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序

    序言 闲谈世界城市文化

    第一章 首尔，从隐者的古都到国际化城市

    21 世纪，对未来城市的展望

    汉阳，首都的诞生

    朝鲜王朝后期首尔的变化

    皇城的开化

    京城，殖民统治下的近代首尔

    “汉江奇迹”与江南开发

    高速增长的副产物，“公寓共和国”

    依附在怪物身上的古都灵魂

    第二章 东京，近代天皇的空间

    现代日本的迁都论

    德川幕府将军的空间，江户

    幕末维新期的迁都论

    近代天皇的空间

    1945 年的战败与东京

    第三章 大阪，超越东京走向东北亚中心的城市

    关西的中心城市

    从“难波”到大阪

    大阪的再建与经济繁荣

    通过明治维新走向近代城市化

    大阪市长关一与天守阁的重建

    战后的新飞跃

    第四章 北京，从皇帝宫廷到市民广场的城市

    北京城的历史背景

    城市管理与城市环境的变化

    四合院与天桥的城市文化

    对新的空间政治与城市文化的期待

    第五章 上海，现代中国对城市建设的尝试

    旧城传统

    租界与现代城市尝试

    “阿拉上海人”

    上海，中国指向太平洋的箭头

    第六章 伦敦，横跨两个世纪的风景

    从边防小站到中心城市

    塞缪尔· 约翰逊的伦敦

    城市的膨胀

    地理上的两极化

    帝国城市与移民

    喜迎千禧年之际的伦敦

    第七章 巴黎，革命与艺术的城市

    走进巴黎城

    从古代到绝对专制王政的巴黎历史

    从革命城市到奥斯曼近代城市的重组

    文化艺术的城市，具有社会凝聚力的城市

    20 世纪的五月神话与和谐城市

    第八章 柏林，从冷战的象征到欧洲的中心

    边防小镇与普鲁士的首都

    德国最大的城市

    “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的建设计划

    大屠杀留下的痕迹

    对柏林的封锁和空运行动

    柏林墙的修筑与拆除以及国家的统一

    柏林的城市风景

    第九章 圣彼得堡，历史与文化的复合文本

    “圣彼得堡”名称的来历

    彼得大帝的城市

    面向欧洲打开的窗口

    彼得堡复合文本

    红色的十月

    列宁格勒永不陷落!

    重新回到圣彼得堡

    第十章 芝加哥，“最美国式”的城市

    “最美国式”的城市

    城市的开拓与发展

    芝加哥屠宰产业、劳工问题

    新黑人的芝加哥

    现代芝加哥

    参考文献

    目录

    主编序

    序言 闲谈世界城市文化

    第一章 首尔，从隐者的古都到国际化城市

    21 世纪，对未来城市的展望

    汉阳，首都的诞生

    朝鲜王朝后期首尔的变化

    皇城的开化

    京城，殖民统治下的近代首尔

    “汉江奇迹”与江南开发

    高速增长的副产物，“公寓共和国”

    依附在怪物身上的古都灵魂

    第二章 东京，近代天皇的空间

    现代日本的迁都论

    德川幕府将军的空间，江户

    幕末维新期的迁都论

    近代天皇的空间

    1945 年的战败与东京

    第三章 大阪，超越东京走向东北亚中心的城市

    关西的中心城市

    从“难波”到大阪

    大阪的再建与经济繁荣

    通过明治维新走向近代城市化

    大阪市长关一与天守阁的重建

    战后的新飞跃

    第四章 北京，从皇帝宫廷到市民广场的城市

    北京城的历史背景

    城市管理与城市环境的变化

    四合院与天桥的城市文化

    对新的空间政治与城市文化的期待

    第五章 上海，现代中国对城市建设的尝试

    旧城传统

    租界与现代城市尝试

    “阿拉上海人”

    上海，中国指向太平洋的箭头

    第六章 伦敦，横跨两个世纪的风景

    从边防小站到中心城市

    塞缪尔· 约翰逊的伦敦

    城市的膨胀

    地理上的两极化

    帝国城市与移民

    喜迎千禧年之际的伦敦

    第七章 巴黎，革命与艺术的城市

    走进巴黎城

    从古代到绝对专制王政的巴黎历史

    从革命城市到奥斯曼近代城市的重组

    文化艺术的城市，具有社会凝聚力的城市

    20 世纪的五月神话与和谐城市

    第八章 柏林，从冷战的象征到欧洲的中心

    边防小镇与普鲁士的首都

    德国最大的城市

    “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的建设计划

    大屠杀留下的痕迹

    对柏林的封锁和空运行动

    柏林墙的修筑与拆除以及国家的统一

    柏林的城市风景

    第九章 圣彼得堡，历史与文化的复合文本

    “圣彼得堡”名称的来历

    彼得大帝的城市

    面向欧洲打开的窗口

    彼得堡复合文本

    红色的十月

    列宁格勒永不陷落!

    重新回到圣彼得堡

    第十章 芝加哥，“最美国式”的城市

    “最美国式”的城市

    城市的开拓与发展

    芝加哥屠宰产业、劳工问题

    新黑人的芝加哥

    现代芝加哥

    参考文献

    主编序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城镇化建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但也由

    于长期以来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的理论指导，形成了规划落后、盲

    目冒进、无序开发的混乱局面；造成了土地开发失控、建成区过度膨胀、功能混乱、城市运行低效等严重后果。同时，在生态与环境方面，我们也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失去了蓝天(蔓延的雾霾)，失去了河流和干净

    的水(75%的地表水污染，所有河流的裁弯取直、硬化甚至断流)，失去

    了健康的食物甚至脚下的土壤(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壤受到污染)；我们也

    失去了社区，失去了自由步行和骑车的权利(超大尺度的街区和马路)，我们甚至于失去了生活和生活空间的记忆(城市和乡村的文化遗产大量毁

    灭)。我们得到的，是一堆许多人买不起的房子、有害于健康的汽车及并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肥胖症和心脏病病例的急剧增加)。也正因为如

    此，习总书记带头表达对“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城市的渴

    望；也正因为如此，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才作为执政党的头号目标，被郑重地提了出来；也正因为如此，新型城镇化才成为本届政府的主要任

    务，一再作为国务院工作会议的重点被公布于众。

    本来，中国的城镇化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重整山河、开创美好生活

    方式的绝佳机遇，但是，与之相伴的，是不容忽视的危机和隐患：生态与

    环境的危机、文化身份与社会认同的危机。其根源在于对城镇化和城市规

    划设计的无知和错误的认识：决策者的无知，规划设计专业人员的无知，大众的无知。我们关于城市规划设计和城市的许多错误认识和错误规范，至今仍然在施展着淫威，继续在危害着我们的城市和城市的规划建设：我

    们太需要打破知识的禁锢，发起城市文明的启蒙了!

    所谓“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如果说，过去三十年中国作为一个有

    经验的农业老人，对工业化和城镇化尚懵懂幼稚，没能有效地听取国际智

    者的忠告和警告，也没能很好地吸取国际城镇规划建设的失败教训和成功

    经验；那么，三十年来自身的城镇化的结果，应该让我们懂得如何吸取全

    世界城市文明的智慧，来善待未来几十年的城市建设和城市文明发展的机

    会，毕竟中国尚有一半的人口还居住在乡村。这需要我们立足中国，放眼

    世界，用全人类的智慧，来寻求关于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的思路和对策。

    今天的中国比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关于城市和城市的规划

    设计的启蒙教育；今天的中国比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关于

    生态文明知识的普及。为此，我们策划了这套“城市与生态文明”丛书。丛

    书收集了国外知名学者及从业者对城市建设的审视、反思与建议。正可谓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

    失”，丛书中有外国学者评论中国城市发展的“铜镜”，可借以正己之衣冠；

    有跨越历史长河的城市文明兴衰的复演过程，可借以知己之兴替；更有处

    于不同文化、地域背景下各国城市发展的“他城之鉴”，可借以明己之得失。

    丛书中涉及的古今城市有四十多个，跨越了欧洲、非洲、亚洲、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

    作为这套丛书的编者，我们希望为读者呈现跨尺度、跨学科、跨时空、跨理论与实践之界的思想盛宴：其中既有探讨某一特定城市空间类型的著

    作，展现其在健康社区构建过程中的作用，亦有全方位探究城市空间的著

    作，阐述从教育、娱乐到交通空间对城市形象塑造的意义；既有旅行笔记

    和随感，揭示人与其建造环境间的相互作用，亦有以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

    革新为主题的专著，揭示技术对城市环境改善的作用；既有关注历史特定

    时期城市变革的作品，探讨特定阶段社会文化与城市革新之间的关系，亦

    有纵观千年文明兴衰的作品，探讨环境与自然资产如何决定文明的生命跨

    度；既有关于城市规划思想的系统论述和批判性著作，亦有关于城市设计

    实践及理论研究丰富遗产的集大成者。

    正如我们对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所应采取的批判态度一样，对于这

    套汇集了全球当代“精英思想”的城市与生态文明丛书，我们也不应该全盘

    接受，而应该根据当代社会的发展和中国独特的国情，进行鉴别和扬弃。

    当然，这种扬弃绝不应该是短视的实用主义的，而应该在全面把握世界城

    市及文明发展规律，深刻而系统地理解中国自己国情的基础上进行，而这

    本身要求我们对这套丛书的全面阅读和深刻理解，否则，所谓“中国国情”

    与“中国特色”，就会成为我们排斥普适价值观和城市发展普遍规律的傲慢

    的借口，在这方面，过去的我们已经有过太多的教训。

    城市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城市的规划和设计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城市既是设计师的，也是城市建设决策者的，更是每个现在的或未来的居

    民的。我们希望借此丛书为设计行业的学者与从业者，同时也是为城市建

    设的决策者和广大民众，提供一个多视角、跨学科的思考平台，促进我国

    的城市规划设计与城市文明(特别是城市生态文明)的建设。

    俞孔坚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教授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序言 闲谈世界城市文化

    据统计，截至2007 年5 月23 日，世界全部人口的一半以上都集中

    在城市里。“城市化”(urbanization)已然成为世界发展大趋势，而这种现

    象的出现意味着始于古代城市的人类文明正面临新的挑战。如今不管是政

    治还是经济，也不管是社会还是文化，哪一个生活因素也离不开城市，于

    是有关城市的所见所闻已经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世界各地也在

    不断地编织各种各样的城市奇闻。

    在这种形势下，韩国的城市史研究学者们于 2008 年秋创立了“韩国城

    市史学会”(Korean Society for Urban History)，旨在进一步搞好与城市

    有关的各种实践性学术活动。学会创立以后，学者们以韩国城市所固有的

    社会问题为切入点，结合韩国史和东西方史，协调微观史和宏观史，从综

    合比较的角度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活动。编写本书就是这个学术研

    究活动的一部分。

    学会推出这本《一座城市，一部历史》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以通

    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文笔向读者讲授世界主要城市的起源、发展、空间结

    构、社会问题、城市文化、城市形象的演变历史(这里说的读者当然是指

    对城市史、城市文化以及整个人类文明史感兴趣的读者)。学会希望这本

    书能够成为广大读者了解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教材，以便他们积极参与城市

    的各项日常活动，从而达到建设更加人性化的未来城市的目的。

    作者们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将重点放在了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本书

    的内容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使读者们读起来会产生一种茶余饭后在大街、广场、市场、博物馆等场所边散步边闲聊的轻松感觉；其次，本书整体上

    以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美洲和欧洲等散落在地球村各地的几座代表性城

    市为对象，介绍它们不同的文明，使读者在比较当中更好地理解各大城市

    文明的形成过程；再次，详细叙述每座城市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空间结构、社会问题、城市文化、主要事件等，进一步突出城市结构与城市居民这两

    个城市主体的相互作用。当然，本书回避按年代顺序介绍的史书性记叙法，从人文角度讲述了每个城市在特定年代发生过的空间变化、社会矛盾以及

    文化现象。

    有关城市的著书普遍存在着一个顾虑，即在有限的篇幅内到底选择哪

    些城市的问题。包括东西方在内，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都多得

    很，要是罗列起来恐怕仅其目录也要占好几页，于是，本书仅选择了东方

    的五座历史古都和西方的五座历史古都。本书列举的这十座城市是东西方

    主要国家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是最能反映城市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特定国

    家的历史与文化的城市，是与世界史和人类文明史融为一体的城市，也是

    现今仍在变化发展的城市。

    第一章由韩国光云大学金百永教授编写，分五个阶段，即韩国首都首

    尔在朝鲜王朝时期的定都过程、朝鲜王朝末期的破坏和重建过程、开化时

    期的变化过程、日本统治时期的城市殖民化过程、朝鲜战争以后的飞速发

    展过程。作者通过这几个历史过程考察了首尔的发展和变化，也指出了现

    代首尔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副作用。

    第二章由韩国建国大学朴三宪教授编写，讲述了东京的前身，即德川

    幕府时期江户的诞生过程，幕末维新时期江户逐渐移至东部最终变成京城

    的过程，以及东京作为近代天皇的居所而被打造成整个国家的象征空间的

    过程。

    第三章由韩国仁川大学朴真涵教授编写，讲述了大阪在 16 世纪后期，由丰臣秀吉建造的城郭发展成经济繁荣的日本第二大城市的过程。早在明

    治维新后期就已经成为近代城市的大阪，在开放的市场和市民的参与下于

    1930 年重建“天守阁”，并最终被建设成了一座融入历史和传统的公园化

    城市。

    第四章由韩国延世大学申圭焕教授编写，讲述了北京古老的历史和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城市管理体制以及城市环境变化。这一部分还通过

    北京人的居住空间四合院以及市民的城市文化空间天桥广场等，考察了城

    市空间造就的北京特有的城市文化。

    第五章由韩国首尔市立大学金胜宇教授编写，讲述了上海的起源和发

    展、由19 世纪中期开埠以来形成的租界、租界的近代城市文化和殖民城

    市遗留的痕迹、上海人口的多样性结构和上海人自成体系的形成过程、上

    海在现代中国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凭借20 世纪90 年代对浦东

    的开发而一跃跨入国际化城市行列的过程。

    第六章由韩国光州大学李永石教授编写，讲述了由古罗马兵站起步的

    伦敦在18—19 世纪发展为英帝国的首都和国际化城市的过程。这里重点

    讲述了英国政治行政中心威斯敏斯特、19 世纪代表性的贫民区东伦敦、郊外扩张过程、19 世纪为强化帝国首都的形象而建造的各种公共建筑和

    纪念物、20 世纪末对东伦敦的开发过程等。

    第七章由韩国光云大学闵有基教授编写，讲述了巴黎从形成到绝对专

    制王政时期的历史，侧重介绍法国大革命后 19 世纪的各种革命所产生的

    革命城市的形象、奥斯曼的近代城市重组、19 世纪末文化艺术城市形象

    的形成过程、巴黎公社、人民阵线、1968 年革命等发生在巴黎的主要历

    史事件和20 世纪末法国社会党政府的城市完善等内容。

    第八章由韩国高丽大学崔浩根教授编写，讲述了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

    第二帝国的首都柏林的诞生过程、20 世纪20 年代柏林的扩张过程、20

    世纪30 年代希特勒妄想构建日耳曼世界城市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柏林变成冷战中心的过程、柏林墙的形成和拆除过程、20 世纪90 年代

    德国统一以后的变化等内容。

    第九章由韩国外国语大学金洙焕教授编写，讲述了 18 世纪时俄国彼

    得大帝建造圣彼得堡的历史、为吸收西欧近代文化而突击打造的圣彼得堡

    各种神话、文学作品中的圣彼得堡经典城市形象、俄国革命和第二次世界

    大战时期被德军包围的城市、比莫斯科更开放的城市文化等内容。

    第十章由韩国庆熙大学朴振斌教授编写，讲述了“最美国式”和“最能展

    示美国历史”的城市芝加哥，侧重观察19 世纪城市的发展和1871 年大火

    灾之后的快速恢复过程、工人运动与暴力、1893 年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

    大陆四百周年博览会、20 世纪初的种族暴动、现代芝加哥的变化等内容。

    以上十个章节中，八个章节是根据《开创明天的历史》季刊的相关内

    容改编的。《开创明天的历史》是注重现实性和大众性的刊物，本书中的

    “首尔”章节取自该刊“城市历史”专栏35 期(2009 年秋刊)、“上海”章节

    取自37 期(2009 年冬刊)、“北京”章节取自38 期(2010 年春刊)、“东京与大阪”章节取自 39 期(2010 年夏刊)、“巴黎与柏林”章节取自40

    期(2010 年秋刊)、“芝加哥”章节取自 41 期(2010 年冬刊)。“圣彼得

    堡”章节取自刊登在城市史学会的会刊《城市研究：历史、社会、文化》

    第4 期上的论文，“伦敦”章节则是作者对自己的几篇论文与专著的内容改

    编而成的。

    在编写过程中，本书的编写组得到了各方的关怀与帮助。《开创明天

    的历史》编委向编写组提供了“城市历史”专栏连载过的有关城市历史的诸

    多资料。正是有了这些宝贵的资料，城市史学会才能大胆地设计和筹划旨

    在观察和了解我们社会城市问题的这本书的编写。出版《开创明天的历史》

    季刊的西海文集出版社还亲自修改了两个章节，为这本书的问世助了一臂

    之力。

    历史是以正确的历史观指导实践活动的人民大众创造的。城市也不例

    外。打造未来人性化城市、和谐城市、具有文化活力的城市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平时参与城市日常实践活动的人民大众。作者希望这本书能够缓

    解发生在我们城市的各种矛盾，使我们的城市更趋完善、和谐，也希望读

    者朋友们向城市史学会提出更多充满爱心的激励和批评。

    2011年春

    作者代表：闵有基

    第一章 首尔，从隐者的古都到国际化城市

    金百永

    21 世纪，对未来城市的展望

    最近城市人口问题已经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

    现象。人们对城市问题的忧虑就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世界各地，可以说

    这是不同寻常的历史变化的征兆。随着交通和信息通讯的飞速发展，我们

    正在走进“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和“时空压缩”时代，我们在日常生

    活中已经感觉到每个人都在成为全球性文明共同体的一员。纽约和伦敦的

    SOHO 商业街北京和首尔也有，迪拜和上海的神话在松岛和海云台也正变

    成现实展现在我们的眼前。19 世纪的铁路革命和产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

    距离感、视觉感和生活体系以及对世界的认知感，而这一改变又导致所有

    地球人的世界观和生活环境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可以预言，如今

    的全球性城市化和信息化的浪潮早晚也将导致一场人类历史巨变的漩涡。

    然而，城市与我们的生活变得如此熟悉和亲近，并不是十分遥远的事

    情。直到半个世纪以前，居住在朝鲜半岛上的居民大多数只是农民或移民

    群，而不能称之为市民。在农耕社会条件下开始出现商业苗头的也只是朝

    鲜王朝末期，到了日本统治时期，在殖民地城市化的进程中才出现了人口

    从农村流入到城市的倾向。然而，要在农民占总人口80%以上，且长期

    以部落为中心的农耕社会结构中引发城市化的大变革，这些变化实在微不

    足道。朝鲜半岛城市人口剧增的现象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背井离乡、无

    家可归的大量难民定居于城市而引发的。这说明今天我们觉得那么熟悉、那么久远的城市其实是不久前出现的，也是由偶然事件引发的一场血腥暴

    力史的产物。为了进一步了解貌似熟悉又亲切的城市，我们有必要思考一

    些以前从未关心过的陌生的问题。

    眼下的“城市”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着难以回避的问题点。第一，如何从城市和地域的角度正确应对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这个历史性大转变；第二，长期以来支配 20 世纪韩国史

    框架的是国家主义和狭隘的一国史观念，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摆脱这些观念

    的束缚，以客观的历史视角和城市、地域的角度解除或重组支配性的历史，确保地方志(local history)的独立性和整体性；第三，如何以从下至上

    的、以市民为主导的多元地域发展战略，去代替产业化和高速增长时期形

    成的、自上而下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单元地域发展政策。这个问题还关系

    到如何以从下至上的微观、本质层面上的文化发展与环境保护观念，来代

    替主导了整个20 世纪的宏观、量化层面上的发展、进步观念。

    本章试图带着上述三个现实问题和我们的城市将来的去向问题去了解

    韩国城市的形成史。所有的历史都是现实的参照物，脱离现实问题去谈论

    历史只不过是空谈。同样，城市史也不应该是出于单纯的回忆和关心的历

    史，而应该是立足于现实问题的历史。考察韩国城市的形成史，是我们正

    确把握21 世纪伊始城市所面临的诸多历史性问题，了解现状确定未来前

    进方向所必需的前提条件。我们在这里将以首尔为中心考察朝鲜半岛上的

    城市形成和发展历史。因为首尔既是拥有昌德宫、宗庙、王陵等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文化遗产的历史城市，也是人口超过千万的国际规模

    的超级大城市，同时又是朝鲜半岛上唯一一座能够与北京、上海、东京、京都、纽约和华盛顿等国际大城市相媲美的“城中之城”[1]。首尔作为一国

    之都已经走过了六百多年的历史，这个过程可大致分为如下五个阶段：随

    着朝鲜王朝的开创，王朝定都首尔的过程；朝鲜王朝后期的破坏与再建过

    程；开化期城市的变化过程；日本统治时期城市殖民化的过程；朝鲜战争

    以后“汉江奇迹”形成的过程。

    汉阳，首都的诞生

    “首尔”在韩语里有广义和狭义两层意思，广义的“首尔”泛指一个国家

    的首都，狭义的“首尔”单指韩国现今的首都。韩国首都首尔曾被称为“汉

    阳”、“汉城”等。“首尔”一词之所以拥有两重性，是因为首尔作为一国之都

    的特殊地理位置。古朝鲜曾把“首尔(首都)”定在平壤、扶余[2]

    、庆州、开城等地方，可后来人们在汉江边上发现了北靠北汉山、南临汉江的依山

    傍水的地方[3]

    ，于是将首都迁到了那里。那个地方就是古称“汉阳”、“汉城”

    的现今首尔。从地理位置看汉江横穿朝鲜半岛中部，历史上始终把汉江视

    为半岛中心。三国鼎立时期[4]

    流行着“支配汉江者乃半岛之霸主”之说，而

    真兴王[5]

    占领三角山[6]

    一带之后还特意建造巡守碑，以示北汉山—汉江一

    带的地理重要性。高丽时期高丽国王将国都定在开京(朝鲜的开城)，而

    把现今的首尔称为“南京”，高丽文宗王曾在首尔建造过宫阙(1067 年)，到了高丽肃宗王时期(1095—1105 年)甚至制定过迁都首尔的计划。由

    此来看，开创朝鲜王朝的太祖李成桂定都汉阳并非出自他一个人的想法。

    高丽末期的“易姓革命”导致了“定都汉阳”的结果，这一结果的出现虽

    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风水图谶说”的影响，可实际上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

    是为抵抗女真族和倭寇的侵扰奔波于整个半岛的太祖李成桂的“国土观”和

    空间观念。因为汉阳不仅位于整个半岛的中心地带，而且还夹在南汉江和

    北汉江的中间，可以充分利用南北的水运优势抵挡外来势力的侵扰，作为

    统治整个半岛的都城是再好不过的地带。过去的六百年间一直统治朝鲜半

    岛的“事实上的唯一都城”首尔的历史就是这样开始的。

    从空间结构看，汉阳既是按照风水空间观和儒教理念规划的城市，同

    时也是一座象征王朝权力的城市，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7]

    汉阳是个外围

    以“外四山”为远界，内围以沿“内四山”山脊修筑的城墙为近界的都城。[8]

    作

    为连接城墙内外的通道，城墙上共设八道城门，东西南北的城门分别为

    “兴仁之门”、“敦义门”、“崇礼门”、“肃清门”，每个大城门之间又设“光熙

    门”、“昭义门”、“彰义门”、“惠化门”四道小城门。四大城门再加上城中央

    的“普信阁”[9]

    等五个大城门的连接处分别刻有“仁”、“义”、“礼”、“智”、“信”

    等儒教德目，使整个都城变成儒教理想主义产物，成为君子们现实乌托邦

    梦想的理想空间。然而，这座以儒教宇宙论装扮的中世纪行政都市也卷入

    历史巨变的漩涡，没有维持两个世纪的时间便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朝鲜王朝后期首尔的变化

    朝鲜王朝统治朝鲜半岛长达五百一十八年，在这期间居然经历了“壬

    辰战乱”、“丁酉战乱”、“丙子战乱”、“丁卯战乱”四次大规模的战乱，战乱

    时间也长达四十四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战乱都集中在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的时间段里。发生在16—17 世纪的堪称“东亚世界大战”的大战乱

    [10]

    都以朝鲜半岛为主战场而展开，从而使朝鲜半岛变成一片焦土，大量人

    口死于战乱，短短几十年内人口剧减四分之一。通过这几次的战乱中国由

    新兴的清朝代替了没落的明朝，日本也结束长期的战国时代进入了德川幕

    府时代，只有朝鲜半岛仍然维持着原来的王朝体制。然而，当时的朝鲜王

    朝已经内外交困，腐朽的体制也开始动摇了。战乱虽被平定，整个社会却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长期战乱而荒废了的耕地，连年的饥荒与疾病，背

    井离乡的难民潮，已趋瓦解的儒教道德规范和身份秩序，被女真和倭寇蹂

    躏的文明古国的自尊心，所有这一切使朝鲜王朝受到了不可言状的物质创

    伤和精神创伤。

    京兆五部图，金正浩，1861(许明焕著，《定都六百年的首尔地图》，凡友社，1994)被内四山和外四山围住的京城首尔地理特征。

    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王朝政权，朝鲜王朝同时推进了追求实利与名分、挽回经济损失与重整社会秩序两大方略。作为追求实利与名分的措施，王

    朝首先实施了新的农法，即普及移秧法和畎种法[11]

    ，引进红薯、马铃薯、辣椒等外来作物，扩大烟叶、人参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随着荒废的耕

    地重新得到开垦，耕地面积增加了，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人

    口也就随之增加起来。到了英祖年间(1694—1776 年)人口已经恢复到

    战乱之前的水平，呈增长趋势，而剩余农作物的增加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从农村游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也加快了城市人口的增加速度。当时开城、汉阳等商业城市已经开始出现富商大贾，随之雇农、雇工群体也应运而生。

    定都之初按十万人口设计的汉阳已经聚集了三十万以上的人口，一时间这

    些人口以谷物运送中心龙山、木材集散地纛岛、海产品集散地麻浦等“京

    江边”的商业基地为中心[12]

    ，散居在汉阳城“城底十里”(城墙外的十里低洼

    地)的“字内”(设置在城墙内外的巡察兵营区)各个地方。[13]

    到了朝鲜王

    朝后期，汉阳从“君子与两班(文武官员)的都城”急剧转变为“商人和庶民

    的都城”。

    随着商业的发达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君君臣臣”的儒教价值观受到冲

    击，王朝的统治势力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身份制的瓦解极大地动摇了

    旧体制下的社会秩序，然而既得势力者们为了强化旧体制出台了种种“逆

    行”措施，如将男女均分继承制改换为长子继承制，进一步加强地主雇农

    制等。王朝势力执着于与时代潮流逆行的名分论，不顾当时国际秩序的剧

    变肆意操起了“北伐论”和“小中华思想”的精神枷锁。在19 世纪末的“西势

    东渐”的时代背景下，王朝的这个精神枷锁最终导致了到处竖立“斥和碑”[14]

    的闭关锁国政策。

    随着朝鲜王朝后期以儒教性理学为主的名分论得到强化，“士林派”的

    “朋党政治”变成极端的权力争斗，而以废除朋党政治为目的所导入的“荡平

    策”又导致了“势道政治”这个意料不到的结果。首尔的势力阶层为世袭垄断

    他们在首尔的荣华富贵，通过血缘关系和学缘关系强化人脉网络，从而产

    生了由首尔的特权阶层组成的“京华士族”这么一个新的统治集团。“老论”

    (强硬派老人组成的朋党)、“阀阅”(有功之臣组成的家族集团)等权势

    阶层聚集在离宫廷不远的北村黄金地带，通过“荫叙制”和“代加制”(一种

    世袭制度)丧心病狂地世袭官职、敛财聚富，过上了奢侈腐化的生活。就

    这样，汉阳由刚刚起步的商业城开始沦落为由少数特权阶层依仗垄断权力

    敛财聚富、封官加禄的腐败都城。朝鲜王朝后期发生在汉阳的这些本末倒

    置的现象与其说是“社会近代化”，不如说是“城市堕落化”。

    皇城的开化

    1876 年的《江华岛条约》的签订给历史古城汉阳带来了新的开化风

    潮。开化期的朝鲜王朝对内陷入“文明开化”与“卫正斥邪”两种思潮的对立

    和纠结之中，对外陷入清朝和日俄等周边列强围绕朝鲜半岛的主权而展开

    的明争暗斗之中。开化期的朝鲜王朝政局动荡、社会不安，先后发生了壬

    午兵变、甲申政变、东学农民战争、清日战争、二次甲午改革、乙未事变、俄馆播迁等重大事件，使整个朝鲜半岛变成周边列强在东北亚争夺霸权的

    要塞。首尔这个过去的“隐者的古都”被迫登上世界舞台，开始引起了世人

    的注目。短短几年间贞洞一带西方列强的公馆到处可见，大街上西装革履

    的洋人比比皆是，古老的首尔一夜间变成了到处充斥着洋人洋货的洋场。

    1897 年朝鲜王朝高宗王宣布脱离清朝而独立，改国号为“大韩帝国”。

    大韩帝国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以富强的文明帝国为目标，曾试图以国家的力

    量改造皇城的城市景观。当时大韩帝国对城市空间的“文明开化”措施大体

    上有两项，一是以“修缮街道”为主的市容市貌的改造，即拆除钟路—南大

    门通道沿线的“假家”(临时搭建的棚户区)[15]

    ，开凿水渠和水井，以树立

    “文明开化”的帝国首都整洁、卫生的形象；二是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主

    的引进“文明设施”措施，如铺设电线和自来水管道以及电车轨道、修筑公

    园绿地等。

    值得一提的是大韩帝国对汉城府的改造措施并没有局限于简单引进西

    方文明之上。他们在模仿西方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传统的变容”。大韩帝国

    并没有急于用近代化市容来改变具有传统象征的城市空间，而是采取了转

    移或重建传统城市空间的战略。如庆运宫(现德寿宫)的重建和园丘坛的

    建设就是其中一例。一方面为建设近代西式文明帝国而模仿西方城市文化，另一方面为保存传统的城市空间而极力采用中华帝国的样式和礼仪，我们

    该如何解释朝鲜王朝这一相互矛盾的城市理念才好呢？

    身负五百年闭锁历史包袱的王朝城市汉城，还要为建设一座开放的国

    际化近代帝都而苦苦挣扎，这就是开化期的首尔所面临的问题。然而，这

    座一开始就不是以“市民的城市”，而是以“皇帝的城市”而设计的“皇城”到

    头来还是沦落为“日本人的城市”—京城。大韩帝国梦想建造的“近代化帝都”

    的计划随着日本人的入侵而胎死腹中。汉阳不仅没有建成“近代化帝都”，反而成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极端“殖民城”。

    京城，殖民统治下的近代首尔

    1904 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奇迹般地打败了强大的俄国。战争结束后

    日本迫不及待地与朝鲜王朝签订《乙巳条约》，强夺朝鲜王朝的外交权，并于1910 年完成“日韩合并”，使朝鲜半岛终于变成附属于日本帝国的殖

    民地。与西方列强相比较，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拥有种族色彩的帝国主义、后来居上的帝国主义、近邻帝国主义、军事帝国主义等诸多特征，还拥有

    在殖民地大力推行工业化政策的特征，尽管后者是 20 世纪30 年代发生

    的事情。日本在已经沦陷为殖民地的朝鲜半岛大搞工业化，其目的昭然若

    揭，就是为侵略大陆而在半岛上架设一个跳板。然而，借助日本人20 世

    纪30 年代的“满洲建设热”，朝鲜王朝的城市社会人口剧增，迎来近代消

    费文化全盛期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日本帝国主义对殖民

    地城市的建设呢？说那是“掠夺”好呢，还是“开发”好呢？[16]

    如果把日本对殖民地朝鲜的城市开发看成是“日本人的”，或者“以日本

    人为主的”，或者“为了日本人”而开发的[17]

    ，那么对上述提问的回答无疑是

    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歧视与暴力”、“侵略与掠夺”。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

    实，这段历史作为朝鲜民族不可治愈的创伤将永远留在史册上。可如果以

    城市和地域为单位重新编写历史，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刻骨铭心的事实，即朝鲜半岛上诸如釜山、仁川、大田、元山、木浦、新义州等城市的“出

    生证明”只能在“近代殖民时期”的历史中去寻找。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痛

    心的事情，但同时又是不可否认的事实[18]。作为一座城市，首尔也从日本

    人的“京城”进一步变为“大京城”，大街小巷到处都能看到摩登绅士、摩登

    女郎的身影，仅在京城就有五座大型百货商场，日本统治末期城市人口也

    达到一百万。殖民化的首尔俨然成了一座大城市。

    然而，尽管在日本统治下朝鲜半岛上生成了“帝国第七大都市”[19]

    ，尽

    管在日本统治末期首尔街面上不断涌现地铁、高架桥、外环路、缆车等近

    代城市设施，可从整个首尔的空间结构上看，却分为日本人居住的辉煌灿

    烂的南村和朝鲜人居住的简陋肮脏的北村。这是民族歧视的真实写照，也

    是宗主国对殖民地的赤裸裸的欺压。从这一点看，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半

    岛的殖民统治与其说是“维持秩序、健兵健民总动员”名义下的对居民生活

    的管理和训导，不如说是以民族歧视来压制殖民地人不满和抵抗的暴力统

    治，更确切一点说是殖民统治者近似于野蛮的“独裁体制”。将王朝的首都

    汉阳改变为象征殖民权力的占领城市京城，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虽说不是

    “破风水、断龙脉”的心理战和出于灭绝种族的恶意阴谋的产物，但也不是

    为朝鲜社会的发展和朝鲜人生活质量的提高而采取的措施。这一点是再清

    楚不过的事实。

    从这个角度看，评价日本帝国主义者留下的殖民地遗产时，我们的研

    究不能仅仅停留于“殖民地掠夺论”和“殖民地近代建设论”的对立上，我们

    应该更深入一步去分析隐藏在其背后的本质问题。日本人在朝鲜半岛上进

    行的城市建设，就其开发过程来看是按照近代城市计划原理与资本主义城

    市开发原理进行的，可从其目的来看，却是随着日本民族和日本帝国的膨

    胀，为了达到军国主义政策目标而进行的开发和建设。事实上，这一开发

    过程和开发目的并不矛盾，只不过是殖民扩张这一核心目标的两个方面而

    已。进入21 世纪以后，韩国曾发生过“大丘地铁纵火案”、“龙山开发拆迁

    案”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惨剧，可以说这是韩国现代城市开发近似于野蛮的、“扭曲的面孔”。然而追根寻源，我们不得不与历经半个世纪的“近代殖民地

    开发”相比较，也就是说韩国现代城市开发的“扭曲的面孔”，正是受半个世

    纪前“压缩性近代化”和“近代殖民地开发”影响而产生的后果。还有，20 世

    纪90 年代将全国的国土卷入投机狂潮的“乱开发热”、20 世纪80 年代以

    “迎接奥运、美化城市”的名目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暴力拆迁潮”、1971 年京

    畿道广州开发园区事件……别说是居民的利益，就连最起码的人权也被蹂

    躏，这种野蛮开发、暴力开发的历史根源离开野蛮的殖民地独裁权力和殖

    民地“开发逻辑”，还能上哪去找呢？

    “汉江奇迹”与江南开发

    要说“脱离殖民时期”的首尔，有必要制定一个有关“历史延续和中断”

    问题的准确对照表。这个对照表的起始点无疑是日本统治者遗留下来的近

    代殖民地时期的京城。就像日本统治时期的总督府大楼变成现今的中央厅

    大楼一样，京仁城市规划(首尔—仁川城市规划)也以殖民时期的城市规

    划为基础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殖民总动员体制期的皇民化国家礼仪和居

    民统治组织，在光复以后一跃变身为“打造国民”的组织而活跃于各地。不

    幸的是日本统治者遗留的几乎所有物质遗产都在紧随而来的一场内战中化

    为灰烬，首尔只好在一片废墟上重新起步。然而就是在这个重新起步的过

    程中，各种有形无形的殖民地残存因素仍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太平洋

    战争时期日本人划定的“战时防空空地”，在战后变成了首尔的贫民板棚村，后来随着“钟三公娼”(钟路三街的妓院区)的废止，这里修建了由金寿根

    [20]

    设计的集规模与技术于一身的顶尖摩登建筑物—世运商厦。此外，在日

    本人建造的南山朝鲜王朝神宫旧址上，也曾有人提议过竖立李承晚铜像和

    修建国会议事堂。可见表面上口口声声强调要彻底“消除”和“断绝”殖民地

    痕迹，可事实上我们还是沿袭了殖民权力的“惯行”，继承了殖民时期的扩

    大再生产方式。“日本式的近代化”给20 世纪后期的韩国近代化建设投下

    的阴影实在是过于浓厚，挥之不去。

    20 世纪首尔市区的膨胀(《美丽的首尔》，国立现代美术馆城市环境展图录，1991)

    然而光复以后，这个阴影并没有达到左右首尔命运的程度。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首尔正式走上经济发展轨道，带来了世人称道的快速发展

    和膨胀，这在殖民地时期是从未有过的事情。首尔行政区域由 1936 年的

    133.49 平方千米扩大为 1949 年的268.35 平方千米，到了1963 年进一

    步扩大为613.04 平方千米。人口除了从 1945 年的148 万减少到1953

    年的100 万以外，1967 年为400 万，1970 年为550 万，1980 年突破

    840 万，1990 年超过了千万。城市人口除了因朝鲜战争而引发的短暂的

    “城市化退步”时期以外一直急剧增长，呈现出“人口爆炸”趋势。这是20 世

    纪60 年代末开始突显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后遗症。尽管行政区域在不断扩

    大，但与爆炸性的人口增长相应的住宅供给却远远跟不上，城市政策实质

    上已经处于麻痹状态，整个城市在贫困、拥堵、垃圾等诸多问题中苟延残

    喘。当时也有人曾提出对汉江流域“白纸状态”的低洼地进行“填洼造地”，以供城市住宅基地用的设想。这种提法也是出于首尔财政“捉襟见肘”的窘

    境。的确，就当时的首尔来说，要做的事情多如牛毛，可就是贫弱的财政

    状况不允许。总之，这个时期的首尔处于以“城市非重要领域”的爆炸性增

    长为特征的典型的第三世界“过剩城市化”(over urbanization)的窘境。

    可到了20 世纪70 年代，随着持续保持 10%的经济增长率，首尔终

    于跨越第三世界的所有大城市都未曾跨越过的“低速发展”门槛，开始走上

    了独特的城市发展轨道。为了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总量，朴正熙政权提出

    了摆脱人口密度超限的江北旧城区，在周边郊区建设新城区的“多核城市”

    开发构思。[21]

    总统的这个构思以开发江南为目标很快付诸实践，而开发江

    南的前提条件就是对汉江的“综合治理”。综合治理的步骤是：首先修筑汉

    江堤坝，填平堤外低洼地作为宅基地来开发，然后在堤坝上面修筑环城公

    路以解决住宅与交通问题，最后通过宅基地的出让解决开发费用。可以说

    这是一石三鸟的良策。于是，在短短的几年内旧机场汝矣岛变成第二城区

    的中心，铺设了首尔第一条循环地铁(二号线)，汉江上修筑了二十七座

    大桥连接江北和江南。江南的永东地区摇身一变成为首尔的“新天地”。

    1974 年提出的三核城市案概念图(《首尔六百年史》第 6 卷)

    开发初期江南城市基础设施极其匮乏，是个百分之百依赖江北的“卧

    城”[22]。[23]

    可随着以“江南第八学群”[24]

    的形成为主的维新政权“抑制江北，开发江南”的强制政策渐渐收效，从 20 世纪80 年代开始，江南独占首尔

    的经济增长成果，变成了首尔又一个核心地带。从20 世纪70 年代到

    1999 年的三十年间首尔人口由 550 万增加到 1030 万，几乎增长了一倍，其中江北人口由430 万增加到520 万，增长约两成，相比之下江南人口

    由120 万增加到510 万，增长约3.2 倍。这个时期首尔人口总共增加480

    万，而其中的81%都是在江南增加的。

    江南，这个闲置在汉江边上的低洼地，从现代化公寓楼群和古时的牛

    马车隔着一条灌溉渠共存的“非城非村”的时代，不知不觉变成了炫耀“不动

    产不败”神话的“汉江奇迹”现场。20 世纪60—70 年代，以石油美元向世

    界炫富的伊朗被西方国家冠以“邪恶轴心”的恶名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排斥，无独有偶，几乎在同一时期首尔的德黑兰路[25]

    一带打破田园的寂静，发生

    了桑海沧田的变化，一跃提升为 OECD 经济大国韩国的心脏地带。然而，江南的崛起从另一方面又展示着韩国经济只求高速增长的畸形发展趋势。

    就像日本统治时期本町和钟路、南村和北村一样，眼下的首尔变成双重性

    质的城市。江北被疏远，江北居民对江南“新区”的羡慕展露无遗，江北居

    民的这一迫切心理充分说明，“汉江奇迹”的催眠效果把人们逼进了单纯追

    求量上的增长速度的误区之中。江南与江北，对这同一个城里形成的经济

    上极不均衡的两个区域，我们能否根据两地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差异性寻

    找两地的经济均衡呢？能否使江北在不蹈江南覆辙的前提下，利用拥有历

    史性和国际化两副面孔的优势，在空间上具备与江南抗衡的功能呢？

    高速增长的副产物，“公寓共和国”

    可以说“汉江奇迹”是国内外多种变数复合反应的生成物，但我们仍不

    能忽略专制政权出台的城市与国土开发“高速增长”策略所产生的影响。这

    是以军事政变掌权的权威主义政府与在优惠政策的扶持下膨胀的财阀集团

    联手的“快速增长联合体”的开发设想在空间上的具体体现。由首尔周边的

    城市和地域形成的永登浦—九老—富平—富川—仁川为一条线的“首都圈

    工业带”，由东部城市和地域组成的浦项—蔚山—釜山—马山—昌原为一

    条线的“东南部工业带”，由沿京釜高速组成的天安—大田—金泉—龟尾—

    大丘为一条线的“内陆工业带”，韩国以这些工业带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巨大

    的产业城市回廊。结果是在整个韩国国土上呈现令政府的“地域均衡开发”

    口号尴尬得无地自容的地域差距和不均衡开发。包括低谷期—低收入政策

    在内的工业优先政策使农业陷入“突然死亡”的险境，经济增长的甜头理所

    当然地集中在了大城市地域。就在电视连续剧《田园日记》以超长的剧集

    安慰背井离乡的城市移民的时候，韩国农村已经陷入死亡绝境而奄奄一息。

    在农村失去土地的农民像潮水一样涌入城市，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后

    备军队伍。然而，进城以后的他们也不过是三十年来日夜不停地运转的韩

    国型经济增长机器的润滑油和零部件而已。城市是他们谋生的地方，同时

    也是他们生存的空间，可如今形成韩国城市居住主流文化的是以共同居住

    为模式的“公寓”，而这个公寓可以说是这个时期为保证经济增长机器的正

    常运转而出台的“居住机器”。被外国人称为“兵营式居住模式”的韩国清一

    色的公寓文化，从某一层面上可以说是高速增长逼迫城市居民走进千篇一

    律的劳动中毒性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

    殊不知我们目前正在享受的“丰饶的物质生活”是我们每一个人通过付

    出巨大的代价而得到的。就像以衣食住近代化为目标的新农村运动将“居

    住即生存”的旧思维清除干净一样，如今紧凑的生活节奏和密集得毫无缝

    隙的居住机器完全控制了我们社会的日常生活。这就是我们为高速增长而

    付出的代价。这里只有个人和家庭安乐的私生活保障，这里追求的只有自

    我财产增值的愿望，可在这里却找不到像“村庄”或“共同体”那样的脱离自

    我意识和疏通非利益情感的空间。公寓这个居住机器虽然使人们从季节、气候等自然制约中解脱出来，虽然使人们的私生活不再受到来自外部的干

    涉和侵扰，可这里没有温馨，没有邻里之间的情感交流，也就是说公寓机

    器从人们的生活文化中夺走了未被污染的净土和纯朴的情感，使居民陷入

    了处处以戒备的目光审视邻里乡亲的无情、冷漠的原始世界。薄弱的公共

    空间和简陋的公共设施使人们越来越依附于市场，迫使人们走进受金钱和

    财物支配的拜金主义泥坑。为实现“全民中产阶层生活水平”的梦想，韩国

    政府出台了人均居住面积“33 坪”以上的奋斗目标，把无数人赶入了残酷的

    生存竞争中。那么这到底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呢，还是乌托邦式的空想

    呢？

    开发初期的江南。1976 年首尔狎鸥亭洞全景(全敏朝著，《首尔 1969—1990》，目

    光，2006)

    住房等公共消费品本应是城市生活必需品，而20 世纪后期的韩国城

    市开发模式却是将这些公共消费品当成商品看待的“自由放任”的模式，其

    实现过程是由国家与大资本强强联手的“增长联合体”来主导的。在上命下

    达的政策体制下，底层居民的声音被忽略，地方自治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地

    方行政完全从属于中央行政，政府的城市政策完全游离于城市居民之外，计划(planning)与设计(design)也完全脱离，韩国的城市开发就是在

    这种“开发乱象”中进行的。随着经济增长由政府主导型转向财阀主导型，垄断开发时代横行霸道的国家公权力被削弱，然而代之以出现的又是以利

    益极大化为目标的大资本垄断了城市开发，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建筑过

    密化和公共空间被严重侵害的恶果。席卷全国的城市建设潮使不动产收入

    超过工资收入，分配不公作为深刻的社会问题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与此同时，土地投机使得不劳而获的寄生阶层迅速膨胀，进一步扩大贫富

    差距，加重了阶层之间的不信任感。在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中产阶层成了

    城市开发中最大的受益者，他们追求资产的增值，利用不动产投机等非法

    积累的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政府成为中产层的政治保护伞，政府的这一

    放纵政策实际上就是导致韩国“泡沫经济”的直接要因。[26]

    道德缺失症还没有治愈，我们的社会又患上了增长中毒症，我们不禁

    要问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已经进入了畸形发展的恶性循环？我们是不是不知

    不觉之间变成全球化城市文明的既得利益阶层，以享受眼下的小康生活为

    代价向整个自然生态和地球村的众多居民行使暴力呢？我们的城市生活对

    世界市民主义和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到底能不能负起自己的责任呢？

    依附在怪物身上的古都灵魂

    以上我们分五个时代观察了首尔的变迁史。从定都汉阳初期的规划性

    理学城市到后期转变成商业城市，经过开化期和日本统治时期的殖民地城

    市化过程到光复以后高速增长时代的首尔，本质上截然不同的五个时代开

    发经历按时间顺序一件一件地埋藏在历史古都首尔的地层深处。就像人们

    谁都没有料到六百年前人口不足十万的城郭汉阳竟然成长为一口吞下一千

    万人口的巨大的恐龙城市一样，我们仍旧不知首尔未来的命运。值得庆幸

    的是，首尔这座百年前的“隐者的古都”如今已经提升为连接“北首东”

    (BESETO，即北京、首尔、东京)的东亚新文明的地理轴心，身负划世

    代的历史使命。

    殖民化与战乱，经济增长与民主化运动，尽管经历了波澜万丈的百年

    成长过程，可首尔却忘记自己“六百年古都”的历史骄傲，以被支配、求生

    存、高增长的排头兵身份变成了国籍不明的超级大城市。民主化运动使

    516 广场恢复了汝矣岛公园的原貌，市政府楼前的战时备用广场回到市民

    的怀抱里，还有拆除清溪川高架桥并在河流边(虽说这不是对历史遗迹的

    深谋远虑的复原)修建了江边休闲散步小径，世运商厦拆除的地方铺设了

    连接仁王山和南山的绿地长廊，城里公共休闲场所和绿地的增设对市民来

    说无疑是一大福音。然而，回顾首尔过去半个世纪成长过程中所出现的种

    种不愉快的事情，在新自由主义城市开发浪潮风靡世界的今天，任何一个

    人都不能乐观地预测首尔未来的面貌。

    我们已经习惯于高速增长的节奏，我们已经习惯于顺应全面破坏、全

    面开发的逻辑。可我们还应清楚地认识到首尔为三一路大厦和清溪川高架

    桥以及63 大厦、贸易中心等摩天大楼而感到自豪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了。我们更应该知道已经化为灰烬的崇礼门是任何东西都代替不了的。怀

    抱千万人口的巨大城市的外四山的雄姿，经历六百年风霜雪雨的江北旧城，环绕墙郭古城的内四山美丽的身影，我们从这里依稀看到“久违了的首尔

    未来”。在这个全球城市化的时代，为了给首尔这座国际化城市赋予新的

    生命力，我们必须找回被巨大的怪物所蒙上的古都灵魂。这已经成了迫在

    眉睫的事情。

    首尔必须改变过去政府和大资本主导的从上到下的开发模式，成为以

    市民的创意性为主导的充满生机的城市，成为富有文化气息的人性化城市。

    在这个因贪食症而肥胖起来的城市空间，我们有权利享受能够治愈高速增

    长所导致的创伤的，富有人情味的广场、公园以及街道。然而，人们的这

    些期待只有在全体市民主宰这个巨兽般的、不明国籍的灰色空间的时候才

    有可能实现。因为把握 21 世纪首尔命运的不再是政府和大资本，而是这

    个时代的市民创造的新的主体力量和智慧。

    [1] 包括首都首尔在内的首都圈占韩国整个国土面积的 12%，占全国人口的约 48%。

    这个人口密度远远高于英国伦敦的 12%，法国巴黎的 19%以及日本首都圈的 32%。在韩

    国，向首都圈集中的现象不仅是人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同样存在着向首都

    圈集中的倾向。

    [2] 位于韩国全罗北道的一座古城。——译注

    [3] “汉阳”指的是位于北汉山以南、汉江以北的古首尔地名，古朝鲜时代的正式名称

    是“汉阳府”。在古朝鲜三国时代这个地域叫作“慰礼城”、“汉山”、“汉城”、“阿且城”、“南

    平壤”、“北汉山州”、“汉阳君”等，高丽时代又叫作“汉阳府”、“南京”等，李朝时期有“汉

    城府”、“汉阳”、“汉京”、“京兆”、“京师”、“都城”等多个名称。

    [4] 公元 4世纪到7世纪期间朝鲜半岛上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代。—

    —译注

    [5] 新罗第二十四代国王。——译注

    [6] 三角山又称北汉山，是首尔的护城山，也是首尔一带最高的山(海拔 836米)。

    三角山的名字源自海拔高度七百米以上的三座花岗岩山峰白云台、仁寿峰和万镜台。

    [7] 据最近的研究，汉阳并不是立足于统一的理念建成的城市，而是在不同的时期根

    据不同朝代的自身需要而建造的城市，因此整个城市建设没有什么连贯性，也没有统一的

    设计理念。定都以后汉阳城市空间的营造过程可分为三个时代，即以高丽时代的开京(即

    现今的开城)为标本试图建设“皇都”的太祖时代、按照周礼试图建设“诸侯都市”的太宗时

    代和试图在中华体制内建设诸侯都市的世宗时代。最容易把握这三者差异的是街道的宽窄，即太祖时代建设的景福宫前的六曹街宽度相当于天子之都规模的九轨宽度(即九辆马车并

    行通过的宽度)，而太宗时代建设的昌德宫前街道相当于诸侯都市规模的七轨宽度。有关

    不同时期不同的建设理念问题可参照高东焕著，《古朝鲜时代首尔都市史》(大学社，2007)，第二章；有关围绕都市建设而引起的太祖和太宗的矛盾对景福宫和昌德宫的建设

    产生的影响可参照洪淳民著，《古朝鲜宫阙的故事》(青年社，1999)，第 56—72页。

    [8] “内四山”指的是北部的白岳山(342米)、南部的木觅山(亦称南山，265米)、东部的骆驼山(亦称骆山，123米)、西部的仁王山(338米)；“外四山”指的是北部的

    北汉山(836米)、南部的冠岳山(829米)、东部的龙马山(348米)、西部的德阳山

    (125米)。“外四山”山脊以内的面积约为 627平方千米，与现今的首尔市面积相似。

    [9] “普信阁”指1715年(肃宗41年)作为首尔以及北汉山的防御设施而修建的包括五

    间水门、荡春台城在内的弘智门。

    [10] 有关16—17世纪围绕朝鲜半岛而展开的国际战争，和由此引起的国际关系的诸

    多变化，可参照李京顺、郑斗熙编，《壬辰倭乱· 东亚三国战争》(人文出版社，2007)；

    韩明基著，《丁卯· 丙子胡乱与东亚》(蓝色历史，2009)。

    [11] 改变过去的垄上种植法，根据不同的谷种和土壤成分将种子播撒在垄沟的种植法。

    ——译注

    [12] “京江边”的人口增加也可以说是朝鲜王朝施行限制城市人口政策的结果。所谓的

    “京江边”从朝鲜王朝初期的东湖、汉江、西江等“三江”开始，后期又加上麻浦、龙山两条

    河流扩大为“五江”，到了王朝末期再加以松坡、纛岛、杨花等三条江扩大为“八江”。

    [13] “字内”指城外除“京江边”以外的区域，是朝鲜王朝时代近郊农业和畜牧业相对集

    中的地方。朝鲜王朝后期字内地方逐渐扩大到了包括首尔的佛光、葛玄、鸿恩、鸿济、松

    坡、蚕室、芦原、中溪等在内的广阔区域。

    [14] 朝鲜王朝高宗时代为排斥洋人而竖立的石碑，寓意抵制西方思想的渗透和侵袭。

    ——译注

    [15] 朝鲜王朝时期的“假家”形式多样、用途多种。对此可参照于东先著，《对假家的

    文献研究》(《大韩建筑学会论文集》，2003，19—8)。

    [16] 对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可参照许秀烈著，《没有开发的开发：日本统治时期朝鲜

    经济开发的现象与本质》(银杏树出版社，2005)。

    [17] 参照孙正木著，《日本占领时期城市计划研究》(一志社，1990)，第 175页。

    [18] 随着 1914 年“府制”的实施，朝鲜总督府制定的十二个府(现今的市)除了京城、平壤、大丘以外的其他城市(仁川、群山、木浦、马山、镇南浦、新义州、元山、清津)

    都是港口城市，朝鲜王朝时期的传统都城全被排在了“府”外。

    [19] 根据1936年颁布的京城市区规划令，清凉里、王十里、鹭梁津、永登浦一带也

    被划入府域，京城府面积扩大了约三倍，成了继东京、大阪、名古屋、神户、横滨、京都

    之后的“帝国第七大都市”。

    [20] 金寿根(1931—1986年)，韩国现代建筑家。—译注

    [21] 作为具体对策提到的是 1974 年金亨万提出的“三核城市”议案。他在议案中主张，首尔长期的城市规划应该从以江北为中心的“单核城市”改变为以江北中心(行政中心)—

    永登浦中心(工业中心)—永东中心(金融中心)等三个地方为中心的“三核城市”体系。

    后来根据这个提案，立法部搬到汝矣岛，司法部搬到了瑞草区。1968年发生的“1·21北朝

    鲜武装分子袭击青瓦台事件”对朴正熙的政策路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此朴正熙也提出

    了从政权安保角度看也应该把首都的主要部门迁移到江南地带的意见。于是 20世纪 70年

    代政府当局制定了一系列行政首都迁移计划。后来随着 1979年维新体制的终结(即由朴

    正熙被刺而导致的朴正熙时代的结束)和 1980年新军政势力的掌权而破产了。

    [22] 又称通勤者城镇，即大城市周边以居住为主而形成的卫星小城。——译注

    [23] 初期的江南开发并没有一帆风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为此政府当局制定了将

    钟路、龙山、城北、西大门区等江北四大区的人口分散到江南的计划。政府还规定限制江

    北的大型百货商场、市场、大学、大型餐饮店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对江南建设则采取减免

    所得税的措施。政府的这些措施促进了江南的公寓建设进程，加快了名牌中学等文化设施

    向江南迁移的进程。

    [24] 学群制度：学群，又称学校群、学校区，即首尔教育厅指定的初中和高中的聚集

    区。学群制度是由韩国教育部制定的为各校的水平均等化而指定初中、高中聚集区的教育

    制度。江南被开发以后，江南的初高中学校群成为首尔第八学群。——译注

    [25] 首尔江南区的主干道，有名的金融街、贸易街，1977年为纪念韩国首尔和伊朗德

    黑兰结交姊妹城而命名。——译注

    [26] 参照金元培著，《开发理念与泡沫城市》(韩国城市研究所编，《韩国城市论》，博英出版社，1999)，第 156—157页。

    第二章 东京，近代天皇的空间

    朴三宪

    现代日本的迁都论

    日本社会进入泡沫经济时代，东京地价随之暴涨，日本的现代迁都论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媒体和地方自治团体率先提出来的。所谓“现代迁都

    论”就是要把集中在东京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分散在东京圈以外的各

    个地方的主张。

    日本社会曾经经历过被日本人称为“被遗忘的十年”的十年经济萧条期。

    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日本经济发展的痼疾，即东京人口过密问题以便使

    经济早日复苏，迁都论一出台便得到了人们的认可，1990 年日本众参两

    院也采纳了《关于国会等机关搬迁的议案》。1992 年众参两院正式制定

    《关于国会等机关搬迁的法律》，在此基础上着手进行了选址等准备工作，1999 年12 月最终选栃木· 福岛”、“岐阜· 爱知”、“三重· 畿央”三个地域为候

    选地址。

    迁都候选地址(东京都政策企画局调整部编，《为泡沫时代的负遗产打上终止符》，东京都，2003，第 2 页)

    2002 年5 月众参两院又提出了分设国会城市、行政城市、司法城市

    的“分都案”。这个时候东京地价已经开始回落，对迁都方案的批判潮也随

    之升温，再加上总理官邸和总务省、外务省等大楼的建设，沸沸扬扬的迁

    都热急剧降温了。到了 2003 年设在众参两院的“国会迁移特别委员会”提

    出报告说“迁都是必要的，可暂时不做三个候选地址中哪一个地址最合适

    的决定”。这个报告实际上是对迁都论的冻结宣言。至此迁都论彻底销声

    匿迹了。

    值得关注的是在迁都论沸沸扬扬的时候谁都没有提及天皇居住的皇居

    搬迁问题。比如三个候选地址中最早出台的“三重· 畿央新都规划”，国会和

    主要中央官厅设在三重，最高裁判所等司法机构设在滋贺，驻日外国使馆

    和驻日国际机构分别设在三重、京都、奈良，可就是没有皇居的名字。

    迁都论的支持者们为什么没有提及皇宫的搬迁问题呢？对此迁都论的

    反对者们认为：

    迁都会给天皇陛下的国事活动产生严重的影响。因为迁都会使形成三

    权中枢的国会、中央官厅、最高裁判所与东京分离，结果天皇陛下和国会、政府的大多数人往返于皇居和新的迁移地之间，给天皇的国事活动和政府

    的政务活动带来很大的不便。[1]

    言外之意就是想要提高政务活动的效率，天皇居住的皇居与三权机关

    必须聚集在一个地方。迁都论的反对者们还认为尽管日本的国家制度是三

    权机关负责办理国家的所有政务而天皇只起国家象征作用的象征天皇制，可天皇毕竟是现代日本国家体系中掌握一方政权的存在，因此皇居与三权

    机关必须集中在一个地方。

    重视国政运营效率的这一逻辑从某些层面看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可在

    象征天皇制的体制下天皇所履行的活动只停留于亲任式、进讲(给天皇讲

    述学术报告的事情)、认证官[2]

    任命式、新年祝贺、递交国书仪式、天皇

    生日宴会、会见、接见、园游会等象征性活动，因此三权机关与皇居的距

    离远近实际上对国家政务的运营效率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这是连迁都论的

    反对者也都知道的事实。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迁都论呢？可以说这是由近代形成的日本人对“首

    都”的特定观念，即与国家的政务活动有关的所有机关必须集中在首都的

    观念决定的。而这个特定观念又引发既然日本的首都是东京，因此包括三

    权机关在内的与国家政务活动相关的所有机关必须聚集在东京的逻辑。在

    荷兰，政府机关、国会和最高裁判所位于海牙(Den Haag)，国王的宫殿

    在乌特勒支(Utrecht)，而荷兰的法定首都却是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荷兰的这个布局对日本国民关于首都的特定观念来说恐

    怕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事情。

    如果说迁都论的支持者们仅仅把“首都”东京的功能从国家行政层面上

    去理解的话，那么迁都论的反对者则更多地考虑了“首都”东京历史上一直

    充当着国家象征的因素。东京千代田区的永田町和霞关的俯瞰图证明了这

    一点(见下图)。位于图中央的大楼是国会议事堂，周围的大厦则是总理

    官邸和各主要官厅，右上角由树林包围的宽广的空间就是皇居。早在近代

    日本国家体系形成的时候，人们就有意给东京这个城市的中心赋予了国家

    行政意义上的首都定义和国家象征意义上的首都定义。

    那么东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日本“首都”的呢？事实上，日本从未

    发表过日本国的首都就是东京的法令。在 1945 年投降之前，日本人对东

    京的称呼比起“首都”来说反而更多地使用了“帝都”一词。当然他们那里也

    不是没有“首都”概念，只是在日常用语上和公式用语上习惯性地用“帝都”

    来代替了“首都”。“帝都”一词源自1869 年的明治天皇东巡御驾。所谓东

    巡实际上就是前往东京去视察。从那个时候开始包括明治天皇在内的近代

    日本天皇都滞留在东京。为了更加突出天皇的存在，人们把东京称为“帝

    都东京”，以便与过去的东京区别开来。即使是1945 年战败以后，人们仍

    把东京认为是日本的“首都”。

    永田町和霞关

    本文先了解东京的前身德川幕府时代江户的形成过程，然后再了解幕

    末维新时期江户变成“东部都城”(即东京)的过程，最后再了解明治维新

    以后东京代替从公元 794 年的平安时代直到 1869 年为止的天皇都城京都

    成为“帝都”的过程，从中看一看东京作为一个首都是如何制造出代表国家

    的象征性空间的。

    德川幕府将军的空间，江户

    最早的江户是12 世纪初关东豪族江户重继眺望江户湾的地方。江户

    重继不仅在这里眺望江户湾，还在这里修建了自己的居所。这个地方便是

    现今东京的千代田区。江户的历史是由此开始的。到了1192 年源赖朝开

    创镰仓幕府，江户重继便与源赖朝结成主从关系统治这个地方约三百多年。

    可江户重继当时建造的仅仅是一个居所而已，还谈不上都城。

    第一个修筑江户城的人是日本室町时代中期取代江户家族支配这个区

    域的太田道灌。从1454 年开始，居住在这一带的足利家族和上杉家族为

    争夺地盘打起仗来了。当时上杉家族的家老太田道灌在江户家族修建居所

    的地方修筑城墙当作抵抗足利家族势力的据点。然而，随着太田道灌以通

    敌嫌疑被同家族人处死，江户城再次易主，落入了后北条家族的手里。由

    于当时后北条把江户城仅仅看成是一个枝城[3]

    ，因此没有加以修筑，规模

    上也没有扩大。

    江户城真正开始扩大则是 1590 年后北条家族被丰臣秀吉灭亡，受命

    开拓这一地带的德川家康决定把江户城当成自己居城后的事情。

    当时的江户城南有海潮进出的“日比谷入江”[4]

    ，东有像半岛一样突出

    的海岬“江户前岛”[5]。德川家康首先填平已经干涸的壕沟以扩大江户城领

    地，接着于1603 年设置幕府，命令各路大名(日本的领主)大搞土木工

    程。后来德川家康又挖掘江户城城北的神田山，利用神田山大量的土木填

    埋“日比谷入江”，以“填海造田”的方式进一步扩大了江户城的规模。结果

    江户变成了由神田、日本桥、京桥、新桥连接起来的“江户下町”。

    江户城的土木工程一直进行到1636 年外壕挖掘为止。在 17 世纪绘

    制的“江户图屏风”上，江户城以右侧的五层天守阁为中心，四周建有本之

    丸、西之丸等宫殿，众多宫殿周围还设置内壕和外壕，有多座桥梁连接内

    外壕和宫殿。江户城的这个范围实际上就是现今东京千代田区的大部分地

    域。

    到了18 世纪初，江户城已经成了人口超百万的世界第一大城。可由

    于生活在江户城里的人 70%以上是武士及其家族，因此，从严格的意义

    上说江户又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消费”城市。这是由幕府为控制大名阶层而

    实施的“参勤交代制”引起的。所谓参勤交代制，是规定所有藩[6]

    的大名们

    必须定期来往于各自的属地与江户之间，而其家属(妻儿)则必须留在江

    户以便当作人质的制度。定期来往于两个地方，大名们就得支付庞大的路

    费，这就迫使他们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无法积攒战争费用。大名们的频繁

    旅行形成了以江户为中心的公路网，促进了沿途商业活动的发展。结果，此时的江户城已经超越德川家康时期的“城下町”规模，起到了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作用。

    与此同时，在江户服务一年以上的大名必须定期到江户城去拜见将军

    (日本幕府时期武士政权里元首级的固定官职)，这也是大名们对幕府的

    一项重要的公务活动。此外，如果江户城或者将军身边发生什么事情，大

    名们必须立刻进城救助。为此，后来幕府政权给大名们分封领地的时候都

    选择了离江户城最近的地方，并命令部下在那里修筑供大名及其家属居住

    的邸宅。大名们居住的这个邸宅叫作“大名屋敷”。大名屋敷大多集中在江

    户城东侧和南侧，就现在的位置来说是日本资本主义体制的心脏部位“丸

    之内”和“日比谷”以及国会议事堂、内阁总理官邸、各政党总部等所在的

    “永田町”和“霞关”一带。这是堪称日本“政治1 号番地”的地带。谁曾料到

    当初为防御江户城而修筑的“大名屋敷”竟然成了当今日本国的政治经济中

    心。

    江户图屏风(日本国立历史民众博物馆藏画)

    然而这个变化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随着 1853 年的佩里舰队事件、开国、“尊王攘夷运动”等幕府末期的剧变，江户人口锐减，城市外观也受

    到了极大的损坏。其决定性的原因就是幕府于1862 年以后废止了参勤交

    代制度。除此之外，在 1868 年发生的上野战斗(发生在江户上野的旧幕

    府军和新政府军之间的一场战斗)中吃了败仗的幕府率领人马退至一处小

    领地—静冈。随着幕府政权的将军和大名以及他们的家眷纷纷退出江户，原先依赖这一巨大的消费阶层而生存的町人和工人等阶层的人数也急剧减

    少，到了1869 年江户人口由19 世纪初的一百五十万减少到五十多万。

    这场人口大迁移对江户影响非常大，二十年后的1889 年江户也仍未恢复

    过去人口全盛期的水平。[7]

    那么，幕末维新期如此衰败的江户是通过什么

    过程变成东部首都(即东京)的呢？为了寻找其答案，我们还是先看一看

    这个时期提出的各种迁都论。

    幕末维新期的迁都论

    大阪迁都论

    1853 年佩里舰队事件后发生的尊王攘夷运动奉孝明天皇之命将重点

    放在了攘夷上。可到了 1858 年幕府政权未经天皇的许可擅自签订《日美

    通商条约》，并制造“安政大狱事件”试图镇压尊王攘夷运动。事态已经发

    展到这个地步，尊王攘夷运动开始转向了带有反幕府性质的运动。可由于

    孝明天皇一再坚持攘夷必须在幕府的统领下进行，因此违背天皇意志的

    “尊王攘夷运动”遭到一片批判声。而幕府却以攘夷为借口促使天皇的妹妹

    与将军结成连理，试图恢复幕府的权威。

    与此同时反幕府派也开始暗地里研究实现尊王攘夷的具体方案。1863

    年7 月，尊王攘夷运动的理论领导者之一真木和泉向朝廷递呈的《五事献

    策》就是其中之一。在那里真木和泉提出“为了实现大事业(即攘夷)，天皇必须离开京都的御所迁移到浪华大阪”[8]。可以说真木和泉的这个意见

    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以尊王攘夷派一直主张的“大阪亲征行幸论”的观点之一。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迁都的说法，可真木和泉的意思并没有仅仅停留于天皇

    在大阪亲征后再回京都的“行幸”之上，而是进一步主张将天皇的居所干脆

    从京都的御所迁移到大阪城。在真木和泉看来大阪作为天下第一要塞，是

    抵御“夷狄”最有利的地方，同时也是全国商业和流通的中心，方便于牵制

    众诸侯国。

    1866 年7 月，幕府将军家茂死于长期居住过的大阪城，一直居住在

    京都的德川庆喜接替了家茂。随着德川庆喜当上幕府将军往返于京都和大

    阪之间从事政务活动，日本的政治活动中心已经不再是江户，而是京都和

    大阪。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居住在京都的德川庆喜于 1867 年10 月14 日

    实施了旨在把将军的政权返还给天皇的“大政奉还”政策。德川庆喜的目的

    非常明确，即不管采取什么方式也要掌握国政运营的主导权，以重新构筑

    幕府将军统治天下的政治局面。

    事实上，于同年 11 月下旬西周提出的国家体制改革方案也是实现德

    川庆喜之目的的一种策略。西周的方案包括“德川庆喜历任全国政府(即

    现今中央政府)的‘公府’元首，将公府和议政院(即立法机关议会)设在

    大阪，江户只留下管理德川家族领地的政府”[9]。在这里，西周虽然没有明

    说“迁都”一词，其观点的实质却是要求大阪代替江户行使行政和立法中心

    的作用，即以大阪为首都。

    就在西周以幕府的角度谈论大阪首都论的时候，尊王攘夷运动的中坚

    人物，萨摩藩[10]

    出身的伊地知正治却从反幕府的角度提出了迁都大阪的主

    张。他在同年11 月发表“迁都浪华”等言论，主张：

    现在的京都地势狭窄且封闭，因此作为堂堂的皇国首都实在是言之有

    愧。夷人已经看过各诸侯国的首都，也看过江户城，如果再让他们看到我

    们现在的皇居，等于是不知日本高低的，有损于日本名声的一件耻辱的事

    情。(中略)因此必须将(大阪城的)本之丸为皇居，二之丸为官厅，(中略)到明年 9 月在浪华皇城举行即位仪式，从而树立坚固的政治框架。

    [11]

    与没有特殊的理由将大阪设为行政、立法中心的西周不同，伊地知正

    治以京都不可能成为“皇国首都”为由提出了迁都大阪的意见。西周和伊地

    知正治争论的焦点是把大阪规定为“首都”还是“王都”的问题。伊地知正治

    认为大阪不仅仅是政治中心，还是天皇居所和政治中心共存的象征性的中

    心都城。“王政复古政变”[12]

    成功以后，1868 年1 月同藩出身的大久保利

    通也提出与伊地知正治同样观点的“大阪迁都论”[13]。

    江户迁都论

    作为明治维新的有功之臣、初期明治政府的主要核心人物，大久保利

    通提出的大阪迁都论不仅在政府内受到极大的关注，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强

    烈的反响。再加上西乡隆盛与胜海舟的谈判成功让江户城“无血开城”[14]

    ，江户城也代替大阪成为了迁都论的中心议题。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幕府大臣出身的前岛密对“江户迁都论”的论证。

    前岛密首先提出，为了开拓整个“虾夷地”(现今日本北海道)以至使之完

    全领土化，“大政府所在的帝都必须位于帝国中央”，而江户正好位于“帝国

    中央”，因此作为“帝都”江户远比大阪优越。接着，前岛密还提出了江户比

    大阪更适合成为“帝都”的其他几条理由：大型船舶的可出入性；四通八达

    的陆路和美丽的都市景观；辽阔的市区面积；宫阙、官衙、学校等发达的

    公共基础设施等。[15]

    前岛密的这个江户迁都论是综合分析行政、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

    方面的因素后提出的，在当时的众多“江户迁都论”中可以说是最具理论体

    系和说服力的“首都论”。随着江户的和平解放，“关东经营”这个敏感的政

    治问题开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而这个问题也加速了迁都对象由大阪转

    移到江户的过程。[16]

    这也是不亚于前岛密主张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由

    于江户迁都论很容易引发当时尊王攘夷运动中心的京都公家阶层(相对于

    “武家”的贵族、皇族阶层)的不满，因此很难成为公论的话题。后来两次

    实行天皇的“东幸”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当时，“江户迁都论”被人们热议

    的同时，有人还提出过“东西两都论”。事实上，“东西两都论”也是迫于上

    述的政治压力而提出的一种折中的迁都论。

    东西两都论

    江户和平解放以后，对德川家族处分的议论刚刚开始的1868 年阴历

    闰四月，江藤新平和大木乔任便提出了“东西两都论”。他们的说法是与其

    将首都从京都迁移到江户，不如将江户定为东部首都使之作为统治东日本

    的据点。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京都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西部的首都。如

    果将来修建铁路，那么天皇将往返于东部首都(东京)和西部帝都(京都)

    之间处理政务。[17]

    表面上看这个主张是以东部首都(东京)为统治东日本

    的国家行政中心，西部帝都(京都)为以全国为对象的国家行政中心，可

    事实上却意味着相反的意思。江户和平解放以后在对德川家族处分议论刚

    刚兴起的时候，“江户迁都论”和“东西两都论”同时出台，反倒意味着将来

    成为国家行政中心的城市更可能是江户，而不是京都。这说明京都虽然从

    公元794 年平安迁都后一千多年来一直都是天皇居住的国家层面上的“帝

    都”，可从国家行政层面来看，人们的意识更加倾向于江户，普遍认为作

    为首都江户比京都更适合。换句话说，京都作为“帝都”的绝对权威性开始

    崩溃，变成了与别的城市相互对比的对象。

    几乎在同一个时期，政府内的又一个权力派人物木户孝允提出了“以

    京都为帝都、以大阪为西京，把德川家族迁移到静冈，将江户改名为东京”

    的意见。这个说法证明政府内部对以京都为首都的想法已经有了改变。[18]

    到了庆应4 年5 月15 日，通过上野战斗彰义队等幕府残余已被消灭，同

    月 24 日对德川家康的处分也已终了，“东西两都论”在政府内部急剧升温。

    7 月 17 日政府发表的天皇“东幸”和将江户定为东京的公告证实了这一点。

    根据公告，9 月20 日离开京都的天皇于 10 月13 日到达了江户。这

    一天，天皇发布了将江户城改称为东京，并将东京定为皇居的布告。由于

    天皇的御所仍在京都，皇居就算分设在东西两个地方。可这并不等于说东

    京和京都是平起平坐的两座城市，因为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太政官”[19]

    仍

    在京都。这就是天皇不得不先往京都“还幸”而翌年重又“东幸”的理由。[20]

    近代天皇的空间

    “帝都”东京的诞生

    1869 年2 月 18 日政府下达了天皇重新“东幸”东京的布告。与此同时，同月24 日又下发了天皇滞留东京期间将太政官搬到东京，京都只留下留

    守官的布告。由于通过王政复古政变国家体制已经改成天皇亲政制，因此

    从原则上讲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太政官必须紧随天皇身边。这就意味着天

    皇从京都移到东京，太政官自然也应迁移到东京。[21]

    于3 月7 日离开京都

    的天皇按照预定时间于同月28 日准时到达了东京。这一天政府发布了将

    东京城称为皇城的通告，从此以后明治天皇再也没有回到京都。就这样，近代日本天皇居住的空间由京都迁移到了东京。这意味着京都再也不是

    “帝都”。换句话说，根据天皇亲政这一近代日本的国家理念，东京事实上

    已经成为了象征国家的首都(帝都)。

    到了1871 年7 月8 日，以“废藩置县”为契机，京都的留守官制度也

    废止了。因为“版籍奉还”(大名向天皇交还土地和臣民)以后只在形式上

    存在的藩镇彻底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政府直辖的县府，于是中央集权的

    国家体制随之诞生了，过去的留守官制度也就成了多余的东西。京都留守

    官制度的废止意味着国家行政的主体已经集中在了东京的太政官，即形成

    了太政官一元化领导的局面。[22]

    皇居前广场

    1869 年明治天皇东巡以后，东京被逐渐建设成具备国家行政层面上

    的功能和首都象征性功能的城市。[23]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空间就是又名“二

    重桥”的著名的皇居前广场。

    江户时代这一带叫作“西之丸下”，直到1883 年为止还保留着“大名屋

    敷”的痕迹。遗憾的是 1888 年皇居竣工之前政府就已经拆除这里全部的古

    建筑并开始修建宽阔的广场。皇居前广场于 1889 年3 月31 日完工。[24]

    此后，皇居前广场就成了从国家层面上举办各种庆典活动的空间。为

    庆祝1906 年日俄战争胜利而举行的官兵凯旋仪式，就是在皇居前广场举

    行的代表性的庆典。[25]

    从皇居望去，广场的左侧有著名的靖国神社，广场

    的正面有象征日本资本主义中心的“丸之内”，右侧设有行使国家行政功能

    的永田町和霞关。这就是说皇居前广场实际上位于连接近代日本的国家理

    念、行政、经济的交叉路口上。换句话说，这是个群众看天皇的同时让天

    皇直面群众的地方，更不用说这里还是让人们感受“国体”观念的空间。[26]

    明治神宫外苑

    如果说皇居前广场是修筑于明治时代的“国体”观念的象征性空间，那

    么离这里不远处的明治神宫则是始建于“大正”竣工于“昭和”的“国体”观念

    的象征性空间。

    明治神宫外苑设计图(明治神宫编，《明治神宫丛书》第十四卷，造营编(3)，图

    书刊行会，2003)

    明治神宫由建设在代代木御料地(现东京都涩谷区)的内苑和建设在

    青山练兵场(现东京都新宿区)的外苑组成。内苑是供奉明治天皇和他的

    夫人昭惠皇太后神灵的神社，外苑是包括圣德纪念绘画馆、宪法纪念馆

    (现明治纪念馆)[27]

    、明治神宫竞技场(现国立霞丘体育场)、明治神宫

    棒球场(现日本职业棒球团东京养乐多燕子队的主场)等设施在内的西式

    公园。

    由于明治神宫内苑是由政府机关“明治神宫造营局”所建，因此其费用

    都是用国资(即税金)来代替的。可外苑的建造政府只提供土地，设施建

    设由民间团体“明治神宫奉赞会”负责，以社会募捐代替了建设资金。所谓

    的募捐不仅来自日本内地，而且来自当时被日本称为“新领土”的“朝鲜王朝、台湾、关东州、桦太(萨哈林)”等地方的“侨胞”。除了捐款以外还有“献

    木”活动。这个“献木”活动遍及日本全域，直到 1926 年2 月末日本“内地”

    共献木3062 棵，就连“朝鲜王朝”也献木28 棵。捐款、献木之所以遍及日

    本全域以至所谓的“新领土”各地，就是为了显示外苑是由“帝国日本”所有

    的臣民对天皇的忠诚而建设的意图。

    1920 年11 月 1 日明治神宫内苑竣工，为此号称战前日本头号“舆论

    领袖”、日本军国主义的“戈培尔”的德富苏峰在《国民新闻》发表了这样一

    段言论：

    大展明治天皇维新中兴大政之宏图的东京明治神宫已经竣工，在那里

    我们将供奉明治天皇的神灵。明治神宫对整个日本人来说是设立在东京，对东京人来说是设立在市中心，这就等于说我们在国家的中心部位把皇室

    中心主义的核心扶植起来了。(中略)我衷心希望明治神宫成为我们日本

    国民皇室中心主义之本元，更希望成为世界万国称颂我们国体之美的象征

    物。[28]

    可见，对德富苏峰来说明治神宫的建立不仅是供奉明治天皇神灵的神

    社，而且是在“首都”东京扶植起来的“皇室中心主义的核心”，由此他期待

    明治神宫能够起到“世界万国称颂我们国体之美”的“皇室中心主义之本元”

    的作用。[29]

    1926 年10 月 23 日随着外苑主要建筑物的竣工，修筑明治神宫的工

    事也宣告结束。不料同年 12 月25 日随着大正天皇死讯的发布，国号也

    从大正改成了昭和。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大正时代的开始和结束都在明治

    神宫这个德富苏峰所说的“皇室主义中心点”建设在“首都”东京正中央的过

    程当中。

    那么耗时六年完成的外苑的空间布置又是什么样子呢？这是以南侧的

    青山通道→广场→圣德纪念绘画馆→葬礼仪式场四点为一线的空间布置，外苑的中心是圣德纪念绘画馆和位于绘画馆后院安放过明治天皇遗体的葬

    礼仪式场。

    圣德纪念绘画馆里展示着八十多幅用绘画表现明治天皇生涯的壁画。

    就像正在如火如荼地实施的，堪称王政复古序曲的第五次“大政奉还”运动

    一样，壁画的主题大部分是反映王政复古后进行的近代日本的国家建设过

    程和“帝国日本”确立过程的内容。也许这是明治天皇作为一个普通人所生

    活的自然时间与近代日本国历史变化的“偶然”重叠，可问题是日本政府将

    现代日本国的建设与“帝国日本”确立的历史事件当作“明治天皇大事记中的

    重要事件”来宣传，有意营造“学好明治太平盛世的历史，仰慕明治天皇一

    生的伟业，继而感谢明治天皇的圣恩”的气氛。说白了，圣德纪念绘画馆

    就是将“帝国日本的光荣”全部归于明治天皇个人神明的纪念碑式的建筑物。

    圣德纪念绘画馆就是明治天皇的象征，而外苑的空间格局正是以这样

    一个纪念馆为中心而形成的。其格局是，由纪念馆南侧穿过外苑正中央的

    青山通道，通道的尽头正面有圣德纪念馆和葬礼仪式场，其左侧设有按照

    明治天皇“发扬尚武强健风气”精神而修建的“全民健身”体育场，右侧设有

    纪念明治天皇发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以改革政事的宪法纪念馆。整个格局

    呈现“国民=民、政府=官、圣德绘画纪念馆=明治时代、葬礼仪式场=明治

    天皇”的“为明治天皇歌功颂德”的意念。

    后来在外苑这个空间举办了国家级的运动会，即“明治神宫大会”，参

    加大会的“不仅有内地的，还有来自关东州、朝鲜、台湾的运动员”。[30]

    这

    意味着外苑已经起到了“在‘新兴日本帝国的英主’明治大帝的神灵前召集全

    国的选手，以弘扬先帝圣德，锻炼国民的身心，增强国民整体意识”的作

    用。[31]

    也就是说，外苑已经越过近代日本把“国家的光荣”归结于明治天皇

    “个人光荣”的单纯的纪念空间，成了昭和法西斯主义以“神化天皇和绝对的

    国体观念”(皇道主义、日本精神主义)为理念去动员全体国民的空间。

    1943 年10 月21 日，在外苑体育场举行的“学徒出征壮行会”，就是向世

    人展示外苑空间内涵的一个实例。

    1945 年的战败与东京

    照片“皇居前广场的士兵”是1945 年8 月15 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

    日子)以后的某一天，记者看到从战场上回来的两个士兵在皇居前广场向

    天皇鞠躬报归的场面而拍下的。两个士兵的鞠躬动作是1941 年文部省在

    《昭和国民礼法》[32]

    中规定的“最敬礼”之礼法。《昭和国民礼法》规定“最

    敬礼”是只给“包括天皇陛下在内的皇族和王公贵族，而不是护国英灵行的

    礼”，其动作就像照片里的两个士兵那样以立正姿势将身体向前倾斜 45 度。

    两个士兵来到皇居前广场朝“看不见”的天皇行“最敬礼”，这说明战败

    后的东京仍有可能履行“天皇空间”的职能。

    20 世纪60 年代法国社会评论家罗兰· 巴特(Roland Barthes)旅行日

    本以后描述了那个“可能”的现实性：

    这座城市虽然也有一个中心点，可那个中心点却是个空荡荡的地方。

    这座城市包围着一个被禁行的神秘空间。这个被树荫遮住、被护城河围住

    的空间正是谁都没有见过的天皇居住的地方(名副其实的神秘空间)。每

    天穿梭于城市大街小巷的出租车也要绕过这个圆形的空间。将看不见的东

    西故意可视化的皇居低矮的屋檐更增添一层神秘的色彩，似乎暗藏着某种

    神圣的“虚无”(rien)。在现代日本社会，号称最强大的两个城市之一的

    东京居然以空荡荡的圆形空地作为城市中心，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空

    地由城墙和护城河来保护，其屋檐也被茂密的树林遮盖。这个空间不是用

    来行使国家权力的中心，而是为维持整个城市的运转而存在的已经消失了

    的概念。[33]

    皇居前广场的士兵(1945)

    罗兰· 巴特说的“空荡荡的”、“被禁行的神秘空间”就是天皇居住的皇居。

    尽管皇居只是天皇的“象征”，可“每天穿梭于城市大街小巷的出租车也要绕

    过”这个地方，从而给人们一种天皇就在城市中心的空间意识。

    这在明治神宫也是一样的。当然，1945 年8 月15 日以后外苑的设

    施已经失去其修建时的初衷，被东京市民所广泛利用。[34]

    圣德纪念绘画馆

    前面宽阔的公园已经成了一年一度花火节和啤酒节的举办地，棒球场也成

    了日本职业棒球团养乐多燕子队的主场。然而，与现代日本市民们如此广

    泛利用外苑设施相反，圣德纪念绘画馆里除了几幅修复中的藏画以外仍旧

    陈列着八十多幅绘画。这意味着日本政府仍然紧紧地攥着在“天皇的名义”

    下发生过的过去记忆的线索。这个记忆里理所当然地包括日本和东亚各国

    之间曾经发生过的不愉快的事件。

    [1] 参照东京都政策企画局调整部编，《为泡沫时代的负遗产打上终止符》(东京都，2003)，第3页。

    [2] 认证官指在宫中直接从天皇手里得到官职任免认证的官吏。组成内阁的国务大臣

    等属于这类官职。根据日本宪法第 7条第 5款规定“天皇直接下发任免认证”属于国事行为

    之一。被任免的对象是各项法律规定的内阁成员，天皇只是对其进行“任免认证”。而对内

    阁总理大臣和对最高法院长官则在任命之前由国会和内阁分别“指命”。由于“对内阁总理

    的任命”和“对最高法院长官的任命”在形式上是以认证的名义由天皇实施，因此在宫中仪

    式上不叫“认证官任命式”，而叫作“新任式”。法律上内阁总理大臣和最高法院长官不属于

    被认证的官吏之列。

    [3] 用来辅助防御主城的要塞城。——译注

    [4] 即现今的日比谷公园、霞关、新桥一带。

    [5] 包括现今的丸内和大手町在内的地域。

    [6] 古时封建王朝设置的属地、属国或给部下分封的土地，也指边防重地。如藩属、藩镇、藩国等。——译注

    [7] 参照藤谷隆史著，韩石正译，《灿烂的君主》(牙山出版社，2003)，第69—79

    页。

    [8] 参照冈部精一著，《定都东京的真相》(仁友社，1917)，第41页。

    [9] 参照西周著，《(表纸)别纸议题草案》(田皮彰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1：

    开国》，岩波书店，1991)，第312页。

    [10] 日本江户时代的一个藩属地，位于日本列岛的最西端，因地域感情在内的各种原

    因长期以来与亲幕府的大名藩不和，到了幕末时期他们与其附近的长州藩等强藩结成倒幕

    联盟，抵制幕府势力的复辟。——译注

    [11] 参照冈部精一著，《定都东京的真相》，第 53页。

    [12] 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废除江户幕府、将政权移交朝廷的一次政变，是明治维新的一

    个高潮。——译注

    [13] 大久保的迁都建议书实际上是从旧体制上限制年幼的明治天皇的权力，改革天皇

    的执政体制，构筑名副其实的天皇亲政的天皇论。可参照藤谷隆史著，韩石正译，《灿烂

    的君主》，第74—76页。

    [14] 当时幕府刚经历大败，如果继续抵抗，江户城很可能毁于战火。——译注

    [15] 参照前岛密著，《鸿爪痕》(《日本人的自传》，平凡社，1981)，第 380—381

    页。

    [16] 由于前岛密在自己的自传中将江户迁都论出台的日期写为“1868年 3月某日”，至

    今无人知道准确的日期。可佐佐木克却主张，既然迁都论中已经明确规定将江户城当作

    “宫阙”来使用，那么迁都论不可能在江户城解放一个月之前出台。由此佐佐木克推定迁都

    论出台时间应该是从庆应 4年 4月11日江户城解放到 4月 12日前岛密为向天皇递交信任

    状与英国公使帕克斯、翻译官埃内斯特· 萨道义一起离开横滨期间。可参照佐佐木克著，《江户成为东京之日：明治二年的迁都东京》(讲谈社，2001)，第94—95页。

    [17] 参照冈部精一著，《定都东京的真相》，第 116—122页。

    [18] 参照冈部精一著，《定都东京的真相》，第 135—138页。

    [19] 明治时期使用的“太政官”一词有两层意思，一是对从 1867年12月9日《王政复

    古大号令》的宣布至1885年12月22日内阁制设立为止施政十八年的中央政府机构的统

    称，二是对1869年7月8日为改编中央政府机构而发布的《职员令》中与“神祇官”一同设

    置的最高行政机构的统称。对明治时期太政官制的变迁过程可参照朴三宪著，《明治初年

    太政官文书的历史意义》(《独岛、郁陵岛研究》，东北亚历史财团，2010)。

    [20] 参照佐佐木克著，《江户成为东京之日：明治二年的迁都东京》(讲谈社，2001)，第158—159页。

    [21] 外国馆(后改为外务省)官员早在东幸时与天皇一起移到东京之后并没有随天皇

    的还幸一起回到京都，而是继续留在了东京。

    [22] 从此之后，京都只是作为古都成了展现近代天皇的意识形态，即“国体”观念的历

    史空间。参照高木博志著，《近代天皇制与古都》(岩波书店，2006)。

    [23] 此后实施的具体城市规划，如银座的砖瓦房大街建设、官厅的集中建设等可参照

    藤森照信著，《明治的东京计划》(岩波书店，2006)。

    [24] 1873年5月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明治天皇居住的皇城，从此以后天皇与皇后移居赤

    坂的旧大名领地。1882年设立“皇居造营事务局”，1885年开始重建皇居工程并于 1888年

    完工。现在的皇居就是那个时候修建的。

    [25] 参照藤谷隆史著，韩石正译，《灿烂的君主》，第 167—188页。藤谷隆史认为

    皇居前广场作为国家的象征发挥其功能的时间应该是明治天皇中止地方巡行的 1882年。

    而原武史则认为皇居前广场作为国家仪式的场所而发挥其功能的时间应该是比 1882年更

    晚的昭和前期(1926—1989年)。参照原武史著，《增补皇居前广场》(筑摩学术文库，2007)。

    [26] 皇居前广场南侧矗立着被称为“大楠公”的楠木正成的铜像。楠木正成是镰仓幕府

    末期的一位武将，直到明治时期楠木正成在日本人心目中都是忠臣的代名词。明治时代以

    后对楠木正成的评价可参照朴三宪著，《从东京府养正馆的“国史绘画”看“国体”观念的视

    角化》(《东亚世界中的日本思想》，东北亚历史财团，2009)。

    [27] 宪法纪念馆是当年讨论和审议“大日本帝国宪法”和“皇室典范”草案的地方，据传

    当时明治天皇天天来这里参与草案的讨论。宪法纪念馆于 1907年被伊藤博文划出外苑，后又被伊藤家重新划入外苑。

    [28] 引自德富苏峰著，《苏峰丛书第一册：皇室与国民》(民友社，1928)，第127

    页。

    [29] 以下对明治神宫外苑的分析摘自朴三宪著，《从东京的明治神宫看近代日本“国

    体”观念的空间化》(《仁川学研究》第 11期，2009)。

    [30] 参照入江克己著，《近代天皇制与明治神宫竞技大会》(《运动会与日本近代》，青弓社，1999)，第174页。

    [31] 参照《第二回明治神宫竞技大会报告书》，第 46页。

    [32] 参照国民礼法研究会编，《昭和国民礼法：文部省制定》(帝国书籍协会，1941)，第14—15页。

    [33] 参照罗兰· 巴特著，金周焕、韩恩京译，《符号帝国》(散策者，2008)，第

    14—15页。

    [34] 皇居前广场于 1949年被指定为“国民公园”。

    第三章 大阪，超越东京走向东北亚中心的城市

    朴真涵

    关西的中心城市

    大阪包括狭义和广义两层意思，狭义的大阪指的是日本西部最大的城

    市“大阪市”，而广义的大阪指的是以大阪市为府厅所在地的“大阪府”。

    1965 年大阪市的人口为 315 万，达到历史顶点，可后来随着工业设施流

    出海外、众多企业总部迁移到东京、卫星城市被搬迁，现在大阪市的居住

    人口只有260 万左右。据 2005 年的日本人口统计，东京(共 23 区)人

    口840 万占首位，其次是横滨市 350 万，大阪市人口数仅占第三位。大

    阪府包括大阪市所辖 33 个市和9 町1 村，其规模是继东京首都圈之后的

    第二大广域经济圈，可人口数量却只有 880 万，屈居1300 万的东京都和

    900 万的神奈川县之后。日本共有 47 个“都道府县”，大阪仅列其中的第

    三位。在日本，以东京为中心的首都膨胀现象虽然没有韩国严重，但也在

    加剧之中。随着资本的国际化和信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东京已经与伦

    敦、纽约一起提升为世界三大国际城市，而大阪与东京之间的差距不仅没

    有缩小反而呈扩大之势。

    到了20 世纪60 年代中期，大阪已经开始显现居民构成的老龄化、居住环境的陈旧化、制造业的夕阳化等现代城市病。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市政当局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也举办过大型国际庆典活动来宣传

    自己，然而还是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就现在的人口数和竞争力来说，大阪甚至受到来自横滨、名古屋等城市的挑战。尽管大阪的竞争力每况愈

    下，可它却仍然被人们称为日本第二城市。这又是为什么呢？

    直到明治维新之前，拥有平城京(现在的奈良)、平安京(现在的京

    都)等城市的关西地区一直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大阪则是

    关西[1]

    名副其实的中心城市。也许由此产生的历史荣誉感和文化骄傲感正

    是大阪名声经久不衰的真正原因。大阪似乎以东京的国际化和资本、人口

    的集中化为陪衬，从而更加显现自己的历史荣誉感。与东京形成鲜明对照

    的大阪文化特征，诸如略为粗犷的“关西弁”(关西方言)、大阪女人充满

    生机的活力、大阪工商人执着的经营理念等，正是这些特征使大阪成为不

    被“首都”埋没的“不败之城”。由于大阪人普遍具有独特的个性和气质，因

    此在日本把那些具有独特个性和气质的人戏称“大阪人”。

    事实上，大阪和东京之间的竞争意识由来已久。早在江户时代就已经

    把大阪、江户(东京的故称)和京都三个都城叫作“日本三都”，而江户中

    期时还出版发行了比对“三都”功能和都市文化的出版物。幕末时期“三都比

    对论”更加定型化，由于江户是新兴都市，因此江户人出于文化方面的劣

    等意识往往妒忌京都和大阪人。明治维新后，也就是东京占据帝都位置后

    的20 世纪20 年代，以大阪为中心的“三都比对论”再次引发了高潮。可当

    时“三都比对论”的角度已经发生了变化，明治维新以后在经济实力上大阪

    已经落后于东京，于是人们从鼓励大阪带来新气象和新发展的角度对三个

    城市做了新一轮的比对。[2]

    大阪的起步应该说是始于丰臣秀吉修筑大阪城。16 世纪后期继织田

    信长之后为日本全域的统一做出巨大贡献的丰臣秀吉筑起大阪城，并在城

    外召集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工人，建设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城市。当时的大阪

    在丰臣秀吉的领导下成为了经济发达的城市。丰臣秀吉死后爆发过两次战

    争，原先的大阪城及其周边地域化为灰烬，可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很快被

    江户幕府重建。从此以后大阪城每到历史的转折点，就会成为大阪这个时

    空中发生的主要事件的中心舞台。本章侧重于以这个视点探究包含在大阪

    城及其周边景观变化中的历史问题。在这里我们将以作为大阪象征物的高

    55 米的大阪城“天守阁”为中心回望大阪的历史。

    从“难波”到大阪

    大阪坐落于与海相邻的海岸地带，因常年遭受大风大浪的侵袭，而被

    人们称为“难波”(亦称浪华、浪花、浪速)。公元645 年为驱除来自百济

    的“渡来人”(渡海而来的外族人)苏我氏家族以改善国家的政治状况，孝

    德天皇将都城从“飞鸟”搬到难波并修筑了“难波宫”。经过战后日本考研学

    界不懈的发掘和调研，终于查明难波宫位于大阪城南端的事实。现今大阪

    NHK 广播中心为了使游客更清楚地了解大阪城的起源和历史，就在古难

    波宫的旧址上修建了历史博物馆。参观的游客先上顶层然后一层一层下来

    观看历史文物，顶层十层陈列的是古难波宫的模型。

    公元7 世纪后期，随着“律令制”和宫与京(官僚阶层居住的地方叫

    “宫”，伺候他们日常生活的庶民阶层居住的地方叫“京”)兼备的“都城制”

    的推行，先后出现了藤原京(694 年)、平城京(710 年)等新兴的城市，难波宫开始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此时的大阪岌岌可危，有可能沦落

    成荒凉的乡村。拯救大阪从这一困境中摆脱出来重新登上历史舞台的，是

    “一向宗”第八世法主莲如大师。据史料记载，莲如大师于1496 年在“摄州

    东成郡生玉乃庄内的大坂村”修筑了一座小小的寺院。[3]

    据说，在明治维新

    时期人们认为“坂”字由“反土”二字构成，是个不吉利的字，于是当新的大

    阪府成立时便将“坂”字改为“阪”字，从此“大坂”正式更名为“大阪”。

    1523 年莲如大师将位于山城国山科的一向宗本愿寺搬到大阪，建立

    了大阪本愿寺。大阪本愿寺又称石山本愿寺，莲如大师把一向宗本愿寺从

    山科搬到这里来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用这里石山险峻的自然地形打

    造一个坚不可摧的教团组织。时值以王法代替一向宗佛法的世俗权力“战

    国大名”势力正在抬头，莲如大师要想抵御他们的侵扰，就有必要在城郭

    底下建造能够成为御敌要塞的寺院。据说莲如大师在石山上修筑本愿寺以

    后，畿内一带的信徒们纷纷移居本愿寺附近，从而形成了繁华的寺内町。

    直到这个时候，大阪才具备了都城的形状和规模。

    就这样，莲如大师的本愿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占优势的畿

    内一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然而，立志统一日本全域的织田信长却不

    能对这股势力的崛起置之不理。织田信长花了十多年时间包围本愿寺发动

    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可是拿下建造在淀川江险滩石山上的本愿寺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十年的包围对本愿寺的僧侣们来说也同样艰苦。长期的

    拉锯战使得僧侣们精疲力竭，到了 1580 年本愿寺终于与织田信长讲和，以僧侣一方离开本愿寺结束了这场战争。未等僧侣们完全撤离，织田信长

    就一把火将本愿寺烧成废墟。由此，凭借石山本愿寺的势力繁荣一时的大

    阪再次面临了消失在历史长河的危机。

    后来织田信长在京都的本能寺被自己的亲信杀死，丰臣秀吉趁机篡夺

    了他的权力。本愿寺已经变成了废墟，可是被人称为“筑城奇才”的丰臣秀

    吉比谁都清楚重建本愿寺的战略意义。[4]

    丰臣秀吉在继承织田信长未完成

    的统一日本大业的同时，开始着手重建一向宗莲如大师曾经引以为豪的坚

    不可摧的要塞石山本愿寺。丰臣秀吉之所以执意要在大阪的石山上筑城，是因为他看中了这个地方独特的地理位置。原来大阪石山不仅位于畿内的

    中心地带，而且与天后(即皇后)居住的京都和当时以国际贸易港繁荣昌

    盛的堺市紧紧相邻。大阪城的重建工事在誓死忠于丰臣秀吉的三十多个大

    名的帮助下，自1583 年开始，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完工了。据当时为

    传教而在日本活动的一位葡萄牙传教士的记录，丰臣秀吉在重建大阪城时

    曾制定过将京都的天皇和主要寺院迁移到这里来的计划，并扬言若有人不

    从则立刻烧毁整个京都。[5]

    为此丰臣秀吉强制性地召集包括织田信长的据

    点安士在内的畿内各地商人到大阪城里来，建设了规模庞大的“城下町”。

    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下之城”。在丰臣秀吉的治理下，大阪不仅在畿内

    一带，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商贸繁荣的经济中心，其名声也在一夜之间

    传遍了日本全域。

    大阪城在丰臣秀吉生前共进行了四次扩张工事。丰臣秀吉生前进行的

    最后一次扩张工事，是利用四年的时间在围绕天守阁和“本之丸”的“二之丸”

    外部再修筑一圈坚固的城墙。随着引入淀川江河水，大阪城已经变成了拥

    有两道护城河、两道城墙的坚不可摧的要塞。丰臣秀吉晚年得子，儿子的

    名字叫丰臣秀赖。丰臣秀吉对大阪城进行持续的扩张、加固工事的目的只

    有一个，那就是从敌对势力手中力争保护自己的宝贝儿子。然而丰臣秀吉

    最终未能如愿以偿。因为他的身边始终有一个危险人物形影不离，那个人

    就是与丰臣秀吉一起平息全国动乱的最强竞争对手、百战不败的老将德川

    家康。

    1600 年在日本的关原发生的一场战争，史称“关原之战”。交战一方

    是誓死忠于丰臣秀赖的由全国各地大名组成的西军，而另一方则是誓死信

    从德川家康的东军。战争以德川家康的胜利而告终，日本的霸权落入德川

    家康的手中。由于战争后期表示中立，丰臣秀赖免于一死，可战后他的命

    运却沦落到一个大名的地步。而对德川家康来说，丰臣秀赖的存在永远是

    反叛势力的危险人物，于是为了除掉丰臣秀赖这个心腹之患，德川家康于

    1615 年再次发动了大阪战役。然而大阪城原本就是坚不可摧的要塞，德

    川家康久久没有攻下来。最后，德川家康略施小计佯装与丰臣秀赖谈和，趁丰臣秀赖松懈之际攻破外围的护城河发动了全面进攻。在敌人的围攻下

    大阪城一下子变成一片火海，丰臣秀赖无路可逃最终携母亲与大阪城同归

    于尽。

    《大阪夏之阵屏风图》中的大阪城一角[6]

    大阪的再建与经济繁荣

    德川家康灭绝丰臣家族之后仍不罢休，明令所有人禁用当年朝廷给丰

    臣秀吉授予的“丰国大明神”称号，拆除供奉丰臣秀吉神灵的“丰国神社”，试图彻底消除丰臣秀吉的名声和权威。尽管德川家康丧心病狂地消除丰臣

    秀吉的影响，可庶民对丰臣秀吉的怜悯和爱戴却并没有因此消减。出身于

    农民家庭，不顾身份的卑贱，在战火纷飞的战国时代凭着自己的能力走上

    “天下人”之地位的丰臣秀吉，他的为人对严格遵从身份制的江户时代的庶

    民来说是街头巷尾极具人气的话题。尤其大阪一带的居民对丰臣秀吉有着

    特别深厚的感情，他们早在幕府设立之前就托丰臣秀吉的福气享受过荣华

    富贵，为此他们对丰臣家族的悲剧予以无尽的同情，痛恨江户幕府的残酷

    政治。就连大阪的出版商们也为丰臣秀吉所感动，分好几个版本推出了按

    时间顺序描绘丰臣秀吉奋斗生平的画册《绘本太阁记》。据说当时的幕府

    政权唯恐庶民对丰臣秀吉的崇拜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曾明令禁止过相关

    出版物的发行。[7]

    与丰臣秀吉悲剧性的灭亡相反，大阪城，这个丰臣秀吉一手建造起来

    的据点却以丰臣家族的灭绝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大阪战役结束以后，德

    川家康派自己的孙子松平忠明到大阪负责大阪城的统治和重建。德川家康

    也没有忽视大阪重要的地理位置。大阪位于京都的淀川江流入濑户内海的

    入海口，因此早在丰臣秀吉时期开始就已经大兴旨在物流运送的运河开凿

    工事。松本忠明在重修因大阪战役而损坏的运河的同时开凿了横贯大阪南

    端的运河—南堀(现在的道顿堀)，而且还重新整理和编排了城下町最末

    端的行政单位和自治单位。

    战后城市修复工事告一段落，幕府便于 1619 年将大阪列为直辖城，并任命谱代大名(世袭的大名)当中信任度最高的内藤正信为首届“大阪

    城代”。“大阪城代”负责大阪城的警备和监视盘踞在西国一带的外样大名[8]

    的动向。与监视京都朝廷和公家的“京都所司代”一样，幕府委以“大阪城代”

    的就是牢牢地支配西国一带的重任。如果说“大阪城代”是负责军事和警备

    任务的角色，那么“大阪町奉行”则是负责民政的角色。“大阪町奉行”相当

    于现今的大阪市长，是从授受封地三千石(石高，土地面积单位)以上的

    “旗本”(石高未满一万的武士)中任选的。“大阪町奉行”一般为两人，分

    管东大阪和西大阪，其手下各配备负责市政事务的下级官吏“与力”30 个，“与力”下边又设50 个“同心”。“与力”职和“同心”职的司职时间只限一代，可后来还是变成了父传子、子传孙的世袭官职。

    与此同时，为了修复战火中受损的大阪城，江户幕府从1620 年开始

    分三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土木工程。1620 年的第一次工事主要修建外城的

    护城河，幕府动员47 个大名，令他们负责提供修建护城河与城郭基础所

    需的石材。第二次工事从 1624 年开始进行了三年，幕府动员 59 个大名

    修整了包括天守阁在内的城内主要的建筑物和矢仓[9]。修整后的天守阁高

    度比丰臣秀吉修筑的天守阁提升近五成，面积也扩大近一倍。江户幕府在

    丰臣秀吉一手创立的大阪修筑超过当时规模的天守阁和城郭，意在向包括

    大阪居民在内的西国一带的外样大名显示江户幕府的权威和威信。1628

    年的第三次工事为了加强大阪城的防御功能，在城郭外围又修建了一道护

    城河。[10]

    从大阪城的重建工事可以看出，幕府将大阪设为直辖城就是为了

    监视和控制盘踞在西国的外样大名势力的动向。

    然而，随着持续的和平岁月，大阪城作为军事设施的功能渐渐被削弱

    了。1665 年一道雷电打下来击中天守阁，半个天守阁被击毁，可后来也

    没人重新修复这座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天下已经

    太平了，没有必要花费巨资重新修建天守阁，更没有必要凭借天守阁等巨

    大的建筑物去耀武扬威。

    1619 年，当幕府指定大阪为直辖市的时候，曾把城市划分为北组、南组和天满组三个行政区域。每个区域任命几个有能力的“町人”[11]

    为“总年

    寄”，配合各町的负责人“町年寄”办理市政和自治业务。“总年寄”的主要工

    作是向各町传达“大阪城代”和“大阪町奉行”的指示，命令、任命“町年寄”，负责完成幕府下达的征兵任务以及民间诉讼等业务。“町年寄”原则上从属

    于“总年寄”，但事实上“町年寄”才是从事向居民传达幕府有关市政的指示、处理町内各种实际业务的官职。

    登上辅佐天皇、总管政务的“关白”职位的丰臣秀吉画像

    1670 年前后日本开辟了通过关门海峡连接北部日本海沿岸和大阪的

    “西回航线”，以及通过江户连接东北部太平洋沿岸和大阪的“东回航线”。

    随着这两条航线的开通，全国各地的包括粮谷在内的各种农产品源源不断

    地流入大阪。据1714 年的记录，当时流入大阪的商品多达 119 种，总价

    值高达银28 万6561 贯。其中占的比率最高的是粮谷，共流入 28 万石。

    大部分粮谷是各地大名征收的“领主米”。其中有些大名干脆把粮仓设在大

    阪，雇用指定商人根据市场行情做起了粮谷买卖。继粮谷之后，菜种、木

    材、纸张、棉花等农林产品也流入了大阪。与此同时，菜油、木棉、酱油、酒、陶瓷等95 种商品由大阪流往包括江户在内的全国各地，其价值高达

    9 万5799 贯。在大阪形成如此庞大的物流，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包

    括大阪在内的周边地域(京都、堺市等)已经形成大约一百万人口的大规

    模消费市场，二是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江户周边农村尚处于未开发状态，这些周边农村急需大阪、畿内等经济发达区域向他们提供大量的商品。[12]

    到了17 世纪后期，大阪以畿内和日本西部为中心对来自全国各地的物品

    进行加工，然后再输往包括江户在内的全国各地，从而变成了集商品流通

    和产品加工为一体的产业城市。

    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阪人口在1665—1699 年的三十多年内从 26 万

    猛增到36 万。此后人口增长速度虽然慢了下来，可到了1765 年仍然增

    至42 万，整个18 世纪中叶实现了人口的持续增长。从17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中叶，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大阪人口之所以持续增长，其根本

    原因就是如前所说的大阪城位于“西回航线”和“东回航线”交接处这一优越

    的地理位置，且依仗着商品生产繁荣的畿内地域这个厚实的靠山。

    可到了18 世纪后期，大阪的经济地位开始走下坡路。随着木棉生产

    和酒、菜油等产品的加工制造技术向日本各地传播开来，大阪农产品加工

    的垄断地位被削弱，同时随着江户、名古屋等城市周边落后的农村地域逐

    渐得以开发，日本各地开始形成区域性市场经济圈，市场对大阪的依赖性

    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13]

    通过明治维新走向近代城市化

    1868 年1 月3 日在毗邻东京的鸟羽、伏见一带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

    斗。战斗双方是早已密谋王政复古的萨摩、长州两藩联合军和幕府军。尽

    管两藩联合军在兵力上处于劣势，可他们凭着新式装备战胜了幕府军。战

    败的幕府军虽然撤回到大阪城，可已经失去斗志的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无心

    恋战，带着几个部下离开大阪逃到江户去了。听到德川庆喜弃城而逃的消

    息，原本仗着大阪城险峻地形负隅顽抗的幕府军也弃城逃跑了。然而，就

    在1 月9 日两藩联合军接收大阪城的时候发生了一场意外的大火灾，导致

    城里大部分建筑物化为灰烬。大火是利用幕府军弃城的机会妄图趁火打劫

    的一帮恶势力放的。大阪城的这场大火灾意味着堪称“天下之厨”的大阪开

    始走向全面崩溃，此后持续的混乱局面更使大阪人口减少到不足三十万，而此时明治维新刚刚开始实行。

    明治维新初期，大阪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为了树立新的近代国

    家的货币制度，明治新政府于1868 年9 月全面停止了直到江户时代为止

    一直在大阪和江户流通的金币和银币的使用。这对利用金银差价积累财富

    的大阪一带的钱商和豪商来说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金融危机尚未平息，随着“废藩置县”的实施，废止个别藩的“藏屋敷”(1871 年)、解散“株仲

    间”(1872 年)、清理“藩债”等政策连续出台，使得从大名那里来不及讨

    债的商户纷纷倒闭，整个大阪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

    由幕府的崩溃和新政府的成立而导致的政治、社会的混乱不仅反映在

    大阪一个地方。包括将军的领地江户在内的始于城下町的近代城市一时间

    全都陷入了混乱之中。江户时代为维持对大名领地的统治而建立的大部分

    城下町基本上被废弃，只有一部分在废藩置县过程中成为新政府统治地方

    的据点继而转化为近代城市。自江户时期开始被称为“三都”，并以各自独

    特的城市文化和风俗授予特别地位的江户、京都和大阪，在废藩置县以后

    的“府县改组”过程中借历史的光而被改编成有别于“县”的“府”。

    描绘大阪城火灾的浮世绘

    在步入近代城市的过程中，东京为了使自己成为国内统治中心和近代

    国家的首都，实施了 1872 年银座大火灾后的“赤炼瓦”街道亮化工程、1876 年的“东京市区改造规划”等城建规划。通过这些规划的实施，东京

    获得了“文明开化城市典范”的殊荣。[14]

    与之相比，因明治天皇的东巡而丧

    失荣誉的京都则利用天皇对旧皇居的恢复，确立了在京都举办“天皇即位

    仪式”和“大尝祭”的正统性，并通过“桓武天皇迁都一千一百周年纪念祭”等

    传统庆典活动积极推进利用历史重振城市实力的政策，成功使这座历史古

    都旧貌变新颜。[15]

    而在明治维新的经济、社会混乱中，传统的商业、流通

    功能受到沉重打击的大阪则大量引进“造兵司”、“制币局”等官营工厂，由

    传统的商业、流通城市转化为近代军事工业城市。

    新政府成立以后，日本陆军创建者大村益二郎制定了将大阪城一带建

    设成日本陆军基地的计划。随着这一计划的实施，1869 年7 月在大阪城

    内设立了陆军士官学校的前身“兵学寮”青年学社和陆军的前身“陆军所”，翌年在大阪城的城郭周边又设立“造兵司”、陆军军医学校、教导队(下级

    士官教养所)等军事设施。尽管 1869 年因大村益二郎的意外被刺，军事

    基地的建设计划由大阪转到东京，可作为军事工业城市，大阪在经济上还

    是有了长足的发展。1871 年，随着东京、大阪、熊本、仙台等地设置师

    团的前身“镇台”，大阪城成了“大阪镇台”的总部，而到了1888 年，随着

    “镇台制”改为“师团制”，“大阪镇台”总部被改编为第四师团，大阪城也就

    成了陆军第四师团司令部的驻地。1879 年在城外武士们过去居住过的宽

    阔的土地上又设立了以制造各种兵器为主的“大阪炮兵工厂”。而 1894 年

    的中日甲午战争、1904 年的日俄战争等对外战争促使大阪官营兵器工厂

    不断扩大规模，为大阪城变成集生产铁炮的炼钢金属工业、生产机床的机

    械工业、生产螺丝螺帽等零配件的机械附件工业为一身的重要工业城市提

    供了有利的条件。

    纺织工业也是与官营军需工厂一样引领大阪走向近代产业之路的主角

    之一。1883 年投入运营的大阪纺织是个拥有一万多台纺织机的民间资本

    公司，公司率先引进电灯，利用倒班制、召集远地女工等新的经营方式获

    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随着多家纺织企业纷纷投入生产，大阪成了堪比当

    时英国产业革命中心曼彻斯特的“东方曼彻斯特”，一跃成为日本纺织产业

    的中心基地。

    1903 年举办的第五届大阪劝业博览会可以说是向世界炫耀明治政府

    推行“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经济发展政策所取得的辉煌成果的聚会，也

    是大阪借以构筑近代城市基础设施的契机。利用电气的各种光学仪器和用

    灯泡装饰的展厅使夜间入场的观众驻足观望。前来观看大阪劝业博览会的

    人数高达35 万，其盛况创造了明治时代以来所举办的众多博览会的新纪

    录。[16]

    大阪市长关一与天守阁的重建

    趁着近代化风潮成为国内第一产业大城，尤其在军需工业和棉纺织工

    业方面成为领军城市的大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利用战时经济膨胀的

    机会进一步增加了城市工人数量。人口的剧增使原有的大阪城已经无法为

    市民提供充裕的居住场所。为解决不断增长的人口与有限的城市规模之间

    的矛盾，1925 年4 月，时任大阪市市长的关一实施了合并与大阪相邻的

    东成和西成两个郡的第二次城市扩张工程。由此大阪人口增加到211 万，猛增50%，城市占地面积也增加到 60 平方千米，增长了两倍之多。结果

    大阪人口超过因关东大地震而人口锐减的帝都东京，成了名副其实的日本

    第一大城。[17]

    当年 3 月至 4 月，为庆祝“大大阪的长足发展和面貌一新”的辉煌成就，大阪每日新闻社举办了“大大阪纪念博览会”。大大阪纪念博览会除了大阪

    市政府以外还得到驻大阪陆军第四师团的鼎力相助，其规模超过以往任何

    一次博览会，仅会场就设置了两个，除了天王寺公园的主会场以外，还在

    城里又设置了一般人免进的第二会场。为展示产业城市大阪的气势，仅工

    业制品展厅就分“总馆”和“分馆”，还设置了专门展示城市历史的“都市馆”

    等，共设置了八个展厅。[18]

    其中最抢眼的展厅莫过于展示丰臣秀吉业绩的

    “丰公馆”。[19]

    与设置在天王寺公园里的别的展厅不同，“丰公馆”展厅是个单独的楼

    阁。为了此次博览会，大阪市在陆军第四师团驻扎的大阪城内天守阁旧址

    上特意修建了模仿安土桃山时代建筑风格的两层木质楼阁。楼阁一层陈列

    着市民自发为丰臣秀吉歌功颂德的美术作品和文字资料，二层是超过大阪

    城墙高度的距地面22 米高的瞭望台，居高眺望可将大阪全景尽收眼底。

    瞭望台上放有记录瞭望台与城市各个高层建筑、名胜、古迹之间距离的提

    示牌，以便游人观望。

    前来参加博览会的日本前任内阁总理清浦奎吾感慨万分地说：“我觉

    得最好看的地方就是丰公馆。天王寺会场也很美，可比不上丰公馆的雄伟

    和壮丽。(中略)重修大阪城天守阁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计划。”[20]

    从这

    位前总理的感慨中我们也能看出，丰公馆之所以如此抢眼，其魅力就在于

    修筑在天守阁旧址之上的丰公馆所象征的丰臣秀吉的丰功伟绩。观看丰公

    馆一层展品和二层瞭望台的观众在回忆大阪城的创始人丰臣秀吉的同时，无不为天守阁的消失而感到惋惜。甚至历任东京市长和内务、外务大臣的

    后藤新平访问丰公馆之后也提出“为了纪念大阪的历史，也为了提高市民

    的修养，有必要仔细研究丰臣秀吉筑城时的建筑风格，在这个位置上修筑

    一座像丰公馆这样恒久性的天守阁，以便用作今后的博览会和展览会主会

    场”的建议。[21]

    值得一提的是，以“大大阪纪念博览会”为契机实现人们对大

    阪城的创立人丰臣秀吉的怀念和重建天守阁的愿望，时任大阪市市长关一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社会政策学教授出身的关一是一名社会改良主义者。在连任大阪市市

    长期间(1925—1935)积极实施旧房改造、建设公用住房、运营职业介

    绍所、推行受灾工人补助法等政策，得到广大市民的爱戴和支持。[22]

    关一

    为大阪没有什么象征物给市民和外地人看而一直耿耿于怀。1928 年11 月

    昭和天皇登基在即，全国各大城市为庆祝天皇即位仪式“都在绞尽脑汁竞

    争般地构思各自的象征物”，在这一形势下关一向市民提出了“重建大阪城

    公园和天守阁”的建议。[23]

    按市政当局的计划，天守阁重建工程“先不说其

    历史意义有多深远，仅就足以形成城市一大美观的雄壮伟容和弘扬大阪中

    兴之父、一代枭雄丰臣秀吉的雄心大志”来说也是完全必要的。

    市政当局的这个方案一经提出便得到全体市民和市议员的热烈支持和

    积极响应。1928 年2 月，大阪市议会全票通过了关一市长的这一提案。

    可要实施这一工程还有很多棘手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位于大阪城内的陆

    军第四师团的司令部、仓库等军事设施的搬迁问题。此外，在经济不景气

    的当时仅用市政当局的预算根本不可能推进这一庞大的工程。为此，关一

    市长就天守阁重建和大阪城公园化问题开始与陆军统帅部进行交涉。

    然而，陆军统帅部却以出让师团司令部的部分地盘为代价，要求大阪

    市政当局全额支付司令部办公楼新建费用一百三十万日元。后来经过多次

    的交涉，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大阪市政当局满足陆军第四师团的要求，可

    同时市政当局有权按自己的需要变更大阪城周边用地的用途。最终大阪市

    决定，在一百五十万日元大阪城公园化和天守阁重建的预算中划出四十二

    万用于天守阁重建，划出八十万拨给陆军第四师团用作司令部办公楼建设

    费用，不足部分由市民自发捐赠来补充。[24]

    就这样，1930 年5 月6 日地

    神祭那天开工的天守阁重建工程在翌年 1931 年4 月24 日的吉日举行了

    上梁仪式，并于当年 11 月7 日竣工建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阪遭受过包括五十余次大小空袭在内的八次大

    规模空袭，市区大部分变为废墟，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可大阪城的天守阁

    却安然无恙，奇迹般地留存了下来。1948 年大阪城一带作为指定的史迹

    公园成为市民的城市公园，天守阁成了市立博物馆。目前，天守阁博物馆

    以大阪城的创立人丰臣秀吉为中心正在重新编写历史。比如三层展厅的主

    题是“丰臣秀吉和他的时代”，这里陈列着据说是丰臣秀吉创造的组合式茶

    室和大阪城模型；四层陈列着丰臣秀吉安土桃山时代的遗物；五层用实物

    和全景图影像再现了 1615 年的夏季战役。游客看完天守阁内部的展示空

    间以后还可以上到八层顶楼的瞭望台俯瞰大阪城的全貌。游览天守阁，人

    们从时空角度自然而然地了解到丰臣秀吉是大阪城的创立人，以及现今的

    大阪始于丰臣秀吉的大阪城的实事。

    战后的新飞跃

    战后的大阪趁朝鲜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机遇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一跃成为近代工商业城市。在此后的高速增长时期，大阪虽然进行过大规

    模的城市开发并举办过“日本万国博览会”(1970 年)等国际性的交流活

    动，可收效甚微，始终没能实现经济振兴和国际化城市的目标。如前所述，到了20 世纪6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人口的持续减少和地域性经济不景

    气，大阪甚至陷入了连日本西部中心城地位也难保的困境。此外，以前属

    于大阪经济圈的九州、中国地区先后获得地方自治权，而福冈、广岛等城

    市也逐渐成为该地域的中心城市。面对如此局面，大阪正以多样的城市复

    兴思路试图活化城市功能。可以说，1994 年在人工岛上修建关西国际机

    场就是大阪朝国际化城市迈出的一大步。

    目前，东北亚一带正在形成被国际社会称为“北(北京)首(首尔)

    东(东京)走廊”(BESETO)的庞大的国际城市经济带。这条经济带包含

    112 座城市，这些城市的人口均超过二十万，更包含诸如北京、天津、上

    海、首尔、东京—横滨、大阪—神户等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经济圈。当然，为了争夺“北首东走廊”的中心地位，中日韩三国的中心城市也在展开激烈

    的角逐。为争当东北亚地区的中心城市，北京、上海、首尔等城市已经不

    是以城市的名义，而是以国家的实力参加竞争。面对如此局面，日本认为

    既然全国的人流、物流都向东京集中，那么推进“日本的东京化”将是提高

    竞争力更具实现性的策略。在这个前提下日本制订“规制缓和三年推进计

    划”(1998—2000 年)，进一步放宽了制约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政府的

    这些措施目前仍在加快人口与资本向东京集中的速度。

    随着争夺东北亚中心城市的中日韩三国大城市之间的竞争越来越白热

    化，大阪也不满足于“日本第二城市”的小圈子，已经跻身于激烈的城市竞

    争行列之中。在今后的日子里为了具备有别于东京首都圈的特色，大阪还

    会采取什么样的文化战略，还会发展成具备多大魅力的国际化城市，作为

    邻国的中韩两国正拭目以待。

    [1] 表示城郊的“畿内”指的是大和、山城、河内、和泉、摄津五个小国，从现在的行

    政区域看，是包括京都市、大阪市和奈良市的区域，而“近畿”则是包括“畿内”和邻近地区

    在内的更广的区域。现在很多媒体把关西地区和“近畿”混为一谈，可事实上关西和“近畿”

    一带一般指的是京都府、兵库县、滋贺县、奈良县、和歌山县地域，而广义上的“关西”则

    是除了上述地方以外还包括三重县、福井县、德岛县等地。据历史文献，“关东”一词是8

    世纪中叶开始出现在文字记录里的，其地理概念是以“畿内”为中心的地域，包括福井县爱

    发关、岐阜县不破关、三重县铃鹿关这三关以东的区域。而“关西”一词则是在镰仓幕府成

    立后的 12世纪末《吾妻镜》里才出现。当时的“关西”指的是相对于“关东”的日本西部地带，从地域上看要比现在的关西广阔得多。

    [2] 参照桥爪绅也著，《现代都市的诞生：大阪的街、东京的街》(吉弘文馆，2003)，第168—172页。

    [3] 参照《角川日本地名大辞典 27：大阪府》(角川书店，1983)，第38页。

    [4] 参照宫元健次著，《建筑家秀吉》(人文书院，2000)。

    [5] 参照水本邦彦著，《日本的历史 10：德川的国家设计》(小学馆，2008)，第

    47—49页。[]江户时代福冈藩的领主黑田家族代代相传的《大阪夏之阵屏风图》是唯一

    能够参考按桃山风格修建的大阪城全景的资料。有关近代大阪风景和风俗的绘画作品可参

    照神山登著，《近世初期大阪的风景· 风俗图：大阪城四百年特集》(《大阪春秋》第 34

    期，大阪春秋社，1982)。

    [6] 江户时代福冈藩的领主黑田家族代代相传的《大阪夏之阵屏风图》是唯一能够参

    考按桃山风格修建的大阪城全景的资料。有关近代大阪风景和风俗的绘画作品可参照神山

    登著，《 近世初期大阪的风景 · 风俗图：大阪城四百年特集 》(《大阪春秋》第 34期，大阪春秋社，1982)。

    [7] 参照津田三郎著，《秀吉英雄传说之谜：从日吉丸到丰太阁》(中央公论社，1997)，第248—255页。

    [8] 在关原战役中被收服的大名，拥有雄厚的实力，但又经常被幕府监控。后成为倒

    幕的主要战力。——译注

    [9] 用圆木修筑的高塔，可用来望哨、发炮，还可用于储藏粮食等物品。——译注

    [10] 参照《大阪府史第5卷：近世篇1》(大阪府，1985)，第88—90页。

    [11] 日本江户时代对百姓的称呼，他们主要是商人和工匠。——译注

    [12] 参照竹内诚著，《大系日本的历史 10：江户与大阪》(小学馆，1989)，第

    88—90页。

    [13] 参照齐藤善之著，《为什么大阪的经济地位变低了》(《新视点日本的历史：第

    5卷近世篇》，新人物往来社，1993)。

    [14] 参照E.塞登斯蒂卡著，许浩译，《东京故事》(移山出版社，1997)。

    [15] 参照高木博志著，《近代天皇制与古都》(岩波书店，2006)。

    [16] 参照《大阪市的历史》(创元社，1999)，第 265—266页。

    [17] 芝村笃树著，《都市的近代：大阪的 20世纪》(思文阁出版，1999)。

    [18] 大阪每日新闻社考虑到该市自举办第五届大阪劝业博览会三十年来一直保持沉寂，便以报纸发行一万五千份和第二次市区扩张工程为契机谋划了“大大阪纪念博览会”。关于

    博览会内容和经过可参考大阪每日新闻社编，《大大阪纪念博览会志》(大阪每日新闻社，1925)。

    [19] 参加大大阪博览会总人数为 189万 8468人，其中有69万8386人参观了丰功馆。

    见大阪城天守阁编，《特别展：大阪城的近代史》(大阪城天守阁特别事业委员会，2004)，第45页。

    [20] 参照《大大阪纪念博览会志》(1925)，第 782页。

    [21] 同上，第781页。

    [22] 参照Jeffrey E. Hanes著，宫本宪一译，《主体都市：关一与近代大阪的再构筑》

    (劲草书房，2007)。

    [23] 有关大阪城天守阁再建方面的资料可参照朴振汉著，《近代城市大阪的象征物和

    记忆空间的形成：“大阪城天守阁”再建事业(1928—1931)》(《仁川学研究》第 11 期，2009)。

    [24] 1928年7月 14日的《大阪每日新闻》报道：据法学教授牧英正透露，市政当局

    不顾已经通过的为修建第四师团司令部大楼投入一百三十万日元的决定却在媒体上只说是

    投入八十万，这显然是为了事先平息因再建经费的大部分用在司令部的修建上而有可能引

    起的市民的不满。7月19日大阪市在第四师团提出的预算书结尾处添加了“市政厅的预算

    只是八十万日元，已经向议会提交并正在研究之中。在实施过程中市政厅只是按照当初军

    方要求的费用投入资金而已，我们将全力以赴保障工程的顺利实施”的字句，最后还附加

    了市辅佐官龙山良一的署名。参照牧英正著，《昭和的大阪城天守阁筑造》(《大阪市公

    文书馆研究纪要》第五期，1993)，第7—25页。

    第四章 北京，从皇帝宫廷到市民广场的城市

    申圭焕

    北京城的历史背景

    公元前11 世纪，周武王灭商建周之后给帝尧后孙们分封了蓟和燕，后来蓟和燕合并被称为“燕国”，其都城叫作“蓟城”[1]。这就是现今北京的地

    理起源。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我们既能够走过“蓟门桥”，也可以看到大街

    小巷的“燕京牌”啤酒广告。不管是“蓟门桥”还是“燕京牌”啤酒，这些都是

    源自北京的旧名称。

    秦始皇(公元前 259—前210 年)统一天下之后将天下分成了三十六

    个郡，其中燕郡被列为第六郡。现今的北京分布在当时的渔阳郡、右北平

    郡、上谷郡、广阳郡四个郡，其中蓟城属于广阳郡，成了抵抗北方民族入

    侵的重要军事要塞。公元 350 年，“前燕”的慕容儁攻破蓟城登上皇位，于

    是蓟城成了前燕的第二个首都。此后北方民族也多次在这里设过都。

    唐朝中期安禄山(703—757 年)通过叛乱在洛阳称王之后将蓟城称

    为“大都”，史思明(703—761 年)称王之后把这一带叫作“燕京”。从此，蓟城被人们称为“大都”或“燕京”。938 年辽国把蓟城作为五个首都之一，据称“南京”或“燕京”是当时辽国诸首都中规模最大的都城。1125 年金国灭

    辽之后又将它称为“中都”。从这个时候开始蓟城从北方的战略要塞逐渐变

    成了全国的政治中心。

    金元时期中都遭到破坏，元代的忽必烈毅然抛弃连水源都没有连接的

    旧都，以现今的中南海为中心修筑了“大都城”。这个工程始于 1267 年，前后共花了二十七年的时间。大都城在优先考虑排水设施的前提下，以中

    国传统的筑城方式修筑了由宫城、皇城、外城组成的三重构造都城。

    元代的大都城作为政治中心，为首都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

    是以今天的北京城为中心筹划城市建设则是从明代开始的。1368 年明太

    祖朱元璋(1328—1398 年)建立明朝以后以江南为背景宣布开国，并将

    南京定为明朝首都。建国以后朱元璋令开国元勋徐达(1332—1385 年)

    去攻破大都城，大都城被明军占领后，明朝将大都城改称为“北平”。明军

    攻入过程中，宫城遭破坏，人口减少，都城规模也大为缩小了。为了阻止

    蒙古人的南下，朱元璋将北平分封给其四子朱棣(1360—1424 年)，称

    朱棣为燕王。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朱元璋死亡，其孙朱允炆继承皇

    位，成为明惠帝建文帝。建文帝在牵制各地实力派君王的过程中实施了剥

    夺各路诸侯地位的“削藩政策”。对此作为皇帝叔叔的朱棣深感危机，于是

    借处罚奸臣的名义于 1399 年发动“靖难之役”先发制人，并成功篡夺南京

    建文帝的皇位，当上了明成祖永乐帝。掌权后的永乐帝以阻挡蒙古人南下、加强中央集权制为目的致力于北京城的重建工程。永乐帝将元代北京城的

    中心轴和南北城墙向南移动，到了永乐十八年(1420 年)完成了皇宫紫

    禁城的建设。紫禁城的“紫”字来自星座中的“紫微星恒”，寓意皇帝居住的

    地方，“禁”字意味着一般人不能出入的特殊场所。用英语翻译过来，紫禁

    城则是“Forbidden City”，意即没有皇帝的许可任何人都不能进入的地方。

    为了镇住前王朝的邪气，永乐帝在紫禁城的北侧特意修筑了一座人工假山

    “万岁山”(即现今的景山)。

    整个北京城可分为由皇帝居住的紫禁城、主要行政机关和高级官僚居

    住的皇城、王公贵族居住的内城以及一般庶民居住的外城。紫禁城东西宽

    760 米，南北长960 米，面积72 万平方米，其规模为韩国首尔景福宫

    (34 万平方米)的两倍以上。由于明代的紫禁城已经南移，因此开凿水

    渠变成了可能，而水渠的开凿又大大加强了紫禁城的城防功能。这个水渠

    夏季可供排水，遇火灾还可用来灭火。

    由南进入紫禁城需要依次经过正阳门、大明门、承天门、端门、午门、皇极门六道城门。到了清代将其中的承天门和皇极门改称为天安门和太和

    门。真正的紫禁城是从午门开始的，进到太和门就可以看到建在一条直线

    上的前三殿和后三殿。前三殿是指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其中太和殿

    是举办即位仪式、出征典礼等国家级仪式、典礼的地方。后三殿指的是乾

    清宫、交泰殿、坤宁宫，这是皇帝处理日常事务的地方，也是皇帝和皇后、宫女平时消遣的地方。向北穿过后三殿就可以通往御花园，再往北走就是

    紫禁城的北门玄武门，玄武门以北便是万岁山(即景山)。

    金、元、明、清时期的北京城[2]

    清代紫禁城周围是清军精锐八旗军的领地。随着八旗军转变为护卫皇

    帝的戍卫军，紫禁城里又形成了由满人贵族和汉人官僚居住的内城。其中，占北京多数人口的汉人居住在内城南侧及外城与城郭之间的关厢。前门是

    内城与外城的分界，同时也是紫禁城最南端的城门。以前门为中心形成北

    京城的商业区。

    清代初期几乎原封不动地接过明代的北京城，到了清代鼎盛期，康熙

    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在北京城西北部修建了圆明园、畅春园、颐和

    园等规模庞大的宫廷花园。宫廷花院建成以后历届皇帝经常到这里来消遣，而皇族和贵族们也为了上朝方便而纷纷把自己的邸宅修在了西北部。由于

    北京城西北部水源清、燃料(煤炭)足，是皇族和贵族们过冬度夏再好不

    过的地方。与之相反，北京城的东北部由于运河非常发达，很早以前就成

    了南来北往的商品集散地，因此这个地方的仓储业和商业非常发达。这就

    是形成旧北京西部贵族、东部富人、北部贫民、南部贱民格局的主要原因。

    直到清代，北京城内的紫禁城、内城、皇家园林、王府井[3]

    等地方仍旧是

    与世隔绝的空间，是普通北京居民不得随意出入的禁地。

    城市管理与城市环境的变化

    直到19 世纪，首都北京还没有设置专门的城市管理机构，北京只是

    属于顺天府所管辖的宛平、大兴两个县，形式上由这两个县负责征收北京

    城的税金。要说清代北京城的管理机构，只有步军统领衙门、刑部、工部

    等部门协办北京的人口管理、治安维持、救济、诉讼等各种城市事务。[4]

    1900 年的义和团事件发生以后，北京的城市管理开始出现了新变化。

    义和团是一个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专门排斥洋人和基督徒的民间自发性

    排外运动组织。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日本、意大利八国联军以保护本国国民和使公馆为由趁机向清朝发动了攻势。于

    是清朝政府在向西方列强宣战的同时积极支援了义和团的义举，可最终还

    是免不了被八国联军打败从而向西安逃窜的结局。

    战争和掠夺，还有朝廷的逃避等，北京治安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于是

    入侵的西方列强借口维持治安索性将自己的军队派到了各自的领地。1900

    年8 月，日军甚至联合北京地区的绅士和上层人物设立了“安民公所”。以

    保护财产、贫困救济、再建公共设施为幌子的“安民公所”在没有清朝许可

    的条件下竟然持续了一年以上。

    1901 年9 月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义和团事件暂告一段落。清

    政府下令解散“安民公所”，代之以“北京善后协巡总局”，原先参与过“安民

    公所”的绅士和商人仍旧在协巡总局施展着影响力。据史料记载这个“协巡

    总局”就是中国最早的主管首都城市管理的政府机关。接着，清政府积极

    推进“新政”，学习西方各国的城市管理模式设置“民政部”，派学生到日本

    学习治安行政学。其中有一部分学生回国于1902 年和1905 年分别设立

    了“内城工巡局”和“外城工巡局”，后来这两个工巡局合二为一成为“内外城

    巡警总局”。“内外城巡警总局”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包括人口调查、公共设施、消防安全、贫困救济、公众卫生、社会治安等在内的所有城市管理活动，从此北京警察担负起了城市管理的大部分职责。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后民政部被内务部所代替，可是其职能却没有多

    大的变化。1913 年2 月“京师警察厅”成立并代替“内外城巡警总局”成为内

    务部管辖的机构，可是所谓的“京师警察厅”与其说是中央所属机构，不如

    说是掌管首都地区业务的地方管理机构。“京师警察厅”分别管辖北京内外

    城区的十个地方，下设五个处、十四个科以及二十个警察署、警察保安队

    和消防队。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商业的发展，仅凭警察的力量管理北京城已经力不

    从心了。为此，内务总长朱启钤(1872—1964 年)于1914 年向袁世凯

    (1859—1916 年)提出组建一个专门的城市管理机构以改变北京城市政

    现状的建议。朱启钤的建议得到采纳，北京城内出现了“京都市政公所”。

    京都市政公所的管理区域一开始局限于城市部分片区，可不久便扩大到城

    内外，到了1925 年进一步扩展到城郊一带。后来在京都市政公所内部又

    设置负责征税的“市政捐局”，把警察的征税业务合并进来了。从 1914 年

    到1928 年，整个北京城由京都市政公所和京师警察厅两个机构来管理。

    这两个机构都是内务部所辖部门，同时又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机构。1928

    年，蒋介石(1887—1975 年)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以后将北京再次更名

    为北平。北平特别市政府(1928—1937 年)成立以后，下面设置了财政

    局、公安局、卫生局、公务局、社会局五个部门和自治事务监理处等十四

    个直属机关，进一步规范城市管理体系。北京城由此走上了由市政府直接

    管理的正规化城市建设道路。

    北京是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秋短，冬

    夏长。北京的地形山地和平原分别占62%和38%，山地平均海拔高度

    1000 米，西部的西山和北部的燕山在南口关沟相会并由西北向东南呈扇

    形展开，成为山里山外不同气候的天然分界线。受地形的影响，北京地区

    气候呈明显的地域差异，即山地年平均降水量为650—750 毫米，而山下

    平原南部地区的年平均降水量则是 400—500 毫米，年降水量的 74%集中

    在夏季。这就是北京一带常年受缺水困扰的原因。中国政府于 2002 年开

    始的“南水北调”工程就是为了缓解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缺水痼疾

    的措施。所谓“南水北调”工程是为把南方丰富的水源引入干旱的北方，在

    长江(扬子江)的三个地点上开凿运河将长江的水调入黄河的一项庞大工

    程。

    北京西北地带埋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元代以来生活在这一带的人们

    就从来没有为取暖用燃料和工业用燃料而操过心。不过北京人使用煤炭还

    有一个奇异的习惯，不管是取暖用还是工业用，煤炭里总是掺着许多泥土，于是燃烧以后出现大量的煤渣垃圾，这就使垃圾处理成了北京城严重的城

    市问题之一。[5]

    要说明代的北京人口，1440 年约为 96 万，1629 年则是 70 万左右。

    到了清代北京人口也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1912 年内外城人口加起来约

    72 万左右，直到20 世纪20 年代为止一直没有超过 100 万。1928 年北

    平市政府成立以后内外城外围的郊区也纳入到北京市区，北京市人口超过

    了130 万。20 世纪30 年代初北平人口超过 150 万，1949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前超过了 200 万。自明中期以后到民国初期北京人口呈缓慢的

    增长趋势，因此可见由人口而引发的北京城市问题不是20 世纪以后突然

    出现的，而是从明代中期开始就已经存在的慢性问题。

    对人口100 万的大城市来说，给水、排水以及粪便处理设施是城市环

    境和城市卫生最核心的问题。老北京人在日常生活中将那些欺人的特定群

    体叫作“三阀”，这“三阀”指的是“粪阀”、“水阀”和“丧阀”。实际上这是对当

    时北京城的粪主、水主、丧主的贬称。[6]

    其实他们都是与城市环境有密切

    关联的群体。当时的北京根本不具备给排水等城市基础设施，因此市民的

    饮用水靠“水主”来解决，粪便处理靠“粪主”来解决，出了丧事也要通过“丧

    主”对死者的死亡确认以后才能为死者进行祭祀、入土等仪式。对北京市

    民来说，“丧主”一生只碰那么几回就可以，可“水主”和“粪主”却是每天都

    要打交道的对象。这些“水主”和“粪主”们都拥有各自的一片地盘。他们作

    为地盘的老大将自己的地盘租给商人从中获取地盘租赁费，而商人在经营

    所租地盘时还要雇用一帮“跑腿的”去收粪、送水。商人为了获取最大的利

    润发给“跑腿的”只够维持生计的工钱，而这些“跑腿的”也为了获取更多的

    报酬往往在收粪、送水的时候敲诈勒索市民，将从市民那里多得的钱揣进

    自己的腰包里。[7]

    要想防止这种层层盘剥的陋习就有必要完善给排水等城市基础设施，通过卫生改革将已经被私有化的地盘还原为公共领域。然而完善城市基础

    设施却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巨额的经费，卫生改革也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

    和反抗。事实上，自 1908 年北京市自来水公司成立以来，直到20 世纪

    30 年代得到自来水供给的市民只有 5%，到20 世纪40 年代也只有10%

    左右的市民用上了自来水。在自来水设施的设置过程中也曾经常发生过人

    为破坏的行为。为改革粪便处理行业，当时的市政府采取了由政府部门收

    回被私有化了的地盘，将收粪工雇为政府公务员等措施。然而粪便处理改

    革还是屡屡受挫，最后北京市政府只好运用公权力强制推行了部分改革措

    施。北京市的城市环境改革和卫生改革虽然没有获得划世纪的成果，可在

    整个20 世纪市政府当局还是不厌其烦地把它当作市政改革的主要议题而

    付出了努力。

    20 世纪前后，改变北京城市环境面貌最显眼的一项是交通发展。

    1865 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铺设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可看到怪物般的

    火车头后，清朝政府惊吓之余立刻命令撤走了火车。到了 20 世纪以后铁

    路铺设才真正开始，以 1905 年竣工的京汉(北京—汉口)铁路开始，京

    张铁路(北京—张家口)、京奉铁路(北京—奉天)等陆续开通。铁路驿

    站集中在西直门和前门，各条铁路在北京城西南部外廓的丰台站汇合。为

    解决铁路驿站集中在西南部的问题，1915 年市政当局又开通了循环内外

    城的环形铁路。由此，市民们可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东

    便门、前门等内外城的主要站点利用铁路交通出行。

    除了铁路以外，公共马车、出租车、巴士、电车等近代交通工具代替

    了轿子和黄包车等古老的交通工具。20 世纪30 年代北京市的轿子数量不

    到四百，而公共马车却超过了九千四百辆。市内汽车共有两千两百多辆，其中一千七百辆是私用车，只有五百多辆是商用车。事实上普通市民出行

    还要靠十万多辆的自行车和四万五千多辆的黄包车。[8]

    以铁路交通为主的交通工具的发达为北京社会解决了市民出行难的问

    题。此外，连接城内外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缩短了空间上的移动，严格细致

    的车次运行时间为市民懒散的生活走向规律化、节奏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然而，发达的交通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依靠发达的交通而得以发

    展的商业进一步拉大了城内外和郊区的生活差距；铁路的发达促进人员的

    流动，而大量的人员流动又加速了传染病的传播，成了威胁城市环境变化

    的一个潜在的因素。

    20 世纪改变北京的空间地形和市民日常生活规律的最具代表性的变

    化，是公园的出现。公园顾名思义就是公共园地。传统意义上的花园或园

    林意味着私人拥有的庭院或疗养地。中国的花园和园林始于汉代，普及于

    宋代，流行于明清两代。直到清末，整个北京城被划分为皇帝的空间、贵

    族的空间、一般居民的空间等部分。这些空间不仅是相互孤立的，而且根

    据身份的高低，其空间大小和配置也各不相同。到了清末晚期，这些空间

    虽然出现了摆脱孤立存在的倾向，可是传统的“内城住满人、外城住汉人”

    的固定格式却没有发生多大变化。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1912 年最后一

    个皇帝宣统皇帝退位，袁世凯就任临时总统。当时宣统皇帝虽然退位，可

    他并没有离开紫禁城且一直生活在那里。1924 年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之

    间发生战争，冯玉祥(1882—1948 年)的直系军阀占领紫禁城将宣统皇

    帝撵出了紫禁城，皇城这才开始向全社会开放。[9]

    到19 世纪为止，被贵族独占的空间(皇家园林)有紫禁城和皇城的

    庭院及湖水、北京城西北地区的圆明园、皇城的社稷坛、外城的天坛和先

    农坛、北京城外的地坛和日坛以及月坛等。当然也有陶然亭、什刹海、西

    山等为普通市民建造的交流和休闲空间，但是或因距离市中心太远或因地

    方过于狭小，不能为所有市民享用。

    北京的公园是20 世纪初清朝新政改革时期出现的。北京西北西直门

    外曾有过专门管理和饲养国外使者或政府官僚给皇室进贡的国内外珍稀动

    物的场所。1908 年西太后(1835—1908 年)将此地命名为“万牲园”并向

    庶民开放，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动物园和公园。

    1914 年为北京的城市管理而成立的京都市政公所最大的成就莫过于

    公园建设。京都市政公所一再强调以市民休息和健康为目的的城市公园的

    必要性，认为要想培育健康的游戏文化和有效地预防犯罪就必须具备市民

    的文化空间—公园。建造公园，京都市政公所第一个看中的就是社稷坛。

    社稷坛的地理位置位于北京市中心，同时已经具备公园环水设施，利用皇

    室的这些资产将其改造为公园就可以节省一大笔资金。就这样，北京第一

    家近代中央公园于1915 年诞生了。公园不仅拥有大规模的树林，还设置

    了茶屋、运动场、台球场等休闲娱乐场所。接着，外城的宣农坛公园于

    1915 年向市民开放，1925 年紫禁城、北海公园开放，20 世纪20 年代末

    颐和园也被开放了。

    20 世纪初公园的出现超出公园作为休闲场所的一般性意义，改变了

    北京市民封闭的日常生活轨迹。公园被用作政治宣传、集会、大众教育的

    场所，市民们也开始参与到开放的政治活动中去。

    北京城最早的照明灯由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1 年)于 1888

    年为西太后安装在了紫禁城西苑(现今的中南海)的西太后卧室里。西太

    后对照明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命令颐和园里也要安装照明设施。清朝工

    部便于1890 年从德国购入发电机安装在了颐和园里。1900 年，西苑和

    颐和园的照明设施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遭到了破坏。1904 年

    清末代表性官僚资本家盛宣怀(1844—1916 年)重新修复了西苑和颐和

    园的照明设施，从1907 年起紫禁城里也开始供电了。[10]

    北京的照明设施

    虽然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和关心，可它仍旧是满足统治者嗜好的设施，还没

    有成为造福民众的公共设施。

    前门东侧的东交民巷是各国公馆和使馆密集的外交一条街。为了给各

    国使公馆供电，1899 年德国的西门子电器公司(Siemens Electronics)在

    北京设立了发电所，但翌年在义和团运动中被烧毁，后于 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