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纸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 于2013年4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行(

    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进入空气稀薄地带：登山者的圣经(珍藏版)

    著者：[美]乔恩·克拉考尔(Jon Krakauer)

    译者：张洪楣

    电子书定价：27.99美元

    Into Thin Air：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Mount Everest Disaster

    by Jon Krakauer

    ISBN 0-385-49478-5

    Copyright?1997 by Jon Krakauer目 录

    赞誉

    推荐序一

    登山，仅凭勇气远远不够

    推荐序二

    我用珠峰丈量人生

    序言

    生命中无法释怀之重

    前言

    漫长的一天

    PART 1 重拾珠峰梦

    01 因为山就在那里

    02 至关重要的信任

    03 神秘的夏尔巴村庄

    04 生命中从未企及的高度

    PART 2 海拔8848米的考验

    05 最初的考验06 不合格的攀登者

    07 第二具尸体

    08 每座山都是一个神灵

    09 加尔文式的艰难之旅

    PART 3 狂热登顶路

    10 突如其来的死讯

    11 名义上的队伍

    12 与时间赛跑

    13 一个人的胜利

    PART 4 真相72小时

    14 决定生死的15分钟

    15 致命错误

    16 执着的代价

    17 8000米级的道德

    18 难以直面的死亡数字

    19 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

    20 幸存者的内疚

    跋

    山的阴影附录A

    关于与布克瑞夫及德瓦尔特争论事件的说明

    附录B 1996年春季珠峰攀登者名单

    致谢

    译者后记谨以本书纪念

    Andy Harris

    安迪·哈里斯

    Doug Hansen

    道格·汉森

    Rob Hall

    罗布·霍尔

    Yasuko Namba

    难波康子

    Scott Fischer

    斯科特·费希尔

    Ngawang Topche Sherpa

    阿旺托普切夏尔巴

    Chen Yu-Nan

    陈玉男

    Bruce Herrod

    布鲁斯·赫罗德

    Lopsang Jangbu Sherpa

    洛桑江布夏尔巴

    Anatoli Boukreev

    阿纳托列·布克瑞夫读者在这本书中能够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幸存者所经历的情感，同时它也具有伟大纪实作品所要求的准确性

    与详尽性……任何人都不可能不为之动容。

    《娱乐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

    一部才华横溢、荡气回肠的作品……这是一本让人激愤的书，尤其是似乎没有人从这起悲剧中吸取教训。

    《旧金山观察家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

    克拉考尔非常会讲故事，同时他还是一位诚实公正的记者……把这本书称为冒险传奇似乎无法表现出它深邃

    的思想，以及它对自我的精细的哲学拷问。

    《世界时装之苑》(Elle)

    书中动人的描述不仅表达出对登山者勇气的敬意，而且对人类在危机中的行为提出了深奥的，可能也是无法

    解答的叩问。

    《纳什维尔书页》(Nashville Book Page)

    本书对珠穆朗玛峰历史上最致命的季节进行了令人惊心、悲痛的描写……克拉考尔的作品让我们不安地看到

    ，科技、宣传以及商业主义如何改变了登山运动。

    《威斯康辛日报》(Wisconsin State-Journal)

    本书强烈的悲剧感令人久久不能忘怀。克拉考尔生动形象的描写将它体现得淋漓尽致。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克拉考尔的作品既包含了严谨的调查，也包含了巧妙的构思……他的故事一气呵成。

    《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尽管这是一部非小说类的作品，却会让人有阅读文学作品的感觉。克拉考尔的文风平稳，但很有冲击力。冰

    块在玻璃杯中叮当作响、冬日雪花的诗歌，听起来都不会有同样的效果。《米拉贝拉》(Mirabella)

    非小说类作品偶尔会像小说一样精彩……《进入空气稀薄地带》就是如此。

    《福布斯》(Forbes)

    本书会带给人深深的不安以及真实的梦魇感……克拉考尔的描写令人无法忘怀……他的故事中一定包含着地

    狱的要素之一：事情总是有可能变得比你担心的更糟糕。

    《沙龙》(Salon)

    《进入空气稀薄地带》既是出色的报告文学，又是非凡的自我反省……关于1996年那场灾难，没有一本书能

    如此坦诚地叙述那些错误，那些置他的同仁于死地的错误。

    《新闻日报》(Newsday)

    克拉考尔的作品既表现出了坚韧与勇气，也具有敏锐、深邃的思考。他对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描述引发了对登

    山运动以及商业化的重新评价。

    美国艺术与文学院学院奖颁奖辞登山，仅凭勇气远远不够

    王石 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进入空气稀薄地带》把我带回到多年前攀登珠穆朗玛峰时的场景。

    那是2003年5月22日，在经历了艰难跋涉后，我成功地登上了珠峰顶峰。从海

    拔8844.43米的高度俯瞰能看到什么？其实，登顶那天云雾弥漫，能见度很低，还

    下着雪，什么都看不到。也曾有朋友问我：“登顶的那一瞬间是什么感觉？”

    说实在话，当时几乎没有任何感觉。8000米以上属于极度缺氧的环境，被称为

    生命的禁区。按照高山医学的判定，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环境下，成人的智商只相

    当于6岁的小孩。一般人都认为人在这个高度肯定有恐惧感和危险意识。实际上，这

    两种感觉都没有。虽然在极度危险的攀登过程中随时有可能滑坠，但由于头脑迟钝

    ，人并不感到害怕，特别是体力消耗殆尽之时，人近乎于机械。

    到达山顶后只能做两件事。一是照相，这在登山行话中叫“取证”。另一件事

    是展旗。登顶，国旗必须展示出来。遗憾的是，我本来还带了一面万科的司旗，但

    刚准备拍照，向导就催促我们下山，不得不放弃了。

    这次登珠峰的7个人都是业余队员，最后有4个登顶，全队中只有我毫发无伤地

    返回。是因为我有绝妙的登山技巧吗？显然不是，而是因为我的生活阅历。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海拔将近8000米的营地宿营时，夕阳血红，非常漂亮。同

    伴们都出去看，大声叫我说：“风景这么好，王总快出来。”

    我没吭气。

    过了20分钟，他们又说：“你再不出来会后悔的，我们登了这么多山，这是最美的风景。”

    我说：“老王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为什么呢？我是在保存体力。我的目标是登顶，任何与之无关的消耗体力的事

    都一概不做。整个登顶过程中，我一直保持这个态度。

    这次登山过程中我体会到，52岁的年龄不仅不是问题，反而是优势，正是因为

    丰富的生活阅历，我才能达到这种状态。事后我也感到很奇怪。下山之后，再回头

    远眺珠峰，她太高了，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曾上去过。后来才慢慢体会到，在面对这

    个巨大挑战的过程中，我人生积累的经验都在无形中发挥出了它的作用。

    此前，我登了5年山，自始至终伴随着强烈的高山反应。1997年第一次在西藏待

    了一个月，进山时就发高烧，上吐下泻，几乎处于昏迷状态。2002年登珠峰之前的

    热身练习中，一到5000米的高度就会恶心，吃不下东西。5年的登山历程我都非常痛

    苦，一进山就盼望着赶快登山，赶快下山。但这次登珠峰不同，到5200米时我不但

    没感到头晕，而且晚上睡眠很好，饮食状况也很好，在整个登山过程中我一直都保

    持着这种状态。

    进山的第二周，我感觉自己的状态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可以用四个字形容——

    心静如水。为什么在面临这么巨大的困难和挑战时，我的心态反而能保持平静，而

    且身体状态良好，高山反应的很多症状都没有出现？

    我只能这样总结：面临这么巨大的挑战，我不得不调动全部精力、生活阅历和

    对人生的感悟，并将它们集中到一起来面对珠峰，这正是恰到好处的战术。尽管我

    自认为52岁的年龄不是问题，但我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体力毕竟不如30岁、40岁

    的人，所以我必须采取一种合适的战术。这种战术要求我心态平和，且始终以这种

    状态坚持下去。

    登山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随时会给你带来危险，甚至让

    你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1999年我攀登博格达峰，刚愎自用的态度险些让我丧命，那是一辈子都会铭刻在心头的经历。

    2003年，我们那批业余登山者成功登顶珠峰，鼓舞和激发了国内越来越多的人

    参加登山活动。登山强健体魄、锻炼意志，但是很多人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登山不是仅凭勇敢就可以的。目前，户外的圈子里确实存在一股浮躁的风气，具体表现

    就是好高骛远，还没爬几座山就想去攀登珠峰，体能训练也不认真、不到位，准备

    不足，贸然行事，所有这些都是安全隐患。

    《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一书给我们回放了1996年5月发生在珠峰上的一次山难，4支登山队中共有12人罹难，令人触目惊心。当然，造成灾难的是难以预测的暴风雪

    ，但是当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人为的因素也占据着相当关键的位置：假如领队费

    希尔和霍尔始终坚持他们的原则，到了“关门”的时间，不管走到什么高度都必须

    下撤；假如作为向导的布克瑞夫能够忠于职守，放弃自己无氧登顶的梦想而专心服

    务客户；假如夏尔巴领队始终在履行领路和制定路线的职责，而不是干了别的；假

    如费希尔不是一意孤行隐瞒自己的疾病；假如作者本人能够跳出习惯性思维而不是

    对哈里斯的困惑熟视无睹……事情将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尽管这是10多年前的事故，但它对今天中国喜好户外运动的人们，尤其是喜好

    登山的人们来说，仍是一面不可多得的镜子。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如果即将启程

    的户外一族能够挤出一点时间阅读一下《进入空气稀薄地带》，我想，防范风险的

    意识一定会注入你的脑海之中。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蓬勃发展的中国户外运动无疑

    是十分有益的。我用珠峰丈量人生

    金飞豹 著名探险家

    很高兴湛庐文化再版美国畅销书作家、《户外》杂志专栏记者乔恩·克拉考尔根

    据珠穆朗玛峰真实山难事件撰写的《进入空气稀薄地带》。

    喜欢登山的人都会把攀登珠穆朗玛峰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来实现，不论是参加

    有后援保障的商业登山队，还是凭借自己的高超登山技术登上这座世界最高峰，都

    值得骄傲和自豪。2006年5月14日，我和哥哥金飞彪作为中国人首个兄弟搭档登上

    珠穆朗玛峰，并由此开启了我18个月完成“7+2”极限探险的序幕。

    自从成功登顶珠峰，我就把它当成我心中的一把尺子，每当遇到困难，我就用

    珠峰来丈量。我发现，任何困难与攀登珠峰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我想，这就是攀

    登精神!20多年的户外行走生涯，让我深刻领悟了人生的真谛：世界上没有比心更

    高的山峰，也没有比脚步更远的路!

    珠峰实现了无数人的梦想，也埋葬了无数人的生命。自1953年5月希拉里和丹增

    代表人类成功攀登珠峰以来，全球登顶珠峰的人数已逾3000，在珠峰不幸遇难的已

    超过500人。对于曾经成功登上珠峰的人来说，这本书中惊心动魄、生死离别的情节

    和场面一点都没有夸张的成分。珠峰就像一个大舞台，60年来在里上演了无数攀登

    者生死离别的剧情，有的人从这个世界最高的舞台上完美谢幕回到了亲人的身边，得到了鲜花和掌声，甚至还有荣誉。而有的人至今都还留在这个寒冷的舞台上，留

    给家人无尽的悲伤和缅怀。

    《进入空气稀薄地带》对任何一位喜爱户外登山运动的人来说都是一本经典读

    物，登山之前读过这本书也许能挽救你的一条命，它会让你懂得如何面对突如其来

    的危险，认识到人在大山面前是渺小的，生命在大山中是脆弱的，认识到探险不等于冒险。本书再版充分说明它深受欢迎，同时也反映出今天的中国人挑战自我、超

    越自我的精神。生命中无法释怀之重

    1996年3月，《户外》杂志派我去尼泊尔，参加并记录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

    动。我是8名探险队员中的一员，由来自新西兰的著名向导罗布·霍尔带队。5月10日

    ，我登上峰顶。但是这次登顶却让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登顶的5位队友中，包括霍尔在内的4人消逝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中。我下

    到大本营的时候，4支探险队中共有9人死亡，另有3人在5月底相继去世。

    这次探险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很难用文字加以描述。尽管如此，从尼

    泊尔回来5周后，我还是把手稿交给了《户外》杂志，并在杂志的9月刊上发表了。

    这篇文章刊登之后，我以为有关此次探险的一切就此结束。我试着把珠峰从我的记

    忆中抹去，开始新的生活，但却始终做不到。透过纷繁迷乱的思绪，我不停地想理

    出一个头绪来，但同伴的逝去总是困扰着我。

    《户外》杂志上的只言片语是我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最准确的记录，因

    为截稿日期在即，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又非常复杂，其他幸存者的记忆也因极度疲

    劳、严重缺氧或受到惊吓而严重扭曲。在一次调查中，我请3位同伴细述一件我们在

    山上亲眼所见的事情，但是我们当中竟没有任何两人能在诸如时间、对话，甚至谁

    在现场等关键事实上保持一致。《户外》杂志登出这篇文章几天后，我发现自己的

    报道中有几处细节上的错误。这当中多数是为了赶稿而不可避免出现的小错，但其

    中一处疏漏却绝不是小错，它给一位遇难者亲友带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相比文章中的错误，更让我感到不安的是，由于篇幅有限，我不得不割舍许多

    内容。《户外》杂志的编辑马克·布赖恩特及出版商拉里·伯克已经非常厚待我了，这

    篇文章长达1.7万字，是杂志上普通专栏文章的四五倍。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写得太过简略，无法准确再现这起山难。珠峰彻底震撼了我。对我而言，完整而详细、不受篇幅限制地记录下整个事件，是我生命之重，正因这种冲动此书才得以成型。

    人的大脑在高海拔地区产生的记忆是极不可靠的，这给调查工作带来了一定的

    难度。为了避免过分依赖自己的感知，我在各种场合十分详细地采访了这起山难中

    的大多数幸存者。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利用大本营保留下来的无线电通话记录来

    证实一些细节，因为大本营里不乏意识清醒的人。

    几位我所尊敬的作家和编辑曾劝我不要急于出书。他们劝我等两三年，好让自

    己远离这次探险活动，从而找到某些重要视角。他们的建议是对的，但我最终没有

    采纳，这可能是因为山上所发生的一切将我的勇气吞噬殆尽。我当时想，写这本书

    也许能将珠峰从我的生活中清除出去。

    当然，我没能做到这一点。虽然我知道，当作者把写作当作一种精神发泄时(

    正如我所做的那样)，读者通常会被怠慢。但是我希望，读者能从山难发生后不久

    我所进行的痛苦的精神倾诉中得到启迪。我想尽量展现一种原始而冷酷的诚实，因

    为这种诚实面临着随时间的流逝和痛苦的淡忘而被过滤掉的危险。

    那些忠告我不要匆忙写书的人，也正是以前警告过我不要亲自去攀登珠峰的人。我有很多不去攀登的好理由，但攀登珠峰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是欲望战

    胜理智的结果。任何真正考虑这样做的人，几乎都不够理智。

    明知有危险，我还是去了。但我没想到，这次攀登使我成了谋害善良之人的共

    犯，这将成为我心中长久的烙印。人们之所以总在悲剧里扮演角色，是因为他们

    不相信现实生活里存在着悲剧，然而悲剧却真的在

    文明世界里上演。

    奥尔特加·加塞特漫长的一天

    双脚跨越世界之巅，一只脚在中国境内，另一只脚在尼泊尔境内。我抹去氧气

    面罩上的冰，紧抱着双肩以抵御寒风，茫然地凝视着广袤无垠的青藏高原。我的反

    应有些迟钝，只觉得脚下绵延的大地是如此壮美。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都憧憬

    着这一刻的到来，憧憬着这一刻的豪情满怀。然而现在，当我真的站在这里，站在

    珠穆朗玛峰的峰顶，却提不起一点劲儿来感慨抒怀。

    此时是1996年5月10日中午刚过一会儿，我已经连续57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唯

    一的一次进食是三天前强迫自己咽下去的一碗面汤和一把MM花生巧克力豆。连续几

    周猛烈的咳嗽快把我的肋骨震断了，每次呼吸都犹如受刑般痛苦。在海拔8848米[1]

    的对流层，大脑只能得到极少的氧气，我的智力严重下降。这时候，除了寒冷和疲

    惫，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我比阿纳托列·布克瑞夫(一位为美国商业探险队担当登山向导的俄罗斯人)晚

    几分钟到达峰顶，但比安迪·哈里斯早到。哈里斯是我所在的探险队的新西兰向导。

    我与布克瑞夫仅有一面之交，可是在过去的6周里我与哈里斯渐渐熟悉起来，并喜欢

    上了他。我在峰顶上为哈里斯和布克瑞夫拍了4张照片，然后折返下山。我看了看表

    ，时间是下午1：17，我在世界屋脊上停留的时间总共不超过5分钟。

    后来，我停下来拍摄一张俯瞰东南山脊我们上山那条路线的照片。当我将镜头

    对准两个正在接近峰顶的登山者时，才注意到之前没有发现的某些变化。在南边，一个小时前还清澈的天空，现在却有一层厚厚的云挡住了普莫里峰[2]、阿玛达布拉

    姆峰[3]以及珠峰周围较小的山峰。

    在付出6人死亡、寻找另外两人的努力被迫放弃、队友贝克·韦瑟斯坏死的右臂被切除等惨痛代价后，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开始变天时，靠近峰顶的登山者却没有

    留意到任何迹象呢？为什么经验丰富的向导还不停地向上攀登，将一群毫无经验的

    业余登山者带入一个明显的死亡陷阱呢？他们可是每人交了6.5万美元以换取安全登

    顶的呀!

    没人能替这起山难中两支探险队的领队讲话，因为他们俩都已经死了。但我可

    以证明，5月10日中午刚过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预示致命的暴风雪正在逼近的迹

    象。凭我缺氧的大脑的记忆，从西库姆冰斗[4]升起的云团看起来细微飘渺并无危险。云团在午后灿烂的阳光下泛着微光，与山谷中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升起的普通对流

    凝聚云团并无区别。

    我匆忙下山的原因与天气并无多大关系，当时我查看了一下氧气瓶的示数，发

    现氧气快没了。我必须下山，而且要快。

    珠峰东南山脊的山巅部分是细长而厚重的石檐，峰顶和较低的南峰之间覆盖着

    被疾风堆砌起来的绵延400多米的积雪。通过这段锯齿状的山脊并没有太大的技术难

    度，但是这段路程是完全暴露毫无遮掩的。从峰顶下来之后，我小心翼翼地拖着双

    脚走了15分钟，绕过一个2100多米深的深渊来到臭名昭著的希拉里台阶。这是山脊

    中一个明显的凹槽，需要一些攀登技巧才能通过。当我将自己扣到固定绳上准备下

    山时，看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

    在我下面10米左右的地方，早已有十几个人在希拉里台阶脚下排队等候了。有

    三人正拉着那条我准备用来下山的登山绳往上爬。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将自己从公用

    的安全绳上解下来，退到一旁。

    拥堵的人群由三支探险队组成：一支是我所在的探险队，由新西兰著名向导罗

    布·霍尔和一群付费的顾客组成；另一支以美国人斯科特·费希尔为领队；还有一支是

    非商业的中国台湾队。登山者们在海拔7900米以上的地带缓慢移动着，一个接一个

    吃力地向希拉里台阶攀登，而我则焦急地等着下山的机会。

    我从峰顶上下来后不久，哈里斯也下来了，并很快追上了我。为了节约氧气，我让他把手伸进我的背包关上流量调节阀的阀门。后来的10分钟里，我的感觉莫名

    其妙地好，大脑清醒，也没有那么累了。再后来，我突然感到窒息，视线变得模糊

    不清，头开始发晕，眼看就要失去知觉。原来，受缺氧的影响，哈里斯也昏头昏脑的，他非但没有帮我关上阀门，反而

    错误地将它开到最大，使我仅有的一点儿氧气被过快地消耗掉了。虽然在下面76米

    的南峰上我还有一个备用的，但要走到那儿，我就得在无氧状态下通过那段完全暴

    露的地段。

    而且，我还要等这群拥挤的人先过去。我摘下已经没用的氧气面罩，把冰镐凿

    进大山冰冻的表层，然后蹲坐在山脊上。当我和身边鱼贯而过的人群互用毫无新意

    的语言表示祝贺时，其实心急如焚。“快点吧!快点吧!”我暗自祈祷，“你们这

    群人在这儿磨磨蹭蹭，我的脑细胞都死了几百万个了!”

    从我身边经过的人大多数来自费希尔的探险队，队伍的后面终于出现了我的两

    名队友——霍尔和难波康子。再过40分钟，47岁娴静而内向的康子便可成为登上珠

    峰最年长的妇女，同时也是登上七大洲最高峰的第二位日本女性。虽然她只有41公

    斤，但娇小的身体里却蕴藏着令人敬畏的坚韧，在一种惊人的、不可动摇的强烈欲

    望驱使下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再后来，道格·汉森也登上了希拉里台阶。汉森也是我们这支探险队的成员，这

    位来自西雅图郊区的邮政工人成为了我在珠峰上最亲密的朋友。我在风中冲他大喊

    “胜利在望!”，并极力显得很高兴。筋疲力尽的汉森在氧气面罩后面咕哝了几句

    ，我没听清楚。他轻轻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继续沉重而缓慢地向上攀登。

    走在队尾的是费希尔。我们都住在西雅图，并在那儿偶然相识。费希尔的力量

    和魄力颇具传奇色彩。1994年，他无氧登上珠峰。所以，当我看到他如此缓慢地向

    上移动，摘下氧气面罩向我打招呼时竟显得如此疲劳，我颇感意外。他喘着粗气，极力高兴地用他特有的孩子气式的友好方式向我打招呼：“布——鲁——斯!”我

    问他感觉如何，费希尔坚持说感觉还不错：“不知为什么，今天有点儿精力不济，但没什么大碍。”当希拉里台阶上的人群散去时，我把自己扣挂在橙色的登山绳上

    ，在费希尔被自己的冰镐突然绊倒时迅速绕过他，从悬崖边垂降下去。

    等我终于下到南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此时，卷须状的云雾正飘过海拔

    8516米的洛子峰[5]，向珠峰金字塔形的峰顶围拢过去。天空不再晴朗。我抓起一个

    新的氧气瓶，把它接到流量调节阀上，然后冲进山下聚拢的云雾中。等我下到南峰

    脚下的时候，天上已开始下起了小雪，视线一片模糊。在距我垂直高度122米的地方，洁净湛蓝的天空下，珠峰依然沐浴在灿烂的阳光

    中，我的那些朋友们嬉戏成一团，为登上这个星球的最高点而欢呼雀跃。他们挥舞

    着旗帜，拍着照片，用光了宝贵的分分秒秒。谁都不曾想到会有一场可怕的严峻考

    验正在逼近。毋庸置疑，在这漫长的一天即将结束之际，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在远离高山的冬日里，我在理查德·哈利伯

    顿的《世界奇观》里找到了一张模糊的珠峰照

    片。昏暗的天空映衬着参差不齐的白色山峰，犹如一幅匆匆涂抹的怪异图画。珠峰在这些山

    峰的后面，反倒显不出它是最高峰。但这并不

    重要，它就是最高峰，旁边的文字就是这么说

    的。对这张照片来说，梦想才是关键，它让一

    个小男孩梦想成为画中人，站在寒风凛冽的山

    上，向那座最高峰攀登，而它现在已不再高高

    在上……

    在那些伴随人成长的异想天开的梦想中，攀登珠峰便是其中之一。我敢保证，珠峰梦绝

    非我所独有。它是世界的最高点，难以逾越，是许多男孩和男人们追求、向往的目标。

    托马斯·霍恩宾|《珠穆朗玛峰：西山脊》真 实的细节因为传说的久远而不甚清楚。时间是1852年，地点是印

    度大三角测量局在台拉登北部山上的测绘站。最可靠的一种说法是，一

    名职员冲进印度测量局局长安德鲁·沃尔夫爵士的房间，惊呼一位名叫拉德哈纳士·锡

    克达的孟加拉计算员“发现了世界最高峰”。这座被标为“第15号峰”的山峰，早

    在3年前就有测量员用24英寸经纬仪测出其高出的角度，使得这座高度尚未确切为人

    们所知的山峰从位于神秘国度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脉中跃然而出。

    在锡克达汇总并计算出测量数据之前，没人认为“第15号峰”有什么值得注意

    的。6座专门对其进行三角测量的测绘站位于印度的北部，与它相距160多公里。“

    第15号峰”除了峰顶之外，其余部分均被前面高大的悬崖遮挡，有几个悬崖甚至看

    起来更高一些。但是，根据锡克达精细的三角测量(考虑到了诸如地球表面的曲度

    、空气的折射以及铅垂线测量偏差等因素)，“第15号峰”海拔8839.8米，是地球

    的最高点。

    1865年，在锡克达的计算结果得到证实后9年，沃尔夫用该局前局长乔治·埃佛

    勒斯爵士的姓氏擅自将“第15号峰”命名为“埃佛勒斯峰”。而此时此刻，在这座

    巨峰北侧居住的西藏人早就给它起了一个甜美的名字——珠穆朗玛，即“女神，世

    界之母”；而住在南侧的尼泊尔人则称它为“德瓦德宏加”，即“上帝的椅子”。[

    6]但沃尔夫执意忽略当地人对它的称呼，并且在西方国家，“埃佛勒斯”这个名字

    依然沿用至今。

    一旦珠峰被确认为地球的最高点，那人们决定登上它就只是时间问题。美国探

    险家罗伯特·皮尔里于1909年到达北极、罗尔德·阿蒙森率领挪威探险队于1911年抵

    达南极之后，被称为“第三极”的珠峰便成为陆地探险领域中人们最渴求的目标。

    作为颇具影响力的登山家和早期喜马拉雅登山史的见证人，冈瑟·迪伦弗斯说过，登

    临珠峰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目标，是一项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不能退却的事业”。

    后人所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惨重。从1852年锡克达测出珠峰高度，到其最终被

    登临的101年间，珠峰共夺去了24条生命，挫败了15支探险队。在一些登山家和艺术鉴赏家的眼中，珠峰算不上特别秀美出众。它的体形过于

    矮胖宽大，外观也略显粗糙。但是，珠峰所欠缺的建筑学上的美，可以被其压倒一

    切的总体美弥补。

    珠峰地处中尼边界的东段，北坡在中国西藏境内，南坡在尼泊尔境内。它比其

    山脚下的山谷高出3758米之多，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远远望去，它像一座由闪

    着银光的冰雪和暗色条纹状的岩石构成的三棱锥。最初的8次探险是英国人发起的，不过都是从北坡即中国西藏一侧开始攀登，这并非因为北坡是令人敬畏的珠峰最为

    薄弱的一面，而是因为在1921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向外国人开放了长期关闭的边界

    ，而尼泊尔人却依然禁止外国人入境。

    早先攀登珠峰的人只能取道大吉岭[7]，艰苦跋涉644公里陡峭的山路，翻越青

    藏高原，走到珠峰脚下。当时人们对高海拔地区的致命危险一无所知，因此他们的

    装备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少得可怜。1924年，第3支英国探险队的成员爱德华·费利克

    斯·诺顿到达了海拔8573米的高度，距离峰顶仅275米之遥。但由于精力耗尽和雪盲

    症，登顶失败了。然而，这一惊人骄绩在随后的29年里几乎无人突破。

    我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在诺顿登顶失败后的第4天发生了一件事。6月8日

    黎明，另外两名成员乔治·马洛里和安德鲁·欧文离开营地向峰顶进发了。

    马洛里这个名字与珠峰密不可分，他在前3次人类攀登珠峰的尝试中都起着巨大

    的推动作用。在其走马灯式的全美巡回演讲中，一位难缠的随队记者不断追问他为

    什么还要来攀登珠峰，马洛里为了打发这位记者没好气地留下了他的传世名言：“

    因为山在那里!”(Because it is there!)1924年，马洛里38岁，是一位已婚

    的学校校长，有3个年幼的孩子。出身于英国上流社会的他，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也是

    一个带有明显浪漫气质的理想主义者。他以健壮的体格、优雅的举止、迷人的社交

    风度和漂亮的外貌，成为利顿·斯特雷奇以及布鲁姆伯利区的宠儿。在珠峰海拔极高

    的地方，他和他的同伴仍然在帐篷里高声诵读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和《李尔王》

    中的片段。

    1924年6月8日，马洛里和欧文缓慢地奋力向峰顶攀登，珠峰上云浪翻滚，使得

    山下的同伴无法追踪他们的进程。中午12：50，云团暂时散开，队友诺埃尔·奥德尔

    瞥见了马洛里和欧文高高在上的身影。他们比原计划晚了大约5个小时，但仍然“不

    慌不忙、敏捷地”向上攀登着。那天晚上，两位登山者再也没有返回他们的帐篷，也没人再见过他们。此事引

    发了关于两人或其中一人在被大山吞没之前是否到达过峰顶成为英雄的激烈争论。1

    999年，著名的美国登山家康拉德·安克在海拔8200米高的一个倾斜岩脊上发现了马

    洛里的尸体，显然75年前马洛里跌落到这里，并长眠于此。安克在马洛里的遗物里

    找到了几样让人迷惑的物品，这些惊人发现使得此事更加扑朔迷离。人们权衡各方

    的证据后认为，马洛里和欧文遇难前并未到达峰顶。

    1949年，经过几个世纪的闭关锁国，尼泊尔终于向外部世界打开了自己的边境。一年后，中国政府禁止外国人入藏。于是，那些攀登珠峰的人们只得将注意力转

    向珠峰的另一侧。1953年春季，一支满怀激情的英国探险队，带着近乎于军事行动

    所需的强大装备，成为第三支由尼泊尔境内攀登珠峰的探险队。5月28日，经过两个

    半月的艰苦努力，他们在东南山脊海拔8500米的地方搭起了一个帐篷。第二天一早

    ，一位又高又瘦的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和一位技艺高超的夏尔巴登山家丹增·诺盖

    一起，背着氧气瓶向峰顶进发了。

    上午9点，他们到达南峰，并望见一条极窄的通向珠峰峰顶的山脊。又过了一个

    小时，他们来到一块大岩石的脚下。希拉里后来写道：

    看起来这是山脊上最难攀登的地方了——一块高达12米的岩石台阶……岩石表面光滑，没有可抓握

    的地方。对于一群湖区专业登山者来说，这也许是个轻松的问题，但是在这里，凭我们微薄的力量难以

    逾越它。

    丹增紧张地从下面将绳子放松，希拉里则侧身挤进一个介于岩石和岩石边缘呈

    鳍状垂直的裂缝中，然后一点一点地在后来被称为希拉里台阶的地方攀爬。这次攀

    登既紧张又艰难，但希拉里还是坚持了下来，正像他后来所写的那样：

    我终于爬上了那块岩石，身体从裂缝中钻到了宽阔的山脊上，在地上躺了好半天才使呼吸平静下来。我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强大的决心，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我们到达峰顶的决心。我稳稳地站在山脊上

    ，然后示意丹增上来。我用力拽着绳子，丹增则扭动着身体从裂缝中爬出来。最后，当他爬上来的时候

    ，就像一条经过激烈挣扎、而后又被从海里拽出来的大鱼似的瘫软在地上。

    与疲劳不断抗争的两位登山者继续沿着起伏不定的山脊向上前进。希拉里觉得

    ：

    大脑反应相当迟钝，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力气坚持到最后。我翻过了又一座山，看见前面

    的山脊蜿蜒而下，远处就是中国西藏。我抬起头，头顶上是一个圆形的雪堆。我又挥动了几下冰镐，小

    心翼翼地向前迈出了几步，丹增和我终于到达了山顶。就这样，在1953年5月29日接近中午的时候，希拉里和丹增成为世界上最先登

    上珠峰峰顶的人。

    三天后，伊丽莎白女王在加冕典礼前夕得到了登顶珠峰的消息。伦敦《泰晤士

    报》在6月2日的早间版上率先报道。这条新闻报道是由一位名叫詹姆斯·莫里斯的年

    轻记者从珠峰上用一台密码无线发报机发出的(为了防止竞争对手抢在《泰晤士报

    》前面报道)。20年后，这位年轻人成为极负盛名的作家，接受了一次著名的变性

    手术，并把自己的教名改成了“简”。

    40年后，莫里斯在《埃佛勒斯峰加冕：第一次登顶和女王加冕》一文中写道：

    现在很难想象，这两件事情的巧合(加冕典礼和登顶珠穆朗玛峰)在英国竟受到了不可思议的欢迎。(英国人)终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痛苦不堪的艰难日子中走出来，但同时也面对着帝国的衰落

    和世界范围内英国势力不可避免的减弱，英国人还不能完全相信新即位的年轻女王象征着新的开始—

    —报纸所乐称的“伊丽莎白女王时代”。1953年6月2日的加冕典礼是象征希望和欢乐的一天。这一天

    ，所有英国人的全部爱国热诚找到了最佳的释放机会。更让人称奇的是，就在同一天，从遥远的地方传

    来了消息：这个古老帝国的“开拓者”——一支英国登山队——登上了世界之巅，登上了这个地球上

    征服与探险的最高目标……

    这一时刻唤起了英国人心中全部的复杂而丰富的情感：自豪、爱国主义、对往日战争与英勇的怀旧

    之情、重现昨日辉煌的期盼之心……人们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刻，当他们在6月伦敦细雨纷飞的早晨

    等待加冕典礼仪式开始时，突然听到了这个神奇的消息，人们热烈地谈论着，仿佛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丰

    功伟绩。

    丹增成了夏尔巴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被女王封为爵士后，希拉里的形象被印

    在了邮票、电影海报以及连环画、图书、杂志的封面上。一夜之间，这位来自奥克

    兰的面容瘦削的养蜂人成了世界上最出名的人。

    希拉里和丹增登上珠峰一个月之后我才被孕育，因而无法分享这份让全世界为

    之自豪和惊叹的激动之情。一位年长的朋友说这件事的深刻影响可与人类首次登月

    相媲美。10年后，另一起登上珠峰的事实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1963年5月22日，一位来自密苏里州32岁的医生汤姆·霍恩宾和一位来自俄勒冈

    州的神学教授威利·翁泽尔德一起，沿着未曾有人攀登过的险峻的西山脊到达珠峰峰顶。截止到那时为止，共有11人4次成功登顶，但是从西山脊这条路线攀登，比前两

    条路线，即南坳与东南山脊和北坳与东北山脊要难走得多。因此，霍恩宾与翁泽尔

    德的成功登顶，在当时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登山史上的巨大成就。

    向峰顶挺进的那天晚些时候，这两位美国人碰到了一段陡峭而易碎的岩石地层

    ——声名狼藉的“黄色地带”。登上这段峭壁需要相当的体力和高超的技巧，而在

    那种高海拔地区，再也没有比这更严峻的技术挑战了。霍恩宾和翁泽尔德一登上“

    黄色地带”就开始担心他们能否安全下来。最后他们决定，能活着下山的最大希望

    就是翻过峰顶，再从东南山脊那条路况良好的路线下山。当时天色已晚，地形又陌

    生，而氧气瓶里的氧气正在迅速减少。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计划。

    霍恩宾和翁泽尔德下午6：15到达峰顶时已是夕阳西下，他们只好在海拔8500

    米的地方露宿一夜。在当时，那是历史上海拔最高的临时营地。那天晚上，天气寒

    冷，好在没有刮风。尽管后来翁泽尔德的脚趾因冻伤而被截掉，但两人总算活着回

    来讲述他们的故事了。

    那时候我才9岁，住在俄勒冈州的康瓦利斯城，这里也是翁泽尔德的家乡。他和

    我的父亲相交甚好，而我则与翁泽尔德家的大孩子们一起玩耍。雷冈长我1岁，杰维

    小我1岁。翁泽尔德准备去尼泊尔的前几个月，我在父亲、翁泽尔德和雷冈的陪伴下

    第一次登上了位于喀斯喀特山脉一座2743米高的火山山顶，现在那里已安装了索道。毫无疑问，1963年在珠峰上发生的英雄事迹在我尚未成熟的想象中激起了巨大而

    悠长的回响。当我的朋友们将约翰·格伦[8]、桑迪·考夫克斯[9]和约翰尼·尤尼塔斯[10

    ]奉为偶像的时候，我则把霍恩宾和翁泽尔德当成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我在心中暗想，也许有一天我也能登上珠峰。此后的10多年里，我一直以此为

    奋斗目标。20岁刚出头的时候，登山成为我生活的中心，没有任何其他事情能与之

    相提并论。会当凌绝顶的体验是真实的、永恒的且具体的。不容忽视的危险性赋予

    了这项运动严肃的目的，而这恰恰是我平凡生活中所缺少的。我因这种看待生活的

    新视角而兴奋激动，它颠覆了按部就班的平淡生活。

    另外，登山赋予人一种团队意识。成为登山者，就意味着加入到一个独立自主

    、狂热的理想主义团体中，其不受外界影响的程度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登山文化

    充满挑战、极具阳刚之气，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给人留下印象。登上某座山峰的方式

    比登上这座山峰本身要重要得多，声誉是靠用最少的装备从最不可能的路线以最大胆的方式攀登而赢得的。没有人比所谓的单人徒手登山者(即不用登山绳或大型装

    备而独自攀登的人)更受人钦佩了。

    那时候，我活着就是为了登山，靠每年五六千美元的收入维持生计。为了凑够

    攀登布加布斯山、提顿山或是阿拉斯加山脉的费用，我曾当过很长时间的木工，捕

    了很长时间的大马哈鱼。我二十五六岁的时候，曾放弃过攀登珠峰的念头。那段时

    间登山者中流行着将珠峰贬为“矿渣堆”的说法，意指它是一座缺乏技术挑战性和

    审美吸引力的山峰，以至于“技艺精湛”的登山者对它不屑一顾。我也因此开始轻

    视这座世界最高峰。

    这种偏见的产生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珠峰攀登最容易的一条路线，即

    南坳与东南山脊，已被攀登过不下100次了。我和我的同伴们把东南山脊称之为“牦

    牛之路”。这种蔑视又因1985年发生的一件事进一步加深了。当时，一位名叫迪克·

    巴斯的得克萨斯阔佬，年届50岁，没有什么登山经验，却在一位名叫戴维·布里希尔

    斯的出色年轻登山者的带领下登上了珠峰。这件事招徕了新闻媒体并非恶意的强烈

    关注。

    在此之前，珠峰可以说是登山精英们的天堂。用《攀岩》杂志编辑迈克尔·肯尼

    迪的话来说就是：“只有在较低的山峰接受过长期训练后，才会获得被邀请参加珠

    峰探险队这一殊荣。实际上，只有真正登上这座山峰的登山者才可能跻身登山明星

    的世界。”然而，巴斯成功的事实却改变了这一切。登上珠峰之后，他便成为第一

    位登上全部七大洲最高峰的人。[11]这一伟绩使得他闻名世界，也促使成群的业余登

    山者们纷纷追随他的足迹，骤然间将珠峰推入了后现代。

    “对于我这把年纪的人来说，迪克·巴斯的成功令人鼓舞。”在前往珠峰大本营

    的艰难旅途中，西伯恩·贝克·韦瑟斯用他浓重的东得克萨斯口音向我解释说。韦瑟斯

    49岁，是位达拉斯病理学家，他是我们这支探险队的成员之一。“迪克向我们证明

    ，即使是平常人也可以接近珠峰，只要你身体比较健康，手头也比较宽裕。我想最

    大的困难可能是如何挤出时间，并且和家人分开两个月。”

    对于大多数登山者来说，从平日里挤出时间并不是多难的事，要得到足够的费

    用也并非不可能。过去的5年间，在七大洲最高峰上，特别是在珠峰上，人群的拥挤

    程度以惊人的速度加剧。为了满足需要，各种以盈利为目的、由向导带领攀登的商

    业登山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1996年春季，共有30支探险队蜂拥至珠峰的两侧，其中至少有10支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探险队。

    尼泊尔政府意识到，蜂拥而至的人群将会给珠峰带来诸如安全、环境等问题。

    为此，尼泊尔政府制定了一个既可以控制人数又可以增加国库收入的办法：提高登

    山许可证的价格。1991年，攀登珠峰的许可证每个售价2300美元，不限定登山队的

    规模。但到了1992年，每个许可证的价格涨至1万美元，且登山队的人数不得超过9

    人，每增加一人就要再付1200美元。

    尽管收费昂贵，也仍然挡不住攀登珠峰的人群。1993年春季，也就是人类首次

    登上珠峰40周年，15支探险队中的294人从尼泊尔一侧登上了珠峰。这个人数是史

    无前例的。那一年的秋季，尼泊尔旅游局再次将许可证的费用提高到惊人的5万美元

    ，且规定每支队伍不得超过5人，每增加一人再交1万美元，但总数最多为7人。此外

    ，尼泊尔政府还颁布法令，规定每个季节只允许4支探险队同时攀登。

    但是，让尼泊尔政府始料未及的是，从中国西藏一侧攀登珠峰，不仅费用只需1

    .5万美元，而且对登山队的规模以及每季探险队的数量也不加限制，于是成群结队

    的登山者从尼泊尔转移至中国西藏，使得成百上千的夏尔巴人失业。随之而来的抗

    议和不满迫使尼泊尔政府在1996年春季突然取消对每季4支探险队的限制。但与此同

    时又再一次提高了收费标准——7人规模的队伍收7万美元，每增加一人再收1万美

    元。但1996年春季30支攀登珠峰的队伍中有16支是从尼泊尔一侧出发的，从这个事

    实来判断，高额的登山许可证费用似乎并没有起到明显的遏制作用。

    这样看来，即使没有发生1996年的那场灾难，在此之前10年间商业探险活动的

    日趋频繁仍是一个亟待应对的问题。传统主义者对此很是恼火，因为世界最高峰被

    出卖给了有钱的暴发户，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若没有向导的帮助，恐怕连雷尼尔山这

    样不高的山峰都上不去；而纯粹主义者则认为，珠峰受到了贬低和亵渎。

    这些批评家还指出，珠峰不断被商业化，致使从前的圣山被拖进了美国法律纠

    纷的泥潭。有些登山者交了一大笔钱却没能登上峰顶，将他们的向导告上了法庭。

    皮特·阿萨斯哀叹道：“有时候你会遇到这样的顾客，认为自己买了一张登上珠峰的

    保票。这些人就是不能理解，远征珠峰不会像坐瑞士火车那样如意。”阿萨斯是位

    德高望重的向导，曾11次攀登珠峰，4次登顶。

    不幸的是，并非所有涉及攀登珠峰的官司都是顾客的无理取闹。那些不称职或是信誉不好的公司，不止一次地忘了提供承诺过的诸如氧气等关键性后勤保障，甚

    至有向导丢下顾客自己登顶去了，使得这些失望的顾客认为他们只是被带上山来买

    单的。1995年，甚至有一支商业探险队的领队在开始登山之前携带顾客的好几万美

    元费用潜逃了。

    1995年3月，我接到《户外》杂志一位编辑打来的电话，他建议我参加一个原定

    5天后启程的珠峰探险队，以便撰写一篇文章，报道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商业登

    山活动以及随之而生的种种争议。杂志社的意图并不是让我去攀登珠峰，仅是希望

    我待在大本营里，从位于珠峰西藏一侧的东绒布冰川发回报道。我很认真地考虑他

    的建议，甚至预订好了航班，并注射了攀登所需要的免疫针，但在最后关头还是打

    了退堂鼓。

    过去几年来我对珠峰所表现出来的鄙视，让人很自然地以为我是很有原则的。

    实际上，《户外》杂志的那通电话将我潜藏已久的渴望激发了出来。我之所以拒绝

    ，只是因为我觉得，花两个月的时间待在珠峰巨大的身影中却不能去攀登比大本营

    更高的地方，着实让人郁闷。如果让我花8周的时间离开妻子和家到地球的另一端，我倒是希望能利用这个机会攀登珠峰。

    我问《户外》杂志的编辑布赖恩特能否将此项任务推迟12个月，这样我就有时

    间进行训练，以满足探险的体能需要。我还询问他们，是否愿意给我在一家比较知

    名的向导服务社登记，并且负担6.5万美元的费用，好给我一个登顶的机会。我本不

    奢望他们会同意这个计划。毕竟，在过去的15年间，我给他们写了60多篇文章，很

    少享受过超过两三千美元的出差补贴。

    一天之后，布赖恩特跟《户外》杂志的出版商协商后给我回话了。他说杂志社

    不准备付这笔钱，但他和其他编辑都认为珠峰的商业化是个重要题材。他表示，如

    果我真有此心，也许可以想点别的办法。30年来我以登山者自居，也征服过一些困难的目标。在阿拉斯加，我在“魔西

    之牙”峰上攀爬最困难的地方开辟了一条新路线，还独自一人登上了魔指峰，并在

    冰雪覆盖的山顶上独自生活了三个星期。我在加拿大和美国科罗拉多州有过多次艰

    难的攀冰经历。在大风肆虐的南美洲南端(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上帝的扫帚”)

    ，我登上了高达数公里凌空竖起、突兀陡峭、令人畏惧的托雷岭花岗岩峰顶。当时

    狂风大作，风以每小时185公里的速度横扫山顶，我被一层薄薄的冰霜裹住。托雷岭

    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征服的山峰。

    但这些冒险都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有些甚至是十几年前我二三十岁时的事情。

    经过41个春秋，我已过了登山的黄金年龄，只剩一把灰色的胡子和一副烂牙床，腹

    部还多出了十几斤赘肉。我娶了一位心爱的妻子，并意外地撞上了一份还算合适的

    工作，平生第一次脱离了贫困线。简而言之，我对登山的渴望已被一些由小小的满

    足感所组成的类似幸福的东西磨钝了。

    而且，在过去的登山生涯中，我没有到过任何一个可称之为高海拔的地方。说

    实话，我还没有到过海拔5300米以上的地方，那甚至还没有珠峰大本营高呢。

    作为一个熟悉登山史的人，我知道自英国人1921年首次造访以来，珠峰共夺去

    了130人的生命(差不多每4个到达峰顶的登山者中就有1人死亡)。在这些死去的人

    中，有些比我还健壮，也拥有更为丰富的高山经验。但我最终发现，儿时的梦想难

    以磨灭，而理智已无济于事。1996年2月底，布赖恩特打来电话说，霍尔的珠峰探险

    队中有个位子等着我，我没有片刻犹豫就回答说愿意。我用很生硬的语言给他们讲了一个寓言故

    事，是海王星的故事，也就是最普通的海王星

    ，不是什么天堂，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天堂。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也就是说，你就是你

    ，仅此而已。

    我说，正好在那上面有一块大岩石，而我

    必须提醒你的是，海王星上的人都相当蠢笨，简单说吧，他们每个人都是自我束缚着生活的。我特别想提的一点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下

    定决心要去攀登那座山，你都想象不出来，这

    些人不顾死活，也不管有没有用，反正就是养

    成了一种习惯，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和全部精力

    花在追逐名誉上，在当地最陡峭的山上爬来爬

    去，回来时都激动不已。

    颇为有趣的是，即便是在海王星上，大多

    数人都从最安全的一侧出发。但他们仍然热血

    沸腾，从他们脸上和眼睛里闪着的光就能看出

    来。正如我说过的，这是在海王星而不是在天

    堂，在那儿，可能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事情

    可做了。

    约翰·门洛夫·爱德华兹|《某人来信》从 曼谷飞往加德满都的泰航311航班起飞两个小时后，我起身走到飞

    机尾部右侧的洗手间附近，弯下身子从齐腰高的小窗户望出去，希望能

    瞥见一些山峰。我没有失望：在高出地平线的地方，耸立着犬牙交错的喜马拉雅山

    脉。我就像着了魔似的，一直待在装满空汽水瓶和食物残渣的垃圾袋旁，把脸紧紧

    贴在冰冷的舷窗上。

    突然，我认出了绵延而巨大的干城章嘉峰，它高出海平面8586米，是世界第三

    高峰。15分钟后，世界第五高峰马卡鲁峰映入我的眼帘。最后，我清清楚楚地看见

    了珠峰的身影。

    浓黑如墨的山峰巍然耸立，傲视着周围的山脊。山峰直冲云霄，将飞机以每小

    时220公里极速喷出的气流撕开一道裂缝。气流掀起的一缕冰晶向东蔓延开来，宛如

    一条长长的丝巾。我凝视着空中这道飞机划过的轨迹，突然意识到，珠峰的最高点

    恰好与这架载着我穿越苍穹的飞机的飞行高度一样。猛然间，一个令我震惊的念头

    跃入脑海：我要攀登的高度与空客300喷气式客机的飞行高度一样，登顶珠峰近乎异

    想天开，甚至比这还糟。一想到这儿，我不禁手心冒汗。

    40分钟后，飞机在加德满都降落。我办完通关手续走到机场大厅，一个身材高

    大、面容整洁的年轻人注意到我带的两个硕大的背包，于是朝我走来。“你是乔恩

    吧？”他用轻快的新西兰口音问道，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印满了霍尔顾客的护照

    相片复印件。他和我握了握手，并自我介绍说他叫安迪·哈里斯，是霍尔手下的一名

    向导，负责送我去旅馆。

    还有一位客人也是坐同一架班机从曼谷飞来的，这人是来自密歇根州布卢姆菲

    尔德山的律师，53岁的卢·卡西希克。卡西希克花了一个小时才找到自己的行李，而

    我和哈里斯则利用等他的时间交流彼此在加拿大西部都曾有过的几次艰苦的攀登经

    历，并且还讨论起滑雪技巧和滑雪板的长短。哈里斯对登山充满了挚爱，他对大山

    的真正痴迷，激起了我对自己生命中一段时光的渴望：登山成为我可以想象的最重

    要的事情——在自己攀登过的以及希望有朝一日攀登的山峰上留下足迹。

    卡西希克个子很高、体格健壮、头发灰白而略带贵族气质。就在他从机场海关

    出来之际，我问哈里斯登上过几次珠峰。“实际上，”他兴奋地回答，“和你一样

    ，这将是我的第一次。看看自己到底能爬到多高肯定很有意思。”霍尔为我们在简陋但还算舒适的加鲁达旅馆预订了房间。旅馆坐落在加德满都

    杂乱的泰美尔旅游区的中心，狭窄的街道挤满了黄包车和小摊贩。加鲁达一直以攀

    登喜马拉雅山脉的探险活动而闻名于世，旅馆的墙上贴满了曾在这里住宿过的著名

    登山家的签名照片，包括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12]、彼得·哈伯勒[13]、基蒂·卡尔霍

    恩、约翰·罗斯克力[14]和杰夫·洛[15]。我走上通往房间的台阶时，经过一张名为“喜

    马拉雅三部曲”的巨幅四色海报，上面印着珠穆朗玛峰、乔戈里峰和洛子峰，它们

    分别是地球上的最高、次高和第四高山峰。在这些山峰之上，是一个身着全副登山

    装备、露齿微笑的大胡子男人，名叫罗布·霍尔。这幅海报展示了霍尔在1994年的两

    个月内登上这三座山峰的辉煌胜利，为霍尔的冒险顾问公司招揽生意。

    一个小时后，我亲眼见到了霍尔。他大概有1米93，瘦如竹竿。虽然他面带天真

    ，但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35岁成熟许多，这或许是因为眼角深深的鱼尾纹的缘故，抑或是他的气质显得很有权威。他身着夏威夷衬衫，褪色的李维斯牛仔裤的一边膝

    盖上绣着八卦图案，一头乱糟糟的浓密棕发盖住前额，跟灌木丛似的胡须也有待修

    理。

    霍尔生性合群，博闻健谈，充满了新西兰人的睿智。他兴致勃勃地讲了一个关

    于一个法国旅行者、一个佛教徒和一头特别的牦牛的故事。他妙语连珠，顽皮地斜

    视着我们，时而制造一下紧张的气氛，时而又抑制不住喜悦，将头向后一仰，发出

    一阵爽朗而极具感染力的笑声。我立刻就喜欢上了他。

    霍尔出生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的一个天主教蓝领家庭，是9个孩子中最小的

    一个。他头脑灵活、思维敏捷，但因得罪了一位专制的教师，15岁那年就辍学了。1

    976年，霍尔为当地一家登山设备制造商高山运动公司工作。“刚开始的时候他干一

    些杂活，踩缝纫机什么的。”比尔·阿特金森回忆到。阿特金森现在是著名的登山者

    兼向导，他当时也在高山运动公司工作。“霍尔十六七岁时就表现出了卓越的组织

    才能，很快就管理起公司的整条生产线。”

    霍尔当时就已经是有几年经验的山丘攀登迷了。大概就在他为高山运动公司工

    作期间，他又开始了攀岩和攀冰。“他学得很快，”阿特金森说，他后来成为了霍

    尔最亲密的登山伙伴，“他具有从任何人身上学习技巧、采纳建议的本领。”

    1980年霍尔18岁，参加了攀登阿玛达布拉姆峰北坡的探险队。此峰位于珠峰南

    侧24公里，海拔6812米，风景秀美无比。这是霍尔第一次攀登喜马拉雅山脉，这次征途中他绕道去了珠峰大本营。他发誓，总有一天他要登上这世界的最高峰。这一

    夙愿的实现历时十载，经历了三次尝试，终于在1990年的5月，霍尔以探险队领队的

    身份登上了珠峰峰顶。探险队员包括希拉里爵士之子彼得·希拉里。在峰顶，霍尔和

    希拉里用无线电对新西兰全国作现场直播，在海拔8848米的地方得到了杰弗里·帕尔

    默总理的祝贺。

    直到那时，霍尔才成为一名职业登山者。和许多同行一样，他只能从公司赞助

    商那里获得支付喜马拉雅山脉探险的高额费用。霍尔明白，媒体对他的关注越多，他就越容易劝诱公司打开它们的支票簿。事实证明，霍尔非常善于在平面媒体上扬

    名立万并在电视媒体中抛头露面。“是的，”阿特金森说，“霍尔还是有些公关才

    能的。”

    1988年，一名来自奥克兰的向导加里·鲍尔成了霍尔主要的登山伙伴和最亲密的

    朋友。霍尔和鲍尔在1990年共同登顶珠峰。他们返回新西兰后不久，制订了一个攀

    登七大洲最高峰的迪克·巴斯式计划。不同的是，他们将这一计划的难度提高为在7个

    月内征服全部山峰。[16]由于珠峰——七重奏中最艰难的一章已经成功完成，霍尔

    和鲍尔争取到了一家名为“动力源泉”的大型电力公司的赞助。他们踏上了征程。1

    990年12月12日，就在离7个月的最后期限仅几个小时之际，他们登上了第7座山峰

    ——海拔4897米的南极洲最高点文森峰。这一壮举让新西兰人引以为傲。

    尽管大获成功，霍尔和鲍尔不得不开始考虑他们登山事业的长远之计。“要想

    从公司得到源源不断的赞助，”阿特金森解释道，“登山者就必须加大赌注。下一

    次的登山计划必须比上一次的更有难度、更具吸引力。这就好比上紧的发条，直到

    力竭而死为止。霍尔和加里明白，如果不改变策略，总有一天他们要不就是不能再

    攀登陡峭的山峰，要不就是葬身于意外事故。”

    “所以他们决定改变方向，转入高山向导这一行业。成为向导之后，攀登不再

    是唯一的目标。挑战来自让顾客上山、下山，这是另一种满足感。比起为得到赞助

    而无止境地奔波，这确实是一种更稳定的职业。如果你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顾客的数量将是无限的。”

    在“7个月7座山峰”的疯狂探险中，霍尔和鲍尔制订了一个合伙开办公司的计

    划，带领顾客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他们深信，那些钱袋殷实但缺乏独自攀登世界级

    高峰经验的梦想者大有人在，于是成立了一家公司，取名为“冒险顾问”。紧接着，他们创造了一个惊人的成绩。1992年5月，霍尔和鲍尔带领6名顾客登

    上了珠峰峰顶。一年之后的一个下午，他们率领一支7人探险队到达珠峰峰顶，那一

    天共有40人先后登顶。当他们从那次探险归来，却始料未及地遭到希拉里爵士的公

    开批评。他谴责霍尔在珠峰商业化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收取费用护送那些新手

    登上峰顶，”希拉里爵士怒斥道，“是对这座山峰的大不敬。”

    在新西兰，希拉里爵士是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他的头像甚至被印在5元钞票上。由于受到这位领袖人物，这位在孩提时代就视之为英雄的登山前辈的当众斥责，霍尔感到既沮丧又尴尬。“在新西兰，希拉里被视为活着的国宝，”阿特金森说，“他说的话非常有分量，受到他的指责的确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霍尔曾想公开声

    明为自己辩护，但他意识到，在媒体上与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对着干，他永远

    也占不了上风。”

    就在希拉里爵士燃起讨伐之火5个月后，霍尔遭受了另一个打击。1993年10月

    ，鲍尔死于脑水肿，即由高海拔引起的脑容积增大。意外发生在他们攀登世界第七

    高峰——海拔8167米的道拉吉里峰时。鲍尔在霍尔的臂弯中咽下最后一口气，长眠

    于山顶上的一个小帐篷里。第二天，霍尔将他的朋友埋葬于冰裂缝中。

    此次探险后的一次电视采访中，霍尔伤心地描述了他用登山绳将鲍尔的尸体送

    入深不见底的冰河的过程。“登山绳是为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而设计的，你永远都不

    应该放开它，但我却眼睁睁地看着它从我的手中滑落。”

    “加里死后，霍尔悲痛欲绝。”海伦·威尔顿说，她分别在1993年、1995年和19

    96年担任霍尔大本营的总管。“但他很快就战胜了悲痛。这就是霍尔的方式——让

    生活继续。”霍尔决定独自支撑起冒险顾问公司。他很有条理地重整了公司的结构

    和服务，继续护送业余登山爱好者登上巨大而遥远的山峰。

    1990—1995年间，霍尔共将39名登山者送上珠峰峰顶，比埃德蒙·希拉里首次

    登顶珠峰后的头20年间的所有登顶者还要多3人。因此，霍尔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的冒

    险顾问公司称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领导者，比任何其他组织都具有更丰富的实际

    登山经验”。他在宣传册上这样写道：

    你渴望冒险吗？你梦想游历七大洲或者站在高山之巅吗？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不敢将梦想付诸

    实践，甚至不敢与人分享梦想，更不敢承认内心强烈的渴望。冒险顾问公司致力于组织并带领登山探险活动。我们善于将梦想变为现实，我们将与您一起实现您

    的目标。我们不会将您拽着上山，您必须自己付出努力，但我们保证会最大限度地为您提供安全和成功

    的机会。

    对于那些敢于面对梦想的人来说，这一经历将带给您无法言表的感受。我们邀您与我们共攀您向往

    的山峰。

    1996年，霍尔收取每位顾客6.5万美元作为带领他们登上世界之巅的费用。无

    论如何这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相当于我在西雅图的房屋抵押款。这笔费用还不包

    括去尼泊尔的机票钱和个人的装备费。事实上，没有哪家公司的收费比这更高了，霍尔的一些竞争对手甚至只收取13的费用。但由于霍尔的成功系数高，他不愁没人

    上钩。如果你执意要攀登这座山峰，并且还有一些资金的话，冒险顾问公司无疑是

    最好的选择。

    1996年3月31日清晨，也就是到达加德满都后两天，集合在一起的冒险顾问公

    司珠峰探险队员们登上了一架韩亚航空公司的米格-17直升机。这架历经阿富汗战争

    的伤痕累累的古董，跟一辆校车差不多大，有26个座位，看上去像是在谁家的后院

    拼凑而成的。随机工程师关上舱门，并发给每人一副棉球塞住耳朵，随后，这架巨

    兽般的直升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轰隆隆地划入空中。

    机舱内的地板上堆满了行李装备、登山背包和纸箱子。像货物一样被运送的人

    们挤在机舱四周的活动座椅上，他们面朝舱内，膝盖顶着胸口。螺旋桨发出震耳欲

    聋的声音，让人无法交谈。这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但没人抱怨。

    1963年，汤姆·霍恩宾从距加德满都十几公里的贝内派开始攀登珠峰的探险，花

    了31天才到达大本营。像现在的许多人一样，我们选择跳过这段陡峭而尘土飞扬的

    路程，坐直升机直接飞到喜马拉雅山脚下海拔2800米的偏僻小村卢卡拉。如果不坐

    直升机，我们得沿着霍恩宾走过的路消磨三周的时间。

    环顾宽敞的机舱，我努力将记忆中的人名与眼前的队友一一对号。海伦·威尔顿

    ，这位39岁有4个孩子的母亲，正返回大本营担任第三任大本营总管；卡罗琳·麦肯

    齐，一位年近30岁的出色登山者兼医生，她是探险队的队医，跟威尔顿一样，也只到大本营；卢·卡西希克，我在机场遇到的那位具有绅士风度的律师，已经攀登了七

    大洲最高峰中的6座；47岁沉默寡言的难波康子也是如此，她是联邦快递东京分部的

    人事主管；贝克·韦瑟斯，49岁，来自达拉斯的病理学家；34岁的斯图尔特·哈奇森穿

    着T恤衫，是一位睿智而略带书生气的加拿大心脏病专家，刚从某个科研机构请假而

    来；约翰·塔斯克，56岁，最年长的一位，是来自布里斯班的麻醉师，从澳大利亚军

    队退役后便开始爬山；弗兰克·菲施贝克，34岁，精明儒雅的中国香港出版商，曾三

    次随霍尔对手组织的探险队攀登珠峰，1994年他一口气登上了南峰，距山顶的垂直

    距离仅百米；道格·汉森，46岁，美国邮政工人，曾在1995年随霍尔攀登珠峰，跟菲

    施贝克一样，也只到达了南峰。

    我不知该如何评价我的队友们，从外表和经历来看，他们丝毫不像那些酷爱爬

    山的登山者。但他们看上去友好而有教养，整个队伍中没有谁看上去像个笨蛋——

    至少在旅程之初还没有人露出本色。不过直觉告诉我，除了汉森之外，我和其他人

    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汉森身材瘦长结实，不善言谈，饱经风霜的脸让人想起放了气

    的足球。他做了27年邮政工人，为了支付这次旅程的费用，他没日没夜地干，白天

    在建筑工地干活，晚上加夜班。我曾干过8年木匠活，或许是因为我们同属于一个纳

    税级别，很自然地就将我们与其他顾客区分开来。我跟汉森在一起有一种默契。

    我渐感不安，因为从未与这样一大群陌生人共同攀登。除了21年前的阿拉斯加

    之行，我以前的探险都是独自一人，或与一两个信任的朋友一起。

    在登山活动中，对同伴的信任至关重要。每一名登山者的行为都会影响整个团

    队的利益。一个松动的绳结、一次意外的失足、一块摇动的岩石，或者其他不小心

    的行为，都会给自己和队友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对于登山者而言，谨慎选择，不与不明底细的人合作，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对于由向导带领登山的顾客来说，信任同伴并不容易办到，他们只能把

    信任寄托在向导身上。当直升机嗡嗡地驶向卢卡拉时，我猜想队友们都和我一样，真心希望霍尔已经谨慎地将能力不足的顾客淘汰出局，并有办法保证我们免受彼此

    能力不足而带来的危害。一路上我们马不停蹄地赶路，走得筋疲力

    尽、腰酸腿痛。还没来得及问擦身而过的夏尔

    巴人“到营地还有多远？”，一天的艰苦跋涉

    便在下午早早结束了。

    傍晚是宁静的。炊烟袅袅升起在寂静的空

    中，把黄昏映衬得很温柔。远处山脊上我们明

    天要扎营的地方闪着亮光，而明天我们要赶的

    路却因云雾遮挡变得模糊不清。渐渐兴奋的思

    绪让我一遍又一遍地想起西山脊……

    夕阳西下，孤独感油然而生，此时的我好

    像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一旦置身群山中，我知

    道，自己必须全力以赴完成使命。但有时我也

    很好奇，这样艰难跋涉是否只是为了印证这样

    一个事实：我能找到自己丢失的某些东西。

    托马斯·霍恩宾|《珠穆朗玛峰：西山脊》从 卢卡拉前往珠峰需要向北穿越杜德科西峡谷。杜德科西河是冰河末

    期翻腾的冰川带下来的巨石堵塞而成的冰河。我们在一个名叫帕克丁的

    小村子里度过旅程的第一个晚上，村里的几户人家和供游客住宿的小旅馆坐落在临

    河山坡的平地上。夜幕降临，空气寒冷刺骨。第二天清晨，杜鹃花的叶子上闪着白

    霜。珠峰位于北纬28度，太阳冉冉升起照耀整个峡谷，气温骤升。中午时分，我走

    过一座在河上(这是我们一天当中跨过的第四条河了)高高架起的浮桥，虽然只穿

    着短裤和T恤衫，却已汗流浃背。

    过了桥，泥泞的小路偏离河岸蜿蜒爬上峡壁，穿过芬芳的松树林。唐瑟古峰[17]

    和库萨姆坎格鲁峰[18]壮观的凹槽状冰峰直冲云霄，垂直高度达3千米之多。这片神

    奇的土地风景如画，但它并非蛮荒之地，而且几百年前就不是了。

    每块土地都被开垦过，种植着大麦、荞麦和土豆。一串串祈祷的经幡挂满山坡

    ，古老的佛塔和刻着精美经文的嘛呢石像哨兵一般伫立在最高的山口上。当我离河

    上岸时，路上挤满了徒步者、牦牛群、穿红袍的喇嘛和被木材、煤油、饮料压弯了

    腰的赤足夏尔巴人。

    上岸90分钟后，我来到一个宽阔山脊上。经过一个由石头垒成的牦牛圈时，我

    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南切巴扎小镇——夏尔巴社会的社交和商业中心。位于海拔3

    340米以上的山区重镇南切巴扎，就像一个巨大的倾斜圆碗，犹如接收卫星电视的圆

    盘天线，均匀分布在陡峭的半山腰上。百余间屋舍散落在岩石丛生的山坡上，迷宫

    般的小路将它们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迷人的景致。我在小镇靠近山坡脚下的边

    缘找到了孔布旅舍。推开充当前门的厚毯子，我发现队友们正坐在角落的一张桌子

    边喝着柠檬茶。

    霍尔向我介绍此次探险队的第三位向导——迈克·格鲁姆。这位33岁的澳大利亚

    人，有一头胡萝卜色的头发，身材像马拉松运动员般瘦削。格鲁姆来自布里斯班，职业是水管工，只是偶尔做向导。1987年，他从海拔8586米的干城章嘉峰下山时，被迫在山上露宿一夜，结果脚被冻伤，不得不截去所有脚趾。但是，这并不能阻止

    他攀登喜马拉雅山脉的步伐，后来他又攀登了乔戈里峰、洛子峰、卓奥友峰[19]和阿

    玛达布拉姆峰。1993年，他无氧登顶珠峰。冷静而谨慎的格鲁姆是个让人愉快的伙

    伴，他少言寡语，总是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作简短回答。晚餐时由三个人把持着对话，他们都是医生——哈奇森、塔斯克和韦瑟斯。这

    种情形在整个探险过程中不断重演，还好塔斯克和韦瑟斯都很幽默，经常使全队的

    人忍俊不禁。不过，韦瑟斯习惯把他的“独角戏”变成对无能的自由党人尖刻而长

    篇累牍的抨击。那天晚上我就犯了一个“错误”，在某个观点上与他意见不一。我

    针对他的评论提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看起来应该是一个明智而必要的政策。消息

    灵通且能言善辩的韦瑟斯批驳我笨拙的声明，将我击得无言以对，最后我只好舌头

    木讷、汗流浃背地败下阵来。

    当他继续滔滔不绝地用软绵绵的东得克萨斯口音细数各州的福利时，我起身离

    开桌子以免再次丢脸。我回到餐厅，向女老板阿旺多卡要了一杯啤酒。一个小巧而

    优雅的夏尔巴女人正在为一群美国徒步者点菜。“我们很饿，”一个面色红润的男

    人一边用蹩脚的英语大声嚷嚷，一边比划着吃饭的动作，“想吃土豆、牦牛肉汉堡

    、可口可乐。你们有吗？”

    “愿意看看菜单吗？”阿旺多卡用清晰、干脆、略带加拿大口音的英语回答道

    ，“我们的品种很多。还有新烤的苹果派，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点儿甜点。”

    美国游客无法理解这位棕色皮肤的山地女人竟会用完美清晰的纯正英语跟他说

    话，而他则继续用他那滑稽走调的英语说道：“菜单？好的，好的。对，对，我们

    想看看菜单。”

    夏尔巴人在那些喜欢透过浪漫面纱看他们的外国人眼中仍是一个谜。不熟悉喜

    马拉雅地区的人会认为所有尼泊尔人都是夏尔巴人，但实际上在尼泊尔，这个面积

    相当于北卡罗莱纳州、人口超过2000万、有着50多个不同民族的国家中，夏尔巴人

    的数量不超过2万。夏尔巴人是大山的子民，虔诚的佛教徒，四五百年前他们的祖先

    从中国西藏南迁而来。夏尔巴村庄分散在尼泊尔东部喜马拉雅山脉的周围，锡金和

    印度的大吉岭建有相当大的夏尔巴社区。但是夏尔巴村庄的中心是孔布。这里有几

    个地势极其崎岖不平的山谷，谷底的河水来自珠峰南坡。这儿不通公路，汽车或一

    切带轮子的交通工具都难觅踪影。

    在高寒陡峭的山谷地区从事农耕是相当艰难的，所以传统的夏尔巴经济以中国

    西藏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和牦牛放牧为主。然而从1921年，英国人首次攀登珠峰请夏

    尔巴人担任高山协作起，夏尔巴文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49年以前尼泊尔一直关闭边境，所以最早对珠峰的勘测以及随后的8次探险活

    动都被迫从北面穿越中国西藏进行，从未穿越靠近孔布的任何地方。而最初9次由西

    藏一侧进行的探险活动都是从大吉岭出发的，那里有许多移居过来的夏尔巴人，他

    们在当地居民中赢得了吃苦耐劳、和蔼可亲且聪颖智慧的美名。大多数夏尔巴人世

    代居住在海拔2740～4270米高的村子里，生理上已经适应了高海拔气候。根据曾多

    次与夏尔巴人一起攀登和旅行的苏格兰医生克拉斯的建议，1921年英国珠峰探险队

    雇用了一大批夏尔巴人搬运行李和搭建营地，这一做法在其后的75年中被大多数探

    险队沿用了下来。

    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孔布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依附于每年随季

    节涌入的大约1.5万名徒步者和登山者。那些学习过攀登技巧和高山作业的夏尔巴人

    ，尤其是那些曾经登上过珠峰的人，得到了极高的荣誉。然而那些成为登山好手的

    夏尔巴人也面临着随时丧命的危险。从1922年英国探险队第二次攀登珠峰时7名夏尔

    巴人死于雪崩起到现在，夏尔巴人丧命珠峰的人数异乎寻常的高——总共53人，超

    过攀登珠峰死亡总人数的13。

    尽管存在危险，夏尔巴人之间为了争夺探险队里的12～18个名额展开了激烈的

    竞争。对于夏尔巴人来说，最吃香的工作莫过于其中6个为登山好手设立的机会，因

    为这往往意味着两个月高危险的工作可以赚到1400～2500美元的报酬。这在一个人

    均年收入仅160美元的贫困国家是个相当诱人的数字。

    为了满足人数日益增长的西方登山者和徒步者的需要，各种新建的小旅馆和茶

    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孔布地区。而在南切巴扎，这些新建筑尤为醒目。前往南切

    巴扎的路上，我超过了无数背着从低地林区刚刚砍伐下来的木材赶路的背夫。每根

    木材至少45公斤重，他们在用自己的血汗换取每天3美元的报酬。

    很久以前曾到过孔布的观光客无不为人数激增的游客和他们给这片人间天堂带

    来的变化感到悲哀。山谷的树木被砍伐做成燃料，聚集在南切巴扎台球室里的年轻

    人大多穿着牛仔裤和芝加哥公牛队的T恤衫，而不是做工精致的传统长袍，一家人喜

    欢在晚上挤在录像机前观看施瓦辛格的最新动作大片。

    孔布文化的诸多变化并不完全是件好事，但我从未听到夏尔巴人对此哀叹。徒

    步者和登山者带来了硬通货，由他们支持的国际扶贫组织带来的基金为南切巴扎及

    其他村子盖起了学校和医院，降低了婴儿的出生死亡率，还建起了人行天桥和水电站。西方人为孔布失去往日那种简单如画的生活而痛惜，反倒有些施恩者的味道。

    生活在这片偏僻乡村里的人们，大多数并不想与现代社会或者人类进程割断联系，夏尔巴人最不愿意做的就是成为人类学博物馆里的标本。

    一个身强体壮、适应了高海拔气候的徒步者可以在两三天内从卢卡拉走到珠峰

    大本营，但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刚从海平面来到这里的，所以霍尔让我们尽量慢慢地

    走，以适应逐渐稀薄的空气。我们每天行走的时间很少超过三四个小时。当霍尔的

    行程计划要求我们进行环境适应时，就哪儿也去不了。

    4月3日，在南切巴扎适应以后，我们继续往大本营赶路。离开村子20分钟后，我环顾四周，看到了一幅壮美的景致：脚底下600米处，杜德科西河在暗处泛着微光

    ，像一条蜿蜒的银色沙带将周围的岩床切开了一道深深的缝隙；头顶上3000米处，阿玛达布拉姆峰熠熠生辉的巨大峰尖俯视着整个山谷，犹如幽灵一般；而令阿玛达

    布拉姆峰相形见绌的，是比它还高2000多米的躲在努子峰身后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

    雪峰。像通常所看到的景象一样，一缕凝结的水汽像冰冻的烟雾从山顶向水平方向

    飘动，昭示着喷涌而出的风暴。

    我凝望着那个山顶差不多有半个小时，试图想象站在那狂风凛冽的最高点会怎

    样。尽管我攀登过的山峰不下百座，但珠峰与它们完全不同，再丰富的想象力都无

    法描述它的神奇。峰顶看上去是那样寒冷、高耸而又遥不可及。我感觉自己像是要

    去月球旅行一般。转身继续前进时，我的情绪在不安的猜测和巨大的恐惧中忐忑。

    下午晚些时候，我到达孔布地区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佛教寺院腾波切。一位歪脖

    子的体贴的夏尔巴人崇巴加入到我们的探险队担任大本营的厨师，他邀请我们去拜

    见仁波切[20]——“全尼泊尔喇嘛的首领，”崇巴解释道，“一位非常神圣的人物。他昨天才结束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无声修行，过去的3个月里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们

    将是他的第一批客人。这是很吉利的。”我、汉森和卡西希克每人给了崇巴100卢比

    (大约2美元)买哈达，然后我们脱了鞋，由崇巴带领来到正殿后面一间狭小通风的

    房间。

    一位身材矮小、头顶发亮、胖乎乎的男人盘腿坐在一个织锦的垫子上，身上裹着勃艮第红葡萄酒颜色的长袍。他看起来又苍老又疲惫。崇巴向他虔诚地鞠躬，用

    夏尔巴语和他简单地耳语了两句，然后示意我们走上前来。仁波切一边为我们祝福

    ，一边将我们买的哈达挂在我们的脖子上。事后他幸福地微笑着，给我们让茶。“

    你们应该戴着这条哈达登上峰顶，”崇巴用神圣的声音告诉我们，“愿老天开恩，保佑你们平安。”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在这位神灵般的人物、这位前世高僧的转世面前举止，唯恐

    有半点差池犯下不可宽恕的错误。当我喝着茶，坐立不安的时候，仁波切从旁边的

    柜子里拿出一本大大的、装饰华丽的书，然后递给我。我在我的脏裤子上擦了擦手

    ，紧张地翻开书。这是一本影集。这位仁波切最近访问了美国，影集里是他此行的

    一些快照：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和航空航天博物馆前的留影；在加利福尼亚的圣莫

    尼卡码头的留影……仁波切开心地笑着，兴奋地告诉我们，他最喜欢的两张照片是他

    和影星理查德·吉尔以及作家史蒂文·西格尔的合影。

    行程的头6天我们如临仙境，行走在小径上，穿过成片的刺柏、低矮的白桦树、青葱的松树、茂盛的杜鹃、雷鸣的瀑布、迷人的石头花园和潺潺的溪流，而地平线

    上耸立着那些我儿时就耳熟能详的山峰。我们绝大多数的物品都由牦牛和背夫搬运

    ，因此我的背包里只剩下一件夹克、一些糖果和一架相机。轻装前进的悠然步伐使

    我享受到了行走在异国他乡的乐趣，如坠梦境，但这种陶醉感始终不能持续。我不

    时想起我们的目的地，珠峰闪现在脑海中的阴影很快使我的注意力又集中起来。

    我们都以自己的步伐前进着，不时在路边的茶馆里小憩，或与路人攀谈。我发

    现我常与邮政工人汉森和霍尔的初级向导哈里斯为伍。哈里斯是个高大健壮的青年

    ，体格就像美国国家橄榄球大联盟的四分卫，有着一张香烟广告上经常出现的那种

    英俊而粗犷的脸。冬天，他被聘为抢手的直升机滑雪运动向导；夏天，他为在南极

    进行地质勘测的科学家工作，或护送登山者攀登新西兰的南阿尔卑斯山脉。

    我们沿路前行，哈里斯兴致勃勃地讲起和他同居的女人，一位名叫菲奥纳·麦克

    弗森的医生。我们停下来在岩石上休息时，他掏出一张照片让我看。她高大，金发

    碧眼，看上去像运动员。哈里斯说，他和麦克弗森正在皇后镇外的山丘上建造一所房子，忙得不亦乐乎。哈里斯承认，接到霍尔让他共同攀登珠峰的邀请时，他的心

    情是矛盾的：“离开菲和房子真是件让人痛苦的事。我们刚刚盖好房顶。但是，我

    又怎能拒绝攀登珠峰的机会呢？尤其是当你有机会在罗布·霍尔这样的人身边工作时。”

    虽然哈里斯以前从未到过珠峰，但他对喜马拉雅山并不陌生。1985年，他攀登

    了位于珠峰西侧48公里海拔6685米的乔布奇峰。1994年秋天，他在佩里泽待了4个

    月的时间帮助麦克弗森管理医疗站。佩里泽是一个小村子，海拔4270米，那里天气

    阴霾、风很大。后来，我们在那里度过了4月4日和4月5日两个晚上。

    这个医疗站是由一个名叫喜马拉雅救援协会的基金会赞助的，主要致力于治疗

    高山反应引起的疾病，也为当地的夏尔巴人提供免费医疗，并向徒步者提示攀登过

    快过猛的危险。我们拜访的这个医疗站只有4个房间，里面的工作人员包括一名法国

    医生塞西尔·布夫雷，两名年轻的美国医生拉里·西尔弗和吉姆·利奇，还有一位精力充

    沛的环境法律师劳拉·齐默，她也是美国人，正在给利奇医生当助手。1973年，一个

    日本旅行团的4名成员由于高山反应在附近死亡之后，这个医疗站便筹建起来。医疗

    站建起来之前，每500个穿越佩里泽的徒步者中就有一两个死于高山病。齐默强调说

    ，这还不包括在山上发生意外事故的人数，而受害者大都是那些“循规蹈矩的普通

    游客”。

    感谢医疗站的志愿者们提供的普及宣传和紧急救护，死亡率已降至三万分之一。虽然齐默等人在佩里泽医疗站的工作是无偿的，甚至还必须自行负担往返尼泊尔

    的旅费，但这一光荣的岗位仍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霍尔的队医麦肯齐就曾

    在1994年秋与麦克弗森和哈里斯在喜马拉雅救援协会的医疗站里共事。

    1990年霍尔首次攀登珠峰时，医疗站由出色而自信的新西兰医生简·阿诺德主持。霍尔路经佩里泽时邂逅了她，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我问简，等我从珠峰下来后

    她能否和我一起出去，”霍尔回忆道，“她说好吧。我们的第一次约会是去阿拉斯

    加共同攀登麦金利山。”两年后他们结了婚。1993年，阿诺德和霍尔一同登上了珠

    峰。1994年和1995年，她在大本营当队医。若不是阿诺德怀着她和霍尔的第一个孩

    子已经7个多月了，她今年还会重返大本营。这次我们的队医是麦肯齐医生。

    4月4日星期四是我们在佩里泽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晚饭过后，齐默和利奇邀请

    霍尔、哈里斯以及我们的大本营总管威尔顿到医疗站喝上一杯。在那晚的谈话中，话题不知不觉地转移到攀登珠峰以及带领攀登珠峰固有的危险性上。利奇至今还清

    楚地记得谈话的内容：霍尔、哈里斯和利奇都认为，迟早会有一场“不可避免”的

    大灾难殃及许多登山客。但是，刚刚在1995年春季从西藏一侧攀登了珠峰的利奇回

    忆说，“霍尔认为厄运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他担心的是‘不得不去救援其他队的

    菜鸟’。而当灾难真的降临时，‘肯定是发生在更危险的北坡’，即西藏一侧。”

    4月6日星期六，从佩里泽向上走几小时后，我们到达了孔布冰川的脚下，那是

    一条从珠峰南侧流出的绵延19公里的冰河。我希望这条路能成为我们通向峰顶的大

    道。在海拔4800米的地方，我们告别了最后一抹绿色。20个石碑沿着冰川终点冰碛

    的顶部肃穆而立，俯瞰着迷雾笼罩的山谷。这些墓碑是为了纪念那些在珠峰死去的

    登山者，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夏尔巴人。从这里开始，我们将生活在荒凉单调的岩

    石和风雪的世界里。尽管步履缓慢，但还是感觉到了高海拔的影响，我开始头重脚

    轻、呼吸急促。

    这里大部分道路被一人多高的积雪覆盖着。积雪在午后的阳光下融化，牦牛的

    蹄子踏在坚硬的冰面上打滑，牦牛把式一边发牢骚一边拍打着他们的牲口向前赶路。傍晚时分我们到达罗布杰村，并找到一处可以躲避寒风的狭窄而肮脏的小旅馆。

    靠近孔布冰川边缘的地方挤着几间摇摇欲坠的低矮建筑。罗布杰的条件很差，夏尔巴人、来自十几支探险队的登山者、德国徒步者以及成群的牦牛把这里塞得满

    满的，都要赶往从山谷向上还有一天路程的珠峰大本营。霍尔解释说，在这里受阻

    主要还是由于异常厚的积雪。直到昨天，都还没有牦牛能够越过冰雪到达大本营。

    村子里的几间旅馆已经住满了人。几块未被冰雪覆盖的泥泞地上并排挤着许多帐篷。从山下上来为各个探险队搬运行李的背夫们衣衫褴褛，在周围山坡上的山洞或者

    巨砾下面露宿。

    村子里仅有的三四个石头茅坑粪便四溢，臭气熏天，让人难以忍受，以至于多

    数人在露天的空地上方便起来。散发着恶臭的人粪到处都是，根本不敢随便走。从

    宿营区中心蜿蜒而过的一条由融化的雪水形成的河流就是这里的露天下水道。

    旅馆的正屋里有可供30多人就寝的木结构上下铺，我在上铺找到一席空位，使劲将跳蚤和虱子从布满灰尘的床垫上抖落下来，然后把我的睡袋铺在上面。靠近墙

    的地方有一个靠烧干牦牛粪供热的小铁炉。太阳落山后气温会降到冰点以下，所以

    背夫们便在寒夜里拥到炉子旁取暖。即使在最理想的条件下牦牛粪也不可能充分燃

    烧，更何况在这个海拔4940米高的氧气明显不足的小木屋里。屋里充满了浓密呛人

    的烟雾，就好像柴油车的尾气管直接通到屋里一样。那一夜，我止不住地咳嗽，不

    得不两次跑到屋外去呼吸新鲜空气。早晨，我的双眼刺痛、布满血丝，鼻孔里堵着

    黑色的烟灰，从那之后我便患上了伴随整个攀登过程的干咳症。

    霍尔原计划让我们在罗布杰用一天的时间适应一下，然后就一口气走完到大本

    营的最后十来公里路程。我们队的夏尔巴人早在几天前就到达大本营，好为我们整

    理好营地，并探出一条到达珠峰脚下山坡的路线。然而4月7日晚上，一个人从大本

    营气喘吁吁地跑到罗布杰，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霍尔雇用的夏尔巴年轻人丹增

    掉入冰裂缝46米深的地方，另外4名夏尔巴人已将他拖了出来，但他的伤势严重，可

    能摔断了大腿骨。面如死灰的霍尔宣布，他和格鲁姆将在黎明时分赶往大本营帮助

    营救丹增。“我很遗憾地告诉各位，”他继续说道，“剩下的人必须和哈里斯待在

    罗布杰，直到情况得到控制。”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丹增正和另外4名夏尔巴人在1号营地上面的孔布冰瀑较

    平缓的一段勘察线路。5人虽很明智地排成一列，但没有使用登山绳，这是严重违反

    攀登规则的做法。丹增紧跟在4人身后，当他踩上那块薄薄的掩盖着冰裂缝的冰块时

    ，其实是踩在前一个人的足迹上的。他还没来得及呼救，就已经像石头般坠入冰川

    腹中了。

    在海拔6240米高的地方，直升机救援困难重重，稀薄的空气无法为直升机的螺

    旋桨提供着陆和起飞所需的支撑力，甚至飞机在空中盘旋都是危险的。在这种情况

    下，必须用人力将丹增从孔布冰瀑护送至大本营，而这段垂直距离为900米的路程又

    是整个攀登路线中最陡峭、最危险的一段。将丹增活着送下山来需要群策群力。

    霍尔一贯牵挂为他工作的夏尔巴人的安危。离开加德满都之前，他让我们全体

    就座，非常严肃地给我们上了一堂有关如何向我们的夏尔巴队友表示感激和尊重的

    课。“我们雇来的夏尔巴人是最好的合作伙伴，”他告诉我们，“他们辛勤工作只

    是为了赚取在我们西方人眼中为数不多的报酬。我希望你们都记住，没有他们的帮

    助，我们连一点儿爬上珠峰的机会都没有。我再重复一遍：没有夏尔巴兄弟的帮助，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攀登珠峰。”

    在后来的一次交谈中，霍尔提到过去的几年中，一些探险队的领队对他们的夏

    尔巴雇员漠不关心，这种做法应该受到指责。1995年，一名年轻的夏尔巴人葬身于

    珠峰。霍尔认为，那次事故的发生是因为领队让夏尔巴人“在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

    情况下攀登珠峰。我认为，阻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是我们这些组织者的责任”。

    去年，一个由向导带领的美国探险队雇用了一个名叫卡米利塔的夏尔巴人帮厨。这个二十一二岁、身体健壮且雄心勃勃的小伙请求美国人允许他以一名高山协作

    的身份在高山上工作。虽然卡米没有任何登山经验，也没有受过什么正规训练，但

    是为了答谢他的热情和奉献精神，几个星期后，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在海拔6700～7600米的常规路线中，他们要攀登一道名为“洛子壁”的陡峭而

    险象环生的冰坡。安全起见，探险队通常会在冰坡上由下至上地系一连串登山绳，而登山者在攀登时还要在自己和固定绳之间系一根外挂绳。卡米，这个过分自信而

    又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认为，在登山绳上系一根外挂绳大可不必。一天下午，他背着

    担子攀登洛子壁，在石头般坚硬的冰面上失手坠到600米深的坡底。

    我的队友菲施贝克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1995年，他第三次尝试攀登珠峰时参

    加了这支雇用卡米的美国探险队。当时菲施贝克正在洛子壁的顶上沿登山绳向上攀

    登。他用颤抖的声音回忆说：“我们向上看时，一个人头朝下翻滚下来，尖叫着从

    我身边擦过去，留下一道血光。”

    一些登山者迅速赶到坡底卡米落地的地方，他已经在坠落的途中因大面积擦伤

    而身亡。卡米的尸体被抬到大本营，按照佛教传统，他的朋友们为他的尸体供食三

    天，然后把他送到腾波切附近的村子里火葬。卡米的尸体被火焰吞没时，他的母亲

    悲痛欲绝，一头撞在坚硬的石头上。

    4月8日那天，当霍尔和格鲁姆匆忙赶往大本营将丹增活着送下珠峰时，卡米的

    影子始终在霍尔的脑海中闪现。翻过幻影谷高耸的冰峰，我们来到乱石丛

    生的谷底，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剧

    场的底部……在这里，冰瀑像孔布冰川一样突

    然向南流去。我们将大本营扎在海拔5420米的

    冰川侧碛上，这些冰碛构成了冰瀑拐弯处的外

    缘。

    巨砾给周围的环境平添了一份坚固的感觉

    ，但脚底滚动的碎石打破了这种错觉。所有能

    看到的、能感觉到的和能听到的，只有冰瀑、冰碛、雪崩和寒冷，人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下生

    存。没有流水，没有生命，只有毁灭和腐烂……而在征服那山峰之前的几个月里，这里将是

    我们的家。

    托马斯·霍恩宾|《珠穆朗玛峰：西山脊》4 月8日，天色刚暗下来，哈里斯的对讲机就在罗布杰的旅馆外吱吱咯

    咯地响起来。是霍尔，他从大本营发来了好消息，35名来自几支探险队

    的夏尔巴人花了一天时间将丹增送下山了。他们把丹增绑在一个铝制的梯子上，通

    过放、拖和传的方式将丹增送下冰瀑，现在他正在大本营里休息。如果天气允许，会有一架直升机在日出时分将他送到加德满都的医院。听得出来霍尔如释重负，他

    指示我们天亮后离开罗布杰赶往大本营。

    听到丹增平安的消息，我们这些顾客也感到十分欣慰。更让人感到解脱的是，我们要离开罗布杰了。塔斯克和卡西希克由于环境不洁患上了某种急性肠道疾病；

    我们的大本营总管威尔顿也患上了一种因高海拔引起的顽固性头痛；我的干咳症则

    因在浓烟弥漫的旅馆度过了两个晚上而变得愈发严重。

    在第三个夜晚来临前，我决定逃离那烟熏火燎的木屋，搬到露天搭建的帐篷里

    ，这个帐篷是霍尔和格鲁姆匆忙赶往大本营空出来的。哈里斯选择与我同住。半夜

    两点我被吵醒，睡在我旁边的哈里斯突然坐起来，发出阵阵呻吟。“嗨，哈里斯，”我躺在睡袋里问，“你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晚饭吃的什么东西有些不对劲儿。”过了一会儿，哈里斯拼命

    拉开帐篷，费力地将头和身体伸到门外，然后呕吐起来。吐完之后，他一动不动地

    蹲了几分钟，半个身子露在外面。而后又突然跳起来，急速跑出几米远，猛地拉下

    裤子，发出一阵响亮的腹泻声。接下来的整个晚上他都待在天寒地冻的露天里，尽

    情地倾泻着肠胃里的杂质。

    清晨，虚弱的哈里斯处于脱水状态，身体剧烈地颤抖。威尔顿建议哈里斯留在

    罗布杰恢复体力，但哈里斯对此不予考虑。“说什么我也不要待在这个粪堆里过夜

    了，”他将头放在两腿之间，一脸的苦相，“我今天要和你们一起去大本营，爬也

    要爬过去。”

    上午9点，我们收拾好行装准备上路。其他队员轻快地走在前面，我和威尔顿陪

    着哈里斯跟在后面，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迈开步子，一次次地停下来，弓着背，将整个身体撑在雪杖上喘气，然后又鼓足劲儿挣扎着向前走。

    去往大本营的路沿着孔布冰川侧碛松动的石头跌宕好几公里后，最后又落在冰川上。大部分冰面被灰烬、粗糙的砾石和花岗石覆盖着，偶尔有一两块半透明、泛

    着缟玛瑙光泽的冰面裸露出来。融化的雪水沿着无数条地面上的和地底下的河道奔

    流而下，发出可怕的隆隆回响。

    下午3点左右，我们来到一排奇形怪状的冰塔面前，最高的差不多有30米，那就

    是著名的幻影谷。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这些冰塔向四周散发着幽幽的青绿色光芒

    ，目光所及，犹如从碎石中伸出来的巨大的鲨鱼牙齿。曾多次到过这里的威尔顿告

    诉我们，离目的地不远了。

    又走了3公里，冰川突然向东拐了。我们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伐走上一个长长的

    斜坡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由尼龙圆顶组成的五颜六色的城市。300多个容纳

    了来自14支探险队的登山者和夏尔巴人的帐篷点缀在乱石丛生的冰面上。我们花了2

    0分钟才在杂乱的宿营区找到我们的营地。当我们爬上最后一段起伏的小路时，霍尔

    大步流星地向我们走来。“欢迎来到珠峰大本营。”他咧嘴笑着。此时，我手表的

    高度计显示的是5360米。

    接下来的6个星期，我们的“家”就安在这个特别的村子里，村子坐落在由险峻

    的山壁环绕而成的天然圆形剧场中。营地上方的悬崖被悬挂着的冰川所覆盖，每时

    每刻都有巨大的冰块崩裂，像雪崩似的滑下来。向东400米的地方，夹在努子壁和珠

    峰西翼之间的孔布冰川从一个由冰冻的碎石形成的狭窄山凹中流淌下来。圆形剧场

    向南敞开着，所以村子里阳光满溢。晴朗无风的下午，天气暖和得在室外可以只穿T

    恤衫；但当太阳落到普莫里峰那圆锥形的山峰后面时，气温直落到十几摄氏度。普

    莫里峰是紧靠大本营西侧一座海拔7161米的山峰。当晚我躺在帐篷里，轻微的咯吱

    声和震耳欲聋的断裂声像小夜曲一样随时提醒着，我正躺在一条运动着的冰河上。

    与恶劣的环境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堆积在冒险顾问公司营地旁充足的衣食给养，这里是被夏尔巴人统称为“队员”或“先生”的15个外国人和11个夏尔巴人的家。

    我们那用帆布搭成的如巨穴般的指挥帐里，有一张巨大的石桌、一台立体声设备、一个图书馆和几盏太阳能灯。帐篷间的通讯靠卫星电话和传真机进行。淋浴处则是

    由一根橡胶管和一桶在厨房里烧热的水拼凑而成的。每隔几天，就有牦牛送来新鲜的面包和蔬菜。依照以往探险队在殖民地时期就留下来的传统，每天早晨，崇巴和

    帮厨的小男孩顿迪都要进到每位顾客的帐篷里，为还躺在睡袋里的我们准备好热腾

    腾的夏尔巴茶。

    我曾多次听说珠峰被日益增多的人群随意丢弃的垃圾变成一个大垃圾堆，而商

    业探险队被认为是罪魁祸首。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本营的确如此，不过最近几年

    这里已经变成一个较干净的地方，是继我们离开南切巴扎后看到的最干净的人类宿

    营区了。而这一变化商业探险队功不可没。

    年复一年将顾客带上珠峰的向导们与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点是那些

    只来一次的观光客们所没有的。1990年，霍尔和鲍尔发起了一次将5吨垃圾从大本营

    清除的活动。霍尔和他手下的几名向导与加德满都政府合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登

    山者保持珠峰清洁的政策。到1996年，各探险队除了交纳许可证费用以外，还要交

    纳4000美元的保证金。只有将一定数量的垃圾运回南切巴扎和加德满都后，保证金

    才能退回给探险队。甚至连我们用来从厕所掏粪便的木桶也要被运回。

    大本营熙来攘往如同蚁穴。从某种意义上讲，霍尔的冒险顾问公司所在的营地

    相当于整个大本营的指挥中心，因为在山上没有谁能比霍尔更受人尊敬了。每当有

    问题发生，不管是与夏尔巴人的劳资纠纷还是紧急的医疗救护，或者是有关攀登策

    略的重要决定，人们都要赶到我们的指挥帐篷里来征求霍尔的意见。而霍尔也总是

    慷慨相助，为那些与他争夺顾客的对手们献出多年积累的经验，最强劲的对手莫过

    于斯科特·费希尔。

    1995年，费希尔成功带队攀登了一座8000米级山峰[21]，即位于巴基斯坦喀喇

    昆仑山脉的海拔8047米的布洛阿特峰。他曾4次尝试攀登珠峰，并在1994年登顶成

    功，但不是以向导的身份。1996年春季，费希尔首次作为商业探险队领队造访珠峰。同霍尔一样，费希尔的探险队有8名成员。一块巨大的“星巴克咖啡”的招牌悬挂

    在房子般大小的花岗岩上，使得他的营地显得格外醒目。从我们的营地沿冰川向下

    走5分钟便可到达费希尔的营地。

    以攀登世界最高峰为事业的男男女女们组成了一个小圈子。费希尔和霍尔虽是

    生意场上的对手，但也是在高山上狭路相逢的兄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认

    为彼此是朋友。20世纪80年代费希尔和霍尔在俄罗斯的帕米尔高原上相识，而后分

    别在1989年和1994年在珠峰上的各自公司里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俩曾计划在1996年带领各自的顾客登上珠峰后，合力征服位于尼泊尔中部攀登难度很高的海拔8

    163米的马纳斯卢峰。

    费希尔和霍尔的关系早在1992年他们在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邂逅时就得到了

    巩固。当时，霍尔正和他的朋友及生意伙伴鲍尔攀登乔戈里峰，而费希尔也正好同

    另一名出色的美国登山者埃德·维耶斯特尔斯一起攀登。当费希尔、维耶斯特尔斯和

    另一名美国人查理·梅斯顶着咆哮的暴风雪从峰顶下来时，遇到了奋力将几乎失去知

    觉的鲍尔弄下山的霍尔，当时鲍尔患了一种危及生命的高山病不能行动。费希尔、维耶斯特尔斯还有梅斯帮助霍尔在暴风雪中将鲍尔拖下被雪崩荡涤的缓坡，挽救了

    他的生命。(一年后，鲍尔因同样的疾病死在道拉吉里峰的山坡上。)

    费希尔，40岁，身材魁伟、性格外向，扎着一根金色马尾辫，精力过盛。当他

    还是新泽西州巴斯肯山脊中学一名14岁的中学生时，偶然间看了一个关于登山的电

    视节目，从此便着了迷。第二年夏天，他专程赶到怀俄明州，报名参加了美国国家

    户外领导学校NOLS主办的OB式野外训练课程。高中一毕业，他就搬到了西部，并在

    NOLS找了一份季节性的教员工作，从此义无反顾地选择登山作为他的职业。

    在为NOLS工作期间，18岁的费希尔爱上了一位名叫琼·普赖斯的女学生。7年后

    他们结婚，把家安在西雅图，并有了两个孩子安迪和凯蒂·罗斯(1996年费希尔攀登

    珠峰时，两个孩子分别是9岁和5岁)。普赖斯后来获得了商用驾驶员的执照，成为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一名机长——一份受人尊敬且收入颇丰、可支持费希尔进行职

    业登山的工作。在她的资金支持下，费希尔在1984年成立了疯狂山峰公司。

    如果说霍尔公司的名字“冒险顾问”反映了他有条不紊、谨慎细心的登山作风

    ，那“疯狂山峰”则可以说是费希尔个人风格的准确写照。费希尔早在20多岁时就

    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登山风格——不管不顾。在他整个登山生涯中，尤其是早年的

    登山岁月中，费希尔曾多次在足以使他丧命的意外事故中死里逃生。

    在攀岩发生的意外事故中，费希尔至少两次从20多米高的地方摔到地上。一次

    他以初级教员的身份在风河山脉进行NOLS课程，在没系路绳的情况下坠落20多米，跌入丁伍迪冰川的冰裂缝底部。而他最不愿意提及的一次坠落，可能是他还是攀冰

    新手的时候。尽管没什么经验，但费希尔还是决定攀登位于犹他州普罗沃峡谷的“

    婚纱瀑”，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结冰瀑布。当时费希尔正与另外两名登山老手在冰

    壁上较量，突然从30多米高的地方失手坠地。让那些目睹此次意外事故的围观者惊愕不已的是，费希尔竟自己站了起来，带

    着不很严重的外伤走开了。不过在漫长的下坠过程中，一个小冰镐的镐头穿透了他

    的小腿。拔掉这个空心镐头使他皮开肉绽，在腿上留下了一个铅笔粗细的洞。从当

    地医院的急诊室出来后，费希尔认为没必要再为这样一个皮外伤浪费他有限的资金

    ，于是在以后的6个月里带着这个未包扎、已经化脓的伤口继续攀登。15年后，费希

    尔骄傲地向我展示那次坠落留下的永久疤痕：一对硬币大小发亮的伤疤像括号似的

    将他的跟腱括在中间。

    “费希尔可以让自己超越任何生理极限。”唐·彼得森回忆道。这位著名的美国

    登山家在费希尔从“婚纱瀑”失手坠地后不久遇到了他。从那之后彼得森便成了费

    希尔的良师益友，并在此后的20年中断断续续地与费希尔共同攀登。“他的意志力

    惊人。他不在乎吃了多少苦，总是无视痛苦而勇往直前，他不是那种因为脚痛就打

    退堂鼓的人。”

    “费希尔想成为伟大的登山家，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登山者中的一员。我记得N

    OLS总部有一间简陋的健身房，费希尔定期到健身房里锻炼身体。他练得非常刻苦，以至于常常呕吐起来。如此有毅力的人很少见。”

    人们被费希尔的精力和慷慨、单纯而近乎孩子般的热情吸引着。尽管费希尔鲁

    莽而又不好自省，但他爱交友、有魅力的个性还是很快为他赢得了许多挚友。数以

    百计的人，包括那些和他只打过一两次交道的人，都把他当成知己。健身器材造就

    的体形和影星般轮廓分明的面容使他看上去相当英俊。被他吸引的人中不乏异性，而他对这种关注也并非熟视无睹。

    费希尔是个欲望强烈的人，他大量吸食大麻(但工作时不吸)，而且饮酒过度。疯狂山峰公司办公室的后面有一间密室，是费希尔的秘密俱乐部。把孩子哄上床

    以后，他喜欢和朋友们围坐在一起，轮流抽着烟斗，观看记录着他们攀登山峰伟绩

    的幻灯片。

    20世纪80年代，费希尔进行了一系列让人印象深刻的登山活动，使他在当地小

    有名气，但世界登山界的名人却始终对他嗤之以鼻。尽管他做了巨大努力，但还是

    不能像某些更著名的同行那样得到相当多的商业赞助。一些顶级的登山家也看不起

    他。“对费希尔来说，最重要的是得到承认。”简·布罗米特说。她是费希尔的宣传

    员、知己，有时还是训练伙伴，她跟随疯狂山峰公司带领的探险队到大本营，为“

    户外在线”做网络报道。“他渴望被认可。他有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脆弱的一面。真正让他烦恼的，是他不能像最出色的登山家那样赢得广泛的尊敬。因此，他感

    到受到了藐视和伤害。”

    1996年春季费希尔前往尼泊尔的时候，他开始得到一些他认为早该属于他的认

    可。这一认可多数源于他在1994年无氧攀登珠峰的举动。费希尔那支名叫“萨迦玛

    塔环境探险队”的队伍从珠峰上移走了重达2.3吨的垃圾，这一举动不仅使风景大为

    改观，而且也为他带来了更好的公共声誉。1996年1月，费希尔发起了一次为慈善募

    捐而攀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的活动，这次活动共为慈善组织凯尔国际筹得50

    万美元。得益于1994年的珠峰清洁探险和后来的慈善攀登，费希尔在1996年前往珠

    峰时已经家喻户晓，并经常出现在西雅图的新闻媒体上。他的登山事业也蒸蒸日上。

    记者们不可避免地问到费希尔，如何在登山所冒的危险与身为人夫人父的责任

    之间取得平衡。费希尔回答说，现在他遇险的机会与不计后果的青年时代相比已大

    大降低了，他已成长为一名谨慎而保守的登山者了。就在1996年去珠峰之前不久，他对西雅图作家布鲁斯·巴科特说：“我百分之百相信自己会回来……我妻子对此也

    毫不怀疑。我做向导时，她一点儿也不为我担心，因为我做出的选择都是正确的。

    我认为意外事故的发生都是人为错误所致，所以这正是我要尽力避免的。我年轻时

    曾发生过许多次意外事故，你能找出诸多原因，但最终都是人的错。”

    尽管费希尔如此肯定，但他的高山事业还是使他难以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他

    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是一位非常慈爱的父亲，但登山经常使他离家数月。儿子的9

    个生日中，有7个他都不在。实际上，据他朋友说，1996年前往珠峰时，他的婚姻关

    系就已经很紧张了。

    但普赖斯并没有把他们婚姻的裂痕归咎于登山。她说，他们的家庭所承受的压

    力更多的是来自她的雇主。作为一场性骚扰事件的受害人，普赖斯被牵涉进一桩针

    对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令人沮丧的司法诉讼中。虽然官司最终得以解决，但她将一

    年中的大好时光浪费在令人不胜其烦的纠纷中，并且收入锐减。而费希尔向导公司

    的收益并不足以弥补空缺。“自从搬到西雅图以来，我们第一次遇到了经济问题。”她悲叹道。

    像大多数同行一样，疯狂山峰公司自创业之初就面临着财政困境。1995年，费

    希尔只赚了1.2万美元。幸好费希尔的声望渐长，加之他的生意伙伴兼办公室经理卡

    伦·迪金森的组织才能和冷静头脑弥补了费希尔凭直觉和不计后果的做事方式，使得

    形势有所好转。受到霍尔成功带队攀登珠峰的启示以及巨额费用的刺激，费希尔认

    为他进入珠峰市场的时机到了。如果他能赶上霍尔，很快就能将“疯狂山峰”射向

    赢利的靶心。

    金钱对费希尔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不在意这些物质财富，他渴望的是尊重。但他也明白，在我们的文化中，金钱是衡量成功的主要标准。

    1994年费希尔从珠峰归来几周后，我在西雅图遇到了他。我与他并不太熟悉，但我们有几个共同的朋友，并且经常在悬崖峭壁或登山者的聚会上碰面。这一次，他拉着我大谈特谈他带队攀登珠峰的计划，引诱我说我应该一同去，为《户外》杂

    志写篇文章。我回答说，像我这种高山经验如此有限的人去攀登珠峰，简直就是异

    想天开。他说：“咳，经验的重要性被夸大了。海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态度

    ，哥们。你能行。你已经完成一些艰难的攀登，都比攀登珠峰困难。我们已经把珠

    峰征服了，我们把它都捆起来了。我跟你说，我们修了一条通往山顶的砖路。”

    费希尔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他还很残忍

    ，每次只要一见到我，就跟我大谈珠峰。更有甚者，他反复跟《户外》杂志的主编

    布拉德·韦茨勒夸耀他的想法。1996年1月，由于费希尔的游说，杂志社决定送我去

    珠峰。根据韦茨勒的暗示，大概是作为费希尔探险队的一员。在费希尔的心里，这

    早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但是，在距计划的出发日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我接到韦茨勒打来的电话，通知

    我计划有些变动：霍尔为杂志社提供了更为优惠的条件，所以韦茨勒计划让我退出

    费希尔的探险队而加入冒险顾问公司的探险队。我认识费希尔，并且喜欢他，而当

    时我还不了解霍尔，所以起初不太情愿。但当一位登山挚友向我证实了霍尔的良好

    信誉后，我愉快地同意与他共同攀登珠峰。

    在大本营的一天下午，我问霍尔为什么如此热心地让我参加他的探险队，他坦

    率地解释说，其实他并不是对我感兴趣，甚至也不是希望我的文章能给他带来特殊的公众效应。真正吸引他的，是从与《户外》杂志达成的这桩交易中获得的慷慨的

    广告回报。

    霍尔告诉我说，按照协议，他只收取1万美元现金作为登山费用，剩下的部分则

    由昂贵的广告版面费来抵付。这本杂志面向的目标读者构成了霍尔的核心顾客群，也就是那些高消费阶层、富有冒险精神而又身强体壮的人。更重要的是，霍尔说：

    “他们是美国读者。由向导带领攀登珠峰和七大洲最高峰的潜在市场有百分之七八

    十是在美国。当我的伙伴费希尔成为珠峰向导后，他就会比冒险顾问公司具有更大

    的优势，因为他在美国本土。要与他竞争，我们就必须将广告大刀阔斧地推进到那

    里。”

    1月份，费希尔发现霍尔将我从他的队伍里抢走，怒火中烧。他从科罗拉多大峡

    谷给我打电话，用我从未听过的愤怒语气说他决不让步。像霍尔一样，费希尔直言

    不讳，他不是对我，而是对随之而来的公众效应和广告效益感兴趣。然而最终他还

    是不愿为杂志社提供可与霍尔相媲美的优惠条件。

    当我以冒险顾问公司而不是疯狂山峰公司探险队员的身份到达大本营时，费希

    尔并未流露出丝毫的不高兴。我向下走到他的营地，他给我倒了一大杯咖啡，用胳

    膊搂着我的肩，看上去对我的到来感到由衷的高兴。

    尽管大本营看起来一应俱全、舒适安逸，但我们从未忘记自己身处海拔5300多

    米的地方。开饭时我走到指挥帐，足足喘了几分钟。如果坐起来的速度太快，就会

    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我在罗布杰患上的干咳症越来越严重，睡眠也变得不安稳，这

    是轻度高山病的常见症状。许多个晚上我都因呼吸困难而惊醒三四次，并感到窒息。伤口和擦痕也很难愈合。我的食欲减退，而需要充足的氧气来代谢食物的消化系

    统也拒绝加工我强迫自己咽下的东西。相反，我的身体开始消耗自身的储备。我的

    胳膊和腿渐渐干瘪得瘦长起来。

    在缺氧和不卫生的环境中，一些队友的身体状况比我还糟。哈里斯、格鲁姆、麦肯齐、卡西希克、哈奇森和塔斯克都患上了胃肠紊乱症，频繁如厕；威尔顿和汉

    森被剧烈的头痛折磨着。汉森曾这样向我描述：“就像有人在我的眼睛之间钉钉子。”

    这是汉森第二次跟随霍尔攀登珠峰。1994年，霍尔强迫汉森和另外三名顾客在

    距山顶只有百米的地方下撤。一是时间晚了，二是因为当时山顶被一层厚厚的不结

    实的积雪覆盖着。“山顶看上去是那么近，”汉森带着遗憾的笑容回忆道，“你信

    不信，从那以后我没有一天不在想它。”霍尔对汉森没能如愿登顶感到很惋惜，他

    说服汉森今年再试一次，并在费用上给了他很大的优惠。

    我的队友中，汉森是唯一一位多次不依靠职业向导独立登山的人。虽然他不是

    出色的登山家，但15年来积累的经验足以使他在高山上照顾好自己。如果我们的探

    险队里有谁能够登顶，我认为非汉森莫属，他身强体壮，铆足了劲儿，并且已经到

    达过相当高的地方了。

    就在离汉森47岁的生日不到两个月的时候，也就是他离婚17年后，汉森向我承

    认，他曾与许多女人有染，而每个女人都是在厌倦了与山峰争夺他的注意力后纷纷

    离开他。1996年去珠峰前的几个星期，汉森在图森访友时遇到了一个女人，双双坠

    入爱河。他们曾一度靠传真互诉衷肠。然而在以后的几天中，汉森没有收到她的任

    何消息。“我猜她明智地把我甩了，”他叹息道，垂头丧气，“她真的太好了，我

    真的以为这一次会很长久。”

    一天傍晚，汉森挥着一张墨迹未干的传真走进我的帐篷。“卡伦·玛丽说她要搬

    到西雅图了!”他满脸陶醉地脱口而出，“喔!这回可要认真对待了。我最好在她

    改变主意之前爬上山顶，然后把珠峰从我的世界里赶出去。”

    除了与他这位新结识的女人鸿雁传书外，汉森把在大本营的这段时间花在给一

    所名为日出小学的学生们寄明信片上。这是一所位于华盛顿肯特市的公立机构，曾

    以出售T恤衫的方式为汉森筹集登山的资金。他给我看了许多明信片，其中一张是他

    写给一个名叫瓦内萨的女孩儿的：“有些人拥有宏大的梦想，有些人有着微小的梦

    想，无论你有怎样的梦想，最重要的是你从未停止梦想。”

    花费汉森时间更多的是给他两个已长大成人的孩子写传真——19岁的安吉和27

    岁的杰米。汉森独自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每当有安吉发来的传真，他总要兴高采

    烈地念给我听。“天呐，”他说，“你怎能相信，像我这样一个总是把事情搞得一

    团糟的人，竟能养活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孩子。”我很少给谁发传真或寄明信片。我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思索自己在更高处，尤其

    是在海拔76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该如何行动。虽然我自认为在需要技巧的岩石

    和冰面上比其他顾客和向导花费的时间都多，但这些专业技巧对于别的山峰有用，对于珠峰就无能为力了，我在高海拔停留的时间实际上是这群顾客中最少的。可以

    这样说，大本营——珠穆朗玛峰的脚趾，已是我一生中到过最高的地方了。

    霍尔对这一切并不担心。经过7次攀登珠峰，他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适应环境

    的计划，可以使我们适应空气中的低氧量。大本营的氧气含量相当于海平面的一半

    ，而峰顶的则只有13。为了适应不断升高的海拔高度，人体在许多方面都要做出调

    整，例如呼吸加速、血液pH值改变，输送氧气的红细胞数量激增，这一转变需要数

    个星期才能完成。

    而霍尔坚持说，自大本营开始，每次攀登600米的高度，三次之后我们的身体就

    会充分适应了，并为登临8848米的峰顶提供了安全保障。“这一方法已成功39次了

    ，老兄，”当我表示质疑时，霍尔面带被扭曲的微笑宽慰我说，“有几个与我登顶

    的家伙也曾像你一样悲观。”情况越看似不可能，对登山者的要求就越

    高，当所有压力释放之后，血液的流动便愈加

    畅快淋漓。那些可能的危险不过是在磨炼人的

    感知力和控制力。也许这就是所有高危险运动

    存在的根本原因吧：刻意提高努力的难度，并

    全神贯注于其中，这样仿佛就能驱赶心中烦人

    的琐事。这是生活的缩影，不同的是，日常生

    活中所犯的错误还有机会改正、弥补，但在山

    上，在那特定的时间里，你的一举一动都攸关

    生死。

    阿尔瓦雷斯|《野蛮的上帝：自杀的人文

    研究》攀 登珠峰是个漫长而乏味的过程。跟我以前所熟悉的那种攀登不同，它更像是个巨大的建筑工程。算上夏尔巴人，霍尔的队伍共有26个人。大本营海拔5360米，步行至最近的公路也有160多公里，要让每一个人都吃好住

    好且身体健康，真可谓是壮举。然而霍尔，这位举世无双的军需官，喜欢这种挑战。他会仔细阅读电脑打印出来的各种后勤保障所需的详细条目：菜单、机器配件、各种工具、药品、通讯器材、运送物品时间表以及牦牛的状况等。霍尔是个天生的

    工程师，他喜欢基建、电子和各种小玩意儿，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没完没了地修理太

    阳能发电系统或阅读过期的《大众科学》上。

    按照乔治·马洛里和其他大多数珠峰攀登者的惯例，霍尔也采用围攻山峰的策略。由夏尔巴人在大本营上面建4个营地，每一个营地都比前一个高约600米，然后在

    营地之间往返运送食物、燃料和氧气瓶，直到位于海拔7920米的南坳有充足的必需

    品储备。如果一切都照霍尔的宏伟计划进行，冲顶将在一个月后由最高的营地，即4

    号营地开始。

    虽然我们这些顾客不负担运送物资的任务，[22]但为了适应环境，冲顶之前我们

    还要在大本营以上的地方反复演习。霍尔宣布，第一次适应性训练安排在4月13日，前往1号营地并返回大本营。1号营地建在距大本营垂直距离约800米的孔布冰瀑顶上。

    我们在4月12日，也就是我42岁生日的那天下午准备登山装备。我们在大石头上

    摊开行李，挑拣衣服、整理安全带、挂上外挂绳、给高山靴装上冰爪(一组5厘米长

    呈网格状排列的钢钉，装在每只高山靴的底部用以紧抓冰面)，大本营看上去就像

    一个露天拍卖会。看到韦瑟斯、哈奇森和卡西希克拿出他们崭新的高山靴，我大吃

    一惊，并开始为他们担心。他们承认以前很少使用高山靴。我担心他们是否清楚用

    从未穿过的高山靴攀登珠峰是在多么危险。20多年前我穿着崭新的高山靴登山，痛

    苦的经历告诉我，在还没有穿跟脚以前，沉重而坚硬的靴子会把脚磨得伤痕累累。

    年轻的加拿大心脏病专家哈奇森发现他无法将冰爪固定到新靴子上，霍尔翻遍

    了他那百宝箱似的工具箱，想出各种办法最终解决了问题。他用铆钉将一条特殊的

    皮带固定住冰爪，这样冰爪就能用了。

    为次日的行程整理装备时，我了解到，我的队友们因为受限于家庭和他们如日中天的事业，极少有人在去年进行过一至两次的攀登训练。虽然每个人看上去都体

    格健壮，但他们只能在跑步机或者脚踏车上而非真正的山峰上进行体能训练。这使

    我感到踌躇。诚然，身体素质在登山中是个关键因素，但是还有一些同样关键的因

    素是在健身房里训练不出来的。

    也许我有些假充内行了。无论如何，我的队友们显然和我一样兴奋地憧憬着明

    早能穿上高山靴踏上真正的山峰。

    通往峰顶的路线顺着绵延于山腰的孔布冰瀑前进。位于海拔7010米的背隙窿[23

    ]标志着冰瀑上游的结束，这条气势宏伟的冰瀑流淌4公里后汇入西库姆冰斗相对平

    缓的峡谷中。冰瀑慢慢滑过西库姆冰斗下高低起伏的岩层后，就断裂为无数条垂直

    的沟壑，即冰裂缝。其中有些裂缝很窄，一步就可以跨过；有些则有二十多米宽百

    来米深，加起来差不多有800米长。那些大裂缝很容易成为登山途中令人烦恼的障碍

    ，而且当它们被冰雪覆盖以后，危险性就更大了。不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西库姆冰

    斗上的冰裂缝是能够应付的。

    但冰瀑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南坳的整条路线中，没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让

    登山者感到恐怖了。在海拔6100米左右的地方，冰川从西库姆冰斗底部边缘突然陡

    降。这就是声名狼藉的孔布冰瀑，整条路线中最考验攀登技巧的一段。

    冰瀑段的冰川以每天一米左右的速度运动着。当冰川沿着不规则的陡峭地形一

    阵阵滑落时，大块的冰裂成被称为“冰塔”的摇摇欲坠的巨大碎冰堆，有的竟有写

    字楼般大。由于攀登路线在成百座不稳定的冰塔下面、旁边或中间迂回前进，因此

    每次穿越冰瀑的旅程都有些玩俄罗斯轮盘赌的味道，任何一个冰塔都有可能在不发

    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崩塌下来，你只能祈祷自己在它崩塌的瞬间不被它压在身下。

    自1963年霍恩宾和翁泽尔德的一个队友杰克·布赖滕巴赫葬身于崩塌的冰塔之下，已

    相继有19人在此丧命了。

    霍尔在去年冬天就和所有计划在春季攀登珠峰的探险队领队进行磋商，最终决

    定委托他们当中的一支队伍负责修建和维护一条穿越孔布冰瀑的道路。此项任务困

    难重重，因此被指定的探险队可以从其他每支探险队那里获得2200美元的报酬。近

    几年来，这种合作方式虽不能说是完完全全，但也被广泛采纳了，不过这种情形并

    非历来如此。一支探险队为穿越冰瀑而向另一支探险队交纳费用的做法始于1988年。当时，一支资金雄厚的美国探险队宣称，任何探险队企图从他们开掘的路线穿越孔布冰瀑

    ，都必须向他们交纳2000美元。那一年，由于无法接受珠峰不再是一座山峰而变成

    了一件商品的事实，山上的其他几支队伍被激怒了。反应最强烈的就是霍尔，当时

    他正率领一支规模很小、资金匮乏的新西兰队伍。

    霍尔指责美国人“违背了山的精神”，他们的做法是无耻的高山敲诈。但是，作为美国探险队领队，毫无同情心的律师杰姆·弗鲁什坚决不让步。最后，霍尔咬着

    牙同意给弗鲁什开张支票，才被允许通过。(弗鲁什后来说，霍尔从来就没有兑现

    过他的支票。)

    然而在其后的两年里，霍尔的观念大大转变了，他开始意识到对孔布冰瀑路线

    征收费用的合理性。事实上，在1993年至1995年期间，霍尔承包了这条路线并进行

    收费。1996年春季，霍尔决定不再对孔布冰瀑负责，并高兴地支持另一支与他竞争

    的商业探险队[24]领队马尔·达夫接替他的工作。达夫是一名苏格兰的珠峰攀登老手

    ，我们还没有到达大本营之前，达夫雇用的一批夏尔巴人就已经在冰塔中开掘出了

    一条Z字型的通道。他们系了大约1.6公里长的路绳，并在裂开的冰川表面安装了60

    个铝制梯子。这些梯子属于戈勒谢普村一个精明的夏尔巴人，他靠每个登山季出租

    这些梯子赚了不少钱。

    1996年4月13日星期六凌晨4：45，当我在黎明前的寒冷幽光中上好冰爪时，我

    发现自己终于站到了梦幻般的冰瀑脚下。

    一生经历磨难无数的顽固的老登山家们喜欢劝告年轻的门徒，为了逃生要倾听

    自己“心底的声音”。有许多故事是关于这个或那个登山者因为窥察到天空中某种

    不祥的征兆而执意留在自己的睡袋里，因而躲过了一场大劫难。

    我从不怀疑直觉的潜在价值。当我等待霍尔领路时，脚底下的冰面发出一串响

    亮的噼啪声，仿佛小树被折成了两段。我感到自己随着每一声断裂和冰川移动时发

    出的隆隆声而畏畏缩缩。我的内心胆小如鼠，它叫喊着说我就要死去，而我每次系

    好高山靴都有这种感觉。因此我尽量无视自己虚构出来的事物，跟着霍尔向怪诞的

    蓝色迷宫走去。

    虽然我从未到过孔布冰瀑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冰瀑，但我攀登过许多其他的冰瀑。这些冰瀑大多都是垂直的，甚至是垂挂的路段，需要极高的使用冰镐和冰爪的

    专业技巧。孔布冰瀑显然不乏陡峭的冰面，但冰面都装上了梯子或路绳，抑或二者

    皆有，因此传统的攀冰工具和技巧在这儿就显得多余。

    我很快就认识到，在珠峰上，甚至连登山绳这个造就登山者的精髓之物，都不

    是按照惯常的方式使用的。通常，登山者总是用一根45米长的登山绳将自己与另一

    名或另两名同伴系在一起，这样每个登山者都要直接对别人的生命负责。以这种方

    式用绳子结组是个非常严肃而又友好亲密的举动。然而在孔布冰瀑，利己主义使得

    我们更愿意独立攀登而不以任何方式在身体上受制于人。

    达夫的夏尔巴人从孔布冰瀑的底部到顶上固定了一根静力绳。我在腰间系了一

    根末端带有快挂的一米来长的外挂绳，绳子的那一头连接着快挂和安全锁。在这里

    ，安全感不是来自将自己系于另一名队友身上，而是来自用外挂绳将自己扣在固定

    绳上并顺着绳子在上面滑动攀登。以这种方式进行攀登，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冰

    瀑上最危险的地段，而无需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技巧和经验都未知的队友。事实上

    ，在整个攀登过程中，我们从来没有将自己的生命系在另一名队友手中。

    虽然传统的攀登技巧在孔布冰瀑上派不上用场，但却需要掌握一整套全新的技

    巧。比如，穿着绑有冰爪的高山靴小心翼翼地从三个首尾相连、摇摆不定的梯子上

    爬过去，从而跨越一道令人畏惧的裂隙深沟。一路上有许多这样的跨越，而我总是

    感觉不适应。

    有一次在黎明前的薄雾中，我正试图在一架摇摇晃晃的梯子上保持平衡，从一

    个弯曲的脚蹬横档上小心翼翼地挪向下一个。突然，两边支撑梯子的冰面像发生地

    震似的抖动起来。稍后，附近高处的一个大冰塔崩塌下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

    我僵住了，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崩塌的冰塔在左侧滚落40多米后不见了，没有造成

    任何破坏。我用了几分钟才恢复镇静，然后继续向梯子的另一端仓皇逃去。

    冰川频繁地汹涌流动，给跨越每架梯子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冰川运动时，冰裂

    缝有时会收缩，像夹牙签似的将梯子夹弯；有时又会扩大，使梯子悬在半空，只有

    两端虚虚地搭在坚实的冰面上。当午后的阳光晒化了周围的冰雪，插进冰里用来固

    定梯子和绳子的锚点就会松动。虽然每天都要维修，但在体重的作用下，任何一条

    固定的路绳都有松动的危险。孔布冰瀑让人紧张恐惧，但同时也展现了巨大的魅力。当黎明洗尽天空中的黑

    暗，支离破碎的冰川呈现出一幅三维空间的美幻景色。温度是零下14摄氏度。我的

    冰爪嘎嘎吱吱地踩在冰川的表面。沿着固定绳，我漫步穿行于林立着晶莹剔透的蓝

    色石笋的迷宫。陡峭的岩石拱壁与从冰川两侧挤压下来的冰接合在一起，高高地耸

    立着，像邪恶之神的肩膀。由于环境的吸引和体力的消耗，我开始沉浸于攀登的乐

    趣之中，有一两个小时竟忘记了恐惧。

    在距1号营地还有14的路程时，霍尔在一个休息处评价说，现在的孔布冰瀑是

    他见过的最好状态：“这一季的路线简直就像高速公路。”在海拔5780米的地方，路绳将我们带到一个巨大的、摇摇欲坠的冰塔底部。有12层楼高、呈30度角倾斜的

    冰塔在我们头上隐约可见。路线沿一条天然小径陡然爬上悬垂的冰面，我们必须攀

    越这个失去了平衡的冰塔，这样才能躲开它那令人恐怖的巨大重量。

    我渐渐明白，安全是要靠一定的速度来保障的。我以自己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向

    较为安全的塔顶冲去，但由于尚未适应，我的最快速度并不比爬行快多少。每迈出

    四五步就不得不停下来，靠在路绳上，在苦涩稀薄的空气里大口大口地喘气。

    冰塔坍塌之前，我到达了它的顶部。我的呼吸都快停了，心脏怦怦地急跳着，跟手提电钻似的。稍后，大约在早晨8：30，我越过最后一个冰塔到达孔布冰瀑的顶

    上。1号营地的安全感也不能使我平静下来，我没法不去想下面不远处那些凶险的倾

    斜冰面。事实上，我至少还得从它摇晃的主体下面通过7次，这样才有可能爬上珠峰

    峰顶。我想那些将之戏称为“牦牛之路”的登山者显然是没有穿越过孔布冰瀑。

    离开营地之前，霍尔解释说，即使我们当中有人未能到达1号营地，也要在上午

    10点整返回，以保证在正午的阳光将孔布冰瀑晒得更不稳定之前返回大本营。在指

    定的时间里，只有我、霍尔、菲施贝克、塔斯克和汉森到达了1号营地。霍尔通过对

    讲机宣布返回时，康子、哈奇森、韦瑟斯和卡西希克由向导格鲁姆和哈里斯带领，仍停留在距大本营垂直距离60米的范围内。

    我们首次看到了彼此攀登的模样，并可以很好地评估今后几周里将与自己同舟

    共济的这些人的优势与弱点。56岁的汉森和塔斯克是队里最年长的人，他们看上去

    很有实力。而菲施贝克，这位来自中国香港的颇有绅士风度、说话轻声细语的出版

    商着实令人吃惊。带着前三次攀登珠峰的感悟，他在起程时就表现得很稳健，然后

    匀速前进。到达冰瀑顶上之际，他默默地超过了所有人，甚至连呼吸都很均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哈奇森，这位队里最年轻、看上去也最强壮的顾客，出

    发时一马当先，但很快就筋疲力尽。快到冰瀑顶上的时候，他已被甩到了队尾，一

    副痛苦不堪的样子。卡西希克因为在向大本营跋涉的第一天早上拉伤了腿部肌肉，行进得很缓慢，但实力仍在。相反，韦瑟斯，特别是康子，看上去则力不从心。

    韦瑟斯和康子有好几次险些跌下梯子坠入冰裂缝。康子好像对如何使用冰爪一

    无所知。[25]哈里斯是个耐心而有天分的老师，曾做过初级向导，负责关照队伍中那

    些速度最慢的顾客。哈里斯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训练康子掌握各种基本的攀冰技巧。

    虽然我们的队伍存在许多不足，霍尔仍然在孔布冰瀑顶上宣布说，他对每个人

    的表现都很满意。“作为在大本营以上进行的第一次尝试，你们干得都很出色，”

    他像骄傲的父亲一样称赞道，“我想我们是一个很强的组合。”

    我们用了一个多小时才返回大本营。当我卸下冰爪走在距营地最后百米的路上

    时，感到太阳在头顶上烧了个洞。稍后，当我和威尔顿还有崇巴在指挥帐里聊天时

    ，头痛全面发作。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太阳穴之间令人无法忍受的剧烈压痛伴

    着阵阵让人颤抖的恶心感，让我几乎无法连贯地说话。我担心自己患了某种中风病

    ，便蹒跚地离开谈话现场，钻到睡袋里，用帽子盖住眼睛。

    头痛到了令人眩晕的程度，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怀疑是高海拔所致，因为直到返回大本营才发作，不过它更像是对灼烧我视网膜、烧烤我脑壳的强烈紫

    外线的反应。不管是因何而起，总之疼痛难忍、痛苦万分。后来的五个小时里我一

    直躺在帐篷里，尽量避免任何感官刺激，哪怕是闭着眼将眼球从一侧转到另一侧，都感到撕心裂肺的剧痛。太阳落山的时候，我再也忍受不了了，便蹒跚地走进医疗

    帐篷，寻求队医麦肯齐的帮助。

    她给了我一剂强效止痛剂，并给我喝了些水。但当我咽下几口水之后，立刻将

    药片、液体和午饭的残余物一股脑儿地吐了出来。“嗯……”麦肯齐边琢磨边观察我

    靴子上的呕吐物，“我想我们得试试别的。”我将一颗小药片放在舌头下含化，这

    种药能帮助我止住呕吐。然后又吞服了两颗可待因药片。一个小时后疼痛渐渐消退

    ，感激涕零之后，我就朦胧地进入了梦乡。我在睡袋里打着盹儿，看到上午的阳光越过帐篷投下一道阴影。我忽然听到威

    尔顿大喊：“乔恩!电话!是琳达!”我急忙踏上一双拖鞋，飞速地冲进46米以外

    的通讯帐篷，气喘吁吁地抓起听筒。

    整部卫星电话和传真设备并不比一台笔记本电脑大多少。电话费十分昂贵，大

    约每分钟5美元，而且经常拨不通。我的妻子竟能在西雅图拨通13位数字的电话号码

    ，与远在珠峰的我通话，着实让我吃惊不小。虽然琳达极尽安慰之辞，但她的忧虑

    之情还是从遥远的地球那端准确无误地传达出来。“我挺好的，”她安慰我说，“

    但我希望你能在我的身边。”

    前往尼泊尔18天前，琳达痛哭流涕。“从机场开车回家的路上，”她说，“我

    哭个不停。和你告别是我经历的最伤心的事。我想你可能回不来了。现在看来这真

    是多此一举，真是愚蠢透顶。”

    我们结婚15年半了。初次约会后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登记结婚了。我当时26

    岁，刚刚决定放弃登山，开始严肃地生活。

    第一次遇到琳达时，她也是名登山爱好者，并且非常有天分。摔伤了胳膊和背

    部之后她放弃了登山，并对这项运动固有的风险性给出了让人心寒的评论。琳达没

    考虑过让我放弃，但我打算放弃登山的表白坚定了她嫁给我的决心。然而，我没有

    意识到登山对我灵魂的召唤，抑或它赋予我原本毫无目的的生活以意义。我也没有

    料到由于缺少它而带来的空虚。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又鬼鬼祟祟地从储藏室里拿出

    路绳，回到岩石上。1984年我前往瑞士攀登以险峻著称的艾格尔峰时，我和琳达已

    走到了婚姻破裂的边缘。而登山是一切矛盾的症结所在。

    攀登艾格尔峰失败后的两三年里，我和琳达的关系一直处于僵局，但我们最终

    还是度过了这个危机。琳达开始接受我登山，在她看来，这正是我之所以成为我的

    重要因素。她明白，登山充分体现了我个性中某些奇怪的、不可改变的特质，它们

    就像眼睛的颜色一样无法改变。然后，就在这微妙的关系恢复当中，《户外》杂志

    决定派我前往珠峰。起初，我假装以记者的身份，而非登山者的身份前往珠峰。我接受这项任务，是因为珠峰的商业化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而且报酬颇丰。我向琳达和其他所有

    对我攀登喜马拉雅山脉的能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我并不想在山上爬得很高。“我

    可能只从大本营向上攀登一小段路，”我坚持说，“只是尝尝高海拔的滋味。”

    这当然都是信口雌黄。在这段旅程以及为旅程进行训练的日子里，我完全可以

    待在家里，揽些别的约稿的活赚更多的钱。我接受这项任务，是因为被珠峰的神秘

    魅力所折服。事实上在我的生命中，我从没有像渴望攀登珠峰那样渴望做一件事。

    从我同意前往尼泊尔的那一刻起，我的目标就是攀登到我的腿和肺能够支撑我到达

    的地方。

    琳达开车送我到机场的时候，很快就看穿了我的托辞。她觉察到了我的野心是

    何等的大，这令她不安起来。“如果你死了，”她带着绝望和愤怒嚷道，“不仅是

    你要付出代价，我也要，你知道吗？我的后半生就绝望了，这对你来说无所谓吗？”“我不会死的，”我回答，“别太伤感了。”有一种人，越是做不到的事对他们越有吸

    引力。这种人通常不是专家，他们的雄心壮志

    和想象力强到足以扫除那些谨慎人士的疑虑。

    决心和信念是他们最强大的武器。说得客气点

    ，这种人叫怪人，说得不好听，那就是疯子……珠峰吸引着属于它的这种人。他们不是那种

    一点登山经验都没有的人，当然，他们当中没

    有一个人的经验可以使攀登珠峰成为一种合情

    合理的目标。这种人有三个共同特征：自信、坚决和耐力。

    沃尔特·昂斯沃思|《珠穆朗玛峰》

    从小我就有远大的抱负和坚定的决心。如

    果没有它们，或许现在我会过得更快乐一些。

    我想得很多，并且总会像梦想家一样冒出些“

    遥不可及”的想法。远方的山峰总是使我着迷

    ，让我对它们魂牵梦绕。我不敢保证锲而不舍

    就能够实现目标，但我心志高远，受挫只会让

    我更加坚决，一定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至少是

    诸多梦想中的一个。

    厄尔·登曼|《独上珠峰》19 96年春季，珠峰的山坡上不乏梦想者。许多人资历跟我差不多浅

    ，甚至比我还浅。如果掂量一下自己的能力，并和这座世界最高峰所

    带来的可怕挑战比较一下，大本营里有一半的人似乎都持有一种病态的、不切实际

    的想法。不过这也许不足为怪，珠峰一直以来都像磁铁一般吸引着“疯子”、爱出

    风头的人、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和那些对现实举棋不定的人。

    1947年3月，一位穷困潦倒的加拿大工程师厄尔·登曼到达了大吉岭。尽管他没

    有丝毫的登山经验，也没有得到进入中国西藏的官方许可，但还是公开宣布了他攀

    登珠峰的计划。不知他是如何说服两名夏尔巴人——昂达瓦和丹增诺盖与之同行的。

    丹增，也就是后来随希拉里首次攀登珠峰的那个人，在1933年他19岁的时候从

    尼泊尔迁到了大吉岭。那一年的春季，他本希望被一支由英国著名登山家埃里克·希

    普顿率领的探险队雇用，然而这个充满渴望的夏尔巴年轻人落选了。他留在了印度

    ，而后被希普顿雇为1935年英国珠峰探险队的成员。1947年丹增同意随登曼攀登珠

    峰的时候，他已经到过那里三次了。他后来承认，从一开始他就知道登曼的计划是

    愚蠢的，但就是无法抗拒珠峰的诱惑。

    “登曼的计划没有道理可言。首先，我们可能连中国西藏都无法进入。第二，就算我们能够进入，作为向导的我们和登曼本人可能被扣留，那样麻烦就大了。第

    三，即使我们到达了山峰，我从来就不相信像我们这样的组合能够登顶。第四，这

    个尝试非常危险。第五，登曼既没有支付我们优厚的报酬，也没有保证一旦我们遭

    遇不测他将向我们的亲属支付抚恤金。任何一个理智正常的人都会拒绝，但我不能。在我心里，我必须去。珠峰的吸引力强于地球上的任何力量。我和昂达瓦只商量

    了几分钟就做出决定。‘好吧，’我告诉登曼，‘我们尽力而为。’”

    当这支小型探险队穿越西藏前往珠峰时，两个夏尔巴人开始渐渐喜欢并尊敬这

    位加拿大人。尽管他缺乏经验，但他们钦佩他的勇气和体力。值得称道的是，当他

    们站在珠峰的山坡上面对眼前的现实时，登曼终于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海拔6700

    米的地方遭遇了一场暴风雪后，登曼承认这次登顶失败。就这样，三人在离开大吉

    岭5周后安全返回。

    登曼攀登珠峰的13年前，一位忧郁而富有理想主义的英国人莫里斯·威尔逊进行了同样鲁莽的攀登，但他就没这么幸运了。受一种将人引入歧途的救世愿望的驱使

    ，威尔逊认为，攀登珠峰将是向世人宣扬“人类的各种疾苦都可以通过上帝主宰的

    禁食和忠诚来治愈”这一信仰的最好途径。他炮制了一整套攀登计划：先驾驶小型

    飞机飞到西藏，然后在珠峰侧面紧急降落，最后从那里开始攀登。既不懂攀登也不

    懂飞行的事实并没有成为威尔逊实施计划的主要障碍。

    威尔逊购置了一架以织物作为机翼蒙皮的“吉普赛蛾”型小飞机，为其取名为

    “永远的争夺”，并学习基本的飞行知识。然后他用5周的时间在斯诺登山和英国湖

    区的山间跋涉，学习他认为应该掌握的登山知识。1933年5月，他驾驶着小飞机，开

    始了途经开罗、德黑兰和印度的珠峰之旅。

    此时的威尔逊已得到相当多的媒体关注。他飞到印度的普塔布，但没有得到飞

    越尼泊尔的许可。于是他以500英镑的价格把飞机卖掉，改走陆路到大吉岭，却再次

    被拒绝进入中国西藏境内。但这一切都没能阻止他继续前行。1934年3月，他雇了三

    名夏尔巴人，将自己装扮成喇嘛模样，不顾政府禁令，秘密徒步行进480公里，穿越

    锡金的森林和西藏高原，于4月14日来到珠峰脚下。

    他沿着东绒布冰川乱石丛生的冰面而上，最初的进展相当快。但由于忽略了冰

    川的走向，很快就陷入了困境。他不断地迷路，变得沮丧不已且疲惫不堪。但他仍

    不肯罢休。

    5月中旬，他到达东绒布冰川顶部海拔6400米的地方。在那儿，他找到了1933

    年希普顿率领的那支未能如愿的探险队储藏的一批食物和装备。威尔逊从那儿开始

    攀登通往北坳的山坡，曾到达海拔6920米的地方。面对一座对他而言难以逾越的垂

    直冰壁时，他不得不撤回希普顿探险队的藏身之处。但他仍不回头。5月28日，他在

    日记中写道：“这将是最后一搏，我感到我就要成功了。”然后又一次向上走去。

    一年后希普顿重返珠峰，他的探险队在北坳脚下的积雪中发现了威尔逊冻僵的

    尸体。“经过一番讨论，我们决定将他葬在冰裂缝中。”查尔斯·沃伦是发现尸体的

    队员之一，他写道：“我们脱帽致敬，每个人都心绪难平。我本以为自己已将生死

    置之度外，但此情此景，加之他和我们献身的是同一事业，他的悲剧对我们来说有

    如切肤之痛。”威尔逊和登曼在珠峰山坡上的“壮举”至今仍不断地被人重演，像我们这般能

    力有限的梦想者接踵而至。这一现象遭到了强烈的批评。但是，究竟谁应该属于珠

    峰而谁又不应该属于珠峰，这个问题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并不是说支付重金参

    加由向导带领的探险队，就表明一个人不适合这座山峰。事实上，1996年春季攀登

    珠峰的商业探险队中，至少有两支队伍里有一些攀登喜马拉雅山脉的“老手”，即

    使按最严格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人也完全合格。

    4月13日，我在孔布冰瀑顶上的1号营地等我的队友们，一对来自费希尔疯狂山

    峰队的登山者大步流星地超过了我。其中一人是克利夫·舍宁，来自西雅图38岁的建

    筑承包商及前美国滑雪队队员。他虽然身强体壮，但高山经验却很有限。紧随其后

    的是他的叔叔皮特·舍宁，号称“活着的喜马拉雅传奇”。

    还有两个月就满69岁的舍宁身材瘦长、略微驼背，穿着一件褪了色发旧的Gore

    -Tex登山服。他是在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重返喜马拉雅山脉的。1966年，他首

    次登上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1958年，他作为主力首次攀登了位于巴基斯坦境内喀

    喇昆仑山脉主脊线上海拔8068米的加舒尔布鲁木Ⅰ峰，从而创造了历史——美国登

    山者首次攀登的最高峰。但真正让舍宁名声远扬的是他在1953年一次不成功的乔戈

    里峰攀登中扮演的英雄角色。那一年也正是希拉里和丹增登顶珠峰的一年。

    1953年，舍宁所在的8人探险队被一场猛烈的暴风雪困在乔戈里峰上，正等待机

    会向山顶冲击。此时一名队员阿特·吉尔基得了血栓性静脉炎——一种由高海拔引起

    的致命血栓塞，只有迅速送至低海拔的地方才有一线生还的机会。于是，舍宁和他

    的队友们冒着凛冽的暴风雪将吉尔基沿陡峭的阿布鲁齐山脊往下送。在海拔7620米

    地方，一位名叫乔治·贝尔的登山者突然滑倒，将同行的另外4人一起拖倒。舍宁将路

    绳在肩头和冰镐上反复绕了几圈，设法一只手握着吉尔基，另一只手同时抓住5个正

    在下坠的登山者，挽救了自己和其他人的生命。这是登山史上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

    奇迹，它将与“保护”[26]这一登山运动术语一起被人们永远地记住。

    现在，舍宁将在费希尔和他的两名向导贝德曼和布克瑞夫的带领下攀登珠峰。

    我问贝德曼这位来自科罗拉多州强壮的登山者带领舍宁这种身份的顾客有何感受，他带着自嘲的笑容纠正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并不是‘向导’舍宁，我把能与他同

    队登山看成自己莫大的荣幸。”舍宁报名参加费希尔的疯狂山峰队，并不是因为他

    需要向导带路，而是想省去诸如申请许可证，安排氧气、帐篷、供给及夏尔巴高山

    协作等一系列后勤琐事。

    紧随皮特·舍宁和克利夫·舍宁前往l号营地的是他们的队友夏洛特·福克斯。38岁

    的福克斯精力充沛且沉稳冷静。这位来自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市的滑雪巡逻员曾攀登

    过两座8000米级山峰：位于巴基斯坦境内海拔8034米的加舒尔布鲁木Ⅱ峰和与珠峰

    毗邻的海拔8201米的卓奥友峰。后来，我又遇到了马尔·达夫探险队旗下28岁的芬兰

    人维卡·古斯塔夫森，他以前攀登喜马拉雅山脉的记录包括珠峰、道拉吉里峰、马卡

    鲁峰和洛子峰。

    相比之下，霍尔的队伍中无人问鼎过8000米级山峰。如果把皮特·舍宁这样的人

    物比做棒球联赛中的明星，那我和我的队友们则更像是一群靠贿赂进入世界职业棒

    球大赛的小镇垒球选手。没错，霍尔在冰瀑顶上称我们是“优秀而强壮的组合”。

    也许我们的确比霍尔前几年带领的顾客要强壮许多。但我非常清楚，没有霍尔的向

    导和夏尔巴人的鼎力相助，我们当中没人能够攀登珠峰。

    而另一方面，我们的队伍又比山上其他一些队伍要有实力得多。在一支由一名

    说不清其喜马拉雅山脉攀登资历的英国人率领的商业探险队中，有一些成员的能力

    很值得怀疑。但最不合格的珠峰攀登者，实际上并不是那些由向导带领的登山客，而是那些以传统方式组织起来的非商业探险队的成员。

    我带头从冰瀑底部返回大本营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对速度极慢、服装和装备都

    很怪异的登山者。很显然，他们并不熟悉冰川旅行的标准工具和技巧。走在后面的

    登山者不断地被脚下的冰爪挂住。我在一旁看着他们通过两个连在一起摇摇晃晃的

    梯子跨过一处很宽的冰裂缝，我吃惊地发现，他俩竟然试图一起跨过冰裂缝，几乎

    同步——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危险行为。从冰裂缝另一端传来的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表明他们是中国台湾探险队的成员。

    台湾人口碑不佳早在他们攀登珠峰之前就传开了。1995年春，这支队伍前往阿

    拉斯加攀登麦金利山，为一年后攀登珠峰热身。9名登山者到达了山顶，但其中7人

    在下山途中遭遇暴风雪而迷路。他们在海拔5910米的地方露宿了一夜，迫使美国国

    家公园管理局展开了一场耗资巨大且危险的营救活动。应公园巡逻队的请求，亚历克斯·洛和康拉德·安克这两位全美经验最丰富的登山

    家中断了自己的登山活动，从海拔4390米的地方急速攀登，以营救奄奄一息的台湾

    登山者。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冒着生命危险各自将一名虚弱无力的台湾人从海拔591

    0米的地方拖到海拔5240米，然后由直升机将他们从山上撤离。撤离麦金利山的5名

    台湾登山者中，两人患了严重的冻伤，一人已经死亡。“只有一人死亡已算是万幸

    ，”安克说，“如果我和亚历克斯没有及时赶到，另外两人也会死的。我们早就注

    意到了这队人，他们看上去明显能力不足。他们陷入困境一点儿也不奇怪。”

    这支探险队的领队名叫高铭和，是个活跃的自由摄影师。登临喜马拉雅山脉的

    马卡鲁峰之后，他改名为“马卡鲁”。筋疲力尽且满身冻疮的“马卡鲁”被两名阿

    拉斯加向导搀扶下山。“阿拉斯加人将他送到山下时，”安克回忆说，“马卡鲁向

    每个过路者大喊‘胜利了!胜利了!我们到达了山顶!’仿佛灾难从没发生过。是

    的，这位马卡鲁公子真是让人不可思议。”1996年麦金利山的幸存者出现在珠峰南

    侧时，马卡鲁又一次成为他们的领队。

    台湾人的出现引起了山上其他探险队的极大关注。一旦他们遇险，其他探险队

    就不得不前往救援，这是相当危险的事。暂且不论这会使其他登山者登临峰顶的机

    会大打折扣，单是救援本身就需要冒生命危险。而他们还不是这山上唯一不够格的

    群体。我们大本营的旁边驻扎着一位名叫彼得·内比的25岁挪威人。他扬言要单人从

    珠峰最危险、技术要求最高的西南壁攀登，[27]丝毫没有考虑到他有限的喜马拉雅经

    历只是攀登过两次附近的岛峰，那只不过是洛子峰的一个山脊上海拔6190米的隆起

    ，除了长途跋涉之外并不需要任何攀登技巧。

    除此之外，还有南非人。由约翰内斯堡一家大报《星期日泰晤士报》赞助的这

    支南非探险队曾激起高涨的民族自豪感，并在出发前得到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

    的私人祝福。他们是首支被允许攀登珠峰的南非探险队，这支种族混杂的队伍立志

    要让黑人首次站到山顶上。领队是39岁的伊恩·伍德尔，他是个多嘴多舌而又胆小如

    鼠的男人，总喜欢津津乐道他在20世纪80年代南非对抗安哥拉的漫长而残酷的战役

    中经历的轶闻趣事，以及他在敌后方参加突击队的种种伟绩。

    伍德尔召集三名南非最强壮的登山者组成了探险队的核心：安迪·德·克勒克、安

    迪·哈克兰德和埃德蒙·费布雷尔。这支由两种人种组成的队伍对说话轻声细语的黑人

    古生态学家和世界知名的登山者费布雷尔来说有着特殊意义。“我的父母为了纪念埃德蒙·希拉里爵士而为我取名，”他解释说，“攀登珠峰是我年轻时就有的梦想。

    但更重要的是，我将这次探险看成一个年轻国家彰显实力的象征，这个国家正试图

    实现统一迈向民主，各方面都百废待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诸多方面都受限于种

    族隔离政策，深受其害。但现在我们是一个崭新的国家。我对我的国家所走的道路

    深信不疑。向世人展示我们南非的黑人和白人可以共同攀登珠穆朗玛峰，这是多么

    有意义的事情啊!”

    整个国家因这支小小的探险队而团结起来。“伍德尔只是很偶然地提出了这项

    计划，”克勒克说，“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南非人终于可以到任何他们想去

    的地方旅游了。我们的运动队也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参加比赛。南非刚刚赢得世界杯

    橄榄球赛冠军，这难道不是让整个国家欢欣鼓舞并引以为傲的事情吗？所以，当伍

    德尔着手组建攀登珠峰的探险队时，每个人都赞成他的想法，因而他不费吹灰之力

    就筹得几十万美元的资金。”

    除了三名南非男性登山者和一位名叫布鲁斯·赫罗德的英国登山者兼摄影师以外

    ，伍德尔希望增加一名女队员。离开南非之前，他邀请6名女性候选人攀登只需要体

    力而不需要技巧的乞力马扎罗山。为期两周的测试之后，伍德尔将目标锁定在两名

    选手身上。一位是26岁的卡西·奥多德，白人新闻学讲师，登山经验仅限于法国的阿

    尔卑斯山，她的父亲是南非最大的铂金供应商英美公司的董事；另一位是25岁的黑

    人体育教师德尚恩·迪塞尔，之前没有一点儿登山经验，在一个种族隔离的村子里长

    大。伍德尔说，这两位女性都将随队到达大本营，然后他将根据两人的表现从中挑

    选一位继续攀登珠峰。

    4月1日，也就是到达大本营后的第二天，我意外地在南切巴扎下面的小路上碰

    到刚刚从山中走出来、准备前往加德满都的费布雷尔、哈克兰德和克勒克。克勒克

    告诉我，三名南非登山者和队医夏洛特·诺贝尔还没有到达山脚就已经退出。“领队

    伍德尔完全就是个卑鄙的家伙，”克勒克解释道，“他是个控制欲极强的偏执狂。

    你不能相信他，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我们不能把自己的生

    命交给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离开了。”

    伍德尔曾向克勒克等人吹嘘说他曾经攀登过喜马拉雅山脉的大部分地方，而且

    几次到达海拔7920米以上。但事实上，伍德尔的全部经历不过是作为付费的顾客参

    加马尔·达夫带领的两次不成功的探险，一次是在1989年，伍德尔未能登上难度一般的岛峰；另一次是在1990年，他在安纳布尔纳峰海拔6490米的地方(距峰顶垂直距

    离还有1600米)无功而返。

    此外，前往珠峰之前，伍德尔曾在探险队的网站上炫耀他辉煌的军旅生涯，服

    役期间他曾得到英国军方的提拔“来指挥精锐的长途山脉侦察组织，该组织在喜马

    拉雅山脉开展了大量训练”。他还告诉《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说，他曾在英格

    兰的桑德霍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做过教官。事实上，英国军队根本就没有“长途山脉

    侦察组织”，伍德尔也没有在桑德霍斯特做过教官，更没有在安哥拉的敌后方作战。据英国军方发言人称，伍德尔只是个靠薪水过活的小职员。

    伍德尔还在尼泊尔旅游局签署的攀登珠峰许可名单[28]上撒了谎。刚开始他说奥

    多德和迪塞尔都在许可名单上，而谁参加最后攀登的决定将在大本营做出。离开探

    险队以后，克勒克却发现奥多德、伍德尔69岁的父亲及一个名叫蒂尔里·雷纳的法国

    人(他曾付给伍德尔3.5万美元)都在名单上，而费布雷尔辞职之后唯一一名黑人队

    员迪塞尔却不在名单上。克勒克意识到，伍德尔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让迪塞尔攀登

    珠峰。

    除了欺骗之外还有莫大的羞辱。离开南非之前，伍德尔警告已娶美国人为妻并

    拥有双重国籍的克勒克，他只有使用南非护照才可以进入尼泊尔。“他简直是小题

    大做，”克勒克回忆道，“说什么我们是第一支南非珠峰探险队等等。但伍德尔本

    人都没有南非护照。他根本就不是南非人，他是英国人，持英国护照进入的尼泊尔。”

    伍德尔的诸多欺诈行为立刻成了国际丑闻，英联邦各大报纸头版争相报道。这

    些负面报道传到伍德尔的耳朵里时，这位妄自尊大的领队对此不屑一顾，并尽量将

    他的探险队与其他探险队隔离开来。他甚至不顾与《星期日泰晤士报》签署的合同

    ，将记者肯·弗农和摄影师理查德·肖里赶出探险队，他的这一做法“被视为对整个合

    同的撕毁”。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编辑肯·欧文当时正与妻子前往大本营，这次徒步旅行的

    后半程特意安排得与南非珠峰探险队的行程相一致，并由伍德尔的女朋友，一名年

    轻的法国女人亚历山大·高迪恩领路。在佩里泽，欧文得知伍德尔赶走了他的记者和

    摄影师，大为吃惊。欧文给领队写了一张便条，解释说报社无意让弗农和肖里撤回

    ，并已命令他们重返探险队。伍德尔接到这张字条时大发雷霆，并从大本营冲下来到佩里泽找欧文理论。

    据欧文叙述，在后来的冲突中他直截了当地质问伍德尔迪塞尔的名字是否在名

    单上。伍德尔回答说：“这不关你的事。”

    当欧文指出迪塞尔只不过是他用来“制造南非主义假象的一个黑人幌子”时，伍德尔威胁说要杀掉欧文和他的妻子。这位紧张过度的探险队领队还一度扬言：“

    我要把你该死的脑袋拧下来敲你的屁股。”

    此后不久，记者弗农到达南非大本营，通过霍尔的卫星传真机发出了第一份有

    关事件的报道，只是说“在营地里，奥多德小姐表情严肃，显然，她视我为‘不受

    欢迎的人’”。弗农后来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写道：

    我告诉她，她没有权力禁止我进入由我的报社支付费用的营地。当我进一步同她理论时，她说是按

    照伍德尔先生的“指示”行事。她说肖里已被赶出了营地，我应该步他的后尘，以免在这里得不到食物

    和安身之所。我的双腿由于长途跋涉而颤抖不止。在我尚未决定是继续斗争还是离开之前，我请求她给

    我一杯茶。“没门。”她回答说。奥多德小姐走到探险队的夏尔巴领队昂多杰面前，高声说道：“这是

    肯·弗农，我们跟你提到过的人之一。他不能得到任何帮助。”昂多杰是个坚强而又耿直的男人，我曾

    和他喝过几杯青稞酒。我看着他说：“难道连一杯茶都不行吗？”昂多杰真是个好人，加之夏尔巴人热

    情好客的传统，他看了一眼奥多德小姐，说：“胡扯。”然后抓住我的胳膊，将我拉到指挥帐篷中，为

    我端上一杯热气腾腾的茶和一碟点心。

    在佩里泽，欧文与伍德尔进行了交涉。在这场被前者形容为“令人心灰意冷”

    的交谈之后，这位编辑“被说服了……探险队的气氛的确有些狂乱。《星期日泰晤士

    报》的记者肯·弗农和理查德·肖里会有生命危险”。欧文因此指示弗农和肖里返回南

    非，并在报纸刊登了一条声明，宣布终止对探险队的赞助。

    此时的伍德尔早已拿到报社的钱，所以这一宣告纯属象征性的，对他在山上的

    举动毫无影响。事实上，即使在接到曼德拉总统请求为了国家利益而缓解矛盾的信

    后，伍德尔仍拒绝放弃探险队领队的资格或作出任何形式的让步。伍德尔固执地坚

    持攀登珠峰的行动要在他的领导下按原计划进行。

    探险队解散后回到开普敦，费布雷尔无比失望。“可能我太天真了，”他断断

    续续地说，“我痛恨在种族隔离政策下长大。与安德鲁他们一起去攀登珠峰，是旧

    时代已被打破的伟大象征。但伍德尔对新南非的诞生漠不关心，他利用民族的梦想

    满足私欲。离开探险队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随着费布雷尔、哈克兰德和克勒克的离去，探险队里剩下的人基本上没什么高

    山经验，除了法国人雷纳，虽然他被列在许可名单上，但他是自己单独登山，并且

    自己雇用夏尔巴人。克勒克说，他们中至少有两人“都不知道该如何绑上冰爪”。

    独行的挪威人、中国台湾人，尤其是南非人，经常成为霍尔指挥帐里的热门话

    题。“这山上有这么多不够资格的人，”4月底的一个晚上，霍尔愁眉不展地说，“

    我想这个登山季不会太平。”我怀疑没有人敢说自己享受高海拔地区的

    生活。行进虽然缓慢，但至少还可以从艰难的

    攀登中得到一种冷酷的满足。当这种安慰都不

    复存在的时候，便要在高山营地那极糟糕的环

    境里熬过大部分时光。

    吸烟是不可能的，咽下去的食物只会让人

    呕吐；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负重，能看到的文

    字只限于罐装食品上的标签；沙丁鱼油、炼乳

    和糖饴洒得到处都是。美好的感觉总是转瞬即

    逝，除此之外，这里真是“不堪入目”：帐篷

    里混乱不堪，同伴胡子拉碴、蓬头垢面，还好

    风声盖住了他那不畅的呼吸声；最糟糕的莫过

    于面对紧急情况时那种全然无助和束手无策的

    感觉。

    过去，我常常试图这样来安慰自己：一年

    前，能参加这个探险队的想法曾令我激动不已

    ，因为在当时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难以实现的

    梦想。但高度对大脑的影响不亚于对身体的影

    响：人的头脑会变得迟钝。现在，我唯一的愿

    望就是快点结束这折磨人的差事，尽快回到一

    个正常的环境中。埃里克·希普顿|《在那座山上》4月16日星期二，黎明前。在大本营调整两天后，我们再次向孔布冰瀑前进，进

    行第二次适应性短程攀登。我小心翼翼、紧张兮兮地沿着咆哮的冰道蜿蜒前行，我

    注意到自己的呼吸已不像第一次冰川之旅时那样粗重了，说明身体开始适应这里的

    海拔高度了。但我对摇摇欲坠的冰塔的恐惧却丝毫未减。

    我曾希望海拔5790米处那个被费希尔队的一个家伙称为“捕鼠器”的巨大冰塔

    已经崩塌，可它仍晃晃悠悠地立在那儿，甚至比以前倾斜得更厉害了。我又一次在

    血流加速中和冰塔的恐怖阴影笼罩下急速攀登。到达冰塔顶部时，我双膝跪地，大

    口大口地喘着气，并因血管中产生的大量肾上腺素而哆嗦不止。

    第一次适应性短程攀登时，我们只在1号营地逗留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返回了大本

    营。这一次，霍尔计划让我们在1号营地里度过星期二、星期三两个晚上，接着继续

    向2号营地前进，并在那里再过三个晚上，然后返回。

    上午9点，我到达1号营地的时候，我们的夏尔巴领队[29]昂多杰[30]正在冻得坚

    硬的雪坡上挖掘搭帐篷用的平台。他29岁，身材消瘦、五官清秀、性格腼腆、情绪

    忧郁，并且体力惊人。等待队友们上来之际，我抡起一把空出来的铁铲跟他一起挖。不到几分钟，我就呼哧带喘地没了力气，不得不坐下来休息，引得夏尔巴人一阵

    大笑。“感觉不行了吗，乔恩？”他嘲笑道，“这只是1号营地，才6000米。这里的

    空气还稠密得很。”

    昂多杰来自潘波切，那儿沿着崎岖的山坡聚集着座座石壁房子和种土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