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穷小：一个危险的数学理论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

    阿米尔·亚历山大 著

    书名：无穷小：一个危险的数学理论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

    作者：阿米尔·亚历山大

    书号：978-7-122-33840-2

    出版：化学工业出版社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目录

    出场人物

    时间轴

    导言

    朝臣出使

    无穷小悖论

    失落的梦

    第一部分 对抗无序之战

    第1章 依纳爵的孩子

    第2章 数学的秩序

    第3章 数学的无序

    第4章 生存还是灭亡

    第5章 数学家之战

    第二部分 利维坦与无穷小

    第6章 利维坦的到来

    第7章 “几何学家”托马斯?霍布斯

    第8章 约翰?沃利斯是谁

    第9章 数学的新世界

    后记：两种现代性

    注释

    致谢出场人物

    无穷小量论者

    卢卡?瓦莱里奥(Luca Valerio，1553—1618)： 他是一位数学家，并且是伽

    利略的朋友，曾对无穷小方法做出过重要贡献。然而， 当伽利略在1616年与耶稣

    会

    注1 产生冲突时，瓦莱里奥却最终站到了反对伽利略的一边，因此受到了他以

    前朋友的强烈谴责。他此后不久便在耻辱中去世。

    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1564—1642)： 他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科

    学家，因为提倡哥白尼的学说而遭到了SJ的迫害，导致了他最终受到审判，巨星

    陨落。伽利略在他的作品中使用了无穷小量，并支持和鼓励年轻一代数学家发展

    这一概念。即使在他遭到判决之后，他仍是意大利无穷小量论者的无可争议的领

    袖。

    格里高利?圣文森特(Gregory St. Vincent，1584—1667)： 他是一位SJ数学

    家，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用来计算被分成无穷多个部分的几何图形的体积。他的

    SJ上司认为这种方法过于接近无穷小量方法，因此禁止他发表任何作品。

    博纳文图拉?卡瓦列里(Bonaventura Cavalieri，1598—1647)： 伽利略的

    弟子，后来在博洛尼亚大学担任数学教授，他也是一名圣杰罗姆会成员。他的两

    部著作《不可分量几何学》和《六道几何学练习题》成为新数学方法的标准文

    本，他称这种新方法为“不可分量法”。

    埃万杰利斯塔?托里切利(Evangelista Torricelli，1608—1647)： 伽利略的

    弟子，并最终成为伽利略在佛罗伦萨的继任者。他是一位充满热情的无穷小量论

    者，比卡瓦列里更加不注重数学方法上的严谨性，因其强大而具有创造性的数学

    方法而著称。他的方法适用于涉及计算无穷小量的“宽度”和“厚度”的问题。他在1644年发表的《几何算法》在欧洲各地的数学家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特别是沃

    利斯还根据他的著作创作完成了自己的《无穷算术》。托里切利最突出的成就

    是，成功地计算出了具有无穷长度的几何体的体积。

    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1616—1703)： 他是一位充满热情的国会议员

    和清教徒神学家，在空位期的初期，他曾担任西敏寺神学家议会的秘书。17 世纪

    40年代中期，他经常参与在一些学者中间举办的私人会议，并最终参与创建了伦

    敦皇家学会。1649年，他被任命为牛津大学萨维尔几何学教授。在数学上，沃利

    斯是主要的无穷小量论者；在政治上，他与他在皇家学会的同仁一样，是一位实

    用主义者，并且对不同意见保持了宽容的态度。针对霍布斯的数学方法和他的专

    制政治，他与霍布斯展开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斗争。

    斯特凡诺?德利?安杰利(Stefano degli Angeli，1623—1697)： 他是卡瓦列

    里的朋友和弟子，帕多瓦大学的数学教授，并且是一位圣杰罗姆会成员。在17世

    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是意大利最后一位仍在公开捍卫无穷小量学说并且公开谴

    责圣杰罗姆会的学者。但是，在圣杰罗姆会于1668年被教皇突然解散之后，安杰

    利终于不再发出声音，从此再没有发表过任何有关无穷小量的作品。

    反无穷小量论者

    克里斯托弗?克拉维斯(Christopher Clavius，1538—1612)： SJ罗马学院

    的数学教授，SJ数学传统的创始人。克拉维斯推崇几何方法，他非常珍视几何学

    中有序、严谨的演绎法以及绝对正确的证明结果。他希望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所有

    知识领域，不鼓励在数学上进行创新。克拉维斯没有直接涉及有关无穷小量的问

    题，因为在他的职业生涯期间，大部分的数学家都几乎没有使用过这种方法，但

    他是SJ数学的核心原则的创造者，这也直接导致了后来针对无穷小的“战争”。

    保罗?古尔丁(Paul Guldin，1577—1643)： 领先的SJ数学家，负责诋毁无

    穷小学说。他在1641年出版的《论重心》一书中曾攻击过卡瓦列里的数学方法。

    马里奥?贝蒂尼(Mario Bettini，1584—1657)： SJ数学家，在古尔丁去世之后，他成为SJ针对无穷小学说的主要批评者。在他于1642发表的《数学哲学通

    集》和1648年发表的《数学哲学精华》中，他曾嘲讽过无穷小学说。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 《利维坦》一书的作

    者，并且是专制国家的倡导者。霍布斯认为自己也是一位数学家。他认为，自己

    的哲学是建立在数学原则基础之上的，并因此像几何证明一样具有确定性。他认

    为，利维坦的预旨将像几何证明一样无可辩驳。

    安德烈?塔丘特(Andre Tacquet，1612—1660)： 领先的SJ数学家，同样负

    责诋毁无穷小学说。他曾在1651年出版的《圆柱体和圆》中谴责过无穷小数学方

    法，但他接受将这些方法作为启发式方法来使用。后来他的上司授意他停止发表

    原创作品，并把重点放到专门编写教科书上面。他照做执行了。

    SJ会士

    依纳爵?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1491—1556)： 他是来自于巴斯克地区

    的一位西班牙贵族和战士，在1521年的潘普洛纳之战中负伤之后，经历了一个宗

    教觉醒过程。在只有10位忠实追随者的情况下，他创立了SJ，并于1540年得到了

    教皇保罗三世的官方认可。在他的领导下，SJ成为教会中最具活力的宗教团体，并且在对抗宗教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到依纳爵去世时，SJ已发展到

    了一千多名成员和几十所学校和学院，而且其规模还在不断迅速壮大。

    贝尼托?佩雷拉(Benito Pereira，1536—1610)： 克拉维斯在罗马学院的对

    手，他坚持认为数学没有资格成为一门科学。他还是第一位直接谴责无穷小学说

    的SJ会士，尽管其不是在数学背景下而是针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做出的评论。

    克劳迪奥?阿奎维瓦(Claudio Acquaviva，1543—1615)： 1581年至1615年

    担任SJ总会长，建立了监督委员会，并支持反对无穷小的早期运动。

    穆奇奥?维特莱斯奇(Mutio Vitelleschi，1563—1645)： 1615年至1645年担

    任SJ总会长，他的任期包括SJ的失势时期(1623年至1631年)以及他们重回罗马

    权力中心的时期。他主持发动了针对无穷小学说最后的反对活动，并写信给各省禁止这一学说。

    雅各?比德曼(Jacob Bidermann，1578—1639)： 在1632年担任监督委员会

    总会长，当时SJ重新展开了对无穷小学说的攻击。

    温森蒂奥?卡拉法(Vincenzo Carafa，1585—1649)： 1646至1649年担任SJ

    总会长。他强制执行关于无穷小学说的禁令，并通过迫使帕拉维奇诺收回自己的

    观点羞辱了他。他写信给他的下属，让他们对无穷小学说保持警惕，并着手准备

    将无穷小学说列为被永久禁止的学说。

    罗德里戈?阿里亚加(Rodrigo de Arriaga，1592—1667)： SJ领先的哲学

    家。在1632年，他发表了《哲学大纲》，在书中他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即无穷小学说似乎是可信的。但是，在这本书出版时，正是SJ重新回到罗马权力

    中心并决心镇压维护无穷小学说的观点的时期。总会长卡拉法宣布，将不会允许

    出现下一个阿里亚加。

    彼得?斯福尔扎?帕拉维奇诺(Pietro Sforza Pallavicino，1607— 1667)： 出

    身侯爵，他在青年时期是一位狂热的伽利略派支持者，在伽利略失势之后，他从

    罗马被流放。他因势利导地转变了立场，回归之后成了一名SJ会士，并最终成为

    一名红衣主教。他依然持有伽利略的观点，并在罗马学院声称无穷小学说是貌似

    可信的学说。1649年，SJ总会长在一封信中对他进行了谴责，他因此被迫公开收

    回了自己的观点。

    伦敦皇家学会

    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1561—1626)： 英国法学家、哲

    学家、政治家，并于1618年至1621年担任詹姆斯一世的大法官。虽然培根本身不

    是一位科学家，但由于他倡导利用实验法对自然界进行研究，因此他仍被认为是

    科学革命的领军人物之一。在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论文和著作当中，培根指

    出，研究自然界的合理方法是通过系统的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而不是通过先验的

    推理或数学的方法。在他去世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培根成为皇家学会的非官方守护神，皇家学会提倡并捍卫他的经验学派方法。

    亨利?奥登伯格(Henry Oldenburg，1619—1677)： 出生于德国，17 世纪

    50年代在伦敦定居，并成为学术界和科学界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因其广泛的通信

    网络而著称。他与罗伯特?波义耳、约翰?沃利斯等人是伦敦皇家学会的主要创始

    人之一，并且他还担任了皇家学会的第一任秘书。在他的领导下，皇家学会走过

    了其艰难的早期岁月，并将其确立为了欧洲领先的科学院，使其因坚持经验主义

    而著称。

    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 现代化学的奠基人之一，在

    伦敦皇家学会的早期成员中，波义耳是一位最杰出和最受人敬佩的科学家。波义

    耳倡导以谦逊的实验法作为研究自然的正确方法，认为实验法无论对宗教还是对

    国家都是有益的。

    托马斯?斯普拉特(Thomas Sprat，1635—1713)： 早期伦敦皇家学会的主

    要宣传者。1667年，他出版了《皇家学会史》，从而拟定了伦敦皇家学会的科学

    方针以及政治目标。斯普拉特指出，对自然界的实验研究不仅能够增加人类知

    识，而且能够促进社会和宗教和谐。1665年，学者索比耶在访问完英国回到法国

    之后，写了一篇针对伦敦皇家学会的文章，斯普拉特对其进行了尖锐而讽刺的回

    应。

    统治者

    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 从1519年开始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

    帝，从1516年直到他于1556年退位，他一直是西班牙国王(即卡洛斯一世)。他

    的统治范围从欧洲东部一直延伸了到秘鲁，虽然他对其领土的控制力通常较弱，但他仍是历史上最伟大帝国的名义统治者。他把自己视为天主教会的捍卫者，在

    1521年的沃木斯会议上对路德施压，并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路德为异教徒并废

    除了他的教义。在他的统治时期，他一直都试图在自己的领土上铲除新教，但未

    能取得成功。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1594—1632)： 从1611年开始成为

    瑞典国王，被广泛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创新者之一。1630年6 月，他的

    军队在德国北部登陆，以支持在三十年战争中处于困境的新教诸侯。在接下来的

    两年时间里，他在一系列的战斗中，连续击败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天主教军队，从

    而打破了欧洲局势的平衡。来自瑞典人的威胁也改变了罗马的政治格局，结束了

    伽利略派在权力上的上升期，并使SJ重新回到了权力中心。在吕岑战役中，古斯

    塔夫率领一支骑兵在攻击罗马帝国军队的战斗中战死。

    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 Ⅱ，1599—1658)： 英国内战期间，国

    会新模范军的主要指挥官之一，并且是清教徒独立派(对抗长老会派)的领袖。

    1653年，他成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一些人认为，霍布斯的《利

    维坦》就是在支持他的专制统治。

    查理一世(Charles Ⅰ，1600—1649)： 从1625年开始就任英国国王，他在

    位时期最突出的是与国会之间日益增加的冲突，并最终导致了内战。查理一世希

    望按照法国国王的统治模式，在英国建立一个君主专制国家，但受到了国会的强

    烈抵制。国会控制着国家的财政收入，并与国王产生了冲突。他注定失败的个人

    统治最终导致了1640年的危机以及在国会与国王之间爆发的内战。由于在战斗中

    战败，查理一世被国会军抓获，并于1649年遭到处决。

    查理二世(Charles Ⅱ，1630—1685)： 查理一世之子，在流亡法国的宫廷

    里长大，并在那里曾接受过霍布斯的辅导。一些前国会议员和保皇党成员由于担

    心宗教和社会激进者崛起，于是在1660年将查理二世召回了英国，查理二世重新

    登上了王位。为了避免他父亲的命运，查理二世谨慎地依附于国会进行着他的统

    治。在1662年，他对一个由自然哲学家组成的团体授予了皇家特许状，这些哲学

    家相信，他们对自然的研究方法将会对社会和政治的和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团体最终成为伦敦皇家学会。

    教皇利奥十世(Leo Ⅹ，1513—1521年在位)： 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成员，是一

    个博学多识的人，并且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伟大赞助人。但当他面对路德的挑

    战时，由于没有给出迅速而果断的对策，从而使德国的天主教会遭遇了生存危

    机。

    保罗三世(Paul Ⅲ，1534—1549年在位)： 他在宗教改革进入高潮时就任

    教皇，当时新教浪潮风头正劲，他发起了恢复天主教并向新教发起反攻的运动。

    1540年，他批准了依纳爵?罗耀拉的请求，成立了一个名为SJ的新的宗教团体，SJ

    在后来的反宗教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545年，他召集了特伦托会议，在这次

    会议中设定的一些天主教会的基本教义一直沿用至今。

    格里高利十三世(Gregory ⅩⅢ，1572—1585年在位)： SJ的朋友和保护

    者，他为SJ批准了土地和资源，来为他们领先的罗马学院建造一座永久的校舍。

    他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进行历法改革，克拉维斯在历法改革委员会中发挥了关键

    作用，并在1582年推行了新历法。今天仍在普遍使用的格里历(公历)就是以他

    的名字命名的。

    乌尔班八世(Urban Ⅷ，1623—1644年在位)： 在就任教皇之前(当时称

    为红衣主教马费奥?巴贝里尼)是伽利略的朋友和保护者，当上教皇之后继续作为

    伽利略的资助者，这引起了罗马一个黄金“自由时代”。但到了1632年，在伽利略

    发表了关于哥白尼体系的《对话》以及一些不利的政治态势之后，乌尔班八世改

    变了对伽利略的立场，从而导致了后者的受审判、被流放。从此，SJ重返罗马的

    权力中心，并能更加自由地压制无穷小学说。

    克莱门特九世(Clement Ⅸ，1667—1669年在位)： 作为一位任期较短并且

    没有突出成就的教皇，他曾下令镇压圣杰罗姆会，因为有两位提倡无穷小学说的

    主要数学家——博纳文图拉?卡瓦列里和斯特凡诺?安杰利——正是该组织的成

    员。

    其他改革者、革命者和朝臣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 最初是一名奥古斯丁修士以及

    维滕贝格大学的神学教授。1517年，路德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了城堡

    教堂的大门上，由此启动了宗教改革运动。到1521年时，他被教皇逐出了天主教

    会，并且他的教义也遭到了罗马皇帝的禁止，但新教的传播势头已经不可逆转。

    其他宗教改革者跟随着路德的脚步，很快建立了自己的新教教派。

    查尔斯?卡文迪许(Charles Cavendish，1594—1654)： 他是一位受人尊敬

    的数学家，卡文迪许家族成员。卡文迪许家族是英国最伟大的贵族之一，他们是

    17世纪艺术和科学的主要资助者和实践者。他的弟弟威廉是纽卡斯尔公爵，他在

    自己的庄园里开设了一座实验室，威廉的妻子玛格丽特是一位备受欢迎的诗人和

    散文家。卡文迪许家族将查茨沃斯庄园和维尔贝克庄园变成了繁荣的学术中心。

    他们也是霍布斯的终身资助人。

    杰拉德?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1609—1676)： 掘土派领袖，他

    们在1649年开始挖掘位于萨里郡圣乔治山的土地。温斯坦利和他的追随者认为，土地是共有财产，所有人都有权耕种。掘土派的活动惊动了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他们通过法律手段和暴力袭击将掘土派驱逐出了自己的领地。由于害怕掘土派和

    其他激进团体推翻有产阶级，最终导致了1660年的君主制复辟。

    塞缪尔?索比耶(Samuel Sorbiere，1615—1670)： 法国朝臣、医生和作

    家，并且是托马斯?霍布斯的朋友和崇拜者。1663年至1664年，索比耶访问了英

    国，其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伦敦皇家学会做客。他回到法国所写的一篇访问记录

    极大地冒犯了曾经招待过他的伦敦皇家学会，尤其是他对霍布斯的夸赞以及对沃

    利斯的嘲讽。这引起了托马斯?斯普拉特的强烈反驳，并最终导致索比耶结束了他

    在法国宫廷的职业生涯。时间轴

    ● 公元前6世纪：

    毕达哥拉斯及其追随者声称“万物皆数”，意思是说，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可

    以用整数或者整数的比值来进行描述。

    ● 公元前5世纪：

    阿布德拉的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 of Abdera)用无穷小计算了圆锥体和圆

    柱体的体积。

    ● 公元前5世纪：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梅塔蓬图姆的希帕索斯(Hippasus of Metapontum)发现了

    不可通约性(即无理数)。由此可见，不同的数值不是由独立的微小原子或无穷

    小量构成的。希帕索斯在公布这一发现之后，神秘地在海上失踪了，这很可能是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致使他溺水身亡。

    ● 公元前5世纪：

    埃利亚的芝诺(Zeno of Elea)提出了若干悖论，说明无穷小会导致逻辑上的

    矛盾。此后无穷小成了古代数学家有意避开的问题。

    ● 公元前300年：

    欧几里得发表了他极具影响力的几何著作——《几何原本》，它小心地避开

    了无穷小问题。在此后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数学格式和方法的典范。

    ● 约公元前250年：

    阿基米德(约公元前287—前212年)打破了回避无穷小的常规，开始尝试利

    用无穷小解决几何问题。他在关于几何图形所包围的面积和体积方面得出了举世瞩目的新成果。

    ● 1517年：

    马丁?路德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了维滕贝格城堡教堂的大门上，由此

    启动了宗教改革运动。随后发生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斗争持续了两个世纪

    之久。

    ● 1540年：

    依纳爵?罗耀拉创立了SJ，致力于恢复天主教的教义和重新确立天主教会的权

    威。

    ● 1544年：

    阿基米德的著作被翻译成拉丁文在巴塞尔出版，首次让众多学者了解到他对

    无穷小的研究。

    ● 1560年：

    克里斯托弗?克拉维斯开始在SJ的罗马学院任教。他在欧几里得几何的基础上

    创立了SJ的数学传统。

    ●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

    欧洲数学家重新燃起了对无穷小量的兴趣。

    ● 1601年至1615年：

    负责裁决各种学说的SJ“监督委员会”，颁布了一系列针对无穷小学说的禁

    令。

    ● 1616年：

    由于伽利略不仅提倡哥白尼学说，而且使用无穷小方法，SJ与他发生了冲

    突。伽利略收敛了他的声音，但他仍在等待时机以重新展开这场争论。

    ● 1616年：数学家卢卡?瓦莱里奥站在了SJ一边，反对他的朋友伽利略。他没过多久便在

    耻辱中去世。

    ● 1618年：

    爆发了三十年战争，点燃了天主教徒对抗新教徒的战争。

    ● 1623年：

    伽利略的朋友马费奥?巴贝里尼成为教皇乌尔班八世，并公开支持伽利略和他

    的追随者。

    ● 1623年至1631年：

    罗马黄金“自由时代”。伽利略学派呈崛起之势。

    ● 1625年至1627年：

    SJ数学家格里高利?圣文森特的著作由于过于接近无穷小学说而遭到其上司的

    禁止。

    ● 1628年：

    托马斯?霍布斯在欧洲旅行期间第一次遇见几何证明。

    ● 1629年：

    博纳文图拉?卡瓦列里被任命为博洛尼亚大学的数学教授。

    ● 17世纪30年代：

    埃万杰利斯塔?托里切利发明了他的无穷小方法，但没有发表任何作品。

    ● 1631年：

    三十年战争期间，在布赖滕费尔德之战中，瑞典的新教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

    击败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军队。他的胜利改变了欧洲局势的平衡。

    ● 1631年：在传统主义者的压力之下，乌尔班八世放弃了他的自由政策，并恢复了SJ的

    地位。这终结了伽利略的优势地位。

    ● 1632年：

    SJ监督委员会颁布了迄今为止针对无穷小学说的最全面的禁令。类似的禁令

    在随后几年接踵而来。

    ● 1632年：

    SJ总会长穆奇奥?维特莱斯奇给各辖省写信，全面禁止无穷小学说。

    ● 1632年至1633年：

    伽利略被指控为异端，遭到了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并被判软禁，他此后一直生

    活在位于佛罗伦萨之外阿尔切特里的别墅里。

    ● 1635年：

    卡瓦列里发表了《不可分量几何学》，他的这本著作成为整个欧洲关于无穷

    小量的标准文本。

    ● 1637年：

    伽利略的《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在荷兰莱顿获得出版。这本书讨论了无

    穷小量的长度，并称赞卡瓦列里为“新阿基米德”。

    ● 1640年至1660年：

    空位期。在国王查理一世和国会之间发生的内战，导致了英国国王在1649年

    遭到处决，并建立了克伦威尔军事独裁政权。

    ● 1640年：

    霍布斯作为一名保皇党成员逃到了巴黎，并加入查理一世的流亡宫廷，他在

    那里担任了威尔士亲王(未来的查理二世)的数学家庭教师。

    ● 1641年：SJ数学家保罗?古尔丁发表《论重心》，其中包括对卡瓦列里的攻击，以及对

    其方法的系统批判。

    ● 1642年：

    托里切利被任命为伽利略在美第奇宫廷的继任者以及佛罗伦萨大学的数学教

    授。

    ● 1642年：

    霍布斯出版他的第一本政治著作《论公民》，他在书中指出，只有一个绝对

    的君主专制政体才能够将人类社会从混乱和内战中解救出来。

    ● 1644年：

    托里切利出版了他关于无穷小量的最重要著作《几何算法》。

    ● 1644年：

    约翰?沃利斯被任命为西敏寺神学家议会的秘书。

    ● 1645年：

    沃利斯与其他科学爱好者一起开展并讨论科学实验，该小组被称为“无形学

    院”，他们在很多年里一直举行定期会议。

    ● 1647年：

    卡瓦列里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六道几何学练习题》中对古尔丁做了回应。

    此后不久他便去世了。

    ● 1647年：

    托里切利去世。

    ● 1648年：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三十年战争结束。● 1648年：

    SJ数学家马里奥?贝蒂尼在他的著作《数学哲学精华》中谴责了无穷小学说。

    ● 1648年：

    彼得?斯福尔扎?帕拉维奇诺，这位SJ会士、贵族和未来的红衣主教，被迫公

    开收回了他提倡无穷小的观点。

    ● 1649年：

    查理一世被处决。

    ● 1649年：

    沃利斯被任命为牛津大学的萨维尔数学教授。

    ● 1649年：

    SJ总会长温森蒂奥?卡拉法给各辖省写信，谴责无穷小学说。

    ● 1651年：

    SJ数学家安德烈?塔丘特在《圆柱体和圆》中声称，无穷小学说必须被摧毁，否则被销毁的将是数学。

    ● 1651年：

    霍布斯的《利维坦》出版，他在书中主张极权主义国家。他用几何学的推理

    证明了他的哲学理论。

    ● 1651年：

    SJ公布了一个包括所有被永久禁止学说的清单，其中就包括无穷小学说。

    ● 1652年：

    霍布斯与巴黎宫廷产生了冲突，于是返回了英国。

    ● 1655年：沃利斯发表《论圆锥曲线》。

    ● 1655年：

    霍布斯发表《论物体》，其中包括了对一些古代难题的“证明”，比如“化圆为

    方”的问题。

    ● 1655年：

    沃利斯发表《驳斥霍布斯几何》，他在书中嘲讽了霍布斯并指出了他的数学

    错误。

    ● 1656年：

    沃利斯发表《无穷算术》。

    ● 1656年：

    霍布斯以《给数学教授的六堂课》回应沃利斯，他在书中予以报复，攻击了

    沃利斯对无穷小方法的使用。他认为无穷小方法不仅没有意义，而且易于产生错

    误，而不是真理。

    ● 1657年至1679年：

    霍布斯和沃利斯在数十本书籍、小册子和散文中进行了互相批评、嘲讽和谩

    骂。

    ● 1658年至1668年：

    帕多瓦大学数学教授斯特凡诺?安杰利出版了8本关于无穷小的著作，在所有

    书中他都公开嘲笑了SJ会士对无穷小数学的批评。

    ● 1660年：

    查理二世重返伦敦即英国王位。

    ● 1662年：

    “无形学院”收到了来自查理二世的特许状，并成为伦敦皇家学会。● 1665年：

    年轻的艾萨克?牛顿对无穷小方法进行了实验，并发展成为后来被称为微积分

    的数学方法。

    ● 1668年：

    教皇颁布法令解散了圣杰罗姆会，卡瓦列里和安杰利都是圣杰罗姆会成员。

    ● 1675年：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发明自己版本的微积分。

    ● 1679年：

    霍布斯去世。他不仅在数学上名誉扫地，而且在政治上也受到了孤立。

    ● 1684年：

    莱布尼茨在《教师学报》(Acta Eruditorum )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微积

    分的学术论文。

    ● 1687年：

    牛顿出版《数学原理》，它对物理学起到了革命性作用，并且建立了首个有

    关太阳系的现代理论。这本著作基于微积分，包含了牛顿关于该方法的首次论

    述。

    ● 1703年：

    沃利斯去世。他被誉为领先的数学家、微积分的先驱，以及伦敦皇家学会的

    创始人之一。导言

    朝臣出使

    1663年的冬天，法国朝臣塞缪尔?索比耶出席了新成立的科学学院——位于伦

    敦的伦敦皇家学会的一次会议。皇家学会的秘书亨利?奥登伯格是个备受尊敬的

    人。他告诉与会者，索比耶是从内战的黑暗日子中一路走来的朋友，那时，他们

    的国王被赶出了英国，在巴黎成立朝阁。现在，查理二世已经在伦敦复辟，他重

    新登上王座已经有三年时间，奥登伯格很自豪能够在自己的祖国款待他的老朋

    友，并与他一起分享在伦敦皇家学会领导下所取得的令人振奋的新的研究成果。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索比耶走遍了英国，拜访政治领袖以及领先的资深学者，包括觐见国王本人。在此期间，这位社交广泛的法国人把伦敦皇家学会当成了自

    己的家，出席学会的各种会议并与会员们交往。皇家学会的会员们尽其所能地待

    他以最高礼遇，并授予了他最高荣誉：伦敦皇家学会会员。

    索比耶是否配得上这项荣誉是值得商榷的。虽然他是当时那个年代的著名医

    师，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但即便是他本人，也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原

    创型的思想家。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一名“吹鼓手”，而不是一个“学术战场”上

    的“战士”，他不是宣扬自己的思想，而是通过他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传播其他

    人独创性的发明。可以肯定的是，这确实是一张令人赞叹的人际网，它包括在法

    国的一些最伟大的科学家，如马兰?梅森(Marin Mersenne，1588—1648)和皮埃

    尔?伽桑狄(Pierre Gassendi)，以及在意大利、荷兰共和国和英国的一些哲学家

    和科学家。

    索比耶属于在知识界众人皆知的那类人，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尽管不一定

    值得那么多的尊重，但人们也都知道他。然而，他的雇主却更加值得关注，索比

    耶实际上是托马斯?霍布斯的密友兼法语翻译。但在大多数皇家学会会员的眼里，霍布斯不仅是个危险人物，而且是国家的威胁。

    如果皇家学会的当权者宁愿忽略他与霍布斯的关系，也要邀请他加入他们的

    圈子，那么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索比耶是个风头正劲的人物。1650年，历经多

    年的荷兰流亡生涯之后，他回到了法国，并且在4年之后放弃了自己的新教信仰

    转而信奉天主教。当时正是新教徒在法国的地位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的时候，这

    种转变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索比耶成为枢机主教马萨林(Mazarin，同时也是

    路易十四的宰相)的门徒，并进入了国王的权力核心。他被授予了退休金以及皇

    家历史学家的头衔，他试图利用自己作为一个高位重臣的影响力在法国建立科学

    学院。他的英国之行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研究伦敦皇家学会，从而确定是否可以

    借鉴其经验以回国建立一个类似的学术机构。对于羽翼未丰的伦敦皇家学会的创

    建者们来说，由于他们始终在寻找资助者和捐助者，因此，索比耶这位来自路易

    十四华贵宫廷的使者，当然会得到无微不至的关照。

    如果奥登伯格和伦敦皇家学会的会员们曾对索比耶抱有过希望，认为授予了

    他最高的荣誉，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那么他们很快就会感到失望了。在索比

    耶回国仅仅数月之后，他就这次英国之行发表了一篇报告，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最

    近拜访的这个国家并没有多少感激之情，这令之前招待他的主人们感到震惊。在

    索比耶看来，英国饱受着过度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过度的“共和精神”之苦，这两

    者都不利于建立英国国教和树立皇家权威。索比耶写道，在众多的教派之中，官

    方的英格兰教会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因为“它的等级制度能够使人们对最高统治者

    保持尊重，同时这种等级制度也是对君主政体的一个有力支撑”。但其他教派——

    长老会派、独立派、贵格派、苏西尼派、门诺会派，等等——都是过度宽容的结

    果，不应该存在于这个和平的王国里。

    公平来讲，索比耶确实对伦敦皇家学会有过盛情的赞誉，在他的言语之间，对由皇家学会领导进行的实验以及其成员之间的文明辩论充满了钦佩。他甚至预

    言道，“如果伦敦皇家学会开展的学术项目在以后不会以某种方式搁浅的话”，那

    么“我们将会看到，全世界的人都会对如此出色的学术团体致以赞赏和钦佩”。但是，索比耶在报告中的奉承之言可以说是寥寥无几。他声称，皇家学会在两名法

    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和伽桑狄之间分为两派。这种观点在爱

    国情感和原则操守方面都冒犯了英国人。令伦敦皇家学会引以为豪的就是只注重

    自然规律，避免任何系统化的哲学。索比耶还侮辱了皇家学会的资助人克拉伦登

    伯爵(Earl of Clarendon，同时也是查理二世的宰相)，他在报告中写道，他懂得

    一些法律程序，但仅此而已，并且“没有文学知识”。对于数学家约翰?沃利斯——

    皇家学会的创建者和领军人物之一，索比耶写道，他的相貌会令人发笑，而且还

    有口臭，简直是“有毒地交谈”。按索比耶所说，沃利斯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伦敦

    宫廷的空气”得到净化。

    然而，对于皇家学会的死敌，同时也是沃利斯个人的敌人托马斯?霍布斯，索

    比耶给予的却只有赞誉。他写道，霍布斯是一个温文儒雅而且“华贵”的人，他

    是“皇室成员”真正的朋友，尽管他有着新教徒的成长经历。此外，索比耶声称，霍布斯是已故的英国大法官和新科学先知——杰出的弗朗西斯?培根爵士的真正继

    承人。在伦敦皇家学会的显贵们看来，这最后的内容是索比耶最过分的冒犯。培

    根是皇家学会倍加崇敬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的指引精神，更是因为他的守护神

    地位。把培根的衣钵赐予霍布斯这样一个在皇家学会经常被称为 “马姆斯伯里的

    怪物”

    注2 的人，这显然是无法容忍的。皇家学会的历史学家托马斯?斯普拉特对索

    比耶进行了彻底反驳，他写道，拿霍布斯与培根做比较，就如同拿 “御车夫与圣

    乔治

    注3 ”做比较一样，两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最终，索比耶为他对英国的忘恩负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索比耶可能没有理

    会斯普拉特从遥远的伦敦抛出的侮辱性言论，但他不能忽视巴黎皇家宫廷因此产

    生不悦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法国当时正与英国结盟，进行着对抗荷兰共和国的战

    争。路易十四肯定不愿意看到，由于自己国家的朝臣而与一个有用的盟国产生外

    交上的摩擦。路易十四迅速剥夺了索比耶作为皇家历史学家的头衔，并将他驱逐

    出宫廷。尽管对他的这项驱逐法令在几个月后就被解除了，但索比耶的境遇已经

    难以同日而语。他曾多次试图再次讨好英国国王，但无功而返。之后，他前往罗

    马寻求教皇的庇护。索比耶于1670年去世，最终也未能恢复其在英国之行前夕所享有的地位和威望。

    尽管就索比耶的职业生涯而言，他也许是生不逢时的，但他的《英国之行》

    (A Voyage to England )从许多方面都体现出了作为一位法国朝臣所应该持有的

    观点。他毕竟是路易十四的朝臣，法国国王的首要职责是在法国建立君主专制政

    权。而路易十四的统治理念由他所说的(可能是杜撰的)“我就是国家”(L’état

    c’est moi)这句名言完美诠释了。在17世纪60年代，路易十四迅速地将国家权力

    集中到皇室手中，这就很好地保证了建立一个单一信仰的国家，这一过程随着

    1685年完成对新教胡格诺派的驱逐而结束。如果法国宫廷的雄心在于建立一个“一

    个国王，一部法律，一种信仰”(“un roi，une loi，une foi”)的国家，那么索比耶

    在英国当然是看不出这种迹象的。英国人虽然有效地抑制了真正的天主教无穷小

    INFINITESIMAL 但他们没能成功地做到用一种单一宗教取代天主教。由于存在

    着大量的教派，破坏了现有的英国国教，从而损害了英国国王的权威。一些在内

    战期间曾提出过危险的共和主张的要员们，现在同时占据了教会和国家中的重要

    位置，而霍布斯由于是一个坚定的保皇党人，他的理念是支持“皇室成员”，因此

    他被边缘化了。

    英国人对个人礼仪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超乎想象的。在法国，宫廷社会的身

    份是最高社会地位的象征，所有那些有政治抱负的人都渴望能够跻身其中。这个

    具有排他性的社交圈子有着独特的特征，包括他们时尚的装束和优雅的举止，所

    有这些都是为了使他们能够与这个社交圈子之外的人区分开来，从而建立他们的

    社交优势。但是，索比耶的英国主人们并没有多少兴趣遵循法国人的习惯。他们

    中的一些人，包括伦敦皇家学会会长布隆克尔(Brouncker)勋爵，以及拥有贵族

    出身的罗伯特?波义耳，都是上层贵族社会的成员，其教养不逊于任何一位法国朝

    臣，而其他一些人则并非贵族成员。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沃利斯，在这个最高级别

    的学术圈子当中，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缺乏贵族的优雅举止而取消他的荣誉资格。

    相比之下，霍布斯已经养成了贵族的优雅举止，以一名贵族家臣的身份度过了他

    的一生，因此成为索比耶内心推崇的人。通过嘲笑沃利斯和赞美霍布斯，索比耶

    不仅仅是在表达他的个人情感；他是在批评英国社会缺乏宫廷的优雅，并且感叹英国宫廷没有像法国那样设定本国的文化基调。当底层平民与上层贵族混合到一

    起时，如沃利斯这样粗俗的人都能被允许进入上层社会，又怎么能渴望英国宫廷

    和国王能在这个国家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呢？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宫廷，这种混合

    是永远不会被允许的，这也证实了索比耶的观点，即英国社会的表面之下正潜伏

    着一种危险的“共和主义精神”。

    在索比耶看来，霍布斯完全符合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应该具备的所有标准：他

    举止温文尔雅，他是伟大贵族的朋友和伙伴，他是坚定而忠诚的朝臣，而且作为

    一名哲学家，他的学说(在索比耶看来)还能支持国王的统治。沃利斯则恰恰相

    反：他无礼而粗俗，他是向自己国王开战的前国会议员，而且他也不该得到复辟

    的君主授予他的那份荣誉。所以也就难怪在两个人的长期争斗中，法国君主主义

    者会站在霍布斯一边。但在他们两个人的争论中，索比耶并没有详细叙述两个人

    在政治或宗教上的差异，而是着眼在了其他一些方面。他解释道：“争论的焦点在

    于对数学上的不可分割线的态度，虽然这不过是一个还没有定论的假设。”在索比

    耶看来，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沃利斯接受数学上的不可分割概念，而霍布斯

    (索比耶站在他一边)则不接受不可分割概念。他们的差别就在于此。

    一名政治评论家在审视外国学术机构时会着眼于一个晦涩难懂的数学概念，这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不仅令人吃惊，而且简直是有些匪夷所思。在我们看

    来，高等数学的概念是相当抽象和通用的，它们不可能与文化或者政治生活有

    关。它们是那些训练有素的专业学者的专属领域，甚至不与现代的文化评论挂

    钩，更不用说那些政治人物了。但在早期的现代世界，情况却并非如此，索比耶

    远非唯一一个关注“无穷小”的非数学家。事实上，无穷小INFINITESIMAL 拥有

    迥然不同的宗教和政治背景的欧洲思想家和学者们，都曾经不知疲倦地竞相企图

    扑灭不可分学说，并试着从哲学和科学方面考虑，来消除这种学说。在霍布斯与

    沃利斯就无穷小问题而争论不休的那些年里，SJ也正在开展针对无穷小的斗争。

    在法国，霍布斯的老相识笛卡尔在最初曾对无穷小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兴趣，但最

    终还是改变了主意，并从他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中禁止了这一概念。甚至一直到

    18世纪30年代，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还在嘲笑数学家使用无穷小的行为，他称这些数学对象为“消失量之鬼”(the ghosts of departed quantities)。与这

    些反对者相对抗的是那个时代一些最杰出的数学家和哲学家，他们提倡使用无穷

    小的概念，除沃利斯之外，还包括伽利略及其追随者、伯纳德?勒?波维尔?德?丰特

    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牛顿。

    为什么这些早期现代世界最优秀的人才会为了这个“无穷小”概念斗争得如此

    激烈呢？其原因就是，这不仅仅是一个晦涩难懂的数学概念那么简单，它还关系

    到很多方面：这是一场关乎现代世界面貌的斗争。两大阵营在无穷小问题上针锋

    相对。其中的一方集结了等级制度和秩序的所有支持者。他们信仰统一而固定的

    世界秩序，信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应如此，强烈反对无穷小学说。另一方是相

    对“自由主义”的人，比如伽利略、沃利斯和牛顿的支持者们。他们信仰更加适度

    和更加灵活的秩序，从而能够接受一些其他的观点以及多样化的权力中心，他们

    提倡无穷小学说，同时提倡在数学中使用无穷小方法。这两个阵营的界线已经划

    定了，不管最终哪方取得胜利，都将在即将到来的世纪里，给这个世界留下其深

    深的烙印。

    无穷小悖论

    要想了解这场关于“不可分量”之争，我们首先需要研究一下这个概念本身，它看似十分简单，而实际上却大有文章。如该学说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条线是

    由不可分量构成的，那么一条线究竟包括了多少不可分量？而它们又有多大呢？

    一种可能是，在一条直线上存在着相当大数量的这种点，比方说存在一百亿个不

    可分量。这样的话，每个不可分量的大小就是原始直线的一百亿分之一，这的确

    是非常小的一个量。问题是，任何正的量，即使它非常之小，也总是可再分的。

    例如，我们可以把原始直线分成两等份，然后再将它们各自分成一百亿份，这样

    所分得部分的大小就是我们原始“不可分量”的一半。这就意味着我们假设的不可

    分量实际上是可分的，而我们最初假设它们是连续线上不可再分的原子，这样一

    来，这个假设便成了假命题。另一种可能是，在一条线上并非存在着“导 言 ”的不可分量，而是实际上存在

    着无穷多个不可分量。如果每个不可分量均为正值，无穷多个不可分量一个挨着

    一个排成一条线的话，那么这条线的长度也将是无限的，而我们假设原始线是有

    限的，这样就与我们的假设相悖了。因此，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可分

    量不是正值，或者换句话说，它们的大小为零。遗憾的是，正如我们所知，0+0=0，这意味着无论我们将多少个大小为零的不可分量相加，所得出的结果必

    将仍然为零，并且永远也达不到原始线的长度。因此，我们的假设——连续线是

    由不可分量构成的——再一次导致了矛盾。

    古希腊人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哲学家芝诺把这些问题编成了4个悖

    论，并给它们分别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例如，“阿喀琉斯追乌龟”(Achilles and

    the Tortoise)证明了，敏捷的阿喀琉斯永远追不上缓慢的乌龟，虽然他的速度要

    比乌龟快得多，但他必须首先到达两者距离的 位置，接下来是 位置，然后

    是 位置，以此类推。然而我们凭经验可以得知，阿喀琉斯会追上比他慢的对

    手，从而导致了一个悖论。芝诺的“飞矢不动”(Arrow paradox)悖论指出，一支

    箭在运动时所占的空间与其静止时是相等的，在这支箭飞行过程的每一时刻。这

    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从而得出了这支箭没有移动的结论。芝诺的这些奇思妙想

    看似简单，实际上却非常难以解决，因为它们正是基于不可分量所固有的矛盾性

    之上的。

    但这些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不可分量学说还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

    某些数值与其他数值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例如，假设有两条线，设定其长度分别

    为3和5，很明显，较短的线为长度1的3个整数倍，较长的线为长度1的5个整数

    倍。因为每条线都是长度1的整数倍，所以我们称长度1是长度为3和长度为5的直

    线的一个公约数。同样，假设两条线的长度分别为 和 ，这时它们的公约

    数则为 ，因为 是 的7倍，而 是 的9倍。但当涉及某些长度时可

    能会遇到问题，例如，正方形的边与其对角线。用现代术语来说，我们可以说这两条线之间的比例是 ，它是一个无理数。虽然古代人的表达方式不同，但他

    们有效地证明了这两条线之间没有公约数，或者说是“不可通约的”。这就意味

    着，无论你将这两条线分成多少份，或者分割得多么小，都永远得不到它们之间

    的一个公约数。为什么不可通约量对于不可分量来说是一个问题呢？因为如果线

    是由不可分量构成的，那么这些数学原子的数值对于任何两条线来说都应该是一

    个公约数。但是，如果两条线是不可通约的，那么它们就没有共同的组成部分，因此就不存在数学原子，也就不存在不可分量。

    这些由芝诺以及毕达哥拉斯的追随者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发现的古

    老难题，彻底改变了古代数学的进程。从那时起，古典数学家们开始将视线从难

    以解决的无穷小问题上转移开来，继而关注几何学清晰的系统化演绎推理。柏拉

    图(约公元前428—前348导言)开创了这个领域，他把几何学作为自己哲学体系

    中的正确理性推理的模型，并且(据传说)他还在自己学院的入口处刻上了“不懂

    几何者免进”的标语。尽管亚里士多德在许多问题上都与他的老师柏拉图见解不

    同，但他也赞同应该回避无穷小。在他的《物理学》(physics )第六册中，他详

    细并权威性地讨论了连续体悖论。他得出结论称，无穷小的概念是错误的，并且

    连续量可以被无限分割。

    如果不是因为有了古代最伟大的数学家阿基米德的卓越数学成果，人们可能

    就真的完全回避了无穷小量。阿基米德尽管充分认识到了他所承担的数学风险，但他仍然选择了忽视(至少是暂时忽视)无穷小悖论，并因此展示出了无穷小量

    这一概念作为一种数学工具的强大之处。为了计算圆柱体或球体的体积，他把它

    们分割成无穷多个平行面，然后通过对其表面积求和得出正确的结果。即使存在

    争议，但他仍假设连续量实际上是由不可分量构成的，由此他最终得出了通过其

    他方式几乎不可能得到的结果。

    阿基米德小心翼翼地避免自己过于依赖这种新颖且存在疑问的方法。通过无

    穷小的方法得出结果之后，他又回过头来进行了验证。他运用传统的几何方法，同时避免使用任何涉及无穷小的方法，证明了所有的结果。即便如此，尽管阿基米德已经很谨慎了，况且还有他作为古代圣人的名望，但他在数学上仍然没有继

    承者。后代数学家均绕开了他这种新颖的方法，转而使用他那些经过验证的几何

    方法以及不可辩驳的几何真理。在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之后，阿基米德在无穷小方

    面的成果仍然算是一种非常规的方法，人们只是观其大略而不会使用它。

    直到16世纪，新一代数学家才重新开始研究无穷小的问题。 佛兰德

    注4 的西

    蒙?斯蒂文(Simon Stevin)，英国的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意大

    利的伽利略和博纳文图拉?卡瓦列里，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重拾阿基米德关于无

    穷小量的实验，开始重新审视其可能性。同阿基米德一样，他们计算了几何图形

    所围成的面积和体积，并通过进一步计算运动物体的速度和曲线的斜率，而超越

    了这位古代的大师。阿基米德曾经很谨慎地说道，他的结果在通过传统几何方法

    证明之前只是临时性的，然而新一代的数学家则要大胆得多。他们不顾众所周知

    的悖论，公然把连续体看作是由不可分量构成的，并从这里开始着手进行进一步

    的研究。他们的勇气得到了回报，“不可分量法”(the Method of Indivisibles)彻

    底改变了早期现代数学实践，它使面积、体积和斜率的计算成为可能，而这些计

    算是用以前的方法所无法实现的。这个几百年来从未被撼动过的数学领域，从此

    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学科领域。此后，它不断得到扩展并接连取得前所未有的

    新成果。后来，在17世纪后期，这种方法经过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发展逐渐成形，成为一种可靠的运算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微积分”——一个精确而优雅的数

    学体系，几乎可以被应用到无限范围的问题中。通过这种形式，不可分量法这一

    建立在无穷小悖论基础上的方法，成为所有现代数学的基础。

    失落的梦

    尽管无穷小是有用的且成功了，但它仍受到了重重阻碍。SJ会士反对它，霍

    布斯及其崇拜者们反对它，圣公会的牧师反对它，还有很多其他人也都在反对

    它。无穷小究竟存在什么问题，能够引来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如此强烈的反对

    呢？答案就在于，无穷小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想法，但它刺破了一个伟大而美丽的梦想：这个世界是一个完美的理性世界，它由严格的数学规则统治着。在这样的

    世界里，一切事物，不管是自然界的还是人类社会的，在这个无上秩序里都有它

    们既定和不变的位置。从一粒砂石到天上的星辰，从卑微的乞丐到公侯帝王，一

    切事物都是固定而永恒的等级制度的一部分。任何修改或推翻它的企图都是对这

    个不可改变秩序的反叛，这是毫无意义的破坏活动，无论如何都是注定要失败

    的。

    但是，要说芝诺悖论和不可通约性问题能够证明什么的话，那就是数学与物

    理世界之间达到一种完美契合的梦想是站不住脚的。无穷小在规模上，其数量与

    物理对象是不对应的，任何为实现两者的契合所做的努力最终都导致了悖论和矛

    盾。尽管数学推理的自身条件是严格而正确的，但它还是不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

    的真实面目。在万物的核心似乎存在着一种神秘的东西，它能够逃脱最严格的数

    学推理，使得这个世界与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数学推理背道而驰，而我们却无从

    知晓它将最终走向何处。

    这令那些信仰理性有序和永恒不变的世界的人们深感不安。在科学领域这意

    味着，世界上的任何数学理论必然都是局部和暂时的，因为它无法解释世界上的

    一切事物，并且总是可能被更好的理论所取代。更令人不安的是它在社会和政治

    上的影响。如果没有合理和不变的社会秩序，那么我们依靠什么来保证这个社会

    的秩序，并防止它陷入混乱呢？对于那些寄希望于现有等级制度和社会稳定的团

    体来说，无穷小量似乎打开了一扇通往“叛乱”“冲突”和“革命”的大门。

    不过，那些希望将无穷小引入到数学领域的人，他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秩序的

    看法远没有那么僵化。如果物理世界不是被严格的数学推理所统治的话，就无法

    提前预知它是如何构成以及如何运作的。因此，科学家们需要收集有关这个世界

    的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进行实验，直到他们得到一个解释，使之能够与现有数据

    达到最佳匹配为止。就像无穷小量对认识自然界所产生的影响那样，无穷小量也

    开辟了人类世界。现有的社会及政治秩序再也不能被看作是唯一可能的形式了，因为无穷小量已经证明，并不存在这样的必然秩序。正如无穷小量的反对者所担心的那样，无穷小指引人们对现有的社会制度进行批判性评价并实验新的社会制

    度。通过证明现实世界永远不能被简化成严格的数学推理，无穷小使得社会和政

    治秩序从顽固的等级制度中得到解放。

    早期现代世界针对无穷小的斗争，在不同的地方呈现出了不同的形式，但没

    有一个地方的斗争能够像在西欧的两极——意大利的南方和英国的北方进行得那

    样针锋相对、如火如荼。在意大利，SJ会士是反对无穷小的先锋，这也是为了在

    灾难性的宗教改革发生之后，重新确立天主教会的权威。这场斗争从SJ早期时的

    星星之火，一直发展到了与伽利略及其追随者的抗争高潮，本书将在第一部分“对

    抗无序之战”中对这段历史进行详细叙述。在英国也是如此，针对无穷小的斗争伴

    随着一系列的动荡和剧变——20年的内战和17世纪中叶的革命。在内战期间，英

    国曾一度废除了国王政权。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沃利斯之间，针对无穷小展开

    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他们分别对应着两种针锋相对的关于英国未来社会的愿

    景。关于这场斗争，它在充满恐怖的岁月里的起因，它在创建世界领先的科学学

    院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对促使英国成为一个领先的世界强国所起到的作

    用，都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利维坦与无穷小”进行详细叙述。

    从北方到南方，从英国到意大利，针对无穷小的战火燃遍了整片西欧大地。

    这场斗争的阵营划分得十分清楚。一方是学术自由、科学进步和政治改革的倡导

    者，对立的一方是权威、统一和不变的知识以及固定的政治等级制度的拥护者。

    这场斗争的结果在各个地方不尽相同，但它们的赌注却是一样大的：即将到来的

    现代世界的面貌。“数学连续体是由独立的不可分量构成的”，这种说法对于我们

    来说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概念了，但在三个半世纪之前，它却有着撼动早期现代

    世界基础的力量。这也的确成了现实：无穷小的最终胜利为人类开辟了一条道

    路，使人类通向了新的、动态的科学。第一部分 对抗无序之战

    没有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绝对服从就不会有秩序。

    ——依纳爵?罗耀拉

    第1章 依纳爵的孩子

    罗马会议

    1632年8月10日，在一座位于台伯河左岸的阴暗的罗马宫殿里，5位身着飘逸

    黑色长袍的人聚到了一起。他们身上的黑色长袍标志着他们是SJ的成员。他们开

    会的地方——罗马学院正是SJ广袤学术帝国的总部。

    这5个人中的领导者是一位年长的德国神父——雅各?比德曼，他因创作宗教

    题材的戏剧而闻名。其他的几位神父我们并不熟悉，但从他们的名字——罗德里

    格斯(Rodriguez)、罗斯科(Rosco)、阿尔瓦拉多(Alvarado)和(可能是)佛

    迪内斯(Fordinus)——可以看出来，同许多当时社会的领导者一样，他们也是

    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在当时，他们的名字鲜有人知晓，正如现在一样，但其教

    会中的高级职务却并非如此：他们是SJ的“监督员”(Revisors General)，并由SJ

    的总会长从罗马学院的教员中选择任命。他们的使命是：对当代最新的科学和哲

    学思想做出裁决。

    这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首次任命发生于17世纪初期，由SJ总会长克劳迪

    奥?阿奎维瓦提出。监督员的出现恰逢学术界的混乱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科学

    革命。这时距离哥白尼发表他的论文，宣布新的日心说理论(即地球围绕太阳公

    转)，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此时针对天体结构的争论已经甚嚣尘上。地球在运

    动着!这个违背了我们的日常经验、常识以及现有观念的理论难道是真的吗？类似的新理论也在其他领域层出不穷，新的思想似乎每天都在出现——关于物质的

    结构，关于磁力的性质，关于将贱金属转化成黄金，关于血液的循环。在天主教

    世界的各个地方，只要是SJ的学校、教区或者住所，他们所遇到的问题都源源不

    断地汇集到位于罗马的监督员那里：这些新思想在科学上是合理的吗？它们与我

    们对世界的认知能协调一致吗？新的学说符合古代伟大哲学家的学说吗？最为关

    键的是，它们是否与天主教会的神圣教义相冲突？监督员在收到这些问题之后，会根据教会和社会已然接受的教义进行考量，最终宣布他们的裁决结果。一些学

    说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其他一些学说会被否决和禁止。对于被禁止的学说，SJ的任何成员都不能再持有或传授其中的观点。

    监督员的裁决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实际上要大得多。鉴于SJ作为天主教世界的

    学术领袖的威望，SJ所持有的观点以及学会机构所传授的教义，其影响程度远远

    超出了SJ的范围。监督委员会的公告被广泛地认为是极具权威性的，很少有天主

    教学者敢于维护被监督员谴责的学说。因此，对于提交给他们的这些新学说，比

    德曼神父和他的同僚们实际上能够决定它们的最终命运。他们一笔落下就能决

    定，哪些学说将会兴盛起来并在世界各地得到传播，也能决定哪些学说将会被置

    于脑后，就好像它们从来没有被提出来过一样，逐渐地被人们遗忘。这是一份重

    大的责任，既需要渊博的学识又需要准确的判断。难怪只有罗马学院的那些最有

    经验和最值得信赖的导师才会被认为有资历担任监督员。

    但是，1632年夏天被提交到监督委员会那里的问题，似乎远不是能够撼动欧

    洲学术基础的重大问题。仅在数英里之外无穷小INFINITESIMAL 批判(后来被

    判软禁)，比德曼神父和他的同僚们关心的却是技术上的问题，甚至是琐碎的问

    题。他们接收到了由一位未署名的“哲学系教授”提出的一种学说——关于“连续体

    由不可分量构成”，并被要求对其发表看法。

    像所有提交给监督委员会的学说命题一样，这个命题也满是那个时代的晦涩

    的哲学语言。但就其核心来说，这个命题其实很简单：任何连续体，不管是一条

    线、一个面，还是一段时间，都是由一些单独的无穷小的原子构成的。如果这个学说是真的，那么看上去平滑的一条线，实际上是由数量众多、彼此分离且相互

    独立的不可分割的点构成，这些点像一串珠子那样互相排列在一起。同样地，一

    个面是由彼此相邻排列的一些不可分割的细线构成，一段时间是由彼此相连的一

    些极短的瞬间构成，以此类推。

    这个简单的概念根本算不上难以理解。事实上，它似乎应该是常识性的，而

    且非常符合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日常经验：所有物体不都是由更小的部分构成的

    吗？一块木头不是由纤维构成的吗？一块布料不是由纱线构成的吗？一个小时不

    是由分钟构成的吗？因此，以相同的方式我们可以认为，由点构成线，由线构成

    面，甚至时间也是由短暂的瞬间构成的。然而，那天罗马学院与会的黑袍神父们

    却迅速而果断地给出了另一种裁决：“我们认为这个命题不仅与亚里士多德的一般

    学说相矛盾，而且它本身也是不可信的，并且……不赞成，禁止在我们教会进行

    传播。”

    经过教父们的裁决，在由众多SJ学院(大学)构成的庞大体系中，他们的话

    变成了法律：关于连续体是由无穷小的原子所组成的这一学说得到了废止，并且

    任何人都不能再持有或传授这种学说。这样一来，教父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

    个问题到此已经结束了。无穷小学说现在在所有SJ会士中遭到了禁止，其他学术

    机构无疑将会效仿罗马学院的做法。被禁学说的支持者们将会受到排斥并被边缘

    化，他们将被SJ的权威和声望所击溃。这与罗马学院所做出的不计其数的其他裁

    决如出一辙，比德曼神父和他的同僚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次会有什么不同。至少他

    们确信，连续体的构成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从21世纪的制高点回首这段历史，对于SJ神父关于“不可分学说”所做出的迅

    速而明确的裁决，人们不禁会感到一怔，或许还会有些震惊。连续体如同所有的

    平滑物体一样都是由微小的原子粒子构成的，这个似乎可信的概念究竟何错之有

    呢？即便假定这个学说在某种程度上不正确，罗马学院那些博学的教授为什么要

    费尽心思地加以谴责呢？在针对哥白尼学说的斗争进行得最为激烈的时候，在伽

    利略(哥白尼学说的积极倡导者并且是欧洲最有名的科学家)的命运悬而未卜的时候，在关于天文学与地理学的新理论层出不穷的时候，难道SJ杰出的监督会长

    们没有比“一条线是否由独立的点构成”这一命题更值得关注的事情了吗？直截了

    当地说，难道他们没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担心吗？

    显然不是。这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陌生的，但在SJ监督委员会的会议记录

    中，1632年对无穷小量的裁决并非一次孤立的事件，而仅仅是正在进行的关于无

    穷小的战争的一次攻击。事实上，监督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显示，连续体的结构问

    题是这个学术机构一直以来都在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最早出现在1606

    年，就在阿奎维瓦创建监督委员会短短几年之后，无穷小INFINITESIMAL “连续

    体由有限数量的无穷小量构成”这一命题的裁决。两年之后，经过少许改变的类似

    命题再次被提出，随后又在1613年和1615年被提出。每一次，监督委员会都明确

    地否决了这个学说，宣称它在哲学上是“虚假和错误的……全体赞成禁止传授该学

    说”。

    然而，这个问题并没有就此终止。为了努力跟上最新的数学发展趋势，SJ教

    育体系内分布在各地的教师都在不停地以各种形式提议该学说，希望这些提议中

    哪怕有一个可以得到准许：虽然有限数量的原子的提议没有通过，但也许无限数

    量的原子是被容许的？不把这个学说作为真理，而是作为一种不太可能的假设，这样也许会被允许传授？如果固定的不可分量被禁止，那么让不可分量根据需要

    进行扩大或缩小如何？不过最终，监督委员会还是拒绝了所有这些提议。1632年

    夏天，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再次否决了不可分量。而且，在1641年1月，当比德曼神父的继任者们(包括罗德里格斯神父)被要求对该学说给予裁定时，他们再次宣布了“废除”该学说。鉴于有迹象显示，这些法令的效力相比他们前辈

    时期有所减弱，监督委员会觉得有必要在1643年和1649年再次通告废除不可分

    量。到1651年，他们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因而决定彻底解决那些未经许可

    的学说。SJ的领导者发布了一个被永久禁止的学说的清单，规定所有成员永远不

    得传授或者提倡清单中的学说。在这些被禁止的学说当中，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

    的正是不可分学说。在17世纪，SJ的监督员们究竟为什么会如此憎恶不可分学说呢？SJ毕竟只是

    那个时代最大的宗教团体，其目的是“拯救灵魂”，而不是解决抽象的技术性哲学

    问题。那么，他们在这样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刻意宣扬他们的观点，又花费数十年

    来围堵该学说及其倡导者，并且动用SJ的最高权威对其进行制裁，竭尽所能地想

    将其铲除，究竟是为了什么？显然，黑袍们——SJ会士的明显标志——在这个似

    乎无伤大雅的命题中看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但这却是现代读者完全看不到的东

    西。一种危险，甚至颠覆性的东西，它可能威胁到了SJ所珍视的信仰或核心信

    念。要想了解这些威胁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欧洲最大并且最强的宗教团体把根除

    不可分学说当作自己的责任，我们必须回到一个世纪以前，回到16世纪初SJ创立

    的时候。正是在那个时期，埋下了“不可分量之战”的种子。

    皇帝与修道士

    1521年，年轻的查理五世在德国西部城市沃木斯(Worms)召开了神圣罗马

    帝国议会。这时，距离他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仅过了两年。查理是神圣罗马帝

    国的名义首领，其诸侯及广大民众宣誓效忠于他。事实上，他的权力比看上去的

    可能更小也可能更大。权力可能更小是因为：所谓的“帝国”实际上是由拼凑起来

    的几十个公国和城市组成，它们中的每个都极力保护自身的独立性，并且在其帝

    国首领需要援助的时候很可能不会施予援手。权力可能更大是因为：查理不是一

    位普通的王子，他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这是迄今所知欧洲最大的贵族， 其领

    土从卡斯蒂利亚

    注5 海岸一直延伸到了匈牙利平原。因此，查理不仅是德国民众

    选出来的皇帝，他还依靠继承权成为西班牙的国王以及奥地利、 意大利和低地国

    家

    注6 的公爵。此外，在那个时期，卡斯蒂利亚正在美洲和远东地区迅速扩展新

    的领土，按当时的说法，查理成了“日不落帝国”的皇帝。尽管法国的弗朗索瓦一

    世和英国的亨利八世可能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但在他同时代的人(以及他自己)

    看来，他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领导者。

    不过，在1521年的冬天，查理五世主要关心的是他支离破碎的德意志帝国，而不是他广阔的海外领地。当时距离马丁?路德这位不知名的奥古斯丁会修道士和神学教授，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贝格(Wittenberg)城堡教堂的大

    门上，已经过去了三年半的时间。路德的论纲所反映的问题相对集中，主要是反

    对教会的过度行为：出售“赎罪券”。这种“赎罪券”被称为是神的恩典，能够赦免

    购买者的罪恶并饶恕他们免受炼狱的折磨。路德远不是独自一人在谴责这种出售

    赎罪券的行为，这种做法是经常被牧师和俗人共同谴责的教会众多滥用职权的行

    为之一。然而，路德公然挑战教会权威的行为同时触动了学者和普通民众的神

    经，并且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在新近发明的印刷机的

    帮助下，这篇论纲传遍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并且几乎在各地都受到了热

    情的欢迎。

    如果事情就这样结束的话，也就不会引起查理五世的关注了。像当时的很多

    人一样，查理五世也对教会愈加过分的做法感到担忧，他甚至可能会有些同情这

    位无畏的修道士。事情很快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出于对路德所取得的成功的

    警觉，他在奥古斯丁会的上司决定让他去参加在海德堡(Heidelberg)举行的一次

    宗教会议，但到他启程离开时，他的很多观点已经发生了转变。当他被传唤到罗

    马时，他受到了其领主萨克森选帝侯 英明的腓特烈

    注7 的保护，在腓特烈的斡旋

    下，最终听证会的地点被安排在了德国境内。为了败坏这位令人生厌的评论家，教会当局派出了多米尼加教授约翰内斯?埃克(Johannes Eck)——一位专业的辩

    论家和神学家，希望利用他来驳倒路德。两人的公开辩论于1519年举行。

    对于教会领袖来说不幸的是，这次指控丝毫没有使充满热情的路德放缓他的

    脚步。1520年，他故意无视现有教会的教义，连续发表三篇论文，详细叙述了他

    的基本学说。他这时已经不再是一个评论家，而俨然成了一个反抗者，公然呼吁

    推翻教会的等级制度和机构。他的影响范围不断地蔓延，起初是在维滕贝格，接

    着发展到了萨克森州，然后很快传遍了整个德国，并传播到了德国之外的地区。

    他的思想似乎无处不在，路德不断获得各个阶层的追随者——男人和女人，贵族

    和农民，乡下人和城里人——他们都把他当作是宗教觉醒的领导者。最终由于形

    势的迅速恶化，教皇利奥不得不将路德逐出教会，但这次强硬的行动并没有收到

    什么效果。路德的学说像野火一样蔓延了整个德国大地。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宗教分裂威胁的加剧，查理五世不得不加入战局。两个

    世纪之后，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嘲笑这时的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

    国”，但对于查理五世来说，他的领土确实是神圣的。查理五世作为基督教的世俗

    领袖，再加上其自身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把维护教会和人民的精神团

    结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虽然神圣罗马帝国的历任皇帝在数百年来一直为争夺欧

    洲的霸权与教皇进行着抗争，并且他们的争论有时只能通过公开的战争来解决，但查理五世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其实是互相依存的。毕竟，自从查理大帝之后，是由教皇为皇帝加冕，并且是教会为罗马帝国赋予了合法性和宗旨。没有罗马教

    会的帝国，或者没有教皇的皇帝，都是查理五世所不可想象的。为了使自己的领

    土不至于分裂，并且永远地禁止路德学说的传播，查理五世召开了一次“国

    会”——由整个帝国范围内各个公国和城邦参加的一次会议。

    当国会于1521年1月在沃木斯召开时，查理五世传唤了路德，要求他参加会

    议，并向皇帝和各个公国解释他的反抗行为。尽管查理五世承诺保证他的人身安

    全，但路德的很多朋友仍提醒他不要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势力范围之内，劝他不

    要赴会。然而，在当年的4月份，路德还是到达了沃木斯，并立即被传唤到聚集

    在一起的公侯面前。这时，国会立即向他出示了一份列有他的学说的清单，并要

    求他即刻承认并放弃。路德感到十分惊讶，他原本以为会允许为自己辩护，因而

    对快速的攻击没有一点准备。他只能设法要求暂缓一天，容许他考虑一下这件事

    情。查理五世是一位有着骑士风度的皇帝，他最终同意了路德的请求。但第二天

    路德已经做好了准备：他欣然承认了自己的信仰，即使面对着充满敌意的质问和

    激烈的谴责。当被胁迫放弃信仰时，他平静地回答道：“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

    择；上帝助我；阿门。”

    路德的这些言论使查理五世试图在自己的德国领地上铲除这些学说的努力功

    亏一篑。不仅如此，路德还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他决定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命

    运。在过去的一千年里，罗马教会一直在西欧地区占据最高统治地位。它见证了

    帝国的兴衰、非基督教徒的入侵、其他学说的发展壮大、无数的瘟疫和灾祸，以

    及国王之间、皇帝与教皇之间的毁灭性战争。历经所有这一切之后，教会幸存下来，兴盛发展，并不断扩大其领土。到16世纪，它的统治范围从西西里岛一直延

    伸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从波兰一直延伸到了葡萄牙，并且处在新的世界滩头

    阵地。从新生的洗礼到临终的祷告，罗马教会统治着欧洲人的一切生活，它赋予

    了人们存在的秩序、意义和目的，它统治着一切事物，从复活节的日期到地球的

    运动以及天体的结构。不论何种民族、语言和政治倾向，对于西欧地区的人们来

    说，他们的生活都与罗马教会息息相关。

    但是，当路德在沃木斯会议上声明他的立场之后，这个精神与文化的统一体

    就宣告终止了。路德自豪地宣称他的信仰，从而与罗马教会的权威彻底脱离了关

    系，并带领他的追随者们走上了一条新路。他在公开会议上当着帝国公侯们的面

    公然反抗教皇和皇帝，这样破釜沉舟的做法已经消除了任何和解的可能。在会议

    之前的争论可以被看作是教会的内部对抗，而现在已经成了公开的分裂。面对两

    种互相对立的信仰，双方表现出了公开的敌意。一方是老教会的追随者，他们拥

    护教皇及其世俗之剑——罗马皇帝；另一方是新的“新教”教会信徒，他们声称直

    接沿袭了古代使徒教会，并否定罗马信仰，认为它才是离经叛道的信仰。西方世

    界的精神统一体一下子被打破了，并且不存在任何能够通过调解或威胁来弥补这

    次裂痕的希望。路德和他的追随者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屈服于帝国权威之

    下。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必须动用武力才能征服他们。

    陷入混乱

    在查理五世接下来的34年统治中，他一直在不断努力镇压新教。尽管经常受

    到其他欧洲敌对势力以及奥斯曼帝国苏丹王的威胁，他还是持续进行着对新教的

    镇压活动，试图消除这个在其领地上蔓延的毒瘤。但为时已晚。这不仅因为新的

    信仰在民众中日益传播，新的信徒数量也与日俱增，而且帝国中的一些伟大君主

    也开始支持路德，并在其领地上建立路德教会。首先是萨克森州的选民，英明的

    腓特烈和他的继任者们一直以来都是路德的保护者。其次是霍亨索伦家族

    (Hohenzollern)的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他是条顿骑士团的大团长，第一

    位普鲁士公爵，为其在德国奠定了成为最大新教力量的基础。黑森州选帝侯菲利普如法炮制，还有布兰登堡侯爵、石勒苏益格公爵和布伦瑞克公爵。此外，还有

    帝国中许多较小的统治者。一些伟大帝国的城市——纽伦堡、斯特拉斯堡

    (Strassburg)、奥格斯堡(Augsburg)——也站在了路德那一边，它们与教皇决

    裂并建立了自己的改革教会。到1520年年中，路德教派的崛起似乎已势不可当。

    如果说罗马帝国的分裂活动进行得还不够彻底的话，那么其形势很快就会明

    朗起来，因为基督教世界的土崩瓦解远没有就此停止。16世纪20年代初，在苏黎

    世大教堂，一位名叫胡尔德里希?茨温利(Huldrych Zwingli)的牧师开始讲经布

    道，他强烈谴责罗马教会的不是，并倡导甚至比路德更为激进的教义。几年之

    内，他就使苏黎世接受了他的教义，然后又使得瑞士的周边城市伯尔尼和巴塞尔

    (Basle)加入。1531年，茨温利死于对抗瑞士联邦的战场上，他的去世暂时中断

    了其激进思想的传播，但到16世纪30年代末，一个改革的新航标在日内瓦出现

    了。1536年，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开始了他漫长的反抗运动，他使日内瓦

    成为一个光辉典范，代表着最纯粹的新教信仰以及正直的公众和个人道德。在接

    下来的20年里，加尔文成功地为日内瓦改造了严格的神权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

    下，没有任何行为能够超出宗教的监督或者管辖范围。虽然日内瓦的例子对于当

    今的我们来说可能没有多少吸引力，因为它会让人联想到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政教

    合一的政权，但在当时的那个时代，人们却对它有着不同的看法。加尔文管辖的

    城市被尊称为“山间之城”(city on the hill)，是一个通过宗教热情、道德正直和

    努力工作所能实现的光辉榜样。来自欧洲各地的有志改革者纷纷涌向这座城市，向加尔文学习治理经验，并希望将他的教义传播到自己的土地。日内瓦加尔文新

    教的标榜作用，使得贯彻他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成为16世纪40年代起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宗教改革运动。尽管没有像路德那样

    得到王侯们的支持而将这种改革制度化，但加尔文仍然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信

    徒，从欧洲西部的法国和英国到东部的波兰和匈牙利都遍布着他的追随者。

    与此同时，噩耗不断向罗马教会传来，似乎不仅仅是一些城市或地区，整个

    帝国都在被新教吞噬。1527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瓦萨(Gustavus Vasa)宣布信

    用路德教，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将新教确立为国教。不到10年之后，德国北部的王子弗雷德里克一世(Frederick Ⅰ)成为丹麦国王，他驱逐了主教，废除了修道

    院，并将路德教确立为国教。由于当时挪威处于丹麦宗主权的统治之下，而芬兰

    又是瑞典的一个省，这使得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成了新教的大本营，直到今

    天仍是如此。

    在英国，之所以欢迎宗教改革原本是出于实用上的考虑，而不是一种宗教信

    仰的选择。在宗教改革兴起之初，亨利八世忠诚地站到了罗马教廷一边，他甚至

    创作了一篇论文来反对路德教，并因此被教皇利奥十世授予了“信仰守护

    者”(Defender of the Faith)的头衔。但是，由于亨利的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

    (Catherine of Aragon)——未能给他生育一个男性继承人，随着岁月的流逝，亨

    利开始变得烦躁不安。为了让有魅力的女侍官安妮?博林(Anne Boleyn)取代凯

    瑟琳，亨利向教皇克莱门特七世(Clement Ⅶ，1523—1534年在位)申请废除他

    的婚姻。克莱门特本身是渴望与其皇室护卫者保持密切关系的，如果不是因为凯

    瑟琳王后是查理五世的姨妈这层关系的话，他很可能会准许亨利的请求。查理五

    世明确表示，任何废除凯瑟琳婚姻的企图都是在侮辱他的荣誉，而教皇克莱门特

    又不能拒绝他的主要盟友。于是他拒绝了这个请求，从而促使亨利与罗马教会断

    绝关系，并与安妮结婚，于1534年宣布自己成为独立的“英国国教”的领袖。

    亨利对大陆改革者的教义毫无兴趣，他只是希望取代教皇而实现自己掌权。

    然而，一旦英国教会(即英国圣公会)与罗马教会决裂，那么实行新教的趋势似

    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亨利的儿子少年国王爱德华六世(1547—1553年在位)

    的统治时期，英国的改革转而朝向激进的新教方向发展，这与他同父异母的姐姐

    玛丽一世(凯瑟琳的女儿，1553—1558年在位)正好是背道而驰的，因为玛丽一

    世在她喧嚣的5年统治时期恢复了天主教。直到安妮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1558

    —1603年在位)即位之后，新教才被最终永久确立为国教。根据1563年的 《三十

    九条信纲》

    注8 ，英国教会保留了许多亨利赞同的罗马教会的外在形式，包括主

    教的设置、圣礼，以及在盛大而装饰华丽的教堂举行礼拜仪式。但是，从教义上

    来讲，英国国教并非遵从罗马教义，而是遵从日内瓦教义，它采用的是加尔文的

    核心教义。对于罗马教廷来说，英国已然成了一块失而不得之地了。随着改革的蔓延，人们很快清晰地认识到，宗教真理远不是唯一紧要的事

    情。伴随着教皇的谴责、皇帝的置之不理，以及所有当权者的质疑和嘲讽，整个

    社会秩序变得岌岌可危，改革一触即发。受人尊敬的改革者，如路德和加尔文，以及支持他们的保守的国王和公侯们，奋力通过宗教改革来缓解激情，但这些努

    力并不总是奏效的。早在1524年，德国南部的农民就曾奋起反抗他们的领主，要

    求在其统治领地上获得更多的自由和话语权。他们自称是路德的信徒，认为路德

    在信仰上打破罗马教会的权威只不过是一个前奏，接下来要打破的将是这种信仰

    所支持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但是，路德在社会变革方面的思想是相对保守的，当

    看到自己的学说被深深地误解和滥用时，他感到不寒而栗。于是他激烈地谴责了

    起义叛乱，他的言论被印成宣传册，其标题为《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

    (Against the Murdering，Thieving Hordes of the Peasants)。虽然起义在一年之内

    即被天主教和新教诸侯联军粉碎，但人们对宗教改革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的恐惧心

    理已经扎下了根。

    越来越多的改革者和想成为先知的人公开质疑现有的真理并挑战当权者的权

    威，使得对社会动乱的恐惧持续困扰着宗教改革。其中也有许多和平的改革者，像斯特拉斯堡的改革者马丁?布塞尔(Martin Bucer)，以及圣洁的流浪者卡斯帕?

    冯?施文克费尔德(Caspar von Schwenkfeld)和塞巴斯蒂安?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但另外一些人却并非如此。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是路德

    的早期追随者，由于看到路德拥护公侯们的权力和现有的社会秩序，他后来决定

    与路德决裂。1524年，他加入了农民起义，鼓动他的追随者推翻现有政权，并要

    公侯们偿还血债。他于1525年被捕，遭到了拷打并很快被杀害。但10年之后，他

    所留下的思想仍然具有影响力。当时有一群激进的再洗礼派(Anabaptists)接管

    了德国北部城市明斯特(Münster)的控制权，不同于主流的改革者，他们的教堂

    里包括了社区的所有成员，再洗礼派教徒坚持认为自己与所有其他教会都不同，只有他们才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教会。在明斯特，他们证明了这种教义在获得

    了世俗权力时会变得多危险。在莱顿的扬?波克尔森(Jan Bockelson of Leyden)

    的领导下，再洗礼派教徒在明斯特实行了强硬统治，杀害或驱逐任何阻碍他们的人。当前任天主教主教在路德教会黑森州选帝侯的配合下围攻明斯特时，波克尔

    森宣称自己是 弥赛亚

    注9 ，并废除了私有财产，实行一夫多妻制。1535年，主教

    和选帝侯的军队终于击退了波克尔森的狂热追随者，并对再洗礼派教徒和任何疑

    似与他们有关联的人实施了血腥的报复。但在整个欧洲，这进一步加深了对所有

    社会等级制度和秩序行将崩溃的恐惧。

    在那个年代里，许多欧洲人仿佛感觉到恶魔已经从地狱复活，它们开始在人

    间散播痛苦和混乱。当初的那些老教堂，自古起便一直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慰藉和

    安宁，如今却被无数互相抵触的信条所摧残。在发生动乱的地方，似乎每天都能

    听到很多新的学说，似乎每一条真理都受到了质疑，似乎每一种确定性都在消

    逝。随着教会的分裂，接踵而来的便是政治分裂，这是天主教与新教公侯面对宗

    教分裂的必然结果。而在宗教和政治分裂之下，总是隐藏着社会革命的噩梦，它

    会使整个社会秩序荡然无存，这就是当时的人们所知道的唯一现实。那是一个充

    满冲突和混乱的时期，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令他们感到迷茫的一种混乱和不

    确定性就是：鉴于所有旧秩序都受到了质疑或破坏，而新的秩序又才刚刚出现，那么人们该如何辨别真理或谬误呢？人们该如何辨别是通向“天堂”之路还是通

    往“地狱”之路呢？

    在大多数欧洲人看来，理应由罗马教皇为这些问题给出答案和解决办法。作

    为全世界基督教的教皇以及西方基督教的精神领袖，这是在他的领土上，并且是

    他的人民陷入了迷茫，或者是受到了外来宗教学说和分裂者的“蛊惑”。因此，在

    这时挺身而出，抓捕散布异端学说的新教领袖，并重新确立基督世界的统一性、秩序和稳定性，就成了教皇的职责。然而对于罗马教会来说，可悲的甚至灾难性

    的是，在这个时期坐在圣彼得位子上的人根本没有能力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危机。

    16世纪初期的教皇在许多方面都是令人敬佩的。作为领先的意大利家族的后

    裔，他们博学多才并且具有很高的修养，因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最大赞助者

    而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教皇朱利叶斯二世(Julius Ⅱ，1503—1513年在

    位)、利奥十世、克莱门特七世以及保罗三世，他们委托制作了许多艺术品，包括由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提香创作的绘画、壁画和雕塑作品，以及由建筑师圣

    加罗(Sangallo)和布拉曼特(Bramante)设计的教堂和宫殿。西方传统上最伟大

    的一些作品都与他们有关，如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还有圣彼得大教堂及广场。

    但在面对教会历史上的最大危机时，他们却发觉自己无能为力。虽然他们是称职

    的管理者，但在面对新教的挑战时，他们既没有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宽阔视野，也

    没有精神上的权威。

    问题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都不是基督教世界的领袖，而是“意大利太子

    党”，他们主要效忠于自己的家族。朱利叶斯二世属于罗马强大的德拉罗韦雷家族

    (della Rovere family)，利奥十世和克莱门特七世都是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

    家族的成员，保罗三世是古老的托斯卡纳法尔内塞家族(Tuscan Farnese family)

    的后裔，他很快将成为帕尔马公爵。他们中的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家族成员当

    选过教皇，这不仅是一份巨大的荣耀，同时也是一个聚敛财富和权力的千载难逢

    的机会。教皇被寄予厚望照顾自己的家族，并且为他们的亲属争取更多的领土、头衔(包括世俗和宗教的)、礼物和收入。需要充分认识到，如果没有家族的赞

    助，那么他们就永远不会获得他们的高位。因此，这就使得每位教皇的统治时期

    都成为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以便能为他们的家族积累尽可能多的财富和头衔。这

    是一种让人感到愤恨的世族关系和景象，它像一块令人反感的阴云悬在教廷上

    空，挥之不去，破坏了教皇施行精神和道德权威的任何努力。

    而且，除了作为基督教世界名义上的领袖以及家族的首领之外，文艺复兴时

    期的教皇也是位于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和扩张

    他们的财富，在亚平宁半岛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教皇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利用

    一切现有的手段——从外交到武力等——来促进自己家族的利益。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恺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他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年在

    位)的首席军事指挥官，因在意大利的政治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不道德行为和残酷

    手段而闻名，他就是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所描写的一个狡猾和残暴的王子

    的原型。教皇对意大利当地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不仅削弱了他们在宗教上的地位，而且也拖累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发展。为了保护他们的领土，教皇必须对抗日益崛

    起的法国和西班牙民族国家，这两个国家都在力争获得意大利半岛的统治权，而

    且其所拥有的军事实力和财力规模，绝不是一个意大利“王子”所能匹敌的。维护

    教皇辖境独立的唯一希望，就是让这两个王国互相对抗，绝不能让任何一个王国

    获得永久的胜利。教皇在几十年里相当成功地运用各种方式，但意大利人民为此

    付出了沉重代价，因为他们需要不断反复遭受强大邻国的入侵和反入侵战争。不

    过，灾难最终还是在1527年降临了，当时正处于一场周期性的战争之中，查理五

    世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正与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开战。当时，查理五世的军队已

    经有几个月没发军饷，这最终导致了兵变，军队洗劫了罗马城，杀戮和抢劫持续

    了几个星期。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及时逃出了梵蒂冈，并躲藏在圣天使城堡

    (Castel Sant’ Angelo)附近的要塞里，与此同时，大屠杀正在他的周围上演。克

    莱门特七世最终向查理五世投降了，为他的妻子支付了赎金，并向西班牙割让了

    广阔的领土。在此后的几年里，受到羞辱和极大削弱的教皇勉强维持着与查理五

    世的关系。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当面临宗教改革的挑战时，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没有

    任何回应。利奥十世首先试图利用他屡试不爽的方法，希望借助被逐出教会的马

    丁?路德来做文章，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与正直的路德相比，在道德上根本没

    有压制路德的制高点，况且他的言论也没多少分量。教皇的另一个选择是依靠罗

    马皇帝的军事实力来迫使分裂者就范，而且查理五世也十分愿意承担这个角色。

    然而，利奥十世之前的历任教皇都一直存在着一个顾虑：如果与罗马帝国结盟，那么也就意味着放弃了挑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对抗法国瓦卢瓦王朝的策略。求

    助于查理五世就将有效地结束教皇辖境的独立性，并使教皇的世俗权力丧失殆

    尽。因此，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在查理五世镇压新教教徒并恢复统一的基督教世

    界的过程当中，教皇不是勉强地支持教廷，就是公开地表现出敌意。在当时的人

    们看来，似乎教皇宁愿看到基督教世界分崩离析，也不愿在意大利失去丝毫的权

    力。到了1540年，宗教改革之火仍在罗马教会的领土上蔓延着，几个世纪以来一

    直处于罗马统治之下的领地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流失。那些统一了西方基督世界的

    通用信仰和仪式被杂乱而互相抵触的信条所取代，互相斥责对方是骗子或是更糟

    的信仰。在这片土地上，混乱、战争和颠覆活动肆虐，虽然教皇被证明无力扑灭

    这场宗教改革之火，但其为家族牟利的企图却始终未变，仍在不断为其亲属积累

    头衔和收入，并保护自己领地的利益。伴随着领土分裂和上层问题，所有看到

    1540年欧洲景象的客观观察者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代罗马教会已时日无多

    了。

    但在当年的9月27日，那时正处于风暴的顶峰时期，教皇保罗三世实施了一

    项不起眼的措施，但它似乎与当时的大事件产生了一些关联：他批准了一份由10

    位牧师发起的请愿书，由他们组成一个为教皇和教会服务的宗教机构。虽然这在

    当时很少会被注意到，但这也许是教皇拯救罗马教会并使其免于分裂所采取的最

    重要的一步。在保罗三世幸运宣布的这项新任命中，他还批准了由这个团队为这

    个新建宗教团体提出的名称：他们称之为“SJ”。

    希望之光

    SJ是由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创建的。1491年，依纳爵出生于巴斯克地区

    (Basque)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里，在早年间曾作为阿拉贡的斐迪南(Ferdinand

    of Aragon)的朝臣追随过他。虽然据说依纳爵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但当时他却

    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优雅的宫廷艺术和浪漫的爱情上面，而非放在宗教信仰

    上。由于继承了其祖先的尚武传统，加上他还是那个时代骑士文学的热心读者，他最渴望实现的是他的军事荣耀的梦想。1521年春天，在西班牙潘普洛纳市

    (Pamplona)，他实现梦想的机会终于来临了。短短几个星期之前，路德刚刚在

    查理五世举行的沃木斯会议上声明了他的立场。随着法国军队持续攻城，西班牙

    军队节节败退，依纳爵说服了当地指挥官坚持他的立场，拒绝向法国投降。根据

    SJ的记载，当围城军队攻破了潘普洛纳的城墙时，依纳爵仍然不屈地站在他们进

    攻的道路上，然而他立刻被敌军砍倒了，随即整座城市被攻陷。虽然濒临死亡，但他得到了法国人的善待，被送回了他们家族的罗耀拉城堡。

    依纳爵在其家族所在地罗耀拉城堡休养了10个月，这段时间应该被视为基督

    教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缺少娱乐而且没有骑士文学可读的情况下，依纳爵开始

    研读圣人列传，这深深地影响到了他的核心思想。他意识到，“圣人是上帝的军

    队，他们永远在对抗魔鬼，防止魔鬼侵占人类的灵魂”。这是一场真正值得进行的

    战争，于是，依纳爵决定加入进来。一旦他的身体康复，他将进行一次耶路撒冷

    的朝圣之旅，并且愿为他的上帝奉献自己的生命。仿佛是为了印证他的新使命，据说在某一天晚上他得到了神启，看到了圣母马利亚的神秘异象。

    到了1522冬天，走下病床的依纳爵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个整天追求女

    人和战争荣耀的优雅朝臣已经不复存在了。站在这里的是一位“神圣的朝圣者”，发誓会承担在传播上帝之言的路途上所要经历的一切苦难和贫穷。在他踏上去往

    耶路撒冷的旅途之前，他在小镇曼雷萨(Manresa)停留了一年，在那里祷告冥

    想，乞求献身之道并得到圣父、圣子和圣徒的异象。他还草拟了《神操》(The

    Spiritual Exercises )——这部关于冥想的手册将会成为未来数百年SJ会士进行修

    行的基石。当他最终到达了圣地之后只停留了19天，因为负责圣地的方济会修士

    对这个奇怪的朝圣者的热情感到不安，然后直接把他遣送回了家。

    在遭遇挫折之后，依纳爵回到了西班牙，开始在西班牙的几所著名大学系统

    学习神学，包括巴塞罗那、阿尔卡拉(Alcalá)和萨拉曼卡(Salamanca)的大

    学。已经32岁的依纳爵比他的同学都要年长许多，并且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他

    已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了。但他沉湎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他的虔诚和自我强加

    的贫穷给他的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作为一名修行辅导员，获得了名望和一

    群忠实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都曾学习过《神操》中的冥想课程。他的成功引起

    了西班牙宗教法庭的注意，他因涉嫌异端思想而被调查，并且还被囚禁了一段时

    间。虽然最终得到释放，但依纳爵还是认为，他无法安全地继续在西班牙从事自

    己的工作了，于是在1527年搬到了巴黎，在 索邦大学

    注10 继续他的研究。

    正是在索邦大学，依纳爵在他的追随者中结识了将会在未来成为SJ核心的几个人。短短几年内，依纳爵吸引了一群组织严密的神学学生，其中包括西班牙

    人、葡萄牙人和法国人，他们都比他年轻许多，并且在所有宗教和世俗的事情

    上，他们都视其为无可争议的领导者。他们决定再次前往耶路撒冷，这一次他们

    有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去圣地布道。但是，依纳爵鉴于上次朝圣之行的现实经

    验，在他们的计划里制定了一个备选方案：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不能前往耶路

    撒冷或者不能留在那里，那么他们将取道罗马并效忠于教皇。

    他们并未成功地到达耶路撒冷。1534年，他们聚集在威尼斯，等待乘船去往

    圣地，但由于缺乏资金以及查理五世和奥斯曼帝国苏丹之间的战争，朝圣之旅夭

    折了。在他们等待船只的期间，依纳爵的团队就地在威尼斯和附近的城镇宣讲，并为穷人、病患和生命垂危的人提供帮助。到了1539年，由于朝圣之行的希望破

    灭，他们决定通过建立一个新的团体来使他们的组织正式化，这将是一个在世界

    范围内效力于教会和教皇的团体。每个成员都立下了传统的修士誓言，即贫穷、贞洁和服从，这是基督教成员已秉承了千年的誓言。然后，他们增加了第四项誓

    言：个人需服从教皇本人。这项誓言使得他们与所有其他宗教团体区分开来。如

    依纳爵在给教皇发出的请愿书中所言，SJ将向“任何渴望成为上帝的战士并团结在

    十字旗帜下的人”开放。它将成为教皇自己拥有的军队。

    依纳爵的孩子

    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保罗三世才最终批准了SJ。由于对这个新的团体抱有

    疑虑，他限制了其成员数量不得超过60人，但随着该团体的发展和繁荣，这个限

    制很快就被废除了。SJ早期的发展壮大的确可以称得上速度惊人。起初该团体只

    有10个人，他们都是依纳爵的密友，并且在1540年选举依纳爵为第一任会长。但

    是截止到1556年创始人依纳爵去世，该团体的成员数量已经增长了100倍，发展

    到了1000人。10年之后，其成员达到了3500人，而到会长阿奎维瓦1615年去世

    时，已经有至少13000人加入了SJ。此后，它的增长速度即使稍有减缓，但仍然保

    持在一个可观的水平。18世纪初，SJ的成员数量达到了20000人。在整个过程中，SJ从未为了扩大其成员的数量而降低新成员的质量。从一开始依纳爵就坚持，所有候选人在成为SJ的新成员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筛选。一旦被接受加入SJ，从新

    成员发展到正式成员将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付出艰苦的努力，这个过程可能会

    持续几年的时间，有时甚至会持续几十年。尽管从未有过其他的宗教团体提出过

    这样严格的要求，但SJ从来没有放松过这些标准。但尽管如此——或许正因为如

    此——SJ从来不缺具有最高社会地位和学术水平的申请者。

    SJ早期的很多领导者都来自于古老而高贵的家族，比如依纳爵本人以及他在

    索邦大学的同伴方济各?沙勿略(Francois Xavier，1506—1552)。SJ的第三任会

    长弗朗西斯?博尔吉亚(Francis Borgia，1510—1572)在加入SJ之前曾经是卡斯蒂

    利亚的甘迪亚公爵(也是著名的“博尔吉亚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曾孙)，克劳迪

    奥?阿奎维瓦是那不勒斯王国阿尔蒂公爵(Duke of Arti)的儿子。其他一些SJ会士

    虽出自平民，但也是那个时代的杰出学者。这样的例子如，西班牙神学家弗朗西

    斯科?托莱多(Francisco de Toledo，1532—1596)和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

    (Francisco Suárez，1548—1617)，以及威尼斯人罗伯特?贝拉明(Robert

    Bellarmine，1542—1621)；克里斯托弗?克拉维斯、格里高利?圣文森特，以及安

    德烈?塔丘特，他们是领先的数学家；克里斯托夫?格林伯格(Christoph

    Grienberger，1561—1636)和克里斯托夫?沙伊纳(Christoph Scheiner，1573—

    1650)是杰出的天文学家；阿塔纳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和

    罗杰?博斯科维奇(Roger Boscovich，1711—1787)是引领潮流的自然哲学家；

    还有在所有重要的SJ会士名单中都不可或缺的人物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

    1610)，他曾前往中国，并成了著名学者，是明朝时“西学东渐”的典型代表人

    物。以上列出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这足以印证法国哲学家及散文家米歇尔?

    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于1581年访问SJ在罗马的总部时给出的评价——

    他称SJ为“伟人的摇篮”。

    然而，SJ远不只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宗教组织那么简单。作为一个训练有素和

    纪律严明的集体，他们被磨练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只专注于一个目标：传播

    天主教的教义，扩大其影响范围，并增强其权威性。这是依纳爵及其追随者们从

    一开始就立下的誓言，他们决心在世界各地都致力于效忠教皇。尽管设想在圣地宣讲这一使命从未实现，但没过多久，SJ就因其在四大洲出色的传教活动脱颖而

    出。早在1541年，方济各?沙勿略就从葡萄牙出发，去往印度的果阿、爪哇、摩鹿

    加群岛和日本进行宣讲，并在所到之处建立教会。他于1552年去世，当时他正在

    等待驶往中国的船只，希望能到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传播罗马信仰。其他SJ 会

    士同时前往了墨西哥、秘鲁和巴西，在那里他们加入到了道明会和方济会修士当

    中，努力使这个新世界基督教化。他们充满热情并高效率地工作，建立住所和教

    会，关照新移民的精神，不知疲倦地教化美洲的土著人。

    然而，SJ的主要影响在于应对日渐逼近罗马的异教徒。在宗教改革的动荡岁

    月里，在老教会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SJ成了罗马天主教的精英先锋，致力于守

    住防线，遏制似乎已呈破竹之势的新教势头。凭借卓越的才能、献身精神，以及

    充满活力的进取精神，他们领导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天主教逆转之战，不仅阻止了

    宗教改革的继续蔓延，而且为教皇夺回了许多原本看似已经永远失去的领地。他

    们正如依纳爵所设想的那样——“上帝的军队击败了他的敌人”，这导致了后来被

    称为“反宗教改革”(Counter Reformation)的天主教回潮运动。

    使SJ成为供教皇调遣的强大工具，SJ创始人的愿景早在1522年的《神操》中

    ——在SJ正式成立将近20年之前——依纳爵就已经诠释了内在悖论，此后它影响

    SJ长达几个世纪。首先，《神操》是一个神秘的文本，旨在使读者超脱世俗环

    境，并指引他们与神合一。中世纪教会的历史充满了具有神赐能力的神秘主义

    者，有人像依纳爵一样能“看到基督和圣母显灵”，甚至“能以神圣的形式存在”，如菲奥雷的约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和锡耶纳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Siena)

    这样的神秘主义者。在他们的作品中，试图与他们的追随者分享一些自己的经

    验，从这方面来看，依纳爵的这本小册子是相当典型的。

    不过，《神操》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它是一本十分详细地描述如何实现与神

    合一的实用手册。冥想的规定课程分为四“周”，不过每周并不需要精确地对应七

    天。每周的冥想有着不同的重点，从第一周罪恶的本质和地狱的折磨，到第四周

    基督的受难和复活，“操习者”必须严格遵循这些方向的指引，并且需要持有一颗开放的心，放弃自我意志，接受神的恩典。如《神操》中所指示的那样，“接近上

    帝之路不只是从我们堕落的世界到神圣天堂的神秘跃迁，它只有通过神的恩典才

    能解释”。这确实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要自律和奉献，无条件地信任其上

    级的指引，严格遵从上级的指示。

    《神操》的核心在于，如何处理令人神迷的神秘主义与严谨的纪律之间的矛

    盾，这也是《神操》与其他修行文本之间的本质区别。其他文本把重点放在了与

    神合一的荣耀上，而并没有给出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路线图。正是这种矛盾使得

    SJ充满生气，并使其成为掌握在教皇手中的一个强大而有效的工具。SJ会士毫无

    疑问属于神秘主义者：每个加入SJ的初学者都要通过《神操》的课程，并且要体

    验与神合一的喜悦，这是整个课程的高潮。此后，他们将满怀虔诚地身体力行，这是他们的职责，因为他们曾受到过“上帝”的启示，知道“上帝”希望他们做什

    么。传统的神秘主义者往往会被导向孤独的生活和深刻的内省，但SJ会士则与之

    相反，他们将自己内心的自信投射到了世间万物之上，践行自律、秩序和忍耐。

    其结果是，SJ会士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综合特征，这使得他们成为世界历史上最

    有效的一个组织，在宗教及其他方面均是如此：他们具有神秘主义者的积极性和

    确定性，并且具有一支精锐部队所应具备的严密的组织和专注的目标。

    除了创立SJ的指导原则之外，依纳爵还制定了能够将其付诸实现的机制。他

    认为，最大的挑战在于转化人们的思想，使其能够无条件地效忠于教会及其宗

    旨，并愿意为之付出终生的努力。如果遴选委员会认定一个人过于个人主义，不

    适合生活在一个有纪律的集体之中，那么即使他是一个才华横溢且道德高尚的

    人，也可能会被拒绝。一旦被录取，这名年轻人就脱离了他以前的生活，从此进

    入为期两年的见习期，在这期间，他会被灌输贫穷和服务的教会思想。他将实践

    《神操》中的一系列课程，并供职于SJ广布世界各地的教会、学院和社区。最重

    要的是，他必须毫无疑问地接受上级的权威，不管大事小情都要按照上级的指示

    行事。

    在为期两年的见习期结束之后，初学者要立下贫穷、贞洁和服从的修士誓言。对于那些不期望受戒成为神父的人来说，正式培训到此就结束了。他们将成

    为“受到认可的助手”，几年之后将成为“正式的助手”，也许会成为管理员、厨师

    或者园丁。他们是教会的正式成员，但比受戒的会友低一个等级。见习者基本注

    定会成为神父，不过，如果在SJ院校经过几年的深造，也可能成为“学者”。这样

    的话，他们将受戒成为神父。从他们从事研究到教授新生，还需要经历几年的时

    间。学者们完成学业之后，还需要另外从事一年的“修行”。“修行”结束之时，他

    们将立下最后的誓言。有些人会再次立下那三个传统誓言，并成为“修行助手”。

    但其中的一些学者，他们在学术和品格方面都被认定为是最杰出的，将会另外再

    立下第四条誓言——这是SJ会士所独有的，即公开宣誓个人绝对服从于教皇。这

    些人被称为“发愿者”，他们是SJ之中名副其实的精英。总体而言，通过这个持续8

    —14年的漫长过程，最终他们将成为依纳爵所设想的标准的教士：智慧、博学并

    且充满活力。他们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兄弟会，由SJ的目标、深厚的同志感

    情，以及归属于精英团队并服务于基督和教会的骄傲感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

    然而，SJ不只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兄弟会，它还是一种组织严密的自上而下

    的等级制度，建造得像现代军事单位一样运行通畅且高效。站在SJ权力顶端的是

    总会长——处于这一位置的当然是发愿的成员——他是由SJ的会长大会选举产生

    的终身总会长。他在教会内部的权力是无限的，可以任意任命或罢免教会内部任

    何职位上的任何一个会士。他下面是省级主管，负责教会较大地区的“省级”事

    务，如德国的莱茵河上下游区域，或者新大陆上的巴西；再下一级别是本地主

    管，负责特定的地区或城市，一直到各个学院和社区。在其他宗教团体中，当地

    社区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可以选举自己的领导者。但SJ与它们不同，它内部的

    权力严格按照自上而下的顺序流动：它由罗马的总会长而不是由当地的成员来任

    命省级主管，然后再依次向下，由省级主管与罗马教廷密切磋商来任命本地主

    管。本地社区中的成员不管愿意与否，都要接受上级主管的决定，通常情况下他

    们都会对任命感到满意。

    本地的SJ愿意服从来自遥远的上级主管的指令，但这也需要一些必要的解

    释。毕竟总会长远在罗马，尽管他有能力并致力于给出正确的指令，但他往往还是对本地的情况相当缺乏了解，他的指令可能会受到误导，甚至是灾难性的。例

    如，法国SJ在1594年就发生过一次这样的情况。当时，亨利四世是法国的新国

    王，刚刚改信天主教不久，他要求法国SJ宣誓效忠于自己。但总会长克劳迪奥?阿

    奎维瓦严令禁止接受这样的宣誓，这个决定导致他们被驱逐出巴黎，几乎造成其

    在法国宗教活动的终止。但是，即使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他们明明知道来自罗马

    的指令是错误的，给出的指令缺乏对本地情况的了解，甚至还要由他们来为其主

    管的失误付出代价，法国SJ还是服从了教皇的指令。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对于SJ会士来说，“服从”原则不仅仅是在实际上

    对主管提出的要求给予有效的执行，而且它还是罗马教廷的一个宗教理想。依纳

    爵在《神操》中写道：“在摒弃一切个人意见之后，我们应该……服从我等主基督

    的真实净配，那就是我们的圣母圣统教会。”这种服从不仅表现在行动上，而且延

    伸到了个人意见，甚至感官知觉上。依纳爵写道：“为能在一切事上中规中矩，我

    们应谨遵这一原则：如果圣统教会规定一物为黑色，我虽见它为白色，也应确信

    它为黑色。”

    现代读者理解起来，可能会将这种绝对服从与极权政体联系起来。按照指令

    把白的说成黑的，这样的要求的确会让人联想到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

    《一九八四》。而SJ却并非如此，在SJ，服从是一个崇高的理想，它的实现完全

    是自愿的。依纳爵写道，服从上级的命令不是屈膝投降的行为，而是对教会使命

    的积极重申，并使自己参与其中。如此一来，虽然在SJ中的确存在诸如谴责甚至

    开除之类的惩戒措施，但在实际上却很少使用。他们已经通过了严格的培训规则

    并且成为合格的SJ会士，因此，很少需要用这样的惩戒措施来提醒他们服从的价

    值。最终，依纳爵写道，“一切权力来自于上帝”，因此应该做到愿意并且即刻服

    从上级的命令，“就如同命令是发自于我们的救世主一样”。

    从广义上来讲，对混乱强加以秩序是教会的核心使命，无论是在其内部的运

    作，还是在其与外界的接触方面均是如此。这已经在《神操》中得到了证明，其

    中写到的转变和不可言喻的神秘体验，就像是一种学习的有序过程。这在依纳爵的《宪章》(Constitutions )中可以得到有效证明，它为教会的运作提供了详细

    的系统路线，最终具体到《教育计划》(Ratio Studiorum )，这份文档非常详细

    地说明了在SJ学院必须传授什么课程、如何传授，以及由谁来传授。即使在他们

    的个人生活方面，SJ也在整洁和秩序方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一位20世纪初SJ的

    历史学家记载道：“只要是曾经在SJ的体制内学习过的人，必然会被频繁强调的整

    洁和秩序所触动。”不管是在个人宿舍还是在公共场所，整洁、干净和秩序都

    是“绝对要遵守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它在教会清晰的等级制度中得到了传达，在这个等级制度中，每个成员都被分配了一个明确而且没有争议的位置，权力自

    上而下平稳而畅通地流动。正是这种在混乱上强加秩序的能力，使得SJ在击退新

    教的斗争中，以及在重建教会制度的权力和威望的过程中，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工

    具。

    反击

    受过高等教育的SJ会士狂热地投身到教会和教皇的事业当中，这使得SJ成为

    一支强大的“宗教军队”，这在欧洲是史无前例的。对于教皇来说，他们是前所未

    有的有利武器，这样的优势是此前历任教皇所不具备的。为了将教会的权威和教

    义强加给这个充满动荡和不确定性的世界，教皇毫不犹豫地对其充分利用。起

    初，SJ会士被派往那些受到攻击的地区，以加强当地对教会的信任。皮埃尔?法夫

    尔(Pierre Favre)是依纳爵早期在巴黎时的同伴，他是第一个前往德国工作的SJ

    会士。他认为，罗马教会的最大希望在于加强人们对传统神圣仪式和服务的依

    赖：“如果异教徒看到教会频繁的圣餐仪式活动，真诚地接受自己的优势和生

    活……那么他们之中就不会有人胆敢宣传茨温利有关圣餐的教义了。”他走遍整个

    德国，拜访教区，在大型集会中向人们布道，并逐渐恢复了教会古老的社区传

    统。

    法夫尔于1546年去世，其他两位优秀的SJ会士相继接任了他的职位：第一位

    是西班牙人赫罗尼莫?纳达尔(Jerónimo Nadal)，然后是彼得?卡尼修斯(Peter

    Canisius)——德国的“第二使徒”。从16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卡尼修斯的行程大约有 两万英里

    注11 ，所到之处包括奥地利、波希米亚、德国、瑞士和意大利。除

    了布道以及振兴教区生活的组织工作之外，卡尼修斯还发行了一系列通俗读物，用来指导教士及他们的信徒信仰正确的天主教教义和进行正确的宗教实践。他和

    其他两位SJ会士所取得的成果称得上是斐然卓著：例如，在维也纳，1560年复活

    节时有700名信徒，但9年之后这个数字增长到了3000人。同样地，在科隆，1576

    年有15000名信徒在SJ教堂接受圣餐，但仅仅5年之后，这个数字已经增加至三

    倍，到了45000人。这充分证明了在即将被新教接管的土地上，SJ复兴天主教生活

    的强大实力。

    在天主教复兴运动中，SJ会士在其他职位上也起到了强大的助推作用。一些

    人像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是杰出的神学家，他们制定了教会的教义，并且在与

    新教批评者的争论中不落下风；一些人像迭戈?莱内斯(Diego Laynez)和安东尼

    奥?波塞维诺(Antonio Possevino)，担任教皇的个人使者并承担着重要的外交使

    命；一些人像罗伯特?贝拉明，兼任教皇的神学家和顾问；另一些人，像弗朗索瓦

    拉雪兹(Fran?ois de la Chaize)，他是路易十四的个人忏悔神父，以他的名字命

    名了巴黎著名的拉雪兹神父公墓，他还为欧洲皇室提供道德上的指导和精神上的

    慰藉；还有一些人，像英国人艾德蒙?坎皮恩(Edmun Campion)，被委以秘密使

    命派往他们的新教故土，冒着巨大风险发展天主教。在以上所提到及未提到的所

    有这些角色之中，SJ会士们证明了他们是出色的“宗教战士”：他们博学并大多是

    才华出众、能力超群和充满活力的，热情地致力于教会和教皇的事业。

    学术帝国

    虽然SJ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是成功的，但在一个特定领域，它的“成功”可以说

    是举世无双，那就是教育领域。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培训新成员之外，依纳爵最

    初并没有考虑将教育列为SJ的重点。在他的愿景里，SJ会士是巡回流动的神父，时刻准备收拾行囊，一旦接到教皇或者上级主管的命令就可能奔赴世界各地，因

    此不适合开办学校。但是，当弗朗西斯?博尔吉亚于1545年在西班牙的甘迪亚

    (Gandia)设立第一所SJ学院时，城镇中的显要人物都恳求博尔吉亚让他们的儿子进入学院接受教育。博尔吉亚向依纳爵寻求意见。依纳爵发觉这是进一步拓展

    天主教复兴事业的一个契机，于是同意了他的请求。到1548年，甘迪亚学院已经

    向城镇上的青年们开放。

    甘迪亚的经验为其他学院的成立起到了示范作用。1548年，在西西里岛成立

    了墨西拿大学，这是SJ第一所主要致力于教育世俗学生的机构。为了监督其成

    立，依纳爵派出了几名他最信任的下属，包括纳达尔和卡尼修斯，他们将墨西拿

    打造成了未来学院的一个参照模型。按照依纳爵的指示，课程包括拉丁语的精读

    课程、古典作家的作品，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学业课程的顶层设置的是神

    学——“科学的皇后”，神学拥有对所有真知的最终发言权。墨西拿大学的教学人

    员由纳达尔领导，致力于使这一广泛的教学大纲成为系统而有序的课程，并针

    对“学业秩序”发布了几项提案，或者可以用更熟悉的拉丁语表达成——“课程计

    划”(ratio studiorum)。在经过几易其稿和数次修改之后，1599年“课程”正式经

    教会的会长大会批准通过，成为SJ在各地授课的蓝本。

    伴随着这些早期的成功案例，接踵而来的是来自欧洲各地对SJ学院的需求。

    在大大小小的乡镇和城市，王子公侯、当地主教以及知名人士都呼吁教会在他们

    的社区建立学院。由于认识到了教育对于传播教会教义的重要价值，依纳爵决定

    接受这种新的SJ机构，并呼吁整个欧洲的SJ建立学院。到1556年依纳爵去世时为

    止，已经成立了33所SJ学院，而且这种需求还在持续增加：到1579年增至144所学

    院，到1626年增至444所学院以及100所神学院和学校，而到1749年则已经增至

    669所学院以及176所神学院和学校。其中大多数都分布在欧洲，但也并非全部如

    此。SJ学院向东发展远至日本长崎，而向西发展远至秘鲁利马(Lima)。这称得

    上是一个真正的世界范围内的教育体系，其规模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或者也

    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图1-1 罗马学院当前的景象，由巴尔托罗梅奥?阿曼纳蒂设计，该建筑现为公立高中。[阿里纳利

    (Alinari)Art Resource，NY]这个庞大的教育网络的中心是罗马大学，当时普遍称之为罗马学院(Collegio

    Romano)。它成立于1551年，最初曾坐落在罗马周边几个相对偏僻的地区。教皇

    格里高利十三世是SJ的崇拜者和支持者，他决定为他们的旗舰机构找一个更合适

    的地点。他征用了科尔索大道附近的两个街区，并委托著名建筑师巴尔托罗梅奥?

    阿曼纳蒂(Bartolomeo Ammannati)为SJ的教育体系设计一个适合的总部。最终

    设计出来的是一座宏大而令人赞叹的宫殿，虽然算不上富丽堂皇，但它不仅反映

    了SJ的权势和威望，而且反映了其使命的严肃性和务实精神。罗马学院于1584年

    迁到了新址，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监督会长们裁决无穷小量命运的会议就发生

    在这里。在未来的3个世纪里，它仍将继续矗立在罗马学院广场。

    “罗马学院”这个简单的名字与任何其他城市的SJ学院没有什么不同，从名字

    就可以看出来，它旨在为罗马的年轻人服务，就好比建立“科隆学院”是为了教育

    科隆的青少年。但是，这是一种误解。虽然教育罗马的精英人才确实是这所学院

    使命的一部分，但它从一开始就同时是教育体系中其他学院的范本和学术航标。

    只有最有成就的SJ学者才会被召集到罗马，并在学院担任教授，这样就把教会中

    最伟大和最杰出的人才汇聚到了一起。数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维斯和克里斯托夫

    格林伯格，自然哲学家阿塔纳斯?珂雪和罗杰?博斯科维奇，神学家弗朗西斯科?苏

    亚雷斯和罗伯特?贝拉明，以及许多其他学者——事实上，几乎包括所有领先的SJ

    学者——他们全部都在罗马学院授课。按照教会的等级设置，罗马教员有权力设

    定省级学院的课程，并确定在SJ学校可以或者不可以传授什么课程。正如SJ的总

    会长掌管着每个SJ教会一样，罗马学院掌管着世界范围内的数百家SJ学院。

    为什么整个欧洲的天主教贵族和富有的平民都强烈要求在他们的城镇建立SJ

    学院呢？其中的原因其实很容易看出来。这是因为，传统的教区学校不仅教学质

    量令人堪忧，而且据说那些伟大的大学中的学生很少专注于实际的学术研究。SJ

    却与之截然相反，他们为学生提供了严格的课程设置，并由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进

    行授课，而且罗马学院的杰出学者还会对课程进行定期更新。那些大学的学生可

    以自由地沉迷于轻松无度的生活，而SJ学院的学生们是受到密切监督的，而且学

    习和祈祷也充实了他们的生活。那些将自己的儿子送去SJ学校学习的贵族或商人有信心认为，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在道德上，他们的儿子都将会取得长足的进

    步。

    SJ学院的杰出校友名录足以支持这样的评价。除了杰出的SJ会士本身，SJ学

    院的毕业生还包括皇室成员，如罗马皇帝斐迪南二世，政治家如红衣主教黎塞留

    (Richelieu)，人文主义者如尤斯图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以及哲学家

    和科学家，如笛卡尔和马兰?梅森。即使是教会的敌人也承认，SJ的教育毋庸置疑

    是整个基督教界里可以获得的最好的教育。甚至英国大法官弗朗西斯?培根(他没

    有在SJ的朋友)都曾不无感慨地写道：“Talis quus sis, utinam noster esses.”(你是

    那么出色，真希望你是我们中的一员。)

    培根有足够的理由来感叹SJ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因为在SJ对抗新教的

    斗争中，在它向教皇提供的所有服务当中，罗马学院的教育被证明是最强大和最

    有效的。不管在哪里，只要建立了一所SJ学院，它就会成为天主教生活的中心，并且也会成为向罗马教会做贡献的一个鲜活例证。路德教派或者加尔文教派的学

    校极少能够像SJ学院那样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而且在吸引平民精英的后代方面也

    很难有实力与SJ学院展开竞争。一旦被SJ学院录取，SJ将花费数年时间传授天主

    教教义，包括对新教教义具有学术性和权威性的反驳。学生们不可避免地会被灌

    输SJ会士要献身于教皇的思想，以及为了教会及其制度甘于奉献和牺牲的精神。

    随着数百个这样的学院在欧洲各地兴建，并且随着数以百计，有的甚至是数以千

    计的学生就读于各个学院，SJ教育系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受过良好教育且虔诚的

    天主教徒，他们最终都会在所在社区担任领导职务。实际上，作为天主教精英的

    主要教育工作者，SJ会士确保了罗马教会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得以生存并且实现

    复兴。

    SJ学院的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所SJ学院于1544年在

    科隆成立，当时的帝国正处在屈服于路德教派的狂涛骇浪的边缘。但随着科隆大

    学的落成，这里成为一个天主教的大本营，并成了在未来拓展SJ活动的一个基

    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凭借执政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Wittelsbach)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大力支持，SJ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创立了几十所院校，并接管了现有

    大学的管理权。他们甚至进一步在罗马建立了一所特殊的学校，致力于培养有前

    途的年轻德国人，使之有希望胜任高级教会官员的职务。一旦完成学业，这个“管

    理人才班”的毕业生会回到家乡，在那里他们将成为当地的主教或者大主教，并且

    会成为德国天主教复兴的中坚力量。在低地国家，SJ同样极其活跃：当北方各省

    转投新教并拿起武器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时，SJ帮助将南方各省建成了一

    个天主教的堡垒。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SJ的努力，才使得该地区的天主教教会

    得以保存，并在后来获得了自己的独立身份，最终以现代国家比利时的身份取得

    独立。

    与德国的情况十分类似，16世纪60年代波兰的天主教贵族邀请SJ去那里开办

    大学的时候，波兰似乎也正处于接受某种形式的新教过程中。SJ很快获得了王室

    的信任和支持，他们帮助SJ建立大学，从1576年的5所大学扩建到了1648年的32所

    大学。SJ会士成为波兰统治阶级的教育工作者，无论是农村的贵族还是城市的精

    英，他们在罗马被培训成了虔诚的神父骨干，然后返回波兰担任教会的领导职

    务。SJ与波兰君主之间的联系相当密切，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Sigismund Ⅲ)

    被称为“SJ国王”(Jesuit King)，还有他的儿子约翰二世?卡齐米日(Jan Ⅱ

    Kazimierz，1648—1668年在位)，在登上王座之前曾是SJ成员，并且是一位红衣

    主教。波兰得到了转化：一个以宗教宽容为豪的国家，向改革者开放了它的教堂

    和教区，成了虔诚的天主教领地。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SJ在波兰的介入被证明

    是具有决定性的。

    依纳爵的忠诚门徒们完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所不能完成的世俗任务：他

    们在欧洲阻止了新教看似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并且重振了罗马教会的权力和威

    望。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们实施教会的标准并设立教会大学，就会向古老

    教堂注入一股新的宗教热情，并开展一系列目标明确的行动，这鼓舞了其追随者

    对抗异教徒。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在1581年写给SJ会长大会的信中，感激之情溢

    于言表：你们的神圣教会……遍及了整个世界。目及之处都设有你们的学院和居

    所。你们管理着各个王国和省区，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世界。总之，在对抗异教

    徒的运动中，迄今为止没有哪个上帝的圣器能够比得上你们的神圣教会。在新

    的谬误正要扩散之时，你们的出现恰逢其时。最重要的是……你们的神圣教会

    正在变得日益强大和繁荣。

    混乱中的秩序

    《圣依纳爵的奇迹》(The Miracles of St. Ignatius )是一幅巨大的油画，原本

    打算用来装饰圣母主教座堂的祭坛，如今挂在维也纳的艺术史博物馆中。它是佛

    兰德画家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的作品。在现代，鲁本斯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他对丰满女性的描绘而著名，这种绘画风格挑战了我们对女性体态的

    现代观念。但鲁本斯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每天早上都会参加弥撒，并且在

    他的家乡安特卫普市与SJ的关系十分密切。1605年，在SJ争取使其创始人封为圣

    徒的运动中，鲁本斯为SJ的圣徒传记《依纳爵传》(Life of Ignatius )贡献了80幅

    版画。4年之后，依纳爵被宣福，使得他离被追封为圣徒更近了一步，SJ委托鲁本

    斯为耶稣教堂(Gesù，即SJ在罗马的母堂)以及圣母主教座堂绘制了几幅未来圣

    人的大型肖像。他创作完成的《圣依纳爵的奇迹》可谓气势非凡，这很可能是他

    为SJ贡献的最伟大的杰作。

    这幅画将我们带入了极富戏剧性的一幕景象。故事发生在一个宽敞的大厅

    里，这很有可能是一个教堂，从拱形的天花板一直描绘到了石质地板。在顶部较

    明亮的位置，飘浮着几个顽皮的小天使，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下面人们的混乱。

    事实上，教堂的地板上是一幅充满痛苦、恐惧和混乱的场景，一大群男人、女人

    和几个孩子都陷入了一种痛苦的狂乱之中。一个男人用后背撞击着地板，仿佛癫

    痫发作，而另一个背上布满血淋淋的条纹伤痕的男人正面朝着他；一个披头散发

    的女人拳头紧握、面部狰狞扭曲、眼神呆滞，正在奋力挣扎，在她身后有两个男

    人在试图安抚她；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绝望地向上凝视着，从画中只能看到他的

    头部，他的脸部则扭曲成了一副恐怖的模样。还有一些没有得到解脱的人，他们带着祈求和希望的眼光痛苦地向上注视着：他们能从饱受折磨的痛苦中得到解救

    吗？图1-2《圣依纳爵的奇迹》，彼得?保罗?鲁本斯，1617年。[埃里希?莱辛(Erich Lessing)Art

    Resource，NY]

    他们凝视的对象正是依纳爵本人。他笔直地站立着，祭司长袍闪耀着光辉。

    依纳爵站在讲台上，虽然只在距离地板几个台阶之上，却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境

    界。他泰然自若而且威风凛凛，举起右手做赐福状。他正在执行一次驱魔仪式，从人们身上驱逐“恶灵”，为那些遭受痛苦和混乱的人带来和平与秩序。在画面的

    左侧，“恶魔”已经被驱离了人体，它在依纳爵面前逃之夭夭，而上空的一位“天

    使”在向“恶魔”表示出具有讽刺意味的告别。虽然画中的焦点毫无悬念地落在了依

    纳爵身上，但他并非独身一人：在他身后的高台之上站立着他的追随者们——一

    长排身穿黑色长袍的SJ会士一直延伸到了远处。像依纳爵一样，他们也是冷静、严峻的，观察着他们面前的苦难。他们是依纳爵的“军队”，来到这里向他们的导

    师学习，跟随他的指引，并最终接替他的使命，将混乱变为有序，并将“安宁”带

    给那些受苦之人。

    这些确实是圣依纳爵和他的追随者们创造的“奇迹”。只有他们能在被宗教改

    革冲击得四分五裂的领地上重建和平与秩序。他们赶走了异教徒和“混乱”，带来

    了正统的教义和统一的秩序；哪里的教会的统治被推翻，哪里的神父和主教被驱

    逐，他们就在哪里重建宏伟的老教堂，并重新确立教会的权威；哪里被“混

    乱”和“困惑”所统治，他们就在哪里恢复罗马教会不可动摇的“真理”和“确定性”。

    他们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功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奇迹”。在SJ会士看来，这个“奇迹”的主旨很简单，那就是他们所认为的——真理、等级制度和秩序。

    SJ不相信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真理是绝对的。他们不相信权力和权

    威的多元化，一旦真理被发现，那么所有的权力必须归属于那些知道并承认真理

    的人，并将真理强加给那些还没有接受它的人。他们当然不相信民主——允许表

    达不同和反对的意见，并依靠辩论和竞争来获取权力得以崛起。“真理”不会给异

    议和挑战留下任何空间。他们认为，只有“上帝的使者”所具有的绝对权威以及他

    们所持有的“神圣真理”，才能使世界实现和平与和谐。这就是SJ会士的世界观，他们不仅努力地在自己内部施行这种世界观，而且还要在整个教会以及整个世界范围内施行这种世界观。这个世界清晰的等级结构，在《圣依纳爵的奇迹》中以

    视觉的形式呈现了出来。在顶部是光与真理的境界，在底部是充满痛苦和困惑的

    人们。在这两者之间是依纳爵和他的部下：他们自律、冷静并且指挥若定，驱逐

    产生冲突的“恶魔”，并将“光”和“真理”赐予人们。

    第2章 数学的秩序

    教学秩序

    SJ之父依纳爵?罗耀拉在起初并不喜爱数学。在早期生活中，他曾经是一位贵

    族朝臣和潇洒的骑士，并且鄙视学者和数学家们的迂腐。他在后期对于宗教启示

    录的沉迷，只能使他进一步远离由数字和图形所构成的冰冷的逻辑世界。他在巴

    塞罗那、阿尔卡拉、萨拉曼卡和巴黎大学学习期间，显然也不会包括任何数学课

    程。到了1553年，SJ在他的领导下在全世界范围建立学院网络的过程中，依纳爵

    开始发觉有必要开展一定的数学教育，他写道，大学应该传授一些“神学家应该了

    解的数学知识”。然而必须承认，他们所涉及的数学知识并不算多。

    在SJ初期的教育体系中，数学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地位，这其实并不非常令

    人感到惊讶。毕竟，SJ学院还有一个非常具体和迫切的目标，这个目标与现代继

    任者的目标截然不同，即阻止新教的传播，并重新确立天主教会的声望和权威。

    依纳爵的助理胡安?波朗科(Juan de Polanco)在1655年的一封书信中曾解释道，在很多国家，“真正的信仰”正在遭受威胁，而这些国家的SJ学院，则仍在“传授标

    准和纯正的教义……以保留基督教中现存的教义，并恢复那些丢失的教义”。像数

    学这样生僻和抽象的学科，对SJ的这个使命起不到多大作用。

    但是，扭转宗教改革进程的目标，并不意味着SJ学院的课程重点仅仅集中在

    宗教教义上。依纳爵坚信，正确的宗教教育必须建立在更广泛的课程基础之上，包括哲学、语法、古典语言以及其他人文领域。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要遵守自己

    提出的承诺——为学生提供广泛和最新的教育。否则的话，当地的精英就会转向其他大学，为他们的后代寻找更好的教育机会，这将为SJ的宗教使命招致灾难。

    正如赫罗尼莫?纳达尔在1567年所提出的观点：“对于我们来说，课程和学术实践

    就如同鱼钩一样，我们靠它来钓灵魂之鱼。”

    依纳爵建议的“鱼钩”包括阅读古代大师著作可能需要的语言——拉丁语、希

    腊语和希伯来语，在一些学院还有 迦勒底语

    注12 、 阿拉伯语和印地语

    注13 。在

    哲学上，依纳爵决定学院将遵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教义——自从亚里士

    多德的著作在12世纪被译成拉丁语以来，他就一直是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集涵盖了各个不同的领域，在当时堪称是最为全面的，并且被

    大多数的欧洲学者认定为是最具权威性的，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逻辑学、生物

    学、伦理学、政治学、物理学和天文学。依纳爵曾经在大学里研究过亚里士多德

    的著作，因此很容易在亚里士多德教义的基础之上为学院设置课程。依纳爵下

    令，在神学上，SJ将遵循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的教义。阿奎那

    是13世纪的道明会(多明我会)修士，调和了亚里士多德和教会的教义。他被称

    为“天使博士”(The Angelic Doctor)，在他去世之后，成为西方最权威的神学

    家，并且在依纳爵看来，他的教义是永远正确的。由于托马斯主义(阿奎那的神

    学被称为托马斯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亚里士多德哲学，所以SJ学院的学生

    在完全从事宗教研究之前，必须要潜心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

    SJ学院的课程既是多元化和广泛的，也是严格、有序并且等级分明的。不同

    学科有着不容置疑的相对价值：处于顶层的是神学，由天主教会永远正确的教义

    组成；神学之下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它传授的是有关自然界和人

    类世界的真理，还有为理解宗教教义而可能需要掌握的知识；哲学之下是辅助学

    科，如语言和数学，它们本身不涉及真理，但有助于理解更高的学科。在学科设

    置方面，SJ学院与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都强调秩序的重要性。在庞大的

    学科体系中，每个学科都有它自己应有的位置。神学真理是至高无上的，没有哪

    种哲学学说可以与神学真理相抵触，即使是权威的亚里士多德本人所支持的学说

    也绝不可以。数学仍然排名较低，而且数学结果甚至没有资格被当作真理，只能

    被当作假说。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知识等级结构，在其中，托马斯主义神学处于最高统治地位。

    SJ学院有着清晰有序的学科设置，这与同时代的其他大学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其他大学的学习往往是杂乱无章的，学生们更是经常参加不相关的课程，许

    多学生在这样非结构化的课程迷宫里迷失了方向。与之相反，SJ提供了一系列逻

    辑清晰的课程，从语言以及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许多分支开始，然后逐步学习到神

    学。得益于学院规范而有序的生活以及SJ导师们良好的道德榜样，这种严格的学

    习进程能使学生始终保持在正轨之上，使他们远离困扰着其他同龄人的那些诱

    惑。

    但是，对于SJ来说，真理的等级划分不只是一种教学策略。它还反映了SJ所

    坚持的信仰，即为了重建在宗教改革中失去的神圣秩序，这种清晰和无可争议的

    等级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等级制度不仅统治着SJ本身，而且也统治着教会，从教

    皇到普通会众，所有人都包括在其中。SJ相信，要想击败异教徒，使真理战胜谬

    误，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施行这种等级制度。说到底，宗教改革本身不正是正确的

    知识秩序崩溃所造成的结果吗？路德仅仅作为一个修道士就敢于独自挑战教皇的

    权威吗？不正是路德以及后来的茨温利、加尔文等人，用他们自己的新神学取代

    了教会的权威教义吗？这些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只有混乱和困惑，罗马教会唯

    一的权威声音在一片刺耳的反对声中淹没了。SJ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古代基督世

    界统一体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都是正确的知识秩序崩溃所造成的直接结

    果。只有通过保持这种严格的知识等级制度，才能让真理占得上风，才能打败异

    教徒。

    由于真理对于SJ会士来说是不变和永恒的，并且建立在教会权威的基础之

    上，因此新的事物和创新会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必须对它们进行强烈抵制。

    1564年，罗马学院的神学家贝尼托?佩雷拉曾警告说，“每个人都不应被新的观

    点，即新的发现所吸引”，而必须“坚持旧的以及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并遵循正

    确而纯正的教义”。20年后，总会长阿奎维瓦又告诫SJ会士，不仅要避免创新，而

    且要避免“任何人怀疑我们在试图创造新的东西”。创新在今天看来是弥足珍贵的，但当时的SJ会士却认为，它是与深深的怀疑密不可分的。

    “Legem impone subactis”——用你的规则统治所有学科!——是罗马学院下宗

    座学院(Parthenic Academy)的座右铭，这所学院只向那些对SJ的理想和生活方

    式非常虔诚的学生开放。与座右铭相对应的是其同样显眼的盾徽，它被称

    为“impresse”。在盾徽的顶部，坐在宝座上的是象征神学的女性形象。在她两侧较

    低的位置站立着她的仆人——哲学和数学，他们倾斜着身体正在听候她的命令。

    在SJ的学校同样如此，神学如同“科学的皇后”一样统治着其他学科，并将它的规

    则强加给其他从属科目。这是一个不同于现代的知识体系，更令人感到压抑的

    是，这样设计的体系是用来建立绝对真理和排除异议的。但SJ认为，教育的目的

    并非在于鼓励思想的自由交流，而在于灌输一定的真理。从这方面来看，他们无

    疑是成功的。

    一个怀才不遇的人

    故事发生在SJ创立之初的第一个十年里，当时的数学虽然已经成为一门学

    科，但其涉及的范围也仅限于为其他更高的学科提供支持。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人

    坚持不懈的努力，这种状况很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他毕生致力于将数学提升到

    SJ课程的中心位置。到17世纪来临之际，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得一些SJ会士

    不仅成为熟练的数学老师，而且成为该领域的知名学者，并能跻身于全欧洲最杰

    出的数学家行列。这个人就是克里斯托弗?克拉维斯。

    对于克拉维斯的早年情况人们知之甚少，甚至连他的真实本名都仍存疑问，但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他于1538年3月25日出生在德国南部省份弗兰肯

    (Franconia)的班贝格(Bamberg)。班贝格处于一个天主教王子主教的势力范

    围之内，但被纽伦堡、黑森和萨克森州等新教领地包围着，因此，其处在为神圣

    罗马帝国灵魂而战的最前线。SJ的彼得?卡尼修斯把像班贝格这样的几座城市指定

    为他在罗马帝国的巡视城市，以重振信徒们低落的士气，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对

    抗正在不断入侵的新教浪潮。很容易想象这样一幅情景，年轻的克拉维斯正在班贝格大教堂参加由卡尼修斯主持的一场隆重的弥撒，并且被他热烈的布道所感

    动。不过，我们并不能更进一步地了解到实际情况。我们只知道，在1555年，当

    他的家乡城市抵御新教侯爵阿尔伯特?亚西比德(Albert Alcibiades)的时候，克拉

    维斯已经身处罗马。当年4月12日，他由依纳爵?罗耀拉本人批准加入SJ，成为一

    名初学者。

    克拉维斯在加入教会时只有17岁，但直到他37岁时，他才立下最后的庄重誓

    言。即使考虑到SJ漫长而严格的培训计划，然而对于一个聪明的年轻人来说，从

    初学者发展成为完全合格的SJ会士用了20年，这也算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了，特别是他很早就加入了教会，并且最终还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SJ会士之一。不

    过，这也许和他所坚持的事业有关。在此期间，克拉维斯在教会花了大量时间去

    推动一件不受欢迎的事情：在SJ的等级体系中提高数学的地位，并改进教会学校

    的数学教义。一些SJ会士极力反对他的这种做法，比如他在罗马学院的同事贝尼

    托?佩雷拉。但当1575年克拉维斯加入到“发愿”SJ会士行列的时候，他开始逐渐取

    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克拉维斯获准加入SJ之后，只在罗马生活了一年时间，随后就被派往了位于

    葡萄牙科英布拉(Coimbra)的SJ传教所。不同于像本笃会那样的传统隐居修道

    院，SJ的“传教所”(或“住所”)坐落在城市或城镇的中心地带。在那里，当地的

    SJ在一位主管的领导下以紧密的社区形式生活，并且主管每天都会在这片广阔的

    社区中指导他们的活动。克拉维斯在科英布拉的这4年生活鲜为人知，他在这里

    度过了他20岁前后的时光，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的生活是程式化的。科英布拉

    在当时很有名，因为它是一所古老大学的所在地，这里最著名的居民非佩德罗?努

    内斯(Pedro Nu?ez)莫属，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之一。没有

    直接的证据表明克拉维斯曾在努内斯门下学习，但数学家贝尔纳迪诺?布拉迪

    (Bernardino Bladi，1553—1617)写过一篇关于克拉维斯的个人传记，在其中提

    到过他们两人确实互相认识。当然，考虑到这名年轻德国人的兴趣，加之科英布

    拉大学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很难想象这两个人没有遇见过。但根据布拉迪的

    记载，克拉维斯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学成才的，他是通过自己细心钻研古典数学课本获得数学知识的。

    1560年，克拉维斯被召回罗马之后，继续从事哲学和神学方面的研究，并且

    开始讲授数学课程。1563年，他开始在罗马学院讲授数学，并于1565年左右，即

    在他30岁的时候成为数学教授，此后他几乎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47年之后他

    去世为止。到这时为止，克拉维斯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值得尊敬的，但很难称得

    上是卓越的。虽然他的数学能力得到了上司的赏识，但他仍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

    的年轻教员，他的同事们也并不是十分尊重他的专业领域。即使在多年之后，克

    拉维斯仍在努力为数学教授们争取参加公共仪式以及与其同事一起参加辩论的权

    利，这表明数学教授并没有和其他学科的教授享有同样的权利。尽管克拉维斯在

    SJ的旗舰学院拥有一席之地，但他还是被排除在“发愿”会士的行列之外多年，因

    此，对于他在SJ严格的等级制度中所处的地位，我们也可见一斑。

    但是在1572年到1575之间的一段时间，即克拉维斯从科英布拉归来十多年之

    后，他的职业生涯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新当选的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1572—

    1585年在位)组建了一个著名的委员会，目的是解决已经困扰了教会几个世纪的

    一个问题：历法改革。教皇担任委员会的技术顾问，他在罗马学院的年轻教授中

    选出了一些在数学和天文方面有一定名望的专家。这项任命对于克拉维斯来说无

    疑是一项莫大的荣誉，这是教会所从事的最雄心勃勃的项目之一，而教皇的任命

    则使他进入了这个项目的中心。这也使他成为SJ的正式代表，出现在罗马教会的

    一个高级别的官方小组里面，他们的建议将会被所有人知晓，并且会被整个欧洲

    的学者仔细检验。处于这样一个醒目的位置，克拉维斯被期待能为SJ带来荣耀，并提高其在罗马教廷的威信。对于一个年轻而默默无闻的数学教授来说，这无疑

    是一个充满困难甚至风险的职务。但克拉维斯和他的事业一直在等待着的就是这

    样的一个机会。

    格里历

    委员会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已经持续了1200多年。早在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ea)就曾规定，应该在春分之后的第一个满月庆祝复活节，根据这个规定，复活节被定在了3月21日。遗憾的是，当时所使用的儒略历

    (Julian Calendar)并不完全符合太阳年(太阳在天球上回归到完全相同点所需要

    的时间)的实际时间长度。儒略历中的一年为365天又6个小时，而实际的太阳年

    则几乎比儒略历精确地少了11分钟。这么小的差异在年与年之间并不明显，甚至

    在人的一生中也不算明显，但如果这11分钟的误差重复发生1200多次，则能累积

    产生一个很大的误差。到16世纪70年代，春分日已经提前到了3月11日，导致在

    基督教历法中最重要的节日复活节也要跟着一起提前。如果不对这个问题进行一

    些纠正，那么这个误差将会继续扩大，而复活节也要继续提前。与此同时，用来

    计算满月发生日期的阴历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即每310年会相差1天的时间。到

    16世纪，满月发生的日期比儒略历预算出的日期已经晚了4天。

    这一切对于教会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这不仅事关复活节的日期，而且还包

    括整个宗教历法中的节日和圣徒纪念日，更不用说节气和农历也陷入了一片混

    乱。早在13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就曾抱怨道，现在的历法“令智者无可奈何，令

    天文学家望而生畏，并受数学家愚弄嘲笑”。时间规律确实是困扰着整个基督教世

    界的一个问题，人们希望教会这个“神圣生活节律的守护者”能够着手解决这个问

    题。从康斯坦茨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1414—1418)开始，此后的几次教

    会会议都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些努力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成果。最后，1545年至1563年间，在意大利北部举行的定期会议——特伦托会议(Council of

    Trent)中，颁布了一项法令，决定为实行历法改革而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大约

    在10年后，新当选的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终于执行了特伦托会议的这项法令。

    克拉维斯所在的这个委员会的任务相当复杂。首先，他们必须确定儒略历和

    阴历之中的确切误差；然后，他们需要制定一个新的阴历，使之能够准确预测未

    来的月相；最后，他们需要纠正已经发生的累计偏差，并制定一个新的日历，使

    之能够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的错误。1577年，该委员会向一些领先的天主教学者发

    布了一份修改“纲要”，用以征求意见和建议。在审议并整理完众多的反馈意见之

    后，委员会对阿洛伊修斯?里利乌斯(Aloysius Lilius)博士所提出的精确而简洁的建议情有独钟。1580年9月，委员会向教皇提交了他们的结论——它在很大程

    度上基于里利乌斯的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为了立即对日历进行一次性校正，需要在当前日期上删除10

    天。为了防止在未来的几个世纪再度出现类似的问题，委员会还对儒略历提出了

    一个永久性的调整建议：与旧历法相同的是，每个能被4整除的年份为一个闰

    年，闰年包括366天而不是365天；但与旧历法不同的是，能被100整除的年份

    (即1800年、1900年等)为标准年份，包括365天，例外的情况是，能被400整除

    的年份仍然是闰年。这些措施产生的综合效果就是，能够消除每年10分48秒的误

    差，从而有效地同步日历年与太阳年。从今以后，春分将总是落在3月21日这一

    天。1582年2月，在教皇诏书中，教皇颁布了官方旨令：接受委员会的建议，并

    下旨令，当年10月4日星期四之后，次日将是10月15日星期五——这使得1582年

    成为历史上唯一仅有355天的年份。他还颁布了由克拉维斯及其同事设计的历

    法，这一历法在世界各地一直沿用至今，通常被称为“格里历”(Gregorian

    calendar，即公历或格里高列历)。

    在历法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克拉维斯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是必不

    可少的。他一直在为委员会中那些专业技能不太熟练的同事提供先进的天文计

    算。在重新计算月相以及审议各个学者的历法改革建议方面，他无疑也发挥了主

    导作用。通过这一切，克拉维斯证明了自己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数学家和天文学

    家，而且还可以有效地驾驭教廷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在此后的几年里，该委

    员会的其他成员陆续回归到他们的正常职务，这时克拉维斯脱颖而出，成为这个

    新历法体系的公众发言人。他发布了关于新历法的一部600页的“说明”，并承担由

    此产生的所有批评。这位在罗马学院默默无闻、怀才不遇的教授已经一跃成为一

    位领先的数学家，并且成为处于上升势头之中的数学科学的发言人，而且他还

    是“发愿”SJ会士和SJ的公众形象。从此，他将一往无前。

    一场数学的胜利在与新教“异教徒”斗争的黑暗岁月里，历法的公历改革是天主教会取得的一

    场空前胜利。这次是教皇行使了他的无上权力，纠正了一个已经困扰全体基督徒

    长达一千多年的问题。为了使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人能够摆脱这个问题，教皇通

    过展示“上帝”一般的权力，改造了年份、宗教节日以及季节。为了纪念教皇格里

    高利十三世，在位于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里，由雕塑家卡米洛?卢斯科尼

    (Camillo Rusconi)创作的浮雕显示了这样一幅景象：克拉维斯在几位历法改革

    委员会成员中间，(根据SJ传统)跪在教皇宝座之前，他正在向教皇呈上新的历

    法。教皇坐在宝座上展开双臂，用手指向地球仪，仿佛世界又一次回到了他的手

    中。虽然教皇的新教敌人会认为，他们的领先学者也如克拉维斯及其委员会成员

    一样博学多才，但是，没有哪个新教公侯或神职人员能够像教皇那样，成为修正

    时间的大师。

    新教徒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只能无奈地承认教皇法令的效力，以及教皇重新

    制定“宇宙秩序”这一无可匹敌的能力。这究竟有多么地令他们感到担忧，可以从

    一篇名为《依纳爵的秘密会议》(Ignatius His Conclave )的诗歌中窥见一斑。这

    是由英国诗人和牧师约翰?多恩(John Donne)在1611年所作的一篇反对SJ的讽刺

    诗，在多恩的描述中，依纳爵与他的同伴居住在“地狱”，克拉维斯也在其中。依

    纳爵宣布道：

    “我们的克拉维斯应该为他的巨大付出感到荣幸……他为格里历费尽心血，它不仅使教会失去了安宁，而且使民众生活陷入了极度混乱；天堂也没能逃脱

    于他的暴行，连远古的圣人都要听命于他的调遣： 圣斯德望

    注14 、施洗者约

    翰，所有的圣人概莫能外，他们受命在约定的时间去创造奇迹……像他们惯常

    的那样，他们会准时在约定的时间出现，然而到时他们会发现早醒了10天，并

    且还要受他的约束从天堂下凡去做圣事。”

    这篇辛辣的讽刺诗并无法掩盖反对天主教的多恩的惶恐心理，因为他不得不

    屈从于教皇对宗教和世俗时间秩序的重新设定。

    那些新教公侯被迫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接受格里历，从而默认教皇的普遍权威性；或者他们也可以选择拒绝格里历，并故意延用令人难堪

    的错误历法。他们感觉被逼进了死胡同，所以表现出了一些困惑，这当然是可以

    理解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起初宣布将采用新历法，但当面对来自英国教会

    的反对时，她又收回了成命。直到1752年，格里历才登陆不列颠群岛。荷兰共和

    国则分为两极，有一些省份立即采用了新历法，而其他一些省份则延用儒略历直

    到1700年。瑞典一直在两种历法之间摇摆不定，直到1753年才最终确定使用格里

    历。再往东的俄罗斯东正教——他们与教皇之间的对抗比路德还要早上700多年

    ——也坚持延用儒略历，直到1918年。最后采用格里历的欧洲国家是希腊，希腊

    直到1923年才采用格里历，那时距离克拉维斯及其同事完成新历法的制定差不多

    已经过去了三个半世纪。通过颁布一部席卷世界的历法，罗马教会表现出了强大

    的指挥权，而它的竞争对手所能表现出的只有软弱和困惑，以及国家性教会所固

    有的局限性。

    历法改革正是SJ所希望实现的那种胜利。天主教要将真理、秩序以及规律强

    加给这个失控的世界，这次历法改革无疑成了一个完美的案例。就像圣依纳爵在

    鲁本斯的杰作中所表现出的那样，教皇格里高利将普世真理之光带给了那些一直

    在黑暗和混乱中挣扎的人们。对历法改革的响应证实了这一点：只要是教皇统治

    的领土，则无论哪里都布满着法律、秩序与和平；而只要是异教徒和分裂者统治

    的领土，则无论哪里都充斥着谬误、混乱和冲突。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诠释教

    皇统治方法的正义性了，这正体现了SJ的核心世界观。他们认为，这是罗马教会

    取得最终胜利的一个典范。

    相比在神学领域普遍存在的一些争执不下的僵局，罗马教会在历法问题上的

    决定性胜利显得尤为引人注目。例如，天主教徒认为，只能通过神圣的教堂和圣

    礼，由祝圣司铎将上帝的恩典赐予有罪的人们；相反，新教徒则信仰“信徒皆祭

    司”，意思是说，上帝会将恩典直接赐予人们。天主教徒认为，在弥撒圣餐仪式

    中，基督实际存在于面包和酒之中；新教徒则认为，基督是无处不在的(路

    德)，或者说弥撒只不过是一个纪念基督受难的仪式(茨温利)。天主教徒认

    为，上帝会通过考察一个人在现世的善举来决定他是否能够得救；新教徒则认为，只有信仰和恩典才是最重要的。天主教徒认为，圣经需要通过教会的等级制

    度和传统进行解释；新教徒则认为，圣经是对正义行为的明确指导，任何人都可

    以接触，等等。这些争论存在(并且至今仍存在)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无法确

    定的问题。从路德的时代开始，时至今日，双方都没有任何让步。

    可以肯定的是，双方的拥护者都参与到了这场充满热情，甚至是充满暴力的

    辩论之中。他们分别印发了赤裸裸的讽刺漫画来攻击对方，一方把路德描绘成魔

    鬼的使者，而另一方则把教皇称为反基督者。随着新的印刷技术的出现，这些讽

    刺画也传播得越来越广。他们出版了通俗的小册子，互相谴责对方的学说为异端

    邪说；还出版了教义问答的小册子，详细介绍各自信仰中的基础问题。他们还撰

    写了学术论文，例如，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或者SJ会士佛朗西斯科?苏亚雷

    斯的《形而上学辩论》(Disputationes Metaphysicae )。他们偶尔会正式辩论，就像路德与埃克在1519年曾进行的辩论那样。尽管双方在这些争斗中投入了大量

    的时间、精力和资源，但是，没有哪一方能将自己的立场强加给对方。这些纠缠

    不清的争斗，与历法改革带给罗马教会的荣耀和干净利落的胜利，两者之间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历法改革胜利的秘诀可以注入到其他领域，那么教皇和教会

    的最终胜利将指日可待。

    克拉维斯相信，他知道这个秘诀是什么：那就是数学。他认为，神学和哲学

    争论可能永远甚嚣尘上，因为不存在普遍接受的方式来决定谁对谁错。即使当一

    方占有绝对真理(如克拉维斯所认为的那样)而另一方根本是谬误的时候，谬误

    的信徒仍然可以拒绝接受真理。但是数学不一样：在数学领域，真理可以通过自

    身的证明强迫读者接受它，不管他们喜欢与否。人们可以争辩关于圣礼的天主教

    教义，但不能否认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没有人可以挑战新历法的正确

    性，正是因为它基于详细的数学计算。克拉维斯相信，这就是教会最终取得胜利

    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