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蒂芬·茨威格 著

    吴秀杰 译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北京?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奥) 斯蒂芬·茨威格著；吴秀杰

    译.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139-1705-6

    Ⅰ. ①昨… Ⅱ. ①斯… ②吴… Ⅲ. ①茨威格(Zweig, Stefan

    1881-1942)-自传 Ⅳ. ①K835.2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7293号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10号望海楼E座7层 邮政编码：100142

    出 版 人：许久文

    责任编辑：吴优优 胡萍

    特约编辑：马希哲

    封面设计：彭振威目录

    CONTENTS

    前言

    一 太平盛世

    二 上个世纪的学校

    三 情欲初萌

    四 生活的大学

    五 巴黎，青春永驻的城市

    六 通向自我，道阻且长

    七 走出欧洲

    八 欧洲上空的光芒与阴影

    九 1914年大战伊始时刻

    十 争取精神上的同路人

    十一 在欧洲的心脏

    十二 重返奥地利

    十三 再度漫游世界

    十四 夕阳西下

    十五 希特勒的发端

    十六 和平在垂死挣扎

    斯蒂芬·茨威格生平与作品大事年表

    附录 斯蒂芬·茨威格——一位从“昨日的世界”走来的作家？

    译者后记

    让我们泰然若素

    与自己的时代狭路相逢

    ——莎士比亚《辛白林》前言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有多重要，足以令我不惮于将自己人生中的故

    事讲给别人听。当我能鼓起勇气动手写一本以“我”为主角，或者更

    准确地说，是以“我”为核心的书时，我的人生肯定已经遭逢了很多

    事情，比一代人通常面临的各种际遇、经历的灾难和考验都要多出许

    多。这是最让我勉为其难的事情，除非我把自己当成一场图片报告的

    解说者。时代本身提供了图片，我只是加上相应的解说词而已。我所

    讲述的，原本也并非单单是我的命运，而是全部一代人的命运。我们

    这一代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命运多

    舛。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哪怕是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人，内心的

    最深处也被我们欧洲大地上无休止的、火山喷发般的天摇地动所搅

    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群当中，没有谁比我更首当其冲了：我，作为

    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每一个身

    份都处于天崩地裂时的风口浪尖上。它们三次倾覆了我的家园，毁掉

    我的生存基础，将我从那个“先前”和“往昔”中剥离出来，以突如

    其来的猛力将我抛入虚空之中，抛入那我早已经熟悉的“不知该去哪

    里”的状态中。正是那些没有家乡的人，才能在某种新意义上是自由

    自在的；只有那些跟一切都无关联的人，才不再需要有所顾忌。我希

    望自己至少能做到一点，即坦诚而不先入为主，这是任何一种不偏不

    倚的时代描述都需要具备的主要条件之一。

    脱离了一切根基，甚至连滋养根基的土地也不复拥有，这桩实实

    在在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极为罕见。我于1881

    年出生在一个疆域辽阔的强大帝国里，在哈布斯堡王朝1

    的时代。但

    是，请不要在地图上去寻找它吧，它已经被擦掉了，没有留下任何痕

    迹。我在维也纳长大，那是一座有两千年历史、超越国界与民族的大

    都市；在它沦落为德国的一个省城之前，我不得已像一名罪犯一样离

    开它。在人们使用我的写作语言的地方，我的文学作品被付之一炬；

    在同样的地方，曾经有上百万读者将我的书当作朋友。于是，我不再

    属于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来到哪里我都是陌生人；最好不过的情况下，我充其量也仅仅是一位客人而已。我真正的家乡——欧洲，这是

    我的心做出的选择——自从第二次发生同室操戈的自杀式相残以来，对我来说它已不复存在。我不情愿地成为一位历史见证人，目睹了时

    代编年史中理性最可怕的失败和残忍最疯狂的胜利。没有哪一代人像

    我们这样经历了如此的情形：从精神思想的巅峰到道德上的堕落深

    渊。我这样说时，绝对没有任何一丝骄傲，而是饱含满心的羞愧。在

    这个短短的时段里，从我刚刚开始长出胡楂到我的胡子开始变得灰

    白，这短短半个世纪内所发生的变迁和改变，比通常十次改朝换代所

    经历的还要多。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几乎可以说是太多了!

    我今天的一切与昨天的一切如此不同，生活的大起大落让我有时候会

    恍惚觉得，我不只有一个人生，而是有若干个彼此完全不相干的人

    生。经常出现的情形是，当我在不经意中提到“我的生活”时，自己

    会忍不住去追问：“哪个生活？”世界大战前的生活？第一次世界大

    战前的，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抑或是今天的生活？当我提

    到“我的家”时，会再一次被这个问题抓住，我无法马上知道自己指

    的是从前的哪个家，是在巴斯2

    的家，在萨尔斯堡的家，还是在维也纳

    我父母的家。当我提到“在我们那里”这个词时，我不得不骇然意识

    到，无论对我家乡的人还是对英国人或者美国人来说，我都不是他们

    当中的一员。对于前者，我人早已不在那里；对于后者，我又永远也

    不能完全融入。在我的感觉中，那个我曾经在其中长大的世界与今天

    的世界以及横亘在过去和今天之间的那个世界，变成完全不同的世

    界。

    每次当我与年轻的朋友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个时代，我从

    他们倍感讶异的问题当中意识到，那些在我这里还是不言而喻的现实

    之事，在他们那里已然是历史，是难以置信之事。我内心深处的某种

    隐秘本能会认可他们的看法：在我们的今天，我们的昨天和前天之

    间，所有的桥梁都折断了。我自己也无法不对此感到吃惊：我们能将

    如此丰富的内容，如此繁复的多样性压缩在那么有限的人生当中——

    当然这是极度不顺畅，到处布满威胁的人生——更不用说跟我的祖辈

    们的生活相比差别有多大。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们看见过什么

    呢？他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一成不变。终其一生，他们自始至终过着同

    样的日子，没有平步青云，没有衰落式微，没有动荡和危险。这种生

    活中只有小小的紧张和不易察觉的过渡，时间的波浪以不变的节奏

    ——那是安逸而宁静的节奏——将他们从摇篮带往坟墓。他们住在同

    样的国家、同样的城市，甚至是在同样的房子里。外面世界上的一

    切，都只发生在报纸上，不会来拍打他们的房门。在他们那个年代，某时某地发生的某场战争要是以今天的战争规模来衡量的话，只能算是打了一个小仗。况且，打仗都发生在遥远的边境地带，人们也听不

    到大炮声。半年以后，它就不复存在了，被遗忘了，成了枯萎的一页

    历史。于是，他们往昔的生活又开始原封不动地行进着，而我们的生

    活中却一切都不会重来，从前的一切都纤毫不剩，没有什么能够再度

    归来。我们注定要最大限度地饱尝各种不幸，历史原本会有所节制地

    不将这些事情集中分摊到某个单一的国家、某个单一世纪里。在过

    去，充其量会有一代人经历了革命，下一代人经历了颠覆政权，第三

    代人遭遇了战争，第四代人经历了饥荒，第五代人遭遇了国家经济的

    崩溃，而在某些走运的国家里的某些幸运之人，甚至几代人连其中的

    一场变故都未曾经历过。我们这些今天六十岁左右的人，按说还能再

    活些时日，可是我们还有什么灾难没有看见过，什么样的罪没有遭

    过，什么样的事情没有承受？凡是可以想见的人类灾难，我们一个都

    没有落下，而这灾难的长单还远没有到尽头呢。在我自己的有生之

    年，就发生了人类历史上两次最大的战争，而且我甚至是站在不同的

    立场上经历这两场战争：一次是站在支持德语国家同盟3

    一方，另外一

    次是它的对立面。在战前，我享受了最高等级和最高形式的个人自

    由；在战后，这种自由的程度降到了几百年来的最低点。我曾经受到

    高度赞扬，也曾经遭受极度排斥；我曾经有过自由，也有过不自由；

    我曾经富裕，也曾经贫穷。末世景象中那四匹死气阴森的马4

    都曾经闯

    入我的生活，革命和饥荒，货币贬值和恐怖，时疫和流亡。在我的眼

    皮底下，一些大规模的群众意识形态思潮获得了发展和传播的机会，它们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

    主义，首当其冲的却是民族主义这一曾经深深毒害我们欧洲文明之花

    的大瘟疫。当人们带着意识明确，有计划的反人类纲领，以令人难以

    置信的堕落退化到早已被遗忘的，邪恶的野蛮状态时，我只能是一个

    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在经过了几个世纪以后，我们又要面

    对不宣而战的战争、集中营、酷刑、大肆掠夺和对不设防城市的轰

    炸。所有这些兽行，我们之前的五十代人都未曾经历过，但愿后人将

    来不必再承受它们。矛盾的是，我也看到这个世界在道德上后退一千

    年的同时，同样的人类在技术上和智识上却有意想不到的作为在崛

    起，一飞冲天便超越了百万年以来所取得的成绩：飞机征服了苍穹，语言传输可以在瞬间遍及全球，人类因此战胜了空间；人能让原子发

    生裂变，战胜最猖獗的疾病，几乎每天都能将昨天尚且不可能之事变

    为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还从来没有呈现出

    更大的邪恶，也从来没有完成过这样神明般的壮举。

    去见证这些惊心动魄的、充满了戏剧性意外的生活，对我来说似

    乎是一种责任，因为——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每一个人都是这种巨大转变的见证人，每个人都是身不由己的见证人。对于我们这代人

    来说不存在逃避，不存在如从前那样的置身局外。由于我们有新的共

    时性机制，我们无时无刻不与时代休戚相关。当上海的房屋被炸弹摧

    毁时，甚至在受伤者尚未被从他们的房子当中抢救出来时，我们在欧

    洲自己的房间里就已经得知了这一消息；发生在万里之遥大洋彼岸的

    事情，以生动的画面跃入我们的眼帘。我们没有什么保护措施或者安

    全阀，能够做到让自己不知情、不卷入进来。没有一片可以让我们逃

    脱的土地；没有一种可以买到的安宁。命运之手随时随地来攫住我们

    不放，将我们揪回到它那永无餍足的把戏当中。

    人们也总是在听命于国家对他们的要求，让自己委身为最愚蠢政

    治之牺牲品，让自己适应最不可思议的改变。人们无论怎样奋力抵

    抗，最终仍然被拴缚在某些共性的东西上。这些共性的东西让人随波

    逐流，无法抗拒。一个曾经穿行这个时代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一

    个被追逐和驱赶着经过这个时代的人——我们少有喘息的机会——他

    她承受的历史要超过任何一位祖先。今天我们也又一次站在转折点

    上，面对一场终结以及一个新开端。因此，我将自己对人生的回望暂

    时中止于一个特定的日子，这并非无心之举，因为1939年9月的那一天

    给一个时代画上了终止线——那个造就了我们这些六旬年事之人的时

    代。假如后人能从我们的见证中获得这倾颓大厦的一个真相残片，那

    么我们也算没有枉然遭遇了这一切。

    在进行呈现记忆这项工作时，我面对着于我并不有利，却是我们

    这个时代最为典型的条件。我在战争的硝烟当中写作，在陌生之地写

    作，在没有最起码的辅助记忆材料下写作。在旅馆的房间里，我手头

    没有我的书、没有笔记、没有朋友们的信件。我也无法在任何地方获

    得任何讯息，因为在世界各地，各个国家之间的通邮都停止了，或者

    因为检查而受到阻隔。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得那么与世隔绝，如同几百

    年以前一样，如同在轮船、火车、飞机和邮政还没有发明出来时的那

    个样子。除了头脑中的记忆存留以外，我往昔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带

    在身边。记忆以外的一切，目前我要么无法可及，要么已经失去。不

    过，我们这一代人都很好地学会了一种锦囊妙计：不要对失去的一切

    哀伤不已。也许，缺少文献和细节还能给我的这本书带来益处呢。我

    不认为，在本质上我们的记忆无非是出于偶然才保留了某一件事，或

    者出于偶然才丢掉另外一件事；在我看来，记忆是一种能知性地进行

    整理的力量，是一种智慧的、能有所舍弃的力量。在一个人的生活

    中，那些被忘掉的都是原本早已被最内在的直觉宣判为要被遗忘的东

    西。只有那些我要为自己保存下来的东西，也才配为他人保存下来。所以，你们这些回忆，你们来代替我去说话和择取吧!至少你们要在

    我的生命沉入黑暗之前，给出它的一个镜像!

    注释

    1 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欧洲历史上统治域最广的王室，自13世纪起就出任各个欧洲王国或领地的

    国王、公爵，并形成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哈布斯堡——洛林王朝三个支系。此处指哈布

    斯堡——洛林王朝，1745—1918年统治奥地利及奥匈帝国。

    2 巴斯(Bath)，英国城市，茨威格流亡英国时的居住地。

    3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的联盟形式为：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结成联盟，而英国、法国、俄国结

    成联盟。

    4 《圣经·启示录》中提到四匹马代表末世来临时世界的苦难，它们分别象征着瘟疫、战争、饥馑和死

    亡。一 太平盛世

    我们在一片安谧中长大成人，陡然被投进这大千世界，无数波涛从四面向我们袭来，一切都刺激我们的感官，有些让我们欢喜，有些让我们厌烦

    时时刻刻，些微的不安在起伏摇荡，我们去感知，而我们所感知到的，又被缤纷的尘世扰攘冲散。

    ——歌德

    倘若我试着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长大成人的那个时代做一个简

    明扼要的描述，我希望“那是一个万事太平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是

    最精辟的。在我们这个差不多有千年历史的奥地利王权下，好像一切

    事物在建成之初就打算要天长地久似的，而国家本身就是这种持久性

    的最高保证。这个国家保证让公民享有的权利，是在得到议会签署后

    而生效的，议会的成员则是通过自由选举而产生的民众代表；公民的

    每一项责任也都有精确的限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以亮闪闪的

    金币形式流通，这也就保证了它不发生变化。每个人都知道他拥有多

    少财产或者能获得多少，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一切都自有

    其规范，有其特定的尺度和分量。拥有财产的人能够准确地计算出自

    己每年可以获得多少利息；公职人员和军官可以很有把握地在日历上

    找到哪一年会升职，哪一年将退休。每个家庭都有明确的预算，他们

    知道一家人的食住需要多少花销，夏季旅行和社交应酬会花费多少。

    此外，一项不可或缺的预算是，要留出一小笔钱以备不时之需，求医

    问病。拥有房产的人，会把房子视为子孙的万安家园；农庄和商铺会

    代代相传；婴儿还躺在摇篮里，人们已经在储蓄罐里或者在储蓄银行里为他她的人生之路放上一笔钱，这是用来规划未来的小小“储备

    金”。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一切都各安其位，不容出错，而占据

    最高位置的便是老皇帝。万一老皇帝驾崩，人们也知道(或者自以为

    知道)，就会有另外一位来继位，而那些仔细筹划的秩序不会有任何

    改变。没有人相信会发生战争、革命和颠覆。在一个理性的时代，一

    切极端的、暴力的情形似乎都已经不再可能发生。

    这种太平无忧的感觉是数百万人心目中最值得获取的财富，是人

    们共同的生活理想。有这样的太平时日，生活才有其价值，于是越来

    越广泛的阶层渴望着从这份宝贵的财富中争取到自己的一份。刚开

    始，先是那些有产者为有这样的幸运而欣喜；慢慢地，大众也加入这

    一行列当中。于是，这个太平世纪便成了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

    自己的房屋购买火险和盗险，为农田购买冰雹险和天气灾害险，为自

    己的人身购买事故险和医疗险，为自己的老年岁月购买终身养老储备

    险，甚至签好一张保险单放在女婴的摇篮里，以保证她将来的嫁妆会

    有着落。最后，甚至连工人们也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得了常态化的薪

    酬和医疗保险；佣工们也省出钱来投放到养老保险中，并在丧葬保险

    账户中预付了自己的葬礼费用。只有那些能够不带任何忧虑前瞻未来

    的人，才会舒心地享受当下的日子。

    人们有着一种深切的信心，相信无论面对怎样的命运冲击自己都

    能将生活中的裂缝弥合。不过，尽管坚定与谦虚存在于人们的生活观

    念当中，但是一种巨大而危险的自负还是隐约可见。在自由派的理想

    主义思潮下，19世纪的人们满怀真诚地坚信，他们正走在一条笔直

    的、万无一失的、通向“最美好之世界”的路上。人们轻蔑地回首过

    去那些充满了战争、饥馑和叛乱的时代，以为那是人类还没有长大成

    熟，没有得到启蒙的时代。现在呢，用不了几十年的时间，最后残留

    的邪恶和暴力行为就会被彻底铲除。在那个时代，人们坚信“进

    步”不会中断、不会停止，这种信念在当时真如宗教力量一般。人们

    对“进步”的信仰要超过对《圣经》的信仰，而科学和技术日新月异

    的奇迹似乎也在无可争辩地证实着“进步”传递的福音。的确，在这

    个和平世纪即将结束之时，总体上生活质量的提升变得越来越可见，越来越快速，越来越丰富多彩。照亮夜晚街道的，不再是昏暗不明的

    煤气灯，而是电灯；商铺将令人心醉神迷的新光彩从主街一直延展到

    郊区。由于有了电话，人们可以对远方的人说话；由于有无须马拉的

    车辆，人们已经能以全新的速度疾驰行路，也已经实现了伊卡洛斯1

    的

    梦想，直冲云霄。令生活变得舒适的设备已经从上等人的豪宅进入普

    通市民家庭：人们不需要从水井里或到街道上取水；不需要费力地用炉灶生火；卫生观念流行开来，肮脏消失不见。自从有了体育强身健

    体，人们变得越来越美丽、强壮和健康。在大街上看到瘸腿者、大脖

    子病人和残障人的情况越来越少。所有这些奇迹都是科学——这“进

    步”派来的大天使——带来的。社会方面的因素也在向前迈进：年复

    一年，个人都在被赋予更多的权利；司法运行变得温和而人性化。即

    便如“大众贫困”这样重中之重的问题，似乎也并非不能克服。越来

    越广泛的阶层获得选举权，他们可以合法地保护自身的利益；社会学

    家和大学教授们争相出谋划策，将无产者的生活条件规划得更健康，甚至更幸福。那么，如果这个世纪沐浴在自身成就的阳光里，把每一

    个过去的十年都当成迈向下一个更美好的十年的台阶，又有什么可奇

    怪的呢？人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会倒退到野蛮状态，不相信战争会在欧

    洲各民族之间发生，就如同人们不再相信有女巫和幽灵一样。我们的

    父辈深信宽容与和睦具备万无一失的凝聚之力，他们真诚地以为民

    族、宗教信仰上的界限和分歧会慢慢地在共同的人性当中融合在一

    起，和平与安宁这至高无上的财富会为整个人类所共享。

    对于我们今天早已将“太平”当作痴人说梦而从词汇表中划掉的

    人来说，去嘲笑那一代被理想主义所迷惑因而抱着乐观痴想的人——

    他们以为人类在技术上的进步会无条件地带来快速的道德提升——那

    是再廉价不过的了。我们在这个新世纪里领教到，人类集体兽性大爆

    发也不再足以让我们感到吃惊；我们预料得到，每个即将到来之日都

    会比过去之日有更多无耻的事情发生，因而我们对人类道德培养的可

    能性变得非常怀疑。我们得承认弗洛伊德是对的：他看到我们的文

    化、我们的文明只有那么薄薄的一层，它每时每刻都可能被来自地狱

    的摧毁性力量击穿；我们早已不得不逐渐习惯于在没有根基、没有法

    律、没有自由、没有安全中生活。我们早已为了自身的生存拒绝了父

    辈们的宗教，拒绝相信人性快速而持久的提升。面对一蹴之间便将人

    类的千年努力化为乌有的灾难，那些过于性急的乐观主义教诲在我们

    看来是多么可怕。不过，哪怕那只是一种痴想，但毕竟是我们的父辈

    曾经为之努力的痴想，是美好而高贵的痴想，比今天的口号更有人

    性，更有成效。尽管我们对此有所认识，尽管我们感到失望，这些痴

    想还是不可思议地留在我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一个人从童年的时

    代气息中所获取的东西渗入血脉当中，终其一生都会如影相随，不弃

    不离。不管每天我的耳边聒噪着什么，不管我自己和无数同病相怜的

    人遭受了怎样的侮辱和磨难，无论怎样，我还是不愿意完全否定年轻

    时的信念：无论怎样，这世界还是会变好起来。哪怕我们身处这残忍

    暴行的深渊，带着黯然而破碎的灵魂几乎像盲人一样来回摸索，我仍

    然不断地抬起头去看那些往昔的星辰，它们曾经照耀了我的童年。我用这些从前辈那里承继而来的信念安慰自己：这些倒退不过是永远向

    前的旋律中的一个音程而已。

    因为一场大雷雨早已将那个太平世界给摧毁掉了，今天我们终于

    明白那只是一个梦中殿堂。不，不完全如此，我的父母曾经置身其

    中，正如置身于用石头建造起来的坚固房屋当中一样。没有任何一场

    风暴，哪怕一阵猛烈的过堂风，曾经侵入他们那温暖舒适的生活中。

    当然，他们还有一道特别的防风屏障：他们是富裕的人，他们渐渐地

    变得富裕甚至非常富裕，在那个时代，这又给遮风挡雨的墙壁门窗提

    供了一层非常可靠的柔软防护层。在我的眼中，他们的生活方式属于

    那种典型的“上层犹太市民”生活。这些人给维也纳文化生活带来如

    此重要的贡献，得到的回报却是被彻底消灭。正因为如此，我在这里

    所讲述的他们那悠闲安适、不事声张的生活，并非为他们个人所独

    有：有一万甚至两万个像我父母一样的家庭，在那个安然可靠的世纪

    里生活在维也纳。

    我父亲的家族来自摩拉维亚2。那里的犹太人社区位于方圆不大的

    乡村，完全是农民和小市民的生活方式，他们身上完全没有加利西亚3

    即东部犹太人的困苦，也没有那种要不遗余力去争先恐后的急躁。农

    村生活让他们体魄强健有力，沉着稳健地走在自己的生活之路上，就

    像老家的农民走在自己的田野上一样。他们早就从正统宗教中解放出

    来，成了“进步”这一时代宗教的热烈追随者；在自由主义的政治时

    代，他们参加选举最受尊敬的国会议员。从老家搬迁到维也纳以后，他们以惊人的速度适应了这里更高级的文化氛围，他们自身生活的提

    升与这个时代普遍的兴盛有机地联结在一起。就这一转变形式而言，我的家族也完全是典型的。我祖父曾经做过纺织品零售。在随之而来

    的19世纪下半叶，奥地利的工业开始突飞猛进。从英国进口的织布机

    和纺纱机由于生产经营上的合理化，使工业产品的价格比老式手工业

    作坊的产品便宜很多。正是那些犹太商人，以他们的商业观察天赋和

    国际视野，率先认识到在奥地利转向工业化生产的必要性，以及它所

    能带来的成果。他们以非常少的资金快速建造起一些临时工厂，一开

    始只是以水力来驱动，后来慢慢扩展为强大的波希米亚纺织业，遍及

    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地区。如果说我的祖父还是前一个时代的典型代

    表，只是做了成品的转手贸易，我父亲则下定决心进入这个新时代：

    在三十三岁那年，他在北波希米亚成立了一家小纺织厂。在接下来的

    若干年里，他不慌不忙、小心谨慎地将它经营为一个稳健的大企业。在企业扩展方面，我父亲仍然采用谨慎的方式，尽管当时经济景

    气的氛围十分诱人。这正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况且这也完全与我父亲

    那种极为克制、绝不贪婪的天性相符合。他完全接受了那个时代“稳

    妥为先”的信条。他更看重的是，拥有一个凭靠自己财力的“稳健

    的”企业——“稳健”也是那个时代一个备受青睐的词汇——而不是

    去通过银行贷款或者抵押贷款来扩大企业的规模。终其一生，从未有

    任何人在任何一张债据、期票上看到过他的名字，在他开户的银行

    ——当然是那家最稳健的信贷机构，罗斯柴尔德银行——他始终处于

    贷方的地位，这是他特别自豪的事情。哪怕与最些微的风险阴影相随

    的收益，都会让他感到难以接受，他一生从来没有参与过自己不了解

    的交易。他慢慢地变得富有，而且越来越富有，这绝非得益于大胆的

    投机或是特别有先见之明的行动，而是因为他适应了那个小心谨慎的

    时代里的一般做法：总是将收益的一小部分用作生活开销，而将日益

    可观的数目一年年地投放到资本总额当中。如果一个人不假思索地将

    收入的一半用于消费而不是去“考虑将来”——这也是在那个太平时

    代总能听到的词汇——那在我父亲以及与他同代的大部分人眼里，这

    人便是一位不太可靠的败家子。不断将收益投入资本当中，这在那个

    时代意味着不断增加的繁荣，政府还没有想起来要对高收入征收不止

    那么几个百分点的税，而国债和工业股票却能带来很高的利息。对于

    有财产的人来说，越来越富并不需要有什么作为。这种做法在当时还

    是值得的，当时还不像后来通货膨胀的时代那样，克勤克俭的人遭遇

    偷窃，稳健可靠的人受到欺诈。当时，正好是那些最有耐心、最不投

    机的人获得了最好的收益。由于我父亲完全适应了那个时代的普遍做

    法，在他五十岁时按照当时的国际标准来衡量，他也算是非常有钱的

    人了。但是，我们家庭的生活水平只是拖沓地追随着财富增长的脚

    步。我们慢慢添置了一些设备，让生活变得舒适，从一个小公寓搬到

    一个大一些的出租公寓，为春天的午后出游预订一辆出租车，乘二等

    卧铺车旅行。我父亲一直到了五十多岁时，才破天荒让自己奢侈了一

    番：在冬天和我的母亲一起去尼斯4

    度假一个月。总体而言，他享受财

    富的基本态度完全没有改变：去拥有财富，而不是炫耀财富。已经是

    百万富翁的父亲，也从来没有抽过一支进口雪茄，而是抽朴素的国内

    通行品牌特拉武柯(Trabuco)雪茄，就如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只吸

    廉价的弗吉尼亚(Virginia)牌一样；打牌时他也总是下很小的注。

    他不折不扣地坚守着自己的克制低调，过着不显山不露水的舒适生

    活。尽管他比很多工业界同仁都更有风度，更有文化素养——他钢琴

    弹得非常出色，书法清丽，能讲法语和英语——但他坚定地拒绝了所

    有荣誉称号，所有荣誉职位。终其一生，他从来没有谋取和接受过任何荣誉和头衔，尽管作为一个大工业家，经常有人将这些荣誉和头衔

    给他送上门来。他从来没有向别人请求过什么，从来没有不得不对人

    说“请求”或者“感谢”的话，对他来说，这种不为人所见的自豪比

    任何表面的东西都更为重要。

    每个人一生中都难免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在自身形象中与自己的

    父亲再度相遇。我父亲身上那种不爱抛头露面、愿意隐姓埋名的特

    质，开始在我的身上一年一年地变强，强到与我的职业构成矛盾——

    我的职业本来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让我这个人和我的名字为公众所

    知。但是，出于同样的深藏内心的自豪，我长久以来拒绝任何形式的

    外在荣誉，不要勋章，不要头衔，不接受任何一个协会的主席职位，不属于任何一个研究院、主席团或者评委会。甚至坐在一个隆重的宴

    会席上，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折磨。一想到要和某个人谈某件事——哪

    怕我的请求是为了第三方——在说出第一个词之前我已经感到口干舌

    燥。我知道，在一个人们只能通过诡计和逃离才能保持自由的世界

    里，在一个歌德老人睿智地说过“在人头攒动的争先恐后中，勋章和

    头衔可以抵挡某些伤害”的世界里，这种内心的拘束是多么不合时

    宜。但是，存留在我内心深处的父亲以及他的自豪，迫使我这样低

    调，这是我无法抵抗的：正是拜他所赐，我才能感觉到唯一比较可靠

    的财富：那种内心自由的感觉。

    我母亲的家世则完全不同，那是一种国际化的家世，她娘家的姓

    氏为布雷陶厄尔(Brettauer)。她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纳

    (Ancona)，就像德语一样，她从小就使用意大利语。每当她有什么

    事要和我的外祖母或者和她的姐妹说，又不想让仆人听懂的时候，就

    改讲意大利语。我从孩提时起就熟悉意大利烩饭、当时还非常少见的

    洋蓟，以及其他南方风味菜肴；后来我每次到意大利，马上就感觉像

    回到家一样。不过，我母亲的家族绝非一个意大利家族，而是一个有

    意而为的国际化家族。布雷陶厄尔家族最初拥有一家银行，但是他们

    以犹太银行世家为榜样(规模当然小得多)，很早就从瑞士边境上的

    一个小地方霍海内姆斯(Hohenems)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当中的一

    支去了圣加伦(St.Gallen)，另外的去了维也纳和巴黎，我的外祖父

    去了意大利，还有一位舅舅去了纽约。这些国际性的联系让他们获得

    更优良的教养，有了更宽广的视野，还形成了某种家族的高傲感。这

    个家族不再有小商人、掮客，只有银行家、厂长、教授、律师、医

    生，每个人都讲多种语言。我还记得，在巴黎的姨妈家里，餐桌上的

    谈话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外一种语言是多么理所当然。那是一个非

    常“自重”的家族：当家族中经济条件较差的亲戚家里有年轻姑娘到了待嫁之龄，整个家族的人都会一起为她凑上一份可观的嫁妆，只是

    为了防止她因为嫁妆不足而“下嫁”。虽然我母亲与我父亲有着最为

    幸福的婚姻，我父亲身为大工业家也深得尊敬，但是母亲从来不能容

    忍别人将父亲的亲戚与她娘家亲戚相提并论。这种来自“上流”家庭

    的骄傲，在所有布雷陶厄尔家族人中都无法根除。后来，这个家族的

    一员在力图向我表示特别的美意时，曾经居高临下地对我说，“你原

    本就是一位真正的布雷陶厄尔家人”，就好像他想借此说出这样的认

    可：“你算是没有投错胎。”

    这种贵族气，有些犹太家族凭一己之力发迹，附丽自身的这种贵

    族气，让我和哥哥从童年时代起就觉得时而好玩，时而可气。我们总

    能听到，这是“高雅”的人，那些是“不高雅”的人。每位朋友都会

    受到仔细探究：是否出自“名门”，对该人身世中最远的渊源及其亲

    属和财产状况都要查证一番。这种不断将人归类的做法，本是每一场

    家庭谈话或者社交应酬中的主要话题，当时在我们看来却太可笑、太

    自以为是了。因为各个犹太家族的差异，充其量也不过是五十年或者

    一百年的事，在此之前他们都来自同一个犹太人居住区。直到很久以

    后我才明白，“名门”这个概念——在我们小男孩的眼里就是假贵族

    的滑稽闹剧——表达了犹太人一个最内在、最隐秘的倾向。人们普遍

    认为，发财致富是一个犹太人最终的、典型的生活目标。这是再错误

    不过的了。对犹太人来说，发财致富只是一个中间站，是通往真正目

    标的一个手段，绝不是他们的内在目标本身。犹太的原本意志、他们

    内心深处的理想，是升入精神世界，进入一个更高的文化层次。在突

    出表明犹太民族全部弱点和长处的东部正统犹太文化中，对精神生活

    的渴望胜过单纯的物质财富，这种超强意志，已经得到了直观的表

    达：一位虔诚的《圣经》学者，在犹太社区中的地位要高过富人一千

    倍，即便最有钱的富翁也宁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一贫如洗的智识人

    士，而不是商人。高看精神世界，这在各阶层的犹太人当中都是共通

    的。即使是街上那些每天肩扛货物、风里来雨里去的赤贫小贩，就算

    付出再大的代价，也会努力至少让一个儿子去读大学，这个文凭会被

    当成全家人的荣誉头衔。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跻身于无可争议的文

    化阶层，是一位教授、一位学者、一位音乐家，就好像这个人的成就

    让他们所有人都变得高贵了。犹太人身上有某种东西，在无意识当中

    要让他们去摆脱那些道德上的灰色地带，那些令人生厌的特征，小家

    子气和粗俗，那些只认交易和买卖的做法，他们要将自己提升到纯粹

    的、没有铜臭的精神领域，用瓦格纳的话说，好像要让整个种族从金

    钱的诅咒中解脱出来一样。也正因为如此，在犹太人中，一个家族对

    财富的渴求在两代、最多三代之内就会枯竭，那些鼎盛的财富家族会发现，他们的儿子根本不愿意接手父辈建设起来的炙手可热的银行和

    工厂。罗斯柴尔德勋爵成为鸟类学家，阿比·瓦尔堡成了艺术史学

    家，一位卡西尔成为哲学家，一位萨松成为诗人5

    ，这一切都并非偶

    然。他们都听命于同一种下意识的驱动，要让自己从只知冷酷赚钱这

    种使犹太文化变得狭隘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也许还表达出一种隐秘的

    渴望：通过逃向精神世界而让自己不再只具有犹太人的特质，而是成

    为普遍人类中的一员。“名门”的含义不仅仅是家族借由这样的称号

    昭示出的社会地位，它也意味着犹太文化要通过适应另外一个文化，并且尽可能是一个普世的文化，让自己挣脱或开始挣脱犹太人聚居区

    强加给他们的各种缺陷、逼仄和小家子气。向精神世界的逃亡之旅，使得犹太人当中从事知识阶层职业的人比例畸高，对犹太文化来说这

    又变成了不祥的渊薮，正如他们此前专注于物质获取一样。这当然也

    是犹太人命运当中的永恒矛盾之处。

    几乎没有哪座欧洲城市像维也纳这样，激情饱满地热衷于文化生

    活。因为奥地利这个君主国几个世纪以来在政治上没有什么野心，在

    军事上也没有成绩斐然的行动，人们的家国自豪感就最强烈地注入这

    一愿望当中：追求艺术上的卓越地位。这个曾一度统治欧洲的老哈布

    斯堡帝国，早已经失去了其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地区：德国、意大利

    或佛兰德、瓦隆都已经脱离出去；只有都城，作为宫廷的所在地，千

    年传统的守护女神，还完好地留驻在帝国昔日的辉煌中。罗马人给这

    座城市奠定了最初的基石，把它作为抵御蛮族、保卫拉丁文明的城堡

    和前哨；一千多年以后，奥斯曼人对欧洲的汹涌进攻在这座城的城墙

    上被击得粉碎。尼伯龙根传说中的人物到过这里，音乐界不朽的北斗

    七星——格鲁克6

    、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和约翰

    ·施特劳斯——也从这里照耀世界。欧洲文化的各种洪流都在这里汇

    集，无论在宫廷、在贵族还是平民当中，德意志文化都和斯拉夫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法国的、佛兰德的文化血脉相连。这座音乐之

    城真正的天才之处，正在于能让一切反差和谐地融入一个新型的、独

    一无二的文化当中，这是奥地利式的、维也纳式的。这座城市有海纳

    百川的愿望，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招贤纳圣的意识，它将各种不同人物

    吸引到自己这里，让他们感到放松、自在、舒展。在这种充满祥和精

    神的氛围中生活，着实令人安适。在不知不觉中，这座城市里的每一

    位居民都被培养成了一个超越民族和国家的人、一个世界主义者、一

    个世界公民。

    这种调适的艺术，这种如乐曲般的轻缓过渡，在这座城市的外观

    上已经彰显出来。它是在几个世纪当中慢慢成长起来的，从内城圈有机地向外扩展；它有两百万居民，足以保证一座都市所要求的各种奢

    华和缤纷，不过它还不像伦敦或者纽约那样，大得失去了自然景色。

    城市边缘的房舍，或倒映在多瑙河的汹涌洪流中，或眺望着宽广的平

    原，或是融入园林和田野之中，或者矗立在被森林环绕的阿尔卑斯山

    余脉的缓坡上。人们几乎无法感觉到，哪里是城市的边界，哪里是大

    自然的开端，它们彼此交融，全无抵牾之处。到了城市里面，人们又

    能感觉到城市的成长过程，如同树的年轮一般一圈圈扩展。将最里

    面、最珍贵的城市核心环绕起来的也已不是昔日的要塞墙垣，而是一

    条沿途有着华美房屋的环城大道。在内城里，皇室和贵族的古老宫殿

    讲述着如磐石般的往事：在这里，贝多芬曾经在利希诺夫斯基府上演

    奏音乐；在这里，海顿曾是埃斯特哈兹家的座上宾7

    ，就在这儿的古老

    大学里，海顿的《创世记》举行了首演。霍夫堡见证了各代皇帝的生

    活，美泉宫曾经目睹过拿破仑的身影8；在斯特凡大教堂，结盟的基督

    教公侯因为摆脱土耳其人的威胁而跪下做感恩祷告；大学建筑的墙身

    曾经见证过无数明灯般的学人巨擘。而在这些古老的宫殿之间，新建

    筑带着骄傲和光彩耸立着，连带着辉煌夺目的大道和流光溢彩的商

    店。但在这里，古老建筑与新建筑并不相争，就如同被开凿的石头与

    未被惊扰的大自然相安无事一样。在这里生活美妙无比，这座城市好

    客地接纳所有外来者，也乐于自我奉献。在这座与巴黎一样满是欢愉

    轻松氛围的城市中，人们能更加自然地享受生活。谁都知道维也纳是

    一座享乐之城，而所谓的文化，不就是在艺术和爱情中获取生活的粗

    粝原质中那些最美好、最温柔、最精致的东西吗？这座城市的人在美

    食方面在意上好的葡萄酒、微苦的鲜啤酒、丰盛的面点和蛋糕，在精

    致的享受方面也有着高要求。演奏音乐、跳舞、演戏、交谈、得体而

    彬彬有礼的举手投足，这些都被视为特殊的艺术。无论在单个人身上

    还是在整个社会当中，占据举足轻重位置的不是军事和政治，也不是

    商业事务。普通维也纳市民每天早晨翻看报纸时，第一眼看的不是议

    会讨论或者世界新闻，而是那座剧院的节目单——那座剧院在公共生

    活中具有的重要性，其他城市几乎无法理解。因为这座皇家剧院——

    城堡剧院——对维也纳人、奥地利人来说，不光是演员上演戏剧的舞

    台，它是把大千世界映射在其中的小天地，是色彩斑斓的光束，社会

    在其中审视自身，是唯一代表了正宗“宫廷做派”的高上品位。观众

    从宫廷演员身上看到榜样：如何穿着，如何步入厅堂，如何交谈，作

    为一个有良好品位的男人可以使用哪些言辞，又需要避免哪些言辞。

    这座舞台不光是娱乐场所，而是体面的举止、正确发音的有声有形的

    指南。哪怕与宫廷剧院只是沾上一点边儿的人和事，敬仰就如同圣光

    环一般环绕在他们头上。首相巨贾在维也纳的大街上走过，可能不会有人回望；但一位宫廷演员、一位女歌剧演唱家从街上走过的话，每

    一位售货摊的女摊主，每一位马车夫都认得他们，我们这些小男孩如

    果看到这些名角中有谁经过的话(他们的照片和签名人人都收集)，就会得意扬扬地互相讲来听。这种近乎宗教性质的人物崇拜，严重得

    都可以说爱屋及乌了。索嫩塔尔9

    的理发师、约瑟夫·凯恩茨10

    的马车

    夫都是受人尊敬的人，人们都暗暗地嫉妒他们。年轻的高雅之士都以

    与演艺界名人有同样的裁剪师而感到骄傲。伟大演员的每一个纪念

    日、每一个葬礼都会变成一个重大事件，盖过所有政治事件。自己的

    剧本能够在城堡剧院上演，这是每个维也纳作家的最大梦想，因为这

    意味着贯穿一生的高贵尊荣：种种荣誉也会随之而来，这如同一张终

    生有效的入场券，所有官方活动他都会得到邀请，这毕竟是成了皇室

    的宾客。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些发生在自己身上时那种庄严的方式。

    那天上午，城堡剧院的院长先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就为了通知我——

    先向我表示了祝贺——我的剧本被接受了。等到我晚上回到家，发现

    房间里有他的名片：他正式回访了我，一位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我，作为皇家舞台的作者，只因为作品被接受就变成了一个“绅士”，可

    以有幸得到皇家机构的院长给予对等礼遇。剧院里发生的事情会间接

    涉及每一个人，甚至那些并无直接关联的人。比如，我还记得自己很

    小的时候，厨娘满眼泪水冲进房间：刚刚有人告诉她，夏洛特·沃尔

    特(Charlotte Wolter)——城堡剧院里最著名的女演员——去世

    了。这种极度悲伤之所以让人感到诡异，是因为这位几乎是半文盲的

    老厨娘从来没有去过那座高级剧院，从来没有在舞台上或者生活中见

    过沃尔特。但是，在维也纳，一位伟大的国家演员是整座城市的集体

    财富，即便一个不相干的人也会感到她的逝世是一场大不幸。每失去

    一位，每一位深受爱戴的歌唱家或者艺术家的离世都会不可避免地变

    成国哀。当曾经首次上演莫扎特《费加罗婚礼》的“旧”城堡剧院被

    拆掉时，整个维也纳社交界像参加葬礼一样庄严肃穆地聚集在大厅

    里。帷幕刚一落下，每个人都奔向舞台，为的是至少拿到一块舞台地

    板的碎片，作为圣体遗物带回家——他们钟爱的艺术家曾经在上面表

    演过。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在十几个剧院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

    些不起眼的木片被保存在珍贵的匣子里，如同圣十字架上的木片被保

    存在教堂。当所谓的贝森朵夫音乐厅被拆掉时，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举

    动也未见理智多少。11

    这个音乐厅只用来演奏室内乐，本身是一座并不起眼也没有什么

    艺术性的小建筑，是列支敦士登公爵先前的骑术学校，后来简单地在

    四壁包上木板，改造成适合演奏音乐的场所。但是，如同一把古老的

    小提琴一样受到钟爱，它是音乐热爱者的圣所，因为肖邦和勃拉姆斯、李斯特和鲁宾斯坦都在那里举办过音乐会，因为许多著名的四重

    奏都是在这里举行首演。现在这个地方要为一个新的实用建筑让路。

    对于我们这些在这里经历过许多难忘时刻的人来说，这是无法接受

    的。当贝多芬的旋律——罗塞四重奏12

    的此次演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

    为出色——渐渐消失，却没有人离座。我们喝彩，我们鼓掌，有些妇

    女开始因为动情而啜泣起来，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是一场永别。他们关

    掉了大厅里的灯光，要把我们赶出来。这四五百个狂热分子，没有一

    人离开座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们留在那里，好像我们只要在

    场就能强迫这个神圣之地获得拯救一样。作为大学生，我们用请愿、游行、文章来抗争过：贝多芬在里面离世的房子不能被拆掉!拆掉维

    也纳每一座有历史意义的房屋，都是在从我们的身体上撕下一缕灵

    魂。

    这种对艺术尤其是对戏剧艺术的狂热，遍及维也纳的各个社会阶

    层。由于有几百年的传统，维也纳原本是一座阶层划分明晰但又能完

    美交响的城市。这座城市的指挥台还属于皇室。皇室城堡是中心，不

    光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心，这个超越民族的皇权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中

    心。围绕着皇室城堡的是奥地利、波兰、捷克、匈牙利那些高级贵族

    的府邸，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第二道城墙。接下来是“上层”社会，由一些小贵族、高级官员、工业界巨头和“古老家族”所组成，再往

    下则是小市民阶层和无产者。所有这些阶层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甚至各自有自己的城区：高级贵族住在城市核心的府邸里，外交官住

    在第三区，工商界人物住在内环大道的近旁，小市民住在内城的从二

    区到九区，无产者住在外环。这些人之间的互动发生在戏剧或大型庆

    典活动中，比如普拉特绿地公园(Prater)里举行的鲜花彩车游行13

    上，数十万计的人群会兴奋地向坐在华美彩车里的“上面的一万

    人”欢呼三次。在维也纳，凡是有音乐、有色彩的事情都可以变成庆

    典的由头：基督圣体节这种宗教游行、军事检阅或者“城堡音乐

    节”等。即使是出殡的行列，也会有人兴致勃勃地围观。每一个真正

    的维也纳人都有着这样的渴望，自己要有一个排场豪华的“漂漂亮亮

    的出殡”和众多送葬者；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甚至要将自己的死亡

    转变为他人的观赏乐趣。对一切多彩的、有声的和庆典性内容的热

    衷，把表演性内容当作生活本身的游戏形式和镜像形式并乐在其中，不管这发生在舞台上还是在实实在在的空间里。在这方面，整个城市

    是一致的。

    维也纳人的“戏剧痴”，确实让人们去追踪那些备受喜爱的人物

    最琐碎的生活细节，有时候达到了荒谬的程度，很容易遭别人嘲笑。跟意志坚定的德意志邻国相比，我们奥地利人在政治上的无动于衷，在经济上的落后可能真的可以部分归于过分看重享受生活。不过，从

    文化上看，对艺术活动的过分重视造就了一些独一无二的东西：首

    先，对所有艺术成就都无比敬畏；其次，这样几百年下来，他们就有

    了别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鉴赏力，而这样的鉴赏力最终又让他们在所有

    文化领域里达到一个超高的水准。艺术家在这里总是觉得最为安适，也最能受到启发和激励，他们在这里被重视，甚至被高估。艺术总是

    在那些能成为全民生活要素的地方，才会有顶尖的成就出现。就如同

    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和罗马将画家吸引到自己的地盘上，把他

    们培养成巨匠，因为每位艺术家都感觉到自己是在全体市民面前与其

    他艺术家竞争，他们必须不断地超越自己。维也纳的音乐家和演员也

    知道自己在这座城市中的重要性。在维也纳歌剧院，在城堡剧院，任

    何疏忽都不会不被察觉到：每个演奏错的音符会立刻被注意到；每个

    不正确的定音、每个被缩短的音长都会受到指责。这种监督不光来自

    那些观看首演的专业文艺批评者，而是日复一日地来自全体观众——

    在不断的比较中，他们的头脑越来越警醒，耳朵越来越敏锐。由于在

    政治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在社会风习方面都波澜不惊，人们对这

    些领域里的任何“拖沓”都心态平和地感到无所谓，对任何违规不当

    之处都能宽容体谅，只是在与艺术相关的事物上却没有半点含糊：这

    座城市的荣誉全系于此。每一位歌唱家、每一位演员、每一位音乐家

    都必须自始至终竭尽全力，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在维也纳，成为人

    们喜爱的艺术家是很美妙的事情，但让自己保持被喜爱的地位，却并

    不容易：对艺术的松懈是不会得到谅解的。维也纳的艺术家知道自己

    处于这从不间断、毫不留情的监督之下，从而迫使自己竭尽全力拿出

    最好的水平，并让维也纳的艺术界在整体上获得了不起的水平。我们

    每一个人从年轻时就学会了用一种严格苛刻的标准去衡量人生中接触

    到的艺术作品。要是一个人曾经对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

    手下的歌剧院以最铁板一块的严格规矩来处理最小细节的演出都习以

    为常，将爱乐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那种极为精准而又有爆发力的演奏

    视为理所当然的话，那么他她在今天就很少能够对戏剧或者音乐演出

    感到十分满意。不过我们从中也学会了一点：对自己的艺术表现也要

    严格。对我们来说，这种水平曾经是，也一直是标杆性质的，世界上

    (只有)少数几座城市这样培养未来艺术家。但是，即便很底层的民

    众也有关于节奏和旋律起伏的知识，甚至那些坐在“新酿酒”14

    酒馆里

    最不起眼的市民，也要求铜管乐队演奏上等的好音乐，要求店主提供

    好葡萄酒。在普拉特绿地公园里的民众也非常清楚，哪一个军乐队

    ——到底是“德意志大师”还是“匈牙利”15

    ——的演奏最有“动感”。谁在维也纳生活，从空气中马上就能获得对韵律的感觉。这种

    音乐性，我们作家在特别讲究的诗歌当中将它表达出来；在别人那

    里，节奏感则体现在社会态度和每天的生活当中。

    在所谓的“上层”社会，一个维也纳人要是没有艺术感觉、对形

    式无动于衷，是不可思议的，即便是在底层社会，最穷的人也已经从

    风景、从人的欢快氛围中将某种美的直觉带入自己的生活当中。一个

    人如果没有对文化的热爱，对生活中这种最神圣的多余之事保持着同

    时既能享受又能挑剔的感觉，他她就不是一位真正的维也纳人。

    对于犹太人来说，让自己去适应生活于其中的民众环境或者该国

    的情形，这不仅是外在的保护措施，也是一种深度的内心需求。那种

    需要家乡，平静、安宁、安全感，不被当成外人的要求促使他们带着

    满腔的激情将自身与周围的文化联结在一起。除了在15世纪的西班牙

    以外，这类联结几乎没有哪里能比在奥地利发生得更顺利、更富有成

    果。犹太人已经在这座皇城里住了两百多年，他们在这里遇到了轻松

    愉快、乐于与人为善的人。这些人表面上并不讲究繁文缛节，在内心

    深处却对思想和审美价值有着深深的直觉，一点儿也不逊于犹太人自

    身。生活在维也纳的这类人，其数量甚至还超过犹太人自身。在这

    里，犹太人也找到了自己的一项使命。在上一个世纪(19世纪)，奥

    地利的艺术发展失去了其传统的守护者和保卫者：皇室和贵族。在18

    世纪，女皇玛丽亚·特蕾西娅(Maria Theresia)让格鲁克给她的女

    儿们教授音乐，约瑟夫二世能作为一个内行人与莫扎特讨论他的歌

    剧，列奥波特三世能够作曲，而后来的皇帝弗兰茨二世和斐迪南

    (Ferdinand)对艺术上的事情没有任何兴趣，我们的皇帝弗兰茨·约

    瑟夫(Franz Joseph)在他八十年的人生中除了军阶手册以外，就没

    有读过一本书或者将一本书拿在手里，他甚至对音乐还表现出特别的

    反感。那些高级贵族也放弃了从前的保护人的位置。那些辉煌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了，那时埃斯特哈兹家族将海顿奉为座上宾，洛布科维茨

    (Lobkowitz)、金斯基(Kinsky)、瓦尔德施泰因(Waldstein)家

    族竞相争取在自家府邸中举行贝多芬作品的首演，而图恩伯爵夫人

    (Gr?fin Thun)竟然在这位伟大的灵魂面前屈膝，请求他不要将歌剧

    《菲岱里奥》(Fidelio)从歌剧院的节目中撤掉。后来，甚至连瓦格

    纳、勃拉姆斯和约翰·施特劳斯或者胡戈·沃尔夫(Hugo Wolf)在他

    们那里也得不到一丁点儿的赞助。为了让爱乐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保持

    过去的水准，让画家、雕塑家能够生存下去，市民阶层就不得不挺身

    而出给予支持。这正是犹太市民阶层的自豪和抱负，他们成了维也纳

    文化得以保持昔日光彩的排头人物。他们从来就热爱这座城市，一心一意毫无保留地在这里安家落户；但是，只有通过对维也纳艺术奉献

    出的爱心，他们才感觉到自己有资格将这里当作家乡，自己成了真正

    的维也纳人。在其他公共领域，他们的影响非常小。皇室的煊赫让任

    何私家财富黯然失色，国事方面的高级职位都是世袭罔替的，外交界

    留给了贵族，军界和高级文官留给了那些古老家族。犹太人也根本不

    奢望向这些特权圈子挺进。他们知趣地尊重这些传统特权，视其为天

    经地义。我还记得，我父亲终其一生都避免在萨赫大饭店(Sache

    Hotel)用餐，并非是出于节俭——这里与其他高级酒店在价格上的差

    异小得可以忽略不计——而是出于一种自然而然的距离感：如果与一

    位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亲王或者一位洛布科维茨人邻桌而

    坐，他会有无地自容或者越位的感觉。唯有在面对艺术时，一切维也

    纳人才会觉得他们都有平等的权利。在维也纳，爱与艺术是共同的责

    任，犹太市民通过襄助的方式对维也纳文化活动的参与是难以估量

    的。他们也是真正的受众，他们光顾剧场、音乐会，他们购买书籍和

    绘画作品，他们参观各种展览；他们有灵活的理解力，受传统的束缚

    相对较少，他们到处是一切新艺术的支持者和先锋。19世纪的大型艺

    术收藏几乎都是由他们来定型的，几乎所有的艺术尝试都只能在他们

    的支持下才成为可能。如果没有来自犹太市民阶层这种坚持不懈的、令人倍感鼓舞的兴趣，指望皇室、贵族和信奉基督教的百万富翁——

    他们更愿意将钱花在赛马的马厩上或者打猎上——维也纳在艺术方面

    也会远远落后于柏林，就如同奥地利在政治上落后于德国一样。如果

    有谁想在维也纳做些新尝试，如果一位外来客要在维也纳找到知音和

    观众，就得依靠这些犹太市民阶层。在反犹时代有过唯一一次成

    立“民族剧院”的尝试，可是这家剧院既找不到编剧，也找不到演

    员，更没有观众。几个月以后，这家“民族剧院”就惨淡地倒闭了。

    正是此事才让人们恍然大悟：享誉世界的“十九世纪维也纳文

    化”中，百分之九十的成就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来襄助和哺育，甚至

    是他们自己所创造的。

    正好是在最近一些年，维也纳犹太人在艺术上产出丰富起来，与

    在西班牙(犹太人)那悲剧性的毁灭前夕的情形相似。但是，其艺术

    产出的方式并非犹太人特有的方式，而是经由一种通感的奇迹，让奥

    地利的、维也纳的艺术获得了最强有力的表达形式。在创新音乐方

    面，戈德马克16

    、古斯塔夫·马勒、勋伯格是国际性的人物；奥斯卡·

    施特劳斯(Oscar Strauss)、莱奥·法尔(Leo Fall)、卡尔曼

    (Kalman)让圆舞曲和轻歌剧的传统获得了新的生机；霍夫曼斯塔尔

    (Hofmansthal)、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贝尔

    —— 霍 夫 曼 ( Beer-Hofmann ) 、 彼 得 · 阿 尔 滕 贝 格 ( PeterAltenberg)让维也纳的文学登入了欧洲文学的殿堂，这是维也纳文学

    甚至在格里尔帕尔策尔(Grillparzer)和施蒂弗特(Stifter)时代

    都未曾得到过的尊荣；索嫩塔尔和马克斯·赖因哈特(Max

    Reinhardt)让这座戏剧城市再度誉满全球；弗洛伊德和其他学术巨擘

    让早已名声斐然的大学获得举世的瞩目。无论在哪里，这些浸润着维

    也纳精神生活的人，作为学者、艺术名流、画家、导演和建筑设计

    师、记者，都享有很高的地位，甚至至为崇高的地位。出于对这座城

    市充满激情的热爱，出于融入的愿望，他们完全让自己适应这个社

    会，以能够为奥地利争得荣誉而感到幸福。他们感觉，自己作为奥地

    利文化中的一员是面对世人的一种使命。而且，我们需要诚实地再次

    重申：那些今天在欧洲和美国大获赞赏，被认为在音乐、文学、戏剧

    和艺术方面表达了新生的奥地利文化的作品，如果不说是很大一部分

    的话，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维也纳犹太人创造的，而犹太人在放弃自己

    文化的同时，却达到了他们千年以来精神活动的最高成就。一种几个

    世纪以来找不到出路的智识能量，在这里与一种已经变得疲惫的传统

    结合在一起，用新力量和永无疲倦的创造力让它(旧传统)得到滋

    养、再现生机，让它得以提升和焕然一新。这座城市在多元因素相遇

    中形成的文化和感觉，让它获得了精神上的超民族性。未来的几十年

    将会证明，那些以粗暴的方式将这种维也纳文化民族化和地域化的做

    法，对维也纳这座城市来说是怎样的犯罪。维也纳的天赋——一种特

    殊的音乐性的——是能让一切族群上、语言上的对立在自身中变得和

    谐一致，它的文化是所有欧洲文化的综合。凡是在那里生活和做事的

    人，都感觉自己抛开了褊狭和成见。再没有哪里比在维也纳更容易让

    人成为一个欧洲人。我深知，自己能够早早地学会将人类共同体的理

    念作为内心的最高准则来热爱，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谢这座城市：它早

    在马可·奥勒留(Marc Aurel)时代就曾经保卫过那种罗马的、普世

    的精神。

    在昔日的维也纳，人们过着好日子，人们活得轻松、无忧无虑，北方的德国人带着恼怒和轻蔑俯视着我们这些多瑙河畔的邻居：这些

    人既不“能干”，也不保持严整的秩序，而是让自己好好地享受生

    活，享受美食，在节日和剧院里找到乐趣，还能创作无与伦比的音

    乐。维也纳人的确不具备德国人的那种“能干”——这种“能干”毕

    竟使其他民族的生存遭受了无比的痛苦和毁灭——也没有那种贪婪

    的“想要赶超一切他人”和“向前冲”的愿望，他们更愿意愉快地闲

    谈，愿意融洽地相处，愿意在安详愉快和放松的共处中，每个人都各

    得其所，于任何人并无不利。“活着以及让人活着”是最著名的维也

    纳基本准则。即便在今天，我仍然认为这个基本准则要比一切范畴性的绝对命令更符合人性，它可以在所有的生活圈子里不可抗拒地大行

    其道。穷人与富人、捷克人与德国人、犹太教徒与基督徒相安无事地

    生活在一起，尽管他们偶尔也互相嘲弄；即便是政治运动和社会运

    动，也摆脱了那种残忍的仇恨，这种残忍的仇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残留毒物，进入时代的血液当中。在过去的奥地利，人们彼此斗争时

    保持着骑士风度；在报纸上、在议会里，人们也会相互谩骂，但是在

    发表过西塞罗式的辩论演说以后，这些议员会友好地坐在一起喝杯啤

    酒或者咖啡，相互谈话时用“你”而不是“您”。即便在卡尔·卢埃

    格尔(Karl Lueger)作为反犹党党魁成为维也纳的市长期间，这种情

    况也没有什么改变，至少在私人交往领域里。我个人必须承认，无论

    在中小学、在大学还是在文学界，我都没有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遭受

    任何阻碍或者蔑视。那种一国针对另外一国，一个民族针对另外一个

    民族，一张桌子旁的人针对另外一张桌子旁的人的仇恨还没有每天从

    报纸上跳到人们的眼前，那种仇恨还没有将人与人、国与国隔离开

    来；在公共生活中，群体情绪还不至于强烈得让人反感；私人领域有

    自己做和允许别人做的自由——这在今天几乎不可想象——在当时还

    是理所当然之事。那时人们也不像今天这样把容忍蔑视为软弱和无

    能，而是将其盛赞为一种伦理力量。

    这是因为我出生和长大的那个世纪并不是一个激情主导的世纪。

    那是一个有着明确的阶层划分，存在着平缓过渡地带的井井有条的世

    界，一个没有匆忙的世界。新速度的节奏还没有从机器、汽车、电

    话、收音机、飞机转移到人的身上，衡量岁月和年龄还有着另外的标

    尺。人们生活得较为悠闲。当我今天试图去回忆起童年时期出现在我

    身边的成年人的形象时，尤其明显的特征是，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很

    早就发福了的。我的父亲、我父母辈的男性亲属、我的老师、商店里

    的售货员、指挥台上的爱乐乐团里的音乐家，他们在四十岁时已经是

    心宽体胖的“气派”男人了。他们走路不慌不忙，说话得体，在谈话

    中抚摸着精心呵护、通常已经变得灰白的胡子。不过，白发只是表明

    一个人的尊严新的标记，一位“稳重”的男人要有意避免年轻人的体

    态和自负，那会被看成是不恰当的。即便我还是一个小孩子，那时我

    父亲还不到四十岁，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曾经看见过他急匆匆地上楼下

    楼，或者以能让人察觉到的形式匆忙做什么。匆忙不光意味着不够精

    致，实际上那也是多余之举，因为在这种市民阶层的稳定生活中，由

    于有各种小型的保障和补偿措施，从来不会有什么突然之事发生。外

    面世界所发生的灾难，无法穿透这“有保障的”生活的坚实围墙。发

    生在南非的英布战争、亚洲的日俄战争，哪怕是巴尔干战争对我父母

    的生存都不能有分毫的影响。他们对报纸上关于每一场战役的报告一翻而过，就如同看体育栏目一样感到无所谓。的确，奥地利以外发生

    了什么，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的生活能因此有什么改变呢？他们

    所经历的奥地利，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没有政体上的大起大落，没有出其不意的财产贬值。如果在股票交易所里股票跌了百分之四到

    百分之五，人们就会称之为“暴跌”，会愁眉不展地说这是灾难。人

    们抱怨“高”赋税，这种说法更多的是出于习惯，而不是人们真的以

    为如此。实际上，如果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税收相比的话，当时的

    税额不过如同给国家的一点儿小费而已。那时候人们在遗嘱里还精确

    地写下，如何才能避免让他们的孙子以及重孙子遭受财产方面的损

    失，就好像一旦有一张看不见的债契就有了永远的安全保证一样。人

    们在此间舒适地生活着，抚平小小的忧虑，如同去抚摸一只好玩而听

    话的宠物，从根本上人们不会对它们心怀恐惧。每当我手里碰巧拿着

    一张过去的旧报纸，每当我读到一篇激情澎湃的、关于一个小社区选

    举的文章，当我去回忆城堡剧院的某场演出以及它出现的小问题，或

    者我们年轻人在讨论一些原本无关紧要事情时那种过分的激动时，我

    就会忍俊不禁。这些忧愁是多么微不足道，那个时代是多么波澜不惊

    啊!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赶上了好时代，他们的人生平静、笔直

    而清晰从一端到另外一端。不过，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从此嫉妒他

    们，因为他们像生活在天堂里面一样，所以未曾遭遇过什么实实在在

    的愁苦、命运的险恶和重创；他们不曾经历任何危机和问题：它们会

    让心灵遭受压迫，但同时也让心灵有了不起的拓展!他们生活在安

    宁、富足、舒适的象牙塔中，关于生活也能变成重负和焦虑，生活是

    永远的意外，生活能被从各种角度撬离根基这一点，他们所知是多么

    少!在他们那令人感动的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想法中，他们多么难以

    想到，即将到来的，晨光在窗前初现的每一天都能将我们的生活践踏

    破碎。即便他们在经历最黑暗的时刻，也不会愿意去放下幻想，去想

    到人会变得多么危险；同样也难以想到人能有多大的力气来战胜危

    险、经受考验。我们，被生活的急流所追逐；我们，被拔除掉一切纽

    带关联的根基；我们，总是在被推到一个终结时再重新开始；我们，是不可知的神秘力量的牺牲品，却也是它心甘情愿的仆人。对我们而

    言，舒适已经变成一个传说，太平只是一个童年梦想。我们感觉到了

    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的张力，永久的新情况带来的恐惧深入我

    们肌体中的每一条纤维。我们时日中的每一刻，都与世界的命运连在

    一起。我们带着苦痛和乐趣，经历着远远超出自身生活小圈子的时代

    和历史，而我们的前人只局限于自身的生活当中。因此，我们当中的

    任何一位，哪怕是这一代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人，对真实世界的了解也会千百倍地胜过我们祖先当中最睿智的人。但是，这不是我们白白得

    到的礼物，我们为此付出了不折不扣的代价。

    注释

    1 伊卡洛斯(Icarus)，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和父亲代达罗斯一起被关在克里特的迷宫里。父子用羽毛

    制成双翼，用蜡沾在身上，飞上天空，逃出克里特。伊卡洛斯因为兴奋而忘记父亲的嘱咐，飞得太高，离太阳太

    近，最终因羽翼上的蜡融化，坠海而亡。

    2 摩拉维亚，历史地名，今捷克东部地区摩拉瓦河流域(因河得名)，历史上曾经是波希米亚的一部分，自15世纪以来一直在哈布斯堡王朝势力控制之下。

    3 加利西亚，历史地名，在今波兰东南部。

    4 尼斯，法国东南部海港城市，疗养胜地。

    5 里奥内尔·瓦尔特·罗斯柴尔德(Lionel Walter Rothschild，1868—1937)，著名银行世家罗斯柴尔

    德家族成员，第二代男爵，生于伦敦，动物学家，收藏家，在伦敦创立了罗斯柴尔德自然史博物馆。

    阿比·瓦尔堡(Abraham Moritz Warburg或Aby Warburg，1866—1929)，德国艺术史家、文化理论家，于德国汉堡创立了文化研究的私人图书馆“瓦尔堡文化学图书馆”，后移址伦敦“瓦尔堡研究院”(瓦尔堡家族

    亦是富庶的银行家族)。

    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德国哲学家，其家族是一个工商业界的犹太家族。

    西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Loraine Sassoon，1886—1967)，英国诗人、小说家，巴格达犹太巨商

    萨松家族的后裔。

    6 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 Ritter von Gluck，1714—1787)，早期古典音乐家，生于德国，后定

    居维也纳。擅长创作意大利式、法国式歌剧，并致力于歌剧改革。

    7 利西诺夫斯基(Lichnowsky)，来自上西里西亚的贵族。家族中，第二世利希诺夫斯基藩侯(Karl

    Alois,Fürst von Lichnowsky，1761—1814)，奥地利宫廷总管，对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家有庇护资助。埃斯

    特哈兹(Esterházy)是中世纪兴起的匈牙利贵族。家族中，约瑟夫——尼古拉一世藩侯(匈牙利语Esterházy

    I.Miklós József，德语Nikolaus I.Joseph Fürst Esterhazy，1714—1790)是海顿的最大雇主。

    8 霍夫堡(Hofburg，意为“宫廷的城堡”)，坐落在维也纳中心的哈布斯堡王朝皇宫主建筑群。美泉宫

    (Sch?nbrunn)坐落在维也纳西南，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宫。

    9 索嫩塔尔(Adolf von Sonnenthals，1834—1909)，奥地利著名话剧演员。

    10 约瑟夫·凯恩茨(Josef Kainz，1858—1910)，奥地利著名演员。

    11 贝森朵夫音乐厅(B?sendorfer Saal)，著名钢琴制作家路德维希·贝森朵夫于1872年完成对原建筑

    的改建，举办了音乐厅落成演出。音乐厅可容纳588名听众。该建筑于1913年被拆除，期间举办过的音乐会大约

    4500场，无数音乐名人曾经在这里登场演出，他们的作品在这里首演。这曾经是维也纳艺术世界中的一颗璀璨明

    珠。

    12 罗塞四重奏(Rose-Quartett)，由维也纳小提琴家阿诺·罗塞于1882年成立的弦乐四重奏乐队，是20

    世纪初最重要的乐队之一。1938年，在奥地利与纳粹德国结盟之后，身为犹太人的罗塞被迫离开维也纳，流亡到

    伦敦。该乐队的最后一次演出是在1945年的伦敦，次年罗塞去世。

    13 鲜花彩车游行(Blumenkorso)，从1886年到1914年，每年的5月份举行的春季庆典。传统上只有贵族

    和上层社会才可以将用鲜花装饰自己的马车参加游行，出租马车没有资格参加，观众则为普通民众。14 新酿酒(Heurige)：本义是指当年的新酿葡萄酒。奥地利法律规定，葡萄酒酿造者可以在无须许可

    证、无须缴税的情况下，向顾客提供当年的葡萄酒。各州的相关法律不尽相同。在维也纳，纯粹的“新酿酒

    馆”不需要经营许可，但是除不含酒精的饮料以外，这样的酒馆只能提供自家酿造酒类，只允许为顾客提供冷

    餐。这是维也纳餐饮文化生活中一道特有的风景。提供新酿酒期间，往往有铜管乐队现场演奏音乐。

    15 这里的“德意志大师”(Deutschmeister)和“匈牙利人”(Ungarn)指的是奥地利的两支传统军乐

    队。作为维也纳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今天的“德意志大师”军乐队与维也纳旅游局合作定期在霍夫堡和内城为游

    客提供表演。

    16 戈德马克(Karl Goldmark，1830—1915)，祖籍匈牙利的奥地利著名作曲家。二 上个世纪的学校

    在读完国民小学以后我被送入文理中学，这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

    情。每一户殷实人家出于对社会地位的考虑，都要精心培养“受过教

    育”的儿子，让他们学习法语和英语，精通音乐，首先给他们安排家

    庭保育教师，其后是私人教师教他们举止得体礼貌。但是，在那

    个“开明”的自由主义时代，只有能够通向大学文凭的所谓“学

    术”教育才具有完全的价值。因此，每一个“上层”家庭都有那么一

    份勃勃的雄心：在自己的儿子当中，至少有一人的名字前面应该带个

    博士头衔，随便什么专业的都行。

    通往大学的这条路相当漫长而崎岖。五年的国民小学，八年的文

    理中学必须得在木头长凳上坐过来，每天五六个小时的功课，课余时

    间还要完成作业。除此以外，在学校之外他们还被要求获得“通识教

    育”：法语、英语、意大利语，除了这些“活”的语言以外，还有古

    典希腊语和拉丁语，也就是说，五种语言再加上几何学和物理学，以

    及学校里的常规学科。那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几乎没有给身体的发

    育、体育和散步留出空间，尤其是没有给兴奋感和愉快留出来任何余

    地。我只能模糊地记得，我们在七岁时背诵了《快乐而幸福的童年》

    这首歌曲，必须表演合唱。这首歌那简单而单一的旋律还能在我的耳

    边回响，但是那首歌的歌词在当时我就很难唱出口，更难觉得它让人

    口服心服。如果可以实话实说，我的整个学校生涯，全是不间断的无

    聊厌倦。我失去了耐心，想要摆脱这种磨盘般的折磨；无聊厌倦的感

    觉却因为我的不耐心而年年增长。我不记得在那个单调的、没有灵

    魂、没有思想的学校中有什么事情是“快乐”和“幸福”的，它把我

    们生活中最美好、最自由的一段岁月彻底败坏了。我甚至也会承认，当我看到这个世纪的孩子们，在童年时期能发展出来的幸福、自由和

    独立比我们那时要多得多时，我还忍不住嫉妒呢。直到今天，当我看

    见孩子们那么无拘无束，几乎可以说是平等地与老师谈话时，看到他

    们一点儿也不心怀恐惧地赶往学校，而不是像我们一样一直怀着隔阂

    的感觉，看到他们在学校、家里可以随意公开说出那些来自年轻的、好奇的灵魂中的想法时，我似乎仍然觉得难以置信。这自由、独立、天然的生灵，在我们踏进那幢遭人痛恨的建筑物以前，就必须把它掩

    藏好，以免让自己的前额撞上那看不见的牛轭。对于我们来说，学校

    意味着强迫、冷漠、无聊，是一个对“不值得了解的知识”准确地进

    行切割分块并死记硬背的地方；对于那些经院式或者被变成经院式的

    内容，我们找不到它们与现实或者个人兴趣有任何关联。那是一种迟

    钝枯燥的学习，不是出于生活的需要而学习，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是

    旧式教育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学习。学校里唯一真正让我欢欣鼓舞的幸

    福时刻，也是我要为此感谢学校的时刻，就是学校的大门从此永远在

    我身后关上了的那一天。

    这并不是说我们奥地利的学校本身有多糟糕。正好相反，那所谓

    的“教学计划”是在一百年经验基础上精心编制出来的。如果这些内

    容能以富有启发的方式传授给学生，就可以成为一个富有成效、相当

    全面的教育基础。但是，正因为有死板的计划和枯燥的条条框框，我

    们的课程表变成了残酷的荒野，死气沉沉。一个冷冰冰的学习器械，从来没有根据个人的需求来调节，如同一个自动机器一样，只显

    示“良好、及格、不及格”的刻度，以此来显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符

    合了教学计划上的“要求”。这种人与人之间爱心全无，这种清醒的

    非个人化，这种军营式的相处方式，正是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倍感煎

    熬的东西。我们有固定的内容要学习，学过的东西要考试。整整八

    年，没有人问过我们自己愿意学习什么，一次都没有。每个年轻人都

    暗自渴望获得那种支持他们求知的辅助力量，偏偏在学校里完全没

    有。

    这种冷漠的状态从学校建筑的外观上就可以一览无余。这是一座

    典型的实用建筑，五十年以前快速、廉价的方式没多加考虑就搭造起

    来了。质量糟糕的阴冷石灰墙，教室低矮，没有一张画或者任何能让

    眼睛感到舒适的装饰，整座房子里都是厕所的气味。这座学习军营从

    旧宾馆拿来已经被无数人用过的家具，以后还将有无数人继续用下

    去，不管他们对此是无所谓还是不情愿。直到今天，我还忘不了这座

    房子里那种令人不快的霉味，和奥地利行政办公室里的气味是一样

    的。当时我们将这种气味称为“衙门味”，是那种暖气烧得太热，多

    人聚集，从来没有真正好好通风的房间里会有的气味。这种气味首先

    附着在衣服上，随后也附着在灵魂上。我们坐在低矮的木凳上，两人

    一组，好像摇橹船上的囚犯一样。这种座位让人后背弯曲，我们坐得

    骨头都发疼。在冬天，煤气灯的明火发出来的蓝光照在我们的书上；

    在夏天，窗子上都提防性地挂上窗帘，好让我们的目光无法瞥见一小块四方形的蓝天，不让我们为此高兴。那个世纪的人们还没有发现，尚在发育的身体需要空气和运动。四五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长凳

    上，这期间在阴冷狭窄的走廊上有十分钟的休息，人们以为这就足够

    了。每周两次，我们会被带到体操大厅里，窗户都被关得严严实实，我们在地板上毫无意义地蹦来蹦去，每一步都会扬起一米高的灰尘。

    这样下来，健体举措就完成了，国家对我们尽了让“健康的精神存在

    于健康的身体中”这一“责任”。多年以后，当我从这座黯淡可悲的

    房子旁边经过时，还是能有一种获得救赎的感觉，我不必再走进这座

    我们青少年时代的牢狱。当这座名校在举行成立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

    时，我曾经受邀作为出色校友当着部长和市长的面发表演说。我客气

    地拒绝了。我没有什么要感激这个学校的，每一个这类词汇都会是谎

    言。

    学校生活让人感到的沮丧，责任也不在老师身上。他们既不好也

    不坏，不是暴君，也不是乐于助人的战友。他们是可怜的魔鬼，像奴

    隶一样被绑缚在一个程式里面，被绑缚在具有威慑性的既定教学计划

    上，他们要完成“工作量”，正如我们也得完成我们的工作量一样。

    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等到中午学校里那让我们获得自由的钟响起来

    时，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高兴。他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怎么可能

    呢，因为他们也根本不了解我们。几年过去了，我们很多人的名字他

    们都不知道。在那时的教学方法中，他们的脑子里只费心琢磨一件

    事，去确认“学生”在上一次作业中犯了多少个错误。他们坐在上面

    的讲台上，我们坐在下面；他们提问，我们必须回答。除此以外，我

    们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在讲台和长凳之间，在看

    得见的“上”和看得见的“下”之间，是看不见的“权威”，这阻止

    了任何接触和相互间的了解。老师将学生当作个体来看待从而因材施

    教，或者就对学生的观察写出“报告”——这种做法在今天已经司空

    见惯了——既不是老师的责任，也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另一方面

    的原因是，个人谈话会减少老师的权威，因为那样一来老师就让我

    们“学生”同他们太平起平坐了，而他们本应该是“坐在上面的

    人”。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们的名字和长相，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

    问题了：我们和老师之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灵魂上都毫无共同关

    联。在我的记忆当中，如照片一样清晰的是讲台和班级记事本。对那

    个记事本，我们总是企图去瞄上一眼，因为里面写着我们的分数——

    就在现在，那个里面有分类标记的小小红色记事本还浮现在我的眼

    前；接下来便是在记事本中写进数字的那支黑铅笔。我眼前也浮现出

    自己的作业本，上面到处都是老师用红色水笔修改过的地方，但是没有任何一位老师的脸庞。也许那是因为我们面对他们时，总是半闭着

    眼睛或者用漫不经心的眼睛看他们。

    对于学校生活感到乐趣全无的，并非只有我一个人。我不记得同

    学当中有哪位对学校生活没有反感，我们最佳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愿望

    在这个磨盘里受到阻滞和压抑，变得兴味索然。很久以后我才意识

    到，这种对我们青少年没有爱、没有灵魂的教育方法并非国家主管部

    门的不作为：这里面包含着一种特有的既定意图，只不过这意图是一

    个应该小心保守的秘密而已。我们面对的世界，或者说，高居我们头

    上的世界将一切想法都集中于追求“安全”这一偶像上，他们不爱年

    轻人，甚至可以说，他们对年轻人始终不信任。他们热衷于系统性

    的“进步”，热衷于它的秩序；他们将市民社会中各种形式的有条不

    紊和从容不迫当成人类唯一一个有效用的美德。每一种能将我们带向

    前方的匆忙都应该避免。奥地利是一个古老的国家，由一位老皇帝君

    临天下，由老首相实行治理；这个国家没有其他野心，只想通过抵制

    任何极端性的改变让自己在欧洲毫发无损地得以保全。年轻人在天性

    上总是想要快速极端的改变，因而是一个令人担心的因素，他们应该

    受到排斥和压制，时间越长越好。没有人有理由让我们的学校生活变

    得愉快；任何升迁都要先经过耐心的等待。由于一切都在向后推，那

    时每个年龄阶段所具备的含义也与今天的完全不同。人们对待一位十

    八岁的文理中学的毕业生，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如果被抓到在抽烟，他就会受到惩罚；如果需要离开教室去厕所的话，他得乖乖地先举手

    报告以便获得批准。一个三十岁的男人还会被认为羽翼未丰，甚至四

    十岁也还被认为没有成熟到足以担当责任重大的职位。当一个令人吃

    惊的例外——三十八岁的古斯塔夫·马勒被任命为宫廷歌剧院院长

    ——发生之时，整个维也纳被震惊得一塌糊涂。人们到处窃窃私语，因为当局将这首屈一指的艺术机构交给了一个“这么年轻的人”(人

    们完全忘记了，莫扎特在三十六岁，舒伯特在三十三岁时已经完成了

    他们的里程碑作品)。这种觉得“每个年轻人都不那么可靠”的不信

    任，贯穿在各个圈子里。我父亲在业务中从来没有接待过年轻人，如

    果一个人不幸面相年轻的话，他在哪儿都得先克服人们对他的不信

    任。年轻成为职业进取上的障碍，年长受到优待，这种做法在今天几

    乎是无法想象的。在我们的今天，一位四十岁的人会尽一切努力让自

    己显得像三十岁，六十岁的人显得像四十岁，年轻、精力充沛、行动

    力和自信是人们想要的、首选的，而在那个太平年代，每一个想要向

    前的人都得尝试一切想得出来的面具来让自己显得老成。报纸推荐一

    些让胡子快速生长的办法，二十四五岁，刚刚完成学业的年轻医生留

    着大胡子，哪怕没必要也要架上一副金边眼镜，只是为了给他的首位患者留下自己已经“有经验”的印象。人们穿上黑色的长外套，迈着

    从容的步子，还尽可能地挺起微圆的小腹，以此来体现那种刻意的老

    成持重，有上进心的人会至少从外表上尽量去掩盖那让人感到不可靠

    的年轻。到六年级、七年级时，我们已经拒绝背双肩背的书包，改用

    单肩背的公文包，为的是让人不会马上看出来我们是高中生。所有在

    我们今天看来令人羡慕的素质——年轻人朝气、自信、大胆、好奇、生活的乐趣——在那个只讲究“持重”的时代，都让人觉得是靠不住

    的。

    了解这些特殊看法给人带来的唯一收获是，可以从中明白国家利

    用学校为工具，来维护自身的权威。我们首先要被灌输这样的想法：

    一切现存事物均完美无缺，应该尊奉；老师的意见绝不会错；父亲的

    话语不容反驳；国家机构是绝对性质的，具有永恒的有效性。那种教

    育的第二个基本原则(这在家庭中也要实行)是：年轻人不应该过得

    太舒服。他们在获得某些权利之前，必须先通晓自己的责任，尤其是

    完全听话的责任。我们从一开始就得牢牢记住：在生活中我们还没有

    做出过任何贡献，还没有任何经验；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去追问什

    么，去要求什么，对于人们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唯有心存感激。在我

    成长的时代，在孩子们的早期童年，这种愚蠢的恐吓方法就被用在他

    们的身上了。仆人和愚蠢的母亲会恐吓三四岁的孩子说，要是他们不

    马上停止做坏事，就会有警察上门来。等到我们上了中学以后，如果

    某次在某个不重要的科目上得到一份糟糕的成绩，就会受到这样的威

    胁：让我们退学，去学一门手艺。这是市民阶层中最糟糕的威胁：落

    入无产者的生活状态。但是，当年轻人带着最诚恳的受教渴望，想从

    成年人那里获得对某个严肃的时下问题的解释时，一句高傲的“这你

    还不懂”就把他们挡回来了。年轻人所到之处，人们都用同样的办法

    来对待他们：在家里、学校、国家。人们诲人不倦地让年轻人明白：

    他还不“成熟”，还什么都不懂，唯一能做的是乖乖听别人的，什么

    时候也不要自己插嘴反驳。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学校里可怜的

    魔鬼教师高高地坐在讲台上，那是一尊我们无法接近的神像，他们把

    我们全部的感觉和心思限制在“教学计划”当中。至于我们在学校里

    是否身心愉快，没有人在意。在那个时代，老师的使命不是要帮助我

    们前行，而是教会我们谦让；不是去培养我们的内心世界，而是要求

    我们尽可能没有反抗地融入有序的格局中；不是去提升我们的生命能

    量，而是要约束它们，使之趋同。

    对年轻人这种心理上的(或者说，这是完全违背年轻人心理的)

    压力，只会带来两种效果：要么让他们麻木不仁，要么起到刺激和激发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心理分析治疗的档案中看到，这种荒谬的教育

    方法造成了多少人有“自卑情结”。偏巧是在那些从奥地利旧式学校

    里走出来的男人发现了“自卑情结”的存在，也许这并非纯属巧合。

    在我本人这里，正因为有这种压力我才很早就带着宣言式的激情来主

    张自由，其激烈程度也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此外，对一切权

    威的痛恨，对所有“高高在上”的言语的反对，也陪伴了我的一生。

    有很多年，拒斥一切先知性和教条性内容就像一种本能一样，我已经

    忘记它来自何处。有一次，我的一场演讲被安排到大学里的一个报告

    厅内举行，我发现，自己是从讲台上向下对人们讲话，下面坐在长凳

    上的听众就如同当年我们那些中学生一样，乖乖地听着，没有言谈，没有反问。突然之间，我感到浑身不自在。我当时马上就想到，在我

    的整个学校生涯中，这种非团队式的、威权性的、教条性的自上而下

    的说教，让我遭受了怎样的痛苦。一种恐惧感猛地向我涌来：我在这

    个高高的讲台上对下面的人发表的演说，可能会如同当年我们的老师

    对我们的演说一样，完全没有个人化的效果。正是由于这种阻碍，这

    也成了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演讲。

    直到十四五岁时，我们对学校忍耐得还相当不错。我们打趣老

    师，带着冷漠的好奇而学习每一课的内容。但是，再往后学校就让我

    们觉得越来越没有意思，越来越是负担。在悄无声息中，一个值得注

    意的现象出现了：我们这些在十岁进入文理中学的男孩子，只用了整

    个八年学制中的四年就超过了学校教学的知识水准。我们直觉地感

    到，在这个文理中学中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以学习了，在某些

    我们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我们所知道的已经比那些可怜的老师还

    多，而这些老师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出于自己的兴趣去翻开过

    一本书。另外一种对比也能日渐一日地让人感觉到：我们原本也只是

    心不在焉地坐在凳子上，如今在这里听不到任何新东西，或者让我们

    觉得值得了解的东西，而学校外面则是一座充满了无数启发的城市，一座有剧院、博物馆、书店、大学、音乐的城市，一座每天能带给人

    惊喜的城市。所以，我们身上那些被压制下去的求知欲，那些在精神

    上、艺术上、享受上的好奇，既然在学校里找不到任何营养，那么就

    充满激情地去面对学校以外发生的一切。一开始我们只有两三个人发

    现了自己对艺术、文学和音乐的兴趣，后来是十几个人，到了最后几

    乎是全体同学。

    年轻人的兴奋是一种感染现象一样。在一个班级里，它像麻疹和

    猩红热一样从一个人传染到另外的人，那些新手还带着一种孩子气

    的、虚荣的争强好胜，想要尽快在知识上超过别人，因此大家也在互相促进。这种激情会走到哪个方向上，多多少少是偶然所致。如果一

    个班级里有一个集邮者，那他很快就能让十几个人和他一样对集邮着

    迷；如果有三个人对女舞蹈演员喋喋不休，那么其余的人也会每天站

    在歌剧院舞台口前面。一个比我们低三个年级的班级，全班都对足球

    如醉如痴；比我们年级高的一个班，对社会主义和托尔斯泰感兴趣。

    我所在的年级偏巧是一群对艺术痴迷的同学，这对我的整个人生道路

    也许是决定性的。

    按说这种对戏剧、文学和艺术的痴迷在维也纳是极其理所当然

    的。维也纳的报纸给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留出特定的版面，不管走到哪

    里，都能听到周围大人们在谈论歌剧院或者城堡剧院的演出，所有的

    纸具店都挂出名演员们的画像。在当时，体育还算是一个粗俗野蛮的

    事，一位文理高中生会羞于热衷于此的，而有着大众理想的电影还没

    有被发明出来呢。喜欢戏剧和文学，也不用担心在家里遭到抵制，因

    为这算是“没有罪恶的”激情，与打牌和交往女孩正好相反。毕竟，我的父亲以及其他生活在维也纳的父亲们，年轻时也曾经同样着迷于

    戏剧，在观看理查德·瓦格纳指挥的《罗恩格林》歌剧演出时的兴

    奋，一如我们观看理查德·施特劳斯和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d

    Hauptmann)的首演。每场首演我们这些中学生都争先恐后地去看，这

    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一个人不能第二天早上在学校里报告每一个细

    节，那么在那些幸运地看到首场演出的同学面前，他得有多么难为

    情!假如我们的老师对我们稍微上心一点儿的话，肯定早就已经发

    现，在每个大型首演的当天下午会有三分之二的同学神秘地生病了

    ——为了能够得到一张站票，下午三点我们就得去排队。他们要是再

    严格地注意些的话，肯定也会发现，在包着拉丁语语法书的书皮下，我们藏着里尔克的诗歌；他们也会发现，在数学作业本里我们从借来

    的书中抄下了美丽的诗歌。每天我们都发明出一些新的技术，将乏味

    的课堂用于我们的阅读。当老师在老生常谈做着关于席勒《论质朴的

    诗和感伤的诗》的报告时，我们在桌子底下偷偷地看尼采和斯特林

    堡，他们的名字是这些迂夫子还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我们像发了高烧

    一样，热切地要到对艺术和科学领域中发生的一些有所知晓、有所了

    解；下午我们拥挤在大学生当中，去听大学里的演讲；我们去看艺术

    展览；我们去解剖学教室看尸检。我们伸着好奇的鼻子东闻西嗅。我

    们悄悄地溜进爱乐乐团的排练室，我们穿梭在古董店，我们每天都查

    看书店里摆放出来的图书，以便马上知道从昨天起又有哪些新书出

    版。最主要的是，我们读书，读一切到手的书。我们去每一个公共图

    书馆里找来新书，把自己能弄到的书借给别人。但是，获得一切新知

    识最好的教育场所，却是在咖啡馆。要想理解这一点，人们就得知道，维也纳的咖啡馆是一种非常特

    别的设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可以与之相比的。它实际上是一

    种民主性的会所，任何人只要买上一杯廉价的咖啡就可以加入其中，这笔小小的入场费让每位客人都可以好几个小时坐下，讨论、写作、打牌、处理邮件，尤其是可以享用诸多的报纸和杂志。一个比较好的

    维也纳咖啡馆，会有城里的全部报纸，而且不光是维也纳的报纸，还

    有整个德意志帝国的报纸，法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美国的报

    纸，此外还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和艺术评论期刊，如《法国水星评

    论》(Mercure de France)、《新观察》(Neue Rundschau)、《创

    作室》(Studio)、《伯灵顿杂志》(Burlington Magazine)。我们

    马上知道这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知道每一本新出版的书，知道每一

    场随便在哪里的演出，我们比较不同报纸上的评论。奥地利人能够在

    维也纳的咖啡馆里大量地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时能在好友圈子

    里讨论这些事情，在形成奥地利人的思想活力和国际视野方面，也许

    没有什么能比咖啡馆的贡献更大。我们每天坐在那里几个小时，没有

    什么能逃过我们的注意力，因为我们的兴趣是集体性的，我们追寻艺

    术活动动态用的就不是两只眼睛，而是二十只、四十只眼睛。一个人

    错过的事情，另外一个人会帮他注意到；况且，因为我们带着差不多

    像运动场上的争强好胜之心，幼稚而调皮地想要在新知识以及对最新

    情况的了解上超越别人。实际上，我们一直嫉妒羡慕能带来出其不意

    效果的做派。比如，在讨论到当时尚被排拒的尼采时，我们当中的一

    个人会突然带着一种做作的、高人一筹的模样说：“不过，关于自我

    主义的理念，克尔凯郭尔还是在他之上。”这句话马上就会让我们感

    到不安。谁是这位克尔凯郭尔，这个某某某都已经知道，而我们对他

    还一无所知的人？第二天我们就会冲向图书馆，翻遍关于这个不为人

    知的丹麦学者的各种书籍。如果一个陌生的名字已经为别人所知，而

    我们自己还不曾知道，那是会让人感到无地自容的。恰好是那些最新

    的、最近的、最先锋的、最不同寻常的名字，那些还没有人提到，尤

    其是在我们尊崇的报纸上那些正式文学批评中还没有出现的名字，去

    发现它们，早于别人去注意到它们，正是我们的激情所在(我个人在

    这方面的激情还延续了很多年)。我们就是要去了解那些尚未被普遍

    认可的事情，那些难以领悟的、异想天开的、新生的和极端的事物会

    挑起我们的特殊爱慕。因此，在我们集体性的、过于饥不择食的好奇

    面前，没有什么是隐而不现的、边缘的。比如，斯蒂芬·格奥尔格

    (Stefan Georg)和里尔克，在我们上文理中学时，他们的书总共也

    不过印刷了两三百本，其中最多有三四本到了维也纳，没有哪个书店

    主人会把他们的书收在自己的库房里，没有哪个正式的文学批评者会提到里尔克的名字。但是，我们这一群人出于意志的奇迹，能够背诵

    他的每一首诗歌，每一个诗行。我们这些还没有长出胡子、没有发育

    成熟的小伙子，这些白天还得老老实实坐在中学板凳上的年轻人，的

    确是一位年轻诗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读者群：好奇、有鉴赏理解能力、能倾心投入，因为我们激发狂热的能力真是无边无际。我们这些半大

    孩子在课堂上、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在咖啡馆里、在剧院里、在散步

    中，只是在讨论图书、绘画、音乐和哲学；哪个演员或者导演越来越

    有公众影响了，谁出版了一本书或者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都是我们

    苍穹中的一颗明星。当我后来读到巴尔扎克在描写他的青少年时代的

    一个句子“我总以为名人就像上帝一样，他们不像平常人那样说话、走路、吃饭”时，曾经大为震惊，因为我们当时也带着这样的感觉。

    在大街上看到马勒是一桩重大事件，人们要在第二天一早讲给同学们

    听，就像是个人的某种伟大胜利一样。当我还是小男孩时，有一次被

    介绍给勃拉姆斯，而且他还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因为这个受宠

    若惊的经历而神魂颠倒了好几天。当时十二岁的我并未确切地知道勃

    拉姆斯有怎样的贡献，但是光是他的名声，他那创造者的灵光神采就

    有着令人震撼的力量。当霍普特曼的剧作即将在城堡剧院首演之时，我们全班在彩排之前的好几个星期就开始心神不安。我们悄悄地靠近

    演员和跑龙套的角色，为的是能最早——早于别人!——知道剧情和

    演员阵容；我们让城堡剧院的理发师给我们理发(我并不怵于写出当

    年的荒唐事)，只是为了获得一些关于沃尔特或者索嫩塔尔的消息。

    在比我们低一个年级的同学中，有一位在我们这里特别受欢迎、被看

    重，只因为他是歌剧院灯光师的外甥。通过他的关系，我们偶尔会在

    排练时被悄悄地带到舞台上。我们在登上这个舞台时所感受到的诚惶

    诚恐，与但丁在升入天国乐园中所经历的战栗，有过之而无不及。艺

    术家们的声望所具有的散射光芒的力量，哪怕经过了七层折射，还是

    足以令我们感受到敬畏。一位贫穷的老太太，就因为是舒伯特的孙侄

    女，在我们眼里就如同一位神性的存在一般；甚至我们也会在大街上

    对约瑟夫·凯恩茨的仆人久久凝视，就因为他能有这份幸运，能离这

    位最受人喜爱、最天才的演员那么近。

    今天我当然知道得很清楚，在这种不加选择的狂热之中有多少荒

    谬，有多少内容不过是相互间的模仿而已，有多少只是出于要高人一

    头的竞技乐趣，有多少是出于孩子气的虚荣，对艺术感兴趣无非是要

    在周围不懂艺术的亲属和老师面前感觉到自己那凌驾于人的傲慢。不

    过，直到今天还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出于对文学的激情，我们这些小

    伙子曾经从中学到了多少东西!通过不断的讨论和条分缕析，我们早

    早地具备了批判鉴别能力。我在十七岁时，不光了解波德莱尔和惠特曼的全部诗歌，很多重要的篇章我还能背诵。在我后来的人生岁月

    中，再没有过像中学和大学这样的集中阅读阶段。有些在十年以后才

    被人们普遍尊崇的名字，当时都理所当然地从我们这里滑过，哪怕那

    些昙花一现的作家作品也留在记忆中，因为我们带着热望去捕捉一

    切。有一次，我告诉尊敬的朋友保尔·瓦莱里(Paul Valery)，我与

    他在文学上的相识已经有多么久远，说我在三十年前已经读过并热爱

    他的作品。瓦莱里善意地笑着说：“您别骗人，我亲爱的朋友!我的

    诗歌1916年才出版。”但是，当我接下来准确地描述那本小小的文学

    杂志的颜色和版面时——我们1898年在维也纳读到的他的第一首诗

    ——他大为吃惊。“可是，在巴黎都几乎无人知道，”他惊诧地

    说，“您在维也纳是怎么弄到手的呢？”“和您在一个边远小城里读

    马拉美(Mallarme)的诗一样，那也是当时主流文学界还不怎么知道

    的，”我这样回答他。他对此表示同意，说：“年轻人发现他们自己

    的诗人，因为他们要自己去发现自己的诗人。”的确，这些新风还没

    有刮过来，我们就已经嗅到气味了，因为我们总是在大张着鼻孔。我

    们发现新东西，因为我们渴望新东西，渴望属于我们而且只属于我们

    的一些新东西——不是那个父辈们的世界，而是我们自己的环境。年

    轻人如同某些动物一样，对天气的转变有着出色的直觉，因此，我们

    这一代赶在我们的老师和大学之前就知道，旧世纪结束了，在艺术观

    方面已经走到了尽头，一种革命或者至少是一种价值转变正在开始。

    我们父辈那一代优秀而稳健的大师们，文学界的凯勒(Gottfried

    Keller)、戏剧界的易卜生、音乐界的勃拉姆斯、绘画界的莱布尔

    ( Wilhelm Leibl ) 、 哲 学 界 的 冯 · 哈 特 曼 ( Eduard von

    Hartmann)，在我们的感觉中他们就体现那个太平世界中优缓的沉

    思。尽管他们在技术上和思想上卓越超群，但是已然引不起我们的兴

    趣。我们直觉地感觉到，他们那种冷静、中庸的节奏与我们不安的血

    液中流淌着的东西是疏离的，与这个时代日益加快的速度也不合拍。

    现在，在维也纳生活着德意志青年一代最机警的头脑，赫尔曼·巴尔

    (Hermann Bahr)。他正作为一位思想上的勇士进行愤怒的搏斗，为

    将要形成的和即将到来的一切扫清路障：在他的帮助下，艺术家中分

    离派运动的展览“分离”开幕了：让旧学派感到震惊的是，巴黎印象

    派画家和点描画派的画家、挪威的蒙克(Edvard Munch)、比利时的

    罗普斯(Felicien Rops)以及所有能想得到的极端艺术家都在这里展

    出了；同时，通往那些很少受到注意的现代艺术的前辈人物——如格

    吕内瓦尔德(Grünewald)、埃尔·格列柯(Greco)和戈雅(Goya)

    ——的道路也打通了。人们突然学会了一种新的“去看”的方式；同

    一时间内，在音乐界由穆索尔斯基(Mussorgskij)、德彪西、施特劳斯、勋伯格引入了新的旋律和音色；在文学界，左拉、斯特林堡、霍

    普特曼为现实主义破冰，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斯拉夫的旋风，魏尔

    伦(Verlaine)、兰波(Rimbaud)和马拉美展示了诗歌艺术当中至今

    无人知晓的简约和精致；尼采让哲学界发生了革命；在建筑界，一种

    大胆而自由的建筑艺术公开宣称不要古典的繁文缛节，取而代之的是

    没有点缀的实用建筑。突然之间，古老舒适的旧秩序遭到了破坏，那

    些迄今为止被认为颠扑不破的“审美上的漂亮”(此语出自汉斯利

    克)标准受到质疑。“稳健”的市民阶层报纸上的官方批评家对这些

    有时过于大胆的试验感到震惊，用一些类似“堕落”“无法无天”等

    驱逐式诅咒来遏制这种不可阻挡的潮流之时，我们这些年轻人则将自

    己热烈地投入这最为凶猛的激流当中。我们有一种感觉：这是我们留

    给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开始了，年轻人终于开始获得了自己的权

    利。一下子，我们那不安的寻找和搜索的激情获得了意义：我们这些

    尚未离开校门的年轻人能够参与为新艺术而进行的战斗，而这些厮杀

    往往是狂野而毫无顾忌的。凡是尝试艺术实验的地方，不管是一场韦

    德金德(Wedekind)的戏剧演出，还是新诗歌的朗诵会，我们必定会

    带着全身心力量到场助战，这力量不光来自灵魂，也来自拳头。我亲

    眼看见的一件事是：在一场勋伯格早期的无调性音乐作品的首演音乐

    会上，一位先生大声地发出了嘘声并吹口哨，而我的一位朋友布施贝

    克(Buschbeck)毫不留情地给了他一记大大的耳光。无论在哪里，我

    们都是任何新艺术类型的带路先锋和先遣队，只因为它们是新的，因

    为它们要为我们——现在到了我们活出自己的样子的时刻——而改变

    世界，因为我们感觉到，这“跟我们有关”。

    我们对这些新艺术的兴趣之所以如此彻底并如醉如狂，还有一个

    原因：可以说，那完全是年轻人的艺术。在我们父辈那一代，一位诗

    人、一位音乐家是要首先被“检验”的，他只有迎合了市民社会那种

    放松的、稳健的品位方向，才能获得敬重。所有那些人们告诉我们应

    该去尊敬的男人，他们都做出会让人尊敬的举止和姿势。他们有着漂

    亮的、略为灰白的胡子，身体罩着充满诗意的丝绒外套——维尔布兰

    特(Wilbrandt)、埃贝斯(Ebers)、达恩(Paul Dahn)、保尔·海

    泽(Paul Heyse)、伦巴赫(Lenbach)，那个时代最受青睐的人物现

    在早已被淹没在时间的洪流当中。他们在拍照时带着深思的目光，总

    是有着“尊贵的”与“诗人式的”姿势，他们的举止如同宫廷顾问和

    达官贵人，也像这些人一样佩戴勋章为装饰。年轻的诗人、画家、音

    乐家最多会被标记为“满有希望的天才”，要得先被冷落上一阵才会

    得到正面的认可。那个时代的谨慎，让人们不愿意过早地给予好感，一个人得先经过多年的“稳健”成绩来证明自己才行。新的诗人、音乐家、画家都很年轻。霍普特曼，突然之间从一个籍籍无名的人一跃

    而起，以三十岁的年龄占据了德国的舞台；格奥尔格和里尔克都以二

    十三岁的年龄——按照奥地利的法律，他们还没有获得成年人的权利

    ——就获得了文学上的美誉，有了狂热的追随者。在我们自己的城市

    里，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一个由阿图尔·施尼茨勒、赫尔曼·巴尔、理

    查德·贝尔——霍夫曼、彼得·阿尔滕贝格等人组成的“青年维也

    纳”群体。在这个群体里，通过把一切艺术手法精致化，他们让特殊

    的奥地利文化第一次找到了欧洲式表达方式。在所有人当中，有那么

    一个人物让我们感到如此痴迷和沉醉，让我们感到迷狂和兴奋，这便

    是那位了不起的、非同凡响的、独一无二的天才胡戈·冯·霍夫曼斯

    塔尔。在这一形象中，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位几乎同龄人的身上，不

    光看到了自身的最高雄心，也看到了完美的诗歌成就。

    年轻的霍夫曼斯塔尔的出现，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天才早熟的

    伟大奇迹之一。在世界文学史上，除了济慈和兰波以外，我还找不到

    有谁在驾驭语言方面能做到如此完美无瑕；没有谁能让诗性因素如此

    这般贯穿全部作品，哪怕是最不经意的诗行；没有谁是如此这般的伟

    大天才，在他十六岁和十七岁时已经以不可磨灭的诗歌和至今尚未有

    人企及的散文诗，被永远地载入德语语言的史册当中。他的突然开始

    以及从一开始便如此完备，是一桩超凡脱俗的现象，在一代人当中几

    乎不可能再有第二例出现。那些最先知道他的人，都惊讶于他的出现

    令人难以置信，把这当成一个超自然的奇迹。赫尔曼·巴尔多次向我

    讲起，他收到一篇给他的杂志的投稿时有多么吃惊。文章出自维也纳

    一位他不认识的“洛里斯”之手——当时中学生不可以用自己的名字

    公开发表作品。在来自世界各地的稿件当中，他还从未看到过有人能

    以如此轻松飘逸的手法，用如此灵动而典雅的语言写出如此丰富的思

    想。谁是“洛里斯”？谁是这位他不认识的人？他这样问自己。肯定

    是一位智慧的长者，年复一年地将自己的认知无言地挤压浓缩，在一

    个秘密之地将这些认知注入最为浓缩的语言精华当中，将其培育成差

    不多是充满情趣的魔法。这样一位智者，这样一位受上天眷顾的诗

    人，和他住在同一座城市里，而自己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巴尔马上

    给这位素不相识者回信，约定在一个咖啡馆里面谈——著名的格林斯

    坦特尔(Griensteidl)咖啡馆、青年文学的大本营。突然一个瘦高个

    子、尚未长出胡须、身着青年装短裤的中学生迈着轻快的步子来到他

    的桌子旁边，微微鞠了一躬，用高高的，还处于变声期的嗓音简短有

    力地说道：“霍夫曼斯塔尔。我就是洛里斯。”很多年以后，当巴尔

    再讲到他当时的讶异时，仍然激动不已。他一开始不愿意相信。一个

    中学生，能掌握这样的艺术，有这样的广度和深度，在经历生活之前已经对生活有这么令人难以置信的认识!阿图尔·施尼茨勒曾经给我

    讲过的情形也类似。当时他本人还是一名医生，他早期的文学成就看

    起来根本无法带来生计保证。不过，他当时已经是“青年维也纳”群

    体中的主要人物，还有更年轻的人来找他寻求建议和指导。在偶然相

    识的熟人那里，他还认识了一位个子高高的中学生，这位中学生超凡

    的聪慧让他刮目相看。当这位中学生请求他允许自己朗诵一个小型诗

    剧时，施尼茨勒很高兴邀请他来到自己的单身汉住处，当然他也没有

    抱有太大的期望——不过是一个高中生的作品而已，他以为会是伤感

    的或者假古典主义的风格。他请来了几个朋友。霍夫曼斯塔尔穿着他

    那青年装的短裤来了，有点儿紧张和拘束，然后他开始朗读。“在几

    分钟以后”，施尼茨勒告诉我说，“我们突然竖起了耳朵仔细倾听，交换着欣赏的，几乎是被镇住了的目光。这么完美的诗句，这么无懈

    可击的形式，这种音乐上的通感，我们还从来没有在一个当世人那里

    听到过，自从歌德以后，我们以为再也不会出现了呢。但是，比这种

    诗歌形式上无与匹敌(自他以后，在德语文学当中没有人能再度达

    到)更令人赞叹的，是他对世界的认知。对于一个整天要坐在中学板

    凳上的男孩子来说，这样的认知只能来自一种具有魔法般力量的直

    觉。”等到霍夫曼斯塔尔朗读结束时，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施尼茨

    勒对我说：“我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我生平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天才，在我的一生中再也没有过这种完全被征服的感觉。”有谁在十六岁开

    始——也许不应该说是“开始”，而是从一开始就已经成熟——能写

    出这样的作品，他应该是歌德和莎士比亚的兄弟。的确，成熟显得越

    来越趋于完善：在这第一个诗剧《昨天》之后，他完成了《提香之

    死》的华美片段，他将德语变成了意大利语的发音。他的诗歌创作，每一首诗对我们来说都是重大事件，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我还能一

    行一行地背诵出来；然后还有小型的戏剧和文章，那丰富的知识，对

    艺术理解的精准，宽广的视野，如同着了魔法一样神奇地浓缩在几十

    页的稿纸里。总之，这位中学生、这位大学生所写的东西，就如同水

    晶一样，从内里发出光芒，同时也显得深沉和炽烈。韵文、散文诗在

    他的手中犹如散发着芬芳的伊米托斯山的蜂蜡1

    一样随心如意，总是通

    过一个不可重复的奇迹让每一首都恰到好处，一点儿不多，也一点儿

    不少。人们总有这样的感觉，肯定有一个不能把握的潜在力量在秘密

    地引领他走上一条路，去往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涉足的地方。

    这样一个超凡人物让我们——这些已经让自己学会去追寻价值的

    人——感到怎样着迷，我几乎都无力来重现当时的情形。知道就在离

    自己不远的地方生活着一位天才的、精致而纯粹的诗人，一位人们会

    设想为荷尔德林、济慈、莱奥帕尔迪2

    那般传奇的人物，一位不可企及、差不多如梦如幻的人物，还有什么能让一代年轻人更感到如痴如

    醉呢？直到今天，我还能栩栩如生地回忆起自己得以亲见霍夫曼斯塔

    尔本人的那一天。那时我十六岁。当时我们对这位理想中的导师的一

    切行踪都如饥似渴地追踪，因而报纸上的一条消息让我兴奋不已：这

    条消息通知说，他将在“学术俱乐部”做一场关于歌德的报告(对我

    们来说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这样一位天才竟然在这么小的范围内作

    报告。按照我们这些中学生对他的崇拜程度而言，如果霍夫曼斯塔尔

    在公开场合露面的话，最大的讲堂里也会爆满的)。这次报告会再次

    证明，在对有长久生命力的艺术估值以及对这些艺术显示出正确的直

    觉判断方面，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中学生又走在大众和官方评论家的

    前面。在这个狭小的会厅里，一共来了差不多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位

    听众。我在焦急不安中提早半个小时就出发了，为的是能让自己有个

    座位，而这完全没有必要。我们等了一阵，突然有一个瘦高个子，自

    身根本不起眼的年轻人从我们这些人之中穿过，走到讲台上便开始演

    讲。他开始得那么直截了当，我几乎都没有时间去好好打量他。霍夫

    曼斯塔尔的胡子还是软的，没有完全长成形，他的柔韧身躯让他显得

    比我设想中的还要年轻些。他的脸庞轮廓分明，长着一点意大利式黝

    黑肤色的脸，因为略为紧张而紧绷着，他那深色、柔和、高度近视的

    眼睛流露出来的不安，也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他开门见山进入了

    演讲，如同一位游泳者投身于自己熟悉的水中一样；越讲下去，他的

    手势就越放得开，他的神态就越镇静自如。他的思路刚一展开，开始

    时的拘束就变成了一种了不起的轻松和机敏，如同那些灵感丰富的人

    所做的那样(后来我在他的私人谈话中也常常注意到这一点)。只是

    从他的第一个句子我就注意到，他的声音并不悦耳，有时候甚至差不

    多像是假嗓子一样，很容易变得微微刺耳。不过，他的演讲让我们变

    得如此兴奋和激动，我们几乎不再注意他的声音，也不去注意他的面

    孔了。他没有演讲稿，没有提纲，甚至可能都没有好好准备。但是，出于他天然具备的奇妙的形式感，每个句子都有着精美的收尾。他提

    出大胆的反命题，令人眼花缭乱，以便在后来以清晰而出人意料的表

    述予以解答。听众不由自主地产生这样的感觉，他所使用的材料不过

    是那些丰富内容中信手拈来的一些东西，像他这样一位机敏而站得高

    远的人物，还可以这样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内容也不会变得贫

    乏，水准也不会因此降低。在后来多年里的私人谈话中，我也领略过

    他的这种魔力，斯蒂芬·格奥尔格曾经称誉他为“气势磅礴的歌咏与

    妙趣横生的巧妙对话的发明者”。他焦躁不安、容易失控、过度敏

    感，不能承受压力，在私人交往中往往感到怏怏不乐和紧张，他不容

    易让人靠近。但是，一旦哪个问题让他感兴趣，他便是燃媒，他能让谈话像火箭般快速而灼热地升腾，一下子就达到他自己要的，也只有

    他才能达到的高境地。除了与那位思想尖锐而且像水晶一样明晰的瓦

    莱里或者那位言辞激烈的凯泽林曾经偶尔有过这样高水平的谈话以

    外，我同别人的谈话都不具备与他谈话的思想水准。在这个真正的灵

    感勃发的一瞬间，所有的一切——他读过的每一本书，他看到过的每

    一幅画，每一个风景——都会在他那神奇般醒来的记忆中变得栩栩如

    生。他用的比喻如此贴切自如，就如同用左手比喻右手一样；他所展

    示的视野矗然而立，就如同在已经消失的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一道舞

    台布景一样。在首次见到他的那个演讲上，以及在后来的私人会面

    中，我真正感觉到他身上的“气”，一个高不可测的人物所具有的那

    种能令人感到充满活力、感到欢欣鼓舞的气息，他身上那种用理性还

    不能完全把握的“气”。

    从某种意义上说，霍夫曼斯塔尔后来再也没有超过他自己在十六

    岁至二十四岁时所创造的无与伦比的奇迹。我对他后来的某些作品也

    一样推崇有加，那些华美的论文，《安德烈亚斯》中的片段——这部

    未完成的作品也许是德语作品中最美的长篇小说，以及他的戏剧中的

    某些片段。但是，随着他与真实的生活剧场和那个时代的兴趣关联越

    来越紧，由于他的各种计划中有明显的意图和野心，他那如梦游者才

    会有的，只有在童真的诗歌中才有的纯粹灵感不见了，和它们一起消

    失的还有我们对自己青春岁月的沉醉和痴迷。了解他这位未成年人的

    创作，让我们早早知道，这个出现在我们青春时期的天才奇迹是一次

    性的，在我们的一生中，它再也不会梅开二度。

    巴尔扎克曾经以无与伦比的方式描写了一个拿破仑·波拿巴如何

    让整整一代法国人群情激昂。在巴尔扎克看来，波拿巴从一个小小的

    少尉到世界的皇帝，这令人炫目的飞黄腾达不光意味着某一个人的胜

    利，也是一种青年理念的胜利。一个人并非一定要生为王侯贵胄才有

    可能早日获得权力：哪怕出生于一个随便什么样的小户人家，甚至穷

    人家，同样也可以在二十四岁成为将军，在三十岁成为法兰西的统治

    者，不久以后也能统治整个世界。这一不可复制的成功让成百上千的

    人抛开自己卑微的职业，离开边远的外省小城——波拿巴少尉让所有

    的年轻人头脑发热。他驱动他们有更高的野心，他造就了庞大军队中

    的诸多将军，以及《人间喜剧》中很多英雄和平步青云的人。一位独

    一无二的年轻人，无论在哪个领域里一下子就达到迄今无人企及的高

    度，光是他的成就本身，就足以让所有年轻人围在他们身边，跟在他

    们身后。从这个意义上讲，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对于我们这些更年

    轻的人来说，对于我们身上还没有完全迸发出来的能量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推动。我们并不指望霍夫曼斯塔尔的奇迹能够在自己的身上重

    现，单单他的存在就给我们增添了力量。他直观地证明，即便在我们

    这个时代、我们这座城市和我们的社会阶层也有可能出诗人。他的父

    亲是一位银行行长，毕竟也是来自同样的犹太——市民阶层，和我们

    一样；这位天才住的房子和我们住的房子差不多，也有着同样的家

    具，在同样的社会阶层的道德中成长起来，也在同样严格无趣的人文

    中学读书，他也学了同样的课本，在同样的木头板凳上坐了八年，也

    像我们一样没有耐心，与我们相似，对一切精神价值充满激情的热

    爱。但是，看啊，就在他还不得不在学校的板凳上磨裤子时，必须在

    体操大厅来回踏步时，他一个箭步就成功地飞越了周围的环境和逼

    仄，飞越了他的城市和家庭，从而进入一种没有限制的境界。在某种

    程度上，霍夫曼斯塔尔以活生生的实例向我们表明，从原则上讲，在

    我们的时代，即便在一个奥地利的人文中学这种牢笼般的气氛中，也

    是可以来完成诗歌创作的，甚至还有可能被印刷出来，被盛赞，成为

    名人!对于尚未成年的男孩子的心来说，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力!

    里尔克则意味着另外一种类型的鼓励，它以一种让人心安的方式

    来补充霍夫曼斯塔尔带来的那种激励。纵使我们当中最为狂妄的人，似乎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与霍夫曼斯塔尔一争高低。我们知道他

    是早熟天才中不可复制的奇迹，如果将我们自己十六岁时的诗歌与这

    位著名人物在同样年龄时的作品相比，我们会感到羞愧；同样，如果

    将自己与他在中学时代已经在人类思想宇宙中的航行相比，我们也会

    为自己汗颜。里尔克也是在很早时，大概也是在十七八岁时已经开始

    写作并发表诗歌。但是，里尔克早期的作品，如果与霍夫曼斯塔的那

    些比较起来，甚至可以说是绝对不成熟、幼稚和天真的诗歌，只有带

    着不那么挑剔的眼光，人们才可能感知到其中些许的天才踪迹。直到

    后来，当这位被我们无比热爱的诗人在二十二岁或者二十三岁时才开

    始出现有个性的长足进展：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一

    个人不一定非得如霍夫曼斯塔尔那样在中学时代就是成熟的诗人，也

    可以像里尔克那样摸索、尝试、成型、提升。如果一个人眼下写出来

    的东西还拿不出手、不成熟、不那么有责任感，他也许不会成为霍夫

    曼斯塔尔那样的奇迹，而在他身上可能会重现里尔克那样平稳而寻常

    的成才之路。

    我们所有的人都早已经开始创作或者写诗，开始演奏乐器或者开

    始朗诵。对我们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那种被动的、激情化的态

    度，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不自然的，因为年轻人身上的本质就是不光

    要获得印象，也要以自己的创造来应答。对年轻人来说，热爱戏剧至少意味着他们有这样的愿望和梦想：让自己登上舞台或者参与戏剧演

    出。他们对各种形式的天才极端崇拜，这不可避免地会让他们去留意

    自己身上的某些苗头，能否在自己并不完全了解的躯体里或者在尚且

    半蒙昧的灵魂中看到这种出类拔萃特质的蛛丝马迹。与当时维也纳的

    气氛相符，也与那个时代特殊的限定条件相吻合，我们班级里的同学

    中普遍都热衷于艺术生产。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身上找寻着天分，并力

    图让它发扬光大。我们当中有四五个人想成为演员。他们模仿着城堡

    剧院演员的做派，不知疲倦地练习台词和朗诵，已经开始偷偷参加戏

    剧表演课，在课间临时分派不同的角色，临时表演经典戏剧中的场

    景，而我们其余的人则构成了好奇而苛刻的观众。我们当中有两三个

    人是受到出色培训的音乐人，但是他们还没有决定自己是去当作曲

    家、演奏家还是去当乐队指挥。正是由于他们，我才对新音乐有了最

    早的认识，而这些新音乐在爱乐乐团的官方音乐会中还是很受鄙视的

    ——他们也从我们这里拿到歌曲或者合唱曲的歌词。我们当中还有一

    个人，这位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沙龙画家，他在上课期间将我们

    的作业本画得满满的，给我们这个班级里全部的未来天才画了肖像。

    不过，我们在文学上的努力要远远超过其他方面。由于我们彼此监督

    尽快地完成作品，互相对各自的诗歌进行评论，我们在十七岁时达到

    的水平远远超出了文学爱好者的水平，其中某些个人作品的水平已经

    真正说得过去，并且得到了文学刊物的证明：它们不光是被粗俗的地

    方报纸所采用，也为那些新生代的主流文学期刊所接受、被发表出

    来，甚至还得到了稿费——这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我们班里的一位

    同学Ph.A.，我曾经像崇敬天才一样崇敬他，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最了

    不起的豪华杂志《潘神》(Pan)的首位，与理查·戴麦尔(Richard

    Dehmel)和里尔克并排；还有另外一位同学A.M.，曾经使用“奥古斯

    特·厄勒”(August Oehler)的笔名，打入了当时所有德语期刊中最

    难进入、最离奇的刊物《艺术叶片》(Bl?tter für die Kunst)——

    这本期刊是斯蒂芬·格奥尔格专门为自己那个超凡入圣、再三遴选才

    得以进入的文学团体的成员保留的园地。我的第三位同学，在霍夫曼

    斯塔尔的鼓励下，写了一本关于拿破仑的剧本；第四位同学提出了一

    种新的美学理论，完成了有重要意义的商籁体诗歌；我自己则在现代

    派的主流文学杂志《社会》(Gesellschaft)以及由马克西米利安·

    哈尔登(Maximilian Harden)主编的《未来》(Zukunft)——一份

    在新德国的政治和文化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周刊——上发表了作品。今

    天回过头去看，我不得不客观地承认，就那些作品中知识的广博、文

    学技巧上的精致、艺术上的水准而言，它们出自年仅十七岁的人，这

    的确是惊人的。这种情况只可以解释为，是霍夫曼斯塔尔那神奇的早熟榜样或多或少地在前面引导着我们，让我们激情澎湃地努力将自己

    的能力发挥到极致。我们掌握各种艺术诀窍，谙熟语言的夸张和奔

    放；我们了解每种诗体的写作技术，从品达式的哀婉诗到民歌当中简

    单的口语表达，我们都无数次尝试、仔细推敲。在每天的作品交换

    中，我们互相指出那些粗心大意的不足之处，讨论韵脚上的细节。当

    我们那些尽职的老师还没有任何预感地在用红墨水划出我们在作文中

    缺少的逗号时，我们早已在相互进行文学批评，其严格程度、艺术上

    的见识以及审查之细微，是那些大报纸上的文学批评头领人物在对古

    典大师杰作的批评中所不曾有过的。在中学里的最后几年，由于我们

    一味热衷于文学批评，在专业评判和文采斐然的表达能力这方面，也

    已经走在那些名声卓著的专业评论家的前面。

    对于我们班级同学在文学上早熟做这种完全忠于实情的描述，也

    许会让人错误地以为我们是一个特别的班级。完全不是这样的。当时

    在许多学校，也都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同样的狂热和同样早熟的

    天才。这不可能是偶然的。那是一种特别良好的氛围，这座城市特殊

    的艺术沃土、非政治化的时代、世纪之交的思想上和文学上的新取向

    扑面而来，这些因素与我们这一人生阶段注定会有的创作意愿连在一

    起。每个青春期的年轻人身上都有诗性或者诗性的驱动。当然，在大

    多数人那里，诗性就如同一阵稍纵即逝的波浪一样流过，这种热衷很

    少能延伸到青春期以后，因为它本身就是青春的焕然勃发。我们班级

    里的五名校园演员没有一个成为舞台上的真正演员，登上《潘神》和

    《艺术叶片》的诗人们在令人震惊的锋芒初露之后变成庸常的律师或

    者官员，也许他们今天在忧郁地或者嘲弄式地讥讽着自己当年的野心 3。我是这些人当中唯一一直保留着创作激情并让它成为整个生活中的

    意义和核心的。但是，我是多么充满感激地去想到这些同学啊!他们

    曾经给了我多么大的帮助!我从这种火热尖锐的讨论当中，从这种狂

    野的你追我赶的劲头当中，从相互的欣赏和批评当中，早早地开始了

    练手和磨砺神经，领略到了精神宇宙中的辽阔和宽广，这些多么有力

    地促使我们超越了学校生活的单调和无聊!“你这令人心迷的艺术，在多少个灰暗的时刻……”，每当舒伯特这首不朽的歌曲响起时，我

    眼前就活灵活现地出现了我们缩着肩膀，坐在学校板凳上的情形，而

    后在放学路上，我们有着怎样放着光彩的、激动的目光，满是激情地

    解析着、背诵着诗歌，忘掉了空间和时间的束缚，真正“进入一个更

    美好的世界”了。

    这种对艺术狂热的忠贞执着，对审美因素的过分看重，到了近于

    荒谬的程度，当然这只是在牺牲了我们那个年龄的平常兴趣才得以实现。当我今天回过头来问自己，当年我们的每一天都被学校和私人的

    日程排得满满的，我们是怎么找到时间来读这些书的呢？这时我才发

    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我们的睡眠和肢体活动为代价的。虽然

    我每天早上应该七点起床，但是我几乎从来没有在夜里一点到两点以

    前放下手中的书。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一个坏习惯，即便已经夜深，我

    也要再看上一两个小时书才睡觉。在我的记忆中，每天总是在没睡醒

    时起来，用最后一分钟匆匆忙忙洗漱，然后被驱赶着去学校，一路跑

    着吃黄油面包。毫不奇怪，我们这些小学究都是骨瘦如柴，满脸菜

    色，看起来好像还没有成熟的水果一样，我们的衣着也很不讲究。我

    们的每一分零花钱都花在看戏剧、听音乐会或者买书方面；另外一方

    面，我们也不太注意去讨好年轻姑娘，我们只是想到要让高级人物注

    意到我们。和年轻姑娘一起散步，在我们看来那是浪费时间。思想上

    的傲慢让我们从一开始就觉得另外那个性别在精神上价值低下，我们

    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肤浅的闲聊中。要想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当初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忽略所有体育运动，甚至予以蔑视，这可并不

    容易。不过需要提到的是，在19世纪，体育运动的浪潮还没有从英国

    传到欧洲大陆上。那时还没有那种当一个拳击手用拳头击碎另外一个

    拳击手的下巴时，成千上万的人在一起出于兴奋而大呼小叫的体育

    场；报纸也还不像现在这样，用整栏的篇幅以荷马一般生动传神的描

    述来报道一场曲棍球的比赛。摔跤比赛、田径协会、体重分级的赛事

    在我们那个时代还属于城郊的活动，屠宰师傅和搬货工是这些活动的

    观众；最多那些高层的、贵族的赛马比赛——一年也就那么几次——

    能吸引一些所谓的“上层社会”来到赛马场，可是我们对此却无动于

    衷，因为在我们看来，每一种身体活动都干脆是浪费时间。当我在十

    三岁时开始感染上文学——艺术的传染病以后，就不再去滑冰，将父

    母给我学跳舞的钱用在买书上。在十八岁时，我还不会游泳，不会跳

    舞，不会打网球。至今我既不会骑自行车，也不会开车，在体育活动

    方面，每个十岁的孩子都会胜我一筹。即便到了今天，1941年，棒球

    与美式足球之间、曲棍球与马球之间的区别我还是分不大清楚；每张

    报纸上的体育栏目，对我来说都好像是用无法理喻的符号写成的汉语

    一样看不懂。我对于体育上的速度纪录和技巧纪录的理解，还一直停

    留在那位伊朗国王的观点上：某一次有人想动员他去看赛马比赛，他

    用东方式的智慧说：“为嘛呢？我原本就知道，一匹马比另外一匹马

    跑得快。哪个更快，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与身体训练同样遭到我

    们蔑视的，是用游乐来打发时间。在我们眼里，唯有国际象棋还多少

    能获得几分垂青，因为它还需要用上些脑力。而且，甚至可以说更为

    荒谬的是，尽管我们都觉得自己即将成为诗人或者感觉自己是潜在的诗人，我们很少关注大自然。在我最初的二十年人生当中，我几乎没

    有去看过维也纳城周围的美好景色。在最美丽、最炎热的夏天，当人

    们纷纷离开城市时，我们甚至还觉得这座城市更有吸引力，因为在咖

    啡馆里我们可以更快地将多种期刊、报纸拿到手。后来，我还用好多

    年、好几十年才达到一种平衡，来避免这种孩子气式的贪心阅读带来

    的过度紧张，在一定程度上来消除不可避免的身体上的笨拙。但是，从总体上，我对这种只用眼睛和神经来度过中学时代的极端做法从未

    感到后悔过。它把那种追求精神世界的激情注入我的血液当中，这是

    我永远也不想再失去的。此后我读过的书、学到的东西，都是在那些

    年打下的坚实地基之上的。一个人肌肉训练上错过的机会，还可以在

    后来的岁月中补上，而精神上的提升，内在灵魂上的捕捉力量，只能

    在那些决定性的年月里成形。一个早早地学会让自己的灵魂充分扩展

    的人，以后才能将整个世界收入自己的灵魂当中。

    我们青春岁月真正的经历是，艺术领域正有新的东西在酝酿，一

    种超出让我们的父母和周围环境满意程度的，更加充满了激情、更成

    问题、更有尝试性质的新东西。我们因为生活中的这一片段而陷入狂

    热的兴奋当中，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美学领域内的转变不过是许多

    更为深远的变化中的余响和先兆而已，这些转变将撼动我们父辈的那

    个世界、那个太平的世界，并最终将其毁灭。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昏

    昏欲睡的奥地利，有一种引人注目的转变开始悄悄萌生。那些大众，那些几十年来任由被统治而保持沉默和乖顺的自由市民阶层，突然开

    始变得不那么安分守己了，他们开始组织起来，要求他们的权利。就

    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政治带着尖锐而狂暴的疾风打破了舒适生活的

    风平浪静。新世纪想要一个新秩序，一个新时代。

    在奥地利，这些大型群众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到

    那时为止，被我们错误命名的“普遍”选举权只是给了那些有钱人，那些能够证明自己缴过某个额度税款的有产者。被这些有产者选举出

    来的律师和土地所有者却真诚地笃信，自己在议会里是“人民”的发

    言人和代表。他们为自己是受过教育甚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感到骄

    傲；他们讲究尊严、体面、谈吐优雅，因而议会的讨论往往像一个高

    级会所的晚间讨论会。这些市民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带着自由主义的信

    念，真诚地认为宽容和理性一定会带来一个进步的世界；通过微小的

    让渡和逐渐改善，是提高所有臣民生活福祉的最好方式。但是他们完

    全忘记了，他们代表的是那些为数五万或者十万，生活在大城市里境

    况良好的人，而不是生活在整个国家里的那些五十万或者一百万的人

    口。这时，机器已经大量使用，从前分散在各处的劳动力集中在工业产业周围。在著名人物维克多·阿德勒(Vicotor Adler)博士的领导

    下，一个社会主义党在奥地利成立了，其宗旨在于实现无产者提出的

    要求：真正普遍的，对每个人都平等的选举权。这些要求刚一实行或

    者说被迫实行，人们就立刻意识到：自由主义的那个阶层是多么单

    薄，尽管它是宝贵的。相安共处与自由主义一起从公共政治生活中消

    失，现在不同利益开始硬碰硬，战斗开始了。

    我还能回忆起在我记事之初的某一天，那是给社会主义党在奥地

    利的兴起带来决定性转折的日子。工人们要让人们第一次看到他们的

    力量以及人数的庞大，他们提出口号，将5月1日定为劳动人民的节

    日；他们决定在这一天列队经过普拉特绿地公园游行，而且队伍要行

    经主要的林荫大道。在以前的大型集会活动时，这条漂亮而宽阔的主

    街“栗树大道”是专门留给贵族和富裕市民阶层的华丽马车的。声明

    一出，那些自由派上层市民被吓得目瞪口呆。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地

    利，“社会主义者”这个词还暗含着一种血腥和恐怖的味道，就如同

    人们在说到此前的“雅各宾派”或者以后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一

    样。人们一开始根本不相信，这些来自郊区的赤色分子怎么可能不在

    他们的游行中焚烧房屋、抢劫商店，干出一切能想象得出来的暴行

    呢。到处陷入一片惊慌，整座城市和周围地区的警力都被调到普拉特

    公园的大街上，军队也处于战备状态，做好了开枪的准备。没有哪辆

    豪华的私人马车或者出租马车敢去普拉特绿地公园附近，商人们将铁

    制的橱窗护板放下。我还能回忆起来，父母严格禁止孩子们在维也纳

    可能会火光冲天的这一天到大街上去。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工人

    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起，四人一排向前行进，在普拉特绿地公园里

    队伍整齐规范，每个人上衣的扣眼里插着一支红色的康乃馨，这是这

    个党的标志。他们在行进中唱着《国际歌》，但是孩子们一到了他们

    第一次走过的豪华林荫大道上，就开始唱他们那些无忧无虑的校园

    歌。没有人遭到谩骂，没有人被打，没有人攥拳头；警察和士兵向对

    战友们那样对他们微笑。正是由于这种无可挑剔的态度，市民阶层不

    能再将工人标记为“革命的暴徒”了，然后就有了来自双方的让步

    ——在古老而睿智的奥地利，总是如此。在那时，今天这个打压和剿

    灭体系还没有发明出来，人文主义的理念(尽管已经变得苍白)即便

    在政党领导人那里也还没有泯灭。

    刚刚有红色康乃馨作为政党的标志出现，突然又有人将另外一种

    花插在上衣扣眼里，这是白色康乃馨，是属于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标

    志。(那时人们还选择花而不是长筒靴、匕首和骷髅来作为政党的标

    志，这不也令人感动吗？)基督教社会党一直就是一个小市民的政党，本来是无产者运动的有组织对立行动，从本质上它和无产者运动

    一样，都是机器战胜手工带来的后果。当机器造成大量工人聚集在工

    厂里从而提升了工人的权力和社会地位之时，同时也威胁了小手工业

    者。大型商店和规模化生产对于社会中层和小型手工业技师来说意味

    着毁灭。这种不满和忧虑让一位机敏的、广受欢迎的领袖人物卡尔·

    卢埃格尔博士脱颖而出，他以关键性的一句话“小人物们必须得到帮

    助”一下子抓住了小市民阶层和被激怒的社会中层。在这些人身上，对有钱人的嫉妒要远远少于对自身从市民阶层落入无产者当中的恐

    惧。这一担惊受怕的社会阶层，也是后来第一批聚集在阿道夫·希特

    勒周围的广泛大众阶层。卡尔·卢埃格尔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也为希

    特勒做出了榜样，那便是教会希特勒打出反犹太人的旗号，让那些不

    满意的小市民圈有一个看得见的对手，同时在不知不觉中将人们对大

    土地占有者和封建财富占有者的仇恨转移出去。把这两个人的形象加

    以对比，就能看到今天政治生活中的那种粗俗和残忍，我们这个世纪

    可怕的堕落。卡尔·卢埃格尔留着柔软的、金黄色的大胡子，看起来

    仪表堂堂，被维也纳民间称为“漂亮的卡尔”；他受过高等教育，在

    一个精神文化高于一切的时代，接受教育并非徒劳无益之举；他擅长

    在公众面前讲话，言辞犀利却不乏风趣，不过即便是在最激烈的——

    或者说，在那些当时人们觉得激烈的——演讲中，他也从来不失体面

    的风度；他定出的调子(指反犹态度)也能转换成某种意义上的屠杀

    器具，来上演仪式性谋杀的童话和各种粗鄙之事，但他总是小心保管

    着，不让它刀剑出鞘。他本人的私人生活简朴而且无可指责，对于对

    手他总是保持着一定的君子风度，政治上的反犹立场从来没有妨碍他

    去善待和关照早年的犹太朋友。等到他领导的政党最终赢得了维也纳

    的市议会选举，而他本人终于被任命为维也纳市长之后(弗兰茨·约

    瑟夫皇帝曾经两次拒绝签署对他的任命，因为皇帝厌恶他的反犹倾

    向)，他在城市管理方面公正而无可挑剔，甚至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

    典范。犹太人在这个反犹政党获胜之前曾经心惊胆战，此后仍然与以

    前一样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继续得到尊重。那时，仇恨的毒素和彼

    此彻底灭绝的意志还没有进入时代的血液循环当中。

    不过，这时已经出现了第三种花——蓝色的矢车菊，俾斯麦所钟

    爱的花，这是“德意志民族党”的标志。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它是一

    个意识明确的革命党。它要以猛烈的冲击之力来摧毁奥地利的皇权，建立一个在普鲁士和基督教新教领导下的大德意志——在希特勒之前

    的一个梦想。基督教社会党的势力发端于维也纳和农村，社会主义党

    发端于工业中心地区，德意志民族党的追随者几乎只出现在波希米亚

    和阿尔卑斯山的边缘地区。就人数而言他们处于弱势，但是，他们以野蛮的进攻性和没有底线的残忍弥补自己的分量不足。这个党的几位

    议员是奥地利议会中的恐怖和(传统意义上的)羞辱。在理念和技术

    上，他们构成了希特勒政治的滥觞——希特勒同样也是一位来自边缘

    地区的奥地利人。希特勒从格奥尔格·冯·舍纳雷尔(Georg von

    Sch?nerer)那里接过来“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口号，当时曾经

    有几千德意志民族党党员忠实地遵循这一口号，从天主教转而皈依新

    教，只为激怒皇帝和天主教神职人员；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视他为了不

    起的鼻祖，从他这里接受了“肮脏下流存在于人种当中”这样的断

    言；尤为突出的是，希特勒从他那里学会了使用一个完全无所顾忌、大打出手的冲锋队，从而来实行这一原则：用一个小群体的暴行来震

    慑一个在数量上胜出但在为人上忍让的群体。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

    党)的冲锋队所做的事情，即手持橡胶皮棍冲击人群集会、夜里袭击

    对手并将其打翻在地，在德意志民族党这里是由属于大学生联合会的

    成员来完成的。他们在知识人享有的豁免权的保护下，制造了一种绝

    无仅有的斗殴恐怖手段。每当有政治性的行动，一个召唤、一声哨响

    他们便能做到军事性地组织起来并出发前往。他们是按照所谓的“青

    年会”来编组的，脸上带着剑伤，酗酒而凶残，集会大厅由他们来把

    持，因为他们不光和别人一样戴着袖标和帽子，还佩戴着坚硬的、重

    重的棍子。他们不停地挑衅，目标一会儿是斯拉夫人，一会儿是犹太

    人，一会儿是天主教徒，一会儿是意大利人，将这些没有防卫能力的

    人赶出大学校园。每一次“游逛”(他们把每星期六的大学生检阅称

    为“游逛”)，必然会发生流血事件。由于大学还享有古老的特权，警察不可以进入大学教室，他们在只好在外面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孬种

    大学生在里面犯浑；他们能做的，仅限于将那些被民族党的坏蛋从台

    阶上扔到马路边，浑身流血的伤者运走。每当奥地利这个小小的、虚

    张声势的德意志民族党想强行达到某种目的时，总是先派出大学生冲

    锋队。当首相巴德尼伯爵(Graf Badeni)在取得皇帝和帝国议会的同

    意之后，决定实行一道官方语言使用法规时——其本意是要缔结奥地

    利各民族之间的和平，让皇朝的统治再延续几十年——一群被挑拨起

    来的年轻大学生占领了环城大道。骑兵不得不出动，军刀和枪击在镇

    压中被派上用场。但是，那个人道的自由时代有着可悲的软弱，也易

    于被打动，人们惮于任何形式的暴力骚乱和流血，这种倾向如此强

    烈，政府只好在德意志民族党面前做了退却：首相被撤职，完全忠于

    皇权的语言规定被取消。残忍手段进入政治当中，第一次显示出成

    效。那些潜藏在不同种族和阶级之间的裂痕与缝隙，在相互让步容忍

    的年代曾经被人们花很大力气来弥合，现在一下子全部爆裂，变成了深壑与鸿沟。实际上，在新世纪开始前的十年里，在奥地利内部一场

    所有人反对所有人战争已经拉开了序幕。

    可是我们这些年轻人，还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学野心当中，很少

    意识到在我们的家乡所发生的危险的改变：我们只去看书、看画。我

    们对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没有一丁点儿兴趣：这种刺耳的争端在我们

    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当整个城市因为选举感到不安时，我们却走进

    了图书馆；当大众奋起反抗之时，我们在写作和讨论诗歌。我们像古

    代巴比伦的伯沙撒国王面对珍馐盛宴一样，无忧无虑地品尝着各种珍

    贵的艺术佳肴，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火红的字符，没有惊恐地看到未来 4。直到十几年以后，当这座大厦房倒屋塌、颓墙残瓦砸到我们头顶

    时，我们才意识到这里的地基早已经淘空了。与新世纪同步开始的，是个人自由在欧洲的没落。

    注释

    1 伊米托斯山(Hymettos)，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东南，在古代以盛产蜂蜜而著名。山上的木材被用为建筑

    材料，被称为蓝灰色的“伊米托斯”大理石，与白色大理石形成反差。诗人拜伦在《恰尔德·哈罗德的游记》的

    诗中采用了这两个意象来描写大自然后写道：“艺术、名声和自由消失后，大自然却美丽依旧。”可能茨威格在

    这里使用这一比喻，意在表达霍夫曼斯塔尔的诗歌艺术比通常的艺术更胜一筹。

    2 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1798—1837)，意大利19世纪著名浪漫主义诗人。

    3 此处涉及在《艺术叶片》上发表作品的人奥古斯特·厄勒时，茨威格的记忆有误。——德文版注释。厄

    勒后来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成为古典语文学的私人讲师，并翻译了古代希腊文的作品，不幸于1920年在39岁之际

    因肺病而英年早逝。

    4 伯沙撒国王的典故，来自《旧约圣经·但以理书》。当国王正在大宴宾客之时，宫殿的墙上出现神秘的

    阿比西尼亚语字符，预言了国王的死亡和他的帝国的毁灭。这一故事成为许多画家的题材，伦勃朗曾经于1635年

    完成一幅该题材的油画作品，现藏于伦敦的国家画廊。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也曾以此为素材创作一首叙事

    诗。三 情欲初萌

    中学这八年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发生的最私人化的事情，就是

    我们从十岁的孩子慢慢地变成了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带有男性性

    征的小伙子，自然本能开始萌生出来。这种青春期的觉醒看似完全是

    个人之事，每个处在成长进程中的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与成长的烦恼

    进行斗争，一开始人们也根本不以为这个话题适于当众谈论。不过，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每一种危机带来的影响都超出了其自身范

    围。青春期同时也表明了另外一种意识的觉醒，因为它第一次教会我

    们去审视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去带着批判意识来观察它的规范。一

    般来说，儿童甚至是年轻人都倾向于首先让自己去适应周围社会环境

    中的规则，他们对这些规则也心怀敬意。不过，只有当这些他们被要

    求遵守的规则也为其他所有人诚实地遵守时，他们才肯屈服从命。老

    师和父母身上哪怕有一个不真实的行为，都无可避免地让年轻人用狐

    疑，因而也更为尖锐的目光去看待整个世界。我们没用多久就发现，那些我们曾经予以信任的各种权威——学校、家庭和公众道德——

    在“性”这个问题上都表现得很不诚实。更过分的是，在这件事上他

    们也要求我们和他们一样偷偷摸摸、遮遮掩掩。

    三四十年以前，人们考虑事情的方式与今天完全不同。也许没有

    哪个领域如两性关系那样，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因为一系列因素

    ——妇女解放运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竞技体育对身体的膜拜、青少年开始独立自主——发生了如此彻底的改变。19世纪市民社会秉

    持的道德，在本质上还是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如果与今天通

    行的自由而不受拘束的世界观进行对比的话，也许这样的表述与事实

    最为接近：在那个时代，由于内心的不确定感，人们战战兢兢地避开

    一切跟“性”相关的问题。在更早，人们诚实地信奉宗教的时代，尤

    其是在严格的清教徒信仰环境下，这还算是蛮简单的。当时的人们坚

    信，感官欲求是魔鬼的毒刺，肉体情欲是伤风败俗和罪恶。中世纪的

    权威人士在处理涉及“性”的问题时，采取粗暴的禁令、残酷的惩罚

    来强制推行他们所倡议的道德信条——在深受加尔文影响的日内瓦，此风尤炽。我们所处的时代却大不相同，这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时代，一个人们早已不再相信有魔鬼也不太相信有上帝的时代，人们已经没

    有勇气再去实行这些极端的禁规。然而，“性”还是被当成一种不受

    管束，因而会带来干扰的因素，人们无法将其纳入这个时代的伦理范

    畴之内，不允许它得见天日，因为任何自由的、婚姻以外的爱情都有

    悖于市民阶层的“体统”。在这种纠结中，人们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

    法：那个时代的道德虽然没有禁止年轻人去实现自己的情欲愿望，却

    要求他们采取隐而不宣的做法。既然无法将“性”从这个世界上铲

    除，至少不要让它大肆张扬，以免伤风败俗。于是，一种不必明言的

    默契就出现了：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庭，或者在公共场合，人们都不

    许谈这一令人懊恼的复杂问题，以免让人想到“性”的存在。

    自从有了弗洛伊德的学说以后，我们就清楚地知道：试图将本能

    驱动从意识当中压制下去的人，并不能因此将其消除，而是危险地将

    其推到潜意识当中。今天回头来看，我们很容易去笑话那些天真的掩

    藏手段中的无知。但是，整个19世纪都顽固地囿于这样的妄想当中：

    人们可以用理性来解决一切冲突；人们越是将天性深藏不露，就越能

    让其无序的力量变得温和；如果人们根本不给年轻人启蒙“性”的存

    在，他们就会将其忘掉。在这种以为通过无视就可以让年轻人驯服其

    情欲的妄想里，各方都对此守口如瓶，通力形成了一条封锁线。学校

    和教会、沙龙和法庭、报纸和书籍、时装和风俗，它们原则上都避免

    提及这一问题，甚至科学界也无耻地加入这一行列，尽管他们本来的

    任务就是马上不带成见地面对这一“天性并非丑闻”1

    的问题。连科学

    界也缴械投降了，他们为此找到的借口是：去处理这样的污秽题目有

    失科学的尊严。如果我们去翻阅那个时代哲学的、法律的甚至医学的

    书籍，马上就可以发现人们到处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开“性”这一话

    题。当刑法学专家在学术大会上讨论监狱中的人道管制手段，或者谈

    到教养院生活给人带来的道德损害时，他们会羞怯地快速掠过这个原

    本为核心节点的问题；那些神经学医生虽然在许多病例中完全清楚某

    些歇斯底里症的病因如何，但是他们也同样不敢承认这些事实。我们

    从弗洛伊德的书里可以读到，甚至他尊敬的老师让-马丁·沙可

    (Jean-Martin Charcot)也曾私下里对他说，他虽然知道一些病人发

    病的真正原因，但是从来没有公开说出来过。当时所谓的“精美”文

    学是最不敢有真实描写的，因为这类文学是专门以描写审美意义上

    的“美”为己任的。在此前的若干个世纪当中，作家们并不怯于提供

    一幅他们生活时代里诚实而宏大的文化图景。我们可以在笛福

    (Defoe)、普雷沃修士(Abbe Prevost)、菲尔丁(Fielding)、雷

    蒂夫·德·拉布列塔尼(Retif de la Bretonne)的作品中看到对真实状态不走样的描写，可是在我们的那个时代，文学只可以让人看到

    那些“感觉丰富”和“高贵的”内容，不可以看到令人难堪的和真实

    的东西。在19世纪的文学当中，关于大城市青少年经历的各种危险、阴暗和困惑，几乎可以说踪迹皆无。即便有一个作家敢于斗胆提到妓

    女，他也还是觉得必须让她高贵，必须让女主人公成为香气缭绕

    的“茶花女”。我们面对的也是这样的特殊事实：如果今天的青少年

    想知道上一代或者上上一代青少年是怎样在生活中搏击过来的，于是

    打开那个时代的大师如狄更斯(Dickens)、萨克雷(Thackeray)、戈特弗里德·凯勒、比昂逊(Bj?rnson)等人的长篇小说来阅读，他

    会发现这里只描写了那些被提炼过的、不温不火的情形。整个这一代

    人因为时代给他们造成的压力无法自由地言说表达，有所例外的是托

    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作为俄国人正好站在欧洲的假理想主

    义的对立面上。那个时代对前辈的道德给予歇斯底里式的维护，这也

    最能说明那个时代本身的特征。当时的社会气氛是今天难以想象的，甚至文学上对性描写的如此克制仍不足以让道德家们心满意足。不然

    的话，怎么可以理解这些情况呢：为什么《包法利夫人》这样一部完

    全客观描写的小说会在法国一家公众法庭上被判为伤风败俗而遭到查

    禁呢？在我年轻的时代，左拉的小说被认为是色情淫秽的，那位更为

    平和、更为经典的叙事大师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竟然会在

    英国和法国掀起愤怒的浪潮。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怎么能想象得

    到呢？这些作家尽管已经那么节制，他们的书里还是泄露了太多的生

    活真实。

    然而，在这种令人窒息的、不健康的、充满了香水气味的沉闷空

    气中，我们在一天天成长起来。这种不诚实的、不符合青少年心理的

    缄默道德，这种不要去想性问题的要求，像阿尔卑斯山一样压在我们

    青年的身上。由于这些缄默“技艺”步调一致，我们在文学和文化史

    资料中也找不到与实情相符合的资料。要想重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

    事情也并非易事，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个锚点，那就是时装，因

    为每个世纪的时装都不由自主地将当时的道德观念展示在视觉口味

    上。在1940年的今天，当电影院的银幕上出现1900年的男男女女身着

    当时服装登场时，观众——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在城市还是在

    农村——都会哄然大笑。即便今天最天真老实的人，也会将过去的那

    些形象当成漫画人物来嘲笑一番：那是一群在穿着上那么不自然、不

    舒适、不卫生、不实用的傻瓜。甚至连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现在都无法

    想象，为什么整整一代人竟会毫无抵抗地屈从于如此愚蠢的服饰之

    下，尽管我们都看到过自己母亲一辈的人穿过这些古怪的晚礼服，我

    们自己在童年时也被打扮得如此怪气。当时男装的时尚是僵硬的高衣领，即所谓的“弑父者”(Vaterm?rder)2

    ，这种装束让任何一个放松

    的动作都变得不可能，黑色燕尾服那长长的后摆，还有那让人想到炉

    筒子一般的礼帽，这些都让人感到好笑。不过，更好笑的是从前那

    些“淑女”费尽千辛万苦，粗暴地对天生之体的细节改造，那才真是

    难以理喻!她们用鲸骨做成的束身架将身体的中间部位勒紧，如同细

    腰马蜂一般，下装又会膨胀起来像一个巨大的铃铛，领口系得严严的

    直到下颌，脚被完全覆盖，一直到大脚趾，头发带有无数个发卷，高

    高地盘起来，头发上面是一顶颤巍巍的、尽显奢华霸气的大帽子。即

    便在最炎热的夏天，手也要留在手套里。这些早已成为历史陈迹

    的“淑女”，尽管她们周身散发着香水的味道，尽管她们的服饰上有

    各种精致的花边、百褶、流苏，佩戴着各种首饰，她们却陷入可怜的

    无助之中。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种全套行头在身的女人，就如同

    全副武装的骑士一样，她们再无法自如地、生气勃勃地、轻盈地行

    动。光是这套“淑女”的打扮，穿脱这些礼服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烦琐

    麻烦的过程，没有外人的帮助根本无法完成，更不用说那些社交礼仪

    方面的培养了。首先，得把背后从腰身到脖颈的无数搭扣全部扣上；

    侍女要用上全身的力气将束身架扣上，让每天都被叫来帮助打理长头

    发的理发师用一大堆发针、发夹、梳子——借助于烫发钳、卷发筒的

    效力——将头发卷、梳、盘起来。我想在这里提醒年轻人注意的是，三十年前，除了一些俄国的女大学生以外，几乎所有欧洲妇女都有齐

    腰的长发。打理完头发以后，再给“淑女”穿上洋葱一样一层层的衬

    裙、紧身内衣、上衣和外衣，把她改造得直到任何女性天然的身形和

    属于她自身的身形都完全消失为止。这种无意义之举，实际上有其隐

    秘的意义：通过这种处理，一个女人的身体线条会被完全掩盖起来，即便婚礼上的新郎也无法知道他未来的生活伴侣到底是有着一副笔挺

    还是佝偻的身材，是丰满还是干瘦，长着短腿还是长腿。在这个“讲

    究道德”的时代，人们根本不认为以让人产生错觉为目标，为适应普

    遍的审美理想而人为地强化头发、乳房或者其他身体部位这些做法有

    什么不妥。一个女人越想显得像个“淑女”，就应该越少让人看出她

    的自然体形。在根本上，这种时装只是听命于这个时代普遍的道德趋

    势，而这个时代最大的忧虑便是遮盖和隐藏。

    但是，这种自以为是的道德完全忽略了一种情况：如果魔鬼被关

    在房门外，它们大多会从烟囱或者后门强行进来的。用我们今天没有

    什么拘束的眼光来看，这些服饰当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它们费尽心机

    要将任何裸露的皮肤和真实的隆起的痕迹隐藏起来，结果根本不是它

    想要的风化，反倒是它的反面。每一种时尚都以挑衅般的方式凸显了

    性别的极端性，以至于让人感到难为情。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男人和女人都个子高高，身材修长，留着短发，外表的样子已经让人感觉到

    他们可以成为很好的团队战友，而那个时代的两性哪怕彼此倾心也要

    保持距离。男人们蓄起长长的胡须为了显得好看，至少要留起浓密的

    上唇胡，以便来突出他们的男性性征，而女性穿的束身架则明确突出

    乳房这一女性性征，要让这一性征为人所见。在举止方面，强势性别

    与弱势性别的差异也得到突出强调：男人要豪爽，有骑士风度，有进

    攻性，女人要腼腆、羞怯，有防卫性。他们分别是猎人与猎物，而不

    是同类。由于外表上不自然地拉开距离，两极之间内在的张力即色情

    只会强化。当时的社会对性采取的违背心理学的缄默与掩盖手段，这

    导致的结果正好与其原本意图相反。由于当时的人们在任何生活形

    式、文学、艺术、服装方面都感觉到对有伤风化的强烈恐惧和羞怯，力图去遮掩任何形式的刺激，实际上这倒是真正迫使他们不可回避地

    产生那些有伤风化的念头。由于人们总得考虑哪些可能是不合适的，就一直处于不断的警醒状态。在每一个姿势、每一句言词中，从前

    的“体面”世界总显得岌岌可危。也许今天的人们也还能理解，那个

    时代的女人在体育或者游戏中要是只穿一条裤子，简直是罪不容赦；

    可是，怎么可以设想，当时她们连“裤子”这个词都不能说出口这种

    歇斯底里式的羞怯!如果她不得不提及比如男人的裤子这种能有引起

    情欲之虞的物件时，也必须找另外一个清白的词汇来代替，比如“腿

    装”(Beinkleid)，或者选择用特定的生造出来的词汇来避开这“难

    以启齿的”名称。几个来自相同社会阶层不同性别的年轻人在没有监

    管的情况下一起出去郊游，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