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史 [美]周策纵 著

    陈永明，张静 译

    书名：五四运动史

    作者：[美]周策纵

    译者：陈永明，张静

    书号：978-7-220-11338-3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献给我亲爱的父亲、诗人、学者、书法家

    周鹏翥先生(1887—1952)目 录

    出版前言

    中文版自序 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

    繁体再版自序 认知·评估·再充

    英文初版自序

    第一章 导 言

    五四运动的定义

    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上 编 运动的发展

    第二章 促成五四运动的力量(1915—1918)

    国内爱国分子的国耻感(“二十一条”的刺激)

    海外留学生改革的热忱

    第三章 运动的萌芽阶段：早期的文学和思想活动(1917—1919)

    《新青年》杂志的创办

    北京大学的改革

    新式知识分子的联合与《新潮》杂志的创办

    新式知识分子的改革观点反对派的批驳和答辩

    青年对新思潮的响应

    1918年5月的抗日请愿

    第四章 “五四”事件

    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

    民众对合约的反对情绪

    惊破迷梦的巴黎消息

    学生的特性和组织

    “五四”游行示威

    从东交民巷到曹汝霖住宅

    第五章 事件的发展：学生示威与罢课

    北京政府当时的反应

    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与知识分子的动员

    其他城市学生的支持

    总统的惩罚令与蔡元培的出走

    学生大罢课

    第六章 更进一步的发展：工商界及劳工界的支持

    政府向学生寻求和解的失败

    6月2、3、4日的大逮捕

    6月5日上海的罢市和罢工

    “五四”事件的解决：内阁垮台与拒签合约

    事件解决后政府试图分离学生

    关于事件解决的一些问题

    第七章 新文化运动的扩展(1919—1920)

    新式知识分子之间团结的增加

    《新青年》《新潮》改革观念的风行新出版物的急速增加与旧刊物的改革

    偶像破坏浪潮的高涨

    新知识的、新社会的和新政治的团体

    新式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大众教育

    对新文化运动支持的不断加强

    第八章 世界主要国家对五四运动的态度

    日本的反应

    西方的两种态度的对照：赞同和疑虑

    苏俄的吸引力

    第九章 观念与政治上的分歧(1920—1922)

    分裂的主要思想集团

    问题与主义

    社会政治激进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对峙

    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西化

    参与政治

    第十章 社会政治的后果

    政治和经济组织的重新定向

    女性解放

    教育改革

    学生运动后来的趋势

    下 编 主要思潮分析

    第十一章 文学革命

    旧文学

    文学作品中现实主义和白话文的提倡

    对文学改革的反对

    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第十二章 新思想与对传统的价值重估

    旧思想的核心

    新思想：现实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及

    达尔文主义

    新方法：实验主义、怀疑论与不可知论的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初

    步影响

    “打倒孔家店”

    第十三章 新思想与后来的论战

    疑 古

    重估遗产与整理国故

    非宗教运动

    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科学与玄学论战

    第十四章 结论：繁多的阐释和评价

    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或者一场启蒙运动——自由

    主义者的观点

    中国的一场大灾难——来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的批判

    由列宁影响的一场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国共产党的阐释

    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谁？

    五四运动的真正本质——一种仅供参考的阐释

    再评价五四运动的成就与不足

    对五四运动的进一步思考

    附 录

    一、“五四”时期社会力量简析①

    二、参与“五四”事件的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

    三、参加“五四”事件的大专院校四、有关1918—1926年中国工人罢工的数据

    大事年表(1914—1923)

    注 释

    译后记出版前言

    《五四运动史》根据曾任教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著名教授周策纵

    (Tsetsung Chow)所著的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

    tion in Modern China译就。本书英文版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是西方世界公认的五四运动史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自它问世之后，才

    真正引起国际学界对五四运动的关注。20世纪末，中文繁简体版相继出

    版，引起极大反响，使五四运动开始脱离那些宏大的“意义”，而展现其

    中的历史细节。

    周策纵先生出生于湖南祁阳，抗战期间毕业于重庆中央政治大学，1945年开始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编审(秘书)，蒋介石当时的一些

    重要文稿便出自他的手笔，如台湾“二·二八”事变后的《告台湾同胞书

    》。后因对国民党的前途非常失望，他毅然辞职赴美留学，从此潜心学

    术。

    正如周策纵先生在序言中提到的，他是成长于“五四”余波下的一代

    人，他自己的人生轨迹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因此，研究“五四”对他而

    言，不仅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更是出于个人的情感。“不求得宠于当时

    ，却待了解于后世。”这是周策纵先生写作此书时的原则，只求真理与

    事实，也正是“五四”精神的体现。

    经哈佛大学出版社授权，后浪出版公司在该书面世半个多世纪之后

    ，重版中文简体版。本书前七章的翻译来自周策纵先生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几位研究生，第八章以下，则由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率领一批青年

    学者完成。由于本书译者众多，存在许多译名不统一、引用不一致、语

    言习惯不和谐的问题，在此番重版时，我们已尽力进行核对修订，以期

    为读者呈现一个令人满意的读本。在此，感谢欧阳哲生老师在重版期间

    给予我们的支持与帮助，还特别寄来了《五四运动研究资料》(Resear

    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

    在体例上，本书沿用英文版的结构，所有标注引文来源的注释皆附

    于正文最后，而作者对观点的阐述说明，则置于页下。由于本书篇幅浩

    大，注释部分保留原有译稿中的格式，仅作微调。来源于中文资料的引

    用，都核实还原为中文(包括人名、报刊名、书名)；而英文资料也做

    了简要翻译，便于读者了解。

    本书详尽还原了那场以1919年5月4日为原点，席卷中国并对后世造

    成深刻影响的运动。其中涉及大量人名、地名、报刊名、书名、社会团

    体名，若有漏误，敬请读者不吝指正，以期再版时及时更正。

    后浪出版公司已出版了周策纵先生以下著作：《周策纵作品集1：

    忆己怀人》《周策纵作品集2：文史杂谈》《周策纵作品集3：〈红楼梦

    〉大观》《周策纵作品集4：经典训诂》《周策纵作品集5：弃园诗话》

    ，感谢关注。

    服务热线：133-6631-2326 188-1142-1266

    读者服务：reader@hinabook. com

    2019年4月中文版自序

    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

    “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这是汉朝《盐铁论》“文学”中

    引用孔子说的两句话。王充的《论衡·对作篇》也引用过。我多年来都

    把这两句掷地有声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也用来勉励我的学生和年轻

    的朋友。我在20世纪50年代草写英文《五四运动史》时，这两句话对我

    也起了鼓舞支持的作用。所以在这里特地标举出来，觉得也可用来和国

    内的读者共勉。

    《五四运动史》的英文本，已出过好几种：1960年哈佛大学最初的

    精装本，台湾虹桥书店的地下影印本(包括精装和平装两种)，稍后有

    斯坦福大学的平装本，最后哈佛又收回权利，自出平装本，至今已出了

    好几版了。后出各本有一二处修正，但没有多大改动。

    中文译本比较复杂，从各中译本的序言中可以看到，这里不必详说。不过应该提一提1996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子平先生等五

    人合译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这是从英文原题直译来

    的，但我在英文题旁，早已自题中文书名《五四运动史》)。这是国内

    的首次中文全译，译文很流畅，我该感谢译者和出版者的努力。只可惜

    人名和专有名词颇有差错。这一方面由于我未见到译文的定稿，主要原

    因还是译者未见到1963年哈佛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第二本书《五四运动研

    究资料》(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之故。从那书里都可找到《五四运动史》里所有的专名中文。其实我的原稿本来是一

    部书，哈佛出版社顾虑到印成一书太厚，又因中文太多，会影响销路，所以临时分成两书出版。这后面一书现在已经绝版了。我很希望以后能

    在国内翻印重版。我虽对那个译本做有相当长的《正误表》，但未能夹

    入书中同时销售，又未早提醒译者，都算是我的不是，真愧对读者。

    这次的版本，应该是完备的中译本了。前面七章基本上是最初在威

    斯康星大学几位研究生分别翻译的，原在香港《明报月刊》分期刊出，后来由明报出版社和台北桂冠图书公司先后分别出版成上册。这部分译

    文是经过我自己校改过的。第八章以下，因原译者毕业分散，又各忙于

    工作，致有耽搁。但后来终于全部译完，丁爱真出力尤多。只因我近一

    两年来十分忙碌，修改未完，没有交付出版，是我万分对不起译者和桂

    冠与明报两家出版社。

    现在由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安排该校一批青年学者把第八章以后

    完全译过。我虽未见到这一部分译稿，相信他们会忠于原文，对读者做

    出满意的交代。我该感谢他们和出版社的热忱和努力。

    这里我也要再谢谢翻译前七章的以前的几位学生，后来都各有自己

    的成就了。丁爱真原任艾奥瓦大学的永久教职，现专门从事小说、散文

    和美术创作。王润华现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并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永

    久教职，是东南亚的主要诗人和作家之一，对中国文学批评、比较文学

    和欧美小说著译很多。洪铭水原任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永久

    教职多年，现任台湾东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出版有关于袁宏道和晚明文

    学思潮的英文专著，对台湾文学和《红楼梦》也都有研究。陈永明现任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发表了许多哲学和文学著作，经常

    在香港电视台有主讲节目。陈博文现任纽约公共图书馆分馆主任，她在

    这座大图书馆工作多年，贡献颇多。钟玲现任台湾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

    长，是著名的女诗人和小说家，英译过李清照的诗词全集，著作丰富。

    这些人还是学生的时候，在今天难以想象的、万分困难的环境下，发大愿心，自动去合力翻译《五四运动史》，真可说大有“诗人疾之不

    能默”的精神。

    1999年1月15日

    于美国加州阿巴尼市借水借山楼繁体再版自序

    认知·评估·再充

    明报出版社打算将拙著《五四运动史》再版。一本初稿写成于41年

    以前，初版也已35年的书，居然还能再版，当然莫怪作者颇有侥幸之感。

    回忆本书英文初版之前，我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和好友杨联陞教授见

    我不断修改，催我赶快出版。他说：“我们现在著书，只求50年内还能

    站得住，就了不起了。我看你这书应该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还担心什么

    呢？”我说：“我固然不敢存这种奢望。不过像五四运动这件重要而可引

    起争论的历史事件，多年来只见成千成万的官方或党派解释和评价，外

    国人又漠视不提。(这是指1958年以前的情况，从这年起，已有美国学

    者参考我的原稿，补写中国近代史。)我现在必须弄清事实，不能只做

    一时应景的摇旗呐喊。我认为，中国史家有两个优良传统：一个是临文

    不讳，秉笔直书；另一个是不求得宠于当时，却待了解于后世。这后一

    点，也是西洋古代史家的志愿。我素来尊重这些作风，现在写‘五四’历

    史，对这些目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你说50年，我想自己活不到90

    多岁到100岁，那已是身后的事了，蒙你这样相信，自然不敢当。可是

    我如果过于谦虚，也会近于虚伪和自欺欺人。想你也不会赞同的。”

    我当时所举秉笔直书的例子是众所周知的，春秋时代晋国太史董狐

    的事。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晋国赵盾的堂弟(一说是堂侄)赵穿杀死了晋灵公，太史董狐便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把这句记录在

    朝廷公开宣布。虽然赵盾否认，但他那时是正卿，晋国的军政大权都掌

    握在他手里，事后他就派赵穿将灵公的叔父接回国继位为成公，可见董

    狐记录的正合于史事的实质。不过灵公本来无道，赵盾究竟还是个很好

    的军政领导，他并未禁止这一记录，也没有加害于太史。所以后来孔子

    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这件事可能在当时影响不小，60年后，鲁襄公二十五年(

    公元前548)，齐国的大夫崔杼杀死了齐庄公，齐太史也直书“崔杼弑其

    君”，崔杼便杀了这太史；可是太史的弟弟照样这么写，崔杼便杀了弟

    弟；另一个弟弟又这样写，崔杼又杀了他；但第三个弟弟还是这样写，崔杼只得作罢了。有位“南史氏”听说太史都杀光了，就带着竹简到京城

    去，要照样记载，后来听说已有人写了，这才回去。这件事，从齐太史

    的措辞看来，显然是在仿照董狐的笔法，但整个事件却更壮烈，更可歌

    可泣。所以，文天祥在狱中写的“天地有正气”，首先便拿“在齐太史简

    ，在晋董狐笔”来做例子。我认为，这是古今中外史家最好的榜样。董

    狐比西洋所乐道的“历史之父”(The Father of History)希罗多德(Herod

    otus，约公元前484—公元前425)还要早上150多年。当然，希罗多德写

    了一本厚厚的《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The Histories)，董狐却只

    留下了一句五个字的简短记载，从分量上说，还不能相比。不过我们也

    不必只从数量方面说，若从史德、史质和史家影响而论，董狐和齐太史

    们自有他们独特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我当时注重这点，是深痛于当代某

    些中国史家逢迎上意，为党派去歪曲历史，对“五四”尤其如此，所以才

    有这番议论。

    至于第二点，不求取悦当世，而期待将来，这种看法可能首先见于

    《春秋公羊传》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解释孔子为何作《春秋

    》。传文说：“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

    也。”司马迁大约非常欣赏这个推测，所以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提

    出，他作《史记》也是要“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在《报任安书》里也谈到，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名山是

    神话传说古帝王藏书之所，这也就是说，要把原稿藏在大图书馆里，把

    副本放在首都，让后世知音者广泛阅览。司马迁又在《史记·孔子世家

    》里记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

    ，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这后面两句话不见于

    先秦记录，后世学者以为“其言似急于求名”，不像孔子说的话，可能是

    司马迁“臆度失当”。这个判断不无道理，不过《论语》中“君子疾没世

    而名不称焉”这句话的“称”字应读平声还是读去声，本难判定；再说，著书以求“自见于后世”，也不见得有何不妥。司马迁在同篇下文又记载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

    ，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

    ‘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这段话也可能只是

    司马迁的臆测或根据传闻推断，不过却说得很恰当，至少代表他自己写

    历史的立场：既要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也要自负责任，让后世读者

    评判。

    当时我写历史的态度，不但受了这些中国古代史家的影响，也受了

    西洋古代和现代史观的启发。就上面第二点说，我很佩服希腊史家修昔

    底德(Thucydides，约前455—前400)，他在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里写道：“由于我这部历史没有罗

    曼史的因素，它也许会减少一些兴趣；然而，如果有人想要对过去有准

    确的认识，以便解释将来可能发生的类似事件，而认为我这书有用处，我就很满意了。我写这书不是为了讨好目前的大众，是要有永久的价值。”当然这是个非常不容易达到的目标；但即使我能力不够，显然达不

    到这目标，难道就不该取法乎上吗？在另一方面，我采纳了多元历史观

    ，在我的初版自序里早已说明，这一部分是受到罗素的影响。

    还有一点启发我对史学看法的，是《春秋公羊传》在书前和书末都

    说过的三句话：“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我觉得对这几句

    最精彩的史观一直都没有很好的解释。从何休(129—182)以来，长篇大论都在讨论这所谓“三世”是指什么世代或朝代。依我的看法，这短短

    的三句话至少指出了对历史的两个敏锐观察：一是把亲自所见的、所闻

    的和间接所传闻的区分开来，这样就可大致判断，直接见到的比较可信

    且可知其详，就可以说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所记的“何以不日，远也”(为何未载日期，由于事件发生时距记录时已经遥远)；另一是

    指出无论所见、所闻或所传闻的，报道起来，都不会完全相同，都将各

    有“异辞”。这两点都可算是对历史记载最敏锐的观察，却没有受到注意

    ，至少我未见到受到应有的注意。尤其是，能指出“所见异辞”，真不容

    易，何况是2000多年以前呢!

    这几句话对我写“五四”历史，最为适合。我当时觉得，就“五四”情

    形说来，不但各人说法不同，往往亲历者自己说的也前后不一致，间接

    传闻者更不消说了。所以我有时就加了两个字：“所见前后异辞，所闻

    前后异辞，所传闻前后异辞。”这对“五四”时代的人物描写得更恰当，因为在这个过渡时代的人们，思想、感情和行为，尤其是政治党派立场

    和人生观，变动得格外快速和突兀，连他们自己也始料未及；加上五四

    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和后来各党派的不同解释，更使亲身参与者、所见

    者、所闻者、所传闻者，前后的回忆往往自相矛盾，或添油加醋，或畸

    轻畸重，或无中生有，或抹杀事实，或夸张减料，或涂黑抹红，几乎无

    所不有。我看过许多当下和后来的报道或回忆，也认识接触过许多当时

    的人物，自然大多数是善意者、诚实人，可是多不免“前后异辞”。而比

    较起来，我还是觉得最先的、当下的说辞较近于事实。这使我决定大量

    采用当时报刊的记载和个人“当下”的回忆，而对后来的说法和解释却不

    得不审慎怀疑。这也使我特别注意到“异辞”的问题，我必须谨慎，不要

    随便接受道听途说和有目的的陈述，更须提倡“不轻信”(incredulity)

    这一观念和习惯。

    上面说了许多我所尊重的古今中外史家的目标，其实一方面试图强

    调自己力不从心，绝未达到这理想境界；另一方面是想说明，我们对于

    任何历史事件，如要解释或评估，首先必须努力“认知”该事件的真相和实质。我虽然还未做到，但到底是向这方向努力了。

    谈到认知和评估，我想首先澄清一点：我的英文原著书名是The Ma

    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扉页自题中

    文书名为《五四运动史》。这英文副标题的前半部译成中文并不容易，有人译作“思想革命”，也有人译作“知识革命”，本来两者都包含在原文

    的意义里，却没有一个能包括原文的全部用意，因为在本书结论章第五

    节里，我还特别指出，这也表示该运动是知识分子所主导的。1969年5

    月，《明报月刊》出版“五四运动五十周年纪念专刊”，约我写稿，我发

    表了《“五四”五十年》一文(见该刊4卷5期，总41期)，在开篇我便指

    出，中、日文的书评作者多已把副标题中的Intellectual Revolution译为“

    知识革命”，就“知”的广义说，也是可以的。我进一步指出：

    这“知”字自然不仅指“知识”，也不限于“思想”，而且还包

    含其他一切“理性”的成分。不仅如此，由于这是用来兼指这是

    “知识分子”所倡导的运动，因此也不免包含有行动的意思。

    在这篇文章里，除了说明“五四”青年知识分子抗议精神及其对政治

    组织、社会制度、伦理思想和文化文学改革热忱的重要性之外，还提到

    ：

    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还是“

    五四”时代那个绝大的主要前提。那就是，对传统重新估价以

    创造一种新文化，而这种工作须从思想知识上改革着手：用理

    性来说服，用逻辑推理来代替盲目的伦理教条，破坏偶像，解

    放个性，发展独立思考，以开创合理的未来社会。

    我提到，“我至少曾把1915—1923年八九年间的报刊，直接间接，多多少少检阅过六七百种”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总结：“这个前提，若

    用更简单的方式说出来，就是‘真知第一’。这潮流从中国久远的历史看

    是极不平凡的，为什么呢？”接着解释，依我的看法，欧美的文明，除

    宗教思想之外，主要比较重视逻辑推理，考察自然规律，也就是客观的

    知识；中国至少自秦汉以后，所发展的乃是偏重伦理道德、修齐统治的

    文明。虽有个别的例外，但主要历史事实确是如此。所以我当时说：

    后代的历史学家应该大书特书，(“五四”)这种只求诉诸

    真理与事实，而不乞灵于古圣先贤，诗云子曰，或道德教条，这种只求替自己说话，不是代圣人立言，这种尚“知”的新作风

    ，应该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最重大的转折点。

    这里所说的“知”，是指对客观实在认知的知，是纯粹逻辑推理的知

    ，是探索“是什么”“为什么”“如何”的知，不是教人“应该如何”的道德教

    导。当然，“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对这些并未完全做到，但许多人有了

    这样的向往，那就仍可说是划时代的。这也不是说道德不重要，只是说

    ，“五四”思潮补救了传统之偏失。

    同时，我也指出，“可是这种清浅的理性主义，如果没有和当时救

    国运动的热忱结合在一起，就不能造成巨大潮流”。接下去我检讨了“‘

    五四’末期所遭遇的逆风”，即1924年以后，抛弃了“五四”早期思想文化

    革新的理想和作风。我认为这是扭曲和出卖了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科学思想为主轴的“五四”精神。我不认为救国或救亡的热

    忱必然会使新思潮、新文化改革运动流于偏失，早期知识分子原是选择

    以思想文化革新作为救国的途径，这些革新也因救国热忱而得以迅速开

    展。当然，我也不否认，群众运动热忱的本身具有暴力的本质，像汽油

    燃烧，可以炸毁一切，也可作为有秩序的和建设性的推动力。蔡元培早

    把它比作“洪水”，可能也是这样看法。事在人为，“五四”时期的改革理性和救国热忱配合得相当好，这点不应被抹杀。

    本书还牵涉许多其他的问题，如“五四运动”一词的范畴到底应不应

    该包括“新文化运动”。我认为，若分开两者，它们都无法被充分说明，更无法了解这一时代。又如“五四”思潮是反整个传统的吗？“反传统主

    义”(antitraditionalism)一词是我首先使用于本书，后来被许多人采用。其实，我本应说清，只有少数激烈分子是反对整个传统的；大多数人

    ，尤其是知识分子领袖，多只是反对传统中某一部分，却采纳、提倡或

    尊重其中另一部分。他们所极力反对的是当时许多顽固派和流行观点坚

    持的“凡传统的都是对的”。因此，我后来常说，这不如叫作“反-传统主

    义”(anti-traditionalism)。这些人的观念，绝不能以西洋近代社会学者

    所说的有“系统性”和“封闭”排外性的“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来概括。有人认为，他们即使承认传统中有优点，在“意识形态”上仍是“全盘

    性反传统主义者”。若以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为例，这顶帽子总

    是不适当的。若只征引胡适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说的话，而不拿他在别处

    说的话来平衡，那可是误导人的。主张“五四”人物是全盘反传统的人，同时却认为“五四”以思想改革为一切改革的前提乃是受了儒家影响(这

    点我并不完全否认)，而“五四”思潮实是继承中国过去一元式的作风，“整体主义”(totalism)的作风。这后一点难道不自相矛盾吗？我以为这

    也许忽略了杜威和胡适当时极力提倡文化改革只能“一点一滴”地去做，胡适也否定有能解决一切的“万灵丹”。这种思想岂能说是“整体主义”的？对于这些，还有其他的论点，我过去都做了好些评论，大体上可参看

    我的两次演讲：一次是1971年5月1日应邀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

    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各校中国师生在安娜堡联合举办的“五四”52周年纪

    念会上的演讲，讲词《五四运动告诉我们什么？》发表在《明报月刊》

    (6卷9期，1971年9月)，转载于《大风》等刊物及台北百杰出版社出

    版的、陈少廷主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1979年)一书中；另

    一次是1991年6月15日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所做学术

    演讲，讲词《以五四超越五四》，载于该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2期，1991年9月)。历年来，胡菊人先生访问和介绍我对“五四”看

    法的文字颇不少，其中之一是1979年3月29日我经过香港时，他做的长

    篇访问《五四的成就·五四的感召》，载于《明报月刊·“五四”60周年纪

    念特辑》(14卷5期，总161期，1979年5月)。我在这几篇里都粗略谈

    到我对“五四”的一些看法，当然不完备，这里就不再说了。

    五四运动如果从最早期算起，至今已80年，可说已经过了整个20世

    纪的主要年代。这期间，中国和全世界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历史绝不

    会重演，今天来重温“五四”这段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常说，五四

    运动是活的历史。因为它的精神还活着，它所提出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

    到，还有更年轻的人志愿为它而努力。自由、民主、人道、科学，都是

    永远未竟的事业。

    “五四”提倡理性和知识，是最适合现代新潮流的趋势。20世纪由蒸

    汽文明进展到电力文明，由原子能文明进展到电子文明、信息文明。在

    可见的将来，在21世纪，科技的地位越来越高，我们对财产的观念也逐

    渐改变和扩张。过去计算财富的要素是土地、劳力、物资和资本，现在

    和将来，“知识”(knowledge)必定成为最重要的“财富”(wealth)。我

    在1979年“五四”60周年时写作那一首诗：“从古自强依作育，至今真富

    在求知。百年以后谁思此，旧义新潮两不移。”我经过多年考虑，和许

    多前辈一样，认定富强之道，首先要靠发展教育；但我更坚信，真正的

    “富”乃是“知识”。从这方面说，“五四”思潮实在有合于未来潮流之处。

    “五四”的另一方面，救国热忱，后来促进了国家“最高主权”(sov-e

    reignty)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观念，使民族主义抬头。这固

    然受到了政党的推动，但仍然可说是五四运动的后果之一。我素来认为

    ，民族主义不能算最后的目标，只是应变的必需。现在世界已走向跨国

    经济发展的道路，照理限于一国的民族主义应该不会再占势力。可是长

    期以来，个人和个人集团都受到国家法律和武力的保护和制约，像国际

    贸易和国土主权，几乎没有一国愿意放弃本国的保障。美国研究民族主义的主要学者谢弗教授(Boyd C. Shafer)所著《民族主义的各种面貌：

    新现实与旧神话》(Faces of Nationalism：New Realities and Old Myths

    ，1972年，纽约)，对于民族主义的历史及其在现代各国的趋势，分析

    精密，也参考征引了本书的英文版。他的结论认为，虽然有人期望国际

    主义和世界政府，但绝大多数人还情愿受“民族国家”的保护。照目前中

    国的处境看来，“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和一般大众热忱抵抗外国侵略，保

    障领土主权完整的传统，也许还会受到重视。至少在可见的将来还会如

    此。试问目前有哪一个国家肯放弃这些呢？

    所以，“五四”有点像可以再充电的电池，即使时代变了，它还可能

    有它无比的感召力。

    本书出版后这35年间，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出版机构对这一主题和相

    关因素，已发表了许多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当然在某些细节方面可以

    补充或修正本书。不过就我所知，这些还不能使我做重大改动。所以中

    译本基本上仍保存了英文版的原貌。

    1995年9月2日夜深

    于威斯康星陌地生英文初版自序

    在中国近代史上，再没有任何主要事件像五四运动这样，惹起各种

    争论，广泛地被讨论，可是对它的正式研究却又是如此贫乏不足。对部

    分中国人而言，五四运动是中国新生和解放的标志；而另一些人却把它

    看成是国家民族的浩劫。即便是经常讨论或颂扬五四运动的人，他们之

    间的意见也极端分歧。在过去的40年中，每逢5月，就有无数的文章发

    表，来分析评论“五四”。专门讨论这一主题的中文书籍也已有好几本了

    ，内容涉及该运动的书本，更是数以百计。有关“五四”的文字可以说非

    常丰富，然而，这些书刊却都是争论性的居多，描述史实的极少。大多

    数西方人士，对该运动的认识更是零碎而又充满误解的。由于上面种种

    原因，我觉得写一本书来确切记录“五四”的史实，详细检讨它的流变和

    效应，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个人的因素驱使我进行这项重要的工作。我少

    年时代在长沙，对五四运动就已感兴趣。那时我就读的高中，15年前毛

    泽东正是从那里毕业。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我颇为活跃，也是学潮和

    罢课活动的核心人物。当我们回顾五四运动时，自然感到骄傲和钦佩。

    那时，我已经写过上千首的旧诗，可堪注意的是，我的第一首白话诗，题目是《五四，我们对得住你了!》。这首诗曾在郭沫若与田汉合办的

    报纸《抗战日报》(长沙)上发表过。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梦想有一天

    能写一本有关五四运动的书。后来，我在一所国民党创办的大学念书，校方通常禁止学生运动，那更增强了我要写这么一本书的意愿。把五四运动看成一件多面性的社会政治事件去描述和研究，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我知道人们对五四运动意见纷纭，很容易激起争辩，所

    以尽量征引史实，而且大量引用时人的谈话记录，透过这些原始资料，希望能让当时的人和事，自己替自己说话。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抱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即经济条件和意识

    形态的交互关系，虽然是构成五四运动这一类重大事件的主要因素；但

    其他的因素，如历史背景、政治状况、社会组织、社会心态、领导人和

    参与运动的人物，以及看来微小却也许深具关键性的偶发事件，凡此种

    种，都对五四运动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对这部分因素，我都下了

    一点点功夫去分析它们与“五四”的关系。

    这本书分成两部分：上编，是依时间先后，叙述分析有关的活动和

    事件。唯一的例外是第八章，为了给第九章提供必要的背景，在时间上

    曾稍加调整。下编，分别相当详细地剖判和检讨当时文学上和思想上的

    主要潮流。本书引用的有关书目、中外专名和词汇解释，以及“五四”期

    间出版的各种书刊的目录和简介，都在我的另一部书(即哈佛大学于19

    63年出版的《五四运动研究资料》——译者)里刊出。

    1959年10月

    于麻省剑桥，哈佛第一章

    导 言

    五四运动的定义

    1919年5月4日，中国学生在北京游行示威，抗议中国政府对日本的

    屈辱政策。由此引起一系列的罢课、罢市、罢工及其他事件，终于导致

    整个社会的变动和思想界的革命。没过多久，学生们就为这新起的时代

    潮流起了个名字“五四运动”；后来这个名词的内涵却随着时间的演进比

    当初大大地扩充了。

    本书所说的五四运动便是就这广义而言。大体来说，这个运动的主

    要事件发生在1917年到1921年之间；现在先把它的经过简述如下。由于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1919年巴黎和会做出山东决议案，激起中

    国民众高涨的爱国心和反抗列强的情绪，中国学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领袖

    们得到了这种群众情绪的支持，发起一系列的抗日活动和一项大规模的

    现代化运动，希望通过思想改革、社会改革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他们最

    着重提倡的是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观念。而中国传统的伦理教条、风俗习

    惯、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以及社会和政治制度，都遭受到猛烈攻

    1击。这些攻击的动力多是从西方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实用主义(

    pragmat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socialism)思想而来。5月4日的抗议示威则

    发展成这一系列活动的转折点。新兴的商人、工业家和城市工人随即都

    对这次示威的目的表示同情和支持，终于迫使北京政府让步，改变内政

    和外交政策。这次前所未有的大联合获得的胜利，为他们所鼓吹的文化

    、思想铺平了道路。但是此后不久，运动逐渐卷入政治旋涡，最终使得

    运动中结成的新式知识分子联合阵线崩溃了。那些自由主义者不是失去

    了热情，就是裹足避免参加政治活动；相反地，左翼分子则通过政治捷

    径，联合国民党，以推翻北京的军阀政府。西方诸国对此番运动的态度

    因此由同情转变为疑虑或反对，他们态度的转变也是促使运动分裂的一

    个主要因素。此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越来越得势，无数复杂难解的

    争执纷然竞起。

    五四运动的影响很广：它推动了学生运动和劳工运动的抬头，国民

    党的改组，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政治社会集团的诞生；反军阀主义和反帝

    国主义得到发展；新的白话文学从此建立，而群众的普及教育也因此大

    为推广；中国的出版业和公众舆论的力量都大有发展；这场运动还加速

    了旧式家庭制度的没落和女权运动的兴起。此外，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

    还包括，儒教的无上权威和传统的伦理观念遭到根本的致命打击，而输

    入的西方思想则大受推崇。

    起初学生们和出版物所采用的“五四运动”一词并不包括所有上面列

    举的事件，它仅仅指5月4日北京的学生示威运动。同样地，1919年6月3

    日及以后所发生的大拘捕则被称为“六三运动”。随后几年，一般人提到

    五四运动时，固然并不一定都有意识地采取这种狭隘的观点；但是他们

    也往往把整个运动和“五四”事件本身与后果混为一谈。因此，在过去许

    多例子里都可见到五四运动(May Fourth Movement)和“五四”事件(M

    ay Fourth Incident)被交替使用。关于五四运动的范畴，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即“五四运动”一词

    是否应当一方面包括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运动，另一方面也包

    括1917年就开始的新文学、新思想运动，即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

    运动呢？

    有些人主张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两回事，而且彼此没有多少关

    联。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并不是由新文化运动直接触发的。而新文化运动

    的领袖们，大体上说来也不曾领导过，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这派

    人只承认新文化运动也许略为便利了五四运动的推行，而五四运动则帮

    助了新文化运动的加强和扩展。

    鼓吹这种见解的人忽略了学生们的行动是和他们的思想发展息息相

    关的。这派人似乎故意低估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性，而夸大其他因素对学

    生的影响，例如无政府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凡是细心研究过五四运动史

    的人，多不曾接受他们的观点。 把“五四”时代的爱国活动和新文化运

    动或其他活动分开做专题研究，自然无可厚非；但这无法个别单独说明

    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或主流。

    另外还有一派人，他们承认“五四”的学生活动与新文化运动二者之

    间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却不认为“五四运动”一词应该包括新文化运

    动在内，因为新文化运动是独立存在的。提倡这种观点的人，主要包括

    胡适及其他一些学者。基本上，胡适认为，五四运动是一种学生爱国运

    动，但他更强调当时文化活动的重要性，而不是社会和政治活动。 他

    采纳孙中山的观点，认为“五四”的学生活动与当时的文学思想运动有密

    切的关系。孙中山对新思想运动的评价高于其他活动，而胡适则特别注

    重新文学运动，尤其是白话文问题。由于胡适及其他持相同见解者发表

    的英文著作，使不少西方人形成一种印象，认为这次新文化运动是“中

    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

    白话文的采用固然是五四运动最卓越的成就之一，然而我们应当认

    清，文学革命实在只是这段时期里多方面大进展中的其中之一而已。我

    2

    3

    4认为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以及新观念的出现，其重要性不亚于白话

    文的推广。此外，我们不能把五四运动只当作是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

    现在中文惯用的“学生”一词，仅仅指在学校里求学的人，与英文“studen

    t”一词的意义不完全相同。“student”可包括学者，或校外自修的人。

    当然，学生和青年是五四运动中最大的推动力，然而，成年知识分子，例如大学教授和新思想的作家，却肩负过领导和灌溉“五四”新思潮的责

    任；而且青年知识分子和成年知识分子二者也都曾参加过学校范围之外

    发展的活动。这样看来，虽然我们可以从学生运动或青年运动的角度来

    适当研究五四运动，但却不应该单单从这个小角度来讨论它。

    关于是否应当强调“五四”的文学方面，或是强调青年方面和政治方

    面，这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争论问题。1939年3月，当中共支持的

    中国青年联合会在延安成立的时候，会中提议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

    (纵按：我后来见到一份早期文件记载，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

    成立后不久，曾提议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实在延安会议之前。)全

    国各地许多机构纷纷接纳了这项建议，国民政府也曾予以接受。但其后

    ，1944年4月16日，重庆国民政府却改行采用中国文艺界协会的建议，把5月4日改定为“文艺节”，而另把3月29日黄花岗烈士殉难纪念日定为“

    青年节”。后来国民党退居台湾，新中国成立，1949年12月，又重新把5

    月4日正式定为“中国青年节”。自此以后，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方式来庆

    祝“五四”。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只认为“五四”是青年运动，也不是说，国民党只认为“五四”除了文学外，便没有其他意义。但是这件事例足以

    部分地显示他们双方对“五四”意义的观点不同。

    除了上述诸种观点外，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一词采取更

    广泛的观点。他们对这个名词的一般用法同时隐含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

    动两层含义。在这一意义下，五四运动包括1919年前后这段时间一切思

    想变动的各方面。例如，冯友兰所论及的五四运动，是指当时的新思潮

    和西化运动。 倘若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间随便挑出一位水平一般

    的学生，问他什么是五四运动，他准会回答，它同时包括知识分子的社

    5

    6会改革和新文学、新思想运动。而每当有人讨论“五四”时代新式知识分

    子所提倡的主旨时，很少有人会不提“民主”和“科学”。“五四”以后，不

    论是国民党、共产党或其他政党的领袖，也都会不约而同地采纳这种广

    义的观点。一位没有特殊政治背景的作家说：“五四运动当然不只指191

    9年5月4号这一天的运动，乃是指中国接触了西洋文化所孕育的一段文

    化历程，‘五四’不过是这个历程中的一个指标。”

    这种对“五四运动”一词所采广义的用法，是有很充分理由的：第一

    ，那些鼓励大众进行游行示威、罢课、罢市、罢工和抵制日货的领导人

    物，有不少正是那些提倡新文学、新思想和社会改革的新兴分子。而他

    们在思想上、行动上的反对者则是中国固有传统的代言人，或自称为固

    有传统的代言人。第二，当时思想改革家的反军阀、反强权活动的根据

    ，正是早期一群知识分子所鼓吹普及的民主思想。由此看来，“五四”的

    示威活动的确是早在两三年前就开始的新思想运动顺理成章的结果。第

    三，许多与示威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学生领袖从一开始就认为，“五四”的

    真精神不只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基于对民意至上、民权至上和思想

    觉醒的信念。他们活动的宗旨不只是要推翻军阀的统治，他们所关心的

    也不只限于外交问题。在示威事件发展以后，他们对社会和思想改革，与对爱国运动一般，付出了同样多的心血。最终，1919年至1920年间的

    运动留给人最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印象，是他们在思想界掀起的革命和社

    会上推动的改革；这一切活动的中心思想则是对社会上、思想上和政治

    上的偶像破坏。由于上面这种种事实，我想我们应当采用五四运动的广

    义含义，并且认为这场运动导致了影响社会诸多方面的巨大变动。

    因此我们可以对“五四运动”做如下定义：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

    ，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

    货运动，以及新式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这一系列的

    活动都是由下列两个因素激发出来的：一方面是“二十一条”和山东决议

    案所激起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提倡学习西方文化，并希望

    能依据科学和民主观点来对中国传统重新估价，以建设一个新中国。它

    7不是一次单纯不变、组织严密的运动，而是由许多不同观点主导的活动

    汇合而成，虽然其间并非没有主流。

    此外，五四运动所指代的时间段也出现了混淆。“五四运动”这个名

    词往往被作者们滥用。它有时是指紧接在“五四”事件以后的几个月，有

    时是指“五四”事件以后的几年；另外一些作者认为这一时段始于1915年

    或1916年，终于1923年 。还有一些作者则把“五四”时代延长到1925年

    ，因为那年发生的“五卅惨案”成为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陈独秀在1938

    年写的一篇文章里，甚至认为“五四”时代一直延长到“现在”。 在本书

    里，由于我认为五四运动是个多面性的现象，所以没有把它的起讫日期

    做严格的断限。虽然如此，仔细研究“五四”的主流，我们会发现最重要

    的事件都发生在1917年年初到1921年年底的5年之间。1917年，新兴的

    思想界人物，以《新青年》杂志和国立北京大学为中心，团结他们的力

    量，发起新思想和新文化改革。1921年以后，运动多已发展为直接的政

    治行动，以后几年里，思想改革和社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因

    此，我们很有理由把“五四”时代划定在1917年到1921年这一段时段之内

    ，而这段时期又可以以“五四”事件本身为标志，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里，一些新兴的知识分子集中精力，以他们的思想来感召

    学生和青年；在第二个阶段里，学生们便成为主力，发动了对中国某些

    传统和守旧主义的全面攻击。于是活动范围已超出了纯粹的思想界。

    不过我们也不应把“五四”时代严格地限定在这几年之内。有些民族

    思想和新思潮早在1915年就已成雏形，因为这一年的“二十一条”促使大

    家觉醒，感到国耻沉重；这一年不少学生已开新风气，严肃地考虑中国

    问题，而且《新青年》(当时还称为《青年杂志》)就在这一年开始发

    行。我们也不应当认为，五四运动在1921年就宣告结束了。许多“五四”

    期间发展起来的思想论争，仍是当今最重要的事件。1922—1923年发生

    的中西文化论战和科学与玄学论战，就是五四运动的直接产物。若是忽

    略这些，我们便不能对五四运动做出彻底的了解和评估。总之，五四运

    动应看作历史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事实上，自19世纪西方势力

    8

    ①

    ②

    11开始撞击古老的中国，中国就开始了她的蜕变，她调整了脚步，走了相

    当远的一段路程来适应现代文明，而五四运动实是这段旅程中要事频繁

    、最富于决定性的一个阶段。

    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

    倘若我们认为上述对五四运动的理解可以接受，那么就可以提出下

    面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适应变化的进程在这段时间会加速了呢？要解

    答这个问题，即使只解答一部分，也必须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

    ，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情况的各种变化，以及国际大势对中国的影响。

    在与现代的西方世界接触之前，中国的经济在本质上是农业性的，工业未曾发展。在这种经济下，她财富的大部分由地主和商人拥有。他

    们通常以下列四种主要方式来积累财富：将农产品中获得的利润用于购

    买更多土地、经商、民间借贷，从公职中获得的合法或非法的收入。由

    于在20世纪之前的两千年里，中国的经济一直以农业为主，上述的第二

    种和第三种财富积累的方法也都往往取决于农业生产。结果，以土地投

    资方式作为资本积累的观念，左右了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下面这两句

    谚语式的民谣，确切地说明了这个观念：“隔着玻璃亲不了嘴，穷就穷

    在没有地。” 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就废除了长子继承遗产的制度，因

    此也防止了土地过度集中和大规模财富积累的发生，使家庭和乡村成为

    自给自足的基本经济单位。半商业半家庭式的、靠学徒制度维持的各种

    手工业店铺是中国仅有的工业。手工业的生产和交换，大部分由地方性

    的同业公会来处理。这一切办法和习惯阻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大规模

    工业的发展。

    自从19世纪西方势力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

    制度便开始发生变化。1863年中国设立了第一间工厂，是一家兵工厂。

    12然而在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工业仍旧很少有发展的机会，部分原因在

    于，列强通过暴力或外交手段攫取特权，将物美价廉的外国工业产品向

    中国市场大量倾销。

    这种外国商业竞争的压力，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告减轻

    ，因为那时西方列强都正专心致力于军需品的生产。从那时开始，由于

    入超量的减少，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才得到一个喘息和发展的机会。1914

    年到1920年间，纺织厂、面粉厂和其他轻工业所生产的国货数量有了显

    著的增长。这些年的繁荣景象，后来回顾起来，常被认为是中国工业史

    上的黄金时代，至少和以前相比，情形确是如此。 由于这一次的发

    展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长期侵入，中国传统的自足农业乡村经济的崩

    溃更加速了。土地投资已渐渐显示出向工、商、金融等企业投资转移的

    征兆。培育工业发展的新兴组合股份公司比起以前发展得更快。1920年

    前的那几年，中国的国币“银圆”已大半取代了墨西哥银洋，于是国内部

    分地区获得了币制统一，促进了金融活动的发展，大城市里开办了更多

    的新式银行，许多旧式的钱庄也改组为银行。1912年、1915年、1919年

    、1920年和1921年，都是现代中国货币与信用制度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年份。而资本的集中和都市经济的成长等倾向，也都日益显著。然而，这些经济的变化仍属于雏形阶段，而各处发展不均。虽然一些

    中国大都市的经济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变得与20世纪的西方都市一样，但是内陆辽阔的乡村地区仍然保持着上古和中古时期的经济特色。中国

    的农业经济制度正在开始分崩离析，但是还没有被一种现代的经济制度

    全盘取代。20世纪初期，中国必将产生一种社会经济转变程序的模式，从破坏到废物清除、重建和改革，这是早就可以预期到的。但是相反地

    ，事与愿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上述培养了中国经济跃进式

    发展的国际局势也宣告结束。由于日本对华影响的增加，以及其他列强

    纷纷重回中国市场角逐，中国初具雏形的工业举步维艰，浮沉不定。

    中国和列强经济势力的利益冲突，日趋尖锐。这些相继出现的经济

    变革、国内繁荣、危机，以及存亡的挣扎，在不同的时段显著地影响了

    13

    14当时的政治、文化活动。

    伴随着经济方面的变化，许多重要的社会变迁也在发生。中国旧有

    的寡头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三股社会势力的联合：一方是

    皇室和军事集团，另一方是地主集团，在这二者之间还有士大夫集团。

    可是到了20世纪初，这一传统社会的均势联盟已经严重失衡。科举制度

    已在1905年废除，而新的有效的人事铨叙制度尚未确立。具备能力的有

    志青年，大都不能通过正规途径获得公职。在历史上的危难时期，中国

    社会通常依靠家庭或乡村的各种自给自足及合作方法来补救，以渡过难

    关；但由于这次危难的无比艰巨，已远非那些传统的方式所能救济。再

    者，随着新兴都市迅速发展，新式商人、企业家和城市工人的数量也在

    不断增加。20世纪的前30年，中国城市的扩展速度是惊人的。例如，19

    19年“五四”事件发生的时候，北京约有60万人口；到1923年，即4年以

    后，北京的人口数便增至110万，几乎是1919年的两倍。 由于内战(

    1915年到1922年间有10次严重的内战，它们的持续时间总计48个月之久)、 灾疫以及农村经济的崩溃，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者的人数大

    增。他们变成穷人之后，很多人背井离乡，成为职业军人，有些则沦为

    土匪或流氓。这批不安的人口，滋养了军阀主义，五四运动之前的几年

    ，是军阀主义发展最迅速的阶段。同时，一个根本且长期重要的因素，开始在中国社会发挥巨大作用。由于地主和士大夫的逐渐式微，一群掌

    握了一定现代西方学识的新式知识分子出现了 。自1907年新式的西方

    教育制度开始大规模施行以后，此后的10年内，大约有1000万人曾经或

    正在接受各种方式的新式教育。(统计见本书附录一。)他们与现代西

    方文明的种种接触，与传统思想意识及统治阶级逐渐背道而驰，使他们

    能带领其他不安的民众，向“救中国”这个目标进军。五四运动正是反映

    了以上各种社会势力的重新组合。

    同时，1915年以后，中国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局势也是培养革命的一

    片沃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结束以后，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氛围

    在全世界盛行，尤其是亚洲地区。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15

    16

    ③1856—1924)的政治理想主义，例如他所提倡的废除秘密外交、保障小

    国的政治独立和民族自决等，都获得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拥护。欧洲政治

    新思潮的转变，新兴共和国的增加，女子选举权的争取，创制权、复决

    权、罢免权等民权的确立，以及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等，都增强了中国人的希望。但是当列强企图在巴黎和会上重建他们的殖民

    地政策时，中国人民由空虚的希望坠入深切的失望，于是爱国情绪就空

    前地、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许多国家都爆发

    了革命，显示出借群众起义来改变大局的可能性。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

    命，加上芬兰、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和属于德国的巴伐利亚及其他

    各国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影响了东方的政治趋势。日本在1918年8

    月爆发了“抢米风潮”，朝鲜在1919年3月1日发生了也是以学生为主的“

    三一运动”。“五四”事件的前两个月，第三国际(the Third Communist In

    ternational)成立，并且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

    与这些国外的革命狂潮相比较，中国人当时却活在一团漆黑的国内

    政局中，共和政府虽然试行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政党政治，而实际上则完

    全被军阀操纵。1914年，军阀总统袁世凯解散国会，废除宪法。1915年

    和1917年相继发生了没有成功的帝制运动和复辟运动。袁世凯取消共和

    政体，自1916年元旦起，到3月23日止，改称“洪宪”帝制，前后共83天。安徽省督军张勋拥立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复辟，由于他的辫子兵在北

    京被驱散了，只支持了12天之久(1917年7月1日至12日)。自此以后，全国各地的实权都落在互相对抗的督军手里，而中央政府的大权则落在

    袁世凯的旧部段祺瑞手里。段氏就是受日本经济支援的军阀官僚政治集

    团——安福系——的领导人。为了反对这样的北京政权，1917年9月1日

    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从此以后，发生了一系列胜负不定的南北内

    战，举国为之骚动。“五四”事件之前不久(1919年2月20日起)，北京

    和广东双方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鼓励下，在上海举行了一系列拖延的、徒劳无功的南北内战和谈，这简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所建

    议的类似和谈的讽刺性预演。上海和巴黎两处和议的忽起忽落、惊疑不定，在心理上给予中国人的社会情绪以极度的干扰。我们应该记住，辛

    亥革命一方面由于推翻了皇权而增加了对民族革命和民主改革出现的希

    望；在另一方面，革命以后的若干年里，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和活动并未

    远离传统的方式，大部分民众仍然遭受着专制且极端守旧的官僚的压迫

    ，他们还像从前一样地服从权威，服从武装势力，服从传统的伦理和政

    治教条。这些政治上的混乱和落后现象，更坚定了新式知识分子的信念

    ：为了使古老的中国重获新生，必须实行大规模的基本改革。同时，段

    祺瑞之所以拥护徐世昌当总统，本是皖系想利用他来对付直系和其他军

    阀，徐上台后则企图通过与南方议和来节制段派，因此当时的新式知识

    分子反对段派亲日，不但有南方和国民党及进步党的支持，并且有北洋

    政府内反段系势力的制衡。“五四”的成功，可说时机难得。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与五四运动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似的事

    件。由学生带领，批评或干涉政治的例子屡见不鲜。最早见于记载的，是郑国人在乡校里批评朝廷的事件，发生于公元前542年，即孔子诞生

    后9年。郑国当时的执政子产没有听从别人的建议去关闭学校，而是虚

    心接纳了批评。他说：“(毁乡校)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

    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

    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他这种开明宽容的政策受到当时及以后许多中国历史学家(包括孔

    子在内)的赞赏。 在西汉末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1000多名

    太学的学生在博士弟子王咸的领导之下，抗议朝廷惩处一位刚正的官吏

    司隶鲍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太学学生直接干涉内政的事件。在公

    元2世纪东汉时，太学生郭泰和其他人联合了朝臣和思想界的领袖们，大胆批评朝廷和宦官，后来数百官吏和学生被当作“钩党”关入牢狱并判

    17处死刑，造成“党锢”事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主要的党争。 在

    宋朝(960—1279)，学生运动更趋于空前普遍。徽宗宣和七年(1125)，太学生陈东(1087—1128)领导太学学生，请求皇帝处死宰相和部

    分军事领袖，控诉他们处理国事失误；但是这次上书没有任何结果。第

    二年，即钦宗靖康元年(1126)，陈东又率领几百名太学生伏阙上书，当时支持他们的“军民不期而集者数万人”。他们要求皇帝惩罚宰相，起

    用李纲为相，并且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以抵抗北方来的金人的侵略。

    皇帝的内侍遭受民众猛烈的袭击，被杀死了数十人。结果朝廷处死了与

    这次暴力行动有直接关系的民众数人，但也受到民意逼迫，改变了一些

    外交和内政政策。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校学生领导平民干涉外交

    政策的典型例子。后来陈东和许多其他学生也都被处死了。然而，在宋

    朝后期仍然发生了五六次类似的学生运动，并且还有学生罢课事件的记

    载。在宋代的历史里，也可以找到教师们鼓励或支持学生运动以反抗朝

    廷的事例。 依循这些先例，明朝(1368—1644)的学生运动，更连

    续不断地卷入党争的旋涡。

    这种学生干涉政治的现象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呢？在君主政体之下

    没有真正的立法机构，或一种民众代议制度，少数受过教育的群体想要

    设法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来，在危

    难时期，往往是官办学校，通过教职员和学生团体，担当起公意代言人

    的角色。中国早期和现代的评论家们大抵都赞同这种活动。例如17世纪

    ，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实际上就曾主张过一种政治

    制度，把学校当作消息灵通的发表公共舆论的场所，或一种立法代表机

    构；并且他认为这种制度是中国上古的“三代遗风”。

    五四运动的学生们接受了这种学生负有政治使命的传统观念，可以

    从他们的出版物中再三强调这一观念作为证明。 但是20世纪的学生

    运动和它们的传统模范，却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学校”和“学生”二词

    在中国古时的用法，不同于五四运动时期的一般用法，事实上，也不同

    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校制度已逐渐改向西洋方式时的用法。传统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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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2办学校，套用现代的制度来比较，大致从中学阶段开始，它们与科举制

    度关系密切，这些学校既是未来官员的人才储备处，同时也是学习机构。因此，它们比起今日的学校来，入学的成年人似乎较多，而年轻的知

    识分子较少。这些官办学校的成年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关切，又超过一般

    散布各地、在私人教师教导下年纪较轻的学生。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传

    统的私塾由于它们多半是独立的，组织规模也比较小，所以很明显地，比起公立学校来，不太能够参加学生运动。不过一些规模较大的私立或

    半公立的“书院”，有时候却对民意发生过影响。

    同样地，“五四”时代的文学和思想变动就某方面说，在历史上也有

    先例。周朝(约前1046—前256)的后期，文学和思想都有非常重大的

    进展。当时文字的语汇里加入了许多新的地方语成分。唐朝(618—907)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文学改革，就是所谓“古文运动”。新的诗体和新的

    散文体的成就都很大，佛教的禅宗也逐渐发展。随后，宋朝(960—127

    9)出现理学，以对抗中世纪精神。在元朝(1271—1368)，新的戏剧

    形式发展欣欣向荣。明朝(1368—1644)时，白话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

    大为流行。后来到了清朝(1644—1911)，研究古典学术的考据学兴起

    ，以填补过去理学、心学的空虚。

    尽管有上面那些先例，五四运动在活动的广度和意义的深度两方面

    说来，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第一，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首次觉察有必

    要彻底改革中国文明。在与现代西方接触以前，除了印度佛教的影响之

    外，中国文明从来不曾严重地受到外来势力的全面挑战。佛教虽曾密切

    地触及中国思想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但对中国主要政治和经济制度

    的影响却较小。由于西方在科学和其他方面超前了几百年，加上其他许

    多由于双方社会殊异而产生的因素，使得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远非过去那

    些外来影响可比。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证明了西方列强势不可挡

    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领袖人物开始觉悟到中国确实有学习西方科学

    的技术的必要，尽管他们仍旧认为中国的传统制度和传统思想比西方高

    明，因此不需要改革。经历了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

    23败以后，她对西方文明的第一个反应阶段也宣告结束。从那时起，中国

    的青年知识分子鉴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就，认为除了要学习科学的技术

    之外，中国还应当效法西方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但他们仍然坚持那些他

    们心目中认为更基本更实质的中国哲学、伦理观念和传统社会的基础原

    则，不应当被改变。张之洞在1898年用一句话简单扼要地表达了这个观

    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可是1898年的戊戌百日维新无法把倡议

    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改革付诸实现，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只完成了其中

    的一部分。民国建立以后，军阀势力的抬头和两次复辟帝制运动的企图

    都证明，倘若只改革法律和政治制度，而不做其他方面的变更，一定难

    以取得进展，于是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就是五四运动时代。在这一运动

    期间，新兴的知识分子不仅公开主张需要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及政

    治制度，而且还宣称传统的中国哲学、伦理观念、自然科学、社会学说

    和制度，都应该彻底重估，参考西方的这些部门，重新创造。这不同于

    前一时期鼓吹的那种有心无意的改革或是局部革新，它是一种广泛的、热烈的企图，要推翻那停滞不前的旧传统的基本因素，而以一种全新的

    文化来取代它。

    五四运动也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个人人权和民族独立观念的迅速

    觉醒。它通过从思想和行动方面团结群众的方法，加速了中国循着“民

    族国家”(nation-state)制度形态而达到统一。当然，中国的人口众多—

    —恰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说的“人类的四分之一”(a quarter of t

    he human race) ——他们想要达到个人解放，促进民族国家意识和社

    会平等，即使再过几十年，也不可能完全达到目的。然而，这段时期中

    国知识分子因循这些方向所加强的自觉和活动，仍是一件具有全世界性

    意义的事。这也是所有历史学家都承认的。更进一步说，由于这场运动

    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各方面，也都提供了或认同了许多新的因素

    ，因此它成为解现代中国过去40年(这是从1959年倒算起。——译者)

    的首要关键。由于随后几十年绝大多数激烈的论战和斗争都是由这场运

    动所触发，若是不研究它，我们必然会误解这些真正论争的渊源和性质

    ④

    24

    25。事实上，当今中国的政治局势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由这场运动发展出

    来的结果。“五四”的余波并没有消失，它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可能指

    向将来。不但如此，近代中国大多数领导人物，从文学、哲学，到经济

    、政治等各界，大都受过“五四”时代的教育和训练，而且多因参与这场

    运动才开展他们一生的事业。这次经验一直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心理。

    虽然一些守旧分子把所有中国后来发生的灾祸全都归罪于“五四”，但是

    年轻一代几乎全都认为“五四”对他们始终有着“深厚”的恩惠。 一位重

    要的报纸主笔曾说：“我是‘五四’时代的青年。‘五四’开始启迪了我的爱

    国心，‘五四’使我接触了新文化……无论如何，‘五四’在我心灵上的影

    响是终生不可磨灭的。” 综合以上所有事实，我们可以合理地断言，若是不知道这场运动的主流，绝不能充分了解现代中国的本质、精神和

    情绪。

    最后，在我们评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时，更不能忽略这个运动。我

    们都知道，这期间对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习俗和制度最大的挑战，就是

    以自由主义、民主、科学等观念的面目出现的西方思想。西方各国的，尤其是美国的巨大影响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受到苏联快速发展的事实

    的激励，伴随着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此后的几年里，社会主义思潮

    变得更具影响力。西化重点在此时从自由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现

    象可以用下列各种原因来解释：中国需要急速工业化，多次屈辱地战败

    ，同时具有权威主义的政治传统，加之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对一个基于

    合作、而非基于个人主义的社会可能产生较大的吸引力，还有国民党在

    这场运动期间和随后的种种政策。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为了争取中国经

    济利益而采用种种遭人厌恨的帝国主义手段，以及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错

    误政策和低效率，都证明了西方文明的大缺点。除此以外，若是仔细研

    究西方各国对五四运动本身的政策和态度，也可以帮助我们对这次思潮

    起落转变的原因，有进一步的了解。

    以上我简短地陈述了五四运动的范畴和意义，尤其着重它发生的背

    景。后续章节对运动中种种事件和观念的评述，希望将能呈现一幅充分

    26

    27的图像，以显示这曾撼动了中国的根基，而40年后仍然余波激荡的20世

    纪的知识分子思想革命。

    ① 胡适同意张奚若的看法，认为五四运动应包括1917年和1918年发展的新思想运动，也包括“

    五四”事件以后的那几年。何干之主张五四运动应始于《青年杂志》创刊的那一年，终于科

    学与玄学论战结束的时候，即1915年9月到1923年12月。

    ② 1925年5月30日，2000多名中国学生和工人在上海游行示威，抗议一名中国工人于5月15日

    在该市被日本纱厂卫兵杀害。游行中，至少有11名学生和工人被英国巡警枪杀，有20人受

    伤。6月1日，10余万名中国工人进行大罢工抗议，导致20余艘外国兵舰开进黄浦江，5个

    国家的海军在中国登陆。5月30日以后，中国人至少再有8人被杀，44人受伤。“五卅惨案”

    及其后果，在一定程度上留存着五四运动的痕迹，对中国社会有着极深远的政治影响。

    ③ 这里我所用“知识分子”一词比西方的intelligentsia含义较广，我用它来指代稍富于流动性的

    知识分子集团，包括一定程度上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教师、学者、中学大学及其他专门

    以上学校的学生以及新士大夫阶级，并且包括其他职业性的新闻工作者、作家、艺术家和

    律师等。在以后的讨论里，我们将采用旧式士绅阶级(old gentry)来指拥有土地或没有土

    地的、只受过传统教育的人群，他们构成了全国各地方统治势力的一部分，或者是官僚职

    位的候选人；而“新式知识分子”(new intelligentsia或new intellectuals)一词则指那些多少

    受过新式教育，或有西方学识的人。因为在五四运动期间，大约80%的中国人仍旧是不识

    字的，所以这些名词的应用特别富有意义。

    ④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企图综合中学西学的口号，可能是与日本的一个类似的观念相

    互影响或并行发展出来的。日本人为了证明他们学习汉学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曾经提出“和

    魂汉才”的说法，据说这是菅原道真(Sugawara Michizane，845—903)首先提议的。后来

    在19世纪时，西学的倡导者之一佐久间象山(Sakuma Shōzan，1811—1864)又提议“东洋

    精神、西洋技艺”。甚至热心推行西化运动的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1834—1901)

    也造了一个可能是由上述推演出来的流行口号“和魂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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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上 编

    运动的发展第二章

    促成五四运动的力量(1915—1918)

    为了弄明白五四运动的内在情绪和思想，我们必须探究日本对华政

    策所引起的中国人的反应，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

    种种活动。关于前者，当时代表一般中国民意且后来形成五四运动主要

    力量的，大致上有不同的两种人：一种人是由于对近代帝国主义的反应

    ，救国的愿望偏重于充满强烈的爱国热情；另一种人则是受了西方文化

    对中国冲击的影响，注意力重在提出各种不同的改革计划以促成中国现

    代化。前一种人里面既有读书人也有不识字的人，他们供给五四运动的

    情感动力较多；后一种人多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主要赋予五四运动以

    思想内涵。

    其实一般民众的救国热忱和知识分子的亟于改革，在19世纪末已经

    开始了。可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因为受了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政

    策和行动的刺激，中国大多数民众对国耻才开始有激烈的反应。在同一

    期间，新式知识分子也认识到自己必须振奋起来，带领同胞走上彻底现

    代化的道路。

    另一方面，那个时期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激增，他们和西方的密切接

    触给他们带来新的思想。这些新思想后来又启发了其他新式知识分子，共同激起了五四运动。国内爱国分子的国耻感(“二十一条”的刺激)

    清末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的重大责任不外乎是“富国强兵”，对帝国主

    义根本上的种种危险茫然无知，然而，“五四”期间的中国人与之不同，他们明白当前的急务是把中国从列强的辖制下解救出来，他们团结群众

    的口号是“救国”。这个口号，最初出现在1894年甲午战争时，中国被日

    本打败以后，到了“五四”期间就更是广泛流行了。这反映出当时的中国

    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中国在现代世界里挣扎求生存所遇的种种危机

    已经有所察觉。日本的“二十一条”所带来的耻辱和其后所发生的事件更

    大大加速了觉醒的进程。

    1915年1月18日，一个阴冷凄凉的晚上，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Hio

    ki Eki)一反正常外交途径，在一次私人的会晤中，向民国总统袁世凯

    呈递了几页写在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的纸上的文件，这便是恶名昭著的

    “二十一条”。日本公使在向袁世凯呈递这些要求前，警告中国政府必须

    “绝对保密，否则须负所有严重后果之责”。 在开始谈判时，日方也显

    得极其神秘。日本采用这些特别水印的纸，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对文

    件内容和意图的一个威胁性暗示。这些要求对中国人民自尊心的损害之

    大，是真正的坚船利炮也从来未能做到的。

    通过这些要求，日本实际上想控制中国东北、内蒙古、山东、东南

    沿海区域和长江流域等地。假若中国答应了这些要求，上述所列的这些

    地方都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整个国家的经济和行政也都要受到日本的

    操纵。其中的第五项要求，日本更是意图在事实上完全剥夺中国政府对

    内的控制权。所以这项要求的内容，日本最初并不想让其他列强知道。

    根据这项要求，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必须雇用有决定性影

    响的日籍顾问；日本在中国土地上有权建立日本医院、教堂和学校；重

    要城市的警察必须由中日合作组织和管理；中国所需军器的半数或以上

    要购买日本的产品，或准许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中日合办的兵工厂。除此

    1之外，还有其他种种类似意图控制中国的要求。

    紧接着条件提出而举行的中日谈判，持续了将近四个月。最后，在

    1915年5月7日下午3时，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不加修改地接纳

    第一、二、三、四项内所有的要求和第五项内有关福建的要求”。 第

    五项内其他比较苛刻的项目都已删掉。面对这个威胁，又考虑到要求提

    出以后已经开入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袁世凯政府不等国会通过——根

    据宪法，这类事务必须经国会通过，可是当时国会已经被袁解散——在

    5月9日下午1时便接受了日本最后通牒中的所有要求，并在5月25日签订

    了中日《民四条约》。

    在谈判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策略，利用中外新闻界以

    争取道义上的支持。 虽然日本要求对条约内容严格保密，但还是逐渐

    被中国的官员泄露给新闻界了。当中国的报章杂志与公共舆论一致抗议

    日本的要求时，政府却放松传统政策，没有加以管控和压制。谈判进入

    第二阶段时，日本的外务大臣加藤高明男爵(Baron Katō Takaaki)要求

    中国政府对新闻加以审查管制。 第三次会议时，日置益向中国新任外

    交总长陆徵祥(1871—1949)抗议中国政府一反传统习惯，不仅对报界

    言论不加管制，更利用这些言论来帮助中国谈判。面对这个抗议，陆徵

    祥的回答是：“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中国人已经享有新

    闻自由。” 陆的答辩当然似是而非，在袁世凯的政权下哪里有真正的

    新闻自由。袁世凯对这次谈判的政策无疑只是想短时间内争取群众对他

    个人的支持。事实上当时中国政府也正式承认采取这种政策 ，再者，在答复日本要求共同拥有汉冶萍煤铁公司时，袁世凯就借口该公司是私

    人企业，中国政府无权干预。

    在当时政治混乱、社会落后和军阀统治的情况下，这次事件可说是

    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新式知识分子

    的声音，代表了国民对国耻的感受，响彻全国。当谈判还在北京进行的

    时候，中国各地群情激昂。几乎所有的中国报章杂志都表现出强烈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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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9日情绪。中国留美学生听到新闻说“国内各地都表现出爱国忧国的情绪”

    便感到十分高兴。十九省的都督向中央呼吁，切勿向日本的要求屈服。

    据说每天总统府“潮水般涌进”无数的信件和电报，都是中国人民为了表

    示他们的愤慨而发出的。

    当北洋政府因为最后通牒而接受日本的要求后，中国民众的愤慨达

    到了顶峰。“毋忘国耻”的标语在全国随处可见，或是涂写在墙壁上，或

    是附在商品的商标上，或是印在信纸信封上。 5月7日和5月9日立刻

    被命名为“国耻纪念日” ，蒙受国耻的经过也被写进了教科书。

    中国的官员和民众两大群体对“二十一条”有着不同的反应。就官方

    而言，中日《民四条约》签订以后，有许多官员立刻提出了一个救国计

    划， 并且得到了袁世凯的认可。但是不久之后这计划便被抛诸脑后。 就民众方面而言，这项条约有两个必须注意的重要后果：第一，新的民族主义逐渐形成，不少人觉悟到中国人如要生存，便必须抵抗外

    国的侵略。这个感受从日后“外争国权”，后来改成“外抗强权”的口号可

    以看出。这个口号也是五四运动中最流行的两个口号之一。不少西方的

    观察者都注意到“二十一条”对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影响。譬如，其中有

    报道：“中国的青年眼见他们的祖国要被吞并。日本透过‘二十一条’所表

    现出的态度，毫无疑问地显示出中国唯一的希望，只有采取强烈激进的

    民族主义政策。”

    第二，被视为侵略者的外国势力使得中国全国起码在那一段时期有

    了团结一致的精神，很多政治派系都联合起来支持袁世凯。当时最大的

    反对党是国民党，它在1914年已在东京改组成为地下革命组织，此时也

    宣布支持北京政府。一个国民党的领袖说：“让我们停止内部斗争，团

    结一致，面对共同的敌人。” 同时袁世凯正如上文所述，既不干涉当

    时新闻界的反日行动，又极力对其他革命领袖表示妥协，想借此提高自

    己的声望。当时的新闻报道称，在中日谈判期间，袁世凯政府特赦了孙

    中山、黄兴和许多其他革命领袖，并且许诺只要他们愿意回国并宣布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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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忠政府，便给予他们高级职位。 最后，由于每一次紧急局势都会为

    野心独裁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崛起时机，袁世凯受到当时舆论和政敌对他

    的自发性支持的鼓舞，也自信地认为他当皇帝的美梦已经得到人民支持。 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的阴谋，是对中国人民，尤其是对当时的新

    式知识分子的一个警告：要救中国必须铲除所有的军阀和卖国者。这个

    观念逐渐加强，后来便产生五四运动期间另一个最流行的口号“内除国

    贼。”

    虽然民族主义和反军阀的情绪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因“二十一条”激发

    出来的，反军阀的情绪却一直到几年之后才变得较明显。在当时，民族

    主义的热情是群众反日运动最主要的动力。公众在1915年1月26日发现

    日本所提的要求，便召集了许多群众大会。2月19日，上海成立了“市民

    爱国会”，专门反对“二十一条”要求。2月底，美国旧金山的中国商人致

    电广州的南方军政府，建议抵制日货，但广州方面当时为了避免使政府

    在与日方谈判时为难，没有接纳这个意见。然而就在同时，“国民对日

    同志会”已经在上海组织起来了。1915年3月18日，同志会在公共租界召

    开民众大会，参加人数达到十数万，坚决发起抵制日货行动。抵制行动

    很快便传播到其他城市，甚至专卖日货的商人也参加了。这次行动立刻

    震惊了日本政府。在日方压力下，袁世凯在3月25日下令禁止抵制日货

    运动。 然而，中国人的愤怒已经不是一纸禁令所能制止的。抵制运

    动在4月里开始传播到长江各口岸和北方各城市。汉口的商人在听闻当

    局已允许日租界举行提灯游行以庆祝日方谈判胜利的消息之后，便于5

    月13日开始示威游行并抵制日货。所有商店都罢市，有三家日本店铺被

    抢掠，两名日本人受了伤。在中国军队一团奉命开入汉口但尚未到达之

    前，英俄的军队已经扛着上了刺刀的枪，把聚集的中国人驱散了。日本

    驻军也下令开出军队，但不久后撤退。

    抵制日货的运动很快就遍及中国南方。北京、上海、汉口、长沙、广州，甚至在海外的旧金山，中国人都成立了抵制日货的特别组织。

    东京方面为此大感不安。6月中旬，日本正式向中国抗议中国境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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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反日运动。 6月29日，袁世凯再度命令各省政府禁止抵制行动。

    结果，商人放弃了“抵制”这个名词，可是却提出“振兴国货”的口号，继

    续不用日货，并且成立了“劝用国货会”。抵制运动从1915年3月一直继

    续到同年年底，其中最有效的时段大概是从4月到8月间的5个月。这次

    抵制日货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五次抵制外货运动，却是第一次感受到该手

    段在参与人数众多时所产生的威力。在最严厉的抵制期间，日本对华贸

    易遭受了空前的损失。

    这次抵制日货运动发生的时机，正值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国际贸易失调的刺激而迅速发展，因此也成为促进当时中国

    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5月间，上海成立“知耻社”的同时，另一个

    名为“救国储金团”的组织也成立了，它的目的是募集5000万元资金帮助

    发展本国工业。据新闻报道称，捐款人包括社会各阶层人士：从最富到

    至贫的都有。 抵制日货运动爆发以后，中国多种轻工业的生产都显

    著增加。 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后不久，一位美国通讯记者便注意到“

    二十一条”所激起的中国人团结一致的决心和中国经济与商业上的潜力。他相信此番中国努力发展工业，特别是棉纺织工业，可能会“维持久

    远”，因此对日本的主要贸易将会给予“致命的”影响。他在新闻稿里写

    道：“那么多中国人内心充满了国耻感，深切的怨愤和精神上的苦恨，使得抵制日货运动变得实际且必要，因为人民已下定决心尽量不买日货

    了。”

    这可能对当时的情况估计得过于乐观。虽然中国人的确开始觉悟到

    救国的必要，可是他们对建设经济的努力还只是初步的。而且类似于应

    该采取什么步骤去救中国这一类具体问题，当时的一般知识分子都很少

    去直面思考，至于普通民众就更不用说了。当前的危机并没有使中国人

    立刻彻底改变他们习惯上对政治、国事漠不关心的态度。一位日本作家

    当时在一篇题为《中国民族性和社会组织》的文章里，就指出这一事实。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国作家们，如陈独秀等人的痛切感慨。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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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27

    28可是少数活跃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回国或仍在国外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基本问题却变得比从前更了解和关心了。他们开始思索，究竟

    中国传统文明是否需要从根本上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

    海外留学生改革的热忱

    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受到了由不同方式诱发的各种因素的刺激，这些因素包括从不同国家回来的留学生和传统的理论及历史上的先例。

    然而，与后来的模式不同，清朝末年从西方回国的留学生几乎没有一人

    参与当时正在发展的改革运动。当时改革的发起人和领袖，通常都是不

    懂西方语言的。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

    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

    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

    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

    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 可是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新的思想

    和行动便往往与归国留学生有了密切的联系。

    说起19世纪下半叶，若就西方影响之下产生的中国改革运动而论，它的模式可说大部分是以当时第一号强国大英帝国的社会政治思想为榜

    样的。严复翻译的几乎所有著名篇章都采自英国资料，林纾的翻译也有

    将近三分之二是英国文学。然而在19、20世纪交替的期间，大部分中国

    学生却是到日本、美国或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求学的。因此，这三个

    国家变成了外国影响最主要的中心。每一个国家在中国都烙下它们各自

    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政治与社会信仰因素的痕迹。从留学生对中国问题所

    提出的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解答，便可以看到这三国文化上相异的地方。五四运动也反映出这些不同的影响。

    在美国发生的思想和文学上的争论

    29美国是近代中国正式派遣留学生的第一个国家。早在1872年，30名

    中国男孩便已经被派到美国接受教育。然而直到1909年，中国留美学生

    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多少。同年，美国政府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帮助中国

    派遣留学生赴美。 到了1915年，在美国专门学校及大学留学的中国

    学生，便已超过1200人了 。

    日本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使这些留美学生群情激昂。他们

    的情绪，从他们所办的刊物，学生联合会的喉舌《中国留美学生月刊》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可以看到。1915年3月的刊物，几乎用

    全部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有些学生说，中国应该斗争，仿效比利时

    的抵抗，而不应像朝鲜一样被征服统治；有些人主张中国不应被“日本

    化”(Japanned)；另外一些人认为，目前中国国内的这个危机，需要各

    人“放弃自己前途的原定计划”，做“重大的牺牲”。其中一篇社论说：“

    我们应该做对国家最有贡献的事，如果必要的话，甚至牺牲生命。……

    中国现在需要能干的人才比需要任何其他东西更为迫切。因此，我们的

    责任十分简单——回国去!” 有些中国学生甚至愿意利用暑假，到美

    国军部主办的军事营地受训。

    当一般中国留美学生的愤怒情绪高涨的时候，却有少数人发出了警

    告，呼吁留学生们保持冷静。胡适(当时英文署名Suh Hu) ，时任该

    月刊的国内通讯版编辑，写了《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呼吁

    大家采取“清醒的爱国主义”(patriotic sanity)。他说：

    就我看来，我们留学生，在这个时候，在离中国这么远的

    地方，所应该做的是：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的责任 ? ? ? ? ? ?

    ，就是 ? ?

    读书 ? ?

    ，不要被报章的喧嚣引导离开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让我们

    严肃地，冷静地，不被骚扰，不被动摇地去念我们的书。好好 ? ?

    准备自己 ? ? ? ?

    ，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深信她必

    能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或者，如果必须的话，30

    ②

    32

    33

    ③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远东问题最后解决的办法，并不在于我们立刻和日本开战

    ，或者在于其他列强的干涉……最后真正的答案，必须向其他

    地方寻求——也许比我们现在所想象的答案要深刻些。

    我并不知道答案在哪里，我只知道答案不在这里。我们必

    须冷静客观地去把它找出来……

    这封信引发了激烈的辩论，胡适被他的同学们骂作“卖国贼” 。月

    刊的总编辑邝煦堃，当时是新闻系学生(后来改行从事外交)，便写了

    一篇长文回应胡适。他认为，胡适的不抵抗主义根源于老子、耶稣和释

    迦牟尼的教训。

    在胡适思想某些晦暗的角落里，他似乎同意我们，认为他

    自己说的不抵抗主义在某些情形下并不适当，而必须被放弃。

    他在公开信里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去使她(中国)从死亡

    里复活过来。”但是用什么方法去使中国从死里复活过来呢？

    难道靠一手挟着《圣经》，另一手挟着一本同样有用的书，像

    是《白朗宁诗集》(因为胡适对它比任何其他书本都要熟悉)

    ，便办得到了吗？他必得承认，一旦日本占据了中国，要驱除

    他们就必须使用武力。把中国从死里活过来，比在日本未侵入

    以前就抵抗要难多了。

    这篇长文的结论认为，胡适所提出的并非“清醒的爱国主义”，而是

    “不爱国的胡说八道”(unpatriotic insanity)。另一名留学生在一封给编

    辑的信里说，虽然他同意学生的责任是读书，但却不同意把一个学生非

    常留心当前国内的危机当作是疏忽了做学生的责任。只有认真研究国家

    危机的学生，才能真正尽他的责任——就是解决亟待解决问题的责任。

    35

    ④

    37

    38从长远的历史方面看来，对“中国学生在国难时期应持什么态度”这

    一问题的辩论，可能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事件。但是事实上，这个辩论

    却触及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它塑造了新式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的很多

    活动方式，及某种程度上日后中国教育、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辩论双方所持的原则都是基于冷静严肃的思

    考，而辩论的最后，双方还是以理智为主。

    胡适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办法应该是采用比建军更根本深刻的措

    施。正如他在1915年2月21日的日记里所说：“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

    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他在写给一位美国教授的信里，解

    释他为什么不大愿意支持革命，他认为教育才是建立新中国的基础。正

    如他所说：“这是由底层做起。” “教育救国”这个观点，以前自然也有

    人说过，后来由胡适和其他受美国影响的新式知识分子领袖们在五四运

    动中大力提倡和推行。

    在同一时期，另一个具有长远影响的运动也开始成形了。自19世纪

    末，中国文学界人士已经开始讨论“诗界革命”和“文学革命”，但并没有

    具体计划。至于白话文学，也早在20世纪初年就有人提倡了。迟至1915

    年9月17日，胡适提到“文学革命”时曾说：“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

    其时矣。” 但他所谓“文学革命”也不过仍是“诗国(亦作界)革命”，它的初步就是用散文词汇去写诗，“要须作诗如作文” 而已。根据胡

    适的说法，“文学革命”广泛的意义，即所有文学作品都以白话取代文言。这一观念的提出还是较后来的事——那是他于1916年夏季，在康奈尔

    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宿舍和同学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才形成的。 赵

    元任和胡适将他们的讨论整理成一系列英文文章，发表在《中国留美学

    生月刊》上。 然而，这些文章并没有激起读者的任何兴趣。直到191

    7年1月，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并且由陈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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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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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秀在2月号里发表他的激烈主张《文学革命论》一文，这个观点才被大

    家热烈讨论。(关于这些详细经过，参看本书第三章及第十一章。)

    中国的文学革命是以诗的革命为开端。“诗界革命”在中国已经被提

    倡了好些年。几乎所有参与1898年(戊戌)百日维新的政治改革者，都

    是年轻的诗人，他们当中有些同时也是“诗界革命”的倡导人。 胡适

    的改革计划，只是把这个运动推展到一个新阶段。正如他在1919年的回

    忆，他对“诗界革命”的意见主要是基于自己的实验主义和文学进化的理

    论。这些理论是从中国文学史和欧洲文艺复兴所得来的教训。 我们

    应该留意胡适可能也受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学运动的影响。自从哈

    丽叶特·门罗(Harriet Monroe，1860—1936)的《诗杂志》(Poetry：A

    Magazine of Verse)在1912年开始刊行以后，新诗运动震撼了整个美国

    文学界。到了1917年，有些人甚至认为新诗是“美国的第一国家艺术”。

    在这一期间，草原诗人(prairie poets)、意象派诗人(the imagists)

    、新抒情诗人(the new lyricists)和实验主义者(experimentalists)开始

    纷纷出版他们的重要作品。 这时段出现的美国新诗，最独特的风格

    便是摆脱了传统诗中矫揉造作的浮夸辞藻，而用自然口语写诗。1912年

    到1918年这段时间，被称为美国“诗歌的文艺复兴”(poetic renaissance)。 20世纪20年代确实不仅是美国诗的新纪元，也是美国文学和思想

    上的新纪元。正如一个美国历史学家所写：“这是美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庞德(Ezra Pound)说：‘相形之下，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过是茶杯里

    的风波而已。’这个时代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新女性、新人文主义、新

    艺术、新民族主义、新自由，甚至如罗宾逊(Robinson)和比尔德(Be

    ard)所说的新历史。” 胡适和其他五四运动时文学教育改革的倡导者

    们，便是在这个充满创造性和启发性的时代留学美国 。这种革新的精

    神，在五四运动期间也在中国融会成了一个新纪元。

    当然，我们无从判断美国的运动对胡适的新诗和新文学理论的形成

    到底有多大影响。不过，我们可以确信，在留美的最后三年里，胡适已

    经留意到那些文学上的新发展，虽然他对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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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h)、白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诗更有兴趣。他和那些在文学见解

    上反对他的人所争论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俗语是否应该入诗和用在文学

    作品之内。 1916年7月22日，他发表了第一首尝试创作的新体诗。他

    的反对者之一梅光迪便攻击他的作品是“剽窃”欧美毫无意义的“新潮”作

    品。在写给胡适的信里，梅光迪说：“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有何革新可言。”梅光迪解释道，他所说的新潮主义，包括文学上的

    未来主义(Futurism)、意象派(Imagism)和自由诗体(Free Verse)

    ，艺术上的象征主义(Symbolism)、立体主义(Cubism)和印象派(I

    mpressionism)，宗教上的巴哈伊教派(Bahaism)、基督教科学派(C

    hristian Science)、震颤教派(Shakerism，亦作震动舞，主张不婚——

    译者)、自由思想(Free Thought)、社会革命教会(Church of Social R

    evolution)、比利·森戴(Billy Sunday，1862—1935，美国的福音主义

    传道者)。 胡适对这一攻击只有直截了当的答复：“老夫不怕不祥，只怕一种大不祥。大不祥者何？以新潮流为人间最不祥之物，乃真人间

    之大不祥已。”

    攻击胡适采用西方的新潮思想也许有部分真实性。他最著名的为中

    国新文学而提出的“八不主义”，大概是受庞德在3年前，即1914年发表

    在《诗杂志》上那篇《几个不》(A Few Don’ts)一文的影响。 20年

    后胡适出版了他的日记，其中他在1916年写了几句话，提及他对意象派

    的认识，说意象派诗人的原则，很多和他自己对诗和文学的观点很接近

    ，这从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也可以看出来。 再者，他的新诗

    是基于他的实验主义，而这种实验主义便是受当时西方文学潮流启发而

    来的。诚然，他的《尝试集》(1920)作为第一本用白话写成的新诗集

    ，书名便是受了这种影响。

    同样地，在哲学、教育理论和科学方法这几方面，中国的新式知识

    分子主要也受了留美回国学生的引导。胡适的《中国哲学大纲》第1册

    ，也是唯一写完的一册(1919年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便是在

    章炳麟之后对中国哲学和逻辑重新评价的先驱作品。这本书是根据由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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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威(John Dewey)指导的、他从1915年9月到1917年4月间在哥伦比亚大

    学写成的博士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发展的研究》(A Study of the De

    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改写的。这篇英文论文后

    来在1922年经上海亚东图书馆(Oriental Book Company)印行，题为《

    先秦名学史》(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杜威的实验主义和他的教育哲学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有突出影响，那是

    他的学生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郑晓沧等人的努力和他亲自来华讲学

    的结果。杜威和他的夫人在1919年5月1日——“五四”事件爆发的前三天

    ——抵达上海，1921年7月11日离开中国。他的文章和讲稿在中国新式

    知识分子圈里流传很广。

    日本对军事、文学和革命的影响

    中国留美学生比较注重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留日学生却有不同

    的倾向。这些不同的活动，对中国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近代中国第一

    次派遣学生到日本留学，是1896年，即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之

    后。直到义和团事件的时候，留日学生的数量还是很少。然而1901年到

    1906年之间，却有急剧的增加。1906年，留日的中国学生已经有1.3万

    人。 事实上从1903年开始，包括五四运动时期在内，在中国留学生

    中，留日的占最多数 。这些留学生不少成了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他

    们之中既有运动中的激烈分子，也有许多新文学作家中的领导人物以及

    许多革命极端分子，如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等，同

    时却也包括反对五四运动的军事和行政方面的官员。

    自1904年之后，中国每年都派遣人数众多的留学生到日本学习军事

    技术。 20世纪20年代有一位中国作家曾经夸张地说，中国“现在执军

    权之军人，十之七八可从日本士官学校丙午(1906)同学录，与《振武

    学校一览》(光绪三十三年，1907)中求得其姓名。军阀如此横行，留

    日陆军学生自应负重大责任”。 事实上，某些留日归国的学生、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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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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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与旧式官绅正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中坚分子。日本军事训练导致这个结果

    ，是十分自然且不难理解的事。日本的军校纪律森严，军校学生对他们

    的长官奉若神明，他们不能批评校方行政人员，也不能干预政府的政策。 这与五四运动的新式知识分子把这种批评和干预视为学生和一般

    青年的道德责任，是截然相反的。

    同时，“五四”期间中国新文学的创作，也得归功于回国的留日学生。现代中国文学虽然在技巧和主题方面，都曾大量地模仿俄国和西方作

    品；然而“五四”时期，中国读者能够看到这些作品，却多半是从日文转

    译过来的。 其次，日本对当时中国新文学的风格施加的影响也很明

    显。譬如，在“五四”初期作家中仍然相当流行的“梁启超体”，就带有鲜

    明的日本痕迹。很多在建设中国新文学过程中居于领袖地位的文学家，如鲁迅(周树人的笔名)和他的弟弟周作人，都是留学日本的。郭沫若

    曾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 事实上日本的文学

    改革，尤其是新诗和新思潮的到来只比中国早了若干年，而这些正深刻

    地影响着中国的改革。

    留学生从日本带来的第三个主要影响，是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输入。1919年，这两种思想在中国青年群体中十分流行。 从1902年

    到1911年，中国的保皇党(君主立宪派)和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都曾

    在某种程度上宣传社会主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见他们双方在日本

    印行的文字宣传资料。 1902年，梁启超在他创办的《新民丛报》里

    首次提到麦喀士(Karl Marx，今译作马克思——译者)的名字。在最早

    把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一些书籍之中，有一种是1903年赵必振翻译的、日本人福井准造(Fukui Junzō)所著的《近世社会主义》(1899)。同

    年，在上海也出版了其他几本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有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

    主义的著作。1906年，朱执信(1985—1920)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上首次发表《共产主义宣言》里十项建议的译文。 1906年2月组建

    的日本社会党(Japanese Socialist Party)，对中国留日学生发生过很大

    的影响。这些学生经常参加日本社会党主办的公众集会，大约在19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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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间，他们当中甚至自己组织了社会主义讨论小组。 学界普遍认为，当时很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都与日本社会主义领袖们发生过接触，如

    安部矶雄(Abe Isoo)、片山潜(Katayama Sen[Hisomu])、大杉荣

    (ōsugi Sakae)、幸德秋水(Kōtoku Denjirō[Shūsui]，本名幸德传次

    郎——译者)及堺利彦(Sakai Toshihiko)等，并且从他们那里吸收了

    社会主义思想。1900年，一名留日的17岁青年学生江亢虎，因为他们的

    影响而接受了社会主义。他受到了日本和西方的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在日

    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张继(溥泉)、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和古代

    中国理想主义的启发，于1911年7月10日在上海张园召开了一个社会主

    义同志会。同年9月2日，在上海创立社会主义宣传协会，印行《社会主

    义明星报》。辛亥革命后一个多月，即11月15日，江亢虎把协会改组成

    中国社会党，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据江氏自己说：“

    先后二十个月内，支部成立四百余处，党员加入，共五十余万人。”这

    自然过于夸张，但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作为18

    99年至1923年间日本社会主义的主流，无政府主义在“五四”初期也同样

    流行于中国。

    由于上述种种影响，中国留日学生对“二十一条”的反应和留美学生

    迥然不同。大约4000名中国青年，在听到日本的要求以后，竟然立刻集

    体离开日本回国，以表示最强烈的抗议。 留日的中国学生通常对中

    日关系特别敏感，也特别容易感情冲动。一来因为在地理上，他们离开

    祖国不远；二来因为在客居日本的环境下，个人不愉快的感受很容易对

    国仇家恨火上加油。集体回国的事情前后发生了好几次：

    1. 1905年，为了抗议日本文部省(相当于教育部)宣布的

    《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全体留日学生选择罢课。一位杰出

    的中国学生、同盟会的重要成员陈天华(生于1875年)，因此

    投海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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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 1911年，为了参加辛亥革命。

    3. 1915年，为了抗议“二十一条”。

    4. 1918年，为了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1905年的事件，有几个当时无法预见的后果值得我们留意，因为这

    对于五四运动有间接的影响。当时回国的学生约有1000人，他们在愤慨

    的怒潮下，于次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公学。公学有几名学生(如胡适、朱经农、任鸿隽)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个学

    校是当时谈新学最先进的几个中心之一。

    除了中国公学以外，从日本回国的学生在1906年还联合所有在上海

    读书的学生，组织了“各省旅沪学生总会”。建会的目的体现在该会的简

    章中，即联合所有学生团体，以求达到将来建立“国会”的准备。 这

    个总会雄心勃勃的工作计划是前所未见的。就某方面而言，虽然迹近梦

    想，然而可以反映出当时爱国学生对国家的抱负，很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由于这个总会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学生大联合的创始，我们不妨把它的

    《第一次简章》全部照录如下：

    一、定名：

    本会为中国二十二行省留学沪上之学生，组一机关部，故

    定名曰“各省旅沪学生总会”。

    二、宗旨：

    以破除省界，融结各校团体，以为他日敷设国会之权舆。

    三、职员：

    正副会长各一员，书记、会计、干事各一员，代表每省一

    员，评议每省两员，调查每省四员，均就各省学界中公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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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四、经费：

    (甲)开办费(如登告白、刊会员录、章程、邮费等，及

    开会一切布置)，应由发起赞成诸人暨会员酌量捐助。

    (乙)入会后每期纳义务捐一元，以备会中度支。

    (丙)如有会员及非会员，担任特别捐补助本会者，除登

    报表彰外，本会应予以相当之名誉。

    五、应办条件：

    (一)组织各省杂志及白话报。

    (二)设国语练习会，以齐一各省之方言，交换会员之智

    识。

    (三)调查各省内地社会之情形。

    (四)赞助各省速办地方自治。

    (五)研究法政，以备各省议绅之顾问。

    (六)兴办移译事业，以输进外界之文化。

    (七)调查印刷工艺、缫丝纺织、机器舂米、制药水、造

    冰、造纸、造肥皂、玻璃、干面、磷寸等新法，以为内地振兴

    实业之预备。

    (八)设青年介绍所，以期游学之人日多。

    (九)设学界通信部，以为东西洋留学生及各省学界通信

    之枢纽。

    (十)集古今图书，藏庋总会，以供会员之展览。

    (十一)组织美术俱乐部，以发扬国粹。

    (十二)设师大女学校，期为各省造就多数女学堂，及幼稚园之教师。

    (十三)普劝各州县多设小学，并监督其办法。

    (十四)为内地各学堂介绍教员。

    (十五)研究学务上各种问题，以为各省教育会之助力。

    (十六)保持各省路矿权，劝乡人亟起自办，以救蹙国之

    祸。

    六、会期：

    (甲)本会成立后，须假本埠最适中处，订期开一特别大

    会，以后即永为本会纪念日。

    (乙)每月开会一次，分提议、通函二项，以期会务之进

    步。

    (丙)每岁春秋佳日，开恳亲会一次，以联同会之情谊，而资外界之观感。

    (丁)遇有特别事件，可升临时会议。

    七、会所：

    俟会员众多，经费集足，再赁房屋，以为本会办事处。现

    暂时通信可寄：靶子路同昌里安徽杂志社。

    八、公约：

    (甲)尚公德。

    (乙)惜名誉。

    (丙)重实践。

    附则：

    草创之初，章程姑从简易，成立后公同研究，随时修改。 75这个会的组织并不健全，不久便销声匿迹了，计划中没有几项真的

    被实践过。然而，这是近代中国学生第一次尝试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也是他们第一次留心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问题 。同时这可算是

    1919年“五四”事件以后各类热心而活跃的学生团体的序曲。而且在那个

    时代就已经提倡“白话”和“国语”，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915年中国留日学生集体回国，从某方面看来，不外乎是1905年学

    生对日政策反应的重演，只是构成这次事件的原因比前次的政治性和外

    交性都要更浓厚些，并且在留日学生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日情

    绪。有些学生甚至因此对整个日本文化形成了不合理的偏见和歧视。

    至于1918年5月12日的集体回国事件，对9天后在北京发生的学生游

    行和请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时也对日后几个政治团体和政党的组

    成有所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国民党人把民族主义的热情在留日的中国学

    生和知识分子当中重新激励起来。从1913年秋季到1916年秋季，很多国

    民党的领袖，因为“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的缘故而流亡日本。1914年6

    月，孙中山在东京把国民党改组成具有革命政党性质的中华革命党，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鼓吹反对北京的军阀政府。国民党在大战末期，再一次倡议自从1912年以来几乎已经被放弃了的民族主义。

    总的来说，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军事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

    义的影响，较留学其他国家的学生所受的为多。

    在法国成长的革命政治意识和活动

    这段时期内，法国对中国影响之大实在难以形容。 自跨入20世

    纪以来，法国大革命时的政治思想在中国青年革命者和维新者中间的风

    行可说一时无两。在20世纪的前20年间，大革命思想影响了许多中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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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

    77

    78识分子和政治领袖，如梁启超、陈独秀和不少国民党的领导人物。陈独

    秀在20多岁时学习法文，后来成为法国文明的仰慕者和传播者。 在

    《新青年》(《青年杂志》)的创刊号里，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法兰西

    人与近世文明》，宣称法国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创始者。他没有引据充分

    确切的史实，就认为法国人“创造”了近世三个最重要的学说。他提出，拉飞耶特 在他的《人权宣言》(La 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I’homme)

    一文里提出了人权学说(陈独秀进一步认为，美国的《独立宣言》是拉

    飞耶特起草的)。1809年，比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早了50

    年，拉马克(Jean Baptist de Monet de Lamarck) 在他的《动物学哲学

    》(Philosophie Zoologique)中已发表了进化论。而近代的社会主义则

    是源于法国作家巴布夫 (Babeuf)、圣西孟 (Saint-Simon)和傅里

    耶 (Fourier)，至于德国的拉萨尔 (Lassalle)和马克思，只不过

    把它发扬光大罢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的中国文学革命理论

    ，却是他研究法国文学史的结果。后来有些人还把五四运动看作“中国

    的法国启蒙运动”(Chinese French Enlightenment)。

    在很多情况下，五四运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18、19世纪法国民

    主思想和自由主义影响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西方国家思想。“五四”时

    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往往流露出法国浪漫主义(romanticism)的痕

    迹。传入中国的还包括法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和

    无政府主义，尤其是它们的理论。早在1907年，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创

    办了《新世纪》周刊，宣传社会主义和在法国流行的俄国人巴枯宁(Mi

    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1814—1876)与克鲁泡特金(Pyotr Alexe

    yevich Kropotkin，1842—1921)的理论。 此后15年间，由中国知名

    的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留法运动，吸引了很多有远大志向且十分能干的

    青年学生的注意。1912年，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当时任教育总长)，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和汪精卫在北京共同组织了留法俭学会，鼓励并

    帮助青年学生留法。他们还在北京、上海、天津和保定设立留法预备学

    校。从1912年到1913年这一年间，他们召集了大约120名学生到法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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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

    ⑨

    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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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不久以后，在总统袁世凯压迫之下，这个俭学会才解散了。

    不过在1914年，李、蔡、汪和其他俭学会的领导者(如吴玉章)，鉴于留学生中有些是工人出身，便把他们的计划扩展成“工读”运动。19

    15年6月，他们在巴黎组织了一个勤工俭学会，目的是鼓励和帮助穷苦

    学生通过工作以维持自己在法国留学的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勤

    工俭学学生的数量开始增加，为了照顾他们，蔡元培和他的一些中法朋

    友1916年3月在法国成立华法教育会(Socielé Franco-Chinoise d’Educatio

    n)，蔡元培被选为会长。1919年年底，在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已达400人

    ，次年增加了1200人。这些学生之中的大多数人在离开中国以前便已经

    受过大学或中学教育；有些则是教师、商店店员、技术人员或者新闻从

    业者。事实上，这些学生到了法国以后，只有小半进了学校，大半是受

    雇于工厂或其他地方。

    除了上述勤工俭学运动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法之间还发展

    了一项史无前例的移民协定。1916年年初，英法政府因为国内缺乏劳工

    ，或许参考了华工在俄国的成绩，便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招募中国工

    人到法国和其他地区工作。根据这份为期5年的合约，一名普通华工每

    天最多工作10小时，可以获得5法郎(约合中国银圆0.965元)的日薪。

    除半数被扣除用以支付食宿、医药外，工人每天实得2.5法郎(0.483元)。依照这项协定，第一批约8000名苦力，在1916年冬季抵达法国。

    1917年时，法国政府雇用了4万中国工人，英国雇用了10万人，美国

    的援外军团向法国借用了1万人。1918年年底，法国、英国、美国政府

    雇用了共14万中国工人，分散在100多个营地工作。 根据1918年中国

    驻美国华盛顿公使馆所得的报告，在法国、埃及、法属殖民地、美索不

    达米亚和巴勒斯坦为协约国军队工作的华工总数达17.5万人。这些人数

    分布如下：为英军工作的有12.5万人，为法军工作的有4万人，为美军

    工作的有6000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和非洲工作的有4000人。 而1919

    年年初公布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0万人 。如此众多的工人被派到西方国

    家工作，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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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注意，招募华工的协定，是靠留法俭学会的帮助才达成的。招募工作在政府指导下，大部分由中国各地方的教育行政人员和村镇

    的小学教员负责。 起初招募到的都是目不识丁的劳工，后来却包括

    了很多学生和教师， 再加上400名学生作为通译员。因此，1918年，在法国的华工中，约有2.8万人已有机会受到教育且能识字，他们应该

    被同时列入知识分子群体之内。

    这些中国工人被派到公路、铁路、矿场、工厂、农田、森林、制造

    大炮坦克的军火工厂、废弹场、铸铁厂、船坞或在建兵营工地工作，还

    有不少甚至被派去当仵工——发掘并埋葬因战事而死亡者的尸体。

    这些中国劳工的性质，明显地与其他海外华侨不同。他们当中包括

    许多知识分子，可是几乎每个人都要做粗重的工作，而且他们在外国只

    是暂时的，预定只要战争一结束就都得回到中国。同时，他们被很好地

    组织起来，每一个工作营约有2500到3000名中国工人。根据合约，他们

    有权组织工会，并且和其他公民同样享有法国法律所保障的自由。

    西方政府雇用前所未有的大量中国工人到西方工作，大大影响了中

    国日后的群众运动的后果。最主要的是，这次雇用使得中国知识分子有

    机会和工人一起生活并肩负起领导责任。此前的中国留学生大多出身于

    富裕家庭，很少做过粗重的工作。相比之下，这次的“学生工人”出身于

    贫苦或中等家庭，他们第一次大规模打破了学生属于有闲阶级的传统。

    在这些学生的协助下，“一战”期间在法国的中国工人组织了很多工

    业性和社会性的机构，如职业介绍所、中法贸易公司(the Franco-Chine

    se Trading Company)、工会、工人社团、中国劳工社，还有其他很多

    的储蓄会、读书会和自治会(self-government clubs)等。其中最重要的

    组织，是一个大多数组织者是永久留法的中国人的华人协会(Chinese F

    ederation)，这是由六个“一战”时在法国成立的中国会社所合组而成的

    总会。其创建目的包括帮助中国留法学生、提高中国留法工人的福利，他们所支持的“中华出版社”，帮助印发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所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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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文件；同时又在经济上资助了一家专为中国工人争取利益而创办的中文

    周刊。

    在法国的中国工人和“学生工人”的福利和教育工作，开始于“一战”

    初期。当时留法知识分子的领导人物之一蔡元培，在1916年主持编撰华

    工学校的教科书。(显然由于参与教育留法工人这件工作所获得的经验

    ，使他后来在主持国立北京大学时也鼓励学生做同样的事。)1916年以

    后，教育留法工人的工作便大部分由国际基督教青年会(the Internation

    al Y. M. C. A. )主持，该组织拥有超过150名中、英、法、美、丹麦、荷兰籍的成员，其主要经费来源是协约国战时工作团(United War Wor

    k Campaign)在中国筹募所得的141.6万元基金。其中的很多成员，如蒋

    廷黻等，是留美的中国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在教中文时，尝试用过一些

    实验性的教学法。到1921年年底，识字的华工已由20%增加到38%。

    1918年，曾在青年会工作的晏阳初，便利用他在法国教育工人的经

    验，推动五四运动后期颇为风行的平民教育运动。

    同时，留法的华工和“学生工人”，由于工作的社会环境关系，对种

    族和阶级等概念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立场。到了“一战”结束的时候，他

    们当中的领导人物，有的信仰民族主义，有的信仰无政府主义，也有的

    信仰马克思主义。1916年11月至1918年7月之间，在法国工厂的中国工

    人一共罢工25次。(在英军、美军中工作的华工罢工记录已经找不到了

    ，据说华工对法国官兵比对英国官兵要满意些。因为法国人的种族观念

    较弱，纪律拘束也没有那么严。)这些罢工事件大多由于合约上某些条

    款没有被履行、苛刻的待遇、欠薪、过严的军事控制、危险的工作环境

    、对小错误的过度惩罚，或语言误会等原因引发的纠纷。 “一战”结

    束以后，法国立刻陷入经济衰退，造成大量华工和学生失业。1920年，1700多名留法中国学生只有靠接受不同方面的救济才得过活。这些救济

    工作，在当时的学生圈内引起了政治上的争议，许多人攻击国内政客利

    用公费收买学生，以取得政治上的拥护。大多数工人和许多学生都买棹

    回国，不少工人在回到中国时口袋里连一个钱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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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从法国回来的工人和学生却带回来了新

    经验和新思想。很多工人学会了看书写字，而且体验到西方较高的生活

    水平，又接触到当时欧洲的劳工运动。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变得十分强

    烈，很多人在归途中因为山东问题而拒绝在日本港口登岸。这些工人所

    得的经验，对“五四”时期上海的工会组织和活动都很有帮助。1920年秋

    季前，有人埋怨：“曾经和欧洲最近的斗争有所接触而回国的劳工，可

    说是中国工运的发难者。”这些回国的工人，当时就被认为是“潜在的布

    尔什维克”(Potential Bolsheviks)。 平心而论，这些回国的工读生和

    工人当中，确实有很多是在20世纪20年代把五四运动推向极端民族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主要分子。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物，不少就是“

    一战”期间或结束后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 。

    就这样，中日冲突在国内激起了中国人民无比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而留学生则提供了从国外汲取的许多新思想。这些学生回国以后，就

    开始肩负起正在形成中的巨大革新运动的领导责任。

    ① 中国外交次长、实际谈判的负责人曹汝霖在1915年3月5日写给东京驻日公使陆宗舆的信中

    ，承认这个“舆论政策”的负责人是顾维钧。 当时美国的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

    也这样说：“中国人是依靠公众舆论的。”他更特别把袁世凯也包括在内。 袁的“舆论政策”，主要目的显然是要激起世界舆论对中国同情，而并非想扶持中国新闻界本身。可是为了

    他个人的野心，也同时希望中国的舆论能支持他的政府。

    ② 美国官方公布的教育统计数字，估计在美国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有594人。但根据中国学

    生联合会更准确的调查显示，留美的大学生有800人，总数达1200人。

    ③ 胡适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学人，他被认为是第一个大力提倡白话文学的诗人。1891年出生于上海，原籍安徽绩溪，父亲是一位知名学者，清末曾在东北地区和台湾任

    职。胡适3岁时父亲便去世了，从3岁到12岁，他的叔父和堂兄教授他重要的古典著作，同

    时他自己也看了不少白话文的旧式小说和传奇。1904年，到上海求学，第一次接触西方知

    识，并极大地受到了严复的翻译作品和梁启超文章的影响。从1906年到1908年，当他在中

    国公学读书时，已萌生了用白话文写作的念头。1910年，他通过政府举办的庚子赔款甄别

    考试，被选派到美国留学，最初学的是农科，后来转学哲学。1915年，在康奈尔大学(Co

    rnell University)获得哲学学士学位。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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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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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得哲学博士学位。从1917年到1927年，他在北京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后来担任英文系主任；1930年到1937年，担任文学院院长；1945年到1949年，担任校长。抗日战争期间(1938

    —1942)，他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1949年以后，客居纽约，1958年回到台湾担任“中央

    研究院”院长。他一生获得了三十余所欧美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④ 后来胡适在他的一篇英文自传里，回忆这件事时说：“我的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往往给我

    带来很大的麻烦：当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时，在美国的每一个中国人

    都主张立刻向日本宣战。我写了一封公开信到《中国留美学生月刊》，呼吁他们不要急躁

    ，要冷静下来好好思考。为了这封信，我受到各方面严厉的攻击，而且往往被诋为‘卖国贼

    。”

    ⑤ 胡适从1910年8月到1917年6月留学美国。蒋梦麟留美是从1908年9月到1917年6月，他的博

    士论文也是在杜威(John Dewey)的指导下于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后来在中国

    发表，题为《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

    ⑥ 根据这段时期的统计数字，中国留学生中有41.51%留学日本，33.85%留学美国，24.64%

    留学欧洲各国，其中以德国、法国和英国占多数。

    ⑦ 同类的学生组织还有1905年在上海成立的“环球中国学生会”，是个留学生的组织。直到191

    1年，这个组织还没有如何扩展队伍的计划，比起“各省旅沪学生总会”，该学生会少了些雄

    心勃勃，多了些脚踏实地。然而，这个组织事实上通常由职业教育家领导。 “五四”期间

    ，它设有自己的日夜校。作为“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成员，直到1919年6

    月9日为止，该学生会将自己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办事处供作上述两个学联会的办事处。曹汝霖本来是该学生会的永久会员，但在“五四”事件发生后一个星期便被革除了会籍。

    ⑧ 今通常译为拉法耶特(Marie Joseph La Fayette，1757—1834)，法国贵族，曾参加美国独

    立战争，与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是挚友。1789年，他出任法国国民军总司令，提出

    《人权宣言》和制定三色国旗，成为立宪派的首脑。1830年，他再次出任国民军司令，参

    与建立七月王朝。由于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和经历了法国大革命，他被称为新旧两个世界

    的英雄。——编者

    ⑨ 拉马克(1744—1829)，法国博物学家、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最先提出生物进化的学

    说，是进化论的倡导者和先驱；同时他还是一名分类学家。主要著作有《法国全境植物志

    》《无脊椎动物的系统》《动物学哲学》等。他提出的进化观点倾向于“用进废退说”，与

    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说”不同。——编者

    ⑩ 今通常译为巴贝夫(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热月政变后，巴贝夫

    组织了秘密团体“平等会”，密谋夺取政权，建立劳动者专政。由于叛徒告密，他和密谋运

    动的其他领导人一起被督政府逮捕。1797年5月27日被凡多姆高等法院判处死刑。他提倡

    消灭私有制，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并设想建立以农业为中心的、具有平均主义和禁欲

    主义特点的“共产主义公社”。马克思称赞他为第一个“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奠基人。——编者

    今通常译为圣西门(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贵族家庭出身，曾参加美国独

    立战争。1789年参加法国大革命，1791年离开革命。1802年起开始写作，宣传自己的空想

    社会主义。主要著作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等。——编者

    今通常译为傅立叶(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批评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丑

    3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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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76恶现象，希望建立一种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一致的社会主义社会，幻想通过宣传和教育来

    实现，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少关注，不过对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著作

    有《新的工业世界和社会事业》等。——编者

    拉萨尔(1825—1864)，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全德工人联

    合会创始人、联合会主席。他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是由所谓“铁的工

    资规律”造成的。——编者

    美国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1864—1928)向“十国委员会”(Council of Ten)报告：

    “中国提供了20万名劳工。”

    只消列举其中几个就够了，例如：周恩来、蔡和森和他的妻子向警予、吴玉章、李立三、张昆弟、罗学瓒、李富春和他的妻子蔡畅、王若飞、徐特立、罗迈(李维汉的假名)、陈

    毅和邓小平。

    87

    98第三章

    运动的萌芽阶段：早期的文学和思想活动(1917—

    1919)

    就在“二十一条”事件过后不久，中国的政治局势愈发沉重的那段时

    期，五四运动前期文学和思想两方面的转变也渐渐开始了。从1915年的

    冬天到1917年的夏天，两次帝制运动使全国都骚动不安起来：旧式官僚

    们忙着准备复辟即位事宜；旧士绅们还不免牵强附会地传播过去官方宣

    扬的正统儒家教条，替帝制运动建立惯有的理论根据；在没受过教育、不识字的民众当中，到处散布着“真命天子就要重出”的谣言。因此，新

    建立的民国不但对外遭遇国耻，同时在国内，也因为军阀、旧式官僚和

    士绅的阴谋计划而险象环生。面对这个混乱的局面，年轻一代的中国知

    识分子忧虑重重地开始寻求拯救中国的方法。

    此时，数量众多的海外归国知识分子带回了新的观念。1915年，陈

    独秀由日本回国，那年秋天他创办了《青年杂志》，这标志着一次根本

    性改革运动的起点。1916年，蔡元培从法国回国，并自1917年起着手北

    京大学的改组，这两者大大增强了这次改革运动的实力。1917年夏天，胡适、蒋梦麟也从美国回国，加入了这群新式知识分子的领袖集团。在

    改革的过程中，他们与旧士绅和旧文人集团的论战，只遭到微弱而消极

    的抵抗。尽管如此，由于军政方面的权贵固守传统的伦理教条和制度，新式知识分子们仍然深受军阀政府的压制。1916年冬天，日本开始实施新的对华政策，企图通过收买中国政府

    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由于当时北京政府意图用武力统一并控制

    全国，日本的活动恰好和他们的需要相契合。但民间的反日情绪依然持

    续高涨，而日本和新兴的中国工商业之间的经济冲突，也随着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进程而更加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寺内正毅(Terauchi

    Masatake)政府与中国的段祺瑞政府之间，最初发生了财政联系，后来

    又建立了军事方面的密切关系，这自然很快就引起一般中国民众，尤其

    是知识分子的疑惧。因此，当知识分子逐渐开始运用这些外交事件作为

    攻击政府的利器时，他们所倡导的新改革运动也就得到正在高涨的反日

    情绪的鼓舞和支持，该运动成为年轻爱国分子全力以赴的焦点。

    《新青年》杂志的创办

    1915年的夏天，在中国留日学生因反对“二十一条”纷纷回国之际，曾经参加过革命工作而流亡在日本的陈独秀 也回到了上海，创办《青

    年杂志》。这个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陈独秀

    曾参加1913年反袁失败的“二次革命”，随后他协助章士钊编辑著名的《

    甲寅杂志》 ，然而，在1915年由于袁世凯的压力，杂志被迫停办。从

    1913年开始，袁世凯一直压制反对他的报章杂志，唯一例外的是那些在

    “二十一条”谈判期间对他的声望有利的报刊。在谈判结束以后，许多反

    对帝制的报纸杂志便都被查禁了。

    陈独秀创办杂志时，社会环境颇为不利。出版自由受到许多严苛的

    法律限制。名义上，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公民有言论

    、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的自由。 这项条款是参考日本宪法(第二

    十九条)而定的，因此，《临时约法》也在另一条内规定，如有认为增

    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人民的权利就可以受到法律的限

    制。 由于这种变通条款可以做各种广泛的解释，而且当时总统和他一

    手操纵的国会可以任意通过并颁布法令，所以在1912年到1914年间，北

    ①

    ②

    2

    3洋政府公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和命令，以限制人民的权利，包括《戒严法

    》 、《治安警察条例》 、《预备戒严条例》 、《报纸条例》 和

    《出版法》。 根据这些法律和条例，总统或地方的军事领袖可以宣布“

    戒严”；可以干涉公民的人身自由，以及居住、言论、集会、结社、通

    信、迁徙、财产等自由权利；警察有权控制所有政治性或社会性的结社

    ，以及其他出版物；可以禁止女子参加政治团体或出席任何涉及讨论政

    治的集会；此外，如鼓励工人“同盟解雇”、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或“妨

    害善良风俗”等都在被禁之列；还有缺乏明确定义的“破坏社会道德”“妨

    害地方利益”等行为，也都被定为罪行；所有出版物一定要向警察局备

    案，缴纳保证金，必须获得同意才能发行。若是触犯了以上这些规定，就会受到严重的处罚。

    所有以上这些法规，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以及“五四”时期的大多数

    时间段里都是有效的。由于政府的高压，中国的出版业在1915年以后便

    不幸地大幅萎缩。实际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曾使中国出版业一度极速

    发展。当时全国约有500家日报社，包括北京50家、上海15家、汉口6家。然而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期间，北京报社的数量锐减至20家左右，上

    海减到5家，汉口则只剩下2家了。1912年之后的两年之中，全国报纸发

    行总数也由4200万份降到了3900万份。

    这就是《新青年》开始出版时的背景。陈独秀从一开始就是热心的

    反袁分子，但他由“二次革命”的失败经验中总结出，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觉醒之后，只有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根本的改变之后，中

    国才有摆脱军阀桎梏的可能。他认为，若没有一种新的出版物，这种解

    放是不可能达成的。后来，他和汪孟邹(即他的侄儿汪原放)商讨这件

    事，汪氏是陈独秀的旧友，是上海群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的经理。

    在这位出版家和其他人士的资助之下，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

    出版了《青年杂志》，这个月刊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法文名为La

    Jeunesse。 陈独秀是唯一的编辑。《新青年》的许多早期撰稿人，如

    李大钊、高一涵，都曾为当时被查禁的《甲寅杂志》供稿。

    4 5 6 7

    ③

    9

    10

    ④《新青年》的创办时间恰逢现代第一份中文杂志诞生的100周年。由于当时严苛的政治环境，陈独秀避免刊登直接的政治评论。他宣称

    ，创办《新青年》杂志的目的是改造青年的思想和行为，而非进行政治

    批评。在第1号的“通信”中，一位署名“王庸工”的读者建议，杂志应当

    警惕民众、反抗帝制运动，陈独秀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而事实上，反抗

    帝制的尖锐评论却随处可见，尤其是在“通信”“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

    记”三个栏目中。

    依当时陈独秀和胡适的观点，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要比

    一般人平常所想的深刻得多。胡适主要致力于学术、教育和文学等方面

    的改革，而陈独秀却强调推翻腐朽的传统和唤醒中国青年思想的必要，因为建设新中国的希望是在青年们的身上。《新青年》第1号的发刊词

    《敬告青年》由陈独秀执笔，他在文章开篇提到：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

    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

    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

    动，如利刃之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

    ，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

    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

    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

    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

    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

    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

    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

    ⑤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

    ，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陈继续说，中国需要的，是要青年能够“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

    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

    而不容留置于脑里”。 他建议，要处理这个问题，应该不妥协、不犹

    疑，要像“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又提出六项青年行动的大原则：“自

    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

    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页2—6)。这篇文

    章的根本目的在于攻击守旧主义，并提倡打倒没有价值的传统。他在第

    二项末尾，用达尔文主义的论调写道：

    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

    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

    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

    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

    不存，毛将焉傅？” 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

    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页3)

    陈独秀做打倒传统偶像的努力时，也清楚地陈述了他的理由。他认

    为，由于帝制运动与其他守旧集团利用传统的教条，尤其是儒家理论来

    支持他们的观点，所以如果仅只批评他们政治认识的浅薄是不够的，更

    重要的是摧毁他们的根基，因为不通过破坏的阶段，在这个社会和经济

    制度已腐化了数百年的中国，绝不可能有积极的建设。《新青年》的读

    者常乃德，后来成为少年中国学会的领导人之一，曾询问陈独秀，为什

    么他不干脆鼓励中国人实行西方的小家庭制度，而只鼓吹传统大家庭制

    13

    14

    ⑥度的崩溃？陈的回答是，由于大家庭制是基于儒家的伦理观念，因此只

    要儒家的教条不被推翻，小家庭的观念根本不可能生根。儒家的教条认

    为，若是儿子离开父母自组小家庭，那他就是不孝、不德。 陈独秀

    所要攻击的，是许多基于这些传统伦理观念的中国社会制度和风俗；家

    庭制度和帝制运动只不过是传统伦理影响下的两个例子罢了。

    这项旨在批评传统、唤醒青年的庞大计划在1917年之前，都是由陈

    独秀和几位撰稿人来推动。1915年到1916年年底之间，陈独秀的活动中

    心在上海，当时新式知识分子领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也没有什么

    组织，这群人包括国内外的吴稚晖、胡适、李大钊、高一涵和刘复。但

    到了1917年年初，文学革命就逐渐成形了。1916年12月26日，继任袁世

    凯成为大总统的黎元洪，任命蔡元培 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蔡可说

    是新式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他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和自由主义

    者之一。在蔡元培的鼓励和庇护之下，新式知识分子的精英人物于是云

    集北京大学，而改革运动也因此能大有进展。

    北京大学的改革

    蔡元培在国立北京大学由1917年(蔡于1月4日就职)开始推动的各

    种改革，其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下于陈独秀之创办《新青

    年》。这所大学起源于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在1895年创办的强学会。

    然而，直到1898年8月，这所大学才以京师大学堂之名正式成立(1896

    年虽有旨成立该校，但因反对强烈而未成立)，以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

    鼐为总监督，吏部侍郎许景澄为总教习，在中国传教多年的美国浸礼会

    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任西学总教习。那时的学生全部是从

    中上级官吏或科举考试通过者中选拔出来的。1900年，新任总监督许景

    澄因反对义和团被处死刑，学校也停办了两年；直到1901年年底才恢复

    开课。1912年民国成立，大学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严复曾任校长7个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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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 17

    18直到1919年年初，这所大学是中国仅有的三所官办大学之一，而且

    是在首都的、由中央政府供给全部经费的唯一公立大学，它是公认的全

    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包括四个学院：文学院由中文、哲学、英文、法

    文、历史等系组成，理学院由物理、化学、数学、地质等系组成，法学

    院由政治、经济、法律、商学等系组成，工学院由土木工程和矿冶两系

    组成。1911年以前，北京大学每年的预算都不超过10万关平两(Haikwa

    n Taels)，在1916年也只有43万银圆。蔡元培任校长后，学校大为扩充

    ：1918年的预算达到67.68万圆，几乎是其他公立大学每年平均预算的6

    倍之多；1919年和1920年的预算分别为79.2459万圆及95.7579万圆。

    1919年年初，全校约有50名办理行政事务的职员及202名教授及教员。

    教授与教员中，除了英国人4名，美国人3名，德国人3名，日本人、法

    国人、丹麦人各1名外，其余全是中国人。

    从1912年到1918年，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共有612人：其中233人来自

    文学院，40人来自理学院，209人来自法学院，120人来自工学院。北大

    在1912年之后的10年内入学者的增加，及1919年春季班的入学情形，可

    以由下列数字中窥见一斑：

    表2.1 国立北京大学历年在学学生数量(1912—1921)

    年份 人数

    1912 818

    1913 781

    1914 942

    1915 1333

    1916 1503

    1917 1695

    1918 2001

    1919 2228(2413)

    19

    20

    211920 2565

    1921 2252

    表2.2 国立北京大学1919年春季入学学生人数

    本科 预科 总计

    文学院 341 415 756

    理学院 134 362 496

    法学院 532 415 947

    工学院 60 154 214

    总计 1067 1346 2413

    在1916年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校长时，北京大学以它守旧的传统而

    闻名。学生们把这所大学作为在政府中飞黄腾达的垫脚石，而不把它当

    作求学研究的地方。教授们也大多来自官场，品评教授不完全依据他们

    的教学和学问，而更多依据他们的官阶。教授们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们则被称为“老爷”。在道德方面，教授和学生们多声名狼藉，他

    们时常流连于赌场或妓院。当时北京大学以“探艳团”“赌窟”和“浮艳剧

    评花丛趣事之策源地”等恶名雅号而闻名。

    从蔡元培接任校长开始，北京大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17年，蔡

    元培在就任演说中指出，学生进入大学的目的应是求学，不应当是升官

    发财。 此后不久，他又提出了办学三方针：第一，大学是学术研究

    的机构。“研究”不仅包括介绍西方文明“输入欧化”，更要创造一种新文

    明；不仅只是“保存国粹”，更要“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第二，学生不应当“专己守残”，把大学当作是旧式科举制度的替代品，而“应

    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第三，大学里应保有思想学术

    自由。各种分歧的理论——只要是它们都有严格的学术立场——在大学

    里都应该得到兼容并收和自由发表。不管是哲学里的唯心论或唯物论，⑧

    22

    23文学美术里的理想派或写实派，经济学里的干涉论或放任论，伦理学里

    的动机论或功利论，以及宇宙论里的乐天观或厌世观，都可以“樊然并

    峙于其中”。他还强调：“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根据这些自由而进步的原则，蔡元培推行了很多实际的改革。许多

    观点分歧的教授都同时受聘任教于北京大学。教授团里成立了各种研究

    与辅导学生的社团。大致说来，大学是由教授们管理的，而不是行政人

    员或官员；学生也允许以个人身份参加政治活动。蔡元培的意见是，一

    个在校学生最重大的责任是读书。他认为，政治集团和学校之间不应该

    存在联系。然而，20岁或20岁以上对政治有兴趣的学生，可以以个人身

    份加入任何政治集团。学校可以对他们加以劝告，但不可干涉他们的自

    由选择。这个观点与当时北京政府的政策恰好相反。政府时常禁止学生

    参加政党，他们的理由是，学生“唯一”的本务就是读书 。蔡元培又鼓

    励学生自治，于是各类学生组织纷纷成立，包括读书、演说、讨论、出

    版、娱乐、社会服务、体育等社团，以及其他活动，例如一间学生银行

    、一家消费合作社、一座博物馆等。一种类似于曾在法国试行的“工读”

    制度也在北大建立了起来。平等的精神输入了这所大学。以前存在于学

    生和教授之间的界限，或学生与工人之间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被消除

    了 。

    学生的道德水准也大大地提高了。1919年，进德会成立了，它仿照

    1912年由吴稚晖、李石曾和汪精卫在上海成立的组织，会中的所有成员

    都接受不嫖、不赌、不娶妾等戒条。该协会的乙种会员除了遵守上列的

    戒条外，还进一步承诺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他们通过了惩罚的规则，并由会员选出监察人员，当时的会员规模在1000人左右。 不做官、不做议员这两项约法，充分反映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影响，同时

    也反映出新式知识分子对旧官僚的轻视 。在新式知识分子的眼中，旧

    官僚和军阀是所有罪恶的源泉。

    24

    ⑨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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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式知识分子的联合与《新潮》杂志的创办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各种改革之中，最重要的大概是他实践了兼容

    并包的思想。尽管蔡自己是国民党前身同盟会的最早会员之一，但在他

    选聘教职员的时候，却从不让自己受到党派和政治立场的影响。1912年

    孙中山政府任命他为教育总长时，他曾说明他对教育的看法。他理想的

    教育制度是“超轶政治之教育”，而不是“隶属于政治之教育”。有关教育

    的目的，他提出五项原则：(一)实施“军国民主义”，以避免军国主义

    者独控军队势力；(二)以“实利主义”来改良民生；(三)实施基于互

    助原则的“德育主义”；(四)用“世界观教育”来提升一种宇宙观；(五)最后，以康德哲学的“美感教育”，通过美感的鉴赏，把人民由现象世

    界带领到实体世界的领域。这项基本原则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以美学来代

    替宗教。在论及世界观的教育时，蔡元培强调：“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

    体无终始之世界观以为鹄。”

    随后他到北京大学任职，又重申思想自由的立场，坚持凡在理性基

    础上自成一家的理论，在大学里都应有传播的完全自由。因此，北大的

    教授团便包括了许多意见极为分歧的人物，从著名的保皇党、守旧派与

    复古论者，到自由主义者、激进派、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纷纷

    加入。有位中国作家曾大胆地说：“于是很自然地，所有最富于生气和

    有天才的年轻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都群集在他的领导之下。结果在几年之

    内创造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多产的思想生活，几乎在世界学术史上都

    找不到前例。”

    这种教育方面的自由政策，使北京大学成为旧派保守学者和新式知

    识分子之间的公开论战场所，而且新式知识分子也因此得到了联合的机

    会。1917年年初蔡元培就职校长的时候，他任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即

    文学院长) 。与此同时，其他许多新思想人物也都应邀加入北大教授

    29

    30

    团。

    其中有文字学家兼声韵学家钱玄同 、语言学家兼诗人刘复 、诗

    人兼书法家沈尹默——他们都是白话诗和文学革命的先驱人物。这年夏

    天，刚由美国回国的胡适也在文学院担任教授，他所负责的是中国哲学

    史课程，教授的观点与传统的见解大不相同。新散文和新诗作家周作人

    于1917年4月16日开始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编纂，9月4日改任文

    学院本科教授，仍兼原职。反对儒家的学者吴虞自1916年年底就与陈独

    秀有联系，1919年开始受聘北大任教。鲁迅虽然到1920年才加入北大教

    授团，但自从1912年教育部由蔡元培主持之后，他就一直在该部工作，这期间与不少北大的自由主义派教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18年2月

    ，李大钊在北大逻辑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章士钊的推荐下，接任图书馆

    主任，后来也兼任历史、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律方面的教授 。(同年

    10月，陈独秀与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其他教授还包括：

    政治学家高一涵、社会学家陶履恭(即陶孟和)、心理学先驱及逻辑学

    者陈大齐、经济学家马寅初，以及最先在中国研究科学方法的学者之一

    王星拱。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这些杰出的知识分子在北大的学生群体中

    发挥了深远的影响。

    1918年冬天，北京有一群才能卓越的学生，因为受到当时潮流的影

    响，热烈支持新思想和新文学运动，便合作创办了《新潮》杂志，英文

    名称是The Renaissance。该杂志最初由北大学生傅斯年、顾颉刚和徐彦

    之创议，后来罗家伦、潘家洵和康白情等也加入了筹备，他们大多数是

    对历史和文学感兴趣的学生。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帮助，他们从北大

    获得了出版该月刊的经济和物质方面的支援。胡适担任他们的顾问，并

    和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一起，鼓励支持新杂志的形成和发展。学

    生们提出了他们出版物应坚持的三种“原素”——“批评的精神”“科学的

    主义”“革新的文词”——自然而然地，他们支援了《新青年》和《每周

    评论》所提倡的种种改革。这个杂志的第1期出版于1919年1月1日，很

    快地受到全国文学青年的热烈欢迎。

    ?

    出版该月刊的新潮社是个非常小型的组织。当它在1918年11月19日

    正式成立的时候，只有21名会员，他们全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而登记

    入会的会员似乎从不曾超过41名。大多数会员后来都成为“五四”事件时

    的学生领袖，并且从那时起，在近代中国思想和社会的发展方面扮演重

    要的角色 。

    现在简单列举其中一部分人的成就如下：

    傅斯年：极有影响的史学家和言论家；1937年，担任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49年，兼任台湾大学校长。

    罗家伦：史学家、教育家及言论家；1928年，出任北京的

    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932年，担任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国民党政府中的高级官员。

    顾颉刚：著名的中国古史学家及民俗学家。

    康白情：浪漫派抒情诗人。

    毛准(字子水)：教育家及国学家。

    江绍原：教育家及宗教历史学家。

    汪敬熙：短篇小说家，生理学及心理学教授。

    吴康：哲学家。

    何思源(字仙槎)：教育家；1944年担任山东省政府主席；1946年，任北平市市长。

    李荣第(字小峰)：出版家(他的北新书局出版了不少重

    要的新文学作品)。

    俞平伯(原名铭衡，俞樾曾孙)：著名的散文作家、诗人

    和《红楼梦》研究专家。

    郭希汾(字绍虞)：作家，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

    孙伏园(原名福源)：《晨报》副刊知名编辑，作家。

    张崧年(字申府，笔名张赤)：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精通

    罗素哲学、数理逻辑，有一段时期是辩证法唯物论的诠释者。

    杨振声(字今甫，亦作金甫)：中国文学教授，作家，19

    30年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

    刘秉麟(字南陔)：经济学教授。

    孟寿椿：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冯友兰：著名的哲学史家，哲学家。

    朱自清：著名的散文作家，诗人。

    在《新青年》集团和北大发生了联系以后，新式知识分子的意见受

    到高度的推崇和广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