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序 “伟大也要有人懂”

    ——重读《金瓶梅》断想

    引 子

    一、尚未破译的作者之谜

    二、颇有讲究的书名

    三、永远打不完的笔墨官司

    四、无须共同理解 但求各有体验

    五、走进《金瓶梅》的艺术世界

    (一)堕落时代的一面镜子

    (二)市民社会的风俗画

    (三)独一无二地对“丑”的审视

    (四)人原本是杂色的

    (五)性：美好和邪恶的双刃剑

    (六)最难的还是现实主义

    六、人物扫描

    (一)西门庆(二)潘金莲

    (三)李瓶儿

    (四)庞春梅

    (五)吴月娘

    (六)应伯爵

    七、新颖的圆形网络结构

    八、文学语言的魅力

    九、小说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十、细读文本 呼唤审美

    十一、一种试验：赋予《金瓶梅》以新的 艺术生命

    十二、世界文学视野中的《金瓶梅》

    后 记序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

    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

    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

    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

    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

    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

    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

    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

    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

    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

    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

    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

    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

    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欲把金针度与人

    ——《金瓶梅》、金学和宁宗一先生

    陶慕宁

    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概还没有一部作品如《金瓶梅》一样引发如此纷纭的聚

    讼。有关该书作者的种种揣测、对于版本及艺术品位的鉴定以及其中露骨的性描写

    的争论，几乎是伴随着它的问世就展开了的，而且时至今日，仍是见仁见智，未有

    定谳。近几十年来，随着学术空气的日益澄明，海内外文化交流的逐渐密切，“金

    学”新说竞起，尤其在作品的创作风格及人物形象的分析把握等畛域屡有创获，而

    且愈发有了国际性的影响，成了学林瞩目的“显学”。

    清儒治学，义理、考据、词章相鼎足，蠲词章则卒读不忍；舍考据恐架空设

    言；弃义理终不过承讹袭谬，是以不当偏废。用之于“金学”，则有专事考赜作

    家、版本来历者，是为考据；亦有侧重结构、情节、人物性格之分析者，即今所谓

    文本研究，古所谓词章者；又有发中外文艺理论之矢射《金瓶梅》之的，欲揭橥其

    创作规律、美学风格者，此殆义理。繇是以观，治《金》诸家取径容有不同，家数

    或存歧异，要不失各成胜业，考据、词章郁郁乎文哉，第义理一道，尚罕觏思辨敏

    捷、理路清晰、融汇古今、厚积薄发之作。有之，则宁宗一先生《世情奇书〈金瓶

    梅〉》之谓也。举隅言之，此书胜在视野宏大开阔、高屋建瓴，持论谨严精深、含

    蕴不尽。

    具体而言，本书特色可析为五点：曩者研究《金瓶梅》多苦绠短，而作者雅擅

    发明，在洞察中国小说史沿革递嬗的基础上，借鉴文艺形态学、小说类型学的理论,即曾对几部划时代的小说经典文本抉微析异。他以独具的文心诗眼触摸到吴敬梓、曹雪芹、笑笑生三位作家气质禀赋的不同，进而提出《儒林外史》是思想家的小

    说，《红楼梦》是诗人的小说，而《金瓶梅》是小说家的小说之卓见，这就不仅赋予了传统的小说概念以现代意义的阐释，而且廓清了长期以来困扰着“金学”界的

    由于衡尺陈旧、概念模糊所酿成的迷雾，庶几使《金瓶梅》创作风格的研究走出目

    前的僵局。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该书浓郁的哲学思辨意味。读这本小书，你会感受到作者深厚的哲学

    根底，它的思辨力量就来源于这种哲理的“厚积”。可贵的是，它的作者不惟旁涉

    各家，更是融通能化，并没有用种种文艺理论来堆砌炫耀自己的体系，而是着力于

    审慎的逻辑推衍和恰当的引譬联类以“薄发”自己的机杼。也正是由于这种渊博的

    修养，使得读者能够达到一种超越的境界，不为菁芜混杂的作品所惑，不被臧否两

    歧的评论所迷。“《金瓶梅》的二律背反”一章充分地显示了作者不懈的反思精神

    和超脱的学术见识。又因为是小书，所以不拘执于字句、不害冷僻琐屑，是作者先

    立其大，小者自然不能夺，正可觇见随物赋形的功力。

    这本书的又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宏观视野和精巧结构相结合。全书流动着作者

    对于整个小说史的统摄意识，他对《金瓶梅》细微之处的含茹从不脱离小说史的流

    变轨迹，这就使立论永远保持着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如渊渟岳峙，如孤峰出岫，雄

    辩难移。书中写道：“《金瓶梅》的作者已经不再是简单地用黑白两种色彩观察世

    界和反映世界了，而是力图从众多侧面去观察和反映多姿多彩的生活和人物了。小

    说历史上那些不费力地把他观察到的各式各样的人物硬塞进‘正面’或‘反面’人

    物框子去的初级阶段的塑造性格的方法已经受到了有力的挑战。”这种宏观的、辩

    证的点睛之笔实际已决不止于对《金瓶梅》一书的批评，而是涉及到整部小说史的

    规律性揭示了。一本小书能有这样的大手笔，行文却从容有致而绝不“局促”，结

    构上珠联绳贯、经纬相牵，让人一章章读来毫无“逼仄”之感，心绪随着作者文思

    的起落而自然舒卷，从娓娓道来的小处领略《金瓶梅》的大观。天机云锦裁处之

    妙，洵非刀尺建功，这正是高明手眼所在。宏观的视野观照结合微观的惬心贵当的

    讲述，这就是前叙的高屋建瓴而又含蕴不尽。

    第四点，世界上第一流的文艺批评家莫不以文笔凝练隽永见长，如俄国的别林

    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法国的丹纳，读他们的评论文章，不啻是

    一种审美的享受。《世情奇书〈金瓶梅〉》无疑也具有词章之美，它叙述的精彩生

    动，议论的汪洋捭阖，使之有别于那种干巴巴味同嚼蜡的理论专著。它辩丽整饬而给人以平易可亲之感，流畅自如而又别具警策深湛的魅力，重视符采而未尝因词害

    句。在今日的图书市场上，能够见到这样的好书实属不易。

    诵诗读书，讵可不知其人？在这里再谈谈本书创作的缘起、委曲，以略表见书

    与人的纠牵。《金瓶梅》长期被目为诲淫之书，由于人所同知的原因，不但《金瓶

    梅》研究在一段时期内受到了质疑、打击，连它的研究者也数罹灾殃。当年宁先生

    也因评骘此书受到冲击，被安上了“毒害青年学生”的罪状。正因为这段遭际，作

    者对《金瓶梅》蒙被诟詈尤为不平，他后来一系列的述造都有为《金瓶》作《春

    秋》的旨归——不止于消除误解，更标置《金瓶梅》美学，发明它独有的艺术成

    就。“金学”研究曾经咻于众楚，险些毁在柙中，因此宁公之探骊得珠，可说是别

    有一番滋味，两者之共荣辱、同喜乐，有以哉。斯编也还不满足于为《金瓶梅》正

    名、让外行人看个热闹，而是要把金针度与人——篇幅有限，更多的妙处、胜景，要请读者自行领略。宁先生和心血隃麋成此一书，第五个特点就是发皇之处既有兰

    陵深意，也存宁公痴心。

    先生《说不尽的〈金瓶梅〉》初版之年，学生草有短评，蓦然已阅二纪。今又

    为先生新著作序，愈感惶惶不胜。承乏用事，谨为读者绍介佳作。

    2015年4月9日于南开园

    序 “伟大也要有人懂”注1

    ——重读《金瓶梅》断想

    《金瓶梅》的文献学、历史学、美学和哲学的研究已初步形成多元化格局。这

    就是说，对它的研究的起点已被垫高，研究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金瓶梅》研究必须面向世界，开辟中外学术对话的通道，注意汲取、借鉴

    新观念、新方法，在继承前贤往哲一丝不苟严谨治学态度的同时，随时代之前进而

    不断更新和拓展。事实上，《金瓶梅》这部小说文本已提供了广阔无垠的空间，或

    曰有一种永恒的潜在张力。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每一部“金学”研究论著都是一个过渡性文本。所以，今天重新审视《金瓶梅》仍是学术文化史的必然。

    不要鄙薄学院派。学院派必将发挥“金学”研究的文化优势，即可能将“金

    学”研究置于现代学术发展的文脉上来考察和思考整个古典小说之来龙去脉，以及

    小说审美意识的科学建构。黑格尔老人在回忆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后在与友人书中

    说：“我们必须把青年时代的理想转变为反思的形式。”(《黑格尔通信百

    封》“1800-11-02致谢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8页)所以回顾与前

    瞻，“金学”的研究，反思规范与挑战规范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红楼梦》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骄傲。但又像一位评论家所说，我们又不能总拿

    《红楼梦》说事儿吧!现在，我们暂时把那几部世代累积型的带有集体创作流程的

    大书，如“三国”、“水浒”、“西游”先撂一下，我们不妨先看看以个人之力最

    先完成的长篇小说巨制《金瓶梅》的价值，这是太重要了。美籍华人哈佛大学教授

    田晓菲女士在她的《秋水堂论金瓶梅》中说：“读到最后一页，掩卷而起时，竟觉

    得《金瓶梅》实在比《红楼梦》更好。”她还俏皮地说：“此话一出口不知将得到

    多少爱红者的白眼。”田晓菲的话，我认为值得思考。为了确立我国小说在世界范

    围的艺术地位，我们必须再一次严肃地指出，兰陵笑笑生这位小说巨擘，一位起码

    是明代无法超越的小说领袖，在我们对小说智慧的崇拜的同时，也需要对这位智慧

    的小说家的崇敬。我们的兰陵笑笑生是不是也应像提到法国小说家时就想到巴尔扎

    克、福楼拜；提到俄国小说家时就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提到英国小说

    家时就会想到狄更斯；提到美国小说家时就想到海明威？在中国小说史上能成为领

    军人物的，以个人名义出现的，我想兰陵笑笑生和曹雪芹以及吴敬梓是当之无愧的

    大家。他们各自在自己的时代和创作领域作出了不可企及的贡献。在中国小说史

    上，他们是无可置疑的三位小说权威，这样的权威不确立不行。笑笑生在明代小说

    界无人与之匹敌，《金瓶梅》在明代说部无以上之。至于一定要和《红楼梦》相

    比，又一定要说它比《红楼梦》矮一截，那是学术文化研究上的幼稚病。

    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在对媒体谈到他的新作《我叫刘跃进》时说：“最难的还

    是现实主义。”我很同意。现在的文学界已很少谈什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了。其

    实，正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才提供了超出部分现实生活的现实，才能帮你寻求到

    生活中的另一部分现实。《金瓶梅》验证了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明确地指出，《金瓶梅》可不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奇闻，而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缩影。在中国小说史上，从志怪、志人到唐宋传奇再到宋元话本，往往只是社会奇闻的演绎，较少是社会的

    缩影，《金瓶梅》则绝非乱世奇情。他写的虽有达官贵人的面影，但更多的是“边

    缘人物”卑琐又卑微的生活和心态。在书中，即使是小人物，我们也能看到真切的

    生存状态。比如丈夫在妻子受辱后发狠的行状，下人在利益和尊严之间的游移，男

    人经过义利之辨后选择的竟是骨肉亲情的决绝，小说写来，层层递进，完整清晰。

    至于书中的女人世界，以李瓶儿为例，她何尝不渴望走出阴影，只是她总也没走进

    阳光。

    《金瓶梅》作者的高明，就在于他选取的题材决定他无须刻意写出几个悲剧人

    物，但小说中都有一股悲剧性潜流。因为我们从中清晰看到了一个人，一个人以不

    同形式走向死亡，而这一连串人物的毁灭的总和就预告了也象征了这个社会的必然

    毁灭。这种悲剧性是来自作者心灵中对堕落时代的悲剧意识。

    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对《金瓶梅》来说，绝不会因那一阵高一阵的欲望狂舞

    和性欲张扬的狂欢节而使它显得闹热。事实上，《金瓶梅》绝不是一部令人感觉温

    暖的小说，灰暗的色调一直遮蔽和浸染全书。《金瓶梅》一经进入主题，第一个镜

    头就是谋杀。武大郎被害，西门庆逍遥法外，一直到李瓶儿之死，西门庆暴卒，这

    种灰暗色调几乎无处不在。它挤压着读者的胸膛，让人感到呼吸空间的狭小。在

    那“另类”的“杀戮”中，血肉模糊，那因利欲、肉欲而抽搐的嘴脸，以及以命相

    搏的决绝，真的让人感到黑暗无边，而作者的情怀却是冷峻沉静而又苍老。

    于是《金瓶梅》和《红楼梦》相加，构成了我们的小说史的一半。这是因为

    《红楼梦》的伟大存在离不开同《金瓶梅》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同样《金瓶梅》

    也因它的别树一帜，又不同凡响，和传统小说的色泽太不一样，同样使它的伟大存

    在也离不开同《红楼梦》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且不说，人们把《金》书说是《红》

    书的祖宗)。如果从神韵和风致来看，《红楼梦》充满着诗性精神，那么《金瓶梅》

    就是世俗化的典型；如果说《红楼梦》是青春的挽歌，那么《金瓶梅》则是成人在

    步入晚景时对人生况味的反复咀嚼。一个是通体回旋着青春的天籁，一个则是充满

    着沧桑感；一个是人生的永恒的遗憾，一个则是感伤后的孤愤。从小说诗学的角度

    观照，《红楼梦》是诗小说，小说诗；《金瓶梅》则是地道的生活化的散文。《金瓶梅》是一部留下了缺憾的伟大的小说文本，但它也提供了审美思考的空

    间。《金瓶梅》的创意，不是靠一个机灵的念头出奇制胜。一切看似生活的实录，但是，精致的典型提炼，让人惊讶。它的缺憾不是那近两万字的性描写，而是他在

    探索新的小说样式、独立文体和寻找小说本体秘密时，仍然被小说的商业性所羁

    绊。于是探索的原创性与商业性操作竟然糅合在一起了。即在大制作、大场面中掺

    和进了那暗度陈仓的作家的一己之私，加入了作家自己自以为得意却算不得上是高

    明的那些个人又超越不了的功利性，即文学的商业性。

    然而，《金瓶梅》的作者毕竟敢为天下先，敢于面对千人所指。笑笑生所确立

    的原则，他的个性化的叛逆，对传统意识的质疑，内心世界的磊落袒露，他的按捺

    不住地自我呈现，说明他的真性情。这就够了，他让一代一代人为他和他的书争得

    面红耳赤，又一次说明文学调动人思维的力量。

    结语：《金瓶梅》触及了堕落时代一系列重要问题，即在社会、文化转型过程

    中人们的生存状况和心态流变。小说中的各色人等都是用来表现人世间的种种荒

    悖、狂躁、喧嚣和惨烈。若从更开阔的经济文化生产的视野来观照，笑笑生过早地

    敏感地触及了缙绅化过程中的资本动力，让人闻到了充满血腥味的恶臭。

    时至今日，我们重读《金瓶梅》，我们会发现，对于当下的腐败与堕落的分

    子，我们几乎不用改写，只需调换一下人物符号即可看到他们的面影。于是我们又

    感悟到了一种隐喻：《金瓶梅》这部小说中的各色人等不仅是明代的，而且也包括

    当下那些腐败和堕落分子今天的自己。

    笑笑生没有辜负他的时代，而时代也没有遗忘笑笑生，他的小说所发出的回

    声，一直响彻至今，一部《金瓶梅》是留给后人的禹鼎，使后世的魑魅在它面前无

    所逃其形。

    2008年7月14日改就

    (第6届《金瓶梅》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引 子

    关于《金瓶梅》，过去了的时代如何看法，我们暂且撂在一边不去管它。在今

    天，我还是看到了，《金瓶梅》无论在社会上、人的心目中，乃至研究者中间，它

    似乎仍然是一部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书，而且我自己就发现，在一个时期内，我虽然

    曾殚精竭虑、声嘶力竭地为之辩护，原来我竟也是它的误读者之一。因为我在翻看

    自己的旧稿时，就看到了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评估它的价值的矛盾。这其实也反映了

    批评界和研究界的一种值得玩味的现象。我已感觉到了，中国的批评界和读者看问

    题的差异。我发现一个重大差别就是研究者比普通读者虚伪。首先因为读者意见是

    口头的，而研究者的意见是书面的，文语本身就比口语多一层伪饰，而且口语容易

    个性化，文语则容易模式化——把话说成套话，套话就不真实；同时研究者大多有

    一种“文化代表”和“社会代表”的自我期待，而一个人总想着代表社会公论，他

    就必然要掩饰自己的某些东西。在这方面，普通读者就没有面具，往往想怎么说就

    怎么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比如对《金瓶梅》，其实不少研究者未必没有普通读者

    的阅读感受，但他们写成文章就冠冕堂皇多了。尽管我们分明地感到一些评论文字

    在作假，一看题目就见出了那种做作出来的义正而辞严，可是这种做作本身就说明

    了那种观念真实而强大的存在。它逼得人们必须如此做作。且做作久了就有一种自

    欺的效果，真假就难说了。《金瓶梅》竟然成了一块真假心态的试金石，这也够可

    笑的了。就拿《金瓶梅》最惹眼的性行为的描写来说，我必须承认，在我过去的研

    究文章中就有伪饰。现在再读《金瓶梅》时，似经过了一次轮回，才坦然地说出了

    自己心底的话：我既不能苟同以性为低级趣味之佐料，也无法同意谈性色变之国

    粹，当然我对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说持有许多保留意见。现在，也许经过一番现代化

    开导，我真的认识到，性活动所揭示的人类生存状态，往往是极其深刻的。因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性已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可以提高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得到美的升华，绝不仅仅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所以，我认为《金瓶梅》可以、应

    该、必须写性(题材、内容这样要求)，但是由于作者笔触过于直露，缺乏艺术的节

    制，因此时常为人们所诟病。但是，我更喜欢伟大喜剧演员W·C·非尔兹的一句有意味

    的话：“有些东西也许比性更好，有些东西也许比性更糟，但没有任何东西是与之

    完全相似的。”(这是看电视《环球银幕》时听到并速记下来的。)至于对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来说，我是同意阿米斯在他的《小说美学》中所说

    的意见：

    人摆脱了动物状态，既能变成魔鬼，也能变成天使。最坏的恶和最好的善都属

    于心灵，而这二者都在文学中得到了最完整的再现。因此，对那些学会了阅读的人

    来说，他们的灵魂是染于苍还是染于黄都由自己掌握。注2

    基于此，再回到过去了的时代，我非常欣赏清人张竹坡所写《批评第一奇书金

    瓶梅读法》中所说的大实话：

    《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只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

    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

    凡人谓《金瓶梅》是淫书者，想必伊只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终是一部

    史公文字。

    在我看来，这位张竹坡先生的意见比国粹派、谈性色变者以及伪善者更懂得如

    何读《金瓶梅》，包括如何看待此书的性描写。

    以上所言，实际上涉及《金瓶梅》的整个“阅读行为”，即读者群和评论者如

    何首先拓宽阅读空间和调整阅读心态这样一个极普遍又亟须解决的理论和实践的问

    题。面对小说《金瓶梅》，评论者是否高于读者可以不论，但他首先是一个读者，他的评论始于阅读，甚至与阅读同步，因此有什么样的阅读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

    阅读空间。我想，在一个开放的、多层次的阅读空间中，有多种并行的或者相悖的

    阅读方式和评论方式，读者可以择善而从，也可兼收并蓄，甚至可以因时因地而分

    别取用。但任何封闭的、教条的、被动的，甚至破坏性的心态都可以导致阅读的失

    败。对于《金瓶梅》这样惊世骇俗的奇书，面对这早熟而又逸出常规的小说巨构，必须进行主动的、参与的、创造性的阅读，从而才有可能产生出一种开放的、建设

    的、创造的研究与批评。

    进一步说，对于一个读者来说，面对一部小说，首先要尊重、承认它的作者审

    视生活的角度和审美判断的独立性，我们无权也不可能干预一位古代小说家对他生

    活的时代采取的是歌颂还是暴露的态度：事实是，歌颂其生活的时代，其作品未必伟大，暴露其生活的时代，其作品未必渺小。《金瓶梅》的作者构筑的艺术世界之

    所以经常为人所误解(误读)，就在于他违背了大多数人一种不成文的审美心理定

    势，违背了人们眼里看惯了的艺术世界，违背了常人的美学信念。而我越来越认

    为，笑笑生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根本没有用通用的目光、通用的感觉感知生活。

    《金瓶梅》的艺术世界之所以别具一格，就在于笑笑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不同于一

    般的审视生活和反思生活以及呈现生活的视点和叙事方式。是的，笑笑生深入到了

    人类的罪恶中去，到那盛开着“恶之花”的地方去探险，那地方不是别处，正是人

    的灵魂深处，他远离了美与善，而对丑与罪恶发生兴趣；他以有力而冷静的笔触描

    绘了一具身首异处的“女尸”，创造出一种充满变态心理的触目惊心的氛围。笑笑

    生在罪恶之国漫游，得到的是绝望、死亡，其中也包括他对沉沦的厌恶。总之，笑

    笑生的世界是一个阴暗的世界，一个充满着灵魂搏斗的世界，他的恶之花园是一个

    惨淡的花园，一个豺狼虎豹出没其间的花园。小说家面对理想中的美却无力达到，那是因为他身在地狱，心向天堂，悲愤忧郁之中，有理想在呼唤。然而在那残酷的

    社会里，诗意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愚以为这一切才是《金瓶梅》独特的小说美学色

    素，它无法被人代替，它也无法与人混淆。

    我读《金瓶梅》，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个有许多窗口的房间。从不同窗口望去，看到的是不同的天地，有不同的人物在其中活动。这些小天地有道路相通，而这道

    路是由金钱和肉体铺就的，于是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封建晚期的

    明代社会。

    从一个窗口望去，我们看到了一个破落户出身的西门庆发迹变泰的历史，看到

    了他占有女人、占有金钱、占有权势的全过程，看到了一个市井恶棍怎样从暴发到

    纵欲身亡的全过程；

    从这个窗口，我们看到了西门庆家族的日常生活，妻妾的争风吃醋，帮闲的吃

    喝玩乐，看到了一幅市井社会的风俗画；

    换一个窗口，我们看到了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的当朝太师蔡京等市侩化了的官

    僚群的种种丑态；

    再换一个窗口，我们看到了……不，在所有的窗户外面，我们几乎都看到了潘金莲的身影。她是《金瓶梅》的特殊人物：一方面，她完全充当了作者的眼睛，迈动

    一双三寸金莲奔波于几个小天地之间，用她的观察、分析、体验，将其连接成一个

    真实的世界。她又是一个发展中的人物，开头她被西门庆占有，而后西门庆的生命

    终点又是她制造的。因此，潘金莲这个形象在一定意义上又比西门庆更显得突出。

    总之，《金瓶梅》的许多窗口是朝着这些“丑恶”敞开着，读者置身其中，各

    种污秽、卑鄙、残忍、悲剧、惨剧、闹剧，无不历历在目，尽收眼底。

    于是我从整体上把握了这样一部小说的内涵：《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辐辏、场

    景开阔、布局繁杂的巨幅写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明代社会的横断面和纵剖面。

    《金瓶梅》不像它以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以历史人物、传奇英雄为表

    现对象，而是以一个带有浓厚的市井色彩，从而同传统的官僚地主有别的恶霸豪绅

    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的罪恶史为主轴，借宋之名写明之实，直斥时事，真实地暴

    露了明代后期中上层社会的黑暗、腐朽和不可救药。作者笑笑生勇于把生活中的否

    定性人物作为主人公，直接把丑恶的事物细细剖析来给人看，展示出严肃而冷峻的

    真实。《金瓶梅》正是以这种敏锐的捕捉力及时地反映出明末现实生活中的新矛

    盾、新斗争，从而体现出小说新观念觉醒的征兆。

    笑笑生发展了传统的小说学。他把现实的丑引进了小说世界，从而引发了小说

    观念的又一次变革。

    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认识《金瓶梅》，还是这样讲《金瓶梅》。

    一、尚未破译的作者之谜

    《金瓶梅》在我国小说史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古代

    长篇小说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笑笑生孤愤写《金瓶》

    然而，关于《金瓶梅》的作者问题，从这部奇书横空出世，震惊文坛之时一直

    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尚未破译的谜。之所以较难破译，是这部小说设下了一道难

    题，即它有大量的性描写，而作者又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姓名。现知最早论及《金

    瓶梅》作者的是屠本畯，他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时写道：“相传嘉靖时，有人为

    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山林经济籍》)万

    历四十二年(1614)袁中道则说：“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

    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游

    居柿录》卷九)到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谢肇淛又说：“相传永陵(嘉靖)中，有金

    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

    西门庆也。”(《小草斋文集》卷廿四《金瓶梅跋》)但是他们都没有确切地说出小

    说作者的真实姓名，而且所用大多均为“相传”。《金瓶梅词话》刊刻面世后，论

    及它的作者的有两家影响最大：一是沈德符，他在万历四十七年至四十八年(1619—1620)时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万历野获编》卷廿

    五》)；二是晚出的欣欣子《新刻金瓶梅词话序》：“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

    梅》，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于是，从明末清初始，人们都以此两点为据，去

    探寻《金瓶梅》的作者之谜，提出了众多作者名单，如王世贞、徐渭、卢楠、薛应

    旂 、李卓吾、赵南星、李渔等。其中王世贞说最为盛行，直至20世纪30年代吴晗先

    生著文详论其不可靠，王世贞一说才发生了动摇。然而，有趣的是，最近(2008年4

    月5日)中央电视台科教台在《探索·发现》专题节目中推出了“谁是兰陵笑笑

    生？”讲述《金瓶梅》与王世贞的关系。论据之一仍是从李时珍请王世贞为其《本

    草纲目》书稿写序，而王世贞十年后才写就。关键是《本草纲目》中的“三七”是

    李时珍首次刊于自己的书稿中。人们现在看到的《金瓶梅》竟然提及“三七”这一

    味当时并不为人所熟知的云南生产的中药。于是，这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遐想的空

    间。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近年又有不少研究者，在验证前人诸说基础上，提出

    了不少新说，如李开先说、贾三近说、屠龙说、汤显祖说、冯梦龙说等等，形成了

    旧说犹存、新说迭起的热烈局面。迄今，提出《金瓶梅》作者的主名者已达五十三

    位之多。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想对《金瓶梅》作者的真实姓名作出确切的判断还为时

    过早。倒是《金瓶梅》本身大致向我们证明了它的作者的身份、阅历和学养。比如

    说，《金瓶梅》写了大量的人物，其中塑造得最出色的主要是市井人物，商人、伙

    计、荡妇、帮闲诸色人等，有许多都达到了传神的境界。而上层人物，如宰相、太

    尉、巡按、状元等大都写得比较单薄和平板，至于描写生活场面和事件，也是贩卖

    经营、妻妾斗气、帮闲凑趣等场景写得活灵活现，而对朝见皇帝、谒见宰相等礼仪

    显得生疏。因此，仅就人们的直观感觉来看，写作《金瓶梅》的人，固然有丰富的

    生活阅历，却不可能是身居高位的大官僚。如果再从全书中穿插的各种时令小曲、杂剧、传奇、宝卷及话本等材料看，作者对此十分熟稔，然而作品中作者自己写的

    诗词大多不合规范。因此他不大可能是正统诗文功底深厚的“大名士”。仅就小说

    本身加以观照，他很可能是一位沉沦的士子，或以帮闲谋生的下层文人，也说不定

    竟是一位“书会才人”。和这些说法很不同的是，有的研究者认为，《金瓶梅》是纯粹的文人小说，它

    不同于瓦舍勾栏的说书人，在大庭广众中讲述着一个古老的带传奇色彩的梦，而是

    由书斋窥视市井，窥视着说书人离之不算远，却难免有几分隔膜的人情世界，它的

    心态因而不是神往的，而是谐谑的或讽喻的；不是遵从公众的日常道德的，而是隐

    秘的和带点玄学味的。由这种特殊心态带来的新的叙事情调、角度，才推进了中国

    章回小说成规的转型。注3

    时至今日，关于究竟谁是《金瓶梅》的作者的争论仍然在继续，谁也没有拿出

    确凿的证据，证实这位“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

    在《金瓶梅》的作者破译过程中，在众说纷纭中，我的看法始终如一。在没有

    确凿的资料和证据面前，我宁肯把“兰陵笑笑生”这个明显的作者笔名就认作是一

    个永远的天才的象征，他无须还原某一个实在的某某人。事实上，中国通俗小说的

    作者之谜不仅仅是一部《金瓶梅》，甚至连妇孺皆知的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

    者，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现在也遭到了质疑，论文、专著一大摞，但我至

    今存疑。原因只有一个，中国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一直被认为邪宗，是小道，是街

    谈巷议，因此无论是作者个人有意地化名，或历朝历代的读者善意地把一部小说安

    在一位文化名人的名下，我想都是事实。所以与其捕风捉影，进行徒劳的考证，不

    如索性把中国的通俗小说家们的署名只当作一个文化符号，在不影响理解文本内

    容、意义和艺术成就的基础上，给予更宽容的处置。

    下面附带介绍一下《金瓶梅》的版本：

    《金瓶梅》的版本也较复杂。在这部小说刊本问世之前，社会上已有各种抄本

    在不同地区流传。据文献记载，当时拥有抄本的有徐阶、王世贞、刘承禧、王肯

    堂、王稚登、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丘志充、谢肇淛 、沈德符、文在兹等人。

    这些抄本都未能传世。《金瓶梅》初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但初刻本不传。现

    存世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一百回系初刻之翻印本。其正文前顺序列欣欣

    子《金瓶梅词话序》、廿公《跋》和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东吴弄珠客序

    署“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此后，约刻于崇祯年间(1628

    —1644)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一百回，有图一百零一幅，首东吴弄珠客序。

    此本据《金瓶梅》初刻本从回目到内容作了大量删削、增饰和修改工作。如删去了原书约三分之二的词曲韵文，砍去一些枝蔓，对原书明显的破绽之处作了修补，加

    工了一些文字。另外，结构上也作了调整，如《新刻金瓶梅词话》第一回是“景阳

    冈武松打虎”，此本改为“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此本传世有数种，首都图书馆藏

    有初刻本。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此本有题词半页，署“回道人题”。明末清初戏曲小

    说家李渔所著小说《十二楼》刻本有“回道人评”，《合锦回文传》传奇又有回道

    人题赞，故回道人或可能与李渔有关。有论者认为李渔即回道人，也就是本书的写

    定者和作评者。另外还有一部清初通行本，即《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一百

    回，也就是彭城张竹坡评本，本书初刻于康熙乙亥年(1695)，首有序，署“康熙岁

    次乙亥清明中浣秦中觉天者谢颐题于皋鹤堂”。正文前有《竹坡闲话》《金瓶梅寓

    意说》《苦孝说》《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冷热金针》等总评文字。正文内

    有眉批、旁批、行内夹批，每回前又有回评，均出自张竹坡之手。清乾隆以后出现

    了各种低劣的《金瓶梅》印本，且大多标榜“古本”“真本”，然而均系据“第一

    奇书”大删大改之本，完全失去《金瓶梅》原貌，可称为伪本。

    那么今天的读者应当看哪一种版本显得更为可靠呢？提出这个问题确实由于目

    前图书市场经常有鱼目混珠的现象。有些书商针对一些读者的猎奇心，采取多种营

    销手法，特别是用五花八门的包装来迷惑想真正阅读《金瓶梅》的读者，结果确有

    不少读者买了一些不伦不类的版本，在吃亏上当的同时主要是没有真正看到这部旷

    世奇书的真实面目。

    为此我想借此机会介绍几种经过研究者严肃整理标点的本子，供读者和听众参

    考：

    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戴鸿森校点《金瓶梅词话》。

    2.齐鲁书社1987年版王汝梅、李昭恂、李凤树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

    瓶梅》。

    3.岳麓书社1995年版白维国、卜键校注《金瓶梅词话校注》。

    4.人民文学出版社“世界文学名著文库”2000年版陶慕宁校注《金瓶梅词

    话》。为了更好地了解《金瓶梅》中的词语，可参考以下工具书：

    1.王利器主编《金瓶梅词典》。

    2.黄霖主编《金瓶梅大词典》。

    3.白维国《金瓶梅词典》。

    4.傅憎享《金瓶梅隐语揭秘》。

    二、颇有讲究的书名

    古今中外所有的作家对自己的著作的命名都是很讲究的，除了注意切合书的内

    容和体现自己的风格以外，对于通俗性和世俗化很强的小说著作，在商业性市场化

    的驱动下更是需要挖空心思去找寻吸引读者眼球的书名。比如一部小说有了一个好

    书名，可能对于它的成功出售就占有不可小觑的分量。中国古典小说的命名一般来

    说都注意和内容合榫，不会出大格的。《三国演义》就是写魏蜀吴，据地称雄；

    《水浒传》就是写山林草莽，梁山聚义；《西游记》就是写西天取经；《儒林外

    史》就是写知识分子的众生相。那么今天我们说《金瓶梅》的书名有没有讲究呢？

    就我视野所及，世情小说在书的命名上多多少少有了一些讲究。关于《金瓶

    梅》，鲁迅在他的讲演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就说：“因为这书中的潘金

    莲、李瓶儿、春梅，都是重要人物，所以书名就叫《金瓶梅》”。《金瓶梅》之所

    以得名，就是以书中三个女主角姓名中的一个字连缀而成。事实是，《金瓶梅》以

    后的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名字连缀成为书名还成了一种时尚，在世情小说和才子佳人

    小说中就有《玉娇梨》《平山冷燕》等等。

    有的研究者则是从文本意蕴上发现了书名的隐喻。认为“金瓶梅”就是美丽的

    金瓶中插着盛开的梅花。因为小说中曾多次写到金瓶和梅花。比如第十回、第三十

    一回描写西门庆设宴，桌上摆设均有“花插金瓶”；第六十七回写西门庆藏春阁书

    房摆设有“笔砚瓶梅”；第七十二回写西门庆书房里贴着一副对联：“瓶梅香笔砚，窗雪冷琴书”。由此可以看出，书名《金瓶梅》似确有喻意在。①

    又有的学者认为，《金瓶梅》的含义，如果从修辞学借代的意义去理解，《金

    瓶梅》就是指书中的三个主要女性；如果从修辞学象征的意义去领悟，就不仅指这

    三个女性了，它可以扩大到一切被男性玩弄的美艳的女性。研究者指证，作者反复

    慨叹的“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就是最好的说明。②

    我对目前的各种说法，采取的态度其实很简单，从外显层次上来看，书中的三

    女性是重要人物，书名就叫《金瓶梅》；而从深隐层次来看，特别是作者在全书中

    所体现出的情感倾向，它的象征意蕴似也不能忽视，也许它确实是一切被男性玩弄

    的美艳的女性的象征。

    从作者的署名到书的命名，严格意义上来说，在它流传过程中都会变成一种文

    化符号，它既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而不可随意更

    改；但与此同时，它也会成为这人、这书的一种标志，成为文学发展过程和出版印

    刷过程的证明，而成为大众所共有、共享，这对于中国的古典小说来说都是这样

    吧!

    ①、② 参见杨鸿儒:《细述金瓶梅》，东方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233页。金瓶梅品茗闲话

    三、永远打不完的笔墨官司

    一个国家的文学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又一部，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作家

    作品产生、流通与承继的过程，归根结底，可以说就是作品的出现史。然而有趣的

    是：作品的出现史也就是作品的争议史。因为每一部作品一旦成为社会精神产品并

    为社会所有以后，它就再由不得作者去掌控了。读者不妨思忖一下，中外文学发展

    史不断证明，不知有多少作品都在读者和研究者心中、书中、文章中不断地被争论

    着。而且越是名著，越是伟大的作品，对于它的争议就会越大。我想，这除了读者

    所处时代、所属阶层、认识水平、价值观、感情体验、审美力等等差异而造成仁智

    相异的诸多原因以外，其实，是不是还有一个更值得研究的现象，那就是文学文本

    本身体现的情感的复杂性、题旨的多层次性，以及尤为重要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

    学，所独有的特质造成的解读上的多元性和歧义性？于是，针对一部作品的争论就

    成了不可避免的事。眼下我们要研究的《金瓶梅》就可以看作是两极价值观的典

    型。

    《金瓶梅》还在钞本流传时，就有了一个淫书的恶谥，沈德符在《万历野获

    编》中说此等书“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

    哉!”《金瓶梅》一经刊刻问世，袁照就说“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味水轩

    日记》)。到了清代禁书之风日炽，认为是书“决当焚之”，预言谁印了它，谁就要

    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申涵光《荆园小语》就说：“世传作《水浒传》者三

    世哑。近时淫秽之书如《金瓶梅》等丧心败德，果报当不止此。”到了现当代，还

    是有人说它是“淫秽恶札”，而国外的汉学家，如美国著名学者夏志清在他的

    《〈金瓶梅〉新论》的长文中还是把它打入“三流”小说的行列，横挑鼻子，竖挑

    眼。当下也有学者运用新的文艺理论去观照《金瓶梅》，把对立于现实主义的“自

    然主义”又扣在这本小说的头上。

    与此完全相反，最早记载《金瓶梅》钞本的袁中郎，看了以后倍加赞赏，他说：“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他还将《金瓶梅》和《水

    浒传》与他称为“外典”的《庄子》《离骚》《史记》《汉书》等书相并列，同称

    之为“逸典”(《锦 集》卷四)。明谢肇淛和《金瓶梅》的序言作者欣欣子同样给予

    该书以很高的评价。

    到了清初，李渔把《金瓶梅词话》写定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并为之作评

    时，也明确表示“读此书而以为淫者、秽者，无目者也”。

    继李渔之后，清康熙年间的青年批评家张竹坡，第一次写下了《第一奇书非淫

    书论》，清末的文龙又进一步阐述，在观点上毫不含糊，《金瓶梅》绝不是淫书，是“淫者见之谓之淫，不淫者不谓之淫”。

    到了20世纪，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则把《金瓶梅》推之为“人情小说”的

    代表作，认为它对世情描写之真实和深刻，“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郑振铎著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长篇小说的进展”一章也明确表示：“在始终未尽超

    脱过古旧的中世纪传奇式的许多小说中，《金瓶梅》实是一部可诧异的伟大的写实

    小说”，还认为它的成就实在《水浒传》《西游记》之上，甚至是“中国小说发展

    的极峰”。

    是的，较为准确、客观地评价一部有影响的小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特别是

    一部在文学史上带有争议的作品更是如此。中国人喜欢用“盖棺论定”一词来论说

    历史人物，而事实上，历史人物往往并不就是可以“盖棺论定”的。历史人物的所

    作所为似乎已被定格，不会再有新的言行，后人本可以给予一份客观、中肯的评价

    了，但是随着历史文化的发展，新资料的发现，乃至政治的需要，历史人物虽

    已“盖棺”，但却难以“论定”。君不见多少似乎被“盖棺论定”的历史人物不是

    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重新评估吗？历史人物尚且如此，遑论一部小说的作者和一部用

    文字组成的语言文本了。

    在说《金瓶梅》这部小说的笔墨官司时，我想也不妨把自己摆进去，聊一聊我

    是怎样被搅进这场官司里面去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陆续写了一些有关《金瓶梅》

    的论著。在我的《说不尽的〈金瓶梅〉》中曾有一段话：“书中所写，无论生活，无论人心，都是昏暗一团”，“不是他无力发现美，也不是他缺乏传播美的胆识，而是他所生活的社会过分龌龊。所以他的笔触在于深刻地暴露那个不可救药的社会

    的罪恶和黑暗，预示当时业已腐朽的封建社会崩溃的前景。至于偶尔透露出一点一

    丝的理想的微光，也照亮不了这个没有美的世界”。这段话，至今我也没发现有什

    么错，但是却招来了一位学者的批评，并认为这种观点代表了对《金瓶梅》的一

    种“溢美倾向”!而论者的理由则是：“怎能把全书的‘昏暗一团’委过于作者所

    生活的社会背景‘过分龌龊’呢？《西游记》作者与《金瓶梅》的作者几乎生活在

    同一时代，为什么《西游记》又没那样‘昏暗一团’呢？就是吴敬梓、曹雪芹所生

    活的雍乾时代，其龌龊程度也不见得比《金瓶梅》最后写定者所生活的隆万时代逊

    色多少，《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也都极深刻地暴露了他们那个社会的过分‘龌

    龊’，但他们的书却绝不是‘昏暗一团’的。”这段批评文字写来十分蹊跷，也颇

    令人困惑。

    真理愈辩愈明。我们不妨试着把这个问题较为深一层次地探讨一下。众所周

    知，《西游记》和《金瓶梅》的作者，虽然“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是，一

    写神魔，一写世情；一个是把创作的兴趣放在虚拟的、非现实的情节上，一个是追

    求现实性、纪实性；一个是浪漫色彩极浓，一个则是写实精神极强。严格地说，完

    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小说，可比性不大，它们只是分别代表当时小说创作的“两大

    主潮”(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忽略吴承恩在他

    的小说中“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内容和特点。因为

    任何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小说家都不可能忘情于现实社会。在《西游记》的两类故

    事中，就有一类故事明显带有影射明代黑暗政治的内容，如特别耐人寻味地在取经

    路上直接安排了九个人间国度，明确地指出有些国家就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的”。吴承恩在这里只是撩起了幕布的一角，让人们看到所谓人间

    诸国到底是什么货色。它和小说中的那另一类属于涉笔成趣、信手拈来的讽刺小品

    很是不同。所以前者所写的故事就是作家生活时代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黑暗腐败

    现象的折射，它因超越了题材的时空意义而具有象征意蕴，让读者产生诸多的现实

    联想。这就是说，即使是神魔小说的《西游记》也没有忘情于对他生活的时代的暴

    露和讽刺乃至于无情的鞭挞。至于说到我对《金瓶梅》所提及的那段话，即“无论

    生活，无论人心，都是昏暗一团”，其实鲁迅先生早就有言在先，即所谓《金瓶

    梅》“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 爰发苦言，每极峻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看来，“昏暗一团”是明中叶以后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况，“昏

    暗一团”正是当时社会的产物，何来“溢美之词”呢？

    俗话说得好，一棵树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那么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也不会

    有两部完全相同的小说。因为相同的个性、相同的性灵、相同的审视生活的角度、相同的审美力是不可能存在的。

    至于对一位读者，一位研究者来说，首先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即我们无权也

    不可能干预一位古代作家对他生活的时代采取的是歌颂还是暴露的态度。事实是，歌颂其生活的时代，其作品未必伟大；暴露其生活的时代，其作品未必渺小。在我

    看来，《金瓶梅》的作者，这位“另类”的笑笑生先生似乎永远站不到阳光下，压

    抑他的是黑色的网络，于是他总是执拗地不愿写出人们已写出了那样众多的伪理想

    主义、伪乐观主义的“诗”，他不愧为小说界一条耿直的汉子，他没有流于唱赞歌

    的帮闲文人的行列。人们试想，彼时彼地，一个生而有才的人，只要写出了伪理想

    主义的“诗”，就意味着他加入了现实中丑的行列，那么《金瓶梅》就再也不属于

    这位笑笑生所有，而小说史和小说界也就会抹掉这位作家的光辉名字。

    总之，我看笑笑生建构的《金瓶梅》的艺术世界，是他对他所生活的现实和人

    心深深凝视的结果。而在这种深深的凝视里，我们的读者就会随着他的笔锋运转，每读一句，停顿一下，发现一点新意，领略一下生活，深思一下灵魂深处，于是，作为读者会蛮有兴味地一直读了下去，合起来感受一个艺术世界，一个有着作者自

    己发现的艺术世界!一个我们和作者一样发现的黑暗而丑恶的景象。

    四、无须共同理解 但求各有体验

    关于《金瓶梅》的价值尽管众说纷纭，但我们仍然执著地认为无论把它放在中

    国世情小说的纵坐标或世界范围同类题材小说的横坐标中去认识和观照，它都是一

    部辉煌的杰作。只是由于过去那旧有的狭窄而残破的阅读空间，才难以容纳它这样

    过于早熟而又逸出常规的小说精品。值得庆幸的是，近三十年来，随着学术气氛的整体活跃，和广大读者阅读空间

    的拓宽，《金瓶梅》的阅读和研究开始沿着复苏、建构、发展、品味的轨迹演进。

    而在研究方法上也由单一走向开放；课题也由狭窄走向宽阔；小说文本与审美也不

    断勾连整合，于是《金瓶梅》的研究才真正建构成一项专门的学问了，这就是现在

    人们泛称的“金学”。

    一位作家，一部作品，被读者和研究者提升到“学”的位置就标志着它已向纵

    深方向发展了。君不见，与《金瓶梅》同样享有盛誉的金庸的武侠小说，就被称之

    为“金学”。至于《红楼梦》早就被定格在小说阅读与研究的最高也是最显眼的位

    置——“红学”。“红学”的确立主要是研究学派的纷呈，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广大

    读者不同的阅读倾向和审美趣味。那么作为《金瓶梅》研究的深入的标志，即“金

    学”的建构，同样也是由纷呈的流派所决定，不能想象，已经成为了“显学”，还

    是一言堂、一种声音、一种观点？事实是它必定是五音杂陈，“众声喧哗”的。于

    是，我在这各唱各的调又有交叉的声音的基础上，做了一点爬梳的工作，归纳出几

    组有趣的论题。这些论题就像哲学上的那个“二律背反”似的，有了“正题”，就

    会引来“反题”，让你看了不能不感到想介入，有一种也想去参加这种有趣的讨论

    的冲动。请看：

    1.关于《金瓶梅》的思想倾向。

    (1)正题：《金瓶梅》具有反封建倾向，它通过一个典型豪绅恶霸家庭的兴衰描

    写，以批判的笔触，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罪恶与黑暗，并预示了当时业已

    腐朽的封建社会必然衰亡的前景。

    (2)反题：《金瓶梅》对理学没有正面的抨击，西门庆是经商发迹，潘金莲是妓

    女(？)出身，被作者当作肯定形象的吴月娘，则是封建思想灌注的典型，又何谈反

    封建倾向。它只不过表现了封建社会“世纪末”的淫荡，我们从《金瓶梅》中看到

    的是，这个“社会还是那么根深蒂固的生活着”注4。

    2.关于西门庆。

    (1)正题：西门庆是一个集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2)反题：西门庆是16世纪中国的新兴商人。

    3.小说对西门庆及其时代的基本评估。

    (1)正题：《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正是在朝向第一代商业资产阶级蜕变的

    父祖。如果中国的历史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向正常运转，他就将是两千年封建社会的

    掘墓人，他的暴发致富和纵欲身亡的历史，这是一出人生的悲剧。注5

    (2)反题：说《金瓶梅》具有反封建的倾向，反映了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那是

    把日薄西山的一抹晚霞当作东方欲晓的晨曦了。西门庆挣断了“天理”的缰索，同

    样也失落了人性，膨胀了的是动物性的原始情欲。

    4.关于小说中性的描写。

    (1)正题：《金瓶梅》关于性行为的描写恐怕不仅仅是封建统治者荒淫无耻的反

    映，而应当是与当时以李贽为代表的、把“好货好色”作为人类自然要求加以肯定

    的进步思潮有关。《金瓶梅》之写这些，虽然是一种历史局限，但其中却也包含暴

    露成分。

    (2)反题：作者以猥亵的笔墨作了赤裸裸的色情描写。这些描写对刻画人物、反

    映时代毫无必要，完全是为了迎合当时淫靡腐朽的社会风气和一些读者的低级趣

    味。应当指出，这些文字是格调卑下的，给小说蒙上了一层只能称之为淫秽的色

    调。注6

    5.关于创作方法。

    (1)正题：《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或曰，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巨著的

    《金瓶梅》还是带着一些非现实主义的成分。

    (2)反题：《金瓶梅》是一部自然主义作品。或曰，它更近似自然主义，正像

    《三国演义》之近似古典主义，《水浒》之近似现实主义，《西游记》之近似浪漫

    主义一样。……如果时间允许，当然可以继续列举下去。比如李瓶儿、春梅的性格前后是否统

    一，西门庆能否称得上是杂色的人，《金瓶梅》的结构是否凌乱等。

    应当承认，关于《金瓶梅》的这些“争议”，与《金瓶梅》本身的矛盾有着深

    刻的联系。从文艺思潮史看，16世纪末，笑笑生步入文坛，是时浪漫主义的小说出

    现了裂缝，古典主义有回潮之势，唯美主义打出了旗帜，现实主义尚在混乱之中。

    这是一个流派蜂起，方生方死的时代，既是新与旧更替的交接点，又是进与退汇合

    的旋涡。笑笑生正是站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上，瞻前顾后，继往开来，他是小说创

    作上的伊阿诺斯注7。他的文艺思想在时代思潮的冲突中形成，又反映了时代思潮的

    变化，有卓见，也有谬误，丰富复杂，充满矛盾，其中既有传统的观念，又蕴藏着

    创新的因素，既表现出继承性，又显露出独创性，成为后来许多新流派的一个有迹

    可寻的源头。事实是，《金瓶梅》的作者在艺术构思和艺术传达的过程中也有自相

    矛盾之处。而在一定意义上，阅读和研究中的“二律背反”不过是小说作者创作心

    理中及小说本身固有的矛盾的某种反映。正题反题，言各有据，对立的审美判断在

    深入剖析小说本身的矛盾过程中不难发现彼此之间的调和和统一的可能性。热闹的

    争论以后必将使人们对《金瓶梅》本身进行冷静、清醒的反思和总结。

    但是，如果把关于《金瓶梅》的“二律背反”完全归结为小说创作上的矛盾，恐怕也有点简单化。如果认为小说的阅读受着小说创作中的矛盾的左右，必然贬低

    当前小说理论意识的整体水平。事实上，关于《金瓶梅》的热议又是同《金瓶梅》

    的优点联系在一起的。这部小说一反中国古典小说长期停滞在逐奇猎异和神鬼怪诞

    的陈旧格套之中，它不把小说当作随意瞎编的非常之人的传奇，而是把笔触伸向了

    日常的普通的现实生活，并对封建社会的世态人情作了细致的和颇为生动的艺术描

    写。这就是说，由于《金瓶梅》更接近生活常态，更能直面生活的复杂性，因而有

    更强烈的生活实感，这在客观上使广大读者和研究者在评议时往往不像是面对小

    说，而像是面对生活。而面对生活那是会产生无穷系列的思辨争论的。小说的生活

    实感越强，读者产生多义理解的可能性也越大，小说研究和评论的天地也就越宽

    广。如果我们不去管什么正题反题也可以，我们索性把这种现象看作视阈和视角不

    同，可能这也是一种明智之举，这就是诗人早就指点、启示我们的方法：横看成岭

    侧成峰。这应当说是一种拓宽阅读和研究空间的最佳方式，也是学术宽容的姿态。其实，根据我五十多年从事文学史、戏曲、小说的教学和科研的经验和教训，我逐渐摸索到一条认知文学文本，特别是认知名著和经典文本的路径或曰一种理

    念，即我多次提出的：无须共同理解，但求各有体验。

    从第一个层面来看，像《金瓶梅》这样的“奇书”，企盼大家立即理解，那它

    就不是“奇书”。没有争议的名著，肯定不是具有创造性的。如果《金瓶梅》的价

    值不是对原有模式的背离，对传统意识的突破，对一般读者阅读习惯的挑战，只是

    指望众人理解，《金瓶梅》的原创性必然会大大降低，而平庸正在前面招手。事实

    只能是我们不能“共同”理解这部“奇书”，因为它创造了我们还不能全然理解而

    需逐步把握、诠释的内涵，这便是小说发展史和小说批评的进步。

    从第二个层面来看，一切读者，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对文学文本的理解

    都不是消极和被动的。读者在自己的头脑里有一套原存的“程序”。这套程序就是

    他自己的文化知识、思想意识、学识修养和道德观念的“数据库”。一个人凭借这

    个“程序”来理解他所看到的一切文本。所以，对于一个文学文本的解读肯定会因

    为读者头脑中的程序不同而各异。所以，当人们面对像《金瓶梅》《红楼梦》等鸿

    篇巨制时，每个读者眼中就更加仁智相异了，而且进一步有了“说不尽”和“一百

    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之说。

    用这种姿态来认识和解读《金瓶梅》，使我们在寻求这部小说的意蕴时，会是

    一种开放的、多种多样的心态。然而光有这种心态是远远不够的。我以为将心比

    心，以心会心或更能准确地把握一位作家的心路历程和一部作品的真髓。因为以心

    灵解读心灵是一种真切的体验，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因此我说心灵体验是解读

    经典名著的一把钥匙，当然也是打开奇书《金瓶梅》的一把有效的钥匙。

    以上我粗略地把《金瓶梅》的作者之谜、有讲究的书名、打不完的笔墨官司和

    解读这部“奇书”的方法等等做了简要的介绍和说明，意在为进入《金瓶梅》的艺

    术世界前做一些铺垫。其中关于《金瓶梅》是如何在聚讼纷纭和“恐惧”与“诱

    惑”中走过来的历史，以及如何阅读这部名著的方法所作的建议，都是为了更好地

    把握解读这部书的文化蕴含必做的一些准备工作。

    下面就让我们试着进入兰陵笑笑生给我们敞开的《金瓶梅》的艺术世界吧!五、走进《金瓶梅》的艺术世界

    当下，我们的青少年大多很熟悉中国古典小说中有“四大名著”，即《三国演

    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但却较少知道明代的“四大奇书”，至

    于对“四大奇书”中的《金瓶梅》大多只是只听其名，而不一定了解它的内容和价

    值。我想这也和历代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把它列入“诲淫”之类而加以禁毁

    有关，而其中的性描写又常为人们所诟病，青少年不宜过早阅读，这可能都是这部

    书难以走入更广大的读者群中间去的原因吧!

    其实，《金瓶梅》一经诞生就引起了当时文学界的关注，而且是“热议”的焦

    点。沈德符在他的《万历野获编》中一连串地用了“奇快”“惊喜”“骇怪”等惊

    人之语，在啧啧之声中已经给《金瓶梅》定了性：这是一部奇书。到了清顺治刊本

    的《续金瓶梅》卷首，有西湖钓叟的序言，明确地提出：“今天下小说如林，独推

    三大奇书，曰《水浒》《西游》《金瓶梅》”。这时李渔为他评点的《三国演义》

    作序，他把冯梦龙请出来，让这位通俗小说巨擘作证，李渔说：“尝闻吴郡冯子犹

    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

    赏称为近是。”《金瓶梅》此时已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奇书”的美誉。到了张竹坡

    评点《金瓶梅》，索性把这部略晚出的小说竟凌驾于它的前辈之上，公开称之

    为“第一奇书”。此后出版的满文本《金瓶梅》序中也坚持了这种说法：“如《三

    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金瓶梅》四种，固小说中之四大奇也，而《金瓶

    梅》于此为尤奇焉。”满文本序的话，也不是夸大其词，后来鲁迅先生就在他的

    《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把《金瓶梅》推向“奇书”的第一位，无疑有评论者的艺术发现和审美趣味在

    起作用。但是从宋元以来图书的商品化是不是也是一个原因呢？当时的“商业精

    英”们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们也发现了《金瓶梅》有绝对的卖点，于是他们完全可

    能借助文人们的交口称奇而大加炒作，因为他们都明白，这种炒作是可以换钱的。

    也许，这就是通俗小说的一种进步!？如果你承认了《金瓶梅》是一部奇书，而且又是和《水浒》《三国》和《西

    游》并列。那么，它奇在何处？显然，它的“奇”绝非传奇之“奇”了。《金瓶

    梅》不像它以前的《三国》《水浒》《西游》那样以历史人物、传奇英雄和神魔为

    表现对象，而是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其实，在《金瓶梅》以前已经

    有宋元话本小说中那些以家庭生活为描写中心了。所以《金瓶梅》之所以被称之

    为“奇”书，乃是奇特、另类、不同凡响等意思，真正给《金瓶梅》这部奇书作学

    术性的科学定位的，还是鲁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中把它列入“明

    之人情小说”，推崇它是“世情书”之最，鲁迅明确地说：

    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好了，通常所说的“奇书”是重在出奇，而“世情书”则重在写实，我们读者

    时而称《金瓶梅》是“世情书”，时而又把它看作“奇书”，似乎这是一个小小的

    悖论，其实，奇书和世情书是个加法，现在被学界所认同的就是如下的称谓“世情

    奇书”。

    有趣的是，《金瓶梅》这部世情奇书的故事又是从英雄传奇《水浒传》中西门

    庆与潘金莲私通的情节枝生出来的。“金学”家中就有人曾提出，从《金瓶梅》的

    成就创作水平来看，兰陵笑笑生完全具备独立构思这样一部小说的能力。可是，作

    者为什么偏偏要从《水浒传》借鉴这则情节呢？

    北京大学刘勇强教授在他的力作《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中对此有一段很有学

    术见地的意见：

    潘金莲、西门庆的故事提供了既为读者熟悉、涉及的社会背景又广泛的情节基

    础，这是《金瓶梅》的作者取材于此的重要原因。因为读者熟悉、顺势发挥即可赢

    得社会大众的认可，这对小说从世代累积型向文人独创的过渡非常重要；因为涉及

    的社会背景广泛，又便于作者的加工、改造。注8

    我是很同意刘勇强教授的意见的。兰陵笑笑生把武松杀嫂的一段情节作为引

    子，而书中实际的丰富的精彩的内容并不和《水浒传》相干。这可以从《金瓶梅》

    叙述的故事看得非常清晰：小说开头写西门庆、潘金莲皆未被武松杀死，潘金莲小经曲折就嫁给西门庆为

    妾，由此转入小说的主体部分。故事情节大致是讲：

    武都头误打李外传

    山东省清河县破落户财主西门庆原是个开生药铺的，他不读书，只是“终日闲

    游浪荡”，又在县前管些公事，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他三分。而一些帮闲

    如应伯爵、常时节、谢希大等人，趋炎附势、推波助澜，并结为十兄弟。一日，西

    门庆在街上偶遇金莲，很快即勾搭成奸，并合伙鸩杀了潘金莲的丈夫武大郎。武松

    出差回来，要为兄长报仇，却误杀了李外传，被发配孟州。几经周折，西门庆将潘

    金莲纳为妾，称“五娘”。接着又奸骗了十兄弟之一花子虚妻子李瓶儿，将花子虚

    活活气死。西门庆顺水推舟又娶了李瓶儿，人称“六娘”。与此同时，西门庆的亲

    家被抄家，女婿陈经济带来了许多箱笼，再加上李瓶儿所带来的大宗家财，数笔横

    财，使西门庆迅速发迹。于是他贿赂当朝太师蔡京，竟被提拔为山东提刑所理刑副

    千户。后又借蔡京生日，他亲自带了二十担厚礼入京拜寿，做了蔡京的干儿子，就

    此升为正千户提刑官。前后脚，李瓶儿又生了儿子。生子加官，西门家族真是百事

    亨通，气焰万丈。而西门庆更是放开手脚，贪赃枉法，霸占他人妻女，无恶不作。

    而在自己的家中，妻妾争宠，矛盾层出不穷。金莲因嫉生恨，设计惊吓了官哥，终

    《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辐辏、场景开阔、布局繁杂的巨幅写真。腕底春秋，展

    曾经在引子中是这样概括《金瓶梅》的现实性的：

    露、反映明代的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的时代特征。为此我

    说史略》中谈及《金瓶梅》的题旨时已说得很明白，它是借宋朝发生的故事来暴

    时期的故事了。其实作者采用的是“借古讽今”的常用手法。鲁迅先生在《中国小

    关于《金瓶梅》这段社会背景的说明，很容易使人以为这部小说就是反映宋朝

    穷盗起，天下骚然。

    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

    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

    看官听说，那时宋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

    徽宗朝政黑暗腐败的话：

    人们已感到了这部小说是不是写的真是宋代的故事？小说第三十回，有一段概括宋

    上面提到了《金瓶梅》借《水浒传》武松杀嫂的故事作为引子展开情节，这使

    (一)堕落时代的一面镜子

    人性的苍凉。人，无论是谁，都是在轰轰烈烈以后，复归苍凉。

    是写人生，他又不是写人生的悲喜，而是写人性被扭曲后的苍凉。笑笑生是在体味

    笑笑生写出了一部罪恶史，一部家庭的毁灭史。然而，他又不是在写历史，而

    和西门庆的发迹史、罪恶史和败亡史。

    让其出家，法名明悟，以赎前愆而乞得超生。总之，整部小说可以说就是西门家族

    奔济南，路上遇到普净和尚，经其点破迷津，知孝哥乃是西门庆托生，吴月娘终于

    乱。陈经济后来也被人杀死。此时天下大乱，金兵南下，吴月娘带着遗腹子孝哥欲

    死。春梅被卖给周守备为妾，十分得宠，生子以后又册为夫人，仍与陈经济等人淫

    被吴月娘发现，于是被“斥卖”。潘金莲在王婆家待嫁时，被遇赦回来的武松杀

    儿、孙雪娥、孟玉楼等逃的逃、嫁的嫁，而潘金莲与春梅又与女婿陈经济通奸，后

    媚，致使西门庆过量服用春药，最终纵欲暴亡。树倒猢狲散，众妾风云流散，李娇

    使一个小生命在争风吃醋中作了牺牲品，而李瓶儿也抑郁而死。潘金莲则加倍献

    尉!真是妙不可言。

    庆的伙计吴典恩、奴仆来保也为此沾了光，竟被分别安置为清河县驿丞和郡王府校

    升他为掌刑正千户。这是一出典型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丑剧。这还不说，西门

    使西门庆一下子从一介乡民跻身于“官”列。后来蔡京又认西门庆为干儿子，并提

    即拿了朝廷钦赐的几张空名诰身札付，安排西门庆在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来。现在我们来看小说的具体叙述：蔡京因为其生日时西门庆送来大量礼物，便随

    线，把出现在《金瓶梅》中那些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全部串联起

    忠良，鱼肉人民，欺压良善，无恶不作。仅仅一个当朝宰相蔡京就像一根无形的黑

    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把持朝政，狼狈为奸，卖官鬻爵，残害

    前面我曾引用小说第三十回一段富有概括性的话：“那时……天下失政，奸臣当

    《金瓶梅》真实地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

    别是武宗的荒淫、世宗的昏聩、神宗的怠荒，使朝政完全陷入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朝急遽地走向衰落，世风浇漓的时期。社会矛盾的激化，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特

    是正德以后到万历中期，特别是嘉靖年间的社会现实状态。这一时期，也正是明王

    《金瓶梅》产生于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而小说集中反映的社会生活则

    了解。

    代和创作构思的成因，又不能不对明代中晚期的社会、思想、文化、文人心态有所

    当然这是一个总的概括，如果我们想从《金瓶梅》这面镜子透视作者生活的时

    征兆。

    力及时地反映出明末现实生活中的新矛盾、新斗争，从而体现出小说新观念觉醒的

    细细剖析来给人看，展示出严肃而冷峻的真实。《金瓶梅》正是以这种敏锐的捕捉

    不可救药。作者笑笑生勇于把生活中的否定性人物作为主人公，直接把丑恶的事物

    之名写明之实，直斥时事，真实地暴露了明代后期中上层社会的黑暗、腐朽和它的

    而同传统的官僚地主有别的恶霸豪绅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的罪恶史为主轴，借宋

    传》那样以历史人物、传奇英雄为表现对象，而是以一个带有浓厚的市井色彩，从

    示出明代社会的横断面和纵剖面。《金瓶梅》不像它以前的《三国演义》《水浒

    至”。小说在写到内府匠作何太监，因内工完毕，被皇上恩典，将侄男何永寿升授

    的童太尉，他不仅自己被“加封王爵”而且“子孙皆服蟒腰玉”，真是“何所不

    风，以山东的巡按、巡抚为首的一省高官全都围着他“颠倒奉行”。至于太监出身

    讲。”小说还写了一个叫黄太尉的钦差大臣，在他路经山东时，可称之为八面威

    “二位老太监齿德俱尊。常言三岁内宦，居于王公之上，这个自然首位，何消泛

    勾结，在当地声势煊赫，宴会时座次都在地方军政长官之上。用周守备的话说：

    清河就有一个专管皇庄的薛太监，他和专管砖厂的刘太监狼狈为奸，与西门庆互相

    写，小说中第三十一回、六十四回、六十五回和七十回都有不同程度的叙述。比如

    《金瓶梅》中关于宦官的气焰冲天和他们的丑行、阴毒、贪婪就有很细致的描

    专权乃是明代黑暗腐朽政治的一大特色。

    保，直到熹宗时的魏忠贤，都是有明一代臭名昭著的窃权误国的太监。可以说宦官

    监为内应；英宗时的王振、曹吉祥等，宪宗时的汪直，武宗时的刘瑾，神宗时的冯

    明代政治的黑暗和腐败还突出地表现在宦官的专权。成祖在其夺权时曾得到内

    只是作者是用形象、用情节、用文学语言，生动鲜明地表现出来罢了。

    切地感到兰陵笑笑生对他生活时代的腐败是如此深刻地了解和准确地把握，不同的

    凡文武升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这就使我们在读《金瓶梅》时深

    载：在严嵩专权二十一年期间，“俨然以丞相自居……百官请命奔走，直房如市……

    把小说描绘的情节拉回来和当时嘉靖朝一经对照就非常有趣了。据《明史》记

    西门庆迎请蔡御史金吾卫左所副千户，分在山东提刑所与西门庆成为同僚。由此可以看出明代这架封

    建的国家机器，从上到下，唯有权势、人情、金钱成了它运转的润滑剂。比如山东

    巡按宋乔年，因任职期间常受西门庆的接济，差满时举劾地方官员，要西门庆推荐

    人，西门庆乘机立即推举了送过他二百两银子的荆都监和自己的妻兄吴镗。而宋巡

    按立即上本竟称荆都监“才犹练达，冠武科而称儒将”，说西门庆这位大舅子

    是“一方之保障”“国家之屏藩”!人们看了这样的文字，大致可以清楚了明代的

    吏制已经腐败到什么地步了。

    通常说，晚明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处于这一时代的剥削者，除了依

    靠商业投机和放高利贷而大发横财以外，也会千方百计地剥削农民。这时传统的实

    物地租减少了，货币地租却在逐渐发展。《金瓶梅》虽然没有正面地描写这个时代

    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但它在描绘丰富的市民生活时却也涉及这个方面的问题。比如

    小说第三十回写到西门庆家坟地隔壁赵寡妇家，庄子连地要卖，价钱三百两银子，但西门庆只给他二百五十两银子，就强买了；到了第三十五回又说到没落贵族向皇

    亲家“向五被人告争土地，告在屯田兵备道打官司”一事。这些虽然在小说中只是

    一笔带过，不过还是把权豪势要“逼取民田”勾画了一幅清晰的面影。

    在“堕落时代的一面镜子”的小标题下，我们要着重谈的倒是明代这一特殊历

    史时限下，为什么政治的腐朽现象竟推演成为一种文化思潮。

    《金瓶梅》所着重写的是明世宗嘉靖以降的社会现实。而这一时期的重要性恰

    恰是明代文化思潮变易和转捩的前奏。明世宗在位长达四十五年，这个沉迷于方术

    的皇帝，即在四十五年的统治中有三十年是在斋醮中度过的。斋醮的目的就是为了

    求长生不老。当时的佞臣朱隆禧、盛端明、顾可学等纷纷以进“药”而获得世宗的

    宠幸。其实所谓的“药”也就是俗称的房中秘方。它与其说可以使使用者求得“长

    生”，不如说只是专供“秘戏”，以满足皇帝的荒淫的欲望。可怕的是，房中术居

    然成了权力交换的一种公开的手段。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个小庶僚谭纶因为向内阁首

    揆张居正献了房中秘方，竟然擢升为兵部大员，就连抗倭名将戚继光也从各地搜罗

    秘方献给张居正，以求其欢心。

    而更可怕的是，在这种氛围中的士大夫文人对于纵欲主义的认同。当下，研究

    晚明文化思想的学者就深刻地看到，纵欲主义是如何成了明代文人精神异化的最好的温床了。这些文人就是在这样的欲望的狂欢中竟然感到了堕落的快意!

    《金瓶梅》固然不是专写士大夫文人的纵欲主义，而是写市民阶层及其世俗的

    享乐生活，然而正如鲁迅所说，“当时，实亦时尚”。于是有的学者就发现《金瓶

    梅》实在是明代文人的“写心”之作。事实证明，《金瓶梅》横空出世，士大夫文

    人争相求索《金瓶梅》，以求一睹为快。这是一个太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了。

    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的颓废竟然如此交缠在一起。一方面人们追求物质生活，而且中

    上层有了财富，但物质生活和消费社会却没有使人们的精神升华。相反，精神财

    富、精神底蕴、精神土壤却处于一个日渐贫瘠化的状态。

    《金瓶梅》通过西门庆疯狂的性生活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堕落时代的不

    可救药。我很难同意一种意见，即认为兰陵笑笑生对于纵欲主义采取了“欣赏”态

    度。作者在小说中津津乐道，“仿佛要读者和他一起欣赏”!关于这些露骨的性描

    写，确实有粗鄙和庸俗的表现形态，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零星地看，《金瓶

    梅》何尝没揭示出这样一种人性弱点的事实呢，即：纵欲主义，毕竟是短暂的，欲

    望的满足并不能带来生命的满足，反而要以生命的毁灭作为代价。于是有的研究者

    明快地说：《金瓶梅》是一部警世之作。陕西师大文学院王志武先生在《光明日

    报》上撰文即论述了《金瓶梅》在写法上的先扬后抑，先写性自由的快感，后写性

    自由的后果。快感到了极致，后果才会震撼人心，贪欲必自毙。理解了这一点也就

    不会埋怨作者对性关系的细腻描写了。王先生的意见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金瓶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而他对古老的社会作了一次最深刻的描

    写，就像在历史的新时代将要到来之前，给旧时代作了一个总的判决一样。他诅咒

    了那些黑暗腐朽的事物，在他的心底必定有一个美的梦想。

    为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金瓶梅》不能算时代的奇闻，而是时代的缩影。

    (二)市民社会的风俗画

    兰陵笑笑生是我国小说史上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是中国市民阶层最重要的表

    现者和批判者。他所创造的“金瓶梅世界”，经由对自己的独特对象——市民社会

    的生动描绘，展现了一个几乎包罗市民阶层生活各个重要方面的艺术天地，显示出他对这一阶层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从而使诸如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社会

    的、历史的、心理的、生理的、婚姻的、民俗的、艺术的知识等等，都在“金瓶梅

    世界”中得到鲜明的显现，可以把它称之为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应当承认，在中

    国小说史上，特别是明代说部中，笑笑生提供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的丰富性和生动

    性，几乎在当时文坛上还找不到另一位作家与之匹敌。

    在中国，作为一种文类的小说艺术，如果和欧洲文学史上的小说相比，则是早

    产儿。在欧洲文学史上，14世纪的卜伽丘的《十日谈》是划时代之作，开始了小说

    的新纪元；而同样作为市民文艺式样的“宋元话本”，则早于《十日谈》两个半世

    纪。事实是，自从平凡而富有生气的市民进入小说界，小说王国的版图便从根本上

    改观了，恰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使世界地图必须重新绘制一样。作为市民文艺的

    宋元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承前启后，独树一帜，自成一个新阶段。

    历史进入明代，我国小说已蔚为大国。《三国演义》《水浒传》标志着一种时

    代风尚，其刚性的雄风给人以力的感召。明代中后期，小说又有了新的发展，神魔

    小说《西游记》俏比幽托，揶揄百态，折射出当时社会上的种种弊端和丑恶现实。

    世情小说《金瓶梅》则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市民社会的风俗画。

    在社会中，人是活动的中心，而描写了人，也就是描写了社会。世情小说最大

    的特点就是写常人俗事，而《金瓶梅》并不是以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作为自己创作

    的主要对象，在作者的笔下，他的全部兴趣，他最熟悉的人物和创作对象恰恰是市

    民社会的凡夫俗子。我们不妨把前人对这部小说所写人物进行的简评做一点梳理，让大家看看《金瓶梅》是如何展现这幅市井风俗画的：

    1.《金瓶梅》东吴弄珠客序，说：借西门庆以描写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写世

    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

    2.《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者指出小说一号主人公西门庆乃是“市井暴发

    户”。提到西门庆的举止行为和语言谈吐都不脱“本来市井面目”(参见第十六回

    评、五十五回评)。

    3.夏曾佑在《小说原理》中指出：《金瓶梅》乃是一部“立意”写小人的作品。

    4.曼殊在《小说丛话》中说《金瓶梅》是一部“描写下等妇人社会之书”。

    5.狄平子在《小说丛话》中说：《金瓶梅》由于写了“当时小人女子之惨状，人心思想之程度”才获得“真正一社会小说”。……

    根据我的授业恩师朱一玄先生编著的《金瓶梅资料汇编》的《金瓶梅词话人物

    表》的统计可能更有说服力地证明《金瓶梅》建构的乃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市民王

    国。

    朱一玄先生指出：“《金瓶梅词话》中人物的数目，尚无人作过精确的统计，本人物表列男553人，女247人，共800人。”这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果我们进

    一步根据朱师的指引，可以了解到“西门庆一家人物关系”“西门庆奴仆”“西门

    庆商业伙计”“城乡居民”包括医生、裁缝、接生婆、媒婆、优伶娼妓、和尚、尼

    姑、道士等。是他们构成了小说的主体，而上至皇帝下至文武官吏往往是穿插性、过渡性和背景性的人物，他们全然没有成为小说的主体部分。关于这些，读者不妨

    翻阅一下朱一玄先生的《金瓶梅资料汇编》，他将引领我们更顺利地进入这个市民

    王国。

    是的，从《金瓶梅》描写对象来看，不仅仅在于写了哪一阶层的人，而且还要

    看他写了哪些事。

    我们说《金瓶梅》堪称中国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就在于这部小说的作

    者极其关注世风民俗。在这一百回的大书中，在刻画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时，小说

    家们常常怀着浓厚的兴趣挥笔泼墨描写出一幅幅绚烂多彩的风俗画面，成为刻画人

    物、表现题旨的文化背景。人世间众多的民风世俗举凡礼节习俗、宗教习俗、生活

    习惯、山野习俗、江湖习俗、市场习俗、匪盗习俗、城市习俗、乡间习俗、娱乐场

    所习俗、行会习俗、口语习俗、文艺习俗，乃至军事习俗、格斗习俗等等，几乎都

    可以从这部小说中找到，它为我们积淀着生动形象、丰富多彩的风情习俗大观。我们在这里不妨举一些零星例证，让我们感受一些当时市民社会的风习。

    逢佳节元宵赏灯

    在第十五回中，写正月十五元宵节，李瓶儿邀请吴月娘等人去她楼上看灯市，街上几十架灯架，挂着千奇百异的灯。此外，正月十五还有“走百病”的民俗。小

    说第四十四回也写吴大妗子说吴月娘从她们那里晚夕回家走百病。二十四回还捎带

    写出陈经济走百病儿，和金莲众妇人调笑了一路。

    第十三回书写了重阳节，花子虚请西门庆赏菊，“传花击鼓，欢乐饮酒”。这

    当然和孟浩然“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不同。西门庆和花子虚等人只是附庸风

    雅而已。这件事和薛太监请西门庆“看春”一样，都是表面装风雅。花子虚的可悲

    也正在这里，他只知道游乐娼家，哪里知道西门庆早已瞄上他的妻子。所以《金瓶

    梅》的写节日，也正是用以映衬出人物的面貌，有时是对人物的调侃，有时则是对

    人物的揭露和抨击。

    从小说描写中还可以看到山西潞州，浙江杭州、湖州以及四川等地，由于纺织

    业发达，使得这些地区显得十分富足。其中像浙绸、湖绸、湖锦、杭州绉纱及绢、松江阔机尖素白绫、苏绢等，均系当时名产品，故必冠以地名。《金瓶梅》中西门

    庆为行贿，借蔡太师生辰“尺头”，必派来旺专程到杭州织造，就可以想见一斑

    了。

    《金瓶梅》以山东清河、临清一带作为故事背景，小说第九十二回写道：

    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

    小说家言不免夸张，但绝非毫无根据。人们知道，临清位于大运河畔，是北方

    重要的水陆码头。周围各县的商人都在这里转站，远方商人更是在这里长期驻足。

    小说就写了陈经济在这里开过大酒店，楼上楼下，有百十间阁儿，每日少说也能卖

    上三五十两银子。刘二的酒店也有百十间房子，兼营妓馆，“处处舞裙歌妓，层层

    急管繁弦，说不尽肴如山积、酒若流波”，每天接待过往商人，花天酒地。其繁华

    绮靡的景象可以依稀想见。

    西门庆大闹丽春院

    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有《金瓶梅》为我们展示的妓女世界，据研究者的统计，在

    小说中有姓名居处可稽的妓女便有三十九人之多。《金瓶梅》研究专家陶慕宁教授

    在他的《金瓶梅中的青楼与妓女》一书中翔实地解剖了这个妓女世界，他指出：

    《金瓶梅》中涉及的妓女不外三种类型。第一种为丽春院系统的上等青楼，他们身

    以锦绣，口餍肥甘，享受贵族化生活；第二种类型为下等妓院，她们比不得丽春院

    中名妓的待价而沽，她们是妓女世界中的底层人物；第三种类型就是私窠子了。这

    种暗娼的大量出现，正是当时社会衰朽的一个小小的旁证。

    陶慕宁教授还生动地指出：

    一幕幕笙歌纵饮的侈靡场景，一缕缕目挑心招的冶荡风情，一个个流波送盼的

    色中“尤物”，一桩桩谋财陷人的阴谋交易，绘成了一幅明代社会后期青楼生活的

    长篇画卷。通过以上的简单介绍，再联系“金瓶梅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也许这里未必

    能够得到多少可以考证的历史事实，但是，《金瓶梅》所展示的五光十色的社会图

    景和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却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一

    般历史著作和经济著作不能代替的作用，特别是具有被许多历史学家所忘记写的民

    族文化的风俗史的作用。

    总之，兰陵笑笑生不是一个普通艺匠，而是一位心底有生活的独具只眼的大小

    说家。他真的没有把他的小说仅仅视为雨窗寂寞、长夜无聊的消闲解闷之作。他的

    小说是出于市民的思想意识和市民的视角。这从一个方面来说，他展示的市民社会

    的风俗画正是市民日益强大并在小说领域寻求表现的反映。

    (三)独一无二地对“丑”的审视

    这里不得不借用一点美学理论谈一下《金瓶梅》艺术世界的特色。

    现代西方有一门很流行的“审丑学”，我们中国的学术界和文学界还未能独立

    地建构类似的“审丑学”。

    但是中国却在16世纪就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建构了具有中国民族审美特色的审丑

    学了。令我们惊诧的是晚出于兰陵笑笑生三百年的伟大的法国雕塑家罗丹也是在创

    作实践中才自觉地感悟到：

    在艺术里人们必须克服某一点。人须有勇气，丑的也须创造，因没有这一勇

    气，人们仍然停留在墙的一边。只有少数越过墙，到另一边去。注9

    罗丹的艺术勇气，从理论到实践破除了古希腊那条“不准表现丑”的清规戒

    律，所以他的艺术创造才发生了质变，并使他成为雕塑艺术大师。

    而兰陵笑笑生则用他的如椽巨笔推倒了那堵人为地垒在美丑之间的墙壁，才大

    大开拓了自己的视野。他从他生活的时代出发，开掘出现实中全部的丑。试想在这

    个人欲横流的世界，在这个混浊的世界里，作家置身于这样的氛围里，他无时无刻

    不感到抑郁，感到悲怆，甚至感到绝望，因为他的心灵体验就是看不到一点点光明，乃至无法辨清太阳升起的方向。我们无须谴责作家缺乏理想，缺乏诗意，而是

    要考虑这是一个荒诞的世界，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充分显示了世纪末的一切征

    兆。为此笑笑生只能通过对丑的无情暴露，让丑自我呈现，自我否定，从而使人们

    在心理上获得一种升华，一种对美的渴望。

    笑笑生敏锐的审丑力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艺术

    倾向已经不是一元的、单向度的、唯美的，而是美丑并举、善恶相对、哀乐共生

    的，那么《金瓶梅》的作者，则在小说观上又有了一次巨大发现，即“丑”的主体

    意识越来越强，它清楚地表明，自己并非是美的一种陪衬，因而同样可以独立地吸

    引艺术的注意力。在《金瓶梅》的艺术世界里，没有理想的闪光，没有美的存在，更没有一切美文学中的和谐和诗意。它让人看到的是一个丑的世界，一个人欲横流

    的世界，一个令人绝望的世界。它集中写黑暗，这在古今中外也是独具风姿的。其

    实照我的一位朋友来信说的，《金瓶梅》的主色调是黑色的，然而黑得美，黑得

    好，黑得深刻，在中国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黑色小说”。总之，在《金瓶梅》

    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虚幻的理想美，更没有通常小说中的美丑对照。因为作者没

    有用假定的美来反衬现实的丑。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也是小说创作在传统基础上

    升腾到一个新的美学层次。因为所谓哲学思考的关键，就在于寻找一个独特的视角

    去看人生、看世界、看艺术，这个视角越独特，那么它的艺术越富有属于他个人

    的、别人难以重复的特质。笑笑生发现了“这一个”世界，而又对这一世界做了一

    次独一无二的巡礼和展现。

    笑笑生所创造的《金瓶梅》的艺术世界之所以经常为人所误解，就在于他违背

    了大多数人的一种不成文的审美心理定势，违背了人们眼中看惯了的艺术世界，违

    背了常人的美学信念。而我们认为笑笑生之所以伟大，也正在于他没有以通用的目

    光、通用的感觉去感知生活。

    触碰丑恶，写小说有两种方法，一是选取典型事件，不留情面，不留死角，不

    加忌讳地表现，让人看得心惊肉跳，五内俱焚，悲愤交加，这是批判现实主义。另

    一种是暴露丑恶的同时，不忘人类的爱心，让人物在黑暗中闪现人性的光辉，这是

    煽情主义的方法。

    《金瓶梅》的艺术世界之所以别具一格，还在于笑笑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不同一般的审视生活和反思生活以及呈现生活的视点与叙事方式。对于明代社会，他戴

    上了看待世间一切事物的丑的滤色镜。有了这种满眼皆丑的目光，他怎能不把整个

    人生及生存环境看得如此阴森、畸形、血腥、混乱、嘈杂、变态、肮脏、扭曲、怪

    诞和无聊呢？因为对于一个失去价值支点而越来越趋于解体的文明系统来说，这

    种“疯狂”的描写，完全是正常的。然而，《金瓶梅》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塑

    造毕竟是极具时代特征而又真实可信的。对于这一点，至今尚无人提出疑义。

    兰陵笑笑生创作构思的基点是暴露，无情的暴露。他取材无所剿袭依傍，书中

    所写，无论生活，无论人心，都是昏暗一团，至于偶尔透露出一点一丝的理想的微

    光，也照亮不了这个没有美的世界。社会、人生、心理、道德的病态，都逃不出作

    者那犀利敏锐的目光。在那支魔杖似的笔下，长卷般地展出了活灵活现的人物画

    像。它以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西门庆的罪恶家庭为中心，上联朝廷、官

    府，下结盐监税吏、大户豪绅、地痞流氓。于是在长幅中使人看到的是济济跄跄的

    各色人物，他们或被剥掉了高贵的华衮，或抉剔出他们骨髓中堕落、空虚和糜烂。

    皮里阳秋，都包藏着可恨、可鄙、可耻的内核。《金瓶梅》正是以这种敏锐的捕捉

    和及时地反映出明末现实生活中的新矛盾、新斗争而体现出小说新观念觉醒的征

    兆，或者说它是以小说的新观念冲击传统的小说观念。正因为如此，对于它的评价

    也不是一个任何现成美学公式足以解释的。

    按照一般的美学信念，艺术应当发现美和传播美。《金瓶梅》的作者，在我看

    来，不是他无力发现美，也不是他缺乏传播美的胆识，而是这个世界没有美。所以

    他的笔触在于深刻地暴露这个不可救药的社会的罪恶和黑暗，预示了当时业已腐朽

    的封建社会崩溃的前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得非常深刻：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

    幽伏而含讥，或一时而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

    以上之。

    又说：

    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

    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鲁迅的这些论断是符合小说史实际的，也是对《金瓶梅》的科学的评价。

    我们必须抛弃一切成见。《金瓶梅》是中国章回小说中的精品。它虽然属

    于“另类”“异类”，但是，《金瓶梅》是小说艺术，而艺术创作又是人的一种精

    神活动，所以它需要也追求人性中的真善美。复杂的只是因为世界艺术史中不断揭

    示这样的事实，即：描绘美的事物的艺术未必都是美的，而描绘丑的事物的艺术却

    也可能是美的。这是文艺美学中经常要碰到的事实。因此，不言自明，生活和自然

    中的丑的事物是可以进入文艺领域的。

    问题的真正复杂还在于，当丑进入文艺领域时，如何使它变成美，变成最准确

    意义上的艺术美。《金瓶梅》几乎描绘的都是丑。正如德国的伟大美学家、诗人席

    勒在他的《强盗》的序言中所说：

    正因为罪恶的对照，美德才愈加明显。所以，谁要是抱着摧毁罪恶的目的……那

    么，就必须把罪恶的一切丑态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出来，并且把罪恶的巨大形象展

    示在人类的眼前。

    试看，《金瓶梅》展示的西门庆家族中那些人面兽类：西门庆、潘金莲、陈经

    济以及帮闲应伯爵之辈，丑态百出，令人作呕。但是，正如上面所说，《金瓶梅》

    毕竟是艺术。它在描绘丑时，不是为丑而丑，更不是像一些论者所说《金瓶梅》作

    者是以丑为美。不!他是从美的观念、美的情感、美的理想上来评价丑，否定丑。

    《金瓶梅》表现了对丑的否定，又间接肯定了美，描绘了丑，却创造了艺术美。这

    样，人们就很容易提出一个问题：即《金瓶梅》是怎样来打开人们的心扉，使之领

    悟到自己所处的环境呢？回答是：否定这个时代，否定这个社会。兰陵笑笑生对他

    笔下所有主人公们都是以其毁灭告终的。他把他的人物置于彻底失败、毁灭的境

    地，这是这个可诅咒的社会的罪恶象征。因为一连串个人的毁灭的总和就是这个社

    会的毁灭。读者透过人物看见了作者的思想。笑笑生就是以他那新颖独特的文笔，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真面目。崭新的文笔和崭新的作品思想相结合，这就是《金瓶

    梅》!这就是作为艺术品的《金瓶梅》!这就是笑笑生以一位洞察社会的作家的胆

    识向小说旧观念的第一次有力的挑战。

    伟大的艺术家罗丹还曾说：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或作家，取得了这个“丑”或那个“丑”，能当时使它变形……只要用魔杖触一下，“丑”便化成美了……一位真

    正艺术家的功力就表现在这一“化”上。一般地说，文艺家把生活中的丑升华为艺

    术美，除了靠美的情感，完美的形式，可信的真实性来完成这个艺术上的升华，最

    根本的还是要根据美学规律的要求，通过艺术典型化的途径，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

    刻的揭露，有力的批判，使人们树立起战胜它的信念，在审美情感上得到满足与鼓

    舞。这就是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对生活中的丑，要“通过升华去同它作斗争，即是

    在美学上战胜它，从而把这个梦魇化为艺术珍品”注10。

    西门庆茶坊戏金莲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一个否定性人物，这是毫无异议的。但是，他的美学

    含义，却应该是真正“典型”的。我们老一辈的美学家蔡仪先生就认为“美即典

    型”。如果是“典型”就是美的。否定性人物如同肯定性人物一样，它作为“某一

    类人的典范”(巴尔扎克语)集中了同他类似人们的思想、性格和心理特征，从而给

    读者提供了认识社会生活的形象和画面，这就是作为否定性人物的西门庆的美学价

    值。《金瓶梅》所塑造、刻画的一系列人物，力求做到人物典型化，从而给否定性

    人物以生命。罗丹说：

    当莎士比亚描写亚果或理查三世时，当拉辛描写奈罗和纳尔西斯时，被这样清

    晰、透彻的头脑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上的丑，却变成极好的美的题材。

    所以，罗丹又说：在自然中一般人所谓“丑”，在艺术中能变成非常的“美”。注11

    显然，笑笑生这位天才的小说家在表现生活的丑时，智慧地用手中的“魔

    杖”触了一下，于是生活的丑就“化”成了艺术的美了。

    由此可证明：艺术上一切“化丑为美”的成功之作都是遵照美的规律创作的，都是从反面体现了某种价值标准的。

    当然，我们也无须否认，《金瓶梅》作为一部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它没有能

    完全“化丑为美”。也就是说，作者未能把生活中的丑艺术地转化成艺术美，这充

    分表现在《金瓶梅》中过多地表现了动物性的本能，或说对两性间的性描写过于直

    露和琐细。这种描写虽然因社会颓风影响所致，目的又在于暴露西门庆等人的罪

    恶，但它毕竟给这部不朽的小说带来负面的影响，以至影响了它的流传，因为《金

    瓶梅》对性生活的描写毕竟不同于它以前的《十日谈》。《十日谈》贯穿着强烈的

    反宗教、反教会、反禁欲主义的精神。一方面是因为刚从宗教禁欲主义束缚中冲出

    来，物极必反，难免由“禁欲”而到“颂欲”，另一方面也是市民资产阶级的爱

    好。但归根结底是对伪善而为非作歹的教会、淫邪好色的神父、嫉妒成性的丈夫进

    行揭露、讽刺和批判。

    “化丑为美”是有条件的。作家内心必须有自己的崇高的生活理想和审美理想

    之光。只有凭借这审美理想的光照，他才能使自己笔下的丑具有社会意义，具有对

    生活中的丑的实际批判的能力，具有反衬美的效果。如果是对丑持欣赏、展览的态

    度，那么丑不但不能升华为艺术美，反而成为艺术中最恶劣的东西。

    生活里有美便有丑。美和丑永远是一对孪生的兄弟。所以表现丑的艺术也永远

    相应的有它存在的价值。但是这里有一个分寸感，一个艺术节制的问题。《金瓶

    梅》的审美力量在于，它揭露阴暗面和丑恶时，具有一定的道德、思想的谴责力

    量，这就是为什么《金瓶梅》中均是丑恶的“坏东西”形象，连一个严格的肯定性

    人物都没有，却能引起人们美感的原因。而另一方面，这位笑笑生的败笔也在于他

    在揭露腐朽、罪恶和昏暗时缺乏节制。忠实于生活，不等于展览生活。《金瓶梅》

    缺乏的正是这种必要的艺术提炼。总之，《金瓶梅》不是一部令人感觉到温暖的小说。灰暗的色调挤压着看客们

    的胸膛，让人感觉到呼吸空间的狭小，我们似乎真觉得那个社会的黑暗无边。

    (四)人原本是杂色的

    当我们走进《金瓶梅》艺术世界时，我们的“第一印象”和特殊感受已如上所

    说，那是一个人欲横流、世风浇漓的“丑”的世界。然而我们在面对小说中的主要

    人物时，我们又会发现这位兰陵笑笑生在写人物时真的是一位传神写照的高手。

    一个普遍的艺术真理是：只有描写出各种各样的鲜明的人物形象才能全面地反

    映出社会的风貌。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总结他的一生创作和纵观了世界文

    学史以后，在《老牛破车》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凭空给世界增加了几个不朽的人物，如武松、黛玉等，才叫作创造。因此，小

    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世事万千，都转眼即逝，一时新颖，不久

    即归陈腐；只有人物足垂不朽。此所以十读《施公案》，反不如一个武松的价值

    也。

    如果说《金瓶梅》的成就也是给世界小说史上增加了几个不朽的人物，我想也

    是符合实际的。如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应伯爵等人，堪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

    人物。但是如果进一步地说，在《金瓶梅》的人物画廊中十多个不朽的典型人物，首先是形象上的传神和不拘一格。这种“不拘一格”就是指，它打破了它之前那种

    写人物性格好就好到底，坏就坏到底的写法，这可以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

    和《西游记》等名著。因为这些名著在塑造形象，刻画性格时还不能突破既有的规

    范，缺乏性格描写上的艺术辩证法。而《金瓶梅》则在人物性格、行动和心态上已

    经萌生了一种新的小说审美意识——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复杂的，不是单色素的，小

    说中应把这种复杂性表现出来。

    事实上，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正如俄国作家高尔基在谈及创作心得时所说，人“是带着自己的整个复杂性的人”。因此他明快地说出他的体会：

    人是杂色的，没有纯粹黑色的，也没有纯粹白色的。在人的身上掺和着好的和坏的东西——这一点应该认识和懂得。注12

    因此，美者无一不美，恶者无一不恶，写好人完全是好，写坏人完全是坏，这

    是不符合多样统一的艺术辩证法的。在我国小说的童年时代，这种毛病可以说是很

    普遍的。在中国戏曲中，红脸象征忠，白脸象征奸的审美定势，一直和小说交互作

    用，打破这种樊篱的正是笑笑生。

    《金瓶梅》在小说观上的突破就在于它所塑造的否定性形象，不是肤浅地

    从“好人”“坏人”的概念中去衍化人物的感情和性格行为，而是善于将深藏在否

    定性人物各种变态多姿的声容笑貌里，甚至是隐藏在本质特征里相互矛盾的心理性

    格特征揭示出来，从而将否定性人物塑造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因此《金瓶

    梅》中的人物不是简单的人性和兽性的相加，也不是某些相反因素的偶然堆砌，而

    是性格上的辩证的有机统一。

    人不是单色的，这是《金瓶梅》作者对人生观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心得。过去

    在研究《金瓶梅》的不少论著里有这样一种理论，即将人物关系的阶级性、社会性

    绝对化、简单化，只强调社会性和阶级性对否定性人物思想性格、心理的制约，而

    忽视了他自身的心理和性格逻辑。于是，要求于否定性人物的就是“无往而不

    恶”。从思想感情到行为语言，应无一不表现为赤裸裸的丑态。反乎此，就被认为

    人物失去了典型性和真实性。有的研究者就认为“作者在前半部书本来是袭用了

    《水浒》的章节，把他(指西门庆——引者)作为一个专门陷害别人的悭吝、狠毒的

    人物来刻画的。后来又‘赞叹’起他的‘仗义疏财，救人贫困’……这种变化并没有

    性格发展上的充分根据……这种对于人物前后矛盾的态度，使作者经常陷入不断的混

    乱里”。另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在

    谈到李瓶儿的性格塑造时也认为不真实，他们说：“李瓶儿对待花子虚和蒋竹山是

    凶悍而狠毒的，但是在做了西门庆的第六妾之后却变的善良和懦弱起来，性格前后

    判若两人，而又丝毫看不出她的性格发展变化的轨迹。”在谈到春梅形象时，也认

    为“庞春梅在西门庆家里和潘金莲是狼狈为奸的，她刁钻精灵，媚上而骄下，是一

    个奴才气十足的形象；然而在她被卖给守备周秀为第三妾，又因生子金哥扶正为夫

    人之后，她在气质上的改变竟恂恂若当时封建贵族妇女，也是很不真实，缺乏逻辑

    和必然过程的。”李瓶儿隔墙密约

    对《金瓶梅》人物塑造的简单化的批评已有文章提出了质疑。我是同意他们的

    意见的，但从理论上来说，以上的一些说法，实际上是否定人物身上的多色素，而

    追求单一的色调。事实是，小说并没有把西门庆写成单一色调的恶，也不是把美丑

    因素随意加在他身上，而是把他放在他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具体处境

    上，按其性格逻辑，写出了他性格的多面性。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不少作品不乏对人

    物性格简单化处理的毛病，比如鬼化否定性人物的现象，这往往是出于作者主观臆

    想去代替否定性人物的自身性格逻辑的结果。这种艺术上的可悲的教训，不能不记

    取。我们不妨听听契诃夫的写作体会：为了在七百行文字里描写偷马贼，我得随时

    按他们的方式说话和思索，按他们的心理来感觉，要不然，如果我加进主观成分，形象就会模糊。契诃夫说得多好啊!要求否定性人物的性格的真实性，不能凭主观

    臆断，只能通过作者描写在特定环境中所呈现出的个性、灵魂和思想感情。可以这

    样说，获得否定性人物的美学价值的关键，就在于让他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走完自

    己的路。从小说艺术自身发展来说，应当承认，《金瓶梅》对于小说艺术如何反映时代

    和当代人物进行了大胆的、有益的探索，打破或摆脱了旧的小说观念和旧模式的羁

    绊，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因为这种新的探索既是小说历史赋予的使命，也是现实

    本身提出的新课题。这意味着《金瓶梅》的作者已经不再是简单地用黑白两种色彩

    观察世界和反映世界，而是力图从众多侧面去观察和反映多姿多彩的生活和人物

    了。小说历史上那种不费力地把观察到的各式各样的人物硬塞进“正面”或“反

    面”人物框子的初级阶段的塑造性格的方法已经受到了有力的挑战。多色彩、多色

    素地去描写笔下人物的观念已经随着色彩纷繁的生活的要求和作家观察生活的能力

    的提高而提到小说革新的日程上来了——寻求一种更为高级、更为复杂的方式去塑

    造活生生的杂色的人。

    应当说，这就是《金瓶梅》以它自身的审美力揭示出的小说观——小说的潜能

    被进一步开掘出来，他昭示我们，他的“人物是他们的时代的五脏六腑中孕育出来

    的”(巴尔扎克语)。关于小说中的人物刻画我将在“人物扫描”一章作详细的分

    析。

    令人感慨的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却总是打上这样的印记，即在一部杰出的或

    具有突破性的小说产生之后，总是模仿者蜂起，续貂之作迭出。它们以此为模式，以此为框架，结果一部部公式化、模式化的作品一涌而出，填充着当时的整个说

    部，把小说的艺术又从已达到的水平上强行拉下来。这种现象一直要等到另一位有

    胆有识的小说家以其杰出的作品对抗这一逆流，并在站稳脚跟以后，才能结束这不

    光彩的一页。此种情况往往循环往复，构成了中国小说的发展轨迹始终不是直线上

    升的形式，而是走着螺旋式上升的发展道路。对于这种现象，曹雪芹已经以他艺术

    家特有的敏感和丰富的小说史知识，发现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及很好的概括，而且

    力图用自己的作品来结束这种局面，他说：

    况且那野史中，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

    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

    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

    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的小

    丑一般，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的人，但观其事迹原委，亦

    可消愁破闷；至于几首歪诗，也可以喷饭供酒，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

    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注13

    对于曹雪芹这段评论，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但是我认为曹雪芹的批评并非

    是“牢牢地压住了那么多作品致使它们不得翻身”。不可否认，在古典小说研究领

    域，过去确实存在那种“一丑百丑”的简单化批评的弊端，时至今日，我们确实不

    应再那么粗暴了。而是要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对每一部作品做出科学的评

    价。然而，不容否认，从作为一种小说思潮来看，明末清初的小说，读起来何尝没

    有似曾相识之感呢？才子佳人小说，大都写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必定是聪明才子，女的必定是美貌佳人，或一见钟情，或以诗词为媒介，顿生爱慕，双方私订终身。

    当中出了一个坏人，挑拨离间，多方破坏，使男女主人公经历种种波折磨难。最

    后，才子金榜题名，皇帝下诏昭雪冤屈，惩罚坏人，奉旨完婚，皆大欢喜。生活画

    面和人物塑形几乎雷同，模式化的倾向极为严重，“千人一面”和“千部一腔”的

    批评并非过分。因为或是模仿，或是续貂，可以说都是对《金瓶梅》已经开创的写

    出“杂色的人”的小说观的倒退，其消极作用也不容低估。我视野极窄，仅就所看

    到的《好逑传》《赛红丝》《玉娇梨》《平山冷燕》等作品来看，虽有“借爱情与

    婚姻的外壳而抨击社会生活”的，有“因正义美行而导致姻缘”的一面，但是人物

    的塑形几乎都是皮相的，缺乏我们所要求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比如《玉

    娇梨》里两位小姐白红玉、卢梦梨与《平山冷燕》里的山黛、冷绛雪两位小姐，从

    外貌到精神状态都极为相似。她们的美貌、才情和际遇、团圆以及模范地恪守封建

    规范都如出一辙。像《平山冷燕》中燕白颔和山黛、平如衡和冷绛雪的爱情关系，《玉娇梨》中苏友白和白红玉、卢梦梨的爱情关系，乃至《好逑传》中铁中玉和水

    冰心的爱情关系，都成了欲爱还休、心是口非、情感与行动矛盾的不正常关系。学

    术界有人认为是宋明理学对明清之际小说的模式化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宋明理学以

    性抑情，于是抹杀了小说形象的个性，使得人物形象越来越概念化、公式化和脸谱

    化。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吟风弄月，而不离孔孟之道，真情实意归于理学。这说明

    了理学教条主义对人物形象塑造的破坏性。这种看法，是耶？非耶？还有待研究。

    但从创作实践去总结艺术规律，我们却可以明确地说，从某种格式出发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或带有这种倾向的作品，人物都是单一的，没有丰满的血肉，没有可信的心灵世界和鲜明的个性，是类型化的角色，这就是俗话所说：从一个模子里

    铸出来的人。当然难免要产生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平庸乏味的作品了。

    在我们走进《金瓶梅》的艺术世界时，也许它的故事并没有使我们不忍释卷。

    在我看来，它的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活生生的形象却吸引我们关注他(她)们的命

    运，同时又去领略他(她)们是如何在命运的轨迹上行走着、旋转着，这就是《金瓶

    梅》艺术魅力之所在。走笔至此陡然想起德国伟大作家歌德，他在自己的谈话录

    中，不无感慨地说：

    艺术的真正生命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此外，作家如果满足于一

    般，任何人都可以照样模仿；但是，如果写出个别特殊，旁人就无法模仿，因为没

    有亲身体验过。注14

    信哉斯言!

    (五)性：美好和邪恶的双刃剑

    如果你打开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的《金瓶梅》第一页，就会赫赫然看到纯阳真

    人的七绝：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这是“色箴”，还是“色戒”？不过我们却惊奇地发现，这首诗和以后写男女

    交欢的很多诗一样，都像是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厮杀!这就又和房中书的告诫完全相

    反了。

    在“金瓶梅世界”令人瞠目的是，***胆包天，个个淫心炽盛。性行为已成

    了一种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日常活动。对于小说主人公西门庆来说，处理公务家事和应酬宾客中的片刻空闲、午睡醒来的困懒、浇完花木后的无聊等等，性行为都成

    了他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享乐方式。小说另一位主角潘金莲日日把拦着汉子，仍不满足她的性要求，间或还要拿琴童和陈经济来解渴。李瓶儿好风月，对蒋竹山

    不满的原因之一也是蒋竹山满足不了她的性欲。而春梅也因淫欲过度，得了“骨蒸

    痨”，最后死在了姘夫的怀中!

    主子不分男女都无节制地性放纵，奴才中通奸偷情的事也是连绵不断。书童与

    玉箫、玳安与小玉、来兴与如意儿等等，都在释放他(她)们的“性压抑”。

    综观《金瓶梅》全书每一处的性描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传统小说中常见

    的情爱与美感的因素已经完全排除在外。但现在的关键是“性”描写并不可怕，问

    题倒是以什么笔法来描写。《金瓶梅》的性描写的最大特点是露骨，即直接的不加

    掩饰的、毫不含蓄地写性交场景和诸多细节，这就成了批评者反复批评的“秽

    笔”，也是《金瓶梅》在各个时期被删被禁的根本原因。我们通常看到的1985年人

    民文学出版社的《金瓶梅词话》删去了一万九千一百六十一字；齐鲁书社1987年版

    的《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删去了一万零三百八十五字；人民文学出版社系

    统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本的《金瓶梅词话》删去的字数最少，但也是把特

    别露骨的性交场面和“秽笔”删去了四千多字，而对描摹性情景的词曲则大部分给

    予了保留，这是迄今我们看到的“通行本”删去字数最少的一部了。

    但是，人们要问，性，真的是洪水猛兽吗？性描写，在“金瓶梅世界”真的是

    多余的“秽笔”吗？对此，可以见仁见智，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又确实存在，即我们即使阅读删得非常干净的“洁本”，只要是一位认真的读者又都会感

    到“性”在全书中如幽灵一样而无处不在，它融入到小说描写的所有日常生活和细

    节刻画之中。性心理、性情趣、性话语也几乎渗透于各个人物和情节之中，这一切

    是我们在阅读《金瓶梅》时无法回避的一个大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从这部小说的整体艺术结构来看，笑笑生对性交场面的安排，比如详略、显隐、疏密、冷热，似乎都有所考虑。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西门庆生

    活的最大的享乐方式和最大乐趣，性活动始终是和他对其他贪欲的追求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并同样被纳入到由盛到衰的总体趋势之中，这一点就显得很重要了，因为

    它们既有渲染色情的效果，但也可能或就是另有寓意了。这是“金瓶梅世界”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在西门庆的妻妾成群中，很必然地产生一种性氛

    围，一种有时看得见，有时看不见的那种性竞争的“场”。一人竟拥有六个固定的

    女人，外面还有颇具威胁性的对手，这就必然形成性竞争。在“金瓶梅世界”中潘

    金莲就扮演着这样一个最活跃也最露骨的角色。笑笑生针对这种情况发表了他的意

    见：

    看官听说，世上妇人，眼里火的极多。随你甚贤惠妇人，男子汉娶小，说不

    嗔，及到其间，见汉子往他房里同床共枕，欢乐去了，虽故性儿好煞，也有几分脸

    酸心歹。

    事实上，在“金瓶梅世界”中，我们分明看到了那热火朝天的争夺男人的拼

    搏。在性竞争中，有的人丢了面子，有的人挨了打，有的人甚至连命都送掉。

    主子内部如此，参与这种性竞争的还有奴才和伙计的老婆，如王六儿、贲四

    嫂、来旺媳妇等；除此之外就是更有色与欲实力的妓女，如李桂姐、郑爱月儿等等

    一批女人。三种势力有分有合，有打有拉，于是“金瓶梅世界”给你展示的

    除“性”以外，就是其背后“利”的交易了。比如西门庆一贯在枕席间同他的女人

    们搞肉体和财物的交易。或为了奖励这个女人“枕上好风月”，立刻就交付一件价

    值不菲的衣服。比如王六儿满足西门庆性的怪癖时，就可以得到她想要的财物。就

    是在这些性描写中，我们的作者如此巧妙地把男人的好色与女人的贪财并置在一

    起。这种设色布局大大冲淡了性交描写的刺激效果，而让人们感受到女人为

    了“物”而供他人享用的悲哀。这就是绣像本《金瓶梅》的评点者所说的那句名

    言：

    以金莲之取索一物，但乘欢乐之际开口，可悲可叹。

    另外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王六儿和西门庆的私通。王六儿在获得性满足时

    也获得了财物的满足。只是一切都在性交过程中，这倒也是令人匪夷所思了。

    总之，从王六儿和如意儿一直到非常霸道的潘金莲，几乎都是把自己的身体作

    为换取钱财或地位的工具。妙不可言的是，这些女人在和西门庆进行性交以后，作者就会很仔细很耐心地记录西门庆付给她们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首饰，多少银

    两。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性交易的关系并非是阳具，并非是春药，而是实实在在的

    钱与物。这样的叙述和描写，我们怎么能简单地说笑笑生只是单纯地写或庸俗地欣

    赏呢？

    还是聂绀弩先生说得好，他认为笑笑生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写性并不是不讲

    分寸，他是“把没有灵魂的事写到没有灵魂的人身上”注15。

    从道理上讲，文学作品中描写性爱，就不可避免地接触到自然的、社会的和审

    美的三个层次，纯生理性的描写往往容易堕入庸俗污秽的色情，而社会性的描写则

    是有一定意义的。《金瓶梅》的性描写，我认为属于第二层次，它唯一的缺陷，就

    是没作审美的处理，或者说它还没有把这三个层次结合得完美。

    中外文学名著中，都不乏因“性”的描写而引起的纷扰，以致有打不完的笔墨

    官司。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一些研究《金瓶梅》的学者，又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

    把《十日谈》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进行比较。而这种比较研究似乎无不立足于

    几部书都有较多的性的描写。其实这是一种误读。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之间的可

    比性并不大，且不说社会背景、文化走向不同，就是几部书的主旨也大相径庭，因

    为它们的美学前提就是不同的。《十日谈》中的一百个故事，内容是很驳杂的，而

    且良莠不齐。但总体倾向则是贯串着强烈的反宗教、反教会、反禁欲主义的精神。

    如前所述，一方面是因为刚从宗教禁欲主义束缚中冲出来，物极必反，难免由“禁

    欲”而到“颂欲”；另一方面却也是市民资产阶级的爱好。但归根结底是对伪善而

    为非作歹的教会、邪恶好色的神父、嫉妒成性的丈夫进行揭露、讽刺和批判。然

    而，《金瓶梅》则与此迥然不同。笑笑生笔下的小说主人公西门庆是个泼皮流氓，是个政治上、经济上的暴发户，也是个占有狂(占有权势、占有金钱、占有女人)，理所当然地从他身上看不到丝毫的“精神吸引力”，也不存在具有“精神吸引

    力”的真正爱情。道理是如此简单，西门庆与他的妻妾之间和情妇之间，连起码的

    忠贞也没有。进一步说，《金瓶梅》从来不是一部谈情说爱的“爱情小说”，如果

    用爱情小说的标准来要求它，那简直是天大的误会。当然，它也不是以后出现

    的“才子佳人”小说。如果说它是“秽书”，那就是因为笑笑生从没打算写一

    部“干净”的爱情小说，他可不是写爱情故事的圣手!所以它也不可能像真正的爱情小说那样，在性的描写中，肉的展示有灵的支撑，也就不存在本能的表现必须在

    审美的光照下完成。所以它只能处于形而下而不可能向形而上提升。因为它的使命

    只是宣判西门庆的罪行，所以才展示了一个代表黑暗时代精神的占有狂的毁灭史。

    因此，用“爱情与色情”这一对命题去评价《十日谈》与《金瓶梅》，是无法真正

    看到《金瓶梅》的价值的。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但“奇”在哪里？有的研究者就断言：作者用了

    那么多的笔墨，对两性生活作了那样淋漓尽致的铺陈，这不是唯一恐怕也是重要的

    原因。

    不错，有的读者对《金瓶梅》就是抱有“神秘感”“好奇感”，而其

    所“感”，可能包括对其中两性生活的描写的猎奇心理。但是如果《金瓶梅》的本

    质和特点仅止于对性和性行为的直露描写，这种“神秘感”“好奇感”以及带来的

    轰动与喧哗只能是短暂的一瞬，因为它可以被更有“神秘感”的黄色书刊所代替。

    而事实是，从这部小说于16世纪末问世以来直到现在，世界各国文学爱好者和研究

    者对它的热情一直未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证实了一个问题，这部小说的意

    义远不是由于它的对性的描写，而是它的真正属于文艺的价值，是这部小说的故

    事、人物所包含的丰富的社会内容使它具有弥久而不衰的魅力。

    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一部好书，《金瓶梅》是一部不道

    德的书，因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女性的角度，以女性为本位的，它和《金瓶

    梅》那种以男子的性狂暴为本位的描写完全不同，它是对女人的敬意，一种对性的

    尊重。我觉得这种说法同样是对两部名著的误读。

    在我看来，劳伦斯主观上绝对没有以女性为本位的思想，他明明标出了男子和

    女子都能自由地、纯正地思想有关性的行为。其次，我们不妨引用作品的具体陈述

    来加以印证。该书第十四章麦勒斯向康妮回忆他和他原妻白莎·库茨的性关系。他们

    之间的性关系是地道的以白莎·库茨为本位的，而结果是给麦勒斯带来无尽的痛苦。

    由此可以看出，劳伦斯写这部小说从来没有划分以女性为本位和以男性为本位

    以及孰优孰劣的问题。事实证明，以女性为本位和以男性为本位都是片面的。对于

    性来说，只能是以男性与女性的共同和谐为最高标准。写到这里，突然让我想起闻一多先生在《艾青和田间》一文中的一句话，他

    说：

    一切价值都在比较上看出来。

    但是，比较绝不是简单地扬此抑彼，而是为了作出科学的价值判断。我认为

    《金瓶梅》不应成为人们比较研究的陪衬和反衬或是垫脚石。把它置于“反面教

    材”的位子上进行任何比较，都是不公平的。

    下面我想正面地谈谈我对“金瓶梅世界”中性描写的意义以及我们应有的价值

    尺度。

    从《金瓶梅》的全部内容来观照，我们既看到了裙袂飘飘，也看到了佩剑闪

    亮。这场关于情欲的奇异之旅在语言的纠缠里达到了最充分的展现。西门庆对潘金

    莲、李瓶儿和王六儿等的性爱是疯狂的更是毁灭性的。这也许正暗含了不朽之经典

    的所能具备的元素。

    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性”是一把美好和邪恶的双刃剑。而将“性”沦为

    卑下抑或上升到崇高，既取决于作家也取决于读者的审美与德性。

    说句实在话，围绕《金瓶梅》中的“性”人们已经说了几百年(是不是还要说下

    去？)但是，当我们把这个问题置于人性和人文情怀中去，对它的解读就真的会是另

    一种面貌了。人们认为最羞耻、去极力隐讳的东西，其实恰恰是最不值以为耻、去

    隐讳的东西。大家以为是私情的东西，其实也正是人所共知的寻常事。真正的私情

    的东西恰恰是每个具体人的内心感情和心灵体验，那是最个性化的，最秘而不宣的

    东西。而事实上，历史的行程已走到了今天，性对人们已失去了它的神秘性、隐讳

    性。人们在闲谈中带些性的内容，都已变成司空见惯的了。但是，谁又会将心灵深

    处和感情隐秘一一流露和轻易告之他人呢？为什么对性，就不能以平常心对待呢？

    性，不需要任何理由，它只是存在着。在我们以往的《金瓶梅》解读中，对性的态

    度与行为往往是一种道德评判的标准，其实这对于小说的本质而言是徒劳的。小说

    最应该表现也难以表现的是人的复杂的感情世界和游移不定的心态。人的道德自律

    在于要正视纯粹、自然和真诚。评论界开始明智地指出：劳伦斯将性的负面变为正值。公然提出性就是美，并把笔下的主人公的性关系以浪漫的诗意来表现。而像已

    故的青年作家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对以往的道貌岸然的反讽，将性价值全然中

    立化，他让人们在净化中理解两性关系的意义，于平淡中体味人的温情，人性之美

    自然溢出。我当然理解，笑笑生不是劳伦斯、王小波；《金瓶梅》也非《查泰莱夫

    人的情人》和《黄金时代》。我只是希望我们从中能得到这样的基本的启示：在未

    来的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将性的价值尽量中立化；在净化中理解两性关系的意义，以及以平常心对待，这也许会变得可能。

    现在我们把话题再拉回到《金瓶梅》文本中的性描写，这里我想引用当代著名

    作家阿城在他的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中的两段话，作为我们思考该问题的参考：

    《金瓶梅》历代被禁是因为其中的性行为描写，可我们若仔细看，就知道如果

    将小说里所有的性行为段落摘掉，小说竟毫发无伤。

    “潘金莲大闹葡萄架”应该是兰陵笑笑生的，写的环境有作用，人物有情绪变

    化过程，是发展合理的邪性事儿，所以是小说笔法。注16

    (六)最难的还是现实主义

    当你走进“金瓶梅世界”以后，又对它的场景、人物、故事情节和各种矛盾冲

    突有了大致的印象和体验，你很自然地思考、叩问：这部作品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作者在面对现实生活、各色人等和人物的心灵流变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什么样

    的心态？如果你还是一位有文学理论知识的读者，你会很快地问道，作者遵循的是

    什么艺术原则？他又是采用了什么样的创作方法来构建他的长篇小说，并引领你进

    入这座大厦？

    搞清这个问题不仅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也可以更好地把握《金瓶梅》

    的文化蕴含和审美形态。

    关于《金瓶梅》艺术方法的评论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金瓶梅》没

    有理想，没有一丝光明，没有写出正面人物，而且还有大量的性生活的淫秽猥亵的

    描写，因此是自然主义作品；一种意见认为它是一部现实主义艺术巨著；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带有浓厚自然主义色彩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从一定意义上说，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都是我们从外国文艺思潮和艺术创作方

    法中借用来的概念。在我国传统文艺史上本来并没有形成过严格的现实主义文学思

    潮和自然主义思潮，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比如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就是产生

    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而实证主义则是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但是，在我们今天运

    用这些概念时，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解释。比如我们今天谈到的自然主义大致是指

    那些排斥艺术的选择和提炼，摒弃艺术的虚构和想象，片面强调表面现象和细节的

    精确写照，而作家则又以冷漠的客观主义者、以“局外人”的态度严守中立，对描

    写对象，不作出理性的判断和评价等等，这一切，我们往往看作是自然主义的表

    征。如果上面的论述还是符合我们今天对自然主义的理解的话，那么《金瓶梅》显

    然是放不进这个框框中去的。不错，《金瓶梅》比起它的早出者《三国演义》《水

    浒传》等长篇小说来，更着重客观地描写人物和事件，不像它的先辈作家们通常采

    取的手法那样，在刻画人物时加进那么多的主观色彩，或褒或贬，溢于言表。《金

    瓶梅》却不是这样，他冷静地甚至无动于衷地表现人物的命运，让人物按照现实生

    活的逻辑发展自己并走向自己的归宿。总之，他给他笔下的人物的存在以极大的自

    由，绝不对人物的命运“横加干涉”。他的这种写作风格在他所在的时代是过于突

    进了(即它带有近现代小说创作理念)，于是难得时人的公评，甚至招来非议，这也

    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金瓶梅》自有它打开人们心扉的力量。是它，使人们在读

    到这部作品时，领悟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从而引导人们否定这个可诅咒

    的社会，使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失去了美的世界。因此，他把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

    写成了没有好下场。《金瓶梅》并非用生物主义观点来看这个社会和人。按照一般

    理解，自然主义总是把社会的人“化”成生物学或病理学的人，否认“人是社会关

    系的总和”，把人和整个社会关系脱离开来，甚至把人写成远离社会的动物。《金

    瓶梅》则不，它并不认为自己的人物是脱离社会而存在的孤立的人，而是把他们当

    作社会的人。他之所以要把主人公置于毁灭的境地，是社会、是这个没有美的世界

    决定让他如此下笔的。《金瓶梅》铁心冷面地对待自己的人物，原来正是他铁心冷

    面地对待这个该诅咒的社会。于是，那个对人物的长短似乎不置可否的《金瓶梅》

    的作者，却通过人物的连续不断的毁灭的总和对社会发言了。读者透过人物看见了

    作者的思想，作者的感情倾向。事实上，我们在《金瓶梅》中不难看出，作者是用广角镜头摄取了这个家庭的

    全部罪恶史的。作者以冷峻而微暗的色调勾勒出一群醉生梦死之徒如何步步走向他

    们的坟墓。因此，《金瓶梅》具有历史的实感和特有的不同于很多长篇小说的艺术

    魅力，它是隐约地透露出潜藏于画屏后面的作者的爱憎。

    《金瓶梅》善于细腻地观察事物,在写作过程中追求客观的效果，追求艺术的真

    实，这绝不是自然主义。有的研究者认为它“终究暴露了小说作者对于生活现象美

    丑不分、精芜无别的自然主义倾向，暴露了作者世界观和生活情趣落后庸俗的一

    面”。这样的论断多少是委屈了《金瓶梅》作者的苦心和创作意图，同时也是遗忘

    了这部小说产生的基础和时代环境：在笑笑生的审视下，这是一个堕落的时代，这

    是一个没有美的世界。既然如此，那么怎能去粉饰这个社会，写出并不存在的美来

    呢？《金瓶梅》作者没有抹杀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艺术良心，他没有背离现实。

    如果我们纵观一下世界小说史，也许会对这个问题有个更明确的认识。

    记得一位当代作家曾这样分析过世界小说史，他说，我们面前摆着两类公认的

    现实主义大师们的作品：

    一种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的作品。在这样的作品中，很难看到作家

    的影子。他的兴趣偏向于广阔的、纷乱的、多层次的、多侧面的社会景象。他的意

    旨是展开一幅与社会生活一样复杂、一样宽广无边的画卷。他的人物多是有血有

    肉，轮廓分明，好像都同他打过交道、谙熟的，而对你又是陌生的，但唯独难于找

    到作家自己。他仿佛在用冷静而犀利的目光，观察着他身边形形色色的人。但细看

    之下，在这些篇章、段落以及字里行间，无处不渗透着他对生活精辟的见解和入木

    三分的观察、体验；他写的是“别人的故事”，却溢满着自己浓烈的感情。

    另一种便是明显地带着作家本人痕迹的作品。有时人们甚至称之为“自传

    性”和“半自传性”的小说。我国的《红楼梦》不用说了，他总应该是属于那

    种“半自传性”的小说了吧!外国的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杰克·伦敦的《马

    丁·伊登》，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三部曲等等。这些作品

    的主人公大多数以作家自己为原型。他们都有过不幸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有过曲折

    和多磨的经历，对人生的价值早有所悟。写这些作品时，往往凭回忆，少靠想象，多种细节随手拈来，生活和人物都富于真实感。更由于作品饱含着作家深知的感受

    与心灵体验，作家写的分外动情，作品的感染力也会异常强烈。难怪屠格涅夫对自

    己的作品，最喜爱的便是他的自传性的中篇小说《初恋》。每当我们一捧起这薄薄

    的小书，便会觉得一股春潮般的深挚的感情涌上心扉，跟着也把我们的心扉打开，我们的心即刻融入他的漾动着的感情之中了。

    如果我们能在基本观点上给予认同，那么就可以在这种比较和印证中审视《金

    瓶梅》的品位了。我想我们是有理由把《金瓶梅》这样的巨著，列于世界小说史中

    现实主义的行列中去，而且毫无愧色。

    俄罗斯的伟大短篇小说家契柯夫在写给玛·符·基塞列娃的信中谈到现实主义文学

    艺术原则时说：

    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他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

    而高尔基同样是结合自己的创作，谈到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在《谈谈我怎样

    学习写作》中说：

    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

    这些观点往往出于富于创作经验的优秀作家，而他们提出的理论原则大多被中

    外作家所认同，那么以这些原则和理念去衡之以《金瓶梅》，我想应当是大致不差

    的。《金瓶梅》正是以它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所作的“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

    写”，以它“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显示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

    诚然，乍看起来，小说《金瓶梅》的色调是灰暗的，有的研究者在评论《红楼

    梦》时曾经进行过对比，认为《红楼梦》是富于诗意的小说，而《金瓶梅》缺乏的

    恰恰是这种诗意。对此我的看法是一贯的，我多次谈到，一部作品的色彩是和它的

    题材、主题以及作家的心灵体验乃至写作风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金瓶梅》的作

    者为了和这一题材相协调，同时也为了突出题旨，从而增加作品的艺术说服力，而

    采用了这种色彩、这种调子，这又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金瓶梅》自然主义说最主要的根据是西门庆这一人物没有任何审美价值，认为作者只是塑造了一个淫棍色鬼的形象，毫无典型意义。实际上，在《金瓶梅》中

    作为一个艺术形象的西门庆是充分典型的。写到这里，我陡然想到马克思的女婿保

    尔·拉法格在《回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及的一件事，他说他的岳父非常推崇巴尔扎

    克，曾经计划在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之后，就要写一篇关于巴尔扎克的最大著

    作《人间喜剧》的文章，拉法格引用他岳父的话，说：

    巴尔扎克不仅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个创造者，他预先创造了

    在路易·菲利浦王朝还不过处于萌芽状态，而直到拿破仑第三时代，即巴尔扎克死了

    以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

    这段话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也可以这么说，笑笑生也是一个创造者，《金瓶

    梅》何尝不是写出了集官僚、富商、地方恶霸于一身的西门庆这个典型人物，这个

    人物何尝不是《金瓶梅》作者预先创造了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笑笑生死后才发展

    成熟的典型人物呢？

    毋庸置疑，《金瓶梅》的创作思想与艺术方法又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这也

    和他的小说审美意识的局限有关，小说在很多方面都有所表现。比如为很多人所诟

    病的过分直露的性描写，比如俯拾即是的干巴巴的道德说教，还有就是过分脱离实

    际的宿命意识。

    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这说明《金瓶梅》掺和着许多杂质，需要进行艺术的

    典型提炼。这是因为，现实主义的真实应当是美的，即便是表现丑的事物也需要经

    过精心的艺术处理，正像高尔基在给伊·叶·列宾的信中说：

    人在自己一切的活动中，尤其是在艺术中，应该是艺术的。

    既然这样，不应因为否定《金瓶梅》的过于直露的性描写和小说中的宿命意识

    以及令人无奈的道德说教，同时也否定了它的现实主义内容。我们应该以历史主义

    观点去看待尚带有很多非现实主义成分的这种现实主义艺术。

    当然，这绝不是说艺术不应当表现丑而是要求生活中的丑必须在崇高的审美理

    想的光照下，升华为艺术美。只有心中充满理想之光的现实主义艺术家们，才能用

    光明去驱逐黑暗，用美去撕破丑。这是从《金瓶梅》开始发展的，到明末清初形成了的小说艺术思潮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从上面所说可以看出，一部作为现实主义巨著的《金瓶梅》还是带着一些非现

    实主义的成分的。现实主义小说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对这些非现实主义成分克服的

    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近代文明的曙光使现实主义文学也逐渐地向高级阶段过

    渡，从而扬弃它在初级阶段时存在的秽物。

    《金瓶梅》在小说审美意识上的突破，进一步让我们摸索和“猜测”到小说的

    一些辩证法和发展规律。现实主义在经过一段一段坎坷的道路，直到《红楼梦》的

    出现才结束了一个文艺时代，而又开辟了一个文艺的新时代。

    当代作家刘震云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他的新作《我叫刘跃进》感慨地

    说：最难的还是现实主义。这是深谙艺术创作和进行形象思维的知心之言。当代作

    家如此，古代作家何尝不是这样呢？

    六、人物扫描

    一部优秀的小说首先是它写出了独特性格、独特心灵、独特命运的人物。德国

    的那位大名鼎鼎的美学家黑格尔在他的《美学》第一卷中开宗明义地提出：

    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注17

    他推崇莎士比亚而贬低莫里哀，原因就在前者作品中的人物(如哈姆雷特、奥赛

    罗)是“完满有生气的人”，而后者作品中的主人公(如《伪君子》和《悭吝人》中

    的主人公)则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后来的典型论者，包括

    恩格斯、别林斯基无一不受黑格尔的影响。

    我们十分看重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塑造。文学中的人物性格，就是指人物的个

    性，二者是同义语。恩格斯关于典型的名言，过去译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

    格”，后来朱光潜先生参照各种译本改译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更正。所谓典型性格，如果真正存在的话，那也只存在于文学发展的初级

    阶段。在生活中，我们说某人“性格急躁”，某人“性格开朗”，是就其性格中的

    某一方面而言，就某一方面而言人们彼此间是存在共性的。但是，文学中的人物性

    格是就整个人而言，因此必须因人而异。如写《文心雕龙》的刘勰就说“其异如

    面”。所以典型性格不能乱说，写人不能只写人的一方面，而应写多方面的，写出

    个性本身的丰富性。

    至于我们在小说评价中常划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那是对于人物的道德评

    价，而不是指人物的性格。性格不能分正面反面，但性格与品格又是有联系的。有

    人认为，人就是人，无所谓正面反面，人人都有优点和缺点，这是一种无可置疑的

    人性论观点。当然人性是绝对存在的，但对人的道德评价是永远需要的。生活中如

    此，文学中也是如此，作家塑造他的人物时，或明或晦，总要表现某种道德评价

    的。但这种评价通常并不是把人分成好人与坏人两大类，这倒是真的。

    上面谈了这么多的“文学常识”，有小儿科之嫌。但我的本意就是有了这人人

    皆知的“文学常识”，可以更好地、更科学地理解《金瓶梅》中的人物，并进一步

    把握笑笑生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创造性以及体现出的民族审美特色，质而言之，笑笑

    生在人物创造上确实有一种新思维。以上这些铺垫的话，就是为了和读者进行交流

    时有个准则。

    (一)西门庆

    在对西门庆形象进行剖析之前，有一件有趣而又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据2007年5

    月9日《北京青年报》评论员张天蔚先生介绍：

    据媒体报道称，黄山当地“学者”辛苦研究十年，终于“考证”出《金瓶梅》

    故事发生地实为安徽省西溪南镇(村)，西门庆原型则为当地大盐商吴天行。只是由

    于《金瓶梅》当时名声不佳，恐为“当时当地的舆论所鄙视”，作者才未敢言明。

    岂料世事变迁、白云苍狗，当初的“鄙视”，如今却成了仰慕，需要花费“学

    者”十年工夫，才为家乡争得半个“西门故里”的美誉。

    略感遗憾的是，“西门大官人”的后代似乎并不领当地政府和“学者”的情，辛苦考证出的“西门原型”吴天行的第三十几代后人，坚决否认自己的祖先与西门

    庆和潘金莲有任何瓜葛，并称这样的考证结果“令吴氏宗亲蒙羞”。看来，在寻常

    人那里，并未失却寻常的羞耻之心，只是在某些自认对振兴当地经济负有责任的人

    那里，常识、常理、常态，才让位于某些堂皇却又不计廉耻的突发奇想。

    评论还指出，网上可以搜索出的数百条相关报道、评论，几乎无一例外地对这

    一大胆而又离奇的“创意”，给予激烈的抨击或尖锐的嘲讽。

    近来各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戏码奇招迭出，连番不断。但是几百里外

    甚至上千里去找西门庆的“原型”，并进行十年考证，真是令人瞠目。

    我们必须看到，《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形象是笑笑生原创性的“熟悉的陌生

    人”。西门庆“这一个”人物是笑笑生的重大发现，也是这部特异的小说所取得的

    成就的主要标志。如果我们确切地把握西门庆这一艺术形象所对应的时代大坐标，我们会更敬佩笑笑生的这一重大发现。西门庆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兴盛走

    向衰亡的转折的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在如磐的夜气中萌发，笑笑生对新思潮

    有特殊的敏感，他不知不觉地对八面来风的新鲜信息已有吸收，他观照当代意识极

    强，所以他既把握住了西门庆性格中凝聚着的那个时代统治集团心态中积淀的最要

    不得的贪欲和权势欲，同时又在西门庆身上发现了市民阶层的占有欲——占有金

    钱，占有女人(即“好货好色”，这种对金钱与肉欲的享受与追求毕竟带有中国中世

    纪市民阶层的特色)。所以西门庆性格正是对应着新旧交替时代提出的新命题所建构

    的思想坐标，此时此地，他应运而生了。

    艺术形象总是在纵横比较中，才能显现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和思想光彩。我在一

    次系列讲座中比较系统地梳理过中国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反面人物”与西门庆做

    了一些比较，但是，给我们带来的难题和困惑是，从纵向上考察西门庆性格在形象

    塑造发展链条上的位置和突破极其困难。因为在西门庆形象诞生之前，还没有发现

    西门庆式的人物(这是因为时代使然，同时也与作者的视点不同有关)。往前追溯，张文成的《游仙窟》只是自叙奉使河源，在积石山神仙窟中遇十娘、五嫂，宴饮欢

    笑，以诗相调谑、止宿而去。小说写的是游仙，实际上反映了封建文人狎妓醉酒的

    腐朽生活。蒋防的《霍小玉传》中的李益是堕落了的士大夫的典型，他对霍小玉实

    行的是一个嫖客对妓女的不负责任的欺骗，小说点染出了进士阶层玩弄女性的冷酷虚伪的灵魂。只有传奇小说《任氏传》中郑六的妻弟韦崟是个好色之徒、无耻的恶

    棍，有一点点西门庆的影子。至于话本小说《金主亮荒淫》中的完颜亮，如剥掉其

    华衮，则是一个典型的淫棍，这一点颇似西门庆。然而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具有西

    门庆形象所包蕴的丰富社会生活内容。无论是张文成、李益、韦崟，还是完颜亮，他们的性格内蕴，主要止于展示形成这种性格和行为的外力因素，即小说家观照人

    物性格及其行为的视角，仅止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视角。这样的视角当

    然是重要的，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初步成熟期看，做到这一点已属不易，但仅止于此

    又是不够的。因为形成人物性格即心理现实的基因，除外在的社会政治因素之外，还有更为深层的内在的文化心理因素。《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已经呈现了笑笑生观

    照人物命运的视角有了新的拓展，不仅注意了对形成其性格的外在基因的开掘，也

    开始着意于对形成其性格的内在基因的发现。西门庆性格塑造之高于以上诸作中好

    色之徒和流氓恶棍性格塑造，就在于西门庆具有深刻的历史真实。而就其艺术造诣

    言，他具有更鲜明的个性真实。更可贵的是，在这种历史真实与个性真实之中，渗

    溶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和人的哲学真实。正是在这点上，应当充分估价西门庆性格的

    典型意义——他是前无古人的。

    从横向上相比，我们很容易就想到明代拟话本《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陈商

    和《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吴八公子，同时也可以把《金瓶梅》中的陈经济与西门

    庆相比。陈商不过是个登徒子，具有明代商人特有的“好货好色”的情调，而吴八

    公子则是个具有恶棍作风的纨绔子弟，两个人相加也仅有一点点西门庆的性格。至

    于陈经济至多是个偷香窃玉的无耻之徒。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和西门庆相“媲

    美”，他们完全缺乏西门庆的“创造精神”，同样，他们都缺乏西门庆形象所包蕴

    的社会生活与时代精神的丰富蕴含，因此，他们都称不上是典型人物。

    西门庆性格的典型塑造始终是围绕着他的性生活而展开的。这是笑笑生为了揭

    示西门庆的性格蕴含最本质的特征而作出的独特的选择。

    本来，爱情的最初动力，是男女间的性欲，是繁衍生命的本能，是人的生物本

    质。在任何社会里的人都回避不了性行为，因此在文艺作品中，尤其在小说艺术中

    出现的性描写，完全不必采取宗教式的诅咒。不是么?早在一百多年前像奥尔格·维尔

    特那样耽于“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的诗人就被恩格斯所首肯。笑笑生的同时代人冯梦龙所编著的“三言”和稍后一点的凌濛初所编著的“二拍”，就主

    要表现了两性关系中封建意识的褪色。“三言”“二拍”里也有性爱描写，对偷情

    姑娘、外遇妻子大胆行为的肯定。这无疑是封建道德意识剥落的外部标记。而更为

    深层的内涵在于，冯梦龙、凌濛初以他们塑造的杜十娘、花魁等一系列文学女性向

    社会表明：妇女是能够以自己的人格、以平等的态度和纯洁的心灵去击败附着在封

    建婚姻上的地位、金钱和门阀观念，从而获得真正的爱情的。

    因此，作为人类生存意识的生命行为的一部分，性应该在艺术殿堂里占一席之

    地。

    而《金瓶梅》则是通过对西门庆性生活的描写展示了性的异化。应当看到，笑

    笑生并没有把西门庆的性意识、性行为作为一种脱离人的其他社会行为的静态的生

    存意识和生命行为有意夸大出来。在作者的笔下，人的动物性的生理要求也没被抬

    高到压倒一切的位置，成为生活的唯一的内容。恰恰相反，西门庆对女人的占有欲

    是同占有权势、占有金钱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并且达到了三位一体的“境界”。笑

    笑生通过西门庆床笫之私的描写，不仅有人们所指出的那种性虐待的内容，而且更

    有着丰富的社会内涵——通过“性”的手段达到攫取权势和金钱的目的。所以，作

    者写出了西门庆的床笫之私，实际上也就是写出了这个时代的一切黑暗，揭开了一

    个专门制造西门庆时代的社会面。西门庆帘下勾情

    另外，毋庸否认，作者确有性崇拜的一面。作者有不少地方把性看作是万物之

    轴、万事之核心，也当作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内驱力，并且特别注重其中性感官的享

    乐内容。所谓“潘驴邓小闲”的“驴”不仅被表现为西门庆“人”格有无的衡器，也是支配家庭纠葛、掀起人物思想波澜、推动作品情节展开的杠杆。人们往往对此

    持有异议，认为这是夸大了性的作用。不错，在两性关系中，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

    是精神成分。换言之，性吸引力是男女爱情的低级联系，精神吸引力是男女爱情的

    高级联系。如果用“精神吸引力”衡之以西门庆的“爱情”，那就太荒唐了。在笑

    笑生笔下的西门庆是个泼皮流氓，是个政治上、经济上的暴发户，也是个占有狂，理所当然地从他身上看不到丝毫的“精神吸引力”，也不存在具有“精神吸引

    力”的真正爱情。

    在“性：美好和邪恶的双刃剑”一节，我曾提到《金瓶梅》从来不是一部谈情

    说爱的“爱情”小说。如果说它是一部“秽书”，那就是因为笑笑生从未打算写一

    部“干净”的爱情小说!

    事实是，在塑造西门庆时，对他的性生活的描写即肉的展示过程是不存在灵的

    支撑的。作者所承担的使命只是宣判西门庆的劣行，所以他才写出了一个代表黑暗

    腐败时代的占有狂的毁灭史。

    以上我们从“寻找西门庆的原型”看到了一场闹剧；我们又认真地梳理了中国

    小说史中与西门庆类似的人物状态，也捎带为这部书做了一个简明的定位，现在我

    们不妨具体分析一下西门庆“这一个”典型人物。

    西门庆“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在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

    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他

    父母双亡，兄弟俱无，先头浑家是早逝，身边只有一女。新近又娶了清河左卫吴千

    户之女，填房为继室。房中也有四五个丫鬟妇女。又常与勾栏里的李娇儿打热，今

    也娶在家里。南街子又占着窠子卓二姐，名卓丢儿，包了些时，也娶来家居住。专

    一飘风戏月，调占良人妇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卖了，一个月倒在媒

    人家去二十余遍。人多不敢惹他。”前前后后，他陆续娶了六个老婆。西门庆由一个破落户，连发横财，成了地方上的首富；由一介平民，平步青

    云，做了锦衣卫理刑千户，还当上了蔡京的干儿子。从此以后就成了炙手可热的权

    豪势要。有钱有势，贪财好色，巧取豪夺，横行霸道，淫人妻女，无恶不作，小说

    真实地生动地叙写了他的发迹变泰，又写了他淫欲无度而败亡。因此《金瓶梅》全

    书就是以西门庆的发迹到败亡为主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集富商、官僚、恶霸三位

    一体的人物的发迹史、罪恶史和毁灭史。

    先哲早就说过贪欲和权势欲是历史发展的杠杆。西门庆的贪欲和权势欲是紧密

    结合的。

    择佳期迎娶孟玉楼

    人们早就看得分明，西门庆绝非一般的登徒子式的色鬼，虽然他以低标准纳

    妾、偷情，但他自有他的标准和要求。从小说的大布局而言，第一回至第六回写西

    门庆与潘金莲私通，并谋杀了武大郎，接下去应该是他们两个合作一处了。但却有

    薛嫂说媒，西门庆反而先娶了孟玉楼，把潘金莲撂在一边。到第八回又接上了潘金

    莲的故事。孟玉楼一回书不仅艺术上奇峰突起，更重要的是它成为全书的画龙点睛

    之笔。小说写得极为分明，使西门庆内心激动不已的不是爱情，而是情欲。他的情

    欲可以随时随地为女色所点燃，但是，钱物财产更使他内心炽烈。潘金莲在他身上

    引起一次次的色欲，这种色欲可以强烈到使他杀人而不顾后果。但是，当潘金莲和

    孟玉楼的上千两现金、三二百筒三梭布以及其他陪嫁相比时，潘金莲的诱惑力就会

    暂时黯然失色。直到孟玉楼正式进门以后，她的陪嫁的所有权全部转到西门庆手

    中，潘金莲的肉体又成了他不可须臾离开的物件。至于和李瓶儿的关系，也是经西门庆多方策划，才把这位生得“五短身材”，枕上好风月的女人用花轿抬进家门。孟玉楼和李瓶儿这两件婚事在很大程度上都有

    把对方的财产转移到自家手中的因素。必须看到，西门庆发迹过程，始终贯穿着一

    条黑线，即渔色的成就和不断发财的事业穿插在一起的。西门庆在女人中非常宠爱

    李瓶儿，并在她死时痛哭流涕，这一直被很多人看作是西门庆真动了感情，其实在

    情欲和谐的因素外，这和李瓶儿给他带来众多箱笼资财有着太大的关系。对于西门

    庆的这份感情，西门庆的仆人玳安看得最清楚，说得更是切中肯綮：“为甚俺爹心

    里疼?不是疼人，是疼钱。”这就让我们看到财产实利在婚姻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总之，当不涉及财产实利时，西门庆贪欲的砝码是在女色上；而当波及财产实

    利时，他的贪欲的砝码又会向财产实利一边倾斜，这是绝不含糊的。因为西门庆懂

    得有了钱财，一切女色是不难被他拥有的。在审视这个关系时，我们可以这样说：

    西门庆是一个不十分重才貌而重色欲的人；而财产实利又在色欲之上。西门庆“这

    一个”形象绝不同于中国小说戏曲中的才子佳人那一套，也不同于一些文人学士的

    风流韵事，西门庆的贪欲似有一架调控器在那儿自动处理这两种既不相同又永不分

    离的欲望的先后和轻重。

    财产实利当然更不可能和权势和权势欲分开的，而权势又和女人有什么关系

    呢？像孟玉楼和李瓶儿这样财富充盈的寡妇，如果没有有权有势的男人做靠山，手

    中的财产很快就会落到家族和地方势力之手。像西门庆这样的“打老婆的班头，坑

    妇女的领袖”，为什么孟、李甘心情愿寻求他的“保护”？一言以蔽之，在一个权

    势支配一切的社会中，男人占有女人的程度更多地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和权

    力的大小，而往往不是他个人的魅力。于是，在这部以贪欲和权势欲为主轴的长篇

    小说中，淫乱与官场和权势夹缠在一起。西门庆纵欲身亡，他生前占有的女人、占

    有的财富、占有的权势就会立即转移到其他有权势的人的手中。

    关于西门庆的真实身份，现在学术界仍有分歧。大体上说有四种意见：一，地

    主、恶霸、商人三位一体；二，新兴商人；三，官商；四，官商与新兴商人的混合

    体。这四种意见，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即西门庆还是一个商人，他的全部活动是以

    经商为基础，官僚的身份不过是屏障辅助而已，面对众说纷纭，我始终倾向于三位

    一体说。如果仅就西门庆的经商活动来说，西门庆所经营的工商业都是非生产性的；再者，西门庆在获得利润以后，少见其扩大再生产，而是把金钱用之于买官行

    贿和过着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西门庆的政治投资数额巨大，所以他的发迹，完全

    是靠贿赂权奸，交结官府，以钱权交易为手段得来的。而一旦有了更大的权势，他

    的经商活动就越来越超出商业活动的最底线，比如偷税漏税，投机盐引，从而进行

    更大规模的掠夺。他发的几笔大横财，实质上是用钱买权，以权养商。比如西门庆

    获知朝廷有一笔利润很大的古董生意，他立即花钱买通山东巡按，将这笔生意揽到

    手里。正是由于手中有钱，于是手中也就有了权，而有了权，他的财富就越聚越

    多。据小说记载，在他死前，除了那最早的生药铺以外，还开了好几桩生意，缎工

    铺、绸绒铺、绒线铺等等，资产多的有五万两银子，少的也有五千两。总之，从西

    门庆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

    展过程中，封建势力是如何与商人结合在一起的，而市侩主义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

    很自然地诞生了。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在1956年2月20日听取工作汇报的

    谈话中，就指出：

    《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

    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注18

    笑笑生在对西门庆性格创造上是有贡献的。我们在前面提到笑笑生的艺术理念

    已不是把人物简单化地去理解，他在直面各色人等时，他感悟到了人是杂色的。因

    此笑笑生并没有把西门庆简单地写成单一色调的恶，也不是把美丑因素随意加在他

    身上，而是把它放在他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具体语境中，按其性格逻

    辑，写出了他性格的多重性，他没有鬼化他笔下的人物，包括他狠狠暴露的西门

    庆。比如西门庆的“仗义疏财，救人贫困”就被一些人看作“没有性格上的充分依

    据”。事实是，西门庆确有悭吝的一面，他对财产、实利的占有欲实在惊人，但有

    时也肯拿出钱来接济一些穷哥们儿；而在修永福寺时他一次就捐银五百两，也算大

    方得很了。再有作为地方一霸，他可以为所欲为，凶狠异常，可是亲家陈洪家出了

    事，他唯恐受到牵连，竟然停工闭户，足不出户。另外在他的身上人性与兽性交替

    出现，有时人性与兽性还杂糅在一起。最典型的例子是我们前文提到的李瓶儿之

    死，以及西门庆的表现，这是很多研究者和读者质疑的焦点之一。情节是这样的：西门庆动情哭娇妾

    李瓶儿将死时，潘道士嘱咐西门庆“今晚官人切忌往病人房里去，恐祸及汝

    身。慎之，慎之!”但西门庆不听劝告，还是进了李瓶儿的房间，他这时想

    到：“法官戒我休往房里去，我怎坐忍得!宁可我死了也罢，须得厮守着，和他说

    句话儿。”到李瓶儿一死，西门庆不顾污秽，也不怕传染，抱着李瓶儿，脸贴着脸

    大哭说：“宁可教我西门庆死了罢，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什么!”后

    来，他还拿出巨资给瓶儿办丧事，并在她房中伴灵宿歇，于李瓶儿灵床对面搭铺睡

    眠。这是真情，还是假意？我的回答是，真情。这一切表现就是西门庆人性一面的

    流露，既合理又合情。但有的论者则认为这充分表现了西门庆的虚伪，是他的假意

    儿，理由有二：一个是我在前文引过玳安的话“不是疼人，是疼钱。”此话看怎么

    解释了。李瓶儿嫁给西门庆是倾其所有，都给了西门庆，如果说是疼钱根本不存在

    这个问题，如果拿钱办丧事，仍然是两个人的感情所致，也不是心疼钱。玳安的话

    的真实性只有一点，爱钱如命，但这并不等于西门庆对李瓶儿没有丝毫的感情。他

    的哭，他的守灵是真情，我不怀疑。另一个是，西门庆为李瓶儿伴灵还不到“三夜

    四夜”就在李瓶儿灵床对面的床铺上，又和奶子如意儿发生性关系。因此人们很容

    易判定西门庆根本不是真正的悲痛。对李瓶儿之死是假情假意，做给人看的。这是

    很有力的质疑。但我则认为，第一，这件事再一次暴露了西门庆的好色；第二，对

    李瓶儿之死他的感情表现是真的，但更多的是“此情此景”不可抑制的感情流露。

    他不可能像多情种子，永不能释怀。即使是“一时感情冲动”，也说明他伤心过、痛苦过、动情过，尽管短暂，尽管稍纵即逝，尽管又去寻欢作乐，但不应该否定前者表现的真实性。这就是作者笑笑生对西门庆性格、品质、情愫的真实的艺术把

    握，也是我所说的，西门庆的人性和兽性经常交替出现，经常夹缠在一起，于是一

    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才具有了可信性。黑格尔在他的《美学》第一卷中指出：

    性格的特殊性中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作为统治方面，但是尽管具有这个定

    性，性格同时必须保持生动性与完满性，使个别人物有余地可以向多方面流露他的

    性格，适应各种各样的情境，把一种本身发展完满的内心世界的丰富多彩性显现于

    丰富多彩的表现。注19

    黑格尔美学中的性格论应成为我们分析人物的参照系。不错，西门庆的品质与

    性格，其主导性当然是他的贪欲、权势欲和占有欲，是他的凶残、冷酷与无情。甚

    至我们可以按老托尔斯泰说的“人作恶是出于自己的肉欲”注20。可是我们必须看到

    作为小说家的笑笑生，在他塑造人物时，他的审美追求肯定是要求他笔下的形象是

    真实的、生动的、立体的，所以我们无须怀疑作者为何把“反面人物”写成如此富

    有人性!然而生活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情感生活。文艺理论上

    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并非不适用于古典小说的创作。笑笑生的杰出正在于

    他没有揆离生活的真实，没有忽略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对于我们读者来说，无论

    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从人性的角度来观照都绝不是单一的。也正因

    为如此，西门庆不是扁形人物而是圆形人物。

    总之，笑笑生之伟大就在于他没有把西门庆塑造成小丑，他绝对排斥脸谱化，绝对不是把他简单地当作一个抨击的对象。笑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