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呼吸化为空气

    作 者：(美)保罗·卡拉尼什

    译 者：何雨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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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死去——代译序

    与保罗的无限对话

    英文版序言

    序幕

    第一部 当我身强体健时

    第二部 至死方休

    后记

    致谢我虽死去——代译序

    何雨珈

    我曾经因为一场意外，在医院度过了半年漫

    长的时光。病床上的我慢慢好转，却目睹了种种

    人间悲喜：喝醉闹事受伤后仍然大打出手，第二

    天又泪眼相向、和好如初的夫妻；做工时被轧断

    十指工厂却拒绝赔付的女孩；因为骨质疏松被送

    进医院，最后却查出骨癌的老太太。印象最深

    的，大概是我快出院时进来的一个女人，她骨盆

    碎裂，神志不清，手术之后脑袋仍然迷迷糊糊

    的。护工悄悄告诉我，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在那

    晚的车祸中不幸去世，只有她一个人活了下来。

    但她还毫不知情。每天，她只是躺在床上，脸上

    洋溢着奇怪的笑容，偶尔问：“他们怎么都不来

    看我？”

    几天后我就出院了，以我当时的状况，自然

    也无暇顾及这个悲情故事的后续。但医院的经历

    却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怪梦连连。大概因为生

    命中过去的时光还算幸运，并未遭遇恶事，而在

    医院，所有的悲恸无常，一下子都铺展在我眼前，让我惊觉“死亡”的真实与残酷。那段时间我

    总不由自主地去想我人生记忆的起点，那时的我

    刚满三岁，亲生父亲罹患癌症，其间与母亲一起

    带着他艰难辗转求医的事情已经非常模糊，只记

    得他火葬那天，周围或假意或真心的眼泪，还有

    殡仪馆的推车上，父亲那双光秃秃对着我的脚板

    心。我似乎在某位长辈的怀抱里傻笑，不懂这眼

    前的生死离别。那一刻只是想跑上去为爸爸暖暖

    脚心，秋天，风有点凉。那便是我清晰记忆的起

    点。

    毕竟年幼，这段经历很快埋在记忆深处。而

    医院的时光又将其唤醒，让我在时隔二十年后再

    次去触碰死亡。我的第一感觉，是愤恨。我的父

    亲，还有医院的病友们，都是温厚纯良的人，连

    那个遭到不公待遇的打工女孩，虽然偶尔诉苦，脸上也总是挂着开朗的笑容。然而“愿世界对你

    温柔以待”的鸡汤到这里却不管用了。死神毫不

    留情地席卷而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带走牵挂、陪

    伴、幸福与欢笑。呵，如果举头三尺真有神明，那么在他们受难之时，神明一定缺席，任由死神

    滥杀无辜。

    这种愤恨的感觉，在我初次听说美国医生保

    罗·卡拉尼什(Paul Kalanithi)的故事时，又微微

    冒出来。记得是两年前，社交网络上一篇英语文章转得很火，标题叫“How Long Have I Got

    Left”(我还能活多久)。打开读了一遍，篇幅不

    算短，是这位医生叙述自己在确诊肺癌之后对生

    命的一些思考。全篇语气很理性平淡，文章的最

    后，坚持带病工作的医生有些撑不住，对自己

    说：“我无法前行。”(I can’t go on.)当然很快接

    上了后一句：“我仍将前行。”(I’ll go on.)然后

    带着疲乏的病体，走向手术室，继续自己的追

    求。彼时的我伤病还未彻底痊愈，敏感易怒，医

    生如此平静，反倒让我愤愤不平：世间多少人蝇

    营狗苟，甚至心怀鬼胎，却一生平安，健康自

    得；而这位医生，优秀高尚，绝症之下还不忘救

    死扶伤，却被恶疾缠身，生死难料。这世界的公

    平何在？

    愤怒的感觉跟随着我，继续应对焦头烂额的

    生活。这期间我对死亡的情绪，慢慢从痛恨变成

    恐惧。这应该是那场意外的“创伤后应激反应”。

    我惧怕站在高处，总觉得下一分钟就要掉下去；

    我惧怕出门过街，总幻想闯红灯的车怪兽般飞扑

    而来；亲朋好友出门在外，我时时刻刻忧心他们

    的安危，短时间联系不上就各种胡思乱想。甚至

    但凡与死亡沾边的字眼，在我这里都变成《哈利·

    波特》中的“伏地魔”三个字，大忌讳，不可说。

    我曾反省过这种心态，告诫自己，要随着岁月的

    沉淀，走出过去的阴影，尽量变得成熟和从容，但很快也就原谅了自己：这世上谁不惧怕死亡

    呢？

    大概这一次，神明没有缺席。他看到我的慌

    张与恐惧，安排我与保罗再一次相遇。

    只是，再看到医生的文字，斯人已逝。两年

    前我读到的那篇文章的作者，已经在2015年的春

    日走了。医者终究无法自救。死后，家人把他患

    病期间的文字集结成这本When Breath Becomes

    Air(《当呼吸化为空气》)，现在就摆在我面

    前。白色的封面，简单地印着书名，“Air”那个小

    点被设计成一片淡蓝色的羽毛，竟像飞到了我心

    头，萦绕不去。很容易就让人想起书名的来历，十七世纪英国诗人福尔克·格莱维尔十四行诗中的

    句子，也是本书开篇的节选：

    你在死亡中探究生命的意义，你见证生前的呼吸化作死后的空气。

    新人尚不可知，故旧早已逝去：

    躯体有尽时，灵魂无绝期。

    读者啊，趁生之欢愉，快与时间同行，共赴永恒生命!

    诗歌总是含义模糊的，这一首也不算例外。

    然而我想，保罗会选择这个书名，大概也是因为

    他理解中的这首诗，描绘自己的心情最为恰切。

    翻开扉页读到这首带感叹号的诗，我想起两年前

    读他那篇行文平淡冷静的文章时，心想这本书总

    该会有所起伏。毕竟只听他的故事就让人心有戚

    戚，绝症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没有一点煽情？

    然而，阅读全书的过程中，我完全没有如预

    想般涕泪横流。读完保罗写的结尾，他对女儿的

    告白，我翻到封面，盯着他的名字，心里打了个

    问号：“That's it?”(这样就完了？)我想象中“壮

    志未酬身先死”的悲情呢？我想象中“活在当下”的

    鸡汤呢？保罗，我本以为亲身经历死亡的你，会

    用慷慨激昂的文字，劝我忘记那些消极的情绪，高歌猛进，莫负好时光呢!

    可是，我接着就读了保罗遗孀露西写的后

    记，那哀而不伤的笔调让我想起杨绛先生的《我

    们仨》，也是未亡人写给亡夫和早逝的女儿。与

    其说是后记，不如说是对这部作品的解读。露西

    写道：“他没有故作勇敢，也没有怀着虚妄的信

    念，认为可以‘克服’或者‘战胜’癌症。他坦然真

    诚，对自己本来规划好的未来变得无望，他表示悲痛；但同时又创造了一个新的未来。”

    对，没有故作勇敢，坦然真诚。我被这相当

    淡然的一句评价触动了。露西这篇后记，传递的

    也正是保罗给她的态度。这个越走到生命尽头越

    散发着人性光辉的男人，他虽死去，却好像仍在

    和伴侣一起携手人生。就像他的好友所写的序

    言：“他的身体已经化归尘土，然而形象却依然

    如此亲切鲜活。他活在美丽的妻子和可爱的小女

    儿身体里，活在悲痛的双亲与手足心中，活在这

    教堂里的众多好友、同事和过去的病人的表情

    中。”等我读完露西的后记，感受到保罗所给予

    她的力量，想着保罗的医术与文字传递给全世界

    的福泽，一种震撼的战栗，从后背爬上来，悄悄

    遍布全身。原来还会有如此平静柔韧而又勇敢刚

    毅的力量，我虽然是“慢半拍”才感受到的，却后

    劲十足，久久萦绕不去，竟让我深夜辗转难眠，爬起来再次翻开这本小小的书，感觉手捧千钧。

    书中的保罗是个无比坦诚的讲述者。他讲述

    意气风发的年轻时代，在文学中探寻人生的意

    义；讲述自己为了更进一步去感受生死，弃文从

    医。而中国一位文字同样具有震撼力的作家鲁

    迅，曾经在大时代背景下选择了弃医从文。鲁迅

    先生认为，医只能医身体，文则可以医灵魂。保

    罗的经历其实和鲁迅是不谋而合的。从医之后，他拼杀在与死神对抗的第一线，面对垂危的病

    人，用手术刀力挽狂澜。当然也有无可奈何的时

    候，而正是这样的时刻，令他明白医者的职责，有时不是去挽救病人的生命，而是做一个领路

    人，引导病人和家属，度过人生中的艰难时刻，以后还可以创造新生活。自己被确诊绝症，也是

    他的无可奈何。医生和病人的双重身份，大概让

    他更自觉地承担起引渡自己的责任。他也曾经历

    愤怒和恐惧，却不为消极的情绪所恼，而是敞开

    心扉，对亲朋好友展示自己的眼泪，坦诚面临的

    困境，接受别人的帮助。我想这种毫不避讳的态

    度，才是真正的勇敢坚强，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

    光，还能毫不懈怠地去完成梦想，甚至承担起保

    护所爱之人的责任。

    身体已然垮掉，灵魂需要拯救。保罗在这时

    又求助于文学。其实看完整本书不难发现，即使

    是在查出癌症之前，日理万机、忙于拯救别人生

    命的保罗，也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对文学的热

    爱。对生与死的探究，是古往今来文学作品的一

    大主题，其中不乏经典。而保罗一边获得关于生

    死的亲身体验，一边回到文学作品中去思考人生

    的终极奥义：面对死亡，是什么让我们的生命值

    得一活？多年浸润在文学作品当中的保罗，每每

    幽默轻快地行文之后，总伴着富有哲思、超然于

    世的思考，赋予这本薄薄的小书不可估量的力量。

    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超新约全书》中，上

    帝的小女儿捣乱，以发送短信的形式，提前把每

    个人的去世时间昭告天下。结果可想而知。有的

    人惶惶不可终日，有的人有恃无恐尽情冒险，有

    的人则完全挣脱枷锁，做回想做的自己。但我想

    这些行为在保罗看来，大概都并非人生真正的好

    活法。他借自己的肿瘤医生之口，说出了一句真

    理：别因为你要死了才去做或者不去做某件事

    情，而是要找到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不管什么

    时候，只要去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罗还是

    为读者们熬了“活在当下”的鸡汤。但他的“活在当

    下”，有着比常人高尚许多的内涵。此刻，若你

    让我阐述“活在当下”的意义，我第一个想到的，仍然是自己，大快朵颐，畅游山水，享受生活。

    而保罗呢，余生的前半段，他重返了热爱的手术

    台，到后面甚至满负荷工作；后半段病情恶化，体力实在不支，他转而写作，也是为了与大家分

    享自己的感悟，希望能给这个世界带去一些积极

    正面的能量。他当然也为家人考虑，为了妻子不

    至孤独凄凉，和她生育了一个孩子。我想，他们

    的女儿卡迪，多年后捧读这些文字，也会感觉到

    这个记忆中十分模糊的父亲，就在身边吧。(就

    像如今的我读亲生父亲在我出生前和出生后写给

    我的那些小诗，还有他在家中藏书上写的字迹娟秀、细致温润的批语，也总会有非常温暖的感

    觉。)我虽死去，福泽绵延，我想这是保罗心

    中，最值得一活的人生吧。

    我便是被福泽至深的一个。反复捧读这本书

    以及翻译的过程中，我对死亡的态度，似乎也悄

    然改变着。我好像真正找到了想要的那种成熟和

    从容。不刻意避讳，也不让它对我造成烦扰。

    做“人生导师”应该并非保罗的本意，但他在书中

    的讲述与探讨，真正起到了引领的作用(至少对

    我来说是如此)。我只需要问自己，此刻做的事

    情，有没有积极的意义？有没有把当下的每一分

    每一秒过好？每每这样自问，心绪似乎也渐渐澄

    澈明净，对于死亡的那些虚妄的担忧，也变成了

    勇敢和笃定。

    保罗给予我的福泽，还在于翻译这本书期间

    结下的奇妙缘分。我着手翻译工作后不久，与保

    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吴承瀚先生(如果保罗活

    下来，担任教授，开设实验室，承瀚就将成为他

    招收的第一个研究人员)主动联系了负责出版的

    北京磨铁图书，承担了审校的工作。生活在湾

    区，从事医疗工作的他，对这本书中的医学术语

    进行了严格的把关，并与我们讨论保罗文字中传

    达的思想要义，力求更加准确。他特地去了保罗

    的墓前，为我们拍了照片，每天我会打开照片，仿佛在与保罗对话，拷问自己人生的意义。第一

    个把这本书介绍给我的，是因书结缘的编辑信宁

    宁，这本书带给她和我的震撼，相信同样强烈。

    负责这本书具体编辑工作的陈亮和肖蕊，与我的

    合作相当顺畅默契。我们共同讨论读书后的感

    受，对书中某个字眼的译法进行钻研，定期对译

    文内容进行讨论和修改。虽然不常常发表太私密

    的个人感受，我也能感觉到他们想要好好传达保

    罗精神的决心。我们都因为保罗的这本书，产生

    了奇妙的人生联结。这大约也是保罗人生的意义

    之一，至少是我人生的一大意义。

    在翻译的过程中，书中一些内容常常让我沉

    思，有些感受堵在胸口如同块垒。每每此时我都

    对伴侣与亲朋倾诉。他们都认真倾听，给予回

    应。有的当即去阅读这本书的英文版，甚至读我

    的译稿，提出建议，分享感受。他们也是让我的

    生命值得一活的原因之一。人生来孤独，须得有

    人并肩同行。谢谢你们，让我不怕死，更不怕活

    下去。谢谢你们的爱，让我勇敢前行。

    就像维基斯的序言中所说，我是在保罗死

    后，才真正认识他，成为他的朋友的。这一切都

    是因为他留下的这些力透纸背的文字。他临死

    前，对于肉身如何处理这一类的事情，全都是云

    淡风轻，毫不在意，却一定要让家人承诺，自己的文字能得到某种形式的发表。我想之所以有这

    个遗愿，是因为他希望实现主题诗中描述的存在

    的意义，“躯体有尽时，灵魂无绝期”。当他想要

    传达的信息昭告天下为世人所知，他就永远活在

    我们的心中，并随着这本书的散播推广，不断创

    造新的灵魂，改变新的人生。我深深相信，当你

    翻开这本书，也会和我一样，开始一场探究生死

    的旅程，并永生难忘。

    所以我深深感谢这位真正能称之为“伟

    大”和“高尚”的医生、作者。保罗，你虽死去，精

    神不灭，灵魂永生。

    此时此刻，无须多言，请你敞开心扉，与保

    罗一起奔赴这场“生死之约”吧。

    2016年秋与保罗的无限对话

    吴承瀚

    我和保罗的关系很微妙。和大多数读者一

    样，我从没见过保罗，只能凭他的书和照片，想

    象他生前的模样。但我现在每天走的路，是保罗

    生前最后几年时间里每天都走过的路。我们同样

    在加州斯坦福大学医院神经外科工作。我们的目

    标都是成为神经外科医生兼神经科学家。我们都

    对功能神经外科与神经调控技术研究充满热情。

    如果他还活着，继续在斯坦福医院工作，他会是

    我现在的直属上司。我们彼此擦肩而过。

    2015年年中，我来到斯坦福医院的时候，并

    不知道保罗的故事，直到某天匆匆经过医院书

    店，不经意瞥见柜台前摆放着保罗的书。英文版

    洁白的封面，When Breath Becomes Air，书如其

    名，轻巧地躺在那儿，静悄悄的，毫不张扬。我

    带了一本回家。

    保罗以被诊断为肺癌末期后的心境为引子，从自己的童年开始回顾一生。幼年时对文学初现的爱好，大学时在选择以文学或自然科学为志业

    时的彷徨犹疑，进入医学院后的刻苦学习，实习

    期间初次面对病人死亡的冲击，医学研究背后外

    人难以理解的辛酸，住院医师培训期的高压生

    活……阅读过程中，除了因为类似经历而不时出

    现的似曾相识感与会心一笑以外，心中更多的是

    对保罗的羡慕与尊敬。羡慕的是保罗渊博的文学

    知识与洋溢文采，尊敬的是保罗对医学倾心倾力

    (真的是用尽洪荒之力)的投入，无论是对病人

    视病如亲的同理心，或是对医学知识与手术技巧

    日臻完美、锲而不舍的追求。当然，还有对保罗

    英年早逝的无比惋惜。

    读完第一遍，我意外发现了保罗和我冥冥之

    中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结。再读第二遍、第三

    遍，每读完一次，心中都有不同层次的感受与收

    获，如同保罗的遗孀露西看到医学教科书上死亡

    病例的心电图后，意识到这不只是一条油墨印在

    纸上的曲线，而是一个真实生命逝去的过程一

    样。在反复阅读保罗的书之后，我也逐渐意识

    到：这不只是一本文字堆叠而成的自传，还包含

    着太多关于生命的事。他共事过的同事的生命、他照顾过的病人的生命、他家人的生命，还有他

    自己的生命。

    但在阅读过程中，我心中反复出现过同一个问题：透过这本薄薄的回忆录，保罗到底想说什

    么？他的书所涵盖的关于生和死的主题又广又

    深。处在不同人生阶段，甚至阅读当下有不同心

    情体悟的读者，都可能会对同一章节有截然不同

    的感受。与其妄想通透生死哲理，我该问的其实

    是：保罗想对当下的我说什么？

    身为保罗的后辈，保罗告诉我：科技发展日

    新月异，无论是临床还是研究工作，一旦怠惰，很快就会被新科技的潮流淹没。何况身为医者，必须以“不允许自己犯任何错误”的完美标准鞭策

    自己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术。特别是神经外

    科，一旦失误，代价是别人一辈子的健康，轻者

    脑神经功能损伤，严重者瘫痪，甚至死亡。

    但与此同时，也别让自己成为单纯的医疗工

    匠。医生是一种每天都徘徊在病人生死之间的职

    业。生离死别的故事与伴随而来的令人心碎的哭

    声是工作环境的背景音乐。为了更好地在如此令

    人沮丧的环境中持续运转，医生必须在个人的感

    情外套上一层防护罩。像是伤口长出的痂一样，看得越多，痂结得越厚。这是医学训练过程的目

    的之一。一个成天为病人的不幸哭哭啼啼的医

    生，无法胜任必须随时做出客观正确判断的工

    作。但保罗提醒我：别忘了医生治疗的对象是

    人。除了对自然科学的涉猎，医生同时得具备深

    厚的同理心与人本主义价值。两个病人得了同样

    的脑肿瘤，病人性别、年龄一致，肿瘤生长位置

    和大小一样，病理形态一样，分期一样，从医学

    作为一门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两个病人完全

    相同，他们的治疗也应该完全一致，但他们就是

    不同的病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成长于不同

    的社会文化背景，在各自的生命中扮演不同的角

    色，扛着不同的责任，因着不同的幸福而满足微

    笑，为了不同的悲伤而心痛流泪。他们打从根本

    就是不同的人，对生命有不同的期待，看重不同

    的价值。这是冰冷的医学仪器无法侦测判断的、只属于人的特质。医生除了看病，更重要的

    是“看人”。

    “医生的工作就像把两节铁轨连接到一起，让病人的旅途畅通无阻。”保罗形容得实在太贴

    切了。医生的工作确实和铁路工人没有什么区

    别，最终都只是把人们带到他们想要到达的地方

    而已。

    这是保罗对身为后辈的我的提醒。还有呢？

    保罗想说的应该不止这些。

    保罗在书中提到，他的许多同侪在医学院毕业后，最终都选择了收入丰厚又相对轻松的科

    室，选择了所谓的“高品质生活”。保罗也很清

    楚，这样的选择理所当然，谁不想要舒适优渥的

    生活？但对保罗而言，神经外科医生不只是一份

    为了维持高品质生活而选择的职业而已。对他而

    言，行医是一种使命。或者该说，无论他选择了

    什么工作，其实都是使命。如果他照着原先大学

    时候的计划，成为全职作家或文学教授，那么这

    也会成为他的使命。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单纯的对

    金钱和地位的追求而已。在生命的终点线前，回

    看人对虚名浮华的追逐，会发现这些都只是捕风

    捉影而已。

    这是保罗对为了生活变得浮躁和汲汲营营的

    我的提醒。还有呢？保罗想说的应该不止这些。

    保罗还说了不少关于工作的事，关于自己悲

    观进取的人生观的事，关于同事朋友之间的事，关于夫妻之间的事，关于生孩子的事，关于信仰

    的事，关于面对自己罹患绝症的事，关于死亡的

    事……这是一本从生写到死的书。里头有满满的

    生命的故事。我单看每个故事，都能找到某种共

    鸣和感动，却始终百思不得其解，保罗到底想说

    什么。我每翻一页、每读完一个段落，心中都是

    同样一个问题：“还有呢？保罗想说的应该不止

    这些。”甚至直到读完全书，这个问题依然在心中挥之不去。

    我决定去找保罗，想当面问个清楚。我写了

    一封电子邮件给露西，得到保罗的墓园地址。露

    西也是斯坦福大学医院的医生和教授，只是简短

    的联系，我就已经感受到她待人真诚、热情与对

    人的关怀。在某个晴朗的夏日周日上午，我驱车

    前往墓园。墓园很大，占据了旧金山湾区南部山

    上的一片山头。凭着露西信里的粗略描述，我走

    在一座座墓碑中，寻找保罗。湾区华人移民者

    众，墓碑上不时出现华文名字与熟悉的城市名。

    我扫过一片山顶，没找到保罗，于是往马路另一

    头的山腰走去。天气很好，万里无云，隔壁山头

    是一片杉树林，远眺可见太平洋。我边欣赏着美

    景，边寻找刻有保罗名字的墓碑。找完两大片各

    色各样的墓碑，拜见了不少华人宗族耆老同胞，可就是没找着保罗。正纳闷该如何是好，发现远

    方有个孤零零的墓碑杵着，几乎就在墓园的边界

    上，再往下走，就是一段陡坡，布满野花，长满

    跟人一般高的草。我漫步而去。只见墓碑背后刻

    有墓志铭：

    Then fancies fly away(一切虚妄过眼)

    He’ll fear not what men say(他不会在意他人

    所言)He’ll labour night and day(他会昼夜不停劳

    作)

    To be a pilgrim(成为朝圣者不断向前)

    是保罗没错了。

    我坐在墓碑旁，坟前的草还没长齐。墓碑上

    放了块石头，可能不久前还有人来过。我也随手

    捡起一块，放在保罗墨色的墓碑上。我翻开随身

    带着的保罗的书，正试图从杂乱的思绪中整理出

    心中疑问，想一次向原作者把生死道理问个水落

    石出时，眼前与人齐高的草丛忽然一片大动。

    有鹿!而且还不止一只，有鹿爸爸、鹿妈妈

    和两个鹿宝宝，是一家子鹿。他们在吃午餐。鹿

    爸爸首先发现了坐在保罗墓碑旁的我，有所警

    惕，同时借机教育孩子要小心陌生人。就这样对

    视了五分钟，鹿爸爸确认我似乎人畜无害后，也

    开始慢悠悠地嚼起面前的花草。

    我呆看着眼前的一切光景：山、海、天空、草原、一家鹿。再回头看看保

    罗：“NeurosurgeonWriterBeloved Father,Husband, Brother, SonFriend.”(神经外科医生、作家，心爱的爸爸、先生、兄弟、儿子、朋友。)再看看手上的书：“献给卡迪。”保罗把他

    倾生命最后心力写成的书，献给了他刚出生不久

    的女儿。一切就这么豁然开朗了。

    保罗短暂一生的成就：斯坦福学士、剑桥硕

    士、耶鲁医学博士、斯坦福神经外科医生，还有

    那数不清的学术奖项与荣耀。这一切在他人眼里

    可能看似金光闪闪，但保罗从来不是为着这些而

    努力的。他只是自始至终忠于自己所追寻的生命

    意义与价值而认真活着而已。

    我们所认识的保罗，相信在文学、医学工作

    里能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于是他披上白大褂救

    死扶伤，拿起笔杆埋头写作。但如果他相信自己

    人生的意义存在于社会公平正义里，他可能会成

    为律师或者警察；如果存在于人体的力与美之

    间，他可能会成为运动员或者健身教练；如果存

    在于舌尖味蕾上，他可能会成为厨师或者美食评

    论家；如果存在于优美舒适的城市中，他可能会

    成为建筑师或者清道夫。

    在追寻生命意义的道路上，保罗也没有害怕

    转弯。从文学转到医学，保罗为此比别人多付出

    了许多时间心力，但既然忠于自己的生命意义，也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只要义无反顾地往前走

    就好。何况生命本充满变化，每个人生命的意义也时刻都在发生转变。

    就在保罗被诊断癌症末期后，在生命的最后

    时刻，除了在文学和医学的路上扮演的角色以

    外，保罗和露西决定在另一条路上一起追寻另一

    个层面的生命意义：他们的女儿卡迪在保罗被诊

    断为癌症后一年出生了。

    医生的意义，在于把病人原先断裂了的生命

    的路修补接续上。生命的意义包罗万象，但每个

    单一的生命点，最终都是为了桥接过去和未来而

    存在着。从儿子、兄弟、朋友、丈夫，最后成为

    父亲，保罗承接着过去世代的所有，在行将就木

    之时，又把自己生命最美好的精华传衍下去。当

    下的我是有限的，未来的我们却是无穷的。生命

    本身的存在和延续就赋予了生命不可剥夺的意义

    在里头，一种近似返璞归真的存在主义。而在最

    后的日子里，对保罗而言，他身为“父亲”这个角

    色所带来的生命意义，似乎远胜于其他所有总

    和。

    保罗的书包含的绝不仅止于此。过段时间再

    读一次，说不定又会有令人惊异的新启发。但这

    是他想对此时此刻的我说的话。保罗没能成为我

    在神经外科，在医学研究上的老师，但透过他的

    文字，保罗亲手把某个比科学知识更美丽、更珍贵的东西交给了我。我只想和保罗说声谢谢。谢

    谢你教会我许多事。谢谢你让我知道我并不孤

    独。英文版序言

    亚伯拉罕·维基斯 1

    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突然想到，这本书的序

    言，其实最好作为后记来读，因为涉及保罗·卡拉

    尼什的一切，时间都是倒着来的。比如说，我是

    在保罗死后，才真正认识他的。(请宽恕我

    吧。)当他已经不在人世，才成了我亲密的朋

    友。

    2014年2月初，一个难忘的下午，我在斯坦

    福见到了他。他刚刚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

    特稿——《我还能活多久》，这篇文章引起了强

    烈反响，众多读者纷纷回应。发表之后的几天

    内，传播速度极其迅猛。(我专攻传染病，所以

    原谅我没有用“病毒”来形容。)余波未了，他便

    与我联系，说要来聊聊，问问著作权代理、编辑

    和图书出版之类的问题。他想写一本书，就是这

    一本，这本你正在捧读的书。我还记得阳光透过

    我办公室窗外的玉兰树，照亮眼前的一幕：保罗

    和我面对面坐着，好看的双手稳稳地放在面前；

    脸上留着先知一样的络腮胡；深色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幕有点像维米尔 2

    的画，像针孔照相机呈现的作品。还记得当时我

    心想，你得记住这一幕。因为映在我视网膜上的

    一切都太珍贵了。还因为，由于保罗已经被诊断

    出了癌症，我想到他将死的命运，更意识到自己

    也是个必死的凡人。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多。

    他当时是神经外科的住院总医师。我们的工作大

    概曾经有过交集，但也没能想起有过哪位共同的

    病人。他告诉我，在斯坦福本科学的是英语和生

    物学，之后又继续留在本校，攻读了英语文学的

    硕士学位。

    我们聊了他对写作和阅读与生俱来的热爱。

    我有点吃惊，他本来轻轻松松就可以成为一名英

    文教授，而且，曾经也好像要走这条路。然而，就像和他同名的保罗前往大马士革途中时一样，他也感觉到了冥冥中的召唤， 3

    成了一名医师。

    但他一直希望以某种形式实现自己的文学梦。也

    许有一天，写本书什么的。他本以为自己时间还

    多。本来就是嘛!然而，现在，时间，成为他最

    稀缺的东西。

    我还记得他温柔又带点嘲弄意味的笑容，尽

    管已经枯瘦憔悴，脸上还是带着一丝顽皮。他已

    经和癌症过招许久，身心俱疲，但最近一次生物

    疗法起到了良好的效果，让他有时间考虑接下来的事情。他说，学医的时候，一直觉得自己会成

    为精神科医生，没想到爱上了神经外科。他爱的

    不仅仅是大脑的错综复杂和经过训练可以做惊人

    手术的满足感，还有对于那些饱受痛苦的人深切

    的爱与同情。他们的遭遇，和他能够实现的可

    能，是他入行的主要原因。他给我讲的时候轻描

    淡写，相比之下，我有些曾经做过他助手的学生

    跟我谈得比较多，他们总是说起保罗这可贵的品

    质——他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工作有道德上的意义

    和价值。接着，我们又谈了他面临死亡的现实。

    那次之后，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但

    再也没见过面了。不仅是因为我被各种各样的工

    作淹没了，还因为我有种强烈的感觉，一定要尊

    重他的时间。见不见我，要让保罗来定。我觉得

    他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来维持一段新的友谊。

    不过，我倒是常常想起他，也想起他的妻子。我

    想问他有没有在写东西，找到时间来写了吗。多

    年来，作为一个忙碌的医师，我很难找到时间写

    作。我想告诉他，一位著名作家曾经用同情的语

    气和我谈起这个永恒的难题：“如果我是个神经

    外科医生，说我必须撇下家里的客人，去做紧急

    开颅手术，没人会说什么。但如果我说，我得把

    客人撇在客厅，到楼上去写作……”我想知道，保罗会不会觉得这话很滑稽。毕竟，他还真的可

    以说自己要去做开颅手术!反正很合理!然后他就可以离开去写东西了。

    写作这本书的同时，保罗在《斯坦福医学》

    上发表了一篇很出色的短文，主要探讨时间的问

    题。我也有篇相同主题的文章，就和他的并排在

    一起。不过，等杂志拿到手，我才看到保罗的文

    章。读着他的字字句句，我又产生了读《纽约时

    报》那篇文章时的感受：保罗写的东西，真是令

    人叫绝。他随便写点什么，都会充满冲击力。但

    他的选材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他专注于写时间，写生病之后时间对于他的意义。这样的主题，让

    他的文章变得那样尖锐深刻，令人沉痛。

    不过，除了主题，我必须要说的是，他的文

    笔也令人难忘。他的笔尖仿佛有“点石成金”的魔

    力。我一再捧读保罗这篇文章，努力去理解他想

    表达的东西。他的文章如同美妙的音乐，有点加

    尔威·金耐尔 4

    的感觉，几乎可以称之为散文诗

    了。(“如果有一天你与爱人在米拉波桥头咖啡

    馆里锌吧台上向上的敞开的酒杯里盛着美

    酒……”这是金耐尔的一首诗，我曾在爱荷华的

    一家书店听他现场背诵过，全程没有低头看

    稿。)但保罗的文字中还有别的东西，来自一片

    古老的土地，来自锌吧台的年代 5

    之前。几天

    后，我再次捧读他的文章，终于想明白了：保罗的文字，颇得托马斯·布朗 6

    的神韵，1642年，布

    朗写了《一个医生的信仰》，用的都是古英语的

    拼写和语法。还是个年轻医生时，我对那本书颇

    为着迷，总是一读再读，就像一个农民立志要抽

    干一个泥塘，以完成父辈未竟之事。尽管难于登

    天，我还是迫切地想探究书中的奥妙，有时沮丧

    地放到一边，接着又拿起来。我不知道自己能否

    从书中汲取到什么，但有时我会一字一句地读出

    声来，感觉里面的确有写给我的东西。我觉得自

    己似乎缺乏了什么关键的感官，让那些字母无法

    尽情歌唱，展露它们的意义。无论我多努力，仍

    然看不透书中的奥义。

    那你一定会问了——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

    不屈不挠？谁在乎《一个医生的信仰》？

    嗯，我的偶像威廉·奥斯勒就在乎。奥斯勒是

    现代医学之父，于1919年逝世。他很钟爱这本

    书。总是放在床头柜上，还要求用这本书来陪

    葬。那时候，我没能从书中悟出奥斯勒悟出的东

    西。经过多次努力，经过几十年的岁月，这本书

    的真意终于展现在我眼前。(一个比较新的版本

    用了现代英语的行文方式，也有助于理解。)我

    发现，关键是要把内容大声读出来，那种抑扬顿

    挫的韵律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身负奇迹而行，却在自身之外寻找奇

    迹：作为人类摇篮的非洲和她的奇观，都蕴含在

    我们身体里；我们是自然大胆冒险的造物，研究

    自然者，如若睿智，则提纲挈领，研究人类足

    矣，其他人则孜孜以求，埋首于分裂的碎片与浩

    繁的卷帙。

    等你读到保罗这本书的最后一段，大声读出

    来吧，也会感受到同样的韵律节奏，可能让你情

    不自禁地跺起脚来打起拍子……但就像读布朗的

    作品一样，冲动之后，你会掩卷深思。在我看

    来，保罗，就是布朗的化身。(或者，按照我时

    间倒转的说法，布朗是保罗·卡拉尼什的化身。是

    啊，真是让人晕头转向。)

    然后，保罗去世了。我去斯坦福的教堂参加

    了他的追悼会。那是个很华丽的地方，我经常在

    没人时跑去坐着，欣赏教堂里的光影，享受静谧

    的一刻，出来的时候总会觉得焕然一新。追悼会

    那天，教堂里人头攒动。我坐在一边，听保罗最

    亲密的朋友，他的牧师和他的弟弟讲述一个个关

    于他的故事，都很动人，也有一些很苦楚。是

    的，保罗已经去世了，但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自

    己正在慢慢地了解他，这种了解超越了那次在我

    办公室的会面，超越了他写的那几篇文章。在斯

    坦福纪念教堂里，他活在这些故事中。高耸的圆顶很适合用来纪念这个男人，他的身体已经化归

    尘土，然而形象依然如此亲切鲜活。他活在美丽

    的妻子和可爱的小女儿身体里，活在悲痛的双亲

    与手足心中，活在这教堂里众多好友、同事和过

    去的病人的表情中。后来户外的招待会上，大家

    共聚一堂，他也在场。我看到人们脸上带着平静

    的微笑，仿佛刚刚在教堂中见证了极其优美而深

    远的事物。也许我脸上也带着同样的表情：在一

    场追悼仪式上，在一片颂扬称赞之声中，在一起

    流下的眼泪里，我们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而在招

    待会上，我们喝水解渴，进食果腹，和素未谋面

    的陌生人交谈，因为保罗，我们有了亲密的联

    系。这其中，也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然而，一直等到保罗去世两个月后，我终于

    拿到你现在捧读的这本书时，才感觉自己终于进

    一步了解了他。能和他做朋友，真是我的福气。

    读完你即将开始读的这本书后，我坦白，自己实

    在甘拜下风：他的文字中，有种诚恳正直，让我

    惊羡不已。

    做好准备，找个地方坐下，见证勇气的模

    样。看一看需要多么勇敢，才能如此剖析和袒露

    自己。但最重要的是，你会见证虽死犹生的奇

    迹，死去之后，仍然能用你的文字对他人的生命

    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今世界，信息爆炸，我们常常淹没在屏幕中，眼睛牢牢盯着手上那块嗡嗡响

    的长方形发光体，时时刻刻都在注意着那些碎片

    化的东西。现在，请你停一停，与我英年早逝的

    同事进行一次心灵的对话。他虽死去，却永远年

    轻，永远存在于回忆之中。倾听保罗吧。在他字

    里行间的沉默中，倾听你自己的回应。他要传递

    的信息就在书中。我已然明了。我希望你也一样

    去感受。这是一份礼物。我已经无须在保罗和你

    之间传话了。本书涉及的事件全部基于卡拉尼什医生回忆

    的真实经历。不过，书中出现的病人均为化名。

    除此之外，所有医学案例中的细节，比如病人的

    年龄、性别、种族、职业、家属、住址、病史和

    (或)诊断，全部进行了修改。卡拉尼什医生的

    同事、朋友和治疗他的医师也全部为化名，只有

    一人除外。若因化名和细节修改引起的任何雷

    同，纯属巧合，无意冒犯。献给卡迪 For Cady你在死亡中探究生命的意义，你见证生前的呼吸化作死后的空气。

    新人尚不可知，故旧早已逝去：

    躯体有尽时，灵魂无绝期。

    读者啊，趁生之欢愉，快与时间同行，共赴永恒生命!

    ——福尔克·格莱维尔(布鲁克伯爵)《卡伊利

    卡》 7序幕

    韦伯斯特被死神紧紧抓住，他看见头皮下的头盖骨；

    地底下的无胸生物

    没有嘴唇，龇牙一笑，向后退去。

    ——T.S.艾略特《不朽的私语》

    我草草浏览着眼前这些CT片子，诊断结果显

    而易见：肺上布满了数不清的肿瘤，脊柱变形，一整片肺叶被侵蚀。这是癌症，而且已经扩散得

    很厉害了。我是一名神经外科住院医生，这是我

    接受培训的最后一年。过去六年来，我已经看过

    几十套这样的片子，每次都怀着微茫的希望，想

    帮患者找到某种可能有效的疗法。但眼前这套片

    子不同：患者是我自己。

    我身上穿的不是防辐射的工作服，也不是手

    术服或白大褂。我穿着一身病服，和一根输液

    杆“血脉相连”。护士把电脑留在我病房里了。我和妻子露西一起看着上面的片子。她是一名内科

    医生，现在就守在我身边。我一个断层一个断层

    地又看了一遍：肺窗、骨窗、肝窗，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再从前到后，这是培训的“标准动

    作”，好像我能有什么意外发现，能改变诊断结

    果。

    我和露西一起躺在病床上。

    她轻声开了口，像是在念台词：“你觉得有

    没有可能，是别的病？”

    “没有。”我说。

    我们紧紧拥抱着彼此，就像年轻的情侣。过

    去这一年，我俩都怀疑过我得了癌症，但一直拒

    绝相信，甚至都没聊过这件事。

    大概六个月前，我的体重开始下降，背上疼

    痛难忍。早上穿裤子的时候，皮带先是紧了一个

    扣，接着紧了两个。我去找我的初级保健医生，也是我在斯坦福的老同学。她的哥哥是在神经外

    科住院医生岗位上猝死的，就因为没在意一些病

    毒感染的征兆，所以她特别关注我的健康状况，像我妈似的。不过，等我到了她的诊室，却发现

    里面坐着另一个医生。我同学休产假去了，真的要做妈妈了。

    我穿了一件薄薄的蓝色体检服，躺在冰冷的

    检查台上，向这位新医生描述我的症状。“当

    然，”我说，“如果这是医生资格考试中的问题，三十五岁，体重莫名其妙地下降，初发性背痛，那明显该选C——癌症。但也说不定只是我工作

    太拼命了。我也不知道。想做个核磁共振确定一

    下。”

    “我觉得还是先照X光吧。”她说。背痛要做

    的核磁共振价格不菲，而且最近全国上下都在不

    断强调，为了节省医疗成本，不要做这种不必要

    的检查。但医学扫描的价值，要看你找的是什

    么：X光基本上是查不出癌症的。不过，很多医

    生还是觉得，这么早就做核磁共振简直有愧医者

    之心。她说：“X光是没有那么敏感，但也是个合

    理的开始。”

    “那我们做个屈伸X光，看看更现实的诊断是

    不是狭部脊椎滑脱？”

    墙上有面镜子，我能看到她正在谷歌上搜索

    我说的术语。

    “一种椎弓骨折，发病率大概是5%，年轻人背痛经常是这个原因。”

    “好，那我就约你说的那个X光。”

    “谢谢。”我说。

    为什么我穿着白大褂，就说话自带权威，穿

    着体检服，就这么温良恭俭让了？说实在的，在

    背痛这件事上，我可比她在行。接受神经外科医

    生培训时，有一半内容都涉及脊椎的病。不过，也许真的更有可能是脊柱炎。年轻成年人得这种

    病的概率是挺高的。而三十多岁脊柱就生了癌？

    这种概率简直不会超过万分之一。就算这概率再

    高一百倍，还是高不过脊椎滑脱。搞不好我真的

    是在自己吓自己。

    X光检查的结果没啥问题。我们把所有症状

    都归咎于工作太累和身体机能老化。约好了下次

    治疗的日程安排后，我回去处理了当天的最后一

    个病例。体重下降得没那么厉害了，后背的疼痛

    也可以忍受了。每天适量来点布洛芬止痛，也能

    撑过去了。还有，这种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的艰

    难日子也快要到头了。我马上就要从医学生变成

    神经外科教授了：十年无情残酷的训练都过来

    了，我下定决心，要把接下来的十五个月熬过

    去，圆满结束住院医生的生涯。我已经赢得了前辈的尊重，获得了极负盛名的全国性医学奖项，几所著名大学纷纷向我抛出橄榄枝。最近，我在

    斯坦福的课程主管找我谈了一次，他说：“保

    罗，我觉得，你不管申请什么工作，肯定都是最

    优秀的候选人。我就跟你说一声，我们准备找个

    人加入教职团队，像你这样的。当然，在这儿不

    能给你什么承诺。不过你应该考虑考虑。”

    三十六岁的我已经走上了人生巅峰。眼前就

    是一片辽阔的“应许之地”，从基列到杰利科，一

    直延伸到浩瀚的地中海。 8

    海上有一艘漂亮的游

    艇，周末的时候，我、露西，还有假想中的孩子

    们，驾船出海，共享天伦。可以预见，等工作强

    度降低，生活稍微轻松些，我的背痛也会减轻。

    可以预见，我终于能像此前许诺的那样，做个好

    丈夫了。

    接着，几个星期以后，我开始感觉到间歇性

    发作的严重胸痛。是不是工作的时候撞到什么，肋骨骨折了？偶尔我会在夜里惊醒，大汗淋漓，床单都被浸湿了。体重又开始迅速下降，而且速

    度更快了，从一百七十五磅 9

    急剧跌落到一百四

    十五磅，还不停地咳嗽。我对自己的病情已经不

    做他想了。一个周六的午后，露西和我躺在旧金

    山多洛雷斯公园的阳光下，等着见她的妹妹。她

    看了一眼我的手机屏幕，上面是医学数据库的搜索结果：“三十到四十岁人群癌症发病率”。

    “啊？”她说，“我没想到你真的在担心这

    个。”

    我没有回答，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想跟我聊聊吗？”她问道。

    她生气，是因为她也有过这样的担心；她生

    气，是因为我都没跟她提过只言片语；她生气，是因为我向她许诺的生活是一回事，给她的，又

    是另一回事。

    “求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愿意对我说真心

    话？”她问道。

    我关掉手机。“咱们去买点冰激凌吧。”我

    说。

    我们本来安排下周去度假的，到纽约去找几

    个大学的老朋友。也许一起好好睡一觉，再喝上

    几杯鸡尾酒，能帮我们俩恢复一下感情，让婚姻

    的“高压锅”降降压。但露西别有计划。“我不跟你一起去纽

    约。”出发几天前，她宣布。她要搬出去住一个

    星期，想趁这个时间思考一下我们的婚姻状况。

    她这番话说得很平静，却让我更加头昏脑涨了。

    “你说什么？”我说，“不行。”

    “我很爱你，所以才感到很困惑，”她说，“但

    我担心，我俩想从这段关系中得到的东西不一

    样。我们俩好像没那么心意相通了。我不想无意

    中发现你担心的事情。我跟你说我自己觉得很孤

    单，你好像也不当一回事。我得做点不一样的

    事。”

    “一切都会好的，”我说，“都是因为我在做住

    院医生。”

    事情真的这么糟糕了吗？在全世界最为严格

    和高要求的医学专家门下接受神经外科的训练，的确让我们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多少个夜晚，我

    很晚才回家，露西已经睡了，而我筋疲力尽地倒

    在客厅的地上。多少个清晨，天还没亮我就离家

    去上班了，她却还没睡醒。但现在我俩的事业都

    正处在高峰期，大多数大学都希望我俩一起去：

    我进神经外科，露西进内科。这人生之路最艰难

    的一段我们都熬过来了。这事儿我们不是讨论过很多次了吗？她难道不知道现在闹情绪是最不明

    智的吗？她难道不知道，我住院医师的生涯只剩

    最后一年了？她难道不知道我爱她？她难道不知

    道我们马上就要共同奔赴理想的生活了吗？

    “如果只是因为住院医师，我没问题，”她

    说，“我们都走到这一步了。但问题是，如果不

    仅仅是因为住院医师呢？你真的觉得，等你成了

    神经外科主治医师和教授，一切就会好起来

    吗？”

    我提出不去纽约了，大家都用开放的心态，去看看几个月前露西提议的婚姻咨询师。但她坚

    持说，她需要时间，要一个人待着。当时，我头

    脑里那种混乱迷惑的嗡嗡声已经消失了，只剩下

    冰冷坚硬的现实。行，我对自己说，要是她决定

    离开，那我就认为这段关系应该结束了。如果最

    后真的诊断出癌症，我也不会告诉她。她可以自

    由自在地去过自己选择的生活。

    动身去纽约之前，我偷偷去看了几次医生，排除了一些年轻人常见的癌症。(睾丸癌？不

    是。黑色素瘤？不是。白血病？不是。)神经外

    科一如既往地忙碌。周四晚上到周五早上我一直

    连轴转，在手术室整整待了三十六个小时，处理

    一系列非常复杂的病例：巨大的动脉瘤、颅内动脉搭桥、动静脉畸形。主治医生进来的时候我满

    怀感激地默默舒了口气，至少能靠在墙上松动松

    动背部的筋骨了。唯一能去照个胸片的时间是离

    开医院后回家的路上，还有去飞机场之前。我心

    想，如果我得了癌症，那这就是最后一次见那些

    朋友了；如果没得，那更没理由取消这次行程

    了。

    我急匆匆地回家拿了行李。露西开车送我去

    了机场，告诉我她安排了婚姻咨询师。

    在登机口，我给她发了一条短信：“真希望

    有你和我一起。”

    几分钟后，她回了短信：“我爱你。你回来

    的时候，我会在这里。”

    飞行途中，我的背部感觉非常僵硬。等我终

    于来到纽约中央车站，赶火车去北部我朋友家

    时，全身都已经痛得不行了。过去几个月，我有

    过不同程度的背部痉挛，从可以忽略的小疼痛，到痛得我咬着牙说不出话来，再到痛得蜷缩在地

    上尖叫。这次的痛比较接近最痛的那种。我躺在

    候车室一张硬邦邦的长椅上，感觉背部肌肉全都

    扭曲了。我开始深呼吸，试图控制疼痛，反正现

    在布洛芬也救不了我了。然后每感觉到一块肌肉抽搐，我就背出它的名字，好把眼泪忍回去：竖

    脊肌、菱形肌、背阔肌、梨状肌……

    车站保安走到我身边：“先生，您不能躺在

    这儿。”

    “抱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吐出几个

    字，“后……背……抽……痛。”

    “你还是不能躺在这儿。”

    真的很抱歉，但我得了癌症，要死了。

    这些话都到嘴边了，但万一我没得呢？也许

    那些经常背痛的人就是这样的遭遇。我算是很了

    解背痛了：解剖学原理、生理学原理，还有病人

    们用来描述不同痛感的不同词汇。但我从不知道

    背痛的感觉，也许就是这样的，也许。又或许，我不想给自己添霉运，也许我就是不想把“癌

    症”这两个字说出口。

    我努力站起来，蹒跚着走向月台。

    到朋友家已经要临近黄昏了。这里在曼哈顿

    以北八十多公里，是哈得孙河附近的冷泉小镇。

    多年来交往的十几个最亲密的朋友全都出来迎接

    我，他们热情的欢呼中夹杂着快乐的小孩子们吵吵嚷嚷的声音。我跟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拥抱，不

    过很快就聊到让我脸色阴沉的事了。

    “露西没来？”

    “工作上突然有急事，”我说，“快出发了才通

    知的。”

    “哎呀，真扫兴!”

    “话说，能不能让我把行李放下休息一下？”

    我本来希望能远离手术室几天，睡眠充足，好好休息，多多放松，简单地说，就是过过正常

    的生活，能让我的症状得到缓解，背痛和疲累都

    能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但一两天之后，很

    显然没有任何缓解。

    早饭时间我通常都在呼呼大睡，午饭时才摇

    摇晃晃地走到餐桌前，盯着盘子里满满的豆焖肉

    和蟹腿，却完全没有胃口。到吃晚饭的时候，我

    已经筋疲力尽，准备继续睡觉了。有时候我会给

    孩子们读点故事，但他们一般都在我身上和周围

    玩耍，一边跳，一边大叫。(“孩子们，我觉得

    保罗叔叔需要休息。你们到那边去玩好吗？”)

    我想起十五年前，请了一天假去做夏令营辅导员，坐在北加州的湖岸边，开心的孩子们在玩复

    杂的夺旗游戏，把我当作障碍物。而我读着一本

    名为《死亡与哲学》的书。过去，每每想起这很

    不搭的一幕，都会发笑：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在湖光山色、鸟鸣绿树、四岁孩子嬉闹的一片祥

    和之中，却埋头于一本关于死亡的黑暗之书。而

    此时此刻，我才感到命运冥冥中的交会：只是太

    浩湖 10

    换成哈得孙河；陌生的孩子变成朋友的小

    孩；那本让我和周围一派生机勃勃分离开来的死

    亡之书，变成我自己行将就木的身体。

    第三天晚上，我跟男主人麦克聊了聊，说要

    提前结束旅程，第二天就回家。

    “你看上去不是很好，”他说，“没事吧？”

    “要不我们拿瓶苏格兰威士忌，然后坐下来

    聊？”我说。

    在他家的壁炉前，我说：“麦克，我觉得我

    得了癌症，而且还不是那种良性的。”

    那是我第一次把这话说出口。

    “好吧，”他说，“这应该不是什么精心策划的

    恶作剧吧？”“不是。”

    他顿了顿：“我也不知道该问你什么。”

    “嗯，可能首先我需要说明，我的癌症还没

    有确诊。我只是自己比较确定，很多症状都指向

    癌症。我明天回家就去检查清楚。希望是我错

    了。”

    麦克提出帮我把行李邮寄回家，这样我就不

    用受累一路拎着了。第二天一早，他开车送我去

    机场。六小时后，我回到旧金山。刚下飞机，手

    机就响了。是我的初级保健医生，打电话告诉我

    胸片结果：我的肺部有模糊的阴影，就像曝光时

    间太长似的。医生说，她不确定这到底意味着什

    么。

    她应该知道的。

    我知道。

    露西到机场接我。但一直等回了家，我才把

    坏消息告诉她。我们坐在沙发上。我开口对她一

    说，她就知道了。她把头靠在我肩上，我们之间

    的距离都消失了。

    “我需要你。”我轻声低语。“我永远不会离开你。”她说。

    我们给一个好朋友打了电话，请他收治我。

    他是医院的神经外科主治医生。我拿到了所有病

    人都必须戴的塑料手环，穿上熟悉的浅蓝色病号

    服，走过那些我都叫得出名字的护士，住进了一

    间病房——多年来，我在这里见过成百上千个病

    人。正是在这间病房里，我坐在病人身边，解释

    我最终的诊断和复杂的手术；正是在这间病房

    里，我祝贺病人痊愈，见证他们回归正常生活的

    幸福；正是在这间病房里，我宣布病人死亡。我

    曾在椅子上坐过，我曾在水槽里洗过手，我曾在

    通知板上写下过潦草的说明，我曾把日历翻到新

    的一页。甚至，在完全筋疲力尽时，我还曾经渴

    望过，可以躺在这床上好好睡一觉。

    现在，我就躺在这床上，很清醒。

    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护士在门口探进头来。

    “医生马上就到。”

    于是乎，我想象中的未来，就要实现的未

    来，那么多年奋斗即将迎来的人生巅峰，都随着

    这句话消失了。第一部 当我身强体健时

    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布满骸骨的山谷里。使我绕骸骨而行：

    看啊，这开阔山谷中，骸骨如此之多；神啊，它

    们多么干枯。

    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可复活吗？”

    ——《圣经·以西结书》 11

    我曾经斩钉截铁地认为，自己永远也不会成

    为医生。阳光下，我舒展着身体，躺在一片荒凉

    的高原上，我家房子就在下面。那天，我那个当

    医生的叔叔和很多亲戚一样，问即将上大学的我

    未来想做什么工作，但我没好好回答这个问题。

    要是有谁非要逼我说出个明确的答案，我可能会

    说作家吧。但是坦白说，这时候想工作啊事业

    啊，感觉都挺荒唐的。几个星期以后，我就要离

    开这个亚利桑那州的小镇了，一点也没有要去闯

    荡事业、节节高升的感觉，反而像一个忙碌嘈杂

    的电子，即将达到逃逸速度，要飞向一片陌生而

    星光闪烁的宇宙。我躺在尘土之中，阳光笼罩周身，回忆如潮

    水汹涌而来。这个只有一万五千人口的小镇显得

    愈发逼仄。而将近一千公里以外，斯坦福大学，我的新宿舍，似乎充满了闪闪发光的希望。

    我对医学的了解，大概就是“缺席”，确切地

    说，是从小到大父亲的缺席。他每天天不亮就去

    上班，天黑才回家，把盘子里已经冷了的饭菜热

    一热吃掉。之前我家住在纽约的布朗士区，就在

    曼哈顿北边，一个人多热闹、富裕优越的郊区。

    我十岁的时候，和十四岁的哥哥、八岁的弟弟，一起跟着父亲搬到了亚利桑那州的金曼，这个位

    于两道山脉之间的沙漠谷地。外界对这个小镇，所知最多的，也就是开车经过时，顺道停下来加

    油的地方。吸引父亲的，是这里灿烂的阳光，当

    然还有很低的生活成本。不然，他如何实现夙

    愿，把三个儿子都送到梦寐以求的大学呢？这里

    还有个好机会，可以亲手创建一个他自己的地区

    性心脏专科诊所。对病人的尽心尽力与对医学事

    业的执着，很快让他成为备受尊重的社区成员。

    有时我们还是能见到他的，一般是深夜或者周

    末。他总是对我们满含关切的父爱，同时又有严

    苛的要求。拥抱我们，亲吻我们，又总是语气严

    厉地对我们进行教育：“做第一很容易：找到那

    个第一名，然后比他多得一分。”他可能在内心

    对自己有所妥协，做父亲，可以做得“短小精悍”，和孩子们相处时间虽然短，但高强度(又

    真诚)的爆发完全比得上……比得上其他父亲做

    的所有事情。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如果这就是

    当医生的代价，那简直太高了。

    从这个荒凉的高原，我能看到家里的房子，就在市区边缘，瑟巴特山脉脚下，周围是绵延的

    红岩沙漠，零星点缀着一些豆科灌木、风滚草和

    船桨一样的仙人掌。在这个地方，尘土如恶魔，不知来处，腾旋而起，模糊视线，继而又不知所

    终。绵延的旷野消失在无穷无尽之处。我家的两

    条宠物狗，曼克斯和尼普，对这广阔天地的自由

    自在从未厌倦过。每天，它们都会勇敢地出发，把沙漠新的“馈赠”带回家，比如一条鹿腿，没吃

    完的长耳野兔的残尸，这些都是存着以后吃的，还有被阳光晒得发白的马头盖骨，以及野狼的颚

    骨。

    我和伙伴们也热爱这里的自由。下午的时

    候，我们经常四处探索、漫步，到处搜寻动物的

    骨头和沙漠里少见的溪流。生命的头十年我都是

    在东北部一个绿化很好的郊区里度过的，主街两

    旁绿树成荫，糖果店里甜甜蜜蜜，这风沙肆虐的

    狂野沙漠既奇异又诱人。十岁的我第一次出门远

    足，发现了一个老旧的灌溉炉箅，用手指撬开盖

    子，抬起来，就在我眼前，出现了三张网，像白丝线编织的一样。每张网上都有黑色球状的虫

    子，迈着细长的腿前进。这些蜘蛛的外壳黑得发

    亮，体内似乎有个闪亮的血红色沙漏，十分可

    怕。每只蜘蛛旁边都有一个跳动着的苍白液囊，不断鼓胀，马上就将有无数“黑寡妇”幼虫降临世

    界。恐惧袭来，我猛地盖上炉箅，踉跄后退。恐

    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我学到的“乡村生

    存知识”告诉我，被黑寡妇蜘蛛咬一口，就别想

    活命了。还有蜘蛛那种骇人的可怕姿态，黑亮的

    外壳，体内的血红色沙漏。多年后，这个场景还

    不时进入我的噩梦中。

    沙漠堪称是一个“恐怖万神殿”：毒蛛、狼

    蛛、提琴背蜘蛛、木蝎子、鞭尾蝎、蜈蚣、菱背

    响尾蛇、侧进蛇、莫哈维绿蛇，等等。渐渐地，我和它们都熟悉起来，甚至习惯这些小东西的存

    在。我和伙伴们喜欢以此为乐子，只要找到狼蛛

    的窝，就逮只蚂蚁丢在窝边，看它在那错综复杂

    之间挣扎着逃跑，让那绸线一般的蜘蛛丝颤抖起

    来，延伸到蜘蛛黑洞的中央。蜘蛛会从那空洞里

    冲出来，逮住那蚂蚁的下颌，后者是必死无疑。

    我们都很期待着紧张刺激的高潮时刻。在我心

    里，“乡村生存知识”变得跟城市里那些传奇差不

    多。一开始听别人叮嘱这些事情，那些沙漠里的

    生物仿佛有无边的魔力，让之前在城里听到的什

    么鬼啊怪啊相形见绌。只有在沙漠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意识到，有些话真的是危言耸

    听，就像说“鹿角兔子”是真的一样，都是当地人

    故意编出来骗“城里人”，给自己找找乐子的。

    我曾经费了一个小时的口舌，对一群来自柏

    林的交换生说，仙人掌丛中住着一种特别的野

    狼，会跳个将近十米去攻击猎物(嗯，就像德国

    人似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然而，也没有

    谁真正知道，那漫天飞沙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

    有多少荒唐无稽的乡村知识，就有多少听上去十

    分真实可信的。比如，穿鞋之前一定要看看里面

    有没有蝎子，这听上去就是个能保命的好习惯。

    十六岁的时候，我开始负责开车送弟弟吉旺

    去上学。一天早上，像往常一样，我又晚了。吉

    旺很不耐烦地站在门厅，大喊着说他可不想又因

    为我动作慢被留堂，所以问我能不能快一点。我

    用冲刺的速度下了楼，一把推开前门……差点踩

    到一条正在打盹的响尾蛇，差不多有两米长呢。

    这又涉及一条“乡村生存知识”，如果你在自己门

    前弄死了一条响尾蛇，它的伴侣和后代就会到原

    地筑巢，永久扎根，就像戈兰德尔的母亲报杀子

    之仇 12。于是我跟吉旺抽签决定，赢的那个就拿

    铁铲，输的那个戴上厚厚的园艺手套，再拿一个

    枕头套。一阵庄严又搞笑的“手舞足蹈”之后，我

    们终于把响尾蛇弄进了枕头套。接着，我使出奥运链球运动员的劲儿，把手上的东西拼命扔到沙

    漠里去，还计划好下午晚点再去把枕头套捡回

    来，免得被妈妈发现了挨骂。

    童年时代众多神秘难解的事件中，最主要的

    并非父亲为什么举家迁到亚利桑那州金曼这个沙

    漠小镇，反正逐渐长大的我们也越来越喜欢这里

    了，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是怎么说服妈

    妈的。这两个相爱的人跃过大半个地球，从印度

    南部私奔到纽约(他是基督教徒，她是印度教

    徒，他们的结合在两边都受到谴责，而且导致多

    年的家庭纷争——母亲的母亲从未承认过我的名

    字“保罗”，而坚持叫我的中间名“苏希尔”)，再

    到亚利桑那。母亲本来就特别害怕蛇，对蛇有完

    全克制不住的恐惧，但到这里来就被迫要面对。

    就算那种最小、最可爱、完全无毒的小红蛇，都

    能让她尖叫着冲进屋里，锁上所有的门，抄起手

    边任何尖锐锋利的大家伙，比如耙子、劈刀、斧

    头什么的。

    经常出现的蛇总是让她焦虑不已，但母亲最

    担心的，当然是孩子们的未来。搬来这里之前，我哥哥苏曼就快要高中毕业了，他就读的那所中

    学在威彻斯特县堪称好大学的“直通车”。搬家到金曼不久，他就被斯坦福录取了，于是很快就离

    家去读大学了。而我们都知道，金曼不是威彻斯

    特。妈妈研究了一下莫哈维县公立学校系统，四

    处走访了一番，变得心烦意乱。最近，美国的人

    口普查将金曼定性为美国人口接受教育程度最低

    的地区，高中辍学率比平均水平高出大概30%。

    能上大学的都是凤毛麟角，当然肯定没有去哈佛

    的了，而哈佛又恰好是我父亲心中优秀的标准。

    妈妈打电话给自己那些居住在东海岸富裕郊区的

    朋友和亲戚寻求意见，结果发现有的倒是真心对

    她表示同情，有的则很高兴——卡拉尼什的孩子

    们突然接受不了良好的教育了，他们的孩子又少

    了两个竞争对手。

    晚上，妈妈经常默默流泪，独自在床上啜

    泣。她害怕这里落后的教育条件会让她的孩子变

    成“废人”，于是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大学学前书

    单”。她在印度主修的是生理学，二十三岁就结

    了婚，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生活的重心完全转

    移到三个孩子身上，所以书单上很多书她自己也

    没读过。但她绝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这上面。

    十岁的时候，她就让我读《1984》，里面关于性

    的描写让我震惊不已，然而，也是这样点点滴滴

    的潜移默化，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语言文字。

    《1984》之后，我们按照书单，非常系统地读了无数作家的作品：《基督山伯爵》、埃德加·

    爱伦·坡的作品、《鲁滨孙漂流记》、《艾凡赫》 13

    、果戈理的戏剧、《最后的莫希干人》、狄更

    斯、马克·吐温、简·奥斯丁、《水手比利·巴德》 14……十二岁的时候，我开始自己挑书看了。哥

    哥苏曼又给我寄来大学里读的书：《君主论》、《堂吉诃德》、《老实人》、《亚瑟之死》 15

    、《贝奥武甫》、梭罗、萨特、加缪，等等。有的

    印象不深，有的则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

    丽新世界》 16

    奠定了我初期的道德哲学，还成为

    我申请大学时论述文的主题，我在文中提出，快

    乐幸福并非生命的意义。在必经的青春期烦恼

    中，《哈姆雷特》无数次陪伴着我走过。《致羞

    涩的情人》 17

    和其他浪漫的诗歌让我和我的朋友

    在整个高中生涯经历了不少“快乐的倒霉事”。比

    如，晚上，我们经常偷偷溜出去，在啦啦队队长

    的窗户下面唱《美国派》。(我们理直气壮地认

    为，她爸爸是当地一名牧师，不大可能贸然开

    枪。)搞完这种深夜恶作剧回去的时候，要是被

    抓住了，我忧心忡忡的母亲就会详细地盘问我是

    否吸毒，把每种青少年可能吸食的毒品都细细数

    过一遍。但她从未意识到，于我而言，毒品没有

    吸引力，最最令人上瘾的，是上周她递给我的那

    套浪漫诗歌选集。书籍成为我最形影不离的密

    友，就像精心制作的镜头，为我展开新世界的大好风景。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妈妈

    开车带我们来到位于金曼北边将近两百公里，也

    是离金曼最近的大城市拉斯维加斯，我们在那里

    进行了“学业能力倾向初步测验”(PSAT)、“学

    术能力评估测试”(SAT)和“大学入学考

    试”(ACT)。她加入学校董事会，重整了教师

    队伍，要求课程设置加入大学预修课程(AP)。

    她在这方面实在太出色了，视改革金曼教育系统

    为己任，并且付诸实践。突然间，我们那所高中

    就感觉视野开阔了，不再局限于那两道山脊之

    间，而是翻山越岭，向外探索。

    我高中最好的朋友叫里奥，也是毕业典礼上

    的学生致辞代表和我认识的家里最穷的孩子。高

    中最后一年，学校辅导员建议他：“你很聪明，应该去参军。”

    之后他跟我说起这事。“去他的，”他说，“要

    是你会去上哈佛、耶鲁或者斯坦福，我也要

    去。”

    我去了斯坦福，里奥去了耶鲁。这两件事带

    给我的喜悦程度实在不分伯仲。暑假过去了。斯坦福开学比其他大学都要晚

    一个月，所以我的朋友全都四散而去，把我一个

    人留了下来。很多个下午，我都独自深入沙漠，找个地方打个小盹，等着我的女朋友艾比盖尔从

    金曼唯一的咖啡馆下班。沙漠是穿过山野进入城

    镇的捷径，步行也远比驾车来得有趣。艾比盖尔

    二十出头，就读于斯克里普斯学院。她不想申请

    助学贷款，所以休学一个学期，好存点学费。她

    身上那种世俗气深深吸引了我。她知道的那些秘

    密，只有大学生才知道。她还上过心理学的课

    呢!我们经常在她下班以后见面。她就是甜蜜爱

    情与美好生活的先兆，是几个星期后我即将进入

    的新世界的预告。一天下午，我打盹醒来，抬头

    一看，秃鹰就在我头顶盘旋，可能错把我当成了

    一具尸体。我看了看表，快三点了，要迟到了。

    我拍拍牛仔裤上的尘土，一路小跑着穿越沙漠，直到黄沙尽头，抵达道路起点，建筑开始映入眼

    帘，我跑到街角，看到艾比盖尔手里拿着一把扫

    帚，在清扫咖啡馆外面的地板。

    “浓缩咖啡机我已经洗了，”她说，“所以你今

    天没有冰咖啡喝啦。”

    她扫完地，我们就到里面去了。艾比盖尔走

    到收银机那儿，拿起一本她放在那儿的平装

    书。“拿着，”她朝我扔过来，“这本书你该看看的。你一直在读那些特别有文化的破书，怎么就

    不可以看看低级趣味的东西了？”

    那是一本五百页的小说，《撒旦：不幸的卡

    斯勒医生的心理疗法与治愈》，作者杰里米·莱文 18。我把书拿回家，一天就看完了。这书没什么

    内涵，本应该很有趣的，但真的没什么意思。不

    过里面倒是漫不经心地提出了一个假设：思想不

    过就是大脑运转的产物。我被这个想法震撼了，甚至动摇了我对这个世界幼稚的理解。当然这个

    假说一定是正确的，否则要我们的大脑干什么用

    呢？尽管我们拥有自由的意志，但仍然是有机生

    物体，大脑是我们的器官，也遵循一切物理定

    律!文学是人类的一大财富和意义，而通过某种

    方式实现文学价值的，就是大脑这个机器。这真

    是神奇的魔法。那天晚上，在自己房间里，我打

    开已经翻来覆去看过好几十遍的红色斯坦福课程

    总目录，手里拿着一支荧光笔。之前我已经标记

    了很多文学课程。现在，我开始寻找生物和神经

    系统科学的相关课程了。

    几年后，我仍然没怎么去想工作和事业，但

    已经快要拿到英语文学和人体生物学的学位了。

    我学习的最大动力，不是成就感，而是一种求知欲，我非常认真地想要探究，是什么让人类的生

    命充满意义？我仍然认为，文学是精神生活的最

    高境界，而神经系统科学则探索大脑最为优雅的

    规律。“意义”这个概念，很是让人捉摸不定，但

    也难以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道德价值观割裂

    开来。T.S.艾略特的《荒原》中就有令人难忘的

    诗句，深刻地表明了孤独隔绝的生活没有意义，以及对人情纽带的强烈渴望。艾略特那些比喻也

    渗透进我自己的写作语言。其他作家也让我产生

    共鸣。比如纳博科夫，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遭

    遇世事变迁之后，会对别人的遭遇麻木无情。康

    拉德，他坚定地认为人与人之间错误的交流沟通

    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我眼里，文

    学不仅描写了别人的生活，还为我们提供了道德

    反思最丰富的资料。我几次试图涉足分析哲学 19

    ，但非常枯燥，没有那种乱糟糟的兴奋感，也没

    有真实生活的分量。

    大学生涯中，我对人生意义进行的研究，一

    直非常学术，如同僧侣修道。而形成这种意义

    的，恰恰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想要去建立和

    加强这种关系，就和我的研究方式发生了冲突。

    如果说没有自省的人生不值得过 20

    ，那么没有真

    正活过的人生还值得自省吗？大二的暑假快到

    了，我申请了两份工作：一个是在科学氛围浓厚的亚特兰大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做实习研究员；

    一个是在塞拉高山营厨房打下手。塞拉高山营是

    一个斯坦福校友的家庭度假营地，在原始高山湖

    落叶湖的岸边，紧临埃尔多拉多国家森林公园的

    荒芜原野保护区，可以饱览荒凉空旷之美。关于

    这个营地，有很多文学描写，看上去我会度过一

    生中最棒的暑假。说实话，申请成功的时候，我

    真是受宠若惊。不过，我又了解到，猕猴已经有

    了初级的文化形式，这让我十分想去灵长类研究

    中心一探生命意义的自然起源。换句话说，我要

    么去研究生命的意义，要么就去亲自经历和体验

    生命的意义。

    我犹豫了很久，拖延到最后时刻，才选择了

    营地的工作。之后，我到生物系指导老师的办公

    室去告诉他自己的决定。进门的时候，他正坐在

    办公桌前，和往常一样，埋头于一本学术期刊。

    这个大眼袋的男人平时很安静，和蔼可亲。不

    过，我跟他说了自己的暑假计划以后，他完全变

    了个人：双目圆睁，脸迅速涨红了，开始唾沫飞

    溅地教训我。

    “什么？”他说，“你以后是想当科学家还

    是……厨子？”

    期末还是来了，我迎着山路上的风，走向营地，心里还是有点担心这一步是不是走错了，走

    偏了。然而，我的怀疑很快就烟消云散。营地真

    是名副其实，好一派年轻人畅想中的田园美景：

    湖、山、人都美不胜收；经历、对话与友谊实在

    是丰富多彩。满月的夜晚，月光洒满旷野，不戴

    头灯也能远足。我们从凌晨两点启程，赶在日出

    前爬到附近的塔拉克峰。布满星星的晴朗夜空，倒映在脚下广阔深邃、水平如镜的湖中。在海拔

    三千多米的高峰，我们穿着睡袋相互偎依。有人

    很贴心地带了热咖啡，驱散了狂风带来的刺骨寒

    意。接着我们就静静地坐着，看一抹轻微的天蓝

    从东方地平线微微显露，这是太阳的先遣队，慢

    慢擦去了闪烁的星星。天光渐明，天空升得高远

    辽阔，接着第一缕阳光便现身了。远处南太浩湖

    边的道路上，清早通勤的人们渐次增多，一日之

    计，生机初现。然而，转过头，还能看见退去一

    半却依旧徘徊在空中的深蓝夜幕，据守西天，不

    肯离去，空中依然星光闪烁，满月还是悬挂天

    边。东边已是青天白日，阳光扑面而来，西边的

    黑夜却毫无屈服之意。黑夜与白天的分界，这景

    象如此崇高伟大，大概也没有哲学家能很好地用

    言语来解释。每当此时，就仿佛上帝在说：“要

    有光!”在高山、大地、宇宙这无限的辽远广阔

    之中，你情不自禁地觉得自己是渺小的一粒微

    尘，然而还是能感觉自己的双脚踩在大地上，确信自己存在于这庄严宏伟的天地之间。

    这就是塞拉高山营的暑假。这里也许和其他

    高山营地没什么不同，但我每一天都觉得充实美

    好，生机勃勃。我和不同的人与事物建立联系，赋予自己生命丰富的意义。某些夜晚，我们一堆

    人会围坐在餐厅桌边，和营地的助理主管同饮威

    士忌。他叫莫，是斯坦福校友，暂时休学的英文

    博士。我们畅谈文学，畅谈壮年人生各种沉甸甸

    的责任。第二年他回去读博士，后来寄给我自己

    发表的第一部短篇，写的就是我们共度的那段时

    光：

    此时此刻，电光石火，我明白了自己想要什

    么。我希望这里的工作人员能堆起柴堆……让我

    的骨灰在风中飘落，与沙尘混杂；让我的尸骨随

    浮木一起漂流；让我的牙齿消隐在沙土之间……

    我不相信孩子或长者的智慧。当下便是风口浪

    尖，人生积累的经验，被生存的细节磨损消耗。

    我们智慧的高峰，便是生活的当下。

    回到校园以后，我也没有过多思念山中的岁

    月。校园生活丰富充实，接下来的两年我也一直

    坚持探索，致力于更深入地了解精神世界。我学习文学与哲学，探究生活的意义；我学习神经科

    学，在一个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实验室工

    作，了解大脑的运行机制，比如如何赋予一个有

    机探索世界深意的能力，如何让我和一群亲密的

    朋友通过恶作剧加深友情。我们打扮成蒙古人，突袭学校食堂；我们建立了一个完全虚假的兄弟

    会，找了间房子，开展了一系列装模作样的开学

    活动；我们装扮成大猩猩，在白金汉宫门前搔首

    弄姿；我们午夜闯入大学纪念教堂，躺在地上，听我们的声音在拱顶之间回荡……如此种种，不

    一而足。(不过，接着我就读到弗吉尼亚·伍尔夫

    曾经乔装成阿比西亚皇室登上一艘军舰的轶事，再加上旁人的斥责，也就停止大肆吹嘘我们那些

    微不足道的小把戏了。)

    大学最后一年，神经学课程快上完了，有一

    堂课讲神经科学与道德，我们去了一所疗养院，专门接收遭受过重度脑损伤的人。一走进接待

    区，就听到一阵忧伤的哭号。女导览三十多岁，亲切友好，向大家做了自我介绍。但我一直在搜

    寻哭号的来源。接待处的柜台后面有一台大屏幕

    电视，放着肥皂剧，但电视是静音状态。屏幕上

    有个蓝眼睛、浅黑肤色的女人，她的头发精心修

    饰过，有些激动地晃着头，哀求着画面外的某个

    人。镜头拉远，原来是她的情人，大大的下巴，一看就是那种声音沙哑粗重的男人。他们激情相拥。哭号声更大了。我走到近旁，往柜台下面

    看，电视机前铺着一块蓝色垫子，上面坐着个年

    轻女人，穿着家常的印花裙子，二十岁左右，双

    手握拳，压在眼睛上，身子剧烈地来回摇晃，哭

    啊哭啊哭啊。随着她的摇晃，我瞥见她的后脑

    勺，那里没有头发，只剩下一大片光秃秃的苍白

    头皮。

    大家要去参观疗养院的其他地方了，我赶紧

    归队。和导览谈起来，我才知道，住在这里的很

    多人小时候都有过差点被淹死的经历。我环视四

    周，发现除了我们没有其他外人来访。我问导览

    是不是通常都如此。

    导览解释说，病人刚送来的时候，家人会经

    常来，有的每天都来，有的甚至一天两次。然后

    可能慢慢变成隔天来一次。后来就只有周末才来

    了。时间长了，过几个月才来，甚至几年才来看

    一次。反正次数是逐渐减少的，可能每年就是在

    病人的生日和圣诞节，象征性地来探望一下。最

    后，大多数家人都搬家了，似乎离得越远越好。

    “我不怪他们，”导览说，“照顾这些孩子很难

    的。”

    我胸中怒气翻滚。难？当然很难啊，但那些做父母的，怎么能抛弃这些孩子呢？一间房里，病人们都躺在简易床上，几乎一动不动，整整齐

    齐躺成一排，像营房里的士兵。我顺着一排小床

    走，突然和其中一个病人四目相对。她大概十几

    岁，快满二十的样子，一头黑发蓬乱纠结。我停

    下来，努力朝她微笑，想告诉她我是关心他们

    的。我拿起她的一只手，软塌塌的，原来有残

    疾。但她喉咙里咕噜一声，直视着我，露出微

    笑。

    “我觉得她笑了。”我问看护。

    “可能是，”她说，“有时候也说不清楚。”

    但我很肯定，她是在笑。

    回到学校，大家都走了，教室里只剩下我和

    教授。“嗯，你有什么想法？”他问。

    我一股脑儿地把心里想的全说出来了，说我

    完全无法相信那些父母就这样把可怜的孩子抛弃

    了，也无法相信有个孩子竟然朝我笑了。

    这位教授是一位良师益友，他对于科学和道

    德之间的联系，有很深邃的思考。我满心以为他

    和我想法一致。“是啊，”他说，“很好，你这么想很好。但有

    时候，嗯，我觉得他们死了倒还好些。”

    我抓起书包，扬长而去。

    她明明笑了啊，是不是？

    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次参观让我对大脑

    作用的理解又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是的，大脑

    可以赋予我们建立关系，让生命充满意义的能

    力。但有时候，大脑也会破坏这种能力。

    不久就要毕业了，我却有种坐立不安的感

    觉，似乎有很多东西还没解决，我还有很多东西

    要学习。我申请了斯坦福的英语文学硕士，被录

    取了。我已经把语言视作一种几乎超自然的力

    量，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让我们那一厘米厚头盖

    骨下隐藏的大脑沟通共享。只有在人与人之间，一个单词才有意义。而生命是否有意义，某种程

    度上要看我们建立的关系的深度。就是人类的关

    联性加强了生命的意义。不过，不知怎么地，这

    个过程存在于大脑和身体里，也受生理原因的驱

    使，可能被打破，可能会失败。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所经历的人生的“语言”，比如激情、饥饿与爱，一定通过某种方式，与神经元、消化道和心

    脏的跳动产生联系，不管这联系多么错综复杂。

    在斯坦福，我很幸运地师从理查德·罗蒂 21

    ，他大概是同时代在世哲学家中最伟大的一位。

    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看清构建语汇系统的所有

    原则，并掌握一系列工具，能从特定的方法和角

    度去理解人类的生命。伟大的文学作品能提供属

    于它本身的工具，吸引和催促读者去运用它们的

    语汇系统。我的论文研究的是沃尔特·惠特曼的作

    品。一个世纪前，这位诗人也和我一样，被同样

    的问题缠绕困扰，上下求索，努力去理解和描述

    他所说的“生理与精神共存之人”。

    论文收尾，我只得出一个结论：和我们一

    样，惠特曼也没能建立一个连贯完整的“生理与

    精神共存”的语汇系统。不过，至少他失败的各

    种方式都很有启发性。我也越来越确定，自己已

    经不想继续文学研究了，因为我猛然意识到，文

    学研究主要关注的很多东西，都太政治化，而且

    反科学。我的一位论文导师说，我想在文学界为

    自己找到一个圈子是很难的，因为，大多数英语

    文学博士对科学的反应，“就像猿猴看到火，特

    别恐惧”。我有点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了。我的论

    文《惠特曼和人格的医疗化》收获了好评，但

    太“异端”了，精神病学与神经学历史的内容和文学批评所占比例一样多。这篇文章在英语系显得

    格格不入，我也是。

    我大学里最好的一些朋友准备前往纽约，开

    始混艺术圈，有的去演喜剧，有的去做记者、搞

    电视。我也曾简单考虑过和他们一起，从头开始

    新生活。但我还是放不下那个问题：生理、道

    德、文学和哲学，在什么地方相融交会？一天下

    午，橄榄球比赛后，我步行回家，秋日的微风

    中，任由思绪飘散。花园里的奥古斯丁 22

    教导我

    们手不释卷，“捧起书本阅读”，但我听到的声音

    却发出完全相悖的召唤：“放下书，弃文从

    医。”突然间，一切都明朗起来。虽然(或者说

    因为)我父亲、叔叔和哥哥都是医生，但我从来

    没认真考虑过从医的可能。但惠特曼本人不是也

    写过，只有医师才能真正理解“生理与精神并存

    的人”吗？

    第二天，我找到医学预科班的指导老师，询

    问了一下必要的流程。上医学院之前，需要大概

    一年高强度的学习来准备，再加上申请的时间，又多了十八个月。那就意味着，我的朋友们都去

    纽约了，继续去加强各种各样的关系，而我不在

    其中；也意味着，要把文学放置一旁。但这也给

    了我新的机会，可以找到书里找不到的答案，寻

    觅另一种方式的崇高，和那些备受煎熬的人建立联系，在直面死亡与衰弱的同时，继续追寻“什

    么让人生有意义”的问题。

    我开始学习必修的医学院预科课程，恶补化

    学和物理。我不想去做兼职，这样会拖慢学习的

    速度，但又付不起帕洛阿尔托 23

    的房租，于是找

    了间窗户开着的空宿舍，爬了进去。蜗居几个星

    期后，我被管理员发现了，她居然是我的一个朋

    友。她给了我房间钥匙，还提供了相当有用的信

    息，比如高中女啦啦队员们什么时候会来参加夏

    令营之类的。我当然不想留性犯罪的案底。时间

    一到，我就带上一个帐篷，几本书和早餐麦片，来到太浩湖，等安全了再回去。

    医学院的申请流程要持续十八个月。课一上

    完，我就有了一年空闲的时间。好几个教授都建

    议我，在完全脱离学术界之前，可以再读一个科

    学医药历史与哲学的学位。于是我就申请了剑桥

    的科学史与哲学专业，也被录取了。接下来的一

    年，我都在英伦乡间的教室里度过。我越来越强

    烈地认为，要对生与死的问题有实质性的道德意

    见，关键在于对其有直接体验。我开始觉得言语

    和说出言语时的空气一样，轻飘飘的。一番审视

    和反省之后，我意识到，自己仅仅是在确认已经

    明确的事实：我想要直接的体验。只有从医，我

    才能追寻严肃的生理哲学。从道德的角度来讲，比起行动，思考实在是微不足道。我完成学位，回到美国。我要去耶鲁医学院了。

    你也许会觉得，第一次解剖尸体，大概会有

    点滑稽。然而，奇怪的是，我觉得一切都特别正

    常和自然。明晃晃的手术灯，不锈钢的解剖台和

    戴着领结的教授们都带着一种庄严的礼节。即便

    如此，从颈背一直割到腰背的第一刀，也是永生

    难忘的。

    手术刀很锋利，感觉不是割开皮肤，只是拉

    开一个顺滑的拉链，皮囊包裹之下本无从得见的

    筋骨展露在眼前。就算之前做了很多准备，你仍

    然会有种出其不意的感觉，羞愧与兴奋并存。尸

    体解剖是医学生的重大仪式，但也侵犯了圣洁的

    神明，令人刹那间百感交集：嫌恶、愉悦、恶

    心、沮丧与敬畏。然而时日长久之后，这只不过

    是枯燥沉闷的课堂练习。一切都仿佛在跷跷板上

    忽高忽低，有时悲痛感伤到无以复加，有时又想

    些琐碎平常的小事。你看看你，违反着最基本的

    社会禁忌，但手术室里的甲醛 24

    能让人胃口大

    开，所以又特别想吃个玉米卷饼。最终，当你解

    剖了正中神经，把骨盆锯成两半，割开心脏，完

    成任务之后，心里想的就完全是那些小事了：侵犯圣洁的神明又如何？这就是医学院课堂的常态

    啊。班上也有书呆子，有开心果，有和常人别无

    二致的同学。很多人认为，正是尸体解剖，将有

    着正常人悲欢情绪与恭敬礼貌的学生，转变成冷

    酷无情、傲慢自大的医生。

    医学这种“罪大恶极”的道德使命，让我这个

    满怀崇高理想的医学院新生经历了一个急速下坠

    的过程。尸体解剖之前，第一天是心肺复苏训

    练，也是我的第二次训练。第一次是在本科的时

    候，当时场面很滑稽，很不严肃，大家都嬉皮笑

    脸的。教学视频粗制滥造，用来练习的塑料模特

    连手脚都没有，真是假得不能再假了。然而，现

    在，这些东西我们某一天可能真的用得上，气氛

    完全变了，人人都跃跃欲试。我不断用手掌按压

    着一个塑料小孩的胸，耳边是同学们有一搭没一

    搭的笑话，但仿佛还是听到这个孩子的肋骨被我

    一个不小心弄断了。

    尸体解剖则恰恰相反。心肺复苏用的假模

    特，你假装那是真的，而尸体解剖用的真尸体，你却要假装是假的。但第一天的时候，你完全做

    不到。我面对的属于自己的那具尸体，有点发

    青，有点肿胀，但他曾经是个活生生的人，已经

    死亡，这样的事实无可否认。一想到接下来的四

    个月，我将用一把钢锯给这男人的脑袋做个对角线平分，我就觉得良心受到深深的谴责。

    这就轮到解剖学教授出场了。他们建议我

    们，好好看一眼尸体的脸，然后用布盖上，这样

    更容易下手。我们不断深呼吸，眼神里带着认真

    与热切，准备割开尸体的头。恰好一个外科医生

    过来聊天，他斜着身子，手肘就撑在尸体的脸

    上。他指着光溜溜的尸体躯干上好几处瘢痕和伤

    疤，为我们构建了尸体的病史。这条伤疤，来自

    腹股沟疝气手术；这条是颈动脉内膜切除手术；

    这些瘢痕，是他不断抓挠留下的；病人生前可能

    有黄疸，胆红素很高；他可能是得了胰腺癌去世

    的，不过没有相关手术的伤疤，也许还没来得及

    动手术就死了。他滔滔不绝地讲着，我的眼睛却

    离不开他的手肘。每说一条新的医学假设，教一

    点新的医学词汇，他的手肘就在尸体被遮住的脸

    上挪来挪去。我在心里默念：脸盲症，一种神经

    障碍疾病，患者对人脸会失去辨别能力。很快我

    也会得这种病，手里拿着钢锯，心里轻松无比。

    因为，几个星期后，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就逐

    渐消散了。我发现，跟非医学生聊天，讲有关尸

    体的事情时，我会强调这事有多怪异，多可怕，多荒谬可笑，好像要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看，虽然我每周六个小时都在切割尸体，但我是正常

    人。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讲，有一次上课，我回过身，看到一个平时用的马克杯上都会有大团大团

    彩漆的女同学，正开开心心地用锤子和凿子凿进

    一具女尸的脊椎骨，碎片在空中四处飞溅。我讲

    这个故事，就是想和这样的人划清界限。但我身

    在其中，无处可逃。毕竟，我刚刚不是才拿一对

    断线钳拆解了一个男人的胸腔吗？就算切的是死

    人，脸也蒙上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你还是

    会感觉他们身为人的特性扑面而来。我打开尸体

    的胃，发现两片还未消化的吗啡，这说明他是在

    痛苦中死去的。也许当时正孤身一人，手忙脚乱

    地抓着药瓶。

    当然，活着的时候，这些病人是自愿免费捐

    献遗体的——我们面对这些尸体，用词也很快变

    成这种现实的反映。教授告诉我们，不要再“尸

    体尸体”地叫，最好说“捐献者”。当然，如今的解

    剖课堂比过去那些黑暗的年代进步很多了。(首

    先，现在的学生不用像十九世纪那样，自己带尸

    体来。医学院也不再支持去挖人家的坟找尸体。

    不过挖坟的行为本身，相比直接谋杀已经是巨大

    进步了。后者曾经特别流行，甚至有个词应运而

    生，“burke”，《牛津英语词典》上的解释

    是：“用勒颈或使人窒息的方式秘密杀人，或为

    了将受害者尸体卖为解剖之用而秘密杀人。”)

    然而，知道个中细节最多的人，也就是医生们，几乎很少捐献自己的遗体。那捐献者们到底又知道多少呢？一位解剖学教授对我说：“如果血淋

    淋的过程细节会让病人不同意手术，那你一个字

    都不能说。”

    不过这只是一个解剖学教授说的话，捐献者

    们知道的信息应该还是足够多的。不过就算他们

    知道了，真正感到屈辱的，不是这些最终被解剖

    的人，而是他们的亲属。你想想，你的母亲、你

    的父亲、你的祖父母，被一群插科打诨的二十二

    岁医学生给大卸八块。每次我读实验前的计划，看到“骨锯”这一类的词汇，都会想，这堂课上我

    是不是最终会吐出来。然而，真正走进实验室，我却很少烦恼，就算发现此前令我坐立不安

    的“骨锯”不过就是一把生锈的普通木头锯子。有

    一次我真的快吐了，但离实验室很远，是祖母去

    世二十周年，我去纽约给她扫墓时的事。当时我

    情不自禁地弯下腰，几乎要哭了，不停地道歉，不是对我曾经解剖过的尸体，而是对那具尸体的

    孙辈。事实上，就在我们实验的过程中，有位儿

    子就希望把她母亲解剖到一半的尸体要回去。是

    的，母亲是签了同意书的，但儿子接受不了。我

    觉得我也和他一样。(尸体最后还给他了。)

    解剖实验中，死者被具体化，真正被分解成

    器官、组织、神经、肌肉。第一天，你的确无法

    否认尸体身上的人性。然而，等到你给他们的手脚剥了皮，割开碍事的肌肉，拿出肺脏，剖开心

    脏，摘除一片肺叶，你很难再说这一堆东西

    是“人”了。最终，你会觉得，与其说解剖实验是

    对神明的冒犯，倒不如说这是欢乐时光中一件不

    那么愉快的事情。这种意识令人产生挫败感。很

    偶尔地，我们可能会反思，大家都在默默地向尸

    体道歉，并非出于罪恶感，而是出于我们没有罪

    恶感。

    然而，这也不是简单的罪恶。不仅尸体解

    剖，医学的一切，都是对神圣的冒犯。医生们以

    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方式入侵人体。他们看到

    的，都是人们最脆弱、最恐惧、最私密的时候。

    他们治愈病人，护送他们重新回到滚滚红尘，自

    己却转身离开。将尸体看作平常的物体和机器，恰恰是为了缓解人类最深的痛苦。同样地，人类

    最深的痛苦，也仅仅是一种教学工具。解剖学教

    授大概是这种关系的最终端，然而他们仍然与尸

    体保持着割不断的联系。刚开始不久，我在我的

    捐赠者横膈膜上划了长长的一刀，就为了快点找

    到脾动脉，搞得在场的学监既生气又惊骇。不是

    因为我破坏了重要的组织结构，没搞清楚基本的

    概念，或者搞砸了未来的解剖，而是因为我做这

    一切时如此漫不经心。他脸上那种表情，那种无

    法用语言表达的忧伤，比任何讲座都更深刻地让

    我理解到医学的真谛。我解释说，是一个解剖学教授让我这么做的，学监的悲伤变成狂怒，一些

    教授突然涨红了脸，被学监拖到走廊上去了。

    其他时候，这种割舍不下的联系要简单很

    多。一次，教授给我们展示捐献者罹患胰腺癌之

    后留下的满目疮痍，问：“这人多大年纪？”

    “七十四。”我们回答。

    “我也是。”他说着，放下激光笔，走开了。

    医学院的经历，让我加深了对意义、生命与

    死亡三者关系的理解，变得更为敏锐。我亲眼见

    证了自己读本科时写下的那些与人性关联的文

    字，在医患关系中变成了现实。作为医学生，我

    们要直面死亡与痛苦，我们以后的工作就是照顾

    病患，同时又暂不会感受到责任带来的真正冲

    击，这些充其量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医学院的头

    两年，基本就是上课、社交、学习和阅读，就是

    在继续本科的生活而已。然而，我在医学院的第

    一年认识了女友露西(就是我后来的妻子)，她

    能看透学术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她内心的爱几

    乎无穷无尽，这也教会了我一些东西。有一天，她在我公寓的沙发上，研究着心电图的那些波动

    起伏，经过冥思苦想后，她正确地指出了其中致

    命的心律不齐的状况。然后她忽然明白过来了，并在一瞬间流下了眼泪：从这张不知从何而来

    的“练习用”心电图可以看出，这位病人已经不在

    人世了。纸上这些弯弯曲曲的线条，不只是简单

    的线条，而是从心颤再到心跳停止的全过程，这

    些会让看懂的人心痛落泪。

    露西和我在耶鲁医学院上学时，谢普·纽兰德 25

    还在开课，但当时我只是拜读过他的一些作

    品。纽兰德是著名的外科医生兼哲学家，写了一

    本极具开创性的书，探讨死亡，名为《我们如何

    死去》，在我读高中时出版。但一直到进了医学

    院，我才得以捧读此书。在我读过的书里，少有

    像这本一样，能直接而全面地指出生存的基本事

    实：一切生物，不管是金鱼，还是可爱的小孩，都难逃一死。晚上，我在房间里聚精会神地拜读

    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祖母病情的描述，一

    件事情竟然能如此淋漓尽致地展现身体上、医学

    上和精神上的混杂纠葛。纽兰德回忆起孩提时代

    常常玩的一个游戏——伸出手指去戳祖母的皮

    肤，看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原状。这是她慢慢变老

    的一个征兆。后来祖母又新添了呼吸急促的毛

    病，这些都说明她“逐渐走向充血性心力衰

    竭……老化的血液从老化的肺老化的组织中能运

    送的氧气大大减少”。但“最明显的是”，他接着写

    道，“是她慢慢失去了生命力……祖母停止了祷告，也基本上停止了其他所有事情”。祖母因为

    中风最终去世时，纽兰德想起托马斯·布朗的《一

    个医生的信仰》：“我们无从得知降生世上将遭

    遇怎样的冲突与痛苦，但通常来说我们很难脱身

    其外。”

    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在斯坦福研究文学，在

    剑桥探索医学史，想要对死亡的特性有更好的了

    解，结果却更觉疏离，始终懵懵懂懂，不得其

    道。而纽兰德的描述，才让我“绝知此事要躬

    行”。我转而学医，就是想去探寻死亡的双重神

    秘。死亡既带着浓烈的个人色彩，同时又丝毫不

    带个人色彩。这种截然相反的特性，无论从死亡

    的体验，还是从其生理表现上，都表现得很充

    分。

    我记得，纽兰德在《我们如何死去》的开

    头，写了一个年轻的医学生，独自待在手术室，面对一个心跳停止的病人。绝望之下，他为病人

    开胸，试图人工恢复他的心跳，那可真的是要起

    死回生。病人最终撒手人寰，最后纽兰德的导师

    找到了他，发现他浑身是血，垂头丧气。

    我进医学院的时候，情况已然不同。上述的

    场景完全不可想象。我们这些医学生根本连碰都

    不准碰病人，更别说给他们开胸了。不过，没有改变的，是在鲜血和沮丧之间极富英雄主义精神

    的责任感。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医生真正的形

    象。

    我第一次见证出生，也是第一次见证死亡。

    当时我刚刚通过医师认证的第一阶段考试，整整

    两年，高强度的学习，埋在书山之中，在图书馆

    独坐到深夜，在咖啡馆聚精会神地看课堂笔记，躺在床上也不忘看自制的学习卡。而接下来的两

    年，我将奔波在医院和诊所，终于可以把那些理

    论知识付诸实践，去缓解真正的病痛。我的首要

    关注对象，终于要变成病人，而不是那些抽象的

    知识了。我的实习从妇产科开始，会经常上大夜

    班，在病房目睹产妇分娩、孩子出生。

    日落时分，我走进医院大楼，努力回忆分娩

    的各个阶段和相应的子宫颈扩张程度，孩子在往

    外钻时各个位置的名字，反正只要关键时刻能派

    得上用场的，我都要想个遍。我这个医学生的任

    务就是观察学习，不要碍手碍脚。我的老师们，主要是那些已经读完医学院，并且选好专业、完

    成培训的住院医生，以及有着多年临床经验的护

    士。但我心中仍有恐惧如影随形，如同不安分的

    小鸟扑闪着翅膀。我害怕万一有什么意外情况，或者谁满怀期待地让我自己去接生，然后我失败

    了。我来到医生休息室，见指导我的住院医生。

    走进去后，看到一个深色头发的年轻女人，躺在

    沙发上，大嚼着一块三明治，同时一边看电视，一边读着期刊上的文章。我做了个自我介绍。

    “哦，好，”她说，“我是梅丽莎。需要我的

    话，到这儿或者值班室来找我。嗯，你最好注意

    一下那个叫加西亚的病人，二十二岁，早产宫

    缩，怀的还是双胞胎。其他人都还挺正常的。”

    梅丽莎一边大口咬着三明治，一边向我简要

    介绍了一下情况，信息真是很密集：双胞胎还只

    有二十三周半大；希望能尽量帮她保胎，不管能

    保多久，以便让胎儿发育得更成熟一些；至少要

    超过二十四周，这是培养胎儿生存能力的关键时

    期，之后的每一天都会好很多；病人在吃很多控

    制宫缩的药物。这时，梅丽莎的呼机响了。

    “好，”她双腿晃荡着从沙发上落了地，“我要

    走了。你要是愿意，就在这儿待会儿。能收到很

    多不错的有线电视频道。要么你就跟我来。”

    我跟着梅丽莎来到护士站。一面墙上全是显

    示器，显示着密密麻麻的遥测曲线。

    “那是什么？”我问。“子宫分娩力计输出的图像和胎儿的心率。

    我带你去看看病人。她听不懂英语。你会说西班

    牙语吗？”

    我摇摇头。梅丽莎把我带到病房，很昏暗。

    准妈妈躺在床上休息，很安静，肚子上缠着各种

    各样的监控带，检测她的宫缩情况和双胞胎的心

    率，将信号传输到我刚才在护士站看到的屏幕

    上。准爸爸站在窗边，握着妻子的手，忧虑地紧

    皱着眉头。梅丽莎用西班牙语朝他们小声说了几

    句话，然后拉着我出去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天下太平，一切顺利。

    梅丽莎在休息室睡着了。我努力辨认加西亚病历

    上那些难以辨认的潦草字迹，跟读天书似的。我

    最终还是看明白了，她全名叫艾琳娜·加西亚，这

    是第二次怀孕，没有做产前保健，也没有医疗保

    险。我写下她正在服的药，提醒自己待会儿要去

    查一下。我在医生休息室找到一本课本，了解了

    一点早产的知识。早产儿如果活了下来，还是有

    很大概率会遭遇脑溢血和脑瘫。不过，三十年

    前，我哥哥苏曼早产八周，现在已经正式成为一

    名神经内科医师了。我走到护士身边，请她教我

    看显示器上那些弯弯曲曲的图像。在我眼里，这

    跟医生写在病历上的字一样难以辨认，但显然可

    以预测接下来是平安无事还是大难临头。她点点头，开始指导我看宫缩数据和胎儿心跳对宫缩做

    出的反应：“这边，仔细看看，就能看到——”

    她停下来，神情非常忧虑，一言不发地站起

    来，冲进艾琳娜的病房，然后又冲出来，抓起电

    话，呼叫了梅丽莎。一分钟后，梅丽莎赶到了，睡眼惺忪地看了一眼图表，也冲进了病房。我急

    匆匆地跟在她后面。她打开翻盖手机，给主治医

    生打电话，连珠炮似的说着各种术语，我只能听

    懂一部分，也大概了解了情况：双胞胎情况很危

    险，唯一能保住的办法，就是紧急剖腹产。

    我不由自主地跟着一大群心急火燎的人进了

    手术室。他们让艾琳娜仰卧在手术台上，药物注

    入她的血管。一个护士手忙脚乱地往她隆起的腹

    部抹了抗菌溶液，主治医生、住院医生和我用酒

    精冲洗了手和前臂。我模仿着他们迅速的动作，默默地听着他们低声咒骂。麻醉师给病人插管，而主刀的主治医生则烦躁不安。“快点，”他

    说，“我们时间不多，动作要更快!”

    我站在主治医生旁边，看他用手术刀划开那

    女人的肚子，在她的肚脐下面留下一道弯弯曲曲

    的长切口，就在她那隆起的子宫顶端的下面。我

    努力跟上每一个步骤，迅速在脑子里搜索课本上

    的解剖示意图。手术刀所到之处，皮开肉绽。医生满怀信心地切开韧性很足、包裹着肌肉的白色

    腹直肌筋膜，接着用双手掰开筋膜和下面的肌

    肉，甜瓜一样的子宫开始出现在视野里。他把子

    宫也割开，一张小小的脸蛋出现了，接着又被淹

    没在血泊中。医生伸手进去，拉出一个，又拉出

    另一个。两个婴儿浑身发紫，几乎一动不动，双

    目紧闭，像过早掉出窝的小鸟。他们的皮肤是半

    透明的，能看到下面的骨头，似乎不是两个真正

    的孩子，更像谁信笔画的素描。他们太小了，比

    医生的手大不了多少，抱都抱不住，立刻被交给

    在一边待命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医生，迅速进了新

    生儿重症监护室。

    燃眉之急算是解决了，手术的步调慢了下

    来，大家都趋于平静，没刚才那么混乱了。电刀

    烧灼切口，止住了小规模喷溅的鲜血，皮肉烧焦

    的味道缓缓飘散开来。子宫缝合，缝起来的伤口

    如同一排牙齿，咬合在一起。

    “教授，腹膜需要闭合吗？”梅丽莎说，“我最

    近读到资料说不用闭合。”

    “上帝造物时闭合的，不要人为去分开，”主

    治医生说，“至少只能暂时分开。我喜欢把东西

    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们还是把它缝合了

    吧。”腹膜是包覆腹腔的一层薄膜。不知道为什

    么，我完全错过了刚才腹膜被切开的过程，现在

    也完全找不到它在哪里。在我眼里，这伤口就是

    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组织，然而在外科医生看来，这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如同雕塑家看一块未经

    雕琢的大理石。

    梅丽莎要了腹膜缝线，把钳子伸进伤口，扯

    出肌肉和组织之间一层透明的组织。突然间，腹

    膜和上面的大洞就这样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她缝合了腹膜，继续处理肌肉和筋膜，把它们用

    一根粗针和套环缝法缝合起来。主治医生走了。

    最后，皮肤也做了缝合处理。梅丽莎问我想不想

    来缝最后两针。

    我颤抖着双手，将针穿过皮下组织。拉紧缝

    线时，我看到针有微微的弯曲。皮肤被扯到一

    边，一团脂肪挤了出来。梅丽莎叹了口气。“不

    平整，”她说，“你弄到皮层了——看到这条薄薄

    的白色东西没？”

    我看到了。看来亟待训练的不仅是我的头

    脑，还有双眼。

    “剪刀!”梅丽莎剪开我笨手笨脚打的结，重

    新缝合了伤口，贴上带有伤口敷料的胶贴。病人被带去了康复病房。

    梅丽莎之前跟我讲过，在子宫内存活到二十

    四周，是培养胎儿生存能力的关键。双胞胎坚持

    了二十三周零六天。他们的器官已经形成，但也

    许还不足以负担起维持生命的责任。他们本应该

    再在子宫的保护下安稳地发育将近四个月，接受

    脐带运送来的含氧血和营养素。现在，他们必须

    靠脆弱的肺部吸入氧气，而小小的肺还无法进行

    复杂的扩张和气体转移，也就是呼吸。我到新生

    儿重症监护室去看他们，两个双胞胎各自待在一

    个透明的塑料保温箱中，周围巨大的机器嘟嘟响

    着，显得他们那么小，几乎淹没在缠绕纠结的线

    和管子里。保温箱边上开了个小小的窗口，父母

    可以伸手进去轻轻摸摸他们的腿或者胳膊。对于

    小宝贝们来说，这种来自真人的触碰，是生死攸

    关的。

    太阳升起，我的轮班结束了。我可以回家

    了，但双胞胎被从子宫中取出的画面让我难以成

    眠。我感觉自己也有点像一个未发育完全的肺

    脏，还没做好维系生命的准备。

    那天晚上我去上班，被派给一个新的准妈

    妈。大家都觉得这个孕妇没什么问题。一切都按

    常规来，而且今天刚好就是她确定的预产期。我和护士一起跟进这个妈妈四平八稳的生产过程，宫缩频率稳定上升。护士不时报告子宫颈张开的

    状况，从三厘米到五厘米再到十厘米。

    “好，现在可以开始了。”护士转身看着

    我，“别担心，快生了我们呼你。”

    我在医生休息室找到梅丽莎，过了一会儿，妇产团队被召集到产房：要生了。梅丽莎在门外

    递给我一件长大褂、一双手套和一双很长的靴

    套。

    “很脏的。”她说。

    我们走进产房，我一直有点尴尬地站在旁

    边，直到梅丽莎把我推到产妇的两腿之间，主治

    医生的前面。

    “使劲!”护士鼓励产妇，“再来一遍，就像刚

    才那样，不过不要尖叫了。”

    尖叫当然停不下来，很快血和其他不明液体

    也随着尖叫一起喷薄而出。清晰整齐的医学图表

    完全无法表现自然的天性，不仅尖牙利爪会见血 26

    ，生命的诞生也是一样。(这可不是安妮·哥蒂

    斯 27

    的照片。)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病房里真刀真枪地学做医生，和在教室里做医学生，受

    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读书和做选择题，完全

    不像身负重任采取行动。你也许很明白，自己要

    头脑清醒，往外拉孩子的头，好让肩膀一起出

    来，但真正干起来又是另一回事了。万一我拉得

    太狠了呢？(我脑子里响起一声咆哮：那会造成

    无可挽回的神经损伤!)产妇每使劲一次，宝宝

    的头就出现一点，但歇口气的间隙，又缩回去

    了。每次往外三步，缩回两步。我等待着。人类

    的大脑承担了这个生物体最基础的任务，而生育

    实在是一件危险的事。就是这样的大脑，想出了

    阵痛和分娩部门、子宫分娩和心率监测、硬脊膜

    外麻醉和紧急剖腹产这样的主意；同时，也是因

    为这样的大脑，以上这些都有必要进行。

    我一动不动地站着，不确定该干些什么。主

    治医生口头指导我，伸手抓住露出的头，接着产

    妇再次使劲时，我轻轻扶住宝宝慢慢钻出来的肩

    膀。是个个头挺大的女孩，胖乎乎的，浑身湿透

    了，至少是昨天晚上那两个小鸟一样的宝宝的三

    倍大。梅丽莎夹住脐带，我伸手剪断。

    宝宝睁开眼睛，张嘴哇哇大哭。我又抱了她

    一会儿，感觉到她实实在在的存在，接着把她抱

    给护士。护士把她抱到妈妈身边。我走到等候室，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产妇的家

    人。聚集在那儿的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全都欢

    呼雀跃，一阵纷乱的握手和互相拥抱。我就像个

    伟大的先知，从山顶带回新契约 28

    的欢乐消息!

    生产带来的一切肮脏与混乱消失了。站在这

    里的我，刚刚抱过这个家庭的最新成员。她是这

    个男人的侄女，那个女孩的表妹。

    回到产房，我兴高采烈地跑到梅丽莎身边。

    “嘿，昨晚的双胞胎怎么样了，你知道

    吗？”我问。

    她的脸色瞬间黯淡下来。昨天下午A宝宝去

    世了，B宝宝坚持了不到二十四小时，在我接生

    刚才那个宝宝的时候也走了。那一刻我满脑子都

    是塞缪尔·贝克特 29

    的隐喻，正与这对走到生命

    尽头的双胞胎相合：“有一天我们诞生，有一天

    我们死去，同样的一天，同样的一秒钟……他们

    让新的生命诞生在坟墓上，光明只闪现了一刹

    那，跟着又是黑夜。” 30

    我现在就站在“掘墓

    人”的旁边，他的工具是医用的钳子。这些生命

    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这你就接受不了了？”她说，“很多母亲明知胎死腹中，还是要经历分娩和生产。你想象得到

    吗？这些人至少还有过希望。”

    就像火柴闪动微光，却没有燃烧起来。543

    号病房里，母亲在饮泣，父亲眼眶通红，泪水默

    默滑落：这真是和那边的欢乐形成鲜明对比；出

    乎意料的死亡，是那么不公平，令人无法忍

    受……你能去劝他们什么呢？你能说得出什么安

    慰的话呢？

    “紧急剖腹产是正确的选择吗？”我问。

    “绝对是，”她说，“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如果不做，有什么后果？”

    “他们会死。胎心追踪的图表显示，胎儿正

    遭遇酸血症。不知道是脐带出了什么问题，还是

    其他地方出现了很糟糕的情况。”

    “但你怎么知道追踪图表的糟糕程度呢？出

    生太早或者生得太晚，哪个更糟糕？”

    “要自己判断了。”

    这个判断也太难了。我这小半辈子，最艰难

    的决定，也就是三明治到底要法式蘸酱还是鲁宾蘸酱。而这样的判断，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又怎

    么可能安心做呢？医学实践方面，我还有很多东

    西要学。但在生与死悬而未决之时，单凭这些知

    识够吗？光靠脑子聪明显然行不通，道义上也需

    要明确的思考。

    不知何故，我必须坚信，这个过程中，我收

    获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智慧。毕竟，一天前我

    刚刚迈入医院大门时，生与死还不过是抽象的概

    念而已。现在，我已经近距离地直面二者。也许

    贝克特笔下的波卓 31

    说得对，生命就是转瞬即

    逝，太短暂，容不得多想。但我必须集中精力去

    扮演好迫在眉睫的角色，一心一意投入到死亡的

    全过程中。我就是拿着钳子的掘墓人。

    不久，我在妇产科的轮转结束了，立刻就转

    到肿瘤外科。同期的医学生玛丽和我一起轮班。

    轮班了几个星期，在一个无眠的夜晚之后，她被

    分配去协助一台“惠普尔手术”。这是很复杂的手

    术，需要调整腹部的很多器官，以便切除胰腺

    癌。在这种手术里，医学生一般都要连续站上九

    个小时，通常只是旁观，顶多帮忙拉拉勾。被选

    中去协助这种手术，是医学生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过程极度复杂，能够主刀的至少也要住院总

    医生的级别。但这也是会累垮人的手术，是对普

    外科医生技能的终极测试。手术开始后十五分钟，我看到玛丽站在走廊里哭。惠普尔手术开始

    时，医生要从小小的切口放进一个小小的摄像

    头，看有没有转移瘤。因为如果癌细胞大面积扩

    散，那手术就没用了，需要取消。玛丽站在手术

    室里，想着要站上整整九个小时，心里一直在默

    默地祈祷：“我太累了——上帝啊，一定要有转

    移啊。”的确有。病人被重新缝合，手术取消。

    玛丽先是松了口气，接着心灵就不断被愧疚侵

    蚀，越来越深，痛苦不堪。玛丽冲出手术室，她

    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而我恰好出现在那里。

    医学院的第四年，我看着很多同学一个个选

    了要求不那么高的专业(比如放射科或皮肤

    科)，并申请了住院医生。我对此困惑不已，搜

    集了好几个顶尖医学院的数据，发现趋势都一

    样：读完医学院之后，大多数学生都倾向于选择

    有利于“高品质生活方式”的专业，上班时间比较

    人性化，工资比较高，压力比较小。他们在申请

    医学院时写就的雄心壮志，要么打了折扣，要么

    消失得无影无踪。临近毕业，我们按照耶鲁的传

    统，坐下来，修改我们毕业典礼上要说的誓言。

    总之就是希波克拉底 32

    、迈蒙尼德 33

    、奥斯勒和

    其他几个伟大医学界前辈名言的合集。有几个同

    学争论说，应该去掉把病人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的句子。(其他人不允许，讨论没能持续很长

    时间。这些话没有去掉。在我看来，这种自我中

    心论是完全与医学精神相悖的，但话说回来，也

    是完全合理的。的确，这世上99%的人选工作都

    是这样的：薪水、工作环境、工作时间。事实本

    来就是如此，选择工作的时候，当然要把生活方

    式放在第一位，哪管什么使命的召唤。)

    而我呢，会选神经外科。这个选择我已经考

    虑了一段时间了。究其发端，是一天晚上，刚刚

    走出手术室，在一间病房里，我带着默默的敬

    畏，听一个儿童神经外科医生与病人父母的谈

    话。他们的孩子长了个很大的脑瘤，那天晚上刚

    送到医院，说是头痛。医生不仅跟他们详细讲述

    了临床上的一些信息，也充满人情味地表达了对

    这种不幸的同情，并为他们提供了指导。恰巧，孩子的妈妈是一名放射科医生。肿瘤看上去是恶

    性的，妈妈已经研究了扫描结果，现在她坐在日

    光灯下的塑料椅上，完全崩溃了。

    “好了，克莱尔。”医生轻轻开了口。

    “有看上去那么糟糕吗？”母亲打断了他，“你

    觉得是癌症吗？”

    “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知道你也知道，就是你的生活即将改变——已经改变了。这

    是一场长途旅行，你明白吗？你们必须相互陪伴

    支持，但需要的时候你也要好好休息。这种病要

    么让你们更团结亲密，要么让你们彻底决裂。所

    以，现在你们要给彼此前所未有的支持和陪伴。

    我不希望你们中任何一个整夜待在床前或者守在

    医院不走，好吗？”

    他继续说起手术计划，可能的结果和预后，现在需要做什么决定，需要开始考虑但不用立刻

    就做的决定，还有他们暂时完全不需要担心的决

    定。谈话结束时，一家人并不轻松，但看起来似

    乎可以面对未来了。我一直注意着两夫妻的脸，一开始毫无血色、呆滞迟钝，几乎是神游天外，后来神情越来越振作和集中。坐在那儿的我突然

    意识到，那些集合了生命、死亡与意义的问题，那些所有人在某个时候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通

    常都发生在医院里。当一个人真正遇到这些问

    题，这就变成了实践，有着哲学和生物学上的双

    重意义。人类是生命体，遵循自然法则，很遗憾

    的是，这些法则就包括一条：熵总是在增大的，生命是无常的。疾病，就是分子的顺序打乱了；

    生命的基本要求是新陈代谢，而死亡，就是新陈

    代谢的终止。

    所有的医生都治病救人，而神经外科医生则在为病人保命与保住个性之间备受煎熬：每一次

    脑科手术，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对自身本质的

    一次操控；每一次和经历脑科手术的病人谈话，也都迫使我们直面这个现实。另外，对于病人和

    家属来说，脑科手术应该是他们一生中最戏剧化

    的事情了，是一件会对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大

    事。如此的紧要关头，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生存还

    是死亡，而是到底怎样的人生才值得一活。你愿

    意用失去说话的能力，来交换多几个月的生命，默默无声地度过余生吗(也许你要替自己的母亲

    做这个决定)？你愿意冒着丧失视力的危险，来

    排除致命脑出血的哪怕一点点可能吗？你愿意右

    手丧失行动能力，来停止抽搐吗？你到底要让孩

    子的神经承受多少痛苦，才会更愿意选择死亡

    呢？因为脑部控制着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经历，任何神经上的问题都迫使病人和家属去思考(理

    想的状况是，有医生指导他们)：到底是什么，才赋予生命以意义，从而值得一活？

    神经外科令我不由自主地折服，这里没有宽

    宥，必须追求完美。我想，这就像古希

    腊“arete”这个概念，是一种道德、情感、思维和

    身体上都至臻卓越的美德。神经外科似乎提供了

    最艰难的挑战，也最为直观地面对意义、个性和

    死亡。神经外科医生的肩膀上负担着沉重的责

    任，同时也是精通各个领域的“多面手”：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神经内科、放射学。我意识到，不仅要训练思维和双手，还有眼睛，也许还有其

    他器官。这想法来势汹汹，令我深陷其中不可自

    拔：也许，我也能像那些博学通才一样，跋涉在

    情感、科学和精神难题最茂密的荆棘丛中，找到

    出口，或者杀出一条血路。

    医学院毕业后，我们这对新婚夫妇去加利福

    尼亚开始住院生涯。我在斯坦福，露西在加州大

    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正式成为过去，我们要真

    正承担起责任了。我很快在医院交了几个好朋

    友，特别是和我同期的住院医生维多利亚，还有

    比我们早来几年的血管外科住院医生杰夫。接下

    来七年的训练生涯中，我们将一起成长，一开始

    只是见证医院里戏剧化的一幕幕，到后来自己开

    始担任其中的主角。

    第一年的住院医生，在生命与死亡这样厚重

    的背景下，真可谓卑微如蝼蚁。不过，就算这

    样，工作强度也是巨大的。第一天到医院，住院

    总医生就对我说：“神经外科的住院医生不仅仅

    是最好的外科医生，我们也是整个医院最好的医

    生。这就是你的目标。让我们为你骄傲吧。”科

    主任经过病房时说：“吃饭的时候记得用左手。

    你要学会左右开弓。”年资比较高的一位住院医

    生说：“给你小小提醒一下，总医生正在闹离婚，别跟他聊闲天。”带我的是个很开朗的医

    生，本来应该给我一些说明和指导，却只是交给

    我一份四十三个病人的名单：“我只需要跟你说

    一件事：他们永远可以给你带来更多伤害，但他

    们无法让时间停止向前。”说完他就走了。

    接下来的两天我都没离开医院，但不久以

    后，这些堆积如山、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文件工

    作，只需要花一个小时就能轻松解决了。不过，医院工作中，你归档的文件可不仅仅是文件，而

    是各种各样充满风险与胜利的病例。比如，八岁

    的马修，有一天因为头痛来看医生，结果发现下

    丘脑附近有个肿瘤。下丘脑控制着我们的基本需

    求：睡眠、饥饿、口渴和性需求……那附近的任

    何肿瘤如果不及时彻底地处理，都会让马修的余

    生生活在化疗和更多的手术之中，头上还需要插

    着导管过活……简单来说，会毁了他的童年。完

    全切除肿瘤就能避免上述情况，但可能有损伤下

    丘脑的风险，让他染上暴饮暴食之类的毛病。手

    术开始，医生从马修的鼻腔里伸进一个内窥镜，钻开他的颅骨。进去以后就看到一个清晰的平

    面，切除了肿瘤。几天后，马修就在病房里活蹦

    乱跳了，还从护士那里偷糖吃。他准备回家的那

    天晚上，我很开心地填着他那似乎永远也填不完

    的出院手续。我的第一个死亡病例，发生在一个周二。

    八十二岁的一个老太太，身材娇小，自己收

    拾得很整洁，是普外科最健康的人。而我在普外

    科实习了一个月。(验尸的时候，病理医师得知

    她的年龄很是震惊：“她的器官年龄只有五十岁

    啊!”)她住院是因为轻微肠梗阻导致的便秘。

    我们等了六天，希望她的肠子能自行恢复。希望

    落空后，我们做了个小手术来进行治疗。周一晚

    上八点左右，我去病房查看，她神志清醒，状态

    良好。我一边和她聊天，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日

    工作计划，把最后一项(“术后检查，哈维太

    太”)划掉。我该回家休息一下了。

    午夜过后的某个时间，电话响了。病人不行

    了。几个小时前那种略带官僚主义的志得意满突

    然被撕得粉碎，我从床上猛地坐起来，连珠炮似

    的发布指令：“一升盐水静脉输液、心电图、照

    胸片，马上行动——我在去的路上了。”我给住

    院总医生打了电话，她告诉我还要多做一些检

    查，等我把情况搞得更清楚一些，再给她打电

    话。我冲到医院，看见哈维太太呼吸困难，心跳

    加快，血压陡降。无论我做什么，她也不见好

    转。而当时我是唯一在值班的普外实习生，呼机

    一直在震，有些信息可以忽略(病人需要安眠药

    物)，有些没法不管(急诊室病人主动脉瘤断裂)。我手忙脚乱，如同溺水的人，万事缠身，黔驴技穷。哈维太太仍然没有起色。我安排把她

    转到重症监护室，拼命给她灌药输液来保命。接

    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就狂奔在急诊室那个面临死

    亡威胁的病人和重症监护室那个生命垂危的病人

    之间。凌晨5：45，急诊室的病人被推往手术

    室，哈维太太的情况也相对稳定下来。我们动用

    了十二升点滴、两个单位的血、一台呼吸机、三

    个血压增压器，才得以维持她的生命。

    等我终于走出医院，已经是周二下午五点。

    哈维太太仍然不见好转，也没有恶化。晚上七

    点，电话又响了，哈维太太昏迷了，重症监护团

    队正在尝试心肺复苏。我又狂奔回医院，她再次

    死里逃生，真是命悬一线。这次我没有回家，只

    是到医院附近去吃了晚饭，以防万一。

    八点，手机响了：哈维太太去世了。

    我回家去睡觉。

    我的情绪介于愤怒和悲伤之间。不管怎么

    说，哈维太太是从那一摞厚厚的文件中“脱颖而

    出”，才成为我的病人。第二天，我参加了她的

    尸检，看着病理医师把她开膛破肚，移走各种器

    官。我亲自检查那些器官，用双手去抚摸，检查我在她肠道上缝针打的结。从那以后，我再也不

    把任何病人简单看作病历上的文字了，而是把所

    有的文件和病历都当作真正的病人来看待。

    那一年，我算是见证了很多死亡。有时候是

    站在角落窥视，有时候则和死神在病房里狭路相

    逢，感觉非常尴尬。下面是一些我亲眼看着死去

    的病人：

    1.一个酗酒的人。他的血液再也凝结不起来

    了，血一直流进他的关节和皮下，直到他慢慢走

    向死亡。每天，淤血的范围都会扩散。陷入神志

    昏迷之前，他抬头看着我说：“这不公平——我

    喝的酒都是加水稀释过的。”

    2.一位病理医师，患了肺炎，病入膏肓，临

    终时哮喘不断，最后被送去尸检——这是她最后

    一次去病理实验室，而她曾在这里度过了很多岁

    月。

    3.一个男人，做了个神经外科的小手术，治

    疗常常突如其来的面部惊痛。医生在有“嫌疑”的

    神经上放了一小滴胶液，免得被血管压迫。一周

    后，他遭遇了剧烈的头痛。什么检查都做过了，但无法做出任何诊断。4.头部创伤的很多病例：自杀、枪击、酒吧

    斗殴、摩托车事故、撞车，还有被麋鹿攻击。

    有时候，这种沉重感非常明显。压力与沮丧

    弥漫在空气中。一般情况下你都注意不到，只是

    将这愁云惨雾呼吸进去。但在某些时候，比如闷

    热潮湿的日子里，它本身的力量就能让你窒息。

    有些日子，我在医院的感觉，就像酷暑之中被困

    在没有尽头的丛林，大汗淋漓，浑身湿透，死者

    家属们的眼泪就像大雨，倾盆而下。

    到了培训的第二年，突发事件时你必须第一

    个到场。有的病人你救不了，有的却可以妙手回

    春：当我第一次将昏迷不醒的病人从急诊室带到

    手术室，从他头颅中抽出积血，看着他醒过来，跟他的家人谈话，抱怨他头上的切口时，我突然

    陷入一阵愉悦的眩晕。凌晨两点的时候，我步履

    轻快地在医院里漫步，直到不知自己身处何方，花了整整四十五分钟才找到出去的路。

    高强度的工作安排当然有负面影响。虽然官

    方规定的最长工作时间不超过每周八十八小时，但我们每周基本上要工作一百个小时。事情总是

    做不完的。我累得眼眶泛泪，脑袋生疼，凌晨两

    点还在牛饮能量饮料。工作的时候我倒是精神百

    倍，但一走出医院，筋疲力尽的感觉立刻就会击中我。我踉踉跄跄地穿过停车场，总要先在车里

    打一会儿盹，然后再开十五分钟的车回家，瘫倒

    在床。

    不是所有住院医生都能承受住这种压力。有

    一个就接受不了别人的指责，也承担不起这么重

    的责任。他是个相当有天赋的外科医生，但一犯

    了错误就难以面对、无法承认。一天，我和他坐

    在休息室里，他哀求我挽救他的事业。

    “你唯一需要做的，”我说，“就是直视我的眼

    睛，说：‘我很抱歉。刚刚发生的事情是我的错。

    我不会再让它发生了。’”

    “但是是护士——”

    “不。你必须说出来，发自内心地说。再试

    试。”

    “但是——”

    “不。说出来。”

    我们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我终于知道，他完了。

    沉重的压力让另一个住院医生也出局了。她选择离开，找了份不那么繁重的咨询工作。

    其他人甚至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随着我的技术日益精进，我的责任也重大起

    来。我学习如何判断哪些病人的命救得了，哪些

    难逃一死，哪些不能仅凭我的判断来决定。我也

    会犯错误。我把一个病人紧急送往手术室，只来

    得及保住他的心跳，但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要

    通过管道进食，过上了自己决不接受的生活……

    我觉得这是比病人死亡更可怕的失败。衰退的机

    能、无意识的新陈代谢，虽然存在，但已经成为

    不可承受的重担，一般都要被送往某个机构，无

    法接受也不知如何是好的家人，探望得越来越

    少，直到褥疮或肺炎无可避免地夺走他的生命。

    有些人坚守在此生，睁大双眼想活下去，探索各

    种各样的可能性。但很多人没有这样做，或者说

    做不到。而神经外科医生必须学会去裁决。

    我选择医疗事业，部分原因是想追寻死神：

    抓住他，掀开他神秘的斗篷，与他坚定地四目相

    对。神经外科对于我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大脑

    与意识的交缠，更在于生与死的纠葛。我以为，在生与死的空间中，我一定能找到一个舞台，不

    仅能凭怜悯和同情来采取行动，自身还能得到升

    华，尽可能地远离所谓的物质追求，远离自我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直达生命的核心，直面生死

    的抉择与挣扎……在那里，一定能找到某种超然

    卓越的存在吧？

    但住院医生的生涯中，别的什么东西渐渐在

    我眼前展现。脑部损伤如同永不停歇的密集炮火

    将我包围，我开始怀疑，离探索的前沿如此之

    近，这些时刻炽热强烈的光也许会让我对它们自

    然的特性视而不见，如同为了学习天文学直接凝

    视太阳。在病人们的关键时刻，我还没有达到与

    他们同在的境界，只能说是这些关键时刻的参与

    者。我看过了太多的痛苦，更糟糕的是，我开始

    习以为常。一个溺水，或者说“溺血”的人，会努

    力去调整自己，学会漂浮，学会游泳，甚至开始

    享受人生，和医生护士交心，因为他们和你绑在

    同一条船上，陷在同样的风浪中。

    我的住院医同事杰夫和我一起合作治疗创

    伤。每次创伤室那边有并发的脑损伤，他就叫我

    过去，我俩的行动一向很默契。他检查腹部，然

    后问我对病人的认知功能有什么判断。“嗯，他

    要是想还是可以做参议员的，”有一次我如此回

    答，“不过只能去个比较小的州了。”杰夫大笑，从那时起，一个州的人口就成为我们描述脑损伤

    严重程度的指标。“他是怀俄明还是加利福尼

    亚？”杰夫这么问，决定给病人制订什么程度的治疗方案。或者我可能会说：“杰夫，我知道他

    的血压还很正常，但我要给他做手术，不然他就

    要从华盛顿变成爱达荷了，你能把他稳一稳

    吗？”

    一天，我在餐厅吃着常吃的午餐，健怡可乐

    加冰激凌三明治。突然呼机响了，说马上要来一

    个重伤病人。我跑到创伤室，刚把冰激凌三明治

    藏在一台电脑后面，急救车就到了，急救员们推

    着轮床，连珠炮似的交代情况：“二十二岁，男

    性，摩托车事故，时速四十英里，鼻孔流出液

    体，疑似脑浆……”

    我立刻开始工作，叫人给我拿了个插管托

    盘，检查其他的体征。安全插管之后，我检查了

    他身体多处的创伤：脸部淤青，皮肉擦伤，瞳孔

    放大。我们给他注射了很多甘露醇，减轻脑肿

    胀，急急忙忙地推他去照片子：颅骨碎裂，活动

    性大出血。我心里已经在规划开颅手术了，该怎

    么钻开颅骨，把血抽出来。他的血压突然下降

    了。我们又迅速把他推回创伤室。创伤团队的其

    他人刚刚赶到，他的心跳就停止了。在他周围，各种各样旋风般的行动迅速进行：很多导管插入

    他的股动脉，深入他的胸腔，静脉上注射着药

    物；与此同时，医生的拳头捶打着他的心脏部

    位，保持血液流通。三十分钟后，我们停了手，任他完成死亡的过程。大家都意见一致地低语：

    脑部受这么重的伤，死了其实更好。

    我溜出创伤室，他的家人正好被领进去认

    尸。我突然想起来，我的健怡可乐，我的冰激凌

    三明治……创伤室又那么闷热。急诊室一个住院

    医生帮我打了掩护，我像个幽灵似的溜了回去，从那个我救不了的病人的尸体前，把冰激凌三明

    治“救”了出去。

    在冰箱里冻了三十分钟，三明治算是“满血

    复活”了。我一边想，挺好吃的，一边把卡在牙

    缝里的巧克力碎屑给弄出来。而死者的家人正在

    那边做最后的道别。我在想，短暂的从医生涯以

    来，我的道德观，是后退了，还是进步了？

    几天后，我听说医学院的一个朋友劳里被车

    撞了，一个神经科医生做了手术，试图救她的

    命。她昏迷过去，又醒了过来，第二天去世了。

    我不想再往下听了。以前听这种事情，总是一句

    简单的“车祸丧生”就不会再去想其他的，现在那

    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听到一句“车祸丧

    生”，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各种各样的画

    面一起涌上来：轮床急速向前，创伤室的地上鲜

    血淋漓，导管插入她的喉咙，拳头不断捶打她的

    胸腔。我仿佛看见一双手，我的手，剃着劳里的头皮，手术刀割开她的头颅；耳边有钻子的嗡嗡

    声，骨头的焦煳味，钻开时飞扬的微尘，撬开她

    一小块头骨时那裂开的声音。她的头发被剃掉了

    一半，她的头部完全被拆解了。她再也无法变成

    完整的自己了，她的朋友和家人都认不出她了。

    也许她身上还插了胸管，一条腿上做了牵引……

    我没有询问细节。毕竟已经见过太多了。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涌现出自己毫无同情心

    的一幕又一幕：我对病人万分担忧的心情不管不

    顾，急着劝他们出院；别的事情忙不过来的时

    候，我忽略病人的痛苦；我观察病人的病状，记

    下来，做出自以为准确的各种诊断，却并没有看

    到深层的病因——后来这些病人总是不断出现在

    我的回忆中，满怀复仇的怒火，不屈不挠。

    我怕自己即将成为托尔斯泰笔下那种很典型

    的医生，沉浸于空洞的形式主义，诊断时只会生

    搬硬套，完全忽略更大程度上的人性意义。

    (“医生们来看她，有时各人单独地来，有时大

    家举行会诊，用法语、德语、拉丁语说很多的

    话，他们互相批评，按照他们看得出来的病症开

    出各种各样的药方，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

    到那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他们完全不能够了解娜

    塔莎病中的痛苦。” 34)一位刚被诊断出脑瘤的母亲来找我。她很困惑，很恐惧，完全不知所

    措。当时的我筋疲力尽，全然不把她放在心上。

    我匆忙地回答了她的问题，向她保证手术一定会

    很成功，也安慰自己说没时间详细地解答她所有

    的问题。但我为什么没有抽出时间呢？曾经有个

    脾气特别暴的兽医病人，拒绝众多医生、护士和

    理疗师的劝告，结果，他背上的伤口破裂了，正

    如我们警告的那样。我当时在手术室，被叫了出

    去，帮他缝好裂开的伤口。他痛得嗷嗷大叫，我

    心想：他活该。

    没人是活该的。

    我知道，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 35

    和理查德·

    塞泽尔 36

    曾经承认他们干过比我更坏的事情，但

    我一点也不觉得安慰。我发誓要做得更好。满目

    的人间悲剧与痛苦失败，我真怕自己已经看不见

    人类关系最非凡的重要性了，不是病人和家属之

    间的关系，而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专业技

    术出色是不够的。人人终有一死，作为一名住院

    医生，我的最高理想不是挽救生命，而是引导病

    人或家属去理解死亡或疾病。要是一个病人脑出

    血，救不了了，送到医院来，神经外科医生与家

    人的第一次谈话，可能将永久决定他们对这场死

    亡的感觉，有可能是平和地接受(“也许他该走

    了”)，也有可能是痛苦的遗憾(“那些医生根本不听我们说!他们都没努力去救他!”)。要是

    手术刀没有用武之地，外科医生唯一的工具，就

    是言语。

    严重的脑损伤会带来超乎寻常的痛苦，而家

    人的痛苦往往要胜于病患，看不到完整意义的，不仅仅是医生而已。围绕在床边的家人，看着他

    们亲爱的人头部面目全非，脑子完全伤成一团糨

    糊，他们通常也看不到完整的意义。他们看到的

    是过去，是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回忆，因为当下

    遭遇而感受到的更深的爱，全都由眼前这具躯体

    所代表。我看到的是病人可能面对的未来，通过

    手术在脖子上开个口子，和呼吸机连在一起；肚

    子上开个洞，黏糊糊的液体一滴滴流进去；可能

    要经历很长很痛苦的恢复过程，还不一定能完全

    恢复；有时候，更有可能的是，根本变不回他们

    记忆中的那个人了。在那样的时刻，我抛弃了平

    时最常扮演的角色，不再是死神的敌人，而是使

    者。我必须帮助这些家人明白，他们所熟知的那

    个人，那个充满活力的完整的人，现在只存在于

    过去了，我需要他们的帮助，来决定他她想要的

    未来：轻松地一死百了，还是一袋袋的液体这边

    进，那边出，尽管无力挣扎，也要坚持活下去。

    要是年少时接触宗教更多一些，我可能会成

    为一个牧师。因为我所追求的，其实就是一个牧师的角色。

    调整过我的思想重心以后，病人签署授权手

    术的同意书，意义就不那么简单了。这不再是一

    场迅速告知手术所有风险的司法程序，就像某种

    新药品广告里快速念一遍的副作用，而是一次机

    会，可以和正在承受痛苦的同胞订立盟约：我们

    在此共聚一堂，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我承诺尽

    自己所能，引导你走向彼岸。

    住院生涯到这个时候，我的工作效率有所提

    高，经验也更加丰富，我终于可以稍稍松口气，不再为了自保而疲于奔命。现在的我已经完全承

    担起了为病人创造福祉的责任。

    我想到了父亲。医学院时期，露西和我都去

    过他在金曼的病房，跟着他查过房，看着他安慰

    病人，同时又告知他们各种不确定性。有个女病

    人，做了心脏手术还在康复期，父亲问她：“你

    饿吗？我给你弄点吃的，你想吃什么？”

    “什么都行，”她说，“我饿死了。”

    “嗯，那龙虾和牛排怎么样？”他拿起电话，给护士站打过去，“我的病人想吃龙虾和牛排，现在，马上!”他转身看着她，面带微笑，“在路上了。不过可能看起来像火鸡三明治。”

    他那么亲切和蔼地与病人交流，春风化雨般

    在病人心中建立信任，真是让我备受启发和鼓

    舞。

    三十五岁的女病人坐在重症监护室的床上，脸上全是恐惧。妹妹快过生日了，她出去买礼

    物，突发癫痫。扫描之后发现，她的右前额叶被

    一个良性的脑瘤压迫。要说手术的风险，这种肿

    瘤是风险最小的，长的位置也很容易处理；做个

    手术，她的癫痫症状就八九不离十地消除了。另

    一个选择，就是终身服用有毒性的抗癫痫药物。

    但我看得出来，光是“开颅手术”这几个字就够让

    她心惊肉跳的了。她独自一人，在一个陌生的地

    方，被迅速从熟悉、热闹的购物中心带到外星球

    般的重症监护室，到处都是哔哔响的仪器和闪烁

    的警报，还弥漫着一股消毒剂的味道。要是我用

    公事公办的口吻，细数所有的风险和可能出现的

    并发症，她很有可能就拒绝手术了。我当然也可

    以把她的拒绝记下来，填在表上，想着我尽到了

    责任，完成了任务，可以开始新的工作。我没有

    这样做，而是征得她的同意，把她的家人都召集

    到病床前，一起平心静气地讨论各种选择。随着

    谈话的深入，我看得出来，她那种不知所措的巨

    大恐慌，逐渐变成一个艰难但可以理解的决定。在我与她当下的空间里，她是个人，不是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她选择了手术。手术很顺利。两天

    后她回家了，癫痫再也没有发作过。

    无论什么大病，都能完全改变一个病人以及

    全家人的生活。但脑部的疾病又有其独特的严重

    性。如果儿子去世了，父母的世界一定会天翻地

    覆，那么，如果病人是脑死亡，身体还温热，心

    脏还跳动，那岂不是更加不可理解？灾难的起源

    如同星球开始解体，当病人听到神经外科医生的

    诊断时，他们的眼神，就像解体的碎片——这个

    比喻最最恰切不过。有时候，消息太惊人了，脑

    子几乎会“短路”。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心因性”综

    合征。有些人听到坏消息后会昏过去，这种综合

    征就是更为严重的情况。我母亲的父亲，在二十

    世纪六十年代的印度农村顶住重重压力，保障了

    女儿的教育。而我母亲只身一人在外面上大学的

    时候，听到坏消息，自己的好爸爸在长期住院之

    后最终去世，她当时就发作了心因性癫痫，一直

    持续到她回家参加葬礼。我的一个病人，刚被诊

    断出脑癌时，突然就倒地昏迷了。我做了一系列

    的化验、扫描、脑电图寻找原因，但没有结果。

    决定性的测试反而是最简单的：我把病人的手臂

    举起来，高过他的脸，然后松开。心因性昏迷的

    病人还有残存的决断力，会避免打到自己。治疗

    手段包括不断跟他说话，安慰他，直到他感受到你的言语，醒过来。

    脑癌分两种：一是与生俱来的原发性肿瘤，另一种是转移性肿瘤，从身体别的地方迁移至

    此，比较普遍的是从肺部转移。手术无法治愈，但的确可以延长生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旦

    得上脑癌，就意味着一年内死亡，可能两年。

    李太太快满六十了，眼睛是淡绿色的，两天

    前转到我这里。原来住的医院在她家附近，离这

    儿有一百六十多公里。她丈夫穿着格子衬衫，衬

    衫的下摆整齐地塞进洗得干净挺括的牛仔裤里。

    他站在她床边，不安地摆弄着手上的结婚戒指。

    自我介绍以后，我坐下来，她给我讲了自己的

    事：过去几天来，她一直觉得右手在麻麻地刺

    痛，然后就有点不听使唤了，后来发展到连衬衫

    扣子都扣不好。她去了当地的急诊，害怕是中

    风。在那里做了个核磁共振，就被送到这儿来

    了。

    “有人给你解释核磁共振的结果吗？”我问。

    “没有。”烫手山芋被扔给我了，这种难以启

    齿的事情总是这样。一般来说，我们都要和肿瘤

    医师吵一架，让他负责把这种消息转达给病人。

    这事儿我都干了多少回了？嗯，我想，到此为止吧。

    “好，”我说，“我们要好好谈谈了。要是你不

    介意的话，能不能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想法？听病

    人聊聊对我总是很有帮助的，免得我待会儿说不

    清楚。”

    “嗯，我以为是中风了。但我猜……不是？”

    “猜得对。你没有中风。”我略有迟疑。我能

    看到她上周的生活和即将来临的生活之间那巨大

    的鸿沟。她和她丈夫看上去都没做好迎接脑瘤的

    准备。到底又有谁准备好过呢？于是我放缓速

    度，稍微说得含蓄了些：“从核磁共振看，你脑

    部有包块，所以才有那样的症状。”

    沉默。

    “你想看看核磁共振图像吗？”

    “想。”

    我从病床边的电脑上调出那些图像，指出她

    的鼻子、眼睛、耳朵，教她看。接着我向上滚动

    到肿瘤的位置，黑色的坏死核周围包裹着边缘起

    伏的白色圆环。“那个是什么？”她问。

    有很多可能。也许是感染。做了手术才知

    道。

    我仍然想回避这个问题，好让他们暂时不那

    么忧心忡忡，心理负担稍微轻一些。

    “做完手术才知道，”我开口，“但很像脑肿

    瘤。”

    “是癌症吗？”

    “刚才说了，要取下来交给病理师，做了活

    检才知道。但是，如果让我来猜测，我可能会说

    是。”

    从扫描结果来看，我心里早就确诊了是恶性

    胶质瘤，很有侵略性的脑癌，最糟糕的那种。但

    我说得很委婉轻柔，随时察言观色，看李太太和

    丈夫的反应行事。我刚才已经说了有脑癌的可

    能，估计其他的话他们也记不得多少了。如果是

    一大碗悲剧，最好一勺一勺慢慢地喂。很少有病

    人要求一口气吃完，大多数都需要时间去消化。

    他们没有问手术预后的情况。这和创伤科不一

    样，在那里你只有十分钟时间解释并做出重大的决定，在这里我可以慢慢把事情讲清楚。我详细

    地说了接下来几天可能要面对的情况：围绕着手

    术要干些什么；我们只会剃掉她的一点点头发，这样稍微修饰一下还是美美的；手术之后她的手

    臂可能会有点虚弱无力，但后面会恢复的；如果

    一切顺利的话，三天后她就能出院了；这好比马

    拉松的第一步；一路上要注意休息，这很重要；

    也不用刻意去记我刚才说的任何东西，反正我们

    都会再过一遍的。

    手术以后，我们又谈了话，这次我们聊了化

    疗、放疗和预后。这时的我已经懂点基本规则

    了。首先，具体的数据是研究室里用的，病房里

    没必要说。标准数据，也就是卡普兰-迈耶曲线 37

    ，对部分存活了一段时间的病人进行了跟踪检

    测。我们就是用这个曲线来衡量治疗的进展，来

    判断病情的严重程度。恶性胶质瘤的曲线下降得

    特别快，手术两年之后只有5%的病人还活着。其

    次，话要说得准确，这非常重要，但还是必须留

    下希望的空间。我不会说“存活期是十一个月”或

    者“你有95%的机会在两年内死亡”，而是说：“大

    多数病人都活了好几个月到好几年。”在我看

    来，这可能是更诚实的说法。问题在于，你不能

    跟任何一个病人准确地说她到底位于曲线的什么

    位置：是六个月以后死亡呢，还是六十个月以后？我觉得，当不能准确判断的时候，说出具体

    时间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那些把具体时间说

    出来的庸医(“医生说我还能活六个月”)，我一

    直想知道，他们都是谁啊？统计学是谁教的？

    听到消息后，大多数病人都是一言不发(毕

    竟，英语里的“病人”，“patient”这个词，最初的

    含义之一，就是“毫无怨言地承受苦难的人”)。

    不管是出于自尊还是震惊，一般都是一片沉默，所以，交流的方式就变成握住病人的手。少数的

    一些马上就坚强起来(一般是病人的伴侣，不是

    本人)：“我们会抗争，打败这鬼东西的，大

    夫。”抗争的武器各有不同，有的祈祷，有的砸

    钱，有的求助草药，有的输入造血干细胞。在我

    看来，这种坚强往往不堪一击，不切实际的乐观

    往往下一秒就是排山倒海的绝望。不管怎么说，面对这种手术，有战士一样的斗志总是好的。手

    术室里，正在腐烂的深灰色肿瘤如同毫不留情的

    侵略者，入侵如同丰满桃子一般而又沟回错综的

    人脑。我感到真切的愤怒(弄死你，你这混蛋。

    我往往小声咒骂)。割除肿瘤给人很大的满足

    感，就算我清楚那些微小的癌细胞已经在整个看

    起来还很健康的脑部扩散开来。不过这种几乎无

    法避免的复发，就等到时候再去考虑吧。一勺一

    勺地慢慢喂。开诚布公地与别人联结，并不意味

    着要一下子打开天窗把亮话全说了，而是要注意病人的接受程度，站在他们的立场，尽量引导他

    们走得远一些。

    然而，开诚布公的联结，也是有代价的。

    住院生涯第三年的一天傍晚，我遇到杰夫，血管外科的那个朋友，也和我一样，工作起来充

    满热情，要求很高，很专业。我们都注意到对方

    意志消沉并坦诚地指了出来。“你先说吧。”他

    说。我讲起一个孩子的死亡。因为鞋子颜色不

    对，被人当头一枪，但他就差一点点就能活下来

    了……最近遇到太多手术都无能为力的致命脑

    瘤，我简直把这个孩子活下去的希望当作自己的

    救命稻草。结果他没活下来。杰夫欲言又止，我

    等着他的倾诉。结果他大笑起来，朝我胳膊打了

    一拳，说：“嗯，我反正是学会了：要是对我自

    己的工作感到沮丧，就找个神经外科的聊聊，心

    里一下子就舒坦了。”

    那天晚上我开车回家，此前我还语气轻柔地

    向一个妈妈解释说，她刚出生的孩子天生没有脑

    部，不久就会死亡。我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NPR

    38

    正在报道加州的持续干旱。突然间，泪水

    就顺着脸颊滑落下来。和病人一起共度这些时

    刻，当然是要付出感情代价的，但也有回报啊。

    我没有哪一天哪一秒质疑过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或者问自己到底值不值得。那是一种召

    唤，保卫生命的召唤，不仅仅是保卫生命，也是

    保卫别人的个性，甚至说保卫灵魂也不为过。这

    种召唤的神圣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我意识到，在给病人的脑部做手术之前，我

    必须首先了解他的思想：他的个性，他的价值

    观，他为了什么活着，要遭遇什么样的灾难，才

    能合理地终止这条生命。我是如此渴望成功，也

    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些无法避免的失败让

    我感到几乎无法承受的负疚感。正是这些包袱，让行医变得神圣而完全无法想象：背负起别人的

    十字架，你总有时候会被重负压垮。

    住院生涯进行到一半，会抽点时间来接受额

    外的训练。神经外科是个很特别的医学分支，光

    在神经外科上出色是不够的，还要成为对一切都

    精通的多面手。要做个好的神经外科医生，必须

    迎接挑战，在其他领域也出类拔萃。有时候跨界

    跨得很广，比如桑杰·古普塔 39

    ，既是神经外科

    医生，又是记者。不过大多数时候，医生还是会

    选择和医学有关的领域。最严苛而又最能取得盛

    名的道路，是成为神经外科医生兼神经科学家。

    住院生涯第四年，我开始在斯坦福一个实验

    室工作。这个实验室主要致力于基础运动神经学和神经假体技术的研发，后者能够让瘫痪的人用

    思维控制电脑光标或机器手臂。实验室的领导，电气工程和神经生物学的教授，也是第二代印度

    移民，我的同胞，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V”。V比

    我年长七岁，但我俩就像手足兄弟。他的实验室

    在读取大脑信号方面早已经取得世界上首屈一指

    的领先地位，但在V的悉心指导下，我另辟蹊

    径。我开始了一个相反的项目：将信号写入大

    脑。毕竟，要是你的机器臂无法感知握住酒杯的

    力度，那你会打碎很多很多的酒杯。不过，把信

    号写入大脑(也称“神经调控”)，当然远远不止

    拿酒杯那么简单。如果能够控制神经放电，那么

    可以想见，目前很多神经学和精神科上的不治之

    症或棘手顽疾都能找到治愈的办法，从重度抑

    郁，到亨廷顿舞蹈症 40

    ，到精神分裂，到妥瑞氏

    综合征 41

    ，到强迫症……实在是有无限的可能。

    我先把手术放到一边，开始学习应用基因疗法的

    新科技，做了一系列“首开先河”的试验。

    在实验室待了一年，V和我坐下来进行每周

    的例会。我逐渐喜欢上这样的交谈。V和我认识

    的其他科学家不一样，说起话来柔声细语，对人

    们有着深深的关爱，对临床医学也有着很深的使

    命感。他常常向我坦白，说希望自己也能做个外

    科医生。我逐渐了解到，科学，实在是最充满政治性、竞争最激烈、最你死我活的行业，处处布

    满了走捷径的诱惑。

    而V是非常值得信任的，他总会选择脚踏实

    地地向前(而且常常很自谦)。大多数科学家都

    争先恐后地在最负盛名的期刊上发表文章，以求

    扬名科学界。而V则坚持说，我们唯一的职责，就是要坚定地维护科学的真实性，决不妥协。我

    从来没遇到过这么成功却又这么坚持善良美好人

    性的人。V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完美楷模。

    我面对他坐下，看见他脸上没有笑容，只有

    痛苦。他叹了口气，说：“我需要你马上变回一

    个外科医生。”

    “好吧。”

    “他们说我得了胰腺癌。”

    “V……好吧，给我详细说说。”

    他诉说了体重逐渐下降，消化不良，和最近

    的“预防性”CT检查。在这个阶段照CT实在太不

    符合标准流程了。结果发现胰脏有包块。我们讨

    论了接下来要怎么办，不久的将来要面对可怕

    的“惠普尔”手术(我告诉他“你会感觉像被卡车撞了”)；哪些外科医生是这方面最顶尖的；这个

    病会对他的妻儿造成什么影响；还有长期缺席的

    话，怎么来管理这个实验室。胰腺癌的预后非常

    糟糕，但当然无从得知这对V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略显踟蹰。“保罗，”他说，“你觉得我的生

    命有意义吗？我做了正确的选择吗？”

    真是令人震惊。我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