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by NELL POSTMAN

    Copyright ?ELAINE MARKSON LITERARY AGENCY,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3

    by Shanghai San Hui Culture Press Ltd.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娱乐至死(美)波兹曼(Postman， N.) ；章艳，吴燕莛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9.5

    ISBN 978–7–5633–8386–3

    I. ①娱··· II. ①波···②章···③吴··· III. ①大众传播—传播媒介—研究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8400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 ?邮政编码：1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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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人：何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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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本：700mm × 1000mm? ? ?116

    印张：20.5 ? ??字数：258 千字

    2009年5月第1版 ? ?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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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 ? ? ? ? ? ? ?

    · ? ? ? ? ? ?——尼尔·波兹曼前言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 1984 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

    尔关于 1984 年[1]

    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

    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

    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

    但是我们忘了，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

    毛骨悚然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年代稍稍久远一点，而且也不那么广

    为人知。这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2]

    的《美丽新世界》。即使是受过

    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预言截然不同。奥威

    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

    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3]

    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

    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

    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

    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

    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

    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

    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

    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

    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

    望”。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

    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

    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

    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1]?《一九八四》，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1949 年所著

    的长篇小说，描绘了未来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情景。[2]?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 1894—1963)，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博物学家。1932 年发表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以讽刺笔法描写他心目中的未来世界。

    [3]?“老大哥”系《一九八四》中的独裁者。第一章 媒介即隐喻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城市都曾经成为美国精神熠熠生辉

    的焦点。例如，18 世纪后期，波士顿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中心，震惊世

    界的第一枪在那里打响，那一枪只会在波士顿的郊区打响，而不会是

    在其他任何地方。事件报道之后，所有的美国人，包括弗吉尼亚人，从心底都成为了波士顿人。19 世纪中叶，来自世界各地的弃儿们在埃

    利斯岛登岸，并把他们陌生的语言和陌生的生活方式传播到美国各

    地，纽约从而成为大熔炉式国家的象征——至少是有别于英国。20 世

    纪早期，芝加哥开始成为美国工业发展的中心。如果芝加哥的某个地

    方有一座屠夫的雕像，那么它的存在是为了提醒人们记住那个到处是

    铁路、牛群、钢铁厂和冒险经历的时代。如果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雕

    像，那么我们应该尽快来做这件事，就像代表波士顿时代的有民兵雕

    像，代表纽约时代的有自由女神像一样。

    今天，我们应该把视线投向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城。作为我们

    民族性格和抱负的象征，这个城市的标志是一幅 30 英尺高的老虎机

    图片以及表演歌舞的女演员。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

    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

    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我写作此文时的美国总统是昔日好莱坞的演员。他的主要竞争对

    手之一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最为人瞩目的电视节目的宠儿，也就是

    说，是一名宇航员[1]。很自然，他的太空探险被拍成了电影。

    此外，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把自己的一次竞选失败归罪

    于化妆师的蓄意破坏，他就如何严肃对待总统竞选这个问题给了爱德

    华·肯尼迪一个建议：减去 20 磅体重。虽然宪法对此只字未提，但

    似乎胖子事实上已被剥夺了竞选任何高层政治职位的权利，或许秃子

    也一样不能幸免于此，当然还有那些外表经过美容仍无法有较大改观的人。我们似乎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

    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

    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如电视播音员，对此也心领神会了。他们中

    的大多数人在吹风机上花的时间比在播音稿上花的时间多得多，并且

    由此成为娱乐社会最有魅力的一群人。虽然联邦新闻法没有明文规

    定，那些不上镜头的人其实已被剥夺了向大众播报所谓“今日新

    闻”的权利，但是那些在镜头前魅力四射的人确实可以拥有超过百万

    美元的年薪。

    美国的商人们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发现，商品的质量和用途在展

    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不论是亚当·斯密备加赞扬还

    是卡尔·马克思百般指责，资本主义原理中有一半都是无稽之谈。就

    连能比美国人生产更优质汽车的日本人也深知，与其说经济学是一门

    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表演艺术，丰田每年的广告预算已经证明了

    这一点。

    不久前，我看到比利·格雷厄姆[2]

    和谢基·格林、瑞德·巴顿

    斯、迪昂·沃威克、弥尔顿·波尔及其他神学家一起向乔治·伯恩斯

    表示祝贺，庆祝他在娱乐性行业成功跌打滚爬了80年。格雷厄姆教士

    和伯恩斯说了很多关于来世的俏皮话。虽然圣经里没有任何明示，但

    格雷厄姆教士向观众保证，上帝偏爱那些能让人发笑的人。这是一个

    诚实的错误，格雷厄姆只是错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成了上帝。

    鲁斯·威斯西马博士是一个心理学家，她主持了一档很受人欢迎

    的广播节目及一个夜总会节目，在这些节目中，她向听众们介绍有关

    性事的林林总总，所用的语言在过去只能是卧室和某些阴暗的街角里

    专用的。她和格雷厄姆教士一样是一个有趣的人，她曾经说过：“我

    的初衷并不是为了逗乐，但是，如果我所做的确实能让人开心，我不

    妨继续下去。有人说我取悦于人，我说这很好。如果一个教授上课时

    表现幽默，人们就会带着记忆下课。”[3]

    她没有说人们带着怎样的记

    忆，也没有说这些记忆有何裨益，但她说明了一点：能够取悦于人，真好。确实，在美国，上帝偏待的是那些拥有能够娱乐他人的才能和

    技巧的人，不管他是传教士、运动员、企业家、政治家、教师还是新

    闻记者。在美国，最让人乏味的是那些专业的演员。

    对文化表示关注和忧虑的人，如正在阅读此类书的人，会发现上

    面的这些例子并不罕见，已是司空见惯了。批评界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注意并记录了美国公众话语的解体及其向娱乐艺术的转变。但他们

    中的大多数人，我相信，还没有开始探究这种变化的根源和意义。那

    些已经对此作过研究的人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走向穷途末路的资本

    主义的余渣，或者，正相反，都是资本主义成熟后的无味的果实；这

    一切也是弗洛伊德时代神经官能征的后遗症，是人类任凭上帝毁灭而

    遭到的报应，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贪婪和欲望的产物。

    我仔细研读过这些阐述，从中不是没有学到东西。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理论，甚至神学家们，都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在任何情况

    下，如果我的见解能够基本接近事实，我都会感到惊讶。正如赫胥黎

    所说的，我们没有人拥有认识全部真理的才智，即使我们相信自己有

    这样的才智，也没有时间去传播真理，或者无法找到轻信的听众来接

    受。但是在这里，你会发现一个比前人的理解更为透彻的观点。虽然

    这个观点并不深奥，但它的价值体现在其视角的直接性，这样的视角

    正是 2300 年前柏拉图提出的。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

    人类会话的形式上，并且假定我们会话的形式对于要表达的思想有着

    重大的影响，容易表达出来的思想自然会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我形象地使用“会话”这个词，并不仅仅指语言，同时也指一切

    使某个文化中的人民得以交流信息的技巧和技术。在这样的意义上，整个文化就是一次会话，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不同象征方式展开

    的多次会话的组合。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公众话语的方式是怎样规

    范乃至决定话语内容的。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原始的烟雾信号。虽然我不能确

    切地知道在这些印第安人的烟雾信号中传达着怎样的信息，但我可以

    肯定，其中不包含任何哲学论点。阵阵烟雾还不能复杂到可以表达人

    们对于生存意义的看法，即使可以，他们中的哲学家可能没有等到形

    成任何新的理论就已经用尽了木头和毡子。你根本不可能用烟雾来表

    现哲学，它的形式已经排除了它的内容。

    再举一个我们更熟悉的例子：塔夫脱，我们的第 27 任总统，体

    重 300 磅，满脸赘肉。我们难以想像，任何一个有着这种外形的人在

    今天会被推上总统候选人的位置。如果是在广播上向公众发表演讲，演讲者的体型同他的思想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在电视时代，情况就大

    不相同了。300 磅的笨拙形象，即使能言善辩，也难免淹没演讲中精

    妙的逻辑和思想。在电视上，话语是通过视觉形象进行的，也就是

    说，电视上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政坛上形象经理的出现以及与此相伴的讲稿作家的没落证明了这样一点，就是：电视需要

    的内容和其他媒体截然不同。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

    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还有一个例子，更复杂一些：信息、内容，或者如果你愿意，可

    以称之为构成“今日新闻”的“素材”，在一个缺乏媒介的世界里是

    不存在的——是不能存在的。我并不是说，火灾、战争、谋杀和恋情

    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发生过。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用来

    宣传它们的技术，人们就无法了解，无法把这一切纳入自己的日常生

    活。简而言之，这些信息就不能作为文化的内容而存在。“今日新

    闻”的产生全然起源于电报的发明(后来又被其他更新的大众传播工具

    发扬光大)，电报使无背景的信息能够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跨越广阔的空

    间。“今日新闻”这种东西纯属技术性的想像之物，准确地说，是一

    种媒体行为。我们可以了解来自世界各地对于各种事件的片断报道，因为我们拥有适用于报道这些片断的多种媒体。如果某种文化中没有

    具有闪电般速度的传媒工具，如果烟雾信号仍是最有效的传播途径，那么这种文化就不会拥有“今日新闻”。如果没有媒体为新闻提供传

    播的形式，那么“今日新闻”就不会存在。

    用平白的话语来说，这本书是对 20 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

    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

    这种转换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

    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不可能传达同样的思想。随着印刷术影响的减

    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其内

    容，并且用最适用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

    马歇尔·麦克卢汉[4]

    有一句著名的警句：“媒介即信息。”如果

    我上面所说的有引用之嫌，我决不否认其中的联系(虽然很多值得尊敬

    的学者觉得否认和他的联系很时髦，但是如果没有麦克卢汉，他们也

    许至今仍然默默无闻)。30 年前遇到麦克卢汉的时候，我还是一名研

    究生，而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英语教授。那时我就相信，现在仍然相

    信，他继承了奥威尔和赫胥黎的传统，对未来进行了预言。我对他的

    理论坚信不疑。他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

    中用于会话的工具。我也许应该补充一点，最早激发我对这个观点产

    生兴趣的是一位比麦克卢汉更伟大、比柏拉图更古老的预言家。我年

    轻时研究过《圣经》，在其中我获得了一种启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

    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这种启示来自“十诫”中禁止以色列人制作任何具体形象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

    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和很多其

    他人一样，我那时很疑惑，为什么上帝要规定人们应该或不应该怎样

    用符号表现他们的经历。除非颁布训诫的人认定人类的交际形式和文

    化的质量有着必然联系，否则把这种禁令归于伦理制度之中的做法是

    不可理喻的。我们可以冒险作一猜测：那些如今已经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具体形象表达思想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像原来一样去膜

    拜一个抽象的神。犹太人的上帝存在于文字中，或者通过文字而存

    在，这需要人们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运用图像是亵渎神祇的表

    现，这样就防止了新的上帝进入某种文化。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从以文

    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思考一下摩西的训诫对我们

    也许是有益的。即使这些推想有不妥之处，我仍然认为它是明智而中

    肯的。我相信，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

    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语言无愧为一种原始而不可或缺的媒介，它使我们成为人，保持

    人的特点，事实上还定义了人的含义。但这并不是说，除了语言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媒介，人们还能够同样方便地以同样的方式讲述同样的

    事情。我们对语言的了解使我们知道，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所

    谓“世界观”的不同。人们怎样看待时间和空间，怎样理解事物和过

    程，都会受到语言中的语法特征的重要影响，所以，我们不敢斗胆宣

    称所有的人类大脑对于世界的理解是一致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语言之外还有如此丰富多样的会话工具，我

    们就不难想像，不同文化在世界观方面会存在多大的分歧。虽然文化

    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

    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

    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

    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但是，他的警句还需要修

    正，因为，这个表达方式会让人们把信息和隐喻混淆起来。信息是关

    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

    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

    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

    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

    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

    存在的理由。卡西尔曾说过：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地缩

    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

    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之

    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5]

    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

    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我们读书、看电视或看手

    表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大脑如何被这些行为所左右并不感兴趣，更别

    说思考一下书、电视或手表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有怎样的影响了。但是

    确实有人注意到了这些，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路易斯·芒福德[6]

    就是这些伟大观察者中的一个。他不是那种为了看时间才看钟表的

    人，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大家关心的钟表本身的分分秒秒不感兴趣，而

    是他对钟表怎样表现“分分秒秒”这个概念更感兴趣。他思考钟表的

    哲学意义和隐喻象征，而这些正是我们的教育不甚了了的地方，钟表

    匠们对此更是一无所知。芒福德总结说：“钟表是一种动力机械，其

    产品是分和秒。”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

    离开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

    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

    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

    在芒福德的著作《技艺与文明》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从 14 世纪

    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被拘

    役于时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

    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

    了。确实，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生活中

    便没有了永恒。所以，钟表不懈的滴答声代表的是上帝至高无上的权

    威的日渐削弱，虽然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其中的关联。也就是说，钟表

    的发明引入了一种人和上帝之间进行对话的新形式，而上帝似乎是输

    家。也许摩西的“十诫”中还应该再加上一诫：你不可制作任何代表

    时间的机械。

    字母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对话的新形式，关于这一点如今学者们已

    达成共识。人们说出的话不仅听得见，而且看得见——这不是一件小

    事，虽然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教育也未作太多评论。但是，很明显，语

    音的书写形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知识理念，一种关于智力、听众和后代

    的新认识，这些东西柏拉图在其理论形成的初期就已经认识到了。他

    在《第七封信》中写道：“没有一个有智力的人会冒险用语言去表达他的哲学观点，特别是那种会恒久不变的语言，例如用书面的文字记

    录下来。”他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他清楚地认识到，用书面文字

    记录哲学观点，不是这些观点的终结，而是这些观点的起点。没有批

    评，哲学就无法存在，书面文字使思想能够方便地接受他人持续而严

    格的审察。书面形式把语言凝固下来，并由此诞生了语法家、逻辑

    家、修辞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所有这些人都需要把语言放在

    眼前才能看清它的意思，找出它的错误，明白它的启示。

    柏拉图深知这一点，他知道书写会带来一次知觉的革命：眼睛代

    替了耳朵而成为语言加工的器官。相传，为了鼓励这种变化，柏拉图

    要求他的学生在来他的学园之前先学习几何学。如果确有其事，柏拉

    图就确实很明智，因为正如伟大的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所说

    的：“书面文字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

    过去，并且给了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像，而不是什么寻常的记

    忆。”[7]

    柏拉图对于书面文字重要性的推断现在已被人类学家所深刻理

    解，特别是如果在他们所研究的文化中语言是复杂对话的唯一源泉

    时。人类学家知道书面文字不仅仅是话音的回声，这一点诺思洛普·

    弗莱也曾提到过。这完全是另一种声音，是一流魔术师的把戏。在那

    些发明文字的人眼里，文字确有此神力。考虑到这些，那么埃及神话

    中把文字带给塔慕次国王的月神透特同时也是魔术之神，就不足为奇

    了。我们这样的人也许看不出文字有何神奇，但我们的人类学家知

    道，对于一个只有口头语言的民族，文字会显得多么奇特而富有魔力

    ——这样的对话似乎没有对象，又似乎任何人都是对象。有什么比把

    问题诉诸文本时的沉默更奇怪的呢？有什么比向一个无形的读者倾

    诉，并且因为知道有一个无名的读者会反对或误解而修正自己更玄妙

    的呢？而这正是每一本书的作者必须做的。

    提出上述的观点，是因为本书后面将讨论我们的民族怎样经历从

    文字魔术向电子魔术转换的巨大变化。我这里想要指出的是，把诸如

    文字或钟表这样的技艺引入文化，不仅仅是人类对时间的约束力的延

    伸，而且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当然，也是文化内容的改变。这就

    是为什么我要把媒介称作“隐喻”的道理。在学校里，老师非常正确

    地告诉我们，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作比较来揭示该

    事物实质的方法。通过这种强大的暗示力，我们脑中也形成了这样一

    个概念，那就是要理解一个事物必须引入另一个事物：光是波，语言是一棵树，上帝是一个明智而可敬的人，大脑是被知识照亮的黑暗洞

    穴。如果这些隐喻不再有效，我们一定会找到其他适用的：光是粒

    子，语言是一条河，上帝是一个微分方程(正如罗素曾经宣称的)，大

    脑是一个渴望栽培的花园。

    但是我们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并没有如此明了和生动，而是更

    为复杂。为了理解这些隐喻的功能，我们应该考虑到信息的象征方

    式、来源、数量、传播速度以及信息所处的语境。例如，钟表把时间

    再现为独立而精确的顺序，文字使大脑成为书写经历的石碑，电报把

    新闻变成商品。要想深刻理解这些隐喻，我们确实要费些周折。但

    是，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涵着超越其自

    身的意义，那么理解这些隐喻就会容易多了。例如，有人指出，12 世

    纪眼镜的发明不仅使矫正视力成为可能，而且还暗示了人类可以不必

    把天赋或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眼镜的出现告诉我们，可以不必迷信

    天命，身体和大脑都是可以完善的。我觉得，如果说 12 世纪眼镜的

    发明和 20 世纪基因分裂的研究之间存在某种关联，那也不为过。

    即使是显微镜这样不常用的仪器，也包含了令人惊讶的寓意，这

    种寓意不是关于生物学的，而是关于心理学的。通过展示一个肉眼看

    不见的世界，显微镜提出了一个有关大脑结构的解释。

    如果事物总是不同于它的表象，如果微生物不可见地隐藏于我们

    的皮肤内外，如果隐形世界控制了有形世界，那么本我、自我和超我

    是否也可能不可见地隐藏在某个地方？精神分析除了充当大脑的显微

    镜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对于大脑的理解除了来自某些工具所产生的隐

    喻之外，还有什么途径？我们说一个人有 126 的智商，又是怎么一回

    事？在人们的头脑里并不存在数字，智力也没有数量和体积，除非我

    们相信它有。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相信它有呢？这是因为我们拥有可

    以说明大脑情况的工具。确实，我们思想的工具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

    的身体：有时我们称自己的身体为“生物钟”，有时我们谈论自己

    的“遗传密码”，有时我们像看书一样阅读别人的脸，有时我们用表

    情传达自己的意图。

    伽利略说过，大自然的语言是数学。他这样说只是打个比方。大

    自然自己不会说话，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也不会说话。我们关于大自然

    以及自身的对话，是用任何一种我们觉得便利的“语言”进行的。我

    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

    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1]?指约翰·格伦，美国第一个绕地球作轨道飞行的宇航员，退役后当选为美国参议

    员。

    [2]?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 1918—)，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传教士、浸信会牧

    师，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通过广播、电视、电影宣讲耶稣基督福音，开展福音奋兴运动。

    [3]?引自 1983 年 8 月 24 日的《威斯康星州日报》，第 1 页。

    [4]?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加拿大传播理论家，认为计

    算机、电视等传播手段对社会及艺术、科学、宗教等产生强烈影响，著作有《人的延伸》、《媒介即信息》。

    [5]?卡西尔，《人论》，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铁锚丛书，1956，第 43 页。

    [6]?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美国社会哲学家、教师、建筑及城

    市规划评论家，其著作多涉及人与环境的关系。

    [7]?弗莱，《伟大的符号：圣经和文学》，多伦多：学术出版社，1981，第 227 页。第二章 媒介即认识论

    在这本书里我想展现给大家一个发生在美国的关于媒介—隐喻的

    巨大变化，作为这个变化的结果，那些危险的无稽之谈成了我们公众

    话语的重要部分。在以后的章节中，我的任务非常明确。首先，我想

    证明，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话语和现在有很大不同——清晰易

    懂，严肃而有理性；其次，我想论证，在电视的统治下，这样的话语

    是怎样变得无能而荒唐的。但是，为了避免我的分析被理解成是对电

    视上的“垃圾”的司空见惯的抱怨，我必须先解释一下，我的焦点是

    放在认识论上，而不是放在美学或文学批评上。说实话，我对这些所

    谓“垃圾”的喜爱绝不亚于其他任何人，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印刷

    机产生的垃圾可以让大峡谷满得溢出来。而在生产垃圾这一点上，电

    视的资历还远远比不上印刷机。

    因此，我对电视上的“垃圾”绝无异议。电视上最好的东西正是

    这些“垃圾”，它们不会严重威胁到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而且，我们

    衡量一种文化，是要看其中自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看那些毫无伪

    装的琐碎小事。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所

    以，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

    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危险的事正是

    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一直不断鼓励电视去做的。这些人的问题在于，他

    们对待电视的态度还不够严肃。因为，和印刷机一样，电视也不过是

    一种修辞的工具。要想严肃对待电视，我们必须谈一谈认识论，否则

    其他的任何评论都是没有意义的。

    认识论是一门有关知识的起源和性质的复杂而晦涩的学问。和本

    书有关的是认识论对于真理的定义以及这些定义的来源所表现出来的

    兴趣。在这里，我特别想证明，真理的定义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传递信

    息的媒体的性质。我想讨论的是，媒体在我们的认识论中充当了什么

    角色？为了简单地说明本章标题的含义，我觉得有必要从诺思洛普·弗

    莱那里借用一个词。他把自己运用的原理称作“共鸣”。他写

    道：“通过共鸣，某种特定语境中的某个特定说法获得了普遍意

    义。”[1]

    他举“愤怒的葡萄”[2]

    为例。这个表达方式第一次出现是在

    《以赛亚书》中，人们庆祝即将到来的对于易得迈人[3]

    的屠杀。但是

    这个词组，弗莱继续写道：“早已超越了这个语境并且进入了很多新

    的语境，这些新的语境赋予人类尊严，而不是仅仅反思它的盲

    从。”通过这样的阐述，弗莱把“共鸣”的概念扩展到词组和句子以

    外。戏剧或故事中的一个角色，比如哈姆雷特，或卡罗尔笔下的爱丽

    斯，也可以有共鸣。他还说，东西可以有共鸣，国家也不例外：“希

    腊和以色列，这两个被割裂的国家，它们地理上的最小细节都会让我

    们良心不安，除非有一天它们出现在我们想像世界中的地图上，不论

    我们是否见过这两个国家。”

    在谈到“共鸣”的来源时，弗莱总结说隐喻是它的动力，也就是

    说，词组、书、角色或历史都具有组织不同态度或经历的力量，并且

    可以赋予它们以意义。于是，雅典成为优秀文化的象征，哈姆雷特代

    表了犹豫不决的忧思，爱丽斯的漫游象征着在无意义的语义世界中寻

    求秩序。

    我们暂且离开弗莱(相信他不会有意见)，但他所用的“共鸣”这

    个词还会伴随我们。我认为，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共鸣，因为共鸣就是

    扩大的隐喻。不管一种媒介原来的语境是怎样的，它都有能力越过这

    个语境并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语境中。由于它能够引导我们组织思想和

    总结生活经历，所以总是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和不同的社会结构。它有

    时影响着我们对于真善美的看法，并且一直左右着我们理解真理和定

    义真理的方法。

    为了解释媒介是怎样于无形之中影响文化的，我这里举三个例

    子。

    第一个例子来自西部非洲的一个部落。他们没有书面文字，但他

    们丰富的口述传统促成了民法的诞生。[4]

    如果出现了纠纷，控诉人就

    会来到部落首领的面前陈述自己的不满。由于没有书面的法律可以遵

    循，首领的任务就是从他满脑子的谚语和俗语中找出一句适合当时情

    形的话，并使控诉人双方都满意。这一切结束之后，所有各方都会认

    为正义得到了伸张，真理重见天日了。当然，你会意识到这也是耶稣和其他圣经人物的方法，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完全口口相传的文化

    中，凭借语言的各种资源来发现和揭示真理，如各种记忆的手法、公

    式化的表达方式和寓言。正如沃尔特·翁格所指出的，在口口相传的

    文化中，谚语和俗语不是什么偶一为之的手法。“它们在我们的生活

    中绵延不断，它们构成思想自身的内容。没有它们，任何引申的思想

    都不可能存在，因为思想就存在于这些表达方式之中。”[5]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谚语和俗语通常只用于解决孩子之间的矛

    盾。“东西在手，败一胜九”、“先来先得”、“欲速则不达”，这

    些语言形式可以用来解决孩子的小危机，但如果在决定“严肃”问题

    的法庭上使用就会显得荒唐了。如果法官问陪审团是否形成意见，而

    陪审团回答说“犯错人皆难免，宽恕则属超凡”，甚至说“把现实事

    交给现世君主，把神的使命交给上帝”，你能想像会是什么情形吗？

    可能一瞬间法官会觉得很有趣，但如果陪审团不能马上提供一个“严

    肃”的语言形式，法官就可能会做出一个超长的判决。

    法官、律师和被告都认为谚语或俗语不适合解决法律纠纷，正是

    在这一点上，媒介—隐喻关系把他们和部落首领区分开来。因为在以

    印刷物为主的法庭上，法律文书、案情摘要、引证和其他书面材料决

    定了寻求事实的方法，口述传统失去了共鸣——但不是全部。证词是

    口头的，因为人们认为口头表述比书面表述更能真实地反映证人的思

    想状况。确实，在许多法庭上，陪审员不允许记笔记，也不提供法官

    解释法律条文的书面材料。陪审员要听事实，而不是看。所以，我们

    可以说我们对于法律事实的理解存在共鸣的冲突：一方面，人们仍然

    相信口头语言的威力尚存，只有口头语言才可以代表真理；另一方

    面，人们更愿意相信书面文字的真实性，尤其是印刷文字。持第二种

    看法的人不能容忍诗歌、谚语、俗语、寓言或任何其他代表人类口头

    智慧的表达方式。法律是立法者和法官制定的，在我们的文化中，律

    师不需要聪明，他们只要了解案情就可以了。

    另一个类似的矛盾是在大学里。在那里，共鸣的分布大致相同，也就是说，仍然有一些传统是基于“口头语言是真理的重要载体”而

    保留下来，但大多数情况下，大学里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印刷文字的

    结构和逻辑密切相关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用自己亲身经历

    的“博士生口试”中发生的一件事来作例子。这样的口试是大学里仍

    然流行的一种中世纪的仪式。我用“中世纪”这个词，指的是它的字

    面含义，因为在中世纪学生们经常接受口试，并且渐渐地人们认识到考生口头解释其作品是一种必备的能力，于是这种传统被沿袭下来。

    当然，书面作品还是最重要的。

    在我要说的这个例子中，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才算是讲述事实的合

    法方式，被提上了一个很难实现的高度。一个考生在他的论文中写了

    一个脚注，想用来证明援引的出处，他写道：“此系 1981 年 1 月

    18 日在卢斯威尔特宾馆本调查者亲耳听见，当时有阿瑟·林杰曼和杰

    罗德·格诺斯在场。”这个援引引起了五个口试老师中四个老师的注

    意，他们一致认为，这样的证明方式不妥，应该用著作或文章中的引

    文来代替。“你不是记者，”有一个教授说，“你要成为学者。”也

    许是因为该考生不知道有什么出版物可以证明他在卢斯威尔特宾馆中

    得到的信息，所以他极力为自己辩护，说当时有人在场，他们可以证

    明他引用部分的准确性；并且他还辩解道，表达思想的方式同思想的

    真实性无关。滔滔不绝之中，这个考生有些忘乎所以，他说他的论文

    中至少有 300 处从出版物中摘录的引文，考官们不可能一一对它们进

    行考证。他这样说，是想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可以相信印刷文

    字的引用，却不能相信口头引用的内容呢？

    他得到的回答是：你认为表达思想的方式同思想的真实性无关，这是错误的。在学术界里，出版的文字被赋予的权威性和真实性远远

    超过口头语言。人们说的话比他们写下来的话要随意。书面文字是作

    者深思熟虑、反复修改的结果，甚至还经过了专家和编辑的检查。这

    样的文字更加便于核对或辩驳，并且具有客观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

    你在论文中称自己为“本调查者”而不是自己的名字。书面文字的对

    象从本质上来说是客观世界，而不是某个个体。书面文字可以长久存

    在，而口头语言却即刻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书面文字比口头语言更接

    近真理。而且，我们相信你一定更希望考试委员会提供一份书面说明

    证明你通过了考试(如果你通过的话)，而不是仅仅告诉你你通过了。

    我们的书面说明代表的是“事实”，而我们的口头通知却只是一个传

    言。

    除了表明将按照委员会的意见做出修改之外，该考生很明智地没

    有再说什么。他真诚地希望如果自己能通过“口试”，委员会将提供

    一份书面文件予以证明。他确实通过了，并且适时地写上了合适的文

    字。

    第三个关于媒介对于认识论影响的例子来自对伟大的苏格拉底的

    审判。在他开始为自己辩护之前，苏格拉底向 500 人的陪审团道歉，说自己没有很好地准备发言。他告诉他的雅典兄弟他可能会结巴，希

    望他们不要因此打断他，他请求他们把他当作一个陌生的外乡人，并

    且承诺一定会不加任何修饰和技巧地告诉他们事实。这样的开场白当

    然是苏格拉底的特点，但这不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点。苏格拉

    底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他的雅典兄弟从来不认为修辞原则同表达事实

    的方式是互不相干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苏格拉底的请求中可以找到

    很多意趣，因为我们习惯于把修辞当作语言的一种装饰品——往往表

    现得矫饰、肤浅和多余。但对于发明修辞的人，对于那些公元前五世

    纪希腊的诡辩家及他们的后裔，修辞不仅仅是戏剧表现的一个机会，而且是组织证据的不可或缺的方式，因而也是交流事实的方式。[6]

    修辞不仅仅是雅典教育中的关键部分(远比哲学重要)，而且是一

    种重要的艺术方式。对于希腊人来说，修辞是口头写作的一种形式，虽然它往往有口头表演的性质，它揭示真理的力量最终存在于书面文

    字有序展开论点的力量之中。尽管苏格拉底本人驳斥这种观点(我们可

    以从他的请求中猜测出来)，但他的同时代人相信，修辞是“正确的观

    点”得以被发现和阐明的正确途径。忽视修辞原则，杂乱无章地表达

    自己的思想，缺乏正确的重点或得体的激情，都会被认为是有辱听众

    智力或者暗示说话人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可以假定，280 个陪审

    员之所以投票宣判苏格拉底有罪，是因为他的态度同所陈述的事实不

    相吻合，而他们认为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

    我用这些例子想要说明的是，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

    相联的。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

    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正说明了“真理”是

    一种文化偏见。一种文化认为用某种象征形式表达的真理是最真实

    的，而另一种文化却可能认为这样的象征形式是琐碎无聊的。确实，对于亚里斯多德时代的希腊人来说，在他们那个时代以及他们之后的

    两千年里，科学事实都是通过对一系列不言自明的前提进行推理而发

    现和表述出来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亚里斯多德会相信女人的牙齿比

    男人少，以及刮北风时怀孕的小孩更健康。亚里斯多德结过两次婚，但据我们所知，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数一数两任夫人中任何一任的牙

    齿。至于他对于生孩子的见解，我们可以肯定他没有用过任何问卷或

    者躲在别人的卧室里偷看。这样的行为在他看来是庸俗而多余的，因

    为这不是用来验证事实的方法——推理逻辑的语言提供了一条更可靠

    的道路。我们不必因此就嘲笑亚里斯多德的偏见，我们自己也不乏偏见，例如我们这些现代人总认为可以把真理和数量对等起来。在这一点

    上，我们和毕达哥拉斯及其追随者的神秘信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

    们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我们的很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

    和其他当今的政客往往借助数字来陈述事实，否则就一无所能。例

    如，你能想像一个现代经济学家通过背诵一首诗歌，或者讲述在东圣

    路易斯的一次深夜漫步所发生的一切，来解释我们的生活标准吗？甚

    至只是通过说出一串谚语和寓言，或者关于富人、骆驼和针眼的俗语

    来这样做？背诵诗歌会被视为无聊，深夜漫步只是一件逸事，谚语或

    俗语简直就是幼稚。但是，这些语言形式确实能够说明经济关系以及

    其他的任何关系，而且为很多人所使用。对于深受媒介即隐喻这种观

    念影响的现代人来说，数字是发现和表述经济学真理的最好方式。也

    许这是对的，但似乎还不足为证。我只是希望人们注意到，决定用什

    么方式来揭示真理其实是有些武断的。我们一定都记得，伽利略只是

    说大自然的语言是数学，他没有说一切的语言都是数学，甚至连描述

    大自然的特征时也不一定要使用数学语言。在人类历史中的大多数时

    期，大自然的语言是神话和宗教仪式的语言。这些形式具有让人类和

    大自然相安无事的优点，并使人们相信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们

    绝不能随时准备炸掉地球，然后大肆赞扬自己找到了谈论自然的真正

    途径。

    有些讲述事实的方法优于其他方法，所以这会对采用这些方法的

    文化产生健康的影响。我这样说不是想要宣扬认识论的相对论。我希

    望能让你们相信，印刷文化的认识论在日益衰退，电视文化的认识论

    在同步壮大，这些都会在大众生活中产生严重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

    就是我们将变得越来越可笑。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极力强调，任何讲述

    事实的形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产生的影响会发挥巨大的作

    用。“眼见为实”作为一条认识论的公理，从来都享有重要的地位，但“话说为实”、“阅读为实”、“计算为实”、“推理为

    实”和“感觉为实”的重要性，随着文化中媒介的变化，也在跌宕起

    伏。随着一种文化从口头语言转向书面文字，再从印刷术转向电视，关于真理的看法也在不断改变。尼采说过，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

    活的哲学。我们还应该加一句，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

    认识论。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

    进行对话的产物。既然智力主要被定义成人掌握事物真理的一种能力，那么一种文

    化的智力就决定于其重要交流方式的性质。在一个纯粹口语的文化

    里，智力常常同创造警句的能力相关，即创造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精辟

    俗语的能力相关。据说，所罗门知道 3000 条谚语。在一个印刷文字

    的社会里，有这样才能的人充其量被人看作是怪人，甚至是自大的讨

    厌鬼。在一个纯粹口语的社会里，人们非常看重记忆力，由于没有书

    面文字，人的大脑就必须发挥流动图书馆的作用。忘记一些事该怎样

    说或怎样做，对于社会是一件危险的事，也是愚蠢的表现。在印刷文

    字的文化里，记住一首诗、一张菜单、一条法规或其他大多数东西只

    是为了有趣，而绝不会被看作是高智商的标志。

    虽然读这本书的人都了解印刷文字和智力之间关系的一般性质，但是，如果你考虑一下你读这本书时应达到什么要求，就可能会得出

    一个更具体的定义。首先，你应该相当长一段时间保持基本不动。如

    果你做不到这一点(读这本书或其他书都一样)，那么在我们的文化里

    你就会被认为是运动功能亢进或是不守纪律，至少是有什么智力缺

    陷。印刷文字对于我们的身体和大脑都提出了相当苛刻的要求。但

    是，控制你的身体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你还必须学会注意书本上文字

    的形状。你必须看穿它们，这样你才能直接了解这些形状所代表的意

    思。如果你仅仅专注于文字的形状，那么你就是一个让人不能容忍的

    低效读者，会被人当作傻子。如果你已经学会了怎样不受外观的干扰

    去理解意义，那么你就应该采取一种超然而客观的态度，这包括你要

    能够区分文字的感官愉悦、魅力或奉承语气(如果有的话)和文字所表

    达的观点之间的逻辑。同时，你还必须能够根据语言的语气去判断作

    者对于所写内容和读者的态度。换句话说，你必须知道笑话和观点之

    间的区别。在判断观点性质的时候，你要同时做几件事情，包括把判

    断推迟到整个观点完成时做出；把问题记在脑中，直到你已经决定何

    时、何地或是否能回答它们；用你所有相关的经历作为现有观点的反

    证。你还必须能够舍弃那些同所涉观点无关的知识和经历。在你作这

    些准备的时候，你必须摒弃原来认为文字具有魔力的看法，更重要的

    是，你要接受一个抽象的世界，因为这本书里几乎没有什么词组和句

    子要求你联想具体的形象。在铅字的文化里，我们可以说某个人不够

    聪明，需要给他画张图才能帮助他理解。而现在，聪明则意味着我们

    可以不借助图画就可以从容应对一个充满概念和归纳的领域。

    在一个用铅字表达真理的文化里，能够做到这一切甚至更多的

    话，就构成了智力的基本定义。在后面的两章中，我想告诉大家， 18世纪和 19 世纪的美国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以铅字为中心的文化。在更

    后面的章节里，我想证明，在 20 世纪我们对于真理的看法和对智力

    的定义随着新旧媒介的更替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是，我不想过于简单地看待这个变化。这里，我想用三点来作

    个总结，并以此答复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提出的相反观点。

    第一点是，我从来没有说过，媒介的变化带来了人们思想结构或

    认知能力的变化。确实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或类似的观点(例如杰

    罗姆·布鲁纳、杰克·古迪、沃尔特·翁格、马歇尔·麦克卢汉、朱

    利安·杰恩斯和艾瑞克·哈乌洛克[7])。我很愿意认为他们是对的，但

    我的观点不需要我这样做。所以，我不想证明这样的可能性，即根据

    皮亚杰的理论，只有口头语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书面文字的人，而“电视文化”里的人比前两者都表现得智力低下。我的观点仅仅是

    说：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实现这种变化的途径包

    括：鼓励某些运用理解力的方法，偏重某些有关智力和智慧的定义以

    及创造一种讲述事实的形式，从而使某个词语具有某种新的内容。我

    想再次说明，在这件事上我不是相对论者，我相信电视创造出来的认

    识论不仅劣于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而且是危险和荒诞的。

    第二点是，我提出的认识论变化还没有包括(也许永远不能)任何

    人和任何事。一些旧的媒介事实上已经消失了(如象形文字和装饰华美

    的手稿)，与它们相关的规则和认知习惯也随之消失了，但其他形式的

    对话还将保留下来，如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所以，像电视这样的新

    媒介产生的认识论所带来的影响并不是没有争议的。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考虑会有所帮助：符号环境中的变化和自

    然环境中的变化一样，开始都是缓慢地累积，然后突然达到了物理学

    家所说的临界点。一条被逐渐污染的河流会突然变得有毒，大多数鱼

    类都灭绝了，游泳成为一种危险。但即使是这样，这条河看上去还是

    正常的，人们还可以在上面划船。换句话说，即使河里的生命都已经

    死亡，这条河还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还没有消失，但它的价值大大

    降低了，并且它恶劣的条件对于周围环境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我们的

    符号环境也是一样的情况。我相信，我们也已经达到了一种临界点，在这种情况下，电子媒介决定性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符号环境的性

    质。在我们的文化里，信息、思想和认识论是由电视、而不是铅字决

    定的。我们不否认，现在仍有读者，仍有许多书在出版，但是书和阅

    读的功能和以往是大不相同了。即使在曾经被认为铅字具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学校里，情况也未能例外。有人相信电视和铅字仍然共存，而

    共存就意味着平等。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根本没有什么平等，铅字只是一种残余的认识论，它凭借电脑、报纸和被设计得酷似电视

    屏幕的杂志还能存在下去。像那些在有毒的河流中幸免于难的鱼儿以

    及那个仍在上面划船的人一样，我们的心中仍保留着过去那条清清小

    河的影子。

    第三点是，我上面打的比方中，河流主要是指公众话语——对话

    所采用的政治、宗教、信息和商业的形式。我说的只是以电视为中心

    的认识论污染了大众交流和相关活动，而不是说它污染了一切。首

    先，我不断提醒自己，电视给那些老弱病残以及在汽车旅馆里饱尝孤

    独寂寞的人带来了无尽的安慰和快乐。我也意识到电视在为大众提供

    一个电影院方面具有很大潜力(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

    视)。也有人提出，虽然电视削弱了人们的理性话语，但它的情感力量

    是不容忽视的，它会让人们反对越南战争或种族歧视。对于这些好处

    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我之所以不愿被人误解为是在攻击电视，还有一个原因。任何稍

    稍了解人类交流历史的人都知道，每一种思想的新工具的诞生都会达

    到某种平衡，有得必有失，虽然这种平衡并不是绝对的。有时是得大

    于失，有时是失大于得。我们在或毁或誉时要十分小心，因为未来的

    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印刷术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印刷术

    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

    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

    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

    很显然，我的观点是， 400 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

    于弊。我们现代人对于智力的理解大多来自印刷文字，我们对于教

    育、知识、真理和信息的看法也一样。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

    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

    出现了危险的退步，这就是我希望说明清楚的。但是，对于同种景况

    下可能出现的好处，我们也应该保持坦诚的态度。

    [1]?弗莱，《伟大的符号：圣经和文学》，多伦多：学术出版社，1981，第 217 页。

    [2]?愤怒的葡萄(grapes of wrath)：意指骚动的根源，愤怒和暴力的起因。典出《圣经

    ·启示录》。[3]?易得迈人(Edomites)，闪族人的一个部族。公元前 12—前 6 世纪居住在死海东南

    边的区域，时常与希伯来人发生冲突。

    [4]?引自翁格，《读写能力和印刷术的未来》，《通讯杂志》30:1(冬季刊，1980 年)，第 201—202 页。

    [5]?翁格，《口语和读写能力》，纽约：麦休恩，1982，第 35 页。

    [6]?翁格，《口语和读写能力》，纽约：麦休恩，1982，第 109 页。

    [7]?杰罗姆·布鲁纳在《认知成长的研究》中写道，成长“既是从外到里的，也是从里

    到外的”，“(认知成长的)很大一部分在于人获得肌肉运动、感觉和反射的能力”(第 1—2

    页)；古迪在《野蛮人的驯化》中写道：“(书写)改变了那些不能阅读的人对于世界的表

    象”，他还写道：“字母的存在改变了人们要处理的问题的类型，并且改变了人们处理这些

    问题的方法”(第 110 页)。第三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在《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中，有一段来自迈克尔·威尔法尔

    的精彩引语。此人是德美浸礼会教派的创始人之一，与富兰克林相交

    多年。事情的起因是威尔法尔向富兰克林抱怨，说其他宗教派别的狂

    热分子四处散布关于德美浸礼会教派的谣言，指责他们宣扬令人发指

    的教义，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子虚乌有的。富兰克林建议他们发表文

    章阐明自己的信仰和原则，认为这样可以让谣言不攻自破。威尔法尔

    答复说，他的教友们曾经讨论过这样的做法，但是最终还是加以否决

    了。他用以下的这段话解释了他们的理由：

    在人类社会存在之初，上帝以启蒙人智为乐，他让我们意识

    到，有些我们尊为真理的其实是谬误，有些我们斥为谬误的却是

    真正的真理。他不时地为我们拨去迷雾，使我们不断完善自己的

    原则，改正自己的错误，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无限的满足。

    现在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达到了发展的终极，是否达到了精神知

    识或神学知识的完满，我们担心，如果我们裹足不前，不愿意接

    受他人的意见，那么我们的后人会效仿我们，认为我们——他们

    的前辈和创立者，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圣的，是不可丝毫背离的。 [1]

    富兰克林认为他们的这种谦逊在人类历史上的各教派中是罕见

    的。我们当然可以用“谦逊”二字形容他们的态度，但这段话的意义

    远胜于此。它对于书面文字的认识论的批评可以同柏拉图的观点相媲

    美。摩西本人也许也会对这段话产生兴趣，虽然他未必能同意。德美

    浸礼会教派的观点近乎制定了一条关于宗教话语的诫令：“不可记录

    汝等之教义，更不可将其印刷成文，否则汝等将永远受其束缚。”

    不管怎样，我们都会认为，关于德美浸礼会教派讨论结果的记录

    未能传之于世，毕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否则本书的观点——表达思

    想的方式将影响所要表达思想的内容——将更为彰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讨论结果是殖民地时代的美利坚人质疑铅字的一个独一无二的

    例子，因为富兰克林时代的美利坚人比世界上任何时期的任何人都更

    依赖铅字的力量。不管人们对于那些新英格兰的新居民们有过怎样的

    评述，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都是热诚而优秀

    的读者，他们的宗教情感、政治思想和社会生活都深深植根于印刷品

    这个媒介。我们知道，随“五月花”号[2]

    进入美洲的行李中有几本

    书，其中最重要的是《圣经》和约翰·史密斯的《新英格兰记》。(我

    们可以猜想，对于驶向未知世界的移民们来说，后者得到的重视会更

    多。)我们也知道，在殖民地时代的早期，每个牧师都会得到 10 英镑

    来启动一个宗教图书馆。虽然当时的文化普及率很难估计，但有足够

    的证据表明(大多来自签名)，在 1640 年到1700 年之间，马萨诸塞和

    康涅狄格两个地方的文化普及率达到了 89%—95%。这也许是当时世界

    上具有读写能力的男人最集中的地方了。[3]

    (在 1681 年到 1697 年之

    间，殖民地妇女的文化普及率大约为 62%。)

    不难理解，《圣经》是所有家庭的必读书，因为这些人都是新教

    教徒，他们和路德一样，相信印刷品“是上帝天恩的最高表现形式，耶稣的教义将借此被不断推广”。当然，耶稣的教义也可能是通过

    《圣经》以外的书得到推广的，例如 1640 年印刷的著名的《海湾州

    圣歌》，在当时该书被视为美洲的第一畅销书。但我们也不能认定这

    些人只读宗教书籍，那个时期的遗嘱记录表明，在 1654 年到 1699

    年之间，米德尔塞克斯县 60%的家庭拥有藏书，其中 92%的家庭拥有

    《圣经》以外的书。[4]

    事实上，在 1682年到 1685 年之间，波士顿最

    大的书商仅从一个英国书商那里就进口了 3421 册书，其中大多数都

    是非宗教书籍。如果有人再补充说明一下，这些书仅仅是住在北部殖

    民地的75000 个居民的需求量，那么 3421 册书这个数字的意义就更

    清楚了。[5]

    放在现代，相等的需求量就该是上千万册了。

    除了加尔文清教徒的宗教要求他们能识文断字这个原因之外，还

    有另外三个因素也能解释这些来到新英格兰的殖民者们对于铅字的痴

    迷。第一，既然 17 世纪英国男性的文化普及率不到 40%，我们可以

    猜测，移民到新英格兰的人大多应来自英国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

    或阶层。[6]

    换句话说，他们热爱读书，相信到新的世界里读书仍然非

    常重要，就像在过去一样。第二，1650 年之后，几乎所有的新英格兰

    城镇都通过了法令，要求建立“读写学校”，一些大的社区还要求建

    立语法学校。这些法令都提到了撒旦，认为他的邪恶力量将被教育摧毁。当然，推行教育还有其他原因，我们从下面这首流行于 17 世纪

    的小诗可以略见一斑：

    公立学校是知识的源泉，学习是人们神圣的权利。

    真正统治这些人思想的并不是撒旦。早在 16 世纪，人们的认识

    论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一种知识都要通过铅字来表达和传播。

    关于这个变化，路易斯·芒福德写道：“印刷书籍比任何其他方式都

    更有效地把人们从现时现地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铅字比实际发生的

    事实更有威力……存在就是存在于铅字之中：其他的一切都将渐渐地

    成为虚无。所谓学习就是书本的学习。”)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推断，在殖民者们看来，年轻人的学习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同时也

    是智力开发的一条必要途径。(他们的故乡——英国，就是一个学校之

    国。1660 年以前，英国有 444 所学校，每 12 英里就有一所学校。)

    很明显，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同学校教育是分不开的。在学校教育还

    没有普及的地方(如罗德岛)或学校法规还不完善的地方(如新汉普希

    尔)，文化普及率的上升比其他地方缓慢得多。

    最后一点，这些身处异乡的英国人不需要印刷自己的书，甚至不

    需要培养自己的作家。他们从自己的故国原封不动地搬来高深的文学

    传统。1736 年，书商们大事宣传《旁观者》、《闲谈者》和斯梯尔的

    《卫报》。1738 年出现了关于洛克《人类理解论》、蒲柏《荷马史

    诗》、斯威夫特《一只澡盆的故事》和德莱顿《寓言》的广告。耶鲁

    大学校长德怀特曾精辟地描写过当时美洲的情况：

    几乎每一种类型、每一种题材的书都已经有人为我们写就。

    在这方面我们是得天独厚的，因为我们和大英帝国的人说着同一

    种语言，而且大多数时候能与他们和平相处。和他们之间的贸易

    关系长期为我们带来大量的书籍，艺术类、科学类以及文学类的

    书籍，这些书大大地满足了我们的需要。

    这种情形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殖民地美洲没出现文化贵

    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

    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丹尼

    尔·布尔斯廷这样写道：“阅读蔚然成风。四处都是阅读的中心，因为压根就没有中心。每个人都能直接了解印刷品的内容，每个人都能

    说同一种语言。阅读是这个忙碌、流动、公开的社会的必然产

    物。”到 1772 年的时候，雅各布·杜谢已经可以做出这样的评

    论：“特拉华河畔最穷苦的劳工也认为自己有权像绅士或学者一样发

    表对宗教或政治的看法……这就是当时人们对于各类书籍所表现出来

    的兴趣，几乎每个人都在阅读。”

    在这样一个阅读蔚然成风的地方，托马斯·潘恩 1776 年 1 月

    10 日出版的《常识》能在当年 3 月之前卖掉 10 万册，也就不足为

    奇了。如果是在 1985 年，那么一本书必须卖掉800 万册(两个月之

    内)才能比得上当时潘恩著作所吸引的人口比例。我们再看一看 1776

    年 3 月的情况，霍华德·法斯特为我们提供了一组更让人叹服的数

    字：“没有人知道到底印了多少册，最保守的数字是 30 万册，也有

    人说是 50 万册。如果说当时 300 万人口需要印刷 40 万册书，那么

    今天的一本书需要卖掉 2400 万册才能比得上。”在今天的美国，唯

    一能吸引这么多人注意力的传媒活动大概只有美国橄榄球超级杯赛

    了。

    在这里，我们应该稍稍停顿一下，来谈谈托马斯·潘恩，因为在

    很大程度上，他可以代表他那个时代高度而广泛的文化教育程度。我

    特别想提出的一点是，虽然他出身低微，但他从来没有像莎士比亚一

    样被人质疑过是不是其著作的真正作者。确实，我们对潘恩生平的了

    解要多于莎士比亚(虽然对潘恩的早期生活也知之甚少)，我们也知道

    潘恩所受的正规教育远不如莎士比亚。在来美洲之前，他生活在社会

    的最底层。尽管有这样的不利条件，但是他的关于政治哲学和辩证法

    的著作观点明确，生命力经久不衰，丝毫不输(数量上也许不如)伏尔

    泰、罗素和包括柏克在内的同时代英国哲学家。但是从来没有人问

    过：这样一个来自英国穷人阶级的、没有受过教育的胸衣制造商怎么

    可能写出如此震撼人心的文章？有的时候，潘恩的教育背景会成为其

    敌人的攻击目标(他本人也因为这个缺陷而感到自卑)，但从来没有人

    怀疑过这样强有力的文章会出自一个普通人。

    我们也应该提一下，潘恩影响力最大的这本书的全名是《常识

    ——一个英国人所著》。这个副标题很重要，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提到

    的，殖民地时代的美洲人没有写过什么书，关于这一点，富兰克林解

    释说是因为美洲人忙于其他事情。也许是这样的。但是，美洲人的忙

    碌并没有影响他们利用印刷机，甚至是为了根本不是他们自己写的书而利用印刷机。美洲的第一台印刷机诞生在 1638 年，属于当时只有

    两年历史的哈佛大学。[7]

    之后不久，在没有不列颠王国政府的帮助

    下，波士顿和宾夕法尼亚也有了自己的印刷机。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

    事实，因为那时在利物浦、伯明翰以及其他英国城市都不允许使用印

    刷机。最早的印刷机用于印刷时事通讯，通常都是用廉价的纸张。也

    许我们可以说，美洲文学的滞后不是因为人们的惰性或英国文学的广

    泛流行，而是因为缺少优质的纸张。到了独立战争时期，乔治·华盛

    顿还不得不用难看的纸片给他的将领们写信，他的急件甚至连信封都

    没有，因为纸实在是太宝贵了。

    但是到了 17 世纪末期，一种本土文学开始起步，这也同美洲文

    化对印刷术的偏爱不无关系。这里的文学当然指的是报纸。本杰明·

    哈里斯于 1690 年 9 月 5 日在波士顿出版了一份共三页的报纸，名

    叫《国内外要闻》。这是美国人第一次涉足报纸。在哈里斯来美洲之

    前，他参与“揭露”了一个子虚乌有的、有关天主教徒屠杀新教教徒

    并纵火伦敦的阴谋。他在伦敦的报纸《伦敦邮报》上揭露了“教皇的

    阴谋”，结果天主教徒受到残酷的迫害。哈里斯对于谎言已是司空见

    惯，他在《国内外要闻》的内容说明中提到，报纸对于抗击盛行于波

    士顿的谎言是非常必要的。他用以下的话作为内容说明的总结：“喜

    欢我这个提议的人可能会因此承担罪名。”哈里斯的这种猜测是完全

    正确的。第二期的《国内外要闻》再也没有面世。市长和市议会查禁

    了他的报纸，并且指责他发表了“非常偏激的言论”。他们的这种反

    应说明，他们根本不想容忍任何人成为他们的障碍。就这样，在美洲

    这个新的世界里人们开始了争取信息自由的斗争，而这样的斗争在英

    国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之久。

    哈里斯的失败激励了其他人对于报纸的尝试：《波士顿新闻信

    札》出版于 1704 年，它被认为是第一份连续发行的美洲报纸。在此

    之后，《波士顿报》(1719 年)和《新英格兰报》(1721 年)相继问

    世，它们的编辑詹姆士·富兰克林是本杰明的哥哥。在 1730 年之

    前，有 7 种报纸定期在 4 个殖民地出版，1800 年前，报纸的数目上

    升到 180 种。1770年，《纽约报》用下面的这段话(节选)来庆祝自己

    和其他报纸的成功：

    这是事实(让我们向大学表示敬意)

    报纸是知识的源泉，是现代人每一次对话的灵感来源。到了 18 世纪末，塞缪尔·米勒教士自豪地宣称，美国已经拥有

    相当于英国三分之二的报纸，而人口只占英国的一半。

    1786 年，本杰明·富兰克林评论道，美国人醉心于报纸和小册

    子，以至于没有时间来看书。(有一本书是个例外，那就是韦伯斯特的

    《美国拼写课本》，此书在 1783 年到 1843年之间销售了 2400 万

    册。)富兰克林所说的“小册子”，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伴随报纸

    在各殖民地广泛传播的还有各种小册子和大幅印刷品。阿历克西斯·

    德·托克维尔在他 1835 年出版的《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到了这个

    事实：“在美国，各党派之间不是通过写书来反驳对方的观点，而是

    通过散发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以惊人的速度在一天之内迅速传播，而

    后消失。”下面这段话中他也提到报纸和小册子：“枪炮的发明使奴

    隶和贵族得以在战场上平等对峙；印刷术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同样

    的信息之门，邮差把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宫殿前。”

    在托克维尔发表这番议论的时候，印刷术已经传播到了美国的各

    个地区。南方和北方相比，不但在办学方面落后(南方几乎所有的学校

    都是私立的)，而且在使用印刷机方面也晚了一步。例如，弗吉尼亚州

    一直到 1736 年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定期出版的报纸——《弗吉尼亚

    报》。但是到了 18 世纪末，通过铅字传播思想的运动蓬勃发展，很

    快成为一次全国范围的对话。例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士·

    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全部用“帕布利厄斯”的化名)写了 85 篇支持

    美国宪法的文章，1787 年至 1788 年期间，这些文章原本只是出现在

    纽约的报纸上，但后来在南方人中的影响完全不逊于在北方。

    进入 19 世纪的美国，在它所有的地区都开始形成了一种以铅字

    为基础的文化。在 1825年至 1850 年之间，收费图书馆的数目翻了三

    番。那些专门为劳动阶层开设的图书馆也开始出现，并成为提高文化

    教育程度的一种手段。1829 年，“纽约学徒图书馆”有 1万册藏书，曾有 1600 名学徒在此借书阅读。到 1851 年，这个图书馆已向 75

    万人提供了服务。由于国会在 1851 年降低了邮费，因而几分钱一张

    的报纸、杂志、星期天学校手册和简装书唾手可得。在 1836 年到

    1890 年之间，亿册《麦加菲读本》被分发到各个学校。虽然当时并不

    提倡阅读小说，美国人仍然表现得如饥似渴。塞缪尔·古德里奇就沃

    尔特·司各特 1814 年到 1832 年之间发表的小说写过这样一段

    话：“他笔下诞生的任何一部新作在美国产生的轰动更胜于拿破仑的

    某些战役……每个人都在读他的小说，不论是名人雅士抑或凡夫俗子。”出版商为了得到某些潜在的畅销书，有时甚至会派信使去等候

    邮船，然后“在一天之内，把布尔沃或狄更斯的最新小说印刷装订成

    书”。那时还没有国际版权法，“盗版”书四处泛滥，大众对此绝无

    微词，那些被视为名人的作者也不能有所抱怨。1842 年狄更斯访问美

    国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待遇简直可以同现在我们对电视明星、体育明

    星和迈克尔·杰克逊的崇拜相媲美。狄更斯在给朋友的信里写

    道：“我无法向你形容我所受到的欢迎，人群四处追随着、欢呼着，各种富丽堂皇的舞会和酒会，各种公众人物左右相随，这个地球上大

    概没有一个国王或皇帝有过这样的待遇……如果我乘着马车，人群就

    会把车簇拥起来并送我回家；如果我进了剧院，所有的人都会起立，然后音乐从头开始。”美国的本土作家——哈丽雅特·比彻·斯托夫

    人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的瞩目，在南方，如果她的马车被人围住，那

    绝对不是为了送她回家。但是她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出版的第一

    年还是发行了万千册，相当于今日美国的 400万册。

    阿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不是唯一惊叹于美国印刷业的外国客

    人。19 世纪中，很多英国人来到美国想亲自看看殖民地的变化，这里

    高度而广泛的文化普及率给他们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时，他们还为另一个现象所叹服，那就是演讲厅的普及。在这

    些演讲厅里，程式化的演讲为铅字传统提供了持续巩固的手段。很多

    这样的演讲厅起源于“学园运动”——一种成人教育形式。据说这个

    运动是由一个新英格兰的农夫发起的，其目的是传播知识、推行普通

    学校、设立图书馆以及建立演讲厅。1835 年前，在美国的 15 个州中

    有 3000多个演讲厅，但大多数都在阿勒格尼山东部。到了 1840 年，一些边远地区，如衣阿华州和明尼苏达州，也出现了演讲厅。英国人

    阿尔弗雷德·巴恩在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考察之后，于 1835 年写了一

    份报告。“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演讲厅，”他说，“在辛苦劳作

    了一天之后，年轻的工人、疲劳的工匠、倦怠的女工都不约而同地涌

    进拥挤的演讲厅。”巴恩的同乡约翰森在史密森学会听过讲座，他“发现演讲厅里通常有 1200 到1500 人”。在那些演讲的人中有当

    时一流的知识分子、作家和幽默家(他们同时也是作家)，如亨利·沃

    德·比彻、霍勒斯·格里利、路易斯·阿加西和爱默生(他的演讲报酬

    是 50 元)。马克·吐温在他的自传里，用两章的篇幅描述了他作

    为“学园运动”巡回演讲员的经历。“1866 年我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和

    内华达演讲，我在纽约演讲过一次，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讲过几次；

    1868 年我参加了西部巡回演讲的全过程；在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我还参加了东部巡回演讲。”很明显，爱默生得到的报酬是很低的，因

    为马克·吐温提到，有些演讲人在乡镇演讲的报酬是 250 元，在城市

    里则要提高到 400 元(按照现在的标准，这相当于一个退休电视播音

    员演播的价格)。

    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从一开始到 19 世纪，美国比任何一个社

    会都痴迷于铅字以及建立在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这种情形的造成只

    有一部分是受新教传统的影响。理查德·霍夫斯塔特[8]

    提醒我们，美

    国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他写

    道：“这些开国元勋都是智者、科学家、学养高深之人，他们中的很

    多人都精于古典学问，善于借助熟知的历史、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当时

    紧迫的问题。”这样的人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不会朝别的方向发展的。

    我们也许甚至可以说：美国是由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国家，我们用了

    两个世纪和一次传播革命来改变这种状况。霍夫斯塔特对于美国公众

    生活中的这种反知识分子的努力有过令人信服的分析。但是他也承

    认，他分析的重心扭曲了事实的全貌，这就像原本要写一部美国经济

    史，但重点却放在了破产史上一样。

    铅字在公众话语的各种舞台中产生的影响是持久而强大的，这不

    仅是因为印刷品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垄断地位。这一点应该

    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愿承认过去和现在的媒介环境存

    在重大差别的人来说。有时我们会听到有人说，如今的印刷品远远多

    于过去，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末，印刷品几乎

    是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那时没有电影可看，没有广播可听，没有

    图片展可参观，也没有唱片可放。那时更没有电视。公众事务是通过

    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并且这种形式日益成为所有话语的模式、象

    征和衡量标准。印刷文字，特别是说明文的线性结构的影响，四处可

    以感受到，例如，它影响着人们说话的方式。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

    主》中写道：“美国人不会交谈，但他会讨论，而且他说的话往往会

    变成论文。他像在会议上发言一样和你讲话，如果讨论激烈起来，他

    会称与他对话的人‘先生们’。”这种奇怪的现象与其说是美国人固

    执的一种反映，不如说是他们根据印刷文字的结构进行谈话的一种模

    式。既然印刷文字的读者是非特指的，那么托克维尔这里指的谈话无

    疑正是一种印刷文字式的口语，在口头话语中它表现出多种形式。例

    如，在布道坛上，布道者用一种庄重的语气读出书面准备好的讲稿，语气中充满“关于神性的客观分析，并希望将这种神性通过自然和自

    然法规揭示给人类”。即使在信仰复兴运动向自然神论者的这种冷静分析提出了挑战时，充满激情的布道者仍然还是使用一种能轻易转换

    成书面语言的演讲术。在这些布道者中最有魅力的是乔治·怀特菲尔

    德，从 1739 年开始，他在美洲各地广为传道。在费城，面对上万名

    听众，他向他们保证，如果拒绝了耶稣，他们将身陷永久的地狱之

    火。这番话令众人惊恐不已。本杰明·富兰克林亲耳聆听过怀特菲尔

    德的演讲，他随即决定成为其出版人。很快，怀特菲尔德的日记和布

    道词便由费城的富兰克林出版了。

    但是，很显然，我并不是说印刷术只是影响了公众话语的形式。

    只有意识到形式决定内容的实质这一点，我的观点才会显示出其重要

    性。如果有读者认为我的这个观点过于“麦克卢汉化”，那么我可以

    引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如果印刷机存在，这世上是否还可能有《伊利亚特》？”他反问道：“有了印刷机，那

    些吟唱、传说和思考难道还能继续吗？这些史诗存在的必备条件难道

    不会消失吗？”马克思完全明白，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话语

    的一种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然后不可避免地选择某

    一类型的受众。他没有深入这个话题，但其他一些人毅然担起了这个

    任务。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要探索印刷机作为一种象征和认识

    论是怎样使公众对话变得严肃而理性的，而今日的美国又是怎样远远

    背离这一切的。

    [1]?富兰克林，《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纽约：麦克纳姆出版社，1968，第 175

    页。

    [2]?英国第一艘载运清教徒移民驶往北美殖民地的船只。

    [3]?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 8

    页。

    [4]?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 8

    页。

    [5]?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 15

    页。

    [6]?洛克里奇，《早期美国的读写教育，1650—1800》，选自《西部的读写教育和社会

    发展》，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第 184 页。

    [7]?这台印刷机不是美洲大陆上出现的第一台印刷机。西班牙人在此 100 年前已经在墨

    西哥建立了一个印刷厂。

    [8]?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id Hofstadter, 1916—1970)，美国历史学家。他认

    为，在美国政治中一再反映出来的杰弗逊民主主义的平等的、民众的思想，使许多美国人产

    生一种根深蒂固的反知识分子的偏见。第四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七场著名辩论的序幕，是 1858 年 8 月 21 日在伊利诺伊州的奥托瓦拉开的。按照事先约

    定，道格拉斯先发言半个小时，然后林肯作一个半小时的答复，最后

    由道格拉斯再次发言半个小时来反驳林肯。这次辩论持续的时间在两

    人的历次辩论中算是相当短促的。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交锋过

    几次，每一次都是唇枪舌剑，不到筋疲力尽誓不罢休。1854 年 10 月

    16 日在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道格拉斯首先发言 3 个小时，按照

    约定，他发言之后应该是林肯作答复。当轮到林肯发言的时候，他提

    醒听众当时已是下午 5 点钟，他可能需要和道格拉斯一样长的时间，而且在他发言之后，按规定道格拉斯还要继续反驳。他建议听众们先

    回家吃饭，然后再精神饱满地回来继续聆听 4 个多小时的辩论。[1]

    听

    众们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一切都照林肯的计划进行。

    这是怎样的听众啊？这些能够津津有味地听完7个小时演讲的人是

    些什么样的人啊？我们顺便还应该提一下，林肯和道格拉斯都不是总

    统候选人，在他们进行辩论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是美国参议员候选

    人。但是他们的听众并不特别关心他们的政治级别，这些人把这样的

    场合作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而

    且他们早已习惯这种极为耗时的演讲。当时的各种集市上常常有演讲

    的节目，大多数演讲者可以得到 3 个小时的时间来陈述观点，而且既

    然演讲者都不希望打无对手之战，他们的反对者也会得到同样多的时

    间来反驳。(我们应该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演讲者都是男人，在斯普林

    菲尔德持续了几天的一次集市上，“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女人在院子里

    作关于‘妇女在当今进步运动中的影响’的演讲”。)

    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不仅仅依赖集市或特别场合来满足自己对于

    演讲的需要。“树墩”演讲者在当时非常盛行，特别是在西部各州。

    在伐木之后的树墩边或任何一块空地上，只要有演讲者，他的周围就

    会聚集起一群人听他说上两三个小时。虽然这些听众非常专注并对演

    讲者表示足够的尊重，但他们绝不会沉默不语或无动于衷。在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过程中，常常有人大叫着来鼓励其中一方(“告诉他，亚伯!”)或表示蔑视(“有本事你就快回答”)。如果听到什么精彩之

    处，他们常常情不自禁地鼓掌。在奥托瓦的第一次辩论中，道格拉斯

    以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来回答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的朋友们，”他

    说，“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沉默比掌声更得体，我希望你们能够

    用自己的评判力、理解力和良知来听我的演讲，而不是用你们的激情

    或热情。”对于听众的良知，甚至他们的判断力，我们无法过多评

    判，但谈到他们的理解力却是有话可说了。

    首先，用当今的标准来衡量，那时的听众具有超常的注意广度。

    今天有哪一个美国听众能够容忍 7 个小时的演讲？或者 5 个小时？

    甚至 3 个小时？尤其是在没有任何图片的情况下？其次，那时的听众

    必须具备非凡的、理解复杂长句的能力。道格拉斯在奥托瓦半个小时

    的演讲中包括了三个关于废除黑奴制度的决议，这三个决议句法复

    杂，措辞符合严格的法律行文。林肯的答词更为复杂，他引用了他在

    另一个场合进行演讲的书面稿。虽然林肯的语言风格一向以简约著

    称，但在这些同道格拉斯进行的辩论中，他的句子结构却是复杂而微

    妙的，丝毫不亚于他的对手。在伊利诺伊州的弗里波特进行的第二场

    辩论中，林肯用以下这段话向道格拉斯作答：

    你们很容易意识到，我不能，在半个小时之内，涵盖一个像

    道格拉斯法官这样的能人在一个半小时里讲到的所有方面；所

    以，如果有什么是他已经提到的，你们也想听听我的看法，而我

    却未作任何评论，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要我充分评论他的所有

    观点是不可能的。[2]

    很难想像，白宫的现任主人能够在类似的情况下组织起这样的句

    子。如果他能够，恐怕也要让他的听众百思不得其解或精神高度紧张

    了。电视文化中的人们需要一种对于视觉和听觉都没有过高要求

    的“平白语言”，有些时候甚至要通过法律规定这样的语言。葛底斯

    堡演讲对于今天的听众来说，恐怕近乎天书。

    林肯和道格拉斯的听众们对于辩论内容显然有着充分的理解，包

    括历史事件和复杂政治问题的知识。在奥托瓦，道格拉斯一下子抛给

    林肯七个问题，如果听众不熟悉其中的背景，这些问题就失去了意

    义。这些背景包括斯科特案判决[3]

    、道格拉斯和布坎南总统的争吵、部分民主派人士的不满、废除黑奴制度的纲领以及林肯关于“分裂的房子”[4]

    的著名演讲。在后来回答道格拉斯的问题时，关于什么是

    他“有责任”倡导的、什么是他真正相信的，林肯作了非常微妙的区

    分。如果他不能确认听众明白他的目的，他是不会作此尝试的。最

    后，即使两人都到了开始使用简单吵架用语的地步(如对骂和攻击对

    方)，他们仍然不忘利用复杂的修辞手段——讽刺、似是而非的隽语、复杂的隐喻、细微的区别以及寻找对手的自相矛盾，所有这些都只有

    在听众能完全理解的前提下才能起到各自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些 1858 年的听众是理性行为的典范，那也

    大错特错了。林肯和道格拉斯的所有辩论都是在狂欢节般的气氛中进

    行的，乐队高声演奏(虽然辩论时是停下来的)，小贩叫卖他们的商

    品，孩子们奔跑嬉闹，大人们喝酒说笑。这些演讲的场合也是重要的

    社交场所，但这丝毫没有降低演讲者的身份。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在

    这些听众的社会生活中，文化生活和公共事务已经有机地融合在了一

    起。正如温思罗普·哈德孙指出的，即使是循道宗信徒举办的野营集

    会也把野餐和听演讲结合起来。确实，大多数野营营地最初都是为了

    宗教目的而设立的——纽约的肖托夸夏季教育集会、新泽西州的海洋

    树林、密歇根州的海湾之景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朱纳路斯卡，但后来

    都被改为会议中心，用于教育和开发民智。换句话说，作为复杂论证

    的一种手段，语言在几乎所有的公众领域都是一种重要而常见的话语

    方式。

    要了解那些聆听林肯和道格拉斯辩论的听众，我们应该记住，这

    些人都是启蒙运动者的孙子和孙女。他们是富兰克林、杰弗逊、麦迪

    逊和汤姆·潘恩的后裔，是被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称为“理性王

    国”的 18 世纪美国的继承者。我们应该承认，在这些人中也有边远

    地区的居民，他们有的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有的是不会讲英语的

    移民。我们也应该承认，到 1858 年，照片和电报的发明结束了理性

    王国的时代，但这样的结果却是一直到 20 世纪才明显表现出来的。

    在林肯和道格拉斯辩论的时候，美国正处于其辉煌的文学创作的中

    期。1858 年，艾德温·马卡姆 6 岁，马克·吐温 23 岁，艾米丽·

    狄更生 28 岁，惠特曼和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 39 岁，梭罗 41

    岁，麦尔维尔 39 岁，惠蒂尔 7 和朗费罗 51 岁，霍桑和爱默生分别

    是 54 岁和 55 岁，爱伦·坡则已经辞世 9 年了。

    我选择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作为本章的开头，不仅因为他们是

    19 世纪中叶政治话语的杰出典范，同时也因为他们充分证明了印刷术控制话语性质的力量。那时的演讲者和听众都习惯于充满书卷气的演

    讲。在那种喧闹的社交场所，除了语言，演讲者无所奉献，听众无所

    期盼；而且，那种语言完全是书面语的风格。对于那些读过林肯和道

    格拉斯辩论的读者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道格拉斯在开始演讲前作

    了下面这番介绍，很能代表他后来演讲的风格：

    女士们，先生们：我今天出现在你们面前，是为了讨论几个

    困扰民众思想的政治问题。根据我和林肯先生的安排，作为两个

    重要政党的代表，我们今天在这里就两党存在分歧的问题进行一

    次联合讨论。今天到场的听众如此之多，证明这些问题确实是和

    民众息息相关的。

    这样的语言完全是书面语，即使是用于演讲，也不能掩盖这个事

    实。从如今已经无法和铅字产生强烈共鸣的人们来看，用耳朵加工如

    此复杂的信息实在令人叹服。林肯和道格拉斯不仅事先准备好演讲

    稿，就连反驳对手的话也是事先写好的。即使在进行即兴辩论时，两

    人使用的句子结构、句子长度和修辞手法也不脱书面语的模式。当

    然，在他们的演讲中也有纯粹口语的东西，毕竟他们两个都无法做到

    对听众的情绪无动于衷。但是，印刷术的影响无处不在，到处是论证

    和反论证、要求和反要求、相关文本的批评和对对手措辞的百般挑

    剔。总而言之，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像是从书本上照搬过去的文

    章。这就是为什么道格拉斯要批评他的听众，他说他需要的是听众的

    理解而不是激情，他的听众应该是沉思默想的读者，而他的演讲就是

    他们进行思考的文章。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这样的问题：书面形式的

    公众话语代表了什么含意？其内容的特征是什么？它对公众的要求是

    什么？它偏爱什么样的思维？

    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印刷文字，或建

    立在印刷文字之上的口头语言，具有某种内容：一种有语义的、可释

    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这听上去可能有点怪，但是，既然我要在

    下文中论证当今话语中意义的丧失，我不妨多费些笔墨先说几句。在

    任何利用语言作为主要交际工具的地方，特别是一旦语言付诸印刷

    机，语言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想法、一个事实或一个观点。也许这

    个想法平淡无奇，这个事实毫不相干，这个观点漏洞百出，但是只要

    语言成为指导人思维的工具，这些想法、事实或观点就会具备某种意

    义。虽然有的时候会有例外，但如果要写下一个英语句子却不想表达

    任何意义，那是很困难的。文字除了表达意义还有什么用处呢？除了作为意义的载体，文字没有太多的好处。文字的形状看上去并不特别

    有趣，即使把句子读出来，它的声音也未必有吸引力，除非这些句子

    的作者是具有超凡诗歌才能的人。如果一个句子不能起到陈述事实、表达请求、提出问题、明确主张或做出解释的作用，那它就毫无意

    义，就只是一个语法的空壳。所以，流行于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美

    国的话语以语言为中心，意义丰富，内容严肃。

    如果要传达意义，内容自然就要严肃。作者在写下一个句子后总

    希望能说明一点东西，也希望读者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当作者和读者

    为句子的语义绞尽脑汁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其实是对智力最大的挑

    战。对于读者更是如此，因为作者并不是一直值得信任的。他们撒

    谎，他们陷入迷茫，他们过于笼统，他们滥用逻辑甚至常识。读者对

    此必须有备而来，用知识武装好自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读

    者往往是孤独地面对文本的。在阅读的时候，读者的反应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面对印在纸上的句子，读者看见的是一些冷

    静的抽象符号，没有美感或归属感。所以，阅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

    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

    从 16 世纪的伊拉斯谟[5]

    到 20 世纪的伊利莎白·爱森斯坦，几

    乎每个探讨过阅读对于思维习惯有什么影响的学者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

    题的特点，能够培养沃尔特·翁格所说的“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

    力”。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

    类、推理和判断能力。读者要能够发现谎言，明察作者笔头流露的迷

    惑，分清过于笼统的概括，找出滥用逻辑和常识的地方。同时，读者

    还要具有评判能力，要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对比，并且能够举一反三。

    为了做到这些，读者必须和文字保持一定距离，这是由文本自身不受

    情感影响的特征所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好的读者不会因为发现

    了什么警句妙语而欣喜若狂或情不自禁地鼓掌——一个忙于分析的读

    者恐怕无暇顾及这些。

    我并不是说在书面文字存在之前分析思维是不可能的，我这里所

    指的不是个人的潜力，而是一种文化气质的倾向。在印刷术统治下的

    文化中，公众话语往往是事实和观点明确而有序的组合，大众通常都

    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话语活动。在这样的文化中，如果作者撒谎、自相

    矛盾、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或滥用逻辑，他就会犯错误。在这样的文化中，如果读者没有判断力，他也会犯错误，如果他对一切漠不关

    心，情况则会更糟。

    在 18 和 19 世纪，印刷术赋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推

    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

    语。先后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理性时代和印刷文化并存，并不是什么

    巧合。印刷术的传播点燃了人们的希望，至少人们可以理解、预测和

    控制这个世界以及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种种奥秘。到了 18 世纪，科

    学——对知识进行分析管理的典范，开始了对这个世界的改造。也是

    在 18 世纪，资本主义被证明是一种理性而开明的经济生活制度，宗

    教迷信遭到猛烈攻击，王权的神圣受到挑战，人们认识到社会需要不

    断的进步，普及教育势在必行。

    也许下面这段选自约翰·斯图尔特·穆勒[6]

    自传的文字能够代表

    印刷术所带来的积极意义：

    我父亲完全信任人自身的影响力，他认为，如果所有的人都

    能够读书识字，如果人们能够通过口头或书面自由地了解各种观

    点，如果通过投票人们可以指定一个立法机关来执行他们所接受

    的观点，那么世上的一切事情都是可以做到的。

    当然，这是一个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的愿望。不论是在英国，还是

    在美国，印刷术从来没有让理性如此彻底地出现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

    时期。但是，我们也不难证明，18 和 19世纪的美国公众话语，由于

    深深扎根于铅字的传统，因而是严肃的，其论点和表现形式是倾向理

    性的，具有意味深长的实质内容。

    让我们用宗教话语为例来加以论证。18 世纪的宗教信徒们深受理

    性主义传统的影响。新的世界让人们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这意味

    着，除了理性，没有人能使用任何其他力量为不信教者指点迷

    津。“在这里自然神论大有用武之地，”埃兹拉·斯蒂尔斯 1783 年

    在一次著名的布道中这样说，“无神论者无须抱怨受到任何武器的威

    胁，他们面对的只有温和而有力的论点和事实。”

    且不说这些无神论者，我们知道自然神论者确实是生逢其时了。

    美国的前四任总统可能都是自然神论者。杰弗逊当然是不信耶稣的，他担任总统的时候，写过不同版本的四本福音书，其中绝口不提那些“奇妙”的故事，只保留了耶稣教义的伦理内容。相传杰弗逊当选

    总统后，年老的妇女含泪藏起了她们的《圣经》。如此说来，如果托

    马斯·潘恩当选总统或成为政府什么其他高官，这些妇人要作如何反

    应就很难想像了。在《理性时代》一书中，潘恩大力抨击《圣经》和

    后来的所有基督教神学。关于耶稣，潘恩承认他是一个德高望重、亲

    切和蔼的人，但那些关于他神性的故事却被潘恩斥为荒诞不经的。作

    为一个理性主义者，潘恩是对《圣经》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才得出

    这样的结论的。他写道：“所有的教堂，不论是犹太教、基督教或土

    耳其教，在我看来都只不过是人的发明，是为了吓唬和奴役人类、垄

    断权利和利益而建立的。”因为写作了《理性时代》，潘恩失去了他

    在开国元勋神殿中的位置(直到今天，美国的历史课本对此仍态度暧

    昧)。埃兹拉·斯蒂尔斯没有说过无神论者和自然神论者是受人爱戴

    的：只有让理性作为陪审团时，他们才可能在一个开放的法庭上拥有

    发言权。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得益于法国大革命燃起的热情，自

    然神论者的斗争成了一次全民的运动。他们攻击教堂是社会进步的敌

    人，批评宗教迷信是理性的敌人。当然，教堂奋起反击，在自然神论

    者失去吸引力之后，他们开始内部争斗。到十八世纪中期，西奥多·

    弗里林海森和威廉姆·坦南特在长老会教友中领导了一次宗教奋兴运

    动。在他们之后有三个伟大人物参与了美国的“大觉醒运动”，他们

    是乔纳森·爱德华兹[7]

    、约翰·怀特菲尔德和后来 19 世纪的查尔斯

    ·芬尼。

    这些人都是非常成功的传教者，他们的影响达到了理性无法控制

    的意识领域。据说，怀特菲尔德只要说出“美索不达米亚”这几个

    字，就会让他的听众泪流满面。这也许就如亨利·考斯威尔 1839 年

    所写的：“宗教狂热据说是美国精神病的最主要形式。”但是我们应

    该记住，18 世纪和 19 世纪奋兴运动倡导者和传统教堂为不同教义的

    争论是通过行文理智、逻辑严密的小册子和书进行的。如果我们把比

    利·格雷厄姆或其他电视上的福音奋兴派人士当作当今的乔纳森·爱

    德华兹或查尔斯·芬尼，那就大错特错了。爱德华兹是美国历史上最

    聪明、最富创造力的人之一。他对美学理论的贡献和他对神学的贡献

    几乎一样重要。他潜心学术，常常每天在书房里呆上很长时间。他从

    不即兴向听众发言，他总是朗读他的布道词，他对神学教义的论述观

    点明确、逻辑严密。听众可能会被爱德华兹的语言感动，但首先最重

    要的一点是他们需要理解其意义。爱德华兹的名声源自他 1737 年出

    版的《上帝感化北安普顿数百灵魂之忠实记录》。他后来于 1746 年

    出版的《信仰的激情》被认为是美国最杰出的心理学研究著作之一。和今天“大觉醒运动”的重要人物不同的是，昔日美国奋兴运动

    的领导人都是学养精深之人，他们崇尚理性，具有不凡的辩论天赋。

    他们与宗教组织的争论不仅涉及神学和意识的本质，同时也涉及宗教

    的启示。例如，芬尼绝不是其对手有时贬称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乡巴

    佬”，他接受过律师的训练，写过一本关于系统神学的重要著作，后

    来还成为奥伯林大学的教授和校长。

    各教派之间的纷争在 18 世纪是通过论述严谨的说理进行的，到

    了 19 世纪则是利用建立大学作为解决矛盾的应急手段。有时候我们

    会忘记，美国的教堂为我们的高等教育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哈佛

    大学是为了给基督教公理会培养教士而于 1636 年创办的。65年后，当公理会内部为教义争论不休时，耶鲁大学成立了，目的是为了纠正

    哈佛大学的松散风气(但到了今天，它自己也难免这样的弊端)。公理

    会这种重视知识的努力得到了其他教派的效仿，尤其是他们创办大学

    的热情。长老会创办了田纳西大学(1784 年)、华盛顿和杰弗逊大学

    (1802 年)和拉斐德大学(1826 年)。浸礼会创办了高格特大学(1817

    年)、乔治·华盛顿大学(1821 年)、福尔曼大学(1826 年)、登尼森大

    学(1832 年)和维克福雷斯特大学(1834 年)。新教圣公会创办了何巴

    特大学(1822 年)、三圣一大学(1823年)和肯因大学(1824 年)。循道

    宗教在 1830 年至 1851 年之间创办了 8 所大学，包括卫斯里安大

    学、埃莫利大学和德鲍大学。除了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公理会还创

    办了威廉姆斯大学(1793 年)、米都柏利大学(1800 年)、阿姆赫斯特

    大学(1821 年)和奥伯林大学(1833 年)。

    如果说这种对于文化和学识的痴迷是一种“精神病的形式”，就

    像考斯威尔在评论美国宗教生活时所说的，那么就让这种精神病更多

    一些吧。在 18 和 19 世纪，美国的宗教思想和宗教组织被一种质

    朴、博学的话语形式统治着，而这正是今天的宗教生活所缺少的。要

    想找出过去和现代公众话语形式的不同，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对乔纳森

    ·爱德华兹同当今杰瑞·法威尔、比利·格雷厄姆或奥拉尔·罗伯茨

    之流的神学观点进行对比。要想理解爱德华兹的神学观点，人们必须

    开启智力；但是，如果当今电视新教徒们也有什么神学观点的话，恐

    怕他们还未能清楚地表达出来。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法律系统，也同样会发现，在以印刷品为基

    础的文化和以电视为基础的文化中，话语特征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在以印刷品为基础的文化中，律师往往受过良好教育，相信理

    性，擅长论证。在美国历史上，人们常常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如阿历

    克西斯·托克维尔所说的，律师这个职业代表了“脑力劳动的一个特

    权团体”。一些律师被奉为民间英雄，如亚拉巴马州的普兰提斯，或

    伊利诺伊州“诚实”的亚伯拉罕·林肯。而当今电视里出庭律师的表

    演根本无法同林肯操纵陪审团的机智表现相比。美国法律界的大牌人

    物，如约翰·马歇尔、约瑟夫·斯托瑞、詹姆斯·肯特、大卫·霍夫

    曼、威廉姆·维尔特和丹尼尔·韦伯斯特，都是崇尚理性、学识渊博

    的知识分子典范。他们认为，虽然民主有种种的好处，但它无疑形成

    了一种助长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的危险。他们希望在美国通过“建立

    理性的法律”来拯救文明。基于这样崇高的理想，他们相信，法律不

    应该仅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行业，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公正开明的行

    业。著名的法学教授约伯·泰森提出，一个律师应该熟悉塞涅卡[8]

    、西塞罗和柏拉图的著作。乔治·沙斯伍德也许是预见到了20世纪法律

    教育的衰落，早在1854年就指出，单纯阅读法律书籍有害大脑，“如

    果只拘泥于耳熟能详的专门术语，就会丧失对事物进行宏观全面认识

    的能力，即使在熟悉的领域里也一样”。

    美国及各州都有一部明文的宪法，法律条文的制定非常明确严

    格，这更要求法律界人士必须具有开明、理性和清晰的头脑。律师需

    要具备超过常人的读写能力，因为理性思维是判断法律事宜的主要依

    据。约翰·马歇尔无疑是“理性思维的杰出典范，是和纳蒂·班波[9]

    一样家喻户晓的代表人物”。他是印刷术时代的优秀代表——冷静、理智、崇尚逻辑、憎恶自相矛盾。据说，他在阐明观点的时候从不运

    用类比，而是用“我们已经确定……”来开始他的论述。一旦你承认

    了他的前提，你也只好接受他的结论了。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像，早期的美国人不仅熟知他们那个时代的重

    大法律事件，甚至还熟悉著名律师出庭辩护时使用的语言。丹尼尔·

    韦伯斯特就是一个例子。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在他著名的短篇小

    说中选择了丹尼尔·韦伯斯特来和魔鬼辩论，这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

    事情。魔鬼怎么可能战胜这样一个具有非凡语言能力的人呢？下面是

    最高法院法官约瑟夫·斯托瑞对韦伯斯特语言特点的描述：……他措辞简洁明确，涉猎广泛，善于从实际生活中旁征博

    引；他分析透彻，敢于解决难题；对于错综复杂的情况，他善于

    化繁为简并用绝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的方式加以解决；他擅长归纳，常常利用对手的论述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理智慎重，从不因

    为忘形而在辩论中处于被动之地，或是为了无用的观点而浪费口

    舌。

    我全文引用了这段话，是因为它对 19 世纪深受铅字影响的人所

    形成的话语特征作了最好的描写。詹姆斯·穆勒对于印刷术所能创造

    的奇迹有过种种预测，而这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他心中的理想和典范

    了。如果说这样的典范有些遥不可及的话，那么它至少可以成为律师

    们奋斗的理想。

    这个理想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律师或牧师行业。即使在我们日常

    的商业社会里，印刷术产生的共鸣也随处可以感觉得到。如果我们可

    以把广告作为商业的发言人，那么其历史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 18 和 19 世纪，那些有商品出售的人绝对是把每个顾客都当成了

    丹尼尔·韦伯斯特：他们以为那些潜在的顾客都有很高的文化程度，都能做出理性的分析。确实，美国的报纸广告在某种程度上是印刷术

    统治下的思想日渐衰落的象征：以理性开始，以娱乐结束。法兰克·

    普瑞斯布利在其经典著作《广告的历史和发展》中，讨论了印刷术的

    衰落，他把印刷术的衰亡追溯到 19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他

    把这个阶段之前的时期称作排印技术的“黑暗年代”。他所指的“黑

    暗年代”开始于 1704年，那一年美国的《波士顿新闻信札》上第一次

    出现了付费广告。当时共有 3 个广告，占了报纸一栏的 4 英寸。其

    中一个是为抓小偷悬赏；另一个是为找回被不知名者“占用”的铁砧

    悬赏；第三个广告是想卖什么东西，但和我们今天在《纽约时报》上

    看到的房地产广告毫无相似之处：

    在纽约长岛的牡蛎湾，有一个很好的漂洗作坊，可供出租或

    出售。此处亦可作为农场，有一新造的砖石房屋，旁边有另一房

    子可作厨房和作坊，有粮仓、马厩、果园和 20 亩空地。作坊可

    以单独出让或和农场一起出让。有意者可向纽约的威廉姆·布赖

    德福特·普林特询问详情。

    150 多年之后，广告的形式变化不大。例如，在布赖德福特先生

    为牡蛎湾的房产作广告64 年之后，保罗·瑞威尔在《波士顿报》上刊

    登了下面这则广告：很多人不幸因意外或其他原因失去了他们的门牙，不仅在外

    观上不够美观，公共场合和私下讲话也多有不便：特此告知所有

    这些人，他们可以安装假牙，效果保证和真牙一样好。有意者请

    联系波士顿戈德史密斯的保罗·瑞威尔，靠近克拉克医生码头的

    尽头。

    在另一段广告里，瑞威尔继续写道，那些由约翰·贝克补的牙，或是那些补过的牙仍然松动的，可以到他那里加固。他透露，他的补

    牙技术师承约翰·贝克本人。

    直到瑞威尔广告 100 年之后，广告商们才开始试图改变出版商要

    求的线形排版。直到 19世纪末，广告才真正采用了现代的话语模式。

    即使在 1890 年，广告里仍然除了文字别无他物，广告被看作是一项

    严肃而理性的事业，其目的是用文字形式传播信息、发表主张。借用

    斯蒂芬·道格拉斯[10]

    在其他情况下所说的话就是：广告需要的是理

    解，而不是激情。这并不是说，印刷术时代发表的文字就一定都是真

    实的。文字不能保证内容的真实性，而是形成一个语境，让人们可以

    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19 世纪 90 年代，语境遭到了彻底摧毁，首先是因为插图和照片的大量侵入，后来是因为无主题语言的使用。

    例如，19 世纪 90 年代的广告商开始在广告中运用口号。法兰克·普

    瑞斯布利认为现代广告的起源是这两句口号：“你按下按钮，剩下的

    我们来做”和“看见那头骆驼了吗？”[11]

    几乎在同时，广告短诗也开

    始被广为采用。1892 年，宝洁公司向社会征集短诗，作为象牙牌香皂

    的广告。1896 年，亨氏公司第一次采用了婴儿的照片：一个可爱的宝

    宝坐在宝宝椅里，面前摆着一碗麦片粥，手里拿着调羹，脸上露出惊

    喜的笑容。到 19 世纪和 20 世纪相交的时候，广告商们已不再期待

    顾客的理性选择。广告成为一种半是心理学、半是美学的学问，理性

    思维只好移师其他领域了。

    为了理解铅字是怎样帮助早期美国人认识智力、真理和话语性质

    的，我们应该记住，18和 19 世纪的阅读同今天的阅读有着截然不同

    的特征。首先，如我前面提到的，铅字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除了铅字以及口头表达的传统，人们没有其他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

    公众人物被人熟悉，是因为他们的文字，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貌，甚

    至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演讲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美国的前十五位总

    统如果走在街上，没有人会认出他们是谁。那个时期的著名律师、牧

    师和科学家也是如此。想到那些人就是想到他们的著作，他们的社会地位、观点和知识都是在印刷文字中得到体现的。如果想想那些近年

    成为公众人物的总统、牧师、律师和科学家，你也许会意识到现在的

    情况有多么不同。想想尼克松或吉米·卡特，或比利·格雷厄姆，或

    爱因斯坦，首先进入你脑海的是一个图像，一张图片上的脸，或一张

    电视屏幕上的脸(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则是一张照片上的脸)。而至于

    他们说过些什么，你可能一无所知。这就是思维方法在以文字为中心

    的文化和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中的不同体现。

    这也是一个几乎没有娱乐的文化和一个充满娱乐的文化所体现出

    来的不同。农家小孩一手执书一手扶犁，母亲在周日的下午向家人大

    声朗读，商人宣读剪刀进货的通知——这些读者和今天的读者完全不

    同。对于他们，没有多少读闲书的机会，因为他们没有时间。阅读对

    于他们有一种神圣的因素，即使说不上神圣，至少也是一种被赋予特

    殊意义的每日一次或每周一次的仪式。我们还应该记住，那时人们的

    生活中还没有电，凭借烛光或煤油灯阅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显然，那时的人们大多只能在拂晓和开始工作前的那段时间进行阅读，所以

    阅读的目的肯定是严肃、专注而明确的。在 1790 年或 1830 年或

    1860年的人眼中，把阅读独立于其他活动而作为一种测试读者“理解

    能力”的手段，可能是一件荒唐的事情。除了理解，阅读还有什么意

    义呢？据我们所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阅读问题”，当然，除了那

    些无法上学的人以外。上学就意味着学习阅读，因为如果不能阅读，你就不能加入到文化的对话中去。大多数人都能够阅读并且也参加了

    文化对话。对于这些人来说，阅读为他们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提供了纽

    带，同时也帮助他们形成了对于世界的认识。书本一行一行、一页一

    页地把这个世界展示出来。在书本里，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

    理性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

    回顾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美国，我们随处可以感觉到铅字的共

    鸣，尤其是它和各种公众表达方式之间的那种无法理清的关系。查尔

    斯·比尔德[12]

    说过，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是美国宪法制定者的首要动

    机。这也许是对的。但我们也应该想到，制定这样的法律也许是因为

    他们认为参加公众生活必须具备驾驭铅字的能力。对于他们来说，没

    有高深的文化程度，要想成为一个成熟的公民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

    什么美国大多数州的选举年龄定为 21 岁，为什么杰弗逊认为普及教

    育是美国最大希望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如阿兰·内文斯[13]

    和亨利

    ·斯蒂尔·康马杰指出的，没有财产的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参加选举，而没有文化的人却不行的原因。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4]

    在一本书中写道，激励美国人的是

    一种永无止境的开拓精神，这也许没错。但同时，正如保罗·安德森

    所说的：“不管读的是莎士比亚、爱默生或是梭罗，农家孩子一手执

    书一手扶犁绝不是摆摆样子的。”使堪萨斯成为第一个允许妇女参加

    学校选举的州，或者，使怀俄明成为第一个实现完全平等选举权的

    州，光靠开拓精神是不够的。妇女也许比男子更擅长阅读，甚至在边

    远地区，公众话语的主要途径也是来源于铅字。那些能够阅读的人，不可避免地已经成为对话的一部分。佩里·米勒说过，美国人的宗教

    热情为他们注入了能量，或者，如早期的历史学家所说的，美国诞生

    于一种应运而生的理想。这些说法也许都是对的，我无心质疑。我只

    想指出一点，他们笔下的美国曾通行一种公众话语，这种话语的形式

    是印刷机的产物。两个世纪以来，美国人用白纸黑字来表明态度、表

    达思想、制定法律、销售商品、创造文学和宣扬宗教。这一切都是通

    过印刷术实现的，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美国才得以跻身于世界优

    秀文明之林。

    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期，我给了它一个名称，叫“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

    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

    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

    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到了 19 世纪末

    期，由于某些我急于解释的原因，“阐释年代”开始逐渐逝去，另一

    个时代出现的早期迹象已经显现。这个新的时代就是“娱乐业时

    代”。

    [1]?斯巴克斯，《林肯—道格拉斯 1858 年的辩论》，伊利诺伊州历史图书馆，1908，第 4 页。

    [2]?有人质疑这些辩论文字的准确性。罗伯特·黑特逐字报道了这些辩论，有人指责他

    修改了林肯辩论中的“用词不当”。当然，说这些话的肯定是林肯的政敌，他们因为林肯表

    现出来的超人感染力深感不安。黑特竭力否认他曾经修改过林肯的演讲稿。

    [3]?指美国黑奴斯科特向州法院要求自由人身份，结果败诉。

    [4]?指南方和北方在黑奴问题上的分歧，林肯借“分裂的房子”暗喻国家所处的危险状

    态。

    [5]?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约 1466—1536)，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人文主义

    者。

    [6]?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

    [7]?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美国基督教清教派最大的神学

    家和哲学家。[8]?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cca, 约公元前 4 世纪)，古罗马哲学家、戏剧家，晚

    期斯多葛派主要代表之一。

    [9]?纳蒂·班波(Natty Burnppo)，美国作家詹姆斯·费尼莫·库柏小说中的主人公，代

    表美国早期开拓者的形象。

    [10]?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 1813—1861)，美国民主党领袖和演说家，毕生疯狂鼓吹美国扩张政策。

    [11]?骆驼牌香烟的广告。

    [12]?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1874—1948)，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强调社会经济

    的冲突和变动对历史起推动作用。

    [13]?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 1890—1971)，美国历史学家，著作家和教育家。

    [14]?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rick Jackson Jurner,1861—1932)，美国著名教

    师和学者，强调要用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来阐明历史的真谛。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

    [1]

    到 19 世纪中期，两种观念的融合为 20 世纪的美国提供了一

    种全新的公众话语理念。它们的结合大大冲击了“阐释时代”，为“娱乐业时代”奠定了基础。其中的一个观念是很新的，另一个则

    是和古老的洞穴壁画一样有年头了。我们后面很快就会讨论那个古老

    的观念。而那个新的观念是指交通和通讯可以彼此脱离，空间不再是

    限制信息传播的、不可避免的障碍。

    19 世纪的美国人非常关心怎样“征服”空间的问题。到 19 世纪

    中叶，美国的边境线已经延伸到了太平洋，始于 19 世纪 30 年代的

    基本铁路系统使得人和货物可以在全国范围流动。但是直到 40 年

    代，信息的传播还是无法超过信息传播者行进的速度，准确地说，无

    法超过火车的速度，更准确一点说，只能达到每小时 35 英里的速

    度。由于这种局限，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到 19 世

    纪 40 年代，美国仍然只是由不同地区组成的一盘散沙，各个地区有

    自己不同的对话方式和利害冲突，要想实现全美洲统一的对话还只是

    一个梦想。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电，这一点连小学生都知道。众望所归的

    事情发生了，一个美国人找到了把电用于通讯服务的有效方法，并由

    此一次性解决了空间的问题。当然，我指的是塞缪尔·F·B·莫尔

    斯，美国第一个真正的“太空人”。他的电报消除了州际界线，消灭

    了地区概念，把整个美国纳入了同一个信息网络，从而使统一美国话

    语成为可能。

    但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当莫尔斯预测电报将“使整个国家成为

    一个社区”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电报会产生其他的结果。电报摧毁

    了关于信息的原有定义，并赋予公众话语一种崭新的含义。亨利·大

    卫·梭罗是少数认识到这种影响的一个人，他在《瓦尔登湖》中写

    道：“我们匆匆地建起了从缅因州通往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但是

    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可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交流……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

    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却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

    咳。”

    事实证明梭罗是完全正确的。他深知电报会创造一种新的话语定

    义，电报不仅允许而且执意要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进行对话，并且还

    要求对话的内容与以往印刷术统治下的内容不同。

    电报对于印刷术统治下的话语定义进行了三路进攻，遭到攻击后

    的话语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电报

    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也就是说，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

    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电

    报把信息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可以置用处或意义于不顾而进行买卖

    的东西。

    但电报单独的力量还不能做到这一切。如果没有和报纸的合作，电报将信息转化成商品的潜力也许永远无法发挥出来。19 世纪 30 年

    代稍早于电报出现的小报，已经开始了把无聊素材奉为新闻的过程。

    这类报纸，如本杰明·戴[2]

    的《纽约太阳报》和詹姆斯·贝内特[3]

    的

    《纽约先驱报》，背离了发表理性政治观点和紧急商业信息的传统，尽管他们的报纸充满了耸人听闻的新闻，但大多是有关犯罪和性的内

    容。这些“具有人情味的新闻”虽然不能影响读者的决定和行动，但

    至少是事关当地的，是关于他们熟悉的人和地方的，这些故事往往不

    需要一定是最新的报道。小报上的这类故事不受时间的限制，它们的

    吸引力不在于其时效性，而在于其对于时间的超越。并不是所有的报

    纸都刊登这样的内容，对于大多数报纸来说，它们提供的信息不仅要

    事关当地，而且还要具有实用功能——要同读者面临的问题和决定密

    切相关，并且能帮助他们处理个人和公共事务。

    电报改变了这一切，并且是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的。莫尔斯进行第

    一次公开演示之后的几个月里，由于电报创造了超越时空的奇迹，当

    地新闻和那些没有时效性的新闻便失去了在报纸上的中心位置。报纸

    利用电报的第一个例子，出现在莫尔斯公开演示电报功效的一天之

    后。《巴尔的摩爱国者》利用莫尔斯建立的华盛顿—巴尔的摩线路，为读者提供了众议院对俄勒冈事件所采取行动的报道。报纸以这样一

    句话结束了这条消息：“……我们为读者提供的是截止到两点钟的来

    自华盛顿的消息。空间的隔阂已被彻底消除。”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实际问题(主要是因为电报线路的紧

    张)使新闻保留了作为功能性信息的定义。但是美国出版商中那些具有

    远见的人很快看清了未来，他们不遗余力地在整个美洲大陆设立电报

    线路。威廉姆·斯温，《费城大众报》的拥有者，不仅大力投资磁性

    电报公司——第一个商业电报公司，而且还在 1850 年成了它的总

    裁。

    不久之后，报纸的财富不再取决于新闻的质量或用途，而是取决

    于这些新闻来源地的遥远程度和获取的速度。《纽约先驱报》的詹姆

    斯·贝内特声称，在 1848 年的第一个星期里，他的报纸中包括了万

    个字的电报内容——至于这些内容和读者有什么关系，他没有说。

    1844 年 5 月 24 日，莫尔斯开辟全国第一条电报线路 4 年后，美联

    社成立了，从此，来路不明、读者对象不定的新闻开始横扫整个国

    家。战争、犯罪、交通事故、火灾和水灾——大多是阿德雷德公主得

    百日咳新闻的社会版本和政治版本——开始成为所谓“今日新闻”的

    主要内容。

    梭罗说过，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这些源源不断的信息与

    它们的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并没

    有可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柯勒律治[4]

    关于“到处是水

    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也许很能代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

    息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缅因州的人和

    得克萨斯州的人可以交谈，但交谈的内容却是他们不了解或根本不关

    心的。电报可能已经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社区”，但这个社区却是

    奇怪的，因为这里住着一群彼此之间除了了解一些最表面的情况外几

    乎一无所知的陌生人。

    既然我们现在确实生活在这样一个“社区”里(现在有时被称

    作“地球村”)，那么你可以通过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来了解到底什么

    是没有语境的信息：早晨的广播或电视，或者早晨的报纸，有多少次

    为你提供了需要改变一天计划的信息，或让你决定采取本来不准备采

    取的行动，或帮助你更加了解了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我们中的大

    多数人来说，天气预报有时有用；对于投资者来说，关于股票市场的

    新闻可能有用；或许有关犯罪的报道也会影响我们，特别是如果犯罪

    行为碰巧发生在你住的地方或涉及某个你认识的人的话。但我们生活

    中的大多数新闻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是为我们提供一点谈资，却不能引导我们采取有益的行动。这正是电报的传统：通过生产大量无关

    的信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行动比”。

    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术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

    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当然，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输入(人们得到的

    信息)总是多于输出(在所得到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的。但

    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

    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

    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

    的问题。

    问问自己下面这一系列的问题，你可能就会更明白上文的意思

    了：对于解决中东的冲突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对于解决通货膨胀、犯罪和失业问题你有何高见？对于保护环境或降低核战争危险你有什

    么计划？对于大西洋公约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歧视行动计划和伊朗巴哈派教徒遭受的残暴行径，你准备采取什么

    行动？我可以大胆地帮你回答：你什么也不打算做。当然，你可能会

    为某个自称有计划、也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人投上一票。但每两年或四

    年你才可能有一个小时来投票，这根本不足以表达你满脑子的想法。

    我们也许可以说，投票选举是逃避政治无能的表现。比投票选举更糟

    糕的是参加民意测验。民意测验的组织者通过一些呆板的问题得出你

    的意见，然后把你的意见淹没在相似的意见中，最后把这些意见变成

    ——还能是什么呢？——另一则新闻。所以，我们就陷入了一个无能

    为力的怪圈：你心里有很多想法，但你除了把这些想法提供给记者制

    造更多的新闻之外，你无能为力；然后，面对你制造的新闻，你还是

    无能为力。

    在电报时代之前，信息—行动比基本是平衡的，所以大多数人都

    有一种能够控制他们生活中突发事件的感觉。人们了解的信息具有影

    响行动的价值。但在电报创造的信息世界里，人们失去了行动的能

    力，因为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新闻存在的语境。所有的一切都事关每个

    人。我们第一次得到了不能回答我们任何问题的信息，而且对于这些

    信息我们也不必做出任何回答。

    我们也许可以说，电报对公众话语的贡献就是使它变得无聊而且

    无能。还不止这些，电报还使公众话语变得散乱无序。用路易斯·芒

    福德的话来说就是，它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

    力。电报的主要力量来自它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或分析信息。在这方面，电报和印刷术截然相反。例如，书籍就

    是收集、细察和组织分析信息观点的绝好容器。写书、读书、讨论书

    的内容、判断书的价值(包括书的版面安排)，都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的。写书是作者试图使思想永恒并以此为人类对话做出贡献的一种努

    力。所以，无论什么地方的文明人都会视焚书为反文化的罪恶行为。

    但电报却要求我们烧毁它。电报如果被赋予永恒、持续或连贯的特

    征，它就会失去其价值。电报只适合于传播转瞬即逝的信息，因为会

    有更多更新的信息很快取代它们。这些信息后浪推前浪地进出于人们

    的意识，不需要也不容你稍加思索。

    电报引入的这种公众对话形式有着鲜明的特征：其语言是新闻标

    题的语言——耸人听闻、结构零散、没有特别的目标受众。新闻的形

    式类似口号，容易被记住，也容易被忘记。新闻的语言是完全不连贯

    的，一个消息和它前面或后面的另一则消息毫无关系。每个“标

    题”都是独立存在的。新闻的受众必须自己找出其中的含义，发布新

    闻的人没有义务这样做。久而久之，经电报描绘过的世界开始变得无

    法控制，甚至无法解释了。报纸上一行行有序而连贯的文字渐渐失去

    了帮助我们获得知识和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了解”事实开始有了

    新的意义，因为“了解”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理解”事实的言下之

    意、背景知识和与其他事实的关联。电报式话语不允许人们进行历史

    的回顾，也不鼓励深入的分析。对于电报来说，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

    情，而不是理解它们。

    于是，对于莫尔斯提出的问题——上帝创造了什么——我们有了

    一个令人不安的答案：一个住满陌生人的拥挤的社区；一个破碎而断

    裂的世界。当然，上帝和这一切无关。但是，尽管电报有如此的力

    量，但是，如果它只是作为一种新的话语象征，那么印刷术文化很可

    能能够经得住它的冲击，至少能够守住自己的阵地。就在莫尔斯重新

    定义信息的意义时，路易斯·达盖尔[5]

    重新定义了自然的意义，或者

    我们可以说，重新定义了现实的意义。1838 年，为了吸引投资者，达

    盖尔在一个通告里说：“达盖尔银版法不只是用来再现自然的一种工

    具……(它)赋予了自然再生的力量。”

    当然，不论是再现自然的必要性还是自然本身获得再生的力量，都意味着自然是可以被改造的，通过改造它可以变得容易理解和控

    制。早期洞穴壁画很可能是对尚未发生的捕猎的视觉表现，是期待征

    服自然的一种愿望。“改造自然”这种说法已经历史悠久了。但是达盖尔脑中并没有“改造”这个概念，他的本意是说摄影术能够使每个

    人都拥有随时尽情复制自然的能力。他想说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

    种“克隆”技术，他还想说，摄影术和视觉经验的关系就像印刷机和

    书面文字的关系一样。

    事实上，光靠达盖尔银版法还不能达到达盖尔讲的这种对等关

    系。威廉·亨利·福克斯·陶尔伯特，一个英国数学家和语言学家，发明了从底片翻出正片，直到这时，照片的大批量冲洗和发行才成为

    可能。“摄影术”这个名称是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起的。这是

    一个奇怪的名称，因为在英语里，它的字面意思是“用光书写”。也

    许赫歇尔起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有讽刺意义的，因为很明显，从一开始

    大家都明白，摄影和书写(任何形式的语言)是不能存在于同一个话语

    空间的。

    但是，自从摄影术被确定下来以后就一直被作为一种“语言”。

    其实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无形之中抹杀了两种话语模式之间的

    本质区别。第一点区别是，摄影是一种只描述特例的语言，在摄影

    中，构成图像的语言是具体的。与字词和句子不同的是，摄影无法提

    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用语言把图像转

    换成观点。摄影本身无法再现无形的、遥远的、内在的和抽象的一

    切。它无法表现“人”，只能表现“一个人”；不能表现“树”，只

    能表现“一棵树”。我们无法拍出“整个大自然”的照片，也无法表

    现“整个海洋”，我们只能拍下某时某地的个别片断——某种光线下

    某种形状的悬崖，某个角度某个时刻的海浪。正如“整个大自

    然”和“整个海洋”无法被拍摄下来一样，在照片的词典里也无法找

    到可以表现“真理”、“荣誉”、“爱情”、“谬误”这些抽象概念

    的词汇。“表现”和“谈论”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过程。加弗里尔·萨

    洛蒙曾经说过：“看照片只需要能辨认，看文字却需要能理解。”他

    这样说的意思是，照片把世界表现为一个物体，而语言则把世界表现

    为一个概念。即使最简单的命名，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把一样东

    西和其他东西进行比较，选择共同的某些特征，忽略不同之处，然后

    进行归类。在大自然里没有“人”或“树”这样的东西，因为这个世

    界上不存在如此简单的分类，有的只是变化多端和形形色色。照片记

    录的是这些形形色色中的特例，而语言的作用则是使它们变得更加容

    易理解。照片中没有句法，这使它无法同这个世界理论。作为某时某地

    的“客观”片断，照片可以证明某个人在那里或发生了某事，但这样

    的证明却无法提供任何意见——无法提供“本来应该怎样”或者“本

    来可能怎样”。照片表现的是事实，而不是关于这些事实的讨论或从

    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照片没有认识倾向。苏珊·

    桑塔格说过，照片是“我们通过照相机表现出来的东西对世界的理

    解”。但她又进一步论述，一切真正的理解起源于我们不接受这个世

    界表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当然，语言就是用来挑战、讨论、质疑那

    些我们眼中表面事物的一种工具。“真”“假”这样的表述只能出自

    语言的范畴。当我们看到一张照片的时候，“这是真的吗？”只能表

    示“这是某时某地的真实再现吗？”如果答案是“是”，那么就没有

    任何值得讨论的理由，因为不相信一张真实的照片显然是荒唐的。照

    片本身就是不容置疑的观点，代表着确定无误的事实。它无心辩驳，所以它就是无可辩驳的。

    照片记录感受的方式也不同于语言。只有在表现为一系列的主题

    时，语言才有意义。如果一个字或一个句子从语境中被抽走，如果读

    者或听者不了解前因后果，语言表达的意思就会被扭曲。但对于照片

    来说，就不存在脱离语境这种事情，因为照片根本就不需要语境。事

    实上，照片的意义就在于能把形象脱离语境，从而使它们能以不同的

    方式表现出来。桑塔格女士写道：“所有的界限……似乎都是随意

    的。一切都可以和其他东西分离、割断：重要的是要以不同的方式来

    表现主题。”她说明的是，照片具有能脱离现实和语境，并把很多没

    有逻辑、彼此无关的事件和东西堆积在一起的能力。像电报一样，照

    片把世界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

    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就像电报一样。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

    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

    大家都知道，图像和文字功能不同，抽象程度不同，反映模式也

    不同。绘画至少比文字古老三倍，图像在交流中的重要性早在 19 世

    纪就已经深入人心了。到了 19 世纪中期，照片和其他插图突然大量

    侵入了符号环境，这就是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其著作《图像》中所称

    的“图像革命”。布尔斯廷希望通过这样的表达方式，提醒众人注意

    到各种机械制作的图像对语言进行的猛烈攻击——照片、印刷画、海

    报、图片和广告，这些图像无可遏止地迅速蔓延于整个美国文化。我

    这里特意用了“攻击”这个词，是为了强调布尔斯廷的“图像革

    命”中表达的深刻含义。以照片为中心的这些图像不仅仅满足于对语言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而且试图要替代语言诠释、理解和验证现实

    的功能。关于布尔斯廷对图像革命的暗示，我想在这里做出一个明确

    的解释：图像的中心地位削弱了对于信息、新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对于现实的传统定义。从早期的广告牌、海报和广告到后来的所

    谓“新闻”杂志和报纸，如《生活》、《纽约每日镜报》和《每日新

    闻》，图片把文字驱赶到背景里，有时干脆就把它驱逐出境。到 19

    世纪后期，广告商和新闻记者发现，一张照片不仅胜过 1000 个字，而且，如果从销售情况来看，好处更多。对于无数美国人来

    说，“看”取代了“读”而成为他们进行判断的基础。

    照片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成为电报式新闻的绝好补充，这些电报式

    新闻把读者淹没在一大堆不知来自何处、事关何人的事实中，而照片

    正好为这些奇怪的干巴巴条目提供了具体的图像，在那些陌生的名字

    旁附上一张张脸孔。这样，我们至少有这样一种错觉：“新闻”和我

    们的感官体验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些照片为“今日新闻”创造了

    一个表面的语境，而“今日新闻”反过来又为照片提供了语境。

    但这种照片和新闻共同形成的语境其实纯属错觉。通过下面这个

    例子，你可能会更好地了解我的观点。你想像一下，一个陌生人告诉

    你，伊利克斯是一种蚓状植物的亚种，生活在爱尔多农杰斯岛上，长

    着有关节的叶子，每年开两次花。你可能会表现出很不屑的样子

    说：“是呀，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那个陌生人回答说：“我这

    里有一张照片，你可以看看。”然后他递给你一张照片，上面标明

    是“爱尔多农杰斯岛上的伊利克斯”。“哦，对，现在我明白

    了。”你可能会低声自语。确实，照片为你听到的一句话提供了语

    境，而这句话又为照片提供了某种语境，然后你甚至会相信你确实学

    到了什么东西。但如果这件事是完全独立的，和你过去的知识或未来

    的打算都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和那个陌生人的相遇开始于此，也结

    束于此，那么这个由句子和图片共同创造的语境就没有任何意义。你

    其实什么也没有学到(也许除了以后要避开手拿照片的陌生人以外)，伊利克斯将从你的脑海中消失，就像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至多，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插曲，可以作为鸡尾酒会上闲聊的谈资或在

    填纵横字谜时多一个词汇，除此之外别无他用。

    说到纵横字谜，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电报和照片成功

    地把新闻从有用的信息转变成没有语境的事实时，纵横字谜在美国成

    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消遣。这种巧合说明现代技术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信息的态度：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搜寻信息，现在是

    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纵横字谜就是这样的一种伪

    语境，鸡尾酒会则是另一种“伪语境”，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广播智

    力竞赛和现代的电视游戏比赛也是这一类东西，最典型的可能就是广

    受欢迎的“欢乐问答”[6]。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伪语境”，都

    为“这些彼此没有关联的事实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提供了答

    案，而且答案是一致的：为什么不利用它们作为消遣、娱乐，或在游

    戏中找点乐？在《图像》一书中，布尔斯廷认为图像革命的主要产物

    是“伪事件”，即蓄意安排用于被报道的事件，如记者招待会之类。

    我这里想说的是，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一个更重要的产物也许是伪语

    境。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

    的用处。但伪语境所能提供的不是行动，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变

    化。这种信息剩下的唯一用处和我们的生活也没有真正的联系。当

    然，这种唯一的用处就是它的娱乐功能。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

    化的最后的避难所。

    当然，摄影术和电报并不是一锤击倒了印刷文化的大厦。正如本

    书前面所提到的，阐释的习惯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这种习惯统治着世

    纪之交的美国人的思想。事实上，20 世纪的前几十年也见证了语言和

    文学的辉煌时代。在《美国信使》和《纽约客》这样的杂志里，在福

    克纳[7]

    、菲茨杰拉德[8]

    、斯坦贝克[9]

    和海明威的小说中，在《国际先

    驱论坛报》和《纽约时报》这些大报的栏目中，所有的文字都散发出

    震撼人心的魅力，愉悦着人们的耳朵和眼睛。但这却是“阐释时

    代”的绝唱，就像歌手临近死亡时的歌声那样，最动听、最甜美。这

    预示着“阐释时代”的结束，而不是开始。在它即将逝去的旋律下，一个新的音符已经响起，确定曲调的正是摄影术和电报。在它们的语

    言中，没有关联，没有语境，没有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拥有的

    是用趣味代替复杂而连贯的思想。它们的语言是图像和瞬息时刻的二

    重奏，一起吹响了迎接美国公众话语新时代的乐章。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加入电子对话的每一种媒介，都步步紧随电

    报和摄影术，并且在表现形式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些媒介，例如

    电影，从本质上就具有这样的潜能。其他的媒介，如广播，比较倾向

    理性的话语，但在新的认识论的冲击之下也转而成为新认识论的俘

    虏。所有这些电子技术的合力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躲躲猫的世

    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

    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躲猫游戏

    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但和躲躲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

    当然，玩躲躲猫游戏并没有什么过错，娱乐本身也没有过错。正

    如有些精神病学家指出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筑起自己的空中楼阁，但

    如果我们想要住在里面，问题就出现了。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电报

    和摄影术为中心的交流媒介创造了躲躲猫的世界，但在电视出现之

    前，没有人想要生活在那个世界里。电视为电报和摄影术提供了最有

    力的表现形式，把图像和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险的完美境界，而且进入了千家万户。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电视时代的第二代观众，对

    于他们来说，电视是他们首选的、最容易接近的老师，在他们中的很

    多人看来，电视也是他们最可靠的伙伴和朋友。简单地说，电视是新

    认识论的指挥中心。没有什么人会因为年幼而被禁止观看电视，没有

    什么人会因为贫穷而不得不舍弃电视，没有什么教育崇高得不受电视

    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科学和体育——都能在电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有这

    一切都证明了，电视的倾向影响着公众对于所有话题的理解。

    电视在很多方面也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充当着指挥中心。例如，我

    们对于其他媒介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电视的影响。通过电视，我

    们才知道自己应该使用什么电话设备、看什么电影、读什么书、买什

    么磁带和杂志、听什么广播节目。电视在为我们安排交流环境方面的

    能力是其他媒介根本无法企及的。

    这里还有一个具讽刺意义的小例子：在过去数年中，我们了解到

    电脑是未来的技术。总有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会使用电脑，我们

    便无法完成学业，继而会成为生活中的失败者。也有人告诉我们，如

    果我们没有电脑，就无法经营生意，无法列出购物单，无法把支票本

    保持整洁。但是，关于电脑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对于它的

    任何了解都来自电视。电视已经赢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

    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

    就在同时，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说，电视还赢得了“神话”的地

    位。他认为，以神话的态度看待世界，人们对于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任

    何质疑，对于自然真实的东西就会变得熟视无睹。神话是一种深深扎

    根于我们无形意识中的思维方式，这也就是电视的方式。我们早已经

    不会为电视这个机器本身感到惊喜和迷惑。我们不再重复电视给我们

    带来的奇迹；我们不再只把电视机放在某些特定的房间里；我们不再怀疑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切，根本不会意识到电视提供给我们的特殊视

    角；甚至连“电视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这个问题也被我们丢到了九霄

    云外。这个问题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奇怪的问题，就像有人问耳朵和眼

    睛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一样。20 年前，“电视到底是塑造文化还是仅仅

    反映文化”这个问题曾引起许多学者和社会批评家的广泛兴趣。随着

    电视逐渐成为我们的文化，这个问题已经被遗忘了。我们不再谈论电

    视本身，我们只谈论电视上的东西，即它的内容。电视的生态学(不仅

    包括其物质特征和象征符号，而且还包括我们和它的关系)，如今在我

    们看来都是天经地义了。

    电视已经成为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一面镜子，是过去一个世纪中电

    子媒介最醒目的剩余物。它已经彻底地融入了美国文化，我们已经注

    意不到电视机在黑暗中轻轻发出的嘶嘶声或摇曳着的灰色灯光。这些

    都证明，电视的认识论已经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它建立起

    来的躲躲猫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显得陌生。

    电子和图像革命所产生的最令人不安的后果是：电视呈现出来的

    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这种陌生感的丧失

    是我们适应能力的一种标志，而且我们的适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我们的变化程度。我们的文化对于电视认识论的适应非常彻底，我

    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

    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如果我们中的某些人

    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模式，那么在我们看来，是这些人不合时宜、行

    为乖张，而绝不是这个时代有什么问题。

    本书后面的一个目标是要让电视认识论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我

    要用具体的实例来证明，电视的思维方式和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

    不入的；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严肃的电视”这种

    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

    除此之外，我还想证明，为了加入伟大的电视对话，美国文化机构正

    竞相学习电视的术语。换句话说，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

    的广阔舞台。很有可能，到最后，我们会接受它并且喜欢它。这正是

    奥尔德斯·赫胥黎 50 年前担心过的，现在终于发生了。

    [1]?躲躲猫(Peek a Boo)，一种面孔一隐一现以逗小孩的游戏。

    [2]?本杰明·戴(Benjamin Day,1870—1889)，美国印刷业者和新闻工作者，美国第一

    张“便士”报纸——《纽约太阳报》的创办人。[3]?詹姆斯·贝内特(James Bennett,1795—1872)，对现代新闻事业卓有贡献的编辑，主张报纸的职能是“不是教诲读者，而是使读者警觉”。

    [4]?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aleridge, 1772—1831)，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文艺评论

    家。

    [5]?路易斯·达盖尔(Louis Daguerre, 1789—1851)，法国画家和物理学家，发明了一

    种最早的实用摄影方法——达盖尔式照相法，使曝光时间从八小时缩短至二三十分钟。

    [6]?美国的一档电视娱乐问答节目

    [7]?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美国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8]?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att Key FitzGerald, 1896—1940)，美国属于“迷惘的一

    代”的作家。

    [9]?斯坦贝克(John Ernest Steirbeck,1902—1968)，美国小说家，曾获诺贝尔文学

    奖。第六章 娱乐业时代

    我认识的一个非常刻苦的研究生在大考前一天晚上回到他的小寓

    所，结果发现他唯一的一盏台灯已经坏得无法再修了。一阵惊慌之

    后，他逐渐恢复了冷静。为了第二天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成绩，他打

    开电视机，关掉声音，背对着屏幕，借着电视机发出的光开始阅读要

    考的章节。这是电视机的一个用途——照亮书本的光源。

    但是电视屏幕不仅仅是光源，它光滑平坦的表面还可以用来展示

    文字。我们都住过宾馆，房间里的电视机有一个特别频道，不停地滚

    动出现有关当天主要新闻的字幕。这是电视机的另一个用途——电子

    布告牌。

    很多电视机又大又结实，足以承受一个小图书室的重量。美国无

    线电公司生产的老式落地电视机上可以放 30 本书，我认识的一个女

    士把她所有狄更斯、福楼拜和屠格涅夫的书都放在 21 英寸的威斯汀

    豪斯牌电视机上。这是电视机的第三个用途——书架。

    举这些例子，我是想嘲笑那些妄想利用电视机来提高文化修养的

    人。这样的愿望正是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后视镜”思维：认为

    一种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如汽车只是速度更快的马，电

    灯是功率更大的蜡烛。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中，这种人犯的错误就

    是完全误解了电视如何重新定义公众话语的意义。电视无法延伸或扩

    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如果说电视是某种东西

    的延续，那么这种东西只能是 19 世纪中叶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传

    统，而不是 15 世纪的印刷术。

    什么是电视？它允许怎样的对话存在？它鼓励怎样的智力倾向？

    它会产生怎样的文化？

    这些都是本书后面要讨论的问题。为了能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楚

    的认识，我这里先要区分一下技术和媒介的概念。我们也许会说，技术和媒介的关系就像大脑和思想一样。大脑和技术都是物质装置，思

    想和媒介都是使物质装置派上用场的东西。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

    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到

    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换句话说，一种技术只是一

    台机器，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当然，和大脑一样，每种技术也有自己内在的偏向。在它的物质

    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种用场的倾向。只有那些对技术的历史

    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技术是完全中立的。这里有一个嘲笑这种幼

    稚想法的笑话：爱迪生本来可能把发明电灯的消息早一些公布于众，只可惜他每次打开灯后，只会把灯放在嘴边然后说：“喂？喂？”

    这当然只是一个笑话。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等待被揭

    示的一种隐喻。例如，印刷术就有明确的倾向，即要被用作语言媒

    介。我们可以想像把印刷术专用于照片的复制，我们再想像一下，16

    世纪的天主教可能不会反对这种用途，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新教改

    革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因为用路德[1]

    的话来说，如果每个家庭的餐桌

    上都有上帝的文字，基督徒就不需要教皇来为他们释义了。但事实

    上，印刷术从来没有被专用于、或大量用于复制图像。从 15 世纪诞

    生之初起，印刷术就被看作是展示和广泛传播书面文字的理想工具，之后它的用途就没有偏离过这个方向。我们可以说，印刷术就是为了

    这个目的而发明的。

    电视技术也有自己的倾向。我们可以把电视当作灯、当作文字的

    显示屏、当作书架，甚至当作收音机，但至少在美国，电视机没有也

    不会派这些用场。所以，要回答“什么是电视”这个问题，我们首先

    要明白，当我们谈论电视的时候，我们不是指一种技术，而是指一种

    媒介。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虽然制造电视的技术和美国是一样的，但

    在那些地方，电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在我所指的那些地方，大

    多数人还没有电视机，拥有电视机的人也只有一台，他们只有一个电

    视台，他们没有全天 24 小时播放的电视节目，大多数节目都以推进

    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为首要目的。在那些地方，人们不知电视广告

    为何物，电视上的主要画面就是一些“说话的人头”，电视的用途和

    收音机相差无几。由于上述这种种原因，那些地方的电视不可能拥有

    像在美国一样的意义或威力，也就是说，由于使用方法不同，某种技

    术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其潜能或者只能产生最低限度的社会效应。但是，美国的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在民主制度和相对自由的市场

    经济中，电视找到了作为一种技术可以充分发挥潜能的肥沃土地。其

    中一个结果就是，美国的电视节目在全世界供不应求。美国电视节目

    的出口量大约为 10 万到 20 万小时，平均分布在拉丁美洲、亚洲和

    欧洲。[2]

    在过去若干年中，像《宝藏》、《碟中谍》、《星际旅

    行》、《达拉斯》和《豪门恩怨》这样的节目在英国、日本、以色列

    和挪威受到欢迎的程度，绝不亚于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我听说

    (但没有得到证实)几年前，拉普人[3]

    为了看《达拉斯》中到底是谁杀

    了 J.R.，竟然推迟了他们每年一次的大迁移。而与此同时，美国的道

    德和政治威信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大下降了。美国的电视节目之所以供

    不应求，并不是因为人们热爱美国，而是因为人们热爱美国的电视。

    要想弄清个中原因，其实并不困难。在看美国电视的时候，我们

    经常会想到萧伯纳第一次看见百老汇和四十二大街上夜间闪烁的霓虹

    灯时发表的精彩评论。他说，如果你不识字，这些灯光无疑是美丽

    的。美国的电视确实是美丽的奇观，是难得的视觉愉悦，每天你都能

    看见成千上万个图像。电视上每个镜头的平均时间是 3.5 秒，所以我

    们的眼睛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屏幕一直有新的东西可看。而且，电视

    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

    是情感上得到满足。就连很多人都讨厌的电视广告也是精心制作的，悦目的图像常常伴随着令人兴奋的音乐。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世

    界上最美的照片是出现在电视广告里。换句话说，美国电视全心全意

    致力于为观众提供娱乐。

    当然，电视具有娱乐性这个事实实在太苍白了，绝对不会对文化

    造成任何威胁，也不值得我为此写一本书。电视有时甚至是让人们高

    兴的一个理由。我们经常说，生活不是铺满鲜花的阳光大道，能在途

    中偶尔看见一些花朵，会使旅途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拉普人无疑就

    是这样想的，每天晚上观看电视的 9000 万美国人可能也是这样想

    的。但我这里想要说的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

    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交流，但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一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我们的问题不在

    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

    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可以换种说法：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

    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报道悲剧和残暴行径的新闻节目，在节目结束之前，播音员也会对观众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为什

    么要再见？照理说，几分钟的屠杀和灾难应该会让我们整整一个月难

    以入眠，但现在我们却接受了播音员的邀请，因为我们知道“新

    闻”是不必当真的，是说着玩的。新闻节目的所有一切都在向我们证

    明这一点——播音员的佼好容貌和亲切态度，他们令人愉快的玩笑，节目开始和结束时播放的美妙音乐，生动活泼的镜头和绚丽夺目的各

    类广告——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没有理由为电视上的不幸哭泣。简单

    地说，新闻节目是一种娱乐形式，而不是为了教育、反思或净化灵

    魂，而且我们还不能过于指责那些把新闻节目作此定位的人。他们播

    报的新闻不是为了让人读，也不是为了让人听，他们的新闻是让人看

    的，这是电视自身所指引的方向，他们必须遵循。这里没有阴谋，没

    有智力欠缺，只有坦白的观点：“好电视”同用于陈述的语言或其他

    口头交流形式无关，重要的是图像要吸引人。

    为了说明上面的观点，我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这是美国广播公

    司 1983 年 11 月 20 日在颇具争议的电影《从今以后》播放之后进

    行的一次 80 分钟的讨论节目。虽然关于这个电视节目的记忆已经快

    要消失殆尽了，但我还是要举这个例子，因为在这里，电视充当了一

    个非常“严肃”而“负责任”的角色。这个节目的方方面面都在证

    明，这是对于电视脱离娱乐模式而上升到公共教育层次的一次重要考

    验。首先，这个节目的话题是关于核灾难的可能性。其次，这部电影

    曾遭到几个颇具影响力的组织的猛烈攻击，其中包括杰瑞·法威尔神

    父的“道德多数派”。所以，如何表现出电视作为传播信息的媒介所

    具有的价值和严肃意图，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在节目的整个过

    程中没有使用任何背景音乐——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几乎所有

    的电视节目都会依赖音乐告诉观众什么时候需要表现什么样的感情，这是一种常规的演出手法，电视上没有了音乐简直就是个不祥的预

    兆。第四，在讨论过程中没有电视广告，这样的严肃程度只有被刺杀

    总统的葬礼可以相比了。最后一点，参加讨论的嘉宾包括亨利·基辛

    格、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埃利·威塞尔，[4]

    每个人都是某种严肃话

    语的象征。虽然不久之后基辛格又出现在一档有关《豪门恩怨》的节

    目中，他仍然堪称严肃知识分子的典范；而威塞尔则完全是社会良知

    的活化身。确实，参加这次讨论的其他嘉宾——卡尔·萨根、威廉·

    巴克利和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自己闪

    光的智慧，他们都不是那种会参加无聊公共事务的人物。节目主持人泰德·科佩尔首先作开场白。他指出，下面的节目不

    是辩论，而是讨论，所以那些对话语哲学感兴趣的观众有很好的机会

    可以了解严肃的电视“讨论”是什么样的。这是当时的情况：在场的

    六位嘉宾每人有大约 5 分钟发言，他们似乎并没有规定话题，每个人

    都是自说自话，对其他人的发言不作任何反应。其实，要对别人的话

    做出反应也确实不易，因为所有的嘉宾都是依次发言，好像是选美比

    赛中的决赛者，每个人在摄像机前展示若干分钟。所以，如果威塞尔

    先生最后一个发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