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我珍爱的Gloria和Ethan中文版序 是时候建立一个“新的布雷顿

    森林体系”了吗

    “我们要为我们的政客、我们的公众和我们的未来考虑”，美国财政

    部部长提醒中国大使。“我们感到，对于两国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中国

    元以美元的形式报价”，即按照固定的汇率与美元挂钩。

    这是发生在1935年的一段对话。当时罗斯福政府决心要阻止中国以及

    欧洲列强的货币持续针对美元贬值。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正式将其货

    币与美元挂钩被视作是对维持美国产业竞争力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就如

    同今天中国货币与美元脱钩对美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性一样(并且有过之

    而无不及)。对于中国采取固定汇率的做法，2009年美国财长提名人蒂姆

    ·盖特纳暗示称中国是货币“操纵者”，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美

    国财长罗伯特·鲁宾却公开称赞中国是“一片动荡区域中一根重要的定海

    神针”。美国评判这个问题一直以来依据的就是：在任何一个给定时点，究竟是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能够使美元更有竞争力。

    停止“货币战争”，调和债权国与债务国的利益冲突和矛盾，这些是

    1944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会议的核心主题，并且它们至今仍然是诸如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或20国集团会议的重要议题。但是，布雷顿森林会议远不止如

    此。它是一场重要的国际聚会，是自1919年巴黎和会以来最重要的国际会

    议。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的美国试图借作为世界上

    最大债务国的英国濒临破产之机，按照美国的利益重塑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下简称“二战”)后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秩序。

    这使人们不禁要问，今天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和最大的债务国美

    国，是否愿意、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该被纳入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

    系”，从而使货币秩序根据当前的经济和政治现实重新调整？值得注意的

    是，今天美国关于债权国需要进行调整的许多论调与20世纪40年代约翰·

    梅纳德·凯恩斯和破产的英国所持的观点如出一辙，而中国则采纳了哈里

    ·德克斯特·怀特和美国人所持的观点，即债务国必须进行调整。

    历史与今天的相似之处显然令人着迷，并且时常发人深省。尽管如

    此，也不应夸大这种相似之处。美国不是那个二战结束后四处乞讨的英

    国；它仍然在用自己印刷的钞票支付账单，美元占据了全球外汇储备的

    60%。而对于中国而言，它无意摧毁其积累的巨额美元资产的全球购买力，并且这么做毫无益处。因此，双方都不认为有迫切的必要性来解决各自对

    不公平以及对当前体制的抱怨。简而言之，如果世界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要走向一个新的全球货币体系，那么这一局面更有可能是各种磕磕碰碰和无

    所作为的结果，而非出于达成了某种协议。

    货币事务当然只是中美关系之间变革时机看似已经成熟的一个领域。

    20世纪40年代，美国有一份雄心勃勃的议事日程，布雷顿森林体系只是其

    中一项，其他的一些目标或笨拙生硬、目光短浅(诸如使战后德国去工业

    化的摩根索计划)，或初衷高尚、富有远见(诸如复兴战后西欧的马歇尔

    计划)。我希望，随着中国在世界强国之林中重新取得它应有的位置，本

    书的中国读者会体会到布雷顿森林的这段故事既发人警醒，又鼓舞人心。

    本·斯泰尔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译者序 两个人的布雷顿森林

    布雷顿森林是位于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小镇，坐落在白山

    国家森林公园内、美国东北部第一高峰华盛顿山的半山腰。1944年7月1

    日，44个国家的730名代表齐聚于此讨论战后国际货币安排。经过为期3周

    的紧张谈判，各方达成协议，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立了美元与黄金

    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但可调整汇率以及经常项目可兑换

    的战后国际货币秩序。因为这是在布雷顿森林达成的协议，所以该体系又

    被称为“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

    虽然参会的国家多达44个，但会议的核心成果基本是在英国与美国之

    间达成的，并且已经酝酿了3年之久。早在1941年，英国人和美国人就分别

    独立地提出了各自关于战后国际货币安排的最初计划，一场货币秩序对手

    戏也就此展开。这场对手戏的主角分别是美国财政部的哈里·德克斯特·

    怀特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二人之间的较量在很大程度

    上定义了在布雷顿森林达成的协议，而这场在布雷顿森林的“货币战

    争”，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竞争性贬值，而是怀特与凯恩斯之间、美国与英国之间就战后国际货币秩序所进行的思想、实力与谈判策略的对

    决。这场“战争”的结果甚至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始之前就已见分晓。

    怀特与凯恩斯堪称西方的“诸葛亮与周瑜”，足智多谋，但志同道不

    合。怀特抱负远大但仕途坎坷，38岁才获得哈佛博士学位，43岁遇到贵人

    并被提携，从此在美国财政部平步青云。凯恩斯自小成长于剑桥的学术世

    家，26岁即成为剑桥大学终生研究员，20世纪30年代在经济学领域掀起了

    凯恩斯主义革命，并在二战开始后担任了英国对美国货币谈判和贷款谈判

    的首席谈判代表。怀特既仰慕又嫉妒凯恩斯的出身与学识，尽管他的国内

    经济观点是标准的凯恩斯主义观点，但在与凯恩斯的谈判中，怀特咄咄逼

    人、寸步不让；凯恩斯则认识到怀特是罗斯福当局中支持国际经济合作最

    重要的人物，因此尽管他看轻怀特，但仍试图与他保持良好的关系。

    怀特与凯恩斯都致力于稳定战后国际货币关系，但他们提出的方

    案“貌合神离”。怀特于1941年年底提出了“怀特计划”，提议设立“国

    际稳定基金”，在国际收支短期失衡时为有关国家提供贷款以稳定汇率，从而恢复固定汇率、取消汇兑管制和歧视性安排。怀特的首要意图是实现

    货币稳定，他将货币稳定和资本管制视作对国际经济进行调控的手段，将

    黄金(以及美元)视作货币稳定的锚，他思考的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

    条时期的货币竞争性贬值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扰乱。同年9月，凯恩斯提出

    了“凯恩斯计划”，提议成立“国际清算联盟”并设立名为“班

    科”(bancor)的超国家主权货币，国际清算联盟使用班科在各国央行间对国际收支余额进行多边清算，并以透支的方式为各国在战后恢复贸易提

    供一笔启动资金。凯恩斯的主要意图是解决英国二战后面临的国际收支困

    难，并解除两次大战期间的金本位体制对英国国内经济政策的束缚及施加

    的通货紧缩压力。这种扩张主义的国际货币思想也是英美之间的最大分歧

    之一。

    1943年4月，“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分别对外公布，随后经过

    为期一年的艰苦谈判，1944年4月，英美两国达成了以怀特计划为蓝本的

    《关于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联合声明》(简称《联合声明》)。

    在1944年7月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联合声明》的核心条款被纳入了

    此次会议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之中。

    对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大体上有两种评价。自由主义认为它是高

    瞻远瞩的国际合作的结果，特别是英美合作的结果；有人指向20世纪五六

    十年代的经济复苏(这一时期又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黄金时

    代”)，认为在布雷顿森林所确立的稳定、开放和非歧视的国际经济秩序

    确保了战后全球经济的复苏与增长。而现实主义则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

    美国利用债权国优势地位和英国濒临破产的局面来确立美国经济霸权的工

    具，而且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不成功。黄金与美元双本位制度存在先天缺

    陷，美国的顺差将使世界各国面临流动性和储备短缺，而美国的逆差将威

    胁美元与黄金可兑换的承诺进而动摇整个货币体系。执行国家经济政策的

    主权货币与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的矛盾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核心原因，而这场崩溃的遗留之物——美元本位制，至今仍然困扰着国际货币体系。

    写作本书的时候，斯泰尔的叙事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视角。

    当今，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国际金融危机仍然余

    波未平，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美国“量化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在促进

    本国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连带影响。各国都认识到

    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多国政要或专家学者纷纷呼吁重建“布雷顿

    森林体系”。他们所设想的，并不是回到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所设立的那

    个体制，而是希望通过国际合作建立一种真正的国际货币和金融秩序，就

    像凯恩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这才是布雷顿森林真正的“理想”，也是布

    雷顿森林至今仍然被世人怀念的原因。正如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结束

    时致辞中曾经说到的，44个国家“在布雷顿森林取得的成果，比体现在这

    份最终文件中的东西意义更加重大”。而怀特与苏联之间的那段特殊经历

    则给布雷顿森林蒙上了另一层愈发悲壮而萧瑟的理想主义迷雾。

    能够对国家政策和国际合作产生影响的，往往不是关于未来的宏伟理

    想，而是为解决当前问题而被迫采取的权宜之计。在长期目标与短期权宜之计之间的艰难抉择，决定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结果。时至今日，这对矛

    盾仍然是一个政治上无解的难题。

    2014年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的7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多边主义国际

    经济秩序的两位奠基人，以及那段充满理想的光辉岁月。

    符荆捷

    2014年1月华盛顿山饭店，布雷顿森林会议会址，1944年7月(图片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哈里·德克斯特·怀特，1945年4月25日(图片来源：Harris and Ewing，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29年(版权所有：BettmannCorbisAP Images)。布雷顿森林会议主席、美国代表团团长小亨利·摩根索在会议上致辞，1944年7月(图片来源：美国国家档案

    馆，照片编号208-N-29536)。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特在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上作证，反对布雷顿森林协定，1945年7月

    (图片来源：Thomas D. McAvoyTime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20世纪40年代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小亨利·摩根索(版权所有：CORBIS)。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左)以及战争部部长亨利·史汀生(右)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作证，支持罗斯

    福当局提出的对英国战争行动提供援助的法案，1941年1月15~16日(图片来源：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租借援助执行官爱德华·斯特蒂纽斯与罗斯福总统讨论将要提交国会的租借援助评价报告，1942年12月(图片来

    源：美国国会图书馆)。美联储主席马瑞纳·伊寇斯在美联储宣布提高银行准备金要求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1937年1月30日(图

    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罗斯福总统与财政部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在纽约州波基普西市参加竞选活动，1944年11月6日(版权所有：

    BettmannCORBIS)。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国代表团成员，1944年7月。从左到右，后排：哈里·怀特、弗雷德里克·文森、迪安·艾奇

    逊、爱德华·布朗、马瑞纳·伊寇斯、杰西·沃尔考特；前排：罗伯特·瓦格纳、布伦特·司班斯、小亨利·摩根索、查尔斯·托贝(不在照片中的有里奥·克劳利、玛贝尔·纽康梅尔)(图片来源：Alfred EisenstaedtTime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华盛顿山饭店，布雷顿森林会议会址，1944年7月(图片来源：Alfred EisenstaedtTime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各国代表，1944年7月(图片来源：Alfred EisenstaedtTime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美国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1945年9月(图片来源：George SkaddingTime LifePicturesGetty

    Images)。美国代表团成员弗雷德里克·文森与爱德华·布朗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交谈，1944年7月(图片来源：Alfred

    EisenstaedtTime Life PicturesGettyImages)。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致辞，他的左边是苏联代表团团长斯特帕诺夫，右边是美国代表团团长小亨利·摩根

    索，1944年7月(版权所有：BettmannCORBIS)。哈里·怀特(中)与英国代表团成员、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左)及丹尼斯·罗伯逊(右)在布雷顿森林

    会议上，1944年7月(图片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凯恩斯(中)、苏联代表团团长斯特帕诺夫(左)与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弗拉德米尔·雷巴(右)在布雷顿森林

    会议上，1944年7月(图片来源：HultonArchiveGetty Images)。布雷顿森林会议主席、美国代表团团长小亨利·摩根索与凯恩斯在会议期间交谈，1944年7月(图片来源：

    Alfred EisenstaedtTime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魁北克会议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沃尔夫斯湾火车站的会面，1944年9月(图片来

    源：美国陆军，杜鲁门总统图书馆)。1945年12月6日在华盛顿签署总金额44亿美元的《英美财政协定》。前排从左到右依次是：凯恩斯、英国驻美大

    使哈利法克斯勋爵、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美国财政部部长弗雷德里克·文森；伯恩斯身后站立的是美国副国务

    卿迪安·艾奇逊，位于艾奇逊右后方的是负责经济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顿(图片来源：AP Photo)。怀特与凯恩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成立大会上，乔治亚州萨凡纳市，1946年3月8日(图片来源：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负责经济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顿、财政部部长弗雷德里克·文森以及怀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

    会成立大会上，佐治亚州萨凡纳市，1946年3月(图片来源：Thomas D. McAvoyTime LifePicturesGetty

    Images)。怀特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上作证，华盛顿特区，1948年8月13日(图片来源：AP PhotoHarvey Georges)。指控怀特是苏联特工的三个主要人物，从左上顺时针依次是：公开承认苏联间谍身份的美国记者惠特克·钱伯

    斯，1948年；公开承认苏联间谍身份的伊丽莎白·本特利，1948年；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无日期图片(上方

    图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下方图片来源：美国联邦调查局)。凯恩斯与怀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成立大会上，佐治亚州萨凡纳市，1946年3月(图片来源：Thomas D.

    McAvoyTime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第1章 引言

    全球在2008年年底陷入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时任法国

    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和英国首相戈登·布朗都呼吁从根本上反思全球金融

    体系。2009年年初，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加入了这一讨论，指

    出导致动荡局面的原因是缺少一种真正的国际货币。这些观点让人回想

    起“布雷顿森林”，那是一座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偏远小镇。1944年7

    月，二战期间，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于此，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尝

    试，即设计一个全球货币体系并交由一个国际机构管理。

    19世纪晚期，自然形成的古典金本位体制为第一次伟大的经济全球化

    奠定了基础。古典金本位体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期

    间崩溃，而20世纪20年代尝试恢复金本位的努力也惨遭失败，并带来了灾

    难性的结果：经济和贸易崩溃，跨境冲突骤升。20世纪30年代，美国财政

    部和国务院的国际主义人士从中看到了强大的因果关系，并决心要开创新

    的局面，用财政部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话说，就是要“给新世界来一

    次新政”。

    怀特与他的英国对手——革命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同

    步展开工作，在摩擦中合作，着手为战后世界的持久和平创建经济基础。

    这种经济基础将赋予政府更多管理市场的权力，但同时限制政府操纵市场

    以获取贸易利益的特权。未来黄金和美元短缺的局面将得以终结，贸易将

    因此有助于促进政治合作。资本疯狂的跨境流动将受到严格限制，那些激

    发人们对黄金和美元短缺的恐惧并从中牟利的投机商人将因此受到束缚。

    各国的利率均由本国的政府专家负责制定，他们都受训于宏观经济学这门

    由凯恩斯主导设立的新学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确保汇率不被操纵以获

    取竞争优势。最重要的是，新生的独裁者将不能通过实施“经济侵略”手

    段来摧毁邻邦或煽动战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强劲的经济复苏使布雷顿森林成为“高瞻远瞩的合

    作性国际经济改革”的同义词。70年过后，时逢巨大的全球金融与经济压

    力，在提出修补国际货币体系的蓝图时，对冲基金大师乔治·索罗斯、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及政策痴人弗雷德·伯格斯滕纷

    纷重提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那段定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凯恩斯与怀特

    激辩的岁月，这一点或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但是，布雷顿森林发生的故事真的能够照亮前进的道路吗？毫无疑问，在布雷顿森林所形成的货币框架存在重大缺陷，并直接导

    致这一体系于1971年最终崩溃。而且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续时间

    比普遍预计的要短得多，其运行状况也遭遇了更多困难。直到1961年，也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15年之后，首批9个欧洲国家才正式实施了要求

    其货币与美元可兑换的条款，而此时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明显处于吃紧状

    态。任何继任的体系都将遭遇曾在20世纪40年代困扰英美两国谈判者的困

    难抉择，即多边规则与各国自决权之间的权衡取舍。1971年以来，世界经

    济领域的政治家反复呼吁创立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73~1974年

    是20人委员会[1]

    ，1986年是24国集团[2]

    ，2009年则是七国集团中的欧洲成

    员，等等。他们的希望最终都破灭了。[3]

    布雷顿森林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外交背景之下，即美国在政治与

    经济上的崛起，以及大不列颠的快速衰落。一战前夕，英国债务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9%，而到二战结束时，这一比重飙升至240%。用凯恩斯

    的话说，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控制地球14领土和人口的国家正面临着一

    场“金融敦刻尔克”。[4]

    英国为了在战争中存活下来，与美国达成了一笔

    浮士德式的交易，这笔交易是布雷顿森林戏剧性事件的一个核心要素。

    这出戏剧的中心人物是个性极端对立的凯恩斯与怀特：一位是从小群

    仆环绕、才华横溢的剑桥学术世家子弟；另一位则是出身波士顿工人阶级

    家庭、由立陶宛裔犹太移民抚养长大、傲慢又固执的技术官僚。

    在布雷顿森林，凯恩斯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享受国际明星待遇的经济

    学家。他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大胆创新观点既令他受人尊敬，也使他备受

    指责，而美国媒体总是嫌对这位尖酸刻薄、能言善辩的英国人报道得不够

    多。凯恩斯对经济学的传统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堪比20年前爱因斯坦

    对物理学的影响。在他1936年的鸿篇巨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

    下简称《通论》)中，凯恩斯以无人匹敌的机智与自信辩称：在面对一场

    大萧条之时，政府认为的历来稳健的政策实际上却是鲁莽且不计后果的。

    他最核心、最富有洞察力的见解是，经济的关键是货币，而正是因为货币

    的存在，从而摧毁了经济体系中被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能够经常发挥作用的

    自我稳定机制。凯恩斯将把自己这一富有洞察力的见解应用到设计一个新

    的全球货币体系中，而这一体系将对美元全球至尊的地位构成威胁，怀特

    也因此决心使该体系永远不见天日。

    尽管凯恩斯提出了富有远见的国际货币体系设想，他到美国的最终任

    务却是尽可能保留业已破产的大不列颠在历史上享有的帝国特权，在一个

    看似注定将由美元主导的战后世界中，这一要求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英

    国的政治家和政府高官在华盛顿日益绝望的乞讨行动屡屡以失败告终。在这样的背景下，凯恩斯受命成为英国最后的金融大使，担任英国在布雷顿

    森林会议、租借谈判以及英国贷款谈判中的首席代表。

    那个年代的一首英国打油诗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英国使者如何看待自

    己所处的困境：“在华盛顿，哈利法克斯勋爵曾经在凯恩斯勋爵耳边低

    语，没错，他们是有钱袋子，但是我们有的是脑瓜子。”[5]

    哈利法克斯和

    诸多英国政治显贵一样，都未能打开美国的钱袋子，凯恩斯就是在这种情

    况下被派赴华盛顿和布雷顿森林的前线。派他前去是出于一丝渺茫的希

    望：如果脑瓜子是清偿债务的关键，他取胜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

    没有人比凯恩斯更能够理解英国极度严峻的金融状况和迫切需求，而

    且在语言运用方面，他天赋异禀，这本应使他成为一位外交大师，可是他

    更在乎的似乎是在逻辑上逼迫和羞辱对手，而非说服他们。“这家伙对国

    际关系是个威胁。”有人评论道。说这话的人不是美国的谈判对手，而是

    英国战时内阁顾问、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凯恩斯视作“天

    神”[6]

    的詹姆斯·米德。英国财政部的保罗·巴瑞评论道：“游说拉票、动员支持、餐桌政治，这些技艺都不是凯恩斯所擅长的。”[7]

    凯恩斯尽力从心理上和体力上适应周围那些奇怪的人，特别是华盛顿

    特区的居民，这些人不受凯恩斯对事实和逻辑的超人运用的影响，甚至连

    逼他们让路都不成。美国人永远不会偏离他们强硬的地缘政治条件，至少

    在二战后杜鲁门团队重新洗牌之前是不会的。凯恩斯还经常使问题复杂

    化，他不仅抓了一手臭牌，而且出牌也很笨。一个敏锐和专注的职业外交

    家本应学会利用纽约的银行大亨来对付罗斯福的金融家，当时这些银行大

    亨摇晃着贷款的诱饵意在换取英国反对美国财政部的货币改革方案。但是

    凯恩斯还有个人政治遗产的问题需要考虑，而他在布雷顿森林万神殿中的

    地位是决定个人政治遗产问题的关键。他为自己的坚持付出了心理上的代

    价，就像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变异症一样阵阵发作，他会说服自己，并以

    他无人能及的雄辩口才说服伦敦的政治领导层相信，尽管美国政府恪守法

    条主义的做法令人难以忍受，尽管他们对理智的说辞不屑一顾，但美国政

    府的意图仍然是好的，并最终会对英国做出正确的事。

    在布雷顿森林，凯恩斯所勾画的战后货币秩序蓝图面临的主要障碍来

    自怀特，一位当时仍然默默无名的美国财政部技术官僚。采访会议的新闻

    记者曾经对怀特表示怀疑，认为除了凯恩斯的《通论》灌输的思想外，他

    可能再无其他观点，怀特对此勃然大怒。尽管怀特没有任何重要的官方职

    衔，但是到了1944年，他已经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了广泛影响，甚至在3年

    前与日本开战之前的外交活动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令人不可思议。怀特坚毅而聪慧，专注于细节，做事不屈不挠，通晓政策制定门道。

    本国同事和外国对手对他又恨又爱，而怀特的所作所为也确实不让人喜

    欢。“他完全不知道如何得体地表现或遵守文明人对话的规则。”凯恩斯

    抱怨道。[8]

    然而，怀特一方面傲慢无理、仗势欺人；另一方面也是战战兢

    兢、如履薄冰。一直以来，怀特都强烈地认识到，他在华盛顿的脆弱地位

    完全依赖于他有能力用可行的政策武装自己的“老板”，即时任美国财政

    部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摩根索深受罗斯福信任，但智慧匮乏。怀特常常

    在与凯恩斯谈判前因为压力过大而病倒，然后会在谈判中爆发。在一次特

    别激烈的会议上，怀特脱口而出：“我们会尽力提出一些尊贵的殿下您能

    够理解的东西。”[9]

    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设计师，怀特策略性地战胜了远比他聪明

    但固执任性的英国天才对手，从而树立了他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形象，试图

    从二战引发的美英地缘政治板块变化中牟取所有利益。怀特对战后秩序的

    设想与英国长期以来的利益截然对立，特别是在涉及帝国的问题上。然

    而，怀特的设想还包括使美国与一个新的、正在崛起的欧洲大国建立更加

    紧密的关系，而且他愿意使用非常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一点甚至连他

    最亲密的同事基本上都不知晓。理解怀特这一更大的目标非常重要，不仅

    能够说明为什么英国人认为他是一个棘手的谈判对手，而且能够帮助我们

    理解为什么在杜鲁门将对外经济政策的控制权由财政部转到国务院之后，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在二战后发生剧烈摇摆。

    怀特一直对苏联痴迷。1933年，他在成为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学院一名

    经济学教授之后不久，就决定要寻找一份奖学金赴苏联研究其计划经济体

    系。1934年6月，财政部顾问雅各布·维纳邀请怀特来华盛顿小住，协助维

    纳开展货币金融改革的研究，这才转移了怀特的注意力。正是在那里，他

    结识了乔治·西尔弗曼、惠特克·钱伯斯以及其他为苏联从事地下工作的

    人士。早在1935年，怀特——这位急于影响世界且对行动面临的官僚制度

    障碍不屑一顾的理想主义者，就开始了那种危险的双重人生，这种双重人

    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吸引了一大批华盛顿的同代人。

    虽然怀特的官方著述明确地显示出他是一个支持凯恩斯主义的新政民

    主党人，但是他私下的沉思显示出他还要更加左倾。在怀特设想的战后世

    界中，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模式将处于支配地位，尽管它不会取代美

    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本书研究过程中新发现了一份未经发表的怀特手

    稿，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份手稿写于二战结束前夕，怀特在其中

    大加指责美国对苏联的态度，言辞激烈。如果当年这份手稿公之于众，必

    将招来要将他解职的一片呼声。“我看到了未来，”激进的记者林肯·史蒂芬斯在他1919年的彼得格

    勒之旅后写道，“而且它成功了。”在14个世纪后的布雷顿森林，怀特坚

    信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已经证明获得成功。“苏联是第一个付诸实践的社

    会主义经济案例，”怀特写道，“而且它成功了!”他认为，美国政治统

    治阶层对苏联的敌意是一种政治虚伪，源自其从意识形态上就不能承认社

    会主义经济的成功。[10]

    显然，一个必须要问的关键问题是，怀特与苏联的关系是否对布雷顿

    森林会议的结果产生了任何实际影响。关于战后货币改革的“怀特方

    案”当然不带有任何苏联货币思维的印记，因为这种思维根本就不存在。

    诚然，在会议上，怀特明显表现出对蓄意阻挠会议的苏联人过度关心，他

    比任何其他美国谈判人员都要关心，且比欧洲人还要关心得多，这令一些

    欧洲人感到恼火。但是这对最终结果并未产生影响，因为苏联并没有批准

    协定。如果怀特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任总裁，他的观点可能会产生

    更大的影响，但这一点我们永远无从得知。然而，我们将要看到，怀特没

    有成为基金组织总裁的主要原因，以及此后再也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够出任

    基金组织总裁的主要原因，是怀特为苏联从事的活动当时已经露出了端

    倪。

    丘吉尔曾经有一句名言：“在美国人穷尽了其他可能性之后，我们总

    能够指望他们做出正确的事情。”在凯恩斯去世两年之后、怀特去世半年

    之前，这番话以马歇尔计划的形式得到了应验。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制定的

    一项异乎寻常的外交国策，它建立在这样一种顿悟的基础之上：英国其实

    并非怀特所定义的、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对手，而是一个陷入绝境的盟友；

    面对与日俱增的苏联威胁，英国迫切需要得到支援。

    这就是关于哈里·怀特的世界新秩序蓝图的兴衰往事，以及我们今天

    仍与之斗争的那场衰落的遗留之物的由来。

    [1] 全名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于1972年成立。——译者注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集团，成立于1971年。——译者注

    [3] James(1996:57).

    [4] 1940年英国远征军从法国海港敦刻尔克撤退，标志着盟军保卫低地国家的军事行动以惨败告终。在英

    国，“敦刻尔克”随后就成为灾难的代名词。

    [5] Gardner(1956[1980]:xiii).

    [6] Howson and Moggridge(1990:133, 135).

    [7] Bareau(1951).

    [8] Keynes(1980)XXV, Oct.3, 1943, p.356.[9] Keynes(1980)XXV, Oct.9, 1943, pp.370–371.

    [10] White Archives(undated),Political Economic Int.of Future.See appendix 1 for a photograph of

    the front and back pages.第2章 世界齐聚于白山

    四周景色壮美——《纽约时报》的记者刚抵达这片偏远寒冷的新英格

    兰北部山区时，便写下了这样的感受：“华盛顿山荫蔽下的这片高原与这

    里突如其来的短暂喧嚣形成鲜明的对比。”[1]

    这是1944年7月1日，数百名

    客人陆续造访了仓促翻新的华盛顿山饭店，饭店地址全称是：新罕布什尔

    州布雷顿森林镇。小镇上没有主街，甚至没有商店，除了饭店之外，唯一

    的地标就是费布岩火车站，大批外国人搭乘绰号为“通天塔号机车”的列

    车涌到这里。

    在这块名为白山的宝地上，一场国际货币会议即将召开，而距离美国

    财政部的怀特开始规划这场会议已经过去了两年半。但是，曾经的大饭店

    已经关闭了两年之久，管理层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迎接蜂拥而至的客

    人。几个月之前，整个小镇的人口寥寥无几，也就是几个酒店管理员、火

    车站站长以及女邮递员，女邮递员同时也是火车站站长的妻子。而现在，工人、士兵和政府官员正在匆忙收拾这座饭店，一辆辆军车已经开始把各

    国代表和他们的顾问送到这里，这群顾问中很多人后来“竟然成了首相、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2]。酒店员工竭尽全力应付各种短缺，包括床铺、热水以及酒店员工本身。

    “布雷顿森林清奇俊秀，真乃名副其实。”刚刚抵达的英国代表莱昂

    内尔·罗宾斯在日记中写道，但是“一切都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之中”。 [3]

    新任的酒店经理不久即被撤换，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绝望中辞

    职，一说是因醉酒而被炒了鱿鱼，因陈述人不同而说法迥异。[4]

    70多家新

    闻媒体、会议秘书处、数百名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涌入的其他各类人只能

    在周边旅馆安顿，有的甚至不得不住在5英里[5]

    之外。

    这是一场自1919年巴黎和会以来最为重要的国际会议，之所以安排在

    这一偏远地点举行，是财政部部长摩根索有意为之，他希望在美国东部寻

    找一片大型的度假胜地，既能满足会议需要，又能远离华盛顿逼人的酷暑

    以及忙碌而忧郁的战时情绪。虽然那些久负盛名的海滨胜地也能很好地满

    足上述要求，但布雷顿森林能提供一种政治上的诱人便利。因为它位于共

    和党参议员查尔斯·托贝所在的新罕布什尔州，托贝是一位反国际组织的

    厉害角色，他将在这一年的11月面临一场艰难的初选。时任美国总统罗斯

    福盘算的是，如果媒体的曝光能够帮助托贝赢得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那

    么当会议协定提交参议院批准时，托贝应该会投桃报李。伍德罗·威尔逊

    的国联就是在参议院翻了船，罗斯福牢记这一教训。这片新英格兰的山区得名布雷顿森林，是拜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所

    赐。时任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将这片土地授予温特沃斯和他的几名贵族同

    伴，1772年温特沃斯以其位于英格兰布雷顿镇附近的祖宅布雷顿宫命名了

    这片土地。随着华盛顿山的建设开发，布雷顿森林在20世纪早期成为波士

    顿、纽约和费城地区有钱人的避暑胜地。

    酒店是1902年由煤矿和铁路大亨约瑟夫·斯蒂克内建造的，动用了250

    名意大利工匠，内设400个房间。这个“Y”字形、西班牙文艺复兴风格的

    酒店，突兀地矗立在低矮山丘与百万英亩的白山国家森林之间。近看，映

    入眼帘的是巨大的白色粉刷外墙和位于高五层的八角形塔楼上的红色角

    楼。这家酒店当时是新罕布什尔州最大的建筑物，在启用仪式上，斯蒂克

    内骄傲地举杯，把美酒献给了“建造这座无用之物的愚蠢混蛋”。[6]

    其内

    部设施包括一个装有染色玻璃窗的700座的大厅、一个同样大小的大餐厅、一个室内游泳池、几个奢侈品商店、一个邮局、一个理发店、两个电影

    院、一条保龄球道以及一台股价电报机。用茶点的地方位于一个雅致的圆

    形温室内，四周墙壁都是玻璃，穹顶的壁画华丽夺目。喝鸡尾酒的地方则

    是在室外一条足有15英里长的柱廊里，可以一览树林和山峦全貌。远眺新

    英格兰地区最高峰华盛顿山的顶峰，景色堪比阿尔卑斯山脉，新罕布什尔

    州本地居民常常将此地称为北美洲的瑞士。[7]

    这个木质结构的庞然大物曾

    经接待过诸如阿斯托尔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棒球明星贝比·鲁斯以及丘

    吉尔，但大萧条使酒店受到沉重打击，迫使它在1930年关闭了一季，而二

    战又将它推到了破产边缘。[8]

    传说，华盛顿山一直是鬼怪出没之地，如果

    不是布雷顿森林会议使其重获新生，华盛顿山本身也差不多快要成为幽灵

    了。

    与会代表来自44个国家，总人数超过700人。但是，对于华盛顿山酒店

    的公司业主大卫·斯通曼而言，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都没有什么值得称

    道的。新罕布什尔州从来就不喜欢陌生人。中国代表团多达33人，在规模

    上仅次于美国代表团。在这僻静的大山里，他们的到来显得尤其可疑。一

    些中国代表在远足登山时被惊吓到了，“一位喜欢胡乱开枪的隐士，并被

    误以为是蓄意破坏会议的日本间谍”，这位隐士开枪射击，中国代表仓皇

    而逃。[9]

    但是美国政府最终说服了斯通曼，告诉他会议对人类的重要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将酒店从亏损边缘拯救回来。尽管斯通曼仍然心怀疑

    虑，但他还是签署了合同，同意承办为期3周的会议。在代表们抵达的当

    晚，《纽约客》杂志是这么形容斯通曼的：他身着白色亚麻西装，游荡

    于“哥伦比亚人、波兰人、利比里亚人、中国人、埃塞俄比亚人、苏联

    人、菲律宾人、冰岛人以及其他引人注目的民族之间”，他面色通红，惊

    惶不已。[10]

    就像是火星人入侵了他这富丽堂皇的庇护所。酒店一位新到的外国客人——俄罗斯裔的莉迪亚·洛波科娃，将这个

    地方形容成一座“疯人院”，她抱怨道：“水龙头整天跑水，窗户要么打

    不开，要么关不上，管道总是修不好。”[11]

    她的房间号是219，窗外景色宜

    人，可以俯瞰蜿蜒的阿莫诺苏克河，也可以远眺齿轮火车攀登华盛顿山，每天清晨，山脚下总是笼罩着一层云雾。阿莫诺苏克河在酒店正后方汇聚

    成湖，湖水冰冷，每天她都在湖中游泳。[12]

    莉迪亚年轻时曾是一名大牌芭

    蕾舞演员，也因此为这传统的休闲安静之所平添了一份活力，每天晚上她

    都在房间里练习舞蹈，这让住在楼下119房间的美国财政部部长整夜不得入

    眠。

    虽然莉迪亚已经名声在外，但她的丈夫才是整个会议媒体追逐的对

    象。身为偶像人物，作为英国代表团团长的凯恩斯，不得不参加一场又一

    场的鸡尾酒会，而急切的美国记者团则紧紧抓住他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动

    作。[13]

    “我们不幸的主席，”罗宾斯写道，“至少被从50个角度拍了

    照，‘凯恩斯勋爵与苏联代表团团长交谈’，”虽然他们各自都听不懂对

    方的话，“‘凯恩斯勋爵热情地与中国代表团团长孔博士握手’……‘凯

    恩斯勋爵站起来了’‘凯恩斯勋爵坐下了’，等等。”[14]

    在会议召开之前一天，美国团队在他们的内部战略会议上，对如何处

    理这位世界上最著名也最具争议的经济学家颇费了一番脑筋。国会中有太

    多代表已经坚信，整个布雷顿森林会议就是英国人耍的把戏，意图窃取美

    国的黄金，而因为他那些迎合时尚的长篇大论，没有人比凯恩斯勋爵更让

    国会感到恼火的了。由于美国的东道国地位和外交惯例，摩根索将担任会

    议主席一职，并有幸为大会致开幕词；他和他的副手决心将凯恩斯置于媒

    体的聚光灯之外，使美国要传达的信息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

    “(英国人)希望由凯恩斯来提名我。”摩根索对他的团队说道，但

    是“我不想这样。我否决了这一建议”。

    摩根索于7月1日下午3点正式宣布会议开幕，此时欧洲战场正在发生巨

    大变化。同盟国军队大规模入侵诺曼底已经过去近1个月。4天之后，德国

    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因为建议希特勒求和而被从西线总司令

    的职位上解职。代表们感到战争即将进入结束阶段，他们的讨论因此有了

    实际意义。会议宣读了罗斯福总统发来的贺信，罗斯福希望代表们在摆在

    他们面前的经济问题与持久和平的前景之间建立牢不可破的关联性。

    “虽然争取自由的战争现在处于最紧张的时刻，而此时自由人民的代

    表齐聚一堂，共同商讨和规划我们将要赢得的未来，这是非常合时宜

    的，”总统说道：你们将要讨论的计划仅是各国间为确保有序和谐世界而必须缔结的协

    定的一方面，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这将对世界各地产生影响。因为

    它事关人们相互交换大地富饶资源和本国工业及智慧产品所依赖之基础这

    一基本问题。商业是自由社会的生命线。我们必须确保输送血液的大动脉

    不再像过去那样被毫无意义的经济竞争而人为制造的壁垒所堵塞。

    经济疾病具有高度传染性。正因为如此，各国的经济健康均为其邻邦

    所关注，无论远近。只有世界经济充满活力且稳健扩张，各国的生活水平

    才将得以提高，从而使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得以全面实现。

    摩根索的发言围绕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展开，但在谈及20世纪30年代的

    贸易崩盘以及货币混乱为战争铺平了道路时，他发言的基调明显要更加沉

    重。摩根索告诉大会全体代表，“竞争性货币贬值”以及“阻碍和限制货

    物自由流动的措施”成了欧洲“法西斯独裁者”发动流血战争的“经济武

    器”。“经济侵略，”他说道，“其结果无外乎战争，因而是危险和徒劳

    无获的。”

    摩根索关于错误的经济政策将带来灾难性政治后果的观点，或许会得

    到凯恩斯的赞同，但是他发言中最实质性的内容无疑会令凯恩斯感到焦躁

    不安，因为这部分内容直接触动英国人内心深处对美国设计的战后经济和

    政治结构蓝图的忧虑。

    “我们的议程限定于货币和投资领域。”摩根索一开始说得无伤大

    雅。“但是，应将其视作，”他继续说道，“《大西洋宪章》和美国及联

    合国许多国家订立的《互助协定》第7条所涉及的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无

    论我们在此取得什么成果，都必须得到以此为目标的其他行动的补充和加

    强。”[15]

    第7条指的是1942年俗称《租借法案》立法中的一则条款，根据该

    法案，美国承诺在经济上支援英国的战争行动。丘吉尔曾有一句名言，宣

    称该法案是“有史以来最圣洁的法案”。但是，这部法案提交国会时所采

    用的标题——《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法案》说明了其自利的本质。第7条规

    定了英国需要为援助付出的“对价”，即英国承诺“取消国际贸易中所有

    的歧视性待遇，并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

    英国当权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将第7条视作对英国清偿能力和主权的致命

    威胁。1941年7月，凯恩斯在读到第7条的早期文案时，当着美国国务院的

    迪安·艾奇逊的面勃然大怒。“这是赫尔先生的疯狂建议。”他后来说

    道。赫尔先生指的是艾奇逊的老板、时任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16]

    凯

    恩斯知道，第7条实际上是结束“帝国特惠”的代号，而帝国特惠是英国确

    保对其殖民地和自治领的贸易特惠市场准入的工具。战争结束后，美国将

    有强大的能力来供应原属英国的市场，并且，由于被剥夺了传统的出口特权，饱受战争摧残的英国将完全依靠美国的救济来支付对其生存至关重要

    的进口产品。

    任由无所不能的美国支配是不可容忍的，特别是鉴于美国政府已经决

    心向自己的人民表明，美国男儿的牺牲不是为了永久保留那个道义上令人

    唾弃的大英帝国。然而，在布雷顿森林，美国财政部部长希望将这一历史

    性事件与美国超级大国的抱负捆绑在一起。英国此前曾迫切希望自己能够

    作为美国的合伙人，共同制定战后世界秩序的基本规则。但在一步一步走

    向布雷顿森林的过程中，美国人以毫不留情的方式不断提醒他们，在新秩

    序中，大英帝国的余辉毫无保留之地。

    [1] New York Times(July 2, 1944:14)。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说道，他后悔没有带一双暖和的羊毛袜。祝福的民

    众过了一周就给他寄来几双羊毛袜(Washington Post July 11, 1944:3)。

    [2] 美国代表团首席技术顾问、执行秘书伯恩斯坦，quoted in Black(1991:47)。

    [3] Robbins(1990:166).

    [4] Foreign Office(July 4, 1944).

    [5] 1 英里＝ 1609 米。——译者注

    [6] Grant(1992).

    [7] Eckes(1975).Skidelsky(2000).

    [8] Grant(1992).

    [9] Eckes(1975:139).

    [10] The New Yorker(Aug.5, 1944:12).

    [11] Skidelsky(2000:347).

    [12] New York Times(Feb.20, 2009).

    [13] 酒店记录上凯恩斯的房间号是129，酒店甚至还在房间门口挂上了一个牌子标明1944年凯恩斯曾经入住这

    里。斯基德尔斯基(2000:347)和其他作者也重复了这个房间号码。但这一记录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错误的。按照摩根

    索所述，凯恩斯夫人练习的噪声是来自他的天花板(即219房间)，而不是与他同层的走廊。美国代表团的另一名团员，戈登维泽的记录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写道“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的工作主要是在二层的一间套房里完成的，所有人都去

    那里寻求启发、接受指导和做出妥协”(Morgenthau, Diaries, Vol.747, pp.60A-C)。而且，摩根索的儿子也说，部

    长住在“凯恩斯勋爵和夫人正下方的套房里”(Morgenthau III[1991:344-345])。219房间的格局几乎与摩根索所住的

    119房间相同，而129房间则相对更小、更简朴。美国人几乎肯定不会让英国代表团的团长住在那里。因此，很有可能是

    在某个时点，也许是酒店易主时，酒店记录中的219被误写成了129。

    [14] Robbins(1990:167).

    [15] Italics added.

    [16] Harrod(1951:512).第3章 怀特不可思议的崛起

    在怀特看来，他的人生真正始于1930年，那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

    学位。他向名人录《谁是谁》提供的个人简介里对此前的经历没有任何记

    录。

    实际上，怀特的人生是在38年前查尔斯河对岸[1]

    一个寒酸得多的环境

    下拉开序幕的。然而，哈佛大学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代表了一次重生。怀特

    是小商贩的儿子，直到30岁第二次参加大学本科入学考试时才突然醒悟。

    他开始对政治产生了愈加浓厚的兴趣，虽然第一次入学考试时，他连公民

    和美国历史考试都没通过。经济学是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很快，我就认识到，大部分政府问题是经济问题，”数年之后他对一位朋友说

    道，“因此我选择继续研究经济学。”[2]

    怀特找到了他的兴趣所在。

    怀特出生于1892年10月29日，是全家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他出生

    后4个月，他的父亲雅各布成为美国公民。1885年，雅各布和妻子萨拉随着

    立陶宛犹太人逃离俄国沙皇大屠杀的移民大潮来到美国。其家族姓氏维特

    (Weit)似乎赢得了一位持有进步主义立场的美国移民官的好感，因为他

    觉得维特这个名字比维斯(Weiss)要好。[3]

    当时雅各布25岁，在波士顿五

    金和陶瓷餐具业谋生，一度生活拮据，但最终攒够钱自己开了店。一家人

    在灯塔山[4]

    脚下的洛威尔街57号安顿下来，这里是繁忙喧闹的出租户地

    区，高架列车在房顶上方轰鸣而过。1897年，雅各布按照英语习俗将家族

    姓氏改为怀特(White)。[5]

    孩童时代的怀特性格内向，除了邻里那些欺负人的大孩子外，几乎没

    有人注意到他。[6]

    虽然家庭很重视他的教育，他也曾是学校韦伯斯特文学

    俱乐部的小组成员，每周与小组的其他孩子聚会一次讨论各自的作文，但

    是他并未显露出任何天资过人之处。1901年，在他9岁生日前不久，他进入

    老艾略特语法公立学校读书。当时，他的家也已从高架列车的噪声和阴影

    下搬出，迁至萨勒姆街7号。那一年他的母亲萨拉不幸去世。但父亲的生意

    开始兴旺起来，随后他们又搬了一次家，这回搬到了波士顿郊区的埃弗雷

    特。1906年，怀特进入埃弗雷特高中就读。虽然他的成绩远谈不上优异

    (法语79分、化学85分)，但是他只用3年时间就完成了4年的学业。1909

    年6月25日，《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是当年埃

    弗雷特高中最年轻的毕业生，时年16岁，这也使怀特那神秘的中间名首次

    有据可查。高中同学形容他性格腼腆，但机智聪明。虽然个头矮小，但他

    是一位狂热的网球迷和棒球迷。[7]在怀特高中毕业后两个月，即他的母亲去世8年后，父亲雅各布也去世

    了。这时，他家已经拥有4间五金用品商店。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怀特给家

    族的生意当簿记员，有时也会客串一下商店经理。1911年9月，他被马萨诸

    塞农学院录取，也就是现在位于阿姆赫斯特的马萨诸塞大学。虽然他未能

    通过公民和美国历史的入学考试，但他通过了英语考试并被有条件地录

    取。他不可思议地将“农业”登记为他未来的职业。几个月后，怀特通过

    了公民和美国历史考试，但到了1912年2月，他又离开学校重返家族生意。

    他的平均成绩为80.8分，大大高于及格线，但这仅仅是因为他在军事科学

    这门课上拿到了99分。

    在接下来的5年里，怀特在“J. 怀特父子公司”工作，每天工作很长

    时间。但他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公民意识，每周日上午他都在多彻斯特的犹

    太儿童福利院给高年级男生授课，还带领他们参加童子军活动。[8]

    然而，怀特仍在寻找一个能够改变人生的机会。1917年4月6日，国会通过了威尔

    逊总统对德意志帝国的宣战书，一个重要的机会终于来临。6天后，已经25

    岁的怀特迫不及待地应征入伍，加入了美国陆军。他提出申请并被位于纽

    约普拉茨堡的军官培训课程录取，在夏天过后被授予陆军中尉军衔。在连

    队的5名候选人中，怀特又被选中参加高级培训，与几百名军官一道接受所

    谓的“铁军”训练，之后又被分配到马萨诸塞州的德文营训练新兵。[9]

    就

    在他即将开赴海外之际，怀特结婚了，这也是他那个年代士兵的通常做

    法。他的妻子名叫安妮·特瑞，是一位22岁的乌克兰裔学生，后来成为一

    位事业有成的儿童读物作家。

    从各方面来看，怀特的军旅生涯大体上波澜不惊。他的分队驻扎在位

    于法国的训练和补给营地，没有投入战斗。1918年11月停战协议签署后，他回到家中，短暂地重归家族的五金生意。但是这种本地小商人的生活已

    经不能令他满足了。1919~1922年，他领导了一些旨在帮助军人遗孤和穷人

    的组织，并于1920年搬到纽约市。正是在纽约，时年30岁的怀特决定在学

    术道路上争取获得成功。他于1922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府学。3个学

    期过后，他再次搬迁，这一次横跨整个美国，进入斯坦福大学就读三年

    级。正是在那里，他于1923年获得顿悟。

    1924年10月，怀特作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

    成员毕业，经济学成绩名列前茅。第二年6月，他获得硕士学位。一位教授

    后来对他的评价是“积极进取、才华横溢”，于是他决心进入哈佛大学就

    读博士学位，而后开始职业学术生涯。[10]

    与此同时，他也表现出对进步派

    政治的热情，这种热情成为他此后华盛顿职业生涯的标志。1924年2月，怀

    特致信狂热的自由主义者、威斯康星州国会参议员老罗伯特·拉弗雷特，声称自己代表了一群成熟的斯坦福大学毕业生，敦促“斗士鲍勃”竞选总

    统。人们“渴望为您的事业尽一份力”，怀特写道：“他们最诚挚地敦促您注意如下事实——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需要一位领袖，而自林

    肯以来，没有哪个人比您更加适合担任这位领袖。他们正在等候指示，以

    尽全力推进您的事业。”[11]

    最后，代表进步党参选并承诺要将水务和铁路

    国有化的拉弗雷特，在总统选举中名列第三，位于共和党候选人卡尔文·

    柯立芝和民主党候选人约翰W. 戴维斯之后，但他仍然相当体面地赢得了

    17%的普选票。而怀特为了实现自己早先的抱负，于1925年又一次横跨大

    陆，在哈佛大学开始了他的博士生涯。

    怀特在著名的经济学家弗兰克·陶西格的指导下撰写毕业论文，陶西

    格认为怀特是他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这篇论文赢得了哈佛大学经济系当

    年最佳论文奖——大卫·威尔士奖(David A. Wells Prize)，并于1933

    年出版成书，书名为《法国1880~1913年的国际收支账户》。正是从这项研

    究开始，怀特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与实体经济的表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所涉政策性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虽然怀特研究的这段历史时期距他的论文出版仅过了20年，但也可以

    说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很久很久。1880~1913年是世界经济史上自由放任主义

    鼎盛之时，古典金本位统治着世界，全球各国政府史无前例地放开手脚，允许本国国内及国际间经济活动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接受由市场力量驱动的

    黄金追索权跨境转移行为的调控(而黄金本身仅仅是在各国央行的金库之

    间转移)。到了1933年，形势剧变，世界陷入大萧条之中，金本位支离破

    碎，贸易量大幅下滑，失业率之高超乎想象。然而，怀特对国际经济问题

    的思考和著述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时深得人心的想法仍然是要寻

    找重返“安全的黄金时代”之路，著名的犹太裔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

    格用“安全的黄金时代”来形容一战之前的30年。[12]

    怀特的论文显示出他既不是旧时代的拥戴者，也不是新时代的预言

    家。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更像是个补锅匠和工程师。他既赞赏经济的内

    生机制，但也在寻找政府可以调节的按钮，使经济更好地运行。在论文开

    头，他首先描述了传统的、所谓新古典主义的理论，该理论阐述了资本的

    跨境流动如何反过来影响汇率、黄金流动、利率、信贷、价格和贸易，表

    明这个像钟表一样精准的体系如何令人叹服地持续不断回归平衡。正是这

    种不间断改变与系统性稳定的相互作用，被认为构成了战前金本位体系的

    基础。但是随后，怀特着手用数据来检验这个优雅简单的模型能否成立。

    他回到法国，这一次是作为一个平民而非士兵，并深入挖掘贸易数据。尽

    管怀特及其书籍的评审均对他所使用的原始统计数据质量不甚满意，但怀

    特融数据与逻辑于一体，合情合理地陈述了法国经济与新古典等式并不十

    分同步的故事。怀特的书读起来并不引人入胜，其中完全看不到他写给斗士鲍勃的信

    中那种标志性的激情。类似“关于资本出口对本国和世界总体有益的假设

    并非无懈可击”的语言，是典型的怀特式严肃结论。“对于外国投资的总

    量和方向进行某些理性的调控是可取的……一国储蓄中很大一部分出口，所造成的影响过于复杂，后果过于严重，以至于如果不试图评估其对该国

    总体福利的影响，就不能允许资本的继续出口。”[13]

    虽然这些观点完全是

    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但是表达方式上丝毫没有凯恩斯大师般的犀利和雄

    辩。

    虽然在论文方面取得了小小的成功，然而在之后的6年中，怀特的教职

    每年一续，却始终未在获得终生教职方面取得任何进展。想要从哈佛大学

    内部晋职向来十分艰难，但是阻碍怀特的似乎是他留给别人的一种印象，即他在学术上普普通通而在个性上难以相处。一位学生说他是优秀的老

    师，但是他的一位同事则认为他郁郁寡欢，能力上“并不出众”。已经年

    逾四十的怀特对他所处的无着无落的不确定状态感到沮丧，转而接受了劳

    伦斯学院助理教授的职位，那是一个远离剑桥的规模较小的学院，位于威

    斯康星州的阿普尔顿。1933年，在搬至阿普尔顿仅一年后，怀特被提升为

    教授，但是他仍然感到沮丧。他的同事认为他聪明，是位好老师，但是他

    态度粗鲁、固执己见。与在哈佛大学时一样，他的经济学被视为大路货。

    但是他进步的政治倾向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新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及

    其新政目标的拥趸。怀特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手放在调节按钮上。

    一封怀特致其哈佛大学导师陶西格的未注明日期的书信草稿，显示出

    怀特显然无意留在阿普尔顿做一个学术工蜂，这封信很可能写于1933年。

    一些日益高涨的呼声激发了我的兴趣，这些呼声要求将我们的经济与

    严重干扰隔离开，并通过在更大程度上限制进口实现这种隔离。我认为，对于这种实际上是呼吁经济自给自足的观点，需要更加批判地看待。我在

    想，要制定出可行的办法，能够使我们的国内事务更少受到外部力量的干

    扰，同时又不以牺牲国际经济关系产生的稳定力量或外贸收益为代价，这

    是否可能？我猜测，前进道路可能的方向是对外汇和贸易实行集中管控。

    在此后的华盛顿职业生涯中，怀特将会始终牢牢坚持这一技术性的观

    点，即一个开放的美国经济体系，通过政府控制汇率和管理贸易的方式来

    缓和各种扰乱的冲击。

    令人不解的是，怀特在给陶西格的信中接着写道，他认为问题的答案

    是苏联。

    今年整个春天和夏天，我一直在阅读和思考这一问题，但是我的观点

    还没有明确。我还在学习俄语，希望能有机会获得研究学者奖学金，使我有机会在苏联度过一年。在那里，我想要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调查研

    究所集中研究制订计划的技巧。我希望申请社会科学研究学者奖学金，虽

    然我获得这一奖项的希望并不大。[14]

    如果怀特获得了奖学金并前往莫斯科，他的思想历程和职业道路会是

    怎样，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是会成为一个虔诚不二的中央计划主义者，还是会对斯大林幻想破灭？现在看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将会失去一个

    更大的改变世界的机会。

    带来这个机会的是1934年6月7日的一封信，寄信人是芝加哥大学德高

    望重的经济学教授雅各布·维纳，他是凯恩斯思想恭敬的反对者，也是年

    轻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老师。当时，维纳是财政部部长摩根索的顾问，他邀请怀特来华盛顿小住3个月，协助他完成关于美国“货币、银行立法与

    体制”的研究，“目的是为行政当局制订长期立法计划”。收到信两天

    后，怀特即拍电报表示接受邀请。“我很高兴将前来与你一同工作”，而

    他却连付他多少薪水都不知道，而且连问都没有问。维纳在复电中表示，报酬只有怀特在阿普尔顿薪水的13，外加200美元的生活津贴。怀特从6月

    20日起开始了他在华盛顿的工作，此后再也没有回到阿普尔顿。

    怀特在华盛顿的炎炎夏日中不停歇地工作，并于9月22日向维纳提交了

    报告。报告的标题气势磅礴：《美国货币标准的选择》，清楚地表明作者

    直奔主题而无意被次要问题转移目标。现在，怀特不仅想影响而且想制定

    最高层的政策，他不会白白浪费由一场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机会。

    在报告的开头，怀特阐述了他关于未来经济的观点，他认为未来经济

    前景黯淡，各国政治上的相互竞争加剧，使战前金本位时期形成的多项成

    果全面倒退。

    各国间的相互依赖产生了稳定性力量，然而未来这种稳定性力量不太

    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具有深远影响。其他国家已经对来自国外的扰乱性力量

    有所警觉，它们也关注国内的稳定，并且在为抵御扰乱冲击而采取限制性

    措施的问题上更加果断。未来美国大量的农作物出口可能遭遇更多专门用

    来防止“倾销”的进口限制措施，不断升高的贴现率将遭遇更有效的黄金

    保护措施，等等。众多有影响力的国家将加大政府对国际贸易和金融的管

    控程度，并且愈发频繁地使用这种政府管控手段，以此与竞争国家抢夺竞

    争优势。因此，在贸易关系领域，对竞争优势的争夺将更加激烈，国际货

    物和资本流动突然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形也将越来越频繁。这些新情况反映

    出经济民族主义势力的增强，并阻碍了货物、服务和资本的自由交换本应

    产生的稳定性力量发挥作用。[15]怀特的结论是，任何新的货币本位制度都应该将“促进贸易和金

    融”作为一项关键标准，但也应当允许“各国自主制定国内政策”。[16]

    需

    要这样一个体系，“既结合了金本位和国家货币本位制度两者最大的优

    点，同时又避免了各自的主要不足之处”。它应当是“一种‘有管理

    的’货币本位制度”。[17]

    当一个国家遭遇国际收支逆差时(进口和债券购买超过出口和债券销

    售)，用怀特的话说，它就面临“两害相权”的局面，要么汇率贬值，要

    么国内价格水平下降。两者都是扰乱性的，都不可取，但是需要在两者之

    间做出选择。

    在金本位制下，汇率是固定的，所以国际收支需要通过国内通货紧缩

    的方式加以调整。与凯恩斯一样，怀特也认为合理的方式应当是反其道而

    行之。“我相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怀特写道，“对于一国而言，国内

    价格水平调整的成本比频繁变动汇率大得多。”美国“将自寻烦恼地使这

    个国家陷入类似1929~1933年的境地”，那是一段持续通货紧缩的时期。[18]

    因此，怀特希望重写美国货币体系规则，赋予革新后的美联储更大的

    自由裁量权，要比其在金本位下拥有的权限大得多，然后再说服全世界其

    他国家支持，以便在国际上将这一制度确定下来。这一任务甚至比看起来

    还要艰巨。因为金本位实际上并非由某人所“创造”，而是在经历了数百

    年的尝试和失败后，才于19世纪早期在英国诞生，并在此后很久，直到该

    体系促进本地和全球商业的作用彰显之后，才为世界各国政府所接受。

    但是，1934年的世界深陷萧条之中。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20世纪30

    年代初期的水平下降28%[19]

    ，贸易量骤降29%[20]

    ，失业率飙升至22%[21]。怀

    特认为，美国经济复苏需要扩大美国商业界的贸易机会，而这种贸易机会

    的扩大相应地需要一套国际货币稳定的新模型。在接下来的10年中，怀特

    的责任和权力不断增加，上述观点也成为其基本的立场。

    20世纪20年代末遗留下来的金汇兑本位制度支离破碎的残余在1934年

    彻底崩溃。作为19世纪金本位起源和基础的英国，于1931年9月极不情愿

    地、痛苦地放弃了它。此后不久，25个国家也纷纷效仿。美国直到1933年4

    月罗斯福就任总统后才宣布放弃。赫伯特·胡佛总统曾试图通过贸易限制

    的方式来维持金本位；罗斯福则反其道而行之，在货币方面偏离多边主

    义，而又在贸易方面尽力维护多边主义。

    金汇兑本位制度最终崩溃的戏剧性过程将在此后几十年中令英美关系

    深受其害。在英国人看来，是美国和法国自私而短视的政策迫使英国耻辱

    地放弃了金本位制，美国人实施了极为恶劣的进口关税，法国人则卑鄙地实施汇率贬值。而在美国人看来，他们是英国可恶的债务违约行为的无辜

    受害者。

    诚然，公众和中央银行家仍然认为黄金具有特殊属性，在维持对纸币

    和贱金属钱币内在价值的信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古典金本位

    体系中，黄金追索权在各国间流动依据的是规则，而非由恐慌引发的囤积

    心理和行为，然而后者现在成为驱使黄金流动的动力。在放弃金汇兑本位

    制度的同时，罗斯福还禁止私人囤积黄金，并在全国范围内强制实施。4月

    5日，他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将所有的金币、金条和黄金凭证上交联邦储备

    银行，并禁止黄金出口。6月5日，国会采取极端行动，废除了公共合同和

    私人合同中的黄金支付条款，从法律上切断了美元与黄金之间的锚索。

    1935年2月，这一极具争议的措施在最高法院以5票赞成、4票反对的结果勉

    强得以维持。

    1933年6月，在美国银行专家与其英国、法国同行进行了数周秘密谈判

    之后，罗斯福确信英国和法国正在通过低估其货币汇率的方法寻求竞争优

    势。他决心不让他的国内经济复兴计划因为价格水平下降以及出口受阻而

    夭折，并利用一次重要国际政治聚会的场合来粉碎货币市场的任何怀疑。7

    月3日，作为一个有国际主义者背景、1920年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强烈支持国

    联的人，罗斯福以一则措辞强烈的口信震惊了有66个国家参加的伦敦经济

    会议。他谴责“所谓的国际银行家老式的恋物情结”，并坚称“对于一国

    福利而言，一个健全的内部经济体系，比其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兑换时的

    价格高低更加重要”。总统严词抨击主要货币国开展货币协调行动的功

    效，使欧洲各国期盼在议定基础上重新稳定汇率的希望破灭。据说时任英

    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对这一讲话极为震惊；货币委员会特别报告人法

    国人乔治·博内勃然大怒。会议就此崩溃。从伦敦发回白宫的一则电文显

    示出，由于总统的语言被认为是“措辞严厉、不合时宜”的[22]

    ，而使美国

    代表团处于被动之中，后来罗斯福也承认他的措辞有些过激之处。

    然而当时，总统对于修理英国人并没有感到不安，他对英国人抱有一

    种彻头彻尾的不信任感。“当你与一个英国人坐在一起时，他通常能够拿

    到交易的80%。”总统言辞刻薄地对摩根索说道，后者是他的长期密友，时

    任农业信用署署长。至于英国财政大臣、未来的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罗

    斯福确信“他根本不喜欢美国人”。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认为罗斯福欺

    骗并出卖了他们，而这一认识危害到了罗斯福任内所有关于汇率问题的后

    续讨论。[23]

    尽管罗斯福的口信令伦敦深恶痛绝，在经济逻辑方面也充满自相矛盾

    之处，但凯恩斯竟然称赞其“极其正确”。凯恩斯不仅喜欢其中犀利讽刺

    的用词，而且强烈支持其中关于将国民经济管理放在首要位置的观点。[24]此外，怀特已经开始幕后的努力，要在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中留下自己的印

    记。与总统传递的信息相反，怀特认为货币问题对实现国内经济稳定至关

    重要。

    在美国国内，罗斯福在货币领域的政策手段也是同样决绝和反复无

    常。财政部尝试了众多方案，例如购买黄金以压低美元并抬高国内货物价

    格。每天早晨，罗斯福都会躺在床上与顾问交换意见，随后制定当天抬高

    金价的目标，虽然并非总是通过科学的方法。11月3日这一天，总统提议金

    价应该提高21美分。“这是个幸运数字，”他解释道，咯咯直笑，“因为

    它是3乘以7的结果。”[25]

    “如果有人知道我们竟然通过幸运数字组合等方法设置金价，”摩根

    索评论道，“我认为他们是会害怕的。”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乔治·哈里森要求总统允许他在开始大量买进

    海外黄金之前通知英国政府。罗斯福表示反对：“每次我们告诉英国人一

    些秘密，他们都会收拾我们一下。”[26]

    但他还是让步了。接到哈里森的消

    息，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异常愤怒，罗斯福称他为“粉色老胡

    子”。“整个世界都会因此破产的!”他坚称。但外国金融家各种现实和

    想象中的反应令罗斯福感到非常高兴，他与摩根索想象着银行家困惑不已

    的样子而咯咯地偷着乐。[27]

    由于财政部部长威廉·伍丁长期患病，代理财政部部长迪安·艾奇逊

    实际上取代了他的位置。艾奇逊认为罗斯福购买黄金的做法是不合法的。

    司法部部长也认为总统无权越过法律规定，在每盎司[28]

    黄金20.67美元的价

    格之上购买黄金。新闻媒体关于当局内部有人认为购买黄金计划违宪的报

    道激怒了罗斯福，并误以为是艾奇逊的错(罪魁祸首可能是预算办公室主

    任刘易斯·道格拉斯，第二年8月他就因为对货币和预算政策感到失望而辞

    职)。[29]

    在11月13日的早餐会后，罗斯福对43岁的摩根索说他将取代艾奇

    逊，摩根索听到这个消息后“目瞪口呆”。[30]

    货币政策并非摩根索的强

    项，但是他对总统的忠诚以及他所执行的计划大可以弥补这一不足。1934

    年1月1日，他宣誓就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犹太裔内阁部长。[31]

    虽然总统喜爱凭着突发奇想设定每日黄金价格，但这种做法证明是不

    可持续的。由此引起的国内游说和国外抗议愈发强烈。于是在1934年1月31

    日，罗斯福根据前一天国会通过的《黄金储备法案》所授予的权力，将美

    元兑黄金的价格固定在每盎司35美元，比价较之前每盎司20.67美元的官方

    价格下调了59.06%(美元此后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直至1971年，至少是在

    严格限定的法律意义上而言)。摩根索宣布，财政部此后将按照每盎司

    34.75美元的价格买进黄金，并以每盎司35.25美元的价格卖出，但是交易对象仅限于执行金汇兑本位制的政府及其中央银行。[32]

    该法案将美联储持

    有的全部黄金的所有权转移给政府，控制美国货币体系的核心权力也因此

    由纽约转移至华盛顿。这一努力日后将成为罗斯福当局的一项长期政策主

    张，一直持续到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

    怀特决心在与维纳的合作结束后继续留在华盛顿，并再次接受了一项

    临时任命，从1934年的10月5日起担任美国关税委员会的特聘专家和首席经

    济分析师。三周后的11月1日，他又辞去了这一职务，因为他找到了另一个

    在财政部研究与统计局临时任职的机会，职务是首席经济分析师。这

    项“紧急任务”原计划于8个月后的1935年6月结束，结果却开启了他在财

    政部12年的戏剧性职业生涯。

    1935年3月，怀特完成了一篇题为《对当前形势的概要分析》的备忘

    录，详细阐述了他的政策观点。他强调了1000万人失业的迫切问题，但同

    时也对反资本主义的极端人物越来越受欢迎而感到担忧，诸如令总统感到

    如芒在背的参议员脩义·龙以及电台神父考弗林等人，他们“极端激进的

    计划迅速获得支持”。

    这份备忘录的大部分内容和另外一篇观点更加犀利、呼吁采取更为积

    极的“赤字支出政策”的备忘录，均带有鲜明的现代特征，当代的美国自

    由主义经济学家很容易就可以写出这样的文章。

    关于“失去信心”的指责，大体上是某些保守主义者放出的烟雾弹，他们一贯反对几乎所有的政府开支，反对任何增税措施，并且过于短视，以至于不知道对他们自身利益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当前的失业水平将继续维

    持下去……自从第一份不平衡的预算出现后，就有人提出债券市场无法容

    纳政府债券的观点，然而今天美国政府债券的价格比以往更高[33]……如果

    公司不利用失业者潜在的购买力，政府就可以这么做，而且几乎不会让社

    会付出任何代价。[34]

    “1936年我们还能继续承担80亿美元的赤字并运行下去吗？”怀特当

    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唯一的答案是，如果商业尚未恢复到足以允许政

    府削减支出的水平……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某些私人产业在孤立无援的情

    况下重现繁荣。”[35]

    但是，进一步的大额赤字支出是针对疲软的商业投资的“唯一解决办

    法”吗？如果大额和持续的赤字确实导致“信心丧失”的局面出现，那么

    更多的支出非但无益，反而可能是有害的。评估哪些人的信心将受到影

    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以及由于什么原因造成影响，这些问题自然非常具

    有挑战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至今为止，“财政刺激”措施的反对者和

    支持者之间的激辩仍在继续。怀特从未对国内政策产生过重大的直接影响。但是，通过事实上将国

    内政策与国际政策捆绑在一起，他确实开始在国际政策领域为自己开辟出

    一个关键的位置。怀特强调“重建国际经济均衡”极为重要，并且应

    在“不损害我们在一个较高的实际收入水平上稳定国内商业的长期计

    划”的情况下实现国际经济的均衡，却只字不提总统在伦敦扔下的“炸

    弹”，当时人们就是这么称呼罗斯福的口信的。国内政策的方法“有赖

    于”国际政策的方法，且两者“相互影响，整个计划必须被视为一体，而

    非两个单独的计划”。[36]

    在第三篇备忘录中，怀特强调“国内货币问题和

    国际货币问题，国内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是不可分割的。[37]

    怀特一方面全心全意地支持总统的国内目标，另一方面又坚称国内目

    标只有在与一个新的国际货币稳定计划相结合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效力，而

    这一新计划将由怀特本人制定。他的逻辑是“恢复国际货币均衡将增加对

    外贸易，而对外贸易的增加是构成复苏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对英国和法

    国竞争性贬值问题感到苦恼。“如果能够做出选择，”怀特称，“每个国

    家都倾向于使本国货币低估而非高估。”因此，如果不努力通过国际协定

    恢复均衡的汇率平价，各国就会为了保护本国工业而制造进口壁垒，并将

    通过“各种双边贸易和汇兑安排”保护其出口市场，所有这些都将减少国

    际贸易并使复苏进程陷入瘫痪。[38]

    罗斯福还没有改变他在伦敦会议上的立场，但是他迫切希望摩根索能

    够找到一种方法，避免主要经济大国之间再度出现竞争性贬值局面。这为

    怀特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机会。怀特在财政部已经获得认可，人们称赞他

    是“一个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一个精力充沛、思维敏捷的人”。[39]

    他正

    在从事有关货币稳定的研究工作，而此时白宫也开始认识到货币稳定对国

    内的益处。4月美国将派员赴欧洲开展厘清事实、解释立场的对话，而怀特

    则成为摩根索眼中执行此项任务的合适人选。

    罗斯福的国务院和财政部关系并不融洽。在关于是由时任美国国务卿

    科德尔·赫尔还是由财政部部长摩根索领导新的货币外交行动的问题上，两个部门爆发了第一次争吵。最后的结果是，摩根索批准了国务院发给荷

    兰政府的一份电报的措辞，称怀特将前往研究货币状况，并且“他未获授

    权以任何方式谈判军事问题或就政策问题进行讨论”，双方这才暂时休

    战。[40]

    怀特欧洲之行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他在伦敦的停留，从4月底直到5月中

    旬。其间，他与实业家、银行家、经济学家、公务员以及当选代表进行了

    不间断的会谈。他在6月13日提交了自己的报告。报告显示，怀特的欧洲之

    行以在美国使馆的一场会议开始，当时他对心存疑虑的美国大使说，他将

    告诉英国人，会谈将“在学术和理论基础上”进行，还将清楚地表明他“与当局的政策没有任何关系，而仅仅是前来观察经济现象”。他希望

    以此方式获得英国官员的合作。[41]

    当然，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但是，怀特

    约见英国官员并没有遇到任何障碍。英国官员自然会对英国的政策闭口不

    谈，却迫切希望向怀特讨教美国的美元政策。怀特报告中写道，他在会谈

    中非常慎重，对于一个像他那样在此问题上充满激情而又滔滔不绝的人，做到这一点可真是具有挑战性。

    怀特发现，实业家普遍反对任何将英镑与黄金重新挂钩的做法，他们

    认为将英镑与黄金挂钩的做法要为1925~1931年英国的经济困境背负主要责

    任。由于1929年以来世界贸易大幅萎缩，现在英国实业家的绝大部分出口

    都是流向使用英镑的英国自治领，因此他们对英镑汇率的波动不甚关心。

    他们对于汇率问题缺乏兴趣令怀特感到十分好奇，特别是那种小英格兰本

    土主义的思想，即“如果英镑价格相对于其他货币发生了变动，那么肯定

    是其他货币的价格发生变动，而非英镑”。[42]

    执政党工党的重要人物，诸

    如休·道尔顿和乔治·兰斯伯里，同样对固定汇率毫无兴趣，并且强烈反

    对回归金汇兑本位制的任何做法。与罗斯福一样，他们都认为国内价格稳

    定对经济复苏更为重要。在经济学家中，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莱昂内尔·

    罗宾斯和T.E. 格里高利则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主张英国“尽快”在

    1英镑兑换4.8美元左右的水平回归金本位。他们认为，不这么做会导致贸

    易继续下滑，引发人们对英镑的信心下降，进而使英镑区解体，以及引发

    全球范围内又一波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但在怀特将要举行的会谈中，最

    重要的一场是与罗宾斯的思想对头凯恩斯的会面。

    凯恩斯泛泛地表达了支持稳定汇率的想法，掩饰了他在此问题上众所

    周知的反对立场。他主要提出了实现稳定汇率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特别是

    英国政府关于美元币值低估、英镑汇率只应在一个更低水平上稳定下来的

    观点，以及在他看来，“国会中的某些团体”可能会否决罗斯福政府达成

    的任何协定的问题。他提议由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财政部门开展合作，这

    样可能能够避开来自议会或国会的障碍。在这件事上，凯恩斯确实表现出

    了对未来事件敏锐的判断力，甚至有可能影响到了事态的发展。而素来不

    为法律或官僚体制障碍所惧的怀特认为，这一观点与自己志同道合。事实

    上，他们会面后的次年，这一想法就付诸实现了。然而，他们此次会面最

    重要的意义在于，两人此后分别将成为各自国家在英美金融对手戏中的主

    要谈判者，而这场英美金融对手戏也最终定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欧洲之行对怀特接下来的职业生涯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一个开

    端，在这之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怀特成了摩根索权力范围不断扩张的思

    想基石。摩根索是总统的老朋友，他位于纽约州达奇斯郡的农场，与总统

    在海德公园的庄园相隔不远，即便如此，摩根索要想力压赫尔和国务院一

    头，前提必须是他的想法令人信服和务实有效，并能够得到有力的执行。但是，财政部部长并不是一个思维特别灵敏或体质特别强健的人。[43]

    怀特

    则是摩根索完美的补充。他抱负远大，但需要一位有权有势的贵人提携。

    他带给摩根索的则是关于新政国际化的清晰思路、不间断的能量、细节掌

    控力以及“将经济理论转化为行政措施的天赋”。[44]

    到了1936年夏天，找到务实解决办法以停止毒害匪浅的报复性汇率贬

    值行为，或者至少是暂时停止这种以牙还牙的做法，直到找到一种能够取

    代已经支离破碎的金汇兑本位制的更加长效的体制，成为迫在眉睫的问

    题。在由莱昂·布鲁姆领导的法国左翼政党人民阵线组建政府后，黄金外

    流导致法郎大幅贬值，迫使罗斯福政府和斯坦利·鲍德温领导的英国保守

    党政府采取行动。经过数周的紧张谈判，美英法三国于9月25日达成《三方

    协定》，停止货币战争。[45]

    摩根索将其定性为“君子协定”，生怕其中某

    些内容给人留下正式条约的感觉。美英两国极不情愿地接受了法郎贬值30%

    的结果，并承诺不以本国货币贬值作为报复手段。三国政府同意使用各自

    汇率稳定账户的资金限制三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法国曾希望得到更为

    坚定的承诺，即三国承诺通力合作恢复国际金本位制。但是罗斯福根本不

    想这样做，据摩根索讲，罗斯福坚称他在伦敦会议上发表的关于坚持美国

    行动自由的声明“应当成为我们的教科书和‘圣经’”。[46]

    鉴于货币政策

    完全是政府的职责，总统还进而要求去掉所有提及“中央银行”合作的文

    字表述，这些表述将中央银行与“私人金融”联系起来，美国财长也提出

    相同的要求。[47]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美国财政部还启动了另一项重大政策转变。

    《1934年黄金储备法案》规定，财政部只能向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的国家出

    售黄金。但是在1936年10月，摩根索改变了这一政策，允许美国财政部向

    英国和法国出售黄金，售价每日一定。“负责任的人民政府，”摩根索在

    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现在将展开合作，确保将汇率波动限制在最低

    水平上……那些在商业经营中不对任何人负责任也不承认任何旗帜的国际

    投机者，今后将无法快速地将资金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从而无

    法通过挑起外汇市场混乱而攫取私人利益。”[48]

    虽然与过去的古典金本位

    相去甚远，但是《三方协定》和美国恢复出售黄金加在一起给世界经济带

    来了些许稳定。11月，比利时、荷兰和瑞士也签署了协定，从而有权以与

    英法相同的条件与美国进行黄金交易。美国在1937年后允许英镑逐渐对美

    元贬值，即便如此，它也依旧继续坚持这一政策。

    然而，经济稳定的微弱迹象只是昙花一现。1937年10月，股市崩盘。

    1938年春，法郎再次贬值，随后法郎与英镑挂钩。英镑则维持有管理的浮

    动，直到二战前夜，当时汇率固定在1英镑兑换4.03美元的水平。美国经济

    再度陷入衰退，新政计划显露颓势。尽管如此，到了1936年，如果说美国总统还没有做好准备，美国财政

    部已经坚定地致力于实现货币稳定目标，并已经使美国政府的黄金美元价

    格成为核心国际货币基准和锚。诚然，金本位制已经不复存在，货币规则

    已经出局，各国政府自主决断大行其道，凯恩斯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欧

    洲民主国家急需稳定却无能为力之时，美国通过信守美元与黄金可兑换的

    承诺，重新建立了一个形似的国际货币体系，而这一体系又不带有金本位

    制所要求的、政治上难以接受的国内政策纪律。

    尽管在财政部根基尚浅，怀特此时正不断巩固其作为摩根索最重要顾

    问之一的地位。1935年7月，他特别经济分析师职位的任期又延长了一年；

    1936年10月，他被任命为研究与统计局助理局长。然而，他的工资仍然需

    要从财政部的内部拨款中支付，资金来源是《1934年黄金储备法案》下设

    立的外汇稳定基金通过贬值所获得的利润。这一临时性的拨款程序竟然一

    直持续到1945年，直到那一年怀特才获得完完全全的公务员身份。

    此时怀特已年逾四十，个头算是矮子里拔将军，身高不到一米七，身

    材壮实，圆脸盘、蓝眼睛、带无框圆眼镜，留一抹修剪过的黑色一字胡，时常让人想起德国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的小胡子。他的步伐快速而急

    促，仪表举止也是如此。虽然包括赫尔在内的同僚都对怀特的职业道德及

    对细节的掌控给予极大尊重，但是“他有时会不好相处”，摩根索多年后

    回忆道。怀特“脾气急躁、抱负过高，满脑子权力欲”。[49]

    而且他还缺乏

    耐心，说话直截了当、冷嘲热讽。摩根索的儿子(与其父同名)曾经定期

    列席财政部长与幕僚的晨会，他评论道，怀特“连珠炮似的发表意见，听

    着就觉得他倨傲轻蔑、吹毛求疵”，只有在他直接对财政部长讲话的时候

    才是个例外，怀特向来都知道怎么巴结对他有利的人。他“总是对任何能

    够为他铺垫权力之路的人无微不至和彬彬有礼”。[50]

    怀特在布雷顿森林会

    议的主要助手爱德华(“艾迪”)·伯恩斯坦将他描述成一个“性情多

    变”和“脾气暴躁”的人。从职业素养上看，怀特“其实并不是一个顶尖

    的技术官僚，但是如果要找一个对经济政策有想法的人，怀特就是这样的

    人”。[51]

    怀特起草的备忘录显示出他具有一种近乎神奇的能力，能够把技

    术问题解释得清晰透彻和细致入微，并能够将经济学原理与实际的国际政

    治环境联系起来。虽然怀特的会议日程排得很满且干扰不断，但是他的备

    忘录给人感觉好像是在与世隔绝的静谧环境下雕琢而成。不难看出他如何

    能够成为现在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顾问，就算不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有

    哪个忙碌的内阁部长会认为这样的人没有价值呢？

    但是，怀特并不听从指挥，而且“时常跳出正常的官僚渠道以规避反

    对意见”，摩根索的传记作者约翰·莫顿·布鲁姆评论道：“这一习惯可

    以被认为是偷偷摸摸的，甚至与颠覆混为一谈。”[52]

    鉴于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怀特为其自由职业而从事的外交活动，对他搞颠覆的指控也许并不总

    是混为一谈的结果。

    怀特的同事基本不了解他的私人生活，只知道他有妻子和孩子，并且

    他爱好国际象棋和音乐。[53]

    1936年，怀特把家从哥伦比亚特区郊区、接近

    马里兰州西尔弗斯普林镇的地方搬到康涅狄格大道的一间公寓之中，当时

    他的两个女儿一个10岁、一个7岁。1938年，他们又搬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

    市，住进费尔法克斯大道上一座有8个房间的房子，直至战后。

    在康涅狄格大道和费尔法克斯大道的家中，怀特有一块布哈拉地毯，按照现值美元的价格折算，价值可能超过3000美元。然而这块地毯的有趣

    之处不在于它的工艺水平或艺术价值，而是它代表了怀特人生中极其关键

    的一面，一段危立于其私人生活与华盛顿职业生涯之间的阴暗而模糊的人

    生。

    根据有关这块地毯最详细的记录，这是怀特在1937年年初收到的一份

    匿名圣诞礼物，一位名为乔治·西尔弗曼的铁路退休员工局的官员将它送

    到怀特家中，西尔弗曼后来调入财政部，并在怀特手下工作。[54]

    数年后，据说一位到怀特家中拜访的客人故意向怀特指出，它“看上去像块苏联样

    式的地毯”。怀特本就是一个神经紧张的人，这么一说之下他明显变得焦

    虑不安。之后当朋友们再来拜访时，这块地毯就不见了。

    那位送地毯的西尔弗曼，最终被钱伯斯指认为内森·格里高利·西尔

    弗玛斯特所控制的美国间谍圈的一名成员，钱伯斯是苏联情报机构与它在

    美国政府秘密消息人士之间的通讯员，而西尔弗玛斯特是一名财政部和战

    时生产局的经济学家。根据钱伯斯的陈述，那位指出地毯产地而使怀特受

    到惊吓的无名拜访者是“伊丽莎白·本特利组织”的成员。本特利也曾是

    一名通讯员，1945年成为美国政府的情报线人。

    据钱伯斯称，怀特“显然”对这份礼物“印象深刻”。当时钱伯斯委

    托了一位专家充当中间人，一共购买了4块，这位专家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

    艺术学教授梅耶·沙皮洛。钱伯斯听命于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乌鲁)的

    特工鲍里斯·贝科夫上校，后者提供现金让他购买“贵重的大地毯”，送

    给包括怀特在内的有价值的美国消息人士。[55]

    贝科夫几乎不会讲英文，钱

    伯斯只知道他叫“彼德”。最初贝科夫想给他们“一大笔钱”，但钱伯斯

    告诉他这是个愚蠢的主意：“他们是讲原则的共产主义者。如果你给他们

    钱，他们就不再信任你了。”贝科夫对此感到困惑，但还是做出了让步。

    他让钱伯斯告诉怀特及其他人，这些地毯“是在苏联织造的，是苏联人民

    送给他们的礼物，以表达他们对美国同志的感激之情”。[56]

    而“乘着这4块

    地毯”，钱伯斯欢欣鼓舞地说道：“我们开启了活跃的间谍活动。”[57]按照钱伯斯的说法，怀特的秘密工作始于1935年。怀特是一名理想主

    义者，根据他的设想，未来世界事务将交由像他一样的开明技术官僚管

    理。怀特似乎乐于通过像钱伯斯这样的秘密步兵来加速那个新世界的到

    来。但是与钱伯斯不同，怀特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他按照自己的条件工

    作，不加入任何地下运动。如果确实有人认为他的知识和接触到的情报很

    有价值，他会乐于使用这些人提供的资源，从而使他的知识和接触到的信

    息能够物尽其用。他知道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低于他的才智理应获得的地

    位，因此他也渴望得到这些外人给予的认可和赞赏。[58]

    通过与他关系密切的中间人，怀特为钱伯斯获取了财政部的官方文

    件。钱伯斯在自己位于巴尔的摩的工作室翻拍这些文件，而后怀特再通过

    相同的渠道归还这些文件。[59]

    怀特还每周或每两周为钱伯斯写一份备忘

    录，概述他认为有用的情报。[60]

    怀特对这份自由职业干得越来越努力，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与苏联

    的正式关系出现恶化。1936年9月26日，星期六，就在《三方协定》刚刚公

    布后的第一天，财政部就被迫介入外汇市场以支持英镑与美元的兑换价

    格，因为苏联通过大通国民银行抛售了一大笔英镑。摩根索从纽约联邦储

    备银行得到这一消息时脸色铁青。他确信苏联人试图搞垮这一协定，随即

    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以揭露苏联人的举动并显示美国使用货币稳定基

    金的决心。而苏联人则对美国财长的声明勃然大怒，并令人难以置信地声

    称，苏联需要这笔钱，目的是履行一项在斯德哥尔摩的美元支付义务，而

    出售时间只是个巧合。

    钱伯斯竭尽全力保护怀特，并为此撤换了一个代号为“威尔顿·鲁

    格”的中间人，因为这个人违反了地下工作中关于严格守时的纪律。1936

    年，与怀特推心置腹的密友西尔弗曼接替了鲁格所扮演的角色，但他一直

    没有将钱伯斯引荐给怀特，直到他确信钱伯斯“能够搞定那个怪人”。怀

    特很享受他们这种偷偷摸摸的会面，除了一点让他勉为其难，就是他得为

    会面保密，他通常会选择在康涅狄格大道的公寓附近找一个会面地点。

    “我从来不都喜欢怀特，”钱伯斯直言不讳地写道，“我看见他在夜

    幕中沿着康涅狄格大道走过来，身材矮小，鬼鬼祟祟……他对接头十分紧

    张，走着走着不时往身后瞟一眼，显得过分警觉。”会面时，怀特显得焦

    躁不安，还有莫名其妙的朴实和单纯。他“不停地谈论财长”摩根索，财

    长的情绪也反映在怀特与钱伯斯会面时或兴高采烈、或郁郁寡欢的言谈举

    止之中。[61]

    怀特清楚地意识到，他对世界的影响完全依赖于他与摩根索的

    私人关系，而摩根索的身份和地位则依赖于他与总统的友谊。显然摩根索

    没有努力提升怀特在白宫的独立形象。直到1942年8月，财长仍然称：“我

    可不认为总统知道怀特是谁。”[62]

    如果怀特与摩根索的纽带，或者摩根索与总统的纽带被切断了，怀特将不过是官僚体制中一个精力充沛的过客，其华盛顿的任期有可能立即终止。他非但不再能享受在华盛顿街头秘密重

    塑美苏关系那种刺激的感觉，还随时有可能返回阿普尔顿去默默无闻地从

    事学术研究。

    钱伯斯于1937年年初将怀特直接引荐给贝科夫，因为后者抱怨怀特是

    他最没有用处的消息来源。钱伯斯称那次会面激发了怀特此前从不曾有过

    的热情，而这是因为怀特需要得到“重要的大人物”的关注。[63]

    钱伯斯向

    匈牙利裔的共产主义者约瑟夫·彼德斯(又名“J. 彼德斯”)求助，请他

    从财政部找一名共产党员来“操控”怀特，并从他那儿得到更多东西。彼

    德斯推荐了哈罗德·格拉瑟。格拉瑟是在怀特的帮助下进入财政部工作

    的。不久，格拉瑟就对钱伯斯保证，“怀特正在交出他所经手的全部重要

    东西”。[64]

    在受雇于美国政府所承担的工作方面，怀特继续扩大自己的职能。

    1936年2月，他被任命为财政部参加跨部门的外国贸易协定委员会的代表。

    1937年12月，摩根索派怀特代表财政部出席全国军火控制委员会会议。[65]

    但在业余时间，怀特还主动开始了对苏联货币体系改革问题的研究，当然

    这件事他不会让行政当局知晓。

    在怀特与钱伯斯秘密的街头漫步中，怀特关于货币问题云里雾里的言

    论令钱伯斯感到索然无味。“我告诉怀特，我对货币理论、金融或经济学

    一无所知，”钱伯斯回忆道，“但是，在我们的交谈中，他不是在抱怨财

    长心情不好或感激财长心情很好，就是在对深奥晦涩的货币计划进行大段

    大段的独白。”怀特敦促钱伯斯将他关于苏联货币改革的观点告诉莫斯科

    政府。钱伯斯转告了贝科夫，后者同样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然而令贝科

    夫感到意外的是，莫斯科对由美国财政部的专家指点其货币事务的想法非

    常感兴趣。贝科夫迅速改变了态度，并让钱伯斯立即把怀特的完整方案弄

    来给他。然而此时怀特已经远赴新罕布什尔州的彼得伯勒消夏，钱伯斯不

    得不驱车前去找他。

    怀特给了钱伯斯自己草拟的苏联货币改革方案，但是对于方案的细节

    并没有表现得特别激动。这令钱伯斯感到迷惑不解。“我还以为他的热心

    和急切表明了他对货币理论无私的热爱以及对苏联的关心。但是我自己有

    时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他要为这个组织工作？他的动机总令我感到困

    惑。”[66]

    至于怀特所倡导的经济政策，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在

    今天，他的经济政策会被称为彻头彻尾的凯恩斯主义。他坚持政府应当在

    支持经济活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程度上当然要比大萧条之前的传统做法积极得多，但是他从未强烈主张政府对生产资料进行广泛控制。他关于

    国际货币事务的文章显示出他关心建立一套体系，“以减少对私人企业进

    行限制……的必要性”。[67]

    至于怀特的国内政治立场，都是主流的新政主

    张，而且没有证据表明他赞赏共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

    一方面是怀特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众所周知的观点，一方面是他代表

    苏联进行的秘密活动，正是这种明显的差异，导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出

    现了大量对怀特其人说法不一，但并没有什么说服力的描述。[68]

    《谁是哈

    里·德克斯特·怀特？》，在怀特去世5周年后《生活》杂志问道，但这本

    杂志显然未能回答这个问题。关于怀特的记述常常令人不悦地分为两个极

    端对立的阵营。有的将怀特描述成一个对莫斯科无条件服从的仆从，暗地

    里苦心经营数年，意在颠覆美国的政策。[69]

    还有的则将怀特描述成一个坚

    定不移的新政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偶尔出于好意而做出越界的行为，目

    的是努力建立与苏联的和谐关系。[70]

    两个阵营都未能描绘出令人信服的怀

    特的形象。

    官方记录的怀特与秘密行事的怀特之间缺失了一环联系，最能够补上

    这环联系的，是一篇手写在一张黄色线条信签纸上的、未曾发表也未注明

    日期的文章。这份文件深藏于普林斯顿大学怀特档案馆一卷厚厚的杂文卷

    宗里，显然被怀特的传记作者错过了。然而，它就像一扇引人入胜的窗

    户，向我们揭示了一位志向远大、成就斐然的怀特，在二战即将结束时，在其声望的巅峰之际制订的宏伟计划。

    文章的标题十分简练：《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ic Int.of Future)。文章开始就提出，二战使美国“如梦方

    醒”，美国可能是“自其建国170年以来第一次……有意识地朝着长期的国

    际联盟、国际承诺和国际责任的政策方向转变”。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是

    在美国、英国、苏联以及或许是中国之间建立“一种紧密的军事联

    盟”“旨在维护国际法……其他大国即使联合起来也没有希望战胜这4个国

    家”。

    怀特认为，这类联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10年之后的世界里，“战

    败国将恢复其部分经济实力，并且更多地重拾其尊严。它们将再次萌生成

    为一个强国的想法，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想要抹去其战败国和二流大国的

    身份……有谁能不相信，在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战败国中，那些有权有势的

    当权阶层将渴望恢复两国曾经的大国地位？在日本和德国历史上，有什么

    证据可以使人们相信这两个国家将会对长期的弱国地位逆来顺受”？

    成功建立这种联盟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美国的“孤立主义”和“它

    的孪生兄弟，不断肆虐的帝国主义”。这一说法是如此之刺耳，以至于如果文件被公之于众，肯定会招致一片要求将怀特解职的呼声。怀特指责

    称，这种帝国主义“促使美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金融主导权和军事实力，以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国家”。

    在财政部，怀特是带着一腔空古绝今的极大热情来追求实现美国对全

    球金融的主导权。有鉴于此，他居然在文章中对使用这种主导权以“成为

    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国家”表示反对，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怀特希望美国

    与谁分享权势呢？文章在这一点上说得很明确，它用了一半的篇幅讨论苏

    联，通篇都对美国对其崛起的大国对手的看法持批评态度。

    怀特指责道，美国存在一个“势力非常强大的天主教统治集团，很容

    易与反苏联势力结盟，而其他集团则担心与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的任何同

    盟关系，只会加强社会主义而削弱资本主义”。同样，如果外界得知这份

    文件的存在，怀特对定义不明的“天主教统治集团”的抨击必然使他面临

    朝不保夕的命运。

    怀特继续展开，指出美国及西方盟友在对苏联的态度方面像个伪君

    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充满敌意的对立状

    态……构成了一个危险的导致分裂的因素。”他对此感到痛心不已，并认

    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真正的经济与政治差异被夸大了。美

    国有许多公有制的著名案例，例如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国家公园系统以及

    石油储备体系。在运输、电话服务、水务、燃气以及电力方面，价格被法

    律所固定。私人的市场竞争“受限于数不胜数的限制和资质要求”。与此

    同时，“在苏联，数以十万计的小农场由个人承租并运营；木匠、鞋匠以

    及各种各样的服务，都以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方式出售给消费者；人们

    可以获得出版物的版税，可以拥有政府债券并获得利息；工资价格虽由政

    府决定，但仍受供求原则的影响，且受影响的幅度与资本主义国家相

    同”。然而关键的一点是，怀特预计资本主义国家将在战后发生转

    变，“而且所有的转变都将朝着加大政府对产业的控制、加大对竞争和自

    由企业运营的限制的方向”。因此，未来将朝着苏联模式的方向趋于大

    同。

    接下来怀特问道，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要反对苏联？是因为政府的形

    式？怀特认为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既可以实践像美国和英国那样的

    民主制度，也可以实践像西班牙、葡萄牙、尼加拉瓜或者洪都拉斯那样的

    独裁制度。事实上，意大利、西班牙、巴西、波兰以及中国基本没有我们

    所说的民主，但是这并没有导致任何对这些国家的根本性敌意，也丝毫没

    有影响到我们与它们的贸易和金融安排”。另外，“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既有可能像战前的苏联一样采取专政统治(战时的政治模式不能构成一个

    公平比较的基础)，也有可能拥有高度的民主，就像苏联于1936年通过但从未完全生效的宪法中所倡导的那样……因此，政治体系的差别显然不能

    构成反对苏联的基础”。

    怀特关于苏联“从未完全实施”“高度民主”的轻描淡写的评论颇为

    引人注目，这非常强烈地表明他对斯大林的国内政治体制的观点过于乐

    观。关于宗教自由呢？“与流行的见解不同，苏联从未取消个人自由崇拜

    神灵的权利，”怀特坚称，“苏联的宪法确保了该项权利。”而且，“德

    国自1933年以来对宗教自由发起了更加恶毒的攻击”，但是资本主义国家

    并没有对德国提出异议，直到它们感受到了军事威胁。关于苏联在海外煽

    动社会主义革命呢？“第三国际的衰落，以及苏联当前采取的不积极支持

    其他国家开展此类运动的政策，应当有助于大大消除此类摩擦的根源。”

    在西方反对苏联的真正原因中排除了内部政治、宗教和对外政策之

    后，怀特得出结论，冲突的真正根源一定是经济意识形态：“基本上就是

    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那些真心认为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的人，”怀

    特似乎并未把自己算在内，“担心苏联将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源

    地。”在文章的结尾，他写道：“苏联是第一个付诸实践的社会主义经济

    案例，而且它成功了!”[71]

    美国政府最重要的经济战略家得出了这一结

    论，不能不令人震惊。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成功了”，资本主义国家将转向政府加大对产业

    和竞争的控制，怀特的上述结论，使人们更加相信一则关于怀特经济观点

    的颇有争议的记述。这是记者乔纳森·米切尔1954年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

    内务安全小组委员会上的一段证词。米切尔曾在1939年为摩根索写过讲话

    稿，他回忆起1945年8月与怀特的一次午餐会，就在日本投降前不久。据说

    当时怀特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在战争期间兴起的受政府控制的贸易体系

    将在战后继续下去，因为缺少资本(美元和黄金)将迫使政府严格控制私

    人跨境贸易。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无法改正这一问题，一个可以被称为

    基金组织之父的人说出这样的观点是令人震惊的。怀特继续说道，美国拥

    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有能力使私人企业制度再延续5~10年，但是最终不可

    能在一个国营贸易的世界中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孤岛生存下去。据米切尔

    记述，怀特提及了英国社会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所著的《信仰、理智和

    文明》一书，这本书提出苏联创造了一个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制度，怀特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写出的最有意义的一本书”，而且“以惊人

    的准确性和洞察力预见了世界发展的方向”。[72]

    拉斯基的书赞扬苏联的共产主义，称之为一种新的信仰，可以填补过

    时的基督信仰和道德上破产的资本主义所留下的精神和物质空白。“自十

    月革命以来，”拉斯基宣称，“更多的男人和女人获得了更多自我实现的

    机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多。”[73]

    在冷战结束后几十年的今天，这类观点看起来显得怪异；但是1945年拉斯基是英国工党主席，属于西方政

    治主流的中心人物。怀特的文章虽然缺少拉斯基学者般的历史广度，但显

    然与拉斯基的论辩有观点相同之处，尤其关于资本主义盟国虚伪有罪的观

    点。两人都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容忍德国和意大利对民主的镇压；直

    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开始转向对外侵略之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才编造了

    保护政治和宗教自由的迫切需要。就苏联而言，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不能

    接受的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取得的成功。

    怀特的兄长内森于1956年出版了一本书，强烈质疑米切尔的可信度，为他的同胞兄弟辩护。鉴于当时怀特广为人知的思想印迹，米切尔的叙述

    确实听起来并不可信。但是，这篇新发现的怀特的文章表明，米切尔讲述

    的故事实际上是完全可信的。

    “怀特与苏联人关系密切，这一点毋庸置疑。”伯恩斯坦在几十年后

    回忆起怀特时说道，而且“怀特也正是这样一种人，他认为自己可以对所

    有人提出建议”。[74]

    但是，怀特并非只是提出建议，而是步入歧途并越走

    越远，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二战期间，有一批数量惊人的美国政府官员暗中向苏联提供了帮

    助，他们从未认为自己对美国不忠。按照伊丽莎白·本特利的说法：“他

    们是一群被误导了的理想主义者，为了一些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而那样

    做……他们强烈认为我们和苏联是盟友，认为苏联承受了战争的主要冲

    击，因此苏联必须得到尽可能多的援助，因为政府里的人……没有向它提

    供我们本应提供的东西……那些我们提供给了英国却没有提供给它的东

    西。而且他们感到……自己其实有责任为苏联搞到这些东西。”[75]

    按照钱伯斯的说法，怀特在战前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大约就在苏

    联于1933年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1934年加入国联之后不久。显然，怀特

    认为在未来几年中，美国的政策应该并且将会朝着与新近获得合法性的苏

    联政权更深入接触的方向转变。西尔弗曼与钱伯斯本质上是为怀特提供了

    一个机会，使怀特在任何官方的机会到来前，就能够证明他对这个仍然十

    分神秘的外域大国的真诚和善意。

    贝科夫送给怀特一块地毯，这并不是苏联人唯一一次以失当的方式表

    达他们对怀特努力的感激。钱伯斯声称，多年后，当他成为《时代周刊》

    杂志的一名撰稿人时，曾经听说了下面的故事。

    有一天(很可能是在1945年)，华盛顿的一个木匠在家中收到了一箱

    鱼子酱，之后又收到了一箱伏特加，再之后是一封刻印的邀请信，邀请他

    出席苏联大使馆举办的一场社交活动。木匠目瞪口呆。最后，他接到美国

    财政部一个名叫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打来的电话。木匠的名字也叫作哈里·怀特。财政部的怀特追查到了他那些礼物被送错了地方。他提议木匠

    怀特把一半东西寄还给他，另一半自己留用。“我本打算全都寄还给

    他，”木匠对记者说道，“但是我想，”在回忆了他与财政部的怀特的对

    话后，“他应该是那种即便我全都寄回去，也会认为我留下了一半的人。

    所以我就索性留下了一半。”[76]

    1938年年初，在得知斯大林开展大清洗运动之后，钱伯斯越来越担心

    自己的安全，因此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脱离共产党。此时他必须唬住

    那些为他提供情报的人，让他们闭嘴。就怀特的情形而言，钱伯斯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走进怀特在财政部的办公室。但是他迅速放弃了这个

    想法，因为到了财政部大楼之后钱伯斯才发觉根本没法说通站岗的警卫放

    他进去：怀特只知道他叫作“卡尔”。所以他从附近的商店里给怀特打了

    电话。他本以为怀特会对这种违反规定的举动感到很震惊，却奇怪地发现

    怀特很高兴听到他的消息。

    怀特与钱伯斯在财政部附近碰头，随后两人开始散步。“要不要掉个

    头回去检阅一下岗哨？”怀特欢快地问道。他们走进一家饮料店坐下，点

    了咖啡。怀特异乎寻常地健谈，东拉西扯地讲了很多财长和西尔弗曼的

    事，之后才问起钱伯斯“回到华盛顿是不是有工作”。钱伯斯直截了当地

    提出，怀特必须脱离“那个组织”，不然他就会公开指认怀特。怀特一头

    扎在咖啡杯上。“你不是认真的吧？”怀特抗议道。钱伯斯保证，如果怀

    特按他说的去做，他就不会揭发怀特。两个人在尴尬中分手。离开时，钱

    伯斯发现了一个街头摄影师，于是迅速地推着怀特调转方向。错愕不已的

    怀特在被钱伯斯推着转身时，目光掠过他的肩膀发现了远处的相机，并庆

    幸躲过了镜头。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77]

    根据伊丽莎白·本特利的陈述，在钱伯斯叛变之后，怀特对妻子保

    证“今后将远离间谍活动。他的妻子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喜欢他的革命

    活动”。[78]

    他可能在之后的几年里确实信守了这一承诺。

    关于怀特通过钱伯斯给苏联传递的情报的价值，在过去几十年中争论

    不休。有人说重要，有人说不重要，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正如钱伯斯

    自己总结道，虽然怀特和其他线人“非常想要提供帮助”，但是“众所周

    知，外交部门的秘密被大大高估了”。[79]

    少许历史知识加上一些基本的政

    治想象力，能够获得的收益就至少不会亚于政治间谍行动。[80]

    问题的关键

    在于，敌对外国势力的特工被安插到了一国内政和外交机构的核心部

    门。“有了阿尔杰·希斯和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这两个钱伯斯招募到

    的重量级人物，“苏联军事情报机构就像坐到了美国政府核心部门的旁

    边”。[81]

    希斯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特别政治事务办公室主任，怀特成为财

    政部部长助理并在政策和人事上拥有巨大的权力。怀特知晓财政部部长的言谈和想法，并能在很多问题上对财长产生影响。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

    到的，怀特对苏联的好感与他多年来所执行的一些重要政策立场之间并非

    毫无关系。

    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他的思想也迅速传到华盛顿。特别

    是关于政府应当果断使用赤字支出方式来对抗衰退的观点——这种观点今

    天已经成为主流，但是在凯恩斯之前一直被普遍认为是不负责任的——在

    美国当局内部获得了有影响力人士的支持，包括联邦剩余物资救济署署长

    兼公共工程管理署署长哈里·霍普金斯(他于1938年成为商务部部长)、财政部法律总顾问赫尔曼·奥利芬特以及美联储主席马瑞纳·伊寇斯(其

    思想要早于凯恩斯)。怀特自己直言不讳地反对平衡预算的传统观

    点。“通过增加税收或者削减政府支出等通货紧缩措施来平衡预算是错误

    的。”1937年10月怀特在与摩根索和维纳的一次会谈中说道。[82]

    但是，摩

    根索不为所动，没有被增加联邦支出的收益所说服，甚至多年后他也未能

    改变这一立场。他继续主张通过出台货币政策措施解决危机，而怀特则对

    此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削减银行储备金要求、联邦储备银行更大规模地

    购买证券(这两项措施都将把更多的现金注入金融体系)以及美元进一步

    贬值等。[83]

    摩根索没有得到罗斯福的支持，罗斯福决定是时候通过支出措施使美

    国摆脱衰退了。这提升了怀特的地位。1938年是非常残酷的一年，经济自

    1933年以来第一次陷入衰退，幅度高达3.5%。摩根索知道自己的影响力正

    在减弱，于是更加依赖怀特提供政策上的指引，并于当年3月将怀特提升为

    货币研究局局长。4月，他将怀特纳入高级顾问小组，这个小组又称作“9

    点半小组”。当月，总统宣布了40亿美元的紧急支出计划，包括大规模的

    公共工程项目。财政部当时的预测是，1939年财政赤字将达40亿~50亿美

    元，这令摩根索一度想要辞职，但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考虑到这

    样做将会严重破坏总统所做的努力。

    对于罗斯福而言，尽管他非常希望能够专注于国内事务，但是来自国

    内和国外越来越大的压力使他不得不对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的军事侵略行

    为做出回应，特别是德国大规模的重新武装、德国与意大利干预西班牙内

    战、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以及日本占领中国。1937年10月5日，他用一篇

    著名的《隔离侵略者》的讲话做出回应，表示美国的立场是反对轴心国，但并未具体点出国名；同时他还强调其治下的政府致力于实现和平，以避

    免激起美国人孤立主义的情绪。演讲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将和平与商

    业和贸易联系起来，自1914年一战以来，这一主旨思想在美国政治思考中

    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摩根索稳步扩大了财政部在外交事务领域的职权范围，为

    怀特创造了新的责任和机会。中国便是这方面一个很早的例子。美国于

    1934年通过了《白银采购法》，这部法律是白银生产商、通货膨胀支持者

    以及对银行家强烈不满的人所组成的游说集团施加强大政治压力的结果。

    法律要求财政部大量购买白银并提振其价格。这一做法对中国的货币造成

    了毁灭一击，因为中国的货币与白银绑定。虽然中国国内并无白银供应，但是白银长久以来一直为这个国家所珍爱。[84]

    中国的白银储备被走私出

    境，并在海外销售，导致货币供应的削减并进而引发了通货紧缩、信用收

    缩以及经济衰退。

    对于日本侵略者而言，这一做法不仅使他们获利不菲，而且可以有效

    地破坏蒋介石政府。而蒋介石政府则恳求美国改变其政策。摩根索对此表

    示同情，他也将《白银采购法》视为一件头疼的事。但是他没什么可以操

    作的余地。赫尔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反对财政部的建议，迫使摩根索指责

    国务院过于在意日本的意见。而总统则无意改变美国的购银政策，也不允

    许财政部卷入中国货币改革事务之中。

    1935年10月，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告诉摩根索，中国即将放弃银本位

    制，并提议向美国出售其白银储备，而非在世界市场上低价抛售。摩根索

    将此事打上了货币问题的标签，并将它视作一次绕过国务院的良机。但他

    仍须谨慎行事，因为《白银采购法》要求美国支持白银的货币地位，而中

    国将要做的则是削弱它。

    怀特支持购买中国白银的想法，但要求中国做出对等承诺，将中国元 [85]

    与美元挂钩。中国大部分贸易以英镑结算，而英镑兑美元的汇率下跌也

    带动中国元对美元的下跌。怀特希望结束这种状况，以有利于美国的出口

    商和制造商。[86]

    当时与今天一样，中国顶住了美国要求其改变货币政策的压力。摩根

    索愤怒地对施肇基回应道：

    我们要为我们的政客、我们的公众和我们的未来考虑。我们投入了

    6500万美元，而你们却将货币与英镑挂钩，这种事我们是不会做的……你

    们迈出了这一步，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成功。我们认为，对于两国而言最好

    的办法是：中国元以美元而非英镑的形式报价。你们这些人是在玩牌，你

    是在虚张声势。[87]

    但是中国仍然不肯让步。最后，摩根索在获得总统的批准后放弃了美

    国的主张。但是他也试图挽回些颜面，因此没有同意中国关于美国向其购

    买1亿盎司白银的要求，而只同意购买5000万盎司。协议最终达成。摩根索仍然担心中国会与英国达成类似交易，并以将中国元与英镑挂

    钩作为交换条件。货币外交你来我往一直持续到1936年5月，其间陈光甫[88]

    出使美国，强烈要求摩根索购买更多白银，而摩根索则反复抱怨中国元紧

    随英镑变动。财政部部长强调，美国“感到帮助中国加强它的货币对世界

    和平非常重要”。[89]

    陈光甫承诺终结中国元以英镑报价的制度，承认这种

    报价方式给人的感觉是与英镑挂钩。急于让国务院靠边站的摩根索最终同

    意由美国财政部与中国财政部达成一项安排，前者将按照市场价格再购买

    7500万盎司的白银，按月分期购买直到1937年1月，购银收入将留在纽约且

    仅供中国稳定中国元外部价格之用，协定细节对外保密。

    与中国达成的货币协定加上《三方协定》，不仅巩固了财政部作为新

    政计划的外交政策分支的地位，还加强了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经济政策

    分支的地位。这就进一步赋予怀特更多的机会，使其个人职权范围扩展到

    外交政策的核心领域。在一份提交给摩根索的长达44页、单倍行距打印的

    备忘录中，怀特报告了中国1936年的经济形势，并充满自信地谈及广泛的

    政治问题，称蒋介石“事实上是一个独裁者”(虽然“他实际的权力要比

    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小很多”)。怀特在财政部任职期间关注的一个核心

    问题就是美国的贸易竞争力，在这份备忘录中，他不厌其烦地详细阐述了

    导致美国对中国的长期顺差于1935年突然逆转的原因。不出意料，他所做

    分析的精华部分仍然是货币问题，将中国元的挂钩问题定性为更广义的英

    镑与美元全球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英国需要中国元与英镑挂

    钩，其迫切程度要大于美国对中国元与美元挂钩的需要，“一部分原因是

    英国更加需要对外贸易，以及它在国际金融中的传统地位；另一部分原因

    是美国正在崛起，而英国正在走下坡路”。怀特提出：“如果召开一场国

    际会议，那么使用英镑的国家越多，英国在与金本位国家进行谈判时的地

    位就越强大。”[90]

    他的这个想法比美国制定出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立场早了8

    年。如何确保美元永久取代英镑在全球贸易、金融和储备货币中的地位，这将是怀特在财政部余下的时间里一直需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在欧洲方面，1938年是提升怀特外交事务职权的关键一年。9月30日，英法德达成《慕尼黑协定》，这一协定现在已经成为对侵略行为可耻的绥

    靖政策的代名词。英法同意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91]

    的苏台德地区，为希

    特勒于次年3月占领布拉格铺平了道路。

    10月初，摩根索指示怀特就国际形势问题起草一封致总统的函。怀特

    对此满怀热情：“比起我其他的所有工作，我更愿意干这件事。”[92]

    怀特

    为摩根索起草的信函涉及了众多方面，虽然不清楚这是否出于摩根索的本

    意，但怀特所写的平铺直叙的大白话中的大部分内容几乎一字不差地变成

    了摩根索“在外交政策方面迄今为止冒险发表的最强硬声明”。[93]怀特毫不掩饰对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强硬立场，一遍一遍地重复使

    用“侵略者”“侵略”的字眼，并敦促“从未被一丝绥靖行为玷污过

    的”总统，“像钢铁一般坚定地”采取行动。信函条理清晰地陈述了财政

    部在这一问题上合情合理的利害关系。首先关注的是侵略者对国际贸易和

    货币事务造成的巨大破坏，认为它们严重损害了美国出口利益，推高了美

    元汇率，破坏了当局促进贸易和美元竞争力的计划。然而，信函随即转向

    敦促总统在政治上更加果断地采取除了战争之外的其他行动来帮助侵略行

    为的受害者(特别是中国)，只要能够避免战争的话。信函对英国的外交

    政策嗤之以鼻：“谁能够预料到……英国首相会急于觐见希特勒并恳求他

    不要过于苛刻或不耐烦，并且是以谦卑的口吻恳求，唯恐这位独裁者感到

    不快并要求得更多？”信函鄙视英国和法国，认为两国独立性的萎缩和影

    响力的崩溃是自身意志薄弱的结果。怀特通过他的老板恳求总统：“不要

    让下面这种不得已的情况发生，美国总统飞赴东京，以谦卑的姿态觐见日

    本天皇，恳求他收下半个菲律宾就适可而止，而不要为了整个菲律宾发动

    战争。”[94]

    信函于10月17日送给总统。11月14日，“在白宫的一次重要会议

    上”——这是摩根索给定的性，罗斯福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美国做好战争

    准备的必要性。总统指出：“德国的权势在慕尼黑复活，并彻底地改变了

    我们自身的国际关系状况；这是自1818年神圣同盟以来，美国第一次面临

    在大西洋一侧同时遭受北半球和南半球发起攻击的可能……然而，将一支

    大规模的军队派赴海外是不可取的，在政治上也是不可行的。”[95]

    总统将

    当前的国际形势称为一种对美国的安全威胁，但是这种威胁，无论多么巨

    大，都不能通过将部队开赴欧洲战场的方式解决，因此必须采取其他手段

    来化解。怀特1923年在斯坦福决心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时就认定“大部分政

    府问题是经济问题”，现在他终于等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证明自己是正

    确的。

    政府部门间的界限并不能构成对他的障碍。怀特在1940年8月的一份备

    忘录中怒斥国务院到处都是“崭露头角的张伯伦、达拉第和霍尔”，以上

    三人是英法在慕尼黑奉行绥靖政策的主要人物。“我相信，制定和通过一

    个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外交政策并交由国务院执行的时机已到。”[96]

    美

    国的外交努力是“可悲的”，构成它的是“这种19世纪狭隘的讨价还价的

    行为模式，依赖的是难以捉摸、半真半假的承诺、各种恼人的小伎俩以及

    两面三刀的做法，一方面长篇大论地公开表达善意，另一方面又夹杂暗含

    的威胁，主要目的就是掩饰本质上毫无价值的结果。我们的外交策略对于

    加强我们的国际地位或使我们远离一场艰难的战争毫无用处，一如波兰军

    队的装备和战略对波兰国防的作用”。怀特看不起那些民主国家的外交部

    门，并在一份于1941年5月末起草、6月6日提交给摩根索的备忘录中，炮

    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国务院及外交部门，抨击它们政策不力，或是误判形势，或是犹豫不决，或是工于心计，或是碌碌无为”。“外交和军事

    策略一样，一次‘全力以赴’的行动需要充分调动所有的经济和政治资

    源。”[97]

    这样的语句出自区区一个财政部研究局负责人之口，似乎应该令人惊

    诧不已。但此时，怀特在摩根索心中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他的官方职务。

    战争部已经处于待命状态，而国务院却还不紧不慢，摩根索急于填补缺

    口，为总统发出的行动号召赋予实际的意义。而怀特既有热情，又有想

    法。

    一份1939年3月的备忘录体现了怀特很早就形成的一种坚定思想，即美

    国需要与“世界上另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苏联，开展紧密合作。 [98]

    怀特描绘了美苏之间深层次的共同利益，而他的总统则似乎没有看到这

    种明显的利益。怀特认为，需要对英国的张伯伦政府施压使其同意与苏联

    开展军事合作，以抵抗德国的入侵。他提议给苏联一笔2.5亿美元(相当于

    今天的40亿美元)的10年期贷款，贷款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棉花、机械

    和制成品。即使在美国财政部冻结了波罗的海国家资产作为对苏联于1940

    年占领波罗的海诸国的反应之后，怀特仍然朝着相反的方向努力推进，支

    持达成三方合作安排，由美国从苏联购买价值2亿美元的战略商品，苏联相

    应地则以赊销的方式向中国出售军事物资。怀特认为，应当把苏联与德

    国、日本之类的侵略者区别开，因为苏联“在近期内无意进行领土扩

    张……苏联的侵略采取的是意识形态宣传的形式，而非军事入侵”。[99]

    这

    听起来特别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反冷战斗士的言论。将这个观点与罗斯福4

    个月前在美国青年代表大会会议上的讲话做一个对比：

    与你们中的很多人一样，我希望苏联能够找到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方

    法，希望它的政府最终变成一个热爱和平的政府、一个人民拥护的政府、一个选举自由的政府，希望它不会干涉邻国的统一和完整。[100]

    然而，总统的财政部在未来几年将继续按照对苏联意图更为乐观的判

    断来执行外交政策倡议。怀特将越来越多地成为这些行动的幕后推手。

    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夏威夷时间早晨将近8时，366架日本轰炸机

    和战斗机袭击了珍珠港，向美军庞大而又脆弱得不可思议的军事基地发起

    攻击。结果是灾难性的：4艘美国战列舰被炸毁或击沉，另有4艘严重受

    损，11艘其他战舰被击沉或摧毁，188架飞机在地面被击毁；2330名美国人

    阵亡或奄奄一息，仅“亚利桑那号”战列舰这一艘战船上就有1177人被夺

    走了性命。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对国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称1941年12月7

    日将成为“活在耻辱中的一天……无论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战胜这次有

    预谋的侵略，美国人民都将凭借正义的力量最终获得绝对的胜利”。丘吉尔从总统处得知惨重的伤亡情况时，回应道：“这是怎样的浩

    劫!”[101]

    但是私下里他将日本的袭击称为“一件幸事……大英帝国前所未

    有的好运气”。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美国参战了。“我在床上

    像一个获得拯救的人那样感恩地睡了一觉。”[102]

    莫斯科的情绪与之相

    似。“我们感到解脱，深深地呼出一口气。”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情报总

    局美国办公室负责人维塔利·巴甫洛夫回忆道。[103]

    但这并不仅仅是场边啦

    啦队的喝彩。巴甫洛夫已经暗中成为这场较量游戏的一部分。

    日本决定袭击珍珠港是一系列关键政治事件的结果，而且显然不能说

    是由单一的一件事、一次行动或是一个人引发的。但是，最近似的导火索

    则与巴甫洛夫以及他最重要的美国联系人怀特有着不同寻常的关联。

    11月20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和特使来栖三郎向赫尔提交了一

    份东京提议的“临时协议”，这是一份临时的工作文件，重点是缓解政

    治、军事和经济的紧张局面。接下来几天谈判持续进行，其间美国情报部

    门截获并破译了日本发给大使的电报，电报以明确的语言要求他们必须于

    东京时间11月29日前解决分歧。美国海军部认为日本可能对菲律宾或关岛

    发动进攻，但不会袭击珍珠港，因为对美国领土发动攻击显然是“战略性

    失策”，必将导致美国全面对日本开战。

    就在此时，怀特出乎意料地出现了，并成为这一戏剧性事件的一个关

    键人物。11月17日，怀特向摩根索提交了一份长篇备忘录，题为《消除对

    日紧张关系及确保战胜德国之方法》。这篇备忘录迅速成为谈判接近尾声

    时疯狂混乱的外交行动的一部分。摩根索此前一直不是解决对日问题的关

    键角色，但是怀特再一次填补了财长知识的空白。摩根索在删除了引言部

    分对美国外交政策言语冒犯的批评后，将怀特这篇“令人惊叹的建议备忘

    录”转给了赫尔和罗斯福。

    怀特希望总统提出一个包含具体条件的协议。如果日本接受有关提

    议，他激动地声称：“就会把一个危险好战的强敌成功地转变为一个爱好

    和平和繁荣昌盛的邻邦，全世界都会为这种转变而兴奋不已。总统在国内

    外的威望及领导力将因为这一重大外交胜利而迅速提高。”

    赫尔以及一小部分美国最高级军事和行政官员与重要友邦政府的代表

    一起，着手起草一份美国的“临时协议”替代方案，其中纳入了怀特的主

    要诉求，即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所有武装力量，停止支持除国民党

    政府以外的任何其他中国政府或政权。时任战争部部长亨利·史汀生对日

    本是否将给予合作表示怀疑，因为有关条款“非常严厉”。但是，怀特力

    主不放宽任何条款。他为摩根索起草了一封言辞激烈的致总统的信函，警

    告不要达成一个“远东慕尼黑”、不要“以30块带血的黄金”将中国“出卖给它的敌人”、不要“令美国在民主国家伟大的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世界

    领袖地位变得黯然无光”。摩根索没有发出这封信，但是怀特在其他方面

    继续紧逼。他给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前秘书长爱德华·卡特发电报，请他前

    来华盛顿游说，反对向日本做出让步，而联邦调查局的记录显示卡特支持

    苏联的立场和事业。[104]

    当罗斯福从史汀生那里得知一支日本远征军正从中国南下开赴印度支

    那时，形势转向了怀特这边。据史汀生所述，罗斯福“勃然大怒”，称这

    改变了整个局势。他要求将“临时协议”改为“总体基本建议”，并授权

    赫尔向日本方面提交一份后来称为“十点备忘录”的文件。11月26日，赫

    尔召见了野村吉三郎和来栖三郎，递交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包含了怀特

    在中国问题上的诉求，且没有做出任何让步。来栖三郎感到担忧，告诉赫

    尔如果将这样一份文件作为对日本停战建议的回应交给日本政府，日本政

    府将“举起双手表示放弃”。赫尔没有动摇。冲突已不可避免。

    最后通牒中的核心要求是怀特提出的，这一点毫无争议。而日本政府

    在接到最后通牒后做出了袭击珍珠港的决定，这也是毫无争议的。虽然陆

    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在战后提出假设称，如果谈判没有在1941年年

    底崩溃，日本可能不会发动袭击，但一场袭击在当时可能已经在所难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和美国在欧洲战争中的盟国都急于确保这样一场

    袭击能够真正发生。“太平洋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苏联军事情报总

    局格鲁乌的退休上校、荣获二战“苏联英雄”称号的弗拉德米尔·卡波夫

    在2000年写道，此时珍珠港事件已经过去近60年。他坚称：“斯大林是对

    日最后通牒的真正发起者。”

    怎么可能是这样呢？卡波夫称：“怀特是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

    的情报官员)阿赫梅罗夫和巴甫洛夫发起的计划行事。”“怀特起草了供

    摩根索和罗斯福总统签署的备忘录。”据卡波夫所述，苏联利用怀特来刺

    激日本攻击美国。这个计划甚至还有一个名字，叫“白雪行动”，白雪指

    的就是怀特。“‘白雪行动’的本质就是在日本帝国与美国之间挑起战

    争，并确保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如果日本与美国开战，它就没有资源再

    进攻苏联了。”[105]

    他们是如何执行这项行动的呢？巴甫洛夫就是在此时介入的。1941年

    春巴甫洛夫被派往华盛顿，年仅27岁。他是苏联情报部门的产物，而情报

    部门那些比他级别高的人在斯大林大清洗中大批遭受迫害。他的任务是激

    活一个“有影响力的特工”，名叫怀特；他要弄清楚在苏德签署条约之

    后，怀特是否仍然愿意合作；并且，如果愿意，他要确保怀特在美国外交

    政策的上层组织机构中提议支持对日本发出足以引起战争的最后通牒。巴

    甫洛夫55年后在一本叫《白雪行动》的书中讲述了这段故事。[106]1941年5月末，巴甫洛夫致电怀特，称他捎来了中国的“比尔”给怀特

    的消息。比尔就是阿赫梅罗夫，但怀特只知道他叫比尔。阿赫梅罗夫与怀

    特是在1939年认识的，当时阿赫梅罗夫称自己是一名将要赴华的汉学家，介绍他们认识的是立陶宛流亡者、苏联情报联络特工约瑟夫·卡茨。[107]

    巴

    甫洛夫邀请怀特在老艾比特的烤肉店中共进午餐，此前怀特也是在这里与

    比尔碰面的。

    在看到桌面上放了一本《纽约客》的杂志后，怀特向坐在桌前的巴甫

    洛夫打了个招呼，杂志是巴甫洛夫用来显示自己身份的标记。巴甫洛夫说

    自己刚刚从中国回来，比尔让他捎给怀特一封信，信中概述了比尔对日本

    在亚洲扩张的担忧。巴甫洛夫为自己蹩脚的英语表示歉意，随后将比尔的

    信摆在怀特面前。怀特读完后惊讶地表示，比尔的想法与自己的想法非常

    相似。怀特想把信装进口袋，但是巴甫洛夫伸过手去示意怀特不要这样，于是怀特把信还给了对方。

    巴甫洛夫说他很快就要返回中国，比尔急切地希望知道怀特的观点。

    美国是否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它是否下定决心要做些什么来反制日本的

    侵略？怀特对巴甫洛夫表示感谢，并向他保证比尔的观点与自己对该地区

    事务的观点和理解相一致。怀特说，既然自己的观点获得了像比尔这样的

    中国通的支持，他就可以朝着必要的方向展开必要的努力。怀特的语速很

    慢，在快讲完时还要让巴甫洛夫确认已经完全理解了他的意思。巴甫洛夫

    请他放心，并几乎一字不差地复述了怀特要带给比尔的信息。怀特点头表

    示认可。他为午餐结了账，两人就此而别。

    在此次会面后不久，怀特就起草了上文提及的那封观点激烈的6月6日

    致摩根索的备忘录。除了对美国外交行动的瞻前顾后大加指责外，怀特还

    就两个国家提出了具体建议，即日本和苏联。有关苏联的部分，怀特提出

    通过经济激励拆散苏德条约。有关日本的部分，怀特提出与东京达成一套

    综合性的和解方案，美国将在政治与经济方面适度让步，换取日本从中国

    和印度支那撤军，并承诺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不管怀特是怎么想的，这些要求都是不切实际的；日本人也绝不会接受。[108]

    至少这一点正是苏联

    情报部门期望发生的。

    比尔的信，也就是阿赫梅罗夫的信，显示出苏联希望美国向日本提出3

    项要求：停止在中国境内及其边境的侵略行动、将军队撤出亚洲大陆以及

    将军队撤出满洲。怀特明确地提出了前两项要求。[109]

    然而，令人费解的

    是，他提议承认满洲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直到几个月之后才发

    生转变。怀特在满洲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显示出他并非苏联情报部门的傀儡，这与卡波夫所说的恰恰相反，而且阿赫梅罗夫只能够影响怀特干预行动的

    大致轮廓和时机。白雪行动的意义不在于怀特因为受到提醒而做了他所做

    的事情，显然也不在于怀特的所作所为不符合他所认为的美国利益；相

    反，其意义在于苏联人相信怀特有足够的影响力并且能够受到影响，并认

    为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冲突非常重要；还在于他们选择利用怀特来实现他们

    的目标。无论如何，怀特的干预将在那年秋天产生重大影响。

    6月的时候，摩根索还没有准备好亲自介入对日谈判，他仅仅是寄出了

    这份备忘录。但是这份备忘录确实促使不堪重负的财长将亚洲政策的钥匙

    交由自己热心的助手处理。“我对中国不感兴趣，”摩根索在1941年7月对

    怀特说，“我想要找个人，能够处理这一事务的人。”

    “您不想让我提出任何问题吗……”怀特带着怀疑的语气问道。

    “是的，你要搞定它们。”财长脱口而出。[110]

    怀特决定在11月17日的备忘录中重申他对日本的态度，这一次立场更

    加强硬。怀特现在提议美国不再承认满洲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而是应该

    要求日本从满洲撤军。鉴于自6月以来亚洲的地缘政治分量显著上升，财长

    比6月怀特提交第一份备忘录的时候更容易接受这些观点。

    6月22日，德国撕毁了与苏联的条约，并发动大规模侵略。当时的一个

    关键问题是日本会向北进攻苏联还是向南攻击美国？巴甫洛夫和阿赫梅罗

    夫相信怀特会推进午餐会面时讨论的问题，而且看起来怀特确实这么做

    了。到了11月，日本已经一跃成为需要总统优先考虑事项中的首要问题，而摩根索现在认为怀特的建议是可行的，并有可能改变局势。接下来就是

    那段历史了；在这段历史中，怀特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

    其正式职责。

    怀特的职责就要发生改变。1941年12月8日，在珍珠港遭到袭击的第二

    天，摩根索在晨会上宣布，他准备任命怀特为部长特别助理(an

    assistant secretary，这是一个生造的职衔，不同于怀特直到1945年才升

    任的正式的“财政部部长助理”，即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这次非正式的提职认可了怀特在过去半年中为自己开辟出的

    外交政策职能，特别是涉及中国和日本的职能。[111]

    “他将替我处理所有外

    交事务，”摩根索解释道，“我希望把这些问题都装进一个脑袋，而且我

    希望是装进怀特的脑袋……当外交方面遇到问题时，怀特会介入进来并来

    见我，我会告诉他我的决定；当决定做出后，他会传达给你们。”[112]

    现在，怀特已经跻身华盛顿最有权力的人士之列。[1] 查尔斯河是流经波士顿的一条河流，河北岸是哈佛大学，河南岸是波士顿市区。——译者注

    [2] Time(1953).

    [3] Interlocking subversion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earings, Aug.30, 1955, p.2647.

    [4] 波士顿一个著名的历史街区。——译者注

    [5] Time(1953).Rees(1973).

    [6] Time(1953).

    [7] Time(1953).Rees(1973).

    [8] Nathan White(1956:270–271).

    [9] Nathan White(1956:271).

    [10] Whipple(1953).

    [11] Interlocking subversion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earings, Aug.30, 1955, pp.2541–2542.

    [12] Zweig(1943[2009]:1).

    [13] Harry Dexter White(1933:301–312).

    [14] Interlocking subversion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earings, Aug.30, 1955, p.2570.

    [15] White Archives(Jan.22, 1934), p.5.

    [16] White Archives(Jan.22, 1934), pp.7–8.

    [17] White Archives(Jan.22, 1934), p.245.

    [18] White Archives(Jan.22, 1934), pp.308, 310.

    [19]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2010).

    [20]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1962).

    [21] Lebergott(1957).

    [22] McJimsey(2003).

    [23] Blum(1959:141).

    [24] 正是在同一年，1933年，凯恩斯在《耶鲁评论》上写下了这段著名的话：“思想、知识、科学、好客、旅

    游——这些东西从本质上应该是国际性的。但是，只要是合理且便于实现，就让货物在本国出产以及最重要的是，让金

    融以本国为主。”

    [25] Blum(1959:70).

    [26] Blum(1959:71).

    [27] Morgenthau(1947).

    [28] 1 盎司＝ 28.35 克。——译者注[29] Levy(2010).

    [30] Morgenthau III(1991:272).

    [31] 美国首位犹太裔内阁部部长是奥斯卡·斯特奥斯，他在1906～1909年担任西奥多·罗斯福的商务部部长和

    劳工部部长。

    [32] Meltzer(2003).

    [33] White Archives(1935),“Deficit Spending”(underscore in original).

    [34] White Archives(1935),“Outline of Analysis.”

    [35] White Archives(1935),“Deficit Spending.”

    [36] “Outlin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Feb.26 and Mar.5, 1935, referenced in

    Rees(1973:56, f.3).

    [37] White Archives(Mar.15, 1935).

    [38] White Archives(Mar.15, 1935), pp.9–110.

    [39] Blum(1959:139).

    [40] Interlocking Subversion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earings, June 1, 1955, pp.2281–2282.

    [41] White Archives,(Jun.13, 1935),“Personal Report on London Trip, April–May, 1935,”p.2.

    [42] White Archives(Jun.13, 1935),“Summary of conversations with men inter-viewed in

    London,”p.1.

    [43] Feis(1966:107).Kimball(1969:5).

    [44] Rees(1973:63).

    [45] Blum(1959).

    [46] Blum(1959:145).

    [47] Blum(1959:162).

    [48] Blum(1959:178).

    [49] Blum(1967:90).

    [50] Morgenthau iii(1991:310–311).

    [51] Morgenthau iii(1991:313).

    [52] Blum(1967:90).

    [53] Rees(1973).

    [54] 这一说法出自Chambers(1952:414-417)。Rees(1973:454, f.22)称“没有记录显示怀特曾经拥有这样一块

    地毯”。但是在怀特去世后，他的遗孀对她的律师说“她在不晚于1937年秋季收到了一块地毯”(interview with A.

    George Silverman，Apr.26, 1949，in Weinstein[1997:553, f.49])。参见Weinstein对地毯故事的详细叙述

    (Weinstein[1997:189-192])。

    [55] Chambers(1952:415-416).西尔弗曼的女佣回忆称有3块地毯被送到了其住所(See Sibley[2004:262,f.127], also referring to Weinstein[1997:212-216])。[56] Weinstein(1997:189–190).

    [57] Chambers(1952:417).

    [58] See, for example, Chambers(1952:426, 419, 384, 430).

    [59] Chambers(1952:421–423).

    [60]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Hearings, Aug.16, 1951, p.492.

    [61] Chambers(1952:70, 383–384, 442).

    [62] Blum(1967:127).

    [63] Chambers(1952:419).

    [64] Chambers(1952:430).

    [65] Rees(1973).

    [66] Chambers(1952:430–431).

    [67] White Archives(Aug.4, 1942), Section IV, p.17(note:the folder contains numerous duplicate

    page numbers).

    [68] 在介绍怀特生平的主要文章中，最透彻、最严肃的一篇写于20多年之前，当时关于20世纪40年代苏联与怀

    特之间和苏联关于怀特的秘密通信的第一批关键材料还未公开(见本书第10章)。因此，David Rees于1973年出版的不

    带有感情色彩的作品，由于缺少怀特秘密活动的最有力证据，因此对于公众进一步理清围绕怀特产生的诸多争议并无甚

    帮助。

    [69] See in Particular Schecter and Schecter(2002)and Romerstein and Breindel(2000).

    [70] See in particular Craig(2004)and Boughton(2000, 2004). Craig的怀特传记对怀特的描述显得含糊不

    清，作者隐晦地得出结论：这个人涉及了“某种间谍活动”。他对于其研究对象的看法前后不一，这无疑反映出了一种

    冲突，一方面是关于维诺纳苏联情报活动电报的有力证据(详见本书第10章)，另一方面是作者此前的坚定信念，即怀

    特是“右翼极端分子”抹黑行动的受害者。作者试图虚构出一种平衡，但是不准确的记述加重了这种写法存在的问

    题。“怀特的忠诚超出了他对其祖先栖居之地及其出生之地——俄罗斯母亲的感情。”Craig尴尬地为怀特做了辩护，但

    怀特实际上是在波士顿出生并长大的。“一个潜在雇员曾经是(或者甚至像目前所声称的那样仍然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总的来说与怀特无关，”Craig坚称，但没有给出任何依据，“怀特仅仅是不在乎其某个下属是否曾经或甚至仍然与共

    产党有关联。”但如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很明显怀特对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撒了谎，当时他说：“我不会雇用任何

    我知道是或怀疑是共产党的人担任高级政府职位。”以及：“我非常理解并且完全赞成这种观点，即如果对于一个人是

    不是共产党有任何的怀疑，他就不应当……担任任何能够经手秘密情报的职务……仅仅是一种怀疑就足够

    了。”(Craig[2004:263, 277, 275, 111]).

    [71] White Archives(undated),Political Economic int.of Future.See appendix 1 for a photo of the

    front and back pages of the manuscript.

    [72] Interlocking Subversion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earings, Apr.6, 1954, pp.1421–1432.

    [73] Laski(1944:57).

    [74] Morgenthau III(1991:314).

    [75] Export Policy and Loyalty Hearings, July 30, 1948.See also May(1994:96);Sibley(2004:120).

    [76] Chambers(1952:432).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钱伯斯将怀特称为“财政部部长助理”，而怀特仅于1945年

    1月～1946年4月短暂地担任过这个职务。

    [77] Chambers(1952:67–68).[78] Bentley(1951[1988]:164–165).

    [79] Chambers(1952:426).

    [80] 同样的评价也适用于联邦调查局于2010年6月破获的俄罗斯间谍网。

    [81] Chambers(1952:427).

    [82] Rees(1973:65).

    [83] White Archives(Mar.22, 1938).

    [84] 然而，正如怀特所指出的，从1931年各国开始逐渐脱离金汇兑本位制起，白银的价格就开始上涨。因此不

    能将引发中国经济衰退的责任归咎于《白银采购法》。See White Archives(1936).

    [85] 此处指代的是法币而非银元。——译者注

    [86] 怀特的要求如果放在今天美国与中国货币对峙的背景之下会显得很难理解。今天，美国不断地要求人民币

    与美元脱钩。但是今天，中国货币面临的是升值压力，而非贬值压力。美国最根本的目标仍然是一致的，即使美元的汇

    率更具竞争力。

    [87] Blum(1959:212).

    [88] 时任上海银行总经理。——译者注

    [89] Blum(1959:223).

    [90] White Archives(1936), pp.40–41.

    [91] 捷克斯洛伐克是 1918 年 10 月 28 日～ 1992 年 12 月 31 日存在的共和国。1993 年 1 月 1 日起成为

    捷克及斯洛伐克两个独立的国家。——译者注

    [92] Blum(1959:524).

    [93] Blum(1959:524).

    [94] White Archives(Oct.10, 1938).

    [95] Blum(1965:48).

    [96] Two untitled HDW memoranda, June 15 and Aug.13, 1940, referenced in Rees(1973:109, f.27).

    [97] White Archives, undated, referenced in Rees(1973:109, f.7).Young(1963:193–194, 463).

    [98] White Archives(Mar.31, 1939).

    [99] Two untitled HDW memoranda, June 15 and Aug.13, 1940, referenced in Rees(1973:108, f.27).

    [100] Sherwood(1948[2008]:109).

    [101] Gilbert(1989:272–275).

    [102] Hastings(2009:181).

    [103] Schecter and Schecter(2002:45).

    [104] Rees(1973:121–125).

    [105] Karpov(2000:1).See also Schecter and Schecter(2002:43–44).[106] Pavolov(1996)。我非常感谢Nikolai Krylov帮助翻译了有关内容。巴甫洛夫第一次讲述这个故事是在

    他的书出版前一年，发表在《间谍与反间谍新闻》杂志上，1995，nos.9-10，11-12。

    [107] 阿赫梅罗夫是鞑靼人(Tatar)，他扮作土耳其人(Turk)进入北京的一所美国大学学习，并因此得以用

    一个假身份进入美国。

    [108]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学家Jonathan Utley虽然对“白雪行动”一无所知，并且高度评价怀特对美日关系提

    出的“外交革命性”建议，但他仍然得出结论：“也许这是一个天真的计划，但对于东京就过于激进了。”(1985:170,172).

    [109] “在日本方面，日本政府提出如下建议：①(按照1931年边界)从中国、印度支那和泰国撤出所有武装力

    量、海军和空中警察部队；②撤回对除国民政府之外的其他任何中国政府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支持；③按照由中国、日

    本、英国和美国四国财政部议定的汇率替换在中国流通的日元货币，包括军用券、日元和傀儡政府纸币；④放弃所有在

    中国的治外法权；⑤以2%的利息向中国提供10亿日元的贷款(每年提供1亿日元)以帮助中国重建。”Harry Dexter

    White(June 6, 1941).

    [110] Blum(1965:376).

    [111] 怀特还扩大了他在美洲，包括南美洲和北美洲的职权。他向摩根索提出对拉丁美洲提供大额经济发展贷

    款，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将使该地区更接近“美国的轨道”(Rees 1973:103)。他代表财政部多次出访该地

    区，并在改革古巴中央银行法(1948年通过)等技术性问题上发挥了影响。最重要的是，他是西半球地区发展银行宪章

    的主要起草者。该银行于1940年2月经美洲金融与经济咨询委员会批准，但是后来未得到诸如阿根廷和智利等南美重要国

    家的财政支持，并最终由于得不到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的关注而夭折。但是，这为怀特提供了一个构建多边金融机构的宝

    贵试验机会。几年后在推动通过更有抱负水平的布雷顿森林计划时，怀特充分利用了这些经验。1941年6月，怀特被任命

    为美国加拿大经济联合委员会成员，8月他参加了一个部际委员会讨论在美加之间使用著名的“租借”计划资金的问题。

    怀特随后深度介入了美国为英国的战争行动提供租借援助的问题，而该问题也难以磨灭地与布雷顿森林议程结合在了一

    起。

    [112] Blum(1967:89).第4章 凯恩斯与货币威胁

    怀特的美国旅程崎岖曲折、困难重重，而凯恩斯在英格兰的崛起则似

    乎轻而易举、命中注定。怀特感到，他的人生真正开始于他出生后近40

    年，从他获得美国最知名学府的博士学位开始。而凯恩斯从未在乎过什么

    博士学位，他甚至连经济学学位都没有。但是，1908年，凯恩斯被久负盛

    名的剑桥大学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选为教学助理，并于26岁时被

    他的母校——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选聘为终生研究员。

    凯恩斯在学术上获得的成功不会令任何人感到惊讶。他的父亲内维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