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O P Y R I G H T

    书名：贸易的真相：如何构建理性的世界经济

    作者：【土】丹尼·罗德里克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

    ISBN：9787508642451

    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致我的孩子，Deniz、Odile和Delphine，他们让我相信世界越来越美好。“比较译丛”序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

    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

    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

    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

    ，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

    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

    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

    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

    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

    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

    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

    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

    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

    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

    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

    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

    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

    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

    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

    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

    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

    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

    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

    “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

    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

    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

    重新界定的时候” [1]。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

    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

    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

    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

    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2015年7月5日

    [1] Dani Rodrik,“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Wo

    rldviews，and Policy Innovations,”NBER Working Paper 19631，2003.序言

    经济学家是否要对特朗普令人瞠目地当选美国总统负责？经

    济学家也许希望自己拥有左右竞选结果的影响力。但即使他们没

    有促成(或阻止)特朗普上台，有一件事倒是肯定的：如果经济

    学家能坚持自己的经济学素养，而不是成为单纯的全球化啦啦队

    员，他们本可以对公共讨论施以大得多的正面影响力。

    将近二十年前，当我的论著《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问世

    时，我请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为该书题写封底推荐词。我在那本

    书中提出，在各国政府缺乏协调行动的情况下，过度全球化将加

    剧社会分裂，恶化收入分配，并破坏国内的社会契约。自那本书

    出版以来，这些观点已被广为接受。

    但是，当时那位经济学家却有些犹豫。他并非真的不认同以

    上观点，只是担心我那本书会成为“野蛮人的弹药”，保护主义者

    会对该书关于全球化缺陷的观点断章取义，为他们狭隘且自私的

    利益提供挡箭牌。

    我现在还会从经济学同行那里得到类似的反馈。某个经济学

    家会在交流后犹豫地举起手问：不担心你的观点会被你谴责的蛊

    惑民心者和民粹主义者滥用吗？

    在公开辩论中，我们的观点总是有被异见者利用的风险。但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会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应不

    遗余力地发表支持贸易的观点。这其中隐含的前提是，贸易辩论

    的双方有一方必是野蛮人。显然，那些抱怨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或贸易协定的人必定是可怕的保护主义者，而那些支持者

    总是站在天使的一边。

    事实上，许多支持贸易的狂热者是被其狭隘、自私的利益驱

    使。制药公司要求更严格的专利保护，银行争取自由进入国外市

    场的权利，寻求特别仲裁法庭帮助的跨国公司其实对公共利益并

    不关心。因此，当经济学家含糊其词时，他们实际上帮助了那些

    自私自利的“野蛮人”政党。

    一直以来，经济学家参与公共讨论遵循着一条潜规则：拥护

    贸易，但不过多纠缠于细节。这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果。经济

    学家的标准贸易模型通常会导致强烈的分配效应，在一方获得“

    贸易收益”的同时，某些生产者或工人群体的收入会受损。而经

    济学家一直深知，运转不畅的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信贷市场、知识或环境的外部性以及垄断等市场失灵，都可能会影响这些收

    益的分配。

    经济学家也清楚，如同强化专利保护规则和协调卫生安全标

    准，那些超越国界的贸易协议会影响国内法规的制定，但它们产

    生的经济效益是不明确的。

    尽管如此，只要有贸易协定出台，人们还是指望经济学家重

    提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能产生的奇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事件，对美国社会的收入分配有重大影响，但经济学家始终不关注贸易引发的分配效应。他们喜欢夸大

    贸易协定带来的总收益，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收益已经很

    小。他们支持将如今的贸易协议描绘成“自由贸易协定”。但如果

    知道这些“自由贸易协定”(比如TPP)中的知识产权或投资法规

    条款，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恐怕也会从坟墓里惊醒。

    不愿在贸易问题上实话实说，使得经济学家的公众信用度大

    跌。更糟糕的是，这已经助长了反对者的声势。由于经济学家未

    能完整地分析贸易的全貌，也没有做出必要的区别分析和警示，反而使贸易更容易受到各种错误观点的攻击。

    例如，尽管贸易可能导致不平等加剧，但它只是造成不平等

    的众多因素之一，它对不平等的影响远比技术要小。如果经济学

    家能同时关注贸易的负面效应，那么他们在这场贸易辩论中会更

    像可信赖的中立调解人。

    类似地，从劳工权利保护不足的国家进口商品会引发严重的

    分配正义问题，如果经济学家愿意正视这一点，我们就能对社会

    倾销(social dumping)展开更充分的公开讨论。这样，我们就能

    将贫穷国家低生产率导致低工资的情况与依靠侵犯劳工权利而降

    低成本的情况区分开来。这样，大量不存在社会倾销问题的贸易

    就能免受“不公平贸易”的指控。

    同样，要是经济学家听取了批评者的意见，关注汇率操纵、贸易失衡和就业流失等贸易的负面影响，而不是固守那些假设不

    会出现失业和其他宏观问题的模型，他们本可以在关于贸易对就

    业影响的讨论中占据主动。简而言之，如果经济学家能把研讨会上的警告、不确定性和

    质疑搬到公开辩论场合，他们本可以成为世界经济更强有力的捍

    卫者。不幸的是，他们一味捍卫贸易的热情事与愿违。那些对贸

    易抱有偏见的煽动型政客之所以能蛊惑人心并已大权在握，贸易

    经济学家至少得承担一部分责任。

    如同书名暗示的那样，本书不仅尝试澄清关于贸易的种种谬

    误，还将纠正关于经济学其他几个领域的陈见，以便开展更加平

    衡且有原则的讨论。虽然贸易是这些领域的核心，而且其中存在

    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经济学各领域的发展状况，但我们在金

    融全球化、欧元区或经济发展战略等政策讨论中也会发现相似的

    症状。

    这本书汇集了我关于全球化、增长、民主、政治以及经济学

    原理的最新非技术性工作。本书的内容来自我为“报业辛迪加”(

    Project Syndicate)撰写的月度专栏，以及其他一些短篇和长篇文

    章。多数情况下，我只对原文进行些许编辑和更新，提供了与本

    书其他部分的知识链接，并添加了参考文献和支持性材料。在某

    些章节，我重新改写了原有文章，以期提供一个更完整的无缝分

    析。完整的资料来源列在了本书的最后。

    本书展示了我们应如何以更坦诚的态度分析世界经济。这种

    分析世界经济的方式能为我们应对全球化逆流做好准备，甚至能

    大大降低其发生的可能性。本书还提出了一些着眼于未来的新理

    念，以期创建高效运作的国家经济体系和更健康的全球化。第1章

    实现更好的平衡

    在美国，关于全球贸易体系的讨论从来就不是热门话题。公

    众从未对世界贸易组织或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区域性贸易协定表示过强烈支持。不

    过，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虽然广泛存在，却也只是星星点点，难成

    气候。

    这让政策制定者能够在二战后缔结一系列贸易协定。始终在

    贸易谈判桌前争论不休的各主要经济体，签署了两大全球性多边

    协定，即《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此外

    ，世界上还存在着500多个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协定，其中绝大多

    数是在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签署的。

    但斗转星移间，国际贸易已经成为政治辩论的核心话题。美

    国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和唐纳德·特朗普同时将反对现有贸易

    协定作为竞选活动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使从其他候选人的言谈尺

    度看，在当前政治氛围下力挺全球化简直就意味着在选举中不战

    而降。特朗普最终赢得大选至少部分归功于他在贸易上的强硬立

    场。他在选举中承诺，要对有损美国利益而使他国受益的贸易协

    定展开重新谈判。特朗普等人关于贸易的民粹主义言论也许言过其实，但底层

    民众确实也叫苦不迭。这是因为，全球化并没有让所有人的生活

    都得到改善。在中国、墨西哥等国低成本进口商品的冲击下，许

    多美国工薪家庭陷入困境。 [1]

    一直以来，全球化的大赢家都是

    金融从业者以及那些因市场范围扩大而受益的高技能人才。虽然

    全球化从来都不是导致发达经济体内部不平等的唯一(或最重要)力量，但它的确扮演着关键角色。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却仍试

    图从近年来的贸易协定中找到有利于整体经济增长的证据。 [2]

    令贸易在政治上显得尤为显目的原因是，与导致不平等的其

    他因素(如科技)相比，贸易往往会以与众不同的方式激起人们

    对公平的关注。如果一个人因竞争对手的创新优势而失业，这并

    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倘若竞争对手将工作外包给一些国外企业

    ，并放任它们做一些在本国会触犯法律的事(如禁止工人组织集

    体谈判)，这种情况导致的失业就会激起众怒。人们介意的并非

    不平等本身，而是不公平造成的不平等，是被迫在不同规则下竞

    争的状况。 [3]

    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桑德斯大力宣扬要重新修订各

    项贸易协定，以更好地维护美国劳动人民的利益。但其言论立即

    激起了一片反对之声，因为全球贸易的停滞或逆转会使世界上最

    贫穷的群体失去利用出口摆脱贫困的希望。正如广受欢迎且一贯

    理智的Vox.com新闻网在其头条所言：“对于其他国家的穷人来说

    ，没有什么比伯尼·桑德斯的言论更可怕了。” [4]

    在发达国家引发社会和公平问题讨论的全球贸易规则，并不一定会与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发生冲突。全球化进步人士多此一

    举地把贸易和减贫捆绑在一起，反而对全球化议程产生负面影响

    ，陷入两头不讨好的取舍中。

    关于贸易如何惠及发展中经济体的标准说辞，忽略了贸易史

    中的关键一点：那些充分利用全球化推动增长的国家使用了一套

    促进出口的混合策略，并实施了各种违反现行贸易规则的政策。

    补贴、国产化率要求、投资管制以及常见的进口壁垒，对于形成

    本国高附加值的新产业相当关键。 [5]

    而那些只依靠自由贸易的

    国家(立刻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墨西哥)早已陷入了困境。 [6]

    这就是为什么自由化程度较高的贸易协定(如《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喜忧参半。如果在20世纪八九

    十年代就受到世界贸易组织式规则的束缚，中国将无法成功实施

    史无前例的工业化战略。而在原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

    框架下，越南可获得持续进入美国市场的保证(美方现有壁垒其

    实已很低)，但作为代价，越南必须在补贴、专利规则和投资管

    制上有所让步。

    其次，并没有历史证据表明，贫穷国家只有在发达经济体采

    取极低或零贸易壁垒时才能从全球化中受益。事实上，有史以来

    最成功的出口导向型增长经验(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进口关税还处于中等水平时。那时的关税

    可比现在要高。

    因此，对于既担忧富国国内不平等又思虑其他国家贫穷的进

    步人士来说，好消息是全球化确实有可能鱼和熊掌兼得。但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以较激进的方式改变达成贸易协定的路径。

    不过，这其中蕴含的风险也是极高的。管理不善的全球化不

    仅对美国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对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

    家)以及拥有全球大多数工人的中低收入国家也影响深远。因此

    ，一国在经济开放与政策管理的独立性之间保持平衡至关重要。如临深渊的欧洲

    深度经济一体化对治理和民主提出的挑战在欧洲最为明显。

    我曾将欧洲的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比作“超级全球化”(hyperglob

    alization)的独特实验。 [7]

    这场实验在广泛的经济融合与有限的

    政治融合之间形成了一道裂口，这在民主国家历史上前所未见。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超级全球化”实验的脆弱性展露无

    遗，那些外部严重失衡的弱势经济体急于找到解决方案。欧盟委

    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是：结构性改革。在他们看

    来，紧缩政策肯定会造成阵痛，但大规模结构性改革(放宽对劳

    动力、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管制)会使痛苦变得可以承受，并帮助

    欧洲病人痊愈。

    正如我将在后文解释的那样，这一想法始终就是一种不切实

    际的希望。

    毋庸置疑的是，欧元危机对欧洲的政治民主造成了极大伤害。在欧元危机中，人们对欧洲一体化项目的信心下降，中间派政

    党式微，极端主义政党尤其是极右翼成为主要受益者。这场危机

    还对欧元区以外国家的民主前景造成了伤害，这一点虽不为人知

    ，但也同样重要。令人惋惜的是，欧洲已不再是其他国家追求民

    主的灯塔。鉴于欧盟无法阻止其成员国(如匈牙利)实行明显的

    独裁专制，我们也无法指望它能推动周边国家的民主进程。我们

    已经看到这种后果：“欧洲灯塔”的丧失，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反复实施高压政策扫清了障碍。这种影响也发生在“阿拉伯之春”

    逐渐消逝的过程中。

    误入歧途的经济政策让希腊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希腊的

    政治病症反映了深度一体化的“三重困境”：超级全球化、民主和

    国家主权不可能同时兼得，三者最多得其二。 [8]

    与其他欧元国

    家一样，希腊不想放弃三者中的任何一个，最后落得个竹篮打水

    一场空。而后，希腊又推出了一系列新计划争取时间，但迄今尚

    未摆脱困境。紧缩政策和结构性改革能否帮助希腊恢复经济健康

    ，目前仍有待观察。

    但历史向我们表明，希腊已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会奏效。在

    民主国家，当金融市场和外国债权人的利益与国内工人、养老金

    领取者和中产阶级发生冲突时，通常是国内居民的利益优先。

    如果希腊最终全面违约，由此引发的经济乱局恐怕还不是最

    糟糕的，其政治后果更为可怖。欧洲一体化是二战以来欧洲政治

    稳定的核心支柱，一场混乱的欧元区分裂将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这不仅会破坏欧洲外围高负债国家的稳定，还会将祸水引向欧

    洲一体化的设计者，法国和德国等核心国家也将处于风雨飘摇中。

    这一噩梦般的场景仿佛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政治极端主义的

    胜利。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正是在强烈抵制19世纪末以来的全

    球化中孕育而生。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群体因市场力量和全球化

    精英阶层的膨胀而感到不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充分利用了

    他们的焦虑感。当时，自由贸易和金本位的实施，降低了社会改革、国家建

    构和文化复兴等国内事项的优先级。经济危机和国际合作失败不

    仅破坏了全球化，也打击了维持现有秩序的精英阶层。正如哈佛

    大学杰弗·弗里登教授指出的，这为极端主义铺平了道路。面对国

    家利益与全球主义之间的抉择，法西斯主义者、纳粹主义者和民

    族主义者选择了前者。 [9]

    幸运的是，法西斯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独裁政权已随风而逝。但经济一体化与地区政治之间一直剑拔弩张。长期以来，欧洲

    单一市场的形成速度要比欧洲政治共同体快得多，经济一体化走

    在了政治一体化的前头。

    这种不同步导致民众对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和文化认同的担

    忧与日俱增，却无法通过主流政治渠道疏解。国内政治受到的约

    束过多，无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而欧盟委员会的作用仍太过

    疲弱，无法获得足够的授权。

    从中间派的败局中获益最多的是极右派。法国国民阵线在玛

    丽娜·勒庞的领导下重焕生机，并已成为一股主要的政治力量，对

    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构成严重挑战。在德国、丹麦、奥地利、意

    大利、芬兰和荷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利用人们对欧元的不满情

    绪获得选票，并在某些国家的政治体系中扮演“国王拥立者”的角

    色。

    反对之声不限于欧元区成员国。在北欧，有新纳粹底色的瑞

    典民主党领先于社会民主党，并在2017年初的全国民意调查中升

    至首位。在英国，即便经济学家预警了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民众对欧盟的反感和对国家自主权的渴望还是让“脱欧”力量最终获

    胜。

    极右派的政治运动以往会利用反移民情绪。但欧盟对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的救助方式，以及欧元带来的麻烦，似乎使

    极右派的欧元怀疑论得到证实，这给他们输送了新的弹药。当勒

    庞被问及是否会单方面退出欧元区时，她自信地回答道：“在我

    当选总统后的几个月内，欧元区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与20世纪30年代一样，国际合作的失败使中间派政治家无法

    充分回应国内选民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诉求。欧洲一体化项

    目和欧元区的存在设定了政治辩论的基调：一旦欧元区崩溃，中

    间派精英的合法性将受到更严重的冲击。

    欧洲中间派政治家致力于实施“更欧洲化”的战略。一方面，此项战略推行速度过快，以至于各地区的焦虑来不及舒缓；但另

    一方面它又显得不够迅速，并未来得及形成真正的欧洲政治共同

    体。长期以来，他们始终走在一条动荡不定且备受紧张局势困扰

    的中间道路上。由于坚持一种被证明是镜花水月的“欧洲愿景”，欧洲的中间派精英已伤害到欧洲一体化的观念。

    对于解决欧洲危机的短期和长期措施，我们已能看清其轮廓

    ，下文会就此展开讨论。始终横亘于欧洲面前的一个抉择是：要

    么启动建立政治联盟，要么放松经济联盟。但欧洲对危机的处置

    失当，让人很难相信它能以最小的经济和政治成本，最终实现逢

    凶化吉。发展中国家的动向

    在过去20年里，发展中国家欣欣向荣。正当美国和欧洲陷入

    金融危机、财政紧缩和民粹主义反弹的泥淖时，以中国和印度为

    龙头的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增长和扶贫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

    果。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及南亚也曾一度与东亚为

    伍。然而，即使在鼎盛时期，新兴市场上空也笼罩着两朵阴云。

    首先，当今的低收入经济体能否复制曾推动欧洲、美洲和东

    亚快速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其次，它们能否建立发达经济体在20

    世纪实现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对于这两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否

    定的。

    从政治方面来看，建立和维持自由民主制度需要满足非常特

    殊的先决条件。这一挑战的关键在于，与选举式民主国家或独裁

    国家不同，自由民主的受益者往往不具规模优势，所掌控的资源

    也不足。其实这并不让人惊讶，即便是发达国家，在追求自由民

    主的过程中也将面临重重障碍。如果没有长期且深刻的自由主义

    传统，一国很容易滑向威权主义。这将对政治和经济发展造成负

    面影响。

    增长挑战与民主挑战相伴而行。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经济现象

    之一，就是我称之为“过早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

    n)的进程。 [10]

    部分归因于制造业自动化和全球化，与东亚经

    济体相比，低收入国家正在更快地耗尽工业化机会。要是制造业在传统上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增长引擎，过早去工业化也许还不会

    酿成多大的悲剧。可现实并非如此。我将在本书后续章节中讨论

    相关原因。

    事后看来，大多数新兴市场事实上并未实现可持续增长。与

    中国、越南、韩国等国的制造业奇迹不同，近期一些增长最快的

    经济体并没有建立现代化的出口导向型产业。无须细看，你就会

    发现这些经济体的高增长率由国内需求而非产业升级驱动，而前

    者又受短期资源性商品繁荣和不可持续的公共或私人负债推动。

    的确，新兴市场有很多领先的企业，中产阶级的壮大也引人注目。然而，这些经济体的劳动力只有很少一部分受雇于高效企业，剩余的很大一部分受雇于非正规的低效企业。

    自由民主在发展中国家是否注定前景黯淡，还是能以不同于

    当前发达经济体的形式存在？如果工业化失去了动力，发展中国

    家还可选择哪些增长模式？过早去工业化将对劳动力市场和社会

    包容性产生怎样的影响？为克服这些未来的新挑战，发展中国家

    需要一种崭新的创造性战略，以充分发挥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协同

    力量。贸易原教旨主义并不存在

    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挑战之一”就是“要维持一个开放、扩大

    的国际贸易体系”。遗憾的是，世界贸易体系的“自由主义原则”正

    “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贸易体系崩

    溃的危险很大……或者说可能将重蹈20世纪30年代的覆辙。”

    你可能会认为这些说法源于最近商界和金融媒体对逆全球化

    的担忧。事实上，早在1981年，这些说法便已见诸报端。 [11]

    当时发达国家的问题是滞胀。犹如今日之中国，那时的贸易

    巨人日本逐渐渗透并接管全球市场。美国和欧洲的应对之策是建

    立贸易壁垒，对日本的汽车和钢铁实施“自愿出口限制”。到处都

    充斥着令人心惊的“新贸易保护主义”言论。

    历史证明这种贸易悲观论是错误的。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建

    立、双边和区域性贸易投资协定的激增以及中国的崛起，全球贸

    易在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实现爆炸式增长，而非如预期般每

    况愈下。全球化(实际上更像超级全球化)的新时代就此开启。

    事后看来，20世纪80年代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并非与过去彻

    底决裂。正如政治学家约翰·鲁格指出的，这更像是维护而非破坏

    贸易机制。当时的进口“壁垒”和“自愿出口限制”是临时性的，是

    对新贸易关系引发分配关系调整的必要回应。 [12]

    当时误发警报的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是错的。如果政府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而不回应国内选民，那么局面可能会雪上加霜。

    在当代人看来，破坏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防止政治压

    力过度积累的舒缓措施。

    如今，观察者对逆全球化的担忧是否也有危言耸听之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警告，缓慢的经济增长和民粹主义可能导致

    贸易保护主义的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

    布斯菲尔德表示：“确保贸易一体化持续推进非常重要。” [13]

    然而迄今为止，几乎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各国政府正在偏离开

    放经济的轨道。特朗普总统可能会造成贸易混乱，但他的言胜于

    行。世界贸易警报网(globaltradealert.org)上有一个贸易保护主

    义措施的数据库，是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威胁论引用材料的主要出

    处。点击该网站上“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互动地图，你会看到遍

    布全球各地的红色圆圈像烟花一样盛开。这看起来的确令人担忧

    ，但当用鼠标点击“贸易自由化措施”，你同样会发现数量上相差

    无几的绿色圆圈。

    这次的差别在于，民粹主义政治力量似乎更加强大，更容易

    赢得选举。这种状况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造成的。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美国总统扬言退出多个贸易协定、修建

    驱逐墨西哥移民的隔离墙、惩罚迁至海外的公司，这些在不久之

    前均属天方夜谭。民族国家似乎在有意宣示着国家利益。

    但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验教训来看，只要有助于世界经济保

    持合理的开放，那么适度扭转超级全球化也可能会如塞翁失马一

    般。我们特别需要将自由民主的要求置于国际贸易投资需求之上。这种再平衡将有助于实现并维持开放的全球经济。

    让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者变得危险的，并不是他提出的特

    定贸易主张，而在于他似乎有意掌控一个狭隘的本土主义平台。

    而且，他的经济政策并不能让美国与开放的世界经济实现共同繁

    荣的愿景。

    当前，发达经济体主流政党面临的严峻挑战是，他们需要以

    民粹主义者擅长的鼓动方式提出一个实现全球共同繁荣的愿景。

    不应要求这些中左和中右政党不惜一切代价挽救“超级全球化”。

    如果希望以非正统的政策赢得政治支持，贸易倡导者应让自己的

    言论更有感召力。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看主流政党的政策动机是出于对平等

    和社会包容的向往，还是受到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驱动；辨别

    他们是想加强还是削弱法治和民主审议；考察他们是否尝试挽救

    而非破坏开放的世界经济。

    2016年的民粹主义风暴必然会打断过去几十年的贸易繁荣。

    虽然发展中国家可能会签署范围更小的贸易协定，但在特朗普当

    选美国总统之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

    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这两大区域性贸易协定已等同于失效。

    我们大可不必哀悼这两大区域性贸易协定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相反，我们应发起一场开诚布公的原则性讨论，把全球化和发

    展置于新的政治现实和技术条件基础上，并将自由民主的要求摆

    在重要位置。回归平衡

    超级全球化是一个极易招致强烈抵制的空中楼阁——毕竟，在提供市场所需的监管和法治方面，民族国家仍具有绝对优势。

    对超级全球化更深层次的异议还在于，精英和技术专家对超级全

    球化的痴迷，难以实现经济繁荣、金融稳定和社会包容等国内合

    理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我们需要直面这个时代的诸多问题：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程

    度应多高为好？在交通和通信革命明显消除地理距离的时代，民

    族国家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各国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向国际机构

    让渡主权？贸易协定究竟能实现什么，我们该如何改进？全球化

    在何种情况下会破坏民主？吾国吾民对国界之外的彼邦彼民有所

    亏欠吗？我们该如何以最佳方式履行彼此的责任？

    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在国家与全球治理之间恢复合理的

    平衡。我们需要一个多元化的世界经济。在这一经济体系中，民

    族国家能保留足够的自主权以形成特有的社会契约，并制定独立

    的经济战略。我认为，将世界经济作为“全球公地”的传统描述(

    即除非相互合作，否则各国经济将受损)极具误导性。如果一国

    的经济政策失败了，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国内而非国际因素。各

    国为全球经济做贡献的最好办法，就是维持自身经济的正常运转。

    在气候变化等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至关重要的领域，全球治理仍然十分重要。而且，全球通行规则有时还可以通过提高民主审

    议和决策水平，优化国内的经济政策。但我认为，与那些已成为

    当今时代标志的全球化协定相比，有利于改善民主的全球协定将

    大为不同。

    几十年来，民族国家始终处于政治和经济核心地位，但长期

    以来也饱受抨击。接下来，我们的分析就从民族国家开始。

    [1] 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参见Shushanik Hako

    byan and John McLaren,“Looking for Local Labor-Market Effects of

    NAFTA,”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98(4)，Octobe

    r 2016: 728-741。关于中国贸易造成的冲击，参见David H.Autor

    ，David Dorn，and Gordon H.Hanson,“The China Shock: Learning f

    rom Labor-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 Annual R

    eview of Economics ，vol.8，October 2016: 205-240。Hakobyan和

    McLaren发现，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其

    工资增幅比其他行业少了17个百分点。Autor等人发现，对于受贸

    易严重冲击的社区，当地的工资水平和就业状况遭到持续的巨大

    影响，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补偿。

    [2] 最近有一项学术研究利用现代贸易理论的高深模型得出

    这样的估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总收益仅相当于美国整体

    “福利”收益的0.08%。而该协定对贸易量的影响要大得多：美国

    从墨西哥的进口量增加了一倍。参见Lorenzo Caliendo and Fernan

    do Parro,“Estimates of the Trade and Welfare Effects of NAFTA,”Rev

    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82(1)，2015: 1-44。同样有趣的是，在美国0.08%的微小收益增长中，有整整一半不是由效率提

    高产生的，而是因贸易条件改善带来的。也就是说，根据Caliend

    o和Parro的估计，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相对于其出口商品的价格

    是下降了，但这并不代表效率的提高，而是反映了其他国家(主

    要是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收入转移。这些收益是以牺牲其他国家

    的利益为代价的。

    [3] Christina Starmans，Mark Sheskin，and Paul Bloom,“Why

    People Prefer Unequal Societies,”Nature : Human Behaviour ，vol.1

    ，April 2017: 82.

    [4] Zack Beauchamp,“If You're Poor in Another Country，This I

    s the Scariest Thing Bernie Sanders Has Said,”Vox ，April 5，2016

    ，http:www.vox.com20163111139718bernie-sanders-trade-glob

    al-poverty.

    [5] Dani Rodrik,“Growth Strategies,”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P.Aghion and S.Durlauf，eds.，vol.1A，North-Holland，2005: 967-1014.

    [6] Dani Rodrik,“Mexico's Growth Problem,”Project Syndicate

    ，November 13，2014，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

    arymexico-growth-problemby-dani-rodrik-2014-11? barrier=accessre

    g.

    [7] Dani Rodrik，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 Democracy and t

    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W.W.Norton，New York，2011.[8] “世界经济的政治困境”最早出现在Dani Rodrik,“How Far

    Wil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Go?”Journal of Economic Pe

    rspectives ，Winter 2000.在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一书中，我

    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9] Jeffry A.Frieden，Global Capitalism : Its Rise and Fall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W.Norton，New York，2007.

    [10] Dani Rodrik,“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Journal of Eco

    nomic Growth ，vol.21，2015: 1-33.

    [11] Carl J.Green,“The New Protectionism,”Northwestern Journ

    al of International Law Business ，vol.3，1981: 1.

    [12] John Gerard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2)，Spring 1982: 379-415.

    [13] “IMF Sees Subdued Global Growth，Warns Economic Stag

    nation Could Fuel Protectionist Calls,”IMF News，October 4，2016

    ，http: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61003AM2016-NA100

    416-WEO.第2章

    国家的运作机制

    2016年10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公开贬低“全球公民”这一概

    念，称“如果你自诩为全球公民，那你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此言一出，举世皆惊。

    她的发言招致财经媒体和自由派评论家的奚落和警觉。一位

    分析人士批评道：“当今最有益的公民形象，不但是诸如伯克郡

    这样小范围地区利益的捍卫者，而且也得是致力于提高全球福祉

    的斗士。”《经济学人》杂志称梅的言论代表了狭隘的逆流而动。一位学者指责她颠覆了正确的价值观，提醒人们其言论中飘荡

    着“1933年的回声”。 [1]

    我了解“全球公民”是个什么样子：我本人就是一个绝佳样本。我在一国长大成人，又在另一国定居，且同时揣着这两国的护

    照。我撰写关于全球经济的文章，而工作又让我有机会游历四方。我在其他国家旅行的时间总和，超过了我在任何一个国籍所在

    国度过的岁月。我身边的大部分同事也都出生于海外。我如饥似

    渴地阅读国际新闻，却常将本地报纸弃置数周而不顾。在体育方

    面，我对本国的国家队新闻一无所知，却是大西洋彼岸一支足球

    队的狂热粉丝。然而，梅首相的言辞却触动了我的心弦。它包含着一个基本

    事实，如果对此视而不见，恰恰说明全球的金融、政治和技术官

    僚精英如何故步自封，如何与同胞渐行渐远并失去他们的信任。

    一些人因深感遭到全球主义精英的漠视和抛弃而牢骚满腹。

    经济学家和主流政客常将民众的各种抵制视为令人沮丧的挫败，而那些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政客恰恰借此煽风点火。然而，全球

    主义如今正在消退，而民族国家则活力四射。

    多年来，知识分子中有一种共识始终占据上风，即民族国家

    的现实意义在不断削弱。所有人的关注点都在全球治理上，认为

    国际规则与国际机构要支持浩浩荡荡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以及世界

    主义意识的崛起。

    全球治理成为当今时代精英群体的箴言。他们认为，技术创

    新与市场自由化推动货物、服务、资本和信息的跨境流动猛增，使得全球各国联系十分紧密，任何国家都不能单枪匹马解决自身

    的经济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制定全球规则、全球协议和全球制

    度。这一观点如今得到广泛认可，任何质疑之声只会让人感觉犹

    如妄称太阳围绕地球旋转一般可笑。

    要理解这个观点如何一步步形成，我们就得深入剖析一下反

    对民族国家的理论依据以及支持全球化治理的理由。备受抨击的民族国家

    人们普遍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过时已久的概念，与21世纪的

    现实状况格格不入。对民族国家的抨击超越了传统政治分歧，也

    是能将经济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的少数几种事物之

    一。列昂·托洛茨基曾在1934年发问，“当要确保所有欧洲人都能

    享有文化发展的完全自由时，欧洲经济体的完整性又如何能保证

    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打破民族国家的藩篱：“要解决这个问

    题……必须完全解除民族国家对生产力的束缚。” [2]

    考虑到欧元

    区正经历的阵痛，托洛茨基的答案听上去有着出人意料的现代性。这也是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认可的观点。

    许多当代道德哲学家也加入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行列，认

    为国界是无关紧要的。即使不用长篇大论的表述，他们至少也会

    明确表明这一主张。下面是彼得·辛格的观点：

    如果我们必须向所在部族或者民族证明自己的正当性，那么

    我们的道德就会具有部族性或民族性。但如果通信革命催生了全

    球听众，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在全世界面前证明自身行为的合理

    性。技术变化为新道德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而新道德体

    系将为世间所有人服务。此前的任何道德体系，无论其辞藻多么

    华丽，都无法实现这一点。 [3]

    我们再看看阿玛蒂亚·森的观点：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国家(主要是民族国家)间的

    政治分歧是某种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不仅是我们要解决的现实

    障碍，还是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中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分支。 [4]

    国界在森和辛格眼中是一种障碍。但随着商业发展和通信技

    术进步，世界变得更加互联互通，国界造成的现实障碍应当也能

    够得到解决。

    同时，经济学家也对民族国家冷嘲热讽，指称民族国家是产

    生交易成本的源头，妨碍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这不仅

    仅是因为各国政府在其边境实施进口关税、资本管制、签证管理

    等限制措施，阻碍了商品、资金和人员的全球流动；更为根本的

    原因在于，主权国家的多元化产生了管辖权的分割以及相关的交

    易成本，货币、法律以及监管的差异成为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主要障碍。随着公开的贸易壁垒日渐减少，后一种交易成本的相

    对重要性在不断提高。进口关税只占总体贸易成本很小的一部分

    ，而交易成本则不然。詹姆斯·安德森和埃里克·范·温库普估算发

    达国家相关交易成本达到关税的170%，这个量级远高于进口关税。 [5]

    对经济学家而言，存在这种规模的成本，相当于在路边随意

    抛撒100美元大钞那样可惜。他们认为，在去除掉各国管辖权的

    差异之后，全球经济会从贸易中获得类似二战后多边关税自由化

    的巨额收益。因此，全球贸易议程愈加专注于实现监管体制的一

    致性，范围涵盖了从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标准到金融监管等方方面

    面。这也是欧洲国家注重推行单一货币以实现共同市场梦想的原

    因。经济一体化需要约束民族国家自身的货币发行能力，执行一致的监管措施，并实施同样的法律标准。民族国家的持续生命力

    一直以来都有人预言民族国家会消亡。“对任何一个研究世

    界秩序的学生而言，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族国家的命运”，政治

    学家斯坦利·霍夫曼曾在1966年写道。 [6]

    雷蒙德·弗农1971年经

    典之作的标题就是《困境中的国家主权》(Sovereignty at Bay )。 [7]

    两位学者其实本是想给“民族国家消亡论”泼冷水，但他们

    的笔调反映出一股汹涌的主流舆论潮流。无论是欧盟(霍夫曼的

    研究重点)还是跨国企业(弗农的课题对象)，都普遍认为民族

    国家正被更有生命力的新发展趋势替代。

    不过，民族国家仍不愿意就此成为明日黄花。民族国家证明

    了自己出色的适应力，至今仍然是全球收入的主要分配者、市场

    化制度的首要核心以及个人情感纽带的主要归属。只要想想下面

    一些事实，我们就能一目了然。

    为了测试我的学生对全球不平等决定因素的直觉，我在开课

    第一天就问他们是希望成为穷国中的富人还是富国中的穷人。我

    告诉他们只需要考虑消费水平，且只将“富”和“穷”的标准认定为

    在一国收入分配中最顶端和最底端的5%。相应地，一个富国的标

    准是人均收入处于所有国家最顶端的5%，而穷国则处于所有国家

    最底端的5%。在知晓这些背景后，大部分学生通常会表示希望成

    为贫穷国家的富人。

    事实上，这种选择真是大错特错。按以上设定计算，富国中的穷人几乎要比穷国中的富人富有近5倍以上。 [8]

    让这些学生犯

    错的是一些幻象：他们在穷国中见到的那些出门奔驰宝马、宅内

    保安门房的超级富豪只是人口中极小一部分，远比问题设定的收

    入分配最顶端5%的人要少。事实上，最顶端5%人群的平均收入

    比顶级富豪低得多。

    学生们由此就会发现世界经济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人的

    经济财富首先是由其出生地(哪一个国家)决定的，其次才由其

    在国内收入分配中的位置决定。如果用更技术性且更精确的术语

    来说，全球不平等主要源于不同国家间的不平等，而非国家内部

    的不平等。 [9]

    由此可知，全球化已经消除各国差别的论调可以

    休矣。

    我们再考虑一下民族认同的作用。有人会认为，在跨国密切

    联系的推力以及本地关联性的拉力作用之下，人们对民族国家的

    情感依赖日渐淡薄。但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民族认同仍然普

    遍盛行，甚至在这个世界上某些偏僻的角落里也是如此。即使在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民粹主义反弹之前，这种情况都真实存在。

    为观察民族认同感的持续生命力，我们参考了世界价值观调

    查(World Values Survey)。该调查覆盖了57个国家的8万多人(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在调查中，受访者需要回答

    一系列关于本地、国家和全球情感依赖强度的问题。我计算受访

    者中对“我认为自己是国家民族的一个公民”表示“认同”或“非常

    认同”的比重，以此确定民族情感依赖的强度。我又计算受访者

    中对“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全球公民”表示“认同”或“非常认同”的比

    重，以此衡量全球情感依赖的强度。我将以上两个比重减去受访者中对“我认为自己是本地社区的成员”表示认同的比重，以便实

    现某种标准化。换言之，我测算了与本地情感依赖相对应的国家

    和全球情感依赖。研究使用了2004—2008年的调查结果，因为这

    一调查发生在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可排除经济衰退对

    调查结果的干扰效应。

    图2.1显示了全球样本的整体结果以及美国、欧盟、中国和印

    度的情况。图中突显的并不是国民身份认同远强于“全球公民”的

    身份认同，因为这一点本就在意料之中。令人惊讶的发现在于，国民身份认同比本地身份认同有更强大的影响力，这一点可从标

    准化后的国民身份认同比例仍为正数中观察到。这种倾向在整体

    上存在，而美国和印度这两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最为明显。实际上

    ，我们原本以为这两国的本地情感依赖强于民族国家的情感依赖。

    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欧洲公民对欧盟的情感依赖如此之低。事实上，如图2.1所示，即便经过了长达几十年的欧洲一体化和

    相关制度建设，欧盟公民身份的概念对欧洲人来说，似乎就如全

    球公民身份一样虚无缥缈。图2.1 国家、全球和欧盟公民身份认同(减去本地社区的

    情感依赖)

    注：该图的指标是用“我认为自己是国家民族的一个公民”

    和“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全球公民”的“认同”或“非常认同”比

    重，分别减去“我认为自己是本地社区的成员”的“认同”或“

    非常认同”比重。

    资料来源：D.Rodrik,“Who Needs the Nation State?”Econo

    mic Geography，89(1)，January 2013: 1-19。

    如此看来，自2008年之后全球情感依赖变得愈加淡薄并不足

    为奇。特别是在某些欧洲国家，对全球公民身份认同的比重(标

    准化后)大幅下降：德国从2004—2008年的-18%降至2010—2014

    年间的-29%，同期西班牙则从-12%降至-22%。持不同意见的人会说，此类民意调查有意模糊了不同人群之

    间的差异。我们通常预期那些年轻人、高素质劳动力以及高学历

    人士会挣脱国家认同的束缚，在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情感依赖方

    面更加全球化。如图2.2所示，这部分群体确实与其他群体存在预

    期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而且也不会改变整

    体格局。即使在年轻人(25岁以下)、大学毕业生以及专家群体

    中，国民身份认同感也强于本地情感依赖，比起全球情感依赖更

    是强得多。

    图2.2 社会人口学影响

    注：该图的指标是用“我认为自己是国家民族的一个公民”

    和“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全球公民”的“认同”或“非常认同”比

    重，分别减去“我认为自己是本地社区的成员”的“认同”或“

    非常认同”比重。资料来源：D.Rodrik,“Who Needs the Nation State?”Econo

    mic Geography，89(1)，January 2013: 1-19。

    最后，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人们对民族国家是

    否能发挥持久作用的疑问肯定已荡然无存。最终，还是国内政策

    制定者出手阻止了一场经济崩溃，是各国政府拯救了银行、补充

    了流动性、提供了财政刺激并解决失业问题。英格兰银行行长默

    文·金的评论令人印象深刻：银行在全球范围内经营，但银行破产

    的影响由具体国家承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新近更新的二十国集团(G20)都只不

    过是清谈俱乐部。在欧元区，是从柏林到雅典的各国首都出台的

    决策决定了危机如何收场，而不是布鲁塞尔(或斯特拉斯堡)的

    政治家采取的行动发挥了作用。而且，最终承担所有错误和些许

    责任的也是各国政府。支持民族国家的规范理由

    从历史角度看，民族国家一直以来都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

    进步紧密相连。民族国家有效遏制了内乱，将凝聚力网络覆盖到

    地方群体之外，刺激了大规模市场和工业化的发展，调动了人口

    和金融资源，并推动了代议制的传播。 [10]

    内战和经济衰退是当

    今“失败国家”的宿命。在那些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的国家，居民

    很容易忽视民族国家在克服这些挑战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民族

    国家之所以会失去知识分子的赞美，有一部分原因是，知识分子

    视那些成就为理所当然的存在。

    但作为一种有领土边界的政治实体，以全球化的视角看，民

    族国家果真是实现理想的经济和社会目标的障碍吗？或者，民族

    国家对于实现这些目标是否不可或缺？换一个角度，除了强调民

    族国家如今仍然存在且未见衰落之外，我们还能为民族国家提出

    更有力的辩护吗？

    我先明确一下“民族国家”这个术语。“民族国家”一词会唤起

    人们对于民族主义内涵的联想。本书中，我强调的不是其“民族”

    或“民族主义”部分，而是其“国家”部分。特别是，我感兴趣的“国

    家”是作为特定空间界限中有独立管辖权的实体。从这个角度出

    发，我将民族视为国家出现的结果，而不认为国家是民族孕育而

    生的产物。正如法国大革命理论学家西哀士所说：“何为民族？

    民族就是生活在一个共同法律体系之下并由同一立法机构代表的

    一众人等。” [11]

    我对于民族是什么、各民族是否应拥有独立的国家或者世界上应该有多少国家等争论并不关心。

    相反，我想提出一个坚实的观点，解释为什么稳健的民族国

    家实际上是有益的，特别是对世界经济而言。我将论证民族国家

    的多样性实际上增加而非削减了价值。我的出发点是：市场需要

    规则，而全球市场需要全球规则。一个真正无边界的全球经济，其经济活动完全超脱于国家的疆域，必然推动跨国规则制定机制

    的形成，使其符合全球性市场的规模与范围。但即便实现了这一

    点，我们也不会达成理想的结果。这是因为市场支持型规则并非

    只有一个模板，保持多样性制度之间的试验和竞争才能达到理想

    状态。而且，不同地方群体的需求和对制度形式的偏好大相径庭

    ，历史传承和地理因素仍限制着这些需求和偏好的趋同。

    因此，我认为民族国家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崩解的源头之一。

    我认为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行为最终只能事与愿违，它既不会给

    我们带来更健康的世界经济，也不会产生更好的规则。

    图2.3左半部分呈现了典型的全球主义者观点，我的观点与之

    不同。在全球主义者看来，由交通通信技术革命推动的经济全球

    化，瓦解了全世界不同地域人群之间的社会和文化障碍，培育了

    一个全球社区。他们进一步指出，一个全球政治共同体(即全球

    治理体系)呼之欲出，这将支撑和进一步增强经济一体化。图2.3 可替代的动力强化机制

    资料来源：D.Rodrik,“Who Needs the Nation State?”Econo

    mic Geography，89(1)，January 2013: 1-19。

    我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想法，强调了一种不同的动力机制，这种机制可以维持政治分立且经济未完全一体化的世界不断发展

    (如图2.3右半部分所示)。在这种动力机制中，偏好异质性、制

    度的非唯一性以及地理多样性，产生了对制度多元化的需求。制

    度多元化妨碍了完全的经济一体化，而不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反过

    来强化了异质性和距离因素。当第二种动力机制的力量足够强大

    时(我将在后文论证其强大的原因)，按照第一种动力机制的规

    则运作只会让我们陷入困境。超级全球化的徒劳无功

    市场的运转依赖于非市场的制度，因为市场无法自我创造、自行监管、自动稳定或自主立法。任何超出邻里间简单交换的交

    易，都要求对运输、通信和物流进行投资。市场还需要一个有利

    于合同履行、信息提供和防止欺诈的环境，一种稳定可靠的交易

    货币，以及使成果分配符合社会规范的各类制度安排等。一个运

    行良好、可持续发展的市场，需要各类体制机制为市场提供监管

    、再分配、货币和财政稳定以及争端管理等重要功能。

    迄今为止，这些制度功能的大部分一直由民族国家提供。从

    二战后到现在，民族国家不但没有阻碍全球市场的发展，反而从

    诸多方面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

    前一直主导着全球经济。该体系背后的指导原则就是，各国(无

    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独立的国家)都需要一定的自主政策空间，以便于它们管理各自的经济并保护其社会契约。限制国家间金融

    资本自由流动的资本管制，被视为全球金融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贸易自由化一直仅限于工业制成品领域以及工业化国家内部。

    当低成本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进口导致本国相关产业和地区出现

    失业、进而威胁国内社会稳定时，它们也会被单拎出来作为一种

    特殊体制对待。

    不过，贸易和投资流动还是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而且很大

    一部分原因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安排有利于打造良好的国内

    政策环境。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要贸易和金融中心维系的各种规则。正如约翰·阿格纽强调的，国家货币体系

    、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实践都是金融全球化的基石。 [12]

    贸易开

    放得以维持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更多靠的是国内政治博弈而非

    关贸总协定的规则。

    民族国家是全球化的推动者，但也是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终

    极障碍。将全球化与健康的国内体制相结合，有赖于管理好全球

    化和民族国家之间的这种张力。如果像20世纪20年代时一样过多

    偏向于全球化，我们就会损害植根于国内体制的市场。如果像20

    世纪30年代那样过多偏向于国家，我们就会失去国际贸易带来的

    收益。

    从20世纪80年代起，人们的思想天平发生了决定性转变，开

    始青睐市场而反对政府干预。这种转变的国际性影响就是我所称

    的“超级全球化”得到了全面推动， [13]

    全球经济开始试图取消妨

    碍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所有交易成本。这一行动在贸易领域取得的

    最大成果是诞生了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规则现在已扩展到服务业

    、农业、补贴、知识产权、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标准以及之前被视

    为国内政策适用的各类领域。在金融领域，资本自由流动已经成

    为标准，而不是例外；监管机构则专注于实现金融规则和标准的

    全球协调。绝大部分欧盟成员国则走得更远，它们率先减少了彼

    此间的汇率波动，并最终采用了单一货币。

    超级全球化的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国内治理机制遭到削弱

    ，而全球治理体制尚未完善。其中的一类失败，源自将规则制定

    推到远超过政治辩论和可控范围之外的超国家领域。这类失败体

    现为喋喋不休地抱怨民主缺陷、合法性缺失以及话语权与问责的缺位。这些抱怨已成为附着在世界贸易组织和欧盟体制上的长期

    特征。

    而当规则制定仅着眼于国内时，另一类失败就会出现。与处

    于不同发展水平、拥有迥异制度的国家开展贸易的规模提升，加

    剧了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和经济不安感。更具破坏性的是，已成为

    国内金融稳定重要支柱的相关制度(如最后贷款人、存款保险、破产法、财政稳定器等)，在全球层面上并无对应的制度安排，这让全球金融成为不稳定和大规模阶段性危机的源头。单凭国内

    政策并不足以解决经济金融极致开放带来的各类问题。

    那些在新开放体制下表现最好的国家，恰恰就是那些并未被

    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热情冲昏头脑的国家。中国取得了史

    上最引人瞩目的扶贫与经济增长成果，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全球经

    济开放的主要受益者。但就中国自身而言，它采取了一套极为谨

    慎的战略，将广泛应用的产业政策、延迟实施的选择性进口自由

    化以及资本控制措施相结合。事实上，中国是在按照布雷顿森林

    体系而非超级全球化的规则参与全球化。全球治理是可行之道还是空中楼阁？

    目前，人们达成共识的全球化弊病，源自市场的全球性与市

    场管理规则的国内性之间的失衡。从逻辑上讲，这种失衡只能通

    过如下两种方法中的一种加以纠正：将治理范围扩展到民族国家

    之外或者限制市场的范围。在政治正确的语境中，似乎只有第一

    种选项才受人垂青。

    “全球治理”在不同人眼中有着迥然不同的意味。对政策官僚

    来说，“全球治理”是指新的政府间论坛，如二十国集团和金融稳

    定论坛。对某些分析人士而言，“全球治理”意味着跨国监管机构

    网络的出现，制定着从卫生到资本充足标准的通用规则。 [14]

    对

    另一些分析者而言，全球治理是一种“私人治理”体制，对应着公

    平贸易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等制度。 [15]

    不过也有一些人将其想象

    为可问责的全球管理流程，这一管理流程“依赖于本地辩论，并

    在全球比较中获取信息，且在公共理性的空间里运作。” [16]

    对

    许多活动家而言，这意味着国际非政府组织有着更大的掌控力。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全球治理新形态仍然很脆弱。但真正的

    问题在于它们是否能够发展壮大，变得足以经受超级全球化的冲

    击，并激发真正的全球认同感。我不认为全球治理模式能做到这

    一点。我将从如下四个方面阐述我的观点：(1)市场支持型制

    度并非万能；(2)地方团体对制度形式有着不同的需求和偏好；(3)地理距离限制了这些需求和偏好的趋同；(4)不同制度

    之间的实验和竞争才是理想的形式。市场支持型制度并非万能

    正如我之前所言，确定市场支持型制度提供的“功能”相对简

    单。这些制度能够创造市场、监管市场、稳定市场并为市场提供

    法治基础。但确定制度应采取何种形式则另当别论。我们并无理

    由相信这些功能只能以特定的方式提供，或者认为发挥这些功能

    的制度形式屈指可数。换言之，制度功能并不会一对一地映射到

    制度形式上。

    所有发达国家都是以私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某种变体。

    但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历史上都是在大相径庭的制度环境下不

    断发展演进的。它们在劳动力市场、公司治理、社会福利制度和

    监管手段等方面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实践做法。这些国家在不同制

    度规则下同样成功地创造了可观的财富，这说明了经济成功的一

    条重要经验：条条大路通罗马。是的，市场、激励、产权、经济

    稳定和可预期性都很重要，但我们并不需要千篇一律的药方。

    经济增长本就起伏不定，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亦是如此，所以

    对某种制度的短暂追捧也实属正常。近几十年来，欧式社会民主

    、日式产业政策、美式公司治理和财务制度都在不同阶段受到追

    捧，待到其光芒黯淡之时才会淡出人们关注的视野。尽管世界银

    行和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极力推行最佳实践，但制度

    模仿鲜有成功的案例。

    制度模仿不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制度组成要素通常是彼此互补的，只关注局部的改革注定会失败。例如，当劳动力市场缺少

    职业培训项目和完备的社会安全网时，解除劳动力市场管制，允

    许公司可以更随意地解雇工人，这就容易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利益相关者约束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允许金

    融机构自我监管将带来一场灾难。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的多样性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一书中，彼得·霍尔和大卫·索斯凯斯

    确定了发达经济体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类型，他们称之为“自

    由市场经济”(liberal market economies)和“协作型市场经济”(c

    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 [17]

    如果我们将视野拓宽至亚洲

    ，当然还能发现其他制度类型。

    更根本的一个原因则同制度设计与生俱来的可塑性有关。正

    如罗伯托·昂格尔强调的，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在当世观察到的制度

    差异已穷尽了一切可能。 [18]

    理想的制度功能，如将私人激励机

    制与社会利益最大化协调一致、确保宏观稳定以及实现社会正义

    等，都可通过不计其数的方式实现，其中唯一的限制就是我们的

    想象力。世间并不存在一套最佳的制度组合模板，那只不过是人

    们一厢情愿的幻象罢了。

    这并不意味着制度上的差异不会产生实际后果。制度的可塑

    性并不代表制度总能发挥积极作用：在很多社会中，制度显然未

    能为生产、投资和创新提供充分的激励，更别说能支持社会正义

    了。但即使在相对成功的社会中，不同的制度安排也常常会对不

    同群体产生差异化的影响。例如，与协作型市场经济相比，自由

    市场经济为最有创意和成功的社会成员提供更好的机会，但也会

    造成更大的不平等，让工人阶层产生更多经济上的不安全感。理查德·弗里曼就指出，在高度管制的劳动力市场，收入分布区间较

    窄，但并不一定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 [19]

    对此，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还有一个有趣的类比。这条定理

    指出：任何帕累托有效均衡都可通过一个禀赋分配合理的竞争性

    均衡来达成。事实上，制度安排就是那些指导人们如何配置各类

    社会资源的规则。这些规则决定了各种禀赋的分配方式。每一个

    帕累托改进结果可在一套特有规则的支持下实现。反之，每一套

    规则也都有潜力产生各异的帕累托改进结果。(我说“有潜力”是

    因为，“糟糕的”规则显然会产生人人受损的帕累托倒退结果。)

    我们尚不清楚如何在各种帕累托有效均衡中做出事前选择。

    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才使人们在不同的可选制度之间进行抉择

    时如此困难，因此留给政治共同体决策不失为一种最佳方式。异质性与多样性

    伊曼努尔·康德曾写道，宗教和语言让人们产生隔阂，阻碍了

    大一统君主体制的出现。 [20]

    但事实上还有许多其他东西让我们

    产生隔阂。如我在前一节讨论的，制度对福利分配以及经济、社

    会和政治生活的许多其他特征影响显著。人们在如何取舍公平和

    机会、经济安全和创新、稳定和动力、经济成果和社会文化价值

    观等问题上并无定论，对于其他制度选择会有何种后果也众说纷

    纭。最终，偏好上的差异成为反对全球制度融合的主要理由。

    先设想一下应当如何监管金融市场吧。对于金融监管制度，各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选择。是否应当隔离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

    银行业务？是否要对银行的规模设定上限？是否应当建立存款保

    险制度？如果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该制度应覆盖多大的范围？

    能否允许银行用自营账户进行交易？银行应就其交易披露多少信

    息？银行高管薪酬可否只由董事会确定而不做任何监管限制？银

    行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标准应如何设置？是否所有的衍生品合约

    都得在交易所进行交易？信用评级机构该起到何种作用？如此等

    等，不一而足。

    对于上述问题，一个核心的权衡是如何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稳

    定之间取舍。一种简单的选择是完全放开金融创新(开发新的金

    融产品)的限制，但这是以经济危机和崩溃的概率不断提高为代

    价的。强力监管倒是可以缩小危机发生的范围并降低危机成本，但很可能会以提高金融成本并剥夺很多人享受金融服务为代价。这种权衡并没有唯一的最优解。对那些在“创新—稳定”的组合区

    间有着不同偏好的群体而言，要求他们都选择相同的监管制度可

    能会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但代价是强加了许多与本地偏好格格不

    入的安排。这就是金融监管目前面临的两难困境，即银行内部在

    推行统一的全球交易规则，而国内立法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始终抗

    拒统一监管。

    另一个例子就是食品监管。在1998年的一项争议性案例中，欧盟禁止进口使用某种生长激素的美国牛肉，美国称该行为违反

    了《实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SPS)，而世界贸易组

    织站在了美国的一边。有趣的是，欧盟的这一禁令并非专门针对

    进口产品，而是对进口牛肉和本土牛肉都一视同仁。该禁令由警

    惕潜在健康威胁的欧洲消费者游说团体推动，背后似乎并没有保

    护主义的动机。不过，世界贸易组织裁定，这项禁令违反了《实

    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中的一项规定，即相关政策必须

    依据“科学证据”制定。[在2006年的一个类似案例中，世界贸易组

    织也否决了欧盟对转基因食品与种子(GMO)的限制，再一次对

    欧盟科学风险评定的适当性提出异议。]

    事实上，迄今为止鲜有证据显示生长激素会产生任何健康威

    胁。欧盟辩称它采用了世界贸易组织并未明确规定的更宽泛原则

    ，即所谓的“预防原则”，允许对科学上的不确定性采取更谨慎的

    态度。预防原则颠倒了举证责任，它并不关注“是否有合理的证

    据证实生长激素或转基因食品或种子有副作用”，而是要求政策

    制定者质问“我们是否有理由确认它们不会有副作用”。在许多未

    知的科学领域，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可以是“不”。预防原则是否合理，取决于风险厌恶水平以及潜在副作用的可能规模和不可

    逆转程度。

    如欧盟委员会辩称的(虽无济于事)，这类监管决策无法纯

    粹基于科学做出。政治聚合了一个社会的各种风险偏好，它在决

    策中应起到决定性作用。对于这类监管措施，我们有理由认为，不同的社会将产生不同结果。一些国家(如美国)会以降低成本

    作为首要考虑因素，而其他国家(如欧盟)会以更高的安全为目

    标。

    制度安排的适宜性也取决于发展水平和历史轨迹。亚历山大·

    格申克龙曾经指出，落后国家需要一些与先发工业化国家截然不

    同的制度，如大型银行和国家主导型投资。 [21]

    他的观点很大程

    度上已经得到了证实。但即使在快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制度依

    然存在着很大差异，在一处大放光彩的制度在别处大多南橘北枳。

    想一想那些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如何加入世界经济

    体系的吧。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企业严

    重依赖出口补贴才在海外市场谋得一席之地，它们在进口体制自

    由化上也是渐进而行。中国设立了经济特区，允许出口导向型公

    司在不同于国有企业和其他内向型企业的规则下经营。与之不同

    ，智利遵循了教科书模式，大幅降低进口壁垒，迫使国内公司与

    外国公司在本国市场上直接竞争。如果智利的这种策略在中国实

    施，将会造成一场灾难，因为这会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国有企

    业员工失业，产生无法估量的社会后果。而对智利这样一个非跨

    国公司主要目的地的国家，中国模式在那里也不会获得成功。阿尔贝托·阿莱西纳和恩里科·斯波劳雷探讨了偏好的异质性

    如何与规模化收益相互作用，从而内生地决定国家的数量和规模。在他们的基本模型中，不同个人对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按

    我的术语来说，特定的制度安排)类型有着截然不同的偏好。 [2

    2]

    公共产品供给覆盖的人口基数越大，其单位成本就越低。另一

    方面，在人口越多的国家，一项特定公共产品无法满足的人群规

    模也会越大。较小的国家更有能力对其公民的需求做出反应。确

    定民族国家的最理想数量，就要在规模带来的效益与公共产品供

    给的多样性成本之间权衡。

    阿莱西纳和斯波劳雷模型的重要洞见在于：当制度层面存在

    偏好异质性时，最大化市场规模(而且统一不同国家的司法管辖

    权)意义并不大。这个模型框架并没有告诉我们目前世界上的国

    家数量是太多还是太少，但至少从原则上指出，我们需要各类制

    度安排满足地方偏好和需求，多元化的各国政体正是我们为此付

    出的代价。距离常在：趋同路上的限制因素

    在有关异质性的讨论中，我们需要提醒重要的一点：使共同

    体各不相同的许多差异具有内生性。文化、宗教和语言在某种程

    度上是民族国家的副产品，这是一个贯穿各类民族主义文献的古

    老主题。自欧内斯特·勒内以来，民族主义理论学家就一直强调文

    化差异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不同国家政策塑造的结果。尤其是教

    育，它是树立国民身份认同感的重要工具。族群有某种程度的外

    生特征，但它在提高身份认同感上的显著作用也是民族国家发挥

    影响的一种表现。一位将自己定义为穆斯林的土耳其居民有可能

    成为全球共同体的一员，而一名“土耳其人”则会将土耳其的国家

    利益置于一切之上。

    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差异也有着类似的特点。如果穷国因收入

    水平较低而有与众不同的制度需求，我们会认为这些差异将随收

    入水平趋同而消失。如果各国社会的风险、稳定和公正等偏好不

    同，我们也会想见这些差异将随各国更深入的沟通和经济交流而

    缩小。今日之不同会夸大未来的差异。在当今世界里，人们已可

    挣脱一隅之地的地理约束，他们同样也会超越本地喜好和偏见。

    个体的异质性也许还将继续存在，但这种异质性并不是由地理空

    间的不同而引起的。

    以上观点在某些方面言之成理，但也有大量证据可以反驳它。一些证据显示，虽然交通运输和通信成本显著下降，其他人为

    壁垒也明显削弱，但地理距离仍产生着重要的本地化效应。安妮-希丽亚·迪斯迪埃和基思·海德在其最引人注目的一篇研究中，从

    历史角度探寻“距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23]

    实证主义贸易文献

    中的一个典型化事实是，双边贸易规模会随贸易伙伴之间距离的

    增加而降低。典型的距离弹性为-1.0左右，意味着距离每增加10

    %，贸易额就会降低10%。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效应。其背后的可

    能原因并不只是交通和通信费用，还包括陌生感以及文化差异，而语言上的差异通常也被分离出来单独考量。

    迪斯迪埃和海德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汇总分析，从130份涵盖

    不同时点贸易数据的论文中收集了1 467例距离效应，结果出乎意

    料：如今的距离效应要远高于19世纪晚期。距离效应似乎从20世

    纪60年代起就一直在增强，此后保持在较高水平(见图2.4)。如

    果要说全球化带来什么不同的话，它似乎反倒提高了经济交流的

    地理距离成本。这一明显悖论也获得了马蒂亚斯·贝尔特隆和卡洛

    琳·弗洛因德两人的证实。他们利用一套连续的贸易数据集发现，距离弹性的绝对值出现上升：从1985—1989年的-1.7发展为2001

    —2005年的-1.9。贝尔特隆和弗洛因德的研究表明，该结果并非

    是由贸易结构从低地理弹性商品转变为高弹性商品所致，而是因

    为“距离对将近40%产业的相关贸易产生了重大且与日俱增的影响”。 [24]

    暂时把这一团乱麻放在一边，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一种完全不

    同的证据。 [25]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伦多在其郊区开发一个

    新社区时，开展了一项有趣的实验。这些住宅一开始就安装了最

    新的宽带通信基础设施，使用了大量的互联网新技术。网络村(

    该社区的别名)的居民可使用高速互联网、视频电话、网络自动点唱机、网上健康服务、讨论区以及大量的娱乐和教育应用程序。这些新技术使得该镇成为培育全球公民的绝佳场所。网络村的

    居民彻底摆脱了距离的羁绊。他们能够像与邻居交流一样和世界

    上任何人轻松地沟通，构建自己的全球朋友圈，加入网络的虚拟

    社区。你也许会认为，那里的人们将越来越以全球视野而非地方

    标准定义身份和利益。

    图2.4 不同时点下距离效应(θ)估算值

    资料来源：Disdier，A.-C.，and Head，K.2008.“The Puzzli

    ng Persistence of the Distance Effect on Bilateral Trade,”Th

    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0(1): 37-48(已获得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授权)。

    实际发生的情况与人们的想象相去甚远。由于电信供应商的一些小失误，一些家庭无法连接宽带网络。这使研究者可以比较

    联网家庭与非联网家庭，从而发现联网会产生何种效应。事实上

    ，联网居民根本没有减少本地社交，反而加强了已有的本地社会

    联系。与未联网居民相比，他们结识了更多邻居，更频繁地与邻

    居交流并增加了拜访次数，同时保持了更多的本地电话联系。他

    们更有可能组织本地活动，动员整个社区解决共同问题。他们借

    助电脑网络开展了很多社会活动，从组织烤肉聚餐到辅导孩子做

    家庭作业等。如一位居民所言，网络村表现出“在许多社区都不

    会感受到的亲密友爱”。人们本来期望网络村的全球交往和联系

    会明显增长，结果却反映为本地社交联系的加强。

    还有大量例子表明距离效应并没有消失。有一项研究发现互

    联网上存在强烈的“引力”效应：“美国人更可能访问邻近国家的网

    站，即使排除语言、收入、移民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后，结果依然

    如此。” [26]

    对涉及音乐、游戏和色情的内容，网站提供者的物

    理距离每增加10%，一名美国人访问该网站的可能性就会降低33

    %。这一距离弹性(绝对值)远高于货物贸易。

    尽管交通和通信成本明显降低，全球贸易产品的生产地通常

    仍由区域的集聚效应决定。《纽约时报》近期调查了苹果公司的i

    Phone手机为什么在中国而不是在美国生产，最后发现答案与比

    较优势没有什么关系。中国已经发展出一种被称为“富士康城”的

    大型生产网络，供应商、工程师和辛勤的工人运转在这个网络中

    ，为苹果提供了比在美国生产高得多的收益。 [27]

    从更宽泛的角度看，当商品、资本和技术市场变得更为一体

    化时，收入和生产率并不总是趋同。在世界经济的首个全球化时代，处于工业化进程核心的国家与外围专司初级产品生产的落后

    区域之间，产生了收入上的巨大差异。同样，经济趋同一直是二

    战后的例外情况而非铁律。经济发展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取

    决于本国的变化。如果世界经济对各国施加了某种均质化的影响

    ，充其量也只是众多方向不同且彼此竞争的影响因素之一。

    基于空间邻近而建立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能抵消全球化作

    用的影响力。许多交流(即便不是大多数)都是基于各类关系，而非在教科书式的匿名市场进行。地理距离保护了这些关系的维

    系。如埃德·里默所说：“无论是物理、文化还是信息上的地理因

    素，都会使‘相邻’位置上的卖方与买方之间产生成本优势，从而

    限制竞争的范围。” [28]

    但各类关系的存在也塑造了地理在其中

    的角色。一旦做出了某种关系型投资，地理就变得更为重要。iPh

    one手机本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生产，但苹果公司一旦与本地供

    应商建立了联系，就会形成一种锁定效应，使其很难将生产基地

    迁往别处。

    技术进步对关系的重要性有着模棱两可的效应。一方面，交

    通和通信成本的降低削弱了距离对既有市场关系的保护效应。这

    可能会推动跨国界长距离关系的形成。另一方面，随着福特式大

    规模生产方式转变为新型分布式学习模式，复杂性和产品差异性

    上升，提高了基于空间而形成关系的相对重要性。新经济的运转

    依靠默会知识、信任与合作，而这些仍有赖于个人联系。正如凯

    文·摩根指出的，空间范围并不等同于“社会深度”。 [29]

    因此，即使没有国界限制，市场分割仍然是经济生活中的一

    个本质特征。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经济趋同或偏好一致。实验与竞争

    最后，既然制度没有固定的理想形态，而制度多样性是常态

    而非例外，那么一个百花齐放的全球政体还可产生一种额外收益

    ：多样性使不同制度形式之间的实验、竞争和相互借鉴成为现实。社会体制实验和犯错的成本无疑很高。不过，国家之间多样性

    的制度，与现实中的实验室极为类似。约西亚·奥博曾经讨论过公

    元前800—前300年，雅典城邦之间的竞争如何促进了公民权利、法律和民主等领域的制度创新，这些创新使古希腊的繁荣得以延

    续。 [30]

    制度竞争也会产生令人不快的副作用。其中一个恶果就是19

    世纪各国产生了达尔文式竞争的观念，认为战争是一种可以推动

    社会进步和人类自我实现的斗争。 [31]

    这种观点的现代变体是国

    家间的经济竞争，即全球商业被视为零和博弈。这种观念与战争

    相比血腥味略减，但显得同样愚蠢。两种观点都基于一个理念，即竞争的目的是引领我们走向一个完美的模式。但是竞争起到的

    作用是多种多样的。在“垄断竞争”的经济模式中，生产商竞争的

    不仅是价格，还有产品种类，也即实现其产品与众不同的差异化。 [32]

    同样，国家治理之间也可竞争，也即在之前谈到的各个领

    域中提供不同的制度性“服务”。

    一个久而有之的担忧是，制度竞争会引发逐底竞争(race to t

    he bottom)：为了不让流动性资源(即资本、跨国企业和熟练专

    家)花落别家，有些国家可能会徒劳无功地降低标准、放松管制。需要再次说明，这种观点忽视了制度安排的多样性本质。开展

    更严格的监管或设置更高的标准是为了达成某些目标，它们会在

    其他方面提供补偿收益。我们可能都想按照自己希望的任何速度

    驾车驰骋，但几乎不会有人愿意搬到一个完全没有限速的国度，因为致命的交通事故在那里是稀松平常之事。同样，更高的劳工

    标准会造就更快乐和更高效的工人；更铁腕的金融监管会产生更

    稳定的金融体系；而更高的税收会带来更好的学校、基础设施、公园以及其他生活福利设施等公共服务。制度竞争能激发各方力

    争上游的竞赛。

    唯一曾经发生过某种逐底竞争的领域是公司税负。从20世纪

    80年代初起，税收竞争在全球各地公司税大幅降低中一直发挥着

    极其重要的作用。对经合组织国家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其他国

    家将其平均法定公司税率降低1个百分点，那么本国税率就会随

    之降低0.7个百分点。 [33]

    该研究显示，国际税收竞争只会发生

    在已经取消资本管制的国家。当存在资本管制时，资本和利润无

    法轻松跨国界流动，资本税就不会面临下行压力。因此，取消资

    本管制可以推动企业税率下降。

    另一方面，在劳工和环境标准或金融监管领域，并没有多少

    逐底竞争的证据。一国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具有地理边界，这对逐底竞争通常构成一种天然限制。如果你想要分享这些服务

    ，你就需要生活在那个国家的管辖区。但公司税竞争也提醒人们

    ：成本和收益并非总是此消彼长。虽然国际贸易并不是本地购买

    的完美替代，但它确实允许一家公司在一个低税率国家为一个高税率市场服务。当一种制度体现一国提高凝聚力的意图且有明确

    的再分配属性时(如许多税收案例)，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尤其尖

    锐。在这种情况下，理想的方式是阻止“监管套利”，即便这意味

    着要加强跨国界活动的监管力度。全球公民该做些什么？

    让我们重新回到本文开头特蕾莎·梅的发言。成为一名“全球

    公民”到底意味着什么？《牛津英语词典》将“公民”(citizen)定

    义成“某国或某联邦法律认可的国民”。因此，公民身份意味着得

    先存在某种政体，即“国家或联邦”，而公民就是其成员。不同国

    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政体，但全世界并没有相应的政治组织。

    对此，全球公民概念的支持者会立马让步，指出他们头脑中

    的全球公民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他们不过是在使用一种象征性

    的修辞。

    他们会辩称：通信领域的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将不同国家

    的人汇聚在一起；世界已经缩小，人们必须时刻将全球性影响铭

    记在心；此外，人们都有相互重叠的多重身份；全球公民权既没

    有也无须卸下本地或国家责任。

    这些理由都很好。但是全球公民到底该做些什么呢？

    真正的公民权包含了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与其他公民进行互

    动和商讨。这意味着公民要自担其责，并投身于塑造政策体系的

    政治活动。在此过程中，我关于理想目的和手段的观念，就要经

    受我的公民同胞的质疑。

    全球公民没有类似的权利或责任。没有人对他们负责，他们

    也没有必须向其自证身份的对象。全球公民充其量不过是与来自他国的志同道合者组成了共同体。与全球公民相对应的也不是任

    何地方的公民，而是其他国家中自我定位为“全球公民”的人。

    当然，全球公民也可利用他们的“国内”政治体系推行其理念。但政治家要代表那些助其出任公职的选民的利益。一国政府的

    宗旨是公正地维护国民的利益。这并不排除选民会以开明的利己

    主义行事，考虑国内政策对别国公民产生的影响。

    但是，当本国居民福祉与外国人的福利冲突时，又会发生什

    么呢？ [34]

    在这种情况下，对同胞疾苦的漠视难道不会让所谓的

    全球精英背负骂名吗？

    全球公民担心，当各国政府追求其狭隘利益时，全球公共领

    域的利益会遭到破坏。这当然是对那些真正与全球公共领域相关

    的各类问题的担心，如气候变化、传染病等。但在税收、贸易政

    策、金融稳定、财政和货币管理等大多数经济领域，对全球非常

    重要的议题，对一国来说也非同儿戏。经济学教导各国应保持开

    放的经济边境、健全的审慎监管以及充分就业的政策，不是因为

    这些政策于别国有好处，而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做大国内的经济蛋

    糕。

    当然，失败的政策(例如保护主义政策)确实在所有领域都

    会发生。但这反映了国内治理不善，而非世界主义的缺乏。有些

    失败政策源于政策精英无法劝服国内选民相信替代方案的好处；

    有些则是因为他们无意做出调整以确保人人都切实受益。

    在推动诸如贸易协定等案例中，世界主义并没有依靠自身的优势说服人，而是以世界主义之名赢得政策辩论。当我们真正需

    要世界主义时，它早已因此而贬值了。这一点在防止全球变暖过

    程中有所体现。

    很少有人能像哲学家奎迈·安东尼·阿皮亚那样深刻剖析我们

    在各种不同身份(包括本地、国家和全球身份)之间的冲突。在

    这个“各国之间存在重大冲突与互联互通”的时代，他对梅首相的

    发言评论道：“我们从未如此迫切需要获得人类命运共同感。”我

    们很难对此观点表示异议。 [35]

    但世界主义者给人通常的印象，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描写的人物：对人类整体的爱越深，对具体

    个人的爱就越少。全球公民应当谨记，其崇高的目标不应成为他

    们逃避对同胞责任的借口。

    尽管存在各种政治分歧，我们不得不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毕

    竟想象当中的世外桃源着实难觅。服务全球利益的最佳方式是在

    真正起作用的政治制度内行事，即在国境之内的制度下履行我们

    的责任。是谁需要民族国家？

    制度设计由基本的权衡决定。一方面，关系亲疏和偏好异质

    性会降低治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市场一体化的收益规模和范

    围将提高治理的重要性。一个角点解罕能实现最优化。多种不同

    政体共存的世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结果，也是我们能达到的

    最优结果。

    无法接受这一简要的观点将让我们步入僵局。我们会将市场

    发展至其治理能力所不及的范围。我们会制定许多违背需求和偏

    好多样性的全球规则。我们会贬低民族国家，却不思改善其他领

    域的治理以补其短板。以上这些政策失败，既源于各种全球化核

    心问题未得到解决，也有民主制度整体健康状况恶化的因素。

    谁才需要民族国家呢？我们所有人。

    [1] John Rentoul,“Theresa May's conference speech: What she sa

    id...and what she really meant,”The Independent ，October 5，2016

    ，http:www.independent.co.ukvoicesthe resa-may-conference-spee

    ch-what-she-said-what-she-meant-johnrentoul-a7346456.html; Roger

    Cohen,“Theresa May's‘Global Britain?Is Baloney,”New York Times

    ，January 20，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0120opinionth

    eresa-mays-global-britain-is-baloney.html?_r=0; Bagehot,“May's revo

    lutionary conservatism,”Economist ，October 8，2016，http:www.

    economist.comnewsbritain21708223 britains-new-prime-minister-signalsnew-illiberal-direction-country; Philip Murphy,“Theresa May's r

    ejection of Enlightenment values,”Letters Section，The Guardian ，October 9,2016，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6oct09t

    heresa-may-rejection-of-enlightenment-values.

    [2] Leon Trotsky,“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Life,”Foreign Affa

    irs ，vol.12，1933: 395.

    [3] Peter Singer，One World : The Ethics of Globalization ，Yal

    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CT，2002，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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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的挣扎

    欧元区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试验。欧元区试图构建一个商品、服务和货币的统一市场，同时让各成员国保留政治主权。这就是

    所谓的“一个市场，多个政体”。

    历史上与此最为接近的制度是金本位制。在金本位制下，各

    国经济政策要服从于一个固定的黄金平价，并在资本自由流动的

    条件下有效运行。货币政策要保证这一平价机制免遭破坏。各国

    政策因这一体制而丧失自主性。但是，由于当时不存在逆周期财

    政政策或福利国家的概念，所以几乎没有造成什么政治代价。或

    者说，至少在当时看起来无甚影响。金本位的最终崩溃肇始于19

    31年的英国，由于其国内出现高失业率，维持固定金价所需的高

    利率在政治上变得不再可行。

    在金本位制的灰烬上重生的战后体制有意地促进政府对经济

    的管理。约翰·凯恩斯为拯救资本主义做出的标志性贡献，就是承

    认资本主义需要由国家管理经济。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内部的运

    作是有效的，但国家间的经济互动必须得到管理，以确保国内社

    会和政治交易不会受到过多冲击。

    欧洲的单一市场乃至单一货币方案都与上述共识相悖。对于这样一跃进入欧元区可能产生的风险，人们本应该三思而后行。当时我们是怎么想的？

    一个或许最受保守派经济学家支持的理论驳斥了凯恩斯主义

    的观点，并将“能自我实现均衡的市场”重新奉为政策制定的根基。根据这种世界观，市场功能失调(如金融和宏观经济周而复始

    的繁荣与萧条、不平等和低增长)并非市场失灵的产物，而是过

    多政府干预使然。在他们看来，如果金融市场的道德风险、有组

    织的劳动力市场、逆周期财政政策、高额税收以及福利国家制度

    等能被消除，所有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无论在单个国家层面还是整个欧洲层面，对自由市场的这一

    幻想于经济治理而言几无裨益。单一市场和货币会迫使各国政府

    扮演无为而治的角色。跨国政治制度至少会对经济治理形成某种

    干扰，甚至会造成损害。

    另一种理论认为，欧洲将最终确立类联邦的政治制度，使民

    主横跨欧洲大陆。没错，单一市场和货币会导致市场一体化范围

    和政治一体化范围之间出现缺口，但这只是暂时的。制度缺口会

    得到及时填补，最终将构建能够覆盖整个欧洲的政治空间。届时

    ，不仅仅银行和金融，就连财政和社会政策也都将在整个欧盟范

    围内实现统一。

    这一图景构想了各种社会模式在欧盟范围内实现大趋同。在

    这一构想下，税收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险计划等方面

    的差异必将缩小，否则各国将难以共存于一个共同的政治联盟下，也难以从大部分共有的财政资源中获取支持资金。自我独立感

    很强的英国人深谙这一点，所以他们总是支持有限的经济联盟，而抗拒任何带有政治联盟色彩的制度。

    上述两个理论(极简主义和联邦主义)都不能被过于公开地

    表达，否则会引发此起彼伏的批判与异议。极简主义经济模式只

    为一小部分经济学家接受，并没有吸引到多少追随者。联邦主义

    模式关于联盟政治前景的设想甚至会在亲欧精英中招致广泛的质

    疑。这两种意见相反但至少内在逻辑一致的构想，甚至无法在公

    开场合中得到充分讨论。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两种理论都无法为

    欧元区的制度失衡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不过，由于缺乏公

    众讨论和辩论，这两种理论并未被世人抛弃。因此，它们得以藏

    身于幕后，为各自的追随者畅想政治和经济联盟体制的可行性提

    供些许慰藉。

    然而，欧元区出现的问题——通货紧缩、失业和经济停滞等

    经济问题，以及选民不满和极端党派崛起等政治问题——已不再

    容许存在如此模棱两可的理论。令人困惑的结构性改革承诺

    欧洲当下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恢复增长。长期以来，德国和

    其他债权国都坚信“结构性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结构性改革(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结构性改革的言论)遍布当

    今世界。似乎每个正在谋求经济增长的国家都收到国内“清谈派”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发出的同一

    个信息：折中的措施是不够的。

    在实践中，结构性改革代表旨在提高生产率和改善经济供给

    侧功能的各种政策。这些政策旨在扫清劳动力、商品和服务市场

    的障碍，比如让公司解雇不合意的员工变得更加简单、打破商业

    和联盟的垄断、私有化国有资产、减少管制和烦琐的行政程序、取消许可费和其他妨碍市场进入的费用、提高法院效率、保护财

    产权利以及改善合同执行等。事实上，结构性改革政策不止于此。例如，它还常包括税收和社会保障计划改革，以实现财政的可

    持续性。

    结构性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提高经济中劳动力和资本的配置效

    率，从而保证这些资源能物尽其用，为国家经济总量做出最大贡

    献。生产率提高、私人投资增加以及必不可少的经济增长提速，均是结构性改革获得成功的标志。

    近年来，或许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像希腊这样热烈地宣传结

    构性改革的福音。事实上，希腊的债权人已明确表示，立即构思并实施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复苏与增长至关重要。对希

    腊人而言，最具说服力的一点是，如果不进行结构性改革，希腊

    将不会获得救助资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的主权债权方清楚，他们提出的财

    政紧缩政策将以牺牲收入和就业为代价(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事后开展的一项回顾性研究表明，他们严重低估了这一代价 [1])。不过他们认为，随着希腊实施搁置已久但十分必要的对外开

    放，其经济增长将在随后获得补偿。

    债权人要求希腊做出的结构性改革，有的平淡无奇，有的却

    伤筋动骨。这些改革包括(并无顺序之分)：降低服务性行业(

    例如公证、制药、出租车)的准入门槛、缩小集体谈判的覆盖范

    围、私有化国有资产、减少养老金支出以及整顿低效甚至是腐败

    的税务管理。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

    查德和其他研究者认为，鉴于“希腊在该计划实施前生产率增长

    低迷的表现”，这些改革至关重要。 [2]

    他们认为，力度不足的改

    革将徒劳无功，因为这样的改革对增长潜力的影响较小，而且不

    可避免地需要债权人更大幅度地减免希腊的债务。选择性失忆症

    然而，开出政策药方的机构似乎存在选择性失忆的问题。早

    在20世纪80年代初，试图以结构性改革挽救增速缓慢或零增长的

    做法就已存在。当时，作为获得世界银行“结构性调整”贷款的条

    件，亚洲、非洲和中东的发展中国家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之后

    ，在“华盛顿共识”下，这些政策被进一步拓展，并于20世纪90年

    代被拉美一些国家视若真经。20世纪90年代期间，许多前社会主

    义经济体在经济开放时也采取了类似政策(有些国家是自愿实行

    的)。

    20世纪80年代起，拉美、后社会主义经济体以及亚洲国家就

    开始推行私有化、解除管制和自由主义。如果仔细审视它们的改

    革经验，我们会发现雅典方面需要忍痛执行的改革，其前景并不

    容乐观。

    经验表明，结构性改革最多只能有助于长期增长，而短期效

    果通常都是负面的。有一项综述性研究涵盖了46篇探讨后社会主

    义经济体的论文，该研究表明结构性改革产生的影响是多样化的。通过计量模型分析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估计结果

    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明确断定其效果是

    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3]

    例如，对拉美国家而言，有些经济体在启动改革后就繁荣起

    来(如智利)，有些则出现增长停滞(如墨西哥)。这些结果乍一看似乎出人意料，但实际上符合经济学理论。

    在经济学家常用的标准增长趋同框架中，我们无法期待改革会在

    短期内有力地促进增长。事实上，改革是在长期内通过提高经济

    增长的潜力而奏效的。

    对于希腊来说，开放受管制行业会促使高效企业淘汰低效企

    业，国有企业私有化将推动生产合理化(并能开除那些通过政治

    关系而受雇的冗余员工)。不过，这些变化需要数年才能变为现

    实。从短期来看，它们或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我们会令人失

    望地发现，对企业因私有化而解雇工人造成的产出损失，确实将

    减少而非增加国民收入。

    经济学家做了大量努力，估计各经济体向其长期收入水平收

    敛的速度。一个近乎共识的学术研究结论是，这种收敛速度相当

    之低，每年大约只为2%。 [4]

    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实际收入水

    平和潜在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每年只能缩小2%。

    这一估值有助于我们衡量结构性改革能带来的增长改善。让

    我们以最乐观的态度大胆假设，结构性改革能让希腊的潜在收入

    在三年内翻一番。若果真如此，届时希腊的潜在人均GDP将明显

    超出欧盟平均水平。按上述研究中实际收入向潜在收入收敛的速

    度计算，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希腊每年的实际收入增速只会比现

    在提高1.3个百分点。可你得知道，自2009年起，希腊的GDP反而

    缩水了25%。

    因此，希腊的结构性改革迄今尚未见效，并不一定是因为希

    腊政府消极懈怠。实际上，批评希腊新政府未努力推动结构性改革且行事拖沓并不难，但这有失公允。的确，希腊没能落实其同

    意的所有改革。但考虑到结构性改革之难，试问哪国政府又能做

    得到？不过，在世界银行2010年到2015年的营商环境指数排名中

    ，希腊还是惊人地上升了近40个名次。 [5]

    如今，相较于大多数

    欧元区国家，希腊的劳动力市场更为“灵活”，或者说更加自由化。希腊的“失败”正是源自结构性改革的逻辑：大部分改革收益会

    姗姗来迟，并不能在债权人和失业者最需要时兑现。经济起飞？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如果结构性改革的

    收益不能很快体现在经济增长上，那该如何解释东亚等地诸多经

    济起飞的案例呢？如果这种经济起飞并非传统结构性改革的成果

    ，那么它们的驱动力又是什么呢？

    十年前，我与里卡多·豪斯曼、兰特·普里切特合作发表了一

    篇论文，提出了所谓“增长加速”的典型化事实。 [6]

    我们将增长

    加速定义为：人均经济增速出现2个百分点以上的跃升(大部分

    增长加速都远超这一门槛)，且经济增速保持在门槛以上的持续

    时间至少为8年，此后人均增速还得维持在3.5%以上。此外，为

    排除那些衰退后恢复增长的加速情况，我们要求加速后的产出必

    须超出加速前的最高收入水平。

    令人吃惊的是，增长加速现象层出不穷，从1957年到1992年

    的35年间涌现出80多个案例。这意味着，任一国家在十年里经历

    一次增长加速的可能性高达25%。在110个样本国家中，有60个国

    家在1957年到1992年至少发生过一次增长加速。

    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家认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那些标准变量

    并不能很好地预测增长加速。尤其是，结构性改革和增长加速的

    相关性不高。只有不到15%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促发了增长加速，同时只有16%的增长加速发生在经济自由化之后。

    一部分增长加速显然是偶发的外部变化(比如某国主要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上涨)或与经济政策无直接关系的变动(比如政

    治制度变化)引发的。但在大多数案例中，我们并未发现这些证

    据。这促使我们探索经济前景突然光明背后的原因。

    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增长加速或许是一个范例。当时

    ，印度经济增速提高了一倍多，从1950—1980年的1.7%提高到19

    80—2000年的3.8%，经济增速明显的转折点发生在1981—1982年。然而，印度真正的自由化改革直到1991年才启动。当时，曼莫

    汉·辛格削减贸易壁垒，欢迎海外投资，开启私有化进程，并废止

    许可证制度。换句话说，印度的增长加速比1991年的自由化改革

    要早10年。

    我和阿文德·苏布拉马尼扬的研究认为，触动印度经济增长起

    飞的关键是印度政府在1980年改变了对私营部门的态度。 [7]

    在

    那之前，在位的国大党主导言论以社会主义和亲贫困者的政策为

    主。在英迪拉·甘地于1980年重新掌权后，她在政治上重新和私营

    部门结盟，并摒弃了她之前的观点，政府对待商业的态度从完全

    敌视转为支持。

    请注意，这一转变是亲商业而非亲市场。转变的支持力量不

    是10年之后强有力的自由化改革。拉吉夫·甘地于1984年掌权后，进一步推进了英迪拉·甘地开启的转变。这一关键转变解放了印度

    私营部门的“动物精神”。

    这则印度故事的寓意是，对于有多重扭曲的经济体而言，小

    改变也能造就大不同。1978年后，中国的增长加速即为明证。中

    国的经济起飞并不是因为自由化举措，而是因为推行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改革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这类有选择、有针

    对性的改革在其后30年间陆续展开，覆盖城市工业、贸易、外商

    投资和金融领域，保证了中国奇迹的持续上演。

    我们再来看一下毛里求斯，一个20世纪非洲罕见的成功案例。毛里求斯于1971年启动了增长加速。毛里求斯增长加速的主要

    原因，是设立了基本不受管制的出口加工区，从而迅速提高了服

    装出口量。当时，该国其他经济部门依然处于严格控制和保护之

    下。

    这些案例的一个共同点是，有针对性地破除关键的增长障碍

    以推动经济起飞，这是宽泛的自由化举措或全局性经济改革无法

    实现的。印度、中国和毛里求斯的经济起飞，都得益于旨在消除

    增长约束的增长战略。将改革的着力点放在增长回报最多的领域

    ，既可以最大化早期收益，还能保证稀缺的政治资本和行政资源

    用在刀刃上。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益

    我和里卡多·豪斯曼、安德烈斯·贝拉斯科在一篇2005年发表

    的文章中，试图找出特定环境下制约经济增长的一组因素。 [8]

    例如，当一个经济体处于高利率且国内投资易受国外资本影响的

    环境中，融资渠道不畅是其增长的主要约束因素；相反，一个低

    利率且银行流动性充足的经济体，制约其增长的主要是私人投资

    利润率不高。当一国的企业家精神主要受市场失灵而非政府失灵

    影响时，即使该国标准的信誉指标(如透明度或制度质量)排名

    很高，其私人投资仍将萎靡不振。

    聚焦制约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针对性不足的结构性

    改革是无效甚至是有害的。倘若增长的制约因素在金融体系，那

    么提高官僚效率、减少管制并不会激发私营经济的活力。如果企

    业家精神不足，那么改善金融中介服务对提高私人投资也无济于

    事。成功的政策设计必须更多依赖于国内实验和地方制度创新，更少求助于来自国际经验的最佳实践和改革蓝图。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希腊。在采取结构性改革和财政紧缩时，希腊面临的制约因素是什么？由于希腊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处于失

    业状态，提振其经济的最快方式就是增加私营部门的用工需求。

    传统结构性改革等供给侧措施并不会特别奏效，因为制约因素出

    现在总需求方而非供给侧。如果现存企业无法扩大客户市场，那

    么解除对各行业管制也不能促进新企业进入。劳动力市场自由化

    并不会使企业实现更多投资和产量，而只是便于企业解雇工人。这些措施虽有利于促进长期增长，但短期内并不能产生多少经济

    效果，甚至可能恶化经济。

    由于希腊严重的公共债务负担和欧元区成员国的身份，传统

    需求侧救助措施(如政府增加支出、减税或货币贬值)均不在考

    虑范围。理论上，工资下降可以替代货币贬值，让希腊的商品和

    服务在国外市场更有价格优势。而且，希腊国内的工资水平确实

    有大幅下降。不过，对希腊经济来说，不专注于解除制约因素的

    代价是高昂的。

    特别是，结构性改革的不同部分对希腊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彼

    此抵消。例如，就制造业而言，工资下降带来了竞争力提升，但

    因财政紧缩和国企调价因素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抵消了前者的

    效应。 [9]

    如能制定一个优先级更合理的改革策略，希腊的出口

    活动本可免遭这种效应对冲。

    货币贬值能力的缺失始终是希腊经济复苏之路上的一个重大

    障碍。但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有多种促进出口的替代工具，包

    括税收激励、经济特区，以及有针对性的基础设施项目等。希腊

    及其债权人本应承认，提高可贸易商品和服务部门的利润率，并

    以此为主要目标重新组织改革，才是当务之急。

    比如，政府本可成立一个向总理汇报的机构，负责与出口导

    向型项目的潜在国内外投资者沟通。该机构有权也有能力消除此

    过程中出现的障碍，并避免改革建议在有其他优先事项的部门那

    里打转。通常来说，这些障碍都是对投资的特定障碍(如分区管

    制、劳动力培训项目不足等)，并且不大可能通过宽泛的结构性改革实现定向爆破。因此，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识别并消

    除这些障碍。

    一些希腊经济的观察者对促进出口的政策不以为然，认为受

    可贸易商品和服务多元化不足的制约，希腊出口部门不大可能响

    应激励措施。但其他国家的经验有力地表明，出口规模和多元化

    水平较低并非不可改变。即使出口商品仅限于寥寥数种传统农作

    物，对出口有重大激励的改革举措也能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在20

    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之前，台湾地区的出口贸易商品基本上仅

    限于糖和大米。

    我们把时间再往后推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之前，土耳其精英分子对出口大多持悲观态度。在实施了以出口补贴为

    主的改革后，土耳其出口占GDP比重迅速提升。在台湾地区、土

    耳其等经济体，新型产品而非传统产品占据了出口的主导位置。

    在激励措施到位之前，我们无法轻易地预测到这些新型产品的出

    口前景。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就悲观地认为这些

    商品的出口不会出现爆发式增长。改革大爆炸和渐进改革

    改革的路径最终可归结为以下两种。传统的结构性改革议程

    推崇“大爆炸”(big bang)，即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做出尽可能多的

    改变。从政治角度看，这种方式一般会紧抓经济危机产生的改革

    机会，因为改革者担心一旦经济恢复正常，改革机遇即会消散。

    大家能容忍大爆炸式改革带来的高失业率和缓慢复苏的代价，盖

    因认为今后会有更大回报。如果有一些外部“稳定器”能在短期成

    本上升时避免经济大滑坡，这种改革或许会起到最佳效果。

    20世纪90年代初的波兰即为此中典范。在与西方世界隔绝了

    半个世纪之后，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前景和恢复“正常欧洲国家”的

    承诺推动了波兰的改革，最终克服了改革之初的高失业率和经济

    失控。

    相反，如果缺乏外部稳定器，主流大众可能就会强烈抵制大

    刀阔斧的改革。拉美的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在20世纪80年代到90

    年代就遭遇了这种困境。

    第二种方式是渐次破除制约因素，改革以不那么激进的方式

    推行。支持这种改革的政治逻辑是，早期的改革成果能为后期改

    革及改革者提供政治支持。如果改革能找准制约因素，早期的增

    长回报将十分可观。

    中国大陆是其中最经典的例子，而韩国、台湾地区和印度也

    于不同时期开展了不同版本的渐进改革。由于这些改革只是局部改革，并未触及内部人，保留了他们通过市场力量和政治网络获

    益的能力。这些内部人一般都对持续改革热情不高，因此改革可

    能停滞不前，早期的增长收益或将烟消云散。

    希腊改革走的是第一条道路。这与其说是希腊自己的选择，不如说反映了债权人的意愿。迄今，改革结果不如人意，其原因

    早在意料之中。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希腊留在欧元区的意愿(

    或离开欧元区的恐惧)是否高于该国因激进改革而承受的痛苦。

    虽然宽泛的结构性改革有利于长远，但它们基本上无法解决

    短期需求不足的问题。以提高生产率为导向的供给侧改革应对需

    求不足，不啻一拳打在棉花上。相反，真正有效的做法是按传统

    的凯恩斯理论，增加欧元区的需求并敦促债权国特别是德国加大

    消费力度。回归政治与民主

    这种经济误诊的核心原因是欧盟内部民主问责的缺失。如果

    严苛政策的代价由高失业率的负债国承担，那么德国选民几乎铁

    定支持对债务国实施紧缩政策。因此，跨国政治机制的缺失恶化

    了经济危机，并因此进一步伤害了高失业率国家的国内政治。德

    国政策制定者对欧元区其他国家做出的决策会产生成本，但目前

    并没有一种机制可将这一成本内部化。可以确定的是，紧缩政策

    是短视的，哪怕从德国自身经济利益来看也是如此。但大部分成

    本并不是由德国承担。

    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层面，从长远角度看，德国支持结构性

    改革确实更有意义。最终，一个运作良好的欧洲经济联盟确实需

    要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结构和制度更加趋同(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如果欧盟各国希望在同一屋檐下长相厮守，它们就必须变得更

    像彼此。

    我们应明确结构趋同的必要性。这并不是因为世间存在经济

    学家假设的那种完美的经济社会模式。结构趋同是基于这样一个

    观念：正当性(legitimacy)对于一个统一的共同市场至关重要。

    当市场存在结构差异或“缺乏公平竞争环境”时，维持正当性就会

    很困难。由于竞争对手的节俭、勤奋或独创性而导致的损失，尚

    可让人接受。但若是由另一主权国家偏低的劳工标准、高额的政府补贴或宽松的执法力度造成的损失，必会被视为他国制度之恶

    果。他人落难时，我当施以援手；但是如果那些经济社会制度迥

    异的国家实施了“不负责”或“不当”的经济政策，我并不愿意为其

    买单。

    在某种程度上，跨国联盟或可减轻这种不公平感，特别是当

    他国的受益者更穷困时(并且“更应获益”时)。然而，跨国联盟

    不大可能承受巨大的制度差异对市场造成的种种负担。

    在经济联盟中，支持制度趋同的观点远超过支持财政和金融

    融合的言论。不过，这留下一个尚未有定论的问题：这类共同制

    度的最终形态会是什么。当然，这绝不是说欧盟其他国家的制度

    安排应趋同于德国。共同制度该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需要交由

    民主审议和民主决策的问题。

    对此，我们有必要再次讨论在欧盟范围内实施民主的必要性。结构性改革越是通过命令或强迫的方式推行，债务国在危机时

    刻面临的风险就越大。其中一个危险是，一些债务国将采用不当

    的制度安排，而这些制度终究还会遭弃置。另一个风险是，当经

    济复苏时，这些制度被反戈一击而推翻的可能性也很大。还有一

    种危险是，由于经济联盟缺乏评估和修正机制，已经无效的制度

    安排仍会被沿用。

    跨国民主机制的缺失会制造出短期和长期的恶性循环。我们

    该如何摆脱当前的经济危机，又该如何打造持久的欧盟制度安排？缺乏超越国家主权的能力，已经恶化了这场危机，这不仅体现

    在希腊，还殃及整个欧洲。主权、经济联盟和民主

    如果存在一个真正的经济联盟，覆盖整个联盟的政治制度能

    很好地发挥支撑作用，那么希腊、西班牙等国的金融问题不会恶

    化至如此不堪的局面，更不至于危及联盟自身的存亡。在美国，甚至都不会有人关心佛罗里达州对其他州的经常账目赤字。的确

    ，佛罗里达州居住了不少退休老人，而他们又靠来自其他地方的

    收益生活，我们可以不难推测这一赤字是庞大的。但万一佛罗里

    达的州政府破产，该州的金融业并不会受到影响，当地银行仍将

    继续正常运转，因为这些银行由联邦机构而非州政府管辖。而当

    佛罗里达的工人失业，他们能从联邦政府那里拿到失业救济金。

    当佛罗里达的选民对经济不再抱有幻想，他们也不会在佛罗里达

    州的首府之外发起抗议，而会通过对该州议员代表向国会施压，要求改变联邦政策。对美国各州来说，它们并没有多大的自主权。

    限制行使主权并不一定就代表不民主。政治学家会谈到“民

    主授权”(democratic delegation)这个理念：一个主权国家也许希

    望通过国际承诺或授权自治机构自我约束，以期获得更好的结果。将货币政策的管理授权给独立的中央银行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为了保证物价稳定，货币政策的日常管理需要与政治隔离。

    不过，即使对主权进行某些有选择的限制能改善民主，也并

    不能保证市场一体化隐含的所有限制都能做到这一点。在国内政

    治领域，授权是经过仔细甄别的，并只限于少数几个高度技术性且党派分歧不大的领域。同样，一个真正有助于改善民主的全球

    化也应尊重这一原则：它只会施行那些和国内民主授权一样的限

    制，并可能会附带少数改善国内民主审议的程序性规范(例如透

    明度、问责制、代表性以及使用科学证据等)。我将在本书末尾

    的全球化改革部分再次论及这一点。

    然而，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欧洲的辅助性原则？难道这个原则

    不是将联盟能力限制在跨国事务，而允许地方自治和单一市场并

    存吗？辅助性原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然而，危机已让我们看清

    ，当论及欧洲经济一体化时，国家主权施展的空间何其之小。这

    已不再只是打开国界以开放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问题。单

    一货币和统一的金融市场也需要劳动力市场规则、银行业和金融

    法规、破产程序以及大量财政政策的协调。欧元区的民族国家不

    会就此消失，但从政治和政策的角度看，这些国家大部分会变成

    空壳，其功能需要通过扩张的跨国政治体系加以弥补。

    危机爆发以来，欧盟的制度改革(如建立银行业联盟、升级

    财政监督)还远远不够。不难理解，已有改革发生在受危机影响

    最直接的领域。但这些领域的制度受技术官僚的影响较大，和欧

    洲选民渐行渐远，可问责度降低，增加了欧盟的民主赤字。在欧

    洲议会这一独特的政治空间里，反欧盟集团的声音愈发响亮，民

    主赤字上升难辞其咎。欧洲的困境

    美国的例子表明，让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等州

    放弃主权但保留民主是可能的。然而，市场一体化和民主的结合

    需要创造更具代表性、更可靠的超国家政治制度。否则，当经济

    一体化限制了反映国内政策偏好的选择权，而区域和全球层面的

    民主又没有得到补偿性扩张，民主和全球化之间的冲突就会激化。在这方面，欧洲已经站在了错误的一边。

    我把这称为全球经济的三重政治困境：我们无法同时实现全

    球化、民主和国家主权，必须在三者之中摒弃其一。这种三重困

    境在欧洲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果欧洲的领导人希望保留民主，那

    么他们就必须在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之间做出选择。他们要么明

    确放弃经济主权，要么积极利用经济主权为其公民谋福利。前一

    种选择需要各国政府向其选民讲明真相，并在超越民族国家的维

    度上构建民主空间。后一种选择需要脱离货币联盟，以便执行本

    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为长远复苏助力。

    有些人提议实施中间方案以挽救欧元区的民主，即在国家层

    面减少点民主，在欧盟层面增加点民主。他们忽视了经济联盟有

    其极端性。在经济相互依存不高的情况下，这些中间方案或许会

    奏效。但在经济、金融和货币联盟条件下，各成员国都必须基本

    放弃经济管理职能，这种中间方案便不再可行。

    越晚做出抉择，最终需要付出的经济和政治代价就越大。历史和否认

    一直以来，欧洲政治家的本能是否认权衡取舍的存在。法国

    议会在2012年讨论欧洲新财政协议时，社会党领导的政府极力否

    认该协议会破坏法国主权。法国总理让-马克·艾罗宣称，这一协

    议“不会对公共支出造成任何限制”，“预算主权依然由法国议会掌

    握”。

    正当总理艾罗试图打消其同僚疑虑时(包括多位社会党成员)，欧盟竞争委员会专员华金·阿尔穆尼亚也在布鲁塞尔向其社会

    民主党同事传达类似信息。为了成功说服同事，他指出欧洲必须

    证明那些认为全球化和主权之间存在冲突的人是错的。

    构建真正的欧洲政治空间，其前提条件是将主权转交给超国

    家实体。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政治家，他们都不愿意放弃国家

    主权。然而，欧洲领导人否认欧元区的活力要以各国大幅让渡本

    国主权为前提，这是对选民的误导，延缓了民主政治在欧洲的扩

    散，并增加了最终的政治和经济成本。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2015年7月希腊的公投事件。在这次公

    投中，希腊选民成功阻止了国外债权人(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由德国领衔的欧元区各国政府)要求希腊实行进一

    步紧缩政策的要求。且不论这一抉择的经济效果如何，希腊人民

    已明确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不会再忍受紧缩政策。

    当时，希腊总理阿莱克斯·齐普拉斯及其支持者声称，许多人将此次公投视为民主的胜利。但在其他民主国家看来，希腊人所

    谓的民主是不负责任的单边主义。事实上，欧元区其他成员国对

    希腊的立场基本不抱同情。倘若在这些国家举行公投，公众肯定

    会十分支持对希腊继续施行紧缩政策。

    不仅德国这样比较大的债权国公民对希腊不耐烦，欧元区较

    贫穷的成员国也普遍对此不满。不信你可以在斯洛伐克、爱沙尼

    亚或立陶宛的大街上随机采访路人，你得到的回答可能会和拉脱

    维亚养老金领取者一致：“我们已吸取了教训，希腊人为什么就

    不能引以为戒呢？”

    或许，欧洲人对希腊所处的困境以及紧缩政策对希腊造成的

    伤害并无切肤之痛。如果他们对此有更深了解，许多人可能会改

    变立场。然而，民主依赖的民意基础极少是在理想的条件下形成

    的。确实，只要看看希腊公投的例子，我们就会发现，原始的情

    感和愤怒最终战胜了理性的经济成本与收益的计算。

    需要指出的是，希腊的债权人并非一群寡头或富有的私人银

    行家，而是欧元区其他国家的政府。这些政府借钱给希腊以期收

    回本国银行的债务。它们的做法是否正确尚有待商榷，但重要的

    是，在民主制度下，这些政府需要对各自的选民负责。因此，这

    不是希腊人民和银行家之间的矛盾，而是欧洲各个民主国家之间

    的矛盾。

    当希腊人投票否定紧缩政策时，他们再次捍卫了自己的民主。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希腊人将其民主优先权摆在了其他

    欧元区国家之上。换言之，他们维护了自己的国家主权，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决定经济、社会和政治道路。如果说希腊公投算是某

    种意义上的胜利，它是国家主权的一次胜利。

    这种主权胜利恰恰为欧洲带来了一团阴云。欧盟是建立在国

    家主权逐渐消减的预期之上，欧元区更是如此。这点并未被明确

    地昭告天下，毕竟国家主权还是受人欢迎的。不过，随着经济一

    体化缩减各国的策略空间，国家行为本应日渐减少。但希腊公投

    或许让这个想法彻底破灭了。

    经济史专业的学生都很熟悉一个类似的早期经典案例：英国

    在1931年退出金本位制。由于英国在1925年错误地恢复黄金平价

    ，该国的经济竞争力严重下滑。在之后几年里，英国一直都在通

    货紧缩和高失业率的泥潭中挣扎。煤炭、钢铁和造船等工业受到

    重创，劳工冲突愈演愈烈。即使失业率已达到20%，英格兰银行

    还是不得不维持高利率，以防止黄金大量外流。最终，不断增加

    的金融市场压力迫使英国于1931年9月放弃金本位制。

    在金本位制下，这并不是第一起金融让实体经济遭受重创的

    例子。不同的是，当时的英国已演化为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工

    人阶级组成了工会，政治投票权的覆盖范围自一战末起提高了三

    倍，大众媒体报道普通人的经济困境，社会主义运动也鼓声渐近。尽管中央银行家及其背后的政治领导人有着避险本能，但他们

    明白自己无法继续置身于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之外。

    更重要的是，投资者也深谙此道。一旦金融市场开始质疑政

    府对固定汇率的承诺，它们就会成为不稳定的力量。只要有一点

    风吹草动，投资者和存款人就会把资金转移到其他国家，从而导致本国货币的崩溃。

    20世纪90年代后期，阿根廷上演了相似的一幕。1991年之后

    ，阿根廷经济战略的关键是《货币兑换法》。该法律规定，比索

    以1∶1的法定汇率和美元挂钩，并完全放松了对资本流动的限制。阿根廷时任经济部长多明戈·卡瓦略曾把《货币兑换法》视为经

    济工具和增长引擎。这一战略最初的效果令人满意，给阿根廷带

    来急需的价格稳定。但十年过去后，阿根廷噩梦再现。

    亚洲金融危机和1999年初巴西货币贬值导致阿根廷比索被明

    显高估。人们对阿根廷外债偿还能力的质疑越来越多，投资者信

    心最终崩溃。不久后，阿根廷信用评级跌到了一些非洲国家的水

    平之下。

    最终，给阿根廷命运盖棺论定的，不是其领导人的政治意愿

    不足，而是他们无力对本国选民实施代价更为高昂的政策。事实

    上，阿根廷中央政府愿意废除与公务员、退休者、省级政府和银

    行储户等所有国内合同，以履行对国际债权人的义务。但投资者

    越来越怀疑阿根廷国会、各省和普通民众是否会容忍为偿还外债

    而实施的紧缩政策。随着大规模抗议的蔓延，他们的怀疑成真。

    2002年初，《货币兑换法》被废除，比索一泻千里。

    有时我们还能选择另一条路。在阿根廷爆发比索危机15年之

    后，拉脱维亚发现自己也正深陷类似的困境。自2004年加入欧盟

    以来，大规模外债和国内房地产泡沫推动拉脱维亚的经济高速增

    长。该国的经常账目赤字和外债负担迅速增长，已达到后来希腊

    的水平。不出意料，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资本流动的逆转，导致拉脱维亚的经济陷入困境。随着贷款违约潮和房地产价格崩溃

    ，该国失业率上升到20%，2009年GDP下降了18%。2009年1月，拉脱维亚发生了自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骚乱。

    与阿根廷一样，拉脱维亚实行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自

    2005年以来其货币便一直钉住欧元。不过，与阿根廷不同，该国

    的政治家在不让货币贬值和不实行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成功地度

    过了危机。

    拉脱维亚的政治成本和收益间的平衡之所以改变，原因似乎

    与波兰类似：成为欧元区成员国的愿景，迫使拉脱维亚的政策制

    定者排除了将危及该目标的任何选项。这反过来又提高了他们行

    动的可信度，尽管为此付出了不菲的经济和政治成本。

    拉脱维亚的故事表明，当经济和货币一体化压缩了策略空间

    时，民主国家会发现自己难以吞下紧缩政策的苦果。在全球化与

    国内政治冲突之际，明智之举是押注于后者。国家主权无法被压

    制太久。马克龙能虎口拔牙吗？

    在2017年5月的法国总统选举中，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击败玛

    丽娜·勒庞。这一胜利对所有支持开放自由的民主社会、反对本土

    主义和排外主义的人士，都是值得弹冠相庆的好消息。但对右翼

    民粹主义的战斗远未获胜，欧洲的前景仍不明朗。

    除了勒庞所属的“国民阵线”，支持她的只有尼古拉·杜邦-艾

    尼昂的“法国崛起”这一微弱势力。但即使如此，勒庞仍在第二轮

    投票中获得超过三分之一的选票。而且，由于存在很多不稳定的

    选民，这一票数还低于前一轮选举。如果马克龙在接下来的五年

    里政绩不佳，勒庞将卷土重来，坚持本土主义的民粹主义者将在

    欧洲和其他地区壮大。

    作为一名候选人，马克龙在这个反建制的政治时代赢得选举

    ，得益于他置身于传统政党之外。不过，对于总统而言，这将成

    为一块短板。他领导的政治运动组织“前进!”(En Marche!)是

    一种全新的模式。他必须从零开始，在2017年6月全国议会选举

    上获得未来立法权的多数票。

    马克龙的经济思想有着多面性。在总统竞选期间，他经常被

    指责缺乏鲜明的特性。对众多左翼和极右翼人士来说，他是一个

    新自由主义者，支持导致欧洲失败和政治僵局的主流紧缩政策。

    力挺社会党候选人贝瓦诺·阿蒙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称

    马克龙代表“昨日之欧洲”。 [10]马克龙的许多经济方案的确散发着新自由主义的气息。他宣

    称公司税率要从33.5%降至25%，削减12万个公务员职位，将政

    府赤字控制在欧盟3%的警戒线内，并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这是方便企业解雇工人的委婉说法)。但他也承诺要维持养老金

    福利水平，偏好北欧式的弹性社会保障模式，试图把高度的经济

    保障与基于市场的激励结合起来。 [11]

    这些措施短期内肯定无法解决马克龙总统任期上的关键挑战

    ：创造就业机会。就业是法国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新政府的

    首要任务。自欧元区危机以来，法国的失业率一直在10%的水平

    上居高不下，而25岁以下人群的失业率接近25%。正如我们所见

    ，传统结构性改革对就业的影响微弱且不直接，需求低迷期尤为

    如此。几乎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会增加就

    业，除非法国经济的总需求显著提高。

    这时就需要马克龙经济计划的另一组成部分发挥作用。他提

    出了一个为期五年的500亿欧元(546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包

    括投资基础设施和绿色技术、扩大对失业人员培训等。不过，该

    刺激计划缺乏雄心，规模仅不到法国每年GDP的2%，难以显著提

    振整体就业。

    马克龙更具雄心的一个想法是推动建立欧元区财政联盟，包

    括设立欧盟财政部及财政部长。在这一构想下，欧元区的富国向

    受共同货币政策不利影响的国家进行稳定的财政转移支付将变为

    现实。欧元区的预算资金将由成员国税收收入提供，一个独立的

    欧元区议会将对预算进行政治监督和问责。这种财政联盟将增加

    法国等国的基础设施支出和就业机会，并不会打破其财政上限。由更紧密的政治一体化支持的财政联盟意义非凡。它是一条

    走出欧元区当前所处“无人区”的有效路径。但马克龙毫不掩饰地

    表示，欧洲一体化政策不仅是一个政治或原则问题，对其经济计

    划的成功也至关重要。若没有更灵活的财政政策或来自欧元区其

    他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法国不太可能很快解决就业难题。因此

    ，马克龙总统任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内部的合作。

    这一财政联盟的构想引导我们转向德国。安格拉·默克尔对法

    国选举结果的最初反应并不令人感到鼓舞。她向马克龙表示祝贺

    ，称他“承载着千百万法国人的希望”，但她也表示不会考虑改变

    欧元区的财政规则。 [12]

    即使默克尔政府(或与社会民主党挑战

    者马丁·舒尔茨联合组成的未来政府)支持财政联盟，德国选民也

    不会答应。由于德国政治家把欧元危机描绘成道德问题而非经济

    一体化问题，节俭且勤奋的德国人自然反对挥金如土的欺诈借贷

    者，政客想让其选民加入任何一种财政联盟皆非易事。

    马克龙很明白他面临来自德国的挑战。在预料到德国的反应

    后，他这样反驳道：“你不能一面说‘我支持强大的欧洲和全球化’

    ，但又表示‘至死都不愿意成立财政转移支付的联盟’。”他认为，财政联盟是一种处理经济分离和政治矛盾的良方：“如果没有财

    政转移支付，欧洲外围国家就无法趋同于核心国家，从而造成政

    治分歧和极端主义。” [13]

    法国并不在欧洲外围，至少目前还没有。但马克龙向德国传

    达了明确的信息：除非你帮助我建立一个经济、财政乃至政治上

    的真正联盟，否则我们都将被极端主义碾压。马克龙基本上是正确的。按照本书观点，极端主义者支持的

    第三种选择将导致经济一体化大幅倒退。那些希望欧洲保持单一

    市场和健康民主的人肯定期待，马克龙的胜利会改变德国人的想

    法。欧盟未来路在何方？

    2017年3月，欧盟庆祝促成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的《罗马条

    约》签订60周年。这一事件肯定有很多值得纪念的地方。经过几

    个世纪的战争、动乱和大规模屠杀，欧洲终于变得和平而民主。

    在一个不平等横行的时代，欧洲国家的收入差距是全世界最低的。欧盟还成功地将11个转轨国家纳入其羽翼之下。

    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辉煌。如今，欧盟仍深陷严重的生存危

    机中，前途未卜。这些症状随处可见：英国脱欧、希腊和西班牙

    的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意大利的债务和增长停滞、民粹主义

    抬头，以及对移民和欧元的强烈抵制。它们都意味着，欧洲的制

    度需要刮骨疗毒。

    如果欧洲的民主国家想恢复元气，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

    进程就应该保持同步。要么政治一体化赶上经济一体化，要么经

    济一体化放慢步伐。只要这项原则被忽视，欧盟就将运转不畅。

    面对这一严峻的选择，各成员国很可能在经济政治一体化的

    路线图上做出不同选择。这意味着，欧洲必须建立灵活的制度安

    排适应各国的变化。

    从一开始，欧洲就建立在一个“实用主义”的构想之上。这一

    构想假定，政治一体化对经济一体化会亦步亦趋。欧洲经济共同

    体的创建者、时任法国总理罗伯特·舒曼在1950年就表示，“欧洲

    不是一劳永逸或按某个单项计划就能建成的。欧洲将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经济成就之上，经济成就创造了一种事实上的团结”。优

    先建立经济合作机制，将为更广泛的政治合作机制奠定基础。

    这种方法论一开始效果很好。它使经济一体化比政治一体化

    领先一步，但也没有领先过多。20世纪80年代之后，欧盟朝黯淡

    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欧盟通过了雄心勃勃的单一市场议程，旨

    在统一欧洲的经济体，削弱各国对商品、服务、人员和资本自由

    流动的限制性政策。作为成员国单一货币的欧元诞生，是这一议

    程的必然归宿。这是在欧洲层面实现的超级全球化。

    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述，如何推进这一过程有两种思路。

    许多经济学家和技术官僚认为，欧洲各国政府过于干涉经济，深

    度经济一体化和单一货币可约束政府干预。从这个角度看，一体

    化过程中经济和政治的不同步是必然特征，而非一个缺陷。另一

    方面，许多务实的政客都认识到，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不同步有

    潜在问题，但他们设想实用主义最终会找到出路。他们认为，只

    要有足够的时间，支撑单一市场所需的类联邦政治制度将会有所

    发展。

    欧洲主要国家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法国认为，将经济权力转

    移给布鲁塞尔的官僚将提升法国的国力及其在全球舞台上的威望。德国人则附和法国人，以此作为德国统一的代价。

    替代方案本来是有的。欧洲本可发展出一种社会模式，并与

    经济一体化协同发展。这不仅需要整合市场，还需要整合社会政

    策、劳动力制度和财政安排。欧洲多样化的社会模式以及达成共

    同规则的难度，自然会阻碍一体化的步伐和范围。这非但不会成为一种劣势，反而会形成有效的纠正机制，实现合意的一体化速

    度和程度。最终一个规模更小的欧盟会诞生，但其一体化程度却

    更加深入。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规模与如今相似的欧盟，但它在

    经济一体化上却不那么雄心勃勃。

    尽管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但如今在欧盟内部考虑财政和政

    治一体化可能为时已晚。当我写下这些话时，只有不到五分之一

    的欧洲人赞成将权力从民族国家手中转移出去。 [14]

    乐观主义者会认为，出现这一幕不是因为民众反感布鲁塞尔

    或斯特拉斯堡的政客，而是因为公众将欧洲化一体化愿景与技术

    官僚过于关注单一市场以及缺乏有吸引力的替代模式联系在一起。或许，新一届领导人和新的政治形态会设法创建一种新模式，为加强版的欧洲一体化注入活力。

    而悲观主义者则期待在柏林和巴黎权力走廊中的那些黑暗角

    落里，经济学家和立法者正在筹备一个秘密的B计划，以便在经

    济联盟垮塌之日开始实施。

    [1] Olivier Blanchard and Daniel Leigh,“Growth Forecast Errors

    and Fiscal Multi-pliers,”IMF Working Paper，January 2013.

    [2] Olivier Blanchard,“Greece:Past Critiques and the Path Forwar

    d,”IMF Blog,July 9，2015，https:blog-imfdirect.imf.org2015070

    9greece-past-critiques-andthe-path-forward.

    [3] Jan Babeckňand Nauro F.Campos,“Does Reform Work? An Econometric Survey of the Reform-Growth Puzzle,”Journal of Compa

    rative Economics ,vol.39(2)，2011: 140-158.有相似结论的近期

    研究，参见Pasquale Marco Marrazzo and Alessio Terzi,“Wide-Reac

    hing Structural Reforms and Growth: A Cross-Country Synthetic Cont

    rol Approach,”unpublished paper，Harvard，CID，April 2017.

    [4] Steven N.Durlauf，Paul A.Johnson，and Jonathan R.W.Tem

    ple,“Growth Econometrics,”Working Paper no.61，Vassar College Ec

    onomics，October 2004，https:economics.vassar.edudocsworking

    -papersVCEWP61.pdf.

    [5] Zsolt Darvars,“Is Greece Destined to Grow?”Bruegel ，June

    15，2015，http:bruegel.org201506is-greece-destined-to-grow.

    [6] Ricardo Hausmann，Lant Pritchett，and Dani Rodrik,“Grow

    th Acceler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10(4)，200

    5: 303-329.

    [7] 这一论点来自Arvind Subramanian and Dani Rodrik,“From‘

    Hindu Growth’to Productivity Surge:The Mystery of the Indian Growt

    h Transition,”IMF Staff Papers ，vol.52(2)，2005，本段后面的

    内容基于这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