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市场的逻辑》告诉我们：什么是市场？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

    算、不由你自己说了算的制度。市场的基本逻辑是：如果一个人想得到

    幸福，他(或她)必须首先必须使别人幸福。市场的这一逻辑把个人对

    财富和幸福的追求转化为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此书为

    《市场的逻辑》的增订版，作者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4篇文章，更深入

    阐述了市场的逻辑对于现实中国的重大意义。在这一特殊时期，再次强

    调了改革的重要性。

    作者简介：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1984年获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

    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94年9月获得牛

    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11年，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开创性研究获

    得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主要著作包括：《企业的企业家-契

    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大学的逻辑》、《市场的逻辑》、《博弈与社会》等。目录

    增订版序

    前言

    导论：市场的逻辑和中国的改革

    重新注意古典经济学优秀思想

    市场的逻辑与强盗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的基础：自由和私人产权

    自由放任与无为而治

    古代连坐制与现在的连带责任

    利润来自责任

    从职权经济到产权经济

    企业家是创造财富的主体

    改革就是减少政府的权力

    第一编 解读市场经济

    1理解和捍卫市场经济

    捍卫市场经济是经济学家的职责

    当前中国社会的反市场迹象

    从历史看市场经济的奇迹市场经济特征之一：竞争为他人创造价值

    市场经济特征之二：陌生人之间的分工合作

    建立市场信任的关键：企业、利润和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困境

    政府干预导致市场发育不足

    政府最应该做的：保护产权，推动竞争

    让穷人的资产变成资本

    相信市场，允许民间扶贫

    一个严重的误解：市场导致不平等

    拒绝“卖拐”——坚定对市场经济的信念

    2正确解读利润与企业社会责任

    人们为什么热衷于谈论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困惑与悖论

    从利润、收入、成本说起

    利润来自何处

    利润是一种责任

    利润的社会意义

    怎么办——制度缺陷下的抉择

    3国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吗？——中国经验的启示

    引言

    过度(或恶性)竞争过度准入

    声誉机制的缺失

    竞争驱动的民营化

    结论

    4反垄断法的隐忧

    企业的三种定义

    寡头竞争对社会有利

    准入自由：垄断与竞争的真正界限

    5让商业活动更自由

    6好政策与坏政策

    经济学家如何评价政策的好坏

    限制自由竞争的政策不是好

    为什么不好的政策会泛滥

    改革呼唤领导力

    7市场与道德伦理

    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道德只能在市场中实现

    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说假话不脸红普世价值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

    第二编 思考中国改革

    8理性思考中国改革

    学会理性思考

    中国改革的三个约束条件

    改革中的利益补偿问题

    发展是消灭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的硬道理

    谈收入分配问题不能离开全球化的大背景

    腐败的根源是政府对资源配置权力的垄断

    不要把学术与政策混淆

    9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历史视角

    前言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化事实

    随机行走：中国是怎样选择渐进式改革的

    中国渐进式改革是如何取得成功的

    总结

    10产权变革、企业家兴起与中国经济发展

    引言企业家人才配置的重要性

    中国的激励变迁：从基于职位的权利到基于财产的权利

    最主要的三类中国企业家

    价值创造与寻租活动

    结束语

    11中国经济改革30年

    30年改革大格局

    价格改革是怎么完成的

    价格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

    国企改革是如何进行的

    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与企业家阶层的兴起

    中国未来30年

    12中国的价格改革

    计划价格体制与价格扭曲

    通过双轨制逐步实现价格自由化

    中国价格改革的经验教训

    附录以价格体制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要找到体制改革本身的机制中国经济体制

    旧体制运行的基本规则不要把宝押在价格调整上

    抓住价格体制改革这个中心环节

    不要被财政问题吓破了胆

    体制改革的几个障碍因素

    13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

    第三编 理解金融危机

    14危机中的选择

    理解危机可能比简单出对策更重要

    重温奥地利学派对大萧条的解释

    这次危机的根源在哪里

    政府救市，还是自由调整

    尽早尽快地释放民间活力

    危机与大国崛起

    15经济不是单一的产品

    危机的三个特征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谬误

    CPI是个很大的误导

    货币是非中性的

    货币扩张如何导致经济危机

    为什么人为的繁荣不能持续中国的角色

    16金融危机与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与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对这次危机的预测

    对经济危机的不同理解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复活

    第四编 把脉未来发展

    17把脉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制度变革

    基于历史的推测：人口大国将重返经济大国

    全球化对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影响

    以出口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已不可持续

    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全球”

    靠什么开发国内市场

    产业创新与整合

    警惕“国进民退”，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

    政治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增订版序

    本书初版于2010年7月，出版后的反响令我欣慰，甚至还发现了盗

    版，这是我不曾想到的。

    这次修订增加了三篇新的文章：《导论：市场的逻辑和中国的改

    革》是对全书(特别是前两编)核心内容的概述，希望有助于读者更好

    地理解我的市场理念；《好政策与坏政策》一文希望能为人们判断经济

    政策的优劣提供一个标准；《市场与道德伦理》一文试图澄清有关市场

    与道德伦理关系问题上的一些误区。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曾说，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头脑的理论、学术、信条和心态之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除心智之外，没有一物是真

    实的或实质性的。一般认为，社会学说的冲突是由于利益集团的冲突。

    如果这种理论成立，人类合作就没有希望了。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对

    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证明米塞斯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人类犯错误，或是由于无知，好心办坏事，或是因为无耻，为一己

    之利损害他人。进一步，无耻也可以解释为无知的表现。我相信，市场

    是人类应对无知和约束无耻，特别是减少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

    无耻相结合导致的灾难性错误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我希望，市场的逻

    辑能变成每一个人的理念。这就是我出版这本书的宗旨。

    张维迎

    2012年1月于北京前言

    市场经济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是人类进步最好的游戏规则!

    市场的基本逻辑是：如果一个人想得到幸福，他(或她)必须首先

    使别人幸福。更通俗地讲，利己先利人。比如说，生产者要获得利润，就必须提供消费者满意的产品或服务，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企业家想要

    有雇员追随，成为他人的老板，就必须给雇员提供足够好的工资待遇和

    工作条件，并对后者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工人要得到能维持家庭生计

    和改善生活的工作机会，就必须生产出客户愿意购买的产品。市场竞

    争，本质上是为他人创造价值的竞争。不能为他人创造价值的企业，必

    然在竞争中被淘汰。市场的这一逻辑把个人对财富和幸福的追求转化为

    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由此，才有了西方世界过去200

    多年的崛起，也才有了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

    市场不仅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且还是一只隐形的眼睛。看不见的

    手指引人们做正确的事情，隐形的眼睛监督人们把事情做好，建立良好

    的声誉。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和这只隐形的眼睛，使得远隔千里、素不

    相识的陌生人之间可以进行分工合作，相互提供服务，从而改善人们的

    生活，推动人类的进步。

    私有产权、自由价格、企业、企业家、利润，这些是市场这只看不

    见的手和隐形的眼睛得以运行的基本制度安排。正是这些制度安排保证

    了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满足别人的利益成

    为追求自己幸福的前提，不能干损人利己的事情。当然，现实中的市场总是不完美的，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主要原

    因在于，市场赖以运行的法律环境常常是不完善的，人的知识是有限

    的，市场也会受到各种各样反市场力量的干扰，特别是既得利益和政府

    的干扰。由于这个原因，市场经常受到批评和质疑。人们习惯于把现实

    中遇到的麻烦归罪于市场的失灵。比如说，这次始于美国、席卷全球的

    金融危机发生后，“市场”就成为首当其冲的替罪羊，政府救助成为最受

    欢迎的选择。

    市场不是经济学家的发明，而是普通人的创造，是芸芸众生自发行

    为的结果。但创造市场和在市场中生活的普通人常常是只见树木不见森

    林，很容易受到反市场言论的蛊惑。理解市场如何运行需要科学、理性

    思维，市场经济需要有人去捍卫。这就是经济学家的基本责任。一个真

    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如果我们不需要市场经

    济，就不需要经济学家。

    当然，理解市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亚当·斯密以来，即使

    在经济学家内部，有关市场经济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新古典主义

    经济学家试图对市场经济的运行给出一个完美的理论构造，但追求数学

    上的完美性使他们作出一些非常不现实的假设，反倒为市场的批评者提

    供了口实，甚至为计划经济和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谈论“市

    场的失败”成为经济学家中一个时髦的话题。即使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教授这样一位因对信息经济学作出重要贡献而获得诺

    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理解也很不到位，误把新古典经济

    学市场理论的缺陷当作市场本身的缺陷。这是令人遗憾的!

    事实上，所谓市场的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批评者的臆想和由此

    导致的政府干预的结果。特别是由于政府或者某种强权的不恰当干预，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使市场经济表现为病态的市场经济，这时候，人们往往以为这是市场本身的毛病。这就跟人一样，本来没病，但

    有人不断说他有病，非给他吃药不可，最后反而吃出病来了。这也是赵

    本山的小品《卖拐》告诉我们的道理。现在好多人都在“卖拐”，本来你

    的腿不坏，他一定说是坏的，说到最后，你自己都认为自己的腿不行

    了，只好买他的拐。在今天的社会上，这个拐是什么？就是政府对市场

    的任意干预。大量所谓市场经济的毛病，都是被卖拐的人卖出来的。

    我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最初来自书本上的知识。1982年在西北大学读

    研究生期间我第一次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产生了对市场

    经济的信念。1984年我写了两篇论文，一篇提出如何通过双轨制逐步实

    现价格自由化，另一篇讨论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从那时起，我

    将市场经济归纳成这样一个公式：市场=价格+企业家。应该说，这是经

    我思考后的书本知识的演绎，我随后的研究都是沿着这个思路展开的。

    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国家体改委工作，直接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政策

    的研究。后来到牛津大学读书期间，我试图从所有制与企业家关系的角

    度对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给出一个理论解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教，我

    将自己所学到的和所发展的理论应用于中国改革问题的研究。我对市场

    经济的理解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进行不断深化，我对市场经济的信

    念不断强化。国内外理论界和现实中人们提出的各种对市场的质疑和中

    国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是我研究问题的灵感之源。可以说，过去26

    年里我所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针对现实问题再提出自己的思考

    的，以帮助人们理解市场经济和中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

    本书收入了我的16篇文章。其中“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历史视角”一文

    写于1993年，作为附录的“以价格体制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

    革”一文写于1984年，其他14篇文章都是过去5年里写作的。我将这些文

    章分为4编。第一编“解读市场经济”，包括5篇文章，主要讨论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特别是市场如何通过企业、企业家、利润这些制度构造使

    得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成为一个陌生人之间合作的责任体制。我试

    图澄清一些普遍存在的对市场经济的误解，特别是对利润与企业社会责

    任的概念做了厘清。我还讨论了国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

    第二编“思考中国改革”，包括6篇正文和1篇附录，主要分析中国改

    革是如何进行的。这些文章证明，市场经济不是任何人有能力设计的，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不断调整和持续演进的过程，好多情况下是“歪打

    正着”，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着。善于利用自发的力量并将自

    发的力量变成自觉的政策是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经验。我还证明，从基

    于职位的权利到基于财产的权利的转变和企业家队伍的兴起，是理解中

    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关键。诸如腐败、收入分配差距这些问题，必须放在

    一个过程中看。

    第三编“理解金融危机”，包括3篇文章，讨论金融危机是如何发生

    的，什么是正确的政策选择。我认为，金融危机是政府政策的失误所

    致，解决危机最好的办法是让市场自发调节。政府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刺

    激政策即使有一时的功效，也将带来长期的严重的负面后果。毋须讳

    言，我对金融危机的解释基本上是基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商业周期理

    论，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最具说服力的市场经济理论。与新古典

    主义经济学不同，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市场是一个无数经济个体在不确

    定的环境下不断收集、加工分散信息并作出有目的的行动决策的动态过

    程，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主要驱动力量，政府对市场过程的人为干预会

    扭曲价格信号，导致无效率，甚至危机。正是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使

    得自由市场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惟一有效率的体制。新古典经济学完

    全信息的假设是经济学家的问题，不是市场本身的问题。

    第四编“把脉未来发展”，包括1篇文章，讨论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体制改革的前景。我认为，中国从世界人口大国回归世界经济

    强国的关键是利用企业家精神开发国内市场的潜力。为此，中国必须继

    续减少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并在未来30年将重点

    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完成宪政民主制度的建设。我预测，中国始于

    1840年的历史性转轨或许能在2040年完成。到那时，中国将成为真正的

    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

    本书中的部分文章由我在北京大学向学生作演讲的演讲稿的基础上

    形成。岑科等人为文稿整理和初稿修改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深表感

    谢。有3篇文章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我要感谢汪洪波先生和牛智敬先

    生杰出的翻译工作。

    本书的出版最初来自施宏俊先生的提议，整理工作也是在他的督促

    下完成的。责任编辑李文青女士高质量和高效率的编辑工作对本书的成

    功出版功不可没。在此一并感谢。

    如果这本书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坚定对中国市场化改革

    的信心，我将聊以自慰。

    张维迎

    2010年4月5日清明节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导论：市场的逻辑和中国的改革[1]

    重新注意古典经济学优秀思想

    最近，我看了一些思想史方面的东西，知道在科学史上有一个概

    念，叫辉格主义，说科学总是在进步，今天的东西要比昨天的东西更正

    确。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搞科学研究的人不需要看很老的东西，只要

    看最近发表的东西就可以了。但这个辉格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科学

    并不总是在直线进步，科学经常走弯路。例如，日心说在公元前300多

    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古希腊的天文学家阿利斯塔克提出来了，但是一直得

    不到承认，托勒密的地心说却统治了世界1500多年，直到哥白尼于1543

    年出版了《天体运行》。这说明科学进步是相对的。

    经济学从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开始，有235年的时间，取得了很多进步，但也走了好多弯路。也就是说，后来出现的经济学理

    论不一定比亚当·斯密那个时候的古典经济学更正确、更深刻。最近，我一直在学习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从某些方面看是进步的，但总体看可能是一个倒退。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理论，跟古典经济学的

    市场理论相比较，也是一个极大的倒退。所以，我建议，学经济学的人

    有时候要回过头来重新注意古典的东西，要从这些古典的东西中寻找理

    解我们现在问题的非常杰出的思想。我们现在仅仅关注一些数据模型，但就我所知，在现在的经济学家里边，真正突破亚当·斯密的人少之又

    少。亚当·斯密的基本思想是研究国民财富增长的本质与原因的。我们

    后来的经济学变成了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均衡，变成了一种静态的研

    究，而不是研究进步和变革，我们把很多注意力转移到了不太重要的地方。

    从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历史看，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几乎没有什

    么大的进步，年技术进步率不超过0.05%，长达150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

    才翻了一番。而过去的200年，人类的年技术进步率平均是1.5%，每50

    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过去200年的进

    步比过去几千年的进步大得多？这就是我讲的市场的逻辑想回答的问

    题。

    亚当·斯密的理论认为，财富的创造来自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的

    提高来自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来自劳动分工，而劳动

    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样，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就越

    高；分工和专业化程度越高，技术进步就越快；技术进步越快，国民财

    富就越多；国民财富的增加又进一步扩大市场的规模，如此循环不断，导致持续的经济增长。这就是社会进步的基本逻辑。

    在远古时代，技术的传播很慢，技术进步的速度则更慢。石器时代

    持续了200多万年，而考古发现则显示，一万多年前世界各地使用的石

    器没有多大区别。从石器时代步入青铜器和铁器时代后，技术进步和技

    术传播有所加快，但仍然很慢。我们知道，公元100年左右中国汉代的

    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但是，造纸技术是在公元751年的唐朝才传到伊斯

    兰世界的，又过了二三百年才传到欧洲。这种传播还是偶然发生的，因

    为当时唐朝和大食军队发生了战争，一部分唐朝士兵被俘虏了，俘虏中

    一些人会造纸，于是造纸技术才传到那里。造纸技术从中国传播到伊斯

    兰世界，整整花了650多年的时间。但在今天，技术进步的速度非常

    快，技术传播的速度更快。现在技术进步的速度甚至赶不上技术传播的

    速度，一种新技术一旦发明出来，全世界马上就开始应用，给人类带来

    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无论是技术进步的速度，还是技术传播的速度，其实都是一个市场全球化的过程。

    市场的逻辑与强盗的逻辑

    那么，为什么市场有这样的一个力量？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回

    到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从古到今，每个人都是追求幸福的。尽管不

    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有人认为幸福是“我有钱”，有人认为幸福

    是“我有名”，有人认为幸福是“我有权”，还有人认为幸福是“我自得其

    乐”，但不论哪种说法，大家都在追求幸福。

    人们所有追求幸福的方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种方式，就是怎么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让自己变得幸福，比如，偷盗、抢劫、打

    仗，把别人的财富拿到自己手里边，然后自己变得幸福，这是强盗的逻

    辑；第二种方式，就是怎么通过使别人幸福，自己也变得幸福，这叫市

    场的逻辑。

    从古到今，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两种逻辑作用的结果。罗马帝国的征

    服是强盗的逻辑，丝绸之路是市场的逻辑。秦始皇统一中国用的是强盗

    的逻辑，而欧盟的形成则基于市场的逻辑。人类的进步可以说是用市场

    的逻辑逐步替代强盗的逻辑的过程，因为，强盗的逻辑只是在分配财

    富，甚至在毁灭财富，只有市场的逻辑才能够真正创造财富。在过去

    200多年，人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就是因为用市场的逻辑替代了

    强盗的逻辑。虽然现在国家之间仍然有很多强盗的逻辑，但是越来越多

    的人认识到，人类只有按照市场的逻辑交换，才能共赢，才能不断改善

    我们全人类的生活。

    近代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日本和德国。日本和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

    战，就是企图用强盗的逻辑来改善自己国家的利益，但最终失败，几乎毁灭。“二战”之后，这两个国家之所以能够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

    国，是因为他们转向了市场的逻辑，也就是说生产出世界人民喜欢的产

    品，提供世界人民喜欢的服务，所以他们变成了经济强国。

    市场的逻辑的基础：自由和私人产权

    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个企业，要在市场上能够获得收入，首先必须生产消费者愿意购买的产品。只有你让消费者感到幸福，你才

    能够获得幸福。如果你想持续地当一个老板，你的员工不幸福，你就不

    可能幸福。同样，老板不幸福，员工也不可能幸福。所以，市场经济是

    让每个人追求幸福的冲动，变成创造财富、为他人创造价值的体制。在

    市场当中，好坏不是由自己说的，而是由别人说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之

    间的竞争，可以理解为为消费者创造幸福的竞争，谁能够为消费者创造

    更多幸福，谁就能够扩大市场，最后赢得利润。

    为什么市场要遵循这样的逻辑呢？这需要回到更基本的问题：自由

    和产权。在市场当中，没有人能够强制他人买什么，只有这个人愿意，他才会出这个价格，而他愿意支付的价格不会多于他所得到的产品或服

    务的价值。所以，自由是第一位的，没有自由，市场不可能运行。甚至

    可以说，自由和市场是同一硬币的两面。而自由的保障，就是对产权制

    度的尊重。这个产权制度包括物质的，也包括人权的、知识的产权。如

    果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的自由得到充分尊重，那么任何人都只有通过

    使别人变得更幸福，才能使自己获得幸福。

    这个结论，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组织，可

    以合法地不需要使别人幸福，自己就可以幸福，这就是政府。政府是当

    今世界惟一合法的不需要别人幸福自己就可以幸福的组织。政府获取收

    益的办法是税收，税收是强制性的，不是自愿的。因为政府有一个强制的征税权力。所以，尽管我们理论上讲政府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是为

    公民提供公共产品，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政府收的税一定不高于它为

    人民服务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价值。现实中，政府收的税经常超出它所提

    供的服务的价值。比如说，政府收了100元的税，提供的服务可能只值

    80元。对竞争市场上的企业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任何一个企业只能通

    过价格交换来获得收益。

    我们还可以这样考虑问题。如果某一个企业，例如生产矿泉水的企

    业，得到政府的特许向全国人民征税。政府授予这个企业这样的权利，前提是要这个企业保证为社会供应矿泉水。但我们可以预见，这个矿泉

    水企业每年向我们征税，但给我们提供的矿泉水却越来越少，质量越来

    越糟，最后我们可能没水喝。政府和企业这两种组织完全不一样，一个

    是要创造价值，另一个不一定创造价值。如果政府要有无限征税权力的

    话，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地约束政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民主政治，预算

    约束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所以，在西方民主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如何约

    束政府征税的权力，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自由放任与无为而治

    人们通常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理念是西方人的思想，中国自古缺

    乏市场的理念。这个看法是有偏颇的。

    看一下中国古代，我认为，老子或许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自

    由主义者，他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精髓。亚当·斯

    密自由放任思想的形成或许与老子有关。亚当·斯密在当苏格兰一位公

    爵的家庭老师的时候，跟主人到法国待了近两年，这期间，他遇到了重

    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跟后者有过交流。亚当·斯密的思想无疑受到

    了魁奈的影响，而魁奈的思想则受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包括老子、孔子等人思想的影响。老子《道德经》最后一章讲，“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这完全可以概括我所讲的市场的逻辑。

    当然，老子并没有理解市场经济，甚至根本就没有市场的概念。西

    汉的司马迁或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市场自由主义者，他的《史记·货

    殖列传》是一篇极好的宣传市场经济的文章。这里边谈到，人的本性是

    在追求财富，追求幸福，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所以，一个伟大的统治

    者应该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最糟糕的政府就是与民争利，所谓“善者

    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只要

    政府不加干预，农工商虞各司其职，各尽其力，财富就会像水从高处往

    低处流一样滚滚而来。今天中国社会发生的好多现象，不是真正顺应市

    场规律的个人和企业的自由竞争，而是通过政府的强权与民争利。现在

    国有企业的好多强盗行为，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存在了，不是什

    么新的东西。国有企业也不是现在才有的新组织，自从有了国家以后就

    有国有企业。当然，古代的企业概念跟现在的并不完全一样。

    中国现在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多持“欧洲中心主义”立场，这需要我

    们重新思考。站在全球主义的角度看，以“欧洲中心主义”方式解释现在

    的好多东西，是有问题的。马克思本人也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者”。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中国、印度都被定义为野蛮和

    半野蛮的民族。在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我们也就自认为，中国是

    低人一等的，是未开放的，是野蛮的，是非理性的，是非科学的，是专

    制主义的。这些概念对我们的思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中国的崛

    起，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重新思考整个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轨迹。

    古代连坐制与现在的连带责任

    亚当·斯密讲到，市场的范围(规模)很重要，如果市场很小的话，不可能有很细的分工。比如，在农村里，很少有专业的理发师，如

    果有的话，理发师也会将所有与理发相关的事情一个人都做了。但在城

    市里，理发是一个分工细致的事情，有人专门负责洗头，有人专门负责

    剪发。再比如，城里的洗脚行业，端水的和洗脚的不是一个人，剪趾甲

    的也不是同一个人，抠耳朵的又是另外一个人。分工细致以后才能做得

    比较优秀。市场的规模越大，参与交易的人就越多，市场的分工就会越

    细，技术进步和财富的积累就越快。但市场的范围越广，相互认识的人

    就越少，大部分交易是在相互不认识的人之间进行的。现代市场是一种

    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因为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信任就变得第一重要，尤其涉及到人命关天的事，如果没有信任，就不敢买卖东西。比如，我

    喝的矿泉水，谁生产的、老板是谁、员工是谁，我都不认识，我怎么能

    放心地喝呢？

    借鉴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许多制度，对我们思考现代市场经济是很

    有帮助的。我们可以想一个问题，从秦朝之后，中国尽管也出现过分

    裂，但整体是统一的，一直到今天。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中国有

    2000万人，汉代鼎盛的时候中国有6300万人。自汉代之后1000多年，中

    国人口基本上在2000万到6000万之间波动。那个时候没有发达的通讯工

    具，不像现在有网络和电话，任何一个地方出了事情，很快就知道。当

    年吴三桂在云南造反，过了两个月之后康熙皇帝才知道。古代中国在当

    时信息传递落后的条件下，能够有效地管理这么大的地域和人口，是一

    件了不起的事情。在其中，我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就是秦孝公

    时商鞅设计的连坐制。连坐制，就是“一人犯法，株连九族”，同一家族

    和同一社区的人们之间要承担连带责任。在这一制度下，皇帝就不太忙

    了，不需要监督每一个人，而是让他们相互监督。比如，一村有100

    人，任何一个人造反，全村人都要被杀头。所以，皇帝不着急，村民每

    个人着急，千万不能让任何人造反，大家互相监督得很严。中国几千年来基本就是靠这样的一个制度管理的。这当然不是古代中国成功的惟一

    原因，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连带责任制度，变成了一个大家

    相互监督的体系。

    在我看来，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信任，本质上也是靠“连坐制”建立起

    来的，当然我们叫做“连带责任”。这是理解市场运行的关键。但这里有

    个根本的区别，古代的“连带责任”是借着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个人没有选择，这是古代连带责任的特点。我们今天的“连带责任”则建

    立在合同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可以这样

    理解：当你加入了一个单位之后，你就和单位里的其他人形成了一个连

    带责任关系，你要对单位里其他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其他人也对你的行

    为承担责任。这个责任即使不是法律上的，也是声誉上的。

    当然，现实中我们也有一些集地缘和自愿于一体的连带责任制度。

    在籍贯基础上成立的商会就是这样的组织。中国大陆有31个省市自治

    区，在国际上我们是“中国人”，但在中国，我们又有“河南人”、“山东

    人”、“浙江人”等这样的称谓，“河南人”又分为“洛阳人”、“驻马店

    人”、“周口人”，等等。同一称谓下的人们之间是有连带责任的。好比

    我是“陕西人”，做了一件坏事，就可能会影响整个“陕西人”的名誉。由

    于有连带责任，每一个“陕西人”都要为其他“陕西人”的行为承担一定的

    责任，所以，“陕西人”之间会形成一些约束。现在在北京成立的陕西商

    会，你要加入，就要符合一定的标准，如果你坑蒙拐骗、名声不好，是

    不让你进来的，生怕“一只老鼠坏了一锅粥”。这就是连带责任的意思。

    正是这种连带责任使得商会在维持市场秩序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利润来自责任

    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通过连带责任建立信任的组织。企业的所有权和利润制度可以理解为一种连带责任制度，这种制度

    使得消费者能更有效地监督生产者，市场中的信任得以建立。

    企业是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团队。为了更好地划分责任，让每个人对

    自己的行为负责，就需要老板。所谓老板就是找不到别人的问题，就都

    是自己的问题。所谓雇员就是只要没找着他的问题，他就没责任。比如

    饭馆发生食物中毒，可能是洗菜的人没洗干净，或者某一个环节受污染

    了，但饭馆的老板必须负责。尽管这个饭馆老板在中毒事件发生时，可

    能还在亚布力滑雪，或在海南打高尔夫。他虽不在现场，但因为他是老

    板，就要承担这个责任。由于老板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他就要设计

    各种各样的管理制度，比如，餐馆的服务员要定期体检，即使没有相关

    的法律规定，餐馆的老板也要这么做，否则服务员身上的传染病就可能

    导致他破产。老板要为每个人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这就是一个老板的

    基本含义。这对理解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和管理体制的设计，应有所帮

    助。说到底，管理体制的设计，就是一个连带责任系统，目的是使得每

    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不仅如此。对一个下游的品牌企业来讲，它要为所有上游企业承担

    连带责任。假如一辆宝马轿车在开车的时候轴承断了，出了车祸，这个

    时候宝马公司要负责任，尽管这个轴承不是宝马公司生产的。由于下游

    企业必须对上游企业负连带责任，所以，宝马公司设计了好多的质量标

    准，确保从供应商购得的零部件是合格的。又比如，阿里巴巴要为数千

    万的交易者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这也是它的真正价值所在。

    利润就是责任。也就是说，你要多赚钱，一定意味着你要承担更多

    的责任。你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决定你的企业能做多大，你能够赚

    多大的钱。比如，2008年发生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三聚氰胺不是乳业

    公司加进去的，而是由奶农或奶站加进去的。而我们之所以要让乳业公司承担责任，是因为乳业公司赚的钱里边一部分包含了为这些奶农、奶

    站承担的责任。如果乳业公司不为奶农、奶站承担责任，就不应该赚这

    么多钱。蒙牛公司生产的特仑苏牛奶，没有检测到三聚氰胺，是因为产

    奶的牛是蒙牛公司自己养的。但如果只保证自己养的奶牛产的奶里边没

    三聚氰胺，那么，生产的奶量由自己的养牛数量决定，你的公司规模会

    受到很大的限制。要使得生产的全部奶都没有三聚氰胺，必须要有能力

    监督好所有的奶农和奶站，甚至饲料供应商。这一点意味着，一个国家

    的企业规模能做多大，也取决于社会的法律和文化环境。如果整个社会

    的诚信度很低，乳业公司必须从自己生产饲料做起的话，公司规模是不

    可能做大的。

    房地产公司也是这样。曾有一年，一家媒体披露某房地产公司建造

    的房子氨气超标。老板一开始不服气，认为氨气超标是施工队的事，与

    他本人有什么关系？但经我与他交流之后，他还是心服口服了，认为我

    说得对。如果氨气超标是施工队的责任，你凭什么坐在办公室里赚这么

    多钱？又比如，在银行，顾客进了大门以后被抢，假若银行说不负责

    任，肯定以后没有人再敢去存钱了，因为银行大厅里一定坐着好多小

    偷。但是银行保证顾客进了大门丢了钱要负责任，就会有更多的人来银

    行存钱，银行也就可以赚更多的钱。所以，银行就要花钱雇保安。

    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现在的市场结构也非常有帮助。一个企业要兼

    并另一个企业，超过了一定规模，政府就干预，这是很荒唐的。企业不

    仅是生产单位，也是个建立信任的组织。经济学教科书上讲的所谓“完

    全竞争市场”，不可能是真正有效的市场结构。如果一个行业里边有无

    数个供应商，你可能谁都不会信任，因为受了骗你记不住谁骗了你，记

    住了也找不着，找着了也没有办法告诉别人。所以，生产牛奶也好，生

    产汽车也好，生产电视机也好，竞争的结果就是仅有几个大的品牌厂家存在，这是市场结构的基本特点。存在这可数的几个品牌厂家，这些大

    的品牌厂家再约束多个上游供应商，如此等等，我们的社会就自然会形

    成很好的约束。一个沃尔玛要为几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的行为承担责

    任，如果市场上有100个沃尔玛，而且有不同的公司名称，那么，这个

    市场一定没有效率。

    知识产权之所以如此重要，一个原因是它是商业社会信任的重要基

    础。如果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地叫沃尔玛，沃尔玛一定没有能力，也没有

    积极性为那么多胡乱做的人承担责任，企业也一定会垮掉，消费者与商

    家之间也就不会存在真正的信任。所以，真正有效的市场，一定是在价

    值链上由企业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少数大的品牌企业直接面对众多消

    费者，一个大企业背后又有几十个企业为它提供支撑，几十个企业背后

    又有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几万个小企业，一层一层的连带责任叠加起

    来，共同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市场。

    从职权经济到产权经济

    西方最近200年的经济发展，超过过去5000年。中国经济过去30年

    的变革，也可能超过我们5000年的变革。1800年时，一个普通英国人的

    生活和古罗马时代没有多大区别，他的预期寿命也不比古罗马人长，他

    的营养热量卡路里也不比古罗马人高。同样，30年前普通中国人的生活

    并不比隋唐时期，甚至秦汉时期好，吃的东西的质量，甚至品种数量都

    和那时候差不多。

    如果唐太宗30年前活过来了，他对这个国家会很适应，因为跟他死

    的时候差不多。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一个从强盗的逻辑走向市场

    的逻辑的过程。计划经济本质上就是强盗的逻辑，一切生产资料归政府

    所有，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由政府说了算，人们没有基本的自由，更没有创业的自由，政府制定的所谓 “价格”也不过是政府掠夺和分配财富的

    工具，与税赋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中国人历来是很辛苦的，每个人都在

    追求幸福。但是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追求幸福常造成相互伤害，最后结果是所有人都不幸福。改革开放之后逐步走向市场的逻辑，从包

    产到户给农民自由，到价格自由化、私人企业的崛起、国有企业民营化

    的改造，都是逐步走向市场的逻辑的过程。3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资源、精力与时间转向为他人创造价值，这样社会的财富增加了，每个人的生

    活都得到了改善。

    计划经济(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市场经济)有什么不一样呢？

    一般认为，私有经济的财产是个人的，权利是个人的，国有经济的财产

    是国家的、集体的，权利属于政府。这种理解是不对的。仔细想一下，任何一个社会，无论叫什么主义，在什么制度下，权利都是通过个人行

    使的，只有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有思维能力的人，才可以

    行使这种权利。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惟一不同的是，个人获取权利的基

    础不一样。在计划经济或国有经济下，个人获取权利的基础是你在政府

    的职位，权利根据行政级别划分，级别越高的人一般来说权利就越大，所以大家都为获得职位而竞争。比如我们原来坐火车坐哪一等级，硬座

    还是软卧，都是依级别而定的。还比如你家能不能有车，有没有电话也

    是按级别规定的，处级干部给你安一个分机，局级干部有一个直拨机，普通老百姓是不能安电话的。即使看什么样的报纸，也因级别而定，大

    领导看大参考，老百姓看小参考，看《人民日报》。这就是说，每一种

    权利都是与你的职位有关的。

    在计划经济下，我们不一定不幸福，但往往不是通过使别人幸福自

    己变得幸福，而是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自己变得幸福，我们的精力耗在争

    权夺利上面。我们在竞争，甚至你死我活地竞争，但不创造价值。华君武先生曾有一幅漫画，标题是《谁说我们不努力》，画的是两个人在拉

    锯，然而锯齿是向上的，木头照这样锯，是永远锯不下来的。这还是好

    的，最怕的是锯齿对着另外一方，相互伤害，但在当时却是普遍的现

    象。当时我们不仅要跟活人斗，还要跟死人斗(如“批林批孔”)，我们

    所有精力都在想着怎么去斗争。当然跟死人斗还是为了跟活人斗，死人

    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而已。

    市场经济下，权利是由财产定义的。改革开放改变了原来单一的身

    份等级制，有了个人财产，只要你有钱，也可以享受大部分过去只有有

    权的人才能享受的服务。只要有钱，农民也可以坐软卧、坐飞机，可以

    买车、装电话、上互联网看各种新闻。今天的国务院总理也上互联网，在这个意义上，他跟我们是平等的，但在过去却不是这样。在计划经济

    下，农民种地都不由自己，地上种什么是公社干部说了算。

    今天中国社会的权利基础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司马迁说过，“千

    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就是说有一千金的人过的

    生活和县太爷、诸侯差不多，有一万金的人过的生活和国王一样。他指

    的是当时的现象，但同样也能很好地描述我们今天的社会现象。比如，现在的一个市长，可能有好多特权，但是今天中国富裕的老板，他们过

    的生活并不比市长差，甚至还要好。市长如果有过度的物质享受，极有

    可能是通过腐败获得的。但是私人老板不一样，他的车、房子可以比市

    长大，雇的保姆可以比市长多。但在过去是不可能的，过去雇一个保

    姆，也要达到一定级别。当然，我这里说的可能有点夸张，政府官员仍

    然有许多特权，但至少现在我们要获得幸福，没必要非得谋得政府官员

    的位置不可。

    正是由于这种产权制度的变革，你能够通过为别人创造价值，自己

    也得到幸福。这样，每个人追求幸福的过程，就变成了一个不断地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国的财富正是这样一年一年地积累起来，现在已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有些经济学家喜欢用生产函数这样的概念，认为中

    国的增长主要靠投入的增加，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但一个基本的事实

    是，还是那么多自然资源，中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10倍!资本也是人创

    造的。

    改革开放后权利的基础在变，人的观念如果没有及时改变，就会产

    生许多不适应。20世纪80年代时，很多人对改革不满，就与此有关。比

    如，原来坐火车，只要在软卧车厢，即使对面坐的人不认识，但级别是

    相当的，然后两个人一聊就成了朋友。改革开放之后，则发生了根本改

    变，坐在软卧里边的可能是一个个体户，这使原来有特权的人心里感到

    不舒服。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基于政府职位的等级差别，不习惯于基于市

    场竞争的收入差别，习惯于用强盗的逻辑思考问题，不习惯于用市场的

    逻辑思考问题。

    企业家是创造财富的主体

    一个社会最优秀的人在做什么，在当官、当干部，还是做生意，这

    对一个国家财富积累和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落后的国家，最优

    秀的人一定都在当官。一个发达的国家，优秀的人一定大部分在做企

    业。我们社会盛行官本位，在职权经济情况下，优秀的人都去政府做

    官，优秀的人聪明才智又高，权力斗争的技能也相对高一点。所以我们

    的政府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最聪明的脑瓜都集中在政府里边，但他

    们不从事生产性活动。有一部分人没有这种机会，那就是农民，他们进

    不了城，当不了兵，当不了工人，当不了干部。所以，过去农村优秀的

    人分两类：一类是当生产队长，大队革委会主任，享有一些特权；另一

    类是搞投机倒把，最后可能被关起来坐牢。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人都走了出来，农村中的私有经济、乡镇企业，基本上都是这些人搞起来的。

    好多事情，是坏事还是好事，我们很难说。比如，户口制度，现在

    看来是很不好的制度，但是从改革的过程来讲，恰恰是户口制度为我们

    保留了改革的火种，企业家的火种。如果我们当年把农村的优秀人才都

    吸引到政府的话，中国改革的起步就会更艰难。农村的优秀人才因为没

    有进入政府，所以，第一代企业家是从农村出来的。后来随着经济制度

    更加自由开放，私有企业获得合法地位，一部分城市人、政府官员才开

    始下海，成为第二代企业家。后来，我们又进一步吸引了海外优秀人

    才，像李彦宏、张朝阳等海归企业家，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代企业家。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家队伍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发展壮大的。

    回过头来看，我们国家现在出现的好多问题，都与两种权力并存有

    关：一方面是职权经济，另一方面是产权经济。这两种经济结合在一起

    就会产生腐败问题。有职权的人把职权换成产权，有产权的人用产权购

    买职权，然后像资本一样，再转换成为产权，这样腐败就出来了。这引

    起了民众的不满。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代企业家，人们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

    对第一代企业家，许多人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是大老粗，光有几

    个钱，没文化，不文明。这样的人富了，我们心里当然不舒服，尽管他

    们生产了我们所喜欢的东西，为我们带来了幸福。

    对第二代企业家，因为他们是从政府出来的，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也经常凭借政府关系获得资源，所以，我们觉得他们不是靠能

    力和勤奋致富的。

    对第三代海归企业家，人们的评价相对正面一点。他们投资用的钱是从国外带回来的，他们搞的“高科技”我们也不明白，有种神秘感，他

    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出国留学拿了博士硕士学位，中国人对受过良好

    教育的人比较尊重一点。所以，他们成了几亿、几十亿身家的老板，多

    数人觉得没有什么接受不了的。但是对于前两类企业家，人们还不是太

    习惯，甚至仇恨满腔。我想，理解整个中国变革的过程，可以从这样的

    角度来看，无论是价格改革、国企改革，还是其他方面的改革，从这个

    角度看可以使我们更理性一些。

    改革就是减少政府的权力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过去几年，改革停滞

    不前，甚至有所倒退。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未来是否可以持续，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重新回到市场化改革的轨道上来，取决于法治和

    民主化进程是否能真正取得进步。

    未来改革的总体目标应该是怎么减少职权经济的领域范围，扩大产

    权经济。市场经济需要政府，政府的基本功能就是保护个人的自由和财

    产安全。政府存在就有职权经济，但问题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比例太

    大，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政府官员的权力太大，结果是个人自由和财

    产安全不仅得不到有效保护，反而受到严重威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

    循序渐进地推进法治建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如

    果不能够有效推行的话，甚至我们已取得的很多进步也有可能丢失。

    非常遗憾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们政府的权力重新加

    大。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了政府权力的放松，私有财产的扩大。

    当时的领导人很担心，害怕国有企业持续亏损下去，整个国家金融体系

    要崩溃，所以进行国有企业转制。但这次金融危机后政府的做法却倒过

    来了，认为只有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我们一些私有企业动不动就被国有企业合并了。当然有些私有企业是主动投奔国有企

    业的，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做私有企业时常感觉不安全，私企老板想

    跟国有企业绑在一起，就是戴“红帽子”，但背后起作用的都是强盗的逻

    辑。这样走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思考中国的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更应该着眼于长期的角度，不

    要被短期的问题所迷惑。2009年为了把GDP拉到8%以上，政府出台了

    那么多的国家投资。从长远的角度看，危害可能是非常大的。过度刺激

    导致通货膨胀，政府又开始干预本已自由化的价格，强化各种各样的行

    政管制措施，导致了经济体制的倒退。

    我希望，市场的逻辑能变成每一个人的理念。我们的未来，国家的

    未来，甚至全人类的未来，都依赖于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从20

    世纪50年代到30年前，我们相信了计划经济，结果带来巨大灾难。如果

    继续寄希望于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用做大国有企业的办法来发展中国的

    经济，是绝对没有前途的。

    只有走向市场的逻辑，中国才有光明的前景!

    [1] 本文根据作者2010年12月10日在上海社科联会议上的演讲整理

    而成。删节版发表于《探索与争鸣》杂志2011年第2期。第一编 解读市场经济1理解和捍卫市场经济[1]

    经济学是一门经常受到批评的学科，经济学家也是如此。可以说，在整个社会学科中，经济学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这不是一个新现象，也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从200多年前经济学诞生起，在一些人看来，经济学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学科。最近有一本书，叫《经济学及其敌人

    ——反经济学理论2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分析了从亚当·

    斯密创立经济学开始一直到今天所有反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很值得一读。相比之下，国内一些反思经济学家为什么招骂

    的文章就太表面化了。

    捍卫市场经济是经济学家的职责

    经济学这么不受欢迎，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社会为什么需要经济

    学家？我们为什么要出钱养活这么多经济学家？这个问题可能有各种答

    案。我自己的答案是：社会需要经济学家，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需

    要有人去捍卫。如果我们不需要市场经济，就不需要经济学家。

    市场经济为什么需要捍卫？首先，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不太喜欢

    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平等的一种制度，它给每个人提

    供机会，拒绝特权。它可以使一些穷光蛋变成富翁，也可以使富翁变成

    穷光蛋。所以，有特权的人，或者喜欢特权的人，或者想通过特权获得

    利益的人，就不愿接受市场经济的挑战，因为市场经济与他们的既得利

    益相冲突。从历史上可以看到，反对市场经济的最大一股力量，就是特

    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第二，由于人们的无知。我用无知这个词，没有感情倾向，而是要

    强调科学、理性思考方法的重要性。理性思维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支

    柱。从启蒙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教导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

    理性地思考问题，但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并不这样去思考问题。他们

    喜欢从直观的角度看问题。市场经济有一个毛病：当你能享受到它的好

    处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都是它的缺点；当你没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的

    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的优点在什么地方。特别是由于政府或者

    某种强权的不恰当干预，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使市场经济表现

    为病态市场经济的时候，人们往往以为这是它本身的毛病。

    第三，人们的无知很容易被机会主义者利用。由于很多人不能理性

    看待社会出现的问题，于是就给那些哗众取宠的人提供了机会。这些人

    批评市场经济，不是说他们骨子里一定认为市场经济不好，而是他们知

    道，如果批判市场经济，就可以得到公众的喝彩和拥护。这样的人可能

    是所谓的“学者”，也可能是政治人物。出于政治需要，从古到今，总有

    一些政治家声称市场经济是坏的，因为他们知道，提出反市场经济的口

    号和政策，可能得到更多的喝彩，拉到更多的选票。政治家喜欢向人们

    许诺免费午餐，因为人们渴望免费午餐，而经济学告诉人们世界上没有

    免费午餐。所以，无论古今中外，总是有很多人反对经济学的逻辑，把

    经济学家当作敌人。

    当前中国社会的反市场迹象

    中国建立市场经济非常不容易。我们从计划经济时期完全否认市

    场，到改革开放之后部分承认市场，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完全

    承认市场，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而现在，社会

    上又开始蔓延着对市场经济的误解和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如果演变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就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极大的负面

    影响。所以，我对社会上蔓延的对市场的不信任感到担心。

    这种例子太多了，前一段时间的兰州拉面限价就是一个。在市场经

    济中，政府为什么要对一碗面的价格提出限制？缺乏理性思考的人，以

    为这样会给消费者带来好处。其实，真正能够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是市

    场竞争，而不是政府。如果政府部门一方面限制竞争，另一方面又说要

    保护消费者免受卖家的剥削，这是不合逻辑的。政府限制价格，餐馆可

    能减少数量，降低质量，消费者最终得不到什么好处。更糟糕的是，一

    旦拉面的价格由政府来规定，就可能变成政府部门寻租的一种办法，比

    如给面划等级，哪些餐馆一碗可以卖到4块，哪些可以卖到6块，等等。

    这样，餐馆老板就要找当官的走后门，腐败现象就来了。

    再比如住房。因为房价高，老百姓有怨言。于是，政府出台政策，修建经济适用房，甚至还有限价房。很多人以为，这样就能解决普通人

    的住房问题。但如果这些房子的市场价值很高，谁能得到这些房子，就

    等于是得到了一大笔补贴。谁能拿到？除了极少部分是通过排队、熬年

    头筛选出来的普通人之外，大部分都分给了那些有特权、有关系的人，如政府官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普通老百姓根本得不到。帮助低收入者

    的最好办法是直接给他们货币补贴。

    还有新劳动合同法，其中的一些条款也表现了对市场高度的不信

    任。新劳动法在合同雇佣、解雇条件中作出了太多的限制。这对中国的

    普通劳动者有好处吗？不会有好处。你在雇佣工人、解雇工人上条件限

    制越多，企业就越不可能发展，工人找到工作就越难。很多人可能不相

    信，但从各国的经验研究可以知道，很多美其名曰保护劳动者的法律，结果受到最大损害的正是劳动者。保护劳动者的最好办法仍然是推动企

    业间的竞争，竞争越充分，劳动者就越能得到公平待遇。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待遇低、受歧视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

    个不是问题了？因为市场竞争。

    明年(指2008年，编者注)8月1日，中国的反垄断法即将开始实

    施。这是一部重要的法律。不过坦率地说，我对这部法律的前景并不乐

    观。无论是对它赖以建立的经济学基础，还是对它即将产生的实际影

    响，都感到很大的担忧。反垄断法所指向和限制的企业行为，很多其实

    是市场创新和信誉机制的一部分。而在破除政府保护的行业垄断方面，这部法律几乎无所作为。所以我很担心，一部以反垄断为目标的法律，搞不好就可能变成反市场竞争的工具。

    这些道理很多人明白，但没有多少人愿意讲。我想，如果现在社会

    上对市场经济的误解不断蔓延，演变为更多的反市场政策，中国的经济

    发展就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比破坏环境的后果更严重。这时候，需要

    经济学家站出来，澄清和捍卫市场经济。

    从历史看市场经济的奇迹

    要讲市场经济对人类的贡献，就要回顾历史。根据美国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德隆(J.Bradford Delong)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万年间，人类花了99.4%的时间，即

    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达到了90国际元(这是按照1990年国际购

    买力核定的一个财富度量单位)，然后，又花了0.59%的时间，到公元

    1750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一番，达到180国际元，从1750年开始，到

    2000年，即在0.01%的时间内，世界的人均GDP增加了37倍，达到6600

    国际元。换句话说，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也就是

    0.01%的时间里创造的。如果把德隆的研究画成坐标图可以看到，从250万年前至今，在

    99.99%的时间里，世界人均GDP基本没什么变化。但在过去的250年

    中，突然有了一个几乎是垂直上升的增长。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国家也是

    如此，无论是所谓的西欧衍生国，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是西

    欧国家本身，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12个国家，抑或是后起的日本，经济增长都主要发生在过去一二百年的时间里。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

    发生在过去30年。

    仅仅数字还不能说明所有问题。想像一下，我们的祖辈，也就是一

    百多年前的普通中国人，能够消费的东西和秦汉隋唐时期没多少区别，甚至还不如宋代。在欧洲也一样，一个普通英国人在1800年时能消费的

    东西，古罗马人都能享受到，甚至古罗马人比他们享受得更多。而我们

    今天能消费的东西，是100年前的人无法想像的。

    有人测算过，按照零售商库存记录的商品种类计算，在250年前，人们能够消费的商品种类大致是10的2次方——也就是上百种而已。而

    现在，我们能消费的产品种类是10的8次方以上，有上亿种。

    1820年的时候，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是26岁，与古罗马时代差不

    多，到2002年变成了67岁。现在，中国人均寿命预期达到了70岁。有些

    年轻人不了解历史，可能不知道，中国的粮票是1994年废止的。在票证

    废除之前，去粮店买粮食要有粮票，买油有油票，买布有布票。30年

    前，中国一个处级干部的工资是60多元，那时候一斤鸡蛋是6毛多，也

    就是说，一个处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100多斤鸡蛋。现在，北京

    一个保姆的月工资大概是1200元左右，可以买300斤鸡蛋。我在农村的

    时候，农民干一天活赚两毛钱，价值相当于半斤白面。现在在我的老

    家，一个没有任何技能、只上过小学和初中的人去打工，一天的工钱是

    55块钱，可以买一袋50斤的白面。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为什么人类的奇迹只在过去的250年里出现，中国的经济增长只在

    过去的30年里出现？是不是人变得比原来更聪明了，比过去的人智慧更

    高了？当然不是。人类的智商、智慧，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没有太

    大的进步。今天的中国人再聪明，我相信没有几个能超过孔子、孟子、老子。在西方也一样，人类的智慧在过去两三千年内没有太大的变化。

    难道是资源变多了？也不是。人类的资源不仅没有变多，相反，与

    土地相联系的自然资源还在慢慢减少。那是什么发生了变化？我能提供

    的惟一答案，就是人类实行了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西方国

    家在200多年前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所以在200多年前开始起飞。中国在

    30年前开始走向市场经济，所以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飞

    跃。

    市场经济特征之一：竞争为他人创造价值

    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创造巨大的财富？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他

    的名著《国富论》里边提到一个概念：“看不见的手”。他说，在市场经

    济中，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个利益是广义的，包括追求

    自己的财富，也可能追求自己的名声——但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使你在

    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为别人创造的价值，比你主观上想着为社会作贡

    献时创造的价值更大。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奇妙之处。

    什么是市场？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不由自己说了算的制

    度。在市场上，任何人不为别人创造价值，就不可能获得收入。所以你

    必须努力为他人创造价值。价格提供了一个信号，什么东西有价值，什

    么东西没有价值，要在市场上考验，要由买的人说了算。没有人愿意付

    出的价格，超出你为他服务的价值。当两个企业竞争，我们说某一个企

    业更有优势的时候，意味着这个企业能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即消费者剩余。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为消费者创造剩余价值的竞争。

    进一步看，企业如何创造更大的剩余价值？靠的是创新。市场竞争

    不是简单的价格竞争，而是看谁更有能力生产新的产品，或者说用新的

    方式生产产品；谁更有能力开拓新的市场，发现新的原材料，采用新的

    组织形态，为消费者创造更高的价值。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能获得更

    大的市场。企业之间的竞争，推动了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使我们在过

    去几百年中，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财富。

    经常有一种误解，认为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自技术进步。问题

    是，为什么有的体制下技术会进步，有的体制下技术就不会进步？是什

    么推动了技术进步？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推动技术

    进步，并使新的技术很快投入运营，对人类生活产生影响。在古代，也

    有不少技术发明，但这些发明很少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更多

    的财富。因为它不是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产生的，很难商业化。聪明人

    靠灵感想像出来的东西，不一定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市场经济特征之二：陌生人之间的分工合作

    市场经济的第二个特点，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两个人一块儿做

    事，比单独做的事加起来更多——也就是说，合作可以创造价值，这是

    经济学中的一条基本原理。但这种合作不是简单地像人民公社一样，所

    有的人在一起，干同样的活，而是在分工、专业化基础上的合作。分工

    与专业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优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推

    动技术进步，所以能创造更大的价值。

    分工与专业化是跟交易相联系的。人类有交换的意愿，才使分工合

    作成为可能。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在传统社会中，合作往往只在熟人之间、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进行，比如兄弟姐妹，或者同一个村的人，或

    者同一个教堂的人进行合作，很难找到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而人类今天

    的合作，早就超越地区，超越国界，走向全球。今天我们所消费的商

    品，99%的生产者你不认识。一个企业的产品卖出去，绝大部分消费者

    他也不认识。正是这种大规模、大范围的合作，使全世界的财富以惊人

    的速度增长。

    但要使陌生人之间达成合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那

    就是信任。如果不信任别人，我们不敢买他的东西，他卖不出去，专业

    化对他就没有好处。结果，他只好自己给自己生产，那就回到了自给自

    足的自然经济。

    所以，我要给大家强调另外一个概念：市场经济中，不光有一

    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也就是说，陌生人之间能够

    合作，是因为有一只隐形的眼睛在监视我们，每个人必须好好表现，对

    自己的行为负责。过去对市场经济的批评，往往是由于人们只知道前一

    个因素，而没有看到后一个因素的作用，所以，认为市场上一定有欺

    诈，无商不奸。而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人

    们越注重自己的信用。尤其是企业，要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必须建立很

    好的声誉。如果声誉不好，没有人信赖，就会被淘汰。

    建立市场信任的关键：企业、利润和企业家

    市场中的信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重点谈三个概念：企业、利润

    和企业家。这三个概念是理解市场经济的关键。

    比方说，中国有13亿人，每个人都生产自己的商品，到市场上去

    卖，谁能信得过谁？换一种说法，如果把市场上所有商品的商标都去掉，你敢买什么东西？可能敢买土豆、大米、水果这些最简单的商品。

    像汽车、电脑、矿泉水、投影仪这些质量和功能不容易辨别的东西，你

    敢买吗？你不敢，市场上99%的商品你都不敢买。

    那怎么办？有一个办法。我们把13亿人分成不同的组，比如说分成

    30个组，河南人、河北人、山东人、陕西人、北京人，等等。有了这个

    分组之后，我们虽然不认识每个人，但我们知道这是山东人，那是广东

    人，这就可以作出某种判断。企业就类似社会的分组，每个企业有自己

    的一个名字，谁骗了我们，我们可以追诉他，或者他这次骗了我，下次

    就不买他的东西，他就要完蛋。当社会划分为企业的时候，每个企业都

    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信任。如果没有企业，每个

    人只从事个体生产，做不到这一点。

    企业何以使得我们可以相互信任？答案与所有权配置和利润有关。

    比如一个企业由1万人组成，理论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所有者。这

    个企业每年的收入是1亿，1万人平分，每人拿1万块钱。这样似乎很公

    平，但想一想，如果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如果要求人人都负责任，结

    果可能是大家都不负责任。

    现实中，企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分配责任，即一部分人承担过失责

    任，另一部分人承担严格责任。承担过失责任的人拿合同收入，即，如

    果他没有迟到早退，没有旷工，没有违反工作规定，干了一个月，到月

    底一定要领到工资，这就是员工。另一部分人，即老板，要承担严格责

    任——或者叫剩余责任。用一个通俗的说法，什么叫雇员？别人没有发

    现你的错误，你就没有责任，这就叫雇员。什么叫老板？你没有发现别

    人的错误，那么所有的错误都是你的，这就是老板。老板没有权利在消

    费者面前由于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而工人可以在老板面前因为

    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这就是老板和雇员的区别。老板拿的是利润，承担的是对消费者的责任。利润是收入剔除成本

    的剩余，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所以它是一种激励机制。一个企

    业生产产品，我不认识里面的生产工人，为什么要信任他？是因为有人

    承担剩余责任。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是餐馆的老板，厨师洗菜不干

    净，有人吃了拉肚子住院，你必须负责。利润作为一种获取收入的方

    式，使企业所有者承担剩余责任、严格责任，任何一个员工犯的错误老

    板都要承担，因此，老板必须认真监督和规范员工的行为。这样，顾客

    才可以放心地购买企业的产品。

    进一步讲，不仅仅是企业的员工，包括企业供应商犯的错误，企业

    老板也得承担责任。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品牌的计算机，计算机的某一个

    零件，如屏幕、芯片、风扇出了问题，甚至是电池爆炸了，要承担责任

    的，首先是计算机厂商，而不是零部件的供应商。换句话说，一个品牌

    企业，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品牌在消费者面前立了一个军令状，打保票

    说，你买我的东西，出了问题我负责。这样，才有大家可以信赖的市

    场，才有了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才有了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

    所以我说，市场经济是一种责任制度，利润是一种考核方式。市场

    通过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划分核算单位，通过利润追溯责任，从而让每一

    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谈市场经济，绝对不要忘了企业家。只从价格的角度，不能真

    正理解市场经济。但非常遗憾，过去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里，都没有企

    业家的地位。熊彼特曾批评，经济学家所谈的经济成长，像一部没有王

    子的《哈姆雷特》，真正的主角没有出场。拿利润的人是企业家，他承

    担着为整个社会组织、生产并且监督其他人的作用——当然，这里所说

    的企业家，不是指特定的某个人，是指行为的功能。是说在市场经济当

    中，有这样一类人，起着这样一个作用。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喜欢企业家，不重视利润，与不接受市场经济，是同

    一回事。

    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困境

    概括地说，企业家的工作就是两件事：第一，应对不确定性。这是

    1921年美国经济学家奈特(Frank H.Knight)提出来的，他在其名著

    《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证明，没有不确定性，就没有经济学意义

    上的利润。利润是对不确定性的补偿。第二，推动社会的创新。创新是

    企业家的责任，不是技术专家的责任，技术专家只是在发明，创新是把

    发明变成一个对消费者有价值的东西。创新是“创造性的毁灭”，比如现

    在用的MP3，毁灭了索尼的Walkman，而索尼的Walkman，是对卡式录

    音机的毁灭。每一种新产品，都是对原来一种产品的毁灭。这是熊彼特

    在1911年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重要观点。

    中国的企业家和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是否一样？从大概

    念来看，是一样的，无论中国的企业家，还是西方的企业家，都在应对

    不确定的问题，都在进行创新。但我们细分之后，发现不一样。不确定

    性可以划分为两类，一个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一个是政策的不确定性。

    创新也可以划分为两类，一个是技术、商业的创新，比如说推出新产

    品、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商业模式等；另一个是制度创新，如设计

    一些新的、可能和政府博弈的制度安排。

    这样划分后，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的区别就显现出来了。西方

    企业家应对的主要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主要进行技术和商业的创新。所

    以他们的精力主要用在预测未来消费者是什么口味，未来技术发展的趋

    势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新产品才能赢得市场上。而中国的企业家，把太

    多的精力放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上，比如说，要想这件事今天能不能做，明天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又比如奖金能不能发、期权能不能搞，等

    等。他们大量的精力在应对政府上，以找出一些绕过现行政策的办法，进行所谓的制度创新。如果我们用一个矩阵图表示，西方企业家落在西

    北角，中国企业家则在东南角。

    这样看来，在全球竞争的舞台上，中国企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因为消费者并不关心你整天在忙什么，工作有多辛苦，不会因为中国企

    业家比美国企业家忙多了，就给他们多付钱。他们只会在乎，你生产的

    产品是否比别人更好，你创造的价值是否比别人更大，并据此作出选

    择。所以中国的企业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这不是凭空而讲。大家可以调查一下，中国的企业家是不是要比外

    国企业家忙。外国的企业，无论多大的老板，都会有自己的休假时间，和家人聚在一起。而中国的企业家，很少有时间休假，甚至没有礼拜

    天。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太多来自政策的不确定性要应付。一个中国企

    业家很难告诉你，下个月在干什么。

    政府干预导致市场发育不足

    如果我们从市场的几个门类来看，有产品市场、劳动市场、资本市

    场、土地市场和技术市场。中国的哪一个市场发展得最好？政府干预最

    少的，发展得最好。总体而言，产品市场是发展最好的。

    比如中国的家电产业，政府早就不管了，所以发展得特别好。相比

    之下，中国的汽车工业，WTO之前管得很紧。吉利的李书福在20世纪

    90年代就想生产汽车，找政府要批件、要上产业目录，但政府就是不

    批。你生产汽车，政府不让你上目录，就是不合法的，没法卖。为什么

    现在中国的汽车市场到处都是外资的品牌，原因就在这里。仔细研究就知道，哪一个产品的市场政府限制越多，哪个产品的市场问题就越多。

    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也算发展得比较好的市场。中国经济能有这么好

    的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和灵活性有很大关系。但这一块也不

    是完美的，因为我们有很多户口的限制、移民的限制。很多农民变成工

    人了，我们不叫做工人，叫农民工，按照身份属于农民，按照工作属于

    工人。这是制度扭曲产生的怪象。

    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是问题最多的两个市场。在资本市场上，谁能

    得到贷款、谁得不到贷款，谁能上市、谁不能上市，很大程度上是由政

    策决定的，甚至是由政府规定的。特别是在早期，一个企业要上市融

    资，需要很多部门的批准，拿到资格的人就获得垄断地位。有关系的人

    才能拿到这个资格，所以这个市场很不健康。银行贷款也一样，这么多

    老百姓的钱贷给谁？政府部门说贷给谁就贷给谁，民营企业不容易得到

    贷款，而国有企业大量的亏损照样可以得到贷款，资本市场没有效率。

    再看土地市场，没有真正的私人交易，只有政府的强制交易。要盖

    房子，将农用地变为住宅地，需要从农民手里拿，拿的时候，政府以很

    便宜的价格征地，然后倒手卖。有关系的人就可以搞到土地，没关系的

    人就搞不到，或者花很高的价钱才能搞到。所以这个市场也很腐败，没

    有效率。中国的房价为什么涨得这么快？如果我们实行自由的土地产权

    制度，房价这么高，就会有更多的土地释放出来建房子，房价上涨就会

    受到控制。

    最后看技术市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

    泉，它是通过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当中，你有一

    个好的发明，可以通过创办企业，或者通过转卖、授权来实现它的价

    值。在中国，大量的技术专利是个人申请的，而不是公司申请的，创新没有变成公司制度化、日常化的行为。这是影响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高

    的一个重要因素，跟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有关。

    政府最应该做的：保护产权，推动竞争

    为了完善市场，政府应该做什么？就是很好地界定产权、保护产

    权。只要政府真正做到这一点，真正保护人们的自由，每个人都会运用

    自己的优势，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达成合作，整个社会很快会富裕起

    来。

    没有政府，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政府本身也是市场的一种需要。

    但问题是，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跟企业不一样。企业不创造价值就不能

    获得收入，政府即使不创造价值，通过税收也可以获得收入。所以，很

    多政府的行为就容易超越自己的职责界限。另一方面，像前面所说，很

    多人缺乏理性思维，看到社会中出现某种问题，没有弄清真正的原因，就请求政府干预。实际上，许多情况下，政府干预越多，问题越大；问

    题越大，对政府的需求就越多，结果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所谓竞争，并不是说一个行业有很多企业，而是政府允许自由进

    入。在中国，石油、电信等行业经常受到批评，真正的问题在哪儿？是

    政府没有把行业放开，只允许一部分企业做，不允许另一部分企业去

    做。要使中国的电信企业、石油企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惟一有效的办

    法就是解除行业进入的管制。这样，即使当前没有新的企业马上进入，仅仅由于潜在的竞争威胁，他们也会努力迎合消费者。

    任何限制竞争的做法，只对少数人有利。资源配置要么按市场，要

    么按特权。如果不按市场，一定会按特权。任何限制竞争、人为地限定

    价格的办法，最后只能让少数有特权的人得到好处。让穷人的资产变成资本

    关于产权保护对穷人致富的意义，秘鲁经济学家索托(Hernando

    De Soto)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给出了很经典的证明。为什么落后

    国家的普通人那么贫困？因为这些国家缺少能把资产变成资本的制度。

    发达国家为什么发达？因为它所有的财产定义都明确，任何人都可以把

    资产变为资本。

    这听起来比较抽象，举个例子：假如我有一栋房子，我想做生意，需要一笔钱。如果我的房子产权明确，就可以抵押给银行。我的房子值

    100万，银行可以给我贷60万，这样我的企业就可以做起来了。10年以

    后，可能我就变成了很富有的人。但在落后国家做不到这一点。索托走

    访了几十个国家，作了大量的统计研究发现，第三世界穷人积累的资产

    有很多，比如说房产的价值是9.5万亿美元，但这些都是半合法半不合

    法的资产，可以使用，无法买卖。

    看看中国的农民是不是这样。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他们

    手里都有值钱的东西——土地、住宅、宅基地，但他不能卖，即使进了

    城，也只能放在那儿。一边有值钱的财富放在那儿，一边在城市里又没

    地方住。这是很不合理的。如果农民真正获得土地的所有权，把那些宅

    基地卖了，在城里至少可以买一个40平方米的房子，他就跟城里人一样

    了。但现在不能，因为政府不允许。土地只有使用、耕作的权利，没有

    交易的权利。

    社会落后，不是我们没有资产，而是没有把资产变成资本的途径，所以很多人可能拿着金饭碗讨饭吃。资本市场的作用，就是让人们可以

    用未来交换现在。这是什么意思？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想法、一个计划书，但因为这个计划实现之后我可以赚大钱，所以现在有人给我大笔的钱。但如果产权没有很好地界定和保护，你有一个好的创业计

    划，政府不让你借钱，或者银行不相信你，不借钱给你，你就失去了致

    富的可能。

    所以，无论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像我们这些新兴的市场国家，要使

    穷人富裕起来，第一要务，是要很好地界定产权，让穷人的资产可以变

    成资本。如果不是这样，靠政府和世界银行给救济，靠各种慈善活动，都抵消不了由于制度的不合理给穷人带来的损失。

    相信市场，允许民间扶贫

    当然，在任何社会，包括市场经济中，总会有相对贫困的人需要救

    济，问题是：怎么去救济？

    很多人认为，扶贫要靠政府。但在中国，我的研究发现，财政支出

    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就越大。好比说，现在政府建设新农

    村，在农村给一些穷人补贴，这本来是好事。但仔细看一下，钱拨下去

    之后到谁手里了？大部分没有到最穷的、最需要钱的人手里，而是到了

    某一个县、某一个部门领导老家的某个亲戚手里。政府花了很多钱，但

    没有起到扶贫的作用。

    这不是说政府完全无所作为，而是我们要相信，市场本身会提出很

    多解决贫困的办法的。在美国，一个像样的大学一年要4万美元的学

    费，而家庭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学生可以学费全免。为什么？因为学校

    可以向富人收很高的学费，补贴穷学生。如果不允许向富裕家庭征收较

    高的学费，又有什么办法去补贴穷学生？大家可能说，可以让政府来解

    决。政府是应该支持教育，但请别忘了，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自己不

    会创造财富，无非也是通过征税的办法。我们是通过大学自主调节好，还是政府补贴更好？我认为是通过大学更好，至少应该双管齐下。当

    然，具体如何实施，需要进一步研究。看看民办中学就知道了，他们为

    什么愿意为家庭贫困的优秀高中生提供免费教育？因为他希望有一个好

    的声誉，吸引更多的学生。这就是竞争的结果。

    经常有人讲，政府要去做市场上做不了的事——但要打一个注脚，很多市场做不了的事，不是它真做不了，是政府不让做。现在的慈善事

    业，暴露出很多不公平的状况。未来中国有更多的人富裕之后，慈善事

    业会越来越多，但我们的体制环境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我本人经历

    过这样的事情，包括茅于轼教授、吴敬琏教授、林毅夫教授，我们十几

    个人，在3年前就做了一个富平基金，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帮助农民工

    的培训，第二是资助农村的小额贷款，但至今都没有注册下来。

    同样的道理，也体现在医疗体制改革问题上。我曾经说，政府有责

    任提供医疗保障，但没有权力不让私人办医院。如果允许私人办医院，政府花在医疗上的钱，就可以大大转到低收入阶层身上。因为高收入阶

    层的人，会花高价到服务方便、不用排队的医院，这就把更多的公共医

    疗资源让给了困难人群。而且，政府还可以向私立医院征税，进一步补

    贴困难人群。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而现在，看看北京，看看全国，越

    是好的医院，越是把大部分的费用都花在一小部分有特殊地位、特殊关

    系的人身上。

    一个严重的误解：市场导致不平等

    对于社会中收入分配的不平衡现象，大部分人都很担忧。但有人把

    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结果一

    定是贫富差距扩大。这是一种误解。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使什么人受益最大？是富人吗？不是。市场

    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举个简单的例子，爱迪生发明了灯泡，给

    每个人都带来便利。但灯泡的价值对富人来讲要比穷人小，因为富人有

    钱，即使没有灯泡，他也可以点很多蜡烛，而穷人一根都买不起。再比

    如现在有了电视，每个人都可以看明星唱的歌、演的戏，而过去只有少

    数富有的人、王公贵族才能享受现场直播式的演出。汽车也是这样，过

    去富人可以坐轿子，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有代步工具。所有的新产品新技

    术都是这样。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不是特权阶层。

    再看中国改革的历史。我1977年考上的大学，当年全国总共招了28

    万大学生。那时候，高中生中只有不到5%的人有机会上大学，这些人

    中，相当一部分是家庭出身不好、父母有历史问题的，当兵去不了，招

    工去不了，没有任何希望，只好在家里看书，结果赶上恢复高考，考上

    了大学。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个体户，大部分是社会底层的群体。因为

    稍微有特权的人都去当兵了，去政府、国有企业工作了，而没有特权、没有关系的人怎么办？只好自己捡破烂，摆摊卖点瓜子，结果反倒富裕

    起来。

    这说明，改革使我们社会的垂直流动性大大提高了。斯坦福大学一

    位教授的研究表明，在中国，1990年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的人，到1995

    年仍然处在这个群体的比例，远远低于美国。也就是说，中国收入的垂

    直流动性比美国要高。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本身是在剧烈变化的

    过程中，而美国社会相对比较稳定。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但在中国，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经过奋斗或创业，进入中产阶层，这样的人就比美国多。

    我做过一个统计，如果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在中国30多个

    省、市、自治区当中，平均而言，市场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国有经济部门最少的地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地区，是收入差距最小的

    地区。

    这说明什么？如果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少，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

    就大，竞争就激烈，商业活动的利润就低。如果这个地区只有少数有特

    权、有关系的人能做生意，或只有最胆大的人敢做生意，做了之后盈利

    就很高。举个例子，浙江一带做生意的人比较多，富人也多，但利润都

    很薄。但像东北这样的地方，大部分人都不做生意，但做生意的人一定

    赚大钱。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市场环境不好。所以我们看到，市场越开

    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

    另外，平等不仅仅体现在货币收入上，还包括其他的方面，如自

    由、权利、选择等。过去老百姓有什么自由？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家

    里生产的西瓜、苹果，拿到集市上卖，被发现，算作投机倒把，要批

    斗，甚至关起来，连做人的基本权利都没有。那时候农民一年四季吃不

    上肉，也买不起面，但只要公社的干部来村里，大家都抢着请客，有点

    白面、有点肉都留给干部吃。为什么？只有跟他关系搞好了，孩子才有

    当兵、招工之类的机会。所以，我不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变得不平

    等，反而是更平等了。

    拒绝“卖拐”——坚定对市场经济的信念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人均GDP每9年半翻一番，这是很了不起的成

    就。美国学者伯恩斯坦(William J.Berngtein)在其最近出版的《财富的

    诞生》(The Birth of Plenty)一书中，从经济、军事、历史制度来看现

    代西方的兴起，他提出，现代社会经济起飞有4个条件：第一是财产权

    制度，第二是科学理性，第三是资本市场，第四是运输成本的降低。我

    认为这很值得我们思考。中国改革开放30年，很多方面都在进步，产权制度应该说越来越完

    善。比如农村的土地，最初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就1年，没有人愿意去

    投资，因此政府改为承包5年。发现还是不行，没人修水利，于是延长

    到10年。还不行，没有人愿意种树，最后延长到30年。现在看来还不

    行，土地不能转让的话，大量的农民没法变成市民。我们的资本市场也

    在不断地发展。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国内外上市，短期内不一定能改

    变很多东西，但是长期来讲，是在往正确的方向走。当然，社会中还有

    很多问题，要靠进一步的改革去解决。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的社会在理性思考和探讨问题方面，还有

    很大的欠缺。比如有的舆论经常分析经济学家的立场，谁代表谁的利

    益，谁站在什么立场说话，这是没有意义的。情绪化地讨论问题，对推

    动社会进步没有帮助。站在什么立场说话，不是经济学家考虑问题的方

    式。经济学家考虑的是，一项政策是不是能满足激励相容条件，是不是

    真正能达到它预设的目的。在历史上，声称为穷人利益奋斗的，没有几

    个真正给穷人带来好处。包括搞计划经济的人，目的也都是为穷人谋福

    利，结果却造就了越来越多的穷人，使穷人的命运比过去更悲惨。

    这就回到我一开始讲的问题，社会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因为市场

    经济太脆弱，太容易受到损害，需要有人去捍卫它。我再重复一遍，市

    场经济就是这样，当你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你只会盯着它的坏处；当

    你没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的好处是什

    么；当你自己把它弄坏的时候，你还骂它，怎么这么糟糕。

    这就跟人一样，本来没病，但有人不断说他有病，非给他吃药不

    可，最后就吃出病来。这也是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告诉我们的道理。

    现在好多人都在“卖拐”，本来你的腿不坏，他一定说是坏的，说到最

    后，你自己都认为自己的腿不行了，只好买他的拐。在今天的社会上，这个拐是什么？就是大量反市场经济的言论。大量所谓市场经济的毛

    病，都是被卖拐的人卖出来的。

    我说这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市场经

    济，坚定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念。中国的未来最值得担心的是什么？不

    是能源、环境问题——这些当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市场竞

    争推动的技术进步一定能为我们找到答案。我们没有必要像200多年前

    的马尔萨斯或30多年前的罗马俱乐部那么悲观。中国的未来发展，取决

    于我们的信念，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如果我们坚定了对

    市场经济的信心，不断推进改革，完善市场，中国的未来会非常好。如

    果我们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制造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中国的未来就

    面临着曲折和危险。

    [1] 本文根据作者2007年10月10日在光华管理学院对学生的演讲“如

    何理解市场经济”及现场问答修订而成，首次发表于《学习时报》2007

    年12月18日。2正确解读利润与企业社会责任[1]

    过去一年多来，“企业社会责任”是非常热门的话题，不论学界、商

    界、政界都喜欢谈这个话题。如果你上百度网站搜索“社会责任”这个

    词，有750万条网页信息。再搜索“企业社会责任”，结果有483万条。

    “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是反映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一个重要

    事件。它的评选标准每年都有变化。2002年强调“创造力、挑战性和影

    响力”；2003年是“影响力、前瞻性和创造力”；2004年是“创新、责任、健康”；2005年是“创新、责任、影响力、推动力”；2006年特别把“责

    任”提到第一位。其他媒体也是如此。2006年《英才》杂志和《北京青

    年报》等10家媒体评选“中国管理100人”，社会责任也是第一体系指

    标。

    不仅在中国，在国际上也是如此，几乎任何与企业有关的会议都在

    谈社会责任。不久前我去美国，参加思科公司一个讨论领导力的会议，它也有一个单元专门谈社会责任。

    虽然人人都在谈“企业社会责任”，但企业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不

    同的人理解不同。在过去，人们谈论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捐款扶贫、办

    希望学校等，后来又加上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内容。近年来，还有一

    种观点，强调企业责任的多重性，包括企业对股东的责任，对员工的责

    任，对客户的责任，对供应商的责任，对社区的责任等。这是国际上很

    有影响的概念，英文叫Stakeholder，中文叫“利益相关者”。传统上，人

    们强调企业是股东所有的，企业的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而

    Stakeholder这个概念认为，企业应该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人们为什么热衷于谈论社会责任

    如果你去参加一些经济论坛，你会看到，每个企业家坐在台上都会

    侃侃而谈，第一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第二强调他的企业承担了什

    么样的社会责任。出现这种场面的原因，可以理解为他在塑造公司形

    象。可以设想，如果一个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那么在消费者和客户

    当中，它会受到更多的尊重与认同，可以提高企业竞争力。这对股东也

    有好处。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正在推动和谐社会的建立，企业的社会责任或

    许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同时，在国际上，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潮流，有相当一批机构正在致力于推动这个运动。这样就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

    量。任何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舆论中，你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往往不

    取决于你喜欢什么，而是别人喜欢什么。这一点对企业家尤其重要，因

    为企业不可能不迎合社会舆论。在舆论压力下，企业家可能会说一些他

    自己也不一定相信的话。

    坦率地讲，要澄清这个概念很难。但是，在企业社会责任的舆论潮

    流下，大家赶时髦地把社会责任挂在嘴上，使我有一些担心。我觉得，很多人在谈论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说教和煽情的成分很多，理性分析

    很少，这会产生一些误导。这种误导可能使我们的商业环境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所以我想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作一些澄清。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困惑与悖论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如同利益相关者概念一样，并不能真正让企业

    承担社会责任。一方面，可以想像，在逻辑上，一个职业经理人要逃避

    责任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就是宣布对所有人都负责任。这样其实他可以不对任何人负责。如果企业亏损了，他可以说，这是为了照顾消费者的

    利益。反过来，商品提价的时候，他也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他不光对客

    户负责，还要考虑股东的利益。当然，裁员的时候，他也有道理，因为

    他要照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这样的概念下，“对所有人负责”其

    实是对任何人都不负责。

    另一方面，一个组织进行决策的时候，往往需要一个相对单一的目

    标。如果企业要兼顾多个目标，经常没有办法决策。比如，一个公司亏

    损太严重，从股东的角度看它应该关闭，但是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角度

    看就没法关闭，因为关闭就要解雇一大批人。再假设，一个企业，现在

    有几千名工人，欠政府几百万的税。如果他按法律缴税的话，企业就破

    产了，几千名工人就失业了。但是他不缴税的话，这个企业就可以做下

    去，工人还继续有工作。这时候，谁能告诉我们，从社会责任的角度

    讲，企业应该缴税，还是不缴税？

    我们甚至可以问一个更简单的问题：假如有一个企业，很照顾消费

    者，免费给社会提供产品，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拿石油公司来说，如果它免费给人们提供油料，会出现什么结果？结果会导致石油过度消

    费，汽车过多，到处塞车，环境严重污染，石油资源很快枯竭。也就是

    说，如果一个企业从“社会责任”的概念出发，向消费者免费提供产品，实际的结果并不好。它可能是在破坏这个社会，而不是承担社会责任。

    以上这些问题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并不那么简单，它有很多

    困惑和悖论，有待我们澄清。

    关于企业的目标，有一些常见的说法。比如，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而管理学家告诉我们，企业要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是为客户创造价值；社会舆论则呼吁，企业最重要的是要讲社会责任。这三者之间有没有矛盾？有人认为是有矛盾的，例如，经常有

    人说，一个企业不能只追求利润，而且还要讲社会责任。这种说法隐含

    的意思是，利润本身是反社会责任的，或者它不是社会责任的组成部

    分。

    但下面我想强调，一方面，在一个健全的市场制度下，企业追求利

    润、为客户创造价值以及承担社会责任之间，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基本

    一致的。利润，是社会考核企业，或者说考核企业家是否真正尽到责任

    的最重要指标。没有这个指标，我们就没有办法判断企业的所作所为究

    竟是损害还是帮助了社会。另一方面，在一个制度缺陷比较严重的社会

    中，利润可能不是考核企业行为的最佳指标。这时候我们应该想办法，使这个制度变好，使利润能够真正反映企业和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而

    不是抛开对社会制度的变革，用说教的方式解决这个矛盾。

    从利润、收入、成本说起

    所谓利润，有商业常识的人都知道，就是企业的销售收入减去成

    本。这说起来简单，实践中可能比较复杂。熟悉企业管理的人都知道，所谓的成本、收入，会计中可以有很多操纵空间。有些企业本来亏损，会计上可以做盈利；有些企业盈利，会计上也可以做成亏损。下面我们

    假设这些操纵都不存在，然后来分析收入、成本和利润的内在关系。

    我们先看，收入是什么？收入是企业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一部分。

    我强调“一部分”，是因为在自愿交易的市场上，一个企业能得到的收

    入，绝对不可能超过他对消费者创造的价值，除非这个企业坑蒙拐骗。

    即使是一个垄断企业，你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是100，你自己可能拿到

    其中的99，但你不可能拿到101。一般而言，竞争越激烈，企业相对消

    费者能够拿走的份额越少，留给消费者的剩余越多。需要提醒的是，在个人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制度下，几乎每个人都

    不能强买强卖，只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政府，因为政府的收入是

    通过税收获得的。理论上，政府存在的价值也是为民众服务。但政府跟

    企业不同的是，企业要取得收入，必须满足消费者的某种意愿。而不受

    民众约束的政府，不管你同不同意，都可以征税，都能得到收入。即使

    民主政治，也没有办法保证政府活动创造的价值大于其征收的税收。

    这就是说，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市场，竞争的或非竞争的，企业获得

    的收入绝对不可能超过他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这一点很重要。企业经

    营者应该明白，你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越大，你可能分享的份额就越

    大。当然，具体份额是多少，取决于你的定价策略、谈判能力等。但无

    论如何，你不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就别想拿到收入。

    再看，成本是什么？对企业来讲，直观地看，他在经营中进货、买

    材料、雇人，花了很多钱，这就是成本。比如，你雇一个人要花5000块

    钱，这就是5000块钱的成本。为什么你雇一个人要花5000块钱？因为这

    个人有市场价码。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无论人员、材料、资源，都有

    自己的价格，这种价格就是企业使用它们的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就是说，如果你不用它，其他人用它，它能创造的最大价值。好比一个

    人，社会上有其他企业雇他，他能创造不低于5000元的价值。如果在你

    的企业里他不能创造超过5000元的价值，你就不能用他。或者说，你就

    用不起他。如果你用他，就是在浪费社会资源，同时你也会亏本。

    理解了上面的意思，我们再看，利润是什么？利润实际上是一个尺

    度，它度量企业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是否高于其使用这种资源的社会成

    本。如果消费者愿意支付给你的价格，低于你使用这种资源的社会成

    本，你就亏损了。这时候你如何实现你的社会责任？反过来，同样的资

    源在你的使用下，创造的价值比任何人都大，这意味着你为社会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从这个角度看，利润本身就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指

    标。

    我们假定，在同样的市场上，使用同样的资源，一个企业创造了

    1000万元的利润，另一个企业有200万元利润。现在第二个企业把200万

    主动捐出来了，从事公益事业了。你告诉我，这两个企业谁更尽到了社

    会责任？是第二个企业吗？显然不是。

    同样的资源，在同样的市场上，为什么创造的价值不同？这就是下

    面要谈的问题：利润的来源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利润？

    利润来自何处

    1921年，美国经济学家奈特教授写了一本书，书名为《风险、不确

    定性和利润》。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利润来自不确

    定性。这个观点指出，如果市场是确定的，你能从消费者那里获得的所

    有收入，都将化为社会的机会成本。此时，你的产品价格等于成本之

    和，没有利润可言。这听起来有点抽象，下面举例来说明。

    设想有一块土地，每个人都知道，这块土地无论盖商场，或者建住

    宅，刨除原材料、人工成本之后，创造的收入是1个亿。如果你想使用

    这块地，必须出价多少？答案是1个亿。因为如果你出价9000万，有人

    马上愿意付9100万，第三个人愿意付9200万……如此竞争出价，最后这

    块地的价格肯定是1个亿。它创造的收入也是1个亿。所以实际上没有利

    润。但在现实中，人们的判断往往不一样。如果多数人认为这块地创造

    的收入是1个亿，但某个人可能比别人看得远，更有判断力，觉得这个

    土地可能创造2个亿的收入，他就会出更高的价，买下这块地。最后如

    果他判断准确，开发的项目卖了2个亿，多出的这几千万就是他的利润。这就是“利润来自不确定性”的含义，即人们对未来的判断不一样才

    有利润。判断是对未来的猜测，本身也是不确定的，可能是对的，也可

    能是错的。但总有一些人，眼光比别人高明，决策能力、管理能力也更

    强，所以更容易取得成功。这就是企业家。

    有商业经验的人都知道，所有人都认为赚钱的事，最后一定不赚

    钱。多数人看不明白、少数人看得明白的事，那才是赚钱的。要赚钱，就得承担风险，承担不确定性的后果。这跟我上面讲的不矛盾。如果没

    有不确定性，所有收入都会转化为成本，最后没有利润。由于有不确定

    性，所以成本和收入之间就发生了差异，可能盈利，也可能亏损。但是

    平均而言，有一些人判断能力要高于常人，所以他们还是有利可图。

    因为有不确定性，投资就得承担风险，这个利润也是对风险的一种

    补偿。大多数人都害怕风险，否则保险公司就没必要存在了。但即使每

    个人都不害怕风险，因为有不确定性，投资者的报酬也不会一样。一桩

    生意，10个人干，投资都是100万元，但是成功的可能性只有10%，也

    就是1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成功。那这10个人预期成功的收入达到多少

    才愿意干这个事呢？不考虑风险偏好，至少得在1000万元以上。因为有

    了1000万元的预期收入，才能补偿100万元有90%的可能收不回的风

    险。如果最后10个人无论成败，都把盈利的1000万拿来平分，每人又可

    得100万元，那他们当初就没有必要拿100万元去投资了。而如果我们对

    这种事后的收入差距不承认，就等于否认企业家的价值。

    利润的第二个来源是创新，这是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观点。

    创新在商业上不是指发明，而是指用同样的资源，你能比别人创造出更

    高的价值。或者，你为了创造同样的价值，可比别人花费更少的资源。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能赚钱。在竞争的市场上，你怎么能够比别

    人更赚钱？答案很简单：给定一个成本，要赚钱，你的销售收入要比别人做得高。或者反过来，给定一个销售收入，你的成本要比别人低。别

    的企业10个人做的东西，你用8个人做出来，你就赚钱了。这就是创

    新。

    一项新技术或商业模式刚出现时，因为不确定性，有人不敢用，而

    敢用的人就可能从中赚钱。但如果这种技术或商业模式被广泛接受，利

    润就会平均化为机会成本，不会有人赚钱。几年前，《哈佛商业评论》

    中有篇文章说，IT不是竞争力。他的意思不是说IT不重要，而是说，一

    旦大家都认识IT的价值，就没有企业因为使用了IT技术而更有竞争力。

    就像电一样，因为大家都用它，它就不再是一种优势，而变成了你的成

    本。换句话说，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任何企业都要致力于创新，因为

    前面有人牵着你，后面有人追着你，如果缺乏创新，你不可能赚钱，就

    会被淘汰。利润的第三个源泉，我认为很重要，就是企业对市场秩序的

    维护。

    我们经常讲品牌的力量，好多企业都在做品牌。品牌为什么有价

    值？因为品牌给你提供了消费者的信任。消费者愿意多花钱，买信得过

    的产品。他不需要讨价还价，节省了交易成本，其中的一部分就归厂家

    所有，成为品牌溢价。品牌溢价就来自它对市场秩序的维护。设想一

    下，如果我们把市场上所有东西的商标都撕掉，这个市场是什么样子？

    除了土豆、大米、萝卜等可以用眼睛直接判断质量的简单商品，其他大

    部分东西我们都不敢买，这样市场会大大萎缩。对企业来说，如果消费

    者对你更信任，你就能够比别人更赚钱。从社会意义上来讲，没有这样

    的信任，市场秩序没法维持。像伊利、蒙牛这些企业，给我们带来的不

    仅仅是牛奶，还有秩序，使我们可以放心地喝牛奶。所以他们通过品牌

    获得巨大的利润。

    总结起来，利润的源泉就在这三个方面：你有没有能力应对不确定性；你有没有能力创新；你是不是比别人更值得信任。如果这三个你都

    做得很好，那么你就有利润。

    接下来的问题是：企业获得收入之后，为什么一部分人的收入算成

    本，而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叫利润？或者说，为什么只有一部分人获得利

    润，而不是让所有人平分这个利润？

    利润是一种责任

    设想一下，由100人组成的一个企业，先不论贡献大小，他们如何

    分配企业收入？一种方法是平均分配。假如每年有2000万的收入，每个

    人拿20万。但这样一来，每个人创造价值的积极性可能很小，偷懒的积

    极性会很大。企业出了问题，也没有人真正承担责任。

    可以有另一种安排：让其中的99个人拿固定合同收入，剩下的1个

    人拿剩余收入。所谓剩余收入，就是销售收入刨除原材料、利息、工资

    等之后，剩下的部分，这就是利润。拿剩余收入的人是老板，拿固定工

    资的人是雇员。

    这种安排的好处是什么？让拿剩余收入的人更好地承担责任，并监

    督其他的人也承担自己的责任。企业家拿剩余收入，承担的是剩余责

    任。雇员拿合同收入，承担的是过失责任。

    换句话说，作为雇员，只要自己没犯错误，或者老板没有发现你的

    错误，你就没责任。而作为老板，只要你没发现别人有错误，出了问题

    全是你的错。可以想像，工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只要没有犯错误，老

    板就得付工资，否则就是老板违约，工人可以告他。老板不能说，企业

    亏了，我不能付你工资了。而企业搞得不好，老板只要没有发现别人有错误，错误都是自己的。老板不可以在消费者面前说，我今年比去年辛

    苦多了，所以今年的利润一定要高，你们给我多加钱。

    谈到这里，大家或许能够理解，在企业制度安排中，让一部分人拿

    利润，是要他承担最终责任。老板是拿利润的人，所以对所有员工的行

    为承担连带责任，出了问题就得负责。因此他得费尽心思监督别人，不

    让别人出乱子。别人出了乱子，作为老板，你不能说，这不是我的事，是他的事。这样说就意味着你不想当老板，或者你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一

    个老板。比如你开一个餐馆，有人在这餐馆吃东西食物中毒，谁承担责

    任？老板承担责任，不是厨师或采购员承担责任。由于你必须承担这个

    责任，所以招员工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如果员工有病，传染给消费

    者，老板也得承担赔偿责任。

    前面讲到，品牌是利润的一个来源。其实品牌价值本身，也是一系

    列责任组成的。比如汽车厂商，零部件大部分不是自己生产的。一辆汽

    车有上万个零部件，有一大批供应商。对一个品牌企业来说，所有供应

    链环节上出的问题，它都要承担责任。假如五级供应商的原材料质量不

    合格，汽车上路的时候钢轴出了问题，谁承担责任？是汽车厂商，不是

    生产钢轴的企业。消费者跟汽车厂商算账，而不是跟供应商算账。因为

    你要承担最终责任，所以你必须想办法监督供应商。如果你没有能力监

    督他，进的原材料不合格，组装的汽车有毛病，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一个品牌企业，对供应链上的供应商承担责任，和一个老板对员工

    承担责任是类似的。供应链是一级一级的。假如汽车出问题，是因为钢

    材质量不过关，汽车厂商不需要找钢铁厂，他去找用这个钢材制造零部

    件的供应商，然后，零部件企业再去跟钢铁企业谈这个问题，一级一级

    往下追究。这是一个责任体系，也是一个价值体系。企业承担的责任越

    大，在价值链上的份额就越大。如果不是这样，厂商就不会努力树立自己的品牌。如果汽车出了问题，消费者必须去找零部件厂商解决问题，那就没有多少人敢购买汽车了。

    再想想看，整个社会有多少人？我们需要交易的对象有多少人？数

    不清。你检查身边的每一件商品，是谁生产的？你不认识!但是你能放

    心买。这就是市场机制的奇妙之处。它把所有的人分成不同的组织，分

    别面对消费者，谁出问题一目了然。比如你的电脑是东芝的，出了问题

    你就找东芝，不能找索尼。所以给每一个企业冠一个名字是很神圣的

    事，目的是让你承担责任，通过树立品牌获得利润。而在企业内部，有

    了利润这样一种剩余收入的方式，可以让一部分人承担剩余责任，迫使

    他对每一个环节都花工夫，让每一个环节都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所以

    我说，利润就是责任。

    回过头看，企业支付的工资、货款、利息等，都是什么？都是某种

    形式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工人在你这儿干活，就不能到别的地方干

    活。银行把钱给你，就不能贷给别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最重要

    的责任是什么？履行合同。你答应工人付1万块钱，答应供应商1个月内

    付款，你就要按时兑现。如果你拖欠工资，拖欠货款，不按约定收货、交货，那就真没尽到社会责任。所以大家不要离开合约行为，抽象地谈

    社会责任，那样不解决问题。

    利润的社会意义

    进一步讲，我们来看更宏观的图景：利润如何引导资源的有效配

    置。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取决于什么？所谓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一个

    企业应该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利润是一个信号!一

    个行业，如果不论谁在里面干，利润普遍比别的行业高，就意味着这个

    行业资源少，竞争不够。企业追求利润，自然会进入这个行业，使社会资源合理流动。社会应该培养什么人才？如果技工的工资涨得很快，普

    通大学生的工资不涨，意味着社会缺乏技工人才，更多的人应该去学技

    工。利润就是起这个引导作用的。

    如果不用利润衡量，工厂烧锅炉应该用石油、用煤，还是用酒精，你不知道。只有利润能告诉你，哪一种方案是正确的，哪一种方案是浪

    费的。如果本来应该烧煤，但你用油，结果成本很高，你的利润就会减

    少，或者亏损，时间一长，工厂倒闭了，浪费资源的行为就自然终止

    了。中国有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为什么？资源越稀缺，价格越高，你就越得想办法开发替代能源。现在全球石油供应紧张，如果石油的价

    格走高，其他替代性的能源就会越来越多。创造新的能源也是靠利润机

    制。

    我们强调自主创新，但创新能否创造社会价值，也要用利润来衡

    量。对科学家来说，创新最重要的是满足他的好奇心。比如盖奥运场

    馆，设计师不关心成本，他只希望他的作品能在历史上留下来，成为他

    的丰功伟绩。但这样对社会有没有好处？不一定。只有用利润去衡量才

    知道。没有商业价值的创新，注定只是昙花一现，或者只能成为一件展

    览品。

    总之，一个国家的资源利用、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必须靠市场

    经济和利润机制引导。在世界上，哪些国家资源浪费最严重，技术进步

    最慢，环境污染最严重？不是强调“社会责任”少的国家，而是产权制度

    不清晰、价格信号被扭曲的国家。没有这样一个制度，我们空谈这个责

    任、那个责任，都是没有用的。

    反过来看，社会责任这个概念最适合谁？第一，最适合政府。为什

    么？前面说了，企业不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就没收入，但政府不创造价值也可以有收入。所以对政府部门要特别强调社会责任。政府没有利润指

    标，我们只能用这个办法，不断鼓励他为人民服务，好好地干活。第

    二，非营利性组织。像大学、研究所什么的，社会没有办法直接衡量他

    的贡献。一个教授、研究员做得好不好，不像一个企业老总，通过利润

    马上就能看出来，所以需要强调社会责任。第三，垄断性组织。为什么

    呢？垄断性组织的利润，不表明对社会的贡献。他赚钱很多，但不是由

    于他有创新，不是由于承担风险，而是因为垄断了资源。像石油、通信

    这些垄断性的行业，要特别讲究社会责任。

    说到底，一个人或企业对社会是不是有贡献，最重要的不是看口头

    上的责任，而是看这种责任的可考核性。对应的英文有两个词，一个叫

    Responsibility，一个叫Accountability，理解这两个词很重要。如果“责

    任”不具有可考核性，就像前面讲的，有的人声称对所有人负责，其实

    他可以对谁都不负责，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他是不是做了分内的事，甚至

    不知道一个企业是在做好事还是坏事。计划经济下，每一个商场门口都

    会有一个牌子写着“为人民服务”，每次宣传都会强调为人民服务，但结

    果又怎么样？服务质量非常糟糕。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对人的责任强

    调得不够，而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也就是制度，对人的行为没有正面激

    励。

    怎么办——制度缺陷下的抉择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在一个健全的市场制度下，企业追求利润和承

    担社会责任之间，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基本一致的。换句话说，赚钱意

    味着你对社会是否作贡献了，是衡量一个制度是否完善的标准。在一个

    接近完美的制度下，赚钱几乎等同于对社会作贡献。而在一个很糟糕的

    制度下，赚钱往往会损害社会利益。当然，现实中，这两种极端的情况都很少见。制度总是介于最完美和最糟糕之间。这时候，我们干一件

    事，比如企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有四种可能：第一，对社会有价

    值，同时也能赚钱；第二，能赚钱，但对社会没价值；第三，对社会有

    价值，但不能赚钱；第四，对社会没价值，也不能赚钱。

    面对这种情况，从全社会来说，首先要努力完善制度，使得社会尽

    量向第一种状况靠拢，而尽量避免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不一致。但可

    以想像，无论怎么努力，要创造完美无缺的制度是不可能的。因此，以

    追求利润为目标的企业，总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一件事，对社会有价

    值，但不能赚钱，这样的事做不做？或者，一件事能赚钱，但对社会没

    价值，这样的事做不做？

    中国的古话很有意思，对上面的情况，我借用几个比喻：第一类，做事对社会有价值又能赚钱，是什么人？是君子。古人说，“君子爱

    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你对社会的价值。第二类是什么人？

    做事对社会没价值，但自己能赚钱，这是小人。所谓做君子不做小人，应该干这样的事，不应该干那样的事。第三类是什么人？是圣人。他做

    事对社会有价值，但自己吃亏，过得不好。这样的人很伟大，我们很尊

    敬，但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第四类人是什么？那是傻子。只有

    傻子，才干损人不利己的事。这样的人大家不用担心，不会很多。不信

    你去试，很快会被社会淘汰。

    对照这几种人，应该呼吁，当你知道一件事没什么利润，但对社会

    有贡献，你应该去做。好比一个地方发生瘟疫，这个地方很穷，作为药

    品厂商，你应该送一些免费的药过去。反过来，一件事可以让你得到蝇

    头小利，但这件事有损社会利益，你就不应该做。比如有的药过期了，吃了有副作用，但是消费者不知道，你卖了还可以赚钱，但你不能去

    做。这时候，社会责任的概念是有意义的。包括污染问题，因为现在法制不健全，有些行业规范没有建立起来。你明知道生产某种产品的污染

    很严重，造成的社会损失很大，但你为了追求利润去做了，就没有尽到

    社会责任。

    一个社会可以提倡圣人的精神，但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圣人身上。更

    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设计，奖励君子，惩治小人，把更多的小人变

    成君子，把更多的事变成君子可为之事。换句话说，不要空谈社会责

    任，要着眼于改良我们的制度，让大家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责任只能

    由可考核性保证，所以最重要的是把产权制度搞好，把价格制度搞对，把激励机制搞活。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康的，每个人才能得到自己应得的

    东西。当我们发现企业利润与社会价值发生错位时，要分析问题在什么

    地方。是不是产权制度有问题，使得那些企业领导人只追求短期利益，不考虑对这个企业的长期影响？我们的价格制度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定

    价太低，使资源配置发生了扭曲？

    比如，现在担心矿难死人太多，如果煤矿开采权由3年提到30年，比天天教育煤老板爱护矿工要重要得多。如果只管教育，不从制度上解

    决问题，他今天开煤矿，明天能不能开不知道，那他干吗要买安全设

    备？如果买一套安全设备要花1000万，200万没赚回来，就不让干了，他怎么办？如果给他30年产权，甚至是永久性产权，跑得了和尚跑不了

    庙，不用你检查，他自己比你还小心。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

    的手”的基本原理：在一个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竞争性市场上，每个人

    追求自己的利益，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比他直接追求社会的好处效果还

    要大。

    最后总结一下，社会责任是有意义的，因为制度不可能是完美的；

    但它的意义也是有限的，因为缺乏好制度，责任是难以考核与落实的。

    对企业家来说，应该认识到，他们真正的责任，是在诚信守信的基础上，通过为客户创造价值，赚取利润，同时给更多的人创造就业机会，给国家上缴更多的税收。别搞华而不实的东西，今天剪彩，明天作报

    告，一总结一大堆，但企业搞得一塌糊涂，那是对全社会的不负责任。

    [1] 本文由作者2007年4月14日在“第十四届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

    调查结果发布暨企业社会责任研讨会”的演讲整理而成，首次发表于

    《经济观察报》2007年8月19日。3国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吗？——中国经验的启示[1]

    引言

    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尽管不同学者可能持有不同看法，但一个普

    遍为人所接受的定义是：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公共(“全民”)拥有企业

    所有权而其经济决策由市场价格调节的经济体制。简言之，市场社会主

    义即公有制加市场机制。[2] 在实践中，公有制通常采取国有制的形

    式，即国家(政府)作为所有企业的法律所有人。这里，所有制由索取

    剩余权及对管理的控制权来定义。

    按照这一定义，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可被视为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

    未有的市场社会主义试验。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从未试图放弃过社会主

    义，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亦一直坚持国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然

    而自1979年以来，中国政府实际上尝试将市场价格体制引入其国有制占

    主导的经济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内外学者都将中国的改革解释为

    一种“市场导向的改革”。在1984年之前，官方的改革目标是通过引入一

    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市场成分来提高和完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

    1984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被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采纳为改革的

    目标模型。在当时的中文词汇里，“商品经济”或多或少是“国家调控的

    市场经济”的“软”版本。加上定语“有计划的”，部分是为避免意识形态

    争议，部分是因为政府对市场体制并无充分的信心。1992年，即改革起

    步13年之后，中共十四大最终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采纳为改革的目标

    模型，“市场经济”由此被合法化。在此，我需要指出，尽管我将中国的经济改革解释为一场“市场社

    会主义”的试验，但我的意思不是说中国政府曾有过任何经济应该纯粹

    国有的意图。相反，即使在改革前的时代，在中国也有非国有部门(主

    要为城市集体所有企业与农村集体所有制)与国有部门并存。自改革以

    来，私有工商业、乡镇企业与外国投资企业发展迅速。结果，就所有制

    结构而言，今天的中国经济更像一个“混合经济”。在工业部门，国有企

    业约占产出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另外，即使一些所谓的“国有企业”也

    有非国有持股人。然而，在中国的官方表述中，非国有部门只能是对国

    有制的“补充”，而国有制必须永远保持其在整个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而非一

    场“混合经济”的试验。我之后将论证，国有部门的萎缩本身即是国有制

    与市场竞争间不相容的有力证据。

    市场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是，国有制与市场竞争是否相容。在中

    国，经济学家们对这一问题持不同甚至相左的看法。一些经济学家(被

    称为“竞争学派”)认为，只要存在“充分竞争”，所有制即无关紧要，国

    有制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竞争而非所有制才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因此，政府需要对国有企业做的，是将企业与政府分离(政企

    分开)，给予企业充分自主权，并为竞争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3]

    另一批经济学家(被称为“产权学派”)辩称：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建立在

    国有制基础之上的，惟有在私人财产制度的基础上市场经济才能有效率

    地运作!因此，市场经济体系要成功建立，民营化不可避免。我本人被

    一些学者引为产权学派的代表之一。[4]

    中国经济改革令人惊叹的表现(就GDP增长与其他经济指标而言)

    也被一些国外经济学家引为市场竞争可以独立于所有制结构，经济甚至

    可以在缺乏产权清晰界定的情况下取得巨大成功的证据，这一观点尤其得到斯蒂格利茨的附和(Stiglitz，1994)。

    基于中国改革的经验以及作者过去的研究，本文认为，国有制与市

    场经济是不相容的，企业的竞争行为不可能独立于所有权结构。我赞同

    普特曼的论点，即中国的经验已表明：除非政府通过立法或政策对私有

    企业的增长设置强大的障碍，否则，市场社会主义几乎没有长期存活的

    可能性(Putterman，2008)。特别地，我证明：

    1.在国有经济中，“充分竞争”必然是过度竞争。就社会效率而言，国有企业的竞争行为可能非常具有破坏性。

    2.国有制下的竞争可能导致过度准入。

    3.市场经济中的声誉机制在国有制下不起作用。

    4.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下无法长期生存，竞争最终将导致国有企业

    的民营化。

    过度(或恶性)竞争

    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每个竞争性经济都是帕累托有效的；

    每个帕累托有效配置都可以通过使用市场机制而获得。市场经济的效率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在竞争市场中，一个最大化

    利润企业的最优定价原则意味着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后者即社会最优的

    条件之一。在现实中，由于外部性与市场权力的存在，试图最大化利润

    的努力不总是导致帕累托效率，市场可能失效。然而，在适当的政府干

    预下，市场竞争仍然可以趋近经济的配置效率。

    计划经济是无效率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央计划者没有充分的信息去作出正确的决策，部分原因是因为企业没有最大化利润，这一观点已

    被广泛接受。市场社会主义不拒绝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相反，它建

    立在这些基本定理的基础上(Stiglitz，1994)。它设想市场竞争可以被

    完美地植入国有经济中，且只要国有企业受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驱动，社

    会主义即可以获得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的效率。

    尽管没有被人明确加以表述，但这一直是指引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

    潜在基本理念。中国的国有部门改革始于将决策权(包括对生产、投资

    和定价的决策权)授予经理人，并提供分享奖金与利润的激励方案。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经理人的自主权程度是衡量改革进程及其成功与否的

    一项基本的官方标准。形形色色的改革政策先后被付诸实施，以提高经

    理人自主性和市场竞争力(Groves等，1994；张维迎，1997)。其设想

    是：一旦国有企业管理层能够自己决策并在市场上互相竞争，改革即大

    功告成。

    大致来说，到1995年，大多数部门中的国有企业几乎已能自由决定

    生产并互相竞争，他们甚至不需要向政府(“所有人”)派发红利。换句

    话说，他们享受与其资本主义同行同等的自由，却不承担任何股本成

    本。然而，后果却令人惊讶，与预期大相径庭。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后

    半期，时有报道称许多国有企业彼此竞相压低价格，产品价格被故意定

    得低于边际成本，国有部门蒙受了巨大损失。中国媒体把这种定价行为

    叫做“恶性竞争”，我称之为“过度竞争”。过度(或恶性)竞争曾变得如

    此严重，以至于国家经贸委在1998年年中不得不发出一部管理性文件禁

    止国有企业降价，这成为放开价格政策的一次重大倒退。

    在西方市场经济中，除了存在占支配地位的厂商试图通过赶走其竞

    争者而垄断市场的情形外，在没有厂商有望垄断市场的竞争性部门里，我们极少观察到如此大规模的过度竞争。为什么过度竞争存在于转型的中国经济之中？在什么特定条件下，国有企业会从事此类定价行为？

    在张维迎和马捷1999年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建立了一个探讨这些问

    题的理论模型。我们的基本论点是，源于所有制的扭曲可能诱使经理人

    从事过度竞争性行为。在传统理论中，厂商的目标由利润函数或某个与

    利润成比例的变量概括。利润最大化可以是对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甚至

    上市的私有企业目标的良好近似，但它肯定不是国有企业目标的良好近

    似。让我对此作详细的解释。

    任何经济决策都会产生收益和成本。完全的私有制可以理解为决策

    者对经济决策的收益与成本的完全内化。因此，在公司的范围内，我们

    可以用经理人在公司销售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对其在公司成本中所占份额

    的比来衡量所有制的扭曲。在静态模型中，这里的收入和成本应该被理

    解为一项生产决定所导致的永久现金流的贴现值。如果经理人的收入份

    额用β表示，成本份额用α表示[5] ，则所有制扭曲可以用γ=βα来衡量：

    γ=1意味着没有所有制扭曲，当γ≠1时，扭曲产生。γ离1越远，扭曲越严

    重。

    我们假定，不论企业所有权如何，经理人都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等

    于其个人收入减去个人成本)。在私人所有人控制的企业中，β=α=1，γ=1，即经理人对收入和成本均负全责，不存在所有制扭曲。不论市场

    结构如何，利润最大化行为都不会导致过度竞争。即使在控制权与所有

    权分离，即β<1，α<1的情况下，只要β=α>0，γ=1仍然成立，则不存在

    所有制扭曲。在这种情况下，经理人的目标函数仍然等价于利润最大

    化，过度竞争不会出现。

    然而，在经理人的收入份额与其成本份额不等——α≠β，因此γ≠1

    ——的情形下，经理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不同于利润最大化行为。在静态古诺模型中，容易证明，当所有权扭曲足够大时(即γ足够大)，经

    理人的最优选择将把价格设在边际成本之下，过度竞争将会发生。这个

    模型演示在图3.1中，其中经理人的最优价格低于边际成本。此外，γ>1

    的企业数量越多、需求越有弹性，竞争则越可能过度。[6]

    这一理论模型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国有企业在转型的中国经济中的竞

    争行为。在改革前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收入和成本都纳入中央预算，生

    产决策由政府部门作出，价格也由政府部门固定。[7] 自改革以来，经

    理人获得了相当的生产决策权。与此同时，各种激励机制被引入国有部

    门(张维迎，1997)。尽管许多激励合约通常是以利润为基础的，但给

    经理人的金钱奖励与非金钱好处很大程度上更依赖于销售收入而非成

    本。其原因是，衡量销售收入比衡量成本要容易得多。通常，收入在销

    售后立即在账目上实现，而生产成本则可能轻易地被分散到一段长得多

    的时期上。此外，鉴于对国有企业经理人的任命基于短期合同(明确的

    或不明确的)，经理人完全有动机挣快钱。如图3.1所示，后者可以通

    过延缓成本分摊而操纵会计账目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例如，据广泛报

    道，国有企业经理人经常低报固定资产折旧及其他类型的可测量成本，从而拖延技术更新。他们甚至通过拖欠国有银行贷款来“创造”利润。另

    外，除非经理人是企业的所有人之一，否则许多成本时常无法核算。结

    果，国有企业经理人在销售收入中的份额通常大于他必须承担的生产成

    本份额，即使激励合同以会计利润为基础。因此，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

    把今天的国有企业称之为γ>1的企业。这解释了为什么过度竞争会在大

    多数国有企业主导的竞争性产业中发生。

    图31所有权扭曲与过度竞争

    我们也可以在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Holmstrom and Milgrom，1991)的多项任务模型的框架内，重新解释国有企业的过度竞争。在这一架构内，经理人有两项任务：增加收入和控制成本。鉴于成本更难观

    测，基于收入的激励超过基于成本的激励。总的激励将被扭曲，有利于

    收入最大化而非利润最大化。过度竞争将随之而来。

    图3.2成本操纵行为

    为完成我的论证，我必须讨论在西方私有经济中所有制与管理的分

    离为何没有导致像在中国的国有制中所发生的过度竞争盛行的问题。我

    相信，根本原因在于所有制的本性。国家所有人与私人所有人之间存在

    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诚如斯科利瓦斯(Sklivas，1987)所辩称的，即使

    在西方上市公司中，鉴于股东不直接管理企业，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及

    其所导致的运营决策复杂性也可能使企业偏离利润最大化选择。然而，这些公司里的私人股东有足够的动机去设计针对其经理人的激励方案并

    监督他们，从而使γ尽可能接近1，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长期绩

    效相关。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大家都是所有

    人，意味着根本没有所有人。作为企业的原始所有人，人民不仅缺乏相

    关信息，也缺乏可监督其经理人的有效手段。由于“搭便车”问题之故，他们不可能有动机去为其代理人提供激励，甚至连(作为所有人的)自

    我激励都没有。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原始所有人不具有“行为能力”。当

    所有人群体的规模与国有部门的规模十分庞大时——正如中国的情形一

    样，尤其如此(张维迎，1998a)。国家透过一条长长的委托链，充当

    国有企业的法律所有人。然而，国家是由政客与官僚管理的。政客与官

    僚均无任何对企业利润的合法索取权。作为代理人的官僚遭受与国有企

    业经理人一样的激励扭曲，他们也不会在其职位上待太久，他们为什么

    要像私人所有者一样作为，使γ接近1呢？官僚经常与经理人串谋滥用国

    有资产而不是监督经理人，就毫不奇怪了。即使官僚有为经理人设计激

    励相容的合约的企图，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这样的激励不可避免地也是“千人一面”型的。考虑到企业在诸多方面彼此各异，“千人一面”的合

    约只能包含十分有限的控制变量。结果，经理人自主权意味着由内部人

    控制，经理人将享有过度的操纵账目的自由。这样，过度竞争更容易发

    生。

    国有经济与西方私有经济之间另一重要的差别是，在西方经济中，资本市场与经理人劳动市场在管束和激励经理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

    而，鉴于所有生产资料都归单一的国家所有人所有，这两种机制在国有

    经济中都不存在。这意味着，国家所有人所拥有的信息和可资管束经理

    人的手段都少得多。当经理人的声誉在市场上不受重视时，经理人怎么

    会像在西方经济中所看到的那样，有任何建立良好声誉的激励呢？

    综上所述，我在本节中论证道，当国有企业被赋予决策自主权时，在中国所观察到的产品市场中的过度竞争(即将价格设成低于边际成

    本)则是国有制的自然现象了。其具有普遍意义的含义是，在国有经济

    中，“充分”竞争必然是过度竞争，“完全”竞争与帕累托最优不一致。当

    竞争学派辩称只要产品市场中存在足够竞争，所有制即无关时

    (Stiglitz，1994；林毅夫等，1998)，其隐含的假设是竞争行为独立于

    所有权结构。然而中国的经验已经表明，竞争行为不可能独立于所有权

    结构。没有所有制的根本性变革，“充分竞争”可能是非常具有破坏性

    的。[8]

    给定价格被定在边际成本之下，国有企业如何长期生存呢，答案

    是，国有企业或明或暗地得到政府补贴，原因即在于软预算约束(科尔

    内，1986)。如果没有政府补贴，过度竞争最终将导致国有企业的崩

    溃。其含义是，随着政府预算被耗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将随之而来。

    我将在本文晚些时候讨论私有化。过度准入

    市场的效率不仅依赖于现有企业的行为，还依赖于新企业的进入与

    无效率企业的退出。进入和退出过程决定市场结构与效率的动态机制。

    尤其如熊彼特(1934)所想见的，经济发展涉及一个“创造性破坏”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在技术创新中的竞争发挥着过滤器的作用——优胜

    劣汰。

    然而，没有任何一般性理论证明，私有经济中企业的市场均衡数量

    从社会的角度看必然是有效率的。相反，一些理论模型已表明，市场均

    衡倾向于导致过度准入，即就社会最优而言，企业数量过多(Mankiw

    and Whinston，1986；Suzumura and Kiyono，1987)。特别地，时常有

    人辩称，对进入具有规模经济的产业应当设限，因为自由准入可能导致

    不如人意的固定成本重复(Vickers and Yarrow，1988)。

    对许多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来说，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是私有制的罪

    恶。他们声称，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在国有制下能够被消除，因为不同

    企业间没有利益冲突，所有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即使当过度准入和

    重复建设确因某种原因发生，政府也可以通过行政干预(诸如关停并转

    式的调整)来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经验显示恰恰相反。国有制非但未能消

    除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当与西方经济相比时，它导致的过度准入和重

    复建设更甚。即使在改革前的体制下，当政府制定所有事关进入与退出

    的决策时，过度准入与重复建设也构成一件最为严重而持久的让政府头

    疼的事。许多周而复始的行政性调整被启动以处理这个问题。自改革开

    放以来，国企内部诸多准入限制已被逐渐减少甚至废止，地方政府和国

    有企业都已获得了巨大的投资决策权。更多产业也逐步对私人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开放。结果，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恶化了。我们所观察到的

    是，除极少数国有垄断部门(诸如石油、铁路、航空和银行)外，中国

    多数产业都容纳了过多小型的“原子”企业，没有占支配地位的参与者。

    就企业数量而言，中国经济或许是“竞争”最激烈的经济。与西方，甚至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多数产业的集中度要低得多。例如，在15

    个制造业部门中，仅石油冶炼部门具有4家企业占40%以上的集中度，三个部门在20%—30%之间，而剩下的11个部门则都在20%之下(5个低

    于8%)(殷醒民，1996)。

    我们还发现，因为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有效率的并购也更难产

    生。快垮掉的国有企业对被接管和关闭极为抗拒，即使无力偿债的企业

    也毋须退出。正如海尔集团CEO张瑞敏所生动描述的，国企只要一息尚

    存，它就不愿被吞掉。

    为什么在国有制下准入过度更甚，重复建设更严重？为什么在国有

    部门中完成并购更为困难？国内的一种普遍论点是，过度准入和重复建

    设源于“地区、部门和企业的自我利益”。例如，在中国的税收分配体制

    下，地方政府一味为了增加地方税收和就业而盲目进行投资并建设新工

    厂，忽视社会效率。经理人抗拒被接管，因为他们担心失去其职位与权

    力。然而，这类论点仅仅说明了问题的存在，而未提供答案。毕竟，不

    能说国有制下的利益比私有制下的利益更分散。在私有经济中，每个企

    业都是一个具有其自身目标的独立实体，它进行投资决策以最大化其利

    润。然而，我们尚未观察到过度准入如在中国那样普遍。相反，并购

    ——友好的或恶意的——都时常发生。

    在张维迎(1986b)中，我解释过，国有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过度准

    入与重复建设现象植根于企业的国有制的本性。正如企业理论学者所普

    遍认识到的，企业产生两种回报：现金流(简单称为“利润”)和控制权收益(Aghion and Bolton，1992；Hart，1995)。现金流与控制权收益

    之间的区别在于，现金流可以按一个正式的所有权结构进行分配，可以

    转让。控制权收益则是依附在职位上的，不可转让，只能为经理人或控

    股股东所享受。这里的控制权收益可以被理解成经理人私人所重视的、与经理人职位相关的全部私人回报，包括在职消费、裙带关系、社会声

    望等。准入均衡的条件依赖于现金流如何与控制权收益相匹配(或不匹

    配)。

    在由所有人管理的经济中，经理人同时占有利润与控制权收益。当

    存在自由准入时，决定企业的市场均衡数量的条件是：边际企业的总价

    值(现金流与控制权收益之和)等于零。[9] 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

    经济里，现金流和控制权收益被赋予不同人，均衡条件则更为复杂，视

    激励方案与权威分配而定。

    在国有经济中，现金流属于“全民”(或国家)，经理人只能享受控

    制权收益。[10] 即使当经理人分享一部分现金流(或明或暗地)，他们

    的现金流份额仍然依附于其职位，不可转让。因此，我们仍然可以将这

    种情形称之为与控制权收益相关。在改革前的体制中，官僚作投资决

    策。在转型的中国经济中，随着国有企业经理们获得了更多自主权，国

    有企业投资决策由经理人与官僚共同制定。然而，在这两种情形中，在

    一定限度内，决策制定者都受私人利益的驱动。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

    假定，决定准入均衡的条件是边际进入者的控制权收益为零，而不是总

    价值或利润为零。

    在图3.3中，我显示了现金流、控制权收益与总价值如何随产业中

    的企业数量而变化。当企业数量很少时，少数寡头拥有庞大的市场力

    量，现金流和控制权收益都很可观。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加，市场竞争变

    得越来越激烈，则现金流和控制权收益均下降。控制权收益下降有两个理由：第一，较低水平的现金流意味着可得的额外好处少了；第二，存

    在更多的经理人意味着被雇为经理所具有的声望变低了。我们可以进一

    步假定，现金流比控制权收益下降得更快。毕竟，即使当企业亏损时，经理人仍可占有一些控制权收益。因此，现金流和总价值比控制权收益

    更快缩小为零。私有经济中企业的均衡数量(用N表示)[11]

    图3.3企业均衡数量

    因此，我证明了，国有经济遭受更为严重的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

    非正式的观察强烈支持这一论点。例如，假设汽车制造商的社会最优数

    量是5。然而，主管政府官员可能选择建设50家而不是5家汽车制造厂，因为现在他们可以任命50个总经理，从而可以给更多的亲朋好友安排位

    子。尽管试图支撑50家制造商的整个行业处于亏损状态，但没人在乎。

    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国有部门内并购更难以完成。在私

    有经济中，目标企业的经理人在合并后可能失去他们的控制权收益。然

    而，如果合并就总价值最大化而言是有效率的，身为所有人的经理人可

    以靠现金流的增长得到补偿。合并对相关各方可以是一个帕累托改进。

    相比之下，在国有经济中，目标企业的经理人失去控制权收益不能以任

    何合法的方式通过现金流的增长而得到补偿。因此，除非政府给该经理

    人提供另外一个相当的职位，否则目标经理人完全有动机抗拒合并以图

    保护控制权收益。

    我现在转而讨论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私有经济。诚然，这一分离

    可能导致经理人的各种恣意行为。然而，出于以下原因，当与国有制相

    比时，这种恣意行为在准入和并购的情况下或许不是很严重。首先，即

    使当股东不是经理人，一般而言是股东或董事会而非经理人决定进入与

    合并。对权威的这种分配事实上表明，均衡状态更可能是“扯平的”，即当与由所有人经营的经济相比时，进入或许太少，合并或许过多。第

    二，在多数私人上市公司中，CEO持有一定股份，在一些情形下甚至是

    最大股东。因此，即使合并削除了他们的控制权收益，他们仍然可以靠

    现金流增长获得部分补偿。第三，为了其自身的现金流利益，目标企业

    的股东有动力通过现金补偿(比如金色降落伞[12] )买通经理人，以缓

    和他们的抗拒。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人民)既没有合法权

    力也没有动机去买通行将失去控制权的经理人。第四，在基于私有制的

    市场经济中，许多合并和收购可以通过在股票交易所向股东直接发出收

    购要约来操作。这种机制在国有经济中不存在。

    我的论点也得到某些经验研究的支持。例如，李洪斌等(Li，Zhang and Zhou，2005)用来自中关村高科技园的面板数据显示，尽管

    效率已成为所有高科技企业生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同等条件下，国

    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不可能退出。特别是，金融压力对国有企业生存

    的负面效应比对非国有企业生存的负面效应要小，对由中央政府控制的

    企业生存的负面效应最小。

    声誉机制的缺失

    市场是交易与经济活动的协调装置。几乎在所有情形下，交易都不

    过是承诺的交换，经济活动也不过是履行承诺。没有交易各方的充分互

    信，市场就无法有效和高效率地运作。例如，如果买主不信任卖主对某

    一产品的质量承诺，他就不会情愿付钱买它；如果投资人不相信投资银

    行有关一个需要资本的公司的说辞，他们也不太可能会购买该公司的股

    票；如果银行对借贷者还贷没有信心，它就不会傻到去放贷。在所有这

    些情形中，没有信任，潜在的帕累托效率就不可能实现。一般而言，没

    有信任，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就不会出现，通过市场进行合作也变得不可能。

    信任重要，但也不容易建立。造成这种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交易双方

    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和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的道德风险行为。正如阿克罗

    夫(Akerlof，1970)所证明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市场失效。然而，不应急于得出结论说，信息不对称必然会导致市场崩溃。完全信息假设

    是新古典市场经济学的缺陷，但绝不是市场机制自身的缺陷。我们必须

    认识到，市场不仅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是一只观察和监管代理人行

    为的“隐形的眼”(Shearmur and Klein，1997)。那就是声誉机制。尽管

    在特定情形下政府支持的法律体系对使代理人遵守承诺是必须的，但日

    常经验与大量学术研究表明，由官方执行合约通常代价高昂且不具操作

    性。在多数情况下，以市场为基础的声誉维持着活动的诚实。任何想在

    竞争市场中生存的人都必须建立值得信任的声誉，否则市场会将其逐

    出。在市场经济中，对企业而言，声誉与品牌是最有价值与竞争优势的

    资产。诚如很久以前亚当·斯密所说，诚实是最好的商业政策。市场已

    创造出众多使本不可能的合作——特别是陌生人间的合作——成为可能

    的中介(诸如企业、投资银行、信用评估机构等)。在人类历史上，声

    誉从未在任何其他制度中像在市场经济中那样如此有价值，并扮演如此

    重要的角色。与市场在存在不对称信息时可能不起作用的传统论点不

    同，我想争辩说，信息不对称或许是需要市场机制的另一个——或者很

    可能是主要的——理由。没有信息不对称，计划经济或许可能与市场经

    济一样有效率!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比计划可以运行得更好!极

    为不幸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均未对市场经济的声誉

    机制予以足够重视。

    就企业自主权与价格自由化而言，人们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

    度已经足够高了。然而，中国市场非常无序。欺骗和造假盛行，合约常常得不到遵守，国有企业亦时常拖欠银行贷款(导致占全部银行贷款约

    25%的坏账)。混乱不仅存在于产品与信用市场，也存在于证券市场。

    自两大股票交易所(上海和深圳)于1992年成立以来，国有企业在融资

    上一直是居于支配地位的玩家。上市国有企业把股票市场当作它们的提

    款机。他们操纵会计账目，欺骗私人投资者，毫不在乎他们的声誉。大

    量上市企业从事过欺诈。自1993年以来，1200家上市公司中约有200家

    曾遭中国证监会(CSRC)、深圳股票交易所(SZSE)和上海股票交易

    所(SHSE)实施执法行动。从事欺诈的企业在全部上市企业中的比率

    远高于诸如美国等其他国家中丑闻企业的比率(张维迎，马捷，2005)。结果，创立13年之久的股票交易所差点被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

    所摧毁。

    中国市场为何如此无序？为什么国有企业如此不在乎他们的声誉？

    某人或辩称说，原因是有利于市场运行的法律体系在中国尚未发展完

    善。尽管这部分属实，但我深信，问题源于国有制的本性(张维迎，2001)。声誉只能来自重复博弈。要一个人有建立良好声誉的激励，则

    他必须有长远预期，必须愿意牺牲短期利益以换取未来回报。界定清晰

    的私有产权为所有者提供了进行重复博弈的合适激励。相比之下，在国

    有制下，每个人都进行一次性博弈，声誉毫无价值，赚快钱才是其最优

    战略。

    特别地，如克莱普斯(Kreps，1990)所指出的，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声誉的承载者。然而，要让企业去承载声誉，以下三个条件必须

    成立：

    1.企业必须有真正的所有人。如前所述，声誉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

    的(无形)资产。企业的有形资产其实是它的运营成本，而不是企业的

    真正价值。企业所有权事实上是由谁对企业的声誉拥有剩余索取权来定义的。所有人的角色就是维持与巩固企业的声誉。当企业雇佣很多人，任何人的错误行为都会损害其声誉时，尤其如此。没有真正的所有人，没人会保护企业的声誉，声誉就会失去。

    2.企业的名称在市场中必须是可交易的。声誉的价值包含在企业的

    名称中。只有当所有人拥有为经济回报而将其转让的自由时，它才可能

    是完全可获得的。所有人有多大的动机维持与巩固企业的声誉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其交易性。例如，如果麦当劳不能授权经营，该企业就不会具

    有如此大的价值。

    3.市场中必须有自由准入与退出。没有自由准入与退出，声誉良好

    的企业就不能逐走声誉恶劣的企业。结果，现存企业可以享受巨大的垄

    断租金。当消费者不能惩罚企业的不诚实行为时，声誉的价值相对就较

    小。

    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国有企业不在乎其声誉。当企业

    由国家所有时，没有人拥有对其声誉的剩余索取权。国有企业的名称通

    常是不能交易的。即使当它可交易的时候，它也不能被正确定价，因

    为“卖主”不能占有销售收益。对私人企业准入的限制和软预算约束也使

    得国有企业的生存较少依赖于其声誉。当政府官僚的利益与企业声誉无

    关时，他们为什么要在乎它呢？鉴于官僚们没有适当动机去依据才干任

    命经理人，国有企业经理人觉得他们的职位非常没保障，他们没有未来

    可在乎。因此，他们完全具有进行一次性博弈赚快钱的动机。所有这些

    因素导致了声誉的失效。打个比方，声誉就像一棵树。国有企业的经理

    人可能有动机去种草，但绝无动机去栽树。

    结论是，自由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与声誉机制这只“隐形的

    眼”共同使市场得以运行。在国有经济中，即使价格被放开，声誉机制也不能正常运作。因此，国有企业主导的市场必定是无序的。

    竞争驱动的民营化

    尽管许多学者将中国的经济改革称为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与大多

    数东欧和原苏联等国家不同，中国政府从来无意放弃国有企业。相反，在中国，国有企业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没有了国有制，中国就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目标仅仅是要通过引入市场竞

    争来改进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而非要建立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

    场经济。私有化从未被采纳为官方的改革政策。主张私有化的学者常常

    被谴责为“资产阶级自由派”。

    然而，改革的后果大大超出了预想。今天的现实是，尽管国有企业

    在一些关键产业(包括石油、电力、电信和金融部门)仍居于支配性地

    位，政府依然坚持国有企业应该在整个经济中扮演支配性角色，但非国

    有部门(包括外国所有、合资、混合所有制及国内私有企业)已经成为

    或将要成为许多产业中的主导角色。1978年，中国工业总产出中近五分

    之四来自国有企业。到1997年，国有企业的份额已经萎缩到几乎不超过

    四分之一(中国国家统计局1998：99)。更令人惊讶的是，自20世纪90

    年代初以来，自发的和地方政府发起的国有与集体企业私有化通过被各

    种冠以改制的官方名义的途径在加速进行，这些途径包括公开募股、公

    开出售、经理雇员赎买、租赁与合资(Li，Li and Zhang，2000；

    Garnaut，Song and Yao，2004)。到1998年年底，超过80%的县及县以

    下国有和集体企业都经历了改制，后者在很多情况下涉及直接私有化

    (赵晓，1999)。一项对工业国有企业的全国调查估计，到2001年年

    底，86%已经完成改制，约70%已被部分或全部民营化。[13] 苏南是一

    个很有趣的个案。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与私有企业占主导的浙江模式相比，苏南模式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新型公有制的经济模式”。然而到

    2000年年底，近百分之百的村属企业，95%的镇企业，90%的县属企业

    和85%的市属企业已被民营化(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2001：

    5)。浙江的私有企业模式最终宣告了对江苏的公有制模式的胜利。

    有趣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分权而非发展私有体制，始于搞活

    国有企业而非将其民营化。什么是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不期而至且加速

    兴起的背后驱动力量？是什么激发了地方政府将其控制下的企业民营

    化？

    在李少民、栗树和和我本人合作的论文中(Li，Li and Zhang，2000)，我们发展了一个理论模型以探讨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文章中，企业所有权以谁持有剩余索取权来定义。[14] 民营化是将剩余索取权从

    政府转移到经理人手中的过程。为便于阐述，我们着重于探讨产品市场

    中的跨地区竞争如何激发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后者通过地方政府所控制

    的公有经济中的官僚与经理人间的互动进行。[15] 我们发现，当跨地区

    竞争足够激烈时，每个地区都不得不降低生产成本。鉴于经理人的努力

    是无法证实的，地方政府或许不得不将全部或部分剩余股份给予经理

    人。总的来说，激烈的产品竞争刺激了私有财产体系的兴起。我们接着

    使用中国40多万家企业的工业普查数据，将我们的理论付诸严格的经验

    检验。检验强烈支持我们的假设，即跨地区竞争是中国向民营经济体制

    转型的驱动力。

    尽管我们的文章着重于研究地区间的竞争如何引致对现存国有企业

    的民营化，但我们相信，同一逻辑也可以被用以分析跨地区的竞争如何

    引致新的私有企业的建立。正如我所指出的，正式的公开私有化在中国

    从未被采纳为一项中央政府政策。然而，竞争比意识形态的力量要大得

    多。不管中央政府是否会绘制完全非国有化的蓝图，我们的理论与现实均表明，民营化过程将继续按其自身的逻辑与力度加速进行。

    中国的经验表明，“看不见的手”不仅在资源配置中强大有力，亦在

    创造制度中强大有力。一旦分权开始，市场竞争可能引发私有企业制度

    自我强化式的发展。接着，新建立的和被民营化的企业会加剧市场竞

    争。这即是来自中国改革的一个主要经验。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我们理论的意义超越了中国与前社会主义经

    济。根据近期的一份世界银行报告，我们看到国有企业产出在许多国家

    仍占有巨大份额，不仅包括转型经济，还包括发展中经济，甚至工业化

    经济(世界银行，1995：31和56)。但是跨越国家与时空来看，国有企

    业总的来说表现欠佳。在过去20多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国有企业私有

    化不仅发生在社会主义与发展中经济中，也发生在发达经济中。我们推

    测，缘自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跨国竞争一直是——也将继续是——全球

    范围的私有化运动和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转型背后最根本的驱动力之一。

    结论

    基于中国改革的经验及作者过去的研究，本文已证明，国有制与市

    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市场中的竞争行为不能独立于企业的所有权结构。

    我特别证明：

    1.在国有经济中，随着竞争加剧，国有企业更可能将价格定得低于

    边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竞争可能是过度的(或破坏性的)。

    2.国有制下的竞争可能导致极端的过度准入。即，较之任何私有经 ......