文章里， “经济人”这个邪恶的概念诞生了。尽管这段文章很长，但

    是很值得我们几乎全部引用以便反复阅读：现在人们对“政治经济学”这个

    术语的通常理解……把每个其他人的热情或动机完全抽象了；没有被抽象的

    只是那些被认为是出自与人们对财富的欲望永远是对抗的本性的热情或动

    机，即厌恶劳动，渴望满足昂贵嗜好的目前享受。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热情

    或动机是有其自己的精打细算的，因为它并不象其他的欲望那样仅仅是偶然

    地和对财富的追求相抵触，而是总象一种累赘或阻碍一样伴随着这种追求，因此它是不可分离地和追求财富的考虑揉合在一块的。政治经济学把人视为仅仅是要取得财富和消费财富；它要表明，生活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人，除非他们的行为动机处于我们上面说到的有两个永远相互对立的动机制约的

    程度，否则，只要他们的动机是他们的全部行为的绝对统治者，那么有的行

    为过程是应该鼓励的……这种科学……进行……处于这样的假设之下，即人

    是一种由其本质需要所决定的东西，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想要更多的财

    富而不是更少的财富，这一点就象我们在上面已经特别指出的人是由两种互

    相对立的动机构成的一样，没有任何例外。这并不是说有哪一位政治经济学

    家曾经荒唐到认为人真的是这样构成的，而是因为以上所说的是科学有必要

    处理的一种模式。当一个结果是依赖于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时，这些原因每

    次只能研究一个，必须分别地考察它们的作用规律，如果我们希望通过这些

    原因来取得预告或者控制结果的能力，我们就必须这样做……也许，没有哪

    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的活动仅仅是由于对财富的欲望而没有受到任何冲动的

    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考虑到人的这部分行为，财富甚至不是人的主要目标，政治经济学也并没有假装它的结论可用于对此进行解释。但是，在人的活动

    中也有特定的部分，在那里取得财富是主要的和众所公认的目的。仅是对这

    些部分政治经济学才关心。政治经济学需要采取的研究方式就是要把这个主

    要的、公认的目的当做就象真的是人活动的唯一目的一样；在所有同等简单

    的假说里面，这对假说是最接近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在我们

    所提出的人的活动的特定部分里面，如果没有来自其他因素的阻碍，取得财

    富的欲望会产生什么样的活动。以这种方式就可以取得比采取其他可行的方

    式更接近于人的这部分活动秩序的理论。这种理论可以通过针对来自人的其

    他部分活动的影响做适当的调整来纠正，可以证明这种纠正和任何特别事例

    的结果都是相互干涉的。只有在很少几个最惊人的事例(如人口定律这个重

    要的定律)中这种纠正才被篡解为政治经济学的自我解释；于是出于实际运

    用的缘故，纯粹的科学安排的严格性有点背离了。

    至今就人们所知的或可以假定的都表明，人追求财富的行为受到人的

    任何其他的本性的旁侧影响，这种影响比以最少的劳动和通过自我克制取得

    最大量的财富的欲望的影响更大。政治经济学的结论至今还不能解释或预告

    实际的事件，除非用和来自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相当的、正确的调整来修正

    这些结论(见穆勒，1967 年，第321 —3 页)。

    穆勒关于经济人的定义中有的特征需要强调。穆勒并不是说我们应该

    象他那样地看待整个的人，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宣称我们能够正确地预告一个

    人在经济事务中的实际行为。

    这种说法是“现实人”的理论，思诺不管穆勒的论文一生中都坚持这

    种理论(见鲍利，1949 年，第47 —8 ，61 —2 页)。

    “ 现实人”理论后来为阿尔弗雷德·马尔萨斯所接受，而且人们敢说，所有现代的经济学家都接受了这种理论(见惠特克，1975 年，第 1043 ，1045

    页注；马克卢普，1978 年，第 11 章) 。①穆勒所说的是，我们应该把特定

    的经济动机抽象化，这些经济动机如，在受到生计收入限制的情况下使财富

    最大化，追求闲暇；但同时又要承认生活中非经济动机(比如习惯和风俗)

    的存在，即使这种生活是属于经济学的一般范畴的。总之，穆勒所运用的是

    “虚构的人”的理论。此外，他又强调经济领域仅仅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这

    个事实。从这个程度上说，政治经济学做了两次抽象：第一次是对真正受到

    货币收入推动的行为所做的抽象，第二次是对与“其他方面的冲动”有关的行为所做的抽象。

    我们也要注意人们承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其他方面的冲动”的

    理论之一。人们经常忘记，在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基

    本上是由于他所谓的人自身的再生产的“非理性热情”造成的，这种理论很

    难和人是一个精打细算的经济代理人这种古典观点相一致。人所熟知，马尔

    萨斯承认除了“痛苦和邪恶”这个积极的因素和“道德束缚”这个预防的因

    素之外，没有什么能阻止人口的压力，其意思就是要推迟结婚并在婚前实行

    严格的禁欲：马尔萨斯从不指望在婚后会有自愿的限制家庭规模。在马尔萨

    斯的后来版本的《论人口》中，他承认道德束缚的确成为他那个时代的英国

    的自动限制因素，这种因素是从人口增长中自己产生出来的；换句话说，相

    对于每个人都“尽力改善自己的条件”这个同等自然的斯密趋势，他提出了

    “生育的自然热情” (见布劳格，1978 年，第 74 —5页) 。于是，最大的马

    尔萨斯困难可以说是引起了这样的经验式问题，即已婚的人们当他们考虑应

    该给这个世界养育多少个小孩时是不是真的做了有理性的精打细算。这样，很清楚的是，经济人的概念就直接地和马尔萨斯学说的确实性以及和古典经

    济学的李嘉图版本的关键问题联系了起来。

    还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穆勒还是思诺，都没有把经济人的讨论同工

    人选择工作时非金钱动机的作用联系起来，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

    册中非凡的第 10 章里是把这种动机做为工资决定中的决定性因素的(见布

    劳格，1978 年，第 48 —50 页) 。当我们认识到这些非金钱动机所关系到的

    并不仅仅是“厌恶劳动，渴望满足昂贵嗜好的目前享受” ，而是包括了甚至

    在牺牲货币收入的情况下，人们也要使心理收入最大化这一事实，包括了要

    减少不确定收入的变化而不只是要使其平均收入最大化，我们就会清楚，要

    详细地说明经济人的强制性动机比穆勒所想象要更困难。以现代的语言说，甚至要决定对据说经济代理人要使之最大化的效用功能提出什么样的争论也

    是困难的。

    在穆勒的论文中，紧接着经济人那一页的是描述政治经济学的特征，说政治经济学是采用“演绎的方法”的、 “基本是一种抽象的科学”， (见穆

    勒，1976 年，第325 页)。

    演绎的方法是同归纳的方法相对而言的，穆勒承认采用前一术语是有

    点不幸的，因为这个术语有时候是用来对一个哲学化的模式命名，而在经验

    中是根本找不到这种模式的： “对于归纳的方法我们指的是，这种方法需要

    以特定的经验而不是仅仅以一般的经验做为它的结论的基础。对于演绎的方

    法我们指的是(即人们通常所认为的) ，从一个假定的假说进行论证” (见同

    上，第324 —5 页) 。因此，经济人的假说是以某种经验为基础的，这经验即

    对同胞们进行内省或观察所得出的经验，但是这个假说并不是从特定的观察

    或具体的经验中得出的。

    由于假说只是一种假定，它也许完全“没有事实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

    上可以说， “结果，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就象几何学的结论一样，按普通的说

    法就是只在抽象的意义上是真的，这就是说它们的结论只是在特定的假设下

    才是真的” (见同上，第325 —6 页)。

    于是，穆勒的政治经济科学指的是一种推理分析的东西，其基础是假

    定的、心理学的前提，甚至从这些前提看来，这种推理分析也是从人的行为

    的非经济方面抽象出来的：当政治经济学原理被运用于某个具体的事例时，就需要考虑这个事例的所有个别的情况；不仅是考察……这个事例中和研究

    的问题相对应的情况，而且同样要考察这个事例中可能存在的其他情况，对

    于任何庞大的或具有强烈特点的事例来说，这些情况都是不平常的，而且没

    有落在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范围之内。这些情况被称为干扰因素。

    以上就造成了政治经济学所仅有的不确定性；而且除了政治经济学之

    外，一般地说以上原因也造成了各种道德科学的不确定性。在知道了干扰因

    素以后，为这些因素所做的必要的调整决不会改变科学的精确性，也不会有

    任何对演绎方法的偏离。对于这些干扰因素是不能仅仅用猜测来对付的。人

    们经常把干扰因素比做机器中的摩擦力，首先是仅仅把它们当做根据科学的

    一般原理猜测的、不能确定的扣除；但是很多这样的干扰因素会及时地被带

    到抽象科学自身的范围中来，人们会发现对于它们的影响能够象对受到它们

    调整的更重大的影响一样进行精确的估计。干扰因素也象那些受到它们所干

    扰的因素一样有自己的规律；根据这些规律可以对干扰作用的性质和数量做

    出先验的预告，这就象对受到这些规律所调整或干扰的更一般的规律所做的

    那样，但更恰当地可以说这些规律和一般的规律是并存的。于是，特殊因素

    的影响增加或者减少了一般因素的影响(见同上，第330 页)。

    正是因为干扰因素的影响使得“没有学习科学而只是学习政治经济学

    的纯粹的政治经济学家，当他企图把他的科学运用于实践时他就会失败” (见

    同上，第33 页)。

    由于在人的事务中不可能进行有控制的实验，混合的归纳一推理方法

    在事前就成为唯一的“道德科学的哲学研究的合理方法” (见同上，第 327

    页) 。但是，专门的归纳方法在事后就发挥独立的作用，它“不是做为发现

    真理的手段，而是做为检验真理的手段” ：因此，在检验我们的理论时我们

    不必过份地小心翼翼，在我们已经接近的特别事例中，通过把这个事例本应

    引导我们预告的结果和最值得相信的原因进行比较，我们就能得到那些确实

    已经实现了的理论。在我们的期望和真正的事实之间的差异经常是能够把我

    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重要的干扰因素上的唯一的事情，而这些干扰因素是

    我们曾经忽略了的。不仅如此，这种差异经常揭开我们思考中的错误，这种

    错误比对任何可以恰当地称为干扰因素的忽视还要严重。这种差异经常可以

    向我们显示我们的整个论证基础本身是有不足的；可以向我们显示我们所用

    以论证的资料仅仅是确实对结果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事情的一部分，而且还不

    总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见同上，第332 页)。

    虽然这完全是一种无懈可击的证实主义的论述，但值得注意的是，穆

    勒不能使自己把对预言检验的失败等同于拒绝以下的理论：一个“我们的期

    望和真正事实之间的差异”表明，要抛弃原先的理论不是因为它是错误的，而仅仅是因为它有“不足”。

    穆勒的论文中为了满足检验我们的理论需要的那几页转向了对趋向律

    的极好的阐述。

    毫无疑问，一个人经常对一整类的东西做断言，而这些东西中只有部

    分是真的；但他的错误通常不是断言做得过宽了，而是做了错误的断言；他

    预先指出实际的结果，但本来他应该只指出向着这种结果的趋势——这是向

    着这种结果的方向以一定的强度活动的力量。要考虑到例外；在任何还算是

    先进的科学中也许是没有例外这种东西的。被认为是一个原理的例外的东

    西，总是侵犯了这个原理的某些其他的和与之有别的原理：一些其他的力量冲击了原来的力量，并使之偏离原来的方向。没有和它的例外共同存在的规

    律——一条规律在 99 %的事例中起作用，而它的例外在 1 %的事例中起作

    用，这是不可能的。有两种规律，每种都可能在百分之百的事例中起作用，通过它们的联合作用产生共同的结果。如果在两种力量中较不明显的一种被

    称为干扰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某一个事例中足以超过另一种力量，造成了人

    们通常所称为例外的事例，这同一个干扰力在很多其他的事例中也许都作为

    一种影响因素起作用，没人会称这些事例为例外(见同上，第333 页)。

    三、 趋向律

    我们在前面说到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时候已经遇到了趋向律，现在我

    们最好是暂时离开主题来考虑趋向律在科学工作中的正确性。古典经济学家

    考虑到了干扰因素，认为干扰因素能够使经济理论的结论出现矛盾，这种考

    虑在现代经济学家中也有回响。现代经济学家呼吁，假定其他情况不变的条

    件是永恒地和经济“规律”的一般前提或论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①在俗

    人和学科学的学生中，都广泛地存在一种印象，认为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

    充塞在社会科学中，而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就极少存在。然而，离开

    事实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一个完全不要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科学理论事

    实上将导致完全封闭：在这个理论中引起所研究的现象发生重要变化的变量

    没有一个被省略，实际上只是在这个理论中的变量相互之间发生作用，它们

    同外界的变量没有发生关系。也许只有天体力学和非原子热动力学曾经接近

    于取得这种完全的封闭和完整(见布罗德贝克，1973 年，第 296 —8页)。

    物理学的高度封闭和完整的理论是很例外的，但甚至是在物理学和物理学以

    外的自然科学中也很少有有关的情况都被包含入它的理论中的例子，而这些

    情况远不是保持不变的。②通常，只要是对一个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假定其

    他情况不变条件在自然科学中的出现和在社会科学中的出现是一样多的：这

    种检验所采取的典型形式是，在假定检验之外的其他有关的起始条件和有关

    的因果关系缺席的情况下来论证结果。总之， ......


您现在查看是摘要介绍页， 详见PDF附件(473KB，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