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陷阱

    [法]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 [法]马修·阿伦 著

    法意 译

    中信出版集团目录

    引言

    1.打击

    2.检察官

    3.第一次开庭

    4.怀亚特看守所

    5.回忆

    6.一通电话

    7.他们把我忘了

    8.斯坦

    9.克拉拉

    10.第二次开庭

    11.监禁125年

    12.起诉书

    13.一切都能适应，看守所也一样

    14.家人才是唯一的依靠

    15.从怀亚特看美国司法16.我的量刑指南

    17.A囚室

    18.阿尔斯通抛弃了我

    19.重回纽黑文法院

    20.证据

    21.检察官的“环球巡游”

    22.《反海外腐败法》

    23.认罪协议

    24.克拉拉探监

    25.解雇

    26.6个月过去了

    27.全家出动

    28.我有一份新工作

    29.4月24日的宣告

    30.与斯坦的真相时刻

    31.通用电气的神话

    32.皮洛士式胜利

    33.通向自由

    34.自由

    35.重回法兰西36.与马修·阿伦的会面

    37.开口或缄默

    38.在股东大会上发飙

    39.司法部检察官会议

    40.阿尔斯通的认罪协议

    41.面对议员的柏珂龙

    42.最后的出售障碍

    43.劳资调解委员会之战

    44.无法容忍的敲诈

    45.审判时刻

    46.再度分离

    47.再度入狱

    48.暴力及非法买卖

    49.国民议会调查

    50.马克龙到访美国

    51.终获自由

    尾声

    后记

    附录

    致谢人名索引

    本书译者团队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出于对隐私的尊重，本书对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的家人和

    亲友的名字都做了修改。正值阿尔斯通消亡之际，我要向所有的前同事致敬，包括工

    人、工程师、技术员、商务人员、项目经理。几十年来，他们开

    发研制出了令我们的竞争对手羡慕不已的卓越产品，为确保法国

    能源独立做出了贡献。

    但请不要误解，虽然本书曝光了阿尔斯通的许多灾难性决

    定，但是它的工作团队及其团结精神仍在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回

    忆，这里有我22年来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我想，我应该为它

    做点儿什么。引言

    本书讲述了一个地下经济战的故事。

    十几年来，美国在反腐败的伪装下，成功地瓦解了欧洲的许多大型

    跨国公司，特别是法国的跨国公司。美国司法部追诉这些跨国公司的高

    管，甚至会把他们送进监狱，强迫他们认罪，从而迫使他们的公司向美

    国支付巨额罚款。

    自2008年以来，被美国罚款超过1亿美元的企业达到26家，其中14

    家是欧洲企业(5家是法国企业)，仅有5家是美国企业。

    迄今为止，欧洲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即将超过60亿美元，比同期美

    国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高3倍。

    其中，仅法国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就达到近20亿美元，并有6名企

    业高管被美国司法部起诉。

    我就是其中一员。

    今天，我不再沉默。1.打击

    突然，我变成了一只野兽。我穿上了橘色的连体服，身体被链条锁

    住，手脚被戴上镣铐。我几乎无法行走，也无法呼吸。我是一只被捆绑

    的野兽，也是一只掉进陷阱里的困兽。

    昨晚，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单人牢房。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气

    味，我几乎要被熏晕了。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道极小的裂缝。透过裂

    缝往外看，我隐约看到一个阴暗的院子。我听到各种噪声、争吵声、尖

    叫声，以及不间断的狗吠声。这简直是一场噩梦。我已经8个小时没有

    喝过水，又饿又渴。自从在飞机上听到那条简单的广播后，我的生活便

    发生了剧变。

    先来说说那条机上广播。

    国泰航空的空姐用甜美的嗓音和地道的英式口音播报了一条听起来

    无关痛痒的消息。空姐的声音虽然温柔，但却宣告了一场灾难的降

    临：“皮耶鲁齐先生，请您下飞机前先到机组人员这里来。”

    这时，我乘坐的这架波音777刚刚降落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跑

    道上。

    我在黎明时分离开新加坡，在中国香港中转后，经过长达24小时的

    飞行，现在已筋疲力尽。

    这是2013年4月14日晚上8点整。驾驶员对飞行计划掌控得十分完

    美，分秒不差。这条广播在飞机到达机场时响起。难道当时我丝毫没有起疑？虽说已经习惯了各种长途飞行，但是因

    为时差，我头昏脑涨。45岁的我，先后在阿尔及尔、曼彻斯特、香港、北京、温莎(美国康涅狄格州)、巴黎、苏黎世等地任职，现在坐镇新

    加坡。20年来，我在全球飞来飞去，为我的公司奔波。我听过好几次这

    种广播，它要么是提醒我官方约会的时间被调整了，要么是帮我找回了

    在一次中转时丢失的手机。

    因此，我没多想便来到了机组领班的面前。然而，这位年轻的空姐

    却满脸尴尬。机舱门已经打开，她胆怯而不自然地向我指了指门口等着

    我的一群人——一个女人、两三个穿制服的人，以及两个穿便服的人。

    那个女人礼貌地跟我核实了我的身份，命令我下飞机。几乎在我说出姓

    名的同时，其中一个穿制服的人就抓住了我的一条胳膊，并将它按在我

    的后腰上，然后他迅速地把我的另一条胳膊扭到我的背后，给我戴上手

    铐：“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你被逮捕了。”

    我非常震惊，来不及做出反应，只能束手就擒。后来我总是问自

    己：如果我没有下飞机，那会发生什么？如果我拒绝下飞机呢？若是在

    我连一只脚都没踏上美国国土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还能这样轻易逮捕

    我？我一声不吭地就服从了。其实当时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帮了他们

    大忙。因为从理论上来讲，我们还在国际区域——机舱出口的舷梯上也

    属于国际区域。

    眼下，我被戴上手铐。片刻之后，我回过神来，要求他们做出解

    释。穿便服的两人说，他们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我们接到命

    令，在机舱出口逮捕您，把您押送到曼哈顿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那里

    会有检察官向您说明缘由。”

    显然，他们也不了解更多的情况。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这几句

    话，我也不可能有更多奢求，因此，只能跟着他们，在两个身穿制服的

    执法人员的看管下，像个歹徒一样，双手被铐在背后穿过机场。周围乘

    客的目光让我觉得如芒在背。走了几米后，我意识到，为了保持平衡，我不得不小碎步地前行。我身高1.83米，体重将近100千克，这让我看

    起来非常滑稽。与其说是滑稽，不如说是梦幻。我仿佛穿越到了一部电

    影中，在扮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角

    色。两年前，他就像我一样被戴上镣铐，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押解下，痛苦地走在纽约街头……然而此时，我的惊吓大于忧虑。当时我一直确

    信，这是一个错误或者误会。他们只是错把我当作了别人，经过查证

    后，案件就会真相大白，一切仍会照常进行(近年来，肯尼迪机场发生

    的这类误会与日俱增)。

    我的“警卫”直接把我带进了一个小房间。我很了解这种地方，在这

    里，美国当局会对可疑的外国人的护照进行仔细检查。2003年，伊拉克

    战争期间，鉴于法国的立场——时任总统雅克·希拉克拒绝参与美军的

    行动——我们一群法国商人不得不在肯尼迪机场等候很长时间，直到美

    国官员同意让我们入境。

    今天，检查的速度加快了。两名查验人员花了几分钟时间检查我的

    身份证件，然后将我带出机场，坐上一辆没有警用标志的警车。我终于

    明白了眼前的现实：显然，我就是他们等待的人，我是他们要的“实实

    在在的客户”。这并非像在某些荒诞故事中，某人被误认为是某个强大

    的恐怖分子或者在逃罪犯。至少这一点是明确的。但是为什么呢？他们

    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我又做了什么？

    我无须花太多时间反思我的经历。就个人生活而言，我绝对无可指

    责。另外就是我在阿尔斯通的工作。即便这种粗暴的逮捕可能与我的职

    业有关，但我也觉得可能性不大。我在脑海中将公司近期的项目飞快地

    过了一遍。自从10个月前我担任锅炉部的全球负责人以来，我在新加坡

    职务范围内的所有业务中，没有任何可疑之处。至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放心的。

    但我也知道，阿尔斯通经常因腐败行为而接受调查，美国当局几年

    前就开始了一项调查。当时，阿尔斯通因涉嫌为取得多个合同而行贿，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一家发电厂的合同。我曾参与这个项目，阿尔斯通确实聘请了中间人来确保拿下这个市场。但是，这些事情是在2003年和

    2004年发生的，印度尼西亚的合同是2005年签字生效的。当初合同谈判

    似如烟往事，已经过去10年了!这太久远了。重要的是，我已经在内部

    审计时澄清了自己。这是我们的惯例。那是在2010年或2011年，具体日

    期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可以确信——汽车正在驶向曼哈顿，我越来越焦

    虑，开始费力地在脑海中搜寻往事——阿尔斯通聘请的两位律师曾短暂

    地对我进行了一次询问，大概持续了1个小时。他们认为我遵循集团的

    所有程序规定，没有任何错误，无须任何惩戒。2012年，我得到了一次

    不错的晋升，升任为现在的锅炉部负责人，该部门在全球有4 000多名

    雇员，年营业额为14亿欧元。此外，2011年以来，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

    官柏珂龙一直打算与中国上海电气集团建立一家50∶50控股的合资企

    业，将两家公司的锅炉业务合二为一，他选择我来领导这家未来世界级

    的大企业，总部将设在新加坡。

    全球总裁!全球总裁现在却被带进一辆汽车，忍受着双臂的酸痛。

    金属手铐逐渐割伤了我的手腕。谁能想到，我仅仅因为在2003—2005年

    的印度尼西亚项目中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就遭到如此待遇。我

    又不是阿尔·卡彭[1]!就连他的手下都算不上!我在内心深处翻来覆去

    地琢磨着各种解释，想象着各种可能导致此次被捕的情节。调查人员把

    车停在了路边。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两位探员罗恩和罗斯——我后来才知道他们的名

    字——觉得我“人还可以”。我还算走运。

    “皮耶鲁齐先生，您很冷静，既没有喊叫，也没有挣扎。您也很有

    礼貌，和您这样的人打交道还是不多的。我们打算给您一些奖赏。”

    很简单，他们取下了我的手铐，把我已经僵硬的双臂贴在膝盖上，然后把我的双手铐在了前面。这看上去没什么，但经历过这种不适的人

    都知道：与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相比，这种姿势舒服多了。今晚交通还算

    通畅，我们花了不到40分钟就到了曼哈顿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门口，汽车驶进了地下停车场。下车后，我们面前出现了第一部电梯。探员命令我走进去，但却要进去后背对着电梯按钮，他们对此进行了特别说

    明，而且一副极为认真的神态。我看着他们，有点儿摸不着头脑。1999

    —2006年，我在美国工作了7年，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现在我的疑

    问是：我真的要走进这部电梯吗？

    “这是一项安全规定，皮耶鲁齐先生，”罗恩解释说，“您没有权利

    看我们按了哪个按钮。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我们不会让您知道您被

    带到了哪个楼层，或者在哪个办公室接受审讯。”

    我被带到一个神秘的楼层。通过几扇装甲门后，我们进入一间简陋

    的办公室。这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中央放着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墙

    上伸出一根长长的铁杠，警卫用手铐把我铐在上面。他们让我独自待了

    一会儿。突然，门打开了，一位探员走了进来。

    “早上好，皮耶鲁齐先生。我叫塞思·布卢姆。我负责美国联邦调查

    局对阿尔斯通腐败案的调查，特别是印度尼西亚的塔拉罕项目。我现在

    能说的只有这些，几分钟后，负责调查的检察官会亲自来审问您。”

    说完后，布卢姆平静而有礼貌地离开了房间。

    [1] 阿尔·卡彭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黑手党首领。——译者注2.检察官

    事情就是这样的。在车里时，我还不愿相信这一切。那些早已是陈

    年旧事，和当下的利害毫无关系。但是现在，我却不得不面对现实。印

    度尼西亚的那个魔鬼案子——苏门答腊岛的塔拉罕发电站项目——又找

    到我头上了。2003年，这个发电站项目开始招标的时候，我还未到新加

    坡任职。当时是印度尼西亚项目招标初期，我们和丸红株式会社组成联

    合体，参与投标竞争。当时，阿尔斯通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甚至濒

    临破产。这笔合同尽管看上去利润不高(1.18亿美元中只有6 000万属于

    阿尔斯通)，但却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这

    座发电厂，虽说在世界上微不足道，但是它却能够提振公司的声望。

    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审讯室里，布卢姆向我透露了抓捕我的理由。

    我在等候检察官做进一步解释时，思绪回到了2003年，当时我们为拿下

    塔拉罕项目付出了太多心血。我无须感到羞耻：在这个时代，在某些国

    家，行贿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尽管表面上不被允许。而且我知道，阿

    尔斯通曾经求助于两个中间人。当然，他们不是我找的，但是我承认，我知道他们的存在。

    我刚回忆起那段时光，门就打开了，在布卢姆的陪同下，一个男人

    走了进来。他看起来有35岁，又瘦又小，毫不掩饰自己的傲慢，我感觉

    他简直就像个暴发户。他用机关枪似的语速开始夸夸其谈：

    “皮耶鲁齐先生，我是大卫·诺维克，康涅狄格州的联邦检察官，负

    责阿尔斯通，也就是您所在公司的案子。因行贿一事，我们已经向贵公

    司提起诉讼，而您正是因为此事接受质询。这次讯问由我负责。您被指

    控参与了在塔拉罕发电站项目中向一位印度尼西亚议员行贿。这属于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在美国《反海外腐败法》[1]

    的管辖范围之内。3年

    以来，我们一直在调查阿尔斯通在许多国家的行为。按美国法律规定，当时贵公司早已收到相关通知，却仍然违背承诺，自2010年起拒绝与美

    国司法部展开合作。阿尔斯通没有遵守任何一条承诺，一条都没有!”

    他看上去很愤怒。我很想回答他：“我既不是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

    官，也不是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诚然，我是一位管理者，但我既不是

    董事会成员，也不是执委会成员。我……”但那位检察官没给我留一点

    儿继续想的时间。

    “皮耶鲁齐先生，我强烈建议您不要给您的公司打电话。我们希望

    您能为我们效力……”

    刹那间，我的大脑全乱了。这位司法官员在要求我做什么呢？

    “我们希望您能为我们效力……来对付阿尔斯通及其管理层。我们

    很清楚您在阿尔斯通的位置，也清楚您在塔拉罕项目中的位置。我们非

    常清楚，在和印度尼西亚的交易中，虽然您扮演的不是决策性角色，但

    是您了解一切。我们想要的，就是起诉阿尔斯通的最高领导层，尤其是

    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柏珂龙先生。因此，我们要求您不要告知他们您

    正在被质询。这就意味着您不能与他们取得联系，您要放弃聘用律师。

    您明白了吗？”

    不，我不明白。但也可以说，我意识到他们正在开条件，正在策划

    一场交易。诺维克是在暗示我做他安插在我们公司内部的线人……此时

    的我还完全没有把时差倒过来，我已经24小时没有睡觉，还一直戴着手

    铐，铐在这根铁杠上，任由他们摆布。我到底需要明白什么？他一直含

    含糊糊，只是翻来覆去地命令我：“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但这对我来

    说根本就不可能。

    正当他努力地让我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仿佛又看到自己坐在阿尔斯

    通为高层管理人员举办的培训会上。那是我被捕前不久的事——生活有时就是这样讽刺，其中的内涵只有参与过的人才会懂。培训会的主题是

    关于我们这一行的法律风险。法务专家交给我们一张名片大小的纸片，上面写着一些电话号码——一旦我们被捕，就拨打这些电话。其中就有

    凯斯·卡尔的电话，他是我们集团的现任法务总监。法务专家在会上叮

    嘱我们，要随身带着这张小纸片。另外，如果我们不幸要面对法官或者

    警察，那也永远不要违反培训会上三令五申的两条原则：第一，什么都

    不要说；第二，给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打电话，他会立即指派一名律师

    来到这位不幸的员工身边。这两条原则我牢牢记住了，而且我不会掉到

    那个检察官给我设的陷阱里去——那时我无论如何都坚信这一点。作为

    一名优秀的“战士”，我丝毫没有考虑这会让我付出怎样的代价，就执行

    起培训会上法务专家叮嘱我们的准则。我不能不通知我们的法务人员。

    我向检察官解释：

    “请您听清楚，我从未被逮捕过，我也不明白你们想要什么。所

    以，我要求你们允许我通知我的公司，以及法国领事馆。”

    检察官神情坚定，朝一位探员打了个手势，此人把黑莓手机还给了

    我，手机在我被捕的时候就被没收了。我立刻试着联系集团法务总监卡

    尔。巴黎此时是凌晨5点，电话无人接听。但是，我最终联系上了蒂姆·

    库兰，他是阿尔斯通锅炉分部在美国的主管。我和他原本约定第二天在

    康涅狄格州的温莎见面。我向他简单陈述了一下情况。他非常吃惊：

    “这事出在你身上，实在不可思议，简直荒唐。我们会立刻把你从

    那里解救出来的。我马上给总部打电话。”

    库兰的话让我安心了一些。检察官出去后，两个探员开始搜身，并

    且对我手提箱内的物品登记造册。我仍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权利，因此犹

    豫着要不要给我的妻子克拉拉打个电话，但我放弃了这个念头。何必让

    她担心呢？那一刻我依然坚信，这不过是一场几个小时的纠纷，很快我

    就会恢复自由。诺维克表现得再怎么面目可憎也无济于事；他再怎么振振有词，说阿尔斯通正遭受着长达3年的反行贿调查，说集团对美国司

    法部的命令置之不理，说集团对各种质询充耳不闻，说集团装傻充

    愣……通通无济于事。这些我都不信。更准确地说，我也不想去信。我

    的信念足以刻碑为证：我毫无保留地相信，阿尔斯通会以最快的速度把

    我从这场危机中解救出来。我知道我可以相信我们的首席执行官。

    在来纽约前的几个星期，我还和柏珂龙共进晚餐。他邀请我和几位

    在亚洲工作的集团领导，一起去新加坡参加一场盛大的招待会。招待会

    的地点是个传奇之地——滨海湾*****，这是新加坡最热门的酒

    店。这座酒店闻名遐迩。那是一座令人一见倾心的建筑，在57层有一个

    宏伟的露台，延展到海面之上，如同舰船上突出的船艏。集团法务总监

    卡尔也在场。这倒没什么新奇的。数年来，阿尔斯通在亚洲发展了大部

    分的能源业务，以至于柏珂龙正计划把集团总部的一部分搬迁到新加

    坡。2012年底，集团刚刚多租了一层楼，用来容纳来自巴黎的一部分员

    工，柏珂龙也频繁地来新加坡。于是集团里谣言四起，说首席执行官正

    在考虑将阿尔斯通的税务注册地址迁至此地(这是完全合法的)。确

    实，新加坡的税收政策非常吸引人(最高20%，还没有算上税收减

    免)，而且阿尔斯通新加坡分公司的负责人沃特·凡·韦尔士在2013年初

    开始考察这座城市，以求为柏珂龙找一处“行宫”。他造访了很多别墅。

    老实说，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我算不上柏珂龙的亲信，尽管我们

    之间早已习惯了以“你”相称，但还是礼貌有加。来纽约前的一周，我还

    陪他去了一趟印度，会见信实工业集团的领导。信实工业集团是印度最

    大的私营联合大企业，归安巴尼家族所有。柏珂龙是个商人，也是个举

    世无双的谈判高手。他毫不犹豫地只身一人跑遍全世界，只为能够当面

    接触他的合伙人。有时他毫不妥协，甚至近乎粗鄙，但他也会通过花言

    巧语来讨好和吸引客户。在工作现场也能直接发号施令，不留情面。

    在滨海湾*****的那场罕见的晚宴上，集团法务总监卡尔——

    柏珂龙的众多忠实拥趸之一，曾是我所在的能源部的法务主管，与我相

    识多年——走到我身边，敬了一杯酒后，他悄悄地说：“弗雷德，你还记得塔拉罕的那场交易和美国人的调查吗？为了那

    次调查，我们也搞了个内部自查。”

    “啊，那肯定记得。怎么了？”

    “没什么。你肯定没什么好怕的。一场内部调查早就把你澄清了。

    不过有些员工有点儿麻烦。”

    我当时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尽管我感觉到有些奇怪，他竟然在鸡尾

    酒会上跟我提起这件事，我们以前从未谈过此事，即使是2010—2011年

    我在接受内部审计的时候也没有。

    但现在，坐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里，这场对话再次浮现在我

    脑海中，很可能是因为我正在拨卡尔的电话号码。

    终于，第二次尝试成功了。卡尔终于接电话了。对话很短，但我记

    着每一个字。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这简直不可思议，”卡尔不停地重复着，听上去和我一样震惊，“我们和美国司法部正在洽谈一项协议，已经接

    近尾声。这事发生在你身上，太不可思议了。”

    “可能吧，但是这位检察官看上去可不像是知道有这么一项协议。

    或许他不相信这事儿能成……这位检察官不停地跟我说，我之所以在这

    里，是因为阿尔斯通3年来一直不合作，他们已经失去了耐心。还有，几个星期前你向我保证，说我什么都不用怕。那他们为什么还抓我？”

    “所以我跟你说，我也不明白。我们明明已经快要达成协议了，我

    几个小时之后就要坐飞机过去了!他们今天还在华盛顿等着我跟美国司

    法部签协议呢!不过，刚刚发生了这么多事，我很犹豫要不要去美国。

    我先去跟我们的律师谈谈……但是你放心，尤其是要保持冷静。我和我

    们的法律顾问取得联系后，就会给你派个人过去。在此期间，你跟那个

    检察官什么都别说，跟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也不要说。今晚有些迟了，但明天一早我们就会把你保释出来，之后我们再看看要采取什么策

    略。”说完后，电话挂断了。对我来讲，毋庸置疑，次日凌晨我会得到他

    的消息，他不会丢弃我，他会站在我这边直到事情结束。我为之效力许

    久的公司不会对我弃之不理。只有疯子和偏执狂才会去设想相反的可

    能，哪怕只想几秒。但我既没有疯，也不是偏执狂。

    卡尔鼓励我的话语还在耳畔回响，检察官就回到了审讯室。

    “您不想跟我们对话？没关系。这是您的选择。”

    “不，我准备澄清一下我在这笔生意中扮演的角色。在这笔生意

    里，我觉得我没什么可自责的。但是为此我需要一位律师陪在我身边，因为一方面，我不了解美国的司法运作方式；另一方面，我也不清楚我

    的权利。我相信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会这样做。”

    我的争辩在检察官诺维克那里不起作用。他毫不动摇，接着说：

    “之后我会把您转交到曼哈顿的一所监狱里，您将在那里过夜。明

    天您将在康涅狄格州法院的一位法官面前出庭。开庭前您有权利面见您

    的辩护人。法官将判决是否对您继续实施拘留。如果您愿意，您有权利

    跟家人打电话告知此事。”

    保持冷静——这是卡尔对我的忠告。沉着镇定——此外我也没有别

    的选择。我该不该给我妻子克拉拉打个电话？检察官似乎在鼓动我打电

    话，但他可能是在极力瓦解我的防线。我妻子肯定会担心到发疯的，她

    的恐慌会削弱我的抵抗力。这是个心理压力方面的经典理论。我后来了

    解到，警察称之为“情感感化法”。我快速思考着，心想最迟明天晚上我

    就会被释放。这个国家连因杀人被指控的辛普森都准许保释，对于我这

    个法国公民、外国企业管理者，用检察官的话说就是个被美国司法部盯

    上的、在塔拉罕项目里“没有决策权的小角色”，他们总不会继续关着

    我。所以算了，我不给妻子打电话了，我情愿出去后再跟她讲述我这段

    虎口逃生的经历。我有礼有节地拒绝了诺维克的建议，不过，我要求他

    向法国驻纽约领事馆方面通报此事。诺维克马上照办，用他的座机拨出

    了一个早已预存的电话号码。显然，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周日晚上，午夜时分，时间这么晚，该给领事馆的哪个人打电话，他再清楚不

    过了。

    他把电话筒递给我，接电话的很明显是个“值班的”。对方问明我的

    身份后，说他只能做个“记录”。之后诺维克又拿过话筒向领事馆方面表

    明，明天周一纽黑文法院的法官会听取我的辩诉。就这样，检察官这晚

    的工作结束了。

    接下来，罗恩和罗斯又登场了。他们开始清理我的所有物品(电

    脑、手机、滚轮拉箱里面的衣物)，再次通过那几扇装甲门，采集十指

    指纹，照相，他俩忙了足足半个钟头。由于我不能看按钮，我依然是返

    回电梯背对按钮。接着，我们上了一辆汽车，朝曼哈顿的监狱开去，两

    个地方距离非常近。

    在入狱手续办理过程中，那两个探员跟我寸步不离。离开之前，罗

    恩悄悄地跟我说：“晚安，皮耶鲁齐先生。跟您说下面这些话有些奇

    怪，但请您明白，明天早上您会非常高兴再见到我们的。”

    我不知是否该从这些话语中领会到什么，是些许的恶意，还是友善

    的提示。我还从没踏进过监狱一步。在入口处，两个狱警命令我脱衣

    服。他们收走了我所有的东西：手表、婚戒、鞋子。我已经赤身裸体

    了!我彻底晕了，连英语都不会了……“Turna round，squat and

    cough.”狱警命令我，口音难以听懂。

    cough就是咳嗽，嗯，懂了。但是squat是什么？我忘了这个词是什

    么意思了。

    “Squat and cough，”狱警很恼火，“Squat and cough!”

    看到我一脸错愕，他向我演示该怎么做。我应该蹲下，两腿分开，然后咳嗽。我按照吩咐去做，狱警坐在我的身后，他要确认我肛门里没

    有东西掉出来!“Squat and cough.”我记住这套流程了。我不得不屈服于

    这套让我感到羞耻的流程，在我入狱的这段时间，我重复了十几遍。那

    晚，我感觉美国的监狱让我仿佛陷入了精神病人一样神志恍惚的“第二状态”。狱警要求我套上一件橘色的连体服，直挺站立着，双手铐在背

    后，我就这样忍受了两个小时。监狱里居然没有英文入狱手册!西班牙

    文的、中文的都有，但没有英文的……拿到相关的表格并填好后，我被

    带到一间单人牢房。其实，后来我才知道，我当时是“进洞”了，这里是

    用来隔离最危险的犯人的。当时已经接近凌晨3点，一个狱警把我推进

    了牢房，我顿时陷入一片昏暗。这里说不上是黑暗，更确切地说是……

    灰暗。一只小氖灯发出凄冷的微光，狱警关上了门。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手一直都铐在身后。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到害怕，心里一阵恐慌。他

    们打算让我这样被铐上一夜!突然，我听到了一阵短促的声音。牢门上

    有一个小翻门打开了，狱警吼叫着命令我倒着往后退。我照着做，倒着

    走到他跟前，他通过小翻门解开了我的手铐。这可真不容易。

    罗斯和罗恩说得对。入狱后的第一宿是非常可怕的。牢房里充满恶

    臭的气味，狭窄的空间令人窒息……我什么都看不见，但我听得见，四

    周围绕着咒骂声和可怕的叫喊声。看来整层楼的人都在互相厮打、自相

    残杀。自从被关押后，我粒米未进，滴水未沾，无法入眠。不过，这次

    被关押应该只是个插曲。于是，我尝试着用夜里这段时间回忆一下与10

    年前那份塔拉罕合同有关的事，并且要重新安排我的日程。因此，第一

    天上午在康涅狄格州的会面我就失约了。这倒无关大局，还可以弥补。

    我在头脑中一一浏览着日程表的每一页：这个会谈只需把它改到上午的

    晚些时候，那个会议可以挪到下午早些时候。谨慎行事的话，用不着48

    小时，我可以在24小时内完成所有日程。我将在3天后到达新加坡，按

    预定日期于星期五返回家中。然后，周末我就能带上我的双胞胎女儿

    (7岁的拉斐拉和加布里埃拉)去庆祝小伙伴的生日，再带我的龙凤胎

    儿女(15岁的皮埃尔和蕾娅)去参加足球赛。现在看来，当时去想这些

    着实愚蠢。但在当时，这些想法让我轻松了许多。蒙眬之中，我居然睡

    了几分钟。

    [1] 《反海外腐败法》(FCPA)是美国联邦法律之一，于1977年制定，旨在禁止向外国公

    职人员行贿。3.第一次开庭

    谁能相信，当清晨再次见到那两位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时，我竟然

    很高兴。在脱得精光，又被人搜过身后，我戴着手铐被转移到距离纽约

    两个小时车程的纽黑文法院。一路上，我感到自己仿佛又回到了正常的

    生活。罗恩和罗斯给我带了咖啡和一些百吉饼。他俩都是35岁，相谈甚

    欢。罗恩有3个孩子，他身材魁梧健硕，酷爱潜水。罗斯有1个小女儿。

    他俩都很想畅游法国。最后我们一同聊了起来，好像熟人一样。

    到法院后，罗恩和罗斯把车停在外面，等候指示。我们来早了，所

    以坐在车里等了1个小时，直到纽黑文法院的工作人员告诉羁押我的两

    位探员，庭审地由纽黑文改为布里奇波特——在另一个方向，开车要半

    个小时。于是我们又出发了。在把我交给法警之前，罗恩把车停下，罗

    斯把我的手机还给我。我明白他的意思：倘若在庭审中发生不测，这就

    是我最后跟某位亲友通话的机会。这里正值中午，而新加坡却是午夜。

    我选择打给阿尔斯通美国锅炉部门的主管库兰。我想向他通报昨天晚上

    我和卡尔的谈话内容。别忘了，卡尔白天的时候就应该抵达华盛顿了。

    我想，库兰肯定会和法务总监一起关注形势的变化。无论如何，我都会

    要求他这么做。

    罗斯和罗恩跟一位法警交接后，我向他俩告别。然后，法警把我关

    进法院的一间小牢房里。法庭将会审查我的获释请求。庭审即将开始。

    因为获准提前和阿尔斯通委派的律师对话，我被带到一个小隔间，和来

    自戴·皮特尼律师事务所的莉兹·拉蒂夫进行首次会面。

    莉兹是一位年龄在35~40岁的女士。交谈几句后，我就被她惊呆

    了：她在刑法方面的经验一片空白，对我的态度也十分冷淡，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新手气息。不仅如此，她对阿尔斯通的业务也一

    无所知。最致命的是，我被控违犯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而对于这

    项控罪，她此前根本不了解。根据这部法律，无论任何人，无论国籍，只要涉嫌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只要该罪行和美国有一丝一缕的联系，美国司法部即可将他投入监狱。[1]

    莉兹跟我说明了几个情况：

    “皮耶鲁齐先生，阿尔斯通的律师今天早上联系了我们律所，要求

    我们为您辩护，因为他们不能亲自负责。”

    “为什么？他们来接手我的案子，岂不是更合情合理？”

    “那是当然!不过你们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

    “我不懂。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案子，阿尔斯通正在和美国司法部做

    交易。那把我也算作交易内容之一就行了，我觉得这是最起码的。我和

    阿尔斯通之间哪有什么利益冲突？”

    “皮耶鲁齐先生，事情没这么简单。但请您放心，您的辩护费用，阿尔斯通同意支付。您很幸运!”

    幸运？接下来我试着从莉兹口中了解有关我被控罪名的细节。在这

    个专为被告人和律师见面而设置的小隔间里，我们之间隔着一层铁丝

    网，谈话非常困难。她拿出几张纸，把它们紧贴在铁丝网上。不用说，我肯定看不清楚纸上的字。更意外的是，我发现她都没有读过起诉书。

    她轻率的态度把我惹火了。

    “我到底为什么被指控，您总该看几眼吧？”

    “贪污案，外加洗钱。”

    洗钱？这个罪名一般都是给军火贩子和毒品贩子的!这么荒唐的指

    控，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

    莉兹看到我的脸都气白了，赶紧试着安抚我：

    “不管怎样，今天这些都不是事情的关键。我只要求他们释放您。我会提议用10万美元保释，这笔钱足够说动检察官。请您记住，大陪审

    团已经对您提出了指控，但一直到您被逮捕的那一刻，此事都在秘密进

    行。现在它不再是秘密，今天美国司法部肯定会向媒体通报。另外，请

    您明白，您不是阿尔斯通第一位被起诉的高管。之前您在美国工作的同

    事大卫·罗斯柴尔德已经被起诉，并且经过了庭审。他同意认罪，随即

    他争取到不超过5年的监禁量刑。”

    罗斯柴尔德服罪了？获刑不超过5年？这下，我的脸彻底吓白了。

    我突然意识到控罪的严重性，尤其是给我和我的亲朋好友的生活可能带

    来的灭顶之灾。但我还没来得及细想这些，就接到了执达官[2]

    的传

    唤。庭审开始，主持庭审的是加芬克尔法官。她首先问我是否听得懂英

    语，接着就请我的辩护律师开始陈述。用了不到1分钟时间，莉兹按照

    计划辩护发言，称希望支付10万美元保释金并佩戴电子手铐，以换取我

    的有条件释放。接着轮到代表美国政府的检察官——诺维克，这位来美

    国联邦调查局总部探视过我的人开始陈述。诺维克简直要杀人，他坚决

    反对把我释放，并狂怒地陈述了理由。厚颜无耻的他完全推翻了此前在

    美国联邦调查局办公室里对我说过的那番话，他用肯定的语气说：

    “皮耶鲁齐先生在阿尔斯通的管理层中身居要职。他涉及的这笔行

    贿交易问题极其严重。该公司向印度尼西亚的一名议员行贿，以求其提

    供方便。我方已经立案，指控文件确凿有力。大量的证据和证人证实，皮耶鲁齐先生参与了一起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犯罪活动。”

    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在我们第一次谈话的时候，我拒绝了他的要

    求，诺维克现在要让我为此付出代价。紧接着，他从我的个人处境方面

    进行攻击：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在美国无亲无故。他在美国工作时，已获得

    绿卡(永久居住权)。然而，非常可疑的是，2012年他又将绿卡退还给

    有关部门。我方已询问过当时接受皮耶鲁齐退回绿卡的员工。他告知我

    们，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当时行为古怪，令他十分惊讶。”我简直要晕过去了。2012年，那是我多次美国之行中的一次，不再

    需要绿卡的我借机把它还了回去。何况我那时马上要迁居新加坡，至少

    要在那里工作几年，所以何来可疑之处？但是诺维克继续说道：

    “如果本庭将此人释放，其必定会出逃。法官大人，您非常清楚，法国不引渡其公民。此外，此人在已遭受指控、逮捕证已经下达的情况

    下，仍未向当局自首!”

    这位检察官用心之险恶，令我震惊。美国司法部封锁了对我签发逮

    捕令的消息，就是怕我躲在法国逃避追究。我对此毫不知情，又何谈向

    当局自首？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早知此事，那我很可能先向律师咨

    询，以确定是否可以前往美国出差。这一切简直可笑。尽管如此，加芬

    克尔法官看起来似乎被说服了。她说：

    “本法官可以确信，当局呈交的起诉书很翔实。如想让本法官释放

    其委托人，辩护律师应起草一份更具说服力的缓刑意见书。拉蒂夫女

    士，本法官愿意给您一段时间准备新意见书。您认为何时能够完成？”

    “法官大人，下午完成。”

    “啊，这个时间不可能，因为不巧我一个小时后要离开，我已经与

    一名医生约好见面。我建议，咱们两日后再见。”

    庭审即将结束，法官转过身问我：

    “皮耶鲁齐先生，您要做何种辩护，认罪还是无罪？”

    “无罪。”

    整个过程，我只被问了一个问题，而且只回答了两个字。我这才明

    白：我仍须在监狱里待48个小时。被带回牢房之前，我被送回法院的那

    个小房间，双手仍被铐在身后，和我的律师聊了几分钟。我的案子目前

    看来十分令人担忧，我恳请她立即将情况告知卡尔。

    两个小时之后，狱警把我从那个小房间带了出来，并把我用链子拴

    起来……我就像一只野兽。的确，我已经成了一只野兽。没有比这更形象的词了。我戴着脚镣

    和手铐，上半身被一条大粗链子捆住。这条大链子与手铐和脚镣一起被

    一个大锁锁住，大锁垂在我的肚子上。之前我唯一一次瞥见像这副样子

    的人，还是电视报道的关塔那摩监狱里的犯人。因为被这堆链子捆住了

    双脚，我无法正常行走，狱警有时候逼着我双脚并拢蹦着前行。我们去

    找法院地下室停着的一辆微型囚车。这是一辆配有防弹玻璃的囚车，窗

    外覆盖着粗粗的铁丝网，很像特种部队使用的特种车辆。

    车内还有两个犯人坐在我旁边：一个亚洲人和一个大块头黑人。我

    试着跟他们搭话：“你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但我听不懂他们的回

    答。他们讲的是监狱里的黑话，还用倒错词说，外加很多江湖黑话。我

    精疲力竭，不再问下去。我已经快两天没有合眼。我再也撑不下去了，变故一场接着一场，我快晕倒了。在这辆囚车里，在这个装着轮子的牢

    笼里，在这密不透气的小箱子里，我感觉自己像猎物一样被人揪住了脖

    子。我累坏了，睡着了。5个小时后，我醒了。我们到了罗得岛州的怀

    亚特看守所。

    [1] 参见第22章《反海外腐败法》。

    [2] 执达官是一种司法辅助人员，是设在法院专门从事送达法律文书和实施民事执行行为的

    公务人员。——译者注4.怀亚特看守所

    怎样描述怀亚特看守所呢？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座看守所都只

    是一座普通的五层高的行政大楼，与周围的建筑物相比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我们越走近它，就越会发现它是一座真正的碉堡、一具混凝土制

    成的石棺。建筑物正面没有窗户，取而代之的是15厘米宽、80厘米高的

    细小缝隙。这些缝隙让人觉得浑身冰凉，看着它们，我不禁想象，在里

    面看到阳光是多不容易。仿佛一旦走进去，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怀亚特

    看守所与世隔绝，它被双层围墙围住，四周布满铁丝网，每10米装有一

    个监控摄像头。进出的都是装甲车辆。怀亚特不是一般的看守所，而是

    一座戒备森严的羁押中心。

    美国把监狱的安保分为4个等级。一级安保的监狱称为“营地”，通

    常是给那些因经济犯罪而被判刑的白领犯人准备的。这些拘留营有配套

    的健身房，通常还有网球场，没有几个狱警，监控措施非常少。二级安

    保的监狱则是供短期徒刑和非暴力罪犯使用的。再下来是看守所，被称

    为中等级别，划入第三级，但其实是拥有高度安保的监狱。怀亚特就属

    于这一类，汇集了来自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缅因州和

    佛蒙特州的各路头号危险犯人。在等待受审期间，他们就被关押在这

    里。怀亚特并不隶属于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辖属

    的监狱关押的是已经被判决的犯人。而管理怀亚特的是一家私营公司，该公司处于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的监督之下。看守所平均收容600名囚

    犯，按照美国的惯例，根据不同的标准(是否属于帮派、年龄、危险

    性、种族等)将犯人分配到不同的牢房里。根据怀亚特管理部门的年度

    报告，2013年收容的囚犯中，39%的犯人是拉美裔，36%的犯人是非裔

    美国人，25%的犯人是白人。这份报告还强调，2013年有人揭发了犯人之间发生的几起性侵案，但是还没有查清楚。同时，两个犯人被发现死

    在这里。这些事件令人十分恐慌，以致受害人家属决定投诉。

    这就是美国司法部决定关押我的地方：一个超级“安全”的看守所。

    但我既不是惯犯，也不是危险的犯人，所以美国司法部的这个选择违背

    了任何一条收监的逻辑，但是没有人跟我解释这是为什么。

    2013年4月15日，我们的车队穿过大门，在第一个安全检查通道停

    下，铁栅栏打开后，我们继续向前，到达第二个安全检查通道。他们让

    我从装甲车里下来，说着我一个字都没听懂的监狱行话，车上那两个人

    也跟着一起下来了。这都无关紧要，我们还得继续往前走。由于一直被

    链子拴着，我一路蹦跳着，依次穿过三个装甲门，最终到达楼内的犯人

    交接室，这里负责管理犯人的出入。房间里有一个柜台，后面坐着负责

    犯人交接事宜的监狱总管；有一扇像我们在机场看到的那种电子安检

    门，用来检测犯人是否带有金属物；有两个用于搜身的小隔间；还有一

    把专门用来固定暴力犯人的椅子。狱警解开我们的镣铐，我们再次把自

    己脱光。自被捕以来，这已经是我第四次被搜身了。我从新加坡出发

    后，已经两天没有洗澡，身上难免会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但奇怪的

    是，我竟一点儿也不感觉害臊。48个小时已经足够让我把最基本的羞耻

    心抛诸脑后。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我飘啊飘，仿佛飘移到了另一个空

    间……

    狱警递过来一个背包，我才猛然醒悟。在怀亚特看守所，新来的犯

    人的囚服是卡其色的，和所有美国联邦监狱一样，除非被关到黑牢里，那里的囚服是橘色的。我们还分到四条内裤、四双袜子、四件T恤、两

    条长裤、一双绳底帆布鞋、一双人字拖鞋。除了鞋子，其余的衣物都是

    旧的，被人穿过且有破损。狱警还递给我一张胸卡，上面有我的照片。

    照片是他们刚刚在一扇标明我身高的铁栅栏前面拍摄的，那场景就和电

    影《非常嫌疑犯》里的一样。胸卡上写着我的编号：21613。

    现在要填写一张入狱调查表，其中包括一张联系人清单，要把他们

    的电话号码都写上。突然，我竟然想不起来任何一个我周围人的电话，甚至想不起来克拉拉在新加坡刚换的电话号码。我再也没有办法联系上

    我的律师了，恐惧感突然涌上心头。那个不专业的辩护律师莉兹也没给

    我留联系方式。我能电话联系上的唯一的美国“官员”就是布卢姆，那个

    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接待过我的探员，因为他当时很聪明地给我留了

    张名片。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应该和他联系，告诉他我的情况，让

    他知道我在哪儿。“坚决不行!”狱警很生气，他是个尖嘴猴腮的拉美

    裔。我执意如此。我试着跟他解释清楚情况，但这让他更生气。他把我

    和车上另外两个人一起关在一间牢房里。一个小时之后，他又回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他改变主意了。他允许我打电话，但只能打一个，而且

    要长话短说。我祈祷布卢姆接电话，他果然接了，但我的好运也到此为

    止。他说他正在从纽约回华盛顿的火车上，还没来得及给我莉兹的联系

    方式，电话就断了。布卢姆给我的时间只够我跟他说清楚我的问题!因

    此，我要求狱警让我再打一次电话。

    “这里不是宾馆，你这个蠢货!我说过只能打一次，不能打两次!

    滚开!”

    我匆忙跟他解释，差点儿就去哀求他，但都没有用。

    “只打一次!你要是再在这里废话，我就把你扔到黑牢里去!”狱警

    吼道。

    我几乎忍无可忍。但是这个狱警说话的神情凶神恶煞，不容反驳，我只好作罢。

    在离开那个“报到室”到达指定区域之前，每个犯人都被分配了一支

    牙刷、一小管牙膏、一块肥皂、一小瓶洗发液、两块毛巾、一张5厘米

    厚的塑料床垫、两条床单和一条栗色的毯子。我被关在D区，监狱里最

    破烂的监区之一。在怀亚特，监区都被安排在一个公共大厅周围，大厅

    四周被牢房环绕着。D区有20多间牢房，每间牢房能容纳4名犯人。我

    和同坐一辆车来的那两个人一起住在19号牢房。我们三个要和睦相处，因为看守所里的规定是，在我们被关押的前72个小时里，我们不许走出

    牢房，除非是吃早饭、午饭和晚饭，时间分别是7点50分、12点20分和17点20分。在被关押的第一站里，除去往返于食堂公共大厅的时间，我

    们三个都得在这11平方米的空间里，每天一起被关上将近22个小时。

    牢房里配备了一张小铁桌子、一个洗手盆、一间厕所、两把固定在

    地上的凳子和两张双层床。牢房建造时是按照每间容纳两个人准备的，但是因为收监人数过多，现在只好每间牢房里住4个人。厕所没有装隔

    门，上厕所时唯一能够保护隐私的方法，就是等到吃饭的时候，狱警启

    动牢房门的自动开启模式。这样，狱友就可以在走廊外面等几分钟，给

    里面留一片暂时的清静……

    那个亚洲人的铺位在我上面，那个大块头黑人的铺位则在我对面。

    幸运的是，我的狱友都很有教养。他们发现我对他们讲的事情一言不

    发，就放慢了语速，注意用词。他们分别叫赵和梅森。我们靠互相讲述

    自己的遭遇打发时间。赵的命运十分传奇，他是一名来自越南的政治难

    民，从马来西亚地狱般的临时难民营里逃出后，最终在1991年流亡到美

    国旧金山。他用微薄的积蓄开了一家饭馆，继而开了第二家，后来在餐

    饮业发了大财。

    “我最后攒了200万美元!”他说道，“之后我便为所欲为，在赌场里

    狂赌。我把所有东西都输光了，为了挽回局面，我开始制造假信用

    卡。”

    赵第一次被捕后，被判了两年监禁，在加利福尼亚州服刑。出来以

    后，他又堕落了，直到在赌桌上输了个天文数字——1 200万美元!他

    又一次因巨额诈骗罪被捕，现在可能要面临10年刑期。

    梅森的个人经历则“传统”得多。他在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的一

    个黑人社区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个无名小卒，他的母亲是一个“瘾君

    子”。梅森加入黑帮的时候才14岁，在得克萨斯州开始沾染可卡因交

    易。他的第一段铁窗生涯长达6年，出去之后就成了“666”的一员，那是

    个专门面向黑人发展信徒的所谓“伊斯兰教分支机构”，对白人公开推行

    种族主义，甚至表示在监狱里都得实行戒律。后来他又被判了8年。但

    是在这两次服刑期间，他完成了两年之内使4个女人生了4个小孩的“壮举”。他向我们讲述那是4个“绝佳”女人的时候，神情十分自豪。

    “第一个是监狱的女狱警，第二个是博物馆安全部的女职员，第三

    个是麦当劳的女服务生，第四个是哈特福德一个俱乐部里的脱衣舞娘。

    听好了，下面才是重点，”他兴奋地接着说，“没有一个人管我要抚养

    费!”

    在怀亚特看守所的第一天，我的狱友还向我传授了监狱守则。当我

    在洗手盆上方俯下身去刷牙，往水盆里吐口水的时候，梅森开始对我大

    喊大叫，甚至骂我：

    “你不许吐口水，你没权利这么做。要吐你到厕所里吐去。你不能

    在我们洗脸的地方吐口水!”

    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些犯人在卫生问题上严格照章办事。

    “你小便的时候也要注意，你得像女人一样坐着小便，”梅森教导

    我，“你懂吗？你不能尿得到处都是，你不能站着尿。如果你想放屁，也是一样，你得去厕所，并用水冲了，让水把臭味吸走。你听明白了

    吗？”

    话到意到。他说的这些规则也有道理，我会一步步学习的。根据他

    们的经验，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病了，那么传染的风险非常高。怀亚

    特看守所的医疗救助手段基本为零。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而且还是

    我自己交的“学费”。飞来纽约之前，我在参加最后一场网球赛的时候

    ——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的右脚踝内外侧韧带严重撕裂，所以

    上飞机的时候，我几乎走不了路(所以可以想象，当我戴着镣铐不得不

    蹦着往前移动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到达怀亚特看守所的时候，尽管我

    反复要求，但除了一片阿司匹林之外，我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治疗。

    就算赵和梅森易于相处，但是刚开始的几个小时对我而言依旧度日

    如年。没有音乐，没有电视，没有本子，没有钢笔，没有书，我唯一能

    看的资料就是莉兹在法院给我的起诉书摘要。读着读着，我的思绪又回

    到了21世纪初，那时候，这个可恶的印度尼西亚的项目合同还在谈判之中。就是那一纸合同，给我惹来了这场被囚禁于11平方米房间的牢狱之

    灾。5.回忆

    说起来讽刺的是，那段时间我正打算从公司离职。那年我31岁，在

    北京做阿尔斯通能源部门的中国区商务经理已经4年(1995—1999年)

    了，我希望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的确，自从加入阿尔斯通以来，我在事业上做得非常成功。然而，我只有一个中游水准的工程师学院文

    凭(普瓦提埃的法国国立高等机械与航空技术大学)，我担心自己的职

    业生涯很快就要撞到“玻璃天花板”。我明白，想要在一家特大型企业里

    晋升，我还是缺点儿什么。所以我决定离开阿尔斯通，去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当时我已经被录取了。

    1999年，我就这件事情和妻子克拉拉讨论了很久。在此之前，她同

    意放弃自己的工作，跟随我来到北京，她在1998年生下了我们的龙凤胎

    皮埃尔和蕾娅之后，还获得了神经生物学的博士学位，因此，她非常渴

    望能重新开始工作，希望我们尽快回法国定居。

    现如今，回过头看，当初没有坚持这个决定让我追悔莫及。虽然不

    知道那个未来会带给我们什么，生活会不会更加幸福，但有一点我可以

    断定，那就是原本我是绝不可能被抓到这里，被关进怀亚特看守所的!

    但是那个时候，阿尔斯通明白怎样做才能留住我。或许，公司认为

    我是一个拥有远大前程的员工。离开中国之后，我被授予在美国的一个

    重要职位：锅炉部全球市场营销经理。为了能彻底说服我，我的上级甚

    至多给了我一些自由时间(隔周的周五，外加一年之内的几个星期)，去攻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哥伦比亚大学是最令人

    向往的美国大学之一，也是著名的“常春藤联盟”成员。阿尔斯通还同意

    全额支付我的入学费，总计10万美元。这样的挽留条件没人能够拒绝。于是，1999年9月，我前往康涅狄格州温莎镇。又过了两个月，克

    拉拉和孩子们也赶去那里与我团聚。但自从我到了那里后，才发现实际

    情况比预期艰难得多。

    2000年初，阿尔斯通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危机，公司濒临破产。1年

    前，领导层同ABB集团结成联盟，那是一家瑞士与瑞典合资的对手公

    司。但很快，这场工业界的联合变得后患无穷。阿尔斯通掌控了ABB的

    燃气汽轮机技术，便以为自己简直是做成了一笔世纪交易，殊不知这笔

    订单的签署正是公司历史上最为灾难性的一次决策。当时，这个汽轮发

    电机技术根本没有发展成熟，而且发生了多起技术性故障。事后阿尔斯

    通只好向客户赔偿损失。阿尔斯通为此付出了超过20亿欧元的赔偿金，公司负债比高得惊人(增加了2 000%)。当时，公司宣布其财务赤字创

    下53亿欧元的纪录，因此失去了银行的信任。

    也是在这个时期，董事会决定辞退皮埃尔·比尔热，将掌管公司的

    大权交给了柏珂龙，以期他能力挽狂澜，带领公司走出困境。这个决策

    在公司内部深得人心。柏珂龙属于精英阶层，而且是精英中的精英。他

    是一位“X-Mines”[1]

    ，跻身于一个“小型贵族圈”，这个团体由每一年巴

    黎综合理工大学和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院前20名最优秀的学生组成，甚

    至可以说是共和政体下的寡头。200年来他们控制着法国最重要的公

    司，影响着法国的经济走向。柏珂龙在普基集团完成职业生涯的第一段

    旅程之后，在2001年成为阿尔斯通的董事，2003年1月1日成为总经理，并最终成为首席执行官。掌权后的几个月，他为了避免公司被法院宣布

    破产，全力挽救这家公司，甚至亲自站在巴黎的商事法庭上辩护，还要

    亲赴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游说，更要说服法国政府援助阿尔斯通。阿

    尔斯通内部付出的代价就是企业业务和人员组织的重组——超过200名

    高管要被打发回家。在这场生死攸关的行动中，柏珂龙得到了一个人的

    鼎力相助，那就是尼古拉·萨科齐。这位法兰西共和国未来的总统，当

    时还是经济财政部长。他知道法国人民有多看重自己的大企业，他可不

    想像某些人一样袖手旁观，眼看着为数不多的法国跨国公司中的一家被“瓜分”。他成功地使这家公司重新部分国有化——法国政府回购了阿

    尔斯通略超过20%的资产。尼古拉·萨科齐可以欢呼胜利了：他和柏珂龙

    联手拯救了阿尔斯通!

    但对我而言，当时战斗的司令部在阿尔斯通总部和法国政府内部，我离那些地方足有几个光年之远。

    一到美国，我就掉进了钩心斗角的龙潭虎穴。我领导的康涅狄格州

    温莎镇美国总部的工作班子，全都是1999年末合并过来的ABB的人。更

    有甚者，我发现自己要直接面对一位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的公司高管，即盖里·巴尔齐科夫斯基。

    早在1年前，也就是1998年，我们俩还是竞争对手。他为ABB效

    力，我则代表阿尔斯通的利益。我们曾经为了拿下中国当时最大的发电

    站合同而竞争，那份合同在当时堪称全世界锅炉厂商的头等大事。竞争

    到最后一刻，中方客户决定在ABB和阿尔斯通的报价之间取舍，最终我

    方大获全胜。因为这次失败，我的这位在温莎的同事失去了晋升锅炉部

    门全球负责人的机会，所以他对我怀恨在心。但是，那个职位最后给了

    ABB的一位前任管理者——汤姆·帕尤纳斯，而他正是盖里的连襟——

    还是我的新老板!

    总部要求我们提供一份完整的全球签约中间人名单和相关合同复印

    件，于是我和盖里的关系更加无法挽回。要知道，2000年9月，法国在

    批准并签署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协议之前，利用中

    间人来获取国际市场项目是一个被容许的惯例。贿赂之举越是在法国领

    土上被禁止，就越是在国外被纵容。每一年，法国企业的高管都会跑到

    位于贝尔西的财政部，提交一份公司的“特别费用”清单。直白点说，即

    为了能在国际招标中中标，最常见的方式是经由中间人行贿。按照规

    定，这部分费用必须以正规程序列出，以便之后从企业缴税中扣除。这

    无非就是以一种极其实用的、受法国管控的方式，把违法的行为合法

    化。

    但是，2000年9月以后，情况变了。法国与其他采取行动的国家一样，承诺向国际腐败行为发起斗争。因此，阿尔斯通的领导层必须全盘

    了解ABB与其中间人签署的所有承诺合同，以使公司的行为符合法国最

    新法律。帕尤纳斯把这个棘手的任务安排给了我。我很快就拿到了阿尔

    斯通方面锅炉业务部门的名单和聘用合同。但是，那些前ABB集团(其

    中就有盖里领导的温莎美国总部)聘用的中间人，情况可就大不相同。

    虽说两家公司已经合并，但是这些部门并不合作，不愿披露它们的中间

    人关系网。不仅如此，在每个国家，ABB所属的公司都像地方诸侯，完

    全独立于公司总部。尽管如此，我还是列出了一个初步名单。我的办公

    桌上堆满了合同，每份合同条款不同，有些内容甚至非常荒诞可笑。有

    些中间人经过艰苦的谈判获得了公司的承诺，甚至得到了按月划款条

    件，而且居然没有合同期限。他们获得了终身行贿的权力!

    那段时间，为了展现高层加强程序合规性(符合规定和尊重法律道

    德)的决心，阿尔斯通的领导制定了新的准则。自那以后，公司开始实

    行严格的中间人审批流程。首先，如果想要保留一位中间人，则需要至

    少13个人签字。其次，每一份聘用合同都必须附有“项目清单”，清单上

    要强制性地列出中间人的佣金数额，以及付款条件(付款周期和付款进

    度)。这份清单必须经过3个人审阅和签字：第一位签字人是拟定该项

    目报价的部门高级副总裁，第二位签字人是负责阿尔斯通国际关系部的

    高级副总裁，第三位签字人是在项目所在地负责国际关系部的地区高级

    副总裁。

    最后，所有超过5 000万美元额度的交易都必须直接报告给包括财

    务经理在内的风险委员会并获得批准，该委员会直接对集团首席执行官

    负责。对于锅炉业务而言，几乎没有额度低于5 000万美元的交易。

    此外，集团内部成立了一家新公司——阿尔斯通普罗姆，总部设在

    瑞士，负责起草、谈判和最终签订几乎所有与中间人之间的合同。因

    此，这家公司由阿尔斯通的合规部总监领导，他本人还肩负着要求员工

    在公司里遵守法律和道德的责任。

    不过，不要对这一切产生误解。阿尔斯通在2002—2003年实施的这套流程，只不过是用来粉饰真相的。公司内部从未真正想开展一场“净

    手运动”。真正终止腐败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停止使用中间人。然而公

    司最终的选择根本不是如此，相反，从表面上看，“项目清单”“审核流

    程”严苛无比，但背地里聘用中间人的行为在柏珂龙的领导下仍然如火

    如荼地进行着。唯一的改变就是，贿赂行为更加隐蔽。

    从表面上看，阿尔斯通确实是在一丝不苟地遵循所有规章制度，所

    有的合同里都列上了两则条款：一则详细阐述了现行的反腐败法，另一

    则提醒中间人必须遵守不行贿的承诺。法律专家把这两则条款看作一旦

    被起诉时的保全之策。然而，在这冠冕堂皇的面具下，阿尔斯通继续付

    给中间人酬劳，以求对相关的实权人物如工程顾问、专家和评标委员会

    成员施加影响。如果风险看上去过高，与其求助于中间人，集团更愿意

    购买当地分包商(如土木工程公司、安装公司等)的服务。这样，来自

    反腐败机构的限制就会小得多。而且阿尔斯通并不是个例：许多同样使

    用大型国际事务所作为中间人的跨国公司，都采用了类似的障眼法。

    负责遵守规章制度的合规部门，自然对这些行为有所耳闻，企业的

    最高领导层也是如此。其原因自不必说，这些制度本来就是他们一手制

    定的。

    [1] “X-Mines”代表法国高等教育中一类特殊的精英群体。——译者注6.一通电话

    在怀亚特看守所的第一晚，我异常烦躁，几乎没怎么睡觉。梅森打

    起鼾来就像火车开起来一样响。一到早餐时间，我们就像解放了一样。

    终于可以走出牢房了，尤其是终于能冲个澡了。我是第一个到达公共浴

    室的，脱光衣服开始洗澡，但很快就遭到一名犯人的训斥：“这里不能

    光着身子洗澡!必须穿着短裤和拖鞋!这样才不会污染这个地方。”显

    然，这里的一切都需要我去学习，而且要尽快学。事实上，在怀亚特看

    守所的几乎都是惯犯和累犯，所有人好像都知道看守所里的规章制度和

    人情世故，只有我是个初来乍到的“菜鸟”。如果上不好这个“速成班”，我怕自己会成为大家嘲弄的对象。

    我还必须想办法联系上那位行踪难觅的律师莉兹。我再次请求看管

    监区的狱警允许我给布卢姆打个电话。“这些话请您跟社工说，”他回答

    道，“她午饭过后就来。”起码我正在培养耐心——铁窗生活中一项重要

    的品质。午饭时间一过，社工就到了。但是大家一拥而上，都急着想要

    和她说话。等来等去，再等来等去——监狱的第一要义就是“等”——终

    于，轮到我了。那位社工接待了我，之后令人感动的一幕发生了。在给

    布卢姆打电话倾诉我的无助与绝望时，尽管电话信号被干扰，但这位美

    国联邦调查局探员还是听明白了我向他提出的请求。更令我喜出望外的

    是，他又给怀亚特看守所打了个电话，要求狱警通过社工把莉兹的电话

    号码转交给我。表面上看，这位善良的布卢姆比我自己的律师都更加关

    心我的辩护!

    但是在和莉兹取得联系之前，我必须克服一个新的困难。要想顺利

    使用公共大厅那4部壁挂式电话机中的1部，就要先走一遍极其烦琐的流

    程。作为一名“新人”，我必须通过社工向怀亚特看守所的狱警递交一张清单，列上我“在住”期间所有需要联系的人。这张单子必须经过正式审

    批，而且由看守所当局记录在册。第一个问题：除了莉兹的电话号码

    (社工刚刚给我的)，别人的电话号码我一个都记不住了。第二个问

    题：想要打电话，就必须付钱!每个犯人都有一个食堂账户，可以用它

    支付电话费用，通话费用高得离谱。但是我的钱包和信用卡等都被没收

    了，保管在莉兹那里!这简直就是一出在康涅狄格州上演的卡夫卡式悲

    剧。社工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破格”准许我使用她办公室的直线电话

    打给我的律师莉兹。

    我终于能给她打电话了。她知道了我被关在哪座看守所。

    “但是您的看守所在什么位置啊？”她虚情假意地问我。

    她甚至都不愿意花力气去查一查这座看守所的地址!到底是她原本

    就无知透顶，还是她对我的事漠不关心？接下来的谈话更是让我无法安

    心。

    “好吧，皮耶鲁齐先生，消息都不太妙……我打算向法院交10万美

    元的保释金，但他们认为这远远不够。很明显，美国司法部还想继续扣

    留您，检察官会把要价抬高。告诉我，您的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

    我脑海中快速地计算着。

    “所有钱都加在一起，可能有40万美元左右吧。”

    “嗯……这些估计还是不太够。您搞不到更多钱了吗？”

    “搞不到了。虽然我是高管，但是我不是有钱人。我在巴黎郊区有

    一套房子，是零首付贷款买的，也就这些。不过，发生这件事可不只是

    我一个人的事，阿尔斯通呢？我也算是因为它而入狱，我想集团会介入

    吧？”

    “有可能……好吧，您听好，我争取到了明天上午再次开庭的机

    会，审理您的保释请求。所以很快我们就会有结果的。您别太担心，我

    们会想办法的。”“但愿。把这个消息也告诉卡尔，他是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我希

    望他在华盛顿和美国司法部会面结束以后，能来怀亚特看看我。”

    我们的谈话结束后，莉兹查了我的黑莓手机，将我的妻子克拉拉、我的妹妹和父母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向她交代了我信用卡的密码，请她尽快在我的食堂账户里存入50美元，以备随时需要。按照我的习

    惯，尤其是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我总是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思考。这

    是要归功于我受到的工程师教育，还是出于我对数学的兴趣呢？面对所

    有复杂局面，我都采用运算的方式处理。我先排列出加号、减号，再做

    加法和减法。

    有一条好消息：我在这个地狱般的看守所里的苟且生活没有几个小

    时了。明天一早，即使需要我抵押房子做保释金，法官也会裁定将我释

    放。在这样一个连杀人案的嫌疑犯都能释放的国度，任何其他的裁决结

    果对我而言都是天方夜谭。还有一条不太好的消息：作为将我释放的交

    换条件，负责裁决我命运的那个法官可能会禁止我在等待最终审判期间

    离开美国领土。从家庭和工作角度来看，这样的情况自然远非理想，不

    过也不算是个灾难。2006年返回法国之前，我已经在康涅狄格州工作7

    年了，对美国分公司非常了解，所以就算是我身在美国而不在新加坡，至少几个月之内，我也应该能继续领导锅炉业务不出大的差错。当然，这需要我的公司能授予一个为我量身定制的职位。但是，因为公司的缘

    故，我遇到了这么多麻烦，公司应该会比较通情达理，这是我能期待的

    最起码的结果吧!

    与之相反的是，对我们全家来说，这将会是一场噩梦。2012年8

    月，我带着克拉拉和4个孩子到新加坡定居。这次迁居亚洲，对全家人

    来说都受益。我们夫妻二人克服了很多困难，新加坡的生活象征着新的

    开始。我们赌对了。孩子们在那里过得很快乐，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环

    境。他们非常喜欢就读的国际学校，已经交了许多朋友。我现在仿佛还

    能看到那一幕：我们抵达新加坡后的第一周，加布里埃拉举着自己的平

    板电脑穿过整座房子，为她爷爷举办了一场虚拟的新居之旅。她当时的神情是那样自豪、那样快乐，其他孩子也和她一样。从那时起，我和克

    拉拉在新加坡的生活也步入正轨。

    对克拉拉而言，我已失联近72个小时。虽说我出差时的确很少和家

    人电话联系，但是时候把实情告诉她了。我和律师已经商量好，明天开

    庭之后就会告诉她一切。那时我将重获自由，对她的打击就不会那么强

    烈。但是我该怎样向她解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呢？如果我被迫滞留美

    国几个月，等待判决结果，那接下来的生活我们该怎么安排？难道要再

    举家搬迁一次吗？凭着神经生物学博士学位和工作经验，克拉拉刚刚被

    新加坡的一家大型法资企业雇用，她很喜欢自己的新工作。也许我自己

    一个人在波士顿住上一段时间会更好。但是克拉拉能忍受这样的分居生

    活吗？孩子们呢？

    躺在牢房的床上，我反复思量着。这些无解的问题萦绕在我的心

    头。我重读了一遍起诉书摘要，试图理顺塔拉罕项目中相关事件发生的

    时间顺序，但那实在是太久远了……开庭预计是在明天上午11点，考虑

    到提审需要的时间，狱警应该会在天亮之前就把我叫醒，大概从凌晨4

    点就开始。按理说，我应该睡一会儿，但是床那么窄——宽度不超过半

    米，塑料床垫又那么薄，我怕自己睡觉的时候会掉下去。狱友们向我展

    示了防摔妙计：用绳子把床垫、毯子和床单打个厚厚的结捆在一起。这

    个方法很奏效，但是我感到实在透不过气来。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块烤

    肉，被绳子捆得死死的，想合上眼休息一下都是奢望。我一动不动、一

    声不响地等待着。7.他们把我忘了

    从踏进怀亚特看守所的那一刻起，狱警们就把我的东西全部没收

    了。没有婚戒，没有手表，我失去了时间概念。天快亮了，阳光轻柔地

    穿过那条小小的缝隙。每一分钟都拉得很长，而我仍然耐心地等待着。

    我侧耳细听每一丝声响，每一次都希望狱警是过来找我的，要把我带上

    法庭，但是一个人影都没有。现在至少是早上6点。他们是不是把我忘

    了？我敲了一下门，没有反应。我再敲，越敲越用力。终于，有一个狱

    警肯听我说话。但这一次，我从他脸上读出来的不是恶意，而是惊讶。

    他向我信誓旦旦地说，不光他自己没有，同事也都没有收到任何指令，说要把我从囚室带到纽黑文法院。但是他愿意再去确认一下。

    他回来了，向我确认没有这样的指令，绝对没有，日程表上没有写

    要提审我。我备感沮丧，感觉像要疯掉一样。我拼命让自己不被妄想吞

    噬。会不会是律师对我撒了谎？是不是她跟检察官串通一气？毕竟我对

    她一无所知，是阿尔斯通指定了她。我怎样才能相信她？我从未感到如

    此被动。我再一次用力敲打着门。狱警把头探进牢房，但他的同情心已

    经被耗尽了。我据理力争地向他解释着，那种疯狂劲儿任何人看了都会

    觉得我精神不正常。狱警显得非常不耐烦。我告诉他，我必须和律师通

    个电话，这至关重要，这里肯定有个天大的误会，我必须出去，本来我

    应该被法官传讯，他将会把我释放。现在这一切都很荒唐，他应该帮助

    我!狱警转过身去，再次离开。1分钟后，他带着缓解我压力的一剂良

    方回来了——一本书。

    这本书竟然是怀亚特看守所内部守则!这本50来页的书内容很多，其中规定在何种情况下，犯人才能向看守所管理人员提出抗议。我真想

    狂呼高喊，他们想怎么样？想把我逼疯吗？给我套上拘束服？慢慢地，我冷静下来。除了沉默和等待，我别无选择。过了很久……一直等到临

    近傍晚，我才和莉兹通上电话。

    “怀亚特的狱警，”她对我说，“干了件大蠢事。他们把要提审您的

    事情彻底忘了!按照原定计划，庭审的确按时举行了，准备裁定您的有

    条件释放请求。但是法官发现您没出庭，所以决定把开庭延期到两天之

    后!”

    挺住，深呼吸，直面现实。

    “莉兹，事已至此，您一定要通知我的妻子。她肯定会担心的。”

    “我马上去办。请您放心，皮耶鲁齐先生。另外，明天我会和我的

    老板一起去见您，还会带着起诉材料中的关键材料。我们需要一起看一

    遍。”

    我被指控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我终于能一探究竟了。48小时之

    前莉兹交给我的那份起诉书摘要，我读了之后一无所获，上面留给我的

    问题比答案还要多!我们的通话结束了。我又被押送回牢房，孤身一人

    待在这里，前景一片渺茫。对我这样一个精力过剩的人来说，这样下去

    实在难以忍受。我无事可做，为了打发时间，我把怀亚特看守所内部守

    则读了一遍又一遍，上面事无巨细地详解了一番看守所生活。其中有一

    章题为“和外界的联系”，写了很多页。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位社工最后

    同意我使用她办公室的电话时美其名曰为“特例”，好像这是个了不起的

    特权一样。向外界打电话的具体流程似乎是由美国中情局制定的，其中

    规定：不仅打电话的犯人需要向看守所管理部门的领导上交一张电话号

    码清单，由他们来决定是否批准，而且那些被批准和犯人联系的人也要

    在网络平台上注册，先从在美国开设银行账户开始。对外国人而言，这

    可真是让人头疼。说实话，这套流程走下来，少说也要花两个星期，但

    看守所不会给予这两个星期的时间。

    其他事情也一样!在这座看守所里，一切都需要付钱，甚至包括犯

    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香皂、牙膏、牙刷、淋浴时穿的凉鞋和喝水用的塑料杯子!在怀亚特看守所，塑料杯子可是个宝贝，因为在这里能喝

    到的饮用水只有一种：冰块。直到今天，我仍然想不通这是为什么。为

    了喝到水，你必须先离开牢房(当你有这个权利时)，走向公共大厅，他们提供冰块(免费的)，但冰块只有一箱；然后你把冰块放到塑料杯

    里，塑料杯需要提前向看守所餐厅付费订购。其他任何容器都不允许使

    用，何况也没有其他容器。当手中的塑料杯里装满了冰块，你就要到房

    间里仅有的一台开水机那里去，把杯子倒满水。如果没有冰块(经常没

    有)，那就要等着再送一箱新的，每天配送一次。最幸福的事，莫过于

    你在口渴难耐的时候，终于带着一杯水回到了牢房。原因很简单，这样

    的融化活动一天中只能在几个特定时间进行。

    我很快就发现，那间兼做食堂的公共大厅，是D区生活的核心区

    域，也是D区唯一的生活区域。饭菜——虽然不配称作“饭菜”——装在

    一个栗色的、分为4个小格子的塑料盘子里。第一个格子里放两片面

    包。第二个格子里放绿色蔬菜——但经常是空着的。第三个格子里放主

    菜——一种每天更换、颜色不同的糊糊。糊糊是用什么做的，这无法形

    容：不仅没有味道，而且没有气味。我们吃的是什么，无从知晓。最后

    一个格子里装的东西，理论上被称作甜点，但雷打不动的只有一种——

    糖煮苹果。怀亚特看守所是一座私营看守所，饭菜价格锱铢必较，总价

    不能超过1美元。所谓私营看守所，就是企业，就意味着它要赢利。这

    不仅不能让犯人花掉机构的一分钱，而且要让他们给管理看守所的人赚

    钱。看守所不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看电视图像是免费的，但听电

    视声音就得付钱——需要在看守所商店购买收音机和耳机。花钱，永远

    都在花钱，在美国的看守所里，日子就是这么过的。

    公共大厅的墙上挂着3台电视，每个角落里有一台。其中有一台是

    给黑人准备的，里面精选了《爱与嘻哈：迈阿密》这类令人倒胃口的真

    人秀，成天播放的是一群用硅胶隆胸的半裸美女。如果你是拉美裔，那

    就围在另一个屏幕前，那里只播放环球电视台的墨西哥肥皂剧，有时候

    也有足球赛。还有一台电视是属于白人的，滚动播放着篮球赛、美式橄

    榄球赛，或者武术格斗节目《勇者无疆》，除此之外每天早上一开始的时候会播放一个小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新闻节目。当然，原则上

    讲，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坐在他想看的电视机前，但是那些“雅座”，也

    就是那些正对着屏幕的座位，要默认预留给“拥有”这台电视的种族群

    体，他们会理所应当地坐在那里。而且，如果在自己的族群之外看电

    视，那就不能要求换台。另外，掌管遥控器使用权的是狱警，因为囚犯

    经常争抢遥控器，而且有时候会很暴力。这间兼作食堂的公共大厅，同

    样处于3台监控摄像器的全天候监控之下。食堂里那4部壁挂式电话机

    前，排队等待的队伍永无尽头。通话没有任何隐私，每个人都能听见他

    人的对话(最长20分钟)，更不必说每一次通电话都会被怀亚特看守所

    监听并录音，之后传给检察官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最后要说的是紧

    挨着公共大厅的公共淋浴间，里面有两个淋浴头是坏的。犯人脚踩人字

    拖、穿着短裤走进浴室，不仅是为了卫生，也是为了防止性侵害。

    欢迎来到怀亚特看守所!8.斯坦

    “您好，我是斯坦·特沃迪，康涅狄格州前总检察长[1]。”

    我的新律师这样介绍自己。他身材高大、头发花白，62岁，带着一

    抹好莱坞式的微笑，他还有多得数不清的荣誉头衔。这次就对了，阿尔

    斯通终于给我派来了一位学识渊博、专业而且精干的律师，一个能够应

    付挑战的人。斯坦为美国一些500强企业做过辩护，还出版过六七本法

    律专著，这为他赢得了美国“最佳律师”的荣誉。

    “我先向您说明，”这是他的开场白，“我供职的戴·皮特尼律师事务

    所接受了巴顿·博格斯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而后者正在为阿尔斯通的行

    贿案做辩护。我方律所的酬金由贵公司全额支付。”

    我细细咀嚼他的一字一句。坐在旁边的莉兹和他相比，简直如云泥

    之别，这时候她只有静默和敬仰的份儿。斯坦显露出一种由内而外散发

    的自信，他语气坚定，用词准确，错综复杂的局面并没有让他迷失方

    向。之后他继续说：

    “您的公司保证支付您的辩护费用。但是如果您被判刑，阿尔斯通

    则会要求您偿还这笔费用。”

    我没听错吧？我是在做梦吗？斯坦继续往下说。他表情沉着冷静，一旁的莉兹一直缄默不语。

    “事实上，您极有可能要偿还这笔费用，前提是您决定应诉但是最

    后辩护失败，或者您决定终止应诉，同意认罪。”

    哦，我听明白了。几秒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我是醒着的，用不

    着再掐一下自己。我愤怒地说：“简直可耻，完全不能接受!我做的一切都是以阿尔斯通的名义进

    行的，我在工作中一直严格遵守一切内部流程。”

    “不论您能不能接受，如果需要我们为您辩护，阿尔斯通要求我们

    必须提前向您说明这些条件!”

    难以置信，他们居然如此厚颜无耻。但我又一次幻想着是我自己理

    解错了。

    “您清楚您都跟我说了些什么吗？现在公司正在跟美国当局谈判，他们一定会承认罪名并且就罚款讨价还价。那么对我而言，如果我也走

    他们那条路，按照您的说法，我就会变成孤身一人，阿尔斯通就会把我

    丢下不管!这无法解释!”

    “皮耶鲁齐先生，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这么解释，如果您是在一家美

    国企业供职，那么您应该早就被开除了!”

    他居然把我当成罪人一样训斥……不过，斯坦是唯一能把我带出怀

    亚特看守所的人，所以我放下姿态，压低声调。他拿出一份按照阿尔斯

    通的要求准备好的文件，递给我一支钢笔，要求我签字。我义正词严地

    拒绝了。

    “我想先跟卡尔谈谈此事，他应该还在美国，让他来怀亚特看守所

    看我。”

    斯坦保证他会向卡尔转达我的要求。尽管我拒绝在文件上签字，他

    依然继续和我对话。他终于要讲到我最关心的主题：我的保释问题。

    “请您明白，皮耶鲁齐先生。自从您被捕以后，对方的要价一直在

    上涨。时至今日，我和莉兹认为，要想把您带出这里，需要支付的数额

    会非常大。”

    我咽了一下口水，提出了我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唯一的问题——我

    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美国非常重要。

    “多少钱？”“阿尔斯通方面同意支付150万美元，至于您这边，我们认为您提供

    40万美元保释金就足够了。此外，贵公司还同意租用一套公寓，并且支

    付两名负责监视您的看守的薪水，防止您逃回法国。”

    “看守？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我的家人和我？”

    “没错。这也是强加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卡恩的释放条件，在对他的犯罪案件进行预审期间，他一直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待在纽约

    的。也请您不要抱有幻想，即使法官接受我们的出价，我们也需要一些

    时间筹足保释金，给您租一套公寓，还要雇用看守，因此，两三周之内

    您是无法离开这里的。如果一切顺利……”

    说什么“如果一切顺利”!这家伙知不知道我在遭受什么样的罪？真

    是见鬼了，我可是在看守所里，而且是美国最破烂的一座看守所。“两

    三周”，他的口气好像是在解决一个简单的管理问题、一个微不足道的

    烦恼，或是一场始料未及的小风波一样。阿尔斯通的管理层呢？谁能相

    信他们就这样放任一位高管蹲在看守所里而毫无作为？他们肯定不会白

    白付佣金给斯坦的，斯坦肯定会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就像看护火炉上

    的牛奶一样。他们给斯坦施压，他们……律师突然打断了我的思

    绪。“皮耶鲁齐先生，您得明白，我们和阿尔斯通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

    接触，这样做是被禁止的。我们不能和您的上司对话。美国司法部担心

    贵公司会向您施加压力。我们只能和巴顿·博格斯律所的同行交换意

    见，他们为贵公司的利益辩护，委托我们负责您的辩护。”

    我脑海中浮现出的画面，就是我在不停地向下坠落。每次斯坦一张

    嘴，我脚下的地面就下沉一截。如果他和阿尔斯通一点联系都没有，那

    他如何为我辩护？我又怎么能弄到那些内部证据和资料来证明我的清

    白？又有哪个法官能查明，在给阿尔斯通惹来指控的那起行贿案中，我

    是真的扮演了什么角色，抑或是什么角色都没有扮演？我的律师一定是

    对形势的复杂程度判断不足。他这么沉醉于自己的律师文凭，但他真得

    补补课。

    “斯坦，”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我被指控的罪名，就是知晓阿尔斯通为了拿下合同而利用中间人的行为。但是，决定雇用中间人的事

    情跟我没有关系。阿尔斯通有着严格制度化的内部流程，按照流程，需

    要更高层下达指令。”

    “皮耶鲁齐先生，”他很快打断我，“现在讨论这些细节都为时尚

    早。当下重要的是，尽可能充分地准备您的保释请求。”

    “但是，我在此事中只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我既不是客户，也不

    是那个找到中间人的人，更不是那个批准去招募中间人的人。如果您不

    向法官解释清楚这些，那您怎么能为我的案子做辩护呢？想要招募中间

    人，需要13个人签字，还需要3位最终签署人中的两个人签字，再直接

    呈交给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柏珂龙。我们公司必须把这些文件交给

    您，尤其是关于塔拉罕项目中雇用中间人的那些文件。从今天起，您就

    应该去讨要这些文件。”

    就在我继续向斯坦解释公司的几位领导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哪一

    位，也就是在首席执行官柏珂龙直接领导下的那一位(他的直接下属)

    时，我发现他一个字也没记。他只是看着我，表情越来越无奈。我甚至

    感觉到，他简直把我当成了一个蠢货!

    最后我闭上了嘴，样子非常尴尬。接下来大家沉默了很久，我们互

    相凝视着彼此，终于……我恍然大悟，律师把我当作蠢货情有可原。我

    怎么能有一丝一毫的妄想，认为阿尔斯通会把集团内部广泛采用的行贿

    系统的证据交给美国检方呢？当然，这些证据会证明我确实没有什么责

    任。但与之对应的是，这些证据会迫使集团——从集团的几位最高层领

    导开始算起——自我指控、自我揭发，承认集团实施的那些合规流程都

    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我简直傻透了，竟相信阿尔斯通会冒着这样的风

    险来营救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很明显阿尔斯通什么都不会做。有哪个

    公司会以招认自己的罪过和承担刑事责任的自我牺牲方式，去营救一个

    管理人员？在此之前，我还从未以这种角度看待过这些事情。我太天

    真，或者说是太自负，我不想再用更差的词来形容自己。现在我必须承

    认，我的处境确实非常危险。而且从今以后，我就是孤军奋战。我用苍白无力的声音再一次问斯坦：

    “您查看过起诉书了吗？收到检察官的其他文书了吗？我最坏能被

    处以什么样的刑罚？”

    “现阶段我们很难回答您的问题。我们和您一样，也只是读了起诉

    书的摘要。”

    “但是那里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有罪。”

    “我也愿意同意您的这种观点。确实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您没有任

    何邮件提到可能发生的行贿事件。但是检察官会给我们送来150万份文

    件。”

    “150万份文件？”

    “是的。另外，他们说，他们手上有两个证人能证实您参与了这场

    犯罪……”

    最后，为了能够获得律师的帮助，我在公司交给律师的那份文件上

    签了字。阿尔斯通强加给我的条件令人愤恨，但是我别无选择。

    [1] 美国的总检察长与法国的检察长相当。9.克拉拉

    我突然发现，与斯坦的傲慢和自负相比，莉兹那股漫不经心的“菜

    鸟”气息反而就像是蜜一样柔和，她身上还有点儿人情味。她在返回办

    公室时，建议(尽管这种行为通常是被禁止的)在怀亚特看守所的我和

    在新加坡的克拉拉通一次电话。我终于能和我妻子通话，能听到她的声

    音了。这一刻我既期待又忐忑。莉兹还特意向我说明，昨天晚上她已经

    跟我妻子讲了我被逮捕的事情，那时已经确定我的保释审判要延期48小

    时。

    “因为有时差，我给远在新加坡的克拉拉打电话时，她刚刚到办公

    室……当然，这对她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但是您希望我能以最快的速

    度告诉她。”

    “她是什么反应？”

    “刚开始她非常恐惧，以为您遭遇了事故或是心脏病发作了。今天

    早上她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我向她说明了怎样才能进入怀亚特看守所

    管理部门授权的人员登记名单，这样她就能跟您通电话了，不过这需要

    一段时间。”

    “不能加急办理吗？”

    “不，绝对不可能。”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开始直接通话？”

    “这要视情况而定，有时候要花上3天时间。但如果是外国人申请，那很可能时间要更久，可能要一个星期，也可能要两个星期，在此期间

    可能还会需要重新办理。但是我们无能为力，这就是程序，我们只能照章执行。”

    美国人对自己的“程序”非常自负，我在康涅狄格州工作时就注意到

    了这个名词。美国人钟爱“程序”，他们在工作中很少表现出想象力，取

    而代之的是，他们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遵守“程序”。多棒的制度

    啊!

    我和斯坦、莉兹告了别。4个小时后，我又能走出牢房拿起看守所

    的电话了。我拨通莉兹的手机，她很快就帮我转接到了克拉拉那里。

    “喂，弗雷德!总算是……”

    一听到她的声音，我就感受到了她的疲惫和慌乱，尽管她表现得充

    满热情。过去的24个小时里，尽管她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尝试、一遍又一

    遍地登录怀亚特看守所的网络平台，不断地给看守所打电话，但始终没

    能成功给我的账户汇款，因为她的银行卡未被识别!这让她非常绝望。

    不难想象这些天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她还要若无其事地完成那些必须

    要处理的工作，而我的母亲刚刚到新加坡看望我们全家人，要住上两个

    星期，还有那4个孩子，克拉拉肯定对他们只字未提，不能让他们无谓

    地担心。在向她讲述了自己被捕的处境后，我试图尽力让她安心，甚至

    不惜编造出一个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故事：

    “被捕后，我很快就和阿尔斯通锅炉分部美国的主管库兰和我们的

    法务总监卡尔通了电话，他们跟我解释说，阿尔斯通正在和美国司法部

    协商，而他们肯定会把我这起个人案件作为协商的一部分来对待。明天

    我就会被释放，事态也就会更明朗，但暂时我们还是需要保密。”

    “保密已经不可能了，”克拉拉对我说，“《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

    篇文章，内容是关于你在肯尼迪国际机场被逮捕的消息。《世界报》也

    就这件事做了简短的报道。但是你别担心，没人注意这些。你母亲和父

    亲也没有看到这些消息，阿尔斯通那边也没有人联系我。”

    “嗯，那就默默祈祷吧，之后别再有什么风声了，我可不想在一个无比沉重的氛围里重新开始工作!孩子们呢，都还好吗？”

    “目前他们还毫不知情。昨天，加布里埃拉和拉斐拉为了迎接奶奶

    的到来，准备了一个节目，两个人都打扮成了公主，拉斐拉扮作睡美

    人，加布里埃拉扮作灰姑娘。蕾娅和皮埃尔演奏了吉他。你母亲特别高

    兴，我看还是什么都不要对她说为好。刚才我还跟她说，你到美国出差

    的时间可能要比预期长一些。”

    “好，那暂且这样吧。”

    “弗雷德……”

    “嗯？”

    “我在网上查了有关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案件资料，这次事件

    确实非常严重。我发现，这部法律允许美国政府随意逮捕一个公司的任

    何一名员工，不论他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不论什么时候。而且他们

    可以把这个人投入监狱，刑期会非常长。”

    “你说得有点儿夸张吧？”

    “没有，弗雷德。我不愿意让你不安，但是美国当局认为，哪怕只

    是和美国有一丝关联，比如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使用美元交易、使

    用美国的邮箱，都能成为美国采取行动的理由。这听起来有些疯狂，但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另外，阿尔斯通绝非法国第一家受到行贿指控的公

    司。我查了一下，这种事情在道达尔、阿尔卡特和德希尼布等公司都发

    生过。而且，还有10多家欧洲大公司也遭到了指控。”

    “有像我这样的管理人员被指控吗？”

    “有，好像阿尔卡特的案子里就有。而且，在一次针对西门子的调

    查中，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对这家德国公司的高层下了国际逮捕令。我觉

    得……”

    我感到克拉拉在读过这些内容后非常担心，同时也很犹豫要不要全

    都告诉我，她一定不想让我再平添一丝一毫的不安。“你觉得什么？”

    “你是了解美国人的，当事情牵扯到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可不会来

    什么先礼后兵，还有……”

    “继续说吧，我还是想让你告诉我真相。”

    “好吧。就算他们允许保释，我也在想他们是不是还会强行要求你

    留在美国。”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我该怎样安慰自己的妻子，说自己的生活

    可能正在发生剧变？我完全看不出，眼前这一切会怎样结束。对于我这

    种喜欢先搞清问题的原因再做决定的人来说，我眼前一片漆黑。但是克

    拉拉想得比我长远。

    “弗雷德，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尽快去美国找你。我们一辈子都

    在搬家，再搬一次……你别担心，如果有需要，我会带着孩子一起去。

    你很清楚，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四海为家的生活。所以千万别担心这

    些。我会和你一直在一起。”

    她的决心让我惊讶不已。克拉拉很有智慧，能迅速把自己置身于未

    来。但目前来看，那个未来，只能是那场预计明天开庭的听证会，那时

    将会第二次处理我的保释请求。在那之前，我的结局难料，只能听命于

    美国司法部，希望他们的“程序”能大发善心。10.第二次开庭

    这一次，狱警没有忘记我。凌晨4点整，两名狱警冲进了我的牢

    房，把我弄醒。我又遭受了一轮搜身，之后被人用链子从头到脚拴了起

    来，就像第一次被押解到怀亚特看守所时那样。走出牢房后，他们把我

    塞进一辆装甲卡车，朝纽黑文法院驶去，车程3个小时。距离开庭还有

    几分钟，我获准和两位辩护律师——莉兹和斯坦会面。

    再一次见到他们时，这两个人似乎都有些萎靡不振。他们告诉我，他们刚刚和检察官诺维克讨论了几分钟。

    “他表现得很顽固，毫不妥协，”斯坦向我吐露实情，“他对我们准

    备支付的保释金金额不感兴趣，并下定决心向法庭请求将您继续收押。

    我想，他仍然对贵公司拒绝合作耿耿于怀，他们觉得，这些年来阿尔斯

    通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我感觉自己在不断坠落，好像永远都触不到底。因为此时此刻，我

    发现，从斯坦和我多次沟通的内容中得出的结论是，3年多前，美国司

    法部就启动了第一轮调查。也就是说，调查自2009年底就在进行了!但

    卡尔有意不告诉我这个时间点。这时，我也明白了为什么美国司法部要

    用如此的攻势对待我：他们要我为阿尔斯通两面三刀的行为付出沉重的

    代价。

    事实上，美国人刚启动调查就通知了阿尔斯通，并要求阿尔斯通予

    以配合。美国司法部的常规做法是，向所有即将接受调查的企业提出建

    议：签署一份《推迟起诉协议》。为此，企业必须同意自证其罪，披露

    其所有行动，必要时还要揭发自己的雇员。企业还须承诺建立起一套内

    部反腐败机制，并且接受“督察”——一位连续3年向美国司法部做汇报的监督员——的存在。如果能遵守这些条件，那么法官就会和企业达成

    协议，结局通常是罚款。一般情况下，同意这些要求后不会再有管理人

    员被捕(尽管从理论上讲，这种协议并不会终结针对个人的起诉)。在

    阿尔斯通事发之前，另外两家法国企业——道达尔和德希尼布，正是按

    照这种方式分别于2013年和2010年支付了3.98亿美元和3.38亿美元的罚

    款。但是阿尔斯通，更准确地说是柏珂龙想奉陪到底。正如我之后发现

    的那样：阿尔斯通使美国司法部相信它会合作，但在现实操作中却阳奉

    阴违。当美国司法部发觉被愚弄时，检察官气得发疯，于是他们决定改

    变策略，由警告变为猛烈进攻。

    这才是出其不意将我逮捕的“真正原因”!现在，美国司法部想要向

    阿尔斯通证明，谁才是更强势的那一方，以此逼迫阿尔斯通认罪。我中

    了这肮脏的圈套，成为柏珂龙阴谋的牺牲品，沦为美国司法部的“人

    质”。很快，我就能从诺维克口中证实这一切。当主持庭审的评审团主

    席琼·G.马格里斯法官请诺维克发言时，诺维克直截了当地揭开了他为

    何向阿尔斯通宣战的内幕。

    “该公司在承诺合作后，多次滥用美国司法部的信任!阿尔斯通本

    应协助我方进行调查，但事实上却行动怠慢、避重就轻，其态度模棱两

    可。我还想提醒法官注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也提到了法国政府

    对此事的态度：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尽管阿尔斯通这家跨国公司受到

    了包括瑞士、英国、意大利和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政府的行贿指控，但

    法国政府仍未对其采取任何行动。”

    他毫不迟疑地继续说道：

    “我方掌握了所有证据，其中大量文件披露了这些同谋是如何商讨

    收买印度尼西亚议员的。我方还掌握了银行出具的证明，还有证人，这

    些证人已经做好了出庭做证的准备。”

    我心中再次产生了疑问：美国司法部是如何找到这些材料的？庭审

    开始之前，在我和斯坦、莉兹交谈的时候，他们就告诉了我这场斗争的

    底细。对我来说，这的确是沉重的一击。刚开始时我不相信他们，觉得人为操纵的痕迹太明显，就像是电影剧本。“不，”我告诉自己，“这样

    的故事只能在电影里看到。”但是我错了。现在来看，这的确是现实。

    为了取得指控阿尔斯通的证据，美国司法部运用了多种手段，其中之一

    就是依靠“卧底”，那是一名安插在公司核心部门、与调查人员全方位合

    作的眼线。多年来，他一直在上衣里藏着一支录音笔，录下和同事之间

    的大量对话。他就像一只鼹鼠，藏在公司内部，为美国联邦调查局所

    用。这名年近65岁的职员为何会同意充当这样的角色？美国联邦调查局

    和美国司法部给他施加了怎样的压力，才使他变成一名“叛徒”？是以长

    年监禁相要挟吗？我没有时间深思，诺维克检察官现在开始讨论我的案

    情。他的陈述直截了当，在他看来，阿尔斯通是他职业生涯里遇到的一

    家最庞大的腐败企业，而我正是其中的主谋之一。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是阿尔斯通的管理人员，级别很高。这些年

    来，阿尔斯通领导层一直对其委以重任。今日，阿尔斯通向您提议支付

    150万美元的保释金，以求将其释放。然而，该公司本身就涉嫌参与此

    次行贿事件。尽管并未被正式起诉，但该公司仍然是该事件的‘共谋

    者’之一。因此，本检察官产生如下疑问：一位‘共谋者’是否有资格成为

    保释条例中的担保人？此外，我们尚不确定此案未来的发展态势。倘若

    有一天，阿尔斯通和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的利益发生分歧，那时会发

    生什么？倘若皮耶鲁齐先生决定认罪，那又会发生什么？阿尔斯通会如

    何回应？到时由谁来担任保释金的担保人？请您不要忘记，佩戴电子手

    铐并不能提供十足的保障，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随时可以切断电源后

    逃跑。至于阿尔斯通承诺支付酬金给那些看守，一旦公司突然决定不再

    付钱，那又该做何处理？两年前，美国司法部曾批准在一名法国侨民

    ——卡恩先生的公寓周围部署看守，但那和今天此案的情况完全不同。

    卡恩一案中，法官同意了判决主文，指控内容不可靠，指控卡恩的主要

    证人的证言失去了效力。但此案与之前的情形截然相反——案情确凿可

    靠。最后，请法官大人注意，法国不会引渡其公民。倘若将弗雷德里克

    ·皮耶鲁齐释放，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再找到他!此人心中十分清楚，留

    在美国，他将面临重刑——终身监禁。”终身监禁？我转过身去看我的律师。斯坦把头扭到一边，莉兹同样

    没有勇气正视我的目光——她宁可把头埋在笔录里。我有可能被判终身

    监禁。终身监禁!我现在才45岁，而接下来的30 ~ 40年，我可能都要在

    牢狱中度过!我被关押在怀亚特看守所才5天就受不了了。我甚至怀疑

    自己还能不能在这场噩梦里再坚持几个小时。而今，我可能要困在这不

    见天日的地方，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就因为我作

    为阿尔斯通的一名中层管理人员，10年前曾批准雇用一位不知姓甚名谁

    的中间人，而他有可能为了帮助公司拿下合同而行贿？但是，我既没有

    欺骗谁，又没有伤害谁，更没有接受一分钱的回扣。我没有得到任何好

    处。更何况，这一切都是严格遵守阿尔斯通内部流程进行的。终身监

    禁!这简直不可思议。绝对是敲诈。检察官想对我施压，想演戏来威胁

    恐吓我。这还不够，他坐下的时候，表情和我的两位律师截然相反，他

    双眼直视我，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或者虚张声势。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呢？那么我是真的有可能在监狱里终了此生吗？

    我呆若木鸡，以至于在莉兹开始陈述要求释放我的文书时，我几乎

    都没怎么听进去。我隐隐约约能听到她的声音，就像是雾里看花，她在

    努力证明指控程序存在问题。据她说，我受到指控的事项已经失去了法

    律时效，超过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5年起诉时效。那些事是2003

    —2004年做的，而对我的控告则始于2012年11月。为什么她要纠缠这条

    法律依据？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法庭真相？直接向法庭说明我受到了毫无

    法律依据的不公正待遇，这难道很难吗？罗斯柴尔德承认了罪行就没有

    被关进监狱，而且要求其支付的保释金才5万美元，这和我为了被释放

    而被要求支付的保释金简直无法相比。此外，诺维克检察官把我当作他

    和柏珂龙较量过程中向柏珂龙施压的手段，这种行为能被接受吗？他毫

    不掩饰：我就是他手里的“人质”!在他和阿尔斯通下的这盘棋里，我就

    是他的小卒。难道这就是正义？

    马格里斯法官退庭商议了一会儿。当她回到法庭时，我立刻明白，诉讼辩论结束了。“对本法庭而言，本案非比寻常，”她开始唱高调，“本法庭通常受

    理的都是低收入家庭的请求，其保释金额不超过1 500美元，这往往就

    是他们一生的积蓄。而在本案中，辩方请求支付的保释金超过了100万

    美元，但在我看来，这并不够。除了阿尔斯通支付的150万美元和被告

    支付的40万美元之外，我希望还能有一位美国公民承诺将其房产作为保

    释金的一部分。如果你们能带着这份承诺来见我，那么我将同意重新审

    查你们的保释请求。”

    很明显，马格里斯法官并不信任阿尔斯通，也不信任我。为了让她

    转变观念，她需要一份来自美国公民的保证。相反，诺维克检察官则轻

    而易举地说服了她。他大踏步地走出庭审大厅，腰板挺得像根木桩，脸

    上洋溢着扬扬自得的神情。

    我彻底崩溃了。我难以抑制对这两位律师的愤怒。阿尔斯通提出的

    那笔天价保释金就是一个错误的策略，这个策略对我反而不利。我给予

    了他们充分的信任——除此之外我还能怎样做呢？但是我错了。斯坦这

    样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本身又是康涅狄格州前总检察长，怎么会看不

    出我和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带来的巨大风险，又怎么会预料不到诺维

    克和主审法官的反应？我开始严重怀疑：他到底是在为谁效力？庭审结

    束时我还发现，斯坦的一位在巴顿·博格斯律所的同行(负责为阿尔斯

    通辩护)作为观察员出席了庭审。他窥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的公司可

    以放心：我什么都没说。然而，由此得到的信息却很明确：我处于被监

    视之中，被钳制在阿尔斯通和美国司法部之间，被一名并非由我挑选的

    律师控制着。11.监禁125年

    我曾以为自己再也不会见到这些高墙了，但我不得不面对现实，我

    又回到了怀亚特看守所的那间牢房。我将在这里再被关几天甚至几周，直到能够提出新的保释申请——第三次申请。

    在看守所里，每个小时都漫长得没有尽头。我一直没有听到阿尔斯

    通的消息。斯坦告诉我，法务总监卡尔确实来过华盛顿，与美国司法部

    进行过谈判。他刚好是在我被捕的24小时后抵达的，他却丝毫不担心美

    国联邦调查局，这让我感到惊讶不已，因为这位科班出身的律师10多年

    来一直担任公司内的要职，他了解公司的所有部门。2004年，他成为电

    力部门的法务副主管，1年后被任命为诉讼主管，2011年再度晋升，领

    导集团的法律事务。他熟悉公司的所有商业“做法”，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阿尔斯通是怎样招募中间人，并且是如何付钱给他们的。为什么调查人

    员没有逮捕他？他们能从他身上了解到的一定比从我身上了解到的内容

    多。为什么他们单单瞄上了我？这在我看来非常难以理解。

    我还是希望卡尔能趁着在美国谈判的机会到怀亚特看守所探望我，但是他没有给我任何消息，我也无法与公司其他领导取得联系。商业界

    和工业界人士可不是天真的3岁小孩。我虽然清楚这一点，但是仍然感

    到深深的厌恶。转眼之间，我就成了公司里的害群之马。进入看守所以

    后，再也没有人与我来往，我就像是一个鼠疫患者，人们唯恐避之不

    及。从普通同事到领导层，我与他们朝夕相处20年，此刻能否给我一些

    同情？但是，埋怨他人又有何用？眼下还有很多更要紧的事。

    这个星期，斯坦和莉兹再一次来看我。我们一起在我的美国朋友以

    及和我有工作往来的美国人中间，寻找愿意抵押房产帮我离开看守所的人。

    “按照您提供给我的建议，”斯坦向我报告说，“我问过美国阿尔斯

    通锅炉部门主管库兰，也恳求过销售部门副总裁伊莱亚斯·戈登，但他

    俩都回绝了。他们给我的回答完全相同：为了取悦本案负责有条件释放

    的法官，您应该向阿尔斯通寻求帮助，而不是他们。”

    “平心而论，我理解他们，”我向斯坦表明观点，“就算是我自己，也不一定会承担这样的风险。”

    “您在美国有亲朋好友吗？”

    “很少。我们已经离开美国7年了，在当地没有家人。虽然我和几个

    人还保持着联系，但是我们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不过，克拉拉和很多

    人都保持来往，而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她的一位挚友——琳达。我们等

    待着包括琳达在内的各方面的回复。另外，如果我们提议将我们在法国

    的房产作为担保呢？”

    “不行，法官会驳回的，过去美国司法部就曾因为查封贵国境内的

    财产吃尽了苦头。”

    我感觉自己仿佛又继续坠向一条深不见底、内壁光滑的隧道里，没

    有什么能把我接住。我隐隐约约想到一种解决方案，这种方案却随即消

    失不见。我早就知道斯坦会告诉我什么，只是他的说法太过直白。

    “眼下您暂且留在看守所里，”他说道，“今天早上，我们在律所收

    到了关于您上诉日期的首份提议，日期是2013年6月26日，也就是两个

    月之后。”

    我依然试图在那条隧道的墙壁上找到一处把手：

    “但如果阿尔斯通把我的案件纳入和美国司法部的协议之中，那么

    形势就会有所改变，对不对？”

    “我担心很可能并不会改变，”斯坦反驳我说，“这是两起不同的诉

    讼。美国司法部可以起诉一名法人，也可以和它达成协议，但是这并不妨碍司法部对您个人提起诉讼。”

    “我明白。但无论如何，他们依然有可能把我的案子纳入协议当

    中。”

    “理论上来讲可以。但是一旦您被收监，这样做的困难就会更大，眼下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相信阿尔斯通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的律师

    会忙于说服对手，使应付罚款数额降到最低，尤其是要保护尚未被起诉

    的其他管理人员。”

    “那我呢，我能和他们谈条件吗？”

    “能，您可以认罪。”

    “我的意思是协商罚款金额以将我释放。”

    “不，您只能认罪，之后由法官来决定您是否被判入狱。”

    “那如果我和罗斯柴尔德一样认罪，我将面临5年的监禁？”

    眼看着就到隧道尽头了，这可真是一条长隧道啊，但总该在某处结

    束吧，会不会是在这里呢？完了，即便是个让人不太舒服的出路，按照

    斯坦的意思，这个出路对我来说也是行不通的。

    “不幸的是，”他向我解释说，“您的情况比罗斯柴尔德的情况更为

    棘手。请您明白，美国联邦调查局最先调查了罗斯柴尔德，之后他便立

    即同意合作，因而获得了谈判的最有利条件。而您是第二个，所以对于

    他们的调查，您能提供的帮助可能非常有限，而且您当时没有立即同意

    诺维克检察官开出的条件。”

    交易!条件!协商!自从我们开始讨论目前的情况，斯坦和莉兹对

    我就只讲协商，而不依据事实和证据进行判断。就像地毯商之间的交

    谈，不过这回不是地毯，而是我!好吧，既然他们想这样做，那就做

    吧。就像人们说的那样，现实一点吧，不奢求正义和真理了!跟他们协

    商吧!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努力去尝试。我深深地吸了一口

    气。“好，斯坦，如果您愿意，那就让我们重新开始。我可能面临的刑

    罚是什么？诺维克威胁我说是终身监禁。我想他这样说是为了吓唬人，这话不是真的吧？”

    “啊，”斯坦说，“从理论上讲，这和事实也相差不多。您因10项罪

    名而受到起诉。第一项罪名是您策划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简而

    言之，这项罪名是指您涉嫌伙同其他高管密谋贿赂一名印度尼西亚议

    员，目的是签下塔拉罕项目的合同，而该议员隶属于雅加达议会下属的

    能源委员会。这项罪名应判处5年监禁。然而，检察官们手中的证据表

    明，前后共有4笔款项相继支付给了这名议员的一位亲属。因此除了第

    一项密谋罪之外，您还因这4笔汇款受到指控，每一笔汇款都要被认作

    一项附加的控罪。这样，您可能会被判处5次5年监禁，总共25年。除此

    之外，您还有第二条主罪——密谋洗钱罪。一场以将黑钱洗白为目的的

    密谋。这项洗钱罪应被判处20年监禁，而考虑到已被证实的钱款总额，监禁年数还要再乘以5。因此，您将为洗钱罪面临100年的监禁，连同行

    贿罪的25年监禁。最终——而且是理论上的‘最终’——我们可以得出，总监禁时间是125年。”

    这已经不再是隧道，这简直就是深渊。我差点儿笑出声来，但我依

    然据理力争：

    “斯坦，等一下，这简直太荒唐了。涉案的仅仅是一份中间人合

    同!基于同一件事，检察官怎么可能针对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和洗钱

    行为提出10项指控？”

    “美国的司法体系就是这样运作的，皮耶鲁齐先生。我们和欧洲对

    洗钱的定义不同。在美国，只要有一笔金钱交易违法，美国司法部就会

    认定同样存在洗钱行为。”

    “这太令人震惊了!我需要您提供更多关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

    及其判例的材料。”

    斯坦僵住了，好像我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一样。“我认为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最好

    先协商您的案子，对吧？”

    万变不离其宗，谈条件，达成交易。我了解过，在文章中读到过，也从别人那里听说过：美国司法体系就是一个大市场。但只有亲身经历

    过这些，才能明白这句话的内涵。现在我很疑惑，是不是律师、法官和

    检察官都拴在同一条“商业链”上。斯坦在为谁效力？怎么会搞出这样一

    个让人感觉如世界末日般的计算表格？125年的监禁!他难道也想通过

    恐吓使我屈服？我生气地问他：

    “就像您说的，既然要协商，我就有必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检察官指

    控我的内容。他呈交的证据是什么？与我相关的罪证又是什么？我被关

    在看守所里已经超过了一周，但您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这次轮到莉兹向我发火：

    “对您进行控告的起诉书一共有72页，非常详细。让我们开始读

    吧!开始工作!”12.起诉书

    针对我的这份起诉书标题简明扼要：美利坚合众国诉弗雷德里克·

    皮耶鲁齐。多么程式化的标题啊!仅仅是这个标题就已经让我反胃。起

    诉书共分91节，外加40多页附录，附录的主要内容是我在康涅狄格州温

    莎镇工作时收发的电子邮件副本，检察官引用了其中的20多封。其中第

    一封邮件要追溯到11年前，时间是2002年2月。21世纪初，我还记得那

    时公司的员工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只有一项使命：将阿尔斯通从

    破产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被总部强力“动员”了一番，要求我们必须在

    所有的招标项目中全力以赴、拼搏到底!我们的口号就是“不看过程，只看结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始在印度尼西亚塔拉罕项目中

    投标，准备建造两台100兆瓦的锅炉，总金额为1.18亿美元。从阿尔斯

    通的规模来看，这是一笔非常小的生意，但在那段困难时期，这是我们

    能够拿下的为数不多的几笔生意之一。于是，这笔生意很快就具备了极

    高的战略意义，被总部划定为“最优先级”。

    然而，我们仍有许多担忧，其中一点便是，这个项目位于印度尼西

    亚，当时当地的营商环境比较差，腐败问题严重。尽管1998年苏哈托政

    权倒台后，这一情况略有好转，但1998年之前在美国政府一手扶持的独

    裁者的“统治”下，公司将合同金额的15%甚至20%作为佣金，支付给与

    苏哈托家族有关系的中间人，这种行为再正常不过了。然而，众所周知

    的是，无论是否处于苏哈托时代，不行贿就不可能在雅加达谈成生意。

    但是，我们清楚自己确有胜算。实际上，在苏哈托统治时代，印度

    尼西亚境内的项目主要都发包给了美国公司和日本公司。就锅炉领域而

    言，两大美国巨头垄断了整个市场：一家是巴威公司，另一家是燃烧工

    程公司——阿尔斯通刚刚通过ABB收购的美国子公司。因此，在塔拉罕项目的招标竞争中，阿尔斯通处于有利地位。此

    外，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其在印度尼西亚的地位相当于法国电力

    集团)已经选择了一种和我们公司的锅炉产品档次相匹配的技术：循环

    流化床技术，又称清洁煤炭技术。这一技术能使劣质煤在燃烧时，清除

    大部分污染物。而在这一尖端技术领域中，阿尔斯通正是世界两大领跑

    者之一，另一家竞争对手则是美国的福斯特惠勒公司。简而言之，竞标

    开局很好。接下来的进展是这样的。

    2002年8月的一天，温莎的一位销售代表罗斯柴尔德联系我。他请

    求我批准雇用一位中间人，以帮助我们签下合同。印度尼西亚是他们传

    统意义上的大份额市场，因此我想温莎的部门应该知道如何在这一敏感

    地区开展工作。8月28日，我通过邮件回复了他。如今我发现，这封邮

    件被逐字逐句地誊抄在检察官撰写的起诉书上(起诉书附录43)：“请

    继续推进。另外，请将我可以正式批准的关键资料发给我。”对于邮件

    的内容，我记得非常清楚。而且我还能想起，在写完这封邮件后我仍心

    存疑虑，便在办公室给罗斯柴尔德打电话，询问我们准备雇用的这位中

    间人的信息，希望了解更多详细情况。罗斯柴尔德以一种再正常不过的

    口吻告诉我，这个中间人就是在印度尼西亚议会能源委员会任职的埃米

    尔·穆伊斯议员的儿子。当时，负责监管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的美国《反

    海外腐败法》并未使我的美国同事感到太多顾虑，尽管这部法律自1977

    年起就在美国生效。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截至2002年，这部法律很少在

    美国境内执行(几年才执行一次)。因此，25年来，燃烧工程公司和美

    国境内发电领域内的任何其他竞争对手，没有一家公司因为这部法律担

    心过。

    就我而言，当时尽管我对这些法律机制知之甚少，但我仍然觉得向

    一位议员的儿子支付佣金是一种卑劣的手段。因此，我立刻命令罗斯柴

    尔德中止雇用这位中间人。我明白自己必须谨慎行事，因为这位中间人

    是雷扎·莫纳夫挑选的。莫纳夫是一个关键人物，他领导着雅加达的锅

    炉部门，掌控着阿尔斯通在印度尼西亚的国际关系部。但是，罗斯柴尔

    德还是听从并且执行了我的命令。此外，检察官还提到罗斯柴尔德随后发送的邮件(起诉书附录

    44)：“不要最终敲定任何事情。我跟皮耶鲁齐讲过此事，我们很担心

    这位政客。”我当时料定，就这样中止此次审批流程，很可能会为自己

    树敌，但我没想到会严重到如今这种程度。后来我才了解到，我的回绝

    阻止了几名利益相关者收受回扣，而正是他们使我日后付出了沉重的代

    价。

    又过了几天，2002年9月初，罗斯柴尔德告诉我说，莫纳夫又找到

    了一位名叫俾路斯·谢拉菲的新中间人。他是伊朗裔美国人，在华盛顿

    定居。但过去数年里，他半数时间都在印度尼西亚度过，经营自己的生

    意，据说他的个人通信录像黄页电话簿一样厚。我还了解到，在印度尼

    西亚的其他几个项目中，谢拉菲已经为ABB担任过中间人。这些事是罗

    斯柴尔德向我保证的。他将这位新任中间人描述成一个手段高明的说

    客，不会采取行贿手段。对此，我自然是满腹疑虑，但也很难对温莎的

    前ABB同事再次提出反对意见。不管怎么说，调查中间人是否清廉正

    直，原本就是巴黎总部合规部门的任务，我的职责仅仅是把中间人的费

    用纳入总销售额之中，其余的事情不归我负责。

    又过了几个月，我们未来的中间人谢拉菲在阿尔斯通巴黎总部受到

    接见，和他一起受到接见的人是穆伊斯，那位在印度尼西亚议会负责能

    源事业的议员。借此机会，谢拉菲还被引见给劳伦斯·霍斯金斯(柏珂

    龙以下的第二级管理层)——阿尔斯通国际关系部亚洲分部高级副总

    裁。随后，谢拉菲还将会见合规部门的负责人。公司甚至还在考虑，有

    朝一日凭借他的帮助再签下印度尼西亚的第二份合同。总而言之，巴黎

    之行结束后，合规部门和霍斯金斯批准了雇用谢拉菲作为塔拉罕项目的

    中间人。我的上司们似乎对这位中间人给出的保证非常满意。我还有什

    么可怀疑的呢？

    谢拉菲的任务非常简单：组织同客户、政客、财政专家以及顾问工

    程师之间的会谈，向他们夸赞本公司标书的卓越之处。简而言之，就是

    一名说客的常规工作。他的酬劳定为总销售额的3%，这也是这类服务的常规报酬比例。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谢拉菲正式投入工作。在这个项目中，阿尔斯

    通和丸红株式会社组成联合体，比例各占50%(丸红株式会社也批准了

    雇用谢拉菲做中间人)，共同与一家美国大企业竞争。刚开始时，一切

    似乎都进展得极为顺利。据了解，我们的标书定价最低，技术评估最

    优。很明显，我们占有绝对优势，这份合同已是囊中之物。然而我们也

    明白，战胜美国公司一直都很困难，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这个很大程度

    上由美国支配的国家。因此，我同谢拉菲和莫纳夫一同拜会了美国驻雅

    加达大使馆，以求捍卫公司的利益，同时试图平息美国“巨人”的怒火。

    对于下面的事，我不用找借口为自己开脱，因为2003年夏天，这条

    消息还不为人所知。但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形势突然倒向对美国

    公司有利的一面。很明显，通过向关键人物行贿，或者只是承诺向其行

    贿，美方中间人“扭转”了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评估团队的意见。我

    们面临着丢标的危险，日方合伙人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于是，丸红株

    式会社的总裁直接联系柏珂龙，向其表达对塔拉罕项目的担忧。在巴

    黎，合同谈判将会失败的预测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我很快收到了帕尤纳

    斯的命令，要求我火速赶往印度尼西亚，尽可能减少损失。总部也委派

    霍斯金斯亲赴现场。我背负着巨大压力，命令同事们尽一切努力扭转局

    面。在无数封邮件中，有一封邮件今天被检察官拿来指控我，此邮件将

    当时恐慌的气氛展露无遗(起诉书附录55)。2003年9月16日，我给威

    廉·彭波尼写道：“周五我们一起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您还对我说一切尽

    在掌控之中，可是现在我突然得知，我们公司变成了备选!明天发给我

    一份补救方案。我们绝对不能失去这个项目!”

    2003年9月末，公司在雅加达婆罗浮屠酒店召开了一次危机公关会

    议。会上，丸红株式会社向我们证实(正如我之前强烈怀疑的那样)，我们的美国对手已经承诺向评估委员会中的多名成员，以及印度尼西亚

    国家电力公司的领导支付贿金。阿尔斯通国际关系部也得出了相同的结

    论，并且同日本公司达成了协议，雇用一位新的中间人——一个叫阿兹曼的人。我不认识阿兹曼，也从未见过他，但是在另一份印度尼西亚的

    合同淡水河口二期项目中，国际关系部和他合作过。而我主要负责的工

    作就是确保雇用这位新中间人不会超出我们的预算。我们最终决定，将

    第一位中间人谢拉菲的报酬比例降低：他领取的佣金不超过销售额的

    1%，也就是大约60万美元；剩余的2%则许诺给阿兹曼。然而，这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难，留给我们行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霍斯金斯立即请示

    巴黎总部，总部在24小时内便给他开了绿灯。2003年9月，阿兹曼登上

    舞台，很快便大获全胜。2004年，我们最终成功拿下了这个项目。然

    而，雇用两名中间人，需要阿尔斯通的领导层开设两条平行的资金流通

    渠道：美国的温莎总部负责支付酬金给谢拉菲，阿尔斯通的瑞士子公司

    则负责支付酬金给阿兹曼。为了证明阿兹曼所获酬金正当合法，阿尔斯

    通瑞士子公司还要提供“伪造的服务证明”。协助开具这份文件的人，正

    是阿尔斯通瑞士子公司合规部门的职员。

    2004年5月24日，塔拉罕合同最终签署前夕，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

    公司的总裁艾迪·维迪奥诺接受邀请来到巴黎，走上了阿尔斯通总部的

    红地毯。为了迎接这位总裁，柏珂龙召集了自己的所有幕僚。我与集团

    其他高层共同参加了招待仪式后的午餐会。集团上下都十分清楚，阿尔

    斯通为了取得这块未来的市场，都开出了什么条件。2004年6月26日将

    最终签字。

    我此后再也没有追踪过这件事的进展。我只知道，直到2009年，谢

    拉菲才收到最后一部分酬劳。而我在2006年中期就被调回了法国。

    如今，检察官指控我是这起行贿案件中的“共谋”之一。然而，正如

    我向斯坦和莉兹两位律师极力重申的那样：

    “在这起事件中，我没有获得一点儿个人利益，没有获得一分钱‘回

    扣’。更何况在起诉书中，检察官们也确认了这一点。如果他们有任何

    疑问，就会写在起诉书里。我只是完成了我的工作!完成了柏珂龙等上

    司当时下达给我的命令!所以为什么要把我关进监狱？而且为什么是我

    而不是其他人？”“您说得对，”但是斯坦反驳我说，“但您很清楚您违犯了法律。或

    者说，您至少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是灰色地带，对吧？”

    “当然，”我没有否认，“但是在21世纪初，我没有听说过在法国任

    何一家大型企业里担任和我类似职位的任何一个人因有过这种商业行为

    而受到谴责。”

    两位美国律师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让我非常愤怒。很明显，事到如

    今，他们拒绝继续和我站在一起。他们不听我说话，或者说装作听不懂

    我说话。随后，斯坦向我传达了一条消息，击溃了我心中仅存的一点希

    望：

    “还有最后一点需要您了解。除了邮件和对话内容，检察官手里还

    掌握着许多证词。”

    “斯坦，这点我知道，是罗斯柴尔德的证词……”

    “不只是他的，谢拉菲，也就是项目中的第一位中间人也说了很

    多，他肯定都交代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处理了一件逃税案之后，紧接

    着就审问了他。他为了躲避长达数年的监禁，与调查人员达成了合作。

    为了换取彻底的豁免权，他交代了塔拉罕一案的实情。因此，是他揭发

    了您和其他人。”13.一切都能适应，看守所也一样

    被关押后，这是我第一次早起时不像以往那样疲惫——因为我终于

    能成功入睡了。我的两位狱友，信用卡造假犯赵和毒品贩梅森，都能证

    明我一整晚都在打呼噜!

    “法国佬，你瞧，”他俩开心地说，“我们早就跟你说过，一个人最

    终什么都能适应，就算看守所也是一样!”

    刚说完这句话，就传来了狱警拍打房门的声音，仿佛特意为了证明

    刚才他们说的话是错的——不，我没有适应看守所的生活，尤其是适应

    不了怀亚特看守所。狱警命令我们迅速离开牢房，站到走廊里去。看守

    所要进行例行检查。

    几秒钟后，十几个佩戴头盔、携带武器，就像我们在电视连续剧中

    看到的特种兵一样的黑衣人冲进了牢房。陪同他们检查的是看守所所

    长，以及簇拥着所长的两位助手。所有物品都要检查一遍：床垫、毯

    子、床单、枕套。所有地方都要检查，就连最隐蔽的角落也要被搜查，所有东西都被翻了个底朝天。随后，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被赶进淋浴室，赤身裸体地接受搜身，之后才能返回牢房。紧接着，所有人都被逐一传

    唤，去和一位“辅导员”(相当于社工)单独谈话：

    “皮耶鲁齐先生，”她以十分低沉的语调问我，“我知道您被关在这

    里的时间不长，但是，您是否察觉到哪里不正常？”

    我禁不住神经质般地笑了。她是认真的吗？在怀亚特看守所，所有

    一切在我看来都不正常!现在狱警正在把牢房翻得底朝天，所以我想，此时此刻并不是向辅导员诉苦的时候，我最好还是保持沉默。她又机械

    地抛出了几个例行问题：“您遭受过暴力对待吗？您目击过毒品或药品交易吗？您听到过什

    么传言吗？您见到过在押人员之间发生人身侵犯的行为吗？”

    她是把我当成弱智了吗？她认为我这样一个法国人，一个白领轻罪

    犯人，置身于一群冷酷无情的重罪犯人中间，还敢打破监狱里的“缄默

    法则”吗？她是想让我早点儿死吗？这一次，无论如何我都得说，我什

    么都没看见。然而，我的沉默没有干扰她。她的问题已经问完，任务完

    成，于是她毫无表情地把我打发走了。下一个目的地：厕所。一名狱警

    递给我们每人一个小玻璃瓶，我们要向里面排尿，而且是在他的眼皮底

    下尿。这项测试是为了检查我们是否偷偷服用了毒品。检查结果是阴

    性!我回到了牢房。咔嚓，门又被关上了，之后一整天门都是这样关

    着。我们没法用洗手池，也没法用厕所，这实在是太糟糕了。在全面搜

    查牢房的时候，水源是被切断的，目的是防止犯人把毒品或者其他物品

    扔进下水道。夜里我们得知，今天例行检查后，有3名犯人被关进了小

    黑牢。

    第二天，赵离开了我们。他被转移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监狱，并

    将在那里服完剩余的刑期，这可不是个好消息。现在住在赵床位上的那

    个年轻的多米尼加人，几个小时里一直无精打采，躺在床垫上，眼睛睁

    得大大的，目光呆滞。他时不时大喊大叫地说疯话。很明显，他吸食的

    是高纯度可卡因，脑子已经坏了。这个11平方米的牢房里，气氛令人窒

    息。

    幸运的是，克拉拉终于成功地从新加坡向我在看守所的食堂账户汇

    入了一笔钱，从此以后，我们就能通过电话讨论问题了。我也能向看守

    所的小卖部发出第一笔订单：牙刷、牙膏、剃须刀、剃须膏、棉签、几

    件换洗的衣服和内裤。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我唯一的收获就是服刑隔离期终于结束了。

    我能够走出牢房，能够去公共大厅，能够使用电话，能够和其他犯人见

    面，能够去探索怀亚特看守所这个微型社会，去探索这里林林总总的丑

    恶，还有那偶然一现的人性光辉。有一个叫克里斯的犯人是一名真正的黑帮分子，他的“成绩单”令人震惊：持械抢劫银行20余次，定罪也是20

    余次。他57岁的人生中，有26年是在铁窗内生活!他有两个孩子：儿子

    26岁，但和他从来没有见过面；女儿是他老婆来监狱探视他的时候怀上

    的。他还有3个孙子，但是他不知道他们的长相。他对美国的监狱系统

    烂熟于心——他已经待过12所联邦监狱了。他还有一个苦恼阴魂不散，那就是律师。

    “法国佬，”他不停地跟我强调，“永远不要相信你的律师，大部分

    律师私底下都是为政府卖命的。尤其是永远不要向你的律师认罪，否则

    他就会强迫你和他做交易，如果你拒绝，他就会向检察官把你兜个底儿

    掉。还有，要当心其他犯人。犯人里有很多‘告密者’，他们听到一点儿

    风吹草动就会立马去报告，因为这能够减轻他们的刑罚。”

    克里斯随时随地都能看穿阴谋!他确信，斯坦身为前总检察长，不

    会是一位好律师，因为他善于理解美国司法部的意图，并且与之瓜葛太

    深。克里斯劝我更换辩护人，去找其他律师，比如他自己的律师。

    “你不可能找到比他更好的律师了，他可做过‘地狱天使’的辩护律

    师!”

    最糟糕的是，我被带进了他的思路，一整天都在考虑是否接受克里

    斯的建议。在最后一瞬间意识清醒的时候，我决定改变主意。至少我是

    这样感觉的。日后发生的事情会证明，克里斯说的是对的。我怎么这么

    倒霉，所有事情的发展都急转直下!

    我感到自己被所有人抛弃了，除了我的家人。然而，出乎意料的

    是，昨天下午我居然接受了一次最为古怪的探视。“皮耶鲁齐!律师探

    视!”一名狱警喊道。这场和律师的会面，或者说是和集团管理层代表

    的会面，是在怀亚特看守所的一处单独的房间进行的，这是一种“接触

    式探视”。与之相反的是“非接触式探视”，那里有一道玻璃幕墙，将对

    话的双方隔开。穿过13道装甲安全门后，再接受一次全裸搜身，我走进

    房间，有一位年轻女士等着我：“我是被法国驻美国波士顿领事馆派来的。原本法国领事想亲自前

    来与您会面，但是他在最后一刻被其他行程耽搁了。”

    这位L女士身材纤细，年龄在40岁左右，举止优雅。但作为探监

    者，她看上去非常不自在。很明显，她被这里的环境吓着了，不过换作

    别人也会这样，或许她天性多愁善感，她居然忘记了谈话的重点。她没

    有询问我的状况，也没有问能给我提供什么帮助，而是讲起她自己的人

    生：她最后一次旅居印度尼西亚、在哪里邂逅伟大的爱情、儿子的不

    幸，甚至还讲到她在一家时尚餐厅点的最后一道菜!我听着她讲故事，听得头昏脑涨，不知道自己是应该勃然大怒，还是一言不发，任凭她在

    这样的场合下不合时宜地喋喋不休。可是为什么她会来见我？在会面结

    束前的那一刻，我才清楚了她的来意。她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恢

    复了她的职业面孔：

    “皮耶鲁齐先生，最后一件事，请您不要再想着申请将您转送到法

    国监狱的事情了。在美国司法部宣布审判结束之前，他们是不会放您走

    的。事实上，美国司法部认为，法国在针对腐败行为的起诉上，实在过

    于宽松。”

    这就是她此次探视的目的。我完全听懂了她的意思。看来我只能独

    自一人摆脱困境，法国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几周后，探视人换成了杰罗

    姆·亨利——法国驻美国波士顿的副领事。和他的同事L女士相反，他看

    上去无拘无束。这位外交官办事脚踏实地，为人和蔼可亲。在我被拘留

    的日子里，他曾多次前来看望我，并确保我和家人之间能够保持联系。

    在我服刑的整个时期，他是少有的几个有能力的声援者之一，尽管他能

    周旋的余地极为有限。

    回到眼下，与L女士这段“超现实”的会面结束后，我又回到了牢

    房。穿过那扇唯一的、狭窄的、枪眼形状的“窗户”，映入眼帘的首先是

    一道铁栅栏，几米开外是一排铁丝网，再远处又是一道铁栅栏，更远处

    便是一座山丘，有一只旱獭像雕塑一样卧在山顶上。我静静地观察着

    它。不知是因为这只旱獭的出现，还是因为那天清晨监狱笼罩在蓝天下，狱警特别准许我走出牢房，开始第一次在庭院里散步。气温15摄氏

    度，天气凉爽，天空一望无际。这是美国东海岸的春日清晨，是我的最

    爱。我独自一人在院子里漫步，还做了几次投篮动作，差点儿以为自己

    已经重获自由了。然而，我的脑海中依然充斥着无数个问题：我的父亲

    现在在做什么？我的小女儿拉斐拉找到阻止她掉头发的良药了吗？我的

    母亲在新加坡做些什么？克拉拉和4个孩子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克拉拉

    能填好那堆申报表吗？还有……14.家人才是唯一的依靠

    克拉拉应对得很好，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好。她在新加坡，决定把所

    有担子都挑起来。一周以来，她想尽办法，寻找能抵押房产来为我做担

    保的美国公民。没有这一保证，就不会有任何一位法官准许我的保释申

    请。她还联系阿尔斯通，与火电部门的法务主管马蒂亚斯·施魏因费斯

    特进行了远程通话，而此人的上司正是过去7年里我的老板安德烈亚斯·

    卢施。施魏因费斯特将情况汇报给了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卡尔。

    “我很震惊，”克拉拉在电话里对我说，“刚开始时，施魏因费斯特

    表现得非常友好，向我解释说阿尔斯通一直都在支援你。但是，当我们

    开始讨论细节问题时，我才发现他之前说的全都是空话。”

    “你的意思是说……跟我讲讲他都对你说了些什么，越详细越好。”

    “好的。他说，关于抵押房产的事，阿尔斯通不会帮我们找人，因

    为美国司法部门不允许它这样做。检察官会认为阿尔斯通帮忙找人只是

    一种托词，实质上是对你的变相帮助。”

    “这个，在这之前我就明白……”

    “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就算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最后找到了愿

    意承担风险为你做担保的美国人，你被保释之后也不能在阿尔斯通继续

    工作!”

    “什么？不可能!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这样对我的!”

    “不，弗雷德。施魏因费斯特说得非常肯定。因为阿尔斯通也正在

    接受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所以一定会禁止你和温莎的同事们见面。至少

    在接受调查期间，你们是不能见面的，甚至连我都不能联系他们。他们禁止我和阿尔斯通的任何一位负责人取得直接联系!”

    我觉得自己挨了当头一棒，我未来的所有计划突然都落空了。之

    前，我一直设想着自己被保释以后——虽说还要被迫留在美国等待审判

    ——依然可以重返位于温莎镇的阿尔斯通美国总部，继续在锅炉业务部

    门工作。但现在，听完克拉拉的这番话，我想一切都需要重新规划，而

    且要考虑的不只是我自己。没有阿尔斯通的帮助，我的家人怎么可能坚

    持下去？但是克拉拉早已预想到了我的这个问题。

    “至少，只要你还没有认罪，阿尔斯通就会继续给你发薪水。但如

    果事态这样发展下去，那么你早晚要去劳资调解委员会起诉阿尔斯通。

    他们就这样将你弃之不理，简直太可耻了!我的确有点儿慌乱，但是你

    放心，我一直都和家里人保持联系。尤其是朱丽叶特，她帮了我很大的

    忙。此外，我还在网上找到了一些关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材料，其中有一份由资深律师撰写的报告值得一读，之后我会发给你。”

    我深知妹妹朱丽叶特对我的支持有多么宝贵。她接受过专业的法律

    教育，而且她在一封信中向我透露，她已经把那份针对我的起诉书详细

    地分析了一遍(在我被捕的第二天，起诉书的几乎全部内容就被上传到

    了美国司法部的网站上)。

    “亲爱的弗雷德，”朱丽叶特在信中写道，“当克拉拉将你被美国联

    邦调查局逮捕的消息告诉我时，我极为震惊，全身颤抖，不得不先在广

    场旁的台阶上坐下。我仿佛看到了克拉拉满含泪水的双眼。一进家门，我就用谷歌搜索你的名字，发现你已经成为‘美利坚合众国诉弗雷德里

    克·皮耶鲁齐’案的起诉对象。我点击了美国司法部的公开文件，并打开

    了附件，令我感到更加震惊的是，全文居然长达70多页!这对法国人而

    言简直不可思议：还未等判决结果出来，美国司法部居然就将起诉内容

    公之于众!尤其是当我仔细读过起诉书之后，更是感觉匪夷所思。他们

    凭什么把你监禁起来？证据是什么？他们那种司法运作方式让我极为愤

    怒。更何况，就算起诉书上写的内容全部无误，按照法国或是欧洲的惯

    例，如果腐败行为已被证实，首先针对的也应该是企业本身，而非企业的雇员。除非腐败行为是雇员擅自所为，或者是为了中饱私囊。但很明

    显，你的案子不属于这两种情况。皮耶鲁齐，你一定不要气馁，你要坚

    持下去，我坚信很快他们就会将你释放。我会向法国外交部上报此事，争取请他们前去处理你的危机。”

    下面就让我们来谈谈法国外交部。我被捕的地方是纽约肯尼迪国际

    机场，那里发生的领事保护事宜归法国驻纽约领事馆管辖。我被转送到

    的怀亚特看守所位于罗得岛州，那里发生的领事保护事宜归法国驻波士

    顿领事馆管辖。而在朱丽叶特提醒他们之前，法国外交部的办事人员居

    然对我的行踪一无所知，甚至根本不知道我。

    朱丽叶特将此事上报后，波士顿领事馆才派遣L女士前来探监。如

    果我妹妹知道我们两人的谈话内容，听到法国外交部派来的代表都对我

    说了些什么——简而言之，法国不会为此事动用任何力量——她一定会

    大吃一惊，连最后的幻想也会破灭。

    在电话里，我还和孩子们进行了入狱以来的第一次通话。但是，我

    没有告诉他们我现在身处何地。皮埃尔告诉我，在最近一次数学测验

    中，他的成绩很不好，而我并没有责备他，这让他非常惊讶。

    我和克拉拉还能将真相隐瞒多久？为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也为

    了我的内心能恢复平静，我必须想办法重获自由。如果在怀亚特看守所

    关押时间太久，我想我会崩溃。我再也无法忍受犯人之间那地狱般的吵

    骂声，再也不想听他们那些关于票子、车子、毒品和妓女的故事……15.从怀亚特看美国司法

    我再也不愿见到这些犯人，再也不想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我必

    须学会如何在他们中间生存下去。我没有听从克里斯(那个并不疯狂的

    歹徒)提出的建议，而是决定去找两三个犯人，解释一下我被捕监禁的

    原因。必须承认，我确实与这里的环境格格不入。从外表上看，我实在

    不像毒贩，更不像抢劫犯。然而如果我继续保持沉默，最后他们就会把

    我当作“恋童癖”，那太恐怖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不信任这

    些“告密者”，所以我没有将我被捕的原因和盘托出，只是讲述了事件的

    梗概。听了我的经历后，狱友们一致认为，只要我不认罪，检察官就一

    定不会把我放出去；我必须和美国司法部进行交易，即使交易只能在黑

    暗中摸索进行。我不知道也无法弄清法官对我的指控是全部保留还是撤

    回一部分，即使交易条件极为不平等和不公平。但若不这样做，我就得

    放弃重获自由的梦想，做好在这里再耗上几个月甚至很多年的思想准

    备。

    这是因为，在怀亚特看守所，司法流程并不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

    那样。在美国电视剧和电影中，美国人为了鼓吹自己的司法体系，往往

    会拍摄这样的场景：万人瞩目的庭审现场，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作为正

    义的化身为被告人辩护。我们早已被这种剧情洗脑，误以为即使是最为

    弱势的群体的案件，也会有人倾听，更会有人为之辩护。然而事实恰恰

    相反，因为与这个群体有关的犯罪案件，基本都不会走到庭审这一步。

    在90%的案件中，被告人会选择放弃申辩，原因非常简单：高昂的辩护

    费必须由被告人全额承担。只有那群最有钱的人——必须是真的非常有

    钱的人——才能负担得起律师事务所的费用。

    事实上，身处美国的司法体系中，被告人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检察官只会朝有罪方向进行调查；而法国的预审法官则与之不同，他们会同

    时寻找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查阅卷宗、对案件进行复核鉴定、寻找有

    利于被告的证词，进行这些步骤的费用在美国都必须由被告人支付。而

    在财务案件中，要查阅的卷宗往往多达几万份甚至十几万份，因此很少

    有被告人有能力(在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向专业辩护律师支

    付(高达几十万美元的)辩护费，也很少有人会去求助私家侦探开展复

    核鉴定。与被告人的情况恰恰相反，检察官拥有各种调查手段和人数庞

    大的资深律师队伍。原因在于，与法国相比，另一个公认的差别是，美

    国司法机关非常有钱。因此，在调查手段上，被告和原告从根本上就不

    对等。另外，如果被告人被羁押入狱，那么他与律师之间的沟通渠道将

    会非常有限。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听到他的声音。一旦他被关进

    怀亚特这样一座高度警戒的看守所，情况更是糟糕。

    不可否认，在联邦一级的犯罪案件中，检察官只有在取得大陪审团

    (一个由市民组成的团体，人数为16~23人，通过抽签确定人选)的批

    准后才能提起诉讼。从理论上讲，这个机构相当于一道防止不正当诉讼

    的门。然而，现实世界里的情况却完全相反。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数据显

    示，2010年呈交大陪审团的162 351起案件中，只有11起被大陪审团予

    以否决。即使被告人最终下定决心接受审判，审判他的法官的自由裁量

    权也比在法国小。美国有一套最低量刑制度，有一系列惩罚等级，标准

    格外严格，那就是《美国联邦量刑指南》(从字面上看，就是对量刑程

    度的要求，而我很快就要去了解这些)，它对法官的工作进行了严格规

    定。

    因此，被告人将受到检察官的任意摆布。检察官的权力超级强大，拥有一切能迫使被告人认罪的手段。检察官的战果如下：美国司法部的

    胜诉率高达98.5%。也就是说，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的人中，98.5%最终都

    被判有罪!

    而且，为了达到目的，法官可以让犯人遭受煎熬，需要多久就让犯

    人熬多久。在怀亚特看守所，有些犯人等待那笔“交易”已经等了两年，甚至5年。最初，他们拒绝检察官给出的第一份提议，因为觉得监禁时

    间太长；之后，他们又拒绝了第二份提议；于是现在，他们等待着第三

    份提议，吉凶未卜。这种等待让人在心理上无法忍受，许多犯人在这个

    过程中身体崩溃、精神失常。在怀亚特看守所，一位跟我走得最近的狱

    友，绰号叫“运输机”。他从纽约黑手党那里收钱，用私人飞机把钱运到

    拉斯维加斯，将钱洗白。第一次，他收到的提议是监禁27年，他拒绝

    了。于是在被关押了12个月之后，检察官又向他提议监禁14年，他又拒

    绝了。再度被关1年之后，他终于在认罪书上签了字，检察官在起诉书

    上承诺，向法官建议的刑期不超过7年。最后，“运输机”被法官判了5

    年。但是这种年限缩短的情况少之又少。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官都

    会遵照检察官的意见。但其他犯人就没有这么幸运，因为承担的压力太

    大，自杀的犯人比比皆是。一切都要看犯人的忍耐极限在哪里。

    为了不输掉一场诉讼，检察官也会考虑许多和解方式。他们可以引

    导被告人与他们合作，检举揭发自己的同伙，即便没有任何物证。这种

    刑罚制度简直是扭曲人性，荒唐至极。每个人都想着出卖他人以求自

    保，比如那位信用卡造假犯就出卖了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被判处8年

    监禁，他自己却逃过一劫，只被判了两年。当这种案件变得众人皆知

    时，当事人通常会被隔离关押，以防止憎恨那些背叛行为的犯人对其施

    以报复。

    美国的律师已经适应了这种体制。他们当中多数人的职业生涯都是

    从做副检察官或者助理检察官开始的，直至进入大型律师事务所。其中

    绝大多数人在审判当中并不为人做辩护，因此算不上法国人理解的那种

    真正的辩护律师，他们充其量只能算是谈判专家，首要任务就是说服委

    托人同意认罪。然后，他们便与控方交易，争取尽可能轻的刑罚。于是

    这些“律师”在和检察官讨价还价时，便从那本著名的《美国联邦量刑指

    南》中“引经据典”。面对这么诡异的司法体系，我不得不学着去妥协。16.我的量刑指南

    我必须让自己“装甲化”。只有给自己穿上刀枪不入的“铠甲”，才能

    不被美国司法部这台凶险的机器碾碎。下一次我与美国司法部在“谈判

    桌”上相见时，要使自己尽可能地具有一些抵抗力。是的，从今以后，我就得用这种视角去看问题。每个人都在打自己的一手牌，都希望赢得

    牌局，但是如果遇到下述情形，如何能够保持赢牌的信心呢？莉兹在我

    被逮捕后就收走了我的工作设备(电话、电脑等)。她刚刚对我说，自

    从我们上次见面后，阿尔斯通就把我从员工信息系统名单中清除了，我

    再也收不到企业的邮件，平板电脑不能连接网络、登录邮箱，工作电话

    的付费套餐也被中止。企业切断和我的联系，在他们看来，这是必然

    的。无论我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我都是他们要尽快摆脱的一个对象。

    我只能等待，但等待简直要把我摧毁。就像突然间我已不在人世，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器官被取走。22年兢兢业业的辛勤工作瞬间化为乌

    有。我必须尽快冷静下来，因为我必须做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是否

    和检察官谈判。他们约定5月5日和我会面，即我被关押3个星期后。他

    们肯定认为，我被“腌制”得差不多了，已经可以“食用”。斯坦给我陈述

    了这个过程中的关键要点。我把他的话一字一句地记在了一个A4打印

    纸大小的记事本上，这个本子记录了我被关进监狱后每天发生的大事小

    情，如食堂的菜单、狱警的呵斥，以及其他囚犯给我讲述的故事。当

    然，我也记下了被羁押以来审判过程的所有环节。以下是斯坦那天对我

    说的话：

    “检察官可能会给您提出‘辩诉交易’

    [1]。说白了，这是一次保密谈

    话，相当于预先谈判。他们会向您出示一些他们收集到的对您不利的证据，迫使您认罪。这样，就可以省去组织庭审的麻烦。当然，这也便于

    他们对阿尔斯通高层施加压力，好让他们也能尽快认罪，配合调查。阿

    尔斯通要为此支付一笔巨额罚款。”

    “那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如果您认罪，他们就能坐实其他几个被起诉的管理层成员的罪

    名，作为交换，您的刑期会减少一些。您现在被控有10项罪名，如果双

    方谈判顺利，您就可能只是被控1项简单的腐败同谋罪。您就会像罗斯

    柴尔德一样最多被判5年，当然这是在一切进展顺利，而且法官认可您

    认罪事实的情况下。”

    “如果我拒绝呢？”

    “我不建议您这么做。他们手上有两张‘王牌’，即他们的两位证人。

    第一位是谢拉菲，他已经对检察官和盘托出。他指控您对其向印度尼西

    亚议员行贿一事知情。第二位是罗斯柴尔德，他也表达了类似的内容。

    而谢拉菲和罗斯柴尔德都和检察官达成了协议。”

    “说到这儿，您认为他们的证词有价值吗？”

    “我认为这足以说服法官。如果您一定要打这个官司，您就是在用

    您的未来玩‘俄罗斯轮盘赌’。”

    “也许，但是这两位证人的手上并没有任何针对我的实质性证据。

    他们在起诉书中提到的那些邮件并没有直接指向我。如果真的打起官司

    来，我或许有一线生机。”

    “问题就是那些邮件，检察官昨天给我们寄了您的全部卷宗，共有

    11张光盘，少说也有150万件物证。里面主要是阿尔斯通高层近14年的

    往来邮件，还有联邦调查局以‘内部渗透’的方式录下的一些音频资料。

    检察官说在录音中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但我们不知道里面具体录下了什

    么。”

    “那就需要律师好好分析一下!在我看来，这是当前律师首先要解决的事!”

    斯坦突然变得很愤怒：

    “我不知道您是否想象得到这意味着多大的工作量!简直是天文数

    字!150万件!这至少需要耗时3年、耗资几百万美元才能做到。”

    一张精心布置的罗网正在收口，这的确令人生畏。而且无论布局的

    人怎么做，他都会成为赢家。简而言之，如果想被释放，我就得认罪。

    否则，我就要做好准备，在审判前长时间被羁押在看守所。我的狱友说

    的没错，无论你的初衷是什么，检察官最终都会逼你坐到谈判桌前。

    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5月5日就要到了。估量、计算、权衡利

    弊，各种思绪像旋转木马一样，在我脑海里一圈又一圈地飞速旋转着。

    决定命运的一天来了，监狱条例使我重新回到现实中。我又一次如

    同服苦役一样，手脚戴着锁链，同另外11名嫌疑犯一起被塞进一辆押送

    车，送往纽黑文法院，检察官正在那里等着给我提出“辩诉交易”。

    我进入法院，看到了斯坦和莉兹，他们身边还站着曾两次严厉拒绝

    我的保释请求的康涅狄格州检察官诺维克。在他身边，还有一位我从来

    没有见过，也祈祷永远不要和他打交道的检察官——丹尼尔·卡恩。他

    是美国司法部反腐办公室的联邦检察官，此次专程从华盛顿赶来。这位

    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专攻美国反海外贪腐犯罪的检察官年轻有为、雄心勃勃、精明能干，以打击白领犯罪而著称。他甚至得过美国最佳副

    检察官奖。

    在纽黑文法院大厅里，卡恩立即投入了工作，他在投影屏上展示了

    当前法院掌握的证据。主要有4件——我都是第一次看到的——2005—

    2009年我们的中间人谢拉菲的一个银行账户的转账记录。里面有一笔是

    向那位印度尼西亚议员亲信的账户转入28万美元。在他看来，这就是贪

    腐的铁证，不管怎么说，只要我坚持打官司，谢拉菲就会出庭做证。鉴

    于谢拉菲和那位议员多年来的商务往来(谢拉菲说，他们甚至合伙在印

    度尼西亚投资了几家企业)，这些转账记录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奇怪之处。怎么能说它们与塔拉罕项目的合同一定有关联呢？就算它们和此事

    真的有关联，我也没有从谢拉菲或者别人那里听说过，更不知道这笔转

    账的具体金额。但是，我宁愿保持沉默，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就像莉

    兹在开始前向我极力建议的那样：

    “无论发生了什么，您都不要做出回应。即使他们尝试动摇您，您

    连眉头都不要皱一下。”

    我严阵以待。卡恩说的每句话都让我感觉到，我像是一只被胶水粘

    住的可怜苍蝇，无论怎么挣扎，都会不可避免地越粘越紧。在卡恩和诺

    维克的报告中，我被定义为“链条中的一环”。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要

    顺藤摸瓜，按照涉罪的不同级别，一直追踪到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柏珂

    龙。我们的谈话不到半小时就结束了。两位法官没有向我提出任何问

    题，对他们来说，今天展示一下“肌肉”就够了。球在我这里，要由我来

    决定要不要踢出去，但我不能拖延很长时间。因为就像谈话开始前斯坦

    对我说的那样，时间就是我最大的敌人。

    “还有一些他们没有对您说的事，”律师对我说，“但这些事会使您

    的处境雪上加霜。他们刚刚起诉了第三名阿尔斯通高管——彭波尼(退

    休多年后他的职位由罗斯柴尔德继任)。他们在打时间牌。”

    “我实在不明白，斯坦。彭波尼被起诉对我的案子会有什么影响？”

    “他们肯定会向他抛出一个协议。如果彭波尼在您之前认罪，并且

    向检察官提供一些新的信息，那对他们来说，您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您

    也就不能以这种方式和他们达成认罪协议。您最终会成为他们的弃子，他们会把您‘遗忘’。您就只能在看守所里待到被审判，您只有两三天的

    时间，真的需要尽快做出决定。不能再拖了!”

    “可是，我做出决定的依据是什么？他们真卑鄙。如果我认罪，阿

    尔斯通就不再为我支付律师费，将完全抛弃我；如果我不认罪，我可能

    就要被判蹲125年监狱。我要在两天内做出决定，是因为彭波尼有可

    能‘窃取’我的位置。而导致目前这一状况的根源是，我无法阅览我的卷宗，因为太多了，足足有150万件，而您的事务所无法分析它们。您是

    不是在耍我？”

    “我们无能为力，弗雷德里克。对有可能被判蹲125年监禁的您来

    说，不着眼于现在的情况是不切实际的。”

    “但我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风险？您坦白告诉我!一些犯人对我说的

    那个臭名昭著的《美国联邦量刑指南》到底是什么东西？”

    莉兹轻轻地做了个手势，像在安抚一个任性的孩子。

    “您得冷静下来，皮耶鲁齐先生，请您好好听。”

    莉兹做的陈述是我听过的最荒谬的东西。

    “我们做了一项研究，”她对我说，“首先，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

    法》积12分。其次，要计算阿尔斯通在被指控的合同中获取的毛利金

    额，也就是600万美元，需要加上18分。最后，向印度尼西亚议员行

    贿，这可是条重罪，还要加上4分。另外，因为有多笔转账记录，根据

    美国司法部裁决就是多次贿赂行为，又要加上2分。总计36分。这还不

    算，如果您被检察官视为是这项‘阴谋’的主谋，那还要加上4分，当然，事实不是这样，所以总共还是36分。”

    “莉兹，您算了半天分数，最后想说明什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

    是要知道，我得在监狱里待多少年。”

    “我马上就说到了!您这36分会被放到一个表格中，这个表格有两

    个输入法，横向是您被判刑的月数，纵向是与您违法犯罪相对应的分

    数。如果您硬要打官司，在量刑定罪时，法官会遵循这个计算表，通常

    您至少要被判188个月，甚至可能是235个月。”

    “但是，莉兹，为什么美国司法部要这样计算呢？首先，为什么要

    把阿尔斯通获得的利润算到我的头上呢？钱又没进我兜里，而是进了企

    业，也就是股东们的腰包里。我从中连1美元都没得到，更没拿什么回

    扣。那么，对一个为了公司的利益勤勤恳恳工作的职员和一个从中攫取利润、中饱私囊的职员，他们的处置是完全一样的吗？”

    “没错。美国司法部会认为该职员想要保住职位、想要晋升，抑或

    想要捞取福利，所以它推算该职员得到了好处。”

    “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将这些所谓的好处进行量化说明。”

    “您听好了，讨论这个毫无意义。您总不能改变美国法律吧？积分

    原则就是这样，无可争议!”

    “还有那些汇款呢？本来是一份中间人合同，即便给谢拉菲的佣金

    被分成了几次支付，这里的2分又怎么解释？”

    话说到此，我看莉兹满脸通红，仿佛要气到爆炸。斯坦生硬地搭

    腔：“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就是这么规定的，争论这个毫无意义。”我

    无言以对。

    经过3个小时的车程，我被送回了怀亚特看守所，遭到如此的打

    击，我几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我犹如惊弓之鸟，在看守所唯一的公共

    空间——公共大厅里游荡。有些囚犯在下棋，其中一人下得很不错，攻

    势凌厉。赢棋后，他过来找我聊天，给我讲述他是如何因在家中藏匿了

    500千克大麻而被捕的。他13岁时，他的妓女母亲就离家出走了，他父

    亲把他遗弃在了树林里，我仿佛在听童话故事《小拇指》一样。后来他

    以偷盗为生，在慢慢摆脱困境后，却开始种植大麻……

    我开始在脑海中把500千克大麻换算成积分，然后把积分折合成刑

    期。由于他之前就犯过罪，所以还得加上犯罪前科的分数。我停止计

    算，感到眩晕。“为了在监狱里生存下来，”我的狱友梅森不停地向我重

    复着，“你得闭上眼睛，然后深呼吸。”深呼吸，活下来，就这么简单。

    2013年5月5日晚，我第一次在怀亚特看守所跟其他犯人一起在食堂看电

    视。电视里播放的是欧冠杯决赛的录像。出人意料的是，拜仁慕尼黑队

    以3比0爆冷战胜巴塞罗那队。[1] reverse proffer，根据上下文意译为“辩诉交易”。——译者注17.A囚室

    第二天，看守所负责人把我调到A囚室。一位身材矮小、秃顶、牙

    齿掉了一半、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