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简介

    序

    中文版作者序

    第一章 贪得无厌的解决方案主义

    第二章 互联网什么也没告诉我们(因为它压根儿不存在)

    第三章 开放之痛

    第四章 欲毁掉政治，修补它

    第五章 算法“守门人”的危险

    第六章 更少犯罪，更多惩戒

    第七章 高尔顿的苹果手机

    第八章 超人条件

    第九章 智能的工具，愚蠢的人类

    后记

    译后记：对技术的哲学批判书名：技术至死：数字话生存的阴暗面

    作者：[白俄]叶夫根尼?莫罗佐夫

    译者：张行舟 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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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关于东西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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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文化论坛。

    已出版《失控》、《技术元素》、《字体故事》、《数字乌托邦》、《比特素养》、《变革的力量》等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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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简介：

    在不久的将来，“智能”科技与“大数据”将更大规模地、无微不至地

    介入我们的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数字化生存的诱惑就在于，人们企

    图使用技术手段(例如最流行的量化跟踪或游戏化)去“解决”所有问题

    ——无论是犯罪还是腐败，无论是环境污染还是肥胖症。

    叶夫根尼·莫罗佐夫提出一个问题：一旦道德、伦理和公共事务等

    问题被所谓的「技术」重构，变得简单可控，世界将变成什么样？作者

    的批判思维无远弗届：从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LinkedIn创始人雷德

    ·霍夫曼，到Google的埃里克·施密特、微软工程师戈登·贝尔，再到网络

    理论家克莱·舍基，远至麦克卢汉，近至凯文·凯利，没有一个人能逃过

    莫罗佐夫的质疑。

    作者表示，只有当人们对“技术解决方案主义”进行仔细审视并承认

    制度的瑕疵时，技术才可以被称为一种进步的力量。本书为那些“臣

    服”于硅谷产品的人们敲响了一记警钟：如果我们看不到数字化生存的

    阴暗面，就终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技术」。

    推荐：

    《纽约时报》2013年度推荐图书。

    他的新书就像砂纸，用来打磨那些“互联网权威人士”的作品。

    ——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赛博朋克的定义者、《差分

    机》作者

    一个清晰可辨的理性之声，对当下嗜新狂病症(neomania)的批判

    性思考。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黑天

    鹅》作者读这本书，就好像你在一个宴会上迟到，却发现一个博学的客人正

    在滔滔不绝。莫罗佐夫在和你从未谋面的人争论，引用你从来没读过的

    书，并援引海量信息源，以至于你会在桌布下偷偷用iPhone搜索查询。

    他把矛头指向权威人士、硅谷，甚至任何使用帕洛阿尔托邮政编码的

    人，还有那些在TED大会上颁布的金科玉律。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作者简介：

    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科技互联网批评家，《新共和》杂志编辑，《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

    报》、《Slate》等媒体的特邀专栏作家。他从技术、人文和社会的角度

    去讨论科技对现今世界的影响，以引导人们更理性、更全面地思考科学

    技术。已出版的中文作品：《iGod》、《奥莱利的“词媒体”帝国》。

    已翻译的作者长文集合：http:dajia.qq.comuserevgenymorozov序

    引言

    “在一个先进技术的时代，效率低下是对圣灵的犯罪。”

    ——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

    “复杂，在合适的人手里是可以解决的。”

    ——杰夫·贾维斯〔1〕(Jeff Jarvis)

    硅谷有诸多罪过，但缺乏雄心不在其列。听听它嗓门最大的传道

    者，你会相信，硅谷所做的一切就是解决别的什么人制造的问题，或许

    是华尔街贪婪的银行家，又或许是华盛顿无所事事的政客。

    “技术已不再仅仅涵盖硬件和软件。实际上它已深入到庞大数据的

    挖掘和利用，从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2011年，谷歌执行主席埃里克·

    施密特(Eric Schmidt)对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群学生听众如是说。

    Facebook的老板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对此表示同意，他认

    为自己公司的使命是“让世界更开放，联系更密切”。“我们早上可不是

    带着以赚钱为第一要务的想法睁开眼的，”说这番话之后不过几个月，他的公司股票暴跌，于是除了它的铁杆粉丝，所有人都相信Facebook与

    赚钱老早就分道扬镳了。可这下子扎克伯格先生靠什么来起床呢？就像

    他对2008年西南偏南音乐节的观众说的那样，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宏

    愿。“这个世界有许多真正的问题亟待解决，作为一家企业，我们要做

    的，就是构建一个基础结构，一部分问题能够籍此得到解决，”扎克伯

    格这样宣称。

    过去几年，硅谷最喜欢的口号悄悄地从“不创新，毋宁死!”换成

    了“不改良，毋宁死!”。在世事的宏大格局中，什么得到了改善并不太

    重要；有能力做出改变，使人类的行为方式更加负责任和可持续，实现

    效率的最大化，那才是最要紧的。即便在TED大会(姑且称之为颓废派

    文人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呆瓜们看来都似乎过于宏大的青涩想法，却也毫无压力地跻身于硅谷的商业计划书中。“更健康，更幸福，更有

    效率”，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Radiohead一首流行歌曲里淡淡忧伤的调

    调，如今在许多顶尖数字化企业的公司总部倒是更容易受到举牌欢迎。

    技术能把我们变得更好——技术也会把我们变得更好。或者，像极客们

    说的那样，只要有足够多的应用程序，人类所有的bug(指程序漏洞，这里指瑕疵缺陷)都将是微不足道的。

    当然了，加利福尼亚从来不缺乐观精神，也不缺夸夸其谈。而创新

    打开的机会之门，甚至让最固执最脚踏实地的风险资本家都忍不住伸手

    掏钱包。毕竟，靠拯救世界而致富，这样的运气是随便什么时候都有的

    吗？在一家富有人道精神的机构(没有官僚作风，没有忙碌的旅行，薪

    资反而更加优厚)工作的那种快感，是随便哪里都找得到的吗？

    这场改良的狂欢派对会怎样结束呢？它真的能做成什么吗？要找到

    答案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些萌芽中的改良成果推向盖棺定论。假设硅

    谷有一位专属未来学家，她对不久的将来(比如2020年前后)有什么美

    好愿景呢？这本身就很好猜测。它大概会是这个样子：人类，在强大的

    自追踪设备的帮助下，最终战胜了肥胖症、失眠症和全球变暖问题，因

    为大家都吃得更少，睡得更好，排放也更合理。人类记忆不可靠的弱点

    也得到克服，因为正是这些追踪设备记录并存储着我们的一切。汽车钥

    匙，面孔长相，逸闻趣事：我们再也忘不掉了。不要再为你小时候狼吞

    虎咽过的玛德琳小蛋糕心生普鲁斯特式的怀旧情绪了!〔2〕因为那一刻肯

    定已经存到你的智能手机上了——不，更有可能的是，存在你记录一切

    的智能眼镜里。白日梦可以休矣，直接回放它就好。与此同时，你完全

    可以相信，Siri，苹果公司最可靠的语音助手，肯定会告诉你最不想面

    对的真相：这类蛋糕会使你的血糖水平急剧升高，应竭力避免。对不起

    了，普鲁斯特!

    最后，在选民广泛而持续的注视下，政治摆脱了龌龊的腐败、幕后

    交易和低效率的政治交易。政党崩溃，取而代之的是Groupon〔3〕式的政

    治运动，用户在此偶然相聚，对与他们的生活间接或直接相关的问题高

    谈阔论，然后很快闪人。由于政客说的每个字——不，发出的每个声

    音，都为后世子孙记录存储下来，伪善变得过时了。随着有关政客的财

    富数据——他们的日程表、午餐菜单和差旅费——都被发到网上供大家

    查阅，各种派别的说客们也绝迹了。

    而随着数字媒体让参与更加容易，越来越多的市民独自打保龄球，却一起写博客。最后甚至过去那些从来都懒得投票的人也得到了适当的

    激励，当然，是作为在线游戏的一部分，他们在那儿为拯救人类而挣点

    数。就这样，他们争先恐后地跑到投票站用手机签到。谢天谢地，前往

    投票站也不再是件难事儿，自动驾驶汽车早就发明出来了，就是为了方

    便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街道清洁光亮，而保持这种状况也是

    这个精心制作的在线游戏的一部分。要同胞乡亲承担公民责任和义务的

    吁求几乎销声匿迹——干嘛不呢，既然靠着人们对挣点数、徽章和虚拟

    货币的渴望，能如此有效地打动他们？

    犯罪将成为遥远的记忆，而法院却变得人员过剩，没多少事儿可干。墙、马路、门、登录屏幕这些实体环境和虚拟环境都变“聪明”了。

    换句话说，它们整合了自追踪设备和社交网络服务所生成的海量数据，如此一来，只需对用户进行分析，它们就可以预测并防止犯罪行为的发

    生。既然用户甚至都没有机会实施犯罪，那么监狱也就不再需要了。真

    乃人道之胜利，硅谷之恩惠。

    于是乎便有了新“创意市场”的欣欣向荣。最后“市场”这个词也不再

    像是用词不当；文化机构则对供需法则表现出从未有过的高效率和灵敏

    反应。报纸不再刊载读者不感兴趣的文章；自追踪与社交网络数据的激

    增一道，确保大家能读到高度定制化(到单词级别!)的报纸，后者能

    制造最高的点击率。没有无人点击的故事，也没有不上推特的头条新

    闻；打开浏览器，点击链接载入页面，只需短短几秒钟，定制化的个人

    文章就生成了。

    书籍的出版量大幅增长，其中大多数是自出版，而效率也堪称完

    美。许多书甚至许诺提供多个可选结局，基于读者眼球跟踪活动对其情

    绪做出判断——实时的哦!好莱坞继续活得很滋润；由于大家都戴上了

    智能眼镜，一部影片就可以有无限多的可选结局，这取决于观看者在观

    影中某个特定时刻的情绪。职业评论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先是“众

    人”，继而是算法，最终是定制化算法综述——这是让影片与定制的可

    选结局相匹配的唯一方法。甚至连最前卫的文化出版物，也使用算法来

    为其他算法创作的歌曲撰写评论。然而并非一切都变了样：就拿今天来

    说吧，系统仍然需要靠不完美的人类来制造点击量，好以此来从广告商

    处吸金。

    这段简短的素描式的文字并非摘自加里·施特恩斯坦〔4〕(Gary

    Shteyngart)的最新小说。它也不是反乌托邦式的科幻小说。事实上，此时此刻，硅谷的什么人很有可能就在向投资人推销上述技术中的一

    种。有些可能已经造出来了。它不是反乌托邦，许多极聪明的人——不

    管他在不在硅谷，觉得这种无缝未来令人心动且不可避免，他们的备忘

    录和商业计划书将证明这一点。

    而我呢，觉得这样的未来真是太恐怖了，但也许是出于你想不到的

    原因。太多时候，像我这样的数字异端，都深陷于给最初的乌托邦方案

    可行性挑错的泥潭中。出版效率真的可以达到完美吗？所有环境都能变

    聪明吗？人们真的只是因为玩游戏才愿意出来投票的吗？对上述方案的

    效力进行这种拷问殊为紧要，我在本书中对其中许多问题多有思考。但

    我也认为，我们这些所谓的异端，也需要从硅谷创新者的话语中来感受

    他们，对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多一点信心。毕竟就是这些人计划扫

    描世上所有的书籍，还有到小行星采矿。十年前，这两个主意好像都十

    分疯狂，而今天，只有一个还可以这么说。或许我们应当认真考虑，硅谷真有办法实现它的一些最疯狂的计

    划，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也许它无法靠推特颠覆北朝鲜政权，但它仍然

    可以做很多事。到了这儿，讨论就应当转向一个不同的语域：与其说对

    创新者方法的效力进行嘲笑，我们更需要对其目标的适当性提出质疑。

    我的上一本书《网络错觉》(The Net Delusion)指出威权政体具有惊人

    的弹性，它们已找到自己的方式来从数字技术中获利。尽管我曾经(而

    且仍然)对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宣传“互联网自由”心怀不满，但我的大

    多数批评只针对“互联网自由议程”的方法，而非目的，假设其目的必定

    能带来更好的言论自由氛围和对人权更加尊重。在本书中，我对此不抱

    奢望，硅谷为“解决问题”所做的最新探索，我对其手段和目的都表示怀

    疑。我在此认为，硅谷永恒改良的承诺削弱了我们提出这种质疑的能

    力。今天谁会疯到对种种美德提出质疑，比如，消灭政治伪善？又或

    者，提供更多信息(自追踪的直接结果)以帮助决策？寻找新的激励机

    制来使人们对拯救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或参与政治产生兴趣？减少犯

    罪？质疑这种干预行为的适当性，似乎在质疑启蒙运动本身。

    但我觉得，这种质疑是必要的。因此，本书的前提是：硅谷力图通

    过提高效率、透明度、确定性和完美性，消除其邪恶的双生子，如阻

    力、不透明、模糊性和瑕疵，把我们都装进数字约束衣。而这终将证明

    是代价高昂的。出于稍后本书所要阐释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一高

    昂成本尚未进入公众视野，而且仍将如此，假如盲目追求硅谷伊甸园的

    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探究，我们为何对“互联网”这个惑人标签下的各种

    技术如此痴迷。因此，本书试图将这个大家翘首期盼的天堂的真实成本

    纳入考虑，并将阐述为什么它们一直以来都如此难以核算。

    不完美，模糊，不透明，加上出错、犯错、做错事的可能：所有这

    一切都是人类自由的构成要素，一心铲除它们，也就铲除了自由。如果

    我们没有力量和勇气摆脱硅谷心态(后者大大激发了当前技术完美主义

    的追求)，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毫无价值的政治活动中，人们丧

    失了道德推理的基本能力，毫无生气的(如果说不是垂死的)文化机构

    拒绝冒险，只在乎自己的财务底线，最可怕的是，我们可能置身于一个

    严密控制的社会环境中，这不仅会使异议不复存在，甚至连想都不敢

    想。

    本书的结构如下所述。接下来的两章给出一个大纲，批判了两种主

    流思想——我称之为“解决方案主义”和“互联网中心主义”，它们都支持

    硅谷宏大的改良实验。在随后的七个章节里，我对这两种思想如何在特

    定实践环境或改革环境中相互影响进行了探索：提高透明度，改革政治

    系统，提高文化产业效率，依靠智能环境和数据减少犯罪，借助于自追

    踪和生活记录来量化我们周遭的世界，最终，把游戏激励机制——或称游戏化——引入公民领域。最后一章对如何超越解决方案主义和互联网

    中心主义的极限，设计并采用满足人类和公民需求的技术，进行了更具

    前瞻性的展望。

    既如此，为什么又要反对这种对完美的追求呢？好吧，我认为不是

    所有可修补的东西都应当被修补——即使最新技术让这种修补更容易，更便宜，更难以抗拒。有时不完美也挺不错的，有时它比完美更好。最

    让我担心的是，如今正是各种唾手可得的廉价的数字化修补在告知我们

    什么需要修补。道理很简单：我们修补得越多，碰到的问题也越多。相

    反，与我们的计算机系统颇为类似，在我们的政治、个人与公共生活

    中，不是所有的漏洞都是漏洞，有些“漏洞”反而是特色。无知可能很危

    险，而无所不知可能同样如此：有些大学坚持采用不考虑学生支付能力

    的录取流程，这是有原因的。举棋不定可能有反作用，而深信不疑也可

    能会这样：如果你所有的朋友都真的告诉你他们在想什么，你可能永远

    都不会再和他们说话。效率可能有用，而无效率也可以如此：如果一切

    都很有效率，那谁又愿意费心去搞什么创新呢？

    因此，本书的终极目标，是揭开构成解决方案主义思维定式的态

    度、倾向和冲动之上的盖子，阐明它们如何在具体项目中证明它们改善

    了人类的生存条件，揭示这些态度、倾向和冲动为什么能够而且应当被

    抵制、规避和摒弃，以及该怎么做。因为只有摒弃解决方案主义——也

    就是说，超越它强加于我们想象力之上的限制，对抗它的价值体系，我

    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说，不亲身经历人类生存状况的纷乱复杂，不对传

    统习俗的大千世界进行诠释，即使实现技术的完美，也可能会物有不

    值。

    注释

    〔1〕 纽约城市大学新闻学教授，网络上人气最高、名气最大的媒介博客之一

    Buzzmachine.com的博主，伦敦《卫报》新媒体专栏特约撰稿人，多次入选“世界媒体领袖100

    强”。著有全球数字领域权威著作《Google将带来什么？》(What Would Google Do?)。

    〔2〕 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提到玛德琳蛋糕。主人公的

    妈妈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为他端了一杯热茶和玛德琳蛋糕，两者混合的味道掀起了他一连串的童

    年追忆，这段情节描写充满了怀旧情绪。

    〔3〕 一个美国团购网站，是电子商务、web2.0、互联网广告以及线下模式的结合体，是美国近半年来比较流行的新模式之一。

    〔4〕 俄裔美国作家，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写作课程。2003年出版第

    一部长篇小说《俄罗斯社交新丁手册》，受到评论界广泛好评，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2006年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荒谬斯坦》。中文版作者序

    《技术至死》英文版面世于2013年3月，再过几个月，爱德华·斯诺

    登就捅出了美国国家安全局暗中进行的网络间谍行为。此事引发的喧嚣

    让我进一步相信，我在书中提出的两点主要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

    首先，光是用心良苦(也就是我所谓的“解决方案主义”)还不够：

    硅谷的公司或许希望，在他们天真的乌托邦式梦幻世界，他们要为中东

    地区带去和平，要帮助千百万贫苦人民摆脱贫困，但这很难说得上是事

    情的全貌。他们所有拯救世界的人道主义努力，都有一个秘而不宣、不

    愿在公众面前承认的阴暗面——直到斯诺登把它捅了出来。一如我们所

    知，能用来解决各种各样问题的数字基础设施，对推动美国国家安全议

    程同样极端有用——所以，那些天真地信任自己美国通信服务商的外国

    公民，偶尔就会被监控一下。

    其次，斯诺通捅出消息之后，来自民间社会的胆怯反应让我相信，我们陷入了一种怪诞的数字形而上学(我在书中成为“互联网中心主

    义”)，妨碍了我们思考政治、自由和自主权的能力。大多数社会运动

    不根据背景去开发、应用相应的知识框架去理解诸如“大数据”等问题

    (毫无疑问，大数据会影响到我们的政体组织方式)，而是倾向于拥抱

    数字化的语言，追求“互联网自由”一类虚幻的目标——所谓的“互联网

    自由”，是个非常模糊、不明确的项目，毫不出奇，每一个追求它的社

    会运动都以惨败告终。(这似乎正是德国海盗党的命运——我在书中讨

    论过他们的可怜案例。)

    倘若我们不从阐释每一种技术发展的数字心态里挣脱出来，不逐一

    追问它们到底对互联网做了些什么(以及没做什么)，我们是没办法解

    决对大型中心化通信和网络服务的依赖问题的。本书争议性最大的一个

    观点——也即那么多好心倡导者热心捍卫的“互联网”，根本就不存在

    ——我自己是完全坚持的。现代世界很复杂，从搜索引擎到社交网络、点对点网络，再到维基百科等网站，每一种技术都发挥着作用。但我们

    不该以为它们都有着相同的起源，有了这一起源，它们就存在有理。比

    方说，像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恐怕应该更多地感谢学术型的数据科

    学，依靠它，谷歌才开发出了PageRank算法；而不是去感谢使它能够生

    效的网络。

    我在书中确认的许多发展趋势(将越来越多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交托

    给算法，自我跟踪和量化自我的思想越来越多地侵入各行各业的生活，追求政府公开透明和政府问责制的人之间出现越来越大的政策差距)，眼下已愈演愈烈。与此同时，硅谷对公共生活的垄断(至少在美国，但

    世界其他地区也可能存在)，也越发严重。我们继承了它的语言，以及

    伴随而来的，它最喜欢的解决问题的工具。难怪如今的白宫这么热衷于

    举办“公民黑客马拉松”了。

    我最担心的一点是，面对我们共同的问题，以前我们采用公众化公

    民审议的方式解决，而今却要以私有化的个人主义技术官僚方式取而代

    之。最能看出这种趋势的地方是，每当我们发现什么问题有害，就立刻

    拿出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去打补丁。只要在手机上安装了合适的软件，我们就能对抗肥胖症、气候变化，甚至无处不在的分心。这很好——但

    我们这么做，会不会忘了还有其他更有效、更具雄心、更集体的方式可

    以参与政治，解决问题呢？既然我们开发软件就能让用户做出正确的行

    为(哪管用户感觉如何)，我们还会投身痛苦的制度改革，削弱一部分

    人的权力，将之重新分配给长久以来呼声饱受压抑的人吗？

    这就是我在书里提出的主要观点：硅谷及世界各地的诸多仿效者对

    我们的一些问题拿出了亮光闪闪、超级性感的技术解决方案，但这并不

    意味着这些办法就是最好的。事实上，它们反而有可能是最糟糕的解决

    方案，因为它们把解决问题的担子都放在了公民身上，却不管系统本身

    年久失修，解决问题的制度发育不良。这显然?

    ·

    是我们需要避免的状况。

    常言道：光是用心良苦还不够。或许可以再改改：用心良苦，加上

    强有力的技术，就是通往灾难的门票——只要我们不加思考地使用技术

    解决方案，就因为它让我们显得时髦，或是以麻烦最少的方式帮我们解

    决了问题。但这种怕麻烦、躲麻烦的心态，迟早会叫我们吃大亏的。这

    一点，就是本书的中心思想。

    2013年12月17日

    叶夫根尼·莫罗佐夫

    波士顿 第一章 贪得无厌的解决方案主义

    “未来人们用更少的时间就能让技术运转起来……因为那将是无缝连接的。它就是会在那

    儿。‘网络’将席卷一切，却又好像不存在，就像电……如果我们把握好这一点，我想我们就能

    解决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埃里克·施密特

    “‘解决方案主义’把问题(诠释)为存在解决办法的谜题，而不是可以答复的问题。”

    ——吉勒·巴盖特〔1〕(Gilles Paquet)

    “‘我们明天能造出什么来？’这个高于一切的问题使我们看不到真正的问题，即今天的我

    们对昨天的创造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保罗·多里希〔2〕(Paul Dourish)和斯科特·梅恩沃林〔3〕(Scott D. Mainwaring)

    你偷看过朋友的垃圾桶吗？我干过这事儿。即便从未发现过什么值

    得报告(不是报告克格勃〔4〕啦)的东西，我也总是对自己不知餍足的好

    奇心感到羞愧。垃圾，就像你的性生活或暂时的饮食失调一样，是最典

    型的私人事务；对此说得越少越好。尽管马克·扎克伯格坚称一切活动

    在社会化的方式下会做得更好，而丢垃圾似乎永远都是个例外——这是

    个人反抗扎克伯格社交暴政的攻不可破的堡垒。

    唉，就这么个例外也不复存在了：垃圾箱摄像头(BinCam)，来

    自英国和德国研究人员的一个新项目，正寻求通过把我们的垃圾箱变得

    更聪明还有——猜猜看——更社会化，来实现我们垃圾处理方式的现代

    化。它是这么工作的：垃圾箱的内盖装有一个微型智能手机，每当有人

    关上它时它就拍张照片，当然，这都是为了给你刚刚到底丢了什么来个

    呈堂证供。紧接着一群通过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5〕(Amazon

    Mechanical Turk)系统招来的薪水微薄的人会对每张照片进行评估。照

    片中的物品总共有多少？有多少是可回收利用的？有多少食品？当这一

    数据添加到照片后，它就被上传至垃圾箱主人的Facebook帐号，而且还

    能被共享给其他用户。垃圾箱摄像头的发明者希望，一旦这种聪明垃圾

    箱走进千家万户，就可以用Facebook来把倒垃圾变成像游戏一样的精彩

    比赛。每个垃圾箱每周算一次积分，当垃圾箱里的食物垃圾和可循环材

    料减少时，这户家庭就会赚到金条和树叶。谁赚到最多的金条和树叶，谁就赢了。任务完成，地球得救了!

    伴随着垃圾箱摄像头的出现，研究人员还同时发表了学术论文。他

    们提出的方案无疑出自善意，论文里对此也从未提出任何道德上的疑虑。我们应当让一组公民在另一组公民的监视下做正确的事吗？我们应

    当把游戏激励机制引入一个此前诉诸职责和义务来发挥作用的过程吗？

    一个人在环保行为上的“善”能用树叶和金条来精确量化吗？它的量化应

    该与其他日常活动分开吗？如果你不开车是不是就可以不对垃圾做循环

    分拣呢？对一个人的垃圾箱进行更大规模的公众监督，会不会导致生态

    警戒主义的蔓延呢？假如参与者的Facebook好友不再看着了，他们会不

    会就不再做正确的事呢？

    问题啊问题。垃圾箱看起来似乎是最普通的人工制品，却充满了哲

    学难题和困境。它隐藏在复杂人类实践的世界中，在那里，即便是对表

    面上无关紧要的行为进行微小调整，也可能导致我们行为的深刻变化。

    对我们的行为进行局部优化(比如在游戏和不断强化的同伴监督的帮助

    下让人们对垃圾进行循环利用)，其结果很可能是以全局性的次优化行

    为而告终。换句话说，一旦在简单环境下的最佳激励机制消失了，在别

    的环境下我们可能也不打算再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了。一个局部问题可

    能解决了——却引起了一些我们眼下尚无法认清的全球问题。

    像垃圾箱摄像头这样的项目在15年前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垃圾

    箱没有传感器能拍照片并且把它们上传到Facebook这样的网站；而现

    在，微型智能手机就能以低廉的价格做到这一切。亚马逊并没有一支闲

    得无聊、拿上每小时几便士的薪水就愿意做任何工作的自由职业大军。

    (而一旦图像识别软件越来越好，就连这些人类自由职业者也可能没有

    存在的必要了。)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朋友绝无可能看到我们垃圾

    箱里的东西。15年前，即便是我们的个人网站从所有熟人(用极客的话

    说，我们的整个“社交图谱”)那里获得的关注，也无法跟今天我们的垃

    圾箱从Facebook好友那里得到的关注度相匹敌。既然我们都在用同一个

    平台——Facebook，那么借助社交游戏和竞赛来掌控我们的行为也就成

    为可能，我们再也不必按自己的步调用自己独有的工具来拯救环境了。

    标准化就是力量!

    今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通过智能传感器驱动技术来达成；我

    们的亲朋好友可以在任何地方关注我们，从而可能产生新型激励机制。

    这两大创新将深刻地改变社会工程师、决策者和许多其他社会改革家的

    工作。大家都渴望开发这些新技术的力量，不管靠单干还是靠团队组

    合，最终解决特定问题，不管是肥胖症、气候变化还是交通堵塞。由于

    复杂传感器的发明，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能基于面部亮度的细微变化追踪

    并显示人脉搏的智能镜子；而很快我们就会有能接入“社交图谱”的镜

    子，一旦我们看起来比大多数Facebook好友都要胖，它就会督促我们减

    肥。

    或者想想看由英国设计师兼活动家克里斯·亚当斯(Chris Adams)提出的茶壶设计原型。这种茶壶带有一颗能发绿光(茶煮好了)或红光

    (可能还得等等)的小珠子。是什么在决定其色彩变化呢？是这样，通

    过一些很容易找到的开源软硬件，这个珠子联上一个叫做“我能打开它

    吗？”的网站(http:www.caniturniton.com)，该网站每一分钟左右就查

    询英国国家电网总用电量的统计数据。如果网站返回的频率数字高于50

    赫兹的基线，珠子就发绿光，更低呢，就发红光。这么做的目的是提供

    额外信息，以便负责任地使用茶壶。但很容易就能想到，这样的逻辑可

    以延伸到很远很远，比如垃圾箱摄像头设计。举个例子，为什么不对人

    们不在用电高峰期使用茶壶的行为给予兼容Facebook的虚拟点数奖励

    呢？或者为什么不对那些无视茶壶过度使用警告的人进行惩罚呢，比如

    把他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在其Facebook朋友圈里公之于众？社会工程师手

    上可从来没有过如此多的选项。

    如今，无需连接社交网络或数据仓库，单靠传感器就能干不少事

    了。比如说，老年人可能会喜欢智能地毯和智能闹铃，一有人跌倒它们

    就能立刻侦测到并通知其他人。甚至垃圾箱的智能化也可以采取一种完

    全不同的方式。于是，一家起了个迷人名字(“BigBelly太阳能”)的创

    业公司就希望通过生产太阳能垃圾箱来引领垃圾收集行业的革命。借助

    内置传感器，太阳能垃圾箱能报告垃圾管理员它们的当前容量，预测什

    么时候需要倒空。反过来这又可以优化垃圾收集路线，节约燃料。费城

    从2009年起就在试验这种垃圾箱，结果其中心区的垃圾收集出动次数从

    每周17次减少到每周2.5次，员工数量从33人减少到区区17人，一年就

    节约了90万美元。

    同样，波士顿的市政官员一直在测试“Street Bump”，一个依靠加速

    传感器(如今许多智能手机都标配这一运动探测装置)起作用的精妙应

    用，用以标出波士顿路面上的坑洞。司机只需打开应用开车上路就可以

    了，智能手机将会做剩下的事，一有必要它就会与中央服务器进行通

    信。凭借一系列算法，这个应用知道如何识别和忽略下水道井盖和减速

    带，而只是专心致志地标出坑洞。一旦有至少三名司机报告说在同一地

    点发生颠簸，这个颠簸地点就被识别为坑洞。同样，Google依靠启用了

    GPS定位系统的安卓手机来生成交通状况的实时信息：只要你启用它的

    地图并且报告了所在位置，Google就能知道你在哪儿，车开得有多快。

    这样它就能对路况怎样猜得八九不离十，并且把这条信息反馈到Google

    地图，好让大家都看得到。如今看起来，光是外出时随身携带手机，恐

    怕就算得上良好的公民行为了。

    改良的意愿——无所不包!

    智能技术和我们的全部社会关系(更不必说像实时电力消费总量这样的统计资料了)现在都能“嵌入”到我们的每一个日常活动中，从丢垃

    圾到煮茶无所不包。这似乎值得赞美而不应该深究。同样的，智能手机

    和社交网站让我们可以试验10年前都不可能做到的干预方式，这似乎也

    真是一个积极进展。所以如果说硅谷充斥着对几乎是阳光下的一切进行

    改良的方案：政治、公民、出版、烹饪，这一点也不奇怪。

    唉，有太多时候，这无休止的改良探索——加拿大人类学家塔尼亚

    ·穆雷·李(Tania Murray Li)在一个非常不同的语境中称之为“改良的意

    愿”——是短视的，不过是敷衍地表现出对追求改良的活动有兴趣。把

    所有复杂的社会情况重做表现，让它显得像是有明确可计算解决方案、定义明确的问题，或是透明显见又容易优化的过程(但愿有好算

    法!)，这种探索很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最终甚至造成比它寻求

    解决的问题更大的破坏。

    我把认可并支持这种强烈愿望的思想称为“解决方案主义”。这个词

    借用自建筑与城市规划领域，带有毫不掩饰的轻蔑，意指痴迷于为极端

    复杂、易变和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花俏、宏大而又目光狭隘的解决方案，正是这类东西让TED大会的观众神魂颠倒。仔细研究可以发现，这类问

    题根本无须采用“解决方案主义者”那种以一概全的定义方式，因此有争

    议的地方不在于他们提交的解决方案，而是他们对问题本身的定义。设

    计理论家迈克尔·杜宾斯〔6〕(Michael Dobbins)说得好：解决方案主义

    是假设而非调查其试图解决的问题，“在尚未充分提出问题之前就匆忙

    寻找答案”。问题如何构成与问题如何解决，无论从哪一点来说都是同

    等重要的。

    因此，解决方案主义不只是对“在手拿锤子的人眼里，一切都像是

    钉子”这句话的新奇提法，也不只是重提“技术修补”不适用于“棘手问

    题”的论调(在《网络错觉》中我对这个主题有过详细论述)。这不光

    是因为许多问题与快捷的解决方案主义工具包不合拍，还因为解决方案

    主义所假设的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对这些“问题”的

    本质进行更深入调查就能看出，刚刚获得权力的极客与解决方案主义者

    群起反对的低效率、不确定性和不透明性(不管在政治还是在日常生活

    中)，无论怎么讲都不成其为问题。恰恰相反：这些恶疾往往穿着伪装

    的美德。凭借技术创新，当代的解决方案主义者很容易就能找到办法消

    除它们，但这丝毫无损其道德性。

    以反改良主义者的立场来看，对解决方案主义进行批判似乎是保守

    派的特权。而事实上贯穿本书的反解决方案主义嘲讽，也都符合对社会

    变化的极端保守主义反应的三分法，社会理论家阿尔伯特·赫希曼〔7〕

    (Albert Hirschman)对此有精彩论述。在其颇具影响的《反动修辞学》

    (Rhetoric of Reaction)一书中，赫希曼认为一切渐进式改革通常都会招致保守主义者的批评，这种批评以下面三种基调的任意一种为基础：

    悖谬论(干预只会使手头的问题变得更糟)，无用论(干预不会有任何

    结果)，危害论(干预可能会损害一些以前辛苦得来的成就)。

    尽管我在下面几页会动用所有这三种批评武器，但我的总体设计确

    实不同于赫希曼所研究的保守性对抗。我既不提倡无所作为，也不否认

    解决方案主义者解决的许多(尽管不是全部)问题——从气候变化到肥

    胖症再到政治体系内的信用程度降低——都很重要，都需要立刻采取行

    动(当然，这些问题究竟是怎么构成的，那是另一个问题，每个问题都

    有不止一种描述方式)。但这些问题迫在眉睫地需要解决，并不自动意

    味着时下盛行的高效、清洁、崭新的全套技术方案一定是合理的。我首

    选的解决方案，或者不如说作出的反应，是大不相同的。

    而我对解决方案主义的批判，和一些对早期许多过于束缚人类的活

    动的批判有几分相似，这也并非巧合。今天的束缚可能会穿上数字化的

    外衣，但它绝非第一个，也不是最严厉的一个。早在“解决方案主义”这

    个词还没出现的时候，许多著名思想家就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它的缺

    点，只不过在措辞和背景上有所不同。尤其是当我想到伊凡·伊里奇〔8〕

    (Ivan Illich)对职业学校和医学领域的高效而去人性化体系的抗议，简

    ·雅各布斯〔9〕(Jane Jacobs)对傲慢的城市规划者的抨击，迈克尔·奥克

    肖特〔10〕(Michael Oakeshott)对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理性主义的抗

    拒，汉斯·约纳斯〔11〕(Hans Jonas)对控制论隔靴搔痒的不耐烦，以及近

    来詹姆斯·斯科特〔12〕(James Scott)对他所谓政府强加于国民的“可辨识

    性”的担忧。有人可能还要给这个名单加上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3〕

    (Friedrich Hayek)与核心决策者固有的知识缺失之间的对立。

    在政治信仰上，这些思想家的血统毫无相同之处。伊凡·伊里奇，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简·雅各布斯，还有迈克尔·奥克肖特，他们要是一

    块儿赴晚宴肯定会吵得不可开交。然而抛开政见不谈，这些富有创新精

    神的思想家都极不喜欢解决方案主义者的做派，不管是雅各布斯批评的

    城市规划者还是伊里奇批评的职业教育者，他们不光对人类天性基本一

    无所知，也几乎搞不懂由这种天性造就并赖以蓬勃发展的复杂实践环

    境。看起来，解决方案主义者似乎从没脚踏实地地生活过，他们所知的

    一切都来自书本，而且，这些书还不是小说，而是冰箱、吸尘器和洗衣

    机的说明书。

    20世纪60年代以尖锐犀利地抨击技术乌托邦主义而著称的保守派哲

    学家，托马斯·莫尔纳〔14〕(Thomas Molnar)，也应当在反解决方案主义

    的万神殿里占据一席之地。“当乌托邦作家就工作、健康、闲暇、预期

    寿命、战争、犯罪、文化、管理、财政、司法裁判等纸上谈兵时，他们

    的话仿佛是从毫无真实生活概念的机器人嘴里发出。读者会有种身处抽象梦境的不舒服感觉，周围是无生命的物体。他模模糊糊地努力分辨出

    了它们，可再仔细一看，发现它们在形状、颜色、体积和声音上与任何

    我们所熟知的事物完全不相符。”他的这番话真可谓一针见血。如今的

    抽象梦境比比皆是，在帕洛阿尔托〔15〕能发挥作用，就想当然地认为搬到

    槟城〔16〕也照样。

    不是说所有的解决方案都不可能成功，而是解决方案主义者在解

    决“问题”时对“问题”的曲解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于是乎，到问题“解

    决”的时候，它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回事。每个人都忙着庆祝胜利，却

    没人想得起来最初的解决方案想要实现什么目标。

    对新技术颠覆教育的潜力大肆鼓噪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尤其是今天

    好几家创业公司为数十万计的学生提供的在线课程，这些学生彼此批改

    作业，与导师从未谋面。数字技术对有些问题来说可能是完美的解决方

    案，但这些问题中不包括教育，如果我们说到教育时指的是培养对任何

    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在线资源可能会帮助学生习得大量新信息

    (或者加引号的“信息”，如果他们不对自己在维基百科上学到的东西进

    行多方查证的话)，而这种填鸭式的信息与大学渴望传授给学生的东西

    相去甚远。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帕梅拉·耶罗尼米(Pamela Hieronymi)写

    过一篇重要论文，剖析了在线学习的神话。文章指出，“教育不是信息

    或想法的传递。教育是利用信息和想法所需要接受的训练。随着信息挣

    脱书店和图书馆的束缚，潮水般涌向计算机和移动设备，这种训练就愈

    加重要，而不是相反。”当然，有很多工具能提高人们的数字素养，但

    这些工具的作用也就到此为止了，它们可能会帮你发现错误的信息，却

    无法把你的思想组织成条理清楚的观点。

    威廉姆斯学院校长亚当·佛克(Adam Falk)对高等教育中的解决方

    案主义更是当头一棒。他认为，假装解决方案主义兜售的玩意儿跟大学

    的精神和目标相符，这是错误的。佛克指出，根据威廉姆斯学院所做的

    研究，学生大学学业成功的最佳预报器不是他们的专业或GPA成绩，而

    是他们与教授们面对面个人接触的时间总量。根据佛克的说法，随机分

    配五名教员给作业打分(至少该领域备受赞誉的一家新创企业

    Coursera〔17〕是这么做的)的做法，“在教育上，并不等同于得到了一位

    训练有素的教授给予周到详尽的回应。”佛克坚信，假装前者等于后

    者，“不啻于否认教育最重要的目标，剥夺其真实的价值。”

    因此待议的全套技术解决方案里根植的教育理念，与至少仍备受一

    些大学推崇的历史悠久的教育理念之间，存在着相当明显的不匹配。当

    然，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这两种理念可以共存共荣。然而，在我们身

    处的这个世界，管理者一如既往地特别有成本意识，每花一美元培养出最多毕业生的方法更有可能胜出，尽管这么做可能缺乏知识眼界。这就

    是解决方案主义存在的一处隐患：它所兜售的快速修补不可能存在于政

    治真空之中。它们承诺立刻拿出便宜得多的结果，从而很容易削弱对更

    有抱负、更能推动知识发展、但要求也更苛刻的改革计划的支持。

    疯子与厨子

    当我们离开课堂来到厨房，解决方案主义的局限性更是暴露无遗。

    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尽管身为保守主义者，却特别喜欢强调，烹饪与政治和科学一样，是一套非常复杂的(往往又是无形的)常规惯

    例，它指导我们如何准备我们的饭菜。“一个菜鸟，几种食材，外加一

    本烹饪书，我们以为这就构成了自动(又具体的)烹饪活动的要素。然

    而事实远非如此，”他在1951年的论文《政治教育》中这样写道。相

    反，在奥克肖特看来，烹饪书“无非是某人关于如何做饭的抽象知识，它是做饭这个活动的孩子，而不是它的父母。”他在另一篇论文里写

    道：“厨子并不是第一个想到馅饼这个念头并尝试去做的人，他是个精

    于厨艺的人，他的事业和成就都来源于这项技能。”

    奥克肖特并不太担心我们的烹饪习惯会随着烹饪资料的激增而遭到

    破坏。只有受过丰富的烹饪传统熏陶，才有可能解读这些资料，所以细

    读此类书籍甚至可以增强人们对厨房文化的鉴赏能力。或者像他自己说

    的，“书只和那些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而知道如何解读它的人说

    话。”他并不反对打开书；而是对那些认为书(而不是创造它的传统)

    在这里扮演主角的人持有异议。无论书中包含什么规则、秘诀和算法，它们都只有在烹饪传统下解读和运用时才有意义。

    在奥克肖特看来，烹饪书就是那种传统的终点(或输出)而非起点

    (或输入)。这个观点，反对的是拒绝承认惯例与传统重要性的理性主

    义者，而不是展示烹饪书。这是奥克肖特的思想里极为昂扬乐观的一

    刻。不过，考虑到烹饪书早就被各种复杂的小器具所取代(就连一辈子

    追求完美厨房的建筑解决方案主义者巴克敏斯特?富勒〔18〕(Buckminster

    Fuller)，看到这些小器具也要嫉妒万分)，不知道奥克肖特会不会修

    正自己的判断。

    与此相悖的是，随着技术变得更聪明，(奥克肖特认为使厨子与惯

    例传统产生关联的)解释空间开始缩小甚至可能完全消失。似乎可以

    说，新的更聪明的技术最终将有可能为传统以外的烹饪书教学指导找到

    自己的位置。在它们的帮助下做饭几乎不需要什么知识。今天的技术不

    再是不会说话的被动工具。它们中的一些拥有精密的微型传感器，这些

    传感器可以“明白”(如果用这个词合适的话)厨房里的状况，并且尝试

    将我们，它们的主人，引导向正确的方向。简单说这就是所谓现代性：我们可能有更好的食物，却没了做饭的那种乐趣。

    英国杂志《新科学人》最近报道了几个这样的解决方案主义项目。

    认识一下雷金娜(Jinna Lei)，华盛顿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她建立了

    一套系统，用安装在厨房里的几个视频摄像头跟踪记录厨师的活动。这

    些摄像头相当聪明：它们能识别所见物体的大小和形状，能区分比如苹

    果和保龄球。借助于这种贴心监视，配方一有偏差厨师就能马上得到提

    醒。每个对象都有与之关联的一些活动(通常你不会去煮勺子或炒芝麻

    菜)，系统要做的就是观察当前活动与目标对象是否相配。雷告诉《新

    科学人》：“举个例子，如果系统发现糖倒进了盛有鸡蛋的碗里，而菜

    谱是不加糖的，它就会记录这次偏差。”

    为了提高观察精度，雷还考虑加一台特殊热成像仪，它能通过体表

    温度识别用户的手。她的追求就是把现代厨房变成一座现代泰勒主义的

    殿堂，跟踪、分析和优化每一件任务。解决方案主义者讨厌犯错而热衷

    于算法。而好的厨艺来自失败和试验，配方的偏差成就烹饪创新并推动

    美食业，这些好的想法被当成怪诞落伍的观念丢在一边。对许多这样用

    心良苦的创新者来说，他们寻求改善的惯常做法出自什么背景不重要，只要提高效率就行。于是在他们的想象中，厨师不是独立自主的艺术大

    师或有天赋的能工巧匠，而是成了束手束脚的机器人，在操作系统的指

    令下不敢越雷池一步。

    《新科学人》里提到的另一个项目对厨师的身份做了进一步的贬

    低。日本京都产业大学的一群计算机科学家正试图使厨房逻辑与“增强

    现实”(这是个花哨术语，指的是日常环境里充满智能技术)逻辑相匹

    配。(想想能用智能手机扫描解锁更多信息的“快速响应条码”，或即将

    出现的Google眼镜，后者使用数据流技术来增强你的视野。)为此日本

    研究人员把摄像头和投影仪安装到厨房的天花板上，这样他们就能刚好

    把指令以箭头、几何图形和聊天泡泡的方式投射到烹调原料上。因此，如果你打算剖鱼，系统会投射一把虚拟菜刀，对应该从鱼的哪个部位下

    刀给出精确标记。厨房台面上还有一个真正的小机器人。凭借摄像头它

    能感知到你已经停止接触食材，于是就会询问你是否打算进入菜谱的下

    一个步骤。

    那么，这样一个现实究竟“增强”了什么呢？技术上可能是增强了，智商上似乎倒是削弱了。充其量我们将面对“既增强又削弱了的现实”。

    一些极客顽固地拒绝承认，挑战与障碍(可能包括一开始对正确的剖鱼

    方式的无知)提高而非削弱了人类的的生存水平。让做饭更简单不一定

    会“增强”它，而是恰恰相反。使它完全受制于蹩脚的效率逻辑，等于是

    剥夺人们在这项活动中的掌控能力，这将使人类繁荣难以为继，乃至剥

    夺了人生活的意义。为此，更好的解决方案不是去降低做饭要求，而是让做饭的程序少一点僵化，或许再多一些挑战性。

    这绝非自命不凡地为神圣的烹饪传统进行辩白。在一个只有一小撮

    人掌握这门行当的世界里，单冲着人人都能获得这门技术的卖点，这

    种“增强”厨房或许就会大受欢迎。然而这不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在

    Google上找到关于如何烹饪最可口菜肴的详细菜谱和教学视频，前所未

    有地容易。我们真的需要让机器人(更别说我们脑袋上方的监控摄像头

    了)来做填料火鸡或烤羊肉吗？

    再说了，这样的进步会朝什么方向去其实也没那么难预测：一旦进

    了我们的厨房，这些数据收集设备就再也不会出去了，并会发展出新

    的、据说超乎预期的功能。首先我们会在厨房里安装摄像头以便接受更

    好的指导，接着食品与消费类电器公司会告诉我们，它们希望我们留着

    这些摄像头以便完善其产品，最后我们会发现，现在我们所有的烹饪数

    据都驻留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台服务器里，与此同时，保险公司对我们消

    耗了多少饱和脂肪进行分析，相应地调整我们的保费。智能技术支持下

    的烹饪就像一匹特洛伊木马，为更为险恶的项目打开了方便之门。

    这绝不是说技术不能增加烹饪带给我们的乐趣，这不单是从让食物

    更美味健康来说的。其实只需一些想象力，不必借助传统解决方案主义

    者对效率和完美的迷恋，技术就可以让烹饪过程更富有挑战性，开辟新

    的试验空间，带来打破常规的新途径。把《新科学人》里提到的乏味烹

    饪场景跟分子美食运动所信奉的花哨玩意儿比较一下吧。从低温热浸入

    式烹饪循环器到可食用纸的打印机，从做龙须面和鱼子酱的注射器到通

    过金属锅发送电磁波的电磁炉，所有这些玩意儿都让烹饪变得更加困

    难，更加刺激。这能让任何一个有追求的厨师对烹饪艺术充满热情，远

    非监控摄像头或指令投射机器人可比。

    有时候，我们想要的就是严格遵循食谱，做出预料之中的美味菜

    肴。但这种标准化也可能把我们的厨房变得像麦当劳连锁店一样乏味。

    为创新而创新是没什么品位的。要让技术真的增强现实，设计师和工程

    师应当更好地理解构成现实的复杂环境。

    正如分子美食这个例子所表明的，拒绝解决方案主义，并非拒绝技

    术，它也不是要放弃改善我们周围世界的所有希望。技术可以，也应当

    成为这个项目的一部分。拒绝解决方案主义，就是要超越狭隘的理性主

    义成见，后者把每一个效率缺失的例子(比如厨房缺乏完善全面的指

    导)都转换成需要克服的障碍。在思考技术在人类繁荣之路上所扮演的

    角色时，存在其他更有成效、更有人道精神和更值得信赖的方式，但除

    非把解决方案主义者对人类生存状态过分简单化的描述变得更复杂，他

    们是理解不了这一切的。巴斯德与Zynga〔19〕

    我是头一个意识到解决方案主义提出的这些问题毫无新意的人。正

    如我已经指出，一代又一代早期思想家都曾探讨过许多与此相关的毛病

    和症状。而我觉得我们正经历着一轮非常特别的现代版解决方案主义的

    复苏。今天最有激情的解决方案主义者不在市政厅和政府部门。相反，他们在硅谷，一心想弄明白他们从“互联网”学到的课程，然后在各种修

    补人性缺陷的公民倡议和计划中把它们付诸实践。然而再没有什么比有

    关“生命、宇宙以及一切”(借用道格拉斯·亚当斯〔20〕令人难忘的隽语)

    的宏大课程更有欺骗性和更具启蒙意义了。

    为什么要给“互联网”加双引号？在我第一本书《网络错觉》的后记

    里，我对这个曾经被忽略的要点给出了我的解释：我们通常称为“互联

    网”的物理基础结构与处在公众舆论中心的传说中的“互联网”几乎毫无

    相似之处，据说正是后者搞垮了突尼斯和埃及政府。这个网中网的基础

    结构和设计在这些神话的缔造中确实扮演了一定角色，比如“互联网”拒

    绝审查制度的观念来自其“包交换”(packet-switching)通信机制所独有

    的气质。而作为公众舆论祸根的“互联网”还有许多其他的故事传奇，不

    管是创新，监管，还是资本主义，而它们与基础结构本身几乎没有什么

    关系。

    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21〕(Bruno Latour)对路易·巴斯德〔22〕

    (Louis Pasteur)闻名于世的科学成就颇有著述。他对真实历史人物巴

    斯德和神如上帝的“巴斯德”作了区分。后者已然象征着其他科学家乃至

    整个社会运动的成果，比如卫生学家，出于讲求实效的原因，就张开双

    臂拥抱巴斯德。然而任何对这段时期历史著作感兴趣的人，都不可能仅

    仅把“巴斯德”这个名字当作一个毫无疑问的客观术语。它需要被拆开，以便对其各个部分进行独立研究。这些各不相同的部分(包括真实的路

    易·巴斯德)是怎么变成我们在课本里所见到的法国国民英雄“巴斯

    德”的，这后面的故事，至少在拉图尔的视野看来，正是科学史应当致

    力于揭开的。

    此刻我并不打算开始撰写历史。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其实是想说

    明“互联网”这一概念的偶然性和流动性，试图探索“互联网”究竟是如何

    具有了如今它所具有的这些含义。在本书中，我对这个故事的兴趣局限

    在一个更为狭小的部分；也就是说，我要探索“互联网”为何既是许多当

    代解决方案主义倡议的推动力，同时又是阻止我们看到其缺点的晃眼的

    闪光烟雾弹。

    换句话说，我感兴趣的是“互联网”为何如此躁动，又如此令人困

    惑。我想弄明白为什么苹果iTunes和维基百科(“互联网”神话般的核心组件)成了未来政治学的思考模式。Zynga和Facebook怎样成为公民参

    与的参考模式？而Yelp〔23〕和亚马逊的评论如何成了批判主义的参照模

    式？Google怎样成为思考商业与社会创新的榜样(就好像它真有什么清

    晰的理念似的)，让名字叫做《Google打算干什么？》的书籍都能成为

    畅销书？

    “互联网”的来临推动和支持了我在本书中所描述的许多解决方案主

    义态度。“互联网”使解决方案主义者大大拓展了其干预范围，在更大规

    模上进行试验。它还催生了一整套我称之为“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新信

    仰，它的领袖坚信我们正经历着无与伦比的革命时期，从前的真理不再

    适用，一切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修补”的需求空前高涨。简言

    之，“互联网”为解决方案主义者输送了充足的弹药，升级了他们对低效

    率、不确定性和无序性发起的战争，并为此给出了新的理由。但它同时

    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组假设，既包括关于世界如何运转以及应当如何运转

    的，也包括关于它如何说话以及应当如何说话的。这会以一种断然的互

    联网中心主义态度，重塑许多问题和讨论。互联网中心主义与“互联

    网”的关系非常像科学主义与科学的关系：其认识论绝不容忍任何反对

    观点，而所有新近历史讲的几乎都是“互联网”伟大精神如何自我崛起的

    传奇故事。

    因此，本书尝试将我们的技术辩论从关于“互联网”的许多不健康不

    正确的假设里解放出来。在这一点上，其规范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继

    拉图尔和托马斯·库恩〔24〕(Thomas Kuhn)之后，许多科学史学家也已

    开始接受，尽管以大写字母S打头的“科学”比“互联网”更有故事，对此

    不妨心平气和。只要有科学家认为存在大写字母S的“科学”，它们就值

    得研究，而不管实际上科学史学家们自己是否认同这种观念。

    这个办法既简洁又稳妥，但我发现，在思考“互联网”以及它给公共

    话语、为改革项目分配优先度方面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时，它又很难推

    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指出解决方案主义的种种局限，却不同时指出我

    所谓“互联网中心主义”的局限，这是没什么好处的；没有后者，前者连

    一半效果都达不到。所以在我们可以着手讨论在政治或犯罪预防等领域

    的解决方案主义的缺点前，有必要更好地领会互联网中心主义给知识界

    带来的毁灭性影响，这是我们下一章将要面对的任务。如果能还原互联

    网中心主义的本来面目，那么揭穿解决方案主义的真面目也就没有那么

    难了。

    注释

    〔1〕 加拿大经济学家，2003-2005年曾任加拿大皇家学会主席。现为渥太华大学管理学

    院荣誉退休教授和治理中心高级研究员。〔2〕 现任加州大学Irvine分校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教授，在计算机科学、人类学和社

    会学等领域成就卓著。

    〔3〕 英特尔实验室“互动与体验研究部”(IXR)高级研究科学家，共同领导着加州大

    学Irvine分校英特尔社会计算科技中心。

    〔4〕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54年3月13日至1991年11月6日期间前苏联的情报机构。

    〔5〕 一种众包网络集市，能使程序员借助人类智能来执行目前计算机尚不足以胜任的

    任务。

    〔6〕 有30年从业经历的城市规划者、设计师、建筑师，现任佐治亚理工学院建筑学院

    教授，2009年出版《城市设计与人》(Urban Design and People)一书。

    〔7〕 知名经济学家与思想家，早期专长于发展经济学家，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曾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社会学教授，美国经济学会杰出研究员，代表著作有《经济发展战

    略》、《反动修辞学》等。

    〔8〕 一位集神学、哲学、社会学及历史学多种角色于一身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教育

    思想家。在1970年出版的《非学校化的社会》一书中，他对传统学校教育理念进行了批判，提

    出了“非学校化”的主张。

    〔9〕 过去半个世纪中对美国乃至世界城市规划发展影响最大的人士之一，出版于1961

    年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震撼了当时的美国规划界，而现在，人们也已习惯把该书的出版

    视作美国城市规划转向的重要标志。很多人甚至认为正是这本书终结了五十年代美国政府以铲

    除贫民窟和兴建高速路为特征的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

    〔10〕 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20世纪最重要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欧克肖特是一

    位怀疑论者，其思想融英国观念论与休谟的怀疑论于一炉，对伯克等人所建立的英国传统保守

    主义思想从哲学上做了系统阐述。1962年出版《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和其他论文》一书，对理想

    主义进行批判。

    〔11〕 犹太裔德国哲学家，师从海德格尔等著名教授。最著名的代表作《责任命令》

    (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

    〔12〕 政治学家，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席教授。代表作《农民的道义经

    济学》(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弱者的武器》(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等。

    〔13〕 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以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反

    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著称。哈耶克被公认为为奥地利经济学派最重要的成员

    之一，他对于法学、系统思维、思想史、认知科学领域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

    〔14〕 天主教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

    〔15〕 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一座城市，号称硅谷的中心，著名的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

    中心和斯坦福大学都位于此地。

    〔16〕 马来西亚滨海城市。

    〔17〕 由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吴恩达和达芙妮?科勒联合创建的一个营利性教

    育科技公司，与多家大学合作，给大众带来一些在线免费课堂。

    〔18〕 美国哲学家、建筑师和发明家。

    〔19〕 一家社交游戏服务提供商。

    〔20〕 英国广播剧作家、音乐家，以《银河系漫游指南》系列作品闻名。这部作品以

    广播剧起家，后来发展成包括五本书的“三部曲”，拍成电视连续剧。

    〔21〕 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人物，也是法国新社会学派的名家，他所倡导

    的实验室人类学研究方法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已经在社会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2〕 法国微生物学学家、化学家，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

    〔23〕 美国最大点评网站。

    〔24〕 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代表作为《哥白尼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结

    构》。第二章 互联网什么也没告诉我们

    (因为它压根儿不存在)

    “如果我无法为一种思想找到先例，我立刻就会怀疑它是个蠢念头。”

    ——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

    “是谁让Blockbuster

    〔1〕倒闭的？互联网。是谁让《看电影》〔2〕(At the Movies)停播的？

    互联网。是谁踩过我的草坪，毁了我的牵牛花？还是互联网。”

    ——埃里克·斯奈德(Eric Snider)，电影博客。

    如今“互联网”可能意味着任何事情。“互联网自由的下一个战场可

    能是3D打印，”2012年8月，流行技术博客TechCrunch的头条新闻这样宣

    告。考虑到“互联网”概念如此模糊，像“互联网自由”这样的衍生概念又

    是如此包罗万象，缺乏任何实际意义，以至于它们可以轻松涵盖3D打

    印机监管、网络中立的棘手问题，还有阿塞拜疆持不同政见者的博客权

    利等。我们不再辩论个别技术的价值，构思相称的政策与监管机制，而

    是沉湎于“互联网”这样试图回避任何严肃实证辩论的万金油术语。

    今天，“互联网”经常被用来阻挠批判性思维，排除极客以外的人参

    与讨论。看看一个著名的技术博客在主张议会不应当对人脸识别技术进

    行监管时是怎么说的吧：“太多太多的美国立法者还没有跳过认为互联

    网就是一堆管道的思维阶段；我们真的指望这些家伙来告诉Facebook或

    其他任何社交媒体企业怎么做生意吗？”你懂的，这一切都那么复杂，比健康护理和气候变化复杂多了，应该只允许极客们来鼓捣这神奇的管

    道。“互联网”是神圣的，神圣到民主代议制已经驾驭不了它了。人脸识

    别技术是独立于“互联网”而发展的，它可以上溯到20世纪60年代许多国

    防机构资助的研究，但进入了这个语境，就几乎没了意义。一旦成

    了“互联网”的一部分，任何技术都失去了它的历史和思维自主性。它完

    全成了“互联网”传奇故事的一部分，不管后现代主义者如何预言了元叙

    事〔3〕的死亡，这个作为元叙事的传奇故事还活得好好的。今天几乎每个

    故事都必定有一个“互联网”视角，我们的互联网传道者的工作，就是把

    这些奇闻轶事变成互联网高歌猛进的童话故事，而这只是他们的“网络

    辉格党”历史理论的极小篇章。“互联网”成了这样一种思想：它毫不费

    力填满了每一个头脑，每一个钱包，每一个保险柜，甚至每一个最醒目

    的叙事空白。不管什么时候听到别人告诉你，“互联网不是这么回事”(技术博客

    就惯于对那些喜欢读他们涂鸦之作的人这么说)，你都应当明白，你的

    对话者事实上认为你的观点是保守的和反现代的。然而极客们号称烂熟

    于胸的那本缺失的“互联网”手册(解释这一大堆管道究竟如何运转的那

    本)又在哪里？为什么他们这么不愿意承认，“互联网”这庞然大物的各

    个零件是怎样开动和相互配合的，或许并没有什么必然规律？Google就

    真的不能换种运作方式吗？当然，极客们确实默默地承认了“互联网”没

    有什么永恒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一致反对“禁止网络盗版法

    案”(SOPA)。真讽刺啊，正是后者扬言要彻底改变“互联网的运转方

    式”。所以，“在互联网上”没有什么干预会奏效，除了那些会奏效的。

    SOPA是一项很糟糕的立法，但有点奇怪的是，极客们可以一边声称互

    联网是永恒不变的，一边又在幕后竭尽全力维持它的这种状态。他们的

    理论与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种他们不愿多提的常见现代失调症。

    “互联网”还是一种手段，它把辩论从更加明确具体的问题上引开，使其从本质上陷入晦涩而又徒劳无益的麦克卢汉主义中，而后者试图为

    世上的每一种媒介找到某种并不存在的内在真相。看看当今最直言不讳

    的互联网怀疑论者尼古拉斯·卡尔〔4〕(Nicholas Carr)是如何论述数字技

    术对我们的深度思考能力和专注力造成影响的。在畅销书《浅薄》

    (The Shallows)中，卡尔担心“互联网”正在使他大脑需求的满足方

    式“网络化”，得到的满足越多，它却变得越饥渴。他抱怨说“网络……

    带来了一套快速传递响应与奖励的系统……它鼓励身心活动的重

    复。”书里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抱怨。在卡尔看来，大脑百分之百是可塑

    造的，而“互联网”则百分之百是不变的。

    卡尔所描述的这个“网络”究竟是否存在呢？把像Instapaper(用户可

    以保存网页以便以后在无广告无打扰的环境下阅读)这样的网站和比如

    说Twitter扯到一起有多大意义呢？Facebook一定要不断提醒我们检查新

    链接吗？Twitter是应该对我们发送我们从未打开过的链接的行为予以奖

    赏呢？还是惩罚我们？或者什么也不做，就像现在这样？其中有许多开

    放式问题，技术公司解决它们所采用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我们，它

    们的用户，来告诉他们(当然，前提是我们自己能齐心协力)。可能会

    有一些业务障碍使我们所使用的数字服务不太经得起讨论，但这正是人

    们必须探究政治经济学领域而非神经科学领域的地方，即使后者更加时

    尚。然而卡尔拒绝放弃“网络”这个概念，认为它有自己的预定目标和内

    在特征。他没有对设计、政治经济学和信息学的相互作用进行探究，而

    是不断告诉我们，“网络”实在是，好吧，太烂了。除非我们不再认为外

    面真的存在“网络”这东西，否则这种情况不会有丝毫好转。不解释清

    楚“网络”这样的术语，我们又怎样解释由数字工具推动的逻辑和实践的多样性呢？“网络”这个术语，应当出现在有关数字技术的书籍的最后一

    页，光靠它自己，是解释不了它的。

    与他之前的马歇尔·麦克卢汉一样，卡尔打算对不同媒介进行打

    分、排名和比较，为它们设计某种准科学的排序等级(麦克卢汉走得更

    远，他为每种他所“研究”的媒介计算感觉比率)。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

    方式忽略了每种媒介所促成的真实实践多样性。人们可能因为广告过多

    而讨厌电视，但另一方面，一套由公众出资支持的广播系统又可能根本

    不需要广告。电视节目不见得非得被广告打断。视频游戏可能使我们变

    得更暴力。但是，又一次说但是，它们可以有那么多方式来做那么多别

    的事情，只把它们与一种功能挂钩似乎不公平。《纽约时报》与Sun公

    司〔5〕就几乎没有什么共通之处，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和拉什·林

    堡〔6〕(Rush Limbaugh)也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Google让信息永久有效，或者Facebook竭力推荐不需要的产品，不

    对其呈现给用户的链接进行数量限制，比如一天10个，这些都不是必然

    的。这些不是“网络”的“内在”属性，这些公司选择这么做，也许是出于

    商业原因，或者纯粹是出于傲慢和自信，而它们本来也可以很容易做出

    别的选择。事实上所有这些公司似乎每个星期都在增加或减少至少一种

    功能。如果有的话，这就是最好的证据，让我们不把它们的平台仅仅当

    作“网络”与我们的某种对话方式。如果“网络”与我们对话时它确实发得

    出声音，那也肯定是精神分裂的声音。

    鉴于卡尔麦克卢汉式的媒介中心主义，他在对抗他所确定的“数字

    走神”(digital distraction)时没什么话可说就不足为奇了。他的“网

    络”恒定观念阻止了他找出破坏性更小的结构性改革(卡尔对《纽约观

    察家》说：“我的兴趣是描述现状，而不是开处方。”)。在卡尔的世界

    里，我们用户只能给自己装备能切断互联网连接的软件。要不我们可以

    全都搬到科罗拉多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卡尔自己写书时就是这么做

    的。对“网络”本身修修补补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它的逻

    辑不可逆转，它只能(偶尔地)被一些小计谋骗过。

    提防互联网秉性

    碰巧的是，互联网怀疑论者和乐观派有相当多的共同点：两者都有

    赖于某种可靠的“互联网”概念来提出他们的论点。把这个概念及其对开

    放性和公共性的内在优势过于简单化的假设一起拿掉，专家们一下子就

    被迫要面对复杂的实证问题，要调查算法的政治信仰，要埋头研究人脸

    识别技术的历史掌故，要弄明白像“深度数据包检测”这种技术的工作原

    理。只要互联网中心主义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的技术辩论就永远

    是死气沉沉、寡淡如水和徒劳无益的：不管TED为此做过多少次专门演讲，Kindle单行本〔7〕为此下了多少筹码，“互联网”都不会告诉我们，究

    竟我们是否需要定期对Google这样的搜索引擎巨头进行公开审计。当

    然，专家们可能会说，这种审计是“对互联网开放性发动的一场战争”，然而这正是我们应当回避的那种话，因为其诉求对象不过是一个虚构的

    实体。

    既然如此，对后“互联网”生活的想像经常陷入绝望，成了一张通向

    置身事外、愤世嫉俗或神经错乱的单程票，也就不奇怪了。“互联网”似

    乎是为善而来，其最终目的几乎没有什么争议；而“网络”，就像其首席

    理论家劳伦斯·莱斯格〔8〕(Lawrence Lessig)在《新共和》周刊里向我们

    保证的那样，“永远不会消失”。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再也不记得Google、Facebook和维基百科之前的世界了，也是因为之前那个世界的大部头，要么消失不见了，要么就像印刷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一样，正走在破产的

    路上。有人可能会怀念那个翻阅又重又枯燥的大部头书卷的时光，但总

    的来说，人类似乎已经把赌注压在了更年轻、更精瘦也更有效率的下一

    代身上。

    然而，我们无法集体想象没有互联网的日子，这多少还是有些奇怪

    的。它不再被当作某种偶然现象，某种很快就会消失的东西，它看似恒

    久不变，这或许有点本体论——互联网就是这样，永远都会这样。套用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9〕(Frederic Jameson)论述资本主义的话，想象世

    界本身会如何终结，比想象“互联网”的终结要容易得多。

    当然，也有人宣称他们仍能想象一两个星期没有“互联网”和它那些

    东西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这种“离线”经历又深受“在

    线”经历的影响，我们以两者之间的分歧为镜头来看技术，这也是个事

    出偶然的历史真实，而不是注定如此的自然真实。我们思考搜索引擎和

    社交网络这样的活动时，完全可以不去想这两个看似不同的世界有什么

    分裂。然而，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一分歧，从“互联网”撤离，也不同于设

    想一个迥异的世界：在那个世界，我们不需要撤离，因为那儿已经不存

    在撤离这个令人垂涎的目标。我们的创造力，已经没法理解一个没

    有“互联网”、故此也就不需要撤离的世界了。

    更奇怪的是，我们最聪明的技术专家，每天一早从浴室镜子里就基

    本上看到未来的那些家伙，在这件事上同样感到无奈。这些技术高手崇

    拜具有创造性破坏能力的神，在创新的圣坛上祈祷，看着大小企业来来

    去去而不流一滴眼泪。他们可能会把整个周末花在小行星采矿和漫步其

    他行星上面，而即便是他们也无法想象“互联网”会怎样消亡，更别说想

    到接替它的会是什么。他们的预测模型能预测和模拟全球豪猪起义〔10〕发

    生的概率(或许还有结果)，但简单勾勒一个没有电缆、交换机和统一

    资源定位符(URL)的世界，仍然超出了他们的计算能力。世界一直是这样的吗？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能想得到电报或蒸汽机之

    后的生活吗？马可尼〔11〕和他的忠实信徒们能想像无线电之后的生活吗？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美国人能想象电视之后的生活吗？法国人能想像

    Minitel

    〔12〕之后的生活吗？那些时代的科幻和乌托邦文学确实包含了许多

    这种努力的明证。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这种类比是有瑕疵的，甚

    至有欠公允。举个例子，无线电和电视还都在我们身边，直到2012年6

    月法国人才终于拔掉了Minitel的插头。

    再者，无线电，电视，甚至还有电报(干嘛是电子邮件而不是更好

    的电报？)，在互联网上重新发明了自己。然而这只是增加了我们调查

    的混乱，因为既然大多数其他技术都以“互联网”为媒介，那就更难想像

    这一切会怎样被别的东西所取代了。如果“互联网”离去了，看上去我们

    的整个技术装备(我们的科技博物馆和历史教科书里展示的所有人工制

    品)似乎都会随之而去。

    但或许，我们无法想象后“互联网”的生活是因为我们认为“互联

    网”哪儿也不会去。如果公众讨论是风向标，“互联网”的终极目的(它

    对终极技术与终极网络的信仰)已经得到广泛接受。这是硅谷版本的历

    史的终结：正如弗朗西斯·福山〔13〕(Francis Fukuyama)在其颇具争议性

    的阐述中所说，由资本主义驱动的自由民主仍然是城里唯一的游戏，由

    资本主义驱动的“互联网”也是如此。从逻辑上讲，它是神赐予我们的宝

    贵礼物，人类绝不应该抛弃它或把它搞得一团糟。因此，尽管“互联

    网”可能会颠覆一切，它自身绝不会被颠覆。它就呆在这儿哪儿也不

    去，而我们最好惟其马首是瞻，发现它的真性情，把它的特征当作金科

    玉律，汲取它的经验教训，相应地重新翻修我们的世界。如果这听上去

    像一个宗教，那是因为它本来就是。

    比如说，Google的埃里克·施密特说“立法者应当顺互联网本性而

    为，而不是逆势而动”，当数字政治学的著名评论家丽贝卡·麦金农〔14〕

    (Rebecca MacKinnon)指出，“如若没有重大升级，我们的政治体系将

    继续推出与互联网不兼容的法规”，就正突显了“互联网”这一概念。广

    受欢迎的技术博客兼作家杰夫·贾维斯讨论德国人对隐私的复杂感受，他谈到，“想到自身传统将要陷入与互联网文化的根本冲突，德国人对

    未来便产生了某种难以自拔的恐惧。”他援引的也正是这个“互联网”概

    念。

    这些思想家都认为“互联网”一成不变，意义重大而具有启蒙性，强

    大而不可战胜。就像贾维斯说的，“这就是未来”。著名技术投资者保罗

    ·格雷厄姆(Paul Graham)以一种类似口吻写道，“Web2.0意味着以网络

    喜欢的方式来使用网络。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趋势’，不过是从二战期间

    实行而后又崩溃的模式中浮现出来的网络本性。”因此，他认为“互联网”有其内在本性、逻辑和目的，这一本性正迅速展现在我们面前。我

    们只能站在后面观望。“互联网”会照顾好自己，还有我们。如果你的隐

    私在这一过程中消失不见了，这也不过是互联网大神一直想要的。

    关于“互联网”这个准宗教情绪再举最后一个例子或许就够了。戴维

    ·波斯特(David Post)最早开始倡导“互联网代表一个前所未有的人类历

    史阶段”观点。他认为法律规则对“互联网”的推动，可能与自然法则

    对“互联网”的推动一样坚实有力。莱斯格曾通过推理认为，互联网毫无

    本性或目的可言，我们应当设法避免某种“现实存在主义”心态，相

    信“互联网”永远和现在一样自由。波斯特没有采纳这种观点，而是

    把“互联网”看作某种超自然的和独立自主的东西。(令人好奇的是，莱

    斯格这个观点与他在《新共和》周刊发表的关于网络“永不消失”的观点

    正好相反，但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莱斯格作为学者的那个自我明

    白，“互联网”里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但他作为活动家的自我同样明

    白，主张它就呆在这里，更容易让他得到支持)。这是波斯特原文所写

    的：有大自然的法则……有成长、规模和组织的法则，有各种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网站访问

    量、互联网连接、城市人口以及词频都遵循相同模式，为什么这个全球网络采用端到端设计和

    分布式路由，尽管我们可能并不太明白……这些法则。它们很重要……只要我们喜欢，我们大

    可以向万有引力定律挥动拳头，但如果我们在修桥时不多加小心，它们全都要倒掉……并不像

    莱斯格所想的那样，一直在寻找它们并设法理解其运行机制的，并不是“现实存在主义”。

    换句话说，埃里克·施密特所谓“互联网本性”是真实的(据我们所

    知就像万有引力一样真实)，我们应当依靠窥探“互联网”的灵魂深处来

    寻找它。“互联网”遵循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坚固和自然的法则而发展，这样的状态我们如何才能达到？一个严肃的法律学者居然这么写，却完

    全不担心有谁怀疑他患上了轻微妄想症——这表明，对“互联网”不加批

    判的讨论已经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

    “互联网”的伪启蒙主义

    “互联网”有什么消息要通知人类吗？它有什么重要的经验教训，我

    们需要当心，并可能整合到我们的制度当中的吗？它是否能帮我们重拾

    早已遗忘的人性真相？不只是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还包括互联网战争

    中的普通士兵，参加“匿名者组织”〔15〕(Anonymous)并在选举中为“海

    盗党”代表投票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些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正是

    这种把“互联网”看作智慧与政策建议源泉的倾向，把它从一堆相当无趣

    的电缆和网络路由器变成了一种富有魅力而令人兴奋的意识形态——或

    许是今天的超人思想。

    科技作家史蒂芬·约翰逊(Steven Johnson)在《完美未来》(Future

    Perfect)一书中对这一思想做了最漂亮的总结。在约翰逊看来，“互联网”远不只是一个发送Skype消息或为猫猫照片加上貌似滑稽字幕的廉价

    工具。相反，它是社会本身应如何重组的一个知识模板。它并非“问题

    的解决方案，而是问题的思考方式”。因此，约翰逊写道，“人们可以直

    接用互联网改善自己的生活，还可以学习互联网的组织方式，应用这些

    原则来改善城市政府的工作方式，或者学校体系对学生的教学方

    式。”不出意料，他认为从政治意义上来说，互联网历史中的重大进展

    堪比法国大革命或者柏林墙的倒掉。因此，“创建阿帕网和TCPIP协

    议……也应当被视为政治哲学史的一个里程碑。”为了霍布斯和罗尔斯 〔16〕，现在我们必须把阿帕网和TCPIP协议补充进来。

    为什么？因为约翰逊认为，像维基百科和Kickstarter(一个为有抱

    负的艺术家和极客服务的流行融资平台)这样的网站比较靠谱，因为它

    们植入了“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贯穿并掌控着它的物

    理网络。当然，它也是精神胜利法：“互联网”所触及的一切自然都变得

    更好，更聪明，更漂亮。“与互联网的产生非常相似，缓慢而稳步地，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主宰网络设计的核心原则可以被用于解

    决各种不同问题，街区、艺术家、制药公司、父母、学校都会面对的问

    题，”约翰逊写道。

    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单举一个例子：约翰逊认为像Kickstarter

    这样的网站是一种比国家艺术基金会(NEA)更好的艺术资助模式。事

    实上他认为Kickstarter取代NEA只是时间问题。“鉴于其成长率，Kickstarter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能在对创意艺术的支持上与NEA相匹

    敌。新的问题是它是否能发展到10倍于NEA的规模。”在书里的另外一

    处，约翰逊说他并不是想抛弃NEA，而只是想让它的工作方式更像

    Kickstarter。然而他论点里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他没讲清楚为什么NEA

    应当变得像Kickstarter一样，后者的模式更胜一筹的关键是什么？或许

    约翰逊完全没必要这么做，因为他的读者能够读懂这个论点背后的意

    思：Kickstarter的方法就是更好，因为它来自“互联网”。

    这个奇怪又短视的主张专注于平台机制，而不是像NEA这样的机构

    的实际工作内容。Kickstarter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发起者(可以是打

    算创建一个很酷的应用或新玩意儿的创业公司，或者打算制作一段音乐

    视频的艺术家)，在网站上发布其融资请求；一旦有足够的人参与捐

    助，发起者就得到这笔钱来启动项目。许多项目达不到融资目标，也就

    得不到钱。那些融到资的也经常不能实现预期目标(Kickstarter最有名

    的失败毕业生是Diaspora，一家命运多舛的创业公司，它打算挑战

    Facebook，给用户提供更好的隐私保护。该项目发起于2010年4月，2012年8月失败，其中一名联合创始人自杀)。有些项目倒是实现了，但大多数都受到“病毒式传播能力”的左右，如果在线民众认为他们的方案有吸引力，钱就源源不断地涌来了，往往比最初所要求的还要多。

    可见，这是一种与NEA自上而下的等级制模式截然不同的模式。后

    者由一小撮对艺术一知半解的官僚主义者全权决定资助什么项目。而

    Kickstarter为一些项目提供了一个更有效的融资平台(既躲开官僚主义

    者又增加参与性)来更有效地筹集更多资金。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会

    产生更好、更具创新性的艺术，或者会资助在我们的猫猫视频时代里可

    能显得过时无用的艺术。Kickstarter这类网站往往比较青睐平民项目，总体而言这对艺术可能有好处，也可能没有好处。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

    其他政府和准政府机构：如果国家民主基金会像Kickstarter一样运作，它将不得不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资助像“Kony 2012”〔17〕这种在网上疯狂传

    播的项目上，而全盘考虑的话，这对民主促进和美国对外政策整体而言

    可能只具有次级重要性。

    另外，这个新系统是否会促进公平和公正一点也不清楚。与大多数

    互联网啦啦队长所想的相反，病毒式传播几乎从来都不是自我产生和自

    我维持的。弥母〔18〕生而自由，却处处受到束缚，来自公关公司和个人自

    由职业艺术家的束缚。两者都完美地适应了这个新的数字化的世界，并

    且凭借对社交媒体经济学的有效掌控，找到了对病毒式传播实现逆向工

    程的能力。他们知道怎样向博客提供合适的东西，以便在重要的(即便

    略为小众)的平台上散布消息，考虑到有那么多专业媒体如今都在访问

    Gawker和《赫芬顿邮报》的网站，他们的触角远远地伸到了社交媒体之

    外。

    因此，尽管Kickstarter可能给我们某种错觉，以为它是比NEA更有

    效率的一类艺术投资，但如果忽视了“我们所得到的艺术会截然不同”这

    一事实(这比平台效率更重要)，那就太天真太短视了。

    何以如此？丹麦学者Inge Ejbye S?rensen研究了众筹模式对英国纪

    录片制作的影响。英国人在这方面一直独领风骚，它的大多数纪录片都

    由其四大主要广播电台(BBC、ITV、第四频道、第五频道)出品并全

    额投资，它们为制片人制定游戏规则。在这种背景下，众筹和

    Kickstarter似乎是自由的，甚至是革命性的。

    但是，正如S?rensen所指出，这场革命有几个从轻情节。首先，Kickstarter可能创作了许多新的纪录片，但可能它们是非常特别的一种

    (这番话同样适用于该领域的其他网站，比如indiegogo.com，crowdfunder.com.uk，还有pledgie.com)。它们可能是由政治运动和社

    会问题推动的影片，沿袭了《超大号的我》或《难以忽视的真相》的传

    统。它们的导演寻找社会变化，深入接触与纪录片拥有共同激进主义议

    程的在线公众。一部探究一战原因的纪录片，收到的在线投资大概会少

    于(如果有的话)一部探讨气候变化原因的纪录片。第二，有些影片有巨大的启动成本(想想戏剧纪录片或历史电影)，或有可能陷入难以估

    量和核算的巨大法律风险。比如你在拍一部有关石油行业秘密调查的影

    片。如果你有BBC的律师为你撑腰，你恐怕愿意承担比众筹模式下更多

    的风险。但如果Kickstarter是你选择的平台，你或许会完全放弃冒险面

    对棘手的法律问题。

    这些论点都说明，把敏捷、众人出力的Kickstarter视为BBC(若在

    美国，就是NEA)这种庞大机构的替代品(而非补充!)，是很危险

    的。这可能与戴维·卡梅伦〔19〕(David Cameron)“大社会”的风格相当契

    合，个人承担了原来公共机构扮演的角色，但若是把这两种内容制作方

    式看作是殊途同归，那就大错特错了。有些内容是根本不可能通过众筹

    模式融资的。

    然而，约翰逊并不想表明在艺术背景上改造NEA的立场。在他看

    来，Kickstarter更好，因为它更有互联网风格，更有参与性。这些东西

    可能与艺术投资没什么关系，但这似乎对他没什么影响。这就是实实在

    在的互联网中心主义：“互联网”的公认价值，不管是开放性还是参与

    性，成了评估人类活动各个领域最重要的准绳，而不管其自身目标和标

    准是什么。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给互联网价值下定义是出了名地棘手。拿

    互联网专家杰夫·贾维斯来说，他在其第一本书《Google要做什么？》

    中主张，其他机构(营利的非营利的)应当复制Google的商业哲学。他

    的推理是这样的：“互联网”是开放、公开和协作的。Google也是如此，它成功了。因此其价值就是开放性、公开性和协作性；这些也是互联网

    价值，它们带来利润和效率。所以贾维斯继续推断，“互联网”告诉我们

    一些有关Google的非常重要的信息，Google又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互联

    网”的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逻辑是如此自圆其说，像他这样的专家是

    绝不会错的。

    但正像最近几年所显示的样子，驱动Google的既不是开放性意识也

    不是公开性意识：在这一点上它似乎只在意市场竞争。当它觉得遥遥领

    先于Facebook和苹果时，它创建开放式平台，创办非营利但有用的服

    务。但那样的日子已经远去：它已经关闭了许多曾被贾维斯大加推崇的

    平台，变得越来越谨慎，如今更是对一些服务收费，而把其他的一股脑

    统统淘汰。2010年它几乎放弃了名义上对开放性的支持，转而与

    Verizon达成一项关于移动网络流量监管的交易。有很长一段时间Google

    的确没有插足内容业务，而是把自己定位于其他内容信息入口的平台，但今天它旗下拥有餐馆指南Zagat和旅游指南Frommer's，很乐意在搜索

    结果中提供自己的内容。与贾维斯出版那本书的时候相比，如今Google

    不像一个互联网公司了吗？有没有可能实际上它根本没什么真正可传授的“互联网”经验，或者这种经验总是转瞬即逝，瞬息万变？

    再比如说维基百科，解决方案主义者最津津乐道的重塑世界的模

    板。《维基经济学》和《维基政府》这类书就是该网站在解决方案主义

    者的幻想世界里所扮演角色的明证。把维基百科当作一个模式存在一个

    问题，那就是没有人(即便是他的创始人吉米·威尔斯)真正明白它到

    底是怎么运作的。想当然地以为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改变生活的经验教

    训，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至少是有些自负的。最糟糕的是，维基百科

    本身受制于许多荒诞故事，结果可能导致受维基百科启发的解决方案曲

    解其精神灵魂。

    “相对而言，维基百科的管理团队小得几乎难以察觉，”技术专家凯

    文·凯利这样宣称，同时他还坦白说“大部分我曾深信不疑的对人性和知

    识本质的信仰都被维基百科给颠覆了。”但是在维基百科以前凯利究竟

    信仰什么？凯利说“我对信息结构的所有知识都让我相信，如果不花费

    大量精力和智力精心设计转化的过程，知识不会自发地从数据中涌现出

    来。”多么在情在理啊!就是今天也不能不信。其实吧，维基百科有一

    个巨大的(一点不小)管理机构，其管辖权涵盖到最隐晦的问题(想想

    WP:MOSMAC就行了，它为维基百科的文章应当如何讨论“马其顿共和

    国和希腊的马其顿省”做出规定)。2006年的一项估算认为，关于维基

    百科的管理和编辑策略(其管理团队的实质内容)的讨论占据了整个网

    站至少四分之一的内容。它的管理团队绝对不小。在真正领会之前就匆

    忙应用维基百科的经验必然是后患无穷。凯利他们对此浑然不觉，只能

    说明他们在用错误的方式观察它。可靠的技术分析(这可不欠互联网中

    心主义什么人情)的任务，就是让看似无形的变得有形。

    对维基百科的最佳解释，是它自己的圈内人喜欢说的：维基百科的

    运转靠的是实践而不是理论。真是句了不起的台词，除了好笑，它还表

    明，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理论来理解维基百科。或许我们甚至不该有此

    奢望，因为这些理论必然会大肆粉饰让它运转起来的惯例和媒介的华丽

    世界。放低身段，承认我们认知的局限性没有什么错。显然，某个东西

    与“互联网运作机制”的宏大理论不相符并不会使它变得没用，维基百科

    的例子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鉴于我们对维基百科的了解是如此之少，在面对十万火急的问题时指望我们像变魔术一样“掏出一本维基百科”，那简直是幼稚得可怕。

    如果互联网理论家是大骗子

    互联网中心主义也早已渗透到管理思维中。当代最有吸引力的互联

    网监管理论之一，由哈佛大学的乔纳森·奇特林〔20〕(Jonathan Zittrain)

    提出，它是围绕着原生性思想而展开的。它开始的前提是假定平台开放性是“互联网”引爆如此多的创新的主要原因。在“互联网”里，没有人在

    开启一个新服务时必须征得别人的同意。Google无需跟互联网服务提供

    商(ISP)协商就可以创建一个搜索引擎。维基百科无需跟微软或美国

    在线之类的公司协商就可以创建一个百科全书。Skype无需与ATT协

    商就可以创建令人叹为观止的软件。

    作为对过去20年所发生事情的解释，奇特林的思想是一个非常简洁

    甚至简约的理论。然而原生性还是对未来的行事原则做了规定：该观点

    认为，如果我们希望这一波伟大的创新继续下去，就应当保持(甚至主

    动捍卫)“互联网”的开放性。任何将中介机构引入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发

    展(比如最近风靡一时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app应用)，都要仔细

    审查，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要给予抵制，因为新中介都很贪婪，不太可能

    把“互联网”的最佳利益放在心上。在我的书里，技术变化与创新优秀理

    论的标志，是它是否能预料(或者至少预先考虑到)当前技术会怎样被

    颠覆。预料到创新理论家至少会对最后结果做好准备似乎没什么了不起

    的，无论此刻他们所推崇的技术是什么，它都会被当初把它推向前台的

    同一股颠覆性力量毁灭。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穿越回历史，试图用我们

    现在的“互联网”知识为监管电话产业草拟更好的规则，我们或许会把重

    点更多地放在电话不会一成不变这个情况上。这同样适用于电报、无线

    电甚至电视。如果他们有第二次机会，这里边每个行业的称职创新理论

    家都会花更多时间来试图预见到他们的调查对象(不管是电报、无线电

    还是电视)的死亡，而不会为了让它们永世长存而拟定统一的标准和条

    件。如果人们认为创新应当是一个独立平台，有效监管的最终目标是在

    所有平台上(包括意料之外的未来平台)将其最大化，那么，制定标准

    无论如何都该是后一步才做的事。

    但是原生性理论并没有困扰于“互联网将如何灭亡”这个棘手问题，一点也没有，因为在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支配下，奇特林极其希望“互联

    网”是永恒的。他的理论是为“互联网”如何能与世长存而开的药方。当

    然，这从来没有直接表达出来，因为奇特林认为(想法很对哦)他的极

    客读者有着和他一样的让其崇拜对象永生不灭的共同愿望。然而，我们

    不应当把我们对“互联网”的迷恋误以为是真正的创新理论。任何经得起

    推敲的理论，不是把“互联网”当作上天送给我们这个文明的永久礼物，而是要找到一个办法对许多不同平台和技术的创新潜力进行比较，包括

    那些最终可能会取代“互联网”的平台和技术。

    当然，对app应用的兴起给数字化的“生命形态”带来的挑战，可能

    还有其他强烈的社会、政治甚至美学上的忧虑。然而，因为苹果(奇特

    林的罪人之一)于“互联网”无益就声称它于创新无益，不啻于断言因

    为“互联网”无益于电话所以它就无益于创新。好吧，它可能曾经对电话不利，但什么时候对电话的保护成了崇高的社会目标？这种目的论互联

    网中心主义不该在我们的监管思想里有一席之地。但是，哎呀，对“互

    联网”的保护似乎已成了它本身的一个目标，这甚至对我们思考取代它

    的会是什么以及我们的互联网崇拜会怎样阻止某些东西的出现的能力造

    成极大的伤害。为后互联网时代变幻莫测的未来选择“互联网”，等于是

    默认要么“互联网”已经满足了我们的一切秘密计划、渴望和欲望(也即

    是说它的确是硅谷自己的“历史结局”)，要么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创新还

    能引爆别的什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奇特林的原生性理论尽管对苹果这样的守门人

    颇多微词，它自己也是一个守门人。尽管原生性为有益、可靠而又可预

    测的创新开了绿灯，它们承诺呆在“互联网”范围内并保持其原样，它却

    不喜欢或许甚至会阻止那种不守规矩的颠覆性创新，后者起初可能是

    在“互联网”范围内，但是最终会超越、取代甚至可能消灭它。奇特林试

    图把他所认为的变成大家普遍接受的“互联网”经营方针，把它作为客

    观、永恒和毫无争议的基本原理，创新理论本身从此可以在此基础上运

    行。因此，如果说，开放性应该是“互联网”的定义特征，那么，如今它

    已摇身一变成了未来创新的客观基准。积极扩张到其他领域是互联网中

    心主义的一个显著标志，它打入整个理论和领域，把自己的价值——开

    放性、透明性、颠覆性——施加到它所触及到的一切。然而，如果我们

    撇开“互联网”的福祉不谈，毫无迹象表明，苹果开办自己的app商店或

    控制自己的小玩意儿这种亲身实践的方式对创新不利。它的方式可能

    不“开放”，它可能甚至不是“互联网兼容”的。但是只有在“互联网自

    身”的幸福是一切的关键、是所谓至善的世界里，这些标准才有意义。

    实际上这甚至可能正是乔纳森·奇特林和许多其他极客所向往的世界。

    意识形态的确有一种让其他世界观显得毫不相干或不可接受的倾向。然

    而，事实上，控制与集中化并非与创新天然对立，如果我们承认的确如

    此，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互联网”本身就有可怪罪的地方。

    伍迪·艾伦(Woody Allen)曾写过一篇名为“当印象派画家成了牙

    医”的有趣讽刺文章，采用了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写给他弟

    弟的书信形式来表现：“西奥，索尔·史威莫太太要起诉我，因为我凭感

    觉给她做的牙桥不合她那张滑稽的嘴!……她说她不能咀嚼了!我管她

    能不能咀嚼!”互联网理论的世界还在等着它的伍迪·艾伦，但是一部类

    似的讽刺作品还是相当有用的，如果顺着“如果互联网理论家当上了夜

    总会门口的保镖”接着往下写的话。如果乔纳森·奇特林的互联网理论有

    什么意义的话，他开的夜总会会像是开放性的绿洲，谁管光顾的顾客是

    醉醺醺还是带着毒品和武器呢？这种开放性会让夜总会里的每个人都很

    开心。真是个令人愉快的理论，但是真正的夜总会可不待见这套激进的开放性理论。原因很简单：它毁了泡吧的体验。互联网理论家或许要反

    驳：如果夜总会有如此妙不可言的开放性气氛，我们干嘛要在乎什么泡

    吧体验？好吧，祝他们好运。

    奇特林的思想，对一种在互联网辩论中日益普遍存在的更广泛悖论

    做了写照。技术博客的读者，或者技术会议的参与者，很少有人从没听

    说过这种告诫的：有某种黑暗邪恶势力——好莱坞、国家安全局、苹果

    ——即将“毁掉互联网”。技术专家和极客这群人花了最多的时间在“互

    联网”及其未来上卖弄哲学，他们不断提醒我们“互联网”不牢靠，可能

    会崩溃。他们偶尔也会说，就算所有的乐趣和便利都没了，世界也会照

    常转动，似乎没有人知道一旦“互联网”真的毁掉了等着我们的是什么。

    但它终将毁灭，除非发生了某种极端变化使它的现状得以维持。因此最

    大的讽刺莫过于，前一天，他们告诉我们，“互联网”会待在这里，我们

    应当改造制度来适应它的需求，后一天，他们就告诉我们，它太脆弱

    了，几乎任何人任何事都能给它致命一击。

    这种悖论很容易被当作极客的逻辑矛盾而不予理会。或者，在莱斯

    格这个例子里，它可能只是一种修辞技巧，一条支撑某种重要激进主义

    事业(比如说，版权改革，网络中立，或者反对监管和审查)的妙计，与此同时，它又推动我们看上去过时的政治和立法机构进行技术和创新

    实验。这样一种解释当然看起来就言之有理了。但是同样可以相信，我

    们对“互联网”和它所谓的本性已经全然迷惑了，我们对它结局的判断大

    错特错了，正是“互联网”的观念使我们对世界的思考陷入枯竭，我们拜

    错了神，信错了思想。那么，它到底是什么？

    关于新纪元和新纪元主义

    在研究互联网中心主义对解决方案主义的侵蚀性影响以前，有必要

    对其起源说上几句。就算是它的主要支持者(要么太年轻，要么书读得

    不多)恐怕也没注意到，互联网中心主义尽管号称是当今时代的真正革

    命，有着非凡本质，却与一些有关技术、信息、创新和数字化的早期崇

    拜重叠并从中汲取养料。很多论述信息时代和后工业时代必然来临、论

    述自动化的价值与危险、论述控制论和人工智能转化潜力的书，都为现

    在的讨论提供了背景，帮助我们做好心智准备。把互联网优越论说成是

    独一无二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错误，因为这绝对不可能。

    技术健忘症和对历史(尤其是技术健忘症的历史)完全漠不关心仍

    然是当代互联网讨论的典型特征。正如英国技术史学家大卫·艾杰顿〔21〕

    (David Edgerton)所指出，“当我们想出信息技术时，我们就忘了邮政

    系统、电报、电话、无线电和电视。当我们赞美在线购物时，邮购目录

    又消失了。说到遗传工程学及其好坏，就以为从来就没有什么其他办法能改变动植物，增加粮食供应。”只有勇敢乐观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人

    才会断定，随着“互联网”渐渐支配和压倒这些早期辩论，我们对历史细

    节的尊重会不可思议地有所增加。说句老实话，技术讨论的“互联网时

    代”只会加剧这种健忘。

    当然，如果人们的历史知识减少到推文长度的克里夫小册子，自然

    会觉得洋洋得意和无与伦比，相信自己正生活在真正非凡的时代。我将

    这称为“新纪元主义”知识性谬见。这并非互联网乐观主义者的独占领

    域，悲观主义者也喜欢新纪元主义。毕竟，只有把他们的批判看成前无

    来者，这些批判才显得关系重大。因此，一个自称是互联网悲观主义者

    的人，比如安德鲁·基恩〔22〕(Andrew Keen)，不必费心拿出大量证据，就敢赤裸裸地宣告，社交媒体的发展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令人纠结的

    文化转型”。基恩以为，今日转型的规模空前，此乃不言而喻的事情

    ——这是新纪元主义假设的一个典型特征。

    新纪元主义假定我们正在经历革命时代，支持进行原本有可能招致

    大量怀疑和批评的激进社会干预。但是在真正的革命时代，怎么都行。

    干嘛不在政治上仍然采用维基百科的模式呢？所有关于革命的说法，只

    不过是一种聪明办法，把平时很少有人会接受的激进议程变得合法化。

    新纪元主义令人窒息的影响力引起消极情绪，限制了我们对变化的反

    应，因为渐渐展开的趋势让人感觉如此巨大和不可避免，一切抵抗似乎

    都是徒劳的。这使我们看不到“革命”趋势平淡无奇而又极其短暂的特

    性。

    毕竟，与其静观变化，看它是否无非秩序与量级的变化、而非完全

    颠覆现有常规准则，索性宣告新一场数字革命降临(并设计必要的时髦

    术语)，还容易得多。但欺骗不会到此为止，因为新的术语(之所以会

    出现新术语，是因为我们显然正处于新时代的边缘)会反馈进系统，充

    当新时代确已降临的证据。这种循环互证很愚蠢(“互联网”凭借X因子

    而被证明具有革命性，X因子依靠“互联网”而被证明具有革命性)，但

    在一个发生着深奥的革命性变化的时代，却被被当作了深邃的洞见。

    以看似新奇的术语比如“众包”为例，据说这是互联网时代的主要标

    志之一，这一思想给我们带来了启蒙主义知识的伟大源泉——维基百

    科。“众包”肯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术语；要是把它所开启的实践说成

    是“数字分布式血汗工厂劳动”(要描述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这种外包悬

    赏平台，这个说法似乎更准确)，恐怕达不到现在一半的效果。

    但是实际上这种委婉用语来自某种妥协权衡。它们并不总能捕捉到

    它们意欲描述的过程的历史复杂性。1714年英国人不也曾求助于“众

    包”来解决“经度问题”，征求更好的海上航行方案吗？1849年史密森尼

    学会〔23〕( 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不也求助于有超过600名志愿观察者(分布于加拿大、墨西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网络来提交月度

    气候报告(1861年出版了两卷本气候数据汇编的第一卷)吗？1936年，丰田公司不也为重新设计公司商标而搞了一场竞赛，竟收到2.7万条答

    复么？Zagat不也是借助某种形式的“众包”，早在Yelp让在线评价流行起

    来以前就形成了自己的酒店评价吗？没错，今天做这些事情要容易和便

    宜得多，但这并非一场聚合知识的革命——如果我们认为“革命”这个词

    真的还有什么意义的话。

    可惜，这一信息已经被我们的互联网权威们遗忘了，他们认为“互

    联网”极大改变了知识的创造方式，哦不，它甚至改变了知识的内涵。

    反正哈佛伯克曼中心〔24〕的戴维·温伯格〔25〕(David Weinberger)在他的近

    期新书《大而不知》(Too Big to Know)里是这么说的。和埃里克·施

    密特一样，温伯格看到了“互联网”的本性，从此就再也不回顾过去

    了。“知识正呈现出网络即互联网的形态”，他这样宣告，热情溢于言

    表。“如今知识不只存在于图书馆和博物馆、学术期刊里。它也不只存

    在于个人的头脑里。我们的头脑和机构对容纳知识来说实在是不够大。

    今天知识是网络的固有属性，而网络涵盖了商业、政府、媒体、博物

    馆、策展收藏和保持沟通的头脑。”

    这真令人陶醉，但可能错得不能再错了。互联网中心主义似乎把我

    们最有见地的分析师变成了刚在地球着陆的火星人，想像不出地球这儿

    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因此，为了试探着理解这些奇怪的人类，他们冒险

    进入一个现代大学，在那儿遇到一群教授，后者花了好几个钟头和来自

    另一块大陆的陌生人合著论文，浏览几英里之外服务器上的学术论文，用Skype在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啊，”火星人说，“我们懂了：这个互

    联网什么的就是创造你们全部知识的网络。来，为这干一杯!”

    可怜的火星人：他们根本不明白真正创造知识的网络在别的地方，他们把学者、大学、会议、计算机服务器、书籍、标准和惯例、他们的

    研究现象和研究工作所需的工具和实验室看成了一种东西。“互联网”可

    能会增强或者偶尔削弱这些网络，也必定会为新网络的出现创造条件，但它不会让知识的内容及知识的构成方式发生任何根本性改变。按照温

    伯格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知识曾是机场或邮局的属性，它们过去确实

    推动了知识的产生，但是这种看法，相比于温伯格为“互联网”设计的角

    色，简直微不足道。

    温伯格说，“知识是如今网络的属性。”非也非也，知识一直都是网

    络的属性，粗略地考察12世纪的第一代大学就能看出来。又一次，我们

    的数字狂热者把体积与秩序方面叹为观止的有趣变化，误解为新时代的

    降临，旧规则不再适用。或者，正如一位富有见地的批评家对温伯格的

    作品发表意见所指出，温伯格混淆了“网络体系结构的变化与网络化知识本身的来临”。“互联网”不是网络化知识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大

    多数互联网理论家都遗忘了这个见解。

    但是温伯格的解释更令人困扰的地方在于，它试图把“互联网”从它

    所体现的复杂社会技术关系中分割出来，用它自己的方式来进行分析，就好像它是从天而降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历史渊源或联系。这是当代互

    联网言论反复出现的特征(也是庸俗麦克卢汉主义的又一实例)，因为

    它让其从业者得以将“互联网”(按乐观的说法，互联网是当代一切进步

    事物的化身；悲观的说法则恰于此相反)与一些社会力量或群体放到同

    等地位，不管是主流媒体、好莱坞、独裁者还是持不同政见者。只有切

    断“互联网”与其语境的联系，将其呈现为麦克卢汉式的“媒介”，才能进

    行简化记分(也即判断“互联网”对这件或那件事情是好是坏的无尽游

    戏)。

    是到了结束这场记分游戏的时候了，因为除了混乱它什么也没有带

    来。记分游戏促使温伯格写道，“就在‘互联网’因为各种问题而受到责难

    的同时，像Politifact.com这样的网站正在对新闻媒体进行比以往更加严

    密的事实审查。”“互联网”得一分？毕竟Politifact.com是个网站，而网站

    在分类上属于“互联网”这一方。这简直傻透了：Politifact.com也许是个

    网站，但它也是老牌报业《坦帕湾时报》(Tampa Bay Times)的一个

    项目。是的，我们应当谈谈被新技术变成现实的新形式的事实审查，但

    是若臆想好歹Politifact.com总归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互联网”本性的有

    趣事情(在某一刻还以为这种本性真的存在)，那就真的大错特错了。

    如此这般的模式

    温伯格对互联网得分的认同表明，依靠“互联网”进行因果解释存在

    一个巨大的危险。一旦评论者知道他们要针对宇宙说些什么，比如世界

    是平的，知识不再包含在书本里，苹果对创新不利，独裁政权到处都在

    崩溃，没人再阅读严肃小说……他们总用“互联网”来提供快捷轻松的解

    释(还总是错的)。然而，互联网驱动的解释唾手可得，这本身需要好

    好解释。对技术支持者和技术批评家这类人来说，“互联网”就像格伦·

    贝克〔26〕关系图里的乔治·索罗斯：一旦你跟它接通，天大阴谋也一下子

    合情合理了。用小说的方式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流派：网络设

    定(Webdunit)。

    更糟的是，许多人奉为原创的互联网理论(即通过诠释“互联网”在

    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大胆解释世界)，往往不过是衍生而来的大杂

    烩，借用现代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一些最陈腐最老套的方法。如果这些方

    法不佐以互联网中心主义的美味酱汁，它们所形成的解释将遭到更频繁

    的质疑、反对和不置一词。唉，“互联网”作为一种调查领域的概念新颖性，连同互联网中心主义不可抗拒的影响，挡住了基本理论框架中很成

    问题的地方。

    以克莱·舍基(Clay Shirky)的《人人时代》(Here Comes

    Everybody)为例，这本书在极客圈里风靡一时，说是提出了降低协作

    成本的创新见解。舍基大部分的理论工具借鉴了两个来源：苏珊娜·罗

    曼〔27〕(Susanne Lohmann)关于1989年东德抗议所使用的理性选择理论

    的解释(舍基从中借用了信息连锁反应概念)；罗纳德·科斯〔28〕

    (Ronald Coase)的公司理论(舍基从中借鉴了交易成本概念)。唉，倘若我们跳出互联网中心主义的视角，上述两者都不见得能很好地、中

    肯地用来理解数字技术。

    像大多数理性选择理论的传统学者一样，罗曼(舍基误以为她是个

    历史学家，实际上她是个政治学家)在解释东德的集体行为时，不是专

    注于历史和文化因素，或是考察新意识形态和新观念的出现。这种分析

    需要拥有比大多数政治学家广泛得多的当地知识。理性选择论学者接受

    的训练是运用数据来构建模型(很类似过去几十年那些没能预测到苏联

    崩溃或其他重大事件的学者)，因此他们的案例研究在设计上去掉了不

    少地方色彩。

    因此，为了解释1989年这场抗议，罗曼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基本不

    依赖环境的信息信号与动机理论，说明人们如何同步协调其行为。由于

    罗曼模型里的人是单向度的和无关历史的角色，所以信息连锁反应理论

    在加尔各答也和在开罗一样有效(这就是说，除了给出一些平淡乏味的

    归纳概括，它基本上完全没用)。因此，该理论认为，如果人们看到大

    街上已经有其他人在进行抗议，会倾向于加入，但只有在抗议到了某个

    可计算的高点以后才会这么做。

    这么一个无聊的方法就能帮助我们解释1989年(或就此而言，2011

    年)革命，未免太值得怀疑，尤其是因为这种分析由于专注于社会运动

    的信息策略，它必然会忽视社会运动反对的国家机构的动力学机制。正

    如两位著名东欧历史学家史蒂文·科特金(Steven Kotkin)和让·格罗斯

    (Jan Gross)提到罗曼著作时所指出的，“光是由于共产主义国家的性

    质，就从共产主义经历出发来概述社会运动，这么做可能很危险。”然

    而，舍基不只是概述，他运用了罗曼的信息连锁反应理论来解释各

    地“互联网”的政治影响：“互联网”推动更好的信息信号机制，正因为如

    此，市民预期将反抗得更为频繁。舍基有句精炼的名言：“行为就是经

    过机会筛选的动机”，这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无聊理论家们有可能找到的

    最好的口号了。

    理性选择理论对政治变化的诠释有多好呢？几十年后仍然众说纷

    纭，但是它的倡导者没有什么好自夸的。正如唐纳德·格林(DonaldGreen)和伊恩·夏皮罗( Ian Shapiro)在他们对理性选择理论的猛烈抨

    击(它还瞄准了罗曼的著作)中所指出的，它的主要支持者“有一个从

    事‘方法驱动的研究’的共同倾向，并且……这个倾向是普世主义推动力

    的特征。”换句话说，既然建模是他们的锤子和唯一工具，理性选择理

    论的支持者就把一切都看成钉子，所以他们试图解释任何一种行为，不

    管是复杂的还是特定文化的，空谈动机和机会。难怪克莱·舍基能用信

    息连锁反应这一理论对厌食症女孩儿、开源社区、东德革命和白俄罗斯

    叛逆少年进行解释。这是个解释一切的理论，却是泛泛而谈，忽视细

    节，实际上它最终什么也没解释。正如格林和夏皮罗所指出的，政治行

    为远不只是动机和机会。实际上，“塑造它的可能是对集体目标的热

    情、对领导人的态度、运动中的卓越象征性人物，还有个人适足感和参

    与义务。”解释模式的选择取决于需要解释的是什么，它不能只是遵循

    自己构建模型或研究动机与机会的偏好，即便数字平台和技术能为人们

    机会和动机的演变状况提供大量数据。对罗曼关于1989年抗议的解释或

    舍基关于过去几年的政治抗议的解释进行批判，不是要否认技术的重要

    性，更不是是要质疑抗议的需求，而是要指出，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更富

    深意更启迪智慧的方式来探讨这些事件。

    再次引用格林和夏皮罗的话，理性选择理论“把对政治事件成因的

    公正探究，变成了摘要式写作，并且以自己偏向的理论为代表。如果一

    个人(在进行实证研究以前)信奉某个政治学理论，那么，如果遇到明

    显的实证异常会对此种理论造成威胁，那就要把它解释掉。”这或许最

    准确地总结了为什么当今许多带有互联网偏见的政治学理论为何总是错

    得离谱吧。舍基和他的追随者们所依赖的模型虽然名义上与“互联网”相

    关，实际上却是夹带着“某种政治学理论”的私货(也就是说，认为公民

    碰到正确的信号和正确的工具，会对刺激作出相应，并团结一致)。用

    它来解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政治发展简直太简单化了。舍基从未提到随

    他的方法而来的沉重知识包袱。实际上他只是把罗曼当成了历史学家，所以信息连锁反应理论可以说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历史叙事，而不是人类

    行为的简化模型。任何意外出现的人或事(比如发现独裁者也很明智地

    使用了同样的技术，或者是人们并不总是对刺激做出反应，或者民族主

    义和宗教这样等力量对人们的行为方式施加着深远而不可预知的影响，本身也为技术所改变，等等)都被简单地斥为技术恐惧悲观主义。本着

    真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精神，互联网中心主义通过互联网悲观主义和互

    联网乐观主义这两极来进行自我支持，把任何批评都打扮成这两个极端

    的某一种表现形式(并最终消化之)。挑战这种思想观念和这种说话与

    思考方式，立刻就会被斥为太悲观或太乐观，就好像想不出其他别的批

    判方式了。这就是互联网中心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至少，它在热门辩论中是这么表现的)，它不容许对方法论进行讨论，因为它认为只有一

    种方式来谈论“互联网”及其影响。

    舍基对罗纳德·科斯的公司理论和随之而来的交易成本论的崇拜似

    乎更难反驳，这不仅仅是因为科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我们的

    互联网理论家的著作里经常出现对科斯的引用。除了克莱·舍基，尤查·

    本科勒(Yochai Benkler)也大量借鉴科斯理论来探讨开源运动。科斯

    的理论本身没有什么错，在商业环境下，它们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解释，甚至推动了经济学产生了一个新的分支。但是问题来了：以交易成本观

    点来考察一家加利福尼亚新创公司，比对伊朗社会应用这套招数更容

    易。更廉价的数字技术可能确实会降低伊朗的大部分交易成本，这样的

    结论尽管似乎是无可争议的，其实说了等于没说，因为除非我们对伊朗

    的文化、历史、政治有所了解，否则我们对所有这些想像中的成本下降

    的背景就一无所知。谁是有关参与者？有关交易是什么？

    缺失了有关伊朗的这些知识，第一反应是选择最简单的模型：认为

    政府与持不同政见者是截然两分的，并设想它们自己的交易成本会怎样

    因为“互联网”而降低。对一个相当复杂的主题来说，这样的讨论方式看

    起来太草率了。用互联网专家唐·泰普斯科特〔29〕(Don Tapscott)的话来

    说，“互联网不仅在商业中降低了交易和协作成本，它在异议、反叛甚

    至暴乱中同样降低了协作成本。”好吧，但是这些国家没有别的什么人

    在参与协作或从事交易吗？还是只有持不同政见者？这些持不同政见者

    团结吗？还是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议事日程？

    互联网中心主义的解释，至少在其当前形式下，大大恶化、低龄化

    了我们的公共讨论。我们应该尽可能远离它们。如果这么做需要强行暂

    停使用“互联网”这个术语，转而寻求更加精确的术语，比如“对等网

    络”或“社交网络”或“搜索引擎”，就那样好了!很有可能整体(即“互联

    网”)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就是大于这些具体名词之和，而后者对我们如

    何思考世界施加了如此潜移默化的影响。

    欺骗与后果

    在互联网讨论中，与历史不符的想法太常见，太有生命力，已经很

    难用无知或懒惰来唾弃它们了。不是因为我们的互联网理论家们懒才没

    人查阅历史书籍，相反，是因为他们认为历史与此不相干，认为“互联

    网”与原有的一切都产生了明显的断裂，是以前难以企及的文明高点。

    这种“断裂对话”(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没有它就没有新纪元主义)本身

    就有一个历史。比如说，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赫克特

    (Gabrielle Hecht)，就在20世纪50年代围绕核武器的出现和核电能源

    而展开的讨论中看到了类似的主题和基调，当时的人们认为两种新纪元发现都标志着“历史的突破，新时代的黎明(即‘原子时代’)，在这个时

    代，无论在哪儿，一切都永远的不同了。”

    更仔细的观察发现，“断裂对话”在我们的互联网谈论中随处可见。

    说到这一点，乔纳森·奇特林2011年在多伦多关于互联网控制的一场会

    议上发了言，这个例子再合适不过了。奇特林注意到国家、互联网公司

    和它们的用户所面临的挑战，断言听众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去辩论“互联

    网”问题，因为，回首从前，“我们真的没为用电的方式是为善还是作恶

    在这儿开过一场会。”恐怕找不到一种情绪，更准确地再现了互联网必

    胜论的天真和它对技术历史的全然蔑视。

    事实上，针对电的辩论与我们现在针对“互联网”、它的民主潜力和

    它对我们大脑的影响所进行的辩论一样富有戏剧性，一样稀奇古怪。要

    不怎么解释一本像《沉默的革命：兼论蒸汽和电力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未

    来影响》(The Silent Revolution, or the Future Effects of Steam and

    Electricity upon the Condition of Mankind)这样的书会在1852年出版，该

    书许诺，以“完美的电力灯丝网络”为基础，“人类将达成社会和谐”。或

    者，又该如何理解这个事实，帕特里克·格迪斯〔30〕(Patrick Geddes)、彼得·克鲁泡特金〔31〕(Petr Kropotkin)和其他19世纪的思想家坚信电将

    迎来一个崭新的新工艺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引用法国历史学家阿芒德

    ·马特拉〔32〕(Armand Mattelar)的话，“城市与乡村，工作与闲暇，知识

    分子与体力劳动者”能实现和谐？或者，又该拿弗兰茨·拉瓦克泽克这样

    的纳粹工程师、国家社会主义工程师协会发起人怎么办？他坚信第三帝

    国能推动小型农场和小型商业的发展，从而通过创造充足而廉价的电来

    促进社会的去中心化。此外，对于扩大电力使用范围的物理基础设施，也有一套复杂而矛盾重重的历史，充满了旷日持久的争斗和针锋相对的

    辩论。只有靠掩盖和隐瞒这样的历史，我们才能把“互联网”说成是独一

    无二和异乎寻常的。

    并不是我们的互联网思想家不真诚，或倾向于只说好听话，方便自

    己捞到更好的咨询项目(尽管偶尔这似乎也是一个因素)。相反，他们

    自己对自己的新纪元话语风格深信不疑。正如我们在本书后面会看到

    的，这既解释了他们何以怀着宗教般的热情投身改善人类生活水平的探

    索并不懈为止辩解，又解释了他们为何对当前陷入危机的行业机构缺乏

    共鸣。毕竟，决裂往往包含着牺牲，或者正如克莱·舍基喜欢说的，“没

    人受损失就不是革命了。”

    想要站得住脚，宣告技术革命的又一次降临，必须满足两个标准：

    第一，它需要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和说了什么，这样它才如其所言，真

    正独一无二；第二，它应当掌控当前的整个局面，而不能一味刻意选择

    事实来适应其观点。在这些条件下，当前关于“互联网”深刻的革命性影响的宣告，很少有经得起仔细推敲的。例子有很多，但或许一个就够

    了。

    像其他许多对年轻人如何使用技术进行评论的人一样，《维基经济

    学》( Wikinomics)及其续篇《宏观维基经济学》

    (Macrowikinomics)的作者唐·泰普斯科特和安东尼·威廉姆斯

    (Anthony Williams)认为，“互联网”创造了全新一代，也即所谓的数

    字原住民。泰普斯科特和威廉姆斯爱死这些家伙了!他们正“为职场、社区和市场带来开放、参与和互动的新伦理。”进一步说，“网络一代不

    是被动地接受大众消费文化，而是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搜索、阅读、审

    视、验证、协作和组织上(从Mp3文件到抗议示威无所不包)。”他们

    是“审视一代”，“在他们或与同辈圈里人一起对信息进行光速筛选时，他们对权威更加怀疑。”更好的是，“今天的年轻人自己就是数字革命的

    权威，而数字革命正改变着每一种社会机制。”

    这有多少是真实的呢？很难说。一些研究表明，在所有年龄段里，年轻人对数字文化的许多方面，往往见识最少。举个例子，2010年，一

    项研究调查了用户对在线隐私的了解状况，它发现，“在各年龄段里，18到24岁年龄段有更高比例对隐私政策标签的含义、企业向其他公司销

    售或分享其数据的权利几乎一无所知。”正如该研究的一位作者所

    写，“许多人归于年轻人(所谓数字原住民)的网络悟性似乎并未转化

    为隐私知识。”换句话说，并不是年轻人不在乎隐私，他们在乎，他们

    只是不具备泰普斯科特和威廉姆斯认为他们具有的那种数字悟性。2009

    年对五所英国大学的学生所做的一项实证研究发现，“把1983年后出生

    的一年级学生描述成一个世代有些太过简单化了……(他们)在对新技

    术的使用和了解上并非同类……位于网络一代年龄段里的学生存在极大

    的差异。”但进行这样的研究自然不如冥思苦想“正改变每一个社会机构

    的数字革命”来得性感。后者的回报可能也更好。

    古登堡在极客斯坦王国

    如果我们今天所见证的不是“互联网革命”，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所观

    察的变化，就无足轻重无关紧要了呢？毕竟，互联网啦啦队长们就是这

    么责怪对手的：他们告诉我们，倔驴们一定是瞎眼了，因为他们总是是

    说更快更多的交流不重要，哪怕它明摆着有好处。唉，这些啦啦队长没

    有注意到的是，否认最新技术的重要性，只有一种方式；承认它的方式

    却多种多样。讲一个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人物和口音，这样的探索不

    需要倔驴似的激情。挑战科学革命流行解释的科学史学家们难道要否

    认，牛顿和伽利略的发现曾经对人类做出过重要贡献？他们当然不会这

    么做，相反，他们以一种略带不同的、更加微妙的方式指出，17世纪的自然哲学及其中世纪前身之间的延续性，远远多过中断的部分。正如科

    学史学家史蒂文·夏平〔33〕(Steven Shapin)所说，“过去并非在某一时刻

    突然变成‘现代世界’的：看到17世纪的科学从业者身上兼具古人今人两

    种气质，我们没必要惊讶。”我们这个时代，却把类似的变化设定成单

    独的一起或一系列事件(一场有着准确开始和结束日期的革命)，这种

    做法其实是近来才出现的现象：“科学革命”这一表述，可能是由哲学家

    亚历山大·夸黑〔34〕(Alexandre Koyré)在1939年创造的。

    要不看看医学史学家们又如何，他们并不认为，19世纪下半叶在细

    菌学上发生的众多变化就等同于“细菌学革命”(这仍是该学科一个流行

    术语)。否认那一时期确实发生过重要变化是愚蠢的，但是拒绝接

    受“细菌学革命”这样的标签，只意味着希望以不同的态度认识这些变

    化。

    举个例子，历史学家迈克尔·沃博伊斯(Michael Worboys)对发生

    在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的所谓“细菌学革命”颇有著述。他确认有四个互

    有联系的变化，经常被人用来证明真的存在一场“细菌学革命”。深入研

    究这四个变化的证据之后，沃博伊斯得出结论，“历史学家们在理解19

    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往里头塞了许多原本发生在更长时间段里的变化。

    在这十年里尽管的确出现了思想与实践方面的显著变化，但在整个医学

    领域，连续性与变化之间的平衡却很不规则。”注意，沃博伊斯没有否

    认罗伯特·科赫〔35〕(Robert Koch)或路易·巴斯德(好吧，叫“巴斯德”或

    许更合适)的重要性，他只是指出，这些发现改变医学实践的实际方式

    要迂回曲折得多，绝非预先注定或不可避免的。

    试图既承认重要变化又不落入新纪元主义模式，如此微妙的解释在

    互联网研究中非常难寻。也许是时候跟互联网专家来个攻守易位了，别

    再让他们解释“互联网”了，我们必须先明白为什么他们要以这种特殊方

    式来解释数字技术，不断向“互联网”及其本质发出祈祷。为什么断裂对

    话和革命性话语风格取代了所有其他的分析形式？为什么我们会给老的

    活动贴上新的标签，会臆测懵懂少年掌握了全部的技术，会相信“互联

    网”引发的讨论复杂得无与伦比？是时候问个清楚了吧：如果讨论自身

    (即讨论所关注的议题和阐释的问题)用革命性的方式来构建，我们会

    忽略些什么？

    没有人比克莱·舍基更好地证明了断裂对话的诱惑性和局限性，所

    以或许我们有必要回到他的理论。舍基到处都看到数字革命，而它在传

    媒业却尤其显著。“如果有人想要我们说清楚未来将如何取代报纸，他

    们其实是希望我们说，不会爆发革命的……他们想要听到谎言。”他这

    样宣称。按照舍基的说法，革命不可预测的，只能实时进行判断。因

    此，“你越认真地相信某件事情是一场革命，你越容易承认你无法预测未来，而它是不是一场革命也无法预测。如果可以预测，那就不可能是

    一场革命。”这可真是个有趣的坦白，一心想断绝对技术未来主义者的

    批判。如果他们搞错了(他们总干这事)，他们可以把这些错误一笔勾

    销，就当是超级革命时代所必须负担的业务成本。

    但舍基同时也是个咨询顾问，他知道这一行的神奇咒语：要把每一

    场危机都打扮成机会。因此，我们听到他说，“没有什么法子铁定有

    用，但每一件事又都有可能管用。现在是实验的时候，许多许多实

    验。”然而，这只是舍基在唱红脸，认为反抗并非徒劳。等他唱起白脸

    来，他的态度就没这么确定了，他往往屈从于某种奇怪的数字宿命论，近乎数字失败主义：“永远不会有这么一刻，我们整个社会扪心自问，这是我们想要的吗？我们想要新一波信息的创造、获取和传播的洪流将

    带来的那种变化吗？”对白脸舍基来说，信息之神早就注定了一切，我

    们所能做的，就是接受这种必然性，享受革命之旅。这些日子里，很多

    行业都弥漫着大量的焦虑情绪，舍基用时而红脸时而白脸的手法，开出

    了既鞭挞又顾问的混合药方。但他断裂的讨论风格如此有吸引力，真正

    的奥妙在别的地方。说来也奇怪，是他对历史的巧妙利用(按传统，这

    类的辩论是不爱探求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把印刷机的发明和“互联

    网”的出现划上等号。

    这不是东德的虚假历史(那不过是穿着伪装的理性选择理论)。舍

    基的著作里随处可见对印刷机的论述。他在《认知盈余》这本书里专门

    用几页篇幅对古登堡的发明和社交媒体的扩散进行了直截了当的类比。

    在别的地方，他写道，“我们正集体经历着1500年，在这个时候，你看

    得出什么东西撑不下去了，却说不出什么东西会取代它。”他认为，“现

    在要判断互联网对媒体的影响是否会像印刷机当年一样彻底，还太早

    了。但要判断某件从1450年至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正在逼近，倒差不多

    正是时候。”

    怎么不能？以一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为例：“互联网”什么也没有改

    变。这里引用传媒历史学家马歇尔·坡(Marshall Poe)的话：“毫不夸张

    地说，互联网就是邮局、报摊、影像店、购物中心、游戏厅、资料室、唱片专卖店、成人书店和赌场的集于一身。老实说，这的确很了不起。

    但它的了不起和洗碗机的了不起其实没有什么不同：让你一直在做的事

    情变得比以前容易一点儿。”这似乎低估了过去几十年里所发生的一些

    结构性变化的意义，但要说舍基式的必胜论解释就比坡的观点更准确，也不见得那么明显。

    由数字技术的扩散所引发的变化必须通过审慎的实证与历史分析来

    进行研究，我们不能只是宣称过去的一些辉煌事件(不管是印刷术的发

    明还是1989或2011年革命)在作用上与现实情况相当。尽管如此，“互联网”是新的印刷机这一思想似乎已经绑架了公众的想象力。它是互联

    网中心主义的核心戒律之一。多亏了克莱·舍基(他是一部分的原

    因)，古登堡的发明如今已成了“互联网”的一大起源神话——至于两件

    事之间隔着整整500年，大家就别管啦。

    两本新书(作者都不是历史学家)都明确地把古登堡描述为卓越的

    极客。《观察家报》科技专栏作家约翰·诺顿写了一本书《从古登堡到

    扎克伯格》(From Gutenberg to Zuckerberg)，看书名就再清楚不过

    了。他告诉我们，古登堡“一定是一个极客原型，”他必须应对“创业投

    资的早期骚动，这段经历，跟5个世纪后硅谷达人们的遭遇一样惨痛，因为他失去了他所发明的东西的所有权。”不出所料，诺顿得出结

    论，“更详细地考察印刷术所引起的剧变，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些头绪，知道应当到哪儿去观察网络的长期影响”

    这种风格的另一本书是杰夫·贾维斯的Kindle电子书，书名更为露骨

    ——《极客古登堡》。在贾维斯看来，古登堡“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技

    术创业家，”他应当被视为“硅谷的守护神，因为他利用技术开创了一个

    产业(说不定甚至是工业化本身的创世纪)来改进世界。”还有更多

    呢：“古登堡就像现代社会的创业企业，依靠开发新效率，实现规模

    化，资产的重复利用，分工专门化，以及设定标准。”实际上，“他的企

    业和今日的硅谷创业企业有明显的相似性。他面临着相似的挑战，想方

    设法调整明显不合时宜的业务动态。他同样身处于一个颠覆性的工作氛

    围中，就像他的创业家后辈一样，由此也令得他本人发生了深刻变

    化。”

    行走在当今互联网炒作的泥沼中，你必须小心，不要想当然地认为

    这种炒作自身对“互联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印刷机在技术支持者

    看来一直都很有用，不仅是因为我们知道印刷故事的结局：识字，科

    学，进步。看看美国最被高估的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36〕(Daniel

    Boorstin)20世纪70年代末写的东西吧：“电视机的民主化影响与印刷术

    的历史影响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既然布尔斯廷做出这样可疑的陈述

    (你最近还看电视吗？)，后边要说什么也就很自然了，就是那种你可

    以从克莱·舍基或杰夫·贾维斯那里听到的夸夸其谈：“这是电视成为一个

    普遍而引人入胜的美国体验的时代，是美国人不管在哪都能目睹全彩色

    静坐示威和民权游行的第一个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民权革命的时代，一

    个规模空前的抗议大众化的时代，一个为少数派争取权力的新时代，一

    个对外交政策施行全新有效公共干预的时代，一个通过公众途径、行使

    宪法权利、请愿让美国总统下台的新时代。”布尔斯廷的缩短版是：闪

    开，马丁·路德·金，是电视这一印刷机的天然继任者，赋予了我们《民

    权法案》!古登堡如此受欢迎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极客和技术人员对中世纪的

    新教宗教改革颇有好感，而印刷机在这段故事里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

    角色。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科尔蒂(Christopher

    Kelty)一直在研究各种开源社区里的极客文化，他在《二比特：自由

    软件的文化意义》(Two Bit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Free Software)一书里对这种倾向做了精彩的描述。据科尔蒂所说，许

    多极客为反对今日世界的微软们而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时不时地利用各

    种有用的过去事件，或是源自历史事件的传奇故事，他们不是为了缅怀

    过去，而是为了使现在和未来变得有意义。

    新教宗教改革的故事(再加上天主教与新教争夺教堂、信徒、牧

    师、高级教士的的讽喻之战，和伴随而来的控制与解放的场面)就是这

    样一段有用的过去。科尔蒂说“新教宗教改革”是个很好的讽喻故事，因

    为它把力量从控制里抽离开来，又从教义问答集、仪式、字母表、小册

    子和礼拜仪式、免罪与自救这一类东西里找到了故事，给极客提供了一

    条途径来理解力量与控制的区别，以及它与极客们身处的技术和政治经

    济环境有着怎样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极客讨论中，国家总是被

    打扮成君主角色，大公司则成了天主教堂，创业企业和程序员则是新教

    改革者，外行则是“卢瑟(意为失败者)”和“羊民(意为顺民)”。科尔

    蒂认为这类故事在极客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们“对本来没有现成故事好

    引用的政治、技术和法律环境做了解释。”

    从坏书历史到坏博客历史

    尽管科尔蒂的见解，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舍基和贾维斯讲的古登堡故

    事对技术人员和极客很有吸引力，但我们还是搞不清，为什么这种故事

    具有误导性或不合时宜，或者，为什么它们会在极客王国之外传播开

    来。贾维斯和舍基都不是历史学家，因此在讨论印刷机的影响(他们都

    认为这堪比“互联网”的影响)时，他们都求助于同一个来源：伊丽莎白

    ·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里程碑式的两卷本研究著作《作为变

    革动因的印刷机》(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首次出

    版于1979年。(爱森斯坦不只是互联网乐观主义者特别喜欢的理论来

    源，互联网悲观主义者也是如此。)爱森斯坦对印刷机发明之后出现

    的“革命”做了极具争议性的解释。不理解她观点的局限性，就不可能理

    解当代鼓吹“互联网”重要性的主张。更因为她的解释给“互联网”增添了

    稳定性，她成了互联网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两派人马都特别喜欢的

    理论来源(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里也借鉴了爱森斯坦的著作)。

    就像理性选择理论一样，这个许多资深学者都认为相当有问题的学术成

    就，却以人人称羡、毫无争议的面貌展现出来。爱森斯坦大量借鉴了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著作，认为印刷术在引发

    所有后续社会变革上的重要性没有得到足够的历史评价(因此她戏称它

    为“未予承认的革命”)。尽管她试图公平对待印刷机的历史角色，爱森

    斯坦却采用了一个有相当局限性的印刷媒体观，过分强调了她眼里这项

    技术的固有性质：固定性(例如保存文字的能力，否则这些文字就遗失

    或严重损毁了)，易于传播，以及趋于标准化。根据爱森斯坦的观点，正是印刷技术赋予了文字这些新特质，她甚至把这些特质提升到了“印

    刷文化”的地位。后者给我们带来了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巨无霸汉

    堡、史蒂夫·乔布斯，还有大笑猫。

    许多学者都曾指出爱森斯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极其切中当前的互

    联网讨论。第一个敲响警钟的是学术历史学家安东尼·格拉夫顿

    (Anthony Grafton)，时间在1980年，距那本书出版刚好一年。他猛烈

    抨击爱森斯坦“从她的资料库里生拉活扯出一些事实和论述，看似能满

    足她的即刻论战需求。”更成问题的是，在格拉夫顿看来，爱森斯坦一

    味强调抄写员时代与印刷工时代的分裂，认为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格

    拉夫顿说，“早在机械化复制手段出现以前，文字就能以稳定的形式传

    播。”爱森斯坦却将这一点极力贬低。换句话说，如此煞费苦心地在不

    同文化和时代之间划上清晰界限，带有毫不掩饰的新纪元主义意味；事

    实上，“印刷文化”的许多特征，在这个文化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就已经

    出现了(尽管它规模较小)。

    最近文学学者马克·沃纳(Mark Warner，原文有误，实际应该是

    Michael Warner )和历史学家阿德里安·约翰斯(Adrian Johns)对爱森

    斯坦的解释提出了更猛烈的批评。沃纳在他的《共和国的信件》(The

    Letters of the Republic)(1992)一书中主张，不应当把印刷技术看成是

    处于文化或历史之外的东西。它显然并不具备独特的“逻辑”或“本性”，爱森斯坦所认定的“内在”特征几乎不具备普遍性，也不是一开始就有

    的。如果说确实出现了这些特征，那么，它们无一不是复杂的谈判和偶

    然历史进程的产物，并非印刷技术的自然属性。“没有什么技术客观事

    实规定了什么是印刷术，”沃纳写道。接着，他以某种奥克肖特式的风

    格补充说，“当我们谈到印刷术时，我们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意思，但

    我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传统。我们有一套事关宗旨和概念

    的历史词汇表，它为印刷术赋予了身份，有意义地为我们区分了用铅字

    印的书和用笔写的书。”

    因此，人们必须首先接受技术与社会文化的截然对立，进而假设

    是前者塑造后者，而非后者塑造前者，爱森斯坦的解释才站得住脚。就

    印刷机对社会造成的历史影响，爱森斯坦所采用的调查方式，自动排除

    了社会和文化如何在政治上、物质上和象征意义上造就印刷机的问题。对爱森斯坦来说，“印刷文化”的确发生了，它一出现时就包装在铁盒子

    里，它的“内在”特性完好无损，随时能够立即部署。正如沃纳所见，通

    过给予印刷文化如此神秘的角色(要记住，毕竟她是一个麦克卢汉门

    徒)，爱森斯坦得不偿失。“政治活动和人类机构在这个故事里消失

    了……文化受到了来自于其自身以外的冲击。宗教、科学、资本主义、共和主义之类的一一出现，是因为它们受到印刷术的影响，而不是因为

    它们一开始就进入了印刷的构造和意义。”

    著有《书的本性》(The Nature of the Book)(2000)的约翰斯就

    更尖刻了。“(爱森斯坦的)印刷完全是‘自成一格’……跳出了常规历史

    分析的范围。它的‘文化’相应地也不受地点和时间影响。由于印刷文本

    具有一些重要特征，固定性是最佳候选，不管搬到哪儿，这些特征始终

    与之相伴，所以，印刷文本注定存在。可爱森斯坦却不曾分析这项属性

    起源何处。”所以，约翰斯写道，每当爱森斯坦的分析或历史本身出现

    空白，她就用印刷文化或它的某一种特征来填补。由此，爱森斯坦的方

    法“只确认了最明显的固定性实例。如果固定性没有表现为重大失败，它就考虑实例。即使在成功的例子里，它往往也会忽视取得成功所依靠

    的劳动力，相反，它认为这些劳动力取得的成果，是文字内在的力量。

    结果读者就落了个被遗忘的命运：他们的知识和技能，被重新归功到了

    印刷页面上。粗暴一点说……爱森斯坦的印刷文化根本不存在。”

    这不只是书史学家之间的晦涩辩论。此刻最要紧的是印刷机(和更

    大范围的技术)的历史研究应该如何来做。爱森斯坦的方式是把技术及

    其特质视为固定不变、无关历史、毫无疑问的。她靠着摆布这么一个贫

    瘠的技术概念，探究其文化、社会和历史影响。尼古拉斯·卡尔书写“网

    络”，并将其与“书籍”进行对比的时候，也采用的是同一套麦克卢汉式

    方法。沃纳和约翰斯提出了某种相当不一样的东西：不再把技术放在社

    会之外，我们其实可以研究技术与社会如何相互塑造，对任何局部变量

    进行解释，跟踪不同社区采用不同技术所存在的微妙意义变化，探索这

    些差别是怎样出现的，解释这些社区是如何着手开发这些技术的，等

    等。这不是要否认印刷机的重要性，而是以一个不同的、更加信息化的

    和增进知识的方式来重新展现这段历史。它尝试超越媒介中心主义(不

    管是爱森斯坦的书籍中心主义还是舍基的互联网中心主义)，以求获得

    更加丰富、更加准确的书史观和互联网史观。

    因此，就当前辩论而言，讨论的重点应当是：舍基受爱森斯坦启发

    对“互联网”所做的解释(这实际上是对“互联网文化”的所谓社会效应的

    解释，而非对它下面的物理基础结构的解释)是不是描述和认可这些技

    术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最佳方式。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足够努力，我

    们可能会发现另一种方式来谈论这些技术，提供更多细微差别，不遮掩重要的局部差异。

    当然，舍基和贾维斯才不认为自己对“互联网”的解释表面上是历史

    主义，实际却有可能站在糟糕的历史基础上呢。他们都把批评他们的人

    称为悲观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倔驴，是一味反对变化的人。这是互联

    网中心主义回避对批评的最典型方式。舍基写道，“就印刷机而言，没

    有什么思维连贯的保守主义立场。当前文化的大多数捍卫者甚至不想解

    释为什么印刷机毁灭了抄写员行业是件好事，而互联网对报业构成威胁

    就不是好事，或者为什么新的发明者和新式试验的激增在1508年就很好

    而在2008年就很糟。它只是简单假定过去的革命很好而未来的革命很

    糟。”当然，就印刷机而言是没有什么连贯的保守主义立场(这同样是

    一个反文化的立场)，但是正如爱森斯坦的众多批评者所指出的，有许

    多替代方式可以用来探讨印刷机及其影响(约翰斯对爱森斯坦的许多回

    答标题都是“如何确认一场革命”)。如果人们不把爱森斯坦所描述的事

    件看作是一场“革命”，那么他们或许也不太愿意在这些事件与今日正在

    发生的事件之间画上虚假的等号。

    贾维斯甚至更进一步，他把这场关于如何评价技术的重要辩论说成

    是非黑即白的悲观主义者与乐观主义者的战斗，当然是在暗示任何怀疑

    爱森斯坦这类解释可能会限制辩论的人都是脱离现代世界的人。这是他

    对阿德里安·约翰斯对爱森斯坦的质问所做的总结：“(约翰斯)指

    责……爱森斯坦……对印刷机评价过高……我为这种倔驴式的单方辩论

    的根源感到迷惑。为什么他们如此反对得到信任的工具呢？他们真的会

    转而反对机器是变化的动因、把权力从在职者手里转到暴徒手里吗？我

    干嘛要在乎他们的抱怨？我相信这些工具一直被革命者使用，一定有自

    己的角色。更有意思的是问问这个角色是什么，它的影响是怎样

    的。”贾维斯对约翰斯对爱森斯坦的批评的根本误解不过是问题的一部

    分。贾维斯-爱森斯坦世界观认为工具是固定不变的。它们置身于文化

    和历史之外，这种方式带有很多贾维斯对“互联网”本身进行论述时的特

    点。贾维斯的当前革命者总是信仰“互联网”，但是他们所发现的“互联

    网”没有疑问，一成不变，它的民主性像刻在石头上一样(有如金科玉

    律)。

    在把基于方法论的重大批判称为技术恐惧症的同时，贾维斯和舍基

    正不遗余力地隐瞒一个事实，那就是有关“互联网”的完全不同的辩论

    (它不会假设一场革命，也不会用讨巧的时髦口号来抄近路)既是可能

    的也是亟需的。他们的“互联网”概念过于宽泛、一成不变，与局部环境

    相比过于抽象。这就是互联网的辩论和印刷机的辩论重叠的地方。但是

    在两者之间还有一个关键区别：前一种辩论的解决方式将对我们的未来

    产生大得多的影响。其分枝的延伸将远远超出一直在跟爱森斯坦苦苦缠斗的历史学家社群。进一步说，我们选择如何分析展开中的互联网讨论

    又将决定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如何对它进行研究。过去几十年为纠正爱森

    斯坦的错误已经浪费了太多笔墨，我们不希望历史学家在“互联网”问题

    上再走同样一段弯路。

    循环之再循环

    如果爱森斯坦的印刷文化是拙劣历史被用来为当前的“互联网”辩论

    设定框架的一个例子，思想交流偶尔也会走向另一个方向，比如当我们

    的互联网评论家们一开始就带着当前的焦虑穿越回到历史，想搞清楚有

    多少与“互联网”相关的现代辩论自身不过是一个有关网络、信息和科技

    的更加宏大更加长久的辩论的一个子集。他们的使命本身没有什么错，有人甚至认为这正是历史所希望的，但是大多数这样的解释都很奇怪，因为在他们讲述某个有关“互联网”的故事的探索中，他们曲解了历史，把历史糟蹋得不像样子，给我们留下一个对历史的贫瘠解读和一个糊里

    糊涂的未来战略。

    这应当足以让我们停下来深思，如果互联网中心主义(不管在坏历

    史里它的起源是什么)可能在推动我们把前互联网时期的历史改写为只

    有一个简单目标：建立一个条理清晰的目的论解释，比如说其他技术是

    怎样为“互联网”铺好路的，它们自身的管理为何没有接受“互联网价

    值”以至于延缓了“万网之网”的到来。这是最纯粹的互联网中心主义观

    念：它暗示我们关于过去哪种问题可以问和应当问。作为一种观念，它

    无需说出答案，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需要发现什么来完成“互联网”本

    身的宏大故事。

    互联网中心主义对历史干的一件恶心事在吴修铭(Tim Wu，哥伦

    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备受赞誉的《总开关》(The Master Switch)一书

    中可以找到，它所采用的方式不仅糟蹋了内容，而且还给了早已被遗忘

    的晦涩方法论第二次生命。吴修铭，创造“网络中立”一词的法律学者，是让有关“互联网”的辩论逐渐展开的一位主要贡献者，在《总开关》里

    他试图探索其他技术(电报、电话、无线电、电影、电视)的历史，并

    阐明这些技术能就我们的当前困境告诉我们些什么。这听起来是个高尚

    的使命，但是任何接受这个任务的人都应当清楚，以历史自己的方式与

    历史形成默契是极其困难的。在最坏的情况下，试图通过研究过去来阐

    明现在有可能变成一个“钓鱼式调查”(fishing expedition，即为搜罗证据

    而进行的调查)，过去完全成了一个巨大的有毒鱼缸，存有足够的花边

    消息和奇人异事，用来支撑对几乎任何当前趋势或现象的解释。

    吴在《总开关》里的主张是这样的：信息产业有一些奇怪之处，它

    往往被“信息皇帝”所支配(在理性上也备受摧残)，史蒂夫·乔布斯就是这么个竭力追求绝对控制的主。这等皇帝的独裁统治及其信息帝国的

    一些结构性特征常常导致吴所谓的“循环”，这是曾经开放创新的产业不

    可避免的终点。它的发生或者是因为信息皇帝是聪明却冷酷的商人，又

    或者是因为他们收买政府为他们提供竞争保护。这就是好莱坞电影体系

    形成的方式和过程，它对拍什么电影和审查什么问题施加了前所未有的

    控制，作为一个封闭的电话网络，ATT禁止其用户接入他们自己的设

    备，因而大大推迟了“互联网”的出现，而近来，苹果公司的app应用的

    世界，一个类似于国家政治局的决策控制机构就位于库比蒂诺某处，审

    查并批准它喜欢的app应用上架，把它不喜欢的删除下架。

    吴为解决这个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阻止信息行业的企业进行垂

    直整合，也就是说，禁止生产信息的企业拥有或创建信息传播的基础设

    施，反之亦然。但是政府的参与将到此为止：吴的历史解读暗示，政府

    参与通常是对信息产业发展不利的。他的理想是把政府和大企业都拦在

    信息产业之外，根据他的观点，这就是所有成功的信息产业发展起来的

    原因，包括“互联网”，而未来也应该是这个样子。阿门。

    这可能看起来像一个有吸引力的绝妙观点，但实际上它不过是试图

    拿出又一个“涵盖一切的理论”。在这个例子中，“一切”要用一套固定不

    变的事情(在吴的案例里是指关于开放和创新的事情)来解释，而它们

    已经渐渐主宰了我们对“互联网”的思考。首先，吴刻意撇开了没有出现

    居支配地位的这些信息产业(比如图书出版)。“循环”没有涵盖那里，它太拥挤了。令人感兴趣的是，有这么一个皇帝可能很快就要出现了，他的名字叫杰夫·贝佐斯，他掌管着一个小创业企业叫做亚马逊，而吴

    自己似乎对亚马逊和它带来的价格效能一见倾心。第二，由于他的历史

    局限于美国(如果“循环”真的存在，凭什么它只在美国出现？)，他漏

    掉了许多信息皇帝干得相当不错的外国案例。

    难道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戴高乐时期法国极有影响

    力的文化部长和新浪潮电影教父，尽管披着一件公共服务的外衣，不就

    是这么一个皇帝吗？放大观察马尔罗的职业生涯将会显示，20世纪60年

    代法国电影业的巨大成功，是政府急欲资助陷入危机的小成本电影和支

    持青年文化之家(maisons de la culture)(此类电影可以在这里放映)

    的直接结果。这不是一个市场主导的创新故事，正好相反。而信息皇帝

    不一定被看作是邪恶的(也许他们根本不必让人看见；在吴的手中，互

    联网中心主义奇迹般复活了名声扫地的“伟人历史”的历史叙事风格。)

    同样，尽管极客对它们有很多的阴谋论的怀疑，然而政府是可以成为信

    息产业有影响的善意参与者的。

    你不一定要到法国旅行来眼见为实。实际上，对美国的信息帝国历

    史做一个更加全面的观察也能揭示同样的信息。正如保罗·斯塔尔(PaulStarr)在《美国展望》(American Prospect)中对《总开关》发表的辛

    辣评论所示，即便是对邮局历史(一个由政府创办的鼓励自由表达的通

    信网络)的匆匆一瞥也足以对吴修铭理论的多个地方进行反驳。邮局曾

    被认为是一个垄断行业，就其使命而言它一直干得非常成功。根据斯塔

    尔的观点，“政府没有邀请作为对手的邮政公司参与竞争，事实上，它

    施行的是垄断。然而由于议会采取不管立场如何都对报纸发行提供补贴

    和在全国范围扩展邮政服务的政策，这种垄断有利于言论自由。”而

    在“互联网”，没人喜欢垄断企业，因为它们带有微软和IBM的味道，因

    此电信史这一章干脆被扔到了一边。互联网中心主义不容许任何竞争性

    假设。

    正如斯塔尔所指出的，如果美国信奉的是吴修铭所谓“政府唯一正

    确的角色是私人权力的制动刹车，而绝非其援手，”的格言，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