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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 (美)克劳斯·P. 费

    舍尔(Klaus P. Fischer)著；佘江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1

    ·?书名原文：The History of an Obsession: German Judeophobia and the

    Holocaust

    ·??ISBN?978-7-5447-6645-6

    ·??Ⅰ. ①强…?Ⅱ. ①克…?②佘…?Ⅲ. ①纳粹大屠杀-研究?Ⅳ.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231691号

    The History of an Obsession: German Judeophobia and the Holocaust

    by Klaus P. Fischer

    Copyright ? 2001 by Klaus P. Fischer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13-392号

    书? ?名 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

    作? ?者 [美国]?克劳斯·?P. 费舍尔

    译? ?者 佘江涛

    责任编辑 陈?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网? ?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116

    印? ?张 30

    字? ?数 429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447-6645-6

    定? ?价 6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致 谢

    不久以前，我做了一个让人神经崩溃的噩梦，我梦见了大屠杀。噩

    梦的开始是，我受邀给一群似乎地位显赫的人士做讲座。当我开始演讲

    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孑然一人，手里拿着话筒，身处恐怖的、停尸房般

    的博物馆，里面塞满了犹太受难者的尸体，因受到严刑拷打而损害严

    重，残缺不全。惊恐之中，我快速穿过这间可怕的屋子，不时撞上奇形

    怪状的尸首，每具尸首都有鲜明的体征表明死因。我气喘吁吁，试图向

    看不见的听众解释我所看见和所描述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听众应该相信

    我的证词。正当我在讲述这一信息的时候，这间屋子的墙壁、天花板、地板开始滑动，改变了位置。地板变成了渗透鲜血的尸体。我十分惊恐

    地试图跨过尸体，找到出口。就在这时，我一身冷汗地醒了过来。

    噩梦暗示着两件事情：一是我认识到我正在触及一种最原始形态的

    邪恶；二是我感觉到令人悚然的疑虑，即我是否有能力深入其中，去理

    解这种邪恶，并向其他人解释这种邪恶。令人庆幸的是，在写作本书的

    过程中，我得到了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以及对我助益匪浅的理性批评

    者们众多热情的支持，特别是我的太太安。没有莱奥纳德·?马萨克的鼓

    励，没有我们对“作为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持久不懈的交

    流，我对犹太人经历的理解将会缺乏有价值的洞察。同样，假如没有杰

    弗里·?伯顿·?罗素对邪恶和人类的攻击性提供有价值的回应，我就远不能在总体上把握邪恶的本质，特别是纳粹的本质。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罗素一直是坚定而严苛的批评家。他对关键问题的眉批，经常以极度痛

    苦的表白形式出现，即当他读到纳粹的残暴和谎言最恶劣的情景时，他

    颤抖不已。此时，我知道我的写作处于正确的轨道之上。

    我要向罗杰·?莱登和格哈特·?霍夫迈斯特表示感谢，他们阅读了手稿

    相当多的部分，提出了有所助益的建议。我要向阿兰·?汉考克学院的良

    友和同事加里·?比尔利，以及在不同研究机构工作的我的学生表示感

    谢，他们帮助我澄清我的思想和观点。我要向希拉·?哈蒙表示感谢，她

    为整理手稿做了无价的工作。还有康提纽姆出版社的编辑弗兰克·?奥韦

    斯，他是一位尖锐的批评家和敏感的导师，我要向他的支持和有价值的

    建议表示感谢。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亲身感受到了我一直在理智上知道的事

    情：痛苦的过去永远在当下的表层之下不远，我们对付它的本能办法就

    是去抑制它。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旅行的时候，这一点十分

    明显，对于许多人来说，犹太人受难和大屠杀的主题一直是一个禁忌，包括我的一些亲戚，他们有意回避讨论这一问题。为了使未来的世世代

    代不再去经历类似的恐惧，当务之急是面对这种极端邪恶，只有它才能

    定义大屠杀的含义。为此，我真诚地希望我的书能作出些微的贡献。目 录

    致 谢

    导 言

    第一章 犹太恐惧症的兴起：强迫症的进化

    意识形态的妄想和狂热的仇恨

    几种对犹太人的仇恨：西方的观点

    中世纪的基督徒和犹太人

    移民和强迫集中居住

    启蒙运动和解放运动

    民族主义和欧洲种族主义年代的犹太人

    第二章 德国人和犹太人，1700—1871

    作为一个德国问题的犹太人问题

    解放运动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

    犹太人对解放运动的回应

    第三章 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

    混合的社会体系：第二帝国，1871—1918

    大众的民族化

    对种族主义的尊崇和民族偏见

    犹太人在第二帝国第二帝国反犹太人偏见的多样性

    第四章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1918—1933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

    犹太恐惧症的聚集

    纳粹犹太恐惧症的兴起

    阿道夫· 希特勒的犹太恐惧症

    第五章 魏玛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

    德国基础的分裂

    犹太人灵魂的分裂：一体化、自我认同和自我仇恨

    犹太人对犹太恐惧症的反应

    魏玛时期犹太恐惧症的强度如何？

    第六章 纳粹的种族国家

    种族和政治

    党卫队：极权主义控制和种族灭绝的工具

    第七章 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

    野蛮的行为和未协调一致的攻击，1933—1935

    犹太人最初的反应

    妄想加速：纽伦堡种族法

    对外侵略、绥靖、大屠杀和战争，1938—1939

    第八章 大屠杀的前奏：从安乐死到种族清洗

    庞大的种族净化开始：安乐死

    东线种族清洗的理论和实践

    毁灭的等候室：在强迫集中居住区犹太人的集中化德国犹太人的末日

    第九章 犹太恐惧症仇恨的结果：大屠杀

    大规模的杀戮计划

    国家授权的杀戮：大规模的枪决和毒气杀人

    犯罪者：普通的德国人？

    通往极端邪恶的会聚之路

    1. 纳粹权力精英生物学—种族的世界观

    2. 极权主义警察国家的宣传效果

    3. 集权主义科层体制的共谋

    4. 文明约束的崩溃

    5. 战时环境的掩盖和对俄战役的残暴效果

    6. 被占国家和卫星国的合作

    7. 在冷漠世界里受害者的消极性

    第十章 德国人和战争与和平中的大屠杀

    “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能力做任何事”的传说

    从集体犯罪到集体的心理抑制

    受到心理抑制的事物的回归

    新的统一德国的围墙

    精选文献

    原始资料

    二手资料导 言

    由国家发起的对600万犹太人的杀戮通常被称为“大屠杀”，它是20

    世纪最大的犯罪。鉴于这种强加在无辜受害者身上邪恶而有计划的残

    暴，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可能为其贴上历史上最重大犯罪的标签。对这一

    事实的认识，无疑导致了历史学家们提出两个关键的哲学问题：一是这

    样的邪恶是如何在许多人认为是进步的西方突然爆发出来的？二是给世

    界提供了最杰出的科学家、音乐家、哲学家、神学家以及作家的德国

    人，为何屈服于一种在1900年任何一位理智健全的人都不可能预言出现

    的兽性？本书试图回答这一显然令人费解的问题。

    任何一位希望解释这一重大事件的人，从一开始都应该表明自己所

    持有的假定，以及通过自己的著述传达的信念。指导本书的一条主要原

    则是，努力避免在叙事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两个极端：德国人恐惧症和

    辩护性的修正主义。五十年前，当施加在欧洲犹太人身上的可怕暴行刚

    刚结束时，许多人想指控所有的德国人要对纳粹政权的邪恶行为负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这样一个意味着普遍罪行的总体指控，就

    相当于用一把定罪的刷子把所有的德国人玷污，所以盟国很快就制止了

    这种反向的种族主义方式。仁慈而头脑清醒的人们认识到，你不能用罪

    恶的领导层所犯下的罪行来指控整个民族，从而陷入与促使纳粹杀戮

    600万犹太人一样的非理性的想法当中。然而，在这一巨大罪行的符咒之下，一些历史学家继续以公开或更

    加聪明的暗示主张普遍性的德国人原罪的论点。注在最极端的陈述当中

    ——正如本书作者在一次美国历史学会年会的大屠杀讲座上所闻——这

    一论点断言：德国人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所作所为起因于他们是天生

    的种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正如一位演讲者的断言：可能是德国人血

    液中某种化学上的反常，导致了他们犯下如此十恶不赦的罪行。同样的

    观点在本书作者1989年收到的匿名信中也有所体现，信中认为：决不能

    允许德国再次统一，因为我们必定立刻就要“打起精神，应对第三次世

    界大战。德国已经公正地获得了一直跪下去的权利，获得了承受永久残

    疾的权利。别忘了，对于那些因其反社会行为而被处以无期徒刑的人来

    说，难道社会要免除他们无假释可能性的终身监禁的处罚吗？”正如这

    些极端观点所坚持的，如果一个人最初假定所有的德国人都是邪恶的，那么他就会偏向于在德国历史中寻找，并一如既往地去发现选择性的证

    据来支持这一论点。不过，在这一形式中，它正是纳粹观点的另一种变

    异：犹太人都是邪恶的。这一观点来自种族主义的信条：一些人类群体

    由于遗传的构造，是完全有罪的。在大屠杀之后，仁慈而文明的人不能

    认可这一信条，因为这等于是给予了希特勒最终的胜利。

    无可否认，今天令人尊重的历史学家不再持有如此极端的观点，更

    多的却是大屠杀否认者的叫嚣，他们声称杀戮从未发生；更多的是聪明

    的诡辩者伶牙俐齿的断言，他们坚持认为，大部分德国人并不知晓或者

    被迫执行命令。也有一些辩护者坚信：希特勒和其亲信要负全责，并且

    暴行是许多其他民族一起犯下的，这使得他们和德国人一样坏。通过可

    以想象到的策略——从简单的否认、对命令的服从、境遇的开脱、受骗

    (我们也是希特勒的受害者)，到相对的淡化(我们都是坏人)，等等

    ——一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已经试图洗刷历史记录，声称：尽管也许是

    误导，但是纳粹分子希望德国过得最好，他们并没有犯下反对者所归于他们的滔天大罪。

    假如一种研究方法是处罚性的，另外一种就是开脱性的，且两者都

    明显令人无法接受，那么，还有其他什么解释性的策略能使我们更有可

    能接近真相呢？我们必须理解：鉴于我们不同的知识投入，甚至最谨慎

    而诚实的历史学家，也必然在价值判断上有所不同。那些在知识和道德

    上关注犹太人经历的历史学家，无论他们对德国人多么公正，都可能去

    夸大德国人的罪行，而德国的历史学家则可能会弱化这一罪行。近年

    来，人们一直就多少德国人实际知道和参与了大屠杀进行争论。迄今为

    止，这主要是一场单方面的争论，因为正如人们所感觉到的，德国人似

    乎厌恶和厌倦了有关纳粹的争论；他们要继续他们的生活，要铸造一个

    统一和富裕的德国。用许多人的话来说，他们需要终止整个肮脏的事

    件，他们不需要被那些不断提供无限量罪恶药剂的人所打扰。他们并不

    介意是否有超出以前数量的德国人涉足大屠杀。他们想知道是什么意识

    形态的安排促发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似乎暗示着尽可能多的德国人卷

    入了对犹太人的杀戮。

    一个相关的问题涉及了祖先们的罪行，即在什么程度上德国过去的

    几代人要对大屠杀负责？近来在英裔美国人社群中出版的几本书复活

    了“民族性格”这个概念，一些是好意的，另一些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上是

    值得怀疑的。注?民族性格存在于漫长的历史因果关系链的结构当中。在

    这一结构当中，作为不可避免地导致某种结果的前因，人格和社会运动

    是联结的。确实，思想是有结果的，但是路德的思想引发了宗教改革，而非大屠杀。用“反犹太主义”这一术语——从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

    看天生就是含糊的——来指控德国历史中的每一位主要的思想家，可能

    会塑造出对犹太人轻微的、温和的或极端的敌意；但是把这一术语从过

    去的文化背景中剥离出来，这种“联合犯罪”并不能与依然需要解释的大

    屠杀事件建立因果关系。所有这些研究经常将德国史转变成所谓的异常思想和行为的实验室。这些研究假定德国的过去是一个独特的连续体，与其他民族的过去是显然不同的，因此孕育了导致纳粹出现的变态特

    性。纳粹的出现是有逻辑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根据这一观点，犹太恐惧症不仅是大屠杀发生的必要条件，也是充

    分条件。反犹太主义的言论被从数百年的犹太恐惧症中搜集出来，并被

    显示为奥斯威辛和万字旗的先兆。在这种依然在许多研究中盛行的形式

    当中，这相当于一个滑坡效应的观点，它是一个没有根据的假定，即一

    个假设的行为过程通过一系列步骤，导致了不受人欢迎的，甚至是灾难

    性的结果。因此，当马丁·?路德1543年写作了《论犹太人和他们的谎

    言》一文时，关键的第一步就此迈出。一些人认为，路德是“纯粹和简

    单的种族主义者”，他在这篇文章中启动了某些思想，犹如链条中的连

    接环，它们导致其他类似性质的思想(费希特、阿恩特、扬)，这些思

    想又导致了其他的思想(杜林、马尔、瓦格纳、施托克尔)，最终，这

    一倾倒的多米诺骨牌在希特勒和大屠杀那里得到了令人痛苦的结果。正

    如下面所要揭示的，除了抽干德国历史所有正常的东西，从而给整个民

    族贴上标签之外，对大屠杀为何在德国发生的问题，这一方法没有得到

    任何些微的理解。

    是犹太恐惧症(被定义为非理性的害怕)、对犹太人的偏见和仇恨

    引发了大屠杀吗？除了其他方面，这一答案依赖于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什

    么种类的犹太恐惧症或者反犹太主义——基督徒的、外国人恐惧症的、社会歧视的，或者生物学—种族的；也依赖于它表达自身的强烈程度。

    但是，我的观点是：没有单一世系的犹太恐惧症是德国所发生事件的充

    足理由。正如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普遍理解的一样，反犹太主义意

    味着对犹太人的偏见，意味着将犹太人排除出公职之外，将犹太人降低

    到没有基本权利的少数人群体。但是，反犹太主义偏见不是对大屠杀发

    生的充分解释。只有当对犹太人的仇恨超出了偏见，成为变态的时候；只有当它将对个别犹太人的仇恨和对整体犹太人强烈而非理性的仇恨结

    合起来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开始对大屠杀建立因果的关系。

    为了把握更深层的关系，对犹太恐惧症在德国是如何被制度化的，并以什么形式被制度化的进行提问，也是重要的。例如，它是教会发起

    的从而得到教会认可的吗？它是国家发起的从而得到法律许可的吗？它

    体现在政党、市民协会或商业协会、特殊利益集团，或者文化传统当中

    了吗？它得到教育机构的推动或强化了吗？

    在检讨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发现德国人的记录不是非常好，犹太

    恐惧症深深地体现在德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中，但是与俄罗斯或者东欧国

    家相比，也不是最坏的。因为德国的犹太人在19世纪很快地被同化到德

    国社会当中。正如将要显示的，东欧的犹太人也是如此，他们把德国看

    作躲避迫害的庇护所，看作他们最高贵精神追求的国度。换句话说，在

    1933年之前，历史的记录并不支持灭绝犹太人的意图。在大众歧视性的

    犹太恐惧症和大屠杀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从路德到希特勒不存

    在反犹太主义的因果链。真正导致灭绝犹太人思想的前因，可以在第二

    帝国创建那代人的种族主义思想中发现，因为就是在种族主义的幻觉和

    妄想的温床上，希特勒的一代成长起来。战争和可怕的战败结果，打开

    了政治极端主义的泄洪闸门，给顽固的纳粹精神提供了养分，这一精神

    的核心是病态的反犹太主义。换句话说，在1918年之后，对犹太人的仇

    恨在德国比在任何其他的国家都要得到强化，它依附在右翼的社会运动

    上，特别是依附在纳粹党身上，成了纳粹党领导人(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罗森贝格、海德里希、鲍曼)个人的强迫症，所有这些人都残

    忍地仇恨犹太人。

    在1933年到1939年间，这种灭绝犹太人的犹太恐惧症成了国家发起

    的东西，它在这六年内的目标就是剥夺德国犹太人在德国的公民权利、生活和房屋。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另外几百万犹太人归到希特勒的控制之下，从而进入到实际的种族灭绝阶段。首先需要解释的就是对犹太人

    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这个词是纳粹分子对杀戮犹太人委婉的说

    法。这里的主要难题在于，德国人是否在整体上希望灭绝犹太人。在什

    么程度上，纳粹领导层成功地对德国人进行了灌输，让他们支持这样的

    魔鬼计划？用一个结论性的答案回答这个问题——后面的一个章节将提

    供答案——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有后见之明和更多的信息，我

    们也不能确切地知道在德国人的集体意识之上是什么东西，特别是在极

    权主义的背景和总体战的时代。另外，为犯罪政权及其帮凶犯下的罪行

    去指控整个民族，也存在着某种在道德上产生抵触的东西。最近的尝试

    是扩大犯罪者的范围，宣称那些杀害犹太人的人是全体德国人的“代

    表”，而德国人必然是由同样残暴的仇恨犹太人的人构成。这些尝试犯

    了两个重要的逻辑谬误：一是构成的谬误，它宣称局部的真实就是整体

    的真实；二是非典型性的普遍化的相关谬误，它试图从大屠杀杀戮者的

    构成推论出全体德国人，即德国人必定是同等的杀戮者，假如这不是事

    实上的，那也是意图上的。本书的目的是：既不指控，也不开脱；既不

    设计欺骗性的逻辑陷阱去诱捕所有的德国人，让他们成为残暴的犹太恐

    惧症的患者，也不设计逃脱的舱口，让德国人不再接受道德的责任。作

    为整体的德国人并不希望灭绝犹太人，也没有被灌输到脑子完全坏掉去

    支持大屠杀。我们发现，围绕在大屠杀身上的严密面纱证明我们的观点

    是合理的，这一面纱明显有许多漏洞，有关德国人残暴地对待犹太人的

    信息很早就泄露了出去，纳粹分子十分怀疑他们的种族灭绝计划会被德

    国人接受。即使有超出过去假定的，更多的德国人知道“最终解决方

    案”，同时，德国的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大屠杀当中；但是这些都不

    能否定这样的事实：纳粹领导层相信德国人是不会支持如此巨大的杀戮

    计划的。

    事实是，纳粹领导层建立了巨大的恐怖机器，这一机器找到了许多自愿的帮凶，只有相对数量很少的德国人公开和坚决地破坏和捣毁这部

    机器。许多德国人为大规模杀戮助了一臂之力。本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

    为何这种情况会发生。集体杀戮者，特别是种族灭绝的工程师阿道夫·?

    希特勒到底在想什么？包括希特勒，这些杀戮者是否精神错乱，或者他

    们是否仅在这个领域或者其他领域患有幻觉的思想？我的意图本质上

    是“没有希特勒，就没有大屠杀”，但这并不是打算去清除德国人的责

    任。希特勒是德国人无可争议的独裁者，他作出了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单

    边决定。对这一问题是无可争议的。唯一遗留的问题是，希特勒何时下

    达了灭绝犹太人的命令。对这一问题，历史学家的答案是不同的。一些

    人认为他一直怀有灭绝的念头；一些人认为他是在确信战争失败的时候

    才下达集体杀戮犹太人的命令的，因为在他扭曲的灵魂中，种族灭绝的

    方案是种族赎罪的最终方案，未来德国强大的种子生发于此。

    希特勒可能是恶魔的肉身，但是德国人直到最后都给了他无条件的

    支持。我们如何解释为何“正派”、文明、受到良好教育的德国官员会和

    一个残忍的政权合作。我们对这一讨论的聚焦，依赖于德国人所呈现出

    来的人类学和文化的特性，尤其依赖于这样一些文化特性：集权主义、极端的种族优越感、对军国主义的偏爱，以及心理上的一些习惯——极

    端的刻板、傲慢、强迫性的遵守秩序。这些文化特性转而与某些心理特

    性相联系，这些心理特性不仅是疯狂的纳粹领导人和他们建立的机构

    (盖世太保、党卫队、党卫队保安处等)的特点，而且也是许多普通德

    国人的特点，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了这些特性，使他们被畸形的思想

    所迷惑。

    最令人不安的是，如何能够解释许多杀手心安理得地去执行他们的

    任务？在这里，我们的焦点将集中在某些防御机制(丧失人性、人格分

    裂、心理投射、麻木不仁、丧失现实感)，扭曲的意识形态思想，十足

    的虐待狂等方面。本书将要显示的大屠杀的集体性行为，符合在历史上重复出现的人类行为的某种模式，它也在心理实验中部分得到复制。确

    实，根据其动机、内涵和结构，残暴有其自身的逻辑。所有的人都是潜

    在的杀手；我们作为个人相互杀戮，我们还相互组织起来集体杀戮。战

    争是人类杀戮的最高组织行为。大屠杀也是一场战争，不过是独特的战

    争，因为对手是非战斗人员，大屠杀挑战了传统的军事思想。然而，对

    于希特勒来说，犹太人是特别有害的，是具有毁灭性质的战斗人员。由

    于这一原因，他认为自己同时发动了两场战争：一场是传统的，一场是

    种族的，后者与前者同样重要。因此，根据这一点，假如没有希特勒发

    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没有大屠杀。特殊的心理才能想象和发动这

    样一场末日启示的战争；变态的人格被用来实施这场战争；心理机制和

    组织机制被用来灌输、诱惑、感染民众，并赋予大屠杀以正义之名。假

    如对大屠杀事件做一个远距离的认识，所有这一切也需要在细节上给予

    解释。

    最后，每一位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学家都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它涉

    及这一事件的“独一无二性”。大屠杀是特殊的，在历史上没有类似的事

    情吗？或者它仅仅是人类史上先前种族灭绝的缩影吗？另外，这两种观

    点——?一种是宣称独一无二性，另外一种是断言重复发生——是否相

    互排斥？艾萨克·?多伊彻谈论了独一无二性，他断言：

    对于那些试图理解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历史学家来说，最重

    要的障碍是这场灾难绝对独一无二的性质。这不仅仅是时间的问

    题、历史视野的问题。我怀疑一千年后，人们将比我们今天能更好

    地理解希特勒，以及奥斯威辛、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等集中

    营。他们会有更好的历史视野吗？恰恰相反，可能后人没有我们理

    解得多。恩斯特·?诺尔特提出了富有争议的相反观点，即纳粹主义的行动，包括大屠杀，必须与其他从事类似种族灭绝行为的极权主义制度一道来

    看待。他认为，如果给大屠杀贴上绝对独一无二性和最彻底邪恶的标

    签，把这一事件看作绝对单一的，那么历史学家将永远受到谴责。独一

    无二性否定了传统的历史信条，即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存在于时空当中，体现了重复出现的人类特性，而非单一的德国人、犹太人、中国人或印

    度人的性质。一个未明确阐述但经常被假定的推论是大屠杀是独一无二

    的，它必然是由某种存在于德国人性格中的独一无二的东西引发的。对

    于一些当下的历史学家而言，独一无二性的论点蕴含着德国人独一无二

    性的论点，这样，那些相信这一解释理论的人必然发现，只有德国人显

    示，而其他民族没有显示的一个特性或者一组特性。这样，对于这样的

    历史学家而言，大屠杀只是在德国人那里设定了原罪的存在。

    本书试图避免以上两个极端，它认为大屠杀在种族灭绝的规模和强

    度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人们必须把它作为人类邪恶的历史显现接

    受下来，这种邪恶存在于过去，因此也可能在未来重复自身。德国人犯

    下的罪行，需要对特殊的使之成为可能的德国的条件进行分析，但是对

    于我们这些不是德国人的人来说，假定这些条件是内生于德国人总是快

    慰的。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相关的种族灭绝的行动，否定了特殊的德国

    人疾病的论点。更有可能的是，那时的德国人是强迫服从的、遵守秩序

    的民众，具有集体组织行动的天分。他们认可残忍的领导者使他们当中

    的许多人卷入甚至积极参与实施种族歧视、排除和灭绝的计划。这一计

    划显示了鲜明的德国人认真彻底的特点，它如此致命，以致先前的种族

    灭绝相形见绌。

    在解释和描述导致大屠杀的事件中，从一开始表明一个人知识和道

    德的假定是重要的。本书采取的道德观点不同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价值

    观，这些价值观相信理性、自由、人类尊严、宽容、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统治，以及通过运用科学的人文主义追求真理。同时，在基督教和康

    德哲学的基础上，人们必然断言：人本是曲木，不可能被造就成完全笔

    直的。五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证明人类不是善的，更不用说是完美的，18世纪大多数思想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假如给予人专门的灌输、贿赂、腐化，大多数人会乐意帮助任何一种犯罪，甚至种族灭绝。邪恶是历史

    中的现实存在；它既不是我们原始遗产的一部分，也不是由社会环境决

    定的。邪恶是一种道德的缺陷，它来自扭曲的本能和变态的欲望：“它

    蜷伏在我们意识最深的地方，散发着对上帝的恨和对死亡的爱。致命的

    邪恶把我们和虚无联系起来。”

    决定本书叙事的基础是几个解释性的假定和策略。第一是存在着修

    辞和行为的对应，一个人所信的和他所为的对应。阿道夫·?希特勒和他

    的亲信是真正的信徒，他们相信犹太人对德国有着致命的危险，因此必

    须被驱逐和消灭。希特勒所说的他的“花岗岩般坚实基础”的信仰，特别

    是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真诚相信且按其行事的。第二是要绝对相信希特

    勒和他的党羽是残暴的犹太人的杀戮者。第三，我们假定纳粹领导层是

    离经叛道的，具有天生的操纵权力的能力。元首设定的管理风格的基

    调，就是操纵他人和不信任他人：“我只告诉他需要知道的。”作为最诡

    异的罪犯，他曾经说过：“这是一个古老的生活信条：能够口头讨论的

    任何东西，都不应该记录下来。”由此推论：在判断希特勒和他最亲密

    的圈子之间的精确性和真实性的时候，一个人应该宁可使之过于谨慎为

    好，因为他是在和一帮精神错乱的说谎者打交道。另外，欺骗在纳粹德

    国被制度化，在研读纳粹的“官方”文件时要极度地谨慎。当然，文献是

    历史重构的飞轮，但是，偏爱官方或政府的文件可能是一个大的陷阱。

    大屠杀是一个犯罪政权实施的，它的官方资料原则上是不可信的，因为

    它们受到了谎言和其他思想错乱的污染，充满了遗漏、迂回、夸张、隐

    瞒、委婉，这对犯罪的思想是习以为常的。接下来是范围更广、较少受到污染的信息，包括日记、自传、文学、画报、杂志，以及大量其他跨

    领域的资料，它们必然覆盖在这一复杂和令人悲痛的事件上。

    尽管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以下的方法是跨学科的，采用了心理学、社会学、文学、哲学和历史学的概念，但是它的重点一直是放在人类的

    选择和行为，而非经常倾向于变为具体化的抽象之上。确实，我们看到

    或者体验到特殊的东西，我们经常在普遍的意义上进行思考。这就是我

    们为了解释事件，并给予这些事件以意义所付出的代价。重构复杂历史

    事件的行为需要许多解释性的原则，但是这些有助于理解的帮手有时会

    变成自身的对手，它们推动着叙事，并且把叙事包裹在抽象的云雾之

    中。大屠杀不应该消解在语言学或者统计学性质的一种抽象之中。抽象

    是不负责任的，而人类却是负责任的。受害者、罪犯、旁观者，不是社

    会的、宗教的、经济的或心理学范畴的具体体现；他们是作出积极或者

    消极选择和决定的人类存在者，这些选择和决定使他们成为受害者、罪

    犯、英雄、同谋或旁观者。概念有助于理解现实，它们表现现实，但不

    会再生现实。我希望尽管使用了许多抽象的术语，但人类的元素一直是

    以下叙述的中心，因为只有采取这样的方式，大屠杀才能在我们的集体

    记忆中获得重大的意义。

    注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在其得到广泛讨论和具有争议性的著作《希特勒的自愿行刑

    者：普通的德国人和大屠杀》(1996)再次复活了这一论点。该书坚持认为：大屠杀不是由少

    数纳粹精英杀手所犯下的罪行，而是许多“普通的”德国人所为，他们被作者所称的“种族灭绝主

    义的反犹太主义”所驱使；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一百五十年，这种致命的反犹太主义就深深地根

    植于德国的文化当中，因而为大屠杀提供了必要的和充分的理由。更坦率地说，作者指控作为

    整体的德国民族，因为许多德国人疯狂的、杀戮性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主

    题；这种仇恨像“母乳”一般，否则我们如何可以解释为何那么多德国人自愿而快乐地投身于对

    犹太人的集体屠杀？因为根据作者的观点，杀戮是不能借助普遍的人性来解释的，因此言下之意似乎是，这类导致大屠杀的种族灭绝主义的思维和实践是专属于德国人的特性，这种特性不

    是一般的人性——“超越历史的”或者“适应文化的”，而是某种特别的东西。因为目的专一，作

    者进而把每一个德国人描绘为反犹太分子，甚至包括纳粹的受害者和抵抗者，作者还拓宽了为

    大屠杀承担责任的范围，以证明他的核心信条：大屠杀是德国的国家计划。为了支持他的指

    控，即“普通的”德国人援以血腥的自愿之手，执行着杀戮的计划。作者在某种程度上集中于“普

    通的”犯罪者，他们管理着劳动营，在东部前线发动集体的杀戮，在战争末期实施了死亡之旅。

    作者试图显示这些犯罪者没有被强迫犯下他们的可恶罪行，也不是没有思想的机器人，只会听

    从命令或者屈从心理的压力或混乱。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种族灭绝主义”的信念行事。至于有多

    少“普通的”德国人直接参与了大屠杀，戈德哈根认为大约10万到50万。因此，通往奥斯威辛之

    路与其说是弯曲的，不如说是笔直的，德国的国家计划正反映了德国民众最深切的希望。鉴于

    该书的煽动性及其定罪性的道德论调，它很快就引发了争论的风暴，尤其是在德国，这一点无

    须大惊小怪。

    注 除了已经提到的戈德哈根的著作，最著名的复活了德国民族性格概念的著作是保罗·?

    劳伦斯·?罗斯的《德国人的问题犹太人的问题：从康德到瓦格纳的革命的反犹太主义》

    (1990)，该书是对德国知识分子生活中犹太恐惧症的透彻研究，但是这本书也受困于作者虚

    构的知识框架，借助这一框架，似乎每一位德国的思想家，无论他是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

    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都属于“革命的反犹太主义”。第一章

    犹太恐惧症的兴起：强迫症的进化

    意识形态的妄想和狂热的仇恨

    1939年9月1日，阿道夫·?希特勒同时发动了两场世界大战，一场是

    进攻波兰及其西方盟军的传统军事战争，另一场主要是进攻欧洲犹太人

    的生物学种族的战争。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当代历史中最为巨大

    的犯罪，因为涉及对600万以上民众流水线式的种族灭绝，并由一个当

    代工业国家发起，这一犯罪史无前例。在过去的历史中，从来没有整个

    群体的民众因为被官方认定是下等人、致死的社会病毒携带者，以及与

    德国的敌人联手企图消灭德国民众而被单独圈定出来实施种族灭绝。

    我们如何解释这一骇人听闻的犯罪？谁为此负责任？杀戮者是怎样

    向自己、德国民众和世界证明这一行动是正义的？面对这一犯罪的超大

    规模和独特性，一些历史学家想知道他们是否能完全解释这一事件。例

    如，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去测量一个毁

    灭了所有测量工具的地震？”他的意思似乎是，大屠杀是意义的死亡、所有道德联系的毁灭。正如尼采的疯人极度痛苦地呼号上帝已死一样，这一死亡和毁灭使我们放开了地球与上帝的联系，并把人类投入黑暗的深渊。在这个意义上，大屠杀是历史的，也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悲剧，因

    为它不仅杀戮了600万无辜的民众，也因为它粉碎了自古以来的道德禁

    忌，毁灭了西方对理性规范法则的信仰，以及发现客观真理和得到更美

    好世界的可能性。

    假如大屠杀本质上是非理性史无前例的爆发，那么，我们能够希望

    以理性的术语解释它吗？换句话说，正如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坦言，这

    一罪行不是价值观念的倒置——在这一情景下，理性的术语是可以解释

    的——而是“超出邪恶的所有范畴的与道德无关的东西”。这是真实的

    吗？假如我们的邪恶范畴不足以解释大屠杀的现实，或者假如我们的解

    释方法过于狭隘，以致不能使我们理解这一非理性行为的性质，那么，这肯定是真实的。大屠杀的罪行确实不是“与道德无关的”，而是“非道

    德的”，因为它是计划它并证明它是合理的人犯下的罪行。大屠杀是德

    国领导层和许多普通德国人身上悲剧成分的道德失败，这一失败是十分

    广泛的，因为除了对犹太人顽固的偏见之外，它还涉及政治和社会层面

    上保护文明的价值观念以抵抗野蛮冲击的集体失败。

    在讨论大屠杀的问题时，引入“与道德无关”的范畴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这一行为是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为何作为的人群犯下的。

    因此，他们的行为受制于人类主要道德传统所理解的对与错的道德标

    准。依据时间考验传承下来的人类道德标准，人们不可能说对600万无

    辜民众的集体屠杀是一个高贵的行动，用一个刽子手的话来说：这一高

    贵的行动要为后人永远铭刻在铜板上。这句不道德的话是由奥蒂洛·?格

    罗博科尼克表述的，他求助于种族灭绝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来证明他参

    与大屠杀的合理性。这一意识形态建立在专属于他本人，专属于顽固不

    化的纳粹精神，又悲剧性地专属于许多德国人的妄想的思维模式基础之

    上。这些德国人把反犹太主义作为规范加以吸收。

    在这种对于纳粹分子来说等同于激情信仰的妄想或者空想的思想模式中，其中当然存有某种逻辑，它激励着大规模杀戮者的行为，并且使

    他们的行为正义化。但是，因为它是在现实中没有理性基础的妄想逻

    辑，因此人们不可能允许它作为所有人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发挥功能。这

    一解构主义的逻辑如今试图动摇西方对一个可知和客观的世界存在的信

    仰，把所有道德的判断化解成仅是主观知觉的主张。我们必须把这一逻

    辑列入我们混乱世界的危险幻觉的行列。

    在漫长的历史中，有着一批批受到最具毁灭性妄想控制的人群，纳

    粹分子只是最晚近的一批。1096年，在十字军骑士发动第一次圣战之

    前，一些更为狂热的十字军骑士被一种特别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所控制，这种仇恨起源于他们自身的基督徒的恐惧和诱惑。这些十字军骑士袭击

    了法国北部和德国的犹太人集聚区，任意地屠杀了数千名犹太人。他们

    认为这个行为是正义的，因为他们宣称犹太人谋杀了基督，他们没有通

    过皈依基督教认识到他们生活方式的错误，他们顽固地坚持他们罪恶的

    生活方式：“看，替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复仇的时刻到来了，犹太人

    的祖先杀害了他。现在不要让一个残渣余孽逃脱，甚至是幼儿或者在摇

    篮里吃奶的婴儿。”当时的文献甚至指出，杀戮犹太人被看作令人尊敬

    的行为，因为“任何杀死一个犹太人的人，其所有罪行都将得到赦免”。

    已经和基督徒邻里和平相处多年的犹太人受到背叛，遭到抛弃，被交给

    残暴的狂热者。这些狂热者除了施虐的偏好之外，还把意识形态的热情

    付诸行动。面对这样强烈的感情，由世俗或者教会的管理机构通常施行

    的正常约束完全崩溃；事实上，这些管理机构和它们背后的普通市民或

    者农民，成为集体杀戮的积极参与者。这一暴力行为由意识形态作基

    础，它没有成为致命的唯一原因是，对犹太人的仇恨是正在积聚的力

    量，并且是教皇乌尔班二世此刻发出十字军东征信号的特别表达方式。

    然而，正如萨洛·?W.巴伦所指出的，1096年是这一不断增长的妄想发展

    的真正转折点：从法国到巴勒斯坦，在犹太人聚集区留下的是血迹和闷烧的废

    墟……这些让犹太人第一次看到了他们的仇敌和朋友，看到了在西

    方世界犹太人地位的极度不稳定……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反

    犹太主义的迫害就具有危险的传染病特点，在充满巨大激情压力的

    历史时期，它变成了跨越国界的大众心理错乱。

    另一起跨越国界的大众心理错乱是巫术。在研究反犹太主义狂暴或

    者女巫狂热事件当中，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各种各样构成德国国家

    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因素。就巫术而言，那些被妄想控制的人相信，一些人和魔鬼勾结要推翻上帝和他的世俗政权。这一信仰诉诸《圣经》

    得到了认可，特别是《出埃及记》(22：28)那个段落说：人不应

    该“容忍女巫活着”。假如《圣经》是上帝话语的文字记载，他命令信仰

    者去杀戮女巫，那么一个真诚的基督徒就必须去杀戮女巫。这一信仰在

    现实中导致完全无辜的民众被确认为女巫，受到拷打和杀戮。借助知识

    分子的妄想，空想的世界变得有血有肉；它的杜撰者以某些特别的词汇

    美化了这一世界。例如，正是以这种方式，像《锤击女巫》(1486)这

    样的书籍得以问世，这本书是一个辨认女巫十分便利的参考指引，这本

    手册包含了可怕的性别歧视的假定：女巫一般情况下可能都是女

    性，“因为她们更柔弱，且更为愚蠢、迷信和淫荡”。也正是以这种方

    式，像宗教裁判所这样的机构得以存在，这些机构监督异端邪说，对完

    全无辜的民众施加了难以计数的残暴。在中世纪后期登峰造极之时，对

    女巫的搜捕成了欧洲的灾祸。它使“数十万男女被杀戮，数百万人受到

    恐怖的威胁，几个世纪最优秀的思想家的灵魂受到污染，在基督教社会

    的记载上留下了丑恶的印迹”。

    由于纳粹具有相似的妄想信念和行为方式，因此它信仰犹太人代表

    了20世纪巫术的回归。无疑，纳粹的主要目标不是字面意义上意思陈旧的女巫，而是“女巫化”的犹太人，他们成了纳粹暴行的中心对象。正如

    诺曼·?科恩所说：灭绝犹太人的能量来自“类似鬼神学的迷信”，而非来

    自犯罪者经济或者政治的动机。许多德国人，尤其是那些受到纳粹党、希特勒青年团、冲锋队、党卫队等纳粹机构灌输的人，完全沉浸在信魔

    者的思维当中，让人想起了现代早期巫术的狂热。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

    束，强迫症烟消云散，一些德国人十分公开地坦承这一点，哲学家卡尔

    ·?雅斯贝尔斯的话尤其著名：

    在过去的十二年当中，我们的身上发生了某种事情，它似乎重

    塑了我们的整个存在。形象地说，魔鬼像雨水一样一直在袭击我

    们，和他们一道，他们把我们席卷到夺走我们视听的混乱当中……

    我们已经体验到了类似中世纪晚期巫术疯狂的东西。

    导致大屠杀的意识形态动机的来源，必定处于人类的妄想及其行为

    推论——恐惧、强迫症狂、心理投射、寻找替罪羊、攻击行为——当

    中。假如以这种方式来看，大屠杀迫使我们恢复一个对我们自身古老的

    但似乎在现代抑制了的真理，即：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天生倾向于集体的

    妄想，并且顽固地坚持这些妄想，而无视相反的证据。反复出现的人类

    妄想行为的事件似乎证明，假如受到具有非现实幻想和危险幻觉性质的

    文化的灌输，大多数人会心甘情愿地支持几乎所有怪异的行为，包括大

    规模杀戮。当恶毒的、毁灭性的信仰以宗教或者世俗信仰的方式被包裹

    起来的时候，并得到广泛的制度化的支持，这一点尤为真实。斯宾诺莎

    曾经写道：“所有的仇恨中没有比来自极端奉献或者神圣更深刻、更虔

    敬的，它本身是作为虔敬来珍惜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宾诺莎讨

    论了犹太人对其他民族的、应该是超出短期利益的仇恨，他认为它导致

    了对犹太人同样强烈的仇恨。通过类比放大阿克顿爵士有关“权力趋向

    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的名言，也可以说：来自信仰的仇恨趋向腐败，来自绝对信仰的仇恨绝对产生腐败。假如信仰是权力的道德

    对应物，当两种都宣称自己是“上帝选民”的信仰体系发生绝对和难以和

    解的敌对冲突时——正如它们在过去的两千年所发生的那样——人类友

    爱的最大腐败就可能发生。

    阿诺·?J.迈耶注意到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宗教的剧烈变化，特别是十

    字军东征和1550年到1648年的宗教战争，他认为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的产物，它是过去种族灭绝更为可怕和毁灭性的复现。尽管这个观点

    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削弱了大屠杀的独特性，但是其优点在于，它将种族

    灭绝的主要原因正确地诊断为疯狂的宗教热情，这股热情全方位地策动

    了种族灭绝的犯罪者。迈耶也正确地指出，在各种各样的圣战中，诸如

    十字军东征、异教徒的屈从，或者宗教改革时代(1517—1648)的宗教

    灭绝等，欧洲人投入的文化能量并没有随着宗教战争的结束(1648)而

    削弱，而是在18世纪短暂的沉寂之后以不同的形式被重新启动，或者仅

    仅是被重新定位。事实上，可以认为由错置的信仰释放的能量不仅被重

    新定位，而且被世俗化，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它将自己依附在诸多极端

    的意识形态身上，包括法西斯主义。我们记得，在过去的五十年，东方

    和西方发动了意识形态的热战和冷战，为了明确的改变心灵和思想的目

    的，或者说为了消灭恶的另一方，战争涉及双方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整体

    发动。在这场冲突期间，我们也见证了意识的宗教模式的再度出现，尽

    管它现在已经嫁接到世俗事业以及世俗的拯救形式上了。

    似乎投入到宗教冲突或者意识形态冲突的文化能量，一直具有产生

    大众妄想的潜能，这些妄想很快转变成大众的侵犯行为。注整个社会不

    时地被非同寻常的各类非理性思想所控制。在最糟糕的时代，当所有的

    东西似乎共谋反对一个特定群体的时候，就会出现集体性地退化到意识

    的前逻辑或者神话的形式当中。历史事件的发生不再被视为自然的产

    物，服从于正常的因果程序，而是混乱的世界背后发挥积极作用的隐秘和无常力量的体现。在这一世界当中，失去定位的社会感觉到自身漂浮

    不定，很快就会沉没。当一个社会整体或者大多数成员视自己受到了真

    实的或者假想的敌人威胁的时候，以前所有的冬眠的思想模式就会被发

    动起来，接着渗透进整个群体的思想当中，以致普通的、正常的、聪明

    的民众不仅似乎相信最怪异的言论，而且乐意根据它们行事。

    历史学家非常清楚，人类的记录令人困惑地充满了这样的非理性爆

    发——从魔鬼和女巫的信仰，到赎罪的神学或者意识形态。但是，假定

    这样的非理性意识模式仅仅存在于未开化或前工业社会，则是十分严重

    的错误；相反，可以说它们在20世纪最为强烈和最具有毁灭性。

    我们依然不很清楚人类的心灵，以致不能确认非理性思想赖以发挥

    作用的心理或生理的过程。我们只知道心灵具有创造的能力，可以想象

    上千个不同的世界，并以惊人的不同方式将它们概念化。我们的思想模

    式，以及我们在其中将其清晰表达的符号形式，只是大致接近而不能体

    现现实，尽管这些思想模式企图将现实装入其中。然而，我们通过痛苦

    的体验同时发现，对意识进行理性的架构，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更

    有效地适应真实世界。

    对意识的架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号或者文化的过程，但是它也由非

    理性的恐惧、妄想狂的错觉，以及放纵的激情所形塑。正如被认为是普

    通的、理智的、礼貌的个人经常会滑入非理性的思想模式，对整个社会

    来说也是如此。意识的结构整体上从来不是理性的，在“离奇古怪”力量

    的冲击之下，它可能部分或整体地变成具有对现实极端不同感受的神话

    或空想的意识。

    因为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意识的逻辑而非意识的心

    理更感兴趣，因此他们并非一直对意识的非理性形态给予充分的关注。

    我们西方文化传统的重心，是知识的逻辑甚于知识的心理，即理性甚于

    非理性。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世界将大多数文化的能量投入到理性的发展上，我们从这种投入中收获的奖赏，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我们对物

    理世界的把握，以及利用它满足我们的物质利益相对应的。另一方面，理性的进化有机地和自利联结起来，非理性通常得不到承认，人们也普

    遍不能理解，对于非理性来说存在着一种逻辑，它也有着相伴随的符号

    的表现。

    我们求助于心理学、社会学或人类学，总之是多方位的解释，来考

    量非理性。为了预先阻止一些通常提出的对这些解释的反对意见，有必

    要记得作为个体或集体的人在历史上所造成的罪恶与苦难的程度。黑格

    尔称，历史是一张民众和民族的幸福被牺牲其上的屠宰凳子。他无疑是

    正确的。五千年的历史和超过1.5万场的战争，证明了历史中极端邪恶

    的现实存在。因此，理解邪恶不仅需要超出对它的历史描述，还要对它

    进行哲学、社会学或心理学的分析，把握其相关意义。

    无论采用什么办法，对原因的认识并非一直包含对它们结果的理

    解，也不能为那些造成巨大苦难的人们的行为进行辩解。总之，大多数

    的人类罪恶是意识选择的结果，这种结果自身建立在各种各样的动机之

    上，从显而易见的自利、对支配的渴望、对残暴的快乐、对宗教绝对之

    物的信仰，到变态的理想主义或者十足的妄想。不幸的是，罪恶有时来

    自表面高尚的意图，这也是邪恶的狡黠之处。在人类当中没有透明的东

    西，似乎在动物世界也是如此。我们很少表里如一，我们在所有特定的

    时间里，将许多提高生命的东西和大量否定生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为

    了强化前者抵御后者毁灭性的结果，人类创造了文明，在其理想的形式

    中，文明包含了对礼貌、合作和社会秩序的制度化；但是，正如个人会

    变得妄想、腐败，或者具有毁灭性一样，对于文明自身的秩序来说同样

    也是如此。大屠杀是德国文明终极的堕落，而且为了理解这种腐败，我

    们有必要尽最大的能力去理解其成员的思想模式，阐明为何如此众多的

    支持纳粹精神的德国人接受了非理性的思想，阐明他们如何将自己的想法架构为妄想的思想体系，使他们视犹太人为下等人和魔鬼，并出于这

    个理由，将他们进行种族灭绝。

    正如先前提到的，信奉这样一个妄想的思想体系，包括它的组成要

    素，不是德国人的专利，而是整个人类史上重复出现的。在下一章讨论

    纳粹特殊的动力之前，我们首先阐明一些建立在各种历史表现基础上

    的、有关其特性的普遍看法。

    以巨大的毁灭性力量冲击任何一个共同体的社会灾难，都会引发惊

    恐的反应，以及心理的极大痛苦。为了对付危机的冲击，这种反应的复

    原依赖于经历灾难的社会的制度稳定性。因为所有社会都一直面临着来

    自内外的潜在的巨大变化，又因为其制度的构造很少是强壮得足以抵制

    持续的灾难和艰难，因此它们一直处于火山口上。在整个历史的进程当

    中，人类社会经历了经常性的创伤，对一些创伤的回应采用的是自我挫

    败的处理机制，它加剧而不是减弱了这一问题。

    民众无论何时遭受到明显难以理解的灾难的冲击，他们几乎都会本

    能地倾向于“屈从”他们的激情。假如危机持续下去，他们正常的思维模

    式将可能被这些创伤性的经历所扭曲。社会心理学家进行的独特研究显

    示了个体和整个社会是如何对危机的境遇作出反应的。例如，他们证

    明，使社会成员凝聚起来的，不仅是共同的制度和传统，而且是公共意

    识的独特架构。外在的结构是其精神本质的尺度。在过去大多数人类社

    会的历史当中，精神本质的内涵，即精神基础，受到了宗教的、神话

    的、想象的主题和进程的强大渗透。因此，人们不应该惊讶的是，对危

    机或灾难的理性反应，尽管也伴有常识和生存的本能，但是也被投入到

    依靠公共精神基础的意义框架当中，这一精神基础由神话、传说、英雄

    史诗、宗教信仰构成。这就是为何在历史上许多共同体的意识当中，人

    们总能在宗教历史当中发现其世俗历史的原因所在。历史事件在神话的

    符号当中，或者通过神话符号得到渲染，或者得到解码。过去或者现在，对巨大灾难的公众反应通常伴随着非理性的思想模

    式，但是有时对这种模式的坚守超出了危机自身，因为社会否认了危机

    真正的性质，产生出固执的防卫机制去否认真相，并且采用不恰当的处

    理机制去医治这种危机。历史充满了这样的事例。奥托·?弗里德里希的

    著作《世界的末日》，对其中的一些进行了精彩的描绘。他在书中叙述

    了各种各样对灾难的反应，这些反应如此强烈，以致当时的民众相信世

    界的末日已经降临。涉及的历史事件有410年对罗马的洗劫、1209—

    1244年的宗教法庭、1347—1350年的黑死病、围绕着托马斯·?闵采尔和

    其他宗教改革宗派打算创造的“新耶路撒冷”的世界末日景象和灾难、1755年里斯本地震、1905年俄国革命以及奥斯威辛。我们还可以增加巫

    术狂热、十字军东征、中世纪千禧年的异端邪说等等。然而，重要的是

    要去理解，巨大的压力折磨着社会，而这些压力并非必然以显而易见的

    诸如恶性的瘟疫、毁灭性的饥馑、地震、战争的灾难形式出现。创伤可

    能是由巨大的社会变迁时期引发，在其间，古老的传统文化被化解，但

    是新的文化尚未形成而去取代它们。

    在大多数危机中，最初的反应似乎是理性的分裂。人们感觉到世界

    四分五裂，甚至行将就木。人们所经历的这类历史事件，必然是由巨大

    能量和极端仇恨的隐秘力量所发起的。在宗教社会，这类事件产生了世

    界末日的焦虑，上帝在惩罚社会，或者撒旦的力量处于失控状态。也许

    此刻在灾难的综合征当中，一些集体的人类记忆被启动，一些神话的思

    想模式被发动起来，这些模式将原始的、恐惧的、令人不安的意象刺激

    出来。

    因为大灾难被理解为规模十分巨大的事件，因此人们假定它不是普

    通人或者可知的物质原因所导致，它必定是潜藏的、依然不为人所知的

    力量或犯罪者所为。正如詹姆斯·?罗兹谈到纳粹对战败以及随之而来的

    经济崩溃的回应，在灾难综合征的舞台上，受到感染的人们视自己为无助的受害者，展现出以下一些心理症候，它们的典型反应是：感到受到

    侵犯和强暴，自我怜悯，悲叹自己的命运。然而，几乎同时，他们歇斯

    底里地猛烈抨击假想的罪犯，这些罪犯用过去宗教的语言来说就是“肉

    身的恶人”。

    在研究这种由宗教社会和20世纪纳粹所展示的灾难综合征的时候，詹姆斯·?罗兹确定了几种共同的反应：首先是完全的错位，其次是对被

    集体灭绝的强烈恐惧，接着是揭露作恶者，揭示真理，最后是善战胜

    恶。恐惧的目标最初可能完全是空想的，如《启示录》中的巨兽、靡菲

    斯特、巴比伦的娼妇。然而，这一空想在奸笑的犹大或者完全无辜的人

    那里逐步获得了血肉。这些人被假定是有罪的，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异

    教徒、女巫和麻风病人等。揭露罪人的任务经常落到边缘的知识分子或

    空想家手上，他们宣称拥有远比理性的、形式分析的方法更为深刻的、特别的、神秘的认知方法。在这一以空想力量、神秘启发、心灵洞察为

    基础的更好的认知形式之上，这些自我标榜的拯救专家开始向社会宣称

    什么东西在真正威胁着它，必须采取什么行动去治愈它。根据纳森·?阿

    德勒的观点，这些空想家是依靠“用幻觉沉迷”来应对危机的，他们绕开

    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的权力，直接求助于容易受骗上当的大众，以传诵的

    神话来寻求正当的理由。阿德勒认为：“衰落、毁灭和更新的世界末日

    的精神是他们定位的中心，他们作出的反应要么充满激情，要么过度活

    跃，要么作为被动的观察者俯首称臣；他们可能成为傲慢的超人和蔑视

    他人的自我实现者，或者成为重新发现人民的民粹主 义者。”

    许多这样的人——包括宗教的空想家(菲奥雷的约阿希姆、英国的

    约翰·?维克里夫、法国的彼得·?瓦尔多、意大利的萨伏纳罗拉、德国的托

    马斯·?闵采尔)和他们世俗的对应者(罗伯斯庇尔、墨索里尼、罗森贝

    格、希特勒)——都宣布了不同寻常的启示，他们告诉追随者，他们不

    是上帝或者历史的弃民，而是消灭施恶之人的选民。与施恶者——无论是撒旦、犹太人、贵族还是资本家——的相遇是即将来临的善恶大决

    战，规模巨大。这里弥漫着非常紧迫的情绪，恶的力量几乎赢得了优

    势。

    从受害和绝望的感情出发，受到感染的社会借助某种心理的放大开

    始蠢蠢欲动，集体性地关注真正的罪犯，关注如何可能去击败他们。可

    以说，天平从受害者的眼里倾倒，被人灭绝的焦虑尽管依然强大，但已

    经明显减弱。恶人被揭去了面纱，解放的信条得到传播，一场本体论意

    义上的战争已经开始。假如极端的恶在本质上已经被揭露——正如希特

    勒所言，它犹如一个犹太人蹲伏着，而犹太人是“正在腐烂的尸体中的

    蛆”——那么，人们需要极端的方法去除致癌的脓肿。换句话说，因为

    敌人是恶的化身，他们企图消灭备受折磨的社会的成员，这样就必须采

    取最极端的手段将他们清除出去。所有建立在被人灭绝的极端恐惧基础

    上的妄想狂的扭曲，将把灭绝他人的策略作为唯一的治疗剂来免除痛

    苦。

    正如这类想法所想象的，在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即将到来的战争

    中，世界的未来将得到彻底地决定。这一信仰的典型特征是，它的有效

    性依赖于设计出一个充满希望的、乌托邦式的未来。正如埃里克·?霍费

    尔所言：“除非信仰也是一个对未来的信仰，除非它具有千年王国的成

    分，否则它是无力的。”随着恶的毁灭，一个新的时代以新耶路撒冷、工人的天堂、千年帝国的形式在黎明出现。对这些信仰的理性阐述，展

    示了一个明确的、可辨的、潜藏在千年王国术语当中的结构。依靠这些

    术语，社会冲突被赋予了超验的意义。正如诺曼·?科恩所说，这类信仰

    结构促发了中世纪许多善恶大决战的运动，比如十字军东征、自由精神

    兄弟姐妹会、菲奥雷的约阿希姆的神学、塔波尔异教社团、宗教改革的

    再洗礼教派。我们还可以说，播种在这些运动中的信仰结构和末世论的

    预言，后来在各种历史哲学以及左翼和右翼的救赎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中被世俗化。

    纳粹体制中的仇恨根基，必然处于大众妄想的边缘运动之中，位于

    妄想(空想)的思想体系当中。这些思想并非产生于著名的思想家，而

    是来自异化的、经常位于社会边缘的个人。在极端变化的时代，他们有

    时出自身份低微的阶层，激发人数众多的追随者，宣布宗教或伪宗教的

    预言，其中仇恨和希望的强烈感情混为一体。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后的犹太人世界的阴谋神话，是纳粹思想的核心神话，它来自幻觉思想

    的领域，“骗子和教育程度不高的狂人，为了无知者和迷信者的利益炮

    制着它们”。纳粹意识形态和它的基本心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产生

    的意识危机的结果；对犹太人的仇恨不是危机意识的原因，而是危机意

    识的重要因素，因为已经被成见化的犹太人是毁灭德国人民的魔鬼，他

    们因此受到谴责。纳粹分子能够说服德国人中有地位的人，这是确定无

    疑的。这要归功于在欧洲的文化中，特别是在德国的文化中长期存在的

    犹太恐惧症的 传统。

    几种对犹太人的仇恨：西方的观点

    历史没有像记载犹太民族那样记载其他民族。犹太人被欣羡和嘲

    讽、恐惧和迫害、鄙视和妖魔化，他们在过去三千多年一直是民众强迫

    症的对象。法老在埃及将他们沦为奴隶；亚述人剥夺了他们北部的王国

    (以色列王国)；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毁灭了剩下的王国(犹大王

    国)，并挟持了一万多有价值的犹太俘虏“流放巴比伦”；希腊人和波斯

    人压迫和鄙视他们；罗马人在巴勒斯坦剥夺了他们的家园，将他们驱散

    到世界各地；穆斯林的狂热分子袭击他们；基督教的东征军在执行他们

    神圣的任务之前，数以千计地杀戮他们；宗教裁判所将他们驱逐出伊比

    利亚；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以种族灭绝的计划恶毒地屠杀他们；德国人将这种对他们的漫长仇恨推到了顶峰，在大屠杀中杀戮了600万人。然

    而，经受了三千多年的磨难，犹太人依然坚守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种族行

    为。按照休·?特雷弗—罗珀富有启发性的描述，犹太人是“难以理解的民

    族”，是历史中最伟大的不顺从公认信念的人；根据每一条社会学的法

    则，他们应该很久之前就在历史中消失了，正如在他们之前的所有种

    族，被更强大的种族从家园上连根拔除，或者被征服和同化。

    这种历史的命运并没有发生在犹太人身上，因为他们进化出一种对

    上帝独特的一神论信仰。上帝启示了他们，定下了契约，指定他们是他

    的选民。他们的神圣经文——《希伯来圣经》(《旧约》)——后来在

    犹太人痛苦的历程中，通过一系列书籍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这些书籍是

    犹太教士(拉比)的评论、训诫、注释、教诲，它们被称作《塔木德

    经》，这一犹太法典(《塔木德经》)成为了他们独一无二的宗教和种

    族认同感的基础。他们以顽固的韧性，坚守着自己613条戒律和禁令，并将它们在习俗、仪式、宗教假日中制度化，从而在没有成为统一的政

    治民族生存的情况下设法保存了他们的历史存在。他们成为了在其他民

    族中生存的民族，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神圣的法则和古老的习俗，在那些

    觉得他们的信仰既奇怪又具有侵犯性的民族手中谋求生存，忍受着可怕

    的痛苦。对于其他古代世界力量强大的民族来说，比如埃及人、希腊

    人、波斯人、罗马人，这些民族也具有强烈的使命感，犹太人把自己当

    作上帝的选民，使他们感到特别的难堪。因为这似乎暗示，假如只有犹

    太人被上帝选中，那么所有的其他民族就因未被上帝选中而低人一等。

    绝大多数犹太人都避免提出这样的暗示。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宗

    教是普遍的，并向所有想要皈依的人开放。另外，他们指出，他们被选

    择的意识意味着具有一种宗教和道德的义务，去完成上帝希望他们去实

    现的标准，成为照亮世界其余地方的道德灯塔。无论是归因于双方种族

    的还是宗教的偏见，除了一些例外和接纳，犹太人和他们栖居国主人之间的障碍，成为了他们之间文化关系的不变状态。犹太人的宗教和文

    化，明显地丰富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明，犹太人的商业活动甚至给最

    遥远的波兰或俄罗斯的乡村都带来了繁荣，但是这些事实并没有去除这

    一障碍。差异带来分离，而能够感知到的相互排斥的差异趋向于带来巨

    大的分离。当历史处于种族差异意识强烈的时候，来自政治弱势地位的

    犹太人的排他反应带来了无休止的误会和迫害。我们知道历史上犹太人

    在折磨他们的人手中所承受的巨大痛苦。人们很少去研究，如此的迫害

    在犹太人的内部发展中产生了什么影响，即他们有能力还是没有能力重

    新发现祖国，并塑造潜在的团结意识，以超越犹太教士的规则和思想所

    主宰的破碎的、隔离的世界。在犹太人被波斯人和后来的罗马人强迫生

    活在他们的巴勒斯坦祖国之外，散居在异国他乡之后，特别是他们反抗

    罗马人(66—70)失败之后，这一点变得尤为真实。来自希腊

    语“diaspora”这个词的意思是“犹太人在祖国之外的散居”。随着时间的推

    移，“diaspora”有了另外的含义，指的是一种由“无家可归者”或外国社会

    的“局外人”所引发的生活方式，从而带来失去个人自身的身份和文化的

    诸多问题。

    犹太人成为了没有国家的民族，成为一个在其他国家栖居的不同社

    群的松散共识。当大多数犹太人，特别是那些后来生活在东欧和西欧的

    犹太人，追随着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人社会，而非亚历山大

    港更有实力的犹太人社会的宗教和政治行为的时候，犹太人的历史发展

    获得了一个宿命的过程。亚历山大港的路径后来在摩尔人的西班牙，被

    追随了与耶稣同时代的亚历山大港的斐洛的犹太教现代改革派所实践。

    斐洛试图在文化差异的鸿沟上架起桥梁，显示希伯来智慧和希腊(柏拉

    图)智慧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一行为代表着高贵的努力，不仅揭示

    了犹太人对世界的信仰，也塑造了能使犹太人和非犹太异教徒生活在一

    起的文化对话。相反，犹太教士的路径直到19世纪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说都处于主导地位，它要求延续最严格的法利赛犹太教；它的目标由

    《塔木德经》的犹太教士作者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就是要从外部世界隔

    离并由此成为孤立的犹太人社会，把信仰者紧紧束缚在经文的规则和行

    为规定的日常行为中。信仰者将在封闭的世界中终结一生，将他们与外

    部世界的行为限定在纯粹的经济关系中。

    接受如此严格的宗教和文化的孤立生活，是为了避免适应和同化的

    外部压力，这可能使得犹太人社会作为一个特征鲜明的宗教团体存活下

    来，但是它也迫使其成员变成某种僵化的文化存在。孤立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意味着独立，因为犹太人依然生活在更大的、竭尽全力压制他们的

    基督教社会当中。这一在社会和政治低人一等的背景下分离的重要结果

    是心理上的。在一个犹太人永远是虚弱的异己者的世界中，他们的身份

    被那些控制他们的人所固定，以致他们成为了产生他们的社会的发明

    物。他们没有自治的权力去定义自我，被迫按照统治他们的社会安放在

    他们身上的消极成见行事。根据反讽的方式，人们可能会说犹太人确实

    是世界民众选择出来的选民，也就是说，犹太人是被不公正地选择出来

    接受特殊待遇的，因为他们的敌人相信，他们对被选择出来的感觉意味

    着自己高人一等，而非在他们的上帝眼里宗教上的差异。

    正如先前所提及的，犹太恐惧症具有漫长的历史，因为犹太人在他

    们的王国灭亡之后存活下来，并且在其他民族的社会当中过着流放生活

    的时候，试图将他们的宗教和社会传统永远保存下来。不可避免的是，在各种各样的古代国家中，一个异己的少数民族的生存产生了许多敌

    意，接下来产生了许多犹太恐惧症的进化传统，每一个民族都为这一传

    统增添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同时利用了现存的仇恨。人们使用了大量的

    学术研究工作来定义这一特殊仇恨的性质及其各个方面：这种特殊仇恨

    的起源；根据一个社会对它的先入之见，它所具有的潜在的和显著的功

    能；在特定的时空，它所具有的强度。一个用于描述对犹太人仇恨的术语“反闪米特主义”(anti-Semitism)，因为其含糊性而受到了严格的审

    视。这个术语实际上直到1879年才被杜撰出来。威廉·?马尔是一个二流

    的德国记者，是反犹太联盟的创始人，他采用这个术语作为政治口号，打算在无党派运动的后面联合尽可能多的德国人，与据称是有组织的犹

    太人施加在德国社会身上的致命影响作斗争。

    尽管“反闪米特主义”在今天是标准的学术术语(也叫“反犹太主

    义”)，但是，由于它来自压迫者伪造的杜撰，因此依然在几个方面是

    非常含糊的，它使得我们要谨慎小心地使用它。这些压迫者用前

    缀“anti”(反)坦率地宣称与“semite”(闪米特人)对抗。“semite”是同

    样含糊的术语，因为它可以指称阿拉伯人、阿拉姆人、巴比伦人、亚述

    人、埃塞俄比亚人以及犹太人。由于习惯于种族主义的信仰，相信这种

    意识形态的威廉·?马尔和他的同时代人，混淆了语言学的术语和种族的

    术语——他们喜欢把“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进行比较，并且犯了对种

    族主义者来说十分平常的主要谬误，即相信生物遗传可以解释和决定文

    化的差异。他们的手法是把他们的仇恨掩盖为建立在科学考量基础上的

    理性对抗。

    任何对大屠杀的讨论都应该意识到语言的陷阱，并且不要让讨论被

    大屠杀犯罪者的术语所控制。无论何时讨论大屠杀，我们都将采用“犹

    太恐惧症”“对犹太人的仇恨”“反犹太主义”或者“反犹太人的偏见”这些术

    语，而不是“反闪米特主义”。换句话说，依靠选择客观的或者更为描述

    性的标签，并把它们贴在仇恨散布者身上，责任的过失就可能转移到它

    真正的归属地，这样就会消除对大屠杀破坏性潜能的疑虑。意识到这样

    一个事实也是重要的：我们正在涉及一个不断进化的历史的仇恨。在显

    示共同特征的时候，这种仇恨也以不同的历史措辞表达了自我，同时依

    赖存在于各种时间点的犹太人与其敌对者的特殊关系。例如，把马尔的

    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术语投射回遥远的过去，把它作为解释工具去描述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敌意，是完全不合适的。总之，犹太恐惧症具有漫长

    的历史，它的含义需要超越社会学的或心理学的认识，因为这种认识只

    告诉我们仇恨犹太人的人的感受或行为；它的含义也需要历史学的理

    解，因为它向我们显示这种仇恨的起源和它随着时间如何发生进化，即

    不断变化，并使自身适应新的环境，同时也保留其本质的仇恨特性。

    根据社会学的措辞，犹太人代表着一个独特的外围群体，其标志是

    在他们居住的每一个社会严格遵守独特的宗教和习俗行为。根据普遍人

    性的措辞，对任何外围群体的敌意都是以偏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偏见

    这个词最初来自拉丁文praeiudicium，犹如在确立一个先例的法律文本

    当中，它意味着一个建立在一系列过去被视为正确或具有束缚力的决定

    基础之上的判断。先例的法律含义，事实上一直在“偏见”一词的语言学

    运用中发挥作用，因为它意味着一个建立在不充分和扭曲的证据基础上

    的预先判决，而证据建立在某些先例基础之上，先例随着时间的过去被

    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社会心理学家已经揭示了，作出预先判断的人倾

    向于过度概括，以成见去思考，不加批判地接受他们部落的(种族优越

    感的)信仰。根据戈登·?奥尔波特的观点，假如预先判断在新的知识面

    前不可逆转，它就成为了偏见。众所周知，习俗的习惯和信仰不会轻易

    发生变化，尤其当它们被以某种“鲜明个性的符号和信仰，以及适合自

    身需要的标准和‘敌人’”制度化时。一个社会越是隔离，它越没有可能去

    改变其基本的思想范畴，除非面对巨大的压力、自我的利益，或者例外

    的思想开放。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偏见在功能上与个性的发展和认知的表达相关

    联；他们还认定了“偏见的人格”“集权主义的人格”，或者“极其简单的

    思想”，并且对认知语言的范畴进行了图绘。依靠这些范畴，具有偏见

    的人架构了他们的意识，并以此解释世界。尽管人们发现具有偏见的人

    和没有偏见的、宽容的人思维方式不同，尽管偏见是一个人和一个以群体(以种族)为中心的现象，尽管它由于不可逆转必须与只是不正确的

    概括相区别；但是不容改变的事实是，我们没有正确的办法去阻止有偏

    见的判断，因为我们依然被政治、文化、种族、语言分割为数以千计的

    不同的和敌对的群体，因为我们并不拥有价值中立和毋庸置疑的方法去

    评判我们对其他群体作出概括的真实价值。我们所有的人注定从我们自

    己的参照点出发作出价值评判的言论，但是同时假如我们是诚实的话，跨群体的敌意已经告诉我们如何去认知：我们对其他群体作出的一些判

    断，要么是现实的，即与经验的现实一致；要么是带有建立在谎言、成

    见、自私的信念或个人仇恨基础之上的偏见。假如这些判断属于后者，它们可能会进一步分解为大众成见的、恐惧外国人的、空想的判断，根

    据其强度可以从社会角度对它们进行测定。人们将发现，在妄想的思想

    体系中，在仇恨组织架构的比例当中，反犹太人的仇恨表现得最为强

    烈。这一体系顽固地抵制变化，并证实自己强迫症状严重，在某个时间

    点力度巨大。

    在从历史的角度描绘犹太恐惧症的轨迹当中，我们能够确认几个显

    著的阶段：(1)?对犹太人相对温和仇恨的古代。(2)?随着基督教的

    来临和扩张，积聚能量的时代。基督教谴责犹太人是基督的谋害者，是

    赎罪的破坏者。在某些时刻，其突出标志是十字军东征或宗教裁判所的

    暴力大爆发，并伴随着个人和群体各种各样的妄想性想法。(3)?短暂

    的退潮时代，它发生在宗教战争期间(1540—1648)，以及宽容和启蒙

    运动的时代(1650—1815)。(4)?以潜在毁灭的方式出现的新的犹太

    恐惧症高潮时代，它是在19世纪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冲击下形成的。

    (5)?最终大潮的时代，它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纳粹运动发起，在大屠

    杀中达到高潮。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可以认为犹太恐惧症的

    进化是一种线性模式，也就是说，发展来源于一个起点，并且向终点前

    行；从大众的讨厌、偏见和仇恨，到灭绝的愤怒。同时，一个人也可能认为是一种循环模式，犹太恐惧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社

    会到另一个社会，以各种形式和强度水平重复着自身，展示出并非特别

    必然的从温和的偏见到残忍的种族灭绝的进程。正如纳粹运动所明确证

    明的，两种哲学的观点并非必然相互排斥，因为被加固成为仇恨运动的

    偏见能够穿过社会和文化，依靠滋养过往的仇恨和加剧其潜在的致命潜

    能而得到发展。同时，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就是这样：几乎没有什么运动

    展示了可以在遗传学角度加以预言的其演变的内在必然性。构造起来的

    叙事预言了历史事件，而这一历史事件是通过回述过去得到解释的，它

    同时还把不相关联和只是少许类似的历史事件集中起来，削足适履，使

    得它们适合理论。这种叙事在大屠杀的案例中可能有着特别的诱惑力；

    但是正如先前所提及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经常导致扭曲的看法和

    对过去带有偏见的判断。因而，以下对犹太恐惧症的大致描述，只是被

    用来说明过去对犹太人偏见的几种形式，而不是认为像链条上的连接

    环，这些偏见不可避免地在大屠杀中达到顶峰。

    中世纪的基督徒和犹太人

    尽管早在公元前6世纪犹太人就被剥夺了他们的民族自治权，但是

    古代世界的人们一直认为犹太人构成了一个“犹太民族”，并且持有独特

    的民族和宗教特性。结果是：犹太人和他们的异教邻居之间的关系一直

    处于紧张和仇恨之中，有时上升到种族灭绝的愤怒程度。例如，《以斯

    帖记》记载了对处于流亡状态的犹太人社会的憎恶，它刻画了历史上第

    一个种族灭绝犹太人的设计师哈曼的形象，他是宗教审判官的原型，在

    其他与他一样的仇恨犹太人的人当中，他后来承担了一系列历史的化身

    ——西班牙的宗教裁判官托尔克马达、艾森门格尔、马尔、弗里奇、张

    伯伦、德鲁芒、埃卡特、罗森贝格、施特赖歇尔、希姆莱、希特勒。哈曼命令“毁灭、杀戮、消灭所有的犹太人，无论老幼妇婴”，这一命令幸

    运地遭到了波斯国王的阻止，因为国王爱上了美丽的以斯帖。国王挫败

    了这一计划，吊死了邪恶的哈曼，并允许犹太人消灭他们的敌人。

    然而，无论是波斯人还是罗马人，对待犹太人与对待其他被他们征

    服的民族一样，没有什么不同，这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古代的反犹太人

    并不具有强烈的宗教体系，并且肯定不具有种族主义的体系。注当然，群体之间的敌意有时十分强烈，人们引述来自非犹太教徒作家的许多事

    例说明反犹太人偏见的存在。例如，埃及的祭司和历史学家曼涅托试图

    驳斥《出埃及记》的《圣经》故事，他散布这样的传奇故事：摩西实际

    上是一个叛教者，挑动犹太人、黑人、麻风病人组成的流浪者造反，旨

    在推翻政府，用邪恶的异教来取而代之。这个传奇后来被亚历山大的神

    学家所润色，并且得到适当的修饰，无疑为弗洛伊德写作《摩西和一神

    教》(1938)一书作出了贡献。希腊和罗马的知识分子不满犹太文化，认为它是贫瘠的和迷信的，有时犹太人因为传闻的野蛮行为而受到谴

    责。例如，据说犹太人是“奇怪的”，他们崇拜驴子，他们在神庙里进行

    秘密的活人献祭，或者他们热衷于其他神秘的活动。这种谴责是十分普

    遍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被组织化为一以贯之的反犹太人意识形态，在

    古代的任何国家都未得到世俗或者宗教组织的支持。?

    直到基督教的出现，犹太人才被自动地作为一个可疑的民族，一个

    不相容的民族，也是一个有罪的民族被挑选出来。有罪是因为他们杀害

    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当然，耶稣也是犹太人，他最紧密的追随者也是犹

    太人，是反叛的和异教的犹太人。然而，从一个小型的、异教的犹太人

    团体开始，基督教扩展成一个世界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功绩要

    归因于一个人——大数的扫罗，也就是圣保罗。他是来自小亚细亚大数

    的说希腊语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后成为了其最伟大的传教士，并给基

    督教带来了一个复杂的神学思想框架，它可能让基督教的创始人也会感到惊讶。从圣保罗开始，人们能够发现在基督教那里两个决定性的变

    化：一是基督教运动不再坚持排外的犹太人会员身份；二是将耶稣钉上

    十字架的罪责从罗马人转移给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被归罪杀害了上帝之

    子，他们越来越被基督徒视为该诅咒的民族，在《新约》当中那段归属

    于犹太群体的叫喊就是明证：“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

    上。”(《马太福音》，27：24ff)

    圣保罗自己也是犹太人，他并不蔑视犹太人，但是他十分明显地相

    信犹太教是一个过时的宗教，因此他非常努力地劝说追随他的犹太人皈

    依基督教。在《罗马书》中，我们发现他反复和急切地恳求犹太人皈依

    基督教：“弟兄们，为了以色列，我对上帝的希望和祈祷是犹太人可以

    得到拯救。”(10：1)然而，犹太人却依然对“上帝的正义一无所

    知”(10：3)。圣保罗借上帝之口说：“我一整天都向一个不服从、不

    买账的民族伸开我的双手。”(10：21)犹太人坚定地拒绝承认耶稣是

    救世主，他们顽固地坚守他们错误的信仰。他们拒绝皈依基督教的顽

    固，以及人们越来越相信他们是杀害基督的罪人的信念，都激怒了基督

    徒，促成了周期性敌意的爆发。正如莱昂·?波利亚科夫所认为的那

    样：“对于基督教这个组织来说，犹太人是一个犯罪的民族，是具有本

    质意义的。”早期教会的一些神父都严词谴责犹太人，基督教神学家奥

    里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充满自信地断言，犹太人将不能回归他们最

    初的状态，因为他们犯下了最令人厌恶的罪行，他们阴谋反对人类的救

    世主。”尼撒的格里高利更具谴责性，他斥责犹太人是“主的谋害人、预

    言家的刺客、上帝的谋反者和敌视者，是魔鬼的伙伴、毒蛇的一族、告

    密者、诽谤者、污染心灵者、伪善的酵母、魔鬼的最高法院，以及所有

    美好事物的敌人和诅咒、敌视、投石击毙的对象”。甚至圣奥古斯丁在

    题为《反犹太人》一书中对犹太人发起了全面的攻击，他将犹太人描绘

    成邪恶的民族，它已经被上帝新的选民所取代。这一观点在他有着重大影响的著作《上帝之城》中体现得更为突出。这本书因为两个城市的思

    想成为基督教神学理论的伟大里程碑之一。一个是上帝之城，它由生活

    在基督教精神之中的人所组成；一个是人的城市，它由追求肉欲的人

    (异教徒、犹太人、无信仰者)构成。还是圣奥古斯丁，他详细阐述了

    圣保罗的一个思想，即犹太人的皈依标志着世界的末日，意思是犹太人

    的顽固延迟了基督再度降临，挫伤了基督教信仰者赎罪的希望。

    尽管一个人能搜集很多早期教会神父对犹太人的邪恶攻击，但是他

    不应该忘记——正如史蒂文·?卡茨所提醒我们的——处于形成期的教会

    没有对犹太人施加迫害。然而，一旦国家成为基督教的，对犹太人合法

    的约束就开始了。开始于早期罗马帝国，继续于中世纪初期的基督教统

    治，许多古代犹太人的权利被停止，改宗被禁止，犹太祭司的司法权被

    剥夺或废除，与基督徒的性关系被严禁，大多数法律的保护被撤销。然

    而，在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几乎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大众

    性的反犹太人行为的爆发。犹太人的移居点在整个欧洲建立起来，特别

    是在卡洛琳王朝期间。在欧洲，犹太人主要担当商人、官员、医生、工

    匠，甚至地主的角色。在官员层面——涉及主教和犹太教士——犹太人

    和非犹太异教徒之间的关系是宽容的，有时甚至是友好的。在穆斯林社

    会，因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种族、宗教、文化上的相似，他们的待遇

    甚至更好一点。犹太商人紧紧跟随着阿拉伯征服者。这些征服者不断扩

    大真主的世界，为伊斯兰文明从比利牛斯山到印度、从摩洛哥到中国的

    扩张做着准备工作。就是在摩尔人的西班牙，犹太人在他们漫长和充满

    麻烦的历史中找到了为数不多的避难所之一，不过在基督徒15世纪重新

    征服了西班牙之后，这一情况不复存在。

    正如先前所提及的，大众对犹太人仇恨的根本转变和1096年的第一

    次十字军东征一道开始。在前往圣地打击异教徒之前，狂热分子组成的

    掠夺团队在法国北部和德国屠杀了大约一万名无辜的犹太人，发动了非理性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它后来在基督徒无力解决的各种危机的冲击下

    不断出现。正如卡文·?兰格缪尔所揭示的，有关1096年以及随后的十字

    军东征，或者中世纪的巨变，最不寻常的东西是对犹太人仇恨的“空

    想”性质，它完全建立在不断增长的对犹太人及其邪恶生活方式的妄想

    性信念。世俗和教会的权力机构都正式地反对这种大众暴力的爆发，但

    是它们对犹太人内在的敌意使得它们在危机当中显得冷漠和含糊其辞，因而不能也不愿意阻止杀戮性的反犹太人行为。天主教会在格里高利一

    世表达的观点和英诺森三世等教皇或拉特兰会议更为尖锐的宣言之间摇

    摆。格里高利一世坚持认为非信仰者应该得到友好的对待，并且要用清

    晰的、“和颜悦色的”理性去说服他们，后来书写在教皇诏书中的一种观

    点是，犹太人有权利作为犹太人生活在基督教社会。英诺森三世或拉特

    兰会议宣布犹太人是基督徒的奴隶(第三次拉特兰会议，1179)，或者

    要将犹太人和基督徒在社会上隔离开来，强迫前者穿上特征鲜明的服

    装，并称他们为“基督徒名声的亵渎者”(第四次拉特兰会议，1215)。

    世俗和教会的权力机构联手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将他们排除在行会之

    外，限定他们从事卑微和边缘的职业，比如放贷、沿街叫卖、二手货的

    非法交易。到黑死病来临之时(1347—1350)，基督徒对犹太人成见的

    空想性质已经找到了安身之地。黑死病给一大堆现存的有关犹太人邪恶

    生活方式的黑暗传说增添了“往井里投毒”的神话。这样，根据兰格缪尔

    的观点，人们杀戮犹太人不再是十字军东征的副产品，而是组织化的暴

    民的复仇，他们沉迷于犹太人往井里投毒、亵渎上帝、杀害儿童进行祭

    祀活动等妄想之中。

    十分详尽地关注这些存在于犹太恐惧症进化的体系当中的妄想成分

    是重要的，因为其中的一些后来得到了现代化和变形，服务于纳粹对犹

    太人的妄想。这里至少有十个妄想，它们中间的大多数在中世纪末稳固

    地确立下来：(1)?犹太人的顽固

    (2)?流浪的犹太人(亚哈随鲁)

    (3)?与魔鬼联盟的犹太人

    (4)?犹太人恶臭的气味

    (5)?犹太人的淫荡

    (6)?血统的诽谤和杀害儿童进行祭祀

    (7)?亵渎上帝

    (8)?犹太人的世界阴谋

    (9)?往井里投毒

    (10)?无生产能力的犹太人寄生虫

    正如先前所发现的，犹太人是顽固的这种想法，指的是他们拒绝皈

    依对于基督徒来说似乎是不证自明的真理，特别是基督是救世主的信

    仰。他们对皈依的拒绝特别让自以为是的基督徒恼火，因为人们普遍相

    信：除了其他事件，比如提斯比人以利亚的出现，以及反对基督者的统

    治以外，犹太人的皈依是耶稣再临的前提。用莱昂·?布洛伊的话来

    说：“所有民族的拯救被犹太人的恶意残忍地延缓了。”与犹太人顽固的

    神话相关联的是流浪的犹太人，这个神话直到1602年才以书面的形式正

    式表述出来，但是从古代开始，它就以多种形式出现，十分著名，并在

    整个中世纪流传。除了现在它以一个神话人物来加以体现之外，这个神

    话的核心依然是犹太人的顽固和罪恶。这个人物后来被称为亚哈随鲁，他被认定在钉死耶稣的那天出现，在耶稣去往受难地各各他的路上嘲笑

    他；这样，救世主惩罚他在地球上流浪，他被遗弃，郁郁寡欢，直到末

    日审判和世界末日的到来。对于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来说，流浪的犹太人

    的神话似乎被实际的经验证据所印证，因为整个中世纪后期的基督徒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犹太人到处被追逐，在城市之间流浪，在任何土

    地上都没有任何定所。经过几个世纪适当地润色，这个神话在1542年变

    得有血有肉起来。那年，路德教会的牧师保卢斯·?冯·?艾岑在汉堡教堂遇

    见了一位长着胡须的流浪汉，他的名字叫亚哈随鲁，艾岑判定他是在基

    督去往各各他的路上诅咒他的犹太人，耶稣回以“直到我回来永远走下

    去”的诅咒。这个建立在传奇故事基础上的传说，以及艾岑与名叫亚哈

    随鲁的人的遭遇最终在1602年出版，书名叫《一位名叫亚哈随鲁的简要

    描述和故事》，它非常流行，在几年内出版将近五十个版本。

    依靠隐喻的延伸，对亚哈随鲁的诅咒当然是对整个犹太民族的诅

    咒，不仅是他们的顽固，而且是他们魔鬼般的天性。在一个魔鬼对于民

    众来说是现实的时代，民众相信魔鬼是存在的，因为他们相信极端的邪

    恶是存在的，不信仰上帝的人或者犹太人必然和魔鬼联盟。假如耶稣是

    救世主，犹太人可能等待的唯一的人就是反基督者。就是以这种方式，基督教的作家散布着这样一个传说：犹太人是反基督者的支持者。在最

    后的日子里，犹太人这种对基督的拙劣模仿将复兴神殿，短暂地主持新

    的犹太帝国，直到被基督徒毁灭。根据罗伯特·?S.维斯特里希的观点，反基督者的神话来源于十字军东征时代对犹太人的屠杀，预示了控制20

    世纪30年代德国人的千禧年思想，这种思想把阿道夫·?希特勒当作了德

    国的世俗基督，他将清除德国的恶之源——犹太人。

    人们可能已经发现，在《新约》和早期教会神父的作品中，犹太人

    和魔鬼就被联系在一起，比如在尼撒的格里高利或者圣约翰·?克利索斯

    托的作品中，犹太人的集会是撒旦集会的化身。将犹太人魔鬼化的一个

    重大结果是，基督徒施加在犹太人身上的恐惧和仇恨的冲动得到了投

    射。在中世纪的民间传说和艺术作品中，犹太人有时被描绘为母猪，皮

    肤黝黑、鹰钩鼻子、卷毛头、气味污秽。在各种木刻当中，他有着魔鬼

    的尾巴和山羊胡子，骑在一头雄山羊身上。犹太人被视作巫师和魔术师，能够施展各种妖术。在一个基本上未开化的世界里，这些肖像画对

    愚昧的民众产生有力的冲击，他们基础的信息来源要么是口口相传的文

    字，要么是视觉艺术。让我们来审视一下历史上的视觉文献：《埃塞克

    斯郡的名录》(1277)将亚伦描绘为魔鬼的儿子；16世纪著名的系列印

    刷品《犹太人的浴室》描绘了魔鬼在浴室里支持犹太人；17世纪的印刷

    品显示了魔鬼参加了犹太人的集会，并参与了犹太人的仪式；无数的卡

    通画将犹太人描绘成鹰钩鼻、丑陋、斜眼、不断算计着恶毒主意的人；

    菲利浦·?鲁普雷希特在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冲锋队》杂志中使这种

    诽谤的艺术登峰造极。总之，在审视这种巨大的、累积的、仇恨犹太人

    的视觉题材时，人们不应该惊讶于陈旧的犹太人形象被作为现实接受下

    来。

    假如犹太人是魔鬼的门徒，那么他们必然拥有某种相关联的性格特

    征。例如，因为魔鬼散发着污秽的气味，犹太人也必然散发出恶臭。魔

    鬼最为著名的肉身之一是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尽管这一名称

    不是中世纪的，但是它来自希腊语各种各样的词素——mē是“不”的意

    思，phōs是“光”的意思，philos是“爱”的意思，即他不是爱光的人，是堕

    落天使路西法的拙劣模仿者。靡菲斯特这个词最有趣的词缀是

    mephitic，在拉丁语中,它是尖刻的、硫黄味的、恶臭的意思；在希伯来

    语中，tophel是说谎者的意思。当然，魔鬼是这一切的统称，犹太人的

    含义也是如此。因此，假如魔鬼散发着恶臭，犹太人也是如此。事实

    上，人们相信犹太人散发着恶臭，这一信念非常强烈，持续数代不退，这促使德国的学者研究犹太人屁的特性和来源。纳粹种族主义者汉斯·?

    F.京特强烈地秉持这一信念，并承诺借助化学分析研究这一问题。

    正如莱昂·?波利亚科夫所揭示的那样，这其中还有大量的性影射。

    犹太人被显示出十分具有男性气概，十分沉迷于肉欲，因此对把精神纯

    洁、不受欲望影响作为拯救前提的基督徒形成了致命的威胁。魔鬼是物质的王，他利用人的身体作为诱惑的工具。基督徒的理想是耶稣和圣人

    的理想，他们超越了身体的物质诱惑，渴望精神的纯洁。众所周知，性

    的放弃在基督徒的信仰中是最崇高的理想。相反，性的沉迷被斥责为邪

    恶。为了使信仰神圣化，教会为所有性的表达盖上了羞耻的面纱，排除

    了色情的词汇、意象、行为和人，它们的信仰是：“对上帝的爱优于男

    女之间的爱，贞洁高于婚姻，处女比妻子神圣。”身体经常被贬为污秽

    和令人厌恶的物体，是许多贪欲或难以控制的欲望的温床。作为性欲的

    中介，身体能够与其他身体发生关系，结果是严重阻碍了人与上帝的关

    系。魔鬼被强烈地认为是“性欲象征性需求”的来源，这些需求使得基督

    徒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上帝。

    在魔鬼之后到来的是淫荡的犹太人，这解释了犹太恐惧症一直显示

    出强烈的性色彩的原因所在。事实上，把性行为投射到恶魔或犹太人身

    上，可以解释为将自身禁忌的冲动外在化，这些冲动不仅是性的，而且

    可能也是被掩饰的对妨碍教会和上帝的权威抗议的感情。

    与这种性幻想相关的是同样非理性的信念：不管犹太人外表看上去

    是多么男性化或性欲旺盛，他们本质上也是虚弱和多病的民族，需要周

    期性地注入强壮的基督徒的血液，以保持犹太人的健康。在许多犹太人

    所承受的折磨中，有经期大出血和痔疮大出血。人们相信，犹太男人因

    为被切割了包皮，因此会有月经，需要基督徒的血液来恢复精力。最有

    效的基督徒的血液是小孩子的血液；因此，将小孩子献祭，吮吸他们的

    血液，这些罪人会精力充沛，充满奇迹般的力量。就是以这种方式，祭

    祀杀牲的古代神话在犹太人祭祀杀孩的神话中找到了新的表现方式。第

    一个所谓的杀孩案发生在1144年的英格兰。在耶稣受难日的黄昏，人们

    在诺威奇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年轻学徒的尸体，谣言迅速传播开

    来：当地的犹太人可能根据犹太教士的指令，犯下了这一邪恶的罪行以

    嘲笑救世主的受难。然而，当地的行政机构并没有相信这一谣言，诺威奇的行政长官试图保护当地的犹太人，但结果是不成功的，因为城市里

    爆发了骚乱，其间，一个骑士杀死了一个犹太人，骑士是犹太人的债务

    人。结果是，城市为这位名叫“圣威廉”的年轻学徒举行了祭祀，建起了

    有利可图的祭坛，吸引了许多朝圣者。接着，诺威奇的案件引发了整个

    欧洲祭祀杀孩案件的洪水，每次都导致了诽谤性的指控、暴乱，以及对

    犹太人的大屠杀。当愤怒形成的威胁失控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腓特烈二世召集了一个由显要人物组成的委员会——其中包括皈依的犹

    太人——来调查犹太人谋杀基督徒的孩子，以及在逾越节将他们的血液

    注入未发酵的面包的谣言。委员会回馈的报告是，没有任何证据确认这

    一传闻，相反，犹太人非常厌恶血液的流动，因为他们的饮食和宗教法

    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236年，腓特烈二世发布了重要的金玺诏书，在

    其中他明确澄清了对犹太人的指控。但是，正如莱昂·?波利亚科夫所指

    出的那样，到那个时候，谣言已经深深地钻进集体意识当中，甚至腓特

    烈的帝王法令也无法改变这一危害了。

    祭祀杀孩的指控与另外两个妄想相关联：圣体亵渎，以及相信犹太

    人的世界是由秘密而神秘的犹太教士阴谋分子的社团组织和控制的，他

    们策划推翻基督教文明。犹太人亵渎圣体的定论起源于13世纪，当时第

    四次拉特兰会议(1215)确定了圣餐变体论的信条，它相信耶稣的肉体

    和血液体现在圣餐的圣饼和红酒当中。13世纪末，人们谴责犹太人通过

    亵渎或侮辱圣饼来“毁坏”和“折磨”耶稣变成圣餐的身体。这一犹太人世

    界阴谋的神话，后来在19世纪著名的欺骗性文献《锡安长老会协议》中

    浮出水面，不过它在诺威奇案件之后就已经出现了，它声称祭祀杀牲是

    在法国纳博讷的一次犹太教士秘密会议上计划的。据一位改宗的犹太人

    披露：西班牙的犹太人每年在纳博讷聚会，选择一个基督徒用于每年的

    献祭，这在他们的宗教文献中被确定下来。这一举动的理由是：犹太人

    强烈地相信他们只有依靠嘲弄基督和每年用一个基督徒献祭来放血，他们才能获得自由和回到他们的祖国。于是，权力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

    西班牙犹太人，每年都会在法国南部的纳博讷聚会，抽签决定在哪个城

    市放基督徒的血。

    正如腓特烈大帝的调查团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明显荒诞不经的。尽

    管如此，犹太教士的作恶者计划献祭杀害基督徒儿童的妄想继续在发挥

    作用，它强烈到替代十字军东征成为了集体灭绝犹太人的理由。这一狂

    热很快在欧洲蔓延，并且经常使基督徒卷入这些犯罪行为，因为谎言必

    须得到个人和社会的蓄意编织、掩盖或者保护，经得起审视。也有一些

    案件，基督徒自己要么隐藏，要么绑架孩子，然后谴责这是犹太人所

    为，进而为更多的犯罪行为提供借口，包括掠夺犹太人家舍，杀戮无辜

    的犹太人。无论在哪里，只要所谓的犹太人的罪行发生，公共的祭坛就

    会被建起来，朝圣的行为就会得到安排，假定的受害者就被奉为圣徒。

    例如，1462年巴伐利亚恩丁格献祭杀孩案件发生之后，一出著名戏剧

    《恩丁格犹太人》每年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在瑞士的伯尔尼，游客们依

    然能够参观到献祭儿童喷泉，它献给1294年在这个城市失踪的一个小

    孩。他的失踪使得全伯尔尼的犹太人因为谋杀而受到谴责。

    1315年，一场可怕的饥馑席卷欧洲，接着是饥饿的农民成群结队到

    处掠夺，屠杀了数千的犹太人，尤其在法国南部的阿基坦公国。就是在

    那里，另一个对犹太人的谴责——他们在井里投毒——出现了，这在后

    来的黑死病当中还得到了强化。谣言可能开始于一个麻风病人，他在帕

    特南勋爵的领地被捕获，他供认一个犹太人送给他一包毒药，内含人

    血、人尿、三种秘密草药、圣饼的面粉，让他投到井里。这起事件启动

    了一场猛烈的谴责：犹太人正在往井里和泉里投毒。它在黑死病中得到

    了相当的强化，使民众心智错乱，易于接受各类非理性的信念。根据莱

    昂·?波利亚科夫的观点，1347年可以和1096年相提并论，因为它在许多

    方面标志着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欧洲犹太人的命运。除了以愤怒的上帝、魔鬼或两者一道的方式出现的不同寻常的宇宙力量被视为负有责任之

    外，对于许多敏感的民众来说，他们清楚的是，魔鬼的力量是散漫的，污染着空气，毒化着水质。假如魔鬼要借助不同寻常的奴才的帮助方能

    施展魔力，“假如他不从人类的渣滓当中，不在所有类别的垃圾中，不

    在麻风病人中去寻觅，总之，不在既是上帝又是魔鬼的选民的犹太人中

    去寻找，他又能在哪里招募到他们呢？这样，犹太人被大规模地提升为

    他们的替罪羊的角色”。

    为了支撑很大程度上基于非理性思想的对犹太人的成见，也就是

    说，使它在经验的现实中无懈可击，降低犹太人的社会地位是必须的。

    就是以这种方式，犹太人满足了自我实现预言的邪恶逻辑，这种逻辑将

    外围群体定义为低人一等的，并把压制他们并使他们符合人们长期持有

    的内心意象付诸实施。当受害者自己都相信这一点的时候，这一自我满

    足预言的最高成就就出现了。比如，据说波兰的犹太教士在党卫队围捕

    时告诉他的教徒服从纳粹杀手，他说：“我们没有杀害耶稣吗？我们自

    己没有大声呐喊‘让血降临到我们头上来’吗？”无论基督徒想到怎样的令

    人厌恶的东西，他们都倾泻给犹太人。犹太人被禁止拥有中世纪权力真

    正来源的土地，他们也被排除在行会之外。迫于经济上的压力，他们从

    事了基督徒认为不仅是低人一等的，也是不道德的职业，尤其是放贷。

    犹太人热衷于放贷，实现了重要且非常有用的经济功能，但是也把他们

    置于许多恶毒的指控当中，特别是吸血鬼的指控。这一指控数世纪来在

    欧洲每个地方不断重复，并具有一点事实依据：犹太人放贷利率极高，有时达到本金的一倍。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一直是处于社会低

    人一等的地位。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他们没有法律地位，也没强制执

    行的权力，他们不得不经常指望基督徒债主的承诺。几乎没有同时代的

    人感受到犹太人双重困境的悲剧；他们喜欢称犹太人为依靠基督徒邻里

    的生产性劳动生存的吸血鬼或寄生虫。这一指控构成了起源于中世纪的“非生产性寄生虫”终极神话的背景。数个世纪以来，这一神话以不同

    的形式反复出现，它坚持认为犹太人不像基督徒从事生产性或者与土壤

    相关的劳动，而是喜欢依赖城市中心土地的丰厚，在那里，他们从事纯

    粹算计的或抽象的金钱操纵，克卢尼修道院院长尊者彼得在12世纪就指

    控犹太人是一帮城市人，他们依靠努力工作的基督徒农民的劳动生存，用不公正的金钱交易欺骗这些农民。这位修道院院长和所有进行这类指

    控的人没有提及的东西是，犹太人不能从事手工劳动的职业。正如摩西

    ·?门德尔松后来公正抗议的那样：“他们捆绑我们的双手，然后抱怨我们

    没有使用它们。”

    到中世纪末，现代犹太恐惧症的大多数要素都已经形成。这是一种

    仇恨，归根结底来自基督教文化自身的虚弱和不安全感。从心理学的观

    点来看，犹太恐惧症是基督教信仰者内心对自己宗教真理疑虑的表现；

    一种缓和这种疑虑的方式是将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在犹太人身上投射

    基督徒内心的疑虑、恐惧和厌恶。根据史蒂文·?卡茨的观点：

    对疾病、污染、未见之物、未知之物、难以控制的力量、魔鬼

    和怪物、巫婆和巫师、自然和超自然的恶意力量、恶人和堕落天

    使、罪恶、神学上的腐败、神学上的谎言、正当的和压抑的性行

    为、自我、灵魂、原始需求和它们的外在表现、经济上的竞争和它

    的结果、政治上的失败和征服，等等以上一切的恐惧，都投射给犹

    太人了。

    然而，依靠迁移犹太人，甚至给予他们可怕的、周期性的教训，基

    督徒依然不能使他们的不确定性平定下来，因为只要犹太人在基督徒的

    社会存在并活动，他们就活生生地提醒着：他们是不信奉基督者，是宗

    教的反对派。思想具有社会和政治的结果，在犹太恐惧症的案例中，其形式是诬

    蔑、强迫集中居住、驱逐，甚至灭绝。为了标记出他们与普通、正派民

    众的区别，犹太人被迫穿不同的制服和戴特殊的徽章，比如在法国是黄

    色的圆形补丁，它类似一枚硬币，它的颜色和形状标志着嫉妒、贪婪、邪恶。在德国，犹太人被要求戴红色或黄色的统一帽子，在波兰是绿色

    的帽子，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是黄色的补丁。

    与这种对个人的诬蔑一道出现的是身体上的隔离和驱逐。1290年，爱德华一世将犹太人驱逐出英格兰，他们直到17世纪中期才得以返回。

    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他们被驱逐出法国，并在德国的许多城镇被驱逐。

    在15世纪后期，基督徒最终重新征服了西班牙，其间，犹太人和摩尔人

    一道成为了宗教裁判所的目标。宗教裁判所1479年正式在西班牙建立，用来确认和拷打异教徒和基督教叛教者。第一裁判官托马斯·?托尔克马

    达(1420—1498)实施了恐怖的统治，许多犹太人遭到了屠杀。宗教裁

    判所一直密切监视着改宗的犹太人，显示出对犹太人总体上根深蒂固的

    怀疑，并带来了一些丑恶且新颖的成见，特别是相信犹太人的血液是恶

    劣的，带来恶劣的性格，不可逆转，因为它通过遗传一代代地传承下

    来。就是以这种方式，生物学的种族主义首次在历史上出现，显然它的

    形式是初级的，但十分恶毒，足以让人们相信，纳粹分子并非第一个痴

    迷于血液污染和血液净化的。只是十三年后，当基督徒完成了西班牙的

    征服后，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把犹太人驱除出西班牙，1498年葡萄牙也模

    仿了西班牙。到1500年，整个西欧，除了德国和奥地利的一些地区，都

    没有犹太人了。

    到中世纪末叶，犹太人已经脱离了实际的人类生存，变为“没有人

    性的”神话中的恶魔人物。因此，对犹太人的仇恨被认为是美德。事实

    上，正如史蒂文·?卡茨提示我们的，一个人越是仇恨犹太人，就越是虔

    诚。因此，纳粹并没有创立犹太人在精神上是邪恶的信念，教会已经显示这一点。纳粹分子给这一神话的信念增添的是其起源的不同解释。他

    们认为邪恶存在于犹太人的血液中，而非其宗教中。他们处理犹太人的

    方式也不一样，是从速的种族灭绝。正如后来所说的，中世纪对犹太人

    问题的解决要么改宗皈依，要么被驱逐出境；如果做不到这点的话，人

    们就允许犹太人作为局外人强迫集中居住，成为边缘化的存在，无论他

    们到哪里都被贴上标签，受到鄙视。基督徒不借助种族灭绝行动来解决

    犹太人问题的原因是，基督徒伦理建立在爱和对罪恶的宽恕上，不允许

    犯有这样不敬神的罪行。

    移民和强迫集中居住

    到1500年，世界犹太人的文化中心从西南欧(意大利、西班牙、葡

    萄牙、法国)迁移到东北欧(波兰、俄国西部)。犹太人伟大的黄金年

    代与犹太人—穆斯林—基督徒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合作相联系，它在经济

    和文化两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因此也肯定了弗朗茨·?鲍斯的观

    点：“文化的进步依赖于提供给一个社会群体能够向他的邻里学习经验

    的机会。”但是，黄金时代到此走到了尽头。伊比利亚的犹太人作鸟兽

    散，在土耳其、巴勒斯坦、叙利亚，甚至新世界找到了自己的避难所。

    近东的犹太人被称为“塞法迪犹太人”(西班牙或葡萄牙籍的犹太人或其

    后裔)，他们对自己的伊比利亚传统、高度神秘和思考性的神学、秘传

    的民俗、先进的商业技能感到骄傲。北部的犹太人大量拥入波兰和俄国

    西部，他们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化修养感和商业才能，这些都有利于东欧

    落后的乡村。这些东欧的犹太人，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阿什肯纳兹犹太

    人”(德系犹太人)，他们讲的是被称为意第绪语的德语和希伯来语混

    合的方言，他们遵守犹太教士严格的规则，在自己的社区中过着与外界

    隔离的生活。这些在奥地利和德国四处生活的犹太人被强迫在称为“犹太社区”的地方集中居住，在隔离的居住区中生活。这些地方通常位于

    城镇最恶劣的地区，人口拥挤不堪。在这些隔离的强迫集中居住区生活

    的犹太人，被基督徒社区严格控制。犹太人不得不支付随意的、特别高

    的赋税，并佩戴专门的黄色徽章或帽子。他们被禁止与基督徒社交，并

    在夜晚禁止离开他们的居住区。

    三百多年来(1500—1800)——准确的时间依据居住地的不同而不

    同——犹太人基本上是被隔离的，被强迫集中居住，但是，变化之风也

    冲击着他们孤立而充满焦虑的生活。基督徒的宗教战争(1540—1648)

    把整个欧洲带入强烈的宗教仇恨的战场，也侵害了欧洲的犹太人，特别

    是那些依然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新教改革之父马丁·?路德是一个神经

    质的天才，具有本质上属于中世纪的思想，他以彻底的、毫不含糊的、来自对绝对之物深切需求的对立观点看待世界。一旦他发现真理，一旦

    他看见真理，他就会以尖刻的挖苦和鄙视去谴责所有不符合他自己观点

    的所有观点。路德可以作为分裂和矛盾人格的教科书典型。正如海因里

    希·?海涅所说：

    他是一个梦想的神秘主义者，也是一个行动的实践者。他的思

    想不仅有翅膀，也有手。他是冷酷的、学究型的作家，也是一个充

    满灵感的、沉迷于上帝的预言家。白日长时间地投入辛苦的劳作，总结出教义上的差异；夜晚拿起长笛，仰望星空，灵魂融化在旋律

    和奉献中。同样一个人，能够像渔妇一样破口大骂，也可以像少女

    一样多愁善感。

    路德起初向犹太人伸出援手，因为他在感情上认同由他所鄙视为魔

    鬼的罗马天主教会让犹太人所承受的痛苦。他提醒他的德国同胞，耶稣

    是一位犹太人，他教诲了爱的纯洁的信条，因而基督徒的责任就是用爱和怜悯之心去对待犹太人，特别是当他看到天主教不能实现基督徒理想

    的时候。在一本作于1523年的名为《耶稣基督生来是犹太人》的小册子

    里，他说：

    最初的传道者是犹太人，假如他们对待我们这些异教徒犹如我

    们这些异教徒对待犹太人一样的话，在犹太人当中就不会再有一位

    基督徒……我们应该以亲如兄弟的态度对犹太人加以报答，这样我

    们可以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改宗皈依……我们只是异教徒，而他们是

    基督的后代。我们是异邦人和外来人，他们是基督的血亲、兄弟姐

    妹。

    这段文字写于1523年，当时他和天主教会之间的斗争达到高潮。二

    十年后的1543年，在路德宗内部和外部发生了漫长的、十分保守而反对

    改革的斗争，路德将自己的怒气发泄到犹太人身上。他谴责他们是阴险

    的寄生虫，“坐在火炉边暴饮暴食，塞满自己的肚子。一边烤着梨子，一边放屁。他们剥削着我们的钱财”。在对犹太人物质贪婪的商业信条

    给予更严酷的道德谴责的同时，路德还提醒他的读者，犹太人犯有杀害

    基督，以及与魔鬼交易的罪行。他说：

    第一，他们烧毁了他们自己的教会或学校……

    第二，我建议拆除和焚毁他们的房屋……

    第三，我建议没收他们所有的祈祷书和《塔木德经》的文本，它们教唆人们通奸、说谎、诅咒、亵渎……

    第四，我建议禁止他们的祭司布道。

    第五，我建议剥夺犹太人在公路上的安全通行。

    第六，我建议没收他们的所有现金和金银财富……第七，……让所有的人能够向他们投掷硫黄和石块。……让他们像疯狗一样被赶出德国。

    如此尖刻的言语有时达到了污秽的程度，正如路德许多情绪的爆发

    都是在他狂暴的时候。这些言语使得一些历史学家确信：“第一位伟大

    的德国民族预言家和德语的锻造者，确立了犹太人这个词彻底贬抑的和

    完全可怕的意义。”同时也让他们确信，路德对犹太人发起的攻击比希

    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人们所发现的更为邪恶；他整个启示录式的思考

    ——犹太人在其中是魔鬼的孩子——是通往大屠杀之路的关键第一步。

    对路德的指控存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在整个中世纪的神学家当中还找

    不到可以和路德恶毒攻击犹太人相匹配的事例；回想起来，甚至圣约翰

    ·?克利索斯托的反犹太人的爆发相较而言也远为温和，当时犹太人和基

    督徒势均力敌，为争夺皈依者相互竞争。确实，马丁·?路德引发了宗教

    战争而非大屠杀，他与阿道夫·?希特勒分享了——假设不在同样一个世

    界——同样的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这种仇恨显示出明显的鬼神学的特

    征。然而，路德是基督徒，而非种族主义者。尽管他的爆发走到了极

    端，但他相信犹太人是根据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类，是可以拯救

    的。他没有塑造产生希特勒的世界或者思想框架。路德和他的支持者所

    做的，只是集中了现存的中世纪对犹太人的偏见，将它们留存于未来；

    当纳粹犯下大屠杀罪恶之际，其贡献在于，如果邪恶横行于市，势必出

    现良心的钝化。

    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带来了宗教狂热状态的强化，这种狂热加剧了

    现存的反犹太人的态度。然而，基督徒倾向于相互灭绝的事实意味着：

    先前很大程度上为犹太人保留的灭绝愤怒被替代了，因而得到了些许的

    减轻。这一例外发生在东欧。中世纪后期，犹太人在那里发现了庇护

    所，建立了稳固的国中之国。波兰国王没有理会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反对，给予波兰的犹太人优厚的待遇，以致1565年一个教皇的使团惊讶地

    发现：“在这些地区可以发现大批的犹太人，他们没有遭受到在其他地

    方遇到的轻蔑……他们拥有土地，从事商业活动，研究医学和天文学。

    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不仅被视为令人尊重的人，还成为了领导……总

    之，他们具有所有的公民权利。”然而，这种状况注定没有得到延续。

    波兰在17世纪因为没有能力创造一个强大的、集权化的国家，它开始衰

    落了。此时，内部的分裂恶化为严重的动荡。最不吉利的事情发生在

    1648年。那时，乌克兰的俄罗斯农民——他们大多数是东正教徒——反

    抗他们的波兰地主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犹太金融代理商。俄罗斯农民的

    造反导致了对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大范围屠杀，最终导致了俄波战争，瑞

    典后来也参与其中，最后演化为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混战，十万犹

    太人遭到屠杀。

    东欧的犹太人对这些通常被认为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最糟糕的屠杀

    作出了回应，他们退却到管理有序的孤岛世界，在严格的《塔木德经》

    研习的围墙后面把自己埋藏起来，这种情况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尤其明

    显。然而，对于这种原教旨主义来说，有一个例外发生在波兰南部和乌

    克兰，在那里，类似于欧洲的福音派教会的基督教运动，诸如德国的虔

    信派和英国的卫理宗，犹太教出现了感情上的转向，除了对《塔木德

    经》持有更为自由的解释之外，犹太教信仰者们还在犹太教奥秘派以及

    犹太人的民间传说和诗歌中重新发现了丰富的神秘主义传统。他们自发

    地发现一种内心的宗教，它点燃了炽热的救世希望，这一宗教在富有人

    格魅力的传教士摩尔达维亚的伊斯雷尔·?本·?埃里泽(1700—1760)手上

    达到了顶峰。他的追随者被称为哈西德派教徒，他们把自己的名字给予

    了最伟大而神秘的现代犹太教——哈西德派。

    启蒙运动和解放运动西欧对犹太人的观点和态度的根本性变化发生在启蒙运动年代。启

    蒙运动自身是三个世纪来反对古代宗教和世俗权威的顶峰。启蒙运动最

    显著的推进是对世界的“去神话化”，是把世界重新定义为只是处于运动

    中的事物，它服从于能够被人类心智理解的理性进程。启蒙思想者具有

    新的科学原则和更宽广的人文视野，他们是通过重新发现古典遗产获得

    的这一视野。启蒙思想者试图规划新的人文主义宇宙观，以取代旧的宗

    教宇宙观，并且相应地来改造世界。启蒙运动之光来自它的中心法国，并成为了一场国际性的思想运动。它主要得到前卫知识分子的支持，他

    们系统地阐述了欧洲发达国家正在兴起的商业阶层的价值观念。这些得

    到广泛的大城市市民和中产阶级利益支撑的价值观念断言：所有人生来

    自由平等，应该从传统的、专制的控制方式中解放出来。对于一些人来

    说，这些新的人类解放的信条以及与其对应的词汇和短语——“理

    性”“进步”“人类尊严”“被统治者同意的政府”“自由事业”——都几乎变成

    了世俗的千年运动，这一运动旨在用更新的材料建设中世纪的上帝之

    城。

    基督教千年精神演变为其世俗的对应物是无可否认的，不过，不同

    的是得到这种世俗的拯救所依靠的方法。正如卡尔·?贝克所认为的，18

    世纪不是13世纪的重演，而是以西方文明为轴心的激进变化，从上帝和

    超自然的力量变为人类及其世俗的希望和渴望。拯救的方法也是不同

    的；科学作为方法取代了宗教,依靠这种方法，人们能够征服古老的敌

    人(无知、迷信、贫穷、战争)，得到世俗的天堂。换句话说，启蒙运

    动是人类意识的一次重大的定位；同样重要的是，它也是心理上的转

    变，因为它说出了更乐观的、更宽容的话语。启蒙运动宣称人类本质上

    是良善的，良善的生活应该在此生的财富中，而非在来世中追求。所有

    这一切都可以通过有意义的社会和政治变化来实现。

    启蒙运动许多设想后面的精神是新科学，它的支持者需要一个合作的、累积的、经验的和进步的世界；它的自我纠正原则允许采用旧的神

    学从未能够采用的方式纠正错误，因为新的科学不像信仰是建立在教条

    和未经检验的前提之上的，它要求经验上可以确定的事实。毫无疑问，鉴于对科学的这种信仰，对宗教的信仰必定会消失，事实也是如此。约

    翰·?洛克作出了最初的努力，英国的自然神论者阐述了纯粹“理性的”、消除奇迹或神秘元素的宗教，从此开始，启蒙运动稳固地沿着哲学怀疑

    论、世俗人文主义、无信仰的方向发展。宗教变得越来越理性主义，越

    来越没有神秘感、激情感或来世的成分。尽管18世纪依然保留了对基督

    教传统的信奉，但是它的哲学先锋(伏尔泰、休谟、卢梭、康德、莱

    辛、杰斐逊)在本质上持有自然神论和怀疑论的思想。他们倡议更广泛

    的宗教宽容，在观念上希望政教分离。

    像所有被压迫的少数人一样，犹太人欢迎启蒙运动的赐福；另外，当启蒙运动的思想在所谓的民主革命时代(1776—1848)付诸实践的时

    候，他们也成为新价值观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犹太人逐渐从公民权缺失

    的状态中解放出来。1781年，18世纪最开明的统治者之一奥地利的约瑟

    夫二世发布了他的第一个《宽容特许权法案》，其理由是，这是基督教

    要做的事情，同时它也对国家有用。确实，犹太人越来越受到宽容，因

    为这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有用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

    廉一世很久之前就告诉他的贵族们：“犹太人和他们的商务似乎无害，而且对我们和国家有用。”事实上，就是在普鲁士，驼背的犹太人摩西·?

    门德尔松向更大的世界打开了窗户，他几乎是独自一人发起了与占据统

    治地位的柏林以及德国其他地区的知识分子领袖的对话；主要是和戏剧

    家和哲学家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1729—1781)，他的伟大戏剧

    《智者纳坦》代表着普遍宽容和同情最经久不衰的文献之一。门德尔松

    的朋友普鲁士公务员、基督徒威廉·?冯·?多姆不仅在德国发起了激烈的争

    论，而且在法国也是如此，他的著作《犹太人公民权的提高》(1781)在那里出版。这本书控告社会虐待犹太人，倡议给予犹太人完全的公民

    权和平等。1791年，法国革命议会大会承认犹太人具有完全的公民权，诸如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瑞士、意大利北部这些由法国统治的所有

    地方也是如此。巴伐利亚、巴登以及符腾堡模仿奥地利的模式承认了犹

    太人的公民权，但同时保留了某些限制。在1806年被拿破仑战败的普鲁

    士邦施行了内部的改革，在1812年承认犹太人的经济而非政治的解放。

    拿破仑战争结束之时，所有西欧和中欧的犹太人从先前没有人权的状态

    中解放出来，成为他们居住的国家的公民或国民。

    解放运动的诱惑促动许多犹太人离开了他们的强迫集中居住区。这

    一诱惑是一把双刃剑。第一，它引发了与同化相关联的宗教和文化问

    题，接着，同化产生了动摇犹太人宗教信仰和文化的危险。第二，同化

    意味着人们希望犹太人接受成为有充分资格的法国、德国或意大利公民

    所必须具有的特质，同时它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犹太人所定居的

    民族社会是否把他们作为有充分资格的国民接收下来，并且作为对作出

    这种让步的回报，乐意承认他们有额外的权利来保留犹太人的身份。第

    三，欧洲犹太人自身是否能够为了与基督教徒的邻里和平相处作出让

    步？

    在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扩张潮的冲击下，犹太人离开了强迫集中居

    住区。此时此刻，犹太人很快发现财富是社会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之

    一。犹太人作为贸易商和借贷人经验丰富，并且通过维护旧有的封建秩

    序所得甚微，他们很快变成了现代化的大代理商。甚至在民主革命之

    前，他们就作为宫廷犹太人，为管理整个欧洲皇室的金融事务提供服

    务。他们的大都市心理素质和能说多种语言的能力——几个世纪的必需

    品——使他们能够形成让他们的竞争者嫉妒的国际商务关系。罗斯柴尔

    德国际家族的崛起，也许是资本主义扩张年代犹太人成就最杰出辉煌的

    事例。这一家族的创建者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1743—1812)最初是法兰克福一家银行的小职员，后来在城市的犹太胡同建立了自己的

    事业，涉足钱币、勋章、古董生意。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他积聚了大量

    的财富，在欧洲的五个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巴黎、伦敦、那不勒

    斯、维也纳——他的五个儿子建立了五家子公司，并且同时为德国、法

    国、英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政府服务。这五个儿子优化了其父亲精明的

    商业洞察力和杰出的对时机的把握能力，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世界

    上最令人羡慕和厌恶的金融机构。罗斯柴尔德极度相信低价买入、高价

    卖出的政策；他们精于利用价格差在几个市场买卖国际货币，这是一个

    诡计多端的冒险，要求具有对当地金融、政治状态的直接知识，以及完

    美的对时机的把握。他们小心地选择代理人，代理人则准确地汇报当地

    的情况，这样，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比任何新闻机构都更消息灵通的组

    织。

    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成为了传奇性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而且成为犹

    太人仇恨者喜欢的靶子。正如汉娜·?阿伦特在其他地方所说：“还有比这

    样一个家族更好的证据证明一个犹太人世界政府的想象概念吗？在一个

    家族中有五个不同国家的国民，至少与三个政府有着密切的合作……政

    府间经常性的冲突从没有一刻动摇过其国家的银行家们利益上的团结。

    为了政治目的的任何宣传都不可能创造出一个比现实本身更有效的象征

    物。”然而，为了我们的目的，审视这一金融成就的另一面也是重要

    的，即它对于这个犹太家族的影响及其所受到的同化和国家化的诱惑。

    尽管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成功地将他的五个儿子安置在不同的欧

    洲国家的首都，但是他也导致了家族统一性的最终弱化，因为几个罗斯

    柴尔德被民族化为德国人、奥地利人、法国人或英国人。正如弗里茨·?

    斯特恩谈论犹太人那样，尽管他们厚颜无耻，但是他们也为民族国家的

    荣誉和认同而奋斗，相对轻松地跻身最高层的国家圈子里，经常表现出

    明显的谨慎和保守的姿态。迈耶·?卡尔·?冯·?罗斯柴尔德是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的孙子，他是1867年北德意志议会的议员，并且在普鲁士的上

    议院任职；维也纳的萨洛蒙男爵跻身于维也纳最高层的宫廷圈子，获得

    了一个五十年投资北奥地利铁路的特许权；巴黎的詹姆斯男爵和他的儿

    子阿尔方斯在巴黎社会都是同样声名显赫；纳坦·?迈耶的儿子莱昂内尔·?

    罗斯柴尔德成为了英国下议院的首位犹太人议员，他的儿子纳坦内尔在

    1885年被维多利亚女王封为世袭贵族。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依靠保

    持家族和商业的犹太性质来遵循严格的风俗习惯，但对民族政府的这种

    认同则既重视家族又重视民族的忠诚。

    不像罗斯柴尔德家族或者后来的布雷施罗德家族，大多数犹太人依

    然生活在社会经济的边缘。只有少数人因为对国家的经济有用处才能获

    得显赫的地位。然而，这些人对于持续的歧视，以及发端于解放运动

    的、弗里茨·?斯特恩所称的“同化的痛苦”都是脆弱的。这种痛苦涉及由

    分裂的忠诚所造成的困境，它经常使这些人的爱国主义与他们的宗教或

    家庭忠诚相冲突。

    处于异教徒世界的危险和诱惑之中，犹太人的堡垒一直是家族，因

    为就是在这里，犹太人的模式——宗教的、道德的和民族的——被内在

    化了。犹太人一直视自己为少数民族，他们相互认为是一个延伸的大家

    族里面的人。解放运动能够解除犹太社会的纽带并弱化它的关系吗？犹

    太社会的先锋——它的领袖和成功故事，诸如摩西·?门德尔松、路德维

    希·?伯尔内、海因里希·?海涅、费利克斯·?门德尔松、罗斯柴尔德家族

    ——正朝着同化、现代化、世俗主义的方向发展。为了避免反犹太人偏

    见和依然存在的限制，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卡尔·?马克思的

    父亲海因里希就是这样做的，他用18世纪的启蒙传统而非自己犹太人的

    信仰教育他的孩子。

    甚至在犹太教内部，一些分裂在19世纪初期也在扩大。那时，一些

    犹太人支持启蒙运动，特别是被称为哈斯卡拉的犹太教变种，它与正统的犹太教决裂。改革者们向两个古代传统——《塔木德经》的主导地位

    和犹太教士的统治——发起挑战，他们坚持认为，犹太教必须使自己适

    应现代社会，重视诸如洛克、康德、黑格尔这样的非犹太哲学家的贡

    献。1818年，具有改革思想的犹太人建立了犹太人科学学会，它是一个

    教育和宗教的机构，学会会员以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传授广义的神学，并鼓励与非犹太人进行文化对话。改革的犹太教发端于德国的犹太教

    堂，具有改革思想的犹太教士在那里简化教堂的崇拜仪式，在布道中取

    消了犹太人救世主(弥赛亚)的降临或死者复活的部分，加入了管风琴

    和合唱团，用本国的语言而非希伯来语咏唱赞美诗。对现代性的这一让

    步，受到正统犹太教的强烈挑战。1843年，当改革运动的极端分子作如

    下宣布的时候，这一挑战达到了顶峰：

    第一，我们承认摩西教中存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第二，无论

    从学说还是实践的立场来看，通常以《塔木德经》指派的辩论、论

    文、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权威性可言。第三，我们对把以色列人

    带回巴勒斯坦土地的救世主不抱希望，他对我们也不抱希望；我们

    不知道祖国在哪里，但是依靠出身和公民权我们知道我们属于哪

    里。

    这一不同寻常的表述，体现了有史以来虔诚的犹太人作出的最大让

    步，这个让步后来证明没有被大多数犹太社会所接受，它对犹太人乐意

    使自己认同非犹太民族的主张也没有引发广泛的认同。大多数虔诚的犹

    太人开始视自己既是犹太人，同时也是德国人、法国人或英国人，他们

    要求法律上的彻底解放，在被视为公民的同时，也要被准许按照他们的

    宗教行事。欧洲国家乐意承认这种要求的程度，决定了欧洲犹太人被他

    们所居住的民族社会融合、同化、宽容的相对程度。民族主义和欧洲种族主义年代的犹太人

    在后拿破仑时代，在欧洲许多社会对犹太人的融合和宽容存在着长

    期的争论。这些争论在那些犹太人数量较多并达到较高社会意识水平的

    地区明显而强烈，主要是在法国和德语国家。在思想家们那里似乎比其

    他优先的问题是：在宗教、伦理和文化的范畴，犹太人的民族性格是否

    与德国人或法国人的民族性格相匹配。法国人对他们的文化和宗教身份

    有着非常一致的感觉，他们对犹太人的反对主要集中在宗教，后来主要

    集中在经济领域。法国的犹太人数量比其他国家少很多，在18世纪后期

    才刚刚超过5万人，在地理位置上主要限制在东部的阿尔萨斯和洛林。

    法国的反犹太人偏见主要是由三类人士表达：一是反动的罗马天主教作

    家；二是犹太教的改宗者，他们积极地反对过去同一宗教体系的成员；

    三是社会主义的批判家，他们因为犹太人推行资本主义的行为而攻击他

    们。然后，德国人在几个方面的反应更为强烈：第一，因为犹太人从未

    像在英国和法国那样完全被驱逐出德国，因此他们成为一个真实的存

    在，而非仅仅是一个根植于民间传说或艺术的存在；第二紧跟着第一，犹太恐惧症构成了持续的、顽固的传统；第三，德国人缺乏对民族身份

    一致的感觉，会受到民族主义符咒的强烈影响，最终沿着狭隘的文化和

    后来非理性的路线把自己排他性地圈定起来，以致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拒

    绝接受融合其他非日耳曼民族的或宗教的少数民族，尤其是犹太人。

    争论“犹太人问题”的小册子，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如洪水般泛滥于德

    国，这个争论正如在下一章所见，对19世纪后期的犹太恐惧症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之前，这一争论依然在传统基督教的范围内受

    到引导。在反犹太人方面，它的出发点是安德里亚斯·?艾森门格尔对犹

    太人宗教和行为的指控，他的两卷本巨著《被揭露的犹太人》(1706)

    对犹太人的信仰和所谓的错误行为进行了研究，为仇恨犹太人的人提供了羞辱他们对手所需的全部军火，即犹太人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他们蔑视其他民族的信仰，他们遵循着双重道德标准——一个是他们自

    己的，另一个是外部目的的；他们还用活人献祭，进行圣体亵渎。艾森

    门格尔所研究的范围，他对希伯来语、阿拉姆语、阿拉伯语的了解，以

    及他机智的暗示和曲折的解释，这一切都使他的著作成为对犹太人仇恨

    的主要源泉，直到19世纪后期，生物学和种族主义的观点完全改变了这

    本书的认知框架为止。但是直到那个时期，艾森门格尔的书籍在其他地

    方还没有对等物，一直是德国犹太恐惧症的起始点。艾森门格尔依然希

    望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如果失败了，就把他们赶回强迫集中居住区。19

    世纪初期的批评家似乎也是一样的，他们在浪漫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写

    作，尤其是在席卷德国一些城市(维尔茨堡、班贝克、拜罗伊特、法兰

    克福、汉堡)的反犹太人骚动中，把传统的基督教犹太恐惧症和新的、粗野的、诞生于政治挫折和反资本主义情感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同时

    代的犹太观察家认为，这场德国人的愤怒是一个新条顿主义，是一种新

    型的、浪漫的外国人恐惧症，它由右翼的浪漫主义运动(阿恩特和扬)

    释放，它拒绝犹太人曾是德国民族一部分的观点，因为犹太人缺乏必需

    的基督教—日耳曼精神。然而，许多反犹太人的批评家依然相信皈依这

    两个精神是可能的，广大的中产阶级和德国许多州的领导也如此相信。

    骚乱被无情地镇压了，犹太人的同化在继续向前，尽管采取的形式是勉

    强的承认，而非成熟的法律和社会的解放。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公开主

    张给予犹太人完全的平等权，这是对18世纪人的自然权利的民主信仰的

    重申。

    然而，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一种新型的犹太恐惧症出现了，它不仅掀起了一波新的席卷欧洲的仇恨浪潮，而且制造了纳粹思想得以

    培育的土壤。这就是建立在伪科学理论基础上的生物学的种族主义的出

    现，这些理论由达尔文的追随者编造出来，他们扩展和错误地解释了达尔文的生物学发现，去适合他们的意识形态安排。接着，生物学的种族

    主义和新型的、好战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聚集起来。然而，最不幸的

    是19世纪后期的思想家们，尤其是生活在非民主或非自由主义社会(诸

    如德国、奥匈帝国、俄国)的思想家们，开始放弃了启蒙运动的价值

    观，背弃了平等、民主、自然权利和理性。这是一次深远的文化转向，对现代犹太人具有重要的意味。

    种族主义根植于民族的偏见，在欧洲有着长期和丑恶的历史。欧洲

    大陆是有着广泛差异的民族群体的大杂烩，它们之间的紧张可以回溯到

    数千年前。民族主义的兴起加剧了这些紧张，因为民族自决和扩张的理

    想现在得到了意识形态的支持，并上升到准宗教的水平，甚至上升到本

    质上千年论的水平，它威胁要在重新开始的冲突中爆发。最尖锐的民族

    紧张存在于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尤其是位于从巴尔干到黑海漫

    长、宽阔的带状欧洲部分，在那里，数个世纪不断变化的征服，已经把

    这些地区分裂成多民族的、多语言和多宗教的混合体。也就是在欧洲的

    这个部分，大多数犹太人居住于此，后来被种族问题放大的民族主义制

    造出了最严重的伤害。另外，在这些地区，泛斯拉夫主义或泛日耳曼主

    义的增长，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在解散多民族的帝国中，在统治精英

    复兴帝国的梦想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民族冲突必然激发的最阴险的影响是种族主义，它在19世纪起源于

    个人或社会偏见，发展成总揽一切的、宣称拥有进入世界历史万能钥匙

    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的思想家在颂扬他们种族优越性的时候，主要诉

    诸新的生物科学，以及有目的地采自生物学的社会含义。公共的讨论非

    常强烈地集中在神奇的达尔文的术语上，比如“自然选择”“遗传性”“生

    存斗争”“适者生存”；潮水般的印刷品关注于种族血统、种族行为、种

    族繁衍、种族提高。借助达尔文的发现，公众自然想知道哪些社会、哪

    些民族最为优越以及为何优越。必然的结果是，民族中心论的研究者们一下就得出了草率且对自己有利的结论：皮肤的颜色是生物的优势，因

    此也是社会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阐明最优势民族和最低劣民族的种族

    特性，以及依靠比较人类学证明哪些性质提升生存能力，哪些性质弱化

    生存能力，仅仅是无足轻重的问题。普遍的共识是：竞争、勇敢、大胆

    和进攻的性质提升了生存能力；同时，软弱、妥协、和平，总之是消极

    的特性，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是不受欢迎的。

    这类想法和新兴的优生学运动相联系，它发端于英国，由达尔文的

    表兄弟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创立。高尔顿是这一信念——在铸造个人

    性格时，遗传的作用高于环境——有力的倡导者。他和朋友卡尔·?皮尔

    森一道，呼吁民族同心协力去繁衍一个优等的人类种族，方法是鼓励适

    者生育，同时假如是必需的话，采用绝育的手段阻止那些虚弱的、无能

    力的、患病的人生育。就是在社会优生学的讨论过程中，皮尔森和其他

    人推动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其形式和五十年后的纳粹采用的相差不

    多。例如，皮尔森用个人有机体的类比来描述民族，并警告说，除非一

    个民族是同质的整体，否则它不能在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因此，阶级

    的冲突完全是分裂性的，必须在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连根拔除。在这

    个国家当中，每个个人不再考虑社会等级，为了共同的利益相互合作；

    在这个国家当中，依靠适当的优生办法，最强壮的、最聪明的人获得领

    导的地位。

    在所有种族主义理论家当中，种族主义最有说服力的布道者是法国

    的亚瑟·?德·?戈比诺伯爵和英国的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戈比诺经

    常被视作首位“雅利安”(白种人)优越性的代言人，他的四卷本文集

    《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1853—1854)和张伯伦的《19世纪的基础》

    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法西斯主义主要的意识形态基石之一。他们两个人

    都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对现代工业化和民主的社会弊病采取坚决反动的

    态度。两个人还企图用种族主义的术语来解释文明的兴衰，认为使得文明成为可能的创造性增长的基因，存在于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性当中，两个人不加鉴别地、错误地将雅利安人作为标签从语言学转移到生物

    学。两个人也是彻底的反犹太主义者，视犹太人不仅是种族上次等的种

    类，而且是破坏性的社会力量。假如雅利安人或条顿人是文化的创造

    者，犹太人一直是文化的毁灭者，一旦犹太人把他们的印记贴在任何运

    动上，它的活力就会遭到破坏。张伯伦指出，基督教因为其双面的表

    现，即一半是犹太人的，一半是雅利安人的，因此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它的雅利安人的一面，在象征主义和神话方面极为丰满；犹太人的一

    面，在对仪式和法规严苛的遵守中色调强烈。这样，基督教中最好的成

    分——它原始的活力和童真的信仰——被犹太人的因素扭曲成难以容忍

    的信条，这一信条强调罪恶、罪行和惩罚，而不是拯救、爱和神恩。在

    这些反思的过程中，张伯伦对犹太人的深深反感使他得出了惊人的结

    论：鉴于雅利安人英雄的特性，耶稣必定是雅利安人，而非犹太人。

    戈比诺和张伯伦的另外两个相似之处应该得到注意。第一是他们的

    著作尽管装作是科学的或学术的，但实际上是带有政治意图的真正的种

    族主义小册子；在这里，他们代表着一个新兴的文学体裁，它由假装成

    学术著作样子的文本构成，但将它归属于一种通俗的辩护更为合适。第

    二是他们的著作在德国最为流行。戈比诺的种族主义理论得到了作曲家

    理查德·?瓦格纳极为成功地推广。事实上，戈比诺和瓦格纳在发现他们

    的审美感是如此相似之后，建立了紧密的友谊。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的

    社交圈里，戈比诺的种族主义信条得到了热心的推广。1894年，路德维

    希·?舍曼将戈比诺的著作翻译成德文，并在弗赖堡建立了戈比诺协会。

    张伯伦也与瓦格纳和德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一位英国移民，一位大

    英帝国融学者、冒险家、士兵为一体的富裕家族的后裔，张伯伦被瓦格

    纳的音乐所吸引，并定居德国，娶了瓦格纳的一个女儿，成了激进的日

    耳曼主义和狂暴的反现代主义的焦点。他的《19世纪的基础》一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销售了10万册，各种泛日耳曼组织和反犹太组织热

    情地赞同这本书的信念。另外，张伯伦还加入了一些非常有影响的社交

    圈子，也算得上是德国皇帝的朋友，他的思想得到了统治精英们的支

    持。在20世纪20年代，张伯伦积极地支持纳粹党人，他们认为他是他们

    当中的一员，将他的著作奉为“战斗之书”，视作党照亮胜利之路的灯

    塔。

    在19世纪后期，种族主义和几个捣蛋的观念相互滋养。一种决定性

    的反动力量开始流行，反对条理清晰的、经典的、理性主义的思想模

    式，它深远地动摇了西方文明的平衡。理性至上是启蒙运动的标志，它

    受到了一些奇思妙想的作家越来越多的挑战，他们强调意志、非理性、主观、直觉或人类生活无意识的主导作用。历史学家称这种知识的反革

    命为“活力论”“非理性主义”“新浪漫主义”或“新神秘主义”。这些标签是

    有启发性的，但也是误导性的。对理性的造反主要是指向工业文明的精

    神，这涉及对都市生活、技术理性，以及资产阶级生活普遍存在的驯服

    的、缺乏激情的、没有英雄色彩的日常工作的深度不满。依靠一些直觉

    的逻辑，远古的思维模式从不同的文学和哲学领域突然汇聚起来，开始

    挑战有关人类理性，以及通过科学、资本主义、议会民主来实现社会秩

    序完善的中产阶级(启蒙运动)不证自明的假设。

    弗里茨·?斯特恩认为，这种精神状态一旦被社会和政治清晰地表达

    出来，并得到组织化的时候，它就是“文化绝望的政治”，并且他注意到

    这种精神状态深远的反对改革和反现代的态度。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人

    谴责技术的非人性趋势、“低等阶级”政治的危险，以及美学趣味的堕

    落，他们采纳了一种深厚的反民主的、精英主义的、带有非常强烈的反

    犹太主义色彩的态度。他们不喜欢为人类的利益去掌握现代世界的力

    量，而是偏爱一头栽进神话的、古代的生活方式当中。在其最极端的形

    式中，它以一种在德国名为“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强大的地下运动的方式证明自己。

    鉴于西方文化中的这些分歧，在19世纪后期出现了犹太恐惧症的猛

    烈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迫害犹太人成为了欧洲几乎每一个地方大众

    的消遣。那个时期，最多产的犹太人迫害者可以说是法国人爱德华·?德

    鲁芒，他绞尽脑汁想出一连串羞辱犹太人的话，相比之下，其他人的话

    就显得温和许多。在他两卷本的《犹太人的法国》(1886)和他在1892

    年创办的《自由言论报》上发表的大量言论中，德鲁芒不断地对犹太人

    发起谴责，说他们在身体和心理上都与众不同，散发着臭气，在金融上

    剥削法国人，破坏法国文化，把法国出卖给德国人。19世纪90年代发生

    的两个事件强化了法国的犹太恐惧症：一件是政府丑闻，涉及犹太银行

    家雅克·?德·?雷纳和敲诈者科尔内留斯·?赫兹对政府官员的巨额行贿；一

    件是德雷福斯案件，可以说它是19世纪末最著名的事件。德雷福斯案件

    影响巨大，因为它揭示了在法国军队、罗马天主教以及右翼保守主义当

    中，存在着广泛的反犹太人偏见。同时，它也揭示了反对德雷福斯的人

    面对着甚至更大规模的、更有力量的、支持德雷福斯的共和主义和社会

    主义的阵营。在左拉发表了《我控诉》之后，这一点得到了证明。法国

    和英国的犹太人是先进的自由主义民主政体的公民。在法国，启蒙主义

    的思想比其他地方的都强大，犹太人更好地同化进了法国知识分子的生

    活，比如伯格森、邦达、涂尔干的职业生涯都显示了这一点。法国人通

    常在接受他们未来的知识分子领袖时，从不考虑到他们的宗教和种族背

    景。正如佩吉的一位学生所说：“我们一直和我们的犹太同志友好地生

    活在一起，犹如和我们的基督教同志生活在一起一样。我们从未感受到

    犹太人与我们不同。一个人必须承受其宗教和种族痛苦的想法，对我们

    似乎是难以忍受的。”

    相比之下，正如我们所见，犹太恐惧症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得到了更

    加强烈的、制度性的强化。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整个世界对犹太人最危险的地方是东欧和俄国，而不是德国。就是在这些地方，政府

    实际上通过歧视性的立法以反对犹太人。例如在罗马尼亚，政府对大约

    25万犹太人启动了严厉的法律限制，剥夺了他们的投票权和获取公共职

    位的权利。然而，对东欧犹太人最为毁灭性的办法，是由俄国政府在19

    世纪80年代发起的。犹太恐惧症在基督教的西欧一直很强盛，除此之

    外，犹太人在俄国面对着沙皇专制体制及其精神支柱东正教会紧密结合

    的力量，不仅俄国国家君主至上的性质体现了对俄国犹太人的危险，而

    且其高度的救世主的性质也加强了这一威胁。莫斯科人的意识形态，以

    及对两头鹰这个拜占庭象征物的采用，都在宣布莫斯科是第三个罗马、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作为基督教中心的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合乎逻辑的继

    承者。一个把自己想象为宗教上选择出来的国家，必然和一个势均力敌

    地扬言自己为神选的民族发生冲突。俄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保持了强烈的

    天启的、救世主的期待，使得俄国人的排外意识，以及含蓄而持久的犹

    太恐惧症更加突出。有趣的是，俄国人的内心景观充满了救世主的思

    想，以至于它激励着相当可观的神学思想的杂交，刺激着俄国的犹太人

    以民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形式展现类似的救世主式的期待。

    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屠杀，数世纪以来在俄国的体制下一直是系统性

    的。政府对犹太人主动积极的歧视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沙皇亚历山大三

    世统治时期得到了强化，他通过一系列法令禁止犹太人购置土地资产

    (1881)，限制他们进入大学和中学，强迫那些生活在俄国中部的犹太

    人迁移到西部省份，即所谓的“犹太人指定居住区”(1890)。在那里，犹太人被限制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全面地监视、控制，并受到人身攻

    击，以这些行为对斯拉夫极端主义分子作出让步。据估计，在19世纪

    末，有500万以上的犹太人生活在俄国，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指

    定居住区，并且通常生活在悲惨的经济状况之下。发端于1881年，通常

    是由沙皇的官员策动的针对犹太人的乱民暴力行为，表面上看是因为犹太人要对亚历山大三世的被刺负有莫须有的责任，实际上是将犹太人从

    俄国主要的城镇驱赶到犹太人指定居住区，并且满足不断增长的犹太恐

    惧症情绪的胃口。就是在这一对犹太人普遍的仇视之后，公开出版的反

    犹太人最恶毒的文献之一《锡安长老会协议》，在俄国和其他地方带来

    和发现了自愿的信奉者。这份文献由沙皇的秘密警察捏造，以莫里斯·?

    乔利和赫尔曼·?戈德舍有关文学和政治的小册子为基础，由24篇据说是

    犹太人领袖作出的“协议”或演讲构成。这些领袖解释他们是如何采用了

    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神论的颠覆性力量去破坏西方文明的，并为建

    立犹太国家做好准备的。首次出版于1903年的这个协议和数百种反犹太

    人的小册子在俄国广泛流传，并且后来由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放者带到

    西方，他们包括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马克斯·?埃尔文·?冯·?舒伯勒—

    里希特，以及数以千计的保皇分子。在西方，他们煽动着最终进入纳粹

    运动的仇恨火焰。

    经济贫困和政治迫害的联合效应，解释了俄国的犹太人大批逃离俄

    国的原因。一些流亡者被正在兴起的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俘

    获，这一运动鼓动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新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但是另一

    些流亡者把西方和美国作为更好的生活地点。许多犹太人把刚刚统一的

    德国视为永恒的天堂；他们被德国的发达技术，优越的教育体制，具有

    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哲学家、思想家，以及刚刚赋予犹太人具有完全

    公民权的法治国家所吸引。1871年在犹太人获得法律上的解放之后，普

    鲁士下议院一位犹太议员如释重负地说：“在多年徒劳地等待之后，我

    们最终在安全的港口靠岸。”从大屠杀之后的视角来看，这一判断的悲

    剧性错误急切地需要一个解释。

    注 社会的和历史的心理学家探讨了大众妄想这种现象，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它与各种信仰

    体系的关系。注 彼得·?沙费尔在其《犹太恐惧症：古代世界对犹太人的态度》一书中认为，这一古代

    反犹太人的立场是犹太恐惧症，它和在一些基督徒那里以及在所有种类的种族生物学的反犹太

    主义中发现的恶意的、强迫症式的反犹太主义不同。他认为，古代人感到受到了犹太人的威

    胁，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是恐惧和仇恨矛盾的混合体。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说反犹太主义早

    于基督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从他的分析当中，我们并不清楚的是，犹太恐惧症是否是反犹

    太主义的血亲，或者是从反犹太主义中分离出来的，这也是废弃“反闪米特主义”这一术语，用“犹太恐惧症”取而代之的另一个好的理由。“反闪米特主义”在语言学上是含混的，缺乏强有

    力的、我们与犹太恐惧症相联系的心理学内涵。各种形式的犹太恐惧症是外国人恐惧症、宗教

    恐惧症、种族恐惧症，还有卡文·?兰格缪尔所称的妄想恐惧症。在许多案例中，可以认出这些恐

    惧症的综合现象，它证明这一不断进化的人类强迫症的多面性质。第二章

    德国人和犹太人，1700—1871

    作为一个德国问题的犹太人问题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数访问德国的游客，都会震惊于这个国家

    的风景如画和得到完美保存的乡镇，友好而整洁的民众，功能流畅的运

    输系统，尤其是它那欢乐的氛围。对游客来说，令他们流连忘返的有啤

    酒屋，女服务员穿着紧身连衣裙和镶着花边的宽松上衣，抓着几个巨大

    的啤酒杯子，精力旺盛的乐队演奏着快乐的乐曲；有咖啡屋，那里有丰

    富的点心；有巨大的博物馆、剧场和歌剧院，高雅艺术在那里得到十分

    精细的组织和展示。但是，如果一个游客具有敏锐的感觉和语言的知

    识，他或早或晚一定会感到疑惑：德国国土的面貌和它的民众吸引力不

    够。例如他会发现：德国人非常不喜欢外国人，尤其是那些决定在那里

    定居的人；他们非常褊狭，非常有民族优越感；他们从不批评自己的价

    值观或风俗习惯，哪怕是温和的；为了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的迫切需

    求，使他们不惜破坏规则；不可能承认世界上其他的民族或制度可能比

    他们的更好。

    远甚于今天，德国人在过去还有一个令人讨厌的习惯，他们一直服从权威，并且是本能地、不假思索地服从。服从被视为美德，孩子在非

    常严格的约束下，根据十分僵化的规则长大成人，他们要么服从习惯的

    力量，要么模仿礼貌的行为，以致一个人无法分辨两者的差异。数个世

    纪以来，世俗和宗教的机构——包括教会、国家、家庭、学校和军队

    ——培养了德国民众服从权威的习惯，这一习惯可能构成了德国人国民

    性格中最大的盲点。历史学家戈登·?克雷格作为学生在1935年访问过德

    国，并在慕尼黑同美国的领事哈撒韦进行了一次讨论。他想知道为何德

    国人作为公民心甘情愿地、卑贱地服从世俗的权威，同时作为哲学家或

    者神学家表现出难以抑制的个人主义。他从一位明显欣赏和理解德国人

    的人那里得到了最富有启迪性的答案。

    哦，天啊，我生活在慕尼黑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那里的人工作

    勤奋，对人友善，普遍对政治没有兴趣，我和他们相互喜爱、尊

    重。但是，假如某个穿制服的人来到他们当中说：“齐步走!”他

    们就会齐步走。假如这个人说：“去砍掉哈撒韦的头，他是一个坏

    人!”他们就会回答道：“我们不知道他是坏人。”但是，他们就

    会同时把我的头砍掉。

    自此我们领会到，哈撒韦有趣的评论包含了对德国人、他们的自我

    形象、他们的文化特性、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的致命真相。对于克雷格

    来说，哈撒韦的评论和一位英国的精神病专家从一个党卫队集中营的卫

    兵那里得到的印象相似。这个卫兵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规则这么说

    的：“从明天开始，我们有了新的阶级敌人犹太人。规则是这么说

    的。”当然，数世纪以来，德国人被灌输了犹太人是敌人的思想，但是

    规则在纳粹统治时期构成了官方的许可。德国人一直需要这种许可把他

    们的信念或偏见变成官方的行为。德国人为不同寻常地落实具体事务而

    具有的这种组织化、集体性天赋，给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增添了特别致命的成分。

    在现代世界，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的思想轨迹，从安德里亚斯·?艾

    森门格尔1706年出版的《被揭露的犹太人》开始，直到阿道夫·?希特勒

    1925年书名和仇恨大致相应的《我的奋斗》，其中的狂热、残暴、仇视

    犹太人构成了其核心的强迫症之一。在1706年和1925年这两个时间点之

    间，人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个不间断的关于犹太人问题的对话，它从退潮

    到涨潮，到沸腾，直到升腾至狂热的程度。犹太人问题对于许多德国人

    来说一直是当下的。启蒙者要“提升犹太人”，使得他们成为优良公民；

    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要他们皈依日耳曼民族的价值观，以及日耳曼民

    族的精神；自由主义主张社会同化的人建议通婚，保证更高程度的对人

    类价值观的忠诚，而非仅仅对犹太人的宗教、家庭或民族社群的忠诚；

    19世纪后期具有种族倾向的民族主义者，要把他们驱赶到犹太人强迫集

    中居住区，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或者甚至灭绝他们。

    德国人对犹太人和犹太人问题的成见是顽固的和强迫症式的，对于

    现代实际生活在德国领土的犹太人数量来说是不成比例的。在艾森门格

    尔的时代，德国的犹太人不超过5万人；一个世纪多一点时间之后，也

    就是在1820年，犹太人的总人口大约是25万，大多数生活在普鲁士；到

    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犹太人的人口为38.3万(占总人口的

    1.5%)；在1925年，犹太人的人口上升到56.4万(占总人口的

    0.9%)；到希特勒掌权的时候，犹太人的人口为50.3万(占总人口的

    0.76%)。这些数字显示了犹太人口的上升相对是温和的，同时相比于

    1871年到1933年之间总人口数量，实际呈现出稳步的下降。一些历史学

    家认为，犹太人尽管数量是少的，但是他们在观感上引人注目，因为他

    们生活在大城市，在某些职业，比如企业、商业、法律、医疗、新闻

    业、艺术等“自由职业”有突出表现。毫无疑问，他们充分利用了解放运

    动提供给他们的有利机会，进入了精英中学和大学，数量比例远远超过当地的德国人，并获得了相应的好处。正如人们所见，他们的创造性贡

    献蔚为壮观，因此在许多德国人当中也引起了惊愕、担心和嫉妒，但在

    任何时候都不能说犹太人对德国人的财富或精神福祉构成威胁。事实

    上，犹太人在政治上从未被很好地组织，作为德国人，他们也没有认为

    自己适应了新的文化风俗，因此犹太人没有构成任何真正的威胁。

    然而，正如上面所提及的，犹太恐惧症首先不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

    的，而是建立在错误的看法、成见和妄想基础上的。由于这个原因，犹

    太人问题真的是德国人的问题或者麻烦，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首先要求揭

    开德国人自身中的这一问题的面具。总之，这不是犹太人的妄想，而是

    德国人的。这个问题的性质存在于特定的历史发展中，它塑造了德国人

    对其犹太同胞的看法，正如先前所指出的，主要是长期的犹太恐惧症的

    基督教传统；塑造了可能归因于浪漫主义运动的明显不同的文化和道德

    盲点，尤其是19世纪后期极端的民族主义派别；塑造了对生物学种族主

    义乌托邦的极端痴迷；塑造了无论从个人还是集体角度，德国人都没有

    能力在人性的、普世的意义上定义他们作为德国人的身份，这个意义就

    是包容和宽容不同的宗教和民族群体。为了理解大屠杀，还必须另外增

    加几个德国人的“文化特性”：夸张的秩序感及相应的对权威(集权主

    义)的服从；过度的对军事及其生活方式(军国主义)的欣赏；对民族

    优越性的骄傲感及相应的对外国人或“未同化成分”的偏见；植根于以往

    宗教和哲学传统的对以世界观形式体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

    解释的强烈需求。

    解放运动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

    在弗里德里希·?尼科莱名为《塞巴尔都斯·?诺特汉克》(1776)的作

    品当中——这是一本机智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成长小说，有点模仿伏尔泰的《老实人》——主人公被要求写作一篇爱国主义的论文来论述祖国

    的光荣，但他不知道他应该写作的祖国是什么。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德

    国人在其大部分历史中一直在较劲的问题，它涉及德国人没有能力去铸

    造一个共同的民族身份。事实上，人们可以认为德国历史的主题之一就

    是寻求民族的统一和认同。在过去五百年的历史当中，德国人忍受了内

    部宗教和政治的分裂。直到中世纪末，德国依然是一个地理上的措辞，其摇摇欲坠的帝国——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被各种使政治权

    力掌控在封建诸侯手中的离心力量撕扯得支离破碎，这些诸侯守护着分

    散化的国家行政管理。与此同时，其他欧洲国家已经朝着集权控制的方

    向行进。宗教改革运动增强了宗教分裂，这一分裂不仅进一步弱化了一

    个同质的民族国家的发展，而且在宗教战争中得到了爆发。这场战争留

    给了这个国家经济上的灾难，并使德国内部分化成1789个独立的公国，使它受到更强大国家的支配。

    三十年战争的结果是，德国的人口下降了大约35%，从2100万人减

    少到大约1350万人。德国的部分地区，大多数在北部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