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新闻 > 信息荟萃
编号:3867
北京的隐秘角落.pdf
http://www.100md.com 2020年3月18日
第1页
第7页
第14页
第23页
第40页
第88页

    参见附件(4051KB,247页)。

     北京的隐秘角落,这是一本承载着作者记忆的一本北京历史书籍,作者从自身的考古研究为读者介绍了北京隐藏的文物秘密,让读者更好的了解古城北京!

    内容提要

    《北京的隐秘角落》,作为多个朝代的都城,北京留存下来的历史古迹很多,但也有一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历史变迁中消失了,只留下一个名字。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人,陆波用自己的目光去追寻定慧寺、宜芸馆、蓝靛厂、保福寺、樱桃沟等“隐秘角落”的历史足迹,考察那里的文物遗存,讲述那些在历史上留下或深或浅印记的人们的故事,试图将大时代与小事件勾连起来。

    图书作者信息

    陆波,女,北京人。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1992年起做执业律师,长期为京城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发表文史类文章散见于期刊、杂志,与北大同学合出诗集《燕园三叶集》。曾获腾讯·大家“2016年度作家”称号,现为腾讯·大家专栏签约作者。

    北京的隐秘角落目录

    姚广孝,庆寿寺双塔下的过客高僧

    一名女尼与明英宗跌宕起伏的一生

    一位皇太后生前身后的信仰依靠

    明末乱世中,居然有这么两个说走就走的文青

    一代国师,怎落得大清国内无人睬

    把一辈子活成了阴影的悲剧皇后

    明清两代大太监的一种奇异传承

    蓝靛厂,中国最后一批太监的归宿之地

    两位退翁先生与樱桃沟的陈年旧事

    京城荒僻处,隐藏着跨越了六百年的国宝级文物

    深山古寺的人间故事

    这座城门,录下了北京城最惨烈的镜头

    若是梁思成,他必定会坐在西直门城楼下哭泣

    两座孤独的山门,一部王朝的盛衰史

    北大南门外,有一条穿越历史的神秘通道

    无数学子朝拜的北大花神庙和一位公主的哀愁

    在保福寺桥下,寻找历史的草蛇灰线

    一槐一柏一柳树,一座七百四十年古镇的守望

    寻找淹没于现代北京城的皇家古寺

    北京人心心念的大隆福寺庙会,永远回不来了

    书籍精彩点评

    1、旧址中倾听古都往事心声,遗迹里隐约帝王古刹运命,北京老城多少事,陆波拨开历史雾霭款款道来。有考据,有辨析,回望中有一往情深,掩映中是不尽眷顾。陆波的文字、情怀以及在边缘处发现历史变故的能力,使这本书如此地不同凡响、引人入胜。

    2、从上到下地俯瞰一个城市,只能得到她的外观,而转换视角,从下到上地去寻找那些城市“隐秘角落”,是真正懂得她的丰富内涵的独特切入点。本书通过田野考察和资料分析,以北京的寺庙为中心,揭示了那些被遗忘的或不为人们所知的历史。

    3、陆波自己就是一支考古队和勘测队,她在这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现代大都市的缝隙间,勘探历史的沉积。由此她获得一种感受、认知和想象的能力,使城市空间获得深邃的时间纵深。人世纷纷,如戏如走马灯,我们原来和那些君王、僧侣、公主和奇士同在一个舞台上。陆波以律师的明察和缜密、诗人的体贴和激情,令日常的城市地理图景经受一种来自历史的震惊:那是莽苍苍千山万水,是路迢迢铁马秋风。

    北京的隐秘角落截图

    文前彩插

    俯瞰燕园及畅春园,20世纪上半叶畅春园(1)

    畅春园(2)保福寺学校

    福隆寺庙会上的小吃摊,1930年代被整体挖掉的海淀

    光绪年间樱桃沟绘图光绪年间,青龙桥、功德寺、景泰陵示意图焦雄手绘圣化寺复原图清朝中期西郊园林水系

    海淀镇地区示意图恩慕寺山门慈济寺山门,山门正对的高地即斯诺墓俯瞰立马关帝庙

    双关帝庙之东庙拆前最后一瞥往来的骆驼从永安万寿塔边经过,1920年代慈寿寺烧毁前的永安万寿塔庆寿寺

    庆寿寺双塔,1900年代皇姑寺碉楼

    万历十五年(1587)石刻九莲圣母像碑隆教寺留下的两通明朝成化碑

    庄士敦的别墅周肇祥题“鹿岩精舍”雍亲王送迦陵碑今日的定慧寺

    今日的宜芸馆法海寺大雄宝殿内壁画,西侧部分

    后人造的魔王和尚塑像姚广孝像轴

    迦陵和尚像最后一位太监孙耀庭与广化寺住持自序

    2015年的初冬,我选择自行退休。我离开了1998年亲手创立的律师

    事务所,回归家庭,决定展开另一种生活。

    那时候我已经过掉了半生,或者是大半生,内心却是空空如也,感

    觉懵懵懂懂中荒废了珍贵的此生。

    刚刚退休的那段时间我常常陷入忧郁和低落的情绪中,理性告诉我

    这是我过了二十余年紧张而忙碌的律师生涯硬着陆急刹车后的正常反

    应,我必须适应。在北京乍寒还温暖的初冬,我经常在万柳一带街区行

    走,漫无目的,看着寒鸦向一片碧蓝天空飞去。然后,我会到华联一层

    的肯德基餐厅,找一个靠近落地窗的铺满阳光的位置,要一杯现磨咖

    啡,消磨整个下午。窗户正对着海淀工人文化宫不断闪烁的电子屏幕,上面展示的大约是宣传贺岁片的广告。但我的脑子是空白的,我不愿意

    回顾我的前半生,那惊心动魄的律师事业。我宁愿忘掉它,永远不把它

    放在心上。

    古人说的“安身立命”,大概就是人之于世,首先解决基本的生存,然后立起自己心仪的那条“命”。在2015年的初冬,我才有时间选择自己

    剩余的“命”。这个命不应是被生存重压裹挟下的无奈,而应是发自本心

    的热爱。这似乎让我回到了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初识世界,对于世界的

    历史、万物的来龙去脉充满着无限的好奇与热爱。

    回想十八岁那一次高考志愿的选择,那时候我还不能遵从本心,我

    把自己热爱的文学、历史专业放在了法律专业的后面,虽然高考考了高分,但我选择了更加接近现实人生的专业,与那些消匿的历史与精神上

    的创作的学科告别了。但此时,我希望重新纠正十八岁那年的实用选

    择,找到可以圆满一生志愿的事情。因为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懂得人生

    的珍贵。

    时光荏苒,今天,我身边开始有朋友重病,甚至离去,珍贵的人生

    只能以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来计量。我要抓紧时间。

    没有比一想到人生将要无声无息地结束而只是蝼蚁般为生计忙碌一

    辈子更令人悲哀的了。我在喝着那些苦味咖啡的时候,以为我的人生就

    剩下等待老去来临而别无选择。二十余年忙碌的律师生涯,与其说我身

    不由己,时间没有完整性,不如说我无法收拾起凌乱的心情和细腻的情

    致,虽然我始终保持着对文史的热爱,但那只是作为读者的消遣,思索

    也是片段的,转瞬即逝。我写过少量的散文杂记,但不能集中主题,也

    过于随性散漫。这时候,巨大的空荡荡的悲哀似乎以一种紧迫的方式触

    发了我内心的灵感:我觉得我必须做点什么。在最终来不及之前,我可

    以以我熟悉的北京的寺院为线索与介体,写出一系列关于北京历史文化

    文明演变的文字,尽力去收集与整理那些散落在星辰瀚海里闪光的碎

    片,让它们的内在联系重新勾连交织。我们这一代人,生于20世纪60年

    代的一代人,用此刻的眼光与思考留下这些整合与梳理出的雪泥鸿爪。

    或许对于后人而言,这些较为翔实的文字是有益处的。

    我对寺庙文化的挖掘是从一些不起眼、不宏大,甚至只是传说的记

    录开始的。这个过程令我大开眼界,而我发现以往人们对于这些历史文

    物遗迹的记录和表述往往过于浮皮潦草,讹传多多,我希望钩沉稽古,发微抉隐,以“正史”“正名”的精神尽最大的努力揭出那些被历史尘封的

    真相,去勾画历史中的小事件、小场景、小人物、小性命的往事遭际,这让我体会到历史中更本真的事相。这或许是职业的后遗症,算是为他

    (它)们伸张不曾有过的名分。如此做法,得益于我的法律专业训练,追求实证,追求证据,敢于对不合理的听闻提出质疑,这是我写作的根

    基与出发点。

    更为机缘巧合的是,我在联系到“腾讯·大家”的主编贾永莉女士并

    尝试性地将九篇旧稿发给她看后,当天她便用邮件正式回复我将采用其

    中八篇,她为我在“腾讯·大家”频道开设了一个叫“北京的隐秘路径”的专

    栏,注释为:“在北京每一处屋檐下,都可能藏着故事。”

    2015年12月12日第一篇稿子在“腾讯·大家”频道发表后,我的创作

    激情与灵感便一发不可收拾,在续发旧稿的同时,我几乎是以每个月两

    篇文稿的速度写作,似乎我过往的一生便是默默而无形的累积,终于等

    到了薄发的这一天。

    我的文稿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考察北京城隐秘角落的文物遗

    存,重要的不是它们自身的前世今生,而是围绕这些因缘起合隐藏于更

    深处的人与事,可能是帝王将相,可能是草根平民,那一份真挚的血肉

    人生正是我极为感兴趣和努力挖掘的。我时常畅想另一个时空里的生命

    的感受与思索,那些会抵消我们今人狭隘的优越感,让我们理解他们与

    我们契合的某种精神。另一方面,我希望更多地挖掘那些已不存在

    的“过去的北京”,沧海桑田已是面目全非,而每一代人总是活在自己当

    下极小的视野里,不知道过往,更不愿意思考未来。我试图用文字以物

    转星移的变迁来阐释我们应该具有的开阔思想和博大胸怀,如《寻找淹

    没于现代北京城的皇家古寺》《一槐一柏一柳树,一座七百四十年古镇

    的守望》。这一创作思路来源于侯仁之先生等前辈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

    探索,也是我试图以“大历史观”思维寻找更新颖的历史叙述方式而做的

    努力。

    我出生在北京,上学和成长在北京,工作也在北京,算是个完全的

    北京人,对今天这个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面目全非的城市有着深植于内心

    的热爱,如同一体般不可分割。这座城市仅用了区区几十年的光阴就已从千年古城变为现代化的大都会,雾霾,拥挤,对有限资源的竞争导致

    的快节奏生活,等等,这都让我这类见过老北京的人多少有些失落,但

    更多的是幸运,幸运我的生命并不是被投放在过往千年的某一个时间

    点,而是见证了它的历史巨变期。或许,再过千年,它会是另一番样

    貌,或许不复为一国之都,或许它会重新定位到那个有着苍凉冬季的古

    朴的北方城市,但它曾经拥有一切是如此辉煌灿烂的文明,曾经拥有一

    代又一代坚韧、智慧而善良的人民,生息不止,生命之花勃勃绽放。

    我只是一个生于20世纪60年代并将终于21世纪某个时间点上的微不

    足道的人物,为北京这个伟大的古代都城梳理钩沉点滴的往事,时常令

    我感到如此幸运,不枉此生。

    这个集子选用的文章基本是2016年在“腾讯·大家”频道发表的,感

    谢这个优秀的编辑部慧眼赏识,他们认真辛苦的工作让我受益良多,心

    存感激;当然,我也从内心感激那么多的读者朋友对我的鼓励,是你们

    如此踊跃而真诚的分享,使我保持写作的热情而不敢有丝毫松懈。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书引用的某些古籍文献及碑文记录,有

    一些别字,有可能就是原著使然,也可能是后人誊抄过程中的差失。尤

    其碑文部分,很多抄录者是在极为漶漫的碑石上极力辨识,录下可以录

    下的文字,弥为珍贵。我没有再以自己的判断进行修改,因为我认为保

    持原本状态也是尊重前人的付出,且这些错漏之字词并不影响整体意

    思。

    2017年2月2日 于万柳目录

    姚广孝,庆寿寺双塔下的过客高僧

    一名女尼与明英宗跌宕起伏的一生

    一位皇太后生前身后的信仰依靠

    明末乱世中,居然有这么两个说走就走的文青

    一代国师,怎落得大清国内无人睬

    把一辈子活成了阴影的悲剧皇后

    明清两代大太监的一种奇异传承

    蓝靛厂,中国最后一批太监的归宿之地

    两位退翁先生与樱桃沟的陈年旧事

    京城荒僻处,隐藏着跨越了六百年的国宝级文物

    深山古寺的人间故事

    这座城门,录下了北京城最惨烈的镜头

    若是梁思成,他必定会坐在西直门城楼下哭泣

    两座孤独的山门,一部王朝的盛衰史

    北大南门外,有一条穿越历史的神秘通道

    无数学子朝拜的北大花神庙和一位公主的哀愁

    在保福寺桥下,寻找历史的草蛇灰线

    一槐一柏一柳树,一座七百四十年古镇的守望

    寻找淹没于现代北京城的皇家古寺

    北京人心心念的大隆福寺庙会,永远回不来了

    参考文献姚广孝,庆寿寺双塔下的过客高僧

    庆寿寺双塔下的过路僧人

    让我们从西长安街上一座消逝的寺庙说起吧。今天的长安街是近几

    十年发展起来的,两侧高楼林立,商业繁华,双向十车道的现代化交通

    设施,气派、恢宏!而金、元至明至清至民国,这条大道(东单到西

    单)并未有很大变迁,其旁侧一间八百年的寺院及两尊八角密檐砖塔,秀丽挺拔,卓尔不群,始终如一。这两座塔分别建于大蒙古国宪宗蒙哥

    汗七年(1257)和宪宗蒙哥汗八年,是庆寿寺两位高僧——海云大师及

    其弟子可庵禅师的灵塔,而庆寿寺建于金章宗大定二十六年(1186)。

    八百年景物未变,众生误以为时间也凝固不动。换种说法,寺与塔巍峨

    八百年,宇宙星辰转换,朝代更迭,阅尽人世间的悲悲喜喜,你方唱罢

    我登场,不知是否也已厌倦之至?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寺院与灵塔终于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刻。为

    了修建西单电报大楼及拓宽西长安街,主管北京市市政建设的某副市长

    下令拆掉它们,因为在建设规划上,寺与塔成了钉子户。这时梁思成出

    来说话了,他提及“燕京十景”之一的“长安分塔”的弥足珍贵之处,情感

    与文学色彩俱佳。所谓“长安分塔”,即清晨时刻浪漫的光影投射,在太

    阳欲出时分,站在西单牌楼东南角——长安大戏院门外往东观瞧,就会

    看到庆寿寺两座塔一在路南,一在路北。走到近前再看,两座塔却都在

    路北的庆寿寺里面,挨得挺近,师徒俩的灵塔,仿佛长幼相携。这光与

    影的错觉便是老城的神秘与浪漫。梁思成建议至少保留双塔,即使它们在路中央,可以以环岛的方式

    辅以绿化,让双塔继续矗立人间至千年。但1955年已是梁思成陷入人生

    委顿的开始,4月1日,林徽因去世。她以独有的倔强在指着鼻子指责前

    面那位副市长对文物的摧毁之后,以很合宜的尊严离开一场毁灭古城之

    战。而清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梁思成则陷入那场批判资产资级唯心主义

    思想的运动,他开始写检讨书。

    梁思成的言论只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才被人们津津乐道,他对庆寿

    寺的关怀只是美谈而已,他还保住了北海团城,但那种文人的无力感在

    当年不会引起更为重要的讨论。庆寿寺及双塔在1955年前后全部被拆

    除,西长安街扩建,西单电报大楼的钟声为一个新时代敲响。如果这个

    声音可以倒流往昔,它可否又惊着了另一位在庆寿寺圆寂的高僧的灵

    魂?那高僧便是姚广孝,住持庆寿寺二十余年,只是庆寿寺过路僧而

    已,寺与他无关,塔更与他无关,他只是与大明朝奠定的厚重的开国基

    石相关。世上总有必然的相遇,注定的因缘无法错过

    世上或许存在这样的人,他们应该相遇,为了历史的大事件而相

    遇,为了成就伟大的事业而相遇,相遇的焦灼感只在于:人生之短,相

    遇的因缘是否可以具足到来。

    明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朱元璋的正宫皇后——马皇后过世,朝

    廷召集分散于各地的有些声望的僧人前往应天府(南京)皇宫为其超度

    法事诵经荐福。正是此次机缘,四十七岁的僧人姚广孝(时名“道衍”)

    初遇从北平奔丧过来的四皇子——燕王朱棣。两人一见如故,相谈投

    契。

    九月,在奉天门,高祖朱元璋亲自为即将返回藩地的各位皇子挑选

    德行高尚的僧人,以陪伴他们回到自己的藩地,协助治理一方,固守边

    防,即所谓“阴翊王度”。这个决策与朱元璋早期出家的经历有关,他希

    望治理领地也可以得到佛教智慧的裨益。他见到僧人道衍时,内心有惊

    异的触动,他恩准了四皇子朱棣将道衍带走的请求,并任命道衍住持北

    平庆寿寺。

    朱棣与道衍注定不会辜负此生相逢,结下了“注定之缘”。彼时僧人

    道衍已四十七岁,在前一年已经接受了弟子供养的一根紫竹手杖,意味

    着进入长者行列。而二十二岁的朱棣如朝阳,即将喷薄而出,他容颜俊

    朗,身形伟岸,文武双全,更重要的是已显示出一代大帝所应具备的坚

    强意志与自信。早在两年前他已经就藩燕地,多次受命参与北方边境抵

    御清剿蒙古人势力的军事活动,曾两次率师北征,招降元太尉乃儿不

    花,其军事才能在各大藩王中都算顶尖。后人一直好奇这两位年龄相差二十五岁的君臣是如何一见如故,彼

    此吸引的。从此后他们几近四十年的君臣之谊可知,伴君如伴虎的臣子

    少有姚广孝这样始终与君王保持着平稳、平和且始终受到信赖的关系。

    他们一定是在初次结缘时彼此看到了对方身上映出的自己的影子,而这

    正是他们内心中最为欣赏却不会轻易示人的。再者,虎眼僧人道衍空有

    大志,到了人生的第四十七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他们一去北平便是二十年,等到朱棣以血腥屠杀的方式入主应天府

    的时候,已经是1402年。这二十年中的十七年他们在大明的北方边境,恪勤职守,保卫国土。后三年便是掀起了强藩与中央王室的对抗,即朱

    棣为争夺皇权发动的“靖难之役”。

    一生笃持佛教的道衍和尚始终以高僧身份出入俗尘,以最深入、最

    直接的方式卷入这样一场残酷的屠戮杀生之役,长久以来为后世诟病,甚至将其列入宗教参政的典型,说其直接损害到佛教的声誉。

    “道衍”是法名,其幼时名天僖,字斯道,又字独闇,号独庵老人、逃虚子,苏州府长洲人,医家出身,十四岁出家至苏州妙智庵。至今没

    有他俗家姓氏的记载,“姚广孝”是后期朱棣赐姓赐名。虽为佛弟子,但

    他交游广泛,好学不倦,精通儒释道、兵法医学甚至星象卜测。相士袁

    珙见过他后称其面相异于常人,三角眼犹如病虎,有嗜杀貌,类似元初

    佛家出身的名臣刘秉忠一般的人物。(“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

    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这次相面不知是否对道衍产生了强烈

    的暗示作用,但他喜欢这样的称呼。

    他唯一存世的画像收藏在故宫南熏阁里,名《姚广孝像轴》,确证

    了前述说法:虽说是他老年画像,但三角眼炯炯有神,目光澈亮,英武

    之气洋溢。他在赠袁珙的诗里这样写道:

    岸帻风流闪电眸,相形何似相心忧?凌烟阁上丹青里,未必人人尽虎头。

    此诗证实了袁珙相面之说。虎头燕颔专指王侯的贵相或武将威武之

    相。此诗表面自谦,说那些供奉于名臣大夫的“凌烟阁”里的,未必都是

    虎头燕颔之像,但实则颇为自赏。

    燕王朱棣与建文帝朱允炆的彻底翻脸是历史的必然,其祸根埋于明

    高祖朱元璋之作为。按理说,原来的嫡长子朱标立为太子继承王位没有

    任何问题,朱标本人品性温厚忠良,对兄弟关爱有加,包括朱棣在内没

    有不信服尊重这位兄长的,朱元璋也是将其作为储君来精心培养的。但

    想不到的是天不假年,朱标竟于洪武二十五年过世,给朱元璋沉重打

    击,这之后的几年基本上是他悲伤恍惚、情绪混乱、不思理朝的垂暮之

    期。他对朱标的钟爱使其没有理性思考这个王朝平稳发展的问题,而是

    对孝顺善良的朱标之子、皇孙朱允炆爱屋及乌,将其立为皇太孙,直接

    继承帝位大统。他忘了在天寒地冻的遥远北方为其忠守江山的其他儿

    子,此时他们都是拥有领地的藩王。按照朱元璋立下的祖训,藩王们不

    得任意返回帝京应天府。但祖训中开了一条例外,那就是一旦朝中出现

    奸臣,藩王们应该责无旁贷立马扬鞭疾驰而来杀灭乱臣,曰:“清君

    侧”。一生只为这件事:君王大统与天下苍生的艰难共

    存之道

    洪武三十一年(1398)六月,朱元璋七十岁薨逝,皇太孙朱允炆继

    位,即建文帝。他年仅二十一岁,文雅温和,熟读儒家经典,是儒家推

    崇的仁心之帝。他有三位学习治国之道的老师,分别是黄子澄、齐泰和

    方孝孺。可悲的是,斯文的君王与只懂空谈而不切实务的儒生并不是最

    佳的搭配,这些儒生饱读经卷,将治国理政过于理想化,甚至梦幻得不

    切实际。他们指导年轻的皇帝奉儒家“修齐治平”说为经典,试图纠正朱

    元璋遗产中的种种弊端,希冀行改良之举以达成有效的治国方略,他们

    以《周礼》为蓝本,为其描述未来国家的仁政理想景象,幻想传统儒家

    的政治理想可以在当时的社会实现。这些大儒都是满腹经纶的书生,用

    后来乾隆帝的话说:“齐泰、黄子澄等轻率寡谋,方孝孺识见迂阔,未

    足辅助少主。”(《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他们轻视了朱允炆那些羽

    翼丰满的藩地皇叔。皇叔们这时候刚刚步入中年,十几年的历练摔打让

    他们文韬武略兼备,有理论有实践,对于统治之术已不再陌生,尤其是

    他的四叔朱棣。

    朱棣在北平藩地已镇守十八年,1398年时他已四十不惑,他信赖的

    高僧道衍也已跟随他十六年有余,道衍住持庆寿寺,上朝朝服加身,下

    朝必换回僧袍。朱棣经常来寺中探访,两人密谈,避开外人。(“出入

    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直到今天,后人仍找不到朱棣谋反在

    先的证据,他们密谈了什么只有天知道。

    儒师怂恿朱允炆“削藩”,他们从相对弱势的藩王动手,譬如削掉

    周、齐、湘、代、岷几位藩王,直接把他们圈禁在帝京。不过,建文帝这一行人的书生气还表现在“削藩”都要搜罗“名正言顺”的理由。燕王朱

    棣长年戍边有功,找不出甚大过错,他们为寻找处置朱棣的方法浪费了

    时间,又派出密探张昺任北平布政使,派谢贵、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去监视朱棣,随后还命都督宋忠屯兵开平,并调走北平原属燕王管辖的

    军队,这等于公开地不再信任朱棣。他们扣留着朱棣全部三个儿子在皇

    宫作为人质,朱棣当然不敢动手。想着三个沦为人质的儿子,朱棣装病

    装怂甚至装疯,乞求侄子放回他的三个儿子,而昏聩的黄子澄竟然以不

    要打草惊蛇为由,让朱允炆放虎子归山。这下好了,朱棣脸色大变,决

    意起兵,先下手为强。不过,他内心纠结自己挑战中央朝廷还是有“忤

    逆”之嫌,敢想并未敢干,怕触犯天伦。他问和尚:“民心向彼,奈

    何?”毕竟朱允炆是朱元璋名正言顺的接班人,然而这时候,同样深谙

    儒学之道的道衍和尚给了他振聋发聩的灌顶之言:“臣知天道,何论民

    心!”他让朱棣抛开伦常之道而顺天意,不用管民心,不用管老皇帝的

    属意,即使天下人都不支持你,你也要顺天意(趋势)而行。貌似强藩

    之王的朱棣也迫切需要和尚给予高屋建瓴的精神指导,才有行动的信

    心。道衍和尚打开了他“叛臣逆子”的心结,指出大明朝不能由所谓文弱

    仁君统治,不应由一些夸夸其谈而不懂实务的儒生制定法度规则,因为

    如此下去分裂之虞随时可能发生,各种不服气的地方势力以及休养生息

    的北方游牧民族都会虎视眈眈如此坐而论道、执行力弱化的书生朝廷。

    在道衍和尚那里,什么是天道?在1382年随朱棣乘船北上的那个秋

    天的夜晚,他已胸有成就大业之想,做好艰难准备,决心帮助朱棣建立

    一个强悍的绝对权力中心。此说有诗为证:“历尽风波艰苦际,无愁应

    只为宾王。”(《十月一日金陵发船之北平》)

    作为今人的我们,在世界范围经过几百年的民主专制论战较量以及

    建立和实践着的各种政体、国体形式之后,可以回过头对道衍和尚当时

    的政治理想提出各种批判。最主要一点是他追求的强君强权的中央集权

    统治,这是自秦始皇以来中国不可能突破的政治理想——大一统与强权中央,反之,则是各种地方政权的割据与地方势力制造的各种阻碍,这

    于经济民生,于抵御北方强敌,都是一个更差的选择。大一统君临天下

    自始至终是中国文化,也是中国地理地貌要求的不二之选,而道衍选择

    强势之君,为那个早晚必将实现的强权稳定社会找一条快速解决之道,长痛不如短痛,即使会有大规模的杀戮发生。

    如果说靖难之役不是道衍极力挑唆的,至少也是他和朱棣无数

    个“屏人密会”而最终达成的决定。建文元年(1399)七月,正值燕藩发

    难挑战前夕,某夜狂风大作,吹落了藩邸的房屋瓦片,那是一些蓝色的

    泛着冷艳之光的瓦片,有着强悍大心脏的朱棣竟也踟蹰并心生畏惧起

    来。他问道衍,这是不是上天对忤逆之心的惩罚。当然,“忤逆”这个词

    他不会说,但内心多少还是有些踟蹰。虎头三角眼法师只是冷冷地拨弄

    了一下这些碎瓦,说:这是吉祥的征兆,自古飞龙在天,必有风雨相

    从,坠瓦(低等级的蓝瓦),是说您的殿宇应该换上黄瓦(按照规制,黄瓦属于皇宫)。

    靖难之役历时三年。朱棣于1399年夏末起兵,被视为冒天下之大不

    韪之举,他是孤独的,除了燕地的臣僚部属,几乎没有人支持他。他以

    《皇明祖训》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为由,直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蛊惑皇帝扰乱朝纲,必须诛讨,并称自己是

    正义之举,名为“靖难”,即平定祸难之意。但当时朝内从上到下,从文

    人到百姓,无不视其为逆臣造反,即使那些同情他的藩王兄弟也一半以

    上被削藩、圈禁,或者已经死掉,无法做他的同盟,只有忠诚的和尚幕

    僚道衍极力为其打气加油,不惜以天象卜测,搞神秘主义,忽悠他具备

    所谓符合“天道”的“正义”。

    当然,道衍和尚希望的天下强势大一统的过程并不可能是一次速决

    的短痛。自建文元年七月初四起至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南军守军金川门

    投降为止,双方在广阔的中国北方领土展开了多次大规模的残酷战争。在今天的河北、山东,甚至辽东,最后决战于安徽灵璧,直至瓜州渡江

    直抵应天府,在这么大范围的土地上惨烈厮杀,彼此军队损失惨重,而

    被战争践踏的土地及人民更是生灵涂炭,所谓“淮河以北鞠为茂草”。后

    来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大迁徙,正是为了填充赤地千里的荒凉,与

    三年战争造成的华北平原、中原及山东地区的人口凋零、土地荒芜有最

    直接的关系。

    总体评价靖难之役,虽然其间互有胜负,拉锯相持,但比起朝廷的

    南军,朱棣的燕军从数量到兵器装备都不是一个量级的。南军组织过号

    称百万大军讨伐(实际不过五六十万),而藩王的军事规模最初只被限

    定在三千名禁卫军,并无更多,所以朱棣更像是一次疯狂的以卵击石。

    朱棣早有预谋筹划,据说道衍和尚还出主意在藩邸内打造兵器,为了防

    止朝廷派来的耳目打探,便养了大量鸡鸭鹅等,它们发出各种叫声,以

    掩盖打造兵器的噪音。后来即使如通州主动归附,但燕藩还是要用武力

    收服那些并不认同“靖难”理念的地方势力及军队。首先,朱棣攻破蓟

    州、遵化、密云,令其归附;七月十一日,攻破居庸关;七月十六日,攻破怀来,擒杀宋忠等;七月十八日,永平府归附。在扫清北平周边之

    后,他才收编了数万军队,后来他软硬兼施,与其说是说服不如说是胁

    迫另一藩王——宁王朱权加入他的阵营,这才使其军事势力有了一定规

    模,但燕军兵力也只达南军的三分之一。

    然而,朱元璋给自己孙子朱允炆埋下了更为致命的祸根:他几乎杀

    光了所有开国武将,基本上完成了“卸磨杀驴”之举。南军迎战朱棣时竟

    然找不出像样的武将,而是派个老迈武将耿炳文率十三万军队号称百万

    大军迎战,中秋之夜大败燕军于河北滹沱河北岸,史称“真定之战”。之

    后中央朝廷换将李景隆再次集结号称五十万大军于河间,准备直捣北

    平,此时朱棣已前往永平解那里的朝廷军队围困之急,北平城中兵力十

    分薄弱。而老和尚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走到前线,竭尽全力辅佐守城

    的燕王世子朱高炽。朱高炽继承了朱棣帝业,是明朝第四代皇帝,但那是后话。他是朱

    棣三子中最不尚武之人,不像他的弟弟朱高煦那般从小跟着父亲四处征

    战。他体胖身虚,很年轻时走路都要人搀扶,遑论武功几乎为零,但此

    人仁厚智慧,后来证明也是治理国家的明君。道衍和尚是世子的老师,同样与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这场北平保卫战中,可以认定主要的指

    挥者就是和尚本人,他在北平城的城墙上巡视,下令死守,并得以击退

    南军的几次进攻。实际上,南军都督瞿能曾率千余精骑杀入彰义门(后

    来的广安门),但援军上不来,只得撤退,这是好大喜功的李景隆犯下

    的致命错误,他不支援瞿能一举攻占北平,而是要等更大规模部队的到

    来,来一场华而不实的攻城秀。

    但是很快,北平城迎来了天气的帮助,那时候十月的北平比今天寒

    冷得多,交战期间迎来了一场朔风寒流,世子在足智多谋的和尚等幕僚

    的帮助下,让兵士泼水冰冻城墙,顿时天寒地冻,城墙似铁,这下李景

    隆的军队根本无法攀爬城墙,而朱棣也已解救永平之围杀回北平。此时

    他已挟持了宁王朱权带来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城内守军也出城迎战,里外夹攻,李景隆率领的南军大败。

    北平保卫战是和尚亲自主导并参与的唯一一次战役,北平若是被攻

    陷,损失的不仅是世子、臣民与城池,朱棣老巢亦将被捣毁,他将彻底

    沦为流寇,前功尽弃。可以想象,已是六十五岁高龄的老僧瑟瑟伫立于

    北风呼啸的城墙之上,僧袍浮动,俯瞰苍生。在万千人看来,此刻,他

    的心已沦陷阿僧祇劫不能复还,而他的现世肉身还在血腥的战场上行走

    腾挪。作为佛弟子是触犯杀戒还是为更广泛意义上的众生行菩萨拯救之

    道呢?这一定是他个人的独特困扰。

    1400~1401年的两年时间里,南军与燕军的数次交战集中在河北、山东等地。燕军虽屡战屡胜,但也曾被南军的优秀将领如盛庸击败于东

    昌(今山东省聊城市),朱棣亲信、将领张玉死于战阵,朱棣自己也被包围,险些遇难。“东昌之战”是南军的一次大胜利。征战两年,南军始

    终占据数量优势,燕军并不能巩固攻城略地的成果,其真正控制的地盘

    只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如果继续耗下去,燕军没有前途。在

    这期间,朱棣也感觉疲惫困扰,看不到他理想大业的前景,“成祖意欲

    稍休,道衍力趣之。益募勇士,败盛庸,破房昭西水寨”。这时,道衍

    再次激励朱棣不能功亏一篑,而是要顶住最后的困难。后人无论如何都

    无法想象,一代强君永乐大帝朱棣这样的人,一个一生戎马厮杀在血色

    天空下的人,还要靠着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和尚鼓励打气,去坚持艰难的

    伟业征程。

    最后,“道衍语成祖:‘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

    举。’”朱棣大悟:“频年用兵,何时已乎,要当临江一决,不复返顾

    矣。”果然,1402年,朱棣绕过山东的纠缠,按照和尚的指示直抵兵力

    空虚的京师,他们在安徽灵璧与追随而至的南军打了最后一场大的战役

    ——“灵璧之战”。起初,燕军大败,双方相持于淝水。但此时建文帝接

    受臣僚建议,把主力军队调回南京,削弱了前线的军事力量,后南军粮

    运又为燕军所阻截,于是燕军抓住时机,大败南军于灵璧,俘获南军将

    领几百人。“灵璧之战”的转败为胜奠定了朱棣胜利的基础。自此,北南

    局势反转,南军益弱。燕军势如破竹突破淮河,攻下了扬州、高邮、通

    州(今江苏省南通市)、泰州等要地,准备强渡长江,奠定大局。

    和尚了解朱棣的心性,他知道燕军一举夺下京师意味着什么,那将

    是一次残酷无情的血腥屠杀,是燕王朱棣踏上帝王宝座之前对对手肉体

    的一次彻底消灭。北平出征之前,和尚只为一人跪求朱棣,请他务必放

    过此人,那就是方孝孺。和尚说:南京城攻下之日,他一定不会投降,希望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灭绝了。(“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点头应承。方孝孺在当时以博闻强识、满腹经纶名满天下,是建文帝身边的第一御用文人,建文帝批文常命他

    趋前斟酌,而朝廷讨伐燕军的檄文诏书等皆出自此人之笔。但金川门打开,方孝孺绝不可能是跪在路旁等待朱棣饶命的降臣,朱棣甚至放下身段以温和的态度对待建文帝朝廷的第一文人,请他起草

    朱棣新朝的即位诏书,方孝孺把笔掷到地上,边哭边骂道:死就死吧,诏书我绝不能起草。朱棣发怒,命令将方孝孺腰斩于街市,不止于此,朱棣还创下灭人十族的虐行,不仅诛灭方孝孺家九族,连他的门生、朋

    友亦不放过,其凶狠暴虐胜过秦始皇的“坑儒”。方孝孺之死是天下文人

    心中最痛的恨,同时也将朱棣牢牢捆绑于历史的耻辱柱上。

    后人不能知晓道衍和尚得知方孝孺之死后的心情,也不知道这会不

    会勾连起他怀想洪武时期被朱元璋杀害的好朋友高启。高启是“吴中四

    杰”以及“北郭十友”之一,与宋濂、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只因

    不愿趋附朱元璋,其作《上梁文》中有“龙盘虎踞”四字,被疑为歌颂张

    士诚,被朱元璋判腰斩且亲自监刑。生前繁华终虚幻,死后哀荣已是空

    靖难之役的残酷及朱棣对建文帝朝廷旧臣的残暴屠戮,已远远脱离

    道衍和尚辅佐明君、为天下众生开创祥和太平景象的初心。天下的确已

    是强君的天下,但儒家期望的君王仁政仅方孝孺一案就彻底宣告破灭。

    朱棣开创永乐之年,道衍和尚已近七旬,古来稀有,身随心境,均已垂

    垂老矣。

    永乐二年(1404),道衍和尚被朱棣亲赐姓名姚广孝,并评价其在

    靖难之役中居功至伟(“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拜僧录司左善

    世、资善大夫及至太子少师,这是正二品的官位,于一位僧人是破例。

    朱棣对姚广孝从不直呼其名,总是称“少师”,以示敬服。他命姚广孝蓄

    发还俗,不要僧俗两界来回忙活,要真正成为大明的权臣重器,还赐予

    姚广孝两名宫女侍候,并准备为其建一所漂亮的宅邸。但除了接受“姚

    广孝”这一名字,朱棣的其他要求一律被婉拒了,这种不识抬举拒绝君

    王,而且还是拒绝朱棣,甚为罕见。朱棣赏赐的金银财宝姚广孝全部散

    发给乡里,他“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后世称其为“缁衣宰

    相”。世人只是艳羡其身份显贵,并不在意他退朝后匆匆卸下朝服,换

    上僧衣,赶回他住持的庆寿寺,依然当个跏趺而坐的世外僧人。

    姚广孝被后世诟病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没有守住僧人本分,是“异

    僧”,既然出世,却不愿困囿于十方丛林,而如同儒士臣僚入世事功,一双虎眼总是关照人间事态,如何了然脱生死,获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

    之正等正觉?姚广孝亦是一位诗人,他留给后世九卷诗集,确有对世间

    大业的热情执迷,如洪武年间尚为青壮年的姚广孝途经丹徒北固山,曾

    写下这样仰慕古贤功业的诗句:谯橹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

    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

    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

    萧梁帝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

    一旁的僧人宗泐听后,颇不以为然,说:对小南朝如此上心,这是

    释门弟子说的话吗?

    为朱棣斩获帝业的功臣姚广孝,在燕王藩邸时期只是幕僚而已,即

    使过从密切,二十年的光阴基本消磨在庆寿寺的梵音香火之中,而朱棣

    大业已成之时他已是垂暮之年,功名的意义不知何在?他曾以少师身份

    回故土苏湖赈灾,为乡里族亲所厌弃。他拜见自己的亲姐姐以及少年时

    期的朋友王宾均被拒之门外。民间广泛传言他亲友的回绝之辞:“和尚

    误矣!和尚误矣!”这个故事有些许夸张,因为从王宾留世的文集里可

    以看出,他始终对姚广孝保有深厚情谊和敬重,但是,借王宾之名的说

    法反映了当时姚广孝的品性是被民间人士质疑的。

    读姚广孝年谱,会发现他在永乐时期主要做的事情有两件:一是负

    责撰修《永乐大典》,二是继续做皇室继承人的老师。曾经侍学的朱高

    炽已荣升皇太子,而姚广孝在1407年被指令继续教导皇长孙朱瞻基。这

    两位后来都位尊皇帝,也是对姚广孝始终心存感念的人。他们仁慈宽

    厚,施政贤明,开创了明朝最好的“仁宣之治”时代,与这位佛教徒老师

    不能说没有直接的关系。

    姚广孝作为佛弟子,晚年最重要的贡献还包括主持铸造永乐大钟。

    铸钟的缘起今天已无从考证,是朱棣深为杀业惶恐,还是姚广孝会意祈

    旨,都不得而知。或许是同样对佛教有深入研究的朱棣与姚广孝再次达

    成的默契。从朱棣的角度,当然是为彰显其丰功伟绩,以期皇天后土,基业永昌。此外,是不是靖难三年、南京屠臣,需要安抚那些四处游荡

    的冤魂野鬼,超度那些不安的亡灵呢?这也是充分的理由。永乐大钟是中国现存的体量最大的青铜钟,外观恢宏、工艺精湛,是青铜铸钟的卓绝奇迹。大钟铸好后,先挂在宫中,明万历年间移置万

    寿寺,清雍正十一年(1733)移置觉生寺(即今天的大钟寺)。此铜钟

    通高6.75米,钟壁厚度不等,最厚处185毫米,最薄处94毫米,重约46

    吨。钟体内外遍铸经文,共22.7万字,经文的书写者是被朱棣称为“我朝

    王羲之”的沈度。就经文部分,朱棣把他亲自撰写的《大明神咒回向》

    铸到诸经环绕的最醒目部分,更多是彰显其以儒入佛,期许以儒家精神

    披载佛教形式,教化臣民建立和巩固他理想的大明社会秩序,维护“大

    明一统”永驻世间的愿景。其主要十二大愿为:

    惟愿如来阐教宗,惟愿大发慈悲念,惟愿皇图万世隆,惟愿国泰民安乐,惟愿时

    丰五谷登,惟愿人人尽忠孝,惟愿华夷一文轨,惟愿治世常太平,惟愿人民登寿域,惟愿灾难悉清除,惟愿盗贼自殄绝,惟愿和气作祯祥。

    虽说此大钟还是以保佑皇权永固为根本的政治大钟,但古往今来,勒刻约二十三万字的佛教经文于大钟并鸣响天地间,譬喻远播佛法,警

    示后人,必须承认这是一次具象化的弘化佛法的壮举。同样,在此事上

    老和尚居功至伟。

    在晚年,姚广孝已看到了世人对其质疑之心,但他并未因此而动摇

    在世间的行动力,他坚信自己践行的是“菩萨行”,虽然个中复杂故事远

    非他理解的佛教义理可以解释。他的积极心态始终如一。从年谱记载

    看,他坚持上朝几近坐化前夕。(“十六年三月,入观,年八十有四

    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

    永乐十六年春天,姚广孝已临近人生的终点,重病中,朱棣多次到

    庆寿寺看望他,史书说是“谈甚欢”,还亲自赐金痰盂,这是他们相处三

    十六年以来最后的也是最珍贵的时光,朱棣对和尚的尊重与友善始终如

    一,这是朱棣冷酷多疑残暴的个性中罕见的。从史书记载看,三十六年

    里他们的关系没有出现过嫌隙,和尚也从未因什么过失而受到处罚,朱

    棣把自己的长子与长孙均交由和尚教育便是最大的信任。这时候,他问姚广孝还有什么要求,姚广孝提出请求赦免建文帝时的主录僧溥洽。朱

    棣一直疑心建文帝是假冒了僧人逃遁出南京城的,而其中僧官溥洽嫌疑

    最大,所以将溥洽关押了十多年。和尚说:“关太久了,放了他吧。”朱

    棣允诺,同意立即放人,和尚伏地叩谢。

    没过多久,姚广孝在庆寿寺坐化圆寂,终于走完了以高僧面貌示现

    人间的艰难长途,世寿八十四年。朱棣悲痛,辍朝两日(也有载三

    日)。有传闻说,朱棣将姚广孝养子姚继叫来问话,问道:“你父临终

    时可有话说?”养子叩首不止,说:“我父亲说请皇上厚待我们家。”朱

    棣当即翻脸,说:“我和你父亲相处这么多年,他从来没为自己的利益

    提过丁点要求,明显你要欺君吗?”朱棣后来还是给这个养子一个尚宝

    司少卿(五品)的官做,但很快养子也死了。姚广孝作为僧人的一生没

    有后代,连养子也没有承袭多少荫庇。

    朱棣对姚广孝品性的尊敬不能允许哪怕是其养子的玷污。他亲自为

    姚广孝撰写碑铭,而其他臣僚无人获此殊荣。朱棣还命人建了姚广孝墓

    塔,位于今天的北京市房山区常乐寺村北,为八角九级密檐式砖塔,高

    约33米。塔前立有明成祖朱棣“敕建姚广孝神道碑”一座,基本完好保存

    至今。

    姚广孝死后,他的英名延续至仁、宣二帝。仁宗朱高炽刚登上皇帝

    宝座就加赠“少师散官勋爵,谥号悉如旧”,配享成祖庙庭,并亲自撰文

    歌颂和尚的功绩。他盖棺姚广孝的功绩为与其父皇“相与合德协谋,定

    大难,成大功”。不要说姚广孝的僧人身份,牌位能够供奉在成祖朱棣

    庙堂已是给予姚广孝最高的荣誉。明太祖、明太宗开国两朝配享太庙的

    十六位功臣中,自中山王徐达以下,全部是为朱家王朝出生入死的武

    臣。以文臣身份位列功臣配享荣誉的,仅姚广孝一人。朱高炽在祭文中

    提到的这一句非同一般:“生则同其富贵,殁则陪其祀享。”这句话表达

    了他对朱棣与姚广孝一生相伴因缘的解读。但是如此功臣,其辉煌荣誉至宣帝朱瞻基过世后就迅速陨落了。首

    先是因为和尚无后,没有沿袭的血脉族亲,以僧人身份浸染世俗在佛教

    界也不会得到很高评价。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晚年为佛教辩护而批驳

    以程朱为代表的“辟佛论”(指斥佛教,驳佛理),写下了洋洋万余字的

    《道余录》。该文于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整理完成,距他离世不到

    半年的时间,可见老和尚为佛教而战只争朝夕的精神。纵观《道余

    录》,不能说这是一部以学理思辨胜出的学术著作,更像一篇批判稿。

    和尚列举二程(程颢、程颐)二十八条、一朱(朱熹)二十一条辟佛言

    论,重点针对的是“略识佛理”的朱熹,给予一对一的答辩批驳,而其激

    扬义理,非佛教徒的一般读者很难信服。而朱熹理学思想对元、明、清

    三朝自官方至民间影响甚大,可称为三朝的官方哲学,因此朱熹被视为

    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儒学义理圣人。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姚

    广孝为佛教辩护不能得到当时乃至后续社会的接受。《道余录》问世后

    甚至被姚广孝的朋友厌弃,他的友人张洪“但见《道余录》,辄为毁

    弃”。官方民间一致认为其诋毁先儒,为君子所鄙视。如果不是作为姚

    广孝的崇拜者的李贽积极收集并校阅,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由钱谦

    益出资出版,恐怕今人难得再见此文。

    而综观《道余录》,集中于姚广孝对二程一朱在“佛经之辩”“本体

    论之辩”“修行之辩”上,其说服性的弱势在于佛教儒教根本属于不同体

    系不同认知的哲学思想范畴,程朱只为扬儒而抑佛,对不存在孰对孰

    错、比较基础的认知哲学牵强分别,姚广孝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直指

    朱熹是为强儒学而辟佛,这是一种私心私利,毫无公正可言。他还举出

    朱熹早年的一首诗证明其从佛法中获益良多,暗讽其“格物致知”恐怕也

    曾受益于佛家。换言之,他认为以如此功利思想而不能客观评价佛、道

    之说是有失公允的。

    姚广孝的佛教徒本质始终没有变过,他发表《道余录》只是对当时

    社会主流的程朱思潮提出一点佛家的建议,那就是其前言所云“三先生因辅名教,惟以攘斥佛、老为心”,并称这三位排斥佛、道“必当据理,至公无私,则人心服焉!三先生因不多探佛书,不知佛之底蕴,一以私

    意,出邪诐之辞,枉抑太过,世之人心,亦多不平”。虽然姚广孝始终

    没有形成三教合一的哲学观点,也不愿意论及儒释道互为体用缠绕,但

    其一生践行了他对儒学道学一切利益世间学说的吸纳和运用,因为本质

    上说他认同儒家的“仁”和道家的“道”与佛教的“无”是相通的。

    他意识到后世会对《道余录》产生误解,故而写道:“士君子,有

    过余览是录者,知我罪我,其在兹乎!”连天下杀名都可以承受的和

    尚,告诉后人你们对他的理解或者怪罪都在这里,显示其不以介怀。

    老和尚留在世间的著作有《逃虚子诗集》十卷,续集及补遗各一

    卷,《逃虚类稿》五卷,《道余录》《净土简要录》《佛法不可灭论》

    《诸上善人咏》各一卷,均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集部第二十八册,对于研究他的佛学思想、政治理念、人生态度极其重要。他交游广泛,文人墨客、官僚公卿、佛道高人,各地古刹名寺、秀美山川亦都留下过

    足迹,他经历了漫长而丰富的一生。老和尚功过是非任凭后人说

    姚广孝有一幅画像留存于今天的故宫博物院,那就是南熏阁《姚广

    孝像轴》。当年乾隆检视所藏的历代帝王皇后及名臣的肖像,要求重新

    装裱收藏于南熏阁中,其中历代名臣肖像二十一幅中,便有我们今天看

    到的姚广孝着紫色僧衣跏趺而坐之肖像,根据画像上的金字题识“敕封

    荣国恭靖公赠少师姚公广孝真容”,可知此像是朱高炽洪熙元年

    (1425)追赠少师之后所绘。

    姚广孝画像总共有四幅,三幅僧服像,一幅官服像,唯独存世的这

    幅画像是他身后之作。他生前对每一幅自己的画像都做了如“本色衲子

    言”般的题赞,其中供奉于崇国寺(即后来的护国寺)的画像上他自己

    如是题赞:

    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闲露骨露风流。

    有时摇动龟毛拂,真得虚空笑点头。

    这幅画像非常有名,因为明清不少文人游览崇国寺时都观赏过此

    画,并留下观后感,但乾隆游历崇国寺时题写的游记诗已不见提及,《日下旧闻考》也称这幅画像无存,推测佚失于乾隆早年。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唯一一幅老和尚身后画像也有着一番不凡的因

    缘。画像上有另一位被称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大师的题赞:

    染衣而官,蝇点冰颜。以道反常,慈波奚宽。知公罪公,星有定盘。咦,接的无

    初传正脉,从来明暗不相参。

    题赞署名:

    万历壬辰冬十月望后四日题于潭柘山嘉福寺一音堂后学释真可也就是说,1592年冬天,紫柏真可云游潭柘山某寺庙偶然见到了这

    幅画像。“接的无初传正脉”是说,原本寺院的住持僧无初和尚是姚广孝

    的法脉传承人,这位僧人来自日本,永乐年间经姚广孝举荐被朱棣钦命

    为潭柘寺住持,姚广孝晚年也常来此住住,至今寺院里还有“少师静

    室”,如此便不难理解这幅画像与潭柘寺结缘了。但最终它又是怎么回

    到故宫南熏阁的,个中曲折便无人得知了。

    紫柏真可对姚广孝的评价比较中性,他的批评点非常明确,“染衣

    而官,蝇点冰颜”,对高僧出仕为官还是不能释怀。但“以道反常,慈波

    奚宽”似乎又是极大的赞赏,也就是说,虽然和尚的行为行事有违释

    家,但其行为本身是以反常规之道,以方便法门行菩萨大化人间的善

    行,故慈波奚宽,利益众生。“知公罪公,星有定盘”,从这句话可知,真可和尚是读过《道余录》的,即是与“知我罪我,其在兹乎!”对应。

    但“知公罪公,星有定盘”还是关心后世的人心尺度,后人的评说,追

    求“自有公道”,而并不是姚少师“知我罪我,其在兹乎!”的真实意思。

    求真大义者,只是告诉后人,理解我也好怪罪我也好,均由此出,他并

    不在乎人世间的功过评说。

    李贽云:“我国家二百余年以来,休养生息,遂至于今。士安于饱

    暖,人忘其战争,皆我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之力也。”他认可在朱棣这

    般强势君王之侧,姚广孝是目光高远的大智慧者,而单论理学经论与教

    条治国不可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就。所以他总结道,永乐年至万历年两百

    多年的安稳和平都仰赖朱棣与姚广孝。

    靖难三年,南京屠臣,的确是一个特定时期的灾难,具体到那个时

    代反朱棣阵营里面,就是具体的个人与家族的灭顶灾难。在中国传统文

    化君权天授思想的主导下,朱棣的功过自在另一个评价体系之内。总体

    而言,成就伟业获得四海宁安,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稳固,国家的强盛,这些可以轻易淡化其实施过程中的残酷暴行。而姚广孝则完全不同,他毋庸置疑要背负天下杀名,而且是以一个始终如一的坚定佛教徒的身份

    背负这个杀名,这令佛教界倍感尴尬,无法为其入世参政做出更好的背

    书。

    姚广孝晚年作诗《少师真容自跋》,也是为其某幅画像而题,其写

    道:

    幼读东鲁书,长习西方教。抹过两重关,何者为悟道。不厌山林空寂,不忻钟鼎

    尊荣。随缘而住,任运而行。犹孤蟾之印沧海,若片云之浮太清。了无他说,即此,便是人问我,更何如手里栾珠一百八。

    这段自跋概括了他自己的生平作为、心路历程,并最终回归于其佛

    弟子的世界观与宇宙观。

    “成佛在人间,人成佛成,是为真现实”,这是近代高僧太虚法师提

    出的“人间佛教”概念,与世俗社会紧密联系。而早在明初的姚广孝用一

    生紧系世间,竭尽身心为朝廷行事。背负杀名而行大义者,不为取悦众

    生而行小善,或许更能概括少师的生平。其实,把姚广孝看作一位有佛

    教信仰的佛弟子入世为官也好,把他拔高为行菩萨道的度化人间者也

    好,这些都不是重点,他只是随着机缘,遇到了那个雄心勃勃的俗世帝

    王,不论出于怎样的发心,制造了一场保后世两百年太平岁月的大事

    件,赞誉与毁谤无非是人们的口头是非,无关紧要。我们也不应该抱着

    品评和尚一生功过的心去看那些消失的人和事,“随缘而住,任运而

    行”,诸法平等,万法为空,和尚就是和尚,衲子言,衲子心,一切空

    性了无踪迹。

    2016年10月21日 初稿于万柳

    2016年11月23日 修改于万柳一名女尼与明英宗跌宕起伏的一生

    在京城,明清以来皇家敕建的寺院不少,皇亲贵胄的家庙也不稀

    罕,倒是民间小寺庙庵躲到远远的荒郊野外,或依傍荒凉坟场,或隐没

    草木山林,香火供奉是否兴旺就看自己的造化了。但有一家俗称“皇姑

    寺”的庙堂——这个俗称于皇家而言好生刺耳——却是千折百转不屈不

    挠地从明清一直存活到民国,且今天被再次复建,不是一般地简单。要

    知道,这是一家尼寺,那些心如静水不复波澜的比丘尼是以怎样的坚

    韧、坚持,甚至不惜手段维持了它的传承啊。

    无论哪个皇室都不能容忍一间尼寺号称“皇姑”。皇姑是什么人?皇

    帝的御妹,有册封的公主。哪朝哪代有皇帝的妹妹自行出家建庙?所以

    不可能有正史的记录,它只能算是一则民间攀龙附凤的传言。但这个传

    言实在是太过众口一词了,无论笔记杂录还是曲艺传唱,几乎没有差

    异,且明皇室对其态度也极度暧昧遮掩,欲说还休,故而可以确定民间

    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皇姑寺”是民间说法,朝廷敕封寺院名号断不会如此。在明朝,皇

    室敕赐额封为“顺天保明寺”,至清朝,由康熙皇帝改敕为“显应

    寺”。“顺天保明寺”本身就是极为奇特的寺名,不大符合寺院起名的规

    制,且“保明”是明显地护佑大明本朝之意,而“顺天”恰又是明英宗复辟

    后另起的年号“天顺”之反写,所以,民间记载并非无据揣测,其寺庙缘

    起并非虚妄。

    明英宗朱祁镇一生的跌宕起落折减了他的寿数,他只活到三十八岁,而且,是惊心动魄地活到三十八岁。他九岁登基,除去一年北狩、七年幽禁,足料当了二十年皇帝。这二十年里蠢笨之事不少。在他的两

    段皇帝生涯中,第一段最大的过失当然是“土木之变”,简单说是英宗被

    蒙古的瓦剌部诱敌深入至今天河北省怀来县一个叫“土木堡”的地方,大

    臣和军队被剿灭,自己也被瓦剌人掠走。如果读到《明英宗实录》卷之

    一百八十一,自“壬戌”(1449年9月1日)起,那必定是鲜血淋漓的史

    书,一行行文字记载了几十位朝廷大臣当场被斩杀。史书记载了他们的

    尊名、朝廷官职、出身籍贯、追封谥号,那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带血

    的生命。此外还有更多被剿杀的士兵:二十万大明精锐几尽全灭。后人

    有无数的不忿,为此役写过诸多追责论文,大致的归责都指向宦官王

    振,认为二十三岁的年轻皇帝轻信身边人而导致大军覆灭。其实,“土

    木之变”的本质是,明朝经过仁、宣二朝富贵和平惯了,几十年的和平

    岁月哪里还有强势军队,更遑论强悍武将。和平松懈的大明疏荒陌生了

    何为残酷的战争,贸然出塞居庸关外,找堪称军事天才的瓦剌统领也先

    挑战,覆败乃必然之果。所以英宗说:“将骄卒惰,朕为所误,复何

    言?”

    皇姑寺的传言即缘起“土木之变”。各种民间笔记中皆有相同记载,大同小异。以《长安客话·郊垧》为例,其载:

    自平坡东转,望都城,平沙数十里。中经黄村,有保明寺,是女道尼焚修处。寺

    建自吕姑。吕陕人,云游此。正统间,驾出御虏,姑逆驾谏阻不听。及蒙尘虏营,上

    常恍惚见姑阴相呵护,皆有词说。后复辟,念之,封为御妹,建寺赐额。故又称皇姑

    寺云。自后凡贵家女缁髡皆居其中。有寺人司户,人不易入。

    这个故事有其他类似的版本,说是明军出征,吕姓尼姑在居庸关或

    者紫荆关处劝驾。说当时这位有神通之修炼之人化身为一个疯婆子,挡

    在英宗的车前极力劝驾回朝,说此次亲征必是凶险不应贸然。

    如果真有此事,一个疯婆子应该不能够亲见英宗龙颜。姑妄算这些

    是民间传言,但我在正史里面发现了非常蹊跷的一笔记载:当夜,在龙虎台(今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驻扎的军队的确遭遇异象。《明英宗实

    录》卷之一百八十有记录:“乙未,车驾次龙虎台,夜,一鼓军中

    惊。”这事情后来无人解释。无缘无故夜里居然有鼓声大作,人马俱

    惊。英宗此次御驾亲征一出门就没有好兆头。接着记载:“丁酉,车驾

    过居庸关,群臣请驻跸,不允。”这两条奇怪的记载有可能掩盖了一些

    事实,即英宗车马在快要抵达大明北界关隘居庸关时的确受到了阻挠,甚至有导致军中大惊的无缘无故的“夜鼓声”,提示了这次北伐前路叵

    测。

    《帝京景物略》的记载更为骇人,说是军队到达紫荆关(今河北省

    易县),吕姓尼姑上前谏行,英宗大怒,令武士捶打,这吕尼竟然坐地

    而化,死了。但死后,其多次于英宗左右示现,护佑圣驾。其他记述同

    《长安客话》,也是说英宗蒙难一年间,这吕尼多次化身安慰英宗,甚

    至在他饥寒交迫之时送来饼食,让处于不利之境的英宗总能化险为夷。

    英宗被放回北京后便幽闭南宫,这位吕尼依旧常常化身而来,娓娓言

    说,保护并抚慰英宗。

    正史是不会记录这些神玄之事的,至于有无人阻挠过英宗出战北

    塞,一定有。在《明英宗实录》里有不少君臣之间关于这场战争的争

    论,甚至英宗的人马到达大同,大同守吏苦口劝谏圣驾回京。神玄之事

    或许出自臆造,但绝非凭空而来。臆造或者说夸大事实来自英宗、臣属

    或者民间,都不重要。因为经过“土木之变”这一几乎亡国的事件,英宗

    用了足足八年的时间来反省自己的愚蠢和轻率。顺势而出“吕尼救主”的

    故事,也可视为英宗为证实其得道天助,理当从弟弟朱祁钰手里夺回王

    位的一个造势舆论。

    英宗的神奇命运的确有不可思议之处。土木之役,明军被杀得昏天

    黑地,几乎就是困兽挨打,毫无还手之力,战死的大臣兵士伏尸满地,人马践踏,血腥滔天,而穿着龙袍坐在车舆里的年轻皇帝竟然毫发无损,实在不可思议。史书记载,瓦剌人把英宗抓来,也先根本不能相

    信,让被俘的明朝人指认,他们见到了英宗也是一时没了淡定,还上来

    施礼。瓦剌部当时表面上还是臣服大明,但另一方面也效忠那个当年从

    北京城落荒出逃的元朝遗皇室——北元的脱脱不花。

    虽然明朝廷果断另立新皇帝——代宗朱祁钰,遥尊英宗为“太上

    皇”,且兵部尚书于谦死守北京城,也先并没把攻占大明当作终极理

    想,只是押着这位明皇帝当作人质,到大同、宣府,甚至北京城下,要

    挟大明。英宗保持了大明皇帝的体面和气度,但城墙上的官员除了痛哭

    几声(正史记录他们伏地悲哭),毫无向瓦剌人妥协的意思——绝不开

    城门。也先跳脚痛骂:“连你们自己皇帝都不认得?养狗要看主人

    的!”但这还是枉然,最后连也先都觉得拖着英宗无用又无趣,简直成

    了累赘。

    根据杨铭《正统北狩事迹》记载,也先受身边近臣挑唆,起过对这

    个无价值皇帝的杀心,但他的三弟伯颜帖木儿坚决反对。伯颜帖木儿

    说:“这位大明皇帝是云端里安坐的人,不知怎么被推下来了,此役他

    于‘万众死伤之中,镟矢不沾,寸兵不染’,这定是天意,有朝一日还是

    把他送回去,咱们留得美名。”从此英宗便住伯颜帖木儿的帐篷。而也

    先带着英宗去大同、宣府招摇,还是索得了不少银两财物,暂且先留

    人。伯颜帖木儿简直是喜爱上了这位中原皇帝,还让英宗给他四个儿子

    分别起了汉姓白、梅、安、梁,这四个姓氏还真是诗情画意美妙得紧,说明英宗的情商还是相当之高的。

    后来,也先发现明朝新皇帝朱祁钰并不买账,要来的东西日渐稀

    少,而他去其他地方抢掠也屡屡失手,便又起了对英宗的杀心。这时,又有些神通灵异出现了。史书及各种民间传言说英宗修得了不死之身:

    也先想用剑砍死英宗,结果剑断了;也先想把英宗扔到水里淹死,结果

    英宗自己浮起来了(大概会游泳)。这些很符合《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观音菩萨施救于各种危难的描述。《明史》及蒙古史书《黄金史》中

    均记述,某个风雨交加之夜,也先想将英宗悄悄干掉算了,但没遂愿。

    一种说法是也先接近帐篷的时候突然帐内红光乍现,似有龙影(说不定

    是英宗读书看不清,多点了几支蜡烛),他以为异象,以为此乃所谓的

    汉人“真龙天子”显灵。另一说法是,也先来到帐侧,突然上天惊雷,他

    倒是没事,他的坐骑竟然受惊吓而亡。也先这聪明人倒是畏惧天意,从

    此止住了杀心。

    乱军之中毫发无损的英宗,虽然被瓦剌人拖着东跑西颠,没有在北

    京城里那么娇贵舒服,但也没遭侮辱没被虐待,何况身边尚有袁彬、杨

    铭(哈铭)这两位忠仆侍候。虽然吃不来牛羊肉、少了生鲜蔬果,但伯

    颜帖木儿及不少瓦剌贵族庇护关照他,常奉送野味。事实上,英宗北狩

    (皇帝被掳到北方去的委婉说法),的确比当年北宋二帝被金人掠走所

    受苦难及辱没强了许多。至少,瓦剌贵族对英宗还保有敬服与尊重,英

    宗总算保全了明皇室的体面。

    英宗被放回北京算是一件奇事,而且是被俘刚满一年的时间放回,虽说明朝与瓦剌进行过双边关系谈判,但这些谈判并非以交回已被尊为

    太上皇的英宗为条件。代宗朱祁钰内心并不希望英宗回朝,就如同当年

    的宋高宗不希望徽、钦二帝被送回一样。皇帝之尊位多么让人迷恋啊。

    也先在并没有获得什么优渥条件的前提下,竟视英宗如烫手山芋快快出

    手了,也先自己都不明就里。也因为英宗命里的另一位贵人杨善出现了

    (吕尼的弟子一定认为又是吕祖显灵)。杨善是带回英宗的功臣,而且

    是唯一的。这又是一桩不可思议之事。

    明朝是极其看重科举晋身、讲究文臣资历的朝代。满朝大臣少有不

    是进士出身、满腹经纶治国安邦之英才。唯独这位杨善,大兴(今北京

    市大兴区)人,只是秀才出身,“然无学术,滑稽,对客鲜庄语”,但

    他“伟风仪,音吐洪亮”,这在冯梦龙《智囊全集·语智部·辩才》里有所记录。其因堂堂外表被朱棣赏识,专事鸿胪寺,到英宗时已是服务三朝

    的年过六旬的老臣。“土木之变”时,杨善亦在军中,死了那么多大臣兵

    士,皇帝都被抓了,他一个六十五岁的老人却逃脱了战场,又从今天的

    河北省怀来县逃回北京城,他的神奇脱逃为一年之后救回英宗做了铺

    垫。

    关于杨善出使事迹,史书及民间笔记均有记载,朝廷只是让杨善去

    也先处看望英宗,但目的并不明确,没有让也先释放英宗的谕旨,也没

    有给也先备下什么奇珍异宝,就是让杨善空手去的。但杨善这个学问不

    高且常被同事鄙视为粗俗狡诈之人,却是公关奇才,他变卖自己家里财

    物,买了给也先的礼物,也买了给英宗的日用。他见了也先就云山雾罩

    一通夸夸其谈,故作神秘,连吓唬带吹捧,不失其辩才,力劝也先放

    人,还说要在史书里把也先释放英宗之事好生颂扬。(“我监修史书,备细写上,着万代人称赞。”——吹牛奇秀才离监修史官还有好大距离

    呢!)也先本也不想继续留着这个累赘,就顺势而为,笑曰:“者!

    者!都御史写的好者!”第二天,也先就为英宗设酒饯行。这就是在没

    有任何谕旨敕文的情况下,凭借巧舌如簧能言善辩,一位六十六岁的老

    大爷杨善愣是把英宗接回北京城的故事。故此,才有了七年之后“夺门

    之变”英宗复辟的可能性。

    李贽说得好:

    故论社稷功则于谦为首,论归太上皇功则杨善为最。然则杨善其真有意之人哉,故能以无意得之。

    妙就妙在杨善“其真有意”,他这份“意”来得好生神奇,而且还恰到

    好处靠一根舌头立下奇功。

    这位死战中幸存、以娇生惯养之身被拖到塞外东奔西跑的皇帝,大

    难不死,且屡有贵人无形之手扶掖。英宗坚信自己是受到了某位神祇的

    护佑,无论有无吕尼、杨善。虽也先有杀心,但有伯颜帖木儿等众贵族善待于他,英宗坚信冥冥中有无形之手佑护他复还京城甚至夺回帝业。

    伯颜帖木儿送英宗至今天张家口北野狐岭。野狐岭送别正值1450年

    仲秋之时,塞北风萧叶落,苍茫无际,似有今日古装片之浪漫情怀。伯

    颜帖木儿说:“皇帝,虽然你的弟弟取代了你,但那是你的位子,此还

    一定要回到那个位子(好操心的蒙古王爷)。皇帝,此次一别不知道今

    生还有没机会再见?如果我将来落难了,就投奔皇帝去!”这番生离死

    别般的告别情景记录于杨铭所撰《正统北狩事迹》中,或许杨铭确有夸

    大美誉英宗之嫌,但作为英宗蒙尘一年不离左右的忠诚侍者,也并非全

    是虚浮之辞。当然,这段缘分终是决绝。几年后,英宗仍被代宗幽闭南

    宫的时候,这位帖木儿和兄长也先就被属下杀害了。

    佛教徒笃信,菩萨会以各种面貌示现,庇护蒙难者。前面提及的各

    种民间笔记,甚至宝卷,都是叙述吕尼劝谏失效但在英宗蒙尘之时又有

    各种灵异神通示现,最终佑护其回京复夺皇权。皇姑寺诞生于英宗复辟

    八年后,坐落于远离京城正西的“阜城关外香山乡黄村”,即今天石景山

    区西黄村八大处路与西黄村路交叉口之东北处。天顺(英宗复辟后的年

    号)年间,竟然有吕姓尼姑买下六百多亩土地,建起寺院,且声称有敕

    谕三幅。这项大手笔投资绝非普通贫尼可以办成,大量土地、寺院、声

    称的敕谕,让人不得不相信背后有朝廷的支持。

    英宗过世三十六年之后,在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吕尼向孝

    宗请求敕谕寺院门额,且得到孝宗皇帝的敕文并有碑石镌刻。这通碑石

    今天尚存,其内容如下:

    皇帝敕谕

    官员军民诸色人等:朕惟佛氏之教,自西土流传中国已久,上以阴佑皇度,下以

    化导群迷,功德所及,幽显无间,是以崇奉之者,遐迩一焉。顺天府宛平县香山乡黄

    村女僧吕氏,先年置买田地六顷七十六亩,起盖寺宇一所,奏乞寺额,并蠲免粮税。

    特赐额曰顺天保明寺,俱蠲免地亩、粮草。今仍与其徒弟女僧杨氏居住管业,颁敕护

    持之。凡官员军民诸色人等,自今已往,毋得侵占田土,毁坏垣宇,以沮坏其教。敢

    有不遵朕命者,论之以法。故谕。弘治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这通碑刻可正视听:黄村女僧吕氏“先年”已购地建寺,来请求当朝

    皇帝赐寺额,并要求免除粮税;孝宗皇帝同意并赐额曰“顺天保明寺”,这是皇姑寺最初的寺院名称;皇恩浩荡,自此以后,免除一切粮草税

    赋,官员军民诸色人等不得侵犯损坏寺庙。

    这是何等不同寻常的敕谕!“顺天保明”暗示了英宗朝发生的一切过

    往,暗示了吕尼与英宗的神秘关系。

    这道护符佑护了皇姑寺几朝,但到了世宗当政,就不那么灵验了,因为嘉靖皇帝一度想毁灭此寺。喜好黄老之道的嘉靖皇帝借某大臣请

    奏,准备下旨毁掉这间寺院,但不知何人神通,事先知道了此事,马上

    禀报两宫太后,其中一位蒋太后正是嘉靖的生母,她声称正想建造一间

    寺院,正好可以将顺天保明寺交给她。皇帝迫于“慈谕两颁,宜即顺

    命”,于是收回了毁寺敕谕。但皇帝还是心有不甘,认为此寺收留“妖

    尼”,尤“皇姑”之名在百姓中广泛流传有损皇家颜面,令今后不许另行

    收留新的尼姑入寺。

    但明朝皇室的女性并未搭理嘉靖对该寺的贬抑,反而更是热衷亲

    近,有两座皇室送来的铸钟为笃诚之证。一座钟为前言世宗两宫太后率

    皇亲国戚翻铸原天顺六年(1462)铸造的铜钟,并于嘉靖十二年

    (1533)翻铸完成,悬挂在皇姑寺的钟楼上。另一座钟铸于隆庆六年

    (1572)十月,是万历皇帝之母李太后率领皇亲国戚铸造的,这座钟挂

    在鼓楼上。太后们合力保卫皇姑寺倒是成就了一番妙景:这是一个鼓楼

    无鼓唯有钟、钟楼之中更有钟的景象,成了一座双钟寺院,好不奇特!

    现今这两座大钟均存放于北京大钟寺内,上面满是当年皇亲国戚的名

    号,雄浑厚重,可想见后宫女眷们护法护寺的拳拳之心。

    明清之交兵荒马乱,皇姑寺毁于一场火灾。到清康熙帝御宇朝堂,皇帝喜欢到京西山野间游历名胜,听闻此寺缘起传说,大概也是认为甚

    是不可思议,就下令在原基础之上重新建寺,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

    完工,重新命名为“显应寺”。我认为此名定是缘于各种神通传闻所示现

    的灵感。有石碑“御制显应寺碑”为证:

    都城之西有佛舍一区,创自前明中叶,虽历加修葺,而岁月寖久,复毁于火。旧

    观既替,香界就荒,非所以崇象教广禅悦也。朕以古刹胜因,宜规整饬,爰发帑金,鸠材董役。经始于康熙五十年十二月,落成于五十八年正月。不庳不侈,栋宇一新。

    答士庶敬信之忱,慰缁衲皈依之愿。用锡嘉名,颜为显应。盖以慧炬祥光,无微不

    显,慈云法力,有感必通。泽万品于真源,耀十空于宝智。同圆妙果,长稔福田云

    尔。

    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初一日

    在《日下旧闻考》里还有记载,康熙很是喜爱这里,并在游历西山

    之暇曾于此地驻跸。但另一个显著的改变是,这个寺庙的传承法脉发生

    了根本变化,从吕尼及弟子自创的“西大乘教”,即一种崇信灵通神异的

    民间宗教转变成一间佛教寺院,弘扬的佛法则是清朝廷信奉的大乘佛

    教。

    自清中期到民国时期,还是有众多信士维护此间寺院,香火不绝。

    而且此寺又增添了一项新的功能——京西著名的庙会之所,且这一延

    续,竟是两百年。《帝京岁时纪胜》称:

    至于游览之地,如西山妙峰、弘教、圣感、潭柘、显应、西域、戒台等寺,极称

    名胜。岁之四月,都人结伴联 ,攒聚香会而往游焉。

    旧时老人说,皇姑寺逢庙会一开,善男信女,纷纷涌入吕祖殿,边

    拜边唤“吕菩萨”“吕菩萨”,寺院香火旺盛,念经之声不绝于耳。整个西

    黄村人头攒动,逛庙会的、卖小吃的、杂耍卖艺的、卖日杂用具的,正

    是春暖花开,热闹非凡,每日有数千人游历,好一派生动活泼的民俗景

    象。但除去每年四月庙会,其他时间,这里笼罩着神秘色彩,院门紧

    闭,比丘尼们过着寂静的清修生活。新中国建立后皇姑寺被征用为西黄村小学校舍,20世纪90年代被八

    大处农工商公司占用。2006年石景山区文化委接收时,由于年久失修,原建筑已经面目全非。2007年,作为北京市“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项

    目之一的皇姑寺修缮工程正式启动,这也是皇姑寺百余年来最大的一次

    修缮。2014年,第二期修缮完成,这里将成为石景山区文物博物馆。这

    次修缮是以康熙年间重建的基址展开的,基本就是清朝至民国年间的规

    模,占地只是明朝建寺时极小的一部分,而且也不再复归宗教场所,不

    再复归民间庙会,今天明确的定位是文物及官方办理展览的场所。

    吕尼的坟茔离皇姑寺不远,兵荒马乱盗匪横生之年,有盗墓之徒以

    为“吕菩萨”墓中藏有什么珍奇财宝,盗匪打开棺椁,竟然发现吕尼的尸

    骨悚立扑面,倒不是真的灵异再现,而因为棺椁本身就是竖着的。嗟

    乎,此比丘尼非同寻常,活着时并不忘身后搞怪,再吓死个把盗墓贼。

    古往今来,如此广袖长舒以攀附权势,玲珑活络且善用机谋,以图

    广种信仰之福田者,尚鲜有听闻。

    2016年3月10日 于万柳一位皇太后生前身后的信仰依靠

    在京郊玉渊潭乡西八里庄之昆玉河畔,矗立着一座体量伟岸的佛

    塔。按说有佛塔必有寺院,但是这里没有。这座有着多种名号的佛塔孤

    独地伫立了上百年,它可以被叫作“永安万寿塔”“八里庄塔”“慈寿寺

    塔”“玲珑塔”,怎么叫都对,它像个被历史抛弃的孤儿,失去依怙的佛

    寺,飘零在岁月的长河里。随着星移物换,时代情境变迁,对一座孤零

    零的佛塔就生起不同的称呼。

    实际上,这座佛塔是一位大明皇太后倾注了心血的建筑杰作,它所

    依属的寺院——慈寿寺,毁于光绪年间的一场大火。那是一座规模宏伟

    的大建制寺院,因火烛不慎,化为灰烬,只把这座塔遗留给今天。现

    在,这里建了一座免费的街心公园,离塔北部大约五十米的样子修了一

    个原慈寿寺的模型,而那个位置就是当年寺院的山门。自此往北,是有

    着皇家恢宏气势且规制标准的汉地佛寺。春暖花开的时候,这里繁花似

    锦,佛塔巍峨,映衬着湛蓝天空,锦绣瑰丽。一座孤塔就这么俯瞰北向

    的空旷广场,肆意的阳光不放过任何阴影,一切坦荡荡,看不出曾经历

    的沧桑岁月。

    中国历史上,皇后、太后无数,专权者也不在少数,甚至还出了位

    女皇——武则天皇帝,以及那位担当乱世、威仪大清朝的皇太后——慈

    禧太后。大多皇后、太后自然是无法与武则天女皇、慈禧太后媲美的。

    这些天下第一夫人或聪颖或愚笨,但大多无法施展才干,湮没于历史烟

    云,无声无息。她们鲜活的生命只是隐藏于惜字如金的史书记载里,何

    年生,何年死,生的娃儿是哪个,挂一大串美德谥号,这一生就完了。冰冷平淡,毫无生气。她们真实的历史是什么?她们经历了些什么?如

    果没有些真切的实物留下,她们的岁月真就空空如也,因为文字是如此

    地抽象,如此地没有生命。但是,有一类有佛教信仰的皇后,因为她们

    对佛教寺院的贡献而得以建构了一条独特的人生轨迹,尤以明朝为突

    出。如果细心,在北京不少的寺院石碑上都可以找出太后们、皇后们懿

    旨敕建的记录。

    明朝皇帝大多信佛,除嘉靖朝外,历来皇室多多少少对佛教的推广

    宣扬都做出过贡献。而后宫女眷,过着近乎软禁一生的空虚而绝望的生

    活,于她们而言,宗教信仰至少可以构筑极乐世界的美好愿望。她们是

    好佛者,因为有着统摄六宫的特殊地位而使佛教得到推广,明神宗即万

    历皇帝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

    万历皇帝的母亲,生于1544年,卒于1614年,有生之年尊称“慈圣

    皇太后”,死后谥曰“孝定贞纯钦仁端肃弼天祚圣皇太后”,姓李,漷县

    人(今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出身卑微,是泥水匠李伟的女儿,十五

    岁时被送进裕王府做婢女,为当时的裕王即后来的隆庆皇帝朱载垕生长

    子朱翊钧,朱翊钧即是后来的万历皇帝。裕王承继王位成为隆庆帝后,这位李工匠的女儿,曾经卑微的婢女,被封为贵妃。她的故事和那位甄

    嬛娘娘影射的乾隆生母藩邸格格的故事惊人相似。所以说,出身卑微但

    诞下龙子的女人总会有些特别之处。可惜隆庆帝只在位六年,其间这位

    李氏只是贵妃,她是从都人(宫女)晋升,因子得贵,其尊贵程度还没

    有最后落实。

    隆庆帝驾崩,李氏作为二十八岁的年轻寡妇陪伴年仅十一岁的万历

    皇帝登基。据明史书记载,这位李氏贵妃性情严谨,为人敦厚,做事仔

    细,参政不乱政,秉国不贪权,是历史上母仪天下的模范太后。史书记

    载,她对年幼的万历皇帝非常严厉,小皇帝书读不好,要罚跪,做错事

    不但要跪还要自我检讨。每天五更,李太后亲自到皇帝寝宫,呼叫“皇帝起床!”,让左右太监生生把他拉起来,俩人夹裹着皇帝洗脸更衣,拉上辇车就上朝去,绝不懈怠。

    她不是一个弄权的女人,万历皇帝十六岁大婚后,她便从监督小皇

    帝学习生活的乾清宫搬到慈宁宫居住,把长大成人的皇帝交给张居正辅

    佐。她是个有眼光的女人,会选国家栋梁之材。她最大的政治贡献是倚

    重张居正为内阁首辅,推动了明朝中兴的“万历新政”,使已呈衰败相的

    明王朝迅速恢复了生气。这大约持续了十年,其间万历皇帝从十多岁孩

    童成长为颇有理想的青年皇帝。这十年,也是张居正作为政治家、改革

    家管肃国体、推进改革最为辉煌的岁月。明朝在这十年间焕然一新,似

    乎呈现了兴盛景象。明史载:“后性严明。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

    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

    民间野史将其与张居正的关系描绘得暧昧不堪,实则没有任何依

    据。当然,张居正也懂得回报知遇之恩。他在李氏的太后之称前面加上

    尊号“慈圣”,与隆庆皇帝的正室皇后的“仁圣”尊号同等尊贵。在明朝这

    个极为重视礼法的朝代,这是对李氏尊贵地位的极大认可。从此,这位

    先前陪着太子和正牌陈皇后吃饭也只能站着吃的贵妃,尊升为与陈太后

    平起平坐的皇太后。但秉性仁厚的她始终与陈太后保持着友善的关系,并未跋扈妄为。李太后的父亲出于女儿的缘故被封为武清伯,但家人犯

    了过失,太后便命人当面呵斥其过错,并以官法处置。她也没有因子贵

    而忘形,更不歧视他人。万历皇帝的第一个儿子是宫女所生,按礼法,应立第一个儿子为太子,但万历皇帝想废长立幼,立宠爱的郑贵妃之子

    为太子。太后严厉斥责皇帝对宫女的歧视和乱法的行为,告诉皇帝不能

    僭越礼法,你歧视太子的母亲是宫女,但你的母亲我也是宫女啊!《明

    史·卷一百十四·列传第二》对这一段的记述非常生动:

    光宗之未册立也,给事中姜应麟等疏请被谪,太后闻之弗善。一日,帝入侍,太

    后问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李太后的仁厚心地还表现在她与隆庆帝的正室皇后陈太后的关系

    上,史书记载她于万历“十二年同仁圣太后谒山陵”,并无过多。作为隆

    庆帝的宠妃,李太后不仅生育了太子朱翊钧,还另有一子四女,共计六

    个儿女,在后妃中算是儿女满堂的。但她始终对无儿无女被隆庆帝冷落

    的陈皇后以礼相待,从未骄逸。陈皇后与太子坐着吃饭,她侍立一旁没

    有怨言,且教育太子爱戴皇后。据说太子朱翊钧对陈皇后也是很有感情

    的,每天早上去拜见父母路过陈皇后的住处时必去请安,而陈皇后看到

    太子的到来也是欣欣然。这些故事说明李太后是个厚道仁慈、遵从礼数

    的人,同时也昭示了其与佛法亲近的善根所在。

    这样的仁慈者趋佛好佛也是自然的事情。史书记载说李太后好佛,并大办佛教工程。后世推测这与其出身卑微、以佛事神通树立其威严有

    关。当年民间一直尊称其为“九莲菩萨”,李太后也因此顺行菩萨道,大

    举修桥修寺修塔,大做礼佛功德善事,而且颇有成就,从而带动了万历

    年间民间妇女的信佛之风。

    从后世的记载看,李太后对五台山道场的建设贡献颇大。五台山的

    标志大白塔所在的塔院寺,是永乐五年(1407)重修显通寺时,顺便将

    大塔重修,并置塔院创建为寺的。但是,塔院寺今天的规模是在万历十

    年(1582)李太后出资扩建成形的。之后她还铸文殊大像送至北台,并

    建殿宇供奉。五台山的黛螺顶也是在李太后的敕资下修建的。李太后对

    五台山的贡献还不只在寺院建筑上,她先后敕赐了十部整套的大藏经分

    配给五台山各大寺院。明朝时期,大藏经雕刻版本全都是由皇家控制

    的。天下的名山大寺能有一套大藏经就已是非常殊圣了,而五台山御赐

    的藏经前前后后竟有十六部之多(也包括明英宗御赐的几套),这是极

    为惊人的供佛大事。

    兴建京西慈寿寺是李太后做的一件殚精竭虑的大事,工程宏大,设

    计精良,是倾注巨资与心血的杰作。而这座寺院从建寺缘起到附会的神通事件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李太后自己好佛,建寺只是形式上的弘法,想要摄取民心,皈心向

    佛,难免要想出些因缘神通的说法,就是编排些神话震慑众人。这就是

    为什么她编造了著名的“九莲菩萨”故事。故事牵强附会,但对于那个年

    代的一位深宫女性,她不可能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了。“九莲菩萨”的故

    事一说是慈寿寺的缘起,但经历史学家考证,似乎更是为建好的慈寿寺

    添美增辉。

    万历四年,她亲自策划大举兴建京城大寺院——慈寿寺,两年后建

    成。慈寿寺兴建之起因是“为穆考荐冥祉,皇上祈祚胤”,也就是为逝去

    的丈夫明穆宗祈求冥界福祉,为后世儿孙祈祷福运,与李太后本身并未

    牵连。但在寺院建成八年之后,李太后所居的慈宁宫发生了一件不可思

    议之事:一夜之间宫内莲花盛开,且李太后做梦梦到有九莲菩萨示现授

    经,而她醒来真的就可以背诵完整的《九莲经》。还说她梦醒后,乃就

    梦中所见形貌,铸造“一凤九首”之九莲菩萨像安奉于后殿九莲阁,并命

    当时的内阁大学士申时行、许国、王锡爵三位分别撰赋咏莲花之辞,并

    合刻在“敕赐慈寿寺内瑞莲赋碑”上,这块石碑现今仍在佛塔东北侧,三

    位学问都太大,肯定是憋足了劲炫耀其辞赋才华,以至于“瑞莲赋”文字

    太多(六千余字),所以文字镌刻得小而浅,目前已经风化得消失殆

    尽,仅存碑额“瑞莲赋碑”四字。

    本人曾亲自考察此碑,基本上是平板之石,最可恶的是某个办假证

    的小厮在碑上涂鸦了“办证,电话XXXX”,甚是气人。管理者也是无

    奈,又用涂料把办证涂鸦再给涂上,打眼一看,更是粗暴刺眼,一块好

    端端的四百多年历史的明碑,就这么被糟蹋了。

    但是,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传闻附会,渐渐地,太后被指为九

    莲菩萨化身之说广泛流传。这种造神举动,使太后从卑微的宫女出身干

    脆摇身变为菩萨,都不用费心机地编排她由人至神的演变。要知道,菩萨是可以以任何高低贵贱之身份示现人间的,这对确立太后的尊贵地

    位,进而对于她呕心沥血弘扬佛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因为四百多年

    前的社会从上到下都迷信神通。

    李太后大举修塔建寺,需要举重资,这与内阁首辅张居正勤俭治国

    的理念难免冲突,所以,兴建慈寿寺的提议一开始是遭到张居正反对

    的。张居正以勤俭治国著称。举个例子,他请求将为万历皇帝讲课的时

    间安排在早上,理由是节省灯火费。用海瑞的话说,张居正是“工于谋

    国,拙于谋身”,就是比较虚伪,对公对私两回事。虽然他口口声声反

    对大修庙宇,但鉴于李太后于他有知遇之恩,他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强硬

    原则,做出一定的妥协。他的办法是让李太后自筹资金解决建设寺庙的

    缺口,不足的部分是不是公帑可以补充就不得而知了。他把属于皇室的

    宝和店交予李太后的内宫管理,可以用于经营,赚的钱用来补贴李太后

    的修佛建寺事业。慈寿寺的建设资金主要是由李太后自筹,“有司不知

    也”——张居正在《敕建慈寿寺碑文》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当然,锦

    上添花是谁都乐意做的,张居正不吝笔墨为慈寿寺书写碑文,大加赞赏

    李太后善举。

    在慈寿寺建成之后,寺中碑文《敕建慈寿寺碑文》由张居正撰写

    (见《张太岳集》卷十二),碑文前部分讲述了建寺缘起,对万历皇帝

    及皇太后大肆歌功颂德,并详细描绘了寺院的殿堂规制:

    外为山门天王殿,左右列钟鼓楼,内为永安万寿塔,中为延寿宝殿,后为宁安

    阁,旁为伽蓝、祖师、大士、地藏四殿,绕以画廊百楹,禅室方丈十有三所,又赐园

    一区,庄田三十顷。

    下一段就是漂亮辞藻大秀文采了:

    臣谨拜手稽首,恭纪日月而系之词曰:“於昭我皇,秉乾建极。薄海内外,罔不承

    式。谁其佑之,亦有文母。覃鬯皇风,绍休三五。永惟穆考,神御在天。思广胜因,以植福田。我皇承之,乐施靡惜。永延皇图,冥资佛力。乃营宝刹,于兑之方。左瞰

    都城,右眺崇冈。力出于民,财出于府。费虽孔殷,民不与苦。厥制伊何,有殿有

    堂。丹题雕楹,玉甃金相。缭以周廓,倚以飞闼。画栋垂星,绮疏纳月。有涌者塔,厥高入云。泉彼不周,柱乾维坤。维大慈尊,先民有觉。普度恒沙,同归极乐。臂如我皇,博施群生。千万亿国,大小毕宁。惠路旁流,慈云广芘。如是功德,不可思

    议。民庶咸祝,天子万年。奉我圣母,慈禧永安。臣庸作铭,勒兹贞石。志孝与仁,与天无极。”

    如此文采飞扬,对慈善寺的宏伟建制及皇家功德进行赞颂,真不枉

    内阁首辅的满腹才华。其中提到寺中之塔时这样描述,“有涌者塔,厥

    高入云”,可见塔之恢宏,碑文确切命名了这座塔——“永安万寿塔”。

    也罢,佛塔就是佛塔,情境不同塔的名字就会发生变化。后来,这座塔

    众多的称呼也体现了后人的随性。

    慈寿寺的基址是明正德年间太监谷大用的墓地,现在位于京城西八

    里庄昆玉河畔,这个位置正是位于“阜成关外八里许”之地。建慈寿寺

    时,李太后使用了当时最好的建筑材料和工匠,并详细过问寺庙的建造

    进程,关心始终。其中宁安阁匾额为李太后手书,后殿内供奉九莲菩萨

    像,估计是太后想象中自己的法相。这么恢宏壮丽的寺院到乾隆年间进

    行过整修,但在光绪年间被一场大火烧毁。中国古建筑大量采用木材等

    易燃材料,往往容易毁于火烛之灾,慈寿寺也未能幸免,只是那座佛塔

    是砖石的,且所幸与建筑拉开了一定距离,又或许那个火焰冲天之夜刮

    的是南风。无论原因怎样,它幸存下来了。

    如张居正所撰碑铭,这座塔原名永安万寿塔。据明《万历野获编》

    记:

    慈寿寺去阜成门八里,圣母慈圣皇太后所建,经始于万历四年,凡二岁告成。入

    山门即有崒堵波,高入云表,名永安塔。

    《万历野获编》称其为“永安塔”。乾隆时期确认此塔属于慈寿寺建

    筑的一部分,却称它为“永安寿塔”,折中了张居正和《万历野获编》的

    说法。后人称之为“八里庄塔”,是因其坐落于八里庄,称之为“慈寿寺

    塔”,是因为它曾归属慈寿寺。在今天它又被叫作“玲珑塔”,其实它那

    伟岸壮实的塔身一点儿都不玲珑,只是因为它现在归属一个叫“玲珑公

    园”的地方而已。但塔碑上“慈圣宣文肃皇太后之宝”几处印文,则指明了塔的主人就是李太后无疑,称之为“李太后塔”倒也准确无误。

    这座塔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实心砖塔(在一个高大的塔身上有多层密

    檐,称为“密檐塔”),高近六十米,由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秀美端庄,古色古香。据说,该塔檐角原挂有风铃三千多枚,站在塔下

    仔细聆听,由于风的强弱、长短、方向的变化,铃声也随之产生动听的

    变化,清脆悦耳,似法语妙音,弘扬四方。现在,塔顶为镏金莲珠塔

    刹。由下至上仰望塔身,密檐逐层缓缓上收,檐下砖雕的斗拱层层支

    护,直到塔顶。但非常不幸的是,檐下砖雕大多已经脱落,或者正在脱

    落。我围着塔身仔细观察,那些砖雕应该都是造型非常精美的护法神

    像,姿态各异,有着极高的雕塑造诣。可惜经年累月,砖石不敌风霜侵

    蚀,几近脱落殆尽,倒是那些木质支架钉得很牢固,尚无腐败之相,只

    是这些支架贴在塔身的各个面上,像皮肉无存后剩下的森森白骨,不甚

    雅观,应该给予修缮。由于清乾隆皇帝对这座佛塔进行过修缮,我猜测

    这些砖雕体现的是他那个时期的审美。但无论如何,这还是李太后的

    塔,蕴含着这位生活于四百多年前的女人的朴素智慧,也是一位有着丰

    富内心世界、虔诚礼佛的女人的倾心之作。

    今天,我漫步在玲珑公园,塔身之前方似乎代表了历史,巍峨古塔

    左右两侧各有一棵古银杏树,尽其所能铺展着黄叶漫天,树下尽是消磨

    时光的老人,下棋的,闲聊的,或者眼巴巴看着每一个游人的。这树,这塔,也必定停住过李太后的目光。但转到塔的后身,一眼望去就是一

    个开阔长条的新广场,中间有水池一方。这开阔的广场即是被烧毁的慈

    寿寺的旧址,今天,一切崭新闪亮。连在这广场活动的人也是年轻人,带着孩子玩耍,放起风筝。广场两侧是齐刷刷的年轻的银杏,在个别长

    出银杏果的树下,转悠着几个图谋摘果的人。在广场的尽头,我发现了

    一棵相对古老的榆树,我不好判断它是否逾岁百年,如果是,那就是光

    绪大火劫后而生的坚强小树。“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诸法无自

    性,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绵延不绝。所以就算一座古佛塔坐落在一座面貌寻常的新街心公园——“玲珑公园”里,因公园名而被直呼“玲珑塔”,也依然无损它端庄伟岸又精美秀丽的品相。

    过往辉煌的寺庙可以被遗忘,但塔稳稳地向天而立进入我们生活的

    时空,它似乎在告诉众人,李太后这位四百多年前的虔诚的佛教徒,也

    是因缘流转的人间菩萨,一生始终以自己的善言善德践行佛法,令人钦

    敬。她被冠以“九莲菩萨”,不知是否往生九品莲位?但无论怎样,肉身

    在佛教教理中不具有终极意义,不是执着所在,太后应深谙此道。她以

    造塔的方式表达她的精神世界及佛化思想,默默地昭示后人提升佛法正

    念,积德行善,弘化人心。

    2014年12月22日 修改于万柳海园明末乱世中,居然有这么两个说走就走的文青

    崇祯七年,即1634年,于当朝崇祯皇帝而言,依然是烦事多扰的年

    头。这位少白头皇帝自继承大统之始,奉天却没承上好运,天灾人祸不

    断,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那一年,虽还不至于发生颠覆性的事件,但局

    地灾难并未消除。陕西、山西八个月未雨,赤地千里,民大饥,人相

    食。灾难临头,人民造反,农民军攻占夔州,杀了知县,攻城略地。曾

    经已成散乱流窜之势的农民军各部在汉南重新聚集,形成新的强大势

    力。而此时朝廷总督陈奇瑜引军西进,用兵得法,将李自成等部困于今

    天的陕西省安康市附近的车厢峡,擒灭乱军指日可待。但这位总督大人

    不知动了怎样的仁心,竟然相信了李自成诈降,召抚之。农民军脱围

    后,立即翻脸,重又高举义旗,连克数城,关中大震。这是一个动摇大

    明江山的危险伏笔,二十四岁的青年皇帝怎能不早生华发!

    但1634年没有今天的秒速资讯传递,杀了一个知县,或者逆贼诈

    降,最快的信息通报也要花费一些驿站传递的时日,天子脚下的京城还

    是另一种景象,普通文人过着他们自己读书吟诗、考取功名的生活。就

    算天下已开始一团糟,这一切于他们也尚且遥远。

    那一年的重阳节,正是京城最舒爽最浓茂的秋日,天高无际,碧落

    无云,两位依依惜别的文人朋友在水边告别。送人的叫于奕正,宛平人

    (今属北京),破落世家子弟,喜好风物方志,金石诗文,平生潇洒,放情山水间,放浪不羁,不合时俗。被送的人叫刘侗,也是一介奇才,他曾以“文奇”,即文笔尽显“竟陵派”文风而著称,且因此被竟陵派领袖

    谭元春连累而遭到礼部参奏,甚至不能在其家乡(今湖北省麻城市)参加省试。这一年,他总算时来运转,在“北学而燕游者五年后”(类似于

    今天的异地高考),他花钱买了个“太学生”资格,在顺天府(即北京)

    参加考试,得赐进士出身并放吴县知县。此时,他已年过四旬,总算入

    仕朝廷,虽然晚了点,但还没沦落成失意文人。这两位,一位民间庶

    士,一位初入大明朝体制中之官吏,其实他们已经有五六年的友谊,并

    在这之前一年撰写完成了一部关于京城风景名胜、民俗民情的宏著——

    《帝京景物略》。这部被后世称为集历史地理、文化和文学三者于一体

    的、尽显竟陵派幽雅隽洁文风的著作,深远地影响着后世的京城历史文

    化研究。

    他们在秋天的水边惜别,离情依依。不知是刘侗的蛊惑说服,还是

    天作地和,因缘突至,于奕正勃发游兴,临时起意,两人竟双双登船而

    去,一叶孤帆向江南了。这个举动殊是疯狂。这位京城土著,破落户的

    玩乐少爷,做事比现代人更现代、更任性,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他甚至没有通知家里人他的去向,就这么在三十七岁的秋天,秋色迷人

    眼,落花乱人心,怀揣着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真性情,云游远方去了。

    1634年那些崇祯皇帝窝心而不爽的日子里,两位读书人却抛离乱

    世,生活在另外一番情境之中。他们不关心西部大旱,也不关心总督陈

    奇瑜哪根神经搭错,被狡黠的农民军欺骗。他们是另一类文人,活在诗

    书文章之中,纵情于山水天地之间。他们构筑的是另一脉人文历史,就

    是记录那个时代的风景方物、民生百态。尤其是文字水平更胜一筹的刘

    侗,以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竟陵精神,独帜一派文风。他们与当时文

    坛同样流行的“公安派”浅俗俚鄙的“性灵”主张不同,提倡“幽深孤峭”风

    格出挑,主张抒写的“性灵”是古人诗词的精神,而非古诗词的形式,在

    这个意义上他们反对拟古之风。但“幽深孤峭”风格,过于追求语不惊人

    死不休,遣词造句刻意玄奥艰深,雕琢文饰,束缚了这一文学流派的发

    展。刘侗主笔的《帝京景物略》便沿袭此风。后人对该书的评论一直颇

    有分歧,有人认为这种超常规的散文写作颇有新意且匠心独运,也有人认为文辞过于艰涩,刻意做作。不过,后人的共识便是,《帝京景物

    略》是一部明代末年北京社会文化生活的百科全书,涉及了京城形形色

    色的园林建筑、风土传说、地名掌故、历史由来、民间习俗,很多记录

    在今天仍有遗存,为今人理解一个社会发展的脉络起源做了极好的资料

    汇集。

    在1634年南下之前,他们两人已完成《帝京景物略》的全部撰写,八卷正文并附上相关千余诗词。收集整理诗词的人叫周损,是刘侗的同

    乡好友,曾经共砚席十年,陪伴刘侗游历京城。但为什么后世出版此书

    都没见到这位参与创作者的名字?一是,他是个严谨认真的收集整理

    者,并未有原创;二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纪昀(纪晓岚)在整

    理此书时,对原版进行删订,把附诗全部删除,所以这一版本几乎没有

    周损的痕迹,只承认刘侗、于奕正为本书著者。虽然共同撰写本书,刘

    侗与于奕正也有分工,刘侗主笔,于奕正提供京城风土文物资料,并切

    磋意见。但于奕正还是稍微秀了秀他自己的文笔,例如,他写下了被后

    世称为名篇的《钓鱼台》。毕竟,他不光会玩,也是宛平城的学生员、秀才。

    于奕正因父亲早亡,家道中落,富贵早已谈不上,但还是可以维持

    一生不必外出谋事的生活,过着闲云散鹤般的游荡日子。他把家产让与

    兄长,便搬至荒落的园子里居住,其人外貌怪异,头发蓬乱,面部皮肤

    如松树皮,且下颌还有肿块突起,初见其人,总是被其面貌惊吓而不敢

    直视,但坐下闲谈起来,方知其言语不俗。他秉性爱好亦异于常人,喜

    欢游历山水,喜欢呼朋唤友把酒言欢,日子这么瞎混过一生也是很快

    的。因其热情好客的名声在外省也颇有传播,常有进京考试的文人客居

    他的荒园,他是一概接纳不拒的,这就包括竟陵派文人谭元春及刘侗。

    前言道,刘侗因文风而在家乡被排挤,屡试不第,直到1633年在顺天府

    参加考试,终于近四十岁大器晚成,当年中举,而次年得进士出身,总

    算没有枉费一生寒窗苦读八股的朝朝暮暮。在成大器的前五六年,实际上,他也是放开了自己,走出了书斋,与于奕正等遍踏京城,赏春花秋

    叶,共同切磋撰写《帝京景物略》。这两位同好可以说是度过了他们最

    后的快乐写作时光,虽然他们生前并未见到凝聚心血的书稿付梓出版。

    四百年前那个年代,一次出走有可能就是永别,是一次生命的如梦

    幻泡影。于奕正再也没有回到故乡宛平,一年半后他客死南京。

    二人结伴南下,本来好不容易得来功名的刘侗应该赴吴县县令任

    上,但这次他们又被南京城牵绊住了。1635年整年,他们都在南京游历

    山水,遍访人文古物,甚至拟出纲略,准备再合出一部《南京景物

    略》,南北两京城,正好成趣。但刘侗毕竟是朝廷官员,如此闲散逛荡

    终不合事体。1636年年初,在游荡了一年之后,他终于踏上了赴吴县上

    任的旅程,但很不幸,或许是冬春疫疾,他还是没能到达吴县,而是死

    在路过扬州的旅途上。于奕正自与刘侗分道而行后一直闷闷不乐,他独

    游南京,仍无回京之念,四月时他也因生病身亡于旅店。这两位好友相

    继过世,只差几个月的时间,刘侗终年四十一岁,而于奕正终年三十九

    岁。

    刘侗为求功名读了一辈子书,但功名还是消散于最后获取的旅途

    上。于奕正一辈子浪荡玩乐,吃一点儿薄产,过呼朋唤友高谈阔论乱糟

    糟的日子,却也兴高采烈。其实他们这样的人多如牛毛,活就活着,死

    也就死了,但偏偏俩人攒出一部《帝京景物略》来,成为后世经典,虽

    然拿曹雪芹比拟未必恰当,但也是生前落魄死后余香袅袅长的事例了。

    生前身后,都是说不准的事情。

    崇祯皇帝可能到死都没听说过这么两位玩物丧志的小人物,更不用

    说是否阅读过《帝京景物略》。天生勤奋的他却如此生不逢时,恰恰于

    人类的第四次“小冰河期”统治一个人口一亿二千万的巨大国家,气温剧

    降北方大旱,人民因贫困饥荒起义不断,社会剧烈动荡。当然,当时的

    他是不了解这一自然气候现象的。他日焦夜虑朱家大明朝的兴亡,没有山水方志的兴趣。虽然理论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王土”于他,除

    了草民饥馑就是草民犯乱,令他愁白少年头。

    所以说,同好中人,物以类聚,崇祯皇帝永远不能了解刘侗、于奕

    正生活体系中的趣味,也难以体会他们的欣愉。在《钓鱼台》这篇不足

    三百字的散文小品经典里,于奕正用洗练的语言完整叙述了京城“钓鱼

    台”的历史演进,讲述它因泉流而获建园亭的由来,因泉流而汇聚成湖

    泊,有高台垂钓而得名。自金至明,钓鱼台的主人传承有序,但它的主

    人都是达官权贵、皇亲国戚,布衣平民很难亲瞻美景。无独有偶,四百

    年后的“钓鱼台”即是今天京城的“钓鱼台国宾馆”所在地,高墙深院,也

    不是平民百姓可以涉足之地。而四百年前的于奕正在文中提出“偶一

    日,园亭主慎善主之,名听士人,游听游者”,大意是希望某一天,这

    个园子不是私人占有,而是可以对公众开放,由有学识的人参与意见,还园林本来面貌。这句话被后人引申为于奕正有初步的民主民权意识。

    如果于奕正写此小品时确有此意,那倒是与崇祯皇权更接近的一次内心

    意识流活动。

    2016年5月31日 于万柳一代国师,怎落得大清国内无人睬

    这十几年来,西山大觉寺是越来越热闹了。尤其是北清路开通后,交通极便利,现在有私家车的人又多,出了北五环,过永丰,上北清

    路,过六环,很快就可以抵达这座阳台山麓的小小寺院。读季羡林先生

    的《大觉寺》一文可知,20世纪80年代这里交通不方便,七旬高龄还是

    跟着小辈一路骑车而至,途中已累到腿脚发麻,幸亏同伴扶掖一鼓作气

    骑到大觉寺。然后老人游历一番,感慨:“人间净土就在眼前,都会油

    然产生凌云的壮志。”于后,七旬老人又一口气骑回燕园。然而,时光

    荏苒三十余载,季老在文中大赞的“人间净土”“世外桃源”已是一个十分

    热闹的旅游场所了。当然,每逢初一、十五,也有佛教信众礼拜庙堂,或者游客游乐之余顺带拜拜。每当看到人头攒动的厅堂,你会慨叹两千

    万人口的大都市,可以游览参观的景点、可以宗教皈依的庙堂实在是太

    匮乏了。

    说到西山大觉寺,无非是这样些说辞:千年古寺,皇家敕建,名人

    眷顾,古迹甚多。因其中有古玉兰树一株,大觉寺位列北京三大花寺

    [另两个为法源寺(丁香花)、崇效寺(牡丹花)]之中。这株玉兰树

    的名气之大缘于两点。其一,它是大觉寺首任住持迦陵性音和尚亲手栽

    种,据说,树苗来自四川,跨越半个中国,落户大觉寺四宜堂。其二,这株玉兰花开格外美丽芬芳,花大如拳,洁白如玉,香气浓馥。虽然今

    天再观这株玉兰,已是花中老者,有些虬枝老干的风采,树形已不甚

    美,还有几根铁棍支撑着有倾覆之相的树干,但它曾经的风采近三百年

    来吸引过众多名人雅士的目光并获得了他们的赞美。其中就有清朝文学

    家爱新觉罗·奕绘、顾太清夫妇,近现代文化名人郭沫若、朱自清、冰心、俞平伯、张伯驹、季羡林等。早在民国初年,冰心夫妇就在这座寺

    院度过了他们新婚的最初岁月。又有说清朝初年天才诗人纳兰性德也曾

    目睹此树繁华,并附会了他有关玉兰的诗句。这其实是个谬传,纳兰性

    德离世于1685年,离迦陵和尚住持大觉寺的1720年有三十五年的差距,所以纳兰并未见过这株玉兰,但他游历过大觉寺倒是有诗为证:

    浣溪沙·大觉寺

    燕垒空梁画壁寒。诸天花雨散幽关。篆香清梵有无间。蛱蝶乍从帘影度,樱桃半

    是鸟衔残。此时相对一忘言。

    “此时相对一忘言”真是刻画了静寺的意境,但他只见空梁画壁,燕

    子蝴蝶,没有玉兰矣。

    现在大觉寺的旅游解说词概括了八景:古寺兰香、千年银杏、老藤

    寄柏、鼠李寄柏、灵泉泉水、辽代古碑、松柏抱塔、碧韵清池。游客们

    必是循着这八个看点游历拍照一番,不消半个小时即可全部点到,加上

    参观一番大殿佛像及藏经楼的大觉寺历史展,也不过是个把小时可以完

    成的游览。从京城驱车几十公里只是在这个小寺转悠个把小时就没了新

    鲜,对游客而言肯定是无法感到满足的,于是有商人寻到民以食为天的

    定律,开了间茶肆酒楼——“明慧茶苑”。茶苑开在有着古玉兰的四宜堂

    院子里,仲春时节,古玉兰往往不顾高龄,花儿开得格外绚烂,加之玉

    兰特有的浓香,满庭院也恰似一片袖珍盆景般的香雪海。当然,玉兰开

    花的时间很难拿捏,花期又短,所以特意为此景此香而至的宾客定是那

    些比较讲究的精致小资。花影扶疏之时,品茗听琴,定是一番悠然滋

    味。

    而明慧的酒楼就很独特了,它在茶苑的前套院,是一家开在寺院里

    的世俗酒楼。为什么世俗?因为它不是素斋,荤腥不忌,主营江南菜

    系。酒楼门口放置数口“女儿红”大酒缸,好肉定配好酒。于是,游完寥

    寥景色的游客们便欣欣然有了安抚肠胃的好去处。我的一位朋友总是问我:为什么在寺院里开一家荤菜馆子?然后她自问自答道:因为寺院里

    没有僧人,没人忌讳没人管。我倒是觉得,是因为不拜佛的游客占了绝

    大多数,让那些肚子不可缺油的人在一个乏善可陈的小寺游览完再得不

    到口腹之欲的满足,让他们去吃素食斋饭,这个景点肯定是要衰落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传说“大觉寺餐馆的菜好吃”,倒是起到了勾牵

    游客肠胃的作用。

    大觉寺历史渊源千年,最初是辽寺,由民间人士发心而建,到金朝

    皇帝金章宗建成清水院,后改称灵泉寺。彼时,金章宗沿西山山麓建了

    八大寺院(也称八大水院),历经明清几度废建,但均为皇家敕建。自

    明朝宣德年间重建更名“大觉寺”后名称沿用至今。金朝皇帝非常有趣,他们绝大多数时间与大宋朝为敌,征战不断,但他们骨子里又对中原文

    化膜拜得五体投地,最终也是没落在追求艺术创造、追求宗教信仰的道

    路上,被没有这般复杂文化侵蚀的蒙古人灭掉。所谓“最堕落的”金帝金

    章宗在文化意义上完全被汉化,他写得一笔漂亮的“瘦金体”,骨子里膜

    拜宋徽宗,吟诗作画,兴建庙宇楼堂,一派繁华大金中都城,也注定了

    由盛转衰的命运。

    但凡名寺,都会与某些高僧相关,因为毕竟不是荒野小庙,配得上

    在敕建寺院住持的僧人一定是当时修行深厚的大德高僧。大觉寺与两位

    高僧渊源深厚,一位是明朝大国师西天佛子智光,另一位是跨康熙、雍

    正两朝的大觉寺住持迦陵性音和尚。而迦陵和尚恰恰就是大觉寺里隐藏

    的一段帝僧交往的悲剧故事的主人公。

    大觉寺后山有一尊覆钵式塔,坊间通称迦陵舍利塔,游客们往往绕

    塔行拜,以为高僧舍利定是在此封存。而大觉寺管理者似乎比较严谨,只在标牌上写了两个字——“白塔”,因为这座大佛塔没有铭文,也没有

    确切的记载。它矗立在大悲堂北侧全寺的最高点,高12米,与北海永安

    寺白塔的形制相仿。迦陵舍利塔塔基是两层须弥座,下面的八角须弥座刻有仰莲和伏莲纹样,在八个面中心和四周都镶嵌有砖雕,转角处的角

    柱上有连珠、如意等纹样,其上的圆形须弥座上刻有仰莲和伏莲,束腰

    处有花草图案。须弥座之上是三层叠涩金刚圈,再上是塔肚,塔肚正面

    开有壶门,壶门下方有一个由连珠纹装饰的座,壶门周围装饰有火焰纹

    样,假门上还有石刻的窗棂。塔肚上则是十三层相轮,没有基座,相轮

    上是伞盖和宝珠组成的塔刹,伞盖上刻有流云纹和佛字,并挂有铜铎

    (俗称“风铃”)。刹顶的宝珠上有蕉叶纹装饰。一般认为,这座宏伟佛

    塔是乾隆年间建制的,依据来自乾隆年修葺再建的碑文记载,有“故命

    其徒建塔于此”之语,但此塔是否彼塔呢?

    我认为这个记载并不翔实,因此查过不少资料,有金、明、清建造

    之说,各有说辞,莫衷一是。如果说是清朝所建,肯定不是雍正所建,雍正后期是全盘否定迦陵和尚的。虽然迦陵的灵骨移住大觉寺,但真正

    的掩埋地点是现已毁灭的大觉寺塔院,在寺庙南方1.5公里处,历代大

    觉寺住持都埋葬在那里,包括迦陵,所以其舍利塔应在大觉寺塔院。到

    了乾隆时期,重新修葺大觉寺并有加建,但“故命其徒建塔于此”,也有

    可能是指在塔院为其建立的舍利塔。而重修之时,寺院里这座塔也已存

    在,只是已有损坏,修葺时一并加固整理。后人便将此言当作乾隆修塔

    的附会。

    我为什么对清朝建塔持否定态度?答案便是白塔所处一松一柏之环

    境。白塔左右两侧一松一柏,也是大觉寺美景之一——松柏抱塔。当然

    松树已死,现在坑里的是一棵补种的小松树。但那棵柏树是参天古树,雄风依旧,植物学家测定应有五百岁树龄,这才是昭示塔龄最直接的证

    据——此塔应为明朝塔。依树龄推测塔龄也算一家之言。但这座宏伟之

    塔,因没有塔铭,历史记载亦语焉不详,给后世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

    间。

    雍正确是个翻来覆去随时变脸的人,在不同的位置难免以不同的面孔示人,在潜邸和朝廷完全是不同样貌。这就是那类你不可与他关系过

    于密切,不可知晓他过多隐私的人。你和他的亲密可能导致他对自我保

    护的过度反应,他可能认为你知晓的太多,对他的威胁也太大,难免心

    生厌恶。迦陵和尚与弘素和尚便是最好的例证。这两位高僧都是雍正当

    王爷时与之交往厚密的潜邸常客,王爷登基后他们遭遇一样的被放逐命

    运,当然他们并不是等待皇帝发什么贬斥而落亡,都是发觉新皇帝出

    世,旧风声已改,被迫放情云水,自行逃逸而已。

    为什么说是“自行逃逸”?雍正登基后,迦陵和尚还活了四年,此

    间,雍正尚未修理他。但那期间定是有一种无形的威慑力控制了这位禅

    僧,令其骇然。迦陵和尚逃南后几乎是过了四年居无定所的生活,所

    谓“飘然而南”,过起了“一瓢一笠,山栖水宿,居无定止”的日子。实际

    上,他过的是一种胆战心惊的逃亡生活,唯恐雍正抓他,直到雍正四年

    (1726)秋,才回到江西庐山归宗寺,独居静室,闭门不问世事,并于

    当年九月二十九日,以微疾小恙示寂。他这最后的四年应该是惶恐不

    安、缄口不言地熬过的。而同样也是死于雍正四年的弘素和尚则参悟未

    深,虽说也是逃亡,但还是与其门徒招摇地方,争言与皇帝有密切的关

    系。当然,两位僧人同样蹊跷死于同年,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疑案。

    今人评价迦陵和尚,称其为清代早期一位著名的禅僧。其生年不

    详,俗姓李,法名性音,别号吹馀,迦陵是其字,平生以字行。他青年

    时便依止高阳寺毗庐真一禅师受具戒,后来南游,参禅临济宗尊宿杭州

    理安寺梦庵禅师,因悟性深彻而得授衣法印,成为临济正宗第三十四世

    嗣法传人。迦陵一生行脚广泛,弘法参学遍及众多著名寺院。据说迦陵

    和尚不仅对佛理参悟独具心得,达到了圆通之境,而且能阐发微妙,有

    好口才。有记载说他“智逞无畏,说纵无碍,辩演无上菩提以祝无量”,使听者“每于捶拂之下,不独耸耳,且乃惊心”。康熙五十四年(1715)

    冬,他在京师柏林寺讲法,“竟若决江河而莫之御:无一处不发人之未

    发,无一句不闻人之未闻;会下五六千指,皆恍然自失,无不欢喜踊跃”。他一生著述甚丰,有《宗鉴法林》《是名正句》《杂毒海》等百

    余卷佛教内、外典籍传世。

    雍正还是雍亲王的时候,爱好结交僧道,虽论佛道,但更重探寻谋

    政法术,采各种知识门道之精粹,迦陵和尚便是府内常客。故而自康熙

    五十一年至康熙五十九年,迦陵和尚与雍亲王胤禛的亲密关系大约持续

    了九年,迦陵和尚经常出入潜邸帷幄,讨论佛法,或者还有其他参谋,但不得而知。至康熙五十九年,他们二人的关系达到最热络的时期。那

    年大觉寺由皇家“特加修葺”后,雍亲王力荐迦陵性音任该寺主持。当年

    秋九月,雍正亲自撰文并书丹《送迦陵禅师安大觉寺方丈碑记》,在记

    文中盛赞迦陵“净持梵行,志续慧灯,闲时偶接机锋,不昧本来面目,是可主法席而能以宏阐宗风者也”,这可以说是雍正帝对迦陵和尚修行

    佛法境界的最高赞赏。该碑今天安放在大觉寺南碑亭,碑文书写是雍亲

    王的亲笔,遒劲洒脱,大气脱俗,历经三百年,感染力依旧。

    后人一直探索这帝僧恩怨的缘由,现在看来更多的是祸起迦陵和尚

    的文字。迦陵和尚南下流亡尚在人世的最后四年,雍正并没什么表示。

    在得知迦陵圆寂之后他曾上谕:“且若以旧邸熟识僧人,仍令主席京

    师,天下或以朕有好佛之心,深有未可。”又说:“而性音亦力辞归隐,遂安禅于庐山隐居寺四年。于兹谨守寺规,谢绝尘境,即本省大吏尽不

    知不闻也。”由此可知,雍正忌惮天下人怀疑其谋位的合法性,极力撇

    清沙门参政之嫌,迦陵跑到庐山,当地官员都不知道,皇帝更是什么也

    不了解。是不是这么说反而是欲盖弥彰,而迦陵南遁是不是正应了现代

    人的那句话——“你知道的太多了”?雍正言道:“以朕嗣登宝位,凡体

    国经邦,一应庶务,自有古帝王治世大法。佛氏见性明心之学,与治道

    无涉。”这时候雍正对迦陵还是客气的,至迦陵圆寂,雍正更是封其

    为“大清国师”,赠谥“圆通妙智”,并令将其语录收入经藏。一时哀荣,也算不枉旧识。但几年后,风云突变,雍正称“朕从前失于检点,亦性

    音辜负朕恩处,著削去所赐‘国师’封号,其语录入藏者亦著撤出”。为什么?因为雍正这个人心思真是缜密如针,他发现了迦陵著述中有不少潜

    邸时期雍亲王与僧衲交往的记录,而且其门人也是多嘴多舌,在迦陵死

    后为其鸣不平。这些岂是雍正这般性格可以容忍的,所以迦陵死后几年

    被雍正彻底否定也是不足为奇之事。

    迦陵圆寂,雍正薨逝,这一段帝僧公案也算告一段落。但乾隆没有

    放下,他对这位高僧是有好感的,说不定也是钦敬的,更可能认为不应

    该与一介僧侣如此过不去。他给不少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的罪人平了

    反,何况这一介禅僧。一方面,平反体现其情怀宽厚,另一方面也是做

    给当朝臣子看,昭显皇恩浩荡。

    有一个传说,说的是迦陵和尚与乾隆皇帝有过交集。传说当年乾隆

    皇帝曾到大觉寺修行,一次坐禅时打盹入梦,竟笑出了声音,当时负责

    寺内烧火的小和尚迦陵,操起戒尺便打了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自己

    是“仙阙少缘分,凡尘属寡人”,尔后悄悄溜回宫去。寺内的僧人都为迦

    陵捏了把汗,但是乾隆皇帝非但没有惩罚他,还特派贴身太监来拜见

    他。这个传说是不是为大觉寺做旅游景点而编排的故事不得而知,因为

    在迦陵与雍亲王的“蜜月期”,迦陵和尚是被亲王府从柏林禅寺请去的,柏林禅寺与亲王府距离比较近,迦陵出入王府如履平地,好学少年弘历

    与其相识或者听父王与和尚论道也是常理之事。但康熙五十九年寺院修

    葺完毕,迦陵真正入住大觉寺做住持时已是贵为住持的老和尚,不可能

    是什么烧火做饭的小和尚了,而乾隆当时还只是个叫弘历的少年,才九

    岁,不可能有这段参禅修行的故事。

    迦陵和尚的衣钵弟子、大觉寺第二任住持实安法师曾为一幅迦陵和

    尚画像题诗一首,今天诗画均收藏在大觉寺,是当年供奉于寺内“祖

    堂”之物。这幅画像的上端有“大觉堂上第二代继席法徒实安”题写的

    《老和尚像赞》一则,倒是反映了徒弟对自己的师父结交皇权导致不良

    后果的不满。像赞曰:欲要赞,只恐污涂这老汉。欲要毁,又怕虚空笑破嘴。既难赞,又难毁,父子冤

    仇凭谁委?不是儿孙解奉重,大清国内谁睬你!咄,这样无智阿师,怎受人天敬礼。

    后人解读这首诗,认为是揭示迦陵与雍正帝关系本质的概括,似乎

    还欲言又止地泄露了那么点“天机”。这则像赞中,使用的是禅宗“棒

    喝”方式,表达了弟子对老和尚过于牵绊天下君王而走偏了出家人的路

    线的不满,明明是被赠谥“圆通妙智”,但后来又因“有失检点”被削

    去“国师”称号,到底“有智”还是“无智”,一团糊涂,“怎受人天敬礼”?

    而且,不是我们这些徒子徒孙敬奉你的话,大清国内无人理睬,这就是

    你结交大人物的好下场!而“父子冤仇凭谁委”一句,令人好生讶异也好

    生联想,这是不是暗指民间盛传的雍正帝通过激烈的内部斗争取得皇权

    大统之事?这种胡言乱语式的禅语透露出他弟子的慨叹,慨叹老和尚过

    多地参与雍正帷幄,以至于耽误了修成正果还伤了自身。

    牵绊到俗世中的和尚必然是个悲剧,因为佛法的修行是超越凡尘的

    精神苦旅,如果标榜了“出世”的法则,又为“入世”找各种堂皇的借口,最终是伤了法体,而难免流陷于世俗的喜怒哀乐之中,不能获得真正的

    高僧大德美名。

    机缘巧合,今天的大觉寺也如同它的清朝住持般,以另一种方式浸

    润在滚滚红尘的喧嚣之中,有美馔佳肴风花雪月,还有各种所谓弘扬传

    统文化的活动,品茶、古筝,充溢着世俗的欢愉,但不能免俗于商业利

    益的围绕,因为它早已不再是宗教场所,只是文物景区。一个变身文物

    场所的佛教寺院迎合并没有佛教信仰的游客们吃喝玩乐之余,接受一点

    儿他们自求其利的许愿和布施,这难免令我联想到迦陵和尚涉于俗世的

    忧思,那一定是他“飘然而南”的四年里一直反思的问题。

    2015年8月15日 于万柳把一辈子活成了阴影的悲剧皇后

    闲来无事,春天某个周末我便想去颐和园转转。起初是想拜访“转

    轮藏”的,也知道这个区域不知什么缘由一直是禁足之地,或许是出于

    文物的珍稀,恐怕不明就里的游客浪潮对其有所伤害。这次也是想碰碰

    运气,万一园子悄无声息地开放了呢?来到排云殿,作为颐和园的热点

    景区这里照旧是人潮如海,工作人员理直气壮地回答我:“‘转轮藏’不开

    放!什么时候开放?不知道!”颐和园的门票被坊间盛赞为“良心价”,确实,30块不贵,但又有多少具有较高文物价值的地方不开放呢?如石

    舫,如转轮藏,开放的佛香阁又是园中园,在一个逼仄狭小空间另行收

    费。还有耶律楚材墓,今天连耶律楚材也帮着颐和园管理处赚门票呢。

    也罢,不如转往玉澜堂,去看看那曾经困着光绪帝的三合院子。

    玉澜堂并不是玉兰堂,跟玉兰这种植物没任何关系。颐和园的玉兰

    树的确出众,玉澜堂里也有,两棵,在连接的后院——宜芸馆院子里,靠南。靠北对应的是两棵挺拔的楸树。那两棵玉兰只是中规中矩地长

    着,不敢有什么特别,就如同光绪帝始终活在规矩而压抑的氛围之中,拘泥而内敛。而霸气的玉兰树则生长在慈禧太后的寝宫乐寿堂里,当然

    还有大石头“青芝釉”,白、紫玉兰数棵,西府海棠数棵,各个昂首挺

    胸,花开得霸气十足,石头更是遒劲张扬,显示主人强大的气场。这氛

    围,浸染着游客的情绪,在玉澜堂时都是低声小气,怜悯地议论着可怜

    的皇帝,真是被一股幽怨之气拿住了。而到了乐寿堂,搭上游客更是众

    多,简直就是人声鼎沸,笑语欢声,啧啧赞叹不绝于耳,玉兰海棠长得

    真是好,大青石头真霸气,乐寿堂里面隐约可见的物件也好生华贵。难

    道这俩院落的主子阴魂不散?人世间的势利分别心总是会因场合的切换而不同。

    玉澜堂的“玉澜”两字取自西晋诗人陆机的诗句“玉泉涌微澜”,玉澜

    堂在昆明湖东岸,而这湖水恰恰缘于玉泉山诸泉,水波涟漪,景色空

    蒙,用“玉澜”命名真是极其秀丽而贴切。玉澜堂建于乾隆年间,最初是

    当作书堂使用,是皇帝游园歇息喝茶、读书写字的地方。至今玉澜堂仍

    保留着乾隆皇帝临摹书法大家的御笔石刻,在后院宜芸馆的南墙上。由

    此可知这是乾隆皇帝舞文弄墨的地方。到了嘉庆帝的时候,皇帝经常于

    夏天在颐和园避暑,也就在玉澜堂理政办公,接见臣子,然后留茶用膳

    什么的。这路三合院一直是个雅致、清净、墨香四溢的地方。穿过玉澜

    堂侧廊往后院走,经过一片后花园,就可以到达宜芸馆了。宜芸馆最初

    是作书堂藏书之用,所以用了“芸”这个字命名,指可以防止书籍被虫蛀

    的芸草。遥想当年这里熏制芸草,淡淡袅袅的草香弥漫于整个院落,闻

    者也会肃然于这种雅致的气氛。

    光绪年间,颐和园作为帝后驻跸之所超过以往年间。一方面,炎热

    的夏天住在紫禁城并不舒适;另一方面,建造颐和园就是为慈禧太

    后“归政”后颐养天年,所以颐和园成为皇家人员常驻之所。慈禧越到晚

    年越喜爱在颐和园消夏,所以像乐寿堂、玉澜堂以及东门的勤政殿就都

    被更加精心隆重地装饰装修了。陪着慈禧的光绪帝自然把玉澜堂作为紫

    禁城外的寝宫。可以想象,这里的夏天曾有的热闹,珍妃等年轻美丽的

    妃子也曾把笑语欢颜洒落在这里的庭前廊下。我不知道妃子们如何住

    宿,但宜芸馆是皇后的寝宫不容置疑。徜徉在这座精致的小小院落,除

    了整齐对应的四棵树——两棵楸树,两棵玉兰,再也没有其他植物,看

    不出当时那位女性地位的高贵——隆裕皇后没有其他任何柔美精致的遗

    存,譬如什么特别的园林小品、藤萝花架等,没有,什么都没有,房内

    的陈设也是很常规的摆设。宜芸馆内的陈设是这样的:室内正中安设宝

    座、地平、五屏照背,落地罩内面南设楠柏木包厢床、香几、书案、顶

    柜、绣墩、案、挂屏、插屏镜、自鸣钟等物,几、案上放置书册、玉版,东间罩内设佛龛,供铜胎、玉胎佛像、佛经,前有香炉、香盘、欢

    门幡,配殿道存斋与近西轩内设有楠柏木包厢床、香几、书桌、如意

    椅、案、琴桌、冠架、顶柜、插屏、挂屏、字画等物。现在我们看到的

    景象几乎一如当年。

    偶然间,我在东暖阁透过玻璃发现一幅张百熙的字,落款是:臣张

    百熙敬献。纸张已经黄旧,散发出岁月老去的气息。上面有两句题

    诗:“玉槛玲珑红露重,金炉缥缈紫烟轻。”这出自金末元初的诗人杨奂

    的诗句:“玉槛玲珑红露重,金炉缥缈翠烟轻。”但杨奂写这首诗是在金

    章宗御试的考场上,是《试万宁宫》里的诗句。我很好奇张百熙的这幅

    书法是献给皇帝的还是给皇后的。当然,最有可能是某日皇帝与臣子把

    酒,雅兴乍起,臣子当场书写的奉承应景之作。但是,这幅字为何放置

    于皇后的东暖阁,就不得而知了。想象不出寂寞的皇后是否曾对着这幅

    书法无聊地玩味,不知道对这样的文字和张百熙的书法能否欣赏?这两

    句里的“红露”“紫烟”倒是很应这个寂寞小院子里的景,尤其是将“翠

    烟”改成“紫烟”真是透出了皇后的哀愁。

    即使游客吵吵闹闹,你还是容易看到宜芸馆的寂寞。它与玉澜堂中

    间还隔着一个挺大的花园,那个花园也是无趣的,散落着奇石竹子,估

    计光绪帝也很少光顾。这个花园散发着荒凉之气,犹如这一对帝后的关

    系。而宜芸馆没有后院,再往后就是上山了,孤零零不再依靠更多的建

    筑。仰头望去,就是一方天空以及东南方向露出的德和园的一角,如果

    说建筑很孤独,那它的女主人更是将一生的孤独注入了这里的石木瓦片

    和头顶的一方天空。

    隆裕皇后的一生真是太孤独寂寞了。如果是单纯的寂寞也就罢了,还有那么多不如意、压抑、焦虑。她终生失宠于皇帝,也不见爱于太

    后,宠妃如珍妃也不把她放在眼里的,甚至连太监们她也不敢过分粗声

    呵斥。在整个宫廷之内她没有同党。她始终没敢将娘家母亲接进宫内探望,即使她的父亲副统领桂祥(慈禧的亲弟弟),也只是到宫内当值时

    彼此偷偷地看上几眼。桂祥托人请皇后给家里一张照片以解亲人相思,而隆裕皇后为这件事紧张了很久,偷偷摸摸地请人进宜芸馆给她拍了照

    片。她在经济上也很窘迫,虽然她是慈禧娘家侄女,但慈禧这个人对娘

    家并没什么特别的关照,娘家也不是顶富裕的,而宫中的财务用度虽然

    名义上是皇后统领,但除了满足骄奢的正主子们,皇后并没有实权。最

    典型的一个故事是她的亲公公也就是光绪帝的父亲醇亲王过世后,皇后

    竟然因为钱财上的窘迫,也可能是出于打赏不起奴才这种说不出口的原

    因,竟然闭门托词生病“不往”!全世界也难得找到这么窝囊的皇后吧。

    在宜芸馆流连,我耳边传来的游客议论几乎大同小异,无论是导游

    还是游客,众口一词地贬损嘲笑这位皇后,说她的丑陋,她的失宠,甚

    至她的愚笨。这是怎样一位倒霉的皇后,生前身后都是别人嘴里的笑

    话。

    其实,年轻时的隆裕皇后不丑,她就是那种瘦高的甚至还比较清秀

    的老实厚道的满族姑娘。她的容貌活脱脱地被悲惨的宫廷生活扭曲了。

    晚年她吸食鸦片,可能是有失眠症的缘故。据说她还喜食瓜子,每晚不

    磕掉许多瓜子是不睡觉的,所以满嘴龋齿,龅牙也丑陋地突出来。而她

    身材比较高瘦,这在今天是众人喜爱的亭亭玉立,而在崇尚娇小身材的

    清朝却显得如羊群里的骆驼,她就不自觉地缩着自己,久而久之成了驼

    背状。她也不愚笨,她读了很多书,甚至后期还读过欧洲、美国的历史

    书。年轻时她也是读书识礼的,在闺阁年代与光绪是两小无猜的表姐

    弟,很是熟识,经常来往,光绪帝一直认为她的声音是好听的。可见,年轻时的隆裕(那时她叫静芬,小名喜子),也是温柔而好学的,并不

    是生来就保守愚钝。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1889年2月26日)是光绪皇帝与皇后大

    婚典礼的日子,但就在距离这个日期还剩四十天的深夜,一个雪花纷飞数九寒冬之夜,紫禁城突发大火,烧毁了太和殿前的太和门。太和门被

    烧真是一件不吉利之事,这意味着新人皇后无门可入皇宫。隆裕的命运

    似乎应验了这次大火的昭示,她终其一生没能走进光绪帝的内心世界。

    隆裕皇后与光绪帝生活了差不多十八年,前十年被珍妃排挤,真乃

    有名无实的皇后。这位皇亲国戚高贵出身的女孩被一个礼部官员家的姑

    娘排挤,真不知道一天到晚除了生气还有什么。民间野史以及民国讲述

    晚清历史的电影作品,大多把光绪帝视为改革维新派,而慈禧太后就是

    顽固保守反动透顶的代表,所以恨不得“帝派”这边都是好人,都是被反

    动派打压、迫害,几乎快被捧成为了什么国家大义凛然献身的英雄,而“后派”那边是一群妖魔,祸国殃民。实则有偏颇之处,晚清的历史包

    括历史人物都有其极为复杂的一面,慈禧也有待客观评价。

    事实上,“帝派”这边珍妃这类后宫女人并无什么大义可言,其最多

    的心机不过是争宠于皇帝的妇人之见,甚至心存觊觎皇后位子的妄想。

    珍妃不过是一个年轻美貌、喜好新鲜玩意儿也比较好财的女人,并不懂

    得什么改革维新,把她美化成光绪改革维新的“同志”也真是文学的创

    作。她美丽、聪明,也有书画才能,令人喜爱。庚子事变被人推井谋

    害,更是令人心痛惋惜。红颜薄命似乎掩盖了她性格的另一面——胆大

    贪婪。历史记载她干了不少僭越之事,最典型的是倚仗光绪的恩宠勾结

    太监卖官鬻爵。比如,为一个叫耿九的人谋取了广东海关道的肥缺,为

    鲁伯阳谋取了上海道的肥缺,为玉铭谋取四川盐法道一职等。不管怎么

    说,珍妃在这件事上确实有把柄抓在慈禧手上,于是背上了“干预国

    政”的罪名。所以,慈禧对她的厌恶与惩罚并不是那些野史小说所说的

    看不得她与光绪的恩爱。珍妃把自己所受到的惩罚皆归罪于皇后的嫉妒

    挑唆,也使光绪对隆裕皇后更加厌恶。珍妃在世时,也是隆裕皇后二十

    几岁的大好年华,皇后却只能容忍得势跋扈的妃子,而自己过着孤灯冷

    衾的日子。在珍妃死后的八年时间里,隆裕皇后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而且光

    绪在最后的日子也是这位弃妇对其不离不弃围绕照拂。无论是在瀛台还

    是在玉澜堂,她守候了光绪最后的时光,虽说两人相对无言,光绪已是

    意兴阑珊失去了活力,隆裕总算多少得到了一份安宁平静的生活。

    虽说从西安流亡归来,光绪已经得以解除维新变法中遭到的软禁,但他这时候已经是个活死人了,也可以上朝,但无非是扶着太后上来,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慈禧问:“皇帝这事怎么定?”便答:“亲爸爸做

    主就是了。”原本就躲在宫廷阴影中的皇后更是销声匿迹了一般。当时

    有一位叫赫德兰的外国人这样描述隆裕皇后:

    我夫人告诉我:“隆裕皇后长得一点都不好看。她面容和善,常常一副很悲伤的样

    子。她稍微有点驼背,瘦骨嶙峋。脸很长,肤色灰黄,牙齿大多是蛀牙。她十分和

    善,毫无傲慢之举。我们觐见时向她问候致意,她总是以礼相待,却从不多说一句

    话。太后、皇上接见外国使节夫人时,皇后总是在场,但她坐的位置却与太后、皇上

    有一点距离。有时候她从外面走进太后、皇上所在的大殿,便站在后面一个不显眼的

    地方,侍女站在她左右。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她就会退出大殿或者到其他房中。每

    到夏天,我们有时候会看见皇后在侍女的陪伴下在宫中漫无目的地散步。她脸上常常

    带着和蔼安详的表情,她总是怕打扰别人,也从不插手任何事情。”

    她一生大部分的光阴活在阴影之下,这种阴影意味着寂寞与恐惧。

    无论是珍妃的跋扈,还是慈禧太后的强势,如果她只是个普通的贵族女

    子朝廷命妇倒也罢了,命运又毫不客气地给这个可怜的女子戴上一顶皇

    后的桂冠,名义上统摄六宫,实则唯唯诺诺里外受气,她大概希望自己

    永远是一个不在场的人,可以随时消失在阴影里吧。

    有一类受气包倒是有强烈的报复心,譬如欺压下人婢女,因为他的

    压抑之痛是要找到出口的,而这位皇后却始终是个仁慈和善的人,痛苦

    的生活并未使她迁怒报复,这从她和太监们的关系可以看出。我们从一

    些清宫回忆录中可以得知,大多回忆实录中对隆裕皇后没有什么微词。

    她对太监大总管李莲英也是尊重客气的。慈禧太后病故后,隆裕见到李

    莲英是极其紧张的,李莲英告诉她:“懿旨是皇后升为太后!”她才松了

    口气,因为她猜想慈禧太后可能会令她殉帝,慈禧自己的儿媳妇阿鲁特皇后就是被殉同治帝的。如果李莲英看着隆裕不顺眼,编个慈禧临终懿

    旨谁又敢不从呢。慈禧的丧事办完后,李莲英把在宫内当差几十年积攒

    的珠宝赏赐装了若干个大捧盒,说是要退休离宫了,不敢让皇家的宝物

    流落民间,请隆裕收留下,隆裕自是一番伤感,恩准李莲英“不降银”退

    休(继续享有奉银六十两),回家颐养晚年。

    在隆裕的晚年,也就是光绪与慈禧过世后的五年里,因为清帝年

    幼,她就是大清朝的最高统治者,虽然其个性柔弱宽和,但时代大潮把

    她推到风口浪尖,她不得不识时务者为俊杰。好在她并非糊涂之人且秉

    承退让之态度,虽然或许是其懦弱本性使其龟缩保全,但在民国建立

    后,她顶住了死硬派亲王们反对清朝拱手让权的巨大压力,迅速诏书逊

    位,“我并不是说我家里的事,只要天下平安就好”,虽说她秉性柔懦,但这句话还是颇有水平。毕竟,和平的朝代更迭使社会躲过了一次剧烈

    的动荡,避免了对百姓的伤害,她也得到后世“女中尧舜”的美誉。隆裕

    皇太后薨逝后,当时的媒体给予了这位一生委曲求全孤寂忧郁的女人一

    个相对客观正面的评价:“己丑年嫁光绪帝为嫡后,秉性柔懦,失西后

    欢;尤与光绪感情不洽,抑郁深宫二十余年。既无可誉,亦无可讥。惟

    清廷退位,后力居多,将来共和史中亦不失有价值之人物也。”

    或许,这位哀愁的“女中尧舜”在颐和园那个寂寞的宜芸馆小院,在

    一小方天空之下,无数次地漫步思虑,练就了她对世事世人避让躲闪的

    态度。时光悠悠,今天,宜芸馆只是天天被游客喧哗吵闹着,没人再去

    关心那曾有的孤怨,人们还要大声贬损这位可怜的女人,不愿意去了解

    这位皇后走过的艰难一生。她那不甚美丽的面容和她的失意人生永远也

    躲不进她渴望的那一片阴影之中。

    2015年7月 于万柳明清两代大太监的一种奇异传承

    我只是偶然经过定慧桥,才发现了这个寺院的遗迹。当时心中掠过

    一惊:难道现实中还真有定慧寺的存在吗?北京叫某某寺的地名很多,但大多已无其实。这个都城曾经有几千座寺庙,即使在1958年全国文物

    统计之时尚有2666座寺庙。不过经过几十年风雨飘摇社会大洗礼,大多

    数是连点儿残墙颓瓦都没有了。所以,尽管地名还是那么叫着,也无非

    是个“色空”而已。

    清康熙皇帝也是偶然落脚过定慧寺,那时它还叫“云惠寺”。康熙四

    十一年(1702)的春天,康熙皇帝治水西巡永定河,在赴宛平城途中,座驾幸临该寺院,将这座明代遗存叫“云惠寺”的寺庙改名为“定慧寺”,并留下手书匾额“慈云广覆”。据记载,最开始,定慧寺坐北朝南,门额

    及天王殿额皆为康熙帝御书。这个贯穿明清两朝的寺院曾经过多次重大

    的修缮。寺院呈四合院式布局,原寺后有小山、水桥。寺分山门殿、天

    王殿、钟鼓楼、前殿、东西配殿、大殿、东跨院前后殿,共有数十间殿

    房,前出月台后出厦,保留的是明代建筑风格。后殿内所悬匾额就是前

    面提到的康熙帝手书:“慈云广覆”。虽然这个后殿现已无存,但匾额尚

    有保存。现存碑石五块:明朝碑三座,分别是正德碑二座,万历碑一

    座;清代碑两座,分别是康熙碑一座,乾隆碑一座。在《日下旧闻考》

    修编时,乾隆碑尚未竖立,当时的记录是只有三座碑,少了一座正德

    碑。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这些碑石依旧保存在遗址中。1984年5月,在

    大殿后出土明代铜胎布袋僧两尊,造型优美,铸造工艺精湛,为明代佛

    像的珍品,应该是由相关文物保护部门收纳了。1984年在四季青乡南辛

    庄村发现了一块“定慧寺开山第一代住持洪修和尚碑”,但碑石残损严重,字迹漫漶。从仅存的文字得知,洪修和尚为山西五台山出家和尚,受到康熙帝召见。康熙认为其才思敏捷,修行得法,便任命他为定慧寺

    第一任住持和尚。

    在2002年前后,北京市政修建定慧桥,需要扩建阜成路。因定慧寺

    北殿(即有“慈云广覆”匾额的后殿)阻碍了阜成路东西交通大动脉全线

    贯通,故予以拆除。也就是说,如今的阜成路就是踩踏着定慧寺的北大

    殿房基贯通而过。

    现如今,定慧寺勉强守住一块小小的遗址,它的准确地址是北京市

    海淀区西四环定慧寺桥北阜成路66号,被空军某部干休所占用,尚存三

    进殿宇,正殿所在的院落保存得最完整。我在唯一的一次造访中,发现

    大殿、东西配殿及耳殿俱存,但大殿已被用作办公,不许进入。寺里还

    有那五块明清敕谕碑,除此之外,就没剩下什么了。

    历史的阴差阳错往往有某种机缘巧合。历史上的定慧寺也是一座安

    排退休人士养老的场所,只不过安排的不是军人,而是那些为宫廷服务

    一生的太监。

    历史上,定慧寺从明朝正德年间开始修建,初名“善法寺”,后更名

    为“云惠寺”,最后由康熙改名为“定慧寺”,沿用至今。历代都有修葺,曾经是京西大寺,因为此寺坐落在阜成官道之侧,人来人往,香火旺

    盛。在敕赐云惠寺碑(正德六年碑)上如此描述:

    阜城关之西十里许曰香山乡垂杨柳,实都城孔道,界连西山,境接天寿,凡中外

    官僚出入与君子适景,无不经顾其处;兵民之运煤粟,商旅之输蔬果,旦至暮未尝断

    绝,其往来之迹,非雨雪通宵不息,乃京师要冲之地也。

    这段生动的描述给今天的我们展现了当年阜成路城关一带的繁华景

    象,无论市井民众还是官员公干,甚至文人出游适景,都要经过或者光

    顾此地。这个寺院一度统领两旁十八个庵寺(指主寺和附寺的统领关

    系),规模宏大,全盛时期有殿宇数十间、和尚千余人,在明清时期是名副其实的著名大寺庙。

    是何人修建此寺?根据现有的寺院碑文史料记载,这座寺院是由明

    清几代太监募款修建的。太监为何修寺院?因为他们老无所依,因为他

    们对今生悲惨命运的痛苦感受以及希冀修福来世的愿望。

    王夫之曾在《沿书引义·舜典四》中针对太监议论道:

    宫刑施之,绝人生理,老无所养,死无与殡。无罪之鬼,无人除墓草而奠怀染。

    故宫者,均于大辟也。且宫刑之后,二气时乖,肢体外痿,性情内琢。故阉瘸之子,豹声阴鸷,安忍无亲。且刑人并齿于天地之间,人道绝而发已凋、音已雌矣,何惧乎

    其不冒死而求逞于一朝?而又美其名曰,姑且怜其无用,引而置之官府之间,不知埋

    下祸根深矣。宦寺之恶,甚于士人,只因其无廉隅之借,子孙之虑耳,故悯不怕死,何况乎其以淫而在傍君主之侧耳。

    由这段议论可知,太监出于生理缘故而有各种异于常人之状,人们

    进而说他们乖戾无常,会干出出格之事,令人嫌恶,但“老无所养,死

    无与殡”却是这些可怜又可恶之人的真实结局。

    定慧寺缘起究竟如何?根据遗存碑文的记载,定慧寺最初建于宣德

    十年(1435年,也就是宣德朝最后一年),由内官监太监申用所建,当

    时募化三千余金,从香山乡垂杨柳村民手中置地一顷八十亩,并请一位

    叫静允的僧人住持,寺院命名为“善法寺”。申太监当时定是宫中大太

    监,有一定的盛名与号召力,而他募捐的目的就是为将来出宫的年老体

    衰的太监们营建一栖身之所。到了正德二年(1507),内官监各衙门太

    监等官在一位叫马福广的太监的组织下,“各捐俸金,修饰增益,较前

    颇伟,四年工完”。这时,当时著名的内宫八虎之一、极有权势的大太

    监张永为太监们的建寺行动出了一回头,他奏请武宗皇帝朱厚照敕赐寺

    院额名,皇帝非常恩宠信赖张永,不仅赐名“云惠寺”,还钦赏护持敕书

    二道,敕书内容就是目前尚存的正德明碑所记。武宗是生性放浪之人,喜游乐玩闹,行为怪诞,专宠“八虎”,还闹过因为玩火差点烧掉宫殿却

    还在一旁看热闹的荒唐事。他的敕书内容也是夸夸其谈好似浮云,说什么自己“臣下有功者,懋赏必加,有善者荣名斯贲”,把自己的厚待属下

    作风先表扬一番,继而夸他这位近身侍奉的大太监张永如何“素秉勤

    慎”“益竭忠诚”,但建寺皇家是不出钱的,全仰仗太监们筹措,皇家打

    赏什么呢?武宗一挥笔,赏了五十个度牒(类似僧人身份证,官家认证

    可以合法云游化缘),并免了该寺的粮草差役。可见武宗的明朝对民众

    之苛吝,连一般寺庙出家人也免不了被刮掠膏脂。最后,这皇帝还煞有

    介事吓唬人,说我这个敕令就是护佑寺院的,以后日子久了,哪个人敢

    来侵占破坏寺院,究罪不赦。他也不想想他能管这天下多久。这篇敕文

    是否真为武宗朱厚照的亲笔也未可知。后世对朱厚照的评价极为两极

    化。他是军事天才,有魄力、有胆识,强有力地击败过蒙古瓦剌军队,在明朝皇帝里是翘楚。但他又喜欢做荒诞不经之事,长期住在为皇宫饲

    养动物猛兽的“豹房”,点火玩乐差点烧掉乾清宫。他连死法都异于常

    人。起因是他钓鱼不慎掉到河里淹了一番,虽被救上岸,但没多久就死

    了。因为玩乐而死的皇帝不大多见。所以每读这方敕碑,文字活泼而夸

    张,令人忍俊不禁,感觉其还真差不多是他的亲笔。

    话说定慧寺在明朝这一段时间是内宫有权势的大宦官张永为其撑

    腰,所以迅速演变为京西大寺,统领西山一带众多小寺也顺理成章。鼎

    盛时,殿宇数十间,僧人千余,再加上收留的退休太监,难以想象地人

    头攒动。到万历年间,寺院又进行了大举修缮,在万历二十七年

    (1599)秋天竣工立碑,只可惜岁月蚕食,这块石碑上的铭文在今天已

    是斑驳模糊,断续中看不出个详细究竟。不过,其主旨还是强调皇家对

    该寺的眷顾,有驸马、亲王奏讨资金,也有官员帮助筹款,不过建设的

    中坚力量还是内官监太监,在碑阴罗列功劳簿上也是以内官监太监为

    首,吏部、礼部、刑部、都察院官员、顺天府府尹、宛平知县等官员跟

    随其后。

    太监第一,以太监为本,似乎成了定慧寺兴建及存在的理由,这里

    自然也是老太监们养老归终的场所。太监们是失去故乡、失去宗族的一群人,壮年且聚集宫中出力,年老后不可能适应他们几十年所不熟悉的

    宫外生活。他们需要扎堆,彼此照拂温暖,同时赎清累世的罪孽,修得

    来生的福德——即使没有来生福,也再不要是这种非男人的卑贱的异

    类。

    到了清朝,这间佛寺继续秉承明朝的传统,太监们再接再厉维护这

    座京西的太监佛寺。尤其在康熙、雍正时期,这里的十里庄建立了几座

    敕建寺院,如慈育院、慈集寺(现均无存)。雍正十二年(1734),雍

    正皇帝还赐内监茔地(墓地)一区,名“恩济庄”,并于其地敕建关帝

    庙,也是方便埋葬这些养老的太监。

    从清碑记录的大事上看,康熙时期大太监魏珠做出的贡献最大。清

    碑上记载:“定慧寺者,御前内侍魏公珠所重建也。”魏珠这名字真是又

    谦卑又大气,他是康熙帝身边的太监,从小太监俗称“哈哈珠子”做起。

    好在康熙皇帝并非讲究矫情之人,否则“喂猪”,还“喂公猪”,难道皇帝

    是猪吗?当然这是笑谈。根据这段记载可知,康熙年间,定慧寺已败

    落,但建筑筋骨还在,魏珠太监牵头进行重建,这一方面说明了其势力

    和筹款才干,另一方面亦可见康熙帝对魏珠的青睐,御驾亲自视察了不

    算,还留下墨宝几许,还有西书房翰林院侍讲学士静海人励廷仪撰写碑

    文,皇家御前的凛凛威风是有的,怎么也算承继了蒙荫皇室的太监寺院

    的光荣传统。

    魏珠是一位传奇太监,他大约生活于康熙中期到乾隆中期,享了极

    高寿命。关于他的记载大量出现在康熙五十四年、康熙五十五年前后,说明那是他人生最得意的时期。亦可想见,他从一个哈哈珠子起步,在

    康熙晚年获得御前特别恩宠,也是与老皇帝几十年朝夕相处获得的信

    任。被称为“珠子”的都是陪小皇帝玩耍的小太监,皇帝们成人后往往也

    比较倚重和信赖他们。他的名字魏珠大约起源于其哈哈珠子的身份,而

    出身卑贱并贱为太监的小男孩应该也是没什么正经的名字大号,姓魏,大概被人潦草地叫“珠子”“珠子”,所以他就以魏珠立名。从史料看出,魏珠的名字大量出现在转传谕旨的记载中。在某些民间官司中,他甚至

    帮助下层官员向康熙传话,连康熙的皇子们如允禩、允禟也是百般与其

    交好。允禟之子弘晟年少时奉旨“内廷行走”,因常到皇祖宫中,遂遵允

    禟吩咐,认魏珠为伯叔。这其实是很失体统的事情。

    康熙末年,有一位谕旨“宫中养”的皇孙,即少年弘历,至少看到过

    这种景象,心中愤懑。所以少年弘历在成了乾隆皇帝后曾经用魏珠的例

    子训斥太监奴才们:“尊卑有一定之体统,上下有不易之礼仪。自宜循

    分遵行,岂容稍有僭越!太监等乃乡野愚民,至微极贱,得入宫闱,叨

    赐品秩,已属非分隆恩。”

    他骂了两个太监。一个是其父亲雍正帝的太监总管苏培盛(《甄嬛

    传》里忠心可鉴的大太监),称其“乃一愚昧无知人耳”,“竟敢肆行狂

    妄,向日于朕弟兄前或半跪请安,或执手问询,甚至庄亲王并坐接谈,毫无礼节”。二是其祖父康熙帝的太监总管魏珠:“昔者塞思黑[1]

    之子弘

    晸呼魏珠为伯父,皇考曾严切教训,此风不可长也。”由此可见乾隆帝

    小小年纪时便记恨在心,也可知得宠的太监如此放肆。

    魏珠的传奇之处还在于他经历了康雍乾三朝,得宠于康熙,见恨于

    雍正,但宽宥于乾隆。雍正自然是对康熙身边的得宠太监很有芥蒂,民

    间传说这与雍正的皇位得到得不那么光彩有关,说什么魏珠似乎知道雍

    正在康熙濒死之际的行为……事实上,这些传闻没有依据,康熙晚年传

    位雍正,实际上是以高瞻远瞩地历练他优秀的孙儿弘历并最终使其御宇

    天下为目的的,雍正篡位之说并无依据。可是毕竟几十年的太子位之

    争,十几个兄弟打得不可开交,各分党派,雍正上台必须狠狠打击他曾

    经的那些兄弟政敌。八皇子阿其那、九皇子塞思黑(这是他对两位皇子

    侮辱性的更名)正是他最讨厌的人,而魏珠恰与其交好,雍正修理魏珠

    也是顺理成章的了。当然,雍正还是看在老父皇的面子上,只是将其轰出宫去守皇灵,置了罪但并没有处死他,这也说明雍正并非滥杀之人。

    而乾隆帝当朝后宽宥了众多被雍正治罪的人,甚至那位精神不大正常的

    废太子允礽及其家人也得到了安置。自然,他也看在其挚爱的祖父的份

    上宽恕了魏珠。据史书记载,直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魏珠尚在

    世。这最后一次的记载是寿安宫发生火灾,魏珠禀报有关火情原委。

    自康熙二十三年见到有关魏珠传旨的记载,到乾隆二十六年,已足

    足过去七十余年。如果说掌故不实,但有史实记载的《康熙起居录》里

    魏珠第一次出现是在康熙五十四年,那时他的职位已是总管太监,所以

    怎么推算这位老太监在宫中服役都是到了极老的年纪。生命不息,服务

    不止。他曾经筹款举建的定慧寺(在距离皇宫十几余里的西郊),默默

    地收留下一茬茬病老体衰的退休太监,而他并未出宫去寺里享清福,颐

    养天年。

    魏珠重建定慧寺的因缘,可从寺内保存的清碑上得知。话说康熙三

    十年前后,年少的太监魏珠偶然游历到定慧寺(当时是“云惠寺”),碑

    文如是记载:

    魏公弱龄时,随其从祖国辅往游于此,睹其殿宇倾颓,即慨然于中。适有道人顾

    而语曰:红席时年至重修结胜缘时,魏公心窃异之。今二十年后,以时节因缘成兹善

    果,其夙根清净,福报之来,又宁可思议耶?

    这个故事就是魏珠修寺的因缘,他少年时遇僧得谶语是“红席时年

    至重修结胜缘时”,他便灵机一动,顺势而为,而且可以猜想他定将这

    个故事讲给康熙帝听过。

    据后来的僧人口述,嘉庆及道光年间,都募资重新修整过殿庭,而

    至光绪十八年(1892)又重新圈了院墙,大约占地一百八十亩,进行了

    比较大的翻修,并继续统领寺院周围的十八间小寺,形成“一寺十八

    房”之说,更加确立了其京西大寺院丛林的地位。我推测光绪十八年的

    大举重建大约和当时内廷大总管李莲英的推动有关,因为李莲英的墓地就在离定慧寺极近的目前某中学院内。历史记载,李莲英死后隆裕太后

    赏银千两葬其于海淀恩济庄村太监墓地,这或许并非巧合。可惜,后来

    的整修都没有碑文记载。

    太监们随着清朝倾覆便任由岁月流逝逐渐湮灭。在整个民国时期,这个最卑微最卑贱的群体活在社会的边缘,隐匿在众多破败的寺庙里消

    亡残生,所以,与太监密切联系的寺庙也随着他们的恩主或者寄生者的

    渐渐离世而消亡。新中国成立后,各种建设和单位布局占地,定慧寺不

    可能作为宗教场所或者文物而得到特别保护,基本上被民房、学校以及

    单位占据。主殿的院落一直为某部队占有,正因此,前面提到的五块明

    清石碑倒是躲过了“文革”中被打砸毁坏的命运而得以幸存,主殿因被用

    作办公场所也没有被拆毁。

    前些日子,我特意过去参观一番,知道现在为某空军部队干休所占

    用,大殿禁止入内,用作办公。干休所就是一些退役的军人及其家属在

    此养老,历史上这里养着退休的太监,所以定慧寺休养退役人士的功能

    倒是没有多大改变。有一位离休后住在这里的老人名叫徐挺,为保护残

    破的寺院做了很多工作,他将四处散落、破碎的石碑修复粘牢,费了很

    大的气力将石碑扶起并复位,还将所有碑文拓印保护起来。这些石碑碑

    文恰恰是寺院的灵魂,是寺院的历史,这位老人功德甚高!

    新中国成立后,寺院被单位占据,虽然不对外开放倒也没被完全拆

    除。直到2002年,在修建西四环定慧桥扩建阜成路时,定慧寺北殿成了

    扩路的“钉子户”,故没能逃脱被拆除的命运。

    我经常在想,我们这强大国家的军队,真的不会在乎如今定慧寺那

    区区一小块地皮,要真有某天可以将其腾退出来,把寺院恢复一部分作

    为历史遗存展示,该是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2015年7月 于万柳[1] “塞思黑”是雍正给允禟改的名字,意思是讨厌鬼。蓝靛厂,中国最后一批太监的归宿之地

    乙未年(2015)仲秋的午后,一只花狸猫飞奔横穿万柳西路,它矫

    健的身姿显示出猫的青春活力。一只黑白喜鹊在空中追逐,发出喜悦而

    嘹亮的叫声,掠过秋高气爽的蓝天。这怪异的场景让我怔了一刹,这俩

    小生命在竞逐交流吗?实际上这景象只是它们的神秘因缘与我在这一时

    刻的偶合。它们是猫和喜鹊,什么因缘让彼此在此地相遇?

    这里一片静谧的高楼在沐浴午后阳光,而此时,我正在用双脚寻觅

    并丈量一座消逝的村庄,想起“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这一

    句。其中前半句道尽物转星移世事轮转,而后半句让我想到一些被出生

    地抛弃的人,譬如,清朝的太监们,他们跟随命运颠沛流离,在哪里生

    养并终老,哪里便是其故乡。为了这些人,我便寻找他们的“故乡”——

    哪怕是某个已经沧海桑田的地点,或者某个苟延残喘行将倾颓的古庙,它们都有可能是清朝太监们的终老地。

    有记载说,最后一位清朝太监孙耀庭于1996年在北京后海的广化寺

    归西,因为他总算是有些头脸的侍候过宣统皇帝及皇后的高级别太监,所以他的死被算作一段历史标志性地结束,也就是说从此世上再无太

    监。太监们便是没有故乡的人,在他们还是十岁左右的男孩(有些可能

    更小)时懵懂间被净身,被带往他们曾经构筑梦幻的京城。故乡的大门

    在他们身后重重地关上,从此便成天涯。

    飞黄腾达的太监是极少数的,大多数走入深宫后便是一生的苦役劳

    作,可能一生从未见过皇帝的面。他们年老体衰离开皇宫后,大致流转至三个方向终老。第一类是被至亲接纳,回到故乡养老的极少数太监。

    这些人是极个别的幸运者,因为太监入宫基本上为亲人不耻,已被排斥

    为非男非女的异类,如果不是贪图太监出来有可能带着的那点银子或者

    基于太监在宫内劳作期间给家乡亲人回馈的供养,那么即使是至亲也很

    难接纳他们。第二类是极少数的高级太监管家,这些人比较伶俐能干,又能攀附上宫内关系,属于混得好的,一生工作攒下了些资产,在京城

    买房置地,甚至娶老婆收过继儿子。有闲不住的继续受聘给有钱人家做

    管家,颐养天年时也是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最好的例子就是李莲英,他应该算是太监首富。有传言说,他的四个过继儿子各得白银四十万

    两,另有一大口袋珠宝。其他侄儿各分得白银二十万两,他的两个过继

    女儿各分得白银十七万两。此外,李莲英在宫中还存有三百多万两白银

    和两箱珠宝,但他早已知道这些财宝不可能属于他了,因此非常“明

    智”地告诉后人,不要再想这件事。当然,这些财富只是他所聚敛财富

    的一部分,而且还不包括几处很值钱的房产。第三类属于中下层,就是

    投奔并依附散落于京城各地的庵庙寺院,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能动

    了就是烧香拜佛等待生命终结。众所周知,太监不可能有直系子嗣,都

    是“绝户”,不但被世俗社会也被自己的亲属所蔑视及抛弃。甚至不仅如

    此,“挖绝户坟”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北京海淀中关村地区的变迁就

    是“绝户”铲除的典型例子。

    今天的中关村号称“中国的硅谷”,是科技现代化的前沿,云集北

    大、清华等十余所中国顶级综合大学,也是中国电子科技的发祥地,中

    关村西区、海淀创业孵化基地更是互联网创新经济的一片热土。但这一

    片生机勃勃的科技热土,倒回六十年却是一片荒凉的坟场,而且是以太

    监墓闻名的坟场。由于太监们都是远离故乡的“绝户”,这些坟墓也就无

    人打理修葺。中关村坐落在永定河故道之上,有时断时续的旱河,因为

    低洼曾是一片自然沼泽,没有多少人烟。出于河流故道的缘故,这里曾

    叫“中湾儿”(也可能是“转弯儿”的谐音),大约是河道在此转向北,转

    向京城北郊的清河方向。这里是荒郊野地,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一定不值钱,不知何时起被太监们看中,就不断有太监购买,称为“义地”,修建各类小小庙庵。太监们身体灵便尚能活动的时候就来上香祈福,诚

    心供养,年老体衰就扎堆生活彼此照应,死了就埋葬在附近。由于太监

    也被称为“中官”[1]

    ,所以从“中弯儿”到“中官屯”或“中官村”如此延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选中这一地址开发建设科学城,当然就是大

    面积地平坟拆庙,“挖绝户坟”。反正“绝户”坟也是可以随意处置的,而“中官”一词,科学家们认为刺耳,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先生的提

    议下改名为“中关村”。

    从中关村这个例子可知,太监们年老之后只有相互依靠彼此取暖,那么何人何地能够收容那些并没有聚下足够资财且年老无依的出宫太监

    呢?当年没有养老机构,也没有收容院,有的只是寺院。在明、清及民

    国,北京城大大小小的寺院庙庵有几千个,凡是修佛、道或其他民间鬼

    神的太监均可以投靠适当的场所。佛、道宣扬的众生平等且修好来世的

    思想,正好契合了太监们开脱自己悲惨命运的本愿。他们幼年时身体即

    遭到阉割,生活在非正常的环境里,被世人甚至自己所不耻,会产生异

    于常人的心理,因此急需心灵上有所寄托。在精神信仰上,他们大多相

    信因果报应。譬如他们理解道教的某些教义,像白云观有“燕(阉)九

    节”(在正月十九日)的传说,是说修行高深的道士“全真道人邱元清,以是日就阉”。这种狂热宗教主义似乎认为阉割就如同削发出家修行一

    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契合了太监们开脱自己今生由来的心态,以

    此获得心理平衡。

    清朝人龚景翰在《游大慧寺记》中写道:

    余客居京师无事,间从友人薄游京城之外,而环城之四野,往往有佛寺,宏阔壮

    丽,奇伟不可胜计。询之,皆阉人之葬地出。阉人既卜葬开此,乃更创立大寺于其

    旁,使浮屠者居之,以为其守冢之人。而其内又必请于中朝之贵人,自公辅以上有名

    当世者为文,而刻石以记之。

    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的寺院是与太监们的供养有关的。它们一方面收纳信众供养以助香火,另一方面也是太监们为年老退休之后寻到

    一方归隐养老之所便长期积累资粮的地方。乾隆年间,太监组织的养老

    组织“养老义会”出现,这是一种旨在以太监共同筹资的方式运作寺院的

    养老机制。太监尚有劳动能力的时候每月给特定的寺院提供一定的供

    奉,待年老体衰时即可由该寺院接纳为其养老送终。

    乾隆二十六年(1761)竖立在万寿兴隆寺的万寿兴隆寺养老义会碑

    的碑文详细地介绍了养老义会的缘起及功用:

    空门设教,以清净寂灭为宗,慈悲方便为本。虽无裨于世事,可以饮甘露而得清

    凉。故薄世味、思高举者,乐就之劫。因行僧宽素与内监官宦接交,每见老景衰病之

    秋,其困苦颠连而无所告。今有同志乐善者,愿与行僧结一善缘,就依本寺,建立养

    老义会。每人各出三十金,交纳常住,以作功德事。用其养老送死之规,自有条约,然入此会须要僧俗一体,彼此相谅,后来者继续乐善不患无人,而此举者自不朽矣。

    清末太监信修明在遗著《老太监的回忆》中云:“余创立恩济慈保

    古会于此(即万寿兴隆寺),救济失业太监。”信修明所言与上述碑文

    所记大意相当,但信修明所做的事业是在离皇城更远的一些偏僻庙宇,较之万寿兴隆寺,他免费接纳更为下层的太监,更为民间化,更有普度

    众生(众太监)的善念。

    据我了解,清末民初,北京有几个寺院是以接收退休太监闻名的,其中首推万寿兴隆寺。这座寺院今天依旧保存良好,为一家单位使用,坐落于皇城之侧的北长街39号。这座寺院比较早地建立过养老义会,收

    留的基本是一些相对有些收入的中上层太监,算是比较高级的太监养老

    寺院。另一类寺院是比较有地位有财力的太监出资购地兴建的,包括购

    买寺院附近的土地,以出租土地房屋的收益维持寺院生计,代表人物如

    李莲英、刘诚印、崔玉贵等大太监。还有某些有文化修养且懂管理的太

    监如信修明,他们资助的代表性寺院如白云观、立马关帝庙、褒忠护国

    祠等。这一类寺院基本是免费接收孤苦无依的离宫太监。其中最慷慨大

    方的善人是刘诚印,他参与资助或者主办的寺庙有三十余座。因为他是

    道教徒,又是地位仅次于李莲英的大太监总管,所以对于清末太监大批皈依道教起了很大作用。信修明是清朝末期(1902)入宫、民国建立后

    出宫的太监,大约在宫内待了十年。他是个秀才,比较有文化,留给后

    世《老太监的回忆》一书,提及他成立了恩济慈保古会,专门免费收养

    太监的事情。直至新中国成立时,他仍旧担任位于今天八宝山的褒忠护

    国祠住持。当然,这个褒忠护国祠随即由政府征收,并在此地建立了今

    天的八宝山公墓。

    上面提及白云观、立马关帝庙、褒忠护国祠三座庙宇,其中白云观

    今天是重点保护文物及道教文化的景点,也是香火旺盛的道观。2001年

    6月,白云观作为清代古建筑,且是著名的全真派一脉相承的道教道

    场,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而褒忠护国

    祠,一座收养太监的祠庙,不可能在八宝山公墓的故址上复原,已永久

    性消失。唯独立马关帝庙,既没被保护也没消失,处于一种破败不堪的

    很不体面的境况。

    立马关帝庙位于昆玉河西畔海淀区蓝靛厂大街东端,与蓝靛厂北路

    相交。从世纪金源大厦高层往下看,立马关帝庙建筑院落坐北朝南,分

    为东、中、西三路,院落为三进,东路是关帝庙部分,中路和西路曾经

    是太监们的居所,现在院落结构保存基本完整,但西路的部分房屋比较

    凌乱,满地砖头瓦块,还有拆了一半的残垣,然后有临街的零件配件商

    店、洗车行等,估计是倚着西院的院墙或者干脆就是在西院拆掉的地基

    上搭建的,所以西路房屋的改变比较严重。有些资料说该关帝庙是两进

    院,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总体规模看它是三路三进院,彼此相连,应该

    是九个院落。东路、中路不仅结构完整,房屋也并未过度拆改。东路有

    完整三大殿,依稀可看出当年的气派。正殿排在第三座,绿琉璃瓦顶,山墙及坎墙用花琉璃砖砌成,我认为这个殿即是供奉关帝老爷的主殿。

    全盛时殿堂禅房共四十余间。今天,它的西侧是北京最大的商业购物中

    心——金源购物中心,周边商业楼宇林立并环绕着大型住宅区——世纪

    城。这里俨然一派21世纪的现代化高楼大厦景象,大道通衢,车水马龙,岁月的印记几乎被现代化扫荡殆尽,由此衬出它的古旧,一段旧岁

    月的定格。

    虽然这座立马关帝庙破败不堪摇摇欲坠,但其骨架还是保存下来

    了。而且,虽历百年风云,院落的面貌却是比较完整的,并没有被改造

    得面目全非。也就是说,一茬一茬的人从这里进进出出,岁月虽然磨损

    了那些砖瓦门梁,却依稀留下了它当年的模样。对于一个大拆大建的巨

    大都市而言,只是民间百姓的“关帝信仰”建造的一间道家庙宇能够基本

    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在没有受到政府道教界人士特别青睐与呵护的情

    况下,还能隐藏于闹市,不能不说是一桩奇迹。

    2015年夏天某日,我来到这座院落门前。可以说,单从它的占地规

    模、院落规模,这副骨架可以算是我迄今见过的最宏伟壮观的一间关帝

    庙,真是气派不凡的大庙。大门口立着海淀区政府2001年竖立的文物保

    护单位石碑,悠悠十五年已过,除了这一方碑石,没见到任何保护的踪

    影。大约是忌惮院落的破败荒凉甚至肮脏杂乱与周边豪华壮丽的大商业

    楼宇过于失配,它被一圈漂亮的漫画和标语围挡起来,只露 ......

您现在查看是摘要介绍页, 详见PDF附件(4051KB,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